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视力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视力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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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一、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概述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法》并没有对刑辩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进行明确规定，在理论界，学者们对该权利的界定也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有学者认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律师从事刑事辩护，其向委托人提供法律意见或者在法庭上陈述、辩护时，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也有学者对刑事辩护豁免权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认为：“律师进行刑事责任豁免应具备三个条件，a.律师刑事责任的豁免只能发生在律师行使辩护职能的活动中；b.律师刑事责任的豁免只限于刑事诉讼中；c.律师责任的豁免只限于刑事责任。”

在上述观点中，学者们较为一致地认为刑事辩护律师在法庭庭审中的言辞应纳入豁免范围，对其他法庭外的执业行为则有不同观点。而问题恰恰是在法庭外。

二、我国刑事辩护豁免权的现状

（一）悬于刑辩律师头顶的利剑

2009年，重庆市黑社会性质团伙主要嫌疑人龚刚模被，原辩护律师为李庄。当地检察院怀疑李庄唆使嫌疑人及证人伪造证据，令嫌疑人谎称被警方刑讯逼供。检察院随后以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细究之下，“李庄案”存在较多疑点。一是证据类型几乎全部为证人证言，二是举报人龚刚模指出李庄引诱其去翻供的手段竟是“一个眼神”！且不说仅凭证人证言能否进行定罪量刑，举报人所称的“眼神”与“暗示”、“引诱”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论证过程。然而在当时的“打黑”背景下，加之我国法律缺乏对律师权利的有力保护，“李庄案”就这样产生了。

据统计，现实生活中仍有许多“李庄们”，“从1997年的陈科云开始，截止到2010年的李庄，共有31名涉案律师依法被认定有罪，约占到109名涉案律师总数的28%。其中真正被判处实刑的律师人数为14名，约占109名涉案律师总数的13%，约占到31名被判有罪律师的45%。剩下的78名涉案律师大多在审判前便被撤回，抑或因其他各种理由不了了之。”据2010年的数据显示，“律师人均年接手刑事案件不足一个，70%以上刑事案件无律师为当事人出庭辩护，且出庭率逐年下降。”

刑事辩护是孤立的个人对抗强大公权力的表现，辩护权是国家给予个人最基本的权利，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但是“306大棒”让众多律师对刑事辩护望而却步，更有甚者称之为法律服务行业的“雷区”，如此这般，恐怕再好的文本也无法真正使公民享有完全的“辩护权”。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基于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而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律师往往需要承担为当事人进行轻罪乃至无罪辩护的职责。为了实现这种职责，律师需要与委托人以及相关证人进行接洽，以最大程度的了解案情、提供辩护意见。然而现实中，一旦涉及伪证罪，委托人往往放弃对律师的信任，加之受到“立功减刑”的诱惑，原案被告人推脱责任、倒打一耙的情况并不少见。

（二）刑辩律师权利保障的不足

2007年修订的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保护的规定相比1996年《律师法》有了进一步地细化，但我国《律师法》对律师执业的权利保护仍寥寥可数。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38条与我国《刑法》第306条一起构成了对刑辩律师严正的职业规范。而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中，也并没有实质变化，仅在第二款中加入“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该条文是在程序上是对判断律师有罪的一种救济，但是本质上没有改变我国法律对于律师权利保护问题上所存在的矛盾，即一边试图保护律师执业时的人身权利，一边又过于谨慎地防止律师滥用权力，而设置具体罪名进行限制。

三、建议与总结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诉方代表国家利益对被告人进行控诉，往往具有很大优势。但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对法律专业知识的了解也较为匮乏，因此想要凭借一己之力与控诉机关进行博弈几乎不可能。在此条件下，律师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律师可以凭借其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庭的辩论技巧，最大限度的维护被人的合法权益。

篇2

管理体系的改变，意味着目前经济生活的主体被彻底改变。

虽然互联网已经深深影响了生活，但互联网对生活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正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我们正在从工业文明社会走向信息文明社会。其差距与鸿沟，就像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差异与鸿沟一样。

作为农业文明顶峰的中国，曾经因为在工业文明面前的落后，有长达百年的挨打、屈辱和更长时间的追赶。同样，在信息文明面前的落后，也是要挨打的。

颠覆逻辑：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

互联网和电商现在有一股庸俗化的趋势：互联网等于电商，电商等于淘宝，淘宝等于低价。

对互联网的很多误解，对电商的批评，都源于上述简化理解。互联网时代刚刚展开，一两种成功的互联网现象，很容易被简化为互联网的全部。

我们先看看工业文明时代的颠覆逻辑。工业文明崛起时，无论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首先影响的都是实业，然后才影响商业。

因为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所以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大规模生产又需要相应的管理体系，所以现代管理应运而生。因为产品的丰富和城市的发展，现代商业格局才成为可能。所以它的逻辑是先实业，后商业。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文明崛起时，首先影响的是商业，然后才是实业。互联网首先是信息传递工具，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天然工具，而商业恰恰源于信息不对称。因此，互联网对商业的影响巨大，甚至是颠覆性的。互联网对商业的颠覆反过来又挤压了实业，在一定阶段影响了实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需要产业升级的时刻，电商却拉低了价格。因此，互联网和电商的价值被严重误解了。

信息文明时代，需要一场新型的管理革命为这个时代的正向价值证明。

新型实业的基本构件

马云与王健林，雷军与董明珠，他们并不适合对赌的对立面。他们不是颠覆与被颠覆的对象，马云和雷军以电商取胜，王健林和董明珠是做传统实业的。

海尔张瑞敏的“小微主”，韩都衣舍的“三人团”，红领的“C2M模式”。这些才是王健林和董明珠的革命者。一个是工业文明时代大规模制造的产物，一个是信息文明时代的新型制造。

我把这个时代称为信息文明时代，就像蒸汽机、电力和内燃机创造的时代是工业文明时代一样。信息文明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技术不是互联网，而是基于微电子技术的IT。

进入信息文明时代，新型实业的基本构件已经与典型的工业文明时代不一样了。

第一，跨界技术的出现。IT（微电子技术）不再是一个行业的技术，而是能够跨界并与其他行业技术融合的技术。其他领域的产品将随着IT技术的渗透而发生改变。颠覆发生在行业之外，没有这样的跨界技术是不可能的。

第二，世界经济的模块化。工业文明达到顶峰，世界经济模块化了。比如，中国是世界制造中心，硅谷是研发中心，伦敦是设计中心，印度是呼叫中心，纽约是营销中心。世界经济的模块化，一个模块可以独立生存，没有任何模块但能够整合也可以生存。

第三，各类创新门槛的降低。过去，创新是门槛很高的活动。虽然小型创业的创新比例很高，但真正商业化几乎是大企业的专利。现在，个体或小微组织创新经常比大企业更有爆发性，更有颠覆性。

第四，企业成长模式发生了变化。工业文明时代的行业格局形成以后，颠覆者极其困难。现在，金融与创新的结合，风投介入创新，企业能够以指数级数发展，不再需要滚动发展。

管理的颠覆

几乎在每个管理的要素上，信息文明时代的管理都与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形成了反差。

分工VS跨界

现代“经营管理之父”法约尔把“专业分工”作为“管理十四原则”之首。分工提升效率，是现代管理的基石之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从分工开篇的。

专业分工的结果，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微小细分，细分后很难还原整体。现代管理的KPI考核之所以那么重要，就是专业分工的结果。

信息时代的小微主和创客则不同，他们通常是跨界的。比如，韩都衣舍的“三人团”，几乎就是一个传统的服装企业，每个人都是跨界的。在信息文明时代，既需要有专业分工，又需要有跨界。如果没有横跨多个专业，可能很难生存。

大组织VS小微组织

把更多的人组织在一起，形成规模经济，这几乎是现代组织的基本特征。不论何种组织形式，都有官僚组织（层级组织）的特征存在。

2014年，海尔辞退了约1万名中层管理人员，把组织改造为“平台+小微主”，小微主又分为转型小微和创客小微。小微主是独立核算的创业者，创客是合伙人。

这么说，难道规模经济不存在了吗？其实，在世界经济模块化的今天，企业专注于一点，然后整合社会资源，才是基本生存方式。

集中式VS分布式

过去企业的逻辑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现在的高铁是分布式动力，每节车厢都有独立动力，车头只是控制系统。高铁反而比普通火车跑得更快。

信息文明时代的组织形式是“平台+个体”。海尔、韩都衣舍都是如此。平台承担公共服务职能，个体承担创新和经营职能。即使是作为商业组织的商们，现在也纷纷转向“平台+个体”的组织模式了。

规模经济VS创新经营

工业文明时代虽然也讲创新、差异化，但根本的竞争力量是规模，战略、经营与管理，主要是为规模经济服务的。即使有差异化产品，也只能存在于两种情况：一是大企业不愿意做的细分市场；二是依托于规模的产品细分，即大企业的小众产品。

借用现在的平台观点，工业文明时代的大企业是经营的平台，细分产品主要依托于企业平台经营。

现在有种说法，互联网正在成为基础设施。确实，像BAT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他们正在为信息文明时代提供基础设施，比如，阿里巴巴就是电商的基础设施。如果说工业文明时代的行业巨头提供了内部经营平台的话，阿里不过是全社会的公共平台。

只要是平台，总是有限的。过去，多数行业是趋向寡头垄断的。现在，互联网基础平台甚至是独家垄断的。这应该是公共平台的基本特征。

当互联网提供了公共平台时，企业要么依托于公共平台经营，比如淘宝上的卖家；要么企业再次成为小平台，为创新者提供平台。韩都衣舍有300个“三人团”，每天推出近百款新款，我不追究款式的来源，至少他们每天在大量推陈出新，这就是一种创新经营的体制。

KPI VS个体解放

层级组织与专业分工，带来管理的流程化，流程化必然要求KPI。现代管理广受诟病，因为科学管理的异化有三大“成果”：一是庞大而无效的管理层；二是庞大管理层带来的复杂的管理流程；三是复杂流程所衍生的KPI。

无论现代管理多么强调激励，但层级组织、流程和KPI决定了每个人其实只是组织可替换的“标准件”，所谓的激励，不过是“捆绑下的激励”。

“捆绑下的激励”是被动的激励，是“大棒下的胡萝卜”。真正的激励是个体的自我激励，是基于个体解放的激励。

小微组织的存在，把每个人要么变成平台上的创业者，要么变成合伙人。这是基于个体解放的激励，是主动的激励。

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谈“激活个体”，我觉得个体是不需要激活的，解放了个体，个体自然是激活状态。

有组织创新VS个体创新（二级）

农业文明时代，或工业文明的早期，创新是艺术，是难以模仿的艺术，一如爱迪生一样难以模仿。

当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讲创新时，创新已经不再是艺术，而是科学的流程，是可以像流水线一样被“生产”出来的。这个时候的创新是有组织的活动，创新的组织，就像生产流水线一样是严密分工的。这样的创新，对于高门槛的创新非常重要，但再也难以出现像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了。

然而，跨入信息文明时代后，爱迪生式的创新好像又回来了。个体创新的力量好像再次超越组织的创新。互联网领域的世界龙头，初期都是“个体户”。凯文・凯利有个说法：颠覆来自边缘。这个说法有两层意思，一是颠覆者想象不到，二是颠覆没有门槛。

互联网组织“平台+个体”的架构，我认为既是经营架构，也是创新架构。把原来高层决策的创新，变成分布式的创新。

经营产品VS经营平台

企业是经营主体，长期以来就是如此。事业部制的建立打破了这个状况，事业部是经营主体，总部是决策主体。在信息文明时代，这种状况再次被打破，企业成为服务平台，个体成为经营主体。

如果说韩都衣舍从小就开始经营平台的话，海尔的张瑞敏在这么大规模的情况下转型的难度更大。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企业不再是经营的主体，而是一个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提供资金、品牌和其他公共服务。这也意味着，企业承认在经营能力上没有个体的竞争力。

谷歌成立母公司也提供了一个佐证。以搜索引擎起家的谷歌，开发了众多产品，但都依托于搜索这颗大树下，其他产品经营得并不好。谷歌成立母公司Alphabet，实际上是让每个产品成为独立经营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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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鹿城岗古城遗址保护方案在通过对古城遗址的保护过程中与周边保护范围有机结合起来，将鹿城岗古城址赋予新的游憩、运动、健身功能，在保护遗址的同时，也创造出具有传统意味的城市公园。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址、古城遗址保护、城市公园

Abstract: With the pace of urbanization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s suffering an unprecedented impact,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was draw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tes, the ancient city ruins protection, City Park

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前言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的记忆，是历史的见证，是岁月的化石。它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文化脉络，记录着一个地区的文明。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值得人们保护和传承。正如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的:“老建筑对于城市是如此不可或缺，如果没有他们，街道和地区的发展就会失去活力。

2、背景

鹿城岗遗址是西周古城遗迹，位于河北省邢台市西北20公里处的西沙窝村，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缺乏必要的保护，古城遗址破坏严重，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城遗址和合理的发掘利用，将该古城遗址规划成鹿城岗古城遗址公园。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所专家实地考查后认为:“该遗址为古城遗址无疑。城墙内夯层、夯窝十分清晰。城墙已遭破坏，但西、南两面仍高于地面约6米，远看城郭十分清楚，城墙夯土非常纯净。根据城墙规模、城墙基、夯土层、夯窝以及出土陶片、瓦当等判断，此城墙建筑可能早于春秋，很可能是在西周。

早在1990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鹿城岗南侧发现、发掘出“南小汪西周邢国遗址”，当时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玉器以及河北省第一片西周甲骨文;1993年在鹿城岗北面轮胎厂附近发掘出“邢侯墓地”。一系列的记载和考古发现预示着鹿城岗遗址与邢国的都城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发现不仅对邢台历史、对河北省乃至全国的历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和重大价值。

3、遗址的保护及开发利用

3.1遗址保护

3.1.1古城遗址现状

据200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调查，城址平面略呈不规则形，南垣约805m；西垣约617m；北垣约591m；东垣约850m。其中南垣、北垣基本呈平直的东西走向，东垣大致呈东南――西北走向，西垣较曲折，约呈东南――西北走向，现存西城垣中部偏西有一豁口。西城垣南段外侧取土剥落的立面可见清晰的夯层，厚约7-8cm，最厚的达10-12cm，城墙系夯筑而成夯面为圆夯，局部取土坑穴暴露有夯窝，夯窝较密，直径约6-8cm。城墙基宽20m左右，地面城垣墙体完整处高达6m。

城址内出土遗物主要出于城垣坍塌堆积中，有陶器、铜器和石器三类。陶器有板瓦、筒瓦，铜器为小件青铜器，石器为斧。鹿城岗古城址西南部有一自然岗阜（俗称鹿城岗）地势最高，遍布爆破取土坑，基岩。北部及东部地势低洼且较平坦，多为农耕地，广植枣树、小麦、棉花等作物。数条田间道路南北向穿城址而过，城址内遍布爆破取土坑，基岩。

3.1.2、古城遗址保护原则

（1）修旧如旧，维护鹿城岗古城址的原生性原则

文物最宝贵的特性就是其原生性，文物保护就是要尽可能保护文物从诞生起的整个存在过程直到采取保护措施为止所获得的全部信息，即它的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情感的等等多方面的价值，不仅要保护文物本身，还要保护文物周围必要的空间环境。

（2）整体保护原则

需强调整体保护大于个体保护，不但要保护文物的个体，而且要保护文物的环境、历史地段。

（3）保护、开发利用相结合的原则

将鹿城岗古城址赋予新的游憩、运动、健身功能，在保护遗址的同时，也创造出具有传统意味的城市公园。

3.1.3鹿城岗古城遗址保护方案

为了整体地保护历史文化遗址的形态及文化内涵，根据古城遗址的现状及发展，确立了“核心保护区、保护区及建设控制地带”的总体保护框架。

（1）核心区

鹿城岗古城城墙遗址以内为本次保护规划的核心区。核心区范围线向内36m为古城墙保护范围。

（2）保护区

鹿城岗古城城墙遗址向外0-200m范围内为本次保护规划的保护区，占地规模67.10 hm2。

（3）建设控制地带

鹿城岗古城城墙遗址向外200m-500m范围内为本次保护规划的建设控制地带，实际规划中结合城市路网进行了局部调整，占地约133.72 hm2。

3.1.4展示规划

（1）在已经发掘解剖的地段采用不锈钢、有机玻璃等现代材料固定已经解剖的剖面，展示古城墙的原始风貌。

（2）核心区内部保存现状地形地貌，充分利用现状小路完善核心区内部的游览路线，种植小乔木，增加古城址的绿化率，在不影响文物保护的前提下，增设管理用房、售货亭和公厕，改造利用现状采石坑，创造优美宜人的景观。

（3）保护区内部，在不影响文物保护的前提下，0-100m范围内规划绿地、休闲广场、运动场地、水上乐园、建设步道、停车场等；100-200m范围内规划民俗风情园，展示邢台地方的风俗民情。

3.1.5保护措施

（1）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2）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3）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4）一切考古发掘工作，必须履行报批手续；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

（5）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

3.2鹿城岗古城遗址公园规划

3.2.1、规划理念

以“走近文化绿园，感念古城遗韵”为公园设计理念，在加强公园历史文化的厚重感与沧桑感的同时，注重园林绿化景观的亲和性，既是“遗址的”又是“公园的”，即利用古城遗址这一珍贵历史文物资源而规划设计，将遗址保护与景观设计相结合，鹿城岗古城遗址保护方案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对历史的人文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再生、即充分挖掘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城市文脉的延续性，又满足现代文化生活的需要，体现新时代的景观设计思路。

3.2.2、规划构思

鹿城岗古城遗址公园规划在保护范围内以古城址保护为主，在保护的基础上利用现状地形地貌、现状道路等条件满足功能要求，协调保护范围内不同用地的关系，结合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优化整体环境，将鹿城岗古城遗址公园规划为集鹿城岗古城遗址保护与休闲、运动、健身、娱乐功能相结合的综合性公园。

3.2.3规划布局

根据文物保护要求，按照功能分为古城遗址核心区、休闲健身区、体育运动区、水上娱乐区及停车场五个功能区。

（1）、古城遗址核心区

古城遗址核心区内部根据现状的道路及规划道路确定四个出入口，各设一个出入口广场遗址公园保护区内主要是结合现状地形地貌，对古城墙遗存加以保护，对现有的采石坑及道路加以修复整理。在不破坏历史遗存的同时合理安排服务用房、园林管理用房及公厕。

在利用原有植被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填补，以丰富景观植物的种类。在植物配置时以保护文物和生态造景为原则，以营造多种形态各异，色彩丰富的小森林、树丛、疏林灌草丛、林荫带等植物景观。从而获得稳定、多样的植物群落景观。选植乡土树种，常绿树和落叶树相结合，与灌木、地被、水生植物形成多层次的植物群落，分隔竖向空间，创造植物群落的整体美。

（2）、休闲健身区

在休闲健身区相对平缓林荫地带配置生态健身设施，有棋盘广场、太极广场、街舞广场、演艺台、健身步道、儿童娱乐等配套设施，结合道路、休闲场地及遗址公园出入口设置小型停车场。做到节约环境资源，体育休闲美化的有机结合，将审美与实用、观赏与休闲、运动与娱乐进行融合，为市民提供体育休闲场地的同时，也为市民提供一处空气新鲜的天然氧吧。

乔灌草合理配植绿地的生态绿量远大于大草坪的绿量，规划中极少采用草坪，尽可能利用品种较多的植物进行植物配景。大乔木的种植也能产生很好的绿廊效果。列植银杏、杨树，夏天可以遮荫，冬天落叶可以使人们充分享受阳光。点植合欢、馒头柳等，以丰富植物景观。灌木树种考虑到植物的季相变化所产生的不同景观效果。上层乔木以落叶树种为主，形成上层界面空间，以保证夏季的浓荫和冬季的充足阳光。中层灌木以常绿树种为主，结合配置观花、观叶、观果及芳香树种。下层采用耐荫的低矮花灌木、地被及缀花草地。

(3)、体育运动区

该区域重点提出运动、健康的主题，主要由网球场地、门球场地、羽毛球场地、篮球场地及足球场地组成。

(4)、水上娱乐区

规划设置休闲沙滩、表演舞台、音乐喷泉、组合滑道、大喇叭、儿童戏水区等。

(5)、停车场

设置在水上娱乐区与体育运动区之间，设有小型车和大型车辆的停车位。在休闲健身区还设有多处小型停车场。

停车场采用嵌草砖等透水性材料铺装，绿化以落叶乔木为主，并做到乔、灌、草相结合。为合理利用空间，停车场所种植树木选择规格大、分枝点高、成荫快的国槐、白蜡等树种。

4、结语

 鹿城岗古城遗址保护方案通过对遗址的保护及遗址公园的建设，既保护了历史文化的遗存也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更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  

遗址的保护“不只是为了过去而过去，也是为了现在而尊重过去。” 鹿城岗古城遗址公园的建设不仅弘扬了古文明，也对民众展示了历史文化脉络。

参考文献：

1、《邢台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

2、李海燕，权东计国内外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研究综述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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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园；历史；建筑；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TU-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9-55（4）

1 校园建筑遗产的概念

建筑遗产是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分支，校园建筑文化遗产是建筑遗产的一脉。校园建筑文化遗产的概念主要指：保存完整的、尚且可以使用的、结构可加固的、有着历史文化传承的、见证学校成长的校园内特殊历史建筑。

2 校园建筑遗产保护

校园建筑文化遗产必须是完整性较好或者可以进行适当整修的建筑；在实用性上可以继续作为教育、教学、文化感染的场所；在历史文化方面起到了传承和准确的表达，同时对于在校园生活的人们有着其特有的记忆作用；代表某一时期，见证某一重大事件以及成为校园的标识等重要职能。现代社会的浮躁，追求政绩和新奇大等思想使得校园的历史建筑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尊重历史不仅意味着尊重校园中现存的物质空间，还意味着尊重校园的文化延续以及校园的发展历程。校园建筑文化遗产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然而目前国内高校规划建设时乱拆乱建的现象频发，高校对校园文化遗产不加以重视、打破建筑及其周边环境与人原有的对话关系、不尊重历史文脉等行为使校园建筑遗产保护成为当务之急。

3 校园内的建筑文化遗产实例解析

校园的文化历史建筑是一个学校的见证者，校园建筑遗产的保护应该受到重视，结合近几年校园内出现的大量的问题，以宁夏大学校园内的清真寺和加拿大圣弗朗西斯大学内的天主教堂进行实例解析和问题的映射。

3.1 宁夏大学校园建筑文化遗产——北校区老清真寺的困境

宁夏大学北校区（原宁夏工学院）的校园内有一座清真寺，其名为盈北清真寺或着银川市新市区清真寺，具体修建时间通过宁夏大学基建处和宁夏宗教局的资料查询，发现结果是不一致的，但是可以共识的一点就是从1983年宁夏工学院独立办学开始，这座清真寺就已经存在。为适应宁夏工学院的迅速发展，它被并入当时的扩展用地中（现宁夏大学北校区的用地）。它承担着新市区80%回族同胞伊斯兰教礼拜活动，而去年银川市政府为了宁夏大学的快速发展，通过协调已经重新选址进行搬迁与修建。而这座历经30余年风雨洗礼，早已植根宁大的老清真寺也不得不迎来“灰飞烟灭”的命运。图一是其在宁夏大学北校区的具体项目位置，具体功能分区如图示，不难看出存在以下几点问题：a.对于校园功能的多余b.阻碍了教学区与宿舍区的联系c.分割了文体区的整体性。但是听到新寺建好后，要将老寺拆除的消息，却让人陷入沉思。

对于拆除的建议，通过行业内人士的一些讨论，认为是不合适的，原因及影响表现为：

a.虽然在空间上有着狭缝里求生存的感觉，但是作为宁夏大学的历史性建筑，此种情况应该是后来的周边建筑设计中欠考虑造成的，这是周边建筑导致的，迫使它形成了一种不协调的对话，而现在把其视为宁夏大学发展中的阻碍，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责任应该由周边建筑的设计师来承担，建筑尴尬的对话关系是人为的，而不是建筑本身造成的。

b.校园内出现宗教建筑的情况在国内高校甚属少见，这种特殊的校园风貌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维持其特色的传承。试想多年后，为了重拾校园精神与历史风貌，再做大量的修复或重建工作会增加困难。

c.长时间的“不协调”会有“习惯成自然”的可能，虽然清真寺出现在校园内，会产生空间视觉上的不开放感，但是时间长了这种固定的模式就会被人们所接受，达到一种静态平衡。然而我们所谓的“理性的改变”却恰恰打破了这种平衡。

d.长期以来清真寺作为一种礼拜场所已经成为周边教民和校内学生的宗教文化中心，突然的拆除一方面会在交通上带来不便，另一方面是对30年记忆的一种删除，更高层面上则对于维护某一个区域内的民族安定有不安定因素，所以要慎重考虑。

宁夏大学的性质是多重的，其中应该包含地域性和民族性。再有民族学和回族文化研究又是地域特色专业，加之成立的阿拉伯语学院，所以就算是新寺建成后，老寺也没必要拆除，通过改建还可以作为阿语讲堂、回族研究中心办公室、建筑系建筑校内测绘实习课程的对象，应该从积极的一面来对待，片面的解读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实际的。

3.2 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的教堂建筑

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是加拿大一所领先的公立大学，创建于1853年，有着长久的优异学术、回馈社会和教学创新的传统。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继承了优良的学术传统，这要追溯到150年前，安蒂戈提什的罗马天主教区首先开创了这种传统，当地的渔民、农民及矿工都尽其所能为传统的延续贡献了一份力量。毫无疑问，学生们都为学校辉煌的过去而感到骄傲，但是学校同时注重未来。故对于学校内教堂进行文化传承的保护。

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是加拿大为数不多的承诺保留天主教特色而保持社区包容特性的学校之一。它的宗教传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公平信念，明显的反映在康迪国际学会上，它是一个致力于从发展中国家的平民组织中培养领导的中心机构。这使得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的教职员工愿意关注学生的实际需要。

图三是该学校校园内的教堂建筑，可以与周围建筑和景观、人形成完美的对话关系。

4 案例的对比分析以及存在问题

通过国内外在这一方面的实际情况，不难看出当下中国在校园建筑遗产保护方面还存在着颇多问题。

4.1 国内外实例的对比分析（如表1）

4.2 存在问题

通过上述的实际案例不难看出我们在有关校园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方可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平衡状态。

4.2.1 不合理的管理

管理者的视角缺乏全面性和科学性，通过宁夏大学校园清真寺的案例不难看出，事情本身的发展都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建筑遗产和遗留老建筑拆除并非最好的解决办法：第一拆除不符合国家低碳的口号和可持续发展观，传统建筑在建造时都没有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性。周边邻里和社区的形成不依赖于汽车。这些地方可以满足人们将有价值的精神和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校园文化遗产今天比以往都更具关联性。我们需要认识到它全部真实的价值并运用这个原理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Heritage buildings were built without addiction to fossil fuels. The precincts，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they form are not dependent on automobiles. The places they make satisfy human aspirations and express culture that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finds valuable. Campus heritage has relevance more today than ever before. We need to recognize its full and true value and apply its lessons to achieve a sustainable future.）第二拆除老旧建筑遗产等于拆除自己的历史，第三没有体现校园的开放性、包容性与人情化建设理念，很大程度上的伤害了使用者和周围居住者的感情。目前国内遇到问题就拆除的做法笔者甚是不赞同，这样的局面多半是来自于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与管理制度有缺陷造成的。

大部分高校都设有历史研究院和文化遗产研究、建筑遗产、历史风貌街区研究的工作室，但是对于眼前的问题却没有警觉。校园内安全问题一直被提及，但都是侧重于片面的人本原则，建筑遗产同样重要，保护建筑遗产的安全也是保护着人们自己的记忆，也是属于以人为本的范畴，所以有时由于问题认识的片面性导致了很多问题，该体系应该在科学考虑结构的基础上，使用先进的预防性手段，同时在不可避免自然因素影响下又有先进的预警机制，这样的做法是必要的，也是具有前瞻性的。制度毕竟是人为的，而人类本身也在探索和实践，所以一些问题在所难免，前瞻性毕竟不是处处可以做到，所以只有通过不断地修订制度来提升建筑遗产的保护水平。

由此找到校园建筑文化遗产管理的瓶颈：第一，没有制定的相应的管理制度。建构一套完整的建筑遗产保护系统是必要的，也是符合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理念的。在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可以在制度的指导下来进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第二，很多高校可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但是不完善，还存在缺陷，2007年7月，北大临湖轩附近花坛中的一件清代初年的汉白玉鱼洗就曾被盗，当时北大保卫部门有关负责人的解释是：北京大学内有不少文物，且比较分散，周围未设探头，只有保安日夜巡逻，肯定存在盲点。第三，校园历史性建筑的保护与拆除不够严谨。这不是学校领导单方面能做的决定，应该集思广益，不能盲目遵从规划建设单位的建议，还应征师生及周围群众的意见。它作为一种物化了的精神载体，集中反映了学校这个特定群体的道德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校园历史性建筑遗产的保护应该是与人一起进行的，我们不能盲目的成为博物馆式的“点”状保护。

4.2.2 错误的修复与改建

很多校园建筑遗产因为迎接重大的节日活动都兴起了改建的热潮。没有考虑防火，在防火方面，如清华大学百年讲堂的火灾就颇受业界关注。遗产的安全性保护也成为了新的课题。在结构方面，通过假期课余时间的调研发现，在老旧建筑和建筑遗产进行翻新改建时一味追求装饰的细部刻画、对于设备进行更新，在节能上下功夫，给结构进行加固，但是很多情况下结构的安全体系评价都是在理论基础支撑下来进行的，对于遗产结构的长久性和退化都没有去细致考虑，这样做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念的。

改建考虑从结构、防火等方面的同时也要考虑与周边环境的对话。宁夏大学出现的问题绝对性的说明了，建筑设计人员在老旧建筑和遗产建筑周边进行新的设计时没有考虑构建和谐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包含了比例尺度、高度关系、色彩呼应，校园内天际线的形成以及对于人产生生理、心理的影响因素。建筑既是媒介又是场所，所以，作为媒介的建筑需要用形态表达语言所难以传达的知识，作为一种场所，它又必须能够营造一种激发特定情感的“情景”。把握好这种平衡和谐的对话关系也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难点。

4.2.3 错误的观点

校园建筑遗产的保护不是单纯的建筑单体的保护，之所以称为遗产，是因为建筑已经融入环境，一个绿色的草坪及其周围的树木和建筑物或许是最古老的连续的校园文化遗产的表现。（a green lawn surrounding trees and buildings may be the oldest continuous campus heritage statement.）此外人的行为模式支配着建筑的使用功能，所以建筑遗产的保护是综合建筑物及其文化传承、使用者或观赏者以及周边的共生环境的全面保护。要将建筑、使用人员与周边环境共同保护。

在学校的发展中，建筑遗产本身作为一种容器功能是可变的。保护不能是一成不变的保护，功能可以随着学校发展的要求做适当的调整，如现有清真寺完全可以用作回族文化研究中心、回族遗产保护中心，无论从造型、功能还是人文层面来讲都是贴切的。

5 结语

校园风貌是城市文化的体现，历史建筑的传承与保护是校园人文关怀、历史积淀的闪光点。传统校园往往不仅仅是城市空间变迁的见证者，也是城市文化沉淀、延续、演变、更新的承载者，对其旧有空间肌理、传统风格进行保护， 既是保护城市历史物质空间的需要， 也是延续城市历史文化氛围的需要。对于校园建筑遗产在历史的更迭中保留下来是幸运的，但它的未来存在诸多问题。在历史记忆为主线的保护下，在其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新生，在新生中确定新的保护、发现并解决新的矛盾，这样才能使校园建筑遗产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不被淘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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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手术室； 细节护理； 安全

中图分类号 R472.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6）7-0084-02

doi：10.14033/ki.cfmr.2016.7.045

有学者指出手术室细节护理能够为患者提供细致、体贴的服务，对提高护理满意度有积极的意义[1]。因此笔者在上述研究背景下，拟收集笔者所在医院2013年2月-2015年1月接受手术的患者，探讨手术室细节护理的价值，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笔者所在医院2013年2月-2015年1月接受手术的患者，手术类型为胃肠手术、胆囊切除术、骨科手术等。按住院单双号顺序分为两组，研究组和对照组，各100例。研究组和对照组分别接受手术室细节护理和常规护理。研究组平均年龄（56.8±16.4）岁，男57例，女43例；对照组平均年龄（58.2±18.5）岁，男59例，女41例。将笔者所在医院手术室护理人员随机分为两组，A组和B组，每组10人，分别对研究组和对照组进行护理。每组护理人员学历为本科、中专、硕士等，年龄26～48岁，工作时间3～15年，均为女性。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手术类型、手术室护理人员的年龄、工作时间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年龄大于18周岁；（2）自愿参加试验。排除标准：（1）恶性肿瘤、精神病患者。（2）术后意识模糊，认知能力异常。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核查患者信息后，推至手术间，准备仪器、设备，协助摆位，完成手术后护送患者入病房。

1.3.2 研究组 采用手术室细节护理。

1.3.2.1 规范流程 制定护理人员工作职责，做到责任到人。

1.3.2.2 仪器检测 手术前，仔细检查器械、管道连接是否紧密，有无漏气现象，保证仪器工作正常。

1.3.2.3 增加沟通 在手术室门口迎接患者，患者进入手术室后，向患者介绍手术室的环境，介绍手术方法、手术医生，讲解手术的目的。护士与患者的沟通中借助表情、微笑的眼神来拉近护患之间的感情。向患者介绍手术成功的正性经验，缓解患者的担忧情绪，努力让患者对护士产生信赖与信任感，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2]。

1.3.2.4 心理护理 护士要尊重患者，遮蔽患者隐私部位。给予患者肢体安慰，如在患者接受麻醉、消毒的时候，护士可握住患者的手以增强其安全感。在患者进行手术时，播放优美的音乐，消除患者紧张的情绪，分散注意力，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手术环境[3]。

1.3.2.5 规范化语言 在患者躺在手术床上后，护士对患者进行询问：“您觉得房间的温度怎么样”，对外露部位的部位可采用毛巾进行保暖[4]。在患者接受静脉麻醉前，和患者提前打招呼：“现在要对您进行静脉穿刺麻醉，可能会有一些痛”。

1.3.2.6 舒适 根据手术要求，协助正确摆放，并通过术中对于能活动的肢体，进行放松；仰卧位患者头部垫头圈，颈部用布卷防止悬空等措施尽量让其采取舒适。

1.3.2.7 增强护理人员的无菌观念 在手术室，所有护理人员要严格各项操作规程。加强手术室无菌技术操作、感染认知度的培训。加强基础知识及基本理论训练，提高护士操作技术准确度，使手术室的感染管理目标更加明确 。

1.3.2.8 加强消毒隔离 完善责任体系，以工作为重心，制定消毒隔离、感染制度，指定制度专评细则，对每一名护理人员提出明确要求，避免出现误操作。集中搞好全院手术区的消毒隔离。每次手术后对手术室消毒，所使用器械要经过高压蒸汽灭菌。对于一次性物品护士使用要检查物品严密性，查看物品有效期，一次性物品销毁后才能外运，禁止随意丢弃。

1.3.2.9 建立监测机制 监测是控制医院感染的先前手段，运用各种有效监测才能降低医院手术室的感染率。医院手术室要进行监测，在监测后进行消毒、隔离，提出无菌技术操作的改进， 找出问题并解决。

1.3.2.10 术后护理 做好六耸二对四到位制度，为患者擦净血迹送其入病房。

1.4 评价标准

（1）两组患者对护士的护理满意度。护理满意度问卷以调查表的形式对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调查表由疾病教育、护患沟通、服务态度、护理技能4项组成，分值为0～100分，非常满意：90分以上；满意：60～89分；一般：评分不足60分。（2）两组护理差错事件发生率。（3）两组手术患者切口感染发生率。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和对照组对护士的护理满意度分别为（92.5±2.7）分、（71.2±1.6）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4，P

2.2 两组护理差错事件发生率对比

研究组发生护理差错事件为1例（1%），对照组为8例（8%），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4.19，P

2.3 两组手术患者切口感染发生率对比

研究组手术患者发生切口感染为2例（2%），对照组为

9例（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4.71，P

3 讨论

手术室护理质量的好坏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危，而细节决定着护理质量的成败。由于手术室工作性质和环境的特殊性，手术室护理具有技术性强、工作大、风险高等特点，如何将手术室护理做好、做到位成为保证手术顺利完成的重要基础[5]。

随着现代护理模式的改变，细节护理成为目前护理学研究的重点。有学者指出关注护理细节，是确保手术安全、促进患者康复的重要保证。还有研究提出细节护理是保证患者术前心理平稳、减少安全隐患发生的重要基础[6]。有学者对500例手术患者进行分组，分别接受优质的细节护理和常规护理，结果发现研究组在住院时间、住院费用上均明显少于对照组[7]。同样本次研究中我们在研究组的护理活动中，首先完善手术工作制度、明确岗位职能，从而确保手术室护理工作安全、顺利的进行。此外我们还给予患者心理护理，为患者提供信息、情感物质等支持，心身得到放松。还有研究指出手术室是造成院内感染的高危地点，除了与患者基础疾病、医生手术方法等原因外，还与护理质量的好坏有密切关系，因此本次研究中我们加强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提高护士和患者的防护意识，严格实行废弃物处理，并且增强护理人员无菌观念，促进手术室护理的科学化[8]。

因此，手术室细节护理对保证手术室护理安全，提高患者对护士的护理满意度有积极的作用，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韩君，汤丰榕，徐丽娟，等.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的效果分析[J].护理杂志，2011，14（2）：1395-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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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菊凤.手术室人性化护理对癌症患者术前焦虑状况的影响[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0，26（1）：52-53.

[4]郝凤琴，何应珠.人性化管理模式在护理管理中的运用[J].现代临床护理，2014，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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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inkler M，Akca，Birkenberg B，et al.Aggressive Warming Reduces Blood Loss during Hip Arthroplasty[J].Anesth Analg，2012，91（4）：97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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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数据；微版权；利益平衡；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7-0190-03

一、微版权的概念及特点

互联网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互联网中的新兴应用“微博”为例，截至2013年，新浪微博的使用人数已经超过了5亿，微博用户每天的微博数量正在成井喷式发展，微博成为了最强大的网络信息交流平台。就在微博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以前从未产生过的新问题。最引人关注的当属微博的版权问题，微博的内容究竟应该归属何种类型的版权，并且其保护到底应该达到怎样的层次，引用者引用微博内容应相应的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一）微版权的概念

武汉大学信息学院沈阳教授在对微版权这一概念界定时，他认为，“微博的版权”的概念是可以等同于“微版权”这一概念的。但北京印刷学院孙赫男认为：“微版权并不等同于微博版权，这个概念应该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而且对这个意义的界定和拓展，将成为在数字内容环境下重要内容价值的挖掘基础。”[1]界定“微版权”这一概念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解读，再对其进行定义。第一，作品篇幅微小。相对于传统版权的内容，那些版权内容碎片化，或内容简短，篇幅微小的文字内容，都应包括为微版权的内容。这里不仅指微博，还包括微信内容、微电影、微小说等在内的所有网络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微小篇幅的内容。第二，授权对象微小。当站在授权对象角度看待微版权这一问题时，那么微版权概念中所包含的版权的授权对象可以包括那些在对存在于网络边缘的传播内容的授权，等同于对个体进行授权。此时意义上的“微”并非是指授权对象的大小，而是相对于“众”这一概念，是对“众”中的个体进行授权。第三，授权交易价值微小。传统的著作权交易中，那些被交易的版权往往具有较大的价值，而微版权交易中出现的版权是价值相对于传统著作权交易中的版权更为微小，也就是指在单次授权中，交易内容是交易价值微小的版权。

通过对“微版权”这一概念的解读，我们采用广义的“微版权”概念：即那些篇幅内容和授权对象都较为微小，且在单次授权中交易价值微小的版权。

（二）微版权的特点

相对于传统版权，微版权在版权的法定性、专业性和地域性等方面都存在着其独有的特点，但同时微版权也具备传统版权所具有的基本特点。

1.独创性。微小说、微电影、微博内容等微版权，都是经过创作者的精心构思而创作出来的，是创作者思想及情感的表达，是创作者创意和智慧的结晶，其思想内容往往能够以小见大。比如，网络作者原创的微小说、微视频等都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创意与思想表达，属于原创性作品。当然，那些自言自语形式的，记录生活中点滴的流水账形式的微内容就可能不具有原创性的特点。

2.可复制性。微版权的作品同样具有作品的一般特性可复制性，只不过在网络环境下复制的技术更加先进、更加方便和快捷。复制是网络的最基本功能，微版权相关内容的创作和传播是在网络上直接通过内容数字化而进行的。微版权内容的侵权正是借助网络技术对微版权作品进行复制、存储向不特定对象传播的，并且这一行为是可以反复进行的。

3.版权内容碎片化。微版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版权内容碎片化，包括微博、微电影、微小说等在内的微版权，都是内容简短、篇幅较小的内容。以微博为例，微博内容仅有140字，但这140字的内容已经构成作品。

二、大数据时代与微版权的关系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我国的数字出版业带来了新的变革，但同时也对我国的版权保护立法、版权授权和作者维权等方面带来了新挑战。

（一）大数据时代的“大”

新出现的“大数据”又有着诸多不同于传统概念中“海量数据”的特点。大数据，是一种存在于数据密集型的科学环境下，普遍使用在对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及知识的再发现，是一种对超大规模的数据信息进行处理的范式的统称。 “其具有数量巨大（Volume Big）、实时快速快（Velocity Fast）、类型多样（Variable Type）及价值高而密度低（Value High and Low Density）的4V特征。”[2]

第一，数据的体量巨大（Volume Big）。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拥有着大型的数据集，也就是其数据已经从TB级别上升到了PB级别。

第二，数据实时速度快（Velocity Fast）。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包含着大量的在线数据和实时数据，在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时，要求运算快，也就是“1秒定律”。

第三，数据类型多样（Variable Type）。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来源多样化，相对于传统概念中所指的数据范围，大数据时代不仅在数据的种类上更加的多样化，而且在数据的格式上突破了传统范畴，这其中就包括了数据的半结构化和结构化。

第四，数据价值高而密度低（Value High and Low Density）。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数量巨大，其中的有价值数据的密度低，但这些有价值数据却同时拥有者较高的价值。

IDC（Internet Data Center）报告指出：“全球数据总量大约每两年就会增长一倍，每年产出的数据量成指数进行增长，这一数据增长的规律和速度与摩尔定律是基本相符合的。现今，全球共有46亿移动电话用户，其中有20亿人会使用移动电话访问互联网，在对待数据和信息交互中人们保持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的热情。”[3]

（二）大数据时代的“大”与“小”

大数据时代的“大”与“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首先，在版权作品的类别和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不被人们关注的微版权作品已占用一席之地。其次，消费者是“大众”，创作者是“小众”的概念被彻底颠覆。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普及，让更多的人能够创作自己的作品，并可以通过网络将作品传播给社会公众。大数据时代，让每一个网民都有可能成为微版权的创作人、使用人和传播人。再次，微版权作品的使用人和传播人挤占了版权人的利益。大数据时代，由于人们使用网络复制、传播和使用微版权作品变得越来越容易，这就无形中增加了版权保护的难度，同时也使微版权版权人维权难度增加，版权保护问题多、矛盾突出。

三、大数据时代微版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

（一）版权法利益平衡原则解读

作为著作权法的最根本原则――利益平衡，只有在深度地理解利益平衡原则的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充分地解决著作权法中遇到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推进著作权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纵观著作权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清楚地看到：首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著作权人所拥有的权利也在持续性地扩大；其次，“公众信息自由的范围也在逐渐拓展，造成这种相生相克现象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由于利益平衡原则在起作用。”[4]也就是说，自有著作权制度之后，各方都将利益平衡作为其价值追求的最终目标，这不仅在著作权法的多项原则中充分体现，而且在著作权法背后的各种具体规则里都不难发现，其都包含着将社会公共利益和著作权人权利相协调作为二者之间的冲突解决的最基本思路。一些学者认为：“利益平衡原则在著作权法上无处不在，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冲突。”[5]

实际上，著作权法可以看作是一部平衡各方利益的法。著作权客体也就是版权产权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即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属性，正是因为这样的性质使得利益平衡机制在著作权法中显得更为重要，整个著作权法在价值构造上表现为一系列的平衡模式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例如，著作权人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著作权人的权利与社会公众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共利益间的平衡；专有权保护与版权产品最终进入公有领域的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权利行使内容、方式与权利限制的平衡；知识创造与再创造的平衡；著作权与物权的平衡等。甚至可以认为，利益平衡是著作权法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4]。

因此，著作权法的制度设计就是要寻求一种著作权人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应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确保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也需兼顾社会公众对作品使用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如果版权人权利受到过度保护，那么社会公众便难以合理使用作品，影响作品的传播；反之，如果过度放大社会公共利益，著作权人的权利就会被削弱，著作权人的创作热情也会随之减弱，导致作品减少则更加不能满足社会公共的需求。

对著作权利益平衡机制的探究正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之所在，利益平衡机制协调了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即合理的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又不影响作品在社会公众中的使用和传播。

（二）大数据时代下微版权利益的失衡

在大数据时代下，“从利益格局和个体利益主体逐渐的关系来看，网络技术带来的变化相当大。”[6]

1.打破平衡――对微版权作品的任意使用。2011年7月，网络上掀起一场有关于“微博内容主张版权”的讨论，主要是由于我国几位知名人士在微博上提及自己的微博在为注明出处的情况下被随意地多次转载。网友安毅认为，一条微博的内容虽然只有简短的140字内容，但在几经转载后也没有人知道原出处是谁了，但这对原创作者却是裸的剽窃行为。因此，这种既不标明原作者也不注明出处就对微博内容进行转载的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侵权行为。但也有一部分网友觉得，对短短140字要求版权是十分没有必要的。

微作品到底有没有版权，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微作品也有自己的版权，它的版权可以称为微版权。对它的使用可以分为商业性质和非商业性质两种情况对待，若是用于非商业性质的，只要能在使用中明确地注明原文出处，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涉及到有关于微版权的侵权问题。但如果是用于商业性质的，这就需要引用者小心使用，尤其是内容连贯性强，意思表达完整的微博内容，如果是在未经原创作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转载，就会涉及到微版权的侵权。有媒体曾报道过，一杂志在既没有事先通知作者也没有向作者支付相应稿费的情况下，就使用了《蜗居》作者――“六六”在其微博上的一句原创内容，“六六”便委托律师为自己维权。

2.授权不畅――对微作品的使用存在侵权风险。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加之其海量化的特点，传统模式的“先授权再使用”和“一对一授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版权交易的效率，严重阻碍了微作品的传播。微作品的使用者便铤而走险，忽视微版权人的利益，这无疑使微版权使用者存在着极大的侵权风险。

现有的版权授权模式主要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和“一对一”授权模式等，但这些授权模式对于微版权都不适用，使微版权的实际授权量十分低。进入微版权时代之后，对微版权交易存在海量的授权，海量合同的签订。“那么我们应该制定怎么样的微版权交易流程，又该怎样处理微版权交易中产生的问题，怎样才能将其利益即清晰又准确无误地分配给微版权的作者和其他对其有贡献的人呢，并最终形成完整的结算，能够让微版权交易这一程序中的每一方都切实地感受到微版权交易的价值存在，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这也将是在大数据时代著作权制度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1]

四、大数据时代下微版权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

（一）内容企业必须制定实施“微版权”战略

大数据时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为出版业带来新平台的同时，也提出了挖掘版权价值的新模式。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再加上大数据技术的广泛使用，那些持传统版权观念的企业面临着新的巨大挑战。着眼这场已经悄悄到来的大变革，以盈利为目的的内容企业不能墨守成规，要针对已经出现和将来可能出现的微版权新形式，面对不同于以往的授权对象，运作新的商业模式，制定和实施属于自己的“微版权”战略。一是通过怎么样的方式这道微版权价值实现的途径。二是怎样建立版权的一对多模式，即机构对个人的授权模式。通过一对多的授权对各种衍生权利的挖掘，以综合授权的方式，在权利和授权对象之间起到行之有效的相互促进作用，使用一对多的授权模式，使不同对象能够获得不同的授权利益。三是微版权的价值塑造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建构，以全面挖掘微版权的内容价值。只有这样微版权才能转化为财富，使微版权人、内容企业、使用人均能获得相应的利益。

（二）建立多元化的版权授权模式

版权是私权，现代社会是注重保护私权的。既然微版权人对其作品享有权利，所以在未得到版权人授权许可的情况下，不能擅自使用其作品。版权人和使用者在双方自愿平等的前提条件下，根据作品的条件、使用方式、价格、范围进行商议对使用人授予权利。大数据时代下面对微版权的特点，在已有授权模式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授权模式，以满足内容企业和使用人对微版权作品的海量需求。

在微版权时代，内容的授权从网络核心转向网络边缘，授权模式正在从“一对一”的单一授权模式转向“一对多”模式，数字自容的价值实现需要通过一对多模式应用去挖掘，并实现版权价值成倍的扩大，未来的版权交易形式将不再是排他性质的，版权人将会进行覆盖面更广的多维授权。

（三）实现版权人、内容企业与网络服务商之间的利益平衡

为实现版权人、内容企业与网络服务商之间的平衡，必须正确对待大数据背景下的技术发展给他们之间带来的利益失衡。首先，完善合理使用制度。充分考虑合理使用制度的宗旨，从各方利益出发，设置合理使用制度。其次，完善技术措施。对技术措施的完善是大数据时代保护版权的有效途径，对版权人的微版权作品实施技术保护措施，保证微版权版权人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技术措施的运用既要合理保护微版权版权人的利益又不能损害公共利益。最后，建立补偿金制度。补偿金制度的完善既能保证版权人的收益，又能使社会公共不必担心侵权风险，同时也满足了网络服务商的盈利需求，可谓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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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教育；环保意识；人类；自然；和谐

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是一门联络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综合性学科，它的研究领域，不仅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主要方面，也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等自然要素方面。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所设计的问题，历史兼而有之。历史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在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应该而且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历史课程标准解读》也特别强调“在历史教学的内容上，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现实世界中人类面临的最主要问题，通过历史渊源展现其历程和前途，正视人类与自然界所面临的问题和危险。”所以历史教师责无旁贷。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着丰富的生态环境教育内容。教师在课程改革中通过教学革新渗透环境意识,使学生能在掌握历史知识的同时把科学发展观化为自觉行动。那么，在历史教学中该如何渗透环保教育呢？

一、充分挖掘教材，寻找可渗透环境教育的内容

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努力挖掘教材中蕴涵的环保教育内容，特别注重挖掘教材中“隐性”的环境教育因素。拨开表象，挖掘实质，做到历史知识教学、环境知识教学和环境保护意识培养的有机统一。充分利用和发挥历史学科的人文教育功能，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中学历史教材中关于生态保护的信息是很有限的。这就要求教师以有限的信息作为切入点,适当拓展,开阔学生的视野,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在历史教材中尽管编者已从现代生态的角度重新研究和编写中国历史，并注意到生态环境的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如人教社主编，2002年审查通过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中国古代史》一书中有三处地方已明确提到：《两汉时期的社会经济》一书第38页小字部分“秦汉时期，因森林破坏严重，黄河开始泛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一节，第59页“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时过度开垦导致的环境破坏状况有所缓解”。《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一节第79页“……放火烧山，开垦山地的现象也很多，围湖造田和向山要田，对自然生态平衡有所影响”。在学习清朝“摊丁入亩”的影响时,学生讨论发言,教师最后总结:清朝实行“摊丁入亩”后,导致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形成后来我国人口膨胀的庞大基数;为养活更多的人口,政府和民间大规模地开垦土地、围湖造田、造成森林大面积消失,草原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土壤的盐碱化和沙漠化加剧,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二、以环境毁坏的著名史实为训，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

人类活动离不开自然环境，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环境，进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强化环境就是资源、资本，破环环境就是破环生产力。在学习中国古代史时,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教科书有关地图上黄河名称的变化情况,学生很容易得出:唐朝以前的黄河叫河水,唐以后开始叫黄河。黄河名称的变化不是偶然的,先秦以前黄河水是清澈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森林茂密、植被完好、水草丰美,黄河中游地区曾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汉唐中国经济中心的所在地，后来随着人为的过度垦殖，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加重，土地日趋贫瘠，气候日趋干燥，自然灾害频繁,泥沙日益增多,河水变浑,至隋唐时期改名为黄河。宋元以后黄河中游已完全失去经济中心的地位。中游的黄土地成为贫瘠地区的象征。事实上，生态环境变迁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是十分深远，也是十分明显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除了一些社会因素外，与历史气候变迁和生态环境恶化关系密切。我国北方中纬度地区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总趋势是日益干冷，这便造成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退缩，干旱区和半干旱区向南扩展，农牧业区线南移，进而使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退缩，熟制减少，同时还造成自然灾害的频率增高，生态环境恶化，水源减少，水利工程功效衰落，粮食亩产量下降。这些原因连同其他的一些社会原因是造成北方经济衰退，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而生态环境变坏伴着战乱不已，社会大动荡，唐代号称“天府”的关中平原要靠东南接济粮食。以后定都北方的王朝，主要仰赖于漕运江浙和四川的粮食来维系北方生计及国家政权，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了。从古到今的环境问题，给予我们深刻的教训，也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再造一个美好山河的艰巨任务。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应充分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适当补充古人对环境问题的一些认识和有益的做法，以及留给我们的启迪，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看到古代农业开发的短期时效，也要看到它长远的消极影响；要看到人口增殖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的人口过度膨胀的消极后果；要看到古建筑辉煌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是以森林的消耗为代价的。这样既培养了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其环保意识，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总之，从某种角度上说，人类历史就是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用科学发展观来推动社会生活，是当今社会的首要任务。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实践证明，通过这些活动，培养他们热爱环境、热爱自然的情操，而且也可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历史教师在学生进行环保意识渗透中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世纪大讲堂》第2辑：葛剑雄.历史地理学能为未来做什么[M].辽宁出版社，2002.

[2]蓝为.历史教学应强化生态意识[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2，（12）.

[3]余伟民.历史教育展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李永铭编著.百年灾难纪实[M].长江文艺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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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直接决定控制权结构。在中国股权高度集中的结构下，“所有”与“控制”不分离，反而更加集中，控股股东就可能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对中小股东进行剥削。“在一国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制度是内部人或者集中控制类型时，对中小股东保护——而非增强管理责任问题就成为一个公司治理的首要命题。”在我国股权集中的控股公司中，股东大会所讨论的事项由大股东和控股股东内定，中小股东基本不存在话语权。

大股东不仅侵占了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且其行为的失控对公司整体运营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我国企业形式上的公司化改造虽已完成，但改制后的公司大多数依然存在体制问题，实质上依然沿用改制前的做法。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使中小股东成为上市公司和集团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之间权利和利益交换的牺牲品。

2、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是上市公司的权力机构，决定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拥有审议批准包括董监事会报告、公司财务方案、利润分配、增资减资等重大事件的职权。股东大会决议的核心是，按照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将多数股东的意思吸收为公司团体的意思。股份公司典型的组织性质要求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精神进行公司经营与运作，资本多数决原则在股东大会的决议方式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但是，我国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是通过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资料显示，2004年内地1278家上市公司中，国有绝对控股的有777家，相对控股的300余家，而在75家总股本超过10亿股的超大型上市公司中，63家属于国有绝对控股。以国资委和上市公司的集团公司为资产主体的国有股东成为上市公司的单一大股东，国有股一股独大几乎成了国内国有上市公司的最明显特点。股东大会对公司事项进行决议时，拥有多数股份的股东较持有少数股份的股东有更多的发言权。在此情形下，股份平等背离了股东平等的要求，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3、董事会

在公司治理中，董事会是介于股东和经理层之间的一个枢纽，董事是股东的代表，产生于股东大会并对股东大会负责，承担着公司战略管理的职能。由于董事会对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战略意义，“董事会中心主义”在上市公司中盛行，“此种制度给公司经营决策带来高效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即中小股东无法对其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以致公司固有的资本民主原则丧失殆尽，导致公司效率和竞争力降低。”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可以用关系来解释，公司是一个虚拟的主体，它通过人的行为进行活动，董事会正好充当了这个人的角色。

从公司治理角度看，目前国有上市公司中，不少控股公司与股份公司的领导班子人员重复，或者上市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混为一体，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职能，监督和制衡机制缺失，使得董事会的独立性质和监督职能缺失。同时，董事会重大事项决策权受制很多，中小股东很难实现对董事的监督。“董事经理们时刻都在看护大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很大程度上是国有控股股东的意思表示机关。中国证监会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股独大”，规范和约束上市公司行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股东）利益，设置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但是独立董事在实践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在公司重大决策上受制于公司管理层，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够，对公司经营也缺乏有效监督。因此，在上市公司中，需要提高中小股东的地位，鼓励其对公司董事会的参与，培育良好的分权制衡机制，以切实保护代表相对弱势群体的权利。

4、投资者关系

中小投资者在上市公司的发展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证监会的数据表明，截至2007年股票市场投资份额中，个人投资者占据了51.29%的份额。”中小股东是投资者关系管理的重要一环，是投资者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投资者在利益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为公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公司资金的筹集、运营的稳定、市值的提升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市公司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和投资者关系的管理日益成为一项极其迫切和持续的工作。对于中小股东而言，如果能够享受到因公司股价上升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就会乐于持股并积极参与公司经营，这有利于公司的平稳运营和发展。反之，如果中小股东觉得无法享有与出资额对等的权利，如收益权、表决权等，就会选择抛售，即“用脚投票”，从而对公司的股价和市场价值带来负面的影响。

二、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实现途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1、改善股权结构

我国上市公司广泛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特点，股改之前，多数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拥有绝对控制权，使得股权高度集中，流通股比例小，中小股东很难通过流通渠道获取充分的信息，制衡大股东所作的决策。若要提高中小股东的话语权，就必须改善股权结构，变单一股权结构为多元股权结构，使投资主体从国家扩展到国家、企业、机构、个人等多元化的主体，降低国有股的比例，使公司股权分散，形成共同控制、共同监督的格局，以抑制内部人控制的弊端，避免因单一大股东缺少监督和制衡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降低国有股比重的主要途径之一是扩股，通过配股或增发新股等方式扩大上市公司股本，新增股份全部或绝大部分为非国有性质，从而达到稀释国有股比例的目的。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实现全流通后，国有股上市交易，战略性转让部分国有股，也是降低国有股比重的一条途径。国有股比例的降低，首先有利于国有资本对不同控股行业、企业做出战略调整，其次有利于上市公司内部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改善控制，增强公司经营能力，从而达到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目的。

2、改善股东大会与董事会

股东大会是公司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凭借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行使表决权，这是缓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有效手段。股东要通过股东大会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公司的意志，就需要上市公司拥有一个良好的会议召集机制和决议机制。在会议召集机制上，可以赋予董事会以外的其他机关或中小股东一定的召集权，有效防止因占据董事会大部分席位的大股东为自身利益拒绝召开股东大会。在决议机制上，单纯的一股一票已不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司经营，可以借鉴美国公司法规定的直接投票、累积投票、分类投票、偶尔投票、按比例投票等多种表决方式。

在表决权的制度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到国内很多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的特点和中小股东股权比例小的弱势，允许中小股东委托人，公开征集表决权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公司决策的参与和监督 。表决权制度设计同时要充分考虑实际控股股东股权比例的影响，通过表决生效股份高于控股股东股权比例，而制约控股股东违背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并将其写入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制度固定下来 。

其中，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即为一个有益的尝试。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制度大大降低了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交易成本，通过互联网这一媒介使得更多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能够参与股东大会，充分讨论、科学决策。另一方面，通过公开征集投票权的方法，使广大分散的中小股东形成一个利益群体，联合行动，从而可能对公司决策造成切实的影响。虽然网络投票在实施上也面临着程序复杂、管理难度大、管理效率低等弊端，如A公司拥有31万多户股东，17亿多股本，若通过召开网络股东大会方式进行投票表决，会因为表决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带来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目前网络股东大会在我国尚未得到普及，但作为一种表决权机制的创新，对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董事会是上市公司行使职权的机关，其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对完善公司治理至关重要。在董事会内部机构的设置上，设立完备的专门委员会，如执行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报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共同政策委员会等，从各方面发挥董事的专业优势，以此来完善董事会的运作，减少控制股东对董事会的影响，充分发挥董事会决策、执行的核心作用。此外，充分重视独立董事的价值，严格遵循《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增加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完善独立董事的监督和制衡职能，增加中小股东选择独立董事的机会，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完善公司治理角度出发，一个排除内部股东，而以外部人员组成的完全董事会是将来董事会发展的新趋势。

3、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

机构投资者在国际上是指接受投资者委托，以证券投资为主要获利方式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主要由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一些民间投资机构等构成，由于其拥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投资运作的专业优势，往往比较重视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研究和参与，在证券市场中是一支急需壮大的队伍。当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出现持续性的恶化时，机构投资者常常会要求公司管理层做出调整，对抑制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渎职和怠职行为具有积极作用。而这与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是一致性的，机构投资者与中小股东均注重投资收益的获取，通过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研究和参与，获得投资收益。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力量比较薄弱，机构投资者规模偏小，发展不平衡。投资比例如下：个人投资者51.29%；一般机构投资者16.63%；证券公司1.4%；企业年金0.01%；保险公司2.52%；QFII1.65%；全国社保基金0.81%；证券投资基金25.68%。

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一方面要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允许机构投资者适度行使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使机构投资者成为约束内部人、保护中小股东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防止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共谋的现象，如利用自筹资金以个人账户进行股票炒作，并且联合大股东对股票价格和交易进行操纵。因此，在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时，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比如完善独立财务报告制度；严格规定注册会计师的责任，保证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没有任何经济或业务上的关联等。

4、中小股东的自我保护

“实践中，公司尤其是股份公司规模扩大，股东人数增多，出现了大多数股东的投机化现象。” 在上市公司中，尤其是中小股东维权意识淡薄，只关心自己在股市的投资收益，而不是公司的经营状况，这导致了中小股东很少参与股东大会，也很少主动了解公司的信息，对大股东侵害公司的行为也缺乏足够的监督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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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规划的内涵

文化规划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在我国，它常常与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纠缠不清。本文所指的文化规划，有特定的涵义，它作为城市规划的子系统，虽然与城市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有密切联系，但两者并非相互涵盖的关系。国内研究文化规划问题的学者一般认为，“文化规划”（cultureplanning）的正式提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城市规划界。1971年，美国规划学者哈维•佩尔洛夫（HarveyS.Perloff）从社区层面将文化规划描述为“社区了解并运用其文化资源进行发展的途径”[1]1979年他在《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UsingtheArtstoImproveLifeintheCity）一文中又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推荐给社区建设，以达到社会文化认同和社区文化资源运用的双重目标。

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随着与大批量生产与工业都市扩张相联系的福特主义（Fordism)，向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与弹性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转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消费社会的兴起，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澳大利亚学者德波拉•史蒂文森（DeborahStevenson)认为，这种社会转变，其结果是导致了城市中物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符号的吸引力日益成为消费焦点，而城市文化的本质与潜力更多体现在其多样性与创造力方面。同时，伴随生活方式的体验与旅游观光业逐渐成为服务经济新的轴心，城市的特色与城市的文化体验日益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尝试创造独特的城市元素，增强城市特色，而这些尝试是构成一个城市在世界众多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策略基础。[3]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创意城市（creativecity）与文化经济在欧美兴起，许多城市开始将文化规划作为一种包括城市、街区、社区和中心商业区复兴在内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策略，重视城市和社区软环境的建设，重视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将文化作为城市复兴的催化剂和引擎。文化规划的基本途径主要有：基于城市形象的提升而发展文化旗舰项目，兴建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等地标性建筑；规划专门的“文化区”；发展文化旅游活动；举办庆典活动或大型文化活动；将都市空间改造成为具有可参观性的文化展示空间等等。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市便是运用文化规划重塑城市形象较为成功的范例。尤其要强调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一些欧美国家的城市为代表，特别注重社区层面的文化规划，探索将文化元素有效导入城市社区的发展机制，即运用文化资源来解决社区层面的文化发展问题，鼓励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保护地方特色，促进社区空间布局优化与文化品质提升。

与此同时，相关专业人士针对城市美学品质，以及城市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与理论的探索也开始涌现，例如，伦敦城市大学城市研究院院长格雷姆•埃文（CraemeEvan）所著的《文化规划：一种城市复兴？》（CulturalPlanning:AnUrbanRenaissance?2001）便是其中的代表。总体上看，虽然世界范围内文化规划的概念并没有被普遍使用，但文化规划已逐渐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城市设计领域一个受到关注的专业分支。如果不限定使用过滥、几乎无所不包的“文化”的范围，便试图从“文化”与“规划”两个概念整合的角度，或者以城市规划的文化导向、文化途径的角度来界定文化规划的含义，将会因为“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与模糊性而导致文化规划概念的混乱。黄鹤在总结了国外一些机构和学者对文化规划的定义之后，提出文化规划中的“文化”，针对的目标是城市的文化资源，即指那些能够用以促进城市发展的可共享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4]在此基础上，黄鹤认为：“文化规划一方面是作为针对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是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对文化资源整体性及策略性的运用，用以提升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力，以及城市和地区的适宜性，它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规划作为一种规划思想和理念，是城市规划设计的艺术，代表了以文化的观念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发展理念。”[5]黄鹤从城市文化资源运用的角度诠释文化规划，有助于为文化规划提供一种既具有分析性又具有操作性的定义。

本文将从较为狭义的角度界定文化规划，即将文化规划视为城市规划中对城市文化资源的整体性运用，或者说基于城市规划的文化途径，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使城市文化资源有机融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形态之中。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能够充分展示其城市魅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资源，主要是历史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以及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民俗、表演、民间技艺等地方特色文化。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如何在文化规划中整体性地利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建筑遗产资源，有效地将建筑遗产保护与维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营造城市文化空间有机联系起来，激活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建筑遗产资源，塑造富有魅力、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形态。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针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的专项规划设计，作为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规划，它属于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的一个层次，但并不能以此替代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是城市规划中一种整体性运用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旨在建构有明确文化导向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体系，并协调处理城市文化发展的所有要素。

2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

在我国，长期以来城市规划过程偏重物质空间规划而缺乏对文化层面问题的关注。进入21世纪，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观点，在我国规划界和政府层面得到广泛认同。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显然也包含着作为公共文化政策的城市规划。换句话说，当城市规划从偏重于物质空间规划向偏重于公共政策设计转变时，就意味着将文化规划也纳入到城市规划的体系之中，文化规划实际上是公共政策与文化资源之间的联接。总体上看，我国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之中，虽然早就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之中，但主要任务是划定保护和控制范围，鲜有将城市主题文化、城市总体文化风格、城市形象的文化表达明确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之中，并将文化规划视为各个层次规划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其他领域的规划密切合作以更为有效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同时制定将文化和土地利用以及文化和城市经济发展关联的整体规划政策。正如单霁翔所说，在我国“从城市规划的任务到城市规划管理的方法，从城市规划的编制到城市规划的实施，内容可谓详尽，但是却缺少城市文化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城市文化规划还是城市文化建设均少有涉及。”因此，针对中国城市，尤其是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应借鉴欧美一些城市文化规划的成功经验，通过涵盖区域、城市、社区等不同层面的文化规划途径，使城市的传统特色文化有机融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所有物质空间对象，并能够得以强化和表达出来。具体针对建筑遗产保护而言，核心原则就是坚持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主要用于调整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城市更新的关系。作为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有形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建筑遗产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最直观和具象的表现，是展现城市风貌独特性的核心元素。现代城市在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更新速度加快，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的关系日益呈现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建筑遗产日益呈现出“孤岛化”或“盆景化”现象，大量的普通老建筑和传统街区被拆除，仅靠少数文物建筑或标志性老建筑作为孤立的“岛”或“盆景”支撑，它们虽使城市体现出历史的痕迹，但所谓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建筑元素却萎缩为形象单薄的几个“点”，城市的传统格局几乎不存在，传统风貌整体性丧失。第二种形态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较好地处理老城与新城、保护与更新的关系，营造建筑群的图底关系，保留老城、历史地段、传统街区原有的空间场所特征，城市在保持基本文脉的基础上有机更新，历史文化名城整体风貌得以有效保护和延续（图1）。

无论是从文化规划的视角，还是从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的基本原则来看，上述第二种形态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应该努力的方向。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的第一层含义便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实现城市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早在20世纪初叶的意大利，既是一位建筑师，又是一位城市规划师的古斯塔夫•乔万诺尼（GustavoGiovannoni），在其所创立的城市遗产保护和修复学说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古代城市‘片断’应被整合到一个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土的规划中，这一规划象征了古代肌理与现在的生活关系。”[8]可见，乔万诺尼主张，应通过城市规划整合建筑遗产与当代城市形态的关系，使古代的肌理能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实际上，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通过的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建筑保护理论对建筑遗产本身内涵的扩展性认识，即建筑遗产的范围既包括历史建筑及其建筑群，也包括历史建筑赖以存在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等能够集中体现特定文化或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已足以说明对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重视。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和技师协会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第六条指出：“古迹的保护意味着对一定范围环境的保护。”1975年欧洲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中指出：“多年来，只有一些主要的纪念性建筑得以保护和修缮，而纪念物的周边环境则被忽视了”，因此，“欧洲建筑遗产不仅包含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还包括那些位于古镇和特色村落中的次要建筑群及其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9]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比建议），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重要理念，即“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其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同时，该建议还强调：“除非极个别情况下并出于不可避免的原因，一般不应批准破坏古迹周围环境而使其处于孤立状态，也不应将其迁移它处。”

上述总体上强调的是通过保护建筑遗产的周围环境，或者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环境的控制来实现对遗产的整体保护，这是实现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底线要求。从城市发展和文化规划的视角看，对于有着丰富建筑遗产资源的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原则还要求充分发挥建筑遗产的综合价值与整体文化效能，避免城市空间中传统建筑元素的“面”被打散，“线”被切断，通过“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规划策略，将建筑遗产有机整合到城市的空间形态和结构形态之中。以北京为例，近些年来已初步构建了片状保护与线状、带状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整体保护模式。若不算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北京旧城区域内共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面积共1967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1%，此外还有风貌协调区183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正是它们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肌理、建筑景观资源与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构成北京城市魅力的重要部分。除了片状保护，2011年12月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提出“一轴”、“一线”和“一带”的保护概念，坚持旧城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化北京建设中的核心地位。这其中，“一轴”（传统的中轴线）和“一线”（从朝阳门到阜成门的朝阜路沿线）和“一带”（长安街-前三门大街带状区域）是旧城的核心景观带（图2），必须进行更为完整和系统的保护。历史文化区空间要素的整体保护与线状、带状开发，有利于突显北京传统城市格局和历史文化建筑的独特魅力，使之成为北京文化记忆和文化旅游的高度聚集地。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不仅强调文化规划必须从空间维度上将建筑遗产单体和周边环境、空间格局的整体保护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还应处理好建筑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动态保护城市发展各个时期形成的建筑遗产，处理好新老建筑之间的关系。物的衰败与消亡，一如其更新与发展。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过程中，即便在旧城风貌区，也不可能完全不允许新的开发，不建造新建筑。老建筑固然是旧城风貌的基本载体，但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新旧建筑并列而形成一种和谐的层叠关系，恰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与活力之源。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认为，好的城市形态是充满活力的，而城市活力主要源于城市的多样性。维系城市多样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处理好老建筑与新建筑的关系，使不同年代和状况的建筑能够并存。雅各布斯特别强调，她所谓的老建筑主要不是指博物馆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而是很多普通的老房子。假若不同年代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复杂多元的用途和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11]因此，在历史文化风貌区，可以在符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更新或建造一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建筑，只要这些新建筑能够尊重周围的环境氛围和空间尺度，不以自我为中心，破坏空间环境的整体审美品质和文化特征，如《内罗比建议》所说：“应特别注意对新建筑制订规章并加以控制，以确保该建筑能与历史建筑群的空间结构和环境协调一致。”

目前在我国，不少历史文化名城所制订的保护条例和保护规划中，对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风格和体量有一些强制性要求，如现行《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20条规定不能突破建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违反建筑体量、色彩等要求；不能破坏历史文化街区内保护规划确定的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等。这些规定仅适用于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从城市整体风貌保护的视角看是不够的，应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对新建筑的整体风貌提出基本要求，制订具体的新建筑设计导则，从城市规划层面对历史风貌区及建控地带的城市开发形成有力的控制。

3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

虽然在建筑遗产保护问题上“开发”这个词如同“文化产业”一词一样，由于与市场化、商业化紧密相关，而常常遭致批评。但实际上，在现代城市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可能仅仅只对建筑遗产实施保存、修缮和环境整治工作，如同建筑遗产的内涵在不断扩展一样，对于何谓“保护”，也有新的拓展性认识。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巴拉》），不仅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还提出“保护”的概念包含保护性利用（conservativeuse）、展示或阐释（interpretation）等更为广义的内涵。西班牙学者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SalvadorMunozVinas）认为，今天的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的活动，狭义的保护是相对于修复而言的保持性活动，而广义的保护还包括再生、复兴、更新、改造、利用、活化等其他相关活动在内的行为的总称。同时，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再开发（包括重建、改造、扩建、再利用等活动），更好地保护其综合价值，尤其是挖掘和发挥其蕴含的独特公共文化价值功能，也是一种保护。那么，何谓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开发原则？文化规划视角下的适宜性开发原则秉承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的理念，强调任何对建筑遗产的开发性保护，若有助于提升而非损害遗产的文化价值的话，则是适宜的。其中，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至少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法国文化部建筑和遗产司总监阿兰•马里诺斯（AlainMarrinos）认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21世纪，保护历史遗产不再是孤立地保护古建筑，更多的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息息相关的议题。人们需要文化根基来平衡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继续前行，这就是如今我们保护历史遗产最重要的意义。”[14]马里诺斯的观点实际强调，不能仅仅为了保护而保护一些孤立的古建筑，建筑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考虑如何让这种建筑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存续下去。马里诺斯的观点也折射出当今遗产保护理论中的一种价值转向，即真实并不是保护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应从保护“真实”走向保护“意义”。建筑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相比，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文化意义，因此如何通过保护性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公共文化效能，提升公众对建筑遗产的兴趣以及对其价值的认知和鉴赏水平，使之成为一个城市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象征和源泉，一定程度上说是对建筑遗产最好的保护。1975年欧洲建筑遗产大会通过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指出：“建筑遗产只有得到公众赏识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赏识才能得以存续。”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只要有利于增强公众对建筑遗产的了解、赏识和文化认同感的开发性保护，同样也是适宜的，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作为文化发展和教育策略的遗产保护途径。英国社会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Dicks)曾经从“可参观性”（visitability)的生产这一视角，探讨了当代城市公共空间被展示出的文化价值。她认为，“1980年代以来，可参观性已经成为规划公共空间的一项关键原则”，而可参观性取决于对文化的展示程度，即如何将场所变成展览，使场所具有“可读性”（legibility)，让文化被铭刻在物质层面上，使某些文化价值被视为某一场所的身份，以此方式吸引市民的注意力，这是促进城市文化消费的重要路径。“可读性”、“可参观性”同样也可作为建筑遗产资源规划与开发的一项原则。基于文化规划的城市有机更新与建筑遗产保护，可以通过对一些建筑遗产和传统都市空间进行改造、再开发，并介入一些阐释性的公共艺术，使之成为具有可体验性、可参观性的文化设施或文化展示空间，让建筑遗产更好地传递意义，令使用者（居民、游客）不仅能“观看”建筑遗产，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阅读”建筑遗产、体验建筑遗产，以此激活建筑遗产的公共文化价值，培育公众的传统文化认同感，发挥建筑遗产有助于展示与体验城市独特性的重要功能。例如，在当代，侧重于与社会文化与艺术需求相结合的普通历史街区、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模式，业已成为保护并活化建筑遗产的重要途径，中外许多城市都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一些再开发较为成功的历史文化街区，往往在保护真实的历史信息基础上，以地域文化脉络为主线，根据建筑遗产的不同特点，将其修复或改建成不同功能的文化空间，探索传统建筑遗产与城市文化生活融合的有效途径，有效发挥其公共文化功能。还有一些产业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则结合自身情况对产业遗产进行改造再利用，将其改造或扩建成主题博物馆或展览馆、社区文化中心、艺术区、景观公园、工业遗产展示游览区等各个层次的文化空间（图3）。基于城市文化规划的历史街区和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利用模式，不仅可以通过其营造的文化空间展示和传承城市文化，而且还可以给予衰败的街区和废弃的建筑以新的生命。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建筑遗产的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可参观性”，多数情形下只适用于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非重要文物建筑。建筑遗产中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的重要纪念建筑和文物建筑，例如北京的故宫、天坛，其建筑遗产本身便具有独一无二的“可读性”与“可参观性”，这类建筑不适合开发性保护。对这类建筑遗产的保护，除了坚持原真性和历史完整性原则之外，面对人潮汹涌的参观者，还有必要采取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丝•萧伊（FrancoiseChoay）所提出的调节游客人流、设置步行通道等限制方式的策略性保护原则。由此可见，适宜性开发原则并非适合所有建筑遗产的保护，它主要针对的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中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普通建筑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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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国际私法 弱者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

    梅因在其《古代法》中曾经指出:“进步社会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欢死嘟?0世纪之后发现,20世纪法律史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契约到身份”的这样一个过程。?Q很多国家在国内实体法中详实了保护特定人员如消费者、妇女、子女的相关条文,以间接调整为主的国际私法也有所体现。施米托夫早在《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就认识到国际贸易保护若放当事人的利益,不仅是正义的需要,而且是发达国家自我利益的需要。?ǜニ固岢隽巳跽呃畔冉峁?ldquo;优先原则”。?S弗朗西斯卡基斯提出的“直接适用的法”理论也包含有保护弱者利益的判断标准。?纱丝杉仕椒ㄊ鱼邢虑康鞫匀跽呃娴谋;な谴笫扑鳌?/p>

    一、国际私法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阐释

    (一)弱者的界定

    从目前情况看,各国对弱者的内涵、外延并没有一个统一界定,国际私法中关于对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列为下述几类:一是家庭、婚姻领域中的妇女、婚生和非婚生子女、被监护人、被收养人、被抚养人;二是合同领域中的特定当事方,譬如消费者、雇员等;三是在侵权领域中的被侵权方,不管是一般侵权行为还是特殊侵权行为的受害方。事实上,弱者的范围远远超出上述列举,这因为造成弱者地位的原因的复杂性,如有的是单纯由于生理、家庭背景等个人因素导致的不利状态,有的是因为市场力量不平衡导致的经济地位悬殊,还有的是因为在知识、技术和信息方面不对等而产生的强弱之分。因此,笔者认为,国际私法上弱者身份的确定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的过程,国际私法的弱者即为特定民商事关系中处于劣势或者不利地位的当事人。

    (二)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理论思考

    虽然启蒙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但从客观事实看,现实生活的资源占有、身体实力等原因却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产生了强者和弱者,而公平正义,这一亘古不变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法律可以对弱者利益进行倾斜性的保护,也就是实施弱者的人权保护,从而实现正义。国际私法作为一个调整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部门,同样肩负着这一使命,这构成了国际私法保护弱者利益的正当性。?U在强调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的理念下,国际上形成了对弱者利益保护的理论主要有:人权保护理念下国际私法对弱者利益的保护、正义价值论下国际私法对弱者利益的保护、实体法回应下国际私法对弱者利益的保护以及和谐社会构建下国际私法对弱者利益的保护。

    (三)弱者利益保护原则作为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特点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第一,体现了国际私法的基本精神。法的基本精神体现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国际私法是调整涉外民商关系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价值在于人的保护,而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正是这一价值的反映。第二,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国际私法中,这一原则体现在了国际私法的各个分支,如涉外婚姻家庭领域、涉外合同法律关系等,同时它也在具体制度,如反致、公共秩序保留中有所体现。第三,具有稳定性。虽然国际私法调整的涉外民商事关系处于变动之中,但其中的核心内容不会发生变更,即平等保护与特殊保护的平衡问题。弱者本身是一个变动的范畴,但弱者利益保护的原则具有稳定性,以维系国际私法中人文关怀的情结。

    二、国际私法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

    (一)国际私法立法对弱者利益保护的现状

    1.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立法对弱者利益的保护

    目前,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作为制定统一冲突法和程序法方面最具影响、最具成效的国际组织,截止2008年底,制定的国际公约达到39个,其在有关弱者利益保护方面的公约,尤以家庭、婚姻领域的相关保护公约为主,其中关于保护被抚养人、儿童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下述几点:一是通过对冲突规范的选择使用来保护被抚养人的相关利益。譬如,在1973制定的《海牙扶养义务法律适用公约》中,关于第4-6条就体现了这一特点,该条文规定,在扶养义务方面应该首先采用扶养权利人常住居所地的相关国法,但如果其常住居所地的相关国法不能让扶养权利人得到扶养,就可采用扶养义务人和扶养权利人共同国法,假如依据上述的规定,仍然不能使得扶养权利人获得扶养义务人的扶养,就应根据受理机关的相关国内法来执行。二是有关儿童的利益主要是以从未主管机关制定权利以及义务来保护。譬如,1965年制定的《海牙收养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判决承认公约》,其中第6条就是从儿童的利益角度出发,详实了收养批准的相关规定,其规定要求在批准收养前,主管机关必须通过适当的当地机关,详细调查收养人或夫妻共同收养人、儿童及其家庭进行详细调查。?淙还嫉耐ü坏扔谏В嫉拇嬖诒旧砭褪枪噬缁峁刈⑷跽呃娴暮芎美ぁ?/p>

    2.欧洲联盟法的立法对弱者利益的保护

    从区域国际立法来看,欧盟的立法堪称典范。关于弱者利益保护主要有:第一,《罗马公约》中对消费者和受雇人的利益进行了保护。其中第5条第1款对消费合同做了界定,第2款和第6条即规定了消费合同、雇佣合同当事方尽管有选择法律的自由,但是不得剥夺消费者、受雇人由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给予的保护。第二,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从管辖权与判决的承认执行方面对被侵权人、受雇人、被保险人的利益保护进行了规定。第三,1998年《布鲁塞尔公约Ⅱ》对有关离婚、司法别居或婚姻无效的民事诉讼及婚姻诉讼中夫妻双方对子女的亲子责任的民事诉讼作了规定。第四,《罗马公约Ⅱ》规定了通过重叠适用的冲突规范、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方式来实现弱者利益的保护。

    3.各国立法对弱者利益的保护

    尽管各国立法中都有关于弱者利益的保护,但是不同地区的立法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非洲国家侧重于传统的婚姻家庭领域的保护,如1972年《塞内加尔家庭法》第844条规定:“因确立亲子关系而变更子女的国籍时,这种变更可选择对子女最有利的时机以确定可适用的法律”。而立法较先进的西欧及美洲地区,除了婚姻家庭领域,还涉及雇员及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目前在各国对弱者利益的维护方面,国内立法保护的特点主要体现如下:其一,家庭婚姻领域中的儿童、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总体上各国都比较重视并成为其关注的焦点。其二,合同领域中对弱者的利益保护,主要是通过对意思自治原则加以限制来维护其利益。其三,侵权领域受害者的保护主要在产品责任保护上,且主要将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利提供给原告。

    (二)国际私法基本制度与弱者利益的保护

    1.识别的依据与弱者利益的保护

    识别作为法官的一种思维活动,会受到一国规则制度的制约,但一国良好的规则制度应当体现人道、公正,是能够保护弱者利益的;如果一国本身没有这样的规定,那么一个有良知的或者真正合格的法官也应本着人文关怀之情作出有利于弱者的识别。?W截止目前,学者们关于识别的根据主要存在如下一些主张:功能定性说、准据法说、法院地法说、个案分析说、分析比较说、折中说等。?X笔者认为,虽然法院地法说是目前较多国家的做法,但是国际私法案件毕竟与国内案件不同,过分强调法院地法的结果可能是以否定事实上应皈依的其他有关法律的适用为代价的。准据法说无疑是本末倒置,翻了逻辑错误。而剩下的如分析法与比较法、个案分析说等作为弹性的识别依据更能保护弱者的利益。

    2.公共秩序保留与弱者利益的保护

    公共秩序保留的职能,是为了保持内国的重要利益而例外地排除原则上应适用的外国法,此类规则的产生经常源于政治、经济利益、国家安全或者源于一国善良风俗,并未直接与对弱者利益保护联系起来。因此通过公共秩序保留保护弱者虽然是一种很好的理想,但是在实际运用中目前上不具有普遍适用性。?Y但是公共秩序在运用过程中,确实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弱者的正当权益。例如,1926年10月3日德国最高法院一个判例:一个船员雇佣合同因订立时有胁迫情形而被请求撤销。按照当时德国国际私法应适用土耳其法,依土耳其法,该胁迫不构成撤销合同的原因,该法院根据公共秩序保留排除了土耳其法律的适用,适用了德国法,撤销合同,保护了受雇佣船员的利益。?/p>

    3.反致制度与弱者利益的保护

    尽管国际社会对反致的态度不一,但反致制度使得一国法院以其冲突规范指引适用外国法时,创造出适用内国法或者外国法或者第三国法的多重选择范围,为在具体案件中实现特殊政策或结果的选择提供了回旋空间,增加了法律选择的灵活性,扩大了法律选择的范围。?[法国最高法院曾判决通过接受从婚姻举行地法向当事人本国法的反致,两个信仰犹太教的叙利亚人在意大利由犹太教教士举行的宗教婚姻为有效婚姻(本来依意大利法则无效),并声称:“这种反致的运用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导致摩西法律的适用,当事人本来就希望按照该法规定的意识举行婚礼,而且反致使得他们的结合有效”。?\该案中善良的夫妇,相对于不同的宗教信仰,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弱者,而他们利益的保护恰好得益于反致制度。

    (三)国际私法对弱者利益保护的不足

    1.保护的范围不足及保护的不当

    如前所述,各国关于弱者的判断标准及识别方法的不用,使得国际私法无法很好地、完全地保护真正的弱者,即使对比较容易被识别为弱者的对象也没有全部进行保护。而且现有的一些规定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及其当事人这类弱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