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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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播学 专业 定位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The Mistakes of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in Domestic Colleges

WU Xiaoling

(College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1)

Abstract The lack of positioning awareness, the educational ideas of journalism followed,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follow suit so that neithe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and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 and effective segmentation, diffe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d not achieve the necess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segment.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and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 and cross professional overlap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in a certain degree of homogeneity tend to weaken the independence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valu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xacerbate the news media specialty employment market saturation, resulting in wast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 positioning

在国内的高等教育中，传播学专业是一个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的专业。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新闻传播学提升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明确了传播学专业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1998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4个本科专业，后增设传播学、媒体创意等专业，逐渐明确了传播学专业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在迄今为止的十余年间，传播学教育在我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专业定位不清、课程体系陈旧、教材水平不高、师资力量不配套、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等问题。

所谓定位，就是确认某一事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独特位置或形象。定位这一概念在市场营销领域使用频率较高。市场定位的根本目标是寻找不同于竞争者的优势特征并进一步确立这种优势特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通常要包括目标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选择两个方面，是市场营销的重要环节。

高等教育中的学科定位虽然不能简单套用市场定位的做法，但其基本理念具有启发性。诸如：只要有竞争就应该有定位，定位是达成目标的重要环节；确立不同于竞争者的优势是定位的一般做法；定位需要随竞争者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对照目前国内高校传播学专业的办学情况，能够更清晰地发现将市场定位的基本理念引入传播学专业建设的必要。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传播学专业已成为热门专业之一，出现了一定的饱和度，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等相关专业、传播学专业内部形成了一定竞争；与此同时，传播格局和社会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高校如果要将传播学专业办出特色办出优势，就必须对变化中的传播格局、其他相同和相关专业、社会需求等因素进行跟踪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适当调整自己的专业定位。这对于传播学专业领域的跟随者显得更为迫切。

传播学专业的快速发展为其奠定了规模基础，但质的提升却是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反观目前国内高校的办学情况，发现部分高校的传播学专业定位主要存在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在传播学与相关专业之间，未厘清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大众传播学等专业的关系，用办新闻学或大众传播学的思路来办传播学，导致传播学教育与新闻学教育的过度交叉重合，或将传播学简化成大众传播学，未实现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等相关专业的有效区隔。

在国内，新闻学比传播学起步早得多，积累了较丰富的办学经验和一定的社会认同，师资力量较丰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传播学专业的开办和发展提供经验和人才支持，但客观上也可能使传播学专业过多地沿袭新闻学专业的办学思路，加上国内学术界对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各持己见，从而导致传播学专业的定位不清、目标不明。“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传播学而言，传播学与新闻学边界的模糊不清，核心理念与学术立场的模棱两可，使当前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尚处于思考与探索阶段，未能确立明确的教育目标，形成鲜明的教学特色。”①

不少高校院系在设计传播学专业课程体系之初会将传播学专业视作新闻学专业的“扩展版”，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采、写、编、评和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学的部分主干课加上传播史、传播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便构成了传播学专业的专业课。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专业似乎成了以新闻学为核心而涵盖面更广的大众传播学，而本来在传播学专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等课程反而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在课程体系中要么没有体现，要么仅有一两门概论课一带而过，从而导致传播学教育与新闻学教育的过度交叉重合。“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开设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如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等等。但总体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课程设置与教育理念上并无太大区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也未能在各阶段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在本科教育阶段，传播学课程数量较少，大多作为实务类课程的补充，以概论性课程为主。”②

其二，在传播学专业内部，部分高校的传播学专业未实现与其他高校传播传播学专业的必要区隔，存在同质化的现象。

查阅各高校关于传播学专业的描述，会发现其中不少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面向现代化，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具备传播学、新闻学的知识与能力，能够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广告、公关传播的复合型人才。看起来都对，但在这样大同小异的官样描述中，我们看不到鲜明的教学特色和明确的教学目标。

定位意识的缺乏、定位策略的失误，导致传播学专业与新闻学等相关专业的过度交叉重合和各高校传播学专业之间的同质化倾向，其不良后果已经开始逐渐显现。第一，作为后起之秀的传播学专业没有实现与新闻学等相关专业的有效区隔，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传播学专业的独立性和学科价值，不利于传播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引发对本科阶段开设传播学专业的质疑。“教学上从一开始招生到四年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直至毕业去向，几乎与新闻学专业没什么两样，导致师生与用人单位一片困惑，越来越多的人士甚至质疑：照这种路子走下去，本科生阶段还有必要设置传播学专业吗？”③第二，加剧了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市场的饱和度，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学生的职业规划和就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在传播学专业开办之前，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已日趋饱和。如果其后开办的传播学专业是对新闻学专业的简单重复或扩展，难免使学生在职业规划和就业的时候仍然将注意力集中在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大众传播领域中，而对本来有较大需求的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领域重视不够，从而导致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专业的低水平竞争，加剧就业市场的饱和度。

与国内传播学专业根植于报学―新闻学的发展背景不同，国外传播学专业则较多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中吸收营养，从创立之初就与新闻学专业有较清晰的分野，并在各自的领域中拓展空间、形成核心竞争力。比如美国，其“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④美国的经验对于国内后起的的传播学专业建设颇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为2009年西南交通大学教育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理工科背景的传播学专业定位与课程体系建构”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石义彬.关于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几个问题.新闻大学,2008.2:52.

② 石义彬.关于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几个问题.新闻大学,200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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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传播课程 平顶山学院 课程改革

一、网络传播课程教学现状

出现于20世纪末期的网络传播，相对于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来说，是一种以多媒体、网络化、数字化等技术为核心的新的传播形式。其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相互渗透立足于多平台上进行多落点、多形态的传播整体模式的出现，发展速度和影响范围却远远超过之前的传统媒体。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的《2010中国微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一种传播媒体普及到5000万人，收音机用了38年，电视机用了13年，互联网用了4年，微博用了14个月。网络传播的迅速发展，使得熟悉网络传播的方式、掌握网络传播规律，且具备搜集、判断信息能力的专业化网络新闻工作者成为媒体炙手可热的人才。与此同时，网络传播也成为当下教育界关注的新热点，各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纷纷关注网络传播研究和人才培养，先后开设相关专业。华中科技大学于1998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网络新闻传播班。北京广播学院于2000年，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网络传播学院。随后，清华大学传播系开设了新媒体研究专业，招收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在新闻专业本科生中开设了网络传播课程。武汉大学在报纸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以及广告学之外，新开设了网络传播专业。除此之外，各高校相继成立了网络传播的研究中心，如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传播与新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等。由此可见，网络传播学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上多起于省部级一本院校，网络传播专业教育上任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网络传播研究和人才培养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

平顶山学院是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一所地方综合性院校，在其长期的办学历程中，确立了“文理渗透，博学专长，教学与实践结合，理论与技能统一”的办学理念，致力于培养具有理想信念和独创精神，经过良好的训练的、基础实、能力强、素质高、有社会责任感，能够创造幸福生活和服务于社会的应用型人才。 基于学院的地域性和办学理念，使得其下属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设置网络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中也致力于以培养新闻传播领域的网络媒体应用型人才为己任。作为地方院校的平顶山学院，其下属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于2007年，开设了网络传播课程，由最初面向新闻学方向的专业选修课，课时6学时，到面向播音与主持艺术方向的专业选修课和广播电视编导方向、广播电视新闻学方向的专业必修课的并行设置，课时36学时，经过六年的发展，课程设置取得了一定进步，但课程的教学的实施中还需要根据地方院校的特色和学生的层次进行相应改革。

二、网络传播课程教学内容及问题

由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所设置的网络传播学教学大纲显示，其作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通过对网络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系统学习，使得学生能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网络传播的特点、规律，掌握网络新闻写作、页面编排等相关知识，进而培养和提高学生正确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其具备从事网络媒体相关工作的初步能力，能较快适应媒体的工作要求。

针对平顶山学院地方院校的办学特色和办学理念，以及网络传播课程教学大纲要求，该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分为网络传播实务和网络传播理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网络传播实务，内容分为：网络传播的基础技术、网络信息制作与、网络新闻编辑、网络互动组织和网络公关与广告传播。该部分涉及的内容偏向技术操作方面，且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在教学过程中，如顺利完成此部分内容的讲授，需要学生对网络基础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和掌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教学和课堂练习的方式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目标。如何让具备文科背景的被授课学生能够轻松、容易地掌握所学习的知识，如何在授课过程中凸显此部分内容的实践性特色，如何增强学生的相关动手能力，都是该课程教学改革中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第二部分的网络传播理论，内容分为：网络的属性与传播形态、网络传播的典型形式、网络中的新闻传播者、网络传播的受众、网络传播的效果和网络传播的社会影响。该部分的授课内容可以说是对传播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学生回顾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并结合网络传播的特点，针对热点问题、典型现象进行分析，从而完成对相关理论的学习。如启发学生运用把关人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分析网络传播过程中诸如网络红人、人肉搜索等典型现象，通过课堂讨论、分组辩论等形式完成相关理论的学习。学生在具备传播学等相关基础课程学习的前提下，能较好地掌握此部分的知识，但如何结合网络传播自身的媒体特点去把握其传播规律，如何解读基于网络传播基础上的新媒体、新形式的传播规律，增强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分析能力是教学改革中拟解决的又一关键性问题。

三、网络传播课程教学改革和对策

在网络传播教学过程中，落实平顶山学院所设定的培养综合应用型人才的这一培养目标，解决课程教学中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需要注重课程教学中的改革，采用积极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并实现目标。

引入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所倡导，后广泛应用于管理学、法学、医学等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自20个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目前成为教学改革的热点之一。案例教学法有效地缩短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通过对案例的解析，使得学生通过自主参与的方式来获得相关经验，从而得出相关理论知识，突出学生的主导地位，注重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思辨能力。在讲授网络传播理论部分中的网络新闻传播者、网络传播受众和网络传播效果等知识点时，先引入当前网络上出现的热点现象、热点问题的典型案例，如网络上盛传的各个版本的2012末日言论，以及这种言论影响下的媒体反应和受众反馈等，然后组织学生思考并讨论这一热点现象中所蕴含的传播规律，从而完成对相关抽象理论的学习和掌握。

采用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是现代教育技术的一种典型方法，其注重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生动的表现方式组织课堂内容，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实践、发现和体验，进而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实践能力。在课件制作中，以PPT演示、视频、音频相结合的辅助形式，为学生提供更为直观、丰富的授课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点。如在讲授网络新闻制作与中，网络图片、网络音频的格式的大小和选择的知识点时，可采用不同格式的图片、音频之间比较展示和同等格式的图片、音频之间比较展示的方式完成，使学生认识到选择网络图片格式取决于图片的清晰度和大小。通过多媒体教学的方法，让学生对图片、音频格式一目了然，更为容易地掌握所学知识点。

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是巩固、加深理论知识的有效途径，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完成网络传播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需要遵循特色性原则、实用型原则和混合型原则，具体表现为在授课过程中，较好地把握平顶山学院的地方院校特色和其设定的综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采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一体化混合实践教学模式。可针对网络传播课程第一部分内容的实践性特点，在授课过程中，增加网络实验室教学实践环节。具体落实为，课程学时设置上，按照一定比例分配，教室授课时段和实验室实践时段。如网络新闻编辑、网络页面设计部分的学习，如果单纯地依靠教师讲授，而缺乏相应的学生实践，则很难落实相关知识点的讲授，也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可以先由教师讲授相关知识点，然后由学生针对所学知识点在网络实验室进行相关练习，在练习过程中，教师可以随时给予相应的辅导，通过“理论到实践，实践再到理论”的练习模式，来进一步强化学生所学知识点，培养其实践动手能力。

通过案例教学法、多媒体授课及实践教学，使得学生全面了解、并掌握网络传播学课程的相关知识点，培养和提高学生正确分析和解决网络传播中实际问题的能力。结合平顶山学院的培养目标和其地方院校的特色，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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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为原杭州大学新闻系，是浙江省最早开展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部门。今天的浙江大学在新闻人才的培养、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媒体人才。就此，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请他来谈谈浙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这几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他对当前新闻与传播学界的一些看法。

人才培养――宽基础、厚理论、重实践

记者：我们知道浙江大学新增了新闻传播学博士点，成为为数不多的具有博士授予权的新闻传播院校之一。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历史与发展？

吴飞：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系1958年创办的杭州大学新闻系，是国内较早建立的新闻与传播专业，1998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在管理体制上采取系所并行，目前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下设一系三所一中心：新闻与传播学系、传播研究所、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以及视观学与新媒体研究中心。其中系下辖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和广告学三个专业，主要从事本科教育；各研究所负责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培养。

记者：据统计，中国目前有数百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专业，与其他学校相比，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

吴飞：一是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新闻学教育重在为新闻单位培养新闻职业人才，但我们近几年已经将这一培养目标转向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方面。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方面，追求的是“宽基础、厚理论、重实践”的方针，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对基本问题和基础理论的掌握程度，要求学生具有相应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基本技能；自2000年起，我们本科生一二年级就需要学量的其他学科的课程，如物理、高等数学、生物学、化学与人类文明、军事基础、法学概论、现代西方人文思潮等等都是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其二，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提高科研水准，充分体现研究型特征；其三，追踪学科前沿，把专业学习与解决现实问题相联系，适应传媒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根据以上发展思路，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对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正是为了适应传媒业发展趋势的要求。

二是与业界的联系方面，我们起步比较早。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在1997年就与浙江日报、新华社浙江分社以及浙江省广播电视厅等单位一起，确立了社会联合办学模式，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从历年就业情况来看，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在就业去向上，除了传统新闻专业仍旧以去各大媒体就业为主之外，其他专业尤其是具有市场化特色的专业则已经完全摆脱了单一媒体去向，而即便是在传统媒介就业的学生，也超越了以往单纯的采编写工作职岗，介入到了媒介经营管理、媒体策划等工作领域。研究生毕业则主要进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少数著名企业和跨国公司。

三是从传播学这一学科讲，我们在传播与社会、传播法、文化产业、动漫传播、媒介经营管理、整合营销传播方面都有显著的特色。在这几个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说处于国内前沿水平。近几年，我们学院的老师，每年都有一到两项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的质和量也有显著的提高。

记者：教育部把传播学同新闻学一样列入博士和硕士专业目录，这会对传播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您如何看待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

吴飞：这对于提升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培养相关的研究人才，当然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我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与大多数学者的观念相同，即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两个有密切联系但又有各自独立的运行规律的学科。不过相比较而言，传播学的范围似乎更宽更广一些，因此诸如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等都是其研究对象。但新闻学侧重研究的是大众传播活动中的新闻与宣传传播活动。

新闻涉及人类最重要的交往现象

记者： 您曾经获中国青年社会优秀成果专著类最高奖、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浙江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据我了解，您之前并不是新闻系出身，是后来才转向对新闻业务的研究，现在在传播经营管理方面也有了很高的成就。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专业方面有这样的转变？

吴飞：从事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对我来说，既偶然又必然。必然是我从小就喜欢新闻职业，希望自己也能从事“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工作。偶然的是我当年报考杭州大学的研究生时，新闻专业正式从中文系中独立出来，这使我有机会成为杭州大学新闻学方向第一批研究生。

应该说，我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虽然有一些成绩，但远非我自己的期望，也远不如许多同行们的成绩。我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传播与社会变迁”以及“传播法”。之所以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自己喜欢，另外也觉得是社会需要。在经营管理方面，我谈不上什么成就，只不过学校刚好需要人上这方面的课而已，现在我已经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了，因为我们学院有比我更合适的老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认为学新闻的却并不一定能干好新闻，反之有很多搞经济、学政治的到最后更能在新闻这个领域有所建树。而且我们经常会听到新闻无学、新闻博学，您对此怎么看？

吴飞：在我看来，要做好新闻工作一要有新闻敏感力、二要能吃苦、三要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四要有较好的表达能力。无论你是学新闻的，还是学经济、政治或者理工科方面的什么专业，只要你具有这些能力，你就有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潜力。“学新闻的却并不一定能干好新闻”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就像学经济的不一定成为优秀的经济学家、学管理的不一定是管理企业的能手、甚至学法学的不一定是能干好律师或者法官工作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新闻敏感、没有悟性，而且甚至可能根本不喜欢他自己的专业，那做不好新闻工作是很正常的。

我从来不认为新闻无学，因为新闻涉及的是人类最重要的交往现象，这一现象至今还有许多规律未被发现。如果我们读几本新闻学方面的教科书或者文章，但感觉从中没有多少“学”的感觉，那是现有的研究氛围、研究能力和研究积累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就像早年我们不能因为炼金术没有什么“学”的感觉，而不承认有“化学”和“物理学”一样。

关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

记者：有一种这样的说法或趋势，现今的高校、新闻研究机构在日益重视各种理论的同时，对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却逐渐淡薄。这是否是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一种误区？对于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学术化倾向，您是怎么看待的？

吴飞：我不认为“高校、新闻研究机构在日益重视各种理论的同时，对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却逐渐淡薄。”应该说，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在学界还是有不少人在追寻，反倒是业界因为屈从于意识形态与商业利润的双重压力，而表现得多少有点无所适从。虽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可能也包括我自己）因为各种的利益之诱而显得目光短浅、迷失方向甚至忘记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但我相信大多数学者是清醒的，也是很努力的。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不可能畅快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思想罢了。

记者：国内高校的新闻院系，对新闻职业理想教育的重视似乎有所欠缺，能够系统而全面地开展新闻职业理想教育的高校并不多。而浙江大学的新闻学科在这个方面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对新闻学子职业理想教育向来是非常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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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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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科很多课程都要求实施双语授课，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新闻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概念、术语、新闻学原理等内容均出自于西方，在教学中若使用中文教材授课，就必须要将其翻译成为中文，由于中文和英语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经翻译的教材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很容易使学生在理解时产生误解，最终影响和干扰教学效果。有学者认为，在当前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要想成为一名优秀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还应了解和掌握当前关于新闻学方面的信息以及文化。目前国内开展的新闻传播学科教育在双语教学中多应用的是国外教材，和国内传统教材比较，原版教材更为规范尤其在英语表达上更加规范，可读性比较强，表达更为清晰，内容也比较丰富，可提供更新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国外新闻传播学，继而进一步为其打入国际传媒市场打好基础。

二、在新闻传播学科中实施和应用双语教学法的相关对策

双语教学法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科，不仅要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同时还应满足实施双语教学的目的。也就是说，实施双语教学不可一刀切，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下面，笔者就新闻传播学科中双语教学的实施以及应用提出一些相关对策。

（一）合理选用教材

目前，教材是影响高等院校双语教学实施的主要因素之一。国外教材在编写上和国内现行教材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原版教材不管是在内容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均和国内高校学生英语水平不相符合，因此在选择合适的英语原版教材时困难较大。双语教学所用教材应为原版教材，该教材必须要具备先进性以及代表性。由于国外原版教材知识内容比较新，层次分明，所注重的是综合素质以及实际应用，而目前国内高等院校双语教学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适用于国内高等教育的原版教材还比较少；此外，国外原版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不足和缺陷，比如某些内容过于繁杂，或者内容和国内同种类型教材相比较简单；再加上教材内容在编写形式以及思路上均和中文教材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若处理不合理，很容易使后续课程教学以及学习受到影响。鉴于此，为确保所用原版教材更加符合国内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新闻传播学科的学习需求，可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调整，使其更为完善；在讲解原版教材内容的同时还可利用网络，在网络平台上下载相关资料和信息，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或者介绍和原版教材相关的汉语教材，要求学生自主学习，从而深化其对于新闻传播学知识的认识、理解，兼顾英语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此外，在教学中还应配备汉译本，以便学生更好地学习。

（二）准确定位学生学习水平，合理安排时间和课程

由于学生个体间学习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双语教学过程中，若学生英语水平处于严重不均衡状态很容易使教学进度以及效果受到影响。近年来，随着高等院校发展速度的加快，招生规模也随之扩大，班级学生数量也随之增多，从大量教学实践情况来看，在该形势下实施教学，效果低下。对此曾有人建议可基于学生自身英语水平采取分班授课，对于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可直接用外语授课或者采用双语授课，而对于外语水平处于中等状态的学生可适当增加中文授课比例，反之对于外语水平较低的学生则可减少外语授课比例。目前，该方法已被应用于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中，从实践结果来看，效果显著，不仅使教学更具针对性，还在一定程度上便于不同学习层次水平的学生接受，使其更好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但是该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即对师资要求较高，造成师资紧缺。对此，在新闻传播学科实施和应用双语教学时，不可盲目跟风，应结合高校实际情况，根据学生学习水平，分层次实施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讲解相关定理、名词或者概念的时候尽量用外语，循序渐进，逐步靠拢于双语教学，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大量教学实践表明，双语教学尽量在大三开设，因为处于该阶段的学生对基础专业教育、新闻学方面的知识已有初步认识和了解，同时通过两年英语学习已具备基本听说能力，在这一时期实施双语教学，可达到很好的衔接目的。此外，在明确双语教学课程时，应基于新闻传播学的特点，结合学生学习情况，选择具有代表性且和实际紧密相连的基础理论课程、专业实践课程，如舆论学、英语新闻写作、大众传播学、英语新闻编译、西方新闻发展史以及经典作品赏析等，采用英语方式授课，原滋原味讲解教材中的内容，这样不仅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融入到教学情境中，还便于学生了解和熟悉即将要学习到的关于专业内容的英语表述，使学生养成利用英语思考和回答问题的习惯。

（三）实施互动式教学，借助多媒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针对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和教师经验不足这一情况，在新闻传播学科中实施双语教学时，可采取互动式教学，构建讨论小组，以小组的形式讨论和回答问题，以便于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英语学习活动和新闻专业知识学习活动中。但是该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即对于人数有特定要求，一般不可多于30人，同时对学生自信心、英语水平以及专业能力要求比较高，若在讨论和回答问题时仅个别学生积极表现，则失去了实施双语教学的目的。鉴于此，在互动式双语教学中，选择讨论话题时教师可设悬念，合理分组，确保教学节奏。还可合理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关于专业方面的影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制作课件时尽量图文并茂，教学前应告知学生做好预习工作。此外，借助于少量课时来播放有关新闻传播学方面的西方影片，借助于影片让学生感受国外文化，以此进一步训练其听、说、写能力。可尽量选择系列剧，使学生能够有更长的时间理解，这样也便于教师更好地设置问题。

三、结语

篇6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篇7

【关键词】施拉姆 传播学 四大奠基人

一、对“四大奠基人”的异议

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卢因被施拉姆确定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在学界已经是一个常识。国内的传播学教科书称,“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他们是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1。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等书中也都有引用。

罗杰斯在其《传播学史》中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学术“神话”。虽然他们“的确在开创传播学领域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创始人,其中有几个人就构成传播学来说,具有与这4个人相等同或更加大的影响”。罗杰斯列举了施拉姆、帕克、阿多诺、香农、维纳和默顿等人,而且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帕罗阿尔托学派等促成传播学方面重要进步的学术团体“都是被有关四个奠基人的神话所忽略的理论团体”,这“是对传播学史的一种严重的简单化的做法。”2

而黄旦认为罗杰斯在他的《传播技术:社会中的新媒介》一书中,清楚地勾勒出了美国传播研究从来源到制度化的发展图,但惟一的美中不足的是“上面没有李普曼”,他希望将李普曼“置于芝加哥学派和四个先驱者之间,构成芝加哥学派、李普曼到拉斯维尔等的历史链条”3,“芝加哥学派或者霍克海默们也未必就辱没了门庭”,至少芝加哥学派无论如何是够格的。4

学者胡翼青则认为,施拉姆之所以对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作用熟视无睹,与其说是施拉姆与芝加哥学派“一种理论上的分歧,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因为“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都参与到二战为美军宣传服务的研究中来,成为美国政府的‘御用’学者”,代替了“以社会传播为主导”芝加哥学派成为研究主流。5

二、传播学诞生的时代背景

罗杰斯在批评施拉姆的同时也指出:“施拉姆很少提到已经身处传播学领域的那些传播学者,他更愿意通过声称现存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中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实际上是他的同事的途径,来赋予传播学以合法性。在政治上,这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因此,人们能够理解施拉姆为什么会构建出四个奠基人的神话:它与传播学出身名门的想法是相一致的。”6

也就是说,施拉姆想通过“挂靠”当时流行的学科并与其著名人物“攀亲”的方式来使传播学获得纯正的血统,为传播学在美国的生存打下基础。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策略,不光是施拉姆和传播学,对一些晚近形成的社会学科的创建人来说,要想使这门学科生存下来,都是要苦心积虑想点策略的。

1、“老爸”布莱尔与新闻学的创立

“老爸”布莱尔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闻学教育的开拓者,他以威斯康辛大学为基地,使新闻学最终在美国大学被广泛接受。

布莱尔的策略核心是强调新闻学的学术性,他通过对研究的日益强调“来改造新闻学院的途径,帮助新闻学院生存下来”。“在将新闻学推进为一个合法的大学学科方面”,他坚持“将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一种职业教育来教授。”7

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将新闻学与其它现存成熟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结合,因此布莱尔的新闻学观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一个4年期的大学生课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闻课程、四分之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课程组成。”8而新闻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同样要求学生在学习历史、经济、政府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科学和文学的同时兼修新闻学才能授予。“布莱尔和他的弟子们相信,新闻学为了要在研究性的大学里生存下去,需要社会科学的基础。”9

2、施拉姆与传播学的创立

“所有创建一个新的科学领域的个人都必须对这个领域持有某种观念。施拉姆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盛顿形成了他的观念。他返回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着手开创他的传播学观。”10而这个开端基本上采用了布莱尔在开创新闻学教育上的策略。

罗杰斯用“层复一层的聚集物”的隐喻“来理解从布莱尔到施拉姆的学术联系”。从“一个新闻学教育的奠基人”到“一个传播学的奠基人”的主要纽带是布莱尔的弟子们,主要有R・纳夫奇格、R・凯西、F・赛博特和C・布什。其中纳夫奇格和凯西是施拉姆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同事(1942),赛博特是其在伊利诺伊的同事(1947―1955),而布什是其在斯坦福的同事 (1955―1961)。

“他1942年为衣阿华新闻学院设计的蓝图提出一种本科生的新闻课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闻技能课程与四分之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组成,这正是‘老爸’布莱尔曾经提倡过的比例,尽管施拉姆没有将布莱尔引为这一比例的出处。”11

施拉姆的具体做法是:

(1)强调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施拉姆有宽阔的眼界,能够向上看到处于高位的大师。他与这些著名的学者打成一片,并鼓励他的学生也这么做。他在衣阿华、伊利诺伊和斯坦福的传播学博士课程都与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有着牢固的跨学科联系。它们起先都是在大学的研究生院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并要求博士生注册学习由著名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开设的课程。”12

(2)使传播学与现存的学科结构相适应。施拉姆在衣阿华设立的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就是在新闻学院,“至少在最初年代,传播学往往影响现存的新闻学院,而不是被贯彻到新创建的传播系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几百个大学传播学系在美国已经被创建起来。大部分都是从现存的言语学系、新闻学系、图书馆学系和其他强调某种专业的或人文的传播研究的大学单位中崛起,其他的则是新创建的。”13“截止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约有1500所传播学院或传播系。”14

很明显,施拉姆采取的是一种低调的迎合策略,而不是直接而激进地自立门户。结合美国大学的特性,他这么做实在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

“最有名望的美国大学往往是私立的、古老的、抵制激进的教育创新思想,包括开创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这些排在首位的大学的一般态度似乎是:不愿冒新的学术风险――像传播学、种族研究、环境研究和女权主义研究,或更早时代的社会学新领域――而危及它们已有的名望”。“除斯坦福大学外,那些名牌大学没有一所大学接受传播学。”15

三、“四大奠基人”的合理性

对于施拉姆来说,“总结像人类传播这样一个领域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只属于自己的土地。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在流派纷呈的研究中,施拉姆抓住了当时位于研究舞台中心的“拉斯维尔们”,当然这与传播学领域在他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有关,即便是个人主观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施拉姆是1942年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工作时形成了其传播学观的。“战争努力要求一种跨学科的方法,它往往是以传播问题为中心。”16这些问题即包括“应该向美国公众传播什么样的信息,以鼓舞国内的士气,并决定统计局能够使用什么样的传播渠道来影响其意图中的受众。他们试图通过调查来评估他们的传播行为对于公众的效果”。17

而当时的“拉斯维尔们”所做的工作,黄旦老师曾总结如下:18

很明显,施拉姆选择他们四个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个人声望和学科经历,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视野、方法和内容都非常相似:用调查、实验的方法测定效果。

“他有强烈的想象力,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已经积累起来的大众传播和说服研究的零散物中看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施拉姆的传播学观有意识利用了美国一流大学的著名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以便使他努力创建的新的研究领域具有可信度”20,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效果研究。

胡翼青认为,“它的这种取向便对传播学研究产生了误导。作为传播学的开创者介入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施拉姆出于自己的偏好,无端地从一开始就片面勾画传播学许多可能的发展方向”,“束缚了传播学的全面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学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学科危机。”连施拉姆也曾坦言,“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学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而这个责任,施拉姆本人“难辞其咎”,“因为他创造的四大奠基人的神话关闭了传播学发展的多元通道。”21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脱离了当时的时代环境,“一个命题的起源在一切情况下都与其真理性无关。而和其产生的社会、历史结构相关”22。上世纪80年代传播学研究陷入迷茫,传播学研究领域亟待拓宽,这是一个发展的自然过程。毕竟传播学诞生仅半个多世纪,一方面因为传播学自身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因为新媒介的发展,带来托马斯・库恩所谓“范式的转换”。同时,社会科学领域向来是没有中心的,理论的兴衰,研究的重点、范式的确定都随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新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旧的问题不断被搁置。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言,“当代的知识界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呈现为相互敌对的派别和相互冲突的学说的战场”。23

涂尔干说过,“当一门科学在初创的时候,为了使它能够成立,就必须参照仅有的已有模式,即参照已经形成的科学”,“但是,一门科学只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才能让人视为达到了最后的独立”。24■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P260―261

2、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E・M・罗杰斯,殷晓蓉 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4、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

5、21、胡翼青,《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国际新闻界》,2007年4月

22、23、卡尔・曼海姆,黎鸣、李书崇 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

24、涂尔干,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P156

篇8

关键词：部校共建；新闻教育；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2-2-0071-02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广东省委宣传部与暨南大学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院务委员会的指导下，在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强化实战性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本文结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部校共建”的具体做法，从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角度，探究“部校共建”背景下新闻教育模式的创新。

一、强化国情观念，树立正确的新闻观

新闻建构现实世界，维护社会秩序等功能决定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专业性和全面性。好的新闻工作者不仅要树立正确的新闻观，把握好舆论导向，还要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素养。中国的新闻事业有较为长久的接受外来新闻传播理论的传统，从20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再到改革开放后传播学引入中国。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对国内新闻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传播学的迅速发展还将新闻学的理论基础问题突显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质疑。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部校共建”中，开设了《国情教育专题讲座》，通过强化学生的国情观念，从而加深对新闻观的认识。在省委宣传部和部校共建机构的协调下，由广东省人大、省政协、省纪委、省统战部、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科技厅等省直机关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学生授课，通过社会各领域情况的呈现，让学生对国家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与此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活动更多地从学校走向社会，了解社会，从而在实践中加深对中国的认识，深化自己的新闻观。比如，为纪念中国人民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5月至6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南方日报社共同策划了“抗战中的海外赤子”大型专题报道，派出8名学生与记者一道，分赴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地，对当地曾经参加过抗战的华侨及其后代进行了采访。其后，所采写的专题分10期在《南方日报》上发表，并被全球40多家华文媒体转载，获得阅评的表扬。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不仅锻炼了自身的采写技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采访这种形式，更深入地了解了抗战的历史，强化了爱国主义的思想。

此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还在暑假组织学生分赴林芝市巴谊区、墨脱县等地进行采访调研，总结广东省第七批工作队的创新发展的经验等等。

通过国情讲座以及社会实践，学生有了更真实和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现状的机会。在采访和调研中，他们以自身的经历将新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与记者和老师的互动中，使自己正确的新闻观念的形成有了坚实的土壤。

二、打通与业界联系，提升融合发展能力

新闻学界和业界是什么关系？原本清晰的分工在近年来的讨论、质疑和迷茫中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2015年9月，新浪网副总编沈亚川在一场学术会议上就直接指出，新闻学界没有在媒体记者们受到压力的时候给予声援，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对媒体具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直言对学界的不满，引发学界和业界的关系之辩。还有近年来媒介融合背景下，一方面大量传统媒体衰落甚至倒闭，另一方面如何融合发展并没有很清晰的方向，以至于对新闻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产生不少质疑。

类似的关系之辩，具体到新闻教育问题上，依然存在。虽然高等教育安排学生实习时间，要求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已基本成为普遍认同的做法，但如何将学界和业界真正打通，让理论和实践真正结合，让学生实践取得更好的实效，仍然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探索的问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部校共建”中，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新闻学子：贴近实际，拓宽实践平台

与新闻媒体合作，建立实习基地，是较为普遍的打通与业界联系的方法，优质实习基地的建设能够为学生实习提供更好的实践环境。但实践效果好坏，则可能由于实习媒体、实习时间、实习指导老师的差别，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由学校老师和业界记者共同参与的实践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这个缺陷。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通过与报社开展重大主题的联合采访活动，给学生创造机会接触重大题材，并通过这种专门的活动提供更好的实习、学习环境，帮助学生成长，提升业务能力。2015年12月13日至17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与《羊城晚报》合作，组成“一带一路”联合采访团赴印度尼西亚开展为期五天的采访活动，期间，通过走访雅加达、泗水和万隆等地的政府部门、企业商会、高校研究所等，报道了中国和印尼之间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以及历史渊源等议题，探寻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除此之外，为适应当前学生不同的就业需求，拓宽实习渠道，2015年还先后与南方电网传媒有限公司、广州铁路集团有限电视台等单位建立校外实践协议。

（二）新闻教师：从教学和科研上与业界打通联系

新闻教育如何与业界不脱节？高校新闻课堂的教学情况至关重要。作为学生学习期间最主要的地方，课堂教学这一基础环节影响着学生的后续发展。一直备受质疑的“没当过一天记者却在教新闻采写”等问题正逐步在一些学校发生改变。“部校共建”给高校师资的优化提供了契机，然而如何进一步打通联系，激发“合作”“互动”“融合”的效果，则需要多管齐下，全方位着力。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通过落实媒体与教师双向挂职，让媒体的编辑、记者能将业界动态带进课堂，为课堂教学提供理论结合实践的范本，另一方，高校教师到媒体挂职，从学界视角提升业务实践，进而回归教学，提高教学和科研的贴近性。与此同时，教师承担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的科研项目，以科研项目为纽带，打通联系，比如承担广东省委宣传部重大委托课题“广东省报业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等。

（三）新闻学院：服务社会，提升影响力

理论与实践融合，不仅是新闻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高等学校发挥服务社会职能的重要落脚点。正如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慎海雄所说：“新闻学院的学术研究要管用，能为全省新闻宣传工作提供智力支持”。这是对新闻学院服务社会的效果提出了期待。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依托广州市舆情与社会管理人文社科重点基地，积极发挥新闻传播学科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高校智库的社会服务功能，不仅坚持编写《广东舆情动态》和《舆情观察》，还积极根据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需求，撰写舆情报告。2015年7月以来，每月承办“广州新观察”圆桌会议，通过热点话题探讨，推动广州市的建设和发展，比如“大数据与政府治理创新”、“互联网+与产业升级”、“创新‘文化’生态：新常态下的城市发展”等。

三、制度保障，培育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内生基因

新闻学院的理论探索和人才教育功能，以及新闻业界的实践功能，这两个功能并举和互动，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培育新闻人才，促进新闻业的繁荣发展。未来是不断变化的，传统的单向的知识教育不足以给予学生与发展中的社会沟通的能力，对于新闻学院的理论创新亦是如此，离不开与新闻传播业界的沟通。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才会缩短，理论先行，指导实践才有更多的可能。正如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所说，新闻教育要“瞄准目标，贴地飞行”。理论与实践就要实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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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线上教学为主的混合式教学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以线上教学为主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成功走进了高校的课堂。但是，由于线上教学模式在我国开始较晚，发展尚不成熟，在教师和学生方面都暴露了一些不足。对于新闻传播学这一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来说，以线上教学为主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根本无法满足日常教学的需求，教学模式亟待改革。

(一)教师对线上教学经验不足，影响授课效率

从教师的角度出发，以线上教学为主的混合式教学是一个崭新的面孔，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大规模开展线上教学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尤其是对高校教师来说，他们大多都是资深教师，在传统教学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形成和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但线上教学的大规模运用，就意味着教师要抛开以往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重新开始探索一套新的教学方法。此外，线上教学侧重于通过电脑或手机等外部工具、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给学生授课，就必然会对教师的线上操作、设备使用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这些都需要教师去重新摸索和学习。除此之外，新闻传播学课程对实践性有较高的要求，线上教学从根本上无法满足实际的教学需求，对于新闻传播学这一复杂性、多元化的学科来说，相关教师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在这个过渡阶段，教师的授课效率难免会受到影响。

(二)学生脱离传统课堂的约束，自控能力明显降低

在传统课堂上，教师和学生是一种面对面的互动模式，教师既是知识的传授者，同时也是课堂秩序的监督者。面对面互动式教学会让学生对教师产生一种敬畏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懒散心理，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在以线上教学为主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中，学生通过使用电脑、手机等外部设备进行学习，脱离了传统课堂的约束，加之自身所处的环境，身边难免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诱惑，使学生很容易失去自控能力。新闻传播学教育已从普通高等教育向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的方面发展，形成了多种方向、门类齐全的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教学内容丰富多样，包括采访拍摄、新闻策划、软件学习等，这些内容都需要教师的监督指导。因此，单一的线上教学对新闻传播学这一学科来说，缺少必要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由此看来，以线上教学为主的混合式教学非但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反而还可能会降低一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其教学效果乏善可陈。

二、混合式教学和“任务驱动”教学相结合的可能性

混合式教学和“任务驱动”教学是当前教育界比较认可的两种新型教育模式，两者既有差异性，又有共性。其共性都是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以及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这些都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通过“任务驱动”可以进一步促进混合式教学的良性发展，优化和改善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基于“任务驱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常态化发展。

(一)混合式教学和“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发展

国内外混合式教学经过了20余年的发展，其概念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技术应用阶段、技术整合阶段和“互联网+”阶段。目前，教育界普遍认为混合式教学是把传统教学的优势和线上教学的优势相结合，是一种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依托，把线上教育、线下学习和协作学习进行整合的全新教学模式，追求的是网络学习和传统教育的深层次融合，以构建智能化、动态化的课堂。

“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又称“抛锚式”教学模式，最初是由Vanderbilt大学认知与技术小组率先提出的。该模式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教师提前为学生设计特定的任务，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及强烈的问题动机的驱动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自主应用，进行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最终完成任务以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技能以及能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二)混合式教学和“任务驱动”教学的内在联系

新媒体时代，传统的新闻传播学教学模式早已无法满足对新闻人才培养的需要，而混合式教学和“任务驱动”教学都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新闻传播学教学模式。其中，混合式教学强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课程资源实现线上和线下教学的有机结合，那么“任务驱动”教学则强调师生在新闻传播学课程中要以任务为中心，围绕特定的任务进行互动式学习。两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看似大不相同，其实无论是混合式教学，还是“任务驱动”教学，都主张“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如果说混合式教学为新闻传播学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教学理念，那么“任务驱动”教学则是提供了实施这一理念的具体教学手段，这种内在联系就为“任务驱动”教学和混合式教学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

三、新型教学模式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具体应用

21世纪以来，媒介环境的激烈变化给新闻传播学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了适应新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诸多变化，就必须对新闻传播学课程进行改革。新型教学模式———基于“任务驱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其教学改革的具体方向。其通过转换师生角色、建立有效地评价机制等方式，来有效地实现该模式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具体应用，为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学模式的革新做出新的探索。

(一)转换师生角色，以任务为中心

1．教师必须进行角色转换，以教师为主导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掌控着教学活动的整个进程并充当关键性的角色，可以直接影响教学活动的效果。因此，要想实现新型教学模式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常态化应用，第一，需要教师实现角色的根本性转换，发挥其主导作用。由于娱乐时代的来临，学生往往注重感性的乐趣而非理性的思考，认识问题容易流于表面或过于肤浅，所以，教师要灵活结合当下的热点事件，鼓励和引导学生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度分析。在选取热点事件时，可以尽量选择学生感兴趣的、通俗易懂的新闻进行讨论分析，通过教师的引导来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第二，还应该建立师生平等交流机制，不仅要加强线下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也要实现线上网络平台的交流，与学生建立一种平等的互动关系，从多种角度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2．重新审视学生的地位，以学生为主体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体，负责传授知识，而学生则居于次要位置，在课堂上只是一味地接受知识。在构建新闻传播学新型教学模式时，强调除了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更要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例如，在《传播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围绕每一章的知识点，提前向学生发放课程PPT，并推荐传播学相关书籍以及相应的公众号等，让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同时，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要设计新闻传播学的课程任务，通过线上作答、课堂讨论等多种形式，打破学生传统的被动式接受知识的思维模式，让学生体会到他们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在新闻传播学新型教学模式的常态化应用中，学生是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和新型教学模式探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教学模式革新中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针对性地进行任务设计，以任务为中心

“以任务为中心”是基于“任务驱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主要环节，该环节要求教师在课前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对教学内容的分析、教学大纲的梳理等，基于此来设计任务。首先，教师设计教学任务，既要考虑到教学内容，也要结合实际，在任务中融入经典的新闻传播学问题，以此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同时，教师还可以根据当前的具体课程设计小组任务，例如外出采访拍摄、制作新闻节目、参加“大广赛”等专业比赛;其次，教师要掌握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根据个体之间知识水平的差异，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维度的任务，实现个性化教学;最后，针对任务本身，教师要学会灵活设计，既要紧扣当前的教学内容，同时也要尽量贯穿整体的教学活动。教师可以结合当前的教学内容，给学生推荐相应的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促进学生知识体系的纵深发展。

(二)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

1．评价主体多元化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在教学评价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学生只是作为被评价的对象，没有评价的参与权。基于“任务驱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则认为，对学生的评价不应该有单一局限性，而应该把教师、学生等多个主体纳入教学评价体系当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首先是教师评价，教师需要在各任务环节层层把关，例如，新闻课题的选择、采访大纲的审查以及策划方案的拟定等;其次是学生评价，针对每个学生或每组学生提交的采访视频、广告作品或新闻报道，学生之间互评互鉴，给予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是学生要积极进行自我评价，不仅要注重对新闻传播学理论要点的学习和掌握，也要着重提高自身的新闻实践能力和新闻素养，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媒体人。

2．评价内容多样化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考试是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因此在教师和学生、学校和家长之间营造了一种“唯分数论”的现象，而且大多是以期末考试成绩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而忽视了对学生平时成绩的考察，这也是传统教学模式的一大弊端。针对这一问题，新型教学模式———基于“任务驱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主张注重对学生平时课堂任务的完成度以及思想道德品质建设的评价，以这两项内容作为传统教学评价的补充，打破“唯分数论”的单一局限性，以此来实现评价内容的多样化。另外，考虑到新闻传播学课程对实践性教学环节的严格要求，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下组织策划、采访、写作等具体的实践活动，并根据学生的表现加以量化考核。但因为新闻传播学对书面表达和逻辑思维有较高的要求，所以传统的考试环节也必不可少。根据新闻传播学课程具体的教学活动，教师要学会灵活运用多样化的评价内容对学生进行整体考察。

3．评价方式智能化

长期以来，国内现有的教学评价机制的不足之处在于:评价方式单一，缺乏个性化。“互联网+”时代，教师要学会有效地利用新媒体技术和线上平台，实现教学评价方式智能化。具体来讲，教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学习通、班级群等，向学生推送新闻传播学前沿论文，并相应地设置一些题目，学生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答案，教师线上批改评价并给予反馈意见。此外，还可以利用学习通等APP进行线上签到、实时线上交流、课堂随机提问等智能化的评价方式进行评价，避免传统评价方式的单一性，可以为最终的教学评价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此外，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现教学评价方式的智能化，这样不仅打破了传统教学评价的不足，也充分发挥了评价对教学的总结和反馈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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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重构；进路

一、概述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这不仅使传统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正不断拓宽学科边界研究领域，加快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在社会科学中应用大数据，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以及内容，从而使研究逐渐向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社会研究的路径逐渐增多，其中包括计量研究、质化研究、量化研究3条路径。现阶段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渐与新闻传播学联系在一起，因此，新闻传播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这一现象也表明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1］现阶段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越发重视新闻传播学中存在的问题。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路径逐渐发生变化，其研究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

二、大数据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外部重构情况分析

在工业革命之后，专业化程度被作为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以及社会效率的把握有所提升，但是人们对整体文化的控制逐渐降低。在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社会科学逐渐向细分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致使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性逐步增强。［2］对于整体的社会科学而言，由于专业化分工，各个学科之间的分化越加明显。在大数据时代的影响下，有可能推动学科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以数据作为支撑，从而形成了学科融合交叉的新形势。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融合发展也有了新的变化。

（一）从内部来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新闻学教育建立之初，人们将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在研究定位上对两个学科的研究也有所不同，但是在学科布置方面时，教育人员会将传播学与新闻学并置。因此，新闻传播学分设了两个二级学科，即传播学与新闻学。新闻传播学在建设之初被看作人文学科，因此部分新闻传播专业都设有相应的人文学院或者中文系。受到历史原因的影响，在新闻传播学早期的教学当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师资力量，加之专业设计方式受到人文学科的影响较大，使新闻传播教师与文学以及中文有密切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新闻传播研究的人文学科研究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向传播现象的分析方向发展，在研究过程中逐渐使用实证数据调查的方式。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应用大数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学科研究路径的改变，使其更加倾向于社会学科的研究路径，在研究的过程中，实践研究方法的作用充分发挥，使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越发明确。［3］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研究逐渐向精确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该研究方法获得了新的发展。于传统的数据采集方式而言，研究人员获得的资料比较有限，在大数据时代下，研究人员获得的信息以及数据十分丰富，这突破了研究人员的经验范畴。于传统的实证研究而言，无论利用哪种抽样方式，都会存在相应的误差，获得相应的结果后，还需要进行检验。利用大数据的方法可以获得较为全面的样本，通过简单的统计描述即可掌握其中的规律。利用大数据可以对全样本的数据进行分析，避免分析人员个人经验带来的影响，从而使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不断发现经验以外的规律。

（二）从外部来看新闻传播学逐渐与其他学科交融

在新闻传播学的形成过程中，使用了社会学中的相关知识，并且对社会学中的相关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对传播行为关系等进行了重点研究。因此，在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会利用传播学的成果对其内容进行研究，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其他学科也不断引用新闻传播学的成果。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诸多学科领域出现了融合现象，新闻传播学科也不例外，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变得越发频繁。第一，在近几年发表的新闻传播研究论文中，有很多科学背景或者计算机背景的人员参与；第二，在大数据相关研究的工作中，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这两点充分说明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

在应用大数据的背景下，社会学科与科学之间的边界越发模糊，而精确量化也被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在以往，精确量化主要应用在科学领域，这类依靠研究方法对学科进行划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信息传播规律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会从这一角度对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现象进行相应的分析。［4］现阶段，各行各业要想得到较好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并对互联网及相关问题给予相应的关注以及研究。于新闻传播学而言，其可以分析信息传播规律，从而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研究而言，大数据可以为该项研究提供相应的方法。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作用，可以有效把握网络的结构以及组成，明确信息传播路径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其他学科方面的内容，因此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融也得到了推进。

三、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进路

大数据的影响越发突出，逐渐将新闻传播学带领到社会科学研究的舞台上。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使新闻传播学的实践以及理论得到了重构，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在此基础上，新的研究问题逐渐产生。新闻传播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其思维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研究思路也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变得越发宽广，在研究中，研究空间逐渐扩展，需要不断找出研究主体，并弥补研究方式的不足。

第一，在研究新闻传播学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开放心态。虽然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越发模糊，但这给予了新闻传播研究更好的空间，因此，研究人员可以与其他研究人员相互合作，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新的视角和方式，从而使研究内容不断扩宽。第二，在研究新闻传播学的过程中，要明确研究核心。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来保持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活力，在研究的过程中重视核心问题，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使社会科学研究与新闻传播研究逐渐区分开来。

四、结语

大数据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内容，该内容在不断升级更新中，并且在各个领域不断渗透。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互联网传播规律方面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不断延伸，使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重构以及进路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新闻传播学的地位日益凸显。为了做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作用，探究新型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从而为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凯杰.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 [J].传播力研究，2019，3（09）：40.

[2]奚畅波.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 [J].科技传播，2018，10（13）：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