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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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传承人诉讼；私法救济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0-4769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6月实施至今，已近5年，从公法角度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强化了政府部门保护、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但从实际上来说，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侵犯、盗用、窃取，启动公权力进行干预的程序远远比及时的权利救济滞后得多。特别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日，任何停滞、固守的财产都无法实现完整意义的市场增值，因此“非物质”的财产已经大步进入了商法领域的流转轨道，比如各种脑力成果或知识产权的出资入股。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视野下，“流转”才意味着财产权益的实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稀缺物，其市场价值的实现与流转增值，更需要强有力的私有财产规则。正如大卫・休谟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任何在获得、使用与控制方面可能产生争议的物都需要财产规则，尤其是那些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比较稀缺的物。”[ ]

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私法领域应有的经济价值得以流转体现，社会性保护意识的养成也就成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在私法领域唤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与“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财产权利的流转与实现”，是互为前提的两个命题。在法律实践意义上，守卫一座权利的“孤岛”，往往造成权利理念的淡漠，不如实现权利的流转，往往能唤起实现权利的热情。

一、非遗权利保护的私法必要性：属性定位与二元结构

从一则案例说起：四川省某地一户郭姓人家传承自清代以来的手工豆腐干作坊手艺，一直用于生产经营，但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未曾申请商标权利保护。后一外来豆腐干企业在先注册“郭X豆腐干”商标，并提讼要求郭姓人家停止手工作坊的生产。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对商标权进行了支持。同样的豆腐干生产工艺被一纸商标权的认定而做出了高下之判，基于商标权权利的垄断利益，该正宗溯源的郭姓人家还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亮明旗号而不涉嫌侵权，并获得有力营销地位？后在法律专业人士协助下，该郭姓人家依托现有法律，将其手工作坊的传统工艺与传承文化进行申报，经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保护，才在法律地位上扳回一筹，保留了作坊生产经营。问题的引出在于，如果商标等知识产权是一项伴随经济利益的民事权利，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当是什么样的权利？

在长期的探讨中，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性质做出了多种解说，其中有代表的包括国内学者李发耀研究员提出的“传统资源权”说[ ]；学者郭玉军、唐海清提出的“文化权利”说[ ]；而最为集中的观点是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系“知识产权”说，其代表论著包括国内的甘明、刘光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行性研究》[ ]、严永和教授的《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 ]、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学张耕教授的《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 等。在诸多学说中，笔者更倾向于认同中央民族大学韩小兵教授的“新型民事权利说”。[ ]从法律属性的明确定位上来说，一项属性模糊的权利无法获得法律的全面保护，真正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还在于创设其为新型民事权利并给予其有效完善的民事权利救济规范，现行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模式仅仅作为借鉴和学习吸收，类似可资借鉴的还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单行法律。

根据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五章“民事权利”规定，包含人身权、财产权，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债权、知识产权等都明确归于民事权利项下。[ ] 知识产权最终纳入民事权利体系中，比较经典的论述是：“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即知识产品。知识产品是与物质产品相并存在的一种民事权利客体。”[ ]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范围来看，就已经可以明确其作为精神产品、具有权能和经济利益归属的效益。若知识产权作为精神产品，能与物质产品权（民法上“物”）相提并论，那么作为历史悠久、具有经济转换价值、文化传承功能的集体精神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有什么理由不赋予其民事权利客体的地位呢？

霍菲尔德与拉伦茨对“民事权利”的界定方法，为我们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属性提供了工具论意义。从权利创设角度来说，所有财产权利都是通过立法将公共资源，如国家的土地和物质财富给予某个民事个人，让其作出使用的决定，而不必考虑社会上其他利益的影响，从而缔结最基本的民事法律关系。霍菲尔德在《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中，试图寻找法律权利的“元形式”，在权利的概念下，进一步细分出“权利”、“特权”、“权力”和“豁免”的更小元素。[ ] 而拉伦茨在《德国民法通论》中选择性的将法律关系进行了解构，将法律关系分析为“权利和权能”、“预期取得”、“法律义务”和“其他拘束、负担性义务”、“权限”等。[ ] 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属性进行上述两种解构方式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受到保护的特权要件，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形成一定权利流转的客体，主体能将其自能贯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具备有实现预期取得的实践意义，包括当前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推升旅游产业、知识产权经济等各种预期利益的实现。最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形成过程中，他人的行为不得侵犯该权利，还须承担一定容忍义务和拘束义务。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具有民事权利性质无疑，即私法属性。

从社群共有、族群共有的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具有“公物”的性质。德国学者提出的“公物的二元结构”，指出“公共产品”上存在“二元权利属性”[ ]，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这种“公物”之上，实际存在着私法性质上的权利与公法性质上权利的并存，其所处法律关系同时接受公法与私法的调整，因此，单单通过公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就显得捉襟见肘。而稍对国际做法进行考量，就会发现在日本、韩国这样比较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国家，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参照该国对知识产权产权的私法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二元保护进行了尝试，而在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法律，如《文化资产保护法》等[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给予私法上权利的保护考量。

二、非遗权利私法保护的驱动力：市场契合与流转利益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一项权利的增值与实现都离不开流转，民事权利传统的应有之义包含所有权人的支配、占有、处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也不例外。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次级问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正当性论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机制构建”，前一个问题是属法哲学问题，后一个问题是法律技术问题。

（一）公地悲剧：非遗权利流转的必要性

2003 年10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 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或简称“《公约》”）。《公约》由此成为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相呼应的国际公约， 要求“各缔约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 这些措施包括“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 ]，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反对的观点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然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就不应当赋予其可用于民事权利的地位及流转的空间。事实上恰恰相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转正是保护其作为人类共同遗产属性的唯一途径。有名的“公地悲剧”，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假设存在一块公共用地（在此处指代共有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每个人都用权去使用这块既定的土地，那么将没人有动力去关心庄稼是否已经播种，土地是否被滥用，每个单独个体对公共用地的滥用，都可能会造成由全体共同承担责任和损失的局面，并且滋生投机行为，因此集体行使权利最终导致的结果是集体冷漠和土地的贬值、损失。而如果将这块土地分割为许多小块，分配给个体种植经营（所有权仍然是集体），个人对于土地的使用权独享也就意味着要尽可能的保护自己的土地不受损失，并且对土地使用的规划将明显走向效益增加的选择，最终每单块土地的增值部分加总，其总体效益也有所提高。[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也面临“公地悲剧”的范式，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仅仅停留在静态权利的层面，它就只具有象征意义，即该权利属于某群体、某民族、某社团等等，而只有当它的权利成为可以流转的动态权利，即使用人、所有人可以借此进行处分、交易，在流转过程中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真正得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既具有公权性，又具有可以直接转换经济利益的私权性，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流转驱动，仅靠行政立法，当然无法实现对该权利的最大化保障。

（二）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出资入股”的设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在市场的流转可参照知识产权出资入股的方式与公司法进行对接。笔者认为，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流转机制建立在法律允许自由出资入股的制度基础上，使得其可以类似知识产权出资入股一样，成为可投入市场流转的无形财产，这样更有益于整体效益的增长和无形财产的最大化应用。首先，要建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估价的权威机构，如果没有估价，转让机制就无从谈起。新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这一规定同时还降低了旧公司法关于非货币出资与货币出资的门槛比例，在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如何市场化流转的过程中，其作价评估机制一方面要考虑社群、族群的集体利益量化，还要考虑对该权利市场价值的客观衡量以利于达到各类市场主体所法定的出资比例门槛。其次，在实体法的层面上应该尽快完善一整套权利行使制度，如非遗产权权利人可依据确权保护行使占有、支配、继承等权利。最后，在权利流转的过程中，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的物质产品，应当受到物权和知识产权的双重保护，而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进行表演、展示等服务活动，需经权利人或是传承人许可，权利人有权要求支付报酬以促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流转经济利益的实现。完善现有无形产品市场的保护机制，才能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与市场的契合，实现利益增长与效用的发挥。

三、非遗权利流转的困境：收益份额保障与权利主张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入市的接口，可以分别从旅游促进、艺术形式展示、传统知识传播三个方面展开，而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困境，也在这个三个方面最为凸显。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与旅游收益对接是最常见的一种权利流转模式，我国四川省、云南省等旅游大省，都不同程度的借助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吸引力扩大了宣传力度，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省2015年旅游宣传中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语的，占比高达66%，如“彝族火把节”、“羌笛演奏”、“川北薅草锣” 等 ，几乎成为当地旅游业的名片。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促进了旅游收益，可是旅游收益是否完全反哺该权利的族群社群，或者说能否完全回馈该族群社群的公共福利，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没有私法上的权利流转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在旅游收益中的权益份额就无法得到明晰界定，旅游景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旗号在宣传品上任意印制用作商业招揽而权利人得不到应有回报的现象比比皆是。

艺术形式展示的私法领域保护就更值得高度重视，在各类无形艺术形式的表演或者展示中，其产生的市场收益对权利人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回馈作用，无偿取用和占用盗用屡见不鲜，如“苗家服饰”、“侗族大歌”为代表的民间艺术；“鼓楼”、“吊脚楼”等为代表的传统建筑艺术，被国外盗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而在艺术形式的展示中，权益归属的问题，也成为当前权利人面临的困境。

在四川省不乏传统知识传播与市场流转的成功尝试，如“泸州老窖酒酿制技艺”与泸州老窖酒业公司的结合、“井盐汲制技艺”与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的结合、甘孜州南派藏医药与当地医药业的结合等等，都成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经济效益发挥出：权利人或成为公司股东，或成为直接受益人，或得以设立文化基金回馈群体。但同时我们应看到，在传统知识的传播过程中，滥用盗用现象仍然不绝，甚至出现一些技术实力雄厚、法务力量强大的企业将传统知识进行包装修饰并取得知识产权。“灯台树等云南少数民族世代相传的医药，在成功被进行商业医药开发后，成为医治相应疾病的特效药，但信息提供人均未因贡献了关键的传统知识而得到任何回报。”[ ]而值此时刻，权利人不仅受到侵权损害，还将面临权利主张和救济的难题：当面对合法（至少形式上合法）、市场垄断的知识产权时，权利主张与举证将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

四、非遗权利保护的私法底线：传承人诉讼与举证责任倒置

（一）主体确定是传承人诉讼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似乎只侧重于通过行政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甄别、认定、传播和保护，但众所周知，一项既定的民事权利固然离不开公法领域的保护，如用益物权的设立、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即便是形式审查，也要遵照行政法领域的司法流程进行管理、登记，如果出现问题，还可能引发撤销、注销、追责等后果。那么，最简单的逻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作为一项新的民事权利，仅仅靠文化管理部门的行政保护是否就足够了呢？当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被侵犯的案例时，权利归属人（即主体）有没有主张权利去法院主张救济？由谁去主张救济呢？

从现实中来看，通过启动繁琐的行政申请、投诉流程，效率远远滞后，如同国有资产委员会代为管理国有资产一样，“直接所有者”的缺位，难以避免偶有的利益冷漠。云南省知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晓澜就曾指出：“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是特定民族的集体性文化创造，具有现实或潜在的经济价值。实际上，云南省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借助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但在旅游经济发展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民族、群体或个人，除了少部分直接交易的民族服饰、手工艺品等能得到经济回报外，其他大部分的经济价值并未反馈到权利主体本身。也就是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时，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对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少数民族群体或个人的经济发展，未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明确传承人诉讼，就成为私法领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底线救济。

真正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为民事权利，那么直接赋予其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就是应有之义，任何高效率的行政机关都不可能比利益直接关联者为保护自身权益而做出努力更为热情，确立传承人诉讼制度就显得非常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9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从法律规定来看，传承人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受益者，其掌握该传统遗产，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开展传承活动，并可以随时将这种影响力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获得经济利益，将其定位直接利益关系者是自然而然的事。

回到前面“郭X豆腐干”的案例中去看，传承人能利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进行利益转换、进行商业活动的保护、品牌亮明旗号的辨识等，一旦权益受到侵犯，传承人在寻求行政保护未果或者滞后的情况下，传承人作为该民事权利的直接利益享有者，理所当然成为诉讼的主体，反过来说，正是传承人诉讼主体的确认，才能完整意义上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为一项民事权利的地位。传承人诉讼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救济的底线，“有资金有技术实力的公司通过创新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形成专利、版权产品后，甚至可以进行市场垄断。”[ ]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主体权利主张的保护缺失，如何及时、快速的制止他人盗用或无偿滥用？当出现上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会因“先天不足”而丧失与他权利平等博弈的机会。建立传承人诉讼机制，能直接改善这一局面，能在最大限度内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被侵犯和盗用的情况，对于社会保护意识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二）举证责任倒置是传承人诉讼的核心

1、举证难易程度的考量

而在传承人诉讼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公共资源与集体财产本来就应该被置于高于一般无形财产的保护地位，这也是符合国际公约与行政立法强化保护之思路的。同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无形、可塑、动态等，都造成了传承人在面临侵权诉讼中的取证难，而责任倒置，将举证负担归于被告或者侵权人，只有当被告或侵权人自证其活动未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其活动具有另外的合法权利支持以外，都应该支持传承人的救济主张。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进一步强化了传承人受保护的程度，既是符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国际精神，又是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行政法律法规的有效补充。

2、预防成本的考量

从侵权责任的法源来看，卡拉布雷西最早提出了严格责任的观点，这种观点要求让“能够以最低代价避免成本的人（the cheapest cost-avoider）”承担损失，这种理论即是有名的“市场预防”，或称“一般预防”。能够以最低的代价避免成本发生的人自己可以进行适当的成本――效益分析，并采取相应的行为。[ ] 如上文所述的“有资金有技术实力的公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提取出精华部分并形成知识产权进行垄断，传承人就有权对其进行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该公司必须对其垄断权利的合法性、原创性进行自证，而如果该公司的权利取得本身就条件充分、原创性早就得以认可和固定，那么举证责任倒置对于被告公司也仅仅是非常简单的事，从这一角度来说，被告公司的举证责任并没有畸高，是与其在先使用在先权利已经具备条件相适应的；另一方面，如果传承人提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所受盗用、仿制等侵权行为进行对抗时，面对已经在先抢注的知识产权时，要苛求传承人对对方原创性进行举证，就将出现取证难甚至无法取证的尴尬局面。从现实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集群及传承人往往是民间弱势主体，并不具备侵权人的技术实力以及知识产权法务集团化的强势地位。

篇2

关键词：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S731文献标识码： A

1 美好乡村景观设计与城市设计

1.1关于美好乡村景观、美好乡村景观设计的基本认识

美好乡村景观区别于乡村景观，景观组成上应是侧重于乡村聚落形态空间以及与乡村聚落形态空间毗邻的生态山水格局、历史人文形态、农业生产景观在物质形态空间的整合；景观内涵上表现为集历史见证性、村庄特色、标志性风貌与品质于一身，展现生态之美和人文魅力的乡村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高度融合的景观综合体。

故，美好乡村景观是构成乡村形态和风貌特色的重要内容，也是使乡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特征与形象要素。关于美好乡村景观的设计，强调不仅注重乡村的自然生态、地理特征，还应体现乡村景观的历史文化内涵，在遵循审美性、地域特质性及历史文化传承性的基础上重点梳理美好乡村景观自然要素、人文要素的存在方式以及与乡村的空间、肌理关系。

1.2美好乡村景观设计与城市设计

在笔者看来，美好乡村景观设计在思想方法、整体目标的设定及价值取向上，与城市设计存在内在的空间关联。蕴含文化传统、历史肌理空间特征的美好乡村景观作为城市设计中关注的特质性所在，它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通过城市设计这一手段更好地得以维护和落实。

（1） 思想方法上

美好乡村景观设计，实质上是一个注重乡村自然地理特征，体现乡村景观历史文化的设计，强调在遵循审美性、地域特质性及历史文化继承性的基础上重点梳理场地内的美好乡村景观自然要素、人文要素的存在方式以及与乡村的空间、肌理关系。

城市设计是基于乡村自然地理特征、历史文化和现状相关问题把握基础上的乡村景观文化、艺术、审美的表达，它注重从村落意象关系的分析入手，把握乡村整体空间的历史文化性、美好乡村景观的特质性，从战略上来确立城市设计的基本命题，并以此指导空间形态设计。

（2） 价值取向与整体目标上

美好乡村景观设计的根本目的在于美好乡村景观历史文化内涵的表达和文化艺术审美品质的提升，价值取向是乡村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城市设计的整体目标与核心价值在于美好乡村形象特色的体现与美好乡村景观特质空间的生成与发展，强调乡村历史文脉的延续与传承。由此看来，美好乡村景观设计与城市设计在整体目标与价值取向上存在内在的空间契合。

2 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的基本观点

（1）美好乡村景观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实质上是一个基于美好乡村形象特色体现与美好乡村景观特质空间生成与发展下的城市设计问题。应在城市设计思想方法的指导下，把握乡村整体空间的历史文化性、美好乡村景观的特质性的同时，突出美好乡村景观形态空间的文化、艺术、审美。

（2）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其空间生成的特质是基于美好乡村景观历史信息的可读性。设计应从战略高度来审视把握“美好乡村景观特质性”与“特质性生成下的文化传承发展”间的相互关系。美好乡村景观特质性的审视需要以敏锐的认知力，对场地内的景观空间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寻找它们的形态结构、该结构形成原因以及与地域特征的关系；而特质性生成下的文化传承发展，不只是复古与怀旧，也不是对历史肌理空间地简单复制，而是要处理好文化传承与时展品质的关系。

（3）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应从战略与空间设计两个层面来展开：

1、战略层面上，基于乡村自然地理、历史人文整体意象感知的基础上，结合现状存在的问题，通过美好乡村景观空间特质的比较、筛选和提炼，进而确立具有功能、文化、艺术、审美的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命题。

2、空间设计层面上，应在传承与发展乡村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整体乡村景观品质的命题指引下，首先把握设计中的核心问题；进而对美好乡村景观空间进行空间构筑，梳理历史见证性场所空间与文化传承意义的文脉延续空间的内在有机关联，确立设计的具体内容；最后是具体形态空间设计，在具体形态空间设计中，应重点把握集地域特色，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于一体的美好乡村景观功能与形态空间的塑造。

3 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技术路线

4 案例分析――安徽东至元甲山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

4.1城市设计战略层面的把握

4.1.1 元甲山基本概况

元甲山村地处安徽省东至县泥溪镇，与江西彭泽浩山乡毗邻，坐落在皖赣交界新岭梅山脚下，村庄已有千年历史，三面环山，流水绕村，一万多亩生态天然林形成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源于该村千年古村落的历史渊源，又考虑到美好乡村建设的现代品质性需求，项目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把握元甲山乡村整体空间的历史文化性、美好乡村景观特质性的同时，突出美好乡村景观形态空间的文化、艺术、审美。

4.1.2 村落意境感知

（1）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元甲山庄地处东至县泥溪镇元潘村，三面环山，四面环水，自古有“峰峦叠翠、曲水环流”的美誉。一万多亩原始生态天然林，终年潺潺流水，四季鸟语花香，山庄有：“玉兰迎春、曲水环流；明山烟雨、双峰晚秀；新岭松涛、龟鲤争流；古杏似桅、虎啸群山”等自然景观。由此构成了山水聚落的优美生态景色。

（2）地域历史、文化意境感知

地域历史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它以有形的或无形的方式融入到乡村的各个部分，是乡村特色打造的源泉。元甲山地域历史文化包含独具特色的“船型”村落形态、饱经沧桑的历史遗存、风格古朴的传统民居，加之深厚的耕读文化、徽州文化，它们作为元甲山村庄历史发展的文化积淀，反映出乡村的地域文化内涵。

4.2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命题的确立

基于对元甲山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历史文化意境的感知，结合对乡村历史肌理的分析与美好乡村景观要素的审视与提取，将美好乡村景观城市设计命题确立为：营建集山水田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旅游文化与时代精神风貌的，独具文化特质与文化传媒形象品牌的当代中国美好乡村景观的城市设计。设计从解决村庄建设的现状主要问题与建设发展的核心问题入手，通过对美好乡村景观特质要素的挖掘与提取、历史见证性景观场所空间的营造和文化传承意义乡村建筑景观的建构，将城市设计与美好乡村景观设计、历史文化保护互为整合，以突出美好乡村景观形态空间的文化、艺术、审美。

4.3 美好乡村景观形态空间设计

4.3.1 整体景观空间构筑――山水田园意象的强化

源于对村落水系历史与时代品质、村落原真性体现等目标的把握，以及生产、生活水域在村落营建的历史发展中融入元甲山村民的情致――船与帆的村落历史形态空间的思考，整体景观空间建构应重点突出环村水系生态、田园、自然的品质，对部分节点空间，加强水口、水圳场所空间的构筑，努力建构“山水村落”的生态田园环境意象。

4.3.2 特质形态空间设计

（1）历史见证性景观场所空间的营建

1、自然景观场所空间的营造――百年玉兰场所空间

百年玉兰位于村东公园，也是东侧进入元甲山的第一界面，从现状来看，作为第一界面，相对来说缺乏标识性；村东公园内树木种植散乱，村口的百年玉兰处于其他树木的包围之中，位置并不凸显。

基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保留村口生态公园，在空间上凸显百年玉兰，并结合百年玉兰营造元甲山村口门景标志性场所空间。村口门景的打造是以元甲山历史文化内涵与历史建筑形象特质的特色形象建构为目标，运用元甲山传统民居建筑房屋内部结构与外部山墙形态的形式组合凸显“村”的意象；青条石肌理的踏步高台和百年玉兰隐喻“船态”、“桅杆”，从而突显元甲山村落“村在船上”的地域历史特质性。

2、人文景观场所空间的营造――王家花厅场所空间

源于王家花厅作为元甲山历史遗存建筑文化艺术的见证性空间，设计应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历史真实性及其周边环境风貌的完整性和生活的延续性，凸显花厅地域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整体空间环境的文化、艺术和审美。

① 空间形态物化

24天井的花屋建筑群，如今只剩一方残垣断壁，保留那方残垣断壁，既体现出花厅的历史性、可读性，又展现其真实性。利用构架对墙体做加固性处理，同时以残垣断壁为背景，在其周边新建亭廊。通过亭与廊的结合、亭廊与水景的结合营造场所空间，并力求“残垣、断壁、亭、廊”的历史空间品质与整体空间外部环境的整合性与协调性。

② 场所空间景观环境营造

亭廊与水景的结合，形成庭院空间，同时两处圆雕的点缀，一人经商回家，一处女人带孩在家，使整个空间灵活有度，体现出徽商荣归与徽州民居的古韵风采。

（2）文化传承意义的文脉延续景观空间设计

元甲山的民居建筑设计整体风格在采用现代化功能布局、新形式、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基础上传承了地域文化特色：建筑形态上沿用了当地双坡屋顶与人字形山墙以及折线式马头墙的组合；雨棚形式以元甲山民居建筑山墙元素为母题；整体建筑色彩上传承了元甲山传统民居建筑的白色涂面搭配青砖墙面的立面色彩肌理；住宅主房与附属房的组合以及附属房之间的组合形式，亦是沿用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方式。

乡村民居建筑设计，是对地域性建筑肌理的传承与发展。设计从当地的传统建筑文化中提取元素，并加以总结、概括和提炼，从中引申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村民住宅。建筑形式方面，广大村民喜欢“现代化加乡土味”的建筑，即用现代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建造具有明显地方特质的建筑，因为现代化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而“乡土化”则可激起村民们对大自然，对他们所熟悉的当地环境、传统和历史文化的亲切感。

5 结语

探讨美好乡村景观设计的目的，就是保护美好乡村景观的完整性和文化特色，改善目前杂乱无章的美好乡村景观现状，挖掘乡村历史文化资源，体现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致力于美好乡村整体环境的文化、艺术、审美，这也是笔者行文的意义所在。可谓任重而道远，本文研究仅仅是漫长路途的一站，寄希望抛砖引玉，以期美好乡村景观设计问题的更多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

【1】俞莉莉，郝日明；乡村景观对城市景观规划设计的启示；金陵科技学院院报；2008（24）

【2】吴益芳；乡村景观文化表现手法初探；青海农林科技；2010（3）

【3】刘黎明；乡村景观规划的发展历史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农村生态环境；2001（17）

【4】吴强；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保护与城市设计――以安徽东至尧渡老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与城市设计研究为例；城市规划；2007（5）

【5】吴强；试论区位空间选择下的城市设计；城市规划；2005（4）

篇3

关键词 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 更新

一、前言

（一）研究的背景、意义及现状

1.背景。当今世界，传统文化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重要会议多次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成了最值得关注的话题。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结合城市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和时代要求，打造具有自身特点的城市精神，达到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的目的，再次把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公众视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赵中枢表示，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提高中国文化自信，建立城市精神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足以见得，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民族兴旺有着重要意义。

2.意义。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精神，在新r代条件下显得十分重要。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工作，真正保留住历史遗存，使其具备文化效应，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艺术、人文以及社会价值，才是我们研究该课题的现实意义。

（二）主要研究方法

1.调查法。通过对柳州东门街区以及桂林靖江王城历史街区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访谈当地居民、调查有关材料，全面地收集三个历史街区各方面的材料，综合分析、作出结论，为进一步研究和决策提供依据。

2.经验总结法。通过收集以往的典型历史街区的相关参考资料，制定好总结计划；搜集具体实事，进行分析与归纳；组织论证，总结研究成果。

3.比较研究法。通过将广西历史街区与其他地区历史街区进行比较分析，寻找其异同点，探求各个地区间保护历史街区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

4.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相关书籍、报刊以及网上资料来搜集有关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查阅广西近年来对历史街区实施保护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对所查找资料进行比较、归因和数据统计来对如何保护广西历史街区进行阐述，为论文寻找更为充实的理论依据。

二、广西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问题

历史街区与历史街区保护：

第一，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街区，通常也称作历史地段，一般而言，它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历史建筑所构成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延续的社会结构，且传统风貌相对完整的地段或区域。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概念，因此关于历史街区一直以来也存在许多分歧。

第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一是历史原真性与风貌完整性相统一的原则。历史街区价值的体现在它以一个活载体的形式承载着历史发展演变，在保护与更新历史街区的过程中，不能以破坏街区传统空间格局和传统建筑为代价，破坏街区本身所具备的价值。二是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本身就是一个冗长的过程，我们应根据历史街区的实际情况，将生态宜居考虑在前头，因地制宜地确立相应的保护策略，使历史街区既保持其原真性，又能适应实际需要，在保护传统特色的同时，能长足的发展下去，在动态的循环当中传承历史遗存。三是民主性原则。历史街区保护的每一项措施都要以满足人的精神以及物质需要为前提的。我们在对历史街区进行保护的过程中，一定要鼓励公众参与进来，“以人为本”，实现多元化的平衡。历史街区的改造与居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只有让公众真正参与到进来，才能实现多元化的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广西主要历史文化街区背景以及现状分析

（一）柳州东门街区背景与发展现状分析

1.背景。柳州东门城楼位于柳州市城中区曙光东路的文惠大桥北端，坐北朝南，由城门和谯楼两部分组成。始建于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是广西目前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城楼。初建时，为护城之用，后来民间作为奉祀所用。

2.现状分析。（1）原始骑楼不再。笔者深入东门街区了解到，东门街区的原始骑楼几乎已经拆除殆尽了。由于原始骑楼大多为木质屋梁，侵蚀严重，容易坍塌，相当部分已经拆除重建了，仅剩几座老式骑楼分散而立。（2）经济活力不够旺盛。自1994年柳州被列入国务院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以来，柳州不断加大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但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效果却不显著。尽管对柳州东门街区的改造从未停止过，但经过几番改造后的东门街区却丧失了原本所具有的经济活力，笔者携调研队前往东门街区的时候发现部分骑楼正在休整，大部分店铺处于关闭状态，前来观光的游客也局指可数。2015年底，市规划部门表示将对“东门城楼西侧院落”进行规划梳理，将东门街区打造成一个集历史文化展示、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历史文化街区。

（二）桂林靖江王城街区背景与发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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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意志；城市共生；城市后生论；公众参与

Abstract: i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cultural city planning, city people as the direct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nd the builder, the existence of various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and the historical city, only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historical city, symbiosis for historical city and the city, to achieve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 win-win situation. To improve the city people for cultural pride and self-confidence of the historical city, let history city direct benefits to the city people, make people conscious of the historical city protection.

Keywords: city will; city symbiotic City epigenetic theory; public participation;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城市如同生命体一样具有自我成长与更新的性质，同时也具有着与人类灵魂一样的城市意志，而这城市意志便是由城市所居住的“城市人”的共同意志群体打造的。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脉的古城，如同有着高龄岁数的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城市个性”与“城市记忆”，而近年来中国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却导致城市的千城一面的景象，整体城市趋同化发展。以及历史城市的保护模式单一简单，造成城市人与历史城市的矛盾加剧。因此作为城市个性与记忆的集中体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变的尤为重要。但如何在保护过程中旧城保护不因保护而丧失旧城的城市活力，在保护的过程中在城市当地居民的认同性不丢失，同时达到对于城市认知性的效果却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一、寻求历史城市与城市人的共生

所谓后生论，在进化论中，是指种子的生成，不仅是带有遗传因子的东西，而且，意味着会受到经验、偶发的新闻事件等外界的影响。[1]城市的进化过程中也是如此，城市人的思维模式以及建设者的直接意志影响着城市的变迁。但城市人的直接经验及偶发事件也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变化。

人们对于过去的历史文脉有着深深的留恋感，历史文化名城中很多建筑及街道是过去记忆的标识，是直接给当地居民带来城市认同感的标志，城市人与历史城市的共生关系，必定造就了城市的形态的上的变化由人的意志所变化而改变，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城市DNA体现的直接载体，也是历史切片的直接体现，

但对于历史城市的保护不应以牺牲城市人的生活为基础，使历史城市失去活力或城市记忆的直接继承人——当地生活具有历史传承性的当地居民。因此一个好的历史城市的保护具有以不牺牲当地居民生活切让历史城市活力复兴的效应。

以汉长安城保护为例，汉长安城位于西安市西北角，面积37．8km2，它是西汉王朝和新莽王朝的首都。也是中国现存范围最大、保存最完整、遗迹最丰富的一处统一王朝的都城遗址。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包括西安市未央区的汉城、未央宫与六村堡3 个乡的55个行政村，现居住人口57260人，长年来由于遗址保护的限制使该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质量与保护区周边其他地区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同时居民日常生产、生活活动也对遗址构成严重威胁，遗址区出现了保护限制发展、发展破坏保护的双输局面。[2]汉长安城过度的保护方式，破坏了城市与人的共生性发展，开始出现城市人破坏历史城市的局面。

如何在保护汉长安城的过程中达到城市人与保护汉长安城共生的双赢局面十分重要。让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得以发展，同时遗址保护工作还能够顺利进行，这里对于文化遗产的自豪感的塑造就尤为重要，由于汉长安的保护使得当地居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历史文化遗产非但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好处还成为了发展的包袱，汉长安城成为一个孤立的“独岛”，无法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城市人与城市出现了排斥性，经济收入也收到了直接的影响，这时的保护其实是违背城市发展进行的。而如何改变汉长安城的保护难的局面，做到良性发展。吴志强教授提出21 世纪的城市规划, 应走向三大和谐,城市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相协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延续性，达到时间上的和谐；城市中各社会集团之间、人与人间, 达到社会和谐[ 3] 。这些基本理念和纲领表现在汉长安城应用中, 就是统一而和谐的人与城市共生,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与自然——共生的永恒主题

城市源于自然而依托于自然。人希望有个良好生活环境，城市人工环境建设, 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日益严重，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建设有灵魂的乡村和城市, 构建山水城市、生态城市等规划思想应运而生。人与自然共生,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地、人一体的思维模式, 从大量的历史名城、历史名村、历史名宅、寺庙宫观等案例中, 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这对于汉长安城的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意义。人与自然的共存就是将自然山川之灵气与地域人文精神融为一体。在汉长安城的保护中，应以城市自然环境保护为要素进行保护。

2、城市的记忆——历史与现实的共生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更新过程, 城市的历史证明, 新技术在为我们解决原有城市问题的时候, 往往带来需要解决的新的城市问题。规划中应把科学进步与保护人类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遗产谐调起来, 让城市成为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和谐载体。

时间之河流过一个个历史剖面, 诉说着城市的兴衰。对历史文化遗迹, 除了保护之外, 常常需要作出新的规划方案。因此，汉长安城对于旧城的完全保护不动的保护方式，是不科学，由于城市的动态性，完全性的如同保护文物一样的封存式保存不符合城市的发展。因此发展和开发汉长安城是汉长安发展的必由趋势，并且历史文化遗产的全盘保护并非全盘皆具有价值，对于不同街区地段以及各个条件的不同，其保护价值也有所不同，加上近些年来，部分原著居民对于其的破坏，其实保护虽然看似在进行保护，其实是在变相的破坏其发展。

但这里的对与汉长安城的发展也不是现阶段我国房地产开发式的发展，也同时不能造成建设性破坏，对于汉长安城的发展应以多层次多方位的考虑其发展模式。应结合当地的历史条件及地理条件调整出属于适合当地的发展模式，而并非从某一国家某一城市的模式中进行，最终达到城市的历史与现实的共生关系，在保留城市过去就的记忆的同时创造新的历史记忆。

人的传承——历史城市与城市人的共生

汉长安城的原著居民其实就是这所历史城市的记忆的直接见证人，很多原著居民是长期几代人居住，人的意识形态其实也改变着这所历史城市的变迁与发展，要想汉长安城进行良性的保护，对于的这所城市的传承人也应进行保护。

只有历史城市与城市人达到共生关系时，对于一个历史城市的保护才是积极有效的，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的最突出矛盾是建设和保护的矛盾, 也就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因此应以“新陈代谢”的思想对于历史城市进行保护工作，对于汉长安城的保护应妥善处理目前与将来的关系, 不断提高规划设计质量, 使每一片改建区的环境与古城整体风貌保持一致, 遵循城市发展固有规律, 以新代旧, 走向新的有机秩序。

当城市人因为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实际的得到好处与自豪感的时候，历史文化才能真正的得以完好的保存，只有让作为城市建设以及生活主体的人，进行自主保护的时候，一个良性的历史城市才能真正的以保存。因此改变汉长安城的当地居民的思想现状才是真正切实保护好汉长安城的对策，只有当地居民具有自我意志去保护时，保护工作就不会再仅局限于对其硬性保护，而这一条件也是需要城市实质上的改变。

二、历史城市的公众参与

城市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文物局或者城市建设者要做的内容，一个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仅仅局限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城市建筑与城市街道，“城市人”即具有城市记忆的直接载体的一部分，也应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以日本京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例，日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展现了日本独特的文化风貌，无形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对法国、东亚地区都产生积极影响; 木构架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复原对我国古建筑的保护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从京都的历史遗迹保护中, 我们感到, 日本对传统文化遗产保护是全面的、透彻的，他们深刻认识到“文化财富”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 重视“人”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的重要性。

京都的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是由当地居民自觉保护的，这是因为京都人有着高度的自我家园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带来的正面效应，不需要警戒牌式的保护方式，而是居民所自发的行动，往往这种自豪感带来的保护要更加有效。这便是“城市”与“城市人”的共生。同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所带来的触媒效应也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这对于城市的产业链的发展具有相当积极的效应。

结合我国的实际，近年来我国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各级政府还要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和力度，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加强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要广泛发动群众，提倡公正参与的思想，让每个公民都能自觉珍惜爱护历史文化。虽然社会文明需要新陈代谢，但在更新过程中不能摒弃历史文化，继承和发展历史文化与追求现代化都是人们的合理愿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展开，关键是要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体会与认同它的价值，让保护成为一种自觉。

结语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应处理好历史城市与城市人的关系，同时达到历史城市与城市人的共生性发展，形成双赢的局面，让历史城市成为城市人的自豪点，同时让城市人能自觉进行历史城市的保护工作，这才是具有积极效应的城市发展。才能让城市人认同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让他人对于历史城市有着深刻的认知，来改变中国千城一面的景象，复兴历史城市的城市活力，保留过去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而创造出新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黑川纪章 《城市设计的思想与手法》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2】陈稳亮 遗址区居民生活质量与保护态度研究——以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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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建设；故址；规划；文化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the old city to city, city, city expansion project renovation in a large spread all over. How to in urban development, not only do the city planning, and can protect the historical culture GuZhi is facing the city before managers of an important topic. This article in view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in history and culture GuZhi protection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ome improvement ideas, try to explore urban planning and the historical culture GuZhi protection o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road.

Key words: the city construction; GuZhi; Planning; culture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我国城市发展可以说有几千年的历史，许多城市都是由古城区发展演化而来，如北京、南京、西安、洛阳等。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新建筑不断出现，现在各个城市土地可利用面积越来越少，土地的价值越来越高，这就直接导致了城市发展过程中许多历史文化故址的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历史文化故址是城市历史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承载着当地人文、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内涵，因此，在城市发展中一定要做好故址的保护规划设计工作，让故址不但可以传承当地的历史文化，同时更可以发展成为城市有的人文景观。

一、城市发展与故址保护的关系

1、城市发展对故址的影响

故址是历史中前人活动过而保留下来的具有丰富的历史研究价值和纪念价值的地方，我国有专门的法律对故址进行保护。由于故址建筑一般比较久远，与现代城市建筑风格差异较大，因而在城市建设和规划时，将不可避免的会对故址的历史和周边人文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2、城市发展是城市历史的延续

一个城市是由历史沉淀和演化而来的，是一个传承变迁并不断更新变化的过程，所以城市的发展都是在城市历史基础上的延续，城市的规划不可以切割城市的历史，也不可以完全改变原有城市的风格和所蕴含的地域文化，处理好城市发展中故址保护的问题，将对城市发展历史的传承和延续起到积极作用。

3、城市发展与故址保护的和谐规划

故址中所蕴含传承的历史文明是城市人文环境中不可替代的内容，把它融入到城市的发展规划中，统筹安排、重点保护意义非常大。所以要制定好相应的城市规划，使城市发展和故址保护和谐相处，将城市发展中需要延续和传承的历史人文故址与城市现代化建筑所体现的现代社会文明融为一体，体现出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使故址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

二、城市规划中故址保护存在的问题

1、规划中对故址保护的意识不强

随着我国各地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都把经济发展放在工作中的首要位置，在城市的规划中往往对故址的保护不够重视，保护意识不强。这导致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往往只为了建设的需要，去牺牲局部人文环境甚至破坏历史故址等来换取城市的发展，这种模式不利于城市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断了城市发展的历史，使城市独有的文化逐渐被遗忘，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2、规划实施中对故址的损害

在城市规则中，有些虽然考虑了对故址的保护，并也在规划设中避开故址的位置，但在实际城市的规划实施中，却往往受经济利益的驱动，随意更改本来的规划或不按规划进行改造和建设，有些则是在施工中没有对故址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有意无意的导致文物古迹、历史故址等被破坏。而事情发生后，有关部门也仅仅是罚款了事，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建设中对故址破坏现象的发生。

3、规划设计态度不严谨、工作方法不科学

城市的规划对于城市的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一旦规划制定了，就意味着某一片区域的风格和面貌将要改变，因此政府规划部门必须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规划设计时要对人民及子孙后代负责。许多城市的规划，特别是对故址保护的规划往往由一个部门或几个规则人员就决定了设计方案，没有经过必要的论证和专家讨论，也没有对社会进行公示，缺乏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在规划执行中，又可以随意更改规划，没有必要的严肃性。因此，城市的规划设计是否合理，政府一定要加强管理，多听取社会不同方面的意见，使城市规划中对故址的保护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三、城市规划中对故址保护措施

城市发展与其当地特有的历史及文化是一脉相传，不可分离的，做好有关故址的保护规划，可考虑尝试以下措施：

1、规划中要加强故址保护的意识、提高故址保护质量

城市规划部门在进行规划设计时，不能只追求城市发展的需要，要充分考虑到故址的保护，不能让体现城市历史文化特征的载体被现代建筑所淹灭。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城市的发展，规划设计中就会缺少文化内涵，城市就会失去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城市宝贵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将渐渐消失。在城市规划设计中，有关部门一定要注意提高从业人员的故址保护意识，使他们深入了解到城市故址保护的重要性，保护故址就是保护城市的历史。城市管理者有必要将历史故址列入文物保护对象中，并在城市规划中坚持以保护这些故址为前提，避免人为的破坏。同时规划人员应不断提升规划水平和设计水平，提高故址保护质量，对城市的故址进行积极和整体的保护，使故址保护工作效果不断获得提高。

2、规划中要做好城市发展定位，注重历史文化传承

我国的城市发展近年来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只片面的追求城市发展的规模，缺乏必要的文化建设，规划设计中没有城市文化的内容，对城市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但不能很好利用，更是无法做到很好的保护。现在我国的城市表面看上去基本都是高楼林立，千城一面，除了建筑新、道路新，基本没有什么当地特点和个性，更不要谈什么历史文化底蕴了。一座城市的管理者要对自身城市历史有充分的了解，并对未来发展做出恰当的定位，有了定位以后，就可以以此来进行相应规划，确定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各个城市都有自身的产生、演化、发展的过程，规划设计时不要人为随意中断城市沿历史而来的发展道路，可以沿着历史文化脉络让城市的历史得到延续，如果没有这些历史文化载体，哪么这座城市历史就会被中断，未来的城市发展也将因为少了这些文化载体而显得苍白。

3、规划中要改变管理方式，广泛吸收各方意见

现在，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城市故址的历史价值越来越显得珍稀和宝贵，许多城市已经开始意识到历史故址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很好的开发，如安徽的曹操故里—毫州，就围绕着这个历史主题进行了整体规划。由此看来，故址对城市来说是珍贵的历史遗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对故址保护一定要有正确认识，并在规划中改变管理方式，以为城市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来进行故址保护工作。政府在规划管理中，应积极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以科学、严谨、严肃的管理方式来做好故址保护工作。可吸纳文物保护、历史研究等专业人才参与城市规划。专业人员在故址保护中具有专业性，同时具有故址保护中不可缺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这些专业人员参与到城市的规划设计中，将对保护故址起到非常积极的意义。

四、总结

总之，城市的规划决不能仅仅只看重当前经济发展的这点小利，更应该注重一座城市的历史传承和保护。城市管理者在规划设计中，要充分发挥主导和管理作用，一方面在规划设计中细致、周密的做好故址保护，另一方面在规划实施中，严格要求建设单位按照规划执行，做好故址保护措施。只有城市管理者能够真正将保护故址工作落到实处，体现和代表一座城市历史的故址才能更好的闪耀其独有的历史光辉。

参考文献：

[1]刘天利.城市发展与遗址保护和谐中的城市规划[J].商场现代化.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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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民居；文化传承；乡村生态建设

豫西泛指河南省西部地区，主要有洛阳市和三门峡市这两个地级市。豫西地区地形较豫东和豫中来说较复杂，多山和丘陵，主要有嵩山、白云山、老君山、伏牛山等多个山峰，这些山峰是河南省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在诸多山地地形中也形成了窑洞这种独居特色的豫西传统民居。[1]豫西传统民居是豫西人民在世代生存中积攒的文化财产，是豫西人民智慧和勤劳的象征，同时是豫西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体现。豫西传统民居富含了深刻的建筑内涵和文化内涵，继承和发展这种特有的文化内涵，对于现代社会的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给现代社会乡村的建设带来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1 美丽乡村生态建设

2013年农业部了美丽乡村的意见书，要打造具有生态文明的美丽乡村，营造和谐、美好的乡村生活环境，还指出美丽乡村的建设也是美丽中国的建设，由此可见我国对于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的重视程度。[2]美丽乡村生态建设要落实好农业部发出的相关意见，发展生态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营造出一种和谐、美好、恬淡的和谐乡村环境。美丽乡村生态建设要以生态经济建设为基础，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和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乡村人民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同步发展。

2 豫西传统民居蕴含的文化价值

我国新农村建设已经开展了有一段时间，仅仅从房屋建设方面来看，可以发现很多地区都缺乏对农村房屋的整体规划，大多是对城市房屋的模仿，随意拆迁和改造传统民居，造成了传统民居文化的凋零和遗失。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保护好我国传统民居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要传承传统民居的文化特色，与新时期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相结合，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建设的共同发展。

传统民居是我国历史上出现得最早的建筑类型，蕴含了丰富的人文、习俗等精神文化，也是区域政治和经济发展情况的反映。传统民居不仅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彰显，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河南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也是黄河文化的发祥地，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了河南民居浓重的人文关怀，表现了中原人民宽广的胸怀和文化内涵。河南分布的民居建筑较多，这些建筑都是因地制宜，分为土木建筑和生土建筑。豫西的建筑就属于土构形态，主要形式是窑洞（见图1），窑洞的建造是与大地最大程度的结合，为人们提供了舒适度较好且廉价住所，同时保持了自然环境的原貌，是建筑与大地相结合的典型代表。[3]豫西窑洞这种传统民居主要分布在三门峡地区，最典型的是陕县庙上村的坑院。该村的坑院历史年代悠久，最长达400年以上，一些已经被开发为旅游度假村。坑院的主要特征为向地下深挖，横向开凿，与我国传统建筑“堪天道，舆地道”的理念的相符合。具有远望只能看见树影，而看不到人家，走进才发现村庄在地平线以下的特点。河南省为了保护这一传统民居，将其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民居的文化价值会越来越突现出来。[4]

3 传承与发展传统民居文化的意义

3.1 传承传统民居文化能够促进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美丽乡村生态建设既是乡村经济的建设，也包含了一定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为依撑，文化建设也需要经济建设提供的物质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豫西传统民居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美丽乡村生态建设提供了发展理念和经验，也是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对于美丽乡村生态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3.2 传承传统民居有利于彰显地域文化色彩

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对生态文化内涵也有着不同的解释。豫西传统民居蕴含的文化价值，是豫西人民与自然长期相处中获得的，也是豫西乡村建筑文化和自然生态文化的精髓。传承豫西传统民居文化可以增加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的文化内涵，使美丽乡村生态建设彰显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人文关怀，体现出多元化新农村建设要求。

3.3 传承传统民居文化有利于增强乡村凝聚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村人口出现了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现象，导致了很多村庄都是空心的，或者留下的都是孤老寡人和留守儿童。这种现象加大了我国乡村文化的传承困难，而且加速了传统特色的民居和技艺的流失，对于美丽乡村生态建设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开展美丽乡村生态建设时传承传统民居特色文化，能够唤起在外的人民的共鸣，促进人民的回归，增强乡村的凝聚力。

4 美丽乡村生态建设对于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4.1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

对传统民居蕴含的深厚文化有一定深刻的理解，才能在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中实现对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了解传统民居蕴含的深厚文化，是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因此要先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豫西传统民居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是几百年文化的沉淀与积累，也是豫西人民几百年来文化特色的彰显，是经过豫西人民几百年与自然相处得来的经验。从此可以看出，豫西传统民居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发展而来的，也是和自然和谐相处中而得以保存的。因此，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也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在美丽乡村生态的建设中可以发现传统文化中与现代需求相符合的地方，可以将优秀的文化用于新农村的建设中，同时也是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下，形成“以自然为本”的建设思路，采取多种共同发展的措施，建立传统民居特色文化的应用和传承体系。[5]自然、纯真是乡村的最大特点，一望无际的田野，蓝天绿水下撒欢的牛羊都是乡村最亮丽的风景。乡村生态系统处于较平衡的状态，因此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乡村生态系统通过自我完善和更新而具有维持农民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的能力。乡村这种平衡的生态系统下，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创造了美好、和谐、宜居的自然环境。

4.2 彰显特色历史文化风采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下，彰显特色历史文化风采，保存特色历史文化景观，是豫西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关键。不同的区域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历史人文景观，表现出不同的风俗风情和人文面貌。这些不同的文化形态是区域文化特色的延续和发展，营造了富有地域色彩的生态建设人文环境。因此，打造彰显特色历史文化风采对于美丽农村生态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做好传统民居保护工作。像豫西传统民居中窑洞这样的建筑，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拥有极大的文化价值。就拿豫西陕县庙上村这个历史久远的北方村落来说，人民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语言特点、服饰特点等，都蕴含了庙上村这个古老村落的历史人文景观，具有很大的发掘价值。因此美丽乡村生态的建设要深入了解当地所埋藏的、深刻的文化价值，积极吸收这些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内涵，彰显特色历史文化风采，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美丽乡村。

第二，吸收传统民居文化精髓。不同的地域所形成的传统民居特色是不同的，既是独特的也是多样的。例如豫西传统民居所蕴含的特色价值，不同于北京的传统四合院的建筑，也不同于江南水乡的青瓦白墙，他们都有自身特有的价值与特色。[6]在美丽乡村生态的建设中要善于利用这种特色的传统民居文化，因为他们得以传承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所蕴含的古老的生态原理，是人们世代传承的文化精髓。

第三，注入时代精神和内涵。传统的民居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是古老人民智慧的结晶，但是毕竟是在过去社会环境下所形成的，是过去社会的体现，存在一些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符合的地方，因此在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中既注重传统民居特色文化内涵的引用，也要注重时代精神和内涵的注入，使建设出的乡村与现代社会和经济相适应。例如豫西传统民居中对于庙上村坑院文化发展，错落里共有87座坑院建筑，其中有5座历史超过了400年，陕县政府将这5座坑院开发为生态旅游度假村，赋予了这个村落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使其能够实现古老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化的完美结合。

4.3 发展和谐的乡村生态文化

发展和谐的乡村生态文化，既是对传统民居文化精髓的传承也是现代生态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建设美丽乡村时既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又要传承传统民居文化。不同地域的乡村要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出产业发展方式，促进乡村经济的整体提升。例如，陕县庙上村将历史最悠久的坑院开发为旅游度假村的行为，就是根据自身特点所制定出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还要建设乡村文明。在以现代技术为依托的农业生产中，还要实现乡村资源的优化配置，如发展乡村绿色有机食品。和谐的乡村生态文化的发展要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相结合，在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中，传承传统民居文化。

5 结语

文章对美丽乡村的概念、传统民居的价值、传承与发展传统民居文化的意义以及美丽乡村对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做了深刻的分析。美丽乡村生态建设要牢牢把握传统民居中的生态文化精髓，并注入现代的生态文化理念，切实推进美丽乡村的生态建设，营造和谐、美好、宜居的乡村环境，促进我国美丽乡村的建设，实现我国乡村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白宪臣，张义忠，贺子奇.新农村规划建设中传统民居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以豫西民居为例[J].资源科学，2010，32（9）：1792-1798.

[2] 齐皓，樊柯.基于民俗传承、文化遗产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村落文化生态学研究[J].艺术百家，2014（a01）：86-87.

[3] 张梦洁.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2016.

[4] 王丽霞.谈美丽乡村建设中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山西建筑，2016，42（7）：4-5.

[5] 海继平.探讨建设美丽乡村聚落与传统文化生态的传承关系[C].中国建筑学会年会，2013.

篇7

关键词:锦州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Abstract:The cultural heritages in Jinzhou Area are characterized by rich varieties, abundant types, wide distribution and unique features. The cultural heritages are endowed with significant historical,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values. They are the results of the working and creat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past dynasties, therefore concentrate the wisdom, emotion, ideal and desire of them and reflect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tradition in Jinzhou Area. Consequently, to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s in Jinzhou Area, evocat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reasonably develop and utilize them are of significant meaning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building of Jinzhou Area.

Key words:Jinzhou area;cultural heritage;protection;ut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4-23(6)

作者简介:于富业渤海大学历史系文化遗产开发与管理教研室主任

崔向东渤海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锦州历史悠久,其强烈的历史文化氛围及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锦州地区不仅有众多的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等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拥有传统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传统手工技艺、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致使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以致部分文化遗产丧失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可见,了解锦州地区独特的地方文脉,对于科学保护锦州地区的文化遗产并应用于东北振兴、“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至关重要。

一、锦州地区文化遗产及其特性与价值分析

(一)物质文化遗产

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种类丰富,数量较多,在辽西乃至全省范围内都占有重要席位。本文对目前已知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理,统计如下:

1.古遗址类

锦州地区古遗址类文化遗产共计20处,包括省级6处,市级14处。其中省级古遗址类文化遗产包括:大吴台新石器遗址(新石器)、蛇山子汉墓及遗址(汉)、琉璃寺西山遗址(辽)、新立辽代建筑遗址(辽)、镇边堡城址(明)、清柳条边遗址(清);市级古遗址类文化遗产包括:沈家台遗址(旧石器)、小二道河子遗址(新石器)、大荒地新石器遗址(新石器)、四道沟遗址(新石器)、花尔楼商周遗址(青铜时代)、西鸽子洞山春秋遗址(青铜时代)、朝阳寺山商周遗址(青铜时代)、甘家屯遗址(青铜时代)、架子山遗址(青铜时代)、水手营子遗址(青铜时代)、三台子遗址(青铜时代)、松杏明清战场(明、清)、道光廿五遗址(清)、镇远关(清)。

2.古墓葬类

锦州地区古墓葬类文化遗产共计6处,包括省级2处,市级4处。其中省级古墓葬类文化遗产包括:前山十六国墓地(魏晋)、龙岗墓群(辽);市级古墓葬类文化遗产包括:汉贝壳墓群(汉)、门家窝堡墓葬地(汉)、东花汉墓(汉)、张杠墓葬地(辽)。

3.古建筑类

锦州地区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共计18处,包括国家级5处,省级6处,市级7处。其中国家级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广济寺古建筑群(辽至清)、奉国寺(辽)、崇兴寺双塔(辽)、广宁城(明)、北镇庙(明至清);省级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八塔子塔(辽)、广胜寺塔(辽)、班吉塔(辽)、闾山观音阁(清)、北镇鼓楼及城墙(鼓楼建于辽,城墙建于明)、李成梁石碑坊(明);市级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老爷岭圣清宫(唐)、古塔寺砖塔(明)、青塔寺(明)、辽东边墙(明)、辽东长城龟山段(明)、白厂门二台子墩台(明、清)、新立屯关帝庙(清)。

4.石窟寺及石刻类

锦州地区石窟寺及石刻类文化遗产共计6处,包括国家级1处,省级1处,市级4处。其中国家级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万佛堂石窟(北魏);省级石窟寺及石刻类文化遗产包括:新立石刻(辽);市级石窟寺及石刻类文化遗产包括:田园子石刻(辽)、小阁石刻(辽)、蛇盘山多宝塔及摩崖造像(元、清)、乾隆碑(清)。①

5.近代建筑类

锦州地区近代建筑类文化遗产共计4处,包括国家级2处,市级2处。其中国家级近代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纪念馆(1959年)、锦州市博物馆(1953年);市级近代建筑类文化遗产包括:张三丰祠(2000年修建)、锦州古塔历史文化公园(1999年修建)。

除此之外,产于锦州义县的一亿三千万年前的鱼化石、三叶虫化石等、北普陀山、青岩寺、笔架山等都是锦州地区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②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锦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包括民间文学:医巫闾山民间文学(省级,2006年)。民间舞蹈:辽西高跷秧歌(国家级,2006年)、义县社火(国家级,2008年)、义县大榆树堡竹马舞(市级、2007年)、义县双井子旱船舞(市级,2007年)、古塔回民舞狮(市级,2007年)。传统戏剧:辽西木偶戏(国家级,2006年)、锦州皮影戏(省级,2006年)、黑山皮影戏(省级,2007年)。曲艺类:黑山二人转(国家级、2006年)、锦州西城派东北大鼓(国家级,2008年)、陈派评书(省级,2006年)、锦州评书(省级,2007年)。民间美术类: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国家级,2006年)、锦州满族民间刺绣(国家级,2008年)、凌海民间剪纸(市级,2007年)。传统手工技艺类:道光廿五白酒传统酿制技艺(省级,2006年)、沟帮子传统美食制作加工工艺(市级,2007年)。民俗类:医巫闾山狐神信仰习俗(市级,2007年)、满族佟氏家族“拜影”祭祖习俗(市级,2007年)、新立屯关帝庙会(市级,2007年)。③

(三)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特性

1.民族性

锦州地区的历史是和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其历史文化遗产民族烙印深刻,历史文化遗产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锦州地区众多的民族导致该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构成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内容的多样性。如医巫闾山的辽代龙岗墓群、奉国寺、崇兴寺双塔、大广济寺塔等。明末崛起的女真族建立的清,统一了全中国,留有锦州清柳条边遗址等。 辽宁地区不仅留有大量带有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且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特色浓郁,锦州市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古塔回民舞狮……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烙印,体现了辽宁地区人民独有的思维方式、情感表达、审美情趣以及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2.地域性

历史文化遗产的地域性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如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从宏观上讲,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与其他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相比较具有自身地域性。以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塔为例,“辽西现存古塔64座”,是辽西走廊上一个显著的历史和地理坐标,它们是辽西地区独特的环境、文化传统、,生产和生活水平,以及习俗的反映。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与朝阳宏观寺刺绣,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俗称“绣花”,通常是以家织布和各种彩色丝线,以红、黄、蓝、白为主调,用一根细小的钢针参照图案上下穿刺,织绣出各种纹样,有服饰品,如虎头帽、绣裙、绣鞋等;有日用绣品,如荷包、门帘、枕顶等;有喜庆节令绣品,如盖头、嫁衣、戏曲行头等,题材广泛,风格各异。而朝阳宏观寺刺绣以绣佛像为题材,最初由寺内喇嘛兴起,现今刺绣工艺已由佛门居士带到民间,朝阳市章吉营子村已有80余名村民学习和掌握了刺绣佛像工艺。可见,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地域性十分明显。

3.悠久性

锦州地区悠久的历史可上溯到距今1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锦州凌海市沈家台镇宋家屯村保存下来的沈家台遗址,是旧石器时代的代表。锦州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随着人类的发展不断延伸,并已深深扎根在锦州地区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之中。

4.继承性

锦州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从物质文化遗产看,锦州地区的遗存从历史上看没有中断,有人类以来锦州地区就有了历史遗痕,并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不断的延伸,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留下了与人类历史、文化有关的各种遗存,是人类文明的载体。纵观锦州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就能清楚地看到锦州地区的历史发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同样具有继承性,它们被世代相传,如医巫闾山民间文学,它囊括了上自虞舜,下至清末的数千年历史,是一部反映古代社会状况的百科全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生活等情况,医巫闾山民间文学完全是依靠民间的传承得以流传和保存,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赶快去抢救、整理,从而使它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

5.文化融合性

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杂居相处,加上移民的不断涌入,从而使锦州成为多民族融合的地区,民族的不断融合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从而使历史文化遗产带有明显的文化融合性这一特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表现尤为突出,如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它既保留了东北满族的人文特征,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萨满文化内涵,又反映了汉民族生产、生活内容,是研究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史料。④

(四)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

从学科研究上看,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社会学、历史学、美学、人种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价值。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越高,它的利用价值也越大,我们就越应该努力把它保护好,利用好。

1.经济价值

锦州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一是指其本身的经济价值,二是指遗产所说明的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意义,三是指它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经济价值,大小不一,有的价值连城,无法估算,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谁能说出大广济寺塔值多少钱?所以,我们主要分析文化遗产与历史上某个阶段经济发展的关系和意义,这方面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可移动文物类和古城遗址类,其中的出土文物对经济价值的研究更为具体。将来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遗产直接的利用价值,但不只是旅游业的收入。

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永久的经济价值在于:一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全世界游人观光,旅游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还可带动锦州其他行业的发展。二是可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吸引外国和内地的资金到锦州投资,加快锦州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有助于扩大对外交流和对外开放。三是保护好锦州的文化遗产,可大大增加锦州的知名度,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从而增加锦州的无形资产,提高锦州产品的附加值,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2.文化价值

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无所不在。在锦州地区,其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化石文化、佛教文化、民居文化、建筑文化、满族文化、传统饮食文化等。

3.历史价值

锦州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锦州古代居民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创造出的文明物证,是锦州历史的真实记录,记录了锦州历史的发源、发展、变动、大事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历史变迁。这里面所蕴涵的种种信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共同梳理着锦州历史的脉络。

4.艺术价值

锦州自古就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所以,锦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性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且又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锦州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石窟艺术、建筑艺术等方面。

以上简要分析了锦州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文化、历史、艺术价值,当然还有其他价值,如纪念价值、教育价值等。由此可以看出锦州历史文化遗产有着多方面的重要的保护价值和利用价值。

二、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

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要遵循原真性保护、原整性保护、可持续性保护。其中原真性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基础和核心。对锦州地区物质文化遗产要积极维修,要保存其原先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貌,要保护它所遗留的全部历史信息。整体性就是要保护文化遗产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要从整体上对历史文化遗产加以关注并进行多方面的综合保护。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我们既要重视整个区域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性,同时又要注重“单体”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性。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可持续发展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对于锦州地区历史文化遗产而言,一方面我们要使历史文化遗产在发展过程中不被破坏,能够稳定地保存下来传给后代;另一方面,要把历史文化遗产当做可部分修复的资源,在发展过程中用适当的方式进行维护修理,使其能够保留下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要积极培养传承人,使锦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保护方案决定于保护原则对于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官方保护。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领导和政府的重视显得尤为重要,加强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官方保护力度,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十分重要。锦州地区各级政府应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领导,安排专业人员从事文化遗产的普查、整理、研究、开发工作。管理部门应将文化遗产普查摸底工作作为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统一部署,有序进行,在充分利用已有工作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制定普查方案,组织开展对文化遗产的现状调查,全面了解和掌握锦州地区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使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法,对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政府在财政上应给予支持,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专项基金,力争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专款专用,积极引导社会资金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积极筹建具有锦州特色的文化遗产展馆,以展馆的方式对其进行科学保护。

其次是法律保护。我国现行对文化遗产约束的法律条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在进一步的审议和修改中。对于锦州来说,当务之急是发挥本地区的能动性,参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并颁布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强调法律的可操作性、加强法律的保护力度,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加大对不法现象的制止、处罚和依法制裁的力度。

再次是教育保护。在保护锦州地区文化遗产过程中,学校教育是教育保护的起始点。一方面,加强小学基础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要从小抓起,循序渐进、潜移默化。锦州市教育管理部门可以编制有关锦州本土文化的儿童读本,从小学开始,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培养学生对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另一方面,重视高等学校教育。锦州地区高等院校应该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保护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历史重任,结合自己的优势,搭建一个研究与保护的平台,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科学的、有效的保护技术与方法。需要强调的是,渤海大学历史系自2006年开设文化遗产开发与管理专业以来,已经建成了文物修复室,招收了近200名本科生,该专业学生基础理论扎实,实践能力较强,先后协助锦州市群众艺术馆、锦州市旅游局、大连市群众艺术馆展开文化遗产普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并取得良好效果。锦州市相关部门完全可以与渤海大学历史系合作,为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贡献力量。

第四是民间保护。民间百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主体,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不法商人的利诱下,普通百姓往往失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认识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意义和对本民族身份彰显的重要性,一旦有利可图,随意开发、转让、毁坏等现象即层出不穷,使恢复和保护难度增大。因此,锦州市要加强民间保护、成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组织,加大宣传力度,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形成自发、自觉的保护意识;成立民间艺人协会,常年组织活动,使锦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演绎、传承和发展。 ⑤

第五是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流动的,它自己并不能自我保存,其传承载体必然是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渠道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品的直接保护,也有通过保护民间艺人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间接保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实施活态保护。锦州市政府可以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荣誉称号,每年给予其生活补贴,培养年轻学员,为年轻学员设立专项奖学金,鼓励其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技能。

三、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利用

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的利用要以文化为基础,始终坚持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实现锦州地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三者统一。文化遗产的利用不能脱离文化主题。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要注重深层次文化内涵的挖掘、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同时要重现锦州地区的历史风貌,要重点突出其历史文脉,保持其文化特色,发展与锦州地区文化特征紧密联系的旅游产品。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相互依存的,保护也是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利用的物质前提,脱离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保护的目的并非只是单纯为了保护,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究底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对锦州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可以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恢复,为文化遗产的发展赢得资金,形成保护、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综合效益。具体的利用对策如下:

第一,全民参与,发挥锦州地区文化遗产社会服务之功用。目前,我国积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我国“十一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也明确指出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将中华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与整合,通过互联网、卫星、光盘等方式,实现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锦州地区文化遗产属于此类,应该对其深挖掘、精加工,服务百姓,服务社会。在节庆期间,锦州市可以凭借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通过巡游、表演等形式加强对本地区文化遗产的宣传与利用,从而实现其艺术价值。

篇8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积极保护；整体创造；南京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3-04(9)

4　“渐进更新论”――以南京老城南的复兴为例

渐进更新论倡导渐进更新，即“有机更新”的手法和“渐进改善”的程序。渐进更新论认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地段的进步要靠真实的行动去推动。历史城区、历史地段是居民今天仍然生存的空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长年缺乏维护，建筑多已变得破败，缺少基本的配套设施。因此不能无视居民要求改善生存空间、拥有现代化生活权利的呼声，不能简单否定更新，讲保护仅停留在口头上。同时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是在长时段的发展进程中，由许多参与者共同创造、逐渐形成的，因此历史信息丰富、文化内涵深厚、空间丰富多元。同时这些地区往往也是社会结构、产权制度十分错综复杂的地区，私房、公房、经租房政策不一，原业主、老住民、后租户需求不同，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而不能仅凭事前的简单调查，以及简单的多数居民的呼吁改造就做出一次性简单改造的决定。对于这样的地区，用简单的一蹴而就、大拆大建的大规模改造，将使得丰富的历史信息被粗暴处理，深厚的文化内涵被简单覆盖，丰富多元的空间关系难以留存，同时复杂的产权纠纷、历史保护的社会呼吁也将使得这种方法难以为继。这样错误一旦犯下，就再无纠正的机会，今后再无法通过渐进改善理念、通过试点实践一一总结反思一一完善再实践来不断改进完善保护工作。

渐进更新论倡导小尺度的有机更新方式。关于有机更新，吴良镛先生提出：“城市永远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居住区内的住房更是如此，城市的细胞总是要更新的，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破烂不适宜者”。“规划建设时，新的建设宜较为自觉地顺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旧，一般无法全面推倒重来”。同时渐进更新论将历史城区、历史地段的复兴过程视为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提倡通过试点项目积累经验，不断反馈完善，直至找寻到解决复杂敏感问题的妥善之路。西方历史文化和旧城保护实践也表明，保护实践过程是“一个强调连续而非断裂的有机过程”，“一种累进重读(incremental rereading)的规划过程”，强调将每一次建筑整治或插建、功能改善或调整都看作是对以往的“医治”，是历史城区对于现代适应性的一次尝试。

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地区，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但是清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手工业的逐步衰落以及南京城市发展重心的逐步北移，老城南赖以繁荣的经济基础发生变迁，再加上、清军攻城、等战乱影响，老城南逐步衰落并繁华不再。今天的老城南在物质、经济、社会空间上日趋“边缘化”，呈现出一种整体性衰败。目前老城南地区房屋已大多破旧不堪，严重损坏房占60％以上，险房占2.5％，90％居民家中无独立厨房、卫生间，地区内几乎没有现代化的市政设施，供电线路严重老化，城南地区发生的火灾60％以上由电路老化引起，消防现状令人担忧，消防车难以深入居民密集区。因此，每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提案建议改造，居民改造呼声强烈，2006年地方政府决定启动改造工程。但是由于改造方式不当，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和批评，地方政府十分委屈，认为改善百姓居住条件的初衷未得到社会的理解。

老城南的复兴必须以文化导向的综合发展战略为支撑。悠久的历史给老城南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积淀，明清“金陵四十八景”中有七处位于老城南，包括凤凰三山、杏村沽酒、秦淮渔唱、楼怀孙楚、桃渡临流、来燕名堂、长桥选妓。如果将相邻的历史资源一起考虑，还有长干故里、报恩寺塔、莫愁烟雨以及李渔芥子园、沈万三故居等。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有形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消失，但即便如此，尚存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上脍炙人口的诗词名篇以及老城南作为市井文化代表地的丰富民俗，都是老城南复兴的宝贵文化资源，因此必须要明确老城南发展的文化引领定位，以丰富的历史资源为当展的动力，整合传统价值和现代功能，赋予历史地段新的活力，通过文化环境和活力的再造带动老城南人居环境的改善。

老城南的历史文化复兴，基础是尚存的历史遗存、历史格局、历史肌理和传统风貌，虽然老城南的历史风貌已经受到现代化建设的较大影响和冲击，但是仍有：(1)大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内相对较好地保存了传统的肌理和格局，许多的街巷的历史可上溯至明甚至更早的六朝时期；(2)地段内传统的街巷尺度以及沿线的传统建筑尺度仍得以保存i(3)地段内现状建筑质量虽已较为破败，仍有不少历史建筑和传统构件散布于地段内：(4)这些地段，虽然当代物质空间较为破败，但是破败的宅基上曾经有过动人的历史事件，如周初读书台、李渔的芥子园等等。它们是老城南这个业已十分衰败地区的残存文化骄傲，是实现历史地段文化复兴的最后寄托，也是南京这座城市追寻明清以前、乃至六朝风华的物质空间载体，因此必须尽全力保护，并努力在此基础上寻求当代复兴。

老城南的当代复兴，还需要具有带动作用和影响力的文化项目引领。对此吴良镛先生2006年在参观白鹭洲公园改造后曾经指出：“昨晚看到秦淮河的改造与东城白鹭洲的更新结合了起来，因为在夜晚一走而过，难以作科学的判断，但值得欣慰的一点是：河岸打开了，扩大了公共活动空间，人们可以欣赏到秦淮河的美景；百姓载歌载舞，一片欢乐气氛，为旧城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使我联想到威尼斯的城市节日庆典。联系到门西地区，似也可以找出另一种途径加以综合创造。例如，‘胡氏愚园’再建并非一切照旧，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再创造(reinvention)，再发现，从旧环境中找出新的片段，找到新的灵感，借题发挥，力求在这片衰颓的地区再现新的生命力”。笔者认同吴良镛先生提出的老城南改善和复兴应分别从门东白鹭洲和门西愚园的活力重塑做起，给历史地段增添当代活力和生机，逐步由点及面，有序带动并引领老城南整个地区的逐步复兴。

5　“整体设计论”――以南京历史文化空间网络构建为例

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创造的关系，吴良镛先生曾精辟地指出：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与文化环境的创造同时并举，不能脱节。“我们必须认识到，光靠保护既有遗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历史地段与历史建筑物的整体保护工作同新环境的创造工作融为一体，即在保护的同时更要进行开拓创新”。由此整体设计论强调保护利用思考要综合、创造要整体。所谓思考综合，是指要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建筑功能、艺术表现、建筑造型、周边环境、人文内涵、当代活力等多种要素；所谓 创造整体，是指要“在变化中求统一，在纷繁中求整体”。吴良镛先生曾引用中国古代《释名》中“巧者，合异者共成一体也”道出了创作的真谛，“在可能的条件下，把一些可以共通的东西加以梳理、概括、整合，包括将东西方建筑文化的某些方面在新的基础上加以互补、融会，并根据变化中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果如此，我们就有可能达到多样统一(unity from diversity)，和而不同(unity from difference)，乱中求序(order from chaos)”。

整体设计论倡导思维的整体综合融贯，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要有新老联动的空间战略，建立以历史资源为支撑、以文化廊道为串联、历史和当代有机融合的城市空间特色系统；在详细规划层面，要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历史地段、历史城区中形成可感知、可深入体验的真实历史文化环境：在建筑设计层面，要在认真保护历史建筑的基础上，重视新建筑设计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塑造。在城市空间体系架构上，整体设计论要求综合思考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点的精心设计、历史文化廊道的串联整合、以及整体历史文化网络体系的构建。

南京阅江楼即是较为成功地运用历史资源塑造当代文化地标的案例，它的重塑改写了狮子山600多年来有记无楼的历史。李瑞环登楼时题写了“登楼阅世，抚今追昔；望江怀古，鉴往知来”，并说“修建阅江楼是件好事，后人定会给予很高评价。江苏才子多，可以找名人再写《阅江楼记》，说明为什么六百年有记无楼，今天却有楼了，但是，不光讲一时一事，不光讲南京，还要讲中国人，讲中华民族，讲中华大地的凝聚力，讲一代比一代强。总之，要借题、借景，发挥好”。李瑞环同志的话清晰地阐明了历史资源、传统文化如何可以被当代加以综合运用，虽然他更多的是从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但对城市规划建设一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阅江楼的建成，使得南京城西北、乃至长江沿线缺乏文化地标的状况得以改变，纷至沓来的游人给原已被边缘化的下关区带来了活力和人气。随后在阅江楼周边，历史资源天妃宫、静海寺相继重塑。今天这一地区已经成为南京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它的形成带动了下关区老百姓人居环境的改善，原已衰败的下关区从市民心目中原先的“下之角”变为宜人的居住选择地之一。

对此吴良镛先生指出：“设计难点在于当今的现代建筑理论思潮如何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京这个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场所中合适的表现出来的问题，即建筑如何既有现代感又有历史感7要体现地方文化。探索过程中也存在一个如何求新的问题”。现该项目已经落成，获得社会广泛的好评，不日布展完成后即将开放。

关于历史文化廊道的建立，重要的是挖掘并串联线型空间(河流、历史轴线、道路等)沿线的历史文化资源。对南京而言，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廊道莫过于明城墙和秦淮河。以内秦淮河为例，它是南京的母亲河，历史上南京最早的几座城池，如冶城、越城等，都分布在其两岸。随后两千多年，秦淮河及其两岸始终是重要的历史舞台。关于十里秦淮对于南京的意义，吴良镛先生曾经精辟地将之概括为历史老城南的文化走廊和空间骨架，可以建设连缀成中华门门西门东的项链。前不久，南京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启动了秦淮河环境整治工程，目标即是吴良镛先生提出的重整“十里秦淮”。规划内容包括：(1)保护历史建筑、历史环境和历史风貌；(2)贯通十里内秦淮河，在外秦淮河水质改善的基础上实现内外秦淮河联动，改善水环境和城市环境；(3)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设施配套水平；(4)依托历史资源、民俗文化，复苏秦淮河。经过规划整合重塑后的秦淮河将重新串联沿线的历史记忆，有望形成一首包括序曲，终曲和三个乐章组成的南京历史文化乐章。

关于历史文化网络的构建，重点是“将孤立散存的点状和片状结构变成更具保护意义的网状系统，充分发挥出文化遗产对提升历史城区整体价值的重要作用”。要跳出孤岛式的保护模式，必须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联系性和系统性。笔者认为，历史文化网络的构建可以借鉴景观生态学的理念，建立“基底－斑块－廊道”的空间网络，使历史文化的保护从断裂的结构、片断走向包含多样性和连续性的系统。具体的构建手法包括串联、织补、延续和发展四种手段：(1)串联，通过历史轴线、传统街巷、特色商业街、水系、绿带串联各类历史资源、文化空间和公共活动设施；(2)织补，在消失和中断的历史空间和环境中，通过恰当地添加与之协调的建筑和文化设施织补历史肌理和历史格局；(3)延续，通过道路、视线廊道、景观轴线等延伸历史轴线和历史文脉；(4)发展，通过塑造新的能够体现传统精神的文化空间，通过文化线路的拓展，不断丰富发展新旧融合城市文化网络空间。

通过上述空间手法的重组，南京可以重新组织城市的节点、界面、轴线和公共空间等，让众多的历史资源点成为南京星罗棋布的“文化基质点”，让历史环境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地段成为富有文化内涵、空间特色的“历史文化斑块”，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文化线路、秦淮河、明城墙风光带、明外廓历史之旅，乃至林阴道、旅游线路等线型文化廊道，串联整合上述“基质点”和“文化斑块”，通过发掘、激活“历史节点”；对其周边环境的整治和公共空间的营造，强化“文化特色片区”，将重要的特色片区和公共空间串联整合起来，组织到现代城市结构中，构建南京城市空间的艺术骨架，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之美。

6　“文化传承论”――以历史南京城营建传统的传承为例

文化传统的传承，在现实中往往被简单误读。由于对文化传承的简单表层理解，形成了现实中两类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割裂传统，认为当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先人的经验难以学习借鉴，一味强调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种是冻结传统，忽视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新时代特征，在当代社会仍然简单复制传统风格建筑。事实上，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历史南京城在建造过程中，形成了营建的宝贵经验和传统，它既与北方的都城有共同之处，又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典型反映了中国江南都城的建造艺术成就，包括：

(1)人工建造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建立。南京曾被彭泽描绘为“千年壮丽山为郭，十里人家水绕楼”，是我国以《管子》为代表的“天才地利”规划思想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城市观念是建设者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融入了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历史南京城的每一次空间演变，都是利用和改造山水形势的结果，并产生了“天人合一”的城市景观特色。

“城市布局中视地形因素，将山水、园林等融入诗情画意的城市景观营造中”，明代南京著名的金陵四十八景中，一半以上都在城外的自然山水环境中。“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游记，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

(2)历史空间的继承和文化的包容发展。正如吴良镛先生指出的：“江南建筑文化早已非原本江南的‘本土文化’或‘初民文化’，而是一直汲取、融合了不少中原文化，甚至海外文化，因此‘开放性’和‘善于吸收异质文化’可以作为江南建筑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也是江南地区文化昌 盛、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南京城在近2500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变迁，其建设都在因应承袭历史格局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形成一种既连续又变化的空间和文化发展态势，历史南京城正是在不断的文化碰撞中继承、扬弃、发展。

(3)重要空间的设计和场所的塑造。封建帝国时期城市最重要空间和建筑莫过于帝王的宫殿，今天人们盛赞明清北京城市和故宫之壮观，却很少知晓明清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明南京宫城、皇城、乃至都城轴线合一的模式，既是南京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然，又很突出的表达出金陵王气，它也成为后明成祖迁都北京时设计故宫的蓝本。南京明故宫开创的宫殿格局形制和礼制建筑，是十四到十九世纪中国都城建设的重要原型。

(4)整体城市规划设计的营建传统。西方传统的城市是以城市轴线、广场和公共建筑为空间核心自然生长的城市。相对而言，中国传统城市无论是选址还是布局都是整体设计的产物。正如吴良镛先生指出的：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中，城市的规划和设计是同一的，在进行城市规划和总体布局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包含了城市设计的内容，努力将城市规划与设计相结合，城市与自然相结合，将城市、园林、建筑与工艺美术相结合，以臻至城市整体和谐的境界。这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体系的特色，在历史南京城各个主要历史时期都有所体现。如明南京城集中国南北方历代都城建设之大成，并有所创新，既符合都城礼仪要求，又实事求是因应当时的都城发展需要，妥善处理了新宫与老城的关系，而且还具有严谨与宽松、规整与自由的和谐共存的空间美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于其布局合理，与山水有机镶合，其奠定的城市格局历经600年未能突破，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的南京，充分说明了明初南京城整体设计的科学合理。

上述传统在当代的运用必须结合变化的时代特征，对此，吴良镛先生曾经明确指出：南京并非一个活在过去的城市，过去因为对今天和未来的价值而具有意义。我认为，以南京的山山水水，还要加强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到走向文化城市的创造，提高城市的文化竞争力。而在传承历史传统、创新当代文化时，既要深谙传统的精华，又要洞悉时代的变迁。同封建帝国时期的都城营建相比，当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变化节奏、变化规模、变化内容、变化尺度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工业时代的城市景观和特征，完全不同于小农经济时代的城邑。因此认清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是重要的，因为它将决定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传承历史和传统。诺伯特舒尔茨将历史的变迁归纳为三类：实用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变迁。从实用的变迁来看，当代城市的功能远较传统城市复杂，商务楼、综合体、会展中心、交通枢纽等各种新建筑层出不穷；从社会的变迁来看，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等级、秩序等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人口的流动性，社会发展的民主意识都使得今天的城市更加多元，更加重视多元人群的包容平等i而从文化的变迁来看，今天的城市已经很难用一种秩序、一种道德规范、一种文化来约束，多元文化并置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文化的形式已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但是传统文化的合理精神却可以也应该在当代传承。

关于“人工建造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建立”的传统，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使得原来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及平衡的关系被打破，“在目前高速度、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这种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融合无意间似乎被遗忘了”，因此传统精神的再利用、再建和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必须考虑到这一时代的变化。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已不是曾几何时的豪迈改造自然，也不仅仅是传统的顺应自然，而是强调在自然环境基础上的生态修复、生态系统的构建，因此南京需要从“山水城林有机相融的小南京城”，走向“山水城林有机相融的大南京都市区”，在更大的发展需求空间中，构建城市和自然有机镶嵌的空间系统，在南京都市发展区范围内构建“多中心、开敞式、网络化”的组团空间结构，并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城市。

关于“历史空间的继承和文化的包容发展”的传统，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在剧烈地改变着历史空间和当代建设的图底关系。在极短时间内形成的建设量，甚至有可能超过千年累计的总和。在此背景下，历史文化遗存显得尤为珍贵。今天我们需要对历史有更多的敬畏。随着南京城市不断向外拓展，不仅要高度重视中心城的历史文化保护问题，对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利用也要引起高度重视，要在保护市域文物古迹、古镇古村、环境风貌保护区和历史山水环境的基础上整合发展的资源，把历史空间的继承和当代新文化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关于“重要空间的设计和场所的塑造”的传统，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城市重要空间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城市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城市，而是市民的空间。如果说原来的场所强调等级的秩序，当代的城市空间则追求宜人的环境，空间的塑造更加强调场所的开放性、市民的可参与性。以南京秦淮河水系的规划建设发展为例，内秦淮河更多表达的是历史文化及其传承，外秦淮河更多表达的是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尚未开发正在规划中的秦淮新河则可以突出“新秦淮、新意象、新体验”，以新体育、新休闲、新商务、新人文、新技术为构思，形成同样具有文化意义和内涵的趣味公共空间，但更多地表达时代特征。

关于整体城市设计的营建传统，吴良镛先生曾经指出：“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江南建筑文化都应该区域、城市、建筑群、单体建筑以及建筑细部浑然一体，是规划、建筑、园林的整体创造，是经济、科技、文化、艺术、自然等的有机融合”。由此出发，笔者针对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的“品质空间”极易受到侵蚀的现状，提出了要针对城市“品质空间“设计“特色意图区”规划管理制度。所谓“特色意图区”是指因城市景观塑造、历史风貌保护以及生态环境保育需要特别保护、控制和塑造的区域，包括三类，即“自然山水展现区”、“历史文化展现区”和“现代风貌展现区”。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笔者牵头组织编制了”南京市空间景观特色意图区规划”，其核心思想是用整体设计的思想保护、串联、整合城市的品质场所和公共空间。

7　“发展协调论”――以南京的城市定位和战略为例

基于南京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南京城市发展的文化定位可以概括为：中华文化枢纽、滨江宜居生态城市、国家重要创新基地。

关于中华文化枢纽，历史上南京就是世人瞩目的文化中心，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六朝时期，南京作为南北文化交流中心，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六朝文化”。在明清、民国时期，南京则成为内陆文化与海外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同时，南京崇“文”重“教”的历史，又使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今，南京作为全国四大科研教育中心城市之一，拥有众多的科研教育机构和雄厚的人才储备，万人拥有的研究人员数和大学生数都位居全国前列。这些丰富的文化科教资源和悠久的城市发展历史造就了南京“中华文化枢纽”的历史定位。

关于滨江生态宜居城市，南京是环境优良的绿色城市，境内宁镇山脉丘陵起伏，长江穿城而去。秦淮河蜿蜒其间，玄武湖、莫愁湖镶嵌东西，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山水城林”融于一体，绿化覆盖率达到46％，森林覆盖率达到23％。南京人文环境优越，文化包容性强。南京城市尺度适中，大部分人的通勤时间在30分钟左右。南京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主城，第二产业基本分布在城镇，既保持了城市的活力，又保护了主城的环境，避免了大城市“蔓延”发展的城市病。将南京定位为生态宜居滨江城市，有利于凸现南京的滨江特色、山水特征、宜居特性和生态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南京的人文内涵和人居环境水平，提升城市的发展要素吸引力和综合竞争力。

关于国家重要创新基地，南京具有丰富的科教文化资源，具有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基础和条件。定位于国家重要创新城市，不仅符合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导向，有利于推动南京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保守意识和传统体制束缚，在新一轮发展机遇中提升南京的竞争力，也有利于释放南京巨大的科技资源潜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南京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科技服务能力，从而巩固南京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

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上，则要建立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城市综合发展战略相互配合协调的空间格局。过去囿于城市经济实力和时代的局限性，南京城市发展一直局限在老城的近50平方公里范围内，现代化的建设与古都的历史文化空间相互重叠、互相冲突，不仅阻碍了城市功能的提升，也给古都格局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经过对以往发展的深刻反思，2001年南京城市总体规划调整提出了“老城做减法、新区做加法”的空间战略，通过一加一减的一疏一导，既改善老城的人居环境，松动老城历史文化保护的空间，又加快新区新城的建设发展速度。

在“建新城、保老城”战略的指引下，经过2002年以来几年的建设，这一空间战略已经取得了正面的成效，原本聚焦在老城的开发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老城高层建筑加速聚集的态势有所扭转，土地投放的重心完全转向，城市建设的重心跳出了明城墙内的老城范围，城市结构从过去单中心简单外溢蔓延逐步转为多中心组团式有序发展，为南京作为特大城市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空间架构。在城市空间战略的支撑下，南京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从18个城市中2000年的第12位，跃升至2005年的第7位，上升速度非常之快。这说明一个正确的空间战略可以在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获得良好的经济综合效应，实现历史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综合双赢。

8　“社会支撑论”――结合南京实践的相关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这是一个涉及立场和价值观的社会问题，涉及巨大的利益，涉及众多的利益群体，因此说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归根到底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社会的问题应该靠社会来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支撑和协同。传统保护规划的致命弱点是把历史文化保护视为专家和个别部门的一项技术，而忽略其社会属性和公共政策属性。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家的保护体系基础上，主要还是由少量专家来推动的，保护工作过于专业化和缺乏群众基础，必然会影响到保护的社会实效，完全依赖保护专家的不辞辛劳和四处奔走呼吁是远远不够的。

关于法制规范，结合南京的现状，笔者认为应推动以下工作，一是推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制定：二是按照新出台的《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及近现代建筑风貌区保护条例》的规定，积极推动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录的分期分批公布；三是逐步将历史文化保护不同环节、层面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如针对南京丰富的地下文物埋藏的特点，应进一步修改《南京地下文物保护管理规定》中涉及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勘探、开发建设程序，同时建立有效的地下文物勘探快速应变机制，健全相应的文物通报制度，以加大对地下文物的保护力；四是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历史文化保护技术规范，历史文化街区内不应简单机械地照搬现有国家和地方标准，而应该采取不同于一般地区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来进行规划设计和实施管理。在地区交通组织、市政配套、建筑安排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应结合历史文化保护的实际要求来制定。

关于组织保障，一方面，倡导政府组织机制的创新，通过多部门协同、市区联动，统一部门和各层级的保护行动。另一方面，推动政府治理结构向“管治”的转变，发挥多元主体的参与作用，尝试建立长效的协商机制。鉴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要求，可建立专家委员会全过程论证监督制度，由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从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项目规划总图到单体设计、施工图设计、现场技术指导等环节负责咨询论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项目的规划和详细实施方案必须社会公示，才能审批实施，审批后还应同时在现场、网上公示，其间还应该举行专场公众意见咨询会，面向公众征询意见和建议，必要时应由项目的规划师或建筑师现场答疑和接受质询；对于具有较大社会影响面的敏感性项目，可采取多部门联合听证的方式。

关于财务支持，可借鉴西方各国历史保护的经验，尝试建立和创新财政扶持机制

建立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基金，每年可从地方财政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资本金注入该基金，该基金重点资助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项目，若时机适合，还可尝试实行市场化、证券化募集资金的方式，实现多元化融资；改革区县政府的以经济为导向考核制度，基于其资源禀赋、主体功能，建立差别化考核制度，其中对历史文化保护的重点区县相应调整或降低GDP考核指标，而通过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给予更多的财政扶持，实现区域发展均等化目标。

关于体制创新，要逐步探索与历史保护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一是要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街区运作模式的创新，改变传统单一项目就地平衡运作的方式，探索在更大范围内，综合考量历史文化保护的社会、经济和长远效益。同时，就单个项目的运作而言，可试验性地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如公私合作经营；二是可考虑建立产权转移的有效机制，针对那些具有清晰私有产权的历史建筑，在政府许可并捆绑保护责任的前提下，可允许上市交易。基于明晰的产权关系，可建立对历史建筑进行税收减免和强制维修的管理政策：三是要逐步健全社会性保障的配套制度，如出台适应多元化需求的居民安置措施，明确老城改造后居民回迁率，改造前后的人口密度问题等。借鉴西方经验，在城市更新与改造过程中，在居民、基本的服务设施、教育设施等方面保持其原有结构，并通过更新给老城以新的内涵和活力。

关于保护行动的计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实施，应该分时序、分区、有重点地在政府主导下，以项目形式逐年加以推进。政府相应需建立并明确年度实施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开展年度实施计划，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框架下，结合年度城市建设计划，明确年度实施目标，落实具体保护项目、安排相应的资金预算和明晰涉及各方的责、权、利关系。另一方面，对上年度实施计划进行回顾评价，认清问题，总结经验，为制定下年度实施计划提供参考和依据。

篇9

关键词：新区规划城市文化历史特色保护与延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各地城市规模的普遍扩大，新区占城市建成区的面积比重不断上升甚至成为城市的主体。因此，新区逐渐取代旧城而成为一个城市主体风貌的体现。通常谈到“城市文化保护与延续”，都局限在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以及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等，而往往忽视了新区建设中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延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阶段国内很多城市建设中都出现了传统风貌特色消失、历史文脉中断的现象，并造成“千城一面”的后果”。

因此，如何在新区规划中延续城市文脉、展示城市历史文化特色，无论是对历史文化名城还是新兴城市的新区开发，都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以下就以浙江省近年来部分新城建设的规划实践为例，对在新区规划中保护与延续城市历史文化这一课题进行探索，希望能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对策。

一、新区规划中城市文化保护与延续的意义

忽视城市文化特色的继承，一味追求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方式正在使今天很多城市富有历史意义的城市结构、城市意象和城市景观消失和破坏，城市历史文化在逐渐地被消磨殆尽，城市的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出现了城市空间环境形象平淡、雷同等诸多问题。而在新区规划中注重城市文化保护与延续，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手段，从更深层面上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体现，对城市的建设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

1．1有利于传承与延续城市的文脉，避免城市文化归属感缺失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有其鲜明的文化特色，像上海的海派文化，绍兴、苏州的水乡文化，温州的山水文化等等。城市的文化特色经过历史的积淀，也就形成了城市的文脉，城市的生命力也就源于此。这并不仅指欣欣向荣的经济景象或者直插云天的高楼大厦，而更多的是指城市的人文精神，也就是说，由城市人文精神所构成的城市文明才能说明城市的厚重感。尤其是在当代经济发展已成为主题的必然趋势之时，城市文化的延续也就成为当务之急。继承和弘扬传统历史文化，延续城市原有的文化特色，不仅仅局限在老城区中，更要注重在新区规划中。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城市文化归属感缺失与城市精神模糊的困境，为城市居民创造具有生活感的城市空间，使城市文脉得以传承与延续，才能使城市文化、城市理念和城市性格乃至整个城市更具生命力。

1．2有利于塑造历史城市景观特色，构筑鲜明的城市特色

每个城市的空问都具有独特的空间特色，象温州的“斗城”、绍兴的“水城”、重庆的“山城”等等。城市文化的保护与延续同样表现在城市的空间营造上，对新区规划而言，就是指城市的空间设计、建筑风格是否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思维、是否体现了城市独特的人文精神、是否顾及了人性化的目标、是否演绎了城市性格、是否承载了城市的文化理念。通过新区规划，可以重塑城市形象，有利于塑造历史城市景观特色，提升并创造全新的有历史文化传承的城市形象，进而使城市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强大的可持续发展力。

二、新区规划中城市文化保护与延续的方法与对策

如何在新区规划中体现城市文化保护与延续，将城市文化特色和底蕴真正渗透于规划中去呢?笔者结合具体项目实例，提出三点方法与对策：

2．1强化与再造历史城市空间格局，延续城市原有认知意象

借鉴历史城市具有特色的空间和景观，运用于新的城市空间，并经过梳理、调整和改良，生成现代版本的新的城市认知意象。以《温州三江口片区概念规划》为例，温州建城历史悠久，有“斗城”之称，市区有号称“鹿城九山”的松台、郭公、海坛、华盖、积谷、巽吉、仁王、黄土、灵宫九座小山，相互环列，大致排列成北斗七星形状，“斗城”之称由此而来。

而规划的三江口片区周边山环水绕，与温州古城选址环境颇有相似，规划借鉴温州古城的筑城思想，延续温州古城的北斗七星的“斗城”传统风水布局，从古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得到启发，按北斗七星的“斗柄”、“斗魁”、“辅弼”三个部分布局。

以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广场和公园形成的东西向文化公共轴带构成“斗柄”，为游客和市民提供交往活动空间和娱乐游览空间，同时形成片区内部的步行系统；以多个公园和广场构成“斗魁”和“辅弼”，丰富了滨水的带形公共开敞空间，形成沿瓯江和楠溪江富有变化的连续的绿化系统和步行系统。

“斗城”的格局蕴含着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的二元对比的片区特征，在延续传统风水格局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自然生态、人文环境、现代城市需求等多元要素，将三江口片区塑造成一个现代型的“斗城“和“山水城市”，并实现新区中的人能够“亲水”(瓯江和楠溪江)、“见山”(大嶂山和双塔公园山体)、“望塔”、“忆城”(文化公共轴带)和“观都”(瓯江南岸主城区都市界面)。

2．2用象形隐喻城市文化图形的方式来塑造特色城市空间意象

找到反映城市文化精华的空间结构形态要素，在规划中借助建筑和道路系统，水系和绿化空间的设计，象形隐喻城市文化图形，从而来突出地方的空间文化内涵，表现城市的文化精髓。

以《绍兴市迪荡新城规划》为例，绍兴是古越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越文化中心。规划通过对绍兴地方深厚文化历史的深入研究，首先从绍兴画家的《稽山鉴水图》作品中得到启示，提炼出“远山、村庄、流水、拱桥、渔舟、古树”作为城市重要的意向特征：绍兴城市与山水的和谐，从而确立了“和谐”城市发展与山水和谐是本规划的主要立意。然后又从绍兴的书法艺术家的《王和女》作品中获得灵感。书法作品集中体现了越王与西施这两个在绍兴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越王勾践的隐忍、坚毅和谋略使他最终复国，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传奇人物，而西施的美丽、以身为国的高尚情操使她成为美的化身，受到后人的怀念。规划从这幅作品中找到两个反映绍兴文化精华的空间结构形态要素。规划经过一定的图形艺术处理，用网格形的道路系统和有秩序的建筑群体与自由流畅的水体和灵活、丰富的绿化空间互相穿插，形成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体现男性的阳刚和女性的温柔的对立和统一。网格形的道路体系隐喻书法家的笔下的“王”字，自由灵动的水体则隐喻“女”字，规划用象形隐喻城市文化图形的方式实现了传统城市文化的继承与传扬，以现代城市空间承载了传统的绍兴文化。

2.3挖掘本土、本地文化特色，创造一个全新的具有原生文化生态传承的城市空间

篇10

关于满族民居的现存问题：

关于满族民居的现存问题主要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论述：1.在民居的修复以及保护等问题上规划滞后；2.时间范畴上导致的年久失修；3.资金的匮乏；4.关于档案的缺失5.人们的对于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够从整个全面宏观来看，不仅仅是满族民居，中国很多的古城及传统建筑和民居都存在这样一个情况――在民居的修复及保护等问题上存在规划滞后的问题。比如很少或尚未出台有关满族民居保护的条例及保护规划。

同时，时间范畴上，建筑物本身具有不断的损毁属性，而由于资金的匮乏补充不够，及相关档案的缺失，使得修复工程也难以得到维系。

很多人不能很好的认识到满族民居背后的各种文化符号意义，以及对于文化保存和民族的重要性和意义。以“全国最大的满族四合院”为例，吉林省建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东北建筑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俊峰说：范家满族四合院在东北已经很难见到了，前不久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活动，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这座四合院应该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言下之意则是因为人们的认识不够，相关部门的了解不到位，导致的是它未能纳入文保单位。而却由于普查时有关人员对满族的民俗研究不够，同时缺乏对满族建筑的了解，所以未能普查到。

关于满族民居的保护问题：

一 、形成一种保护的机制：满族民居的保护肯定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政府只能起一个宏观调控与指导的工作，却不可能作为主力军，对于满族民居的保护，更应该是是自发性的，以常住户为单元，解决生活实际需求，包括住房改建、翻建、加建、卫生设施再造、修缮、养护等。这种自我改造方式能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也能吸引相当数量的小规模商业资金投入到旧城镇的居住环境营建上，还能使改造满族常住民的生活需求。同时，这种自我改造方式投资较少，容易受到现在环境条件的制约，是一种“活着”的传统传承的方式，也是一种小城镇建设中对传统民居改造的“微量循环”的模式。政府拿出一定专项资金用于城镇传统民居的整体改造是有难度的。之外，传统民居建筑若是成片地改造，可能对人和自然环境具有摧毁性破坏，影响传统民居建设的传承和历史文化的延续。

二、保护中的和谐发展：保护的意义是为了将传统文化以及一些美好的东西延续下去，需要形成的是一种自我保护和修复功能，所以将这些民居形成一种旅游经济延续下去，有助于激励居民和政府的保护欲望，也能够用这些资金进行更完善的维护。通过旅游文化经济既能很好的宣传到传统文化，让大家更能了解满族民居文化的重要性，又能获取一定的资金进行自我修复，何乐而不为。

三、需要注意的问题：

1、顺应自然的传统民居：满族民居的最大的特征就是顺应自然，处处洋溢着与自然盎然共存的生态中，反映了少数民族追求人与自然的契合，憧憬返璞归真的愿望，城镇平面布局是随地形而立。

2、历史文化的保护：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城乡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满族古居居民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追求，自然地表露在对传统民居建筑的急切改造上。其次，传统民居建筑结构单一，环境质量较差，缺少公共设施，缺少日常维修，成为居民迫切改造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城市建设中，要是抛弃了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即摧毁的是传统民居建筑的文化遗产，切割的是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失去的是古城的建筑文化记忆，堵塞的是旅游经济带来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