对中医师承教育的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中医师承教育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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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观解读:教育的内在价值线索

1.1知识观的历史发展

从古至今的哲学一直在思索什么是知识，人类对知识理解经过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古代知识观以宗教或神学为依托，追求形而上学的知识，希望为世界提供终极性的本体论解释;现代化哲学观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分界点，实现了“知识论转向”，希望能让知识庇护在现代科学的光芒之下，强调知识的普遍性、客观性、中立性、统一性;后现代知识观以现代知识观批判者的角色登场，追求知识的境域性、个体性、差异性，通过对现代知识观的质疑、批判与超越，改变现代知识观对社会的垄断，具有一种强烈的解释学意味。

1.2知识与教育

“知识观与教育的固有联系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斩断。”叫特定的知识观总与特定的教育模式紧密联系，首先，知识是教育进行代际传递的重要内容，离开一定的知识观，教育无法进行;其次，知识是教育得以进行的载体，其他的教育影响主要附着于知识之上进行;第三，教育反过来作用于知识，教育是知识的生产母体，在教育的不断良性循环中推动知识世界的丰富完善。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知识观都有其特定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很难以某一种知识观应对所有的教育问题。虽然西力一文明兴起以来的数百年问，西力一学者努力以西力一知识体系的标尺来整合所有人类形成的知识。然而，这种尝试的结果却是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文化差异。

1.3中医知识观的特点

中医知识是人类文化长河中独特的一支。与西力-医学知识不同，中医知识往往“可以意会，难以言传”，其知识的大部分属于隐性知识的范畴川。中医药知识往往世代传承，具有典型的隐性特征。‘已更多立足于中医药学家长期的临床实践与体验，在过去往往为个体所独有，难见诸于文字。中医药知识与西力一传统的生物医学知识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类知识体系。当代中医师承教育的兴起，一力一面暴露了院校教育的不足，另一力一面则允分体现着中医知识特征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医高等教育需要高度关注中医的知识特征，以适合于这种知识建构特点的教育模式来促进中医药教育的发展。

2中医师承教育研究的知识观解析

中医师承教育虽然源远流长，但面对肇始于西力一的现代教育制度，特别是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批量生产式的教育培养机制，因其“效率低下”而饱受垢病，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究其原因，未允分认识到中医知识观与西力一医学体系的差异，未允分重视教育模式与特定知识观的匹配问题是其关键。

2.1传统师承实践中的知识观解析

以传统师带徒的力一式在中医高等院校内或医疗机构展开师承教育是当前师承教育的主要实施力一式，同时亦是被垢病之所在。例如，上海的师承学位班川，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师承培训叫等，基本保持了传统中以师承教师为核心，通过跟师临证的力一式展开，与传统做法基本没有差异。亦被认为容易导致门户之见、缺乏规范性、效率低下、简化和忽视西医知识等不足川。从知识观角度来看，上述中医传统师承的缺陷却正是中医自身的特点所在。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决定了每个医者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解决问题的力一式，每种病都需要根据当时当下的各种情况对诊疗的力一案与策略进行灵活调整与运用。而这种特点将必然导致所谓门户之见、缺乏规范性等“缺陷”。因此，传统师承的实践需要考虑特定的知识结构特征，走出一条与西力一医学高等教育不尽相同的道路。

2.2传统师承改造研究的知识观解析

与实践领域对中医知识观的忽略相类似，理论研究亦未能摆脱这一倾向。基于对传统师承的批判，有学者提出应对传统师承力一式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医高等教育体系。如将传统师承抽象成为课程川，将传统师承以补充临床实习的力一式纳入等叫。然而，这些建议虽然能够保留传统师承的形式，却有可能会失去师承对传续中医临床知识经验的价值。这些建议未能避免从西力一医学教育的角度来评判中医。近代中医高等教育本身即来自于对西力一的学习，而不是对中医自身规律的研究。中医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其中以隐性知识为主川，而西力一医学则是以显性知识为主建构起来的。从知识观来看，中西医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传统师承的改造与当代中医院校教育整合的研究，必须以中医知识观为基础。

2.3传统师承的借鉴与整合研究的知识观解析

借鉴西力一医学教育中的经验，探讨传统师承与中医院校教育的整合亦是当前师承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通过对比牛津导师制与传统师承，进而探讨在中医高等教育体系推行导师制的可能性mo。然而，这类力一法往往只关注了那些形式上相似的制度，却并未注意从知识内涵层面寻找比较对象。长期以来，向西力-学习的经验让我们不自主地容易产生西力一医学教育比中国传统医学教育先进的先在理念，这导致在借鉴过程中容易出现不顾自身特点，一味强调西力一优秀的倾向。但正如上面所讨论的，既然教育模式是为特定的知识观服务的，那么借鉴就首先要考虑借鉴对象的知识特点，只有立足于知识观的特殊性，对西力一医学教育模式的借鉴才是有意义的。

2.4重视中医知识观的特殊性是中医师承振兴的关键

中医师承教育正在兴起，这体现了中医知识观的特殊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实际上，中医师承在建国后长期被排除在院校教育之外，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重新开始受到重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院校教育在中医隐性知识的传递上存在先天短板，而师承教育在这力一面的作用则是有口共睹的。师承的兴起在提醒我们，中医和西医的知识观存在着重大差异，脱离中医知识观特殊性的教育容易丧失自身特色，进而阻碍中医的发展与兴盛。此外，教育本身对知识的建构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医师承体现着中医知识的最本质的特征，重视中医知识观的特殊性是中医师承振兴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也必然会导致对中医知识观特殊性的更深入探讨。

3以中医知识观为核心的中医高等教育再构

3.1以本土为主，借鉴西力一有益经验

师承制度在中医师的培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努力协调师承教育与现代学校制度之问的关系，使学生能够既有中医学的知识与能力，又具有更为开阔的世界性医学眼界。总体而言，“西力一现代制度，从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到民主政治，几乎己全球化，启蒙的-些价值如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己为大多数的现代化国家的人们所承认”mo，具有较多可以参考的地力一，而且，西力一高等学校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时代，比我国的近代大学要早几百年，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有许多东西可以供我们借鉴。不过，虽然西医的带教力一式确实能够帮助学生学会许多有积极意义的经验、技能，却并不能让我们放弃师承教育理应坚守的教育立场，尤其是作为精华的、具有本土传统的医学价值取向与实践操作的经验，这对于中医师承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是中医师承教育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根基所在。

3.2以学院为主，吸纳草根力量参与

当前中医呈现出民问与学院两个重要的发展取向，在民问有大量真正具备丰富的中医临床经验的医生，但口前民问与学院基本上径渭分明，没有太多的交往与沟通，民问中医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甚至处于一种被正统看不起的角色定位。实际上，民问的许多中医人才具有较高的水准，将他们称之为草根绝不意味着水平的高低，而是从掌握资源的角度进行的权力话语界分。他们是传统中医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支柱，也是不可多得的中医教育资源。学院派与草根力量互动合作取得成功不是没有先例，我国西部唯一个以客家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广泛吸收高校、科研机构和地力一文史工作者等力一力一面面的力量参加，在推进西部客家文化研究与开发中起到了巨大作用yz}。尽管合作发生的领域不一样，但是，其中的道理和路径是完全可以迁移的。

3.3以“术”为主，提升“道”的修养

中医的精髓在于临床实践，这也是医学存在的根本立意所在，传统的教育力一式过于强调理论，对于将理论转化为临床却力量有限。因此，一定要加强“术”的培养，在临床带教过程中让学生学会一些实践操作力一法，而不是轻松地坐而论道。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道”的修炼，当前临床带教的培养制度，由于受到时问制约，而且不停地在不同的科室轮流学习，无法在某一个中医师那里得到较为长期的指导，也很难得到作为中医诊断治疗灵魂的灵活性，而从“道”的角度来说，这会影响学生对中医学更深入的把握与体会，客观上亦导致了许多学生在毕业后，更习惯于以西医力一式开药，而不是看中医之道。总之，“道”“术”结合才是中医师成长的路径。

3.4以外显为主，关注内隐知识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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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军校与部队合作 军事职业教育 改进建议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8（b）-0000-00

军校与部队的通力合作是提高军事职业教育水平的重要基础，是军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条件，我军院校自从实施军事职业教育以来，逐步认识到军事职业教育要想取得成功离不开军校和部队密切、高效的合作。但是在具体的合作实施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条件限制，军校和部队的合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到军事职业教育的实施效果。为此，本文分析了军校与部队合作实施军事职业教育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并且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改进建议和措施，以便进一步提高军校与部队合作的水平，使合作更加富有成效。

一、军校与部队合作过程中的问题

目前在军校与部队合作实施军事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部队的能动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在军校与部队合作过程中，军校教学是合作的主体部分，培训场所和培训设施基本由军校提供，承担对学员考核的主要任务，也对学员的评价起着决定作用，二者的合作从整体上看是军校牵头、部队配合，部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制约了部队对学员培养发挥更大的作用。

2.部队培训的比重相对较低。

现行的军校与部队合作，基本上是先在军校学习，最后到部队培训的培养模式。虽然在军校学习时也有实践课，但实践教学由于缺乏真实的现场气氛和岗位环境，学员技能的培养距离部队需求还有一定差距。而且在时间分配上，部队培训时间总体上也少于军校学习时间，必然影响学员从理论向实际技能转化的过程。因此，由于部队培训的比重相对较低，军校教育没有与部队训练实现有机融合，必然制约了军校与部队合作的质量。

3.部队业务部门的指导作用还不明显。

部队各专业的业务部门，在军校与部队合作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目前业务部门主要是对部队各岗位人员实行培训、考核，而军校学员在部队的培训、考核则由军校的教员和具体接收培训单位负责，业务部门在军校与部队合作中的指导地位还没有树立起来，其话语权和决定权还相对较低，同样也影响了合作的效果。

4.军校与部队合作培训目标和课程体系还不完善。

军校由于受长期学历教育的影响，培训的课程大部分仍然考虑知识系统的结构完整性，而没有从任职岗位的工作任务需求出发来编排，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军校为部队打赢服务的培养目标；另一方面，为了迎合部队对学员胜任岗位的显性需求，军校教学片面强调首要岗位任职技能的培养，削弱了学员自我发展等隐性课程的学习，影响了学员将来应对岗位流动、任务要求提升等所需能力的培养。因此，军校与部队合作中由于培训目标和课程体系还不完善，也是影响合作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5.军校与部队合作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在制度建设上上，保障军校与部队合作的法律法规相对缺乏，基本上是一些纲领性、指导性的文件，并没有对部队和军校各自在合作中的任务做具体、明确和刚性的规定，在培训实践中往往缺乏有效的约束力和执行力，导致军校与部队从方便开展自身的教学工作和训练任务角度出发，各自对这些政策做出不同程度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校与部队合作开展的力度和效果。

二、对军校与部队合作的改进建议

为了使军校与部队合作开展地更有成效，提高军事职业教育水平，必须考虑合作中实际的国情、军情等具体情况，制订出的建议措施才能切实可行，更具成效。根据目前军校与部队合作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工作作为切入点，来推动合作的进一步开展。

1.多方参与，各负其责，整体协调。

军校与部队合作是以部队、军校为主体的多层次的合作，需要多方参与的运行体制。其中，主管机关在军校与部队合作中要做好顶层设计和综合协调的工作，根据实际反馈情况及时调整指导方针政策；业务部门要认真负责对有关部队任职岗位的认定与编制工作，指导、监督培训部队与军校密切磋商制订学员培训考核计划和技能标准要求；军训部门主管军校教学工作，协调军校与部队合作培训政策的执行，以避免军校与部队合作时出现较大的偏差；合作部队要根据业务部门的要求与计划，为学员提供高质量的培训设备和指导教官，培养好学员的各项实践技能；军校教育部门在军训部门的领导协调下，根据与培训部队制订好的教学培训计划，以学员为主体，打牢学员的理论基础，为学员的部队培训做好知识储备。只要以上五个部门各负其责，就能够促进军校与部队合作的顺利实施，推动军校与部队合作健康发展。

2.改善教学条件和培训设施。

根据军校目前的教学组织实施条件，以及部队训练任务繁重的客观事实，部队训练与军校学习交替进行在短时期内还难以做到，尤其是一些军校本身还远离培训部队，客观上交替培训条件不允许，给军校与部队合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根据自身情况，努力改善军校的教学条件和培训设施，在军校内建立贴近部队实战的培训场所和实践基地，尽可能地模拟部队的训练环境，训练器材既要通过军校自己开发研制来获得，更要通过部队主战装备的调拨来获得。这样，既保证了学员技能培训的质量，也相对于到部队培训容易实现。

3.改革课程体系、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要加强军校与部队合作的有效实施，需要打破课程门类界限，把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技能培训课、岗位实践课混合起来实施教学。首先，在课程体系的改进上，以任职能力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岗位技能重新组合课程模块，在课程设置上以岗位分析为导向，在课程开发上以工作过程为牵引，既开设显性课程，也开设隐蔽课程；其次，要优化教育内容，坚持理论教学为技能培养服务的理念，瞄准战争需要和岗位需求，理论联系实际[1]，也要着眼未来战争发展变化和新技术革命，实践训练以智力技能训练为主，以模仿性的操作技能训练为辅；最后，改革传统的教学手段，将教学组织方式改变为“以学员为主体、以教员为主导”，研究、开发利于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模式，提倡师生互动过程中创生和体验环节[2]，帮助学员在学中做，融会贯通。

4.“双师型”教员培养和部队教官引进并举。

加强“双师型”教员队伍建设是提高教员质量的客观要求，一方面理论教员不但有扎实的专业理论水平，还要掌握相应的专业实践技能[3]；另一方面实训教员不但有丰富的岗位技能和实践经验，还要具备一定的教学功底和方法手段。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同时从军校和部队两方面入手。军校方面，既要鼓励教员在职进修，到专业对口单位或高等学府补习充电，同时也要充分利用部队任、代职和去部队调研的一切机会，深入部队学习和实践，及时更新装备使用和训练作战的最新知识与战法，掌握最新的实践技术。部队方面，也应当积极配合军校的教学工作，使军校能够引进业务强、技能精、有经验的训练骨干成为军校的培训教官，以弥补军校技能训练教员的不足，提升军校技能培训的质量。

三、结束语

军校与部队合作的使命是培养出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这迫切需要提高军校与部队合作的水平，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在分析目前合作中主要问题的同时，更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研究军校与部队合作的要求和特点，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改进建议，努力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军校与部队合作模式，为提高军事职业教育的效果质量，为培养合格打赢人才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黄健，何率天，王正武.加强“内涵化”教学，提高任职教育的质量[J].教育探索，2009（6）：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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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统中医教育现代中医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走出困境

我国中医高等教育起源于上世纪中叶,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大众化教育,并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等中医学专业人才,从这一点看高等中医教育是成功的。然而,当前中医高校毕业生整体素质下降,这使得许多人对高等中医院校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产生了质疑,现代中医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如何发展的困境。[1]笔者通过传统中医教育和现代中医高等教育的对比研究,对现代中医教育作出一些探讨,以期对现代中医的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一、传统中医教育与现代中医高等教育的比较分析

(一)选拔方式

传统的中医人才选拔需要通过不断的考核,确认其医学知识够得上准入资格和自身道德没有大的过失方能继续深造学习,如此就可以确定通过的学生拥有足够的医学基础和一定的道德修养。如清代造就医官人才,分为内教习与外教习两种。内教习是教授内监中的学医者,外教习是教授普通平民及医官子弟中的学医者。外教习人员的选拔及培养均极其严格。按照规定:“初进医生,自取同乡京官印结,赴院(太医院)具呈报明,经本院首领厅验看后,再取本院医士、医官保结,由堂官(院使,院判等)面加考试。医学可造就者,准其在院候试,挨次顶补。”这些经过重重考核、确系“通晓医理、身无过犯”者,才可以进入外教习厅学习。[2]

现代中医高等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是经过高考选拔,学生只需通过相关中医专业的分数线即可进行深入学习。这种选拔方式通过的学生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但在确认其是否具有足够的医德修养基础和合适的学医动机方面缺少一定的选拔标准。

(二)医德教育

四川名医陈鼎三曾说:“以德统才方为良医。”传统中医教育在准入和学习过程中都有对学生的医德教育,学生在接受医学理论和实践知识的同时,也接受师辈或者父辈的医德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该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中医人才有良好的医德修养。[3]

现代中医教育在医德修养的培养上主要靠学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的能力,对学生的考查较缺失医德教育流于形式的现象较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无法保证中医人才能否对病人负责,对自己负责,对自己从事的这一职业负责。

(三)专业知识结构

在传统中医教育模式下,学生学习的内容除了相关理论的书籍外,主要学习师傅或者父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学生往往是师傅或者父辈所属学派的继承人和发扬者,使得各学派有传人。其不足之处在于学生自承师意而不易接受其他医家、学派的学术思想,在知识结构和能力方面会有一定的局限性。[4]该模式下培养出的中医人才,学术界限清楚,多不容易接受或兼容其他学术派别的思想与技术。

现代中医高等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将一部分的课程划归为西医课程的学习,使得现代中医人才中西兼学,没有了知识结构单一的缺限和学术思想的派别限制,认识能力也大大加强。目前大部分中医药高校多学科发展,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也不断丰富。

(四)中医理论基础

传统中医教育十分注重中医典籍的学习,这使得学生具有较为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师承教育形式一般要求学生在学习初就必须熟记汤头、药性等,在应诊中逐渐融会贯通。中医带徒,更会要求弟子认真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世医之家的家传教育中,父辈从学生年幼时便授以脉诀等理论知识,作为定向培养,因而学生有较扎实的基础。[4]

目前以院校教育模式为主的现代中医高等教育,教学多以中西医并重,有的高校甚至缩减了中医课程,增加了部分西医课程。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步压缩,甚至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1]为了通过英语四、六级和学位英语的考试,中医专业的学生花了大部分时间用于英语学习,而对中医典籍课程应付了事成为普遍现象,致使其对中医理论基础的掌握不够扎实。

(五)实践与临证

中医学是一门经验学科,在传统中医教育模式中,师承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将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合二为一。[5]学生在每天随师侍诊的过程中将中医典籍中的经文含义、方药用途,以及师傅辩证论治的点滴经验同实际相印证,逐步完成对中医概念、理论的深刻理解,特别是领悟其中某些不可言喻的意蕴。这种形式使枯燥乏味的理论、概念在生动、直观的临证过程中还原为具体感知。[6]

现代中医高等教育有其优势和特色,但现行的教学模式过于突出“课堂,教师,教材”的中心地位,学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听说教、啃书本、背概念,学生只是通过机械地记忆去消化前人总结归纳的经验。而中医学理论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特征恰恰是这种“灌输式”教学方式所难以逾越的障碍,并且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被割裂为相互独立的两个阶段,缺乏在实践中结合理论知识的机会。[6]

(六)传统文化的学习

中医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将中国传统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进行完美结合的一种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双重属性。因此,中医专业的学生要想在中医学上有所发展,就要对中国的宗教、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面有一定的认识。[7]

师承教育历来重视传统文化和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养,而且为其以后在中医领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孙思邈强调医生“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医说》谓:“凡为医者,须略通古今。”[3]

现代高等中医教育往往注重专业知识传授,而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相关知识的学习。必修课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很少,有些高校在选修课中设置了一些传统文化的课程,但这很难保证学生得到较好的学习,其重要性也得不到体现。

二、对现代中医高等教育走出困境的建议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现代中医教育要走出当前面临的困境,应当注意树立正确的学医动机和选择适当的学医时机,重医德修养,注重中医典籍的学习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以及课堂与临证并重,等等。笔者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中医专业思想和医德的教育

在当前高等中医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传统选拔方式的可行性有待商榷。因此,通过高考选拔的中医专业学生大多数没有明确的学医动机和一定的中医基础。针对这种情况,加强入学专业思想的教育尤为重要。大学新生的知识接受能力和记忆能力较强,各中医高校应将名家学说、医案、经典著作、中医面临的机遇等作为讲授内容,采用讲座、课堂讲授、讨论等方式,使学生了解中医的源远流长,调动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医热情。

医德教育需要理念灌输和行为培养双管齐下。在理念灌输上,各中医高校应把“大医精诚”的思想通过深化和衍化融入到办学理念中,成为校风、学风的核心思想;各中医高校可设置医德修养的课程,通过课堂教育,培养学生的公共精神、社会责任感、医生的使命感。在行为培养上,各中医高校应建立相关制度和规定,将理念贯穿于实际行动。各中医高校医德的培养应重在持续、落实,切忌流于形式。

(二)改革课程设置

中医知识结构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以中国春秋至秦汉之际的文、史、哲和其它学科知识为基础而形成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第二,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和温病学为代表的经典医著。第三,《伤寒杂病论》、温病学和出于历代临床医家之手的代表性医著是中医临床医学的核心。第四,以中药治疗为主体,包括针灸、推拿、按摩、导引等疗法。

课程设置是实施教学的基本要素,课程设置要完整、准确地体现中医学的知识结构体系。当前各中医高校应当认真改革中医课程设置,传统中医教育的基础理论无不包括《素问》、《难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经典。[1]此次,中医专业学生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笔者建议各中医高校可增设《易经》、《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等课程。当然,西医的课程不是不要,各中医高校可安排在高年级阶段。中医的知识比较抽象,西医的知识比较直观。当学生把握了中医理论基础的体系以后,再学习必要的西医西药知识,是比较科学、明智的安排。[8]

(三)增加临证时间

现代中医高等教育临证时间少,先集中时间读书,再集中时间实习的模式也不尽合理。当前中医本科学生在校期间不可能普遍实行个人拜师学徒的方式。笔者建议各中医高校实行读书与临证长期交叉进行的制度,学生的学习至少应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医院内度过。各中医高校可以通过压缩课堂讲授课时,增加学生自主学习和临证时间,每一段理论学习之后,安排学生进行临床学习,实现临证与课堂学习的交叉进行。此外,笔者建议规定中医专业的学生充分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到中医院参加社会实践,使其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中医的实践学习,锻炼其实践能力。[6]

参考文献:

[1]赵志英.浅论中医高等人才之现状.中医药导报,2007.2,VOL13,(2):20-21.

[2]梁峻.清朝中医考试.中国中医药,2003,(3):36-37.

[3]丛林.一代名医成才的基本经验.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2,26,(6):402-407.

[4]程磐基,吴鸿洲.中国古代医学教育模式探讨.中医教育,2000,19,(2):47-48.

[5]吴荣,王阶.中医传承方学法浅议.中医杂志,2006,47,(6):475.

[6]温茂兴.中医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之比较.江苏中医药,2005,26,(10):60-62.

[7]王新陆.再论中医学的双重属性.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9,(2):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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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长河中，传统一直在以自身的方式延续着。当传统被边缘化甚至异化后，延续传统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受到冷落而难以为继。当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时，传统又受到重视。传承，是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主旋律。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临床实践经验是其奠基石。学术造诣精湛、实践经验丰富的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继承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加强学术传承方法的研究，在方法上有所创新，提高学术传承的效率和质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中医学术传承方式

1.1 师承授受

中医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传统科学，在其漫长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师承。一直以来，中医学就是以师承方式为主，通过师传徒、父传子的形式，将前论及经验延续至今。虽然唐代政府便设立“太医署”，担任医疗单位和医学教育机构的角色，有的州还建立了地方性医学教育机构，一直到清朝“太医院”，中央政府的医学教育不断发展扩大。但这些教育机构并没有成为中医教育的主流模式，主要的中医教育还是在民间以家传和师带徒的师承形式或自学等方式进行。

所谓“古之学者必有师”，我国历史上的名医绝大多是通过这一途径造就的。如张仲景师从张伯祖、李东垣师从张元素、金代名医刘完素的私淑弟子有张从正、葛雍等。清朝有资料记载的有拜师或授徒经历的名医更是数不胜数。仅拿一县来讲，《孝义县志》记载：“全县中医师承方式有二，一是祖辈相传，一是师徒相授，间有自学成医者。祖辈相传，在境内著名者有沈士廉(梧桐人)，从清道光三十年(1850)其高祖沈作极始，至其子沈鸿仪，六代相传；张正元(下堡人)五代相传；冯芝馥(石像村人)四代相传，田春龙(田家庄人)、刘天栋(岭北村人)三代相传。这些中医世家代代在前辈的指导下，饱览家藏医学经籍，悟领医中妙绝，在中医医术方面各树一帜。师徒相授：清末至民国初，境内有10多位名老中医收带徒弟，如李映官(司马村人)儒士出身，自学成医，慕名求学者甚多。他精选医学典籍，制定教规，依他所编医学入门三十六字歌诀(先读汤头药性，继学脉诀针灸，余读内经注释，再学诸医细究，着意修行斯道，潜心细下功夫)而施教。名中医赵明瑞是其高徒之一，并著有《金匮发挥》一书。”[1]一个县中有记载的祖传或授徒医家就如此之多，可见师承教育的确非常兴盛。

1.2 学校教育

我国医学教育的端倪见于战国至秦汉时期。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脉法》开篇即称“以脉法明教下”。《脉法》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由于当时尚无医学官学教育的记载，而且在春秋时期，官学教育由于王权衰落而逐渐趋于衰落，文教官员流于四方，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2]的现象。这部《脉法》当为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私学教材，或可以推论当时已有学校性质的医学教育。

公元443年，南北朝刘宋王朝皇帝刘义隆采纳名医秦承祖“置医学，以广教授”的建议，创办医学教育机构，这是我国最早由国家创办中医学教育的开始。唐朝在公元624年正式设立“太医署”，包括行政、教育、医疗、药学四科，明确规定组织编制、医学分科、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等制度，这种由国家创办、太常寺领导、太医署管理的中医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比欧洲意大利于公元872年创立的萨勒诺医学校早200多年。

我国医学教育在宋朝逐渐成熟。北宋继承唐朝医学教育制度，设置专门的医药教育机构“太医局”，大力发展医学教育，并开展实验教学。据《元丰备对》记载：“太医局九科，学生额三百人，大方脉一百二十人，风科八十人，小方脉二十人，眼科二十人，疮肿兼折疡二十人，产科十人，口齿兼咽喉科十人，针灸科十人，金镞兼书禁科十人。”明清时代，由太医院兼管国家医学教育，主要是为太医院培养医药专门人才。地方医学教育机构在明清时代设置较为普遍，各府州县均设“医学”，主管地方各级医药行政及医学教育。纵观古代官方医学教育，因其办学规模小、医学生数量少，始终未能在医学教育传承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改变传统的培养模式，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规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学的发展。

近代中医学校的创办开始于1885年陈虬在浙江温州创办的利济堂学校，该校的组织管理和课程设置都已初具近代学校规模。进入20世纪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从到发生，前后创办的中医学校多达80余所，比较著名的有丁甘仁1917年创立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培养了丁济万、秦伯未、章次公、程门雪、黄文东等一大批名医。建国以来，1956年国家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4所中医学院，并将南京中医学校改为南京中医学院。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中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各省、市成立，中医药教育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1.3 家传

《礼记·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可见，中国的世家医学由来已久。在“官守其学”的时代，医学知识可能就是由一些世袭家族来世代掌握并传承的。

当然，世家医学的鼎盛还是在六朝时期，即所谓“门阀的医家”。其中最为显赫者当属东海徐氏。徐氏医学始自徐熙，传至八代，亦医亦仕，史传皆有载，至元、明时犹有余绪，唯不及先世之显。六朝时期，门阀士族势力极重，几乎垄断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源。而世医在这一时期达到最盛，也正是当时的社会形势在医学史中的一个反映。

1.4 文仕通医

范仲淹有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句名言折射出古代读书人选择生活道路的两个不同取向。历代士大夫阶层本来就有留心医药的传统，正统儒家思想也将医药知识视作“养生奉亲”之术，对这一风气也持肯定和鼓励的态度，认为其符合“孝道”，所谓“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北史·许智藏传》)。因此，古代士人大多对医药知识有所接触和了解，有些人还会因兴趣所致，深入研读医书，并取得相当的造诣。

自唐代实行科举取士以后，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被打破，随着官员的构成发生变化，门阀士族的势力被不断削弱，大批出身寒门庶族的士子们踏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与此同时，那些科场失意或无意仕进的读书人往往因迫于生计或兴趣所在，选择混迹于医卜之流，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和文化发展，书籍也变得越来越普及，也为这些人能够通过读书来自学医学提供了便利。读书士子习医业医的风气在宋代以后变得更为普遍，从而形成了新的“儒医”传统。医学史上，此类“儒医”不胜枚举，远如晋代皇甫谧，金代刘完素、张元素树文仕通医之典范，近如近代章太炎鸿儒而通医、岳美中大医亦大儒等。文仕通医一方面提高了医学领域的整体文化水平，有利于医学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儒家“尊经法古”研究思想被移用于对中医学的研究，在注疏发挥经典著作的同时，束缚了中医学的创新，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有消极作用。

2 中医学术传承的特点

2.1 包容性

中医学在其创始形成的过程中就吸收、融合了天下四方的治疗实践，从而充实、完善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也使中医的治疗手段显得尤为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在与外来医学的交流中，中医学也表现出积极吸纳、充分包容的态势。如南朝梁代陶弘景增补葛洪《肘后百一方》、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邀《千金要方》等著作中都引用了随佛教传入的“四大”致病之说，《千金方》中也载有印度传入的药方(如曹婆万病丸、阿迎陀丸之类)。印度的眼科学对于中医眼科学更是影响甚巨，“五轮学说”与“金针拔障术”皆传自印度[3]。五代李殉《海药本草》、元代《回回药方》等均记载有大量的波斯、阿拉伯医药学知识。许多由域外传入的药物，如乳香、没药、苏合香、诃子、胡椒、胡芦巴、藏红花、马钱子等，也在中医治疗中得以广泛应用。

2.2 累积性

中医历史上有很多的学术争鸣，中医学术也在争鸣中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如东汉时出现的《难经》，就表现出对医经家中扁鹊、黄帝两派理论的调和。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方面撰用医经家的《素问》、《九卷》等，一方面增广经方家的《汤液经法》，呈现出医经与经方的融合。元代朱丹溪的学术本身就有调和金元以来河间、易水两派的倾向。至其后学明代的王纶更明确提出了“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明医杂著·仲景东垣河间丹溪诸书孰优》)的会通立场。清代伤寒、温病两派的学术争鸣，最终结出的却是“寒温融合”、“寒温统一”的果实。正因为中医学这种包容性和累积性特征，才使得中医学的知识能够日积月累，随时代推移不断丰富，成为一个蕴藏无尽智慧的伟大宝库。

2.3 变通性

《易传·系辞》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医学的发展正是遵循了自然而然、又不得不然的脉络轨迹。无论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汉书·艺文志》)，分别医经与经方，还是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融合医经与经方；无论是皇甫谧合《素问》、《针经》、《明堂经》为一，还是杨上善分《太素》、《明堂》为二；无论是金元四家各立门户，还是寒温两派分庭抗礼；无论是时时感叹“古方今病不相能”的时方派，还是死死抱定“仲景方为万世之规矩法度”的经方派，其产生和发展都经历了一个自然变通的过程。由此可见，中医学的变通，其根本就在于合乎自然之道，纵有万变，亦不离其宗。

3 中医学术传承的新趋势

3.1 由争鸣走向融合

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中医学术不断由争鸣走向融合，理论(“学”)与技术(“术”)在交互影响中相互促进并结合。

从传说时代开始，中医学术就有东方伏羲(针灸、脉学)与西方神农(药学)的分立，以及其后黄帝岐伯“拟于二皇”的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则有东方齐派医学(卢医)与西方秦派医学(秦医)的分立和对抗，以及后来在《汉志》“医经七家”中的融合。两汉时期，有“医经”与“经方”的分立，以及汉末张仲景对两者的融合。宋金元时期，又有河间、易水两派的分立与争鸣，以及后来朱丹溪吸收河间“火热论”和东垣“内伤论”而对两家的融合。在明代，滋阴学派与温补学派的争鸣继续推动着中医学术的发展，两家大致各承丹溪与东垣之遗绪，既彼此交锋，又相互吸收。如温补学派的“命门”学说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丹溪学派的“相火”理论。至清代，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的争鸣进一步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创新，叶天士的“养胃阴”理论既是对仲景“存津液”与丹溪“滋阴降火”学说的发挥，也是对东垣“补脾升阳”学说的补充，两家最终也走向了新的融合。晚清以来直到今日，整个中医学面临着与西方医学的竞争。“中西汇通”与“中西结合”又成为几代中医学者为之努力奋斗的方向。

无论未来中医学在“中西结合”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多远，这一思路与构想都充分体现出中医学术传承发展不断由争鸣走向融合的基本规律，而这一规律也是“和”这一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在中医学发展历程中的彰显。

3.2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

现代传承研究主要集中在老中医临床经验总结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和现代数学相结合被用来研究专家系统，如电子计算机模拟路志正老中医治疗眩晕经验专家系统、电子计算机模拟赵金铎老中医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经验专家系统等，这些系统主要研究知识的获取、知识的表示、推理和解释。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门新兴技术——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DD)技术。数据挖掘是KDD的一个处理过程，但却是KDD最重要的环节。数据挖掘是从大型数据库中提取人们感兴趣的知识，这些知识是隐藏的、事先未知的、潜在有用的信息，挖掘的知识表现为概念、规则、规律、模式等形式。数据挖掘以融合多个学科、汇总多种方法、处理海量数据、挖掘重要信息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用之整理和挖掘老中医临床经验，采用统一标准的、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数据采集平台，实时、客观、全面采集老中医临床诊疗过程中的信息，形成老中医临床诊疗信息库，用数据挖掘方法提炼老中医临床思维模式、诊疗规则，并通过老中医的反馈、验证，从而将专家经验转化成了可供年轻医师随时参考的有价值的知识，加速人才成长。

通过建立数据分析挖掘平台，利用在线分析处理(OLAP)技术，对名老中临床经验中病-证、病-药、病-方、方-证、症-药等规律实时在线分析与展示。借助建立的通用分析工具，通过老中医名、首诊、复诊、年龄、性别，或症-证-病-方-药的任何方面或他们之间的关联等维度的选择，可以方便地对数据进行查询分析和展示[4]。平台的建成使海量数据全部在临床医生的掌控之下，便于临床科研人员随时分析挖掘，使名老中医经验得以展示，年轻医生方便地学习与继承，进而促进中医总体疗效的提高。

4 问题与展望

师授和家传一直是古代中医的主要传承方式，这种方式还有以下几个优点：师承既有利于发挥师徒双方教与学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学生学习继承老师独特的经验和学术思想，使中医丰富的学术流派代有传人，延绵发展，形成人才链，更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掌握书本上所无法学到的知识；家传教育的优势主要是习医者从小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父教子毫无保留，使其尽得家传秘术。

当然，师承教育也有不足之处，即这种教育方式远远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且缺乏开拓性与竞争性；另外，师傅的个人言行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由于师傅知识和思想的局限性，对学生视野仍会有负面影响。不过，作为经验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师承教育对中医学来说还是利大于弊。

建国以来，中医院校大量出现，成为中医教育的主要方式，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在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方面作用巨大，但学校教育以系统化和标准化为特点，医学生缺乏名家的口传心授，成才速度慢。笔者认为，把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纳入到中医研究生培养体系是培养合格中医人才、提高中医临床水平的有效方法，对于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和研究生培养都有深远的意义。因此，把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纳入到中医研究生培养体系，通过中医研究生参与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既有利于中医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也有利于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的有效开展。

总之，理想的中医学术传承方式应当在规模教育基础上满足特色教育。应用数据挖掘方法如决策树、神经网络技术等研究老中医学术经验，揭示名老中医临床思维模式、诊疗规律和经验，建立中医临床经验的新模式和切实可行的新方法，这不仅有利于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全面继承，而且可以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使中医药学在优良的传承方式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山西省孝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孝义县志·卫生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2.705.

2 吴树平.十三经(标点本)[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