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前的两三千年里，炎黄子孙在神州大陆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帝国，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在这漫长的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不同的关系及其亚种并存，也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寻见各种经济关系消长的轨迹。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封建始终是建筑在综合经济基础之上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封建社会中起这种作用的生产是农业，它的关系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地主通过出租占有的土地收取地租剥削佃农，是这种经济关系运动的轴心。在这种关系中，地主和佃农矛盾对立，相互依赖，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主经济、佃农经济以及与之并存的自耕农经济和各种小生产经济的总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体制，我称之为“地主制经济”。

地主制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多种封建经济类型之一。这种类型的封建经济是否也象领主制经济那样，其本质属性是经济的，或者说它也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并可由此进而认为，凡封建社会必然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呢？这个既不应该教条式地肯定，也不可根据一些表面现象简单回答，最好考察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的运转过程，它的带有普遍典型意义的经营方式，以导找适当的答案。

先看地主经济。所谓地主经济是指地主自身的经济，它是地主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它制约着并存的其他经济，影响它们的。地主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非生产者——地主占有土地经营农业，其经营形式大体分为两大类，即地主经营制和地主租佃制。

所谓地主经营制是地主在自己拥有的地产上进行农业经营；一般以使用雇佣劳动为主，有的使用奴婢劳动或僮仆劳动；产品往往是出售的，当其种植经济作物时尤其如此。所以地主经营大多不是自然经济。实行地主经营制的地主是经营地主，这类地主到明清才逐渐增多；但即使这时，他们在地主中也是少数。因此本文在对地主经济进行质的剖析时以租佃制地主为主要对象。因为租佃制地主才是地主经济成熟了的形态。就让我们用解剖人体去理解猿体那样，通过对租佃地主的分析去认识地主经济一般吧。

地主租佃制就是地主将占有的土地分散出租给佃户经营；自己坐收地租。中国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地主采取租佃制方式进行剥削。除一般民田外，族田、学田乃至王府庄田、官田屯田等等土地占有形式的经营方式的实质也都是地主租佃制，尽管它们的形式或有小异。所以说，租佃制是中国经济中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土地经营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制经济主要是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相伴随的农业经营制度。

租佃地主占有土地的面积大小不等。绝大多数地主占有土地量不是很大，而且往往没有草地、牧场、森林等多种类型的地产。有较少的地主土地占有量相当之大，特别是皇室、王府及缙绅。不论土地占有多少，他们把全部土地分割成小块招佃出租。有的地主留下部分土地自营。自营地的耕作不是采取令租佃土地的佃户提供劳役耕种，而是依靠僮奴、奴仆或雇佣长工和短工耕作。是为租佃地主兼经营地主。地主出租土地的目的是收取地租。有的地主要求佃农劳役，如为之看家护院，家庭服役等，但这是次要的；地主主要是从佃农那里收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的是谷物。通常的地租量是佃地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或于年节之际索些鸡鸭之贡，不占主要地位。地主一般不干预佃农的种植耕耘。当其为佃农提供耕牛、农具或种籽时，或对佃农生产施加某种程序的干预。这是因为提供生产资料带有租凭、借贷性质，干预生产以便于秋后获得满意数量的谷物，并非监督种植计划以满足地主的多方面需要。大地主设总管或管家，其主要任务是催租，是单纯的索取，不是去干涉佃农的生产活动。可见，没有自营 地的地主的经济活动内容不包括农业生产环节。这样的地主是不少的。

再看佃农经济。租地佃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另一种基层经济实体。他与租佃地主相依，无此无彼。这种经济实体主要以夫妻子女（有时包括双亲）组成的小家庭为单位，依靠佃入土地，自备其它生产资料，依靠家庭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佃入土地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家中劳动力数量的制约。他们从确定种植品种直到收获的全部生产活动都独立进行。收获时把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的二分之一左右无偿地缴给地主作为地租。其余二分之一自留，用作籽种、农具等经济条件的补偿、扩大再生产的追加和全家生活消费。有的佃家家庭兼营副业、手作为补充。租种同一地主的各家佃户自行决定所从事的副业、手工业的种类和规模，地主不作统一安排。出卖劳动力，充当短工，往往也是佃农收入来源之一；再不敷时，借贷则是不可避免的了。佃农自负盈亏，跟地主只发生佃地偿租、借债还钱的关系，其经济条件的补偿和再生产不在地主考虑之内。另有一部分佃农自己占有少量土地，同时租入部分土地，都由自家耕种，是为半佃农，其经营方式接近自耕农，属于自有的那块土地上的收获物与地主无涉。

还有自耕农经济。与地主、佃农时存在的相当大量的自耕农，也是由小家庭组成的经济实体。他们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堵阳自有的。土地占有量大体是家中劳动力所能耕种的，或者雇佣少数短工协助即可耕种的。一般地说，自耕农的经济比佃农优越，家中的劳动力也比佃农较多、较强。他们兼营副业、手工业的规模可能比佃农的大。自耕农自负盈亏，在分配方面不与地主发生直接关系；但需向国家缴纳赋税，承担差徭。与自耕农经济地位相仿的是小手工业者、小手工业作坊主，也可包括在自耕农经济这个范畴之内，不另叙。

在讲座自然经济的条件问题时，我们曾经提到，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往往既是强制本经济单位内生产者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劳役地租的有力保证，也是使劳动者按照土地所有者的需要进行分工的保证。这在领主制经济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封建社会中佃宵和地主的关系是因土地租佃关系才形成的。封建王朝也曾给予地主阶级某些特权，使之拥有对佃户的超经济强制力。例如，为保证社会治安稳定而将佃户的户籍编入地主户籍，为维护等级秩序而将佃户的地位置于地主之下，在人口稀少地区制止佃客离开租地他往，以保证劳动人手不致外流，规定佃户不交租应受刑法惩治，等等。这种超经济强制力使主佃关系带有等级特征。不过，由于我国封建政权历来实行中央集权制，朝廷赋予地主的权力，最大也没有达到准许地主拥有独立的司法权的程度。在生产方面，地主一般并不利用这些特权强制佃永按照他的意志进行分工。又由于土地买卖和其他原因，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并不长期固定，因此同一地主的各个佃户难以形成固定的内部分工。地主索来的地租只是清一色的谷物。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租佃地主家庭是不进行生产活动的全寄考消费经济单位。他们的需求却是复杂多样的。谷物地租的价值量足够支付地主一世所需物品的价格而有余，但从使用价值来看，单纯的谷物只能直接供给食物中的主食所需，远不能代其他食品、衣著、住房、车马以及精神方面的各种必需物品，也不能用以缴纳须以货币缴纳的赋税。实物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靠地主经济单位自身无法解决。唯有和其他经济单位彼此发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方能迎刃而解。他们只要出售租谷，就可得到货币，也可以得到一切。他们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因而没有必要强制佃户按照他们的需要分工生产各种实物。单一的实物地租丝毫不妨碍地主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地租形态得以久存。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单一实物地租形态不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的实现条件，租佃地主经济单位不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有一种论点认为，对地主制经济而言，实物地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的地租形式，或者说，实物地租长期占统治地位反过来又巩固了自然经济。这种看法是值的商榷的，因为这里忽略了单一实物地租和多种实物地租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租佃制使佃农相对独立于地主经济之外，佃农既不被强制提供劳役地租，又不按统一要求提供多种实物地租，地主经济要想实现使用价值形态自给是不可能的；那么，地主占有土地和拥有其他资源的数量多少，对于是否自然经济已经没有意义了。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的地主集中占有的土地量很大，在资源方面为实现自然经济提供了可能，租佃制下佃农分散独立经营和缴纳单一的实物地租，使这种可能性再也不能变为现实。

佃农和自耕农有许多共同之外，其基本点是：两者都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都是小农经济。他们耕种的土地面积大小，一般都与家庭劳动力（或加少量雇工）的负担能力相适应；他们的收获物都以农产品为主。作为一个生产型的经济单位，需要是多方面的。除去食盐、陶瓷器皿等生活资料外，要有锹、镐、锄、镰、犁等金属农具，磨、碾、碌碡等石器，乃至车、船等运输工具和耕牛、挽马等大牲畜；有些手工业更需另外一些工具，如织机等。这些都不是小农经济个体能够自给的。

地主和小宵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自都有使用价值形态的收入单一（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并且这个矛盾都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地主制经济总产品中相当的一部分须经过如下的转化：使用价值形态（谷物及副业、手工业产品）卖 价值形态（货币）买 使用价值形态（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经过这形态的转化，生产循环必将发生危机。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五个基本条件，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商品买卖活动对于地主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由地主制经济各个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所决定的。所以说，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条件的，商品经济在地主制经济的运转中不是附加的，不是外在的。地主制经济和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

在分析中，人们有时认为，为了换了 本经济单位使用价值的需要而生产部分产品出售，这不是商品生产，不属商品经济范畴。这个提法可以商榷。说为买而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是对的，但说它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值得重新。因为这实际是，为了论证某种经济单位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简单地根据是否以使用价值为目的来确定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

经济单位生产活动的目的性可有三种不同情况，即（1）为了获得直接消费需要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用生产”，（2）为了换得本单位需要而又不能生产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买生产”和（3）为了价值增殖，简称为“为利润生产”或“为卖生产”。经济单位的生产目的性跟它的生产关系性质、经济类型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生产关系性质 生产目的 经济类型

非资本主义生产 （1）为用生产 自然经济

（2）为买生产 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 （3）为卖生产

从表中可以看出，（1）为用生产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经济类型不同但生产关系性质相同；（2）为买生产和（3）（为卖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生产关系性质不同但经济类型相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虽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类型却是商品经济。经济单位的生产关系性质和它的经济类型，概括的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两者虽有密切联系，但无必然的统一关系。这是因为商品经济并不专门存在于某种性质的生产关系之中，非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必然是自然经济。因此，分辨生产关系性质时，考虑其生产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还是为了价值，分辨经济类型时考虑的却是达到目的的方式，即是否通过外部的货币交换关系。不要因为（2）为买生产是非资本主义经济就认定它不属于商品经济类型；也不必因为它是商品经济类型而认定它必是资本主义经济。人们为了说明（2）为买生产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只看到其生产的目的和（1）一样都是为了使用价值，就认为（2）也是自然经济。这种看法忽视了使用价值的获得是否通过货币交换；而通过货币交换与否，却代表着看不同的经济类型。把（20为买生产看成自然经济，在上是把商品交换纳入到自然经济范畴之中；而商品交换恰恰是自然经济范畴所要排斥的主要内容，否定为买生产是属商品经济范畴，实质也就否定了小商品生产的存在。

我们还应注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买卖问题。地主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或破产而出售土地，自耕农出卖土地沦为佃农，或买进土地变为地主，佃农购入土地成为自耕农乃至上升为小地主等等现象，在中国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千年田八百主”的谚语，生动地反映土地易手之频率。既然土地是商品，土地买卖当然是商品货币关系。在正常情况下，想买土地就得先积攒货币，出卖土地得到的也是货币。小农是存在购进土地的可能性的。经济上升的欲望总在刺激他们扩大土地占有面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尽量扩大（2）为买生产，以便得到多一点货币。由此他们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更多了，而不是保持或发展自然经济。

如前所述，有与农业相结合和与之并存的多种手工业是自然经济的重要条件。地主制经济中的佃农和自耕农确有不少是经营家庭手工业的。为了增加产品、扩大收入，他们有必要这样做；在农业收入不足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他们也有可能这样做，因为家庭是由男女老幼不同的劳动力搭配组成的，便于内部协调分工；还因为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一年内有许多闲暇，佃农和自耕农都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一个小农个体同时从事的手工业项目毕竟是很少的，不可能经营多种手工业。他们选择哪种手工业，要考虑劳动力数量，原料来源、技术传统，更需考虑的是产品能否卖出支。通常的做法是致力于自家能够进行的手工业，尽可能多生产一些拿到市场出售。这也就谈不上家庭手工业是为了自给自足了。为了家用而制造一些手工制品，比如为扫地而自做两把扫帚，与其称之为家庭手工业，倒不如把这算做家务劳动更为贴切。自然经济必须有家庭手工业，但有家庭手工业不一定是自然经济。不能把有关家庭手工业的史料不加分析地统统用来证明自然经济，其中很多只是反映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而已。

许多著作认为男耕女织的耕织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典型表现。乍看起来，小农自种粮食以果腹，自织布匹而暖身，衣食具备，无复有求于他人，也就与商品经济无涉了。其实未必。如前所述，自然经济是有特定含义的，首要的是经济条件的自足。很显然，衣食两项是很重要的，但远非全部经济条件。单一的家庭手工纺织，并不能使经济单位得到使用价值形态的全部自足。不可否认，家庭手工织品中会有一部分是自给性生产，但不能仅仅看到这一部分因而否定出售部分的商品性。再者，如果说“织”是自给，就意味着该户农民自己植棉，自己纺纱，自已织布，最后自己缝制给够全家所需的衣服。可是，种、纺、织、缝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是自家不愿解决或根本解决不了的；如果进而想到这一系列劳动所需工具的来源，就更复杂了。其实耕种这类经济作物以及从事一系列手工业生产的农户的产品，大都远远超过自己家庭的需要量。一般地说，桑、麻、棉等经济作物总是作为商品作物种植的。农村中出售棉花、纱线、布匹，以及买棉纺纱，买纱织布成衣的，从来大有人在。麻亦类似，丝织尤其明显。在这里，买卖双方尽管都是为了满足本经济单位所需的经济条件，但都是通过货币运动进行的，商人活动其间尚暂不论。“男耕女如何”农户的产品从价值形态说可能收支相符，但这不意味着满足了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产品的使用价值形态对本经济单位来说，不论是自给不足还是自给有余，都将与商品经济发生联系；前者买进，后者卖出。可见，为了获得再生产必需的全部经济条件，耕织结合的小农也得藉助于商品交换。事实上，我国直到明清时期植棉织布的农户也从未达到总农户的一半以上，面织麻，织绸的更少，在考虑到大量农户的穿衣问题并不能依靠家庭自产解决时，可以设想其间普遍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何况小农之家机杼之声达旦，无非是为了明晨拿到市场上的布匹稍多一些。这种耕织结合越发展，市场上的商品量就越大，是不说自明的。男耕女织现象只能反映地主制经济下男妇劳动力的充分作用，说明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而不能证明农户个体或更大的范围内必然是自然经济。

总之，对于地主制经济来说，与农业相结合的单一的家庭手工业除去可能满足本经济单位某一种物质需求面外，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补充家庭经济收入，而不在于因之实现自然经济；它不象在领主制经济单位中的多种手工业那样，是多品种实物地租的前提。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在考察地主制经济时，不要看到哪里有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就认定那里必然是自然经济；事情可能相反，恰恰那种结合正是商品经济的表现，它跟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商品量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小农一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

说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并不排除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可能存在自然经济的经济单位。如前所述，凡具备平衡律实现条件的经济单位都可是自然经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有大型的庄田，它们包括大片地产，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足够的人身隶属于主人的劳动力，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要求的条件。如果这类庄田是统计表的经济单位，很可能就是自然经济的个体。不过迄今对它们的组织、经营情况不甚了了，其中主人和劳动者间是否租佣关系，内部如何分工，所属店铺、店舍是什么状况，如此等等，史料语焉不详。我们姑且把它们看作是类似欧洲领主庄园那样的自然经济单位。不过这类庄田是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之一，一般来说，是不用它做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典型代表的。

说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差异。自北而南沿海堵省，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及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等地，经济水平提高，那里的区域间以及经济单位间的商品经济都比较发达。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很明显的。南方是北方、沿海和内地、中部和边疆、平原和山区、汉族和少数民族、近郊和远效、经济作物区和大田作物区，经济水平差别很大。有的地区生产水平极低，特别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困难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极少，呈相对闭锁状态。那里有的农民家庭自己生产所需的几乎一切物品，从而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虽然那里也是地主制经济。即使在一般地区，地主制经济各类经济单位产品的商品率也大不相同，他们之中有的绝大多数产品留自用或大部分自用。

是否可以由此认为自然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必然呢？不能。经济单位把部分产品留作自用，这和经济条件的自我满足是两码事，前者只是部分生产具有自给性，不能称之为自然经济。自给程度较高的现象并不是地主制经济运动方式内在决定的，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与商品经济联系很少的农民家庭往往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不掌握较高的生产技能，缺乏原料，因循守旧，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他们只得以最坏的经济条件从事最供销水平的生产。他们的产品仅够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没有多少产品能向市场提供，从而也极少右能从市场上获得较多的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单位再生产的经济条件低得和劳动力的生存条件极差而外，交通条件恶劣，运输工具落后，这是农民突破相对隔绝状态的重要障碍。这些都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诚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一般地说是较低的，因而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自给性。但应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基至可能在比封建主义先进得多的生产方式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若就地主制经济的各种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看，它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而且以商品经济为自身繁荣的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呈基本自给状态的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一量生产条件改善，产品有所啬加，商品经哜运动就会展开。生产力水平越高，商品经济就越发达，地主制经济也越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破坏地主制经济，没有改变它的本质，反而使之繁荣；相反，地主制经济并不以生产的自给性为条件。谁也不会认为，地主制经济越发展，生产的自给性定然起高。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呈自给现象，并非由于它是地主制经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说以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西欧中世纪早期领主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可以的；称它是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不妥当的。

再有，所谓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A是B的基础，意味着B离开A就不复存在，或者改变本质。自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全然不是A与B的关系。即使佃户完全进行商品性生产，只要和佃关系不变，它仍然属于封建的地主制经济范畴。既然地主制经济是中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蹑在了两、三千年的封建经济制度，那么在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封建历史阶段特征时，当然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不加区别地统称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提法，也是不妥当的。

三

现在讨论一些有关的

先谈地方小市场的性质问题，我以为，地主制，也要把商品流通放在封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整个经济运动过程之中考察。不能只看上农的商品率较低，便断言商品经济仅仅是地主制经济与之略有联系的身外之物。而应注意到商品流通是地主制经济的交换形式，没有它，分配所得与消费（包括生产消费）所需对不上号，经济运动难以继续。地主制经济依赖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则，是私有制下小生产形成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这个矛盾是由地主制经济的经营方式决定的。

地主制经济的三类经济实体，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含小手者经济）是我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细胞。出于细胞生存的需要产生了地方小市场，在地方小市场的基础上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以及域镇商业（这里暂时舍象对外贸易）。这种情况，在以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特征的社会，例如欧洲中世纪早期建立在领土庄制基础上的封建社会里，是看不到的。

有同志认为，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的品种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是劳动的直接交换，虽然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应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这个看法似可商榷。

市场是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概念。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商业以来，市场也和商人，商人资本、贷币、价值、价格等一系列关系一样，早已存在。价值也是十分古老的规律，在一切通过货币进行的交换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发生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市场为不同的生产关系服务，它的范围和性质随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商品生产的目的是 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价值增殖，那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时，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其规模扩展到空前的程度，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这标志着商品经济的高度，进入新的阶段。不过，不能认为仅只这种市场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

封建社会的国内商品流通曾经相当发达。城镇中的商品经济固不必说，地方的、区域性的乃至区域间的商品商场都早已存在。各类市场各有其主要的功能。其中地方集市墟场是整个商品流通的基层环节，它起着为大范围市场集中商品的作用，更重要提，通过它才解决了基本经济单位固有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生产循环得以顺利继续。

市场，总是反映个人之间、经济单位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概念；大小市场都是一样的。地方小市场的贸易有许多是商人的活动。也有许多是生产者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生产者主要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他们的产品有一部分留作自己消费，蓁部分进入市场出售，就成为商品。不是为了出售的，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物品，是不会作为商品进入汉通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自发的社会分工使得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各式各样的需要，既不应以小农产品中出售部分的性质决定自用部分的性质，否定这部分生产是自给生产。也不该以自用部分的性质决定出售部分的性质，否定这种生产是商品生产。尽管在一些情况下，个体小农的产品中进入市场的部分可能不是主要的，但在市场上，他仍以小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小农根本无法分清哪一件是为了自消费，哪一件是为了出售而劳动。中交换中，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都不问题的性质，都被商品这一共性掩盖了。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时说，产业资本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是是商品生产，不论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生产的产品，还是中国农民的，印度农奴的、荷隶东印度的公社的、俄罗斯农奴制国家的或者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体货币和商品相对立，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分析封建社会市场进可以运用同样的。自耕农的产品也罢，佃农交租后自用有余的产品也罢 ，封建主利用奴婢劳动生产的产品也罢，地主收来的地租也罢。当它们作为商品出现时，共同构成市场客体，与货币相对立。地方小市场也不例外。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方小市场上，确有许多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是以物易物的。但不能把这看作是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劳动力的直接交换。从所周知，我国很早就有货币，至少到秦朝已经统一了货币单位，通行启蒙 及城乡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包括地方小市场在内的各级的以物易物只中表象，它不是直接的劳动交换，而是以货币价格为背景的。使用价值交换是不能离开交换价值。这里已不是一般等价物出现以前的以物易物，而是省略了货币转换过程的商品交换。这就意味着交换的产品不但有使用价值，而且也是交换价值的相当者，就是说，它是商品。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中产品交换过程表现为商品流通过程，前者与后者相一致。地方小市场也和更大范围的市场一样，是流通的场所，不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小市场不但和更大范围的商品流通市场是在同一体系之中，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不应把它们从性质上分开对待。

再谈谈经济单位的划分问题。所谓自然经济，是指一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条件通过内部的再生产补偿，而不通过与其他经济单位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与地方小市场是否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确定经济单位范围。

有同志认为，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单一的经济单位个当于一个乡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户，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边个意见也可商榷。“经济单位”范围的确定，可因研究的目的面异。例如：研究国际经济时可以国家或跨国公司算做经济单位；研究区域经济时可以经济区或行政区为经济单位。现在我们研究的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经济单位划分的原则宜以是否能够发生商品交换行为为据。所以，所谓经济单位，应指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自负盈亏的独立体，也是最基本的经济组织。本文有时也称之为经济实体。它有经常性的比较固定的收入来源，能够自行决定本单位范围内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和规模，在交换中是买卖的一方。其内，有决定全部经济活动的实际上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或者是主要劳动力，在封建家长制下，往往就是家长本人。其收入如果是来源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活动，它就表现为一个生产单位；如果是经营商业，则表现为一个商业店铺；如果是出租土地或放高利贷，则表现为一个地主或高利贷者家庭。经济单位可以是一个消费单位，不一定是一个生产单位，而生产单位总是一个经济单位。所以，经浊单位实际只表现它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而不反映其性质如何。中世纪早期西欧领主庄园中领主的自营地靠农妈的劳役地租经营，靠农奴缴纳多种实物地租满足经济条件。农奴虽有相对独立经济，他的生产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领主的需求，农奴之间有劳动交换而不形成商品货币关系。领主和他的农奴们共同成为一个不可分的经济实体。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地主佃农的经哜关系相比全然不同。因此，领主庄园作为一个整体是经济条件自我补偿和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中国地主制经济中的小农家庭（包括佃农、自耕农以及小手工业家庭）和地主家庭，则分别是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一个地主即使占有大量土地，也是分租给许多佃户。佃户们用承担缴纳地租的义务换取土地使用权。地主如有自营地，并不靠佃户劳役耕种。佃户所缴实物地租是地主的经济来源，但不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地主对佃农经济的盈亏不承担义务。佃户和自耕农一样自行决定生产内容，他们的经济条件补偿和再生产过程并不包括地主的活动。地主既不是自己的佃户们的生产计划者、组织者，更不是一个村、邑县的经济级织者。因此，地主和他的佃户们只相互依存，而不是统一为一个经济单位；村、县就更加不成其为统一的经济单位了，如果把许多自负盈亏的独立个体，臂如说一个县范围内所有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和商人等都放在一起称之为一个经济单位，无异于把肌体说成是细胞。那当然会认为地方小商场是经济单位内部的事，那些经过商人的货币交换活动，也都被划为自然经济范畴了，把商品流通活动归纳在排斥商品流通的自然经济概念之中，这在理论上是费解的。

最后谈谈地主制经济下商品经济的特征及其它。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我认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相适应。

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以生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进行价值增殖。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产品必须全部出售，经过转化为货币这样一个产品运动阶段，否则，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不得补偿，再生产循环中止，利润也不能实现。机器、原材料等不变资本也是货币资本通过流通五一节实现的。因此，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转中的必要环节。流通从属于生产；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

地主制经济也以商品经济为条件，同样是在一定水平基础上的再生产过程的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各经济单位的生产循环过程，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不过，这里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小商品生产即简单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的。佃农、自耕农、小手工业者等都是小商品生产者。他们是依靠家庭个体劳动的小规模个体所有者经济。商人资本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所以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W-G-W1）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

G-W …P…W′－G′）；以小商品生产为特征的地主制经济，也完全不同于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尽管地主制经济以商品经济为条件，但商品生产总是停留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商品流通也总是人属于地主制经济，为地主制经济服务。这样的商品经济，其发展程度无法和资本主义的相比，其结果也只能是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

小商品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时刻在向两极分化。它本身没有导向性，其上升的方向明显地受当时主导经济形态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主要上升为资本主义企业，是谓小商品经济第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在封建地主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小商品经济虽然有的也向剥削雇佣劳动式转化，从而产生具有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但它难以壮大为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其中绝大多数走向购买土地进行地租剥削的道路，向地主经哜蜕化。所以当小商品经济处于地主制经济的宽容度范围以内的时候，它的发展起不了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大，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度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在，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时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为自耕农或佃农。但地主经济却同时有不断再生的能力。由于遗留或力量强制形成的带奴隶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最终也被地主经济“同化”。如下图(按，图略)所示，

地主制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发展的。如果这个示意图是三维的、全息的，就可以是看出图中的大圈随历史前进越来越大，其中诸半径形成的夹角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但它的结构将基本不变。图中的双线箭头（）表示的道路不被堵死，地主制经济的这个圈圈就难有重大的突破，建立其上的封建社会就当然地屹立不动。

由此而顺便谈及，解决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长的问题，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地主制为什么能长存，而这一问题的契机，则在于找到地主经济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原因。地主经济受到上层建筑全力保护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支持，出租土地坐食地租成为合理、合法、省心、安全的剥削方式。购买土地的欲望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投资意识，它对以各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的投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太阳，整个封建经济在围绕着它旋转。对解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来说，这里就是“罗陀斯”。

小商品经济和地主制经济的协调统一是因为，一则小商品经济和小规模经营相适应，二则小商品经济和适合分散操作的技术及低效能的工具相适应。小农、小手工业者都是依靠归个人所有的、只供个人使用的、小的、简陋的和数量有限的劳动资料进行个体生产。在那些小农能够买得起并且能使用的高效能机器工具和相应的技术出现、从而突破分散的小经营形式以前，小商品经济只能是小商品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生产关系形式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至于生产力之所以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有其经济的、上层建设的意识形态的多方面原因，不能企望用任何单一的因素解释清楚，而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在看到商品经济发展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对小农的另一面的影响。地主得到的实物地租，一部分直接消费掉，一部分进行粮食投机，其余部分将投放市场换成货币，用于其化消费、缴纳捐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开张典当，放高利贷以及入柜窖藏。商人和高利贷者用一部分资金购买土地兼行地租剥削，更多的部分用于通过商业渠道或放债、抵押、典当等活动剥削广大农民。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也是地租的派生形态。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彼此相通，形成三位一体的结合。

小农生产的粮食自留部分中，除去一部分为了生产需要必须投入市场出售外，留作食用的部分，有时为了以细换粗品种调剂，也要通过市场。一些贫困农民则往往陷入如下的恶性循环：春耕时借贷，秋收后卖谷还债，春荒再次借钱买粮度日；自有粮食全得通过市场环节。这就出现了谷贱伤农、谷贵也伤的怪现象。农民明知两头吃亏，还不得不投入这种买卖关系之中；他们被卷入商品经济的程度不但很深，而且无力自拔。

由此可见，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地主制经济生产循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层层剥削活动的前提；而三结合的剥削反过来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某些方面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水平有所提高，不一定反映农民经济十分兴旺发达，也不预示生产关系方面将有什么重大变化或突破。但我们却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中看到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结合的依据。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同有商品经济也就没有这种转化。正是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在中国的封建经济中，商品经济是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联合对方大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削活动的工具。不同范围的市场网与三结合剥削网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表现。上面只是粮食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其他所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又何尝不是大同小异。如果认为小农纯属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基本无关，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排除于商人和高利贷者剥削对象名单之外了，那么，三位一体的剥削又从何谈起呢。

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是为整个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它和租佃制度一样，是封建经济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地主、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将其根系盘曲交错、密密麻麻地深扎在封建经济这块沃土之中，通过租佃关系、商品关系和债务关系三条管道，尽情地吮吸一切养分以自肥自壮，资本主义之芽要在此地萌生成长，难矣哉！

篇2

[关键词]中国帝制时代;全国市场;16到19世纪中期;发展;停滞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开启了中国的帝制时期。帝制时代的经济变化和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史学家们研究和探讨的重点。“安古斯・麦迪森运用实际购买力计算法计算中国汉代以来的GDP，提出自1700年至18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倍于欧洲，中;贡德・弗兰克认为，直到1800年，中国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尽管这些认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验证，但它毕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经济究竟是不断发展，还是处于停滞的状态？换言之，我们应如何评价中国的传统经济？”（1）

评价和研究经济的变化，考察它究竟是发展还是停滞，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因为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经济的运转、变化，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经济的运行表现出多层次性、多个体性和复杂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我们研究和评价中国帝制时代经济的发展变化，既不能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更不能以高傲的态度自居，要以具体史料为支撑，辩证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探寻经济发展的规律性。

一、研究的切入点及标准

本文试图从全国市场的角度，探究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中国帝制经济的变化。

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什么明显的外在标志能证明其是发展了还是停滞了？如何“从混杂、多面向的历史面貌中找出能够恰当鲜明体现其时经济发展水准的主体（2）”，如何更好地找出能集中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和参照物，换言之，该以什么为切入点去研究把握封建帝制时期经济的变化，这是经济史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综合前人对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纵观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经济运行的状况和特点，本文试图从市场这个角度切入。

判断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停滞了，要有一个标准，以什么为标准，取决于参照物的性质。既然我们选取市场作为切入点，选取了16到19世纪中期这个典型的时期，那么全国市场的形成问题，应该就是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市场史研究的重点问题。

以市场为角度切入的原因：经济发生作用的过程要在市场上进行，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也要通过市场来体现。市场是反映经济形势和变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实现载体;市场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动态过程，也是各种经济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过程。因此，市场就是一个绝佳的切合点。

之所以选取16到19世纪中期这一阶段，原因如下：

一是因为在这一阶段，总的来说，中国封建经济对比前面各朝代经济的发展，较为成熟，且各方面的特征明显，表现典型，研究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把握;二是关于市场史的研究，经济史学界对16到19世纪中期的历史关注甚密，有比较丰富的、可考证的史实资料，有利于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三是这一阶段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和特征，“傅衣凌（1982、1989）晚年提出‘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认为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表现出一种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出现了反传统的以至叛逆的思想”（3），研究这些变化，尤其是经济上的变化，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帝制时期（尤其是西方到来之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和规律的理解认识。

从全国市场形成的角度看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中国经济，对探讨中国帝制时期的经济变化，有重大意义：这样能比较好地反映市场机制、市场内涵等对整个帝制经济产生的作用，能集中体现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水平、特点和程度（尤其是16到19世纪中期这个时期），能在很大程度上衡量出中国封建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停滞了这一历史课题。如果全国市场形成了，这个市场应是能体现出商品交换和流通的频繁周期，能折射出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深度，能说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联系的紧密性程度，进而能较好地反映出各经济关系和经济因素的长期积累和动态作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经济的变化是积极的，向上的，而不是停滞的。

本文认为：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乃是一个客观存在;全国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帝制时期的经济是发展的而不是停滞的。

二、“全国市场”的概念界定

谈“全国市场”，则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几个概念：国内统一市场、统一的国内市场、民族市场、统一市场和全国性市场。学界中对这些概念的争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就一直存在。目前学界中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相关定义，其各自的界定和解释都有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存的情况。

为方便讨论和研究，本文在考虑各自词语内涵共性的基础上，认为以上所说的各类有关市场的名词，都是“整合的市场”（李伯重提出了“中华全国市场”的概念，他认为全国市场是指“在一个全国市场中，各地的商品、劳动、资金及信息都要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自由流动。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市场才能称为全国市场”。（4）），都具有范围和规模的广阔性，都强调全国范围内经济联系的紧密性，他们在涵义和解释上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三、全国市场何时形成

关于“全国市场何时形成”，一直以来学界中主要存在有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中国在封建帝制时期没有民族市场或统一市场，代表人物有陈诗启、唐文基等，这一派学者强调中国封建时代自然经济的内在封闭性，强调帝国主义入侵使得近代中国丧失了形成民族市场的可能性。

二是认为在后，中国统一市场或者全国市场才开始形成，代表人物是孔经纬、李家寿等，这一派学者过分强调了西方到来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作用，认为西方的到来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合力，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使得全国市场形成的条件变得成熟。

三是认为中国的全国市场形成于前，代表人物有伍丹戈、李湘、杨志信等，这批学者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是根本堵塞民族市场的形成机会，只起一些阻碍作用，有时甚至还刺激了民族市场的发展（5）”。这客观地全面地看待了西方的到来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作用，认为西方的到来既对中国帝制经济产生合力，又产生拉力，过程虽曲折，但总趋势是上升的、发展的，合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帝制时期的经济在曲折中成长。

学界之所以在判定全国市场于何时形成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因各自所持标准不同。但是无论持何种标准，得出何种结论，我们都必须注重史实，要以史料为支撑。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不能用一个点的史料去否定一个线、一个面的发展情况，不能以西方入侵当作一个万能的理由，而忽略了整个帝制时代经济发展的史实，而看不到中国本土的传统经济长期积累、延续而产生的内在变化。

因此，综合分析上述学界的观点，结合封建帝制时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中国全国市场在前已经形成。

四、全国市场形成时中国帝制经济的状况

上文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全国市场在前已经形成。讨论全国市场形成时经济的状况，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讨论全国市场为什么能形成的问题。因为全国市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它包含着经济的变化。只有具备了一些相应的条件和因素，全国市场才能形成，全国范围内的经济状况才能比较好的反映在市场上;只有了解帝制经济当时的情况，才能反推经济变化长期积累的作用;只有了解这些变化的作用，我们才能进一步知道在很长的一个阶段内，各经济因素是如何促成市场的整合，进而了解中国帝制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停滞了。

全国市场为什么能在前形成，其形成的时候全国的经济情况是怎样的，借用学界的相关观点和研究史实，结合帝制时期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我们可以从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宽（广）度两个方向来讨论。

市场的深度是指市场发展的水平规模、市场发展的基础动力和市场机制等，这主要是侧重和表现市场发生作用的经济基理;市场发展的宽（广）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的结构、市场网络体系等，这主要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说。

（一）市场发展的深度

关于市场发展的水平规模，吴承明在《论清代前期我国的国内市场》一文中，“对前（以1840年为基期）国内市场的商品量和商品值进行了量的分析和估计，还考察了某些重要商品的长距离运销，进而评价市场的作用。最后，他指出，由明到清，国内市场显著扩大了，这表现在（1）商运路线增长，商业城镇增多，大商人资本量增大;（2）长距离贩运贸易活跃;（3）布代替盐，成为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品。市场扩大，尤其是长距离贩运贸易的作用，是不容否定的。据我们考察，到前，已在二十个手工业行业中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它们的商品，差不多都有长距离运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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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表二均引自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J]，历史研究，1983（01）。

魏金玉在《高峰、发展与落后：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一文中论述明清时代市场特点时提到，“在这个市场网络中流通的主要商品是粮食、棉花、棉布、竹本、盐、铁器、茶、丝绸等，其中长途贩运的粮食，据邓亦兵教授估计，每年可达8000万石，布石据徐新吾先生估计，每年超过3亿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估计，前全国年产盐约32亿多斤。流通中商品数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7）

姜守鹏、刘慧文在《明清时期的国内市场》一文中指出，“首先，明清时期农业生产力有明显提高，农民向市场投放的农产品数量增加。据估算，明代每亩粮食产量为245斤，较宋代平均每亩增产粮食80斤，增加了48.5%。清代每亩粮食产量为310斤，又较明代每亩粮食产量增加了65斤，即增加了26.5%。农民除了自给，缴纳租赋之外，尚有剩余，向市场提供的粮食产品增多。其次，自张居正改革之后，田赋改纳银两，加上货币地租的增多（清代货币地租约占地租的三分之一）”，迫使农民必须把生产的部分粮食投入市场以换取白银。再次是农民经营经济作物的增多。明代种植经济作物的拼地占总耕地面积7.84亿亩的15%，为1.176亿亩。清代种植经济作物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11.5亿亩的20%，为2.3亿亩，较明代增加了1.122亿亩，增加了95.4%。（8）此外，越来越多农民的家庭手工业突破了自给，而将较多的产品投放到市场。”（9）

由此可见，发展到清代前期国内市场上，商品量和商品值都较前代有了一个增长。

关于市场发展的基础动力方面，李伯重认为，“在1500至1840年的三个多世纪中，中国发生了若干意义深远的变化，为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全国市场形成的基础有五。即政治环境的改善、交通运输的发展、地区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发展、商人集团与商人资本的成长和农村商业化与工业化。全国市场形成的标志有四。一是商品流动;二是劳力流动;三是资金流动;四是信息流动。总之，在商品、劳力、资金和信息的流动方面，这三个多世纪中确实有重大进展。这一进展显示：一个整合良好的全国市场，已在中国形成了。”（9）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在16到19世纪中这个时期的帝制经济，粮食价格又是所有商品价格的根本，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力。“据晚近学者们研究，在不同城市中粮价变动的同步性很高，这表明市场一体化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11）。没有一个紧密联系的市场，各地粮食价格不可能变动得如此同频，这背后是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支撑，是一个共同的供求体系运转的结果。

吴承明借用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来探讨十六、十七世纪的经济变迁中也提到了六大现代化因素，即“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工厂手工业的出现，财政货币化，租佃知道的演变，雇工制的演变和白银内流”（12），其实所涉及的就是全国市场形成的基础和机制的问题。

由明到清这一阶段，市场上的商品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品结构，市场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印证反映了全国市场形成的基础和机制，体现了全国市场形成前后经济的发展程度。

（二）市场发展的宽（广）度

在市场层次上，姜守鹏、刘慧文指出，“清代各个层次的市场――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和区域市场比前代均有很大发展，随着不同层次市场之间的勾连，全国性市场最终得以形成。明清时期的国内市场，已经形成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市场网络，市场的三大支柱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均已出现，市场体系的雏形也初步完成，并已发挥着市场的功能，推动着商品生产的发展”（13）。“许檀估计，明代农村集市在10000左右，清代中期发展到至少22000到25000个，清末超过30000个，集市密度和开市频率都超过以前”（14）。

朱大为从远端贸易入手，将全国分为五大核心经贸区，指出大经贸区与其他地区之间进行大宗商品贸易，使全国各层次市场融为一体，全国性市场即由这一商业网络的形式得以体现并最终确立。他强调经贸区是从交换角度界定的商品市场圈，区别于以生产状况为特征的经济区，提出经贸区需具备两个要素：一是便捷的交通;二是有城市作为其中心点。据此，他认为当时出现五大经贸区，即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五大经贸区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建立在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如江南和珠三角经贸区;第二种是大宗商品过境贸易区，如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和华北经贸区中的临清、天津、朱仙镇等经贸中心点;第三种是以生活资料交换为主的经贸区，如华北经贸区中的京师及西北经贸区。（15）

许檀通过对清代商品流通宏观布局的考察，指出清代全国商品流通最重要的变化，即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清代中叶，长江、沿海、运河三条水道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清代流通格局的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清代全国市场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城乡市场网路体系的形成。（16）

因此，发展到19世纪中期，一个以长江、沿海和运河三大水道为纽带的勾连城乡的全国性商品流通体系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它通过新的陆路交通线的开辟，内河水路交通延伸到偏远的上游地区和沿海航线的联结，把东北、塞外、西北、西南、沿海以及周边地区同内地紧密联系起来。它也把基层市场、集散市场、中转市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17）。这说明市场的紧密联系性对促进封建经济的繁荣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从全国市场形成的原因和过程我们可以得知，没有经济的长期发展，没有各种经济因素的长期作用，没有这样的基础条件，没有这样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规模，全国市场不可能在前形成。而这样一个长期积累的、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其体系如此之大，其深度如此之广，这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是没有的：这充分体现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充分说明帝制时期，尤其是16世纪到19世纪中这个阶段，经济应该是发展的而不是停滞的。

五、结论及思考

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全国市场在前已经形成，形成的时间大致是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明清阶段。全国市场的形成，对封建帝制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作用意义，充分反映了帝制经济是发展了的而不是停滞的。

我们应该看到，经济的发展变化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在某个时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可能在另一发展阶段会变成阻碍或者抑制经济发展的因子。虽然较于前代，帝制时期的经济是发展了，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水平高并不一定说明走得远，发展并不一定代表是先进，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一时期，帝制经济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就全国市场来说，（16）到19世纪中期所形成的全国市场，其市场结构还不是非常完善，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这种市场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18）。相关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日后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因此，我们不能主观、片面地看问题，只有立足于史实，多角度辩证地考察、衡量和分析问题，才能对中国帝制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做出一个比较实际、客观、合理的评判。

参考文献：

[1]孔经纬.中国民族市场形成问题――与李湘同志商榷[J].学术期刊，1962（02）.

[2]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01）.

[3]唐文基.试论中国封建市场的发育特征[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1）.

注释：

（1）“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笔谈[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01）.

（2）牛贯杰.从全国市场看18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80年来中国大陆史学界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A].名古屋大学中国语学文学会.名古屋大学中国语学文学论集[C].2006（03）.

（3）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04）.

（4）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年[J].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06）.

（5）杨志信.中国民族市场是明末开始形成的[J].学术月刊，1962（10）.

（6）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J].历史研究，1983（01）.

（7）魏金玉.高峰、发展与落后：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02）.

（8）姜守鹏.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结构[M].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2.

（9）姜守鹏，刘慧文.明清时期的国内市场[J].史学集刊，1995（02）.

（10）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年[J].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06）.

（11）魏金玉.高峰、发展与落后：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02）.

（12）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04）.

（13）姜守鹏，刘慧文.明清时期的国内市场[J].史学集刊，1995（02）.

（14）魏金玉.高峰、发展与落后：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02）.

（15）朱大为.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J].福建论坛，2003（06）.

（16）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路体系的形成及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0（03）.

（17）魏金玉.高峰、发展与落后：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