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经济政治概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封建经济政治概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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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践性教学；“概论”课；教学有效性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以下简称“概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核心课程。“概论”课有效性教学是指在“概论”课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教师的教育影响获得积极的预期效果，是对教学活动过程、结果、课程目标吻合程度的综合评价，是教学效率、教学效果、教学效益的有机整合。“概论”课实践教学架起了理论与实践、学生与工农、学生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是提高“概论”课教学效果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概论”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实践性教学在“概论”课有效性教学中的应用受到教育部门和越来越多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一、实践性教学是“概论”课有效性教学的题中之义

1.“概论”课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用的立场、观点解决社会实践问题

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1]学习“概论”课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即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运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认识世界，最终能够运用理论来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概论”课的教学所传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生有没有接受，有没有转化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评判标准是什么呢？当然不能根据学生是否会背诵理论作为评判的标准，应该将其放在现实的实践中去验证，也就是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离开了社会实践的检验，“概论”课的教学就会变成“经院式”的“传道”。

2.实践性教学能够提高大学生学习“概论”课的兴趣，增强教学的有效性

“概论”课的内容大多是结论、定论式的理论，注重理论形成的时代条件、历史背景、实践根据、理论来源和理论内涵等，很多内容与学生的实际联系的不是那么紧密，学生往往误以为“概论”课“无用”，导致这门课在他们的心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另外，如果“概论”课教师在授课是不注重一定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概论”课就会变得枯燥和乏味，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这样理论虽然进了课堂，却不一定能够真正“进头脑”。理论进不了头脑，就不能实现理论武装的要求。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让学生走出学校这个“小社会”，进入到更加广阔的大社会，通过接触社会来了解社会、认识社会、感受生活。让学生在实践课中运用理论来解决问题，让理论在学生的实践中有了用武之地，就能消解学生对“概论”课的厌倦，激发学习理论的热情，这不仅可以弥补课堂讲授的不足，还增强了教学的实效。

二、“概论”课实践性教学的形式

1.课堂实践教学

笔者在“概论”课的课堂实践教学中主要采用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资讯快报。让自愿上台播报资讯的学生在课余时间搜集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最新资讯，每次准备期中的一个方面或两个方面的一个问题或两个问题。先报道，后评论，共3～5分钟时间。评论部分的内容是开展这一活动的重点所在，是检验学生是否会运用所学理论来分析现实世界的重要途径。二是研讨课。顾名思义，研讨课就是研究讨论课。就某一章节的某一内容，留给学生分组利用课外时间讨论。通过小组讨论，提炼论题，写出小论文，做出多媒体课件，选派代表向全班汇报本组研讨成果，由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评委进行点评，改变了传统教师“一言堂”的上课形式。教师由主体变为主导，学生由被动变为主动，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由于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又能展现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学生的积极性很高，教学效果很好。三是视频资料课。“概论”课每学年安排两次视频资料课。根据教学内容，选择与教学内容联系紧密的视频资料供学生观看。如在讲第三章《理论》时，观看了《建国大业》，在讲第七章《改革开放》时，观看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文献资料片，深受学生欢迎。四是课堂讨论。在讲课的过程中，根据教材内容，创设问题，供学生讨论，发表见解。如在讲“近代中国的国情”时，可以设置问题，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发展壮大？学生经过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封建主义不允许，因为资本主义会消灭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也不允许，帝国主义不会去培养和自己争夺市场的竞争者，而且如果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壮大后，帝国主义就不能在中国为所欲为。这样讨论的效果就非常好。

2.请专家做讲座

我院是高职医学院校，在讲第十一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章的“就业是民生之本”这部分内容时，请河南省卫生厅专家、河南省人民医院的专家做专题讲座，介绍河南省医疗卫生行业的人才需求壮观，分析高职高专医学生的就业优势与困境，学生高度关注。等等。

3.寒、暑假社会调查

我院寒、暑假社会调查活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调查和送医下乡。虽然我院的大学生主要来自河南各地的农村，但是，他们以前对河南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关注程度不高，他们对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了解非常有限。当他们在社会调查中了解了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在农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面临的困难，就会增强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信息和增加社会责任感。把课本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深化对中国国情和河南省情的了解，深化对“概论”课的理解。

4.实践基地教学

建立校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基地。目前做的比较多的是与烈士陵园、科技馆、博物院等单位联合起来，携手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扩展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途径。通过参观学习，让学生通过一些鲜活的资料、图片、历史物件、历史事件等感知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坚持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能否定；为什么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单一的公有制；为什么必须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不能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为什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要划清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界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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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梁启超；西方文化；进化论；民约论

中图分类号：K2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69-01

曾有论者指出：“在二十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外来先进思想理论，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与实践的资源。”作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领军人物的梁启超，无疑，是这些外来先进思想的最初受惠者和传播者，而这些新型的价值意识和思想准则，则为其文学启蒙思想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营养补给。

梁曾经说过：“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无限制的输入中国。”在《饮冰室合集》中，梁介绍评说的欧美、日本、印度等国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达五十多位。从古希腊的经典学说到英国的经济学，从法国的民主理论到德国的哲学流派。梁都作了生动的描绘与评议，内容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法学、伦理、文学、逻辑、地理、教育、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

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梁曾不遗余力地宣传欧洲启蒙精神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尤其是1901年至1903年，他以翻译为手段，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广泛地宣传介绍以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斯宾塞、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康德、达尔文、边沁等人的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和学说。其核心，正是理性至上、自由平等、民主政治、国家等思想原则和发展进化、功利主义、乐观主义等启蒙精神，而他自己所阐述的社会理想、理论、民权理论、新民学说、进化史观乃至文学革命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等思想，以及开民智、新民权、倡自由的种种努力，也都是与西方启蒙精神相一致的。

仅在1902年，梁介绍和论述西方学说的文章就有《政治经济学摭言》、《格致学沿革者略》、《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论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志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志学说》、《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等多篇，范围极其广泛。具体说来，西学对梁氏影响最大的表现为两论：一是科学上的进化论，二是政治思想上的民约论。

一、进化论的影响。自严复译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及达尔文学说的信奉者赫胥黎的《天演论》之后，进化论对晚清社会主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对此作出了评价：

近四十年来，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变迁，视前比数千年，若别有天地者然。

竞争也，进化也，务为尤强，勿为劣弱也。凡此诸论，下自

小学校之生徙，上至各国之政治家，莫不口习而心营之，其影响所及于国与国之关系，而帝国政策出焉。于学与学之关

系，而综合哲学出焉。他日二十世纪之世界，将为此政策此哲学所磅礴充塞，而人类之进步将不可思议，此之风潮，此之消息，何自起耶？曰 起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丰九年）。何以故？以达尔文“种源论”,Origin of Species出版于是年故。

至于对梁的文学启蒙观，进化论产生的显著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梁树立发展的历史观，批判今不如昔的复古主义，反对厚古薄今的观点。他在《饮冰室诗话》中指出：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事,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邃让于古所云哉。

其次，梁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论述中国文学的发展，肯定了白话文学的兴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在《小说丛话》中说道，“文学之进步，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

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左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可以故？俗语文学之大发达故。”

二、民约论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础。梁于1901年发表了《卢梭学案》，对卢梭生平及政治学说，特别是《民约论》的主旨，作了详细的阐述。卢梭的民约论宣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念，其中心内容为“天赋人权”，人们生下来就有平等自由之权，梁认为，此等权利，即使父兄亦无权予以剥夺，他说：

“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妇者所能强夺业。”“盖以为民约之为物，非以剥削个人之自由权为目的，实以增长竖立个人之自由权为目的者。……了约之为物，不独有益于人人之自由权而已，且为平等主义之根本也。”

在《新民说》、《自由说》等一系列文章中，梁宣传和赞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在提倡民主自由的同时，梁还以此为思相武器，对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尤其是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政治落后，就是因为封建专制制度剥夺了人们的民主自由权利，摧残了人们的自由平等观念，他愤怒地将封建统治者称为“民贼”，并指出：“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皆为保护一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故而，梁号召人们去打破封建专制制度，他说：

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皆亡！

显然，在民约论的影响下，梁已具备了启蒙思想家的风范和气度，而表现在文学上，梁所发表的大量政论文无一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精神的张扬和阐释。例如梁著名的《自由书》就是从侧面来阐发资产阶级的这一观念的。

总之，梁以海纳百川似的气魄，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源源不断的输入，而这些外来的精神食粮也无疑成为其启蒙思想构建的宏富资源。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张清化.文化实践和精神自否―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主义的两个问题[J].文艺争鸣，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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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学方法问题首先，有些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师存在为教学而教学的心理。这些教师可能自身对也没有太多的研究，更不了解大学生的实际诉求，上课只是简单地照本宣科，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导致课堂气氛沉闷，无法形成互动和谐的课堂氛围，教学效果差。其次，多媒体教学方法使用不当。多媒体教学是现代教学的一大特点，使用多媒体教学方法可以使理论知识和枯燥的内容直观化、形象化。但是，有些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会出现“唯多媒体教学”现象，一味地将课件内容做大做全，也不管这些内容是否与教学有关，甚至把大量的网络视频、音频充实到课件中，让大学生欣赏，而对基本原理的阐述则鲜有深入。再次，互动式教学方法落后。现代教学提倡师生之间的互动，有些教师在课堂中虽然也采用此方法，但做得不够，他们在课堂上可能只是采取简单的一问一答式互动，过于形式化，没有实质效果。还有些教师课堂上也会采用案例教学法，但案例要么过于陈旧，要么过于简单，教师也只是简单地讲述一个案例，没有与大学生进行深入分析，起不到真正的教学效果。课堂讨论则更是流于形式，大学生完全没有积极主动的参与，纯粹是被动完成任务型。我们知道，任何课堂教学，如果不能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大学生不能主动参与，这门课程的教学就永远不会有好的效果。

1.2考核方式问题现在很多高校的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还是采取简单的期末考核方式。也就是平时上课，期末考试，期末考试成绩多少，该门课程成绩就多少，而不在乎大学生的平时表现。这种以期末考核为单一考核标准的方法不利于该课程的学习，这只会导致很多大学生逃课、旷课，导致很多大学生只关注期末老师的复习以及考前的临时突击。而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学习关键在于大学生平时的日积月累，而不仅仅是期末的考试，不仅仅是会做几道题就行。所以，这种“一考定音”的考核方式不利于大学生对理论的学习，也不能反映出大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更无法实现该课程教学应有的价值旨趣。

2提升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效果的方法

2.1加强大学生对课程的正确理解和认识针对大学生重专业轻政治理论课的情况，我们应在教学中切实让他们感受到基本原理概论课的重要性。理论并不是空谈，并不是脱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它可能短时期内不会给人带来立竿见影的功效，但从长期来看，它是有利于一个人的成长，有利于一个人的发展的。它能使大学生在今后的人生当中，有一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指导，看待问题能够更加全面、更加科学。就比如关于矛盾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在同一矛盾中，矛盾双方的力量也是不平衡的，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矛盾的次要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抓住主流，又不忽视支流。就拿改革开放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是主流；当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这个是次要的，是支流。又比如关于发展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处于发展之中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一切事物，只有经过一定的过程，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世界上没有永世长存的事物。就如人的寿命，每个人都会有出生、成长，但也都会有衰老、死亡，没有人能够做到长生不老。又如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过程，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均表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总趋势。通过这些方面的讲授，我们再让大学生多结合现实来分析、理解理论，这必将提升大学生对此课程的兴趣，也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此课程的价值。在关于“过时论”方面，我们更要用雄辩的事实来反驳它，以消除大学生的思想“迷雾”。我们可以先让大学生来了解一下“千年思想家”的评选活动。在西方，在苏联解体十年之后，进行过四次评选活动，评选“千年思想家”“最伟大思想家”，在这些评选活动中，马克思每次都是名列前茅，都得到了西方国家公众的广泛赞扬和高度认可。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的过时，它仅仅表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出现了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过时。俄罗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并没有比前苏联好，而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好，已经从一个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再看2008年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则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出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因而，针对大学生认识方面存在的误区，我们要在课堂教学中加以纠正，使大学生明白理论的重要性，更关键的则是要深入到大学生的生活实践中去，“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关注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关注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因此，“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要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

2.2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首先，要提高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师的素质。教师自身对要有深入的研究，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教师要加强与大学生的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心理困惑及兴趣所在；教师还得热爱教学，课前要精心准备，课堂中要能运用生动的事例把抽象的理论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这样才能使大学生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使大学生产生共鸣，使的理论真正被他们所接受，并服务于他们今后的人生。其次，要充分应用好互动式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堂中要努力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为此，就必需利用好案例教学法和讨论式教学法。关于案例教学法，教师在课前最好是精心挑选一些大学生比较关心的、热点的，同时又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案例。如，笔者在讲述内、外因的关系原理时，会给大学生讲曾在报纸上报道的一则新闻。这则新闻说的是有一个贫穷人家的男孩，在北京的一所音乐学院的附中读书，尽管他学习很刻苦，但他感觉压力很大。因而，有一天，这个男孩跟他妈妈说，为了更好地追求音乐，他想去找一个坚强后盾的新父母。讲完这则新闻后，笔者就会让大学生去思考：如果他们是这个男孩，他们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结果发现，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有的大学生赞同，认为应该借助外部条件；也有更多的大学生反对，认为男孩不该去找新父母，因为在人的成长道路中，内因，即个人的主观努力永远是第一位的，外因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就拿贝多芬来说，他就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成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关于讨论式教学法，教师在课前最好是先设计好，启发大学生就特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笔者在讲述价值的特性问题时，为了讲清价值的主观性，会以画家梵高为例。梵高的代表作《向日葵》，是他生前最满意的，他自认为可以卖到500法郎，可是很遗憾，他生前没有人愿意出此价钱来购买，故梵高生前也一直处于贫困之中。但是梵高死后若干年，在伦敦的一个拍卖行里，《向日葵》竟然卖到了4000万美元。为什么会这样？笔者会让大学生讨论，为什么同样是《向日葵》这幅作品，它的价格却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原因何在？这又反映了价值的什么特性？通过大家激烈讨论，最后，大学生明白，这是由于价值的主体发生了改变，价值是具有主体性的。经过这样的讨论，大学生对价值的特性就会有清楚的了解，且课堂气氛活跃，大学生对这门课程也会更有兴趣。另外，在教学中，教师还可以组织大学生自己动手制作PPT课件。如，关于经济的全球化这个问题，笔者课堂中就没有亲自讲授，而是把大学生分成几组，每组制作一个PPT课件，然后每组派一个代表到讲台上来讲，最后再由他们一起评讲。事实证明，大学生对此方法很感兴趣，这可以给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而且能够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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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人的本质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价值观培育

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起初只是家庭关系和血缘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人进入一定的地缘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之中。在这些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下，人慢慢掌握一定的社会文化，学会参与社会生活，逐步由自然人转变为扮演多种社会角色的社会人。这个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人的本质形成和丰富的过程。因此，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存在物，每一个人的成长发展过程也是接受社会影响、教化的过程，同时人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塑造自己。“社会与人的这种不可分性决定了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只能是先接受社会中已有的知识、观念、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从事独立的社会生活实践，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由此可见，价值观教育无时无刻不渗透于人的活动之中，对人的价值观发生作用。”［2］因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与社会不可分离，而价值观教育渗透在人与社会的互动与交往之中。社会对人所具有的先在性特征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得价值观的培育具有可能性。

（二）从价值观的形成过程看价值观培育

列宁的灌输理论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向工人灌输他们原来不了解和不掌握的先进意识、政治意识；二是指“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灌输给工人”阶级意识，使工人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列宁的灌输理论实际上是强调科学、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学习、宣传、培育等自觉的方式才能掌握。尽管列宁的灌输理论是在当时俄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工人文化水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是灌输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无产阶级的每一个成员来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可能不学而知、不教自会的，同样需要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培育才能确立起来。但不能将灌输理论简单地与教育的具体方法等同起来，认为灌输就是填鸭式、生硬说教。任何时代的科学的价值观都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时代精神，这种价值观也不是自发的、自然的演进过程，要使之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就必须进行科学的教育。因此，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也需要经过不同形式的教育才能形成。

（三）从中西方价值观培育的实践看价值观培育

古今中外的价值观培育实践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价值观的培育，儒家文化的奠基人孔子提出了“仁”和“礼”的思想，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克己复礼为仁”，把恢复周礼作为“仁”的目的，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德政。这些思想成为儒家政治文化“三纲五常”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儒家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逐步丰富和发展其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还提出了一些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方法。在家庭教育上，以“孝”为核心，讲究孝亲。在此基础上由家庭到家族再到国家，形成完整的“道之以德”的教民方法。在个人修养上，以修身为本，强调克己和内省。为了培育封建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统治者极力推崇《诗》《书》《礼》《易》《论语》《孟子》等经书。为了使经书的内容深入民心，为广大群众接受，历代统治者还进行了核心价值的大众化工作，编写了《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通俗易懂的书籍，传播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西方，经过启蒙思想家的理论探索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成为西方政治和道德的内在价值和基本原则。许多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立法确立核心价值观的不可侵犯，另一方面通过国民教育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普及和强化。在美国，道德教育经历了从主张道德相对主义到提倡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这反映出西方学者对学校教育的反思和对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新认识。在英国，从2002年8月起，国家核心价值观教育正式成为中学阶段的法定必修课。英国剑桥大学戴维哈格里夫指出：“所有学校都应开设一种专为多元文化社会制订的共同公民教育课。这种社会需要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观以产生国家内聚力所必需的粘合剂。”［4］英国执行官员尼克塔特在《课程中的精神与道德》中指出：“道德相对主义应该被另一种观点所取代，即我们认为社会中存在道德事实，一些道德事实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们组成我们社会中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应该传授给青少年。”［5］在核心价值观的普及方法上，许多西方国家都认识到以简单机械的道德灌输、知识学习的方式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果较差，西方教育学的一些流派如价值澄清理论、人本主义教育理论、道德两难判断等将多种教育方法与品格教育结合起来，以增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中心课程观”和“知识中心课程观”的消极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受到“社会中心课程观”和“知识中心课程观”的消极影响，过分注重社会因素和知识的作用，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主体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学科的发展。“社会中心课程论”重社会整体，轻个体。离开独立的大学生个体抽象地谈论社会，难免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而“知识中心课程观”以知识为重要支柱，片面强调思想政治理论间接知识的学习，忽视了学生的需要、兴趣和学生身心发展的差异。总之，无论是“社会中心课程观”还是“知识中心课程观”，都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的发展，落后于时展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从这种片面的课程观中走出来，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需要科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观的指导。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存在缺陷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是教育目标的具体化，是教育目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方面的具体体现。从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角度审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价值观的关注程度不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五个方面的课程目标中，有四个是涉及世界观方面的目标，对价值观的关注程度不够，这种课程目标不利于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第二，缺少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相关价值观目标。随着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人类已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价值观容易被忽视，这一缺陷很显然是与时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第三，缺乏审美价值观方面的课程目标。随着物质的丰富多彩，大学生对审美价值观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这一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不够。第四，缺乏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缺少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和国际合作精神的培育，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大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这一方面的缺乏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

（三）课程内容忽视差异，存在偏差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是以课程目标为依据制定的，它体现了课程目标的要求。但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角度审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不难发现存在下列问题。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价值观培育方面忽视了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比较大，但国家统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忽视了各地区、各省市的特殊性和实际情况，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针对性不强。第二，课程内容比较注重课程自身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比较注重从理论层面阐释问题，而在结合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和在回应大学生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课程内容缺乏说服力和针对性。第三，从本科所开设的四门课程来看，部分课程内容有重复的现象。如《中国近现代史》与高中历史就有很多重复的内容，同时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也有不少重复。这些问题的存在，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有利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四）课程设计不够科学，课时不够课程设计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按照一定的课程理念和目标，以特定的方式组织安排课程的各种要素和各种成分，形成课程标准和课程教材的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由国家层面进行课程设计的，总体来看，这种课程设计的规格高、科学性强。但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视角看当前的课程设计，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处理好大学与中学阶段的衔接。在课程设计上，高中历史和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容上有重复，这不仅降低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也不利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第二，课程设置与学时的分布不够合理。在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理论教育课程设置了三门，为11学分，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有一门，为3学分。课程之间的课时分配也不合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百多年的历史，只安排了2个学分，完成教学内容的难度很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由原来的两门课程合并的，但只有3个学分，完成教学的难度也偏大。最后，教材内容理论性的知识过多，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才能理解，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有很多对理论的理解，但是在大专根本就没有开设《基本原理概论》，学生对的理解不深，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三、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一）树立育人为本的课程观

思想政治理论课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树立育人为本的课程观。育人为本的课程观强调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出发点，把促进学生积极健康的思想品德的养成作为课程的中心。当前社会改革不断深化，社会竞争也日趋激烈，改革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号角，时代呼唤着大学生的主体人格和创造能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树立育人为本的课程观，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充分考虑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主动加强核心价值观的修养，提升思想道德品质。

（二）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目标建设

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要求我们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的误区中走出来，以育人为本的课程观为指导，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加强课程目标建设：制定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的目标；设定人与自然关系价值观方面的课程目标，引导大学生科学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审美价值观方面的目标，引导大学生提高审美素养；同时还要在课程中设定人与世界关系方面的目标，引导大学生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内容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思想政治素质的基本要求。在课程内容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学者们应该充分研究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足和缺陷，在实践中丰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构成。针对当前存在的重视思想政治、意识形态、世界观、人生观等，而道德教育、政治实践、价值观教育相对较弱，教材内容重复的现状，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建设。而在教育过程中，教材内容出现的重复，更是需要联合多个部分协同解决。

（四）增强课程设计的科学性

课程设计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前提。因此，第一，必须深入调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储备，弄清他们掌握了哪些方面的知识，还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只有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的教学衔接问题。第二，在课程设计上应坚持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的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培育人的活动，只有结合现实的社会条件，才能尽可能地促进人的发展。第三，课程设置与学时分配要科学。应适当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的学分，让大学生有机会根据自身的思想品德状况选修课程。同时，应增加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学分，使之更加合理。在课程设计中应将以下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内容包括进去：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教育，二是爱好和平的价值观教育，三是科技价值观教育，四是人权价值观教育。

篇5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兼业化/人口压力/工商政策/李约瑟之谜

【 正 文】

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户兼业化行为产生的动因

中国小农经济的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具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小农户家庭生产中的兼业化倾向，这个特征几乎伴随着小农经济存在的始终。兼业化主要表现为小农户在小规模土地上的农业生产经营间隙，或多或少的进行着一些其他如纺织业、小商业、小手工业等的具禀赋优势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农业生产的特性提供了兼业行为所需的时间、空间甚至原料方面的保障，在技术上为其提供了可能性；其次在土地资源过度分割，每一农场的规模小于维持家庭生计的最低限度时，农户需要谋求非农行业的收入来满足生存要求的必要性；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商品经济下小农户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等等。这种种因素分别在传统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影响着农户的行为，造成了他们的兼业化选择。

黄宗智在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一书中强调，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小农个体性质的认定起基础性作用。部分农户在商品经济程度不高，无力参与市场交换时，这种兼业行为为维持家庭生计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虽然并不是出于主动参与商品经济和交换的需要。这种类型在中国传统农业小农经济体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户不需参与市场交换，形成了耕织结合的家庭生产方式，并因此导致了我国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方式下，一方面小农户进行着类似于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活动，在租金和粮食自足之后所剩无几，来自于衣食住行其它方面的需求难以从市场上解决；另一方面，却模糊了社会生产专业分工的界限，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扩大。从各种史料记载中都体现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国家对于这种结构的组合方式始终采取了支持鼓励的态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这种组合方式下，个体小农户可以承受来自于国家对更重的租税的索取而依然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均田制下的国家这种欲求暴露得最为明显。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是：首先，极不利于农户经营单位自身积累剩余，扩大投资和经营规模，使生产完全处于一种简单的再生产状态；其次不利于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广大个体农户需求的分工和深化，阻碍了商品生产交换的发展。

事实上，国家因控制土地资源而产生的对经营者租税收入无限膨胀的索取欲望，加剧并强化了农户的兼业化选择。正是在这种欲望的支配下，封建王朝依靠所固有的强制力（暴力潜能）支持，小农的经济能力往往被压制在最低生活线附近，因此不得不做出多元化经营选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逐渐弱化时，这种兼业化选择的动因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即使是在国家对经济资源控制最强，也就是均田制能够得以实施时，也有过小农生产者因不堪忍受国家租税以及人工调用等各类经济与非经济的剥削和控制，宁愿逃避到大土地私有者的庇护下耕作。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往往产生于国家统治的官僚体制之下，更可能逃避对封建国家承担的赋税义务。小农作为有限度自由的劳动者，相比较成为国家的附庸，拥有更强的谈判力量，从而在通过大土地所有者与土地结合的同时，也拥有比与对国家博弈更为有利的地位。小农争取获得更多生产剩余的过程，也就是小农经济地位更高，生产活动经营决策更经济的过程。这一博弈的过程可以从后半期中租佃关系变迁中有所显示：从分成制到定额制再到永佃制，体现了两者间力量的对比发生的变化，地主阶级为了更大化利益总额向小农一步步做出了妥协。

在这种趋势下，小农可能掌握更多剩余产品进行储蓄投资和消费，因此其生产活动越来越多的体现了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最大化的色彩，他们根据市场价格调节自身行为，“小而全”的生产方式逐渐不再经济，市场的需求逐渐开始使具有相应资源或技术禀赋的小农更多的为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生产，不再局限于提供自身再生产的必需品的目的。这时，小农兼业行为逐渐导致了小农的区域间差异性开始产生，小农阶层发生分化。有学者研究发现，清江南地区的小农工农结合体内部结构已发生变化，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方式不是以自给型农业和自给型手工业的结合为主，而是以自给型农业和商业型手工业、及商业型农业和商业型手工业结合为主[1]。这导致了某种被学者称为“收入重心转移”[2]的现象发生，当农户经营规模狭小，农业收入低于维持家庭生计的最低限度时，农户不得不做出兼业化生产的决策，当非农业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时，农户就必然会选择粗放耕种农场。据有关研究，苏南的大农场比小农场具有更高的土地产出率，因此小农户粗放经营农业的机率要比大农户大的多。部分小农家庭，因非农产业的效益和收入比重不断上升，使得农业收入本身在其家庭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步的缩小；因此农户会自动放弃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追逐，而仅仅满足于其土地产出率相当甚至低于当地的一般水平，仅达到维持其生存或经营的需要，缺乏激励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可能导致在部分地区农户将土地的耕种作为他们的“副业”[3]。这在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相对发展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有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无地少地农民对棉纺织手工业生产的依赖加大，在部分小农家庭中，棉纺织手工业由副业逐渐转化为主业，手工业收入超过农业收入，成为农民家庭生活的第一经济来源。

这种小农兼业化现象的产生犹如一把双刃剑，对于当时的经济有双重的作用。首先这种兼业化的经营促进了当时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使得一些非农产业的分工逐步细化、深化，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收入重心效应”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会造成某些重心已经转移至非农产业的农户对土地进行“粗放化”经营，失去更大发掘土地效益的激励，从而局部的使农业生产率增长停滞、效率降低。

这类兼业化生产因为依附于家庭农场的经营单位之下，因此多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且较集中在农闲时间进行。这样并不利于适合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工商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产生，也不利于提高家庭非农产业的生产效率。对促进市场经营的发展，非农产业分工的细化、深化作用是有限的。

意识形态领域的约束也在这里体现出来。因为对未来经营不确定性的预期，出于对安全的偏好和规避风险的目的，以及“以农为本”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即使在家庭收入重心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收入的情况下，大多数家庭农场仍要“兼营”农业，以保证自身对粮食消费方面的需求。

确实有迹象表明，这种不完全的工商化只是一种过渡阶段，转化仍然在进行中[4]。随着粮食供给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农业与非农产业相对收益差异的继续扩大，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约束随现实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弱化[5]，退出农业领域专营工商业生产的阶层开始崛起。因此这一领域的约束更多的是来自内生于家庭农场产生的先天性障碍。这种自发转型受到家庭生产方式的影响，小家庭农业生产的剩余积累约束，共同导致了对非农产业的投资规模约束，成为阻碍工商业生产经营的规模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由家庭农场兼业化发展起来的小型工商业，完全是根植并服务于家庭经济的，它与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逐渐建立起来的以雇佣工人、分工协作产生规模经济、追求资本增值的工商业化有截然不同的路径。这种内生于小农业生产组织的路径使得非农业发展传染上了农业领域里小型家庭农场暴露的问题：规模小型化、分散化、科技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足、投资不足等，因此对于资本积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做准备的作用极其有限。

人口压力、土地政策和工商政策下的兼业化经营

人口是长期困扰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大问题，约束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路径，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很多学者认为人口问题既是约束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阻碍条件，更成为历史对现实遗留下的苦果[6]。

为了控制更多的资源，拥有更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中国古代封建制国家一直采取了鼓励生育、吸引和争夺劳动力的政策，这一政策与当时农业生产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劳动密集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意味着投入更多的劳动就会有更多的产出。除了为提高农业产出，国家还制定了其他制度来加强其人口政策的导向，以控制“非农人口”和农业流民的产生与存在。比如很多学者都提到的“多子均分制”[7]，是我国法定的家庭财产分配方式，其主要内容是无论田宅、生产工具或其他，每一家庭的财产最终都必须在诸子中进行均匀分配。历史上的授田于民的政策中，大多数朝代对土地的分配都是根据人口数量（甚至包括奴婢、牲畜）作为分配单位，那么家庭成员与占地数量的增减间就必然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土地政策同多子均分的分配制度相结合，更加强了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格局。

尽管如此，本文仍然认为中国历史上被众多学者所强调的人口压力并非是一种绝对量的压力，恰恰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人口过剩。这种人口过剩是对于农业生产部门与农业劳动者而言的。有学者研究并比较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晚期与当时西欧的人口密度，得出结论当时中国的人口压力客观上并非已到达某种极限和临界点，而与其他农业社会同期的水平相当[8]。真正使人口压力显得异常沉重突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走出“古典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发生质变，无法使经济资源对人口的容纳提升到新的层次而体现出的危机。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的人口问题。

认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把视野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部门已经不够了。虽然伴随着封建社会本身带来的种种制约和不彻底性，但由于中国土地资源很早就成为一种可私有买卖的商品，作为农业生产的必要资源，人地结合的一个根本点，某种程度上，必然会伴之兴起令各王朝深感头疼想要极力安抚的失业大军，我国古代称之为“流民”。大量无地农民的出现并非偶然，纯粹是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后备军而已。事实上，在农业部门产生的大量过剩人口本应存在着疏通的可能，那就是非农产业的经营，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领域进行转移。如果这种转移曾经有规模的发生，那么中国的经济史亦将重书。很多国家所谓增长方式的转变往往可溯源于专营工商业者的兴起，但这种产业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而且足够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事件，却因为中国封建国家的政策导向，未能发生[9]。

由于封建统治者不愿看到因大量此类人口的存在和流动带来社会不安定的隐患，国家采取了强制农民与土地结合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将有限的国有土地按人头均分下去的“均田制”。除去其它诸多因素，将这些“显性失业”转化为“隐性失业”，将其保证在国家户籍制度的视野之内，生产资料的供给保证了他们最低的维生可能，同时还可以负担起国家税赋和地租，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的万全之策。这种安排在不短的时期内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功不可没，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自然增长，尤其是可分配的国有土地的减少使国家意志力不从心，这种方法显然难以长期维继。据史料记载，商鞅变法之后，封建国家就在原有的商贾户籍上增加了抑商限商的内容，形成了市籍制度，加强了对商贾及相关资源的控制利用能力，抑制和打击私营商业。尤其是针对从农民中转化而来的中小商人，以士科谪、毋得名田、算缗、告缗等进行限制。这种性质的政策在各朝各有差异和不同，但始终是工商政策的主流。即使在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情况下，人口与耕地矛盾加剧导致了农民的产业间流动：转向官私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部门，但由于种种限制，这种流动仍有很大局限性。

未能产生可以吸纳农业剩余人口的商品市场体系和工商业部门是很关键的原因，自身羸弱的体系当然就无法承受来自农业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考证和分析，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市场体系就已经初具规模，商品生产和交换非常活跃，甚至有学者认为当时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和成熟的全国市场网络[10]。但很快封建国家就发现，经营工商、富比王侯的工商阶层的崛起，会对国家经济政治的权威带来极大挑战，使国家对社会经济、资源、人口的有力控制大打折扣，而且工商业丰厚的利润使得具有垄断力量的国家也不肯主动放弃[11]。因此国家统治者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与民争利”的过程。这在一些关系民生的重要部门尤其突出，比如盐铁禁榷制度等。国家不但垄断了其生产销售以至运输仓储的命脉，对价格的变动和掌握也极其严格。一方面成熟庞大的官僚体系可以使统治者介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层次，这样就使得一些本需市场机制来完成的功能存在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替代完成的可能。另一面对工商领域产生的收益的垂涎，使其以市场主体和市场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制造垄断并获取工商业利润。至于经营工商领域所需要的劳动力，由于政府控制着规模、组织和技术（甚至工匠的人身自由），其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和来源也基本稳定。

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统治者认识的局限，“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统治思想根深蒂固，占据主流思想几千年。这种意识形态统治和影响下的劳动者都更倾向于“置田买产”的小康殷实的耕织自给生活，即使为生计所迫专一从事小的工商活动，也往往是救急的权宜之计，一旦可能仍会回归农业生产。至今，意识形态的约束痕迹仍在某些传统力量厚重的地区中广泛存在着。根据诺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意识形态是不会一成不变的，人们会根据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修正原有的意识形态而建立新的更有效率的体系。在中国封建国家中，真正起到强制性约束力量的仍然是国家对工商业的介入和对市场机制的替代。

首先，工商阶层的羸弱使有势力的工商市场力量不能崛起，一方面既妨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滋生和可能引起的社会结构和增长模式的巨变；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使大量的农业过剩人口游离于农业产业中无法流动和转移。这样就使得农业受人口压力而发生所谓“内卷化”[12]、“过密化”[13]趋向，牺牲了农业生产效率，工商业的发展缓慢、停滞。虽然在宋之后随着授田制的瓦解，人口流动逐渐增强，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也被迫放松，工商业开始成长和发育。但由于既有的经济结构特点已经形成，且中间阶层的缺乏，如前文兼业化部分所述，工商业领域以小规模、小型化的家庭经营为主，且多寄生于家庭农场的组织形式上，有着很强的局限性。

王朝更迭、兼业化特征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所有权结构形式及与其相伴随的种种变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极其缓慢且多有反复，从长远的角度观察农业的发展显得比较沉闷。基于这种观察，形成了李约瑟所提的两个谜，也是中国经济史界长期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停滞。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历史演进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家权力意志影响之下的土地制度的设计，与由此为起点的土地所有权结构的演变。由此而引发的农户的兼业化生产选择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系统的稳定和停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中国社会虽早在两千年前就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政权，但天灾人祸、政权的频繁更迭却也伴随着整部经济史。这种政权的周期性更迭是伴随着每一王朝的经济周期与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产生的。每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国家对政治、军事、经济的控制都最为有力，国有土地也占有较大份额，授田与民的部分实施保障了农业无地少地人口都被分配有或多或少的土地。同时新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能力尚弱，土地兼并因之并不明显，王朝的经济安全是比较稳固的，大型公共物品的供给也成为可能，这些都保障了农业产出的稳定，也使统治者的财政收入有可靠的来源。以至于每每在改朝换代之初，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盛世即经济期出现。之后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恢复增长，官僚贵族地主依靠政权力量开始竭力兼并土地，与统治者争夺垄断租金，使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下降，财政状况紧张，而忽视甚至缩减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一旦出现天灾人祸，政权就会产生危机。很多王朝在产生这种危机时，往往有改革者出现，企图力挽狂澜，改革举措也每每集中在土地兼并和财政改革两点上。这时往往就会面对“诺思悖论”中所说的矛盾：兼并的受益者往往是体制内或者与之结合紧密的官僚士绅，这一利益集团对统治阶级而言是极具谈判力量和竞争的威慑力的，触动这一阶层会耗费统治者巨大的成本，且可能直接对王朝带来动乱的威胁。因此往往使统治者只能以放弃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和小农集团的利益为代价，获取人集团的支持。最终危机的积累一旦遇到涨落，系统就会不堪重负只有崩溃。这种三阶段周期几乎在每一个王朝上演过。这样的周期性波动和更迭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当下一个王朝重新建立时，同样的周期会被重演，大量积累在这种所有权结构安排和经济模式下的能量被阶段性释放，从而保障了系统的整体长期稳定性。

一方面，王朝的更迭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明显迂回前进的轨迹；另一面，农户兼业化作为效率很高的精耕细作、劳动密集型中国传统农业的必要补充，稳定和延缓了整个社会系统的演进步伐。在中国古代传统农业所有制结构下，受国家授田于民的政策和“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激励，产生了极有效率的以家庭农场为经营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比领主制下大庄园农奴集体作业更加优越，不同类型的所有者大多都选择了家庭农场的生产方式。国家为自己的编户齐民提供有系统、有组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这种供给为大量分散的小型家庭农场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使以小型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经济体系能够保持稳定和平衡。为安置过剩农业人口进行的家庭授田，阻碍民间工商业发展、阻碍人口流动转移的制度安排，迫使小家庭农业经营者不得不采取兼业化经营方式维持再生产，这种兼业化经营方式给与国家从农业中最大限度获取财政收入的可能，国家对农户的榨取又反之加强了农户的兼业化生产模式。这种种制度与绩效间相互作用，形成自增强机制，使得这种形态的农业特点就会不断地被强化，导致“路径依赖”的产生。

可以说，这是在国家垄断经济资源谋求租金收入最大化时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之一。这同大量经济史学家认为中国农业社会之所以会延续几千年，主要是封建地主制下对小农过于残酷的剥削而使得农民的积累发展无法完成相呼应，这也是以阶级分析角度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资本主义因素难以确立的有力证据之一[14]。包括兼业化在内的这些政策的绩效，对于农业和工商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要一起为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轨迹负责。

[参考文献]

[1][4]　史建云：“从棉纺织业看清前期江南小农经济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3

[2]　曹幸穗：“学术呼唤批评——兼答姚洋对《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的批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4

[3]　同[1]

周玉英：“从文契看明清福建农村经济的商品化趋势和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4

[5]　道格拉斯·C·诺思：“意识形态与搭便车问题”，《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

[6][8]　王国斌著，李伯重等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龙登高：“论个体小农与传统农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2

葛剑雄：“宋代人口新证”，《历史研究》1993.3

[7]　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3

[9]　陆建伟：“秦汉时期市籍制度初探”，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1999.4

徐东生：“宋代农民流动和经济发展”，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1999.1

[10]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1]　邓福秋：“西汉前期的市场经济和我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4

[12]　农业内卷化：由于家庭小农场都是为生计所需，对过剩劳动力无能为力。因此家庭小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远大于雇佣劳动的农场，以致于这种劳动力集约化出现了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吉尔茨(Ciord Geertz)将这种现象称为农业内卷化。新谷：“外国学者眼中的近代小农经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述评”，读书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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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族伦理思想;中国伦理思想;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

汉族是我国乃至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是由夏人、商人、周人、秦人等中原地区居民和四周的兄弟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取长补短、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汉民族伦理思想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吸收着各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益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它又对少数民族伦理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民族伦理思想也是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汉民族伦理思想的发展

汉族伦理思想是指汉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道德观念和各种道德理论总称。汉族是一个历史最为悠久、文明发达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汉民族伦理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是极具特色的伦理思想。思想家们对伦理和道德范畴体系和性质、形式提出了问题，并形成了伦理学不同的流派，对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族伦理思想发源于原始社会末期，主要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自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至西周末，是汉族奴隶制社会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鼎盛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汉族奴隶主阶级伦理思想没落和封建伦理思想的形成时期;自秦确立封建社会第一个王朝起至唐代前期，是汉族封建阶级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自唐中叶至明中叶，是汉族封建阶级伦理思想的成熟阶段;自明中叶至，是汉族封建阶级伦理思想的衰落和反省阶段;自至1919年的“”，是汉族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传播和发展阶段。

二、汉民族传统伦理思想的主要问题

汉族传统伦理思想所探讨的问题是极其广泛的，一是道德义利问题。曾被宋明汉族道学家视为“儒者第一义”。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主张“以义建利”。义利关系是社会道德原则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汉民族功利学派认为义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利。汉族儒家在历史上一直居于重要地位。

二是道德本原问题，是道德来源和存在的根本问题。思孟学派曾认为人的道德根据在于天道，提出诚是天之道，“善良的人性让道德存在，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善端。荀子学派以人性恶立论，人类生存的需要是道德的根据。墨家则认为“天志”是道德的本源，又认为“天志”是“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而提出的表现形式。道家认为，道德源于宇宙万物的本原即源于道，把道和朴素的人性作为道德的根据。从人的本性中寻求道德的根据。

三是道德人性问题。一方面，道德引导着人，另一方面，人性的贪欲促使我们的创造力，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两者关系是相辅相成。汉族道德中的人性问题，即人的道德本质、本性问题。孔子曾提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孟子提出人性之中先天具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恭敬之心四种善端。荀子以“不事而自然”者为性，认为人性本恶。如果顺人性自然发展，则会导致种种祸端和罪恶。

三、汉民族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与特点

在汉民族伦理思想中，最有影响的是儒家伦理道德、道家伦理道德、墨家伦理道德和法家伦理道德。这些都起源于中国先秦时代的不同派别的伦理道德，这些不同的伦理思想派别不断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是儒家伦理思想。

汉民族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和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注重礼的传统

汉民族注重礼仪，礼仪是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渗透在其中。“礼”表示“礼节”和“礼仪”，“礼”更也是汉族所特有的独特的一种道德心理和行为习惯，形成了和其它民族有着不同的伦理特点，构成汉族道德传统、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对汉族的整个是非善恶观念和价值尺度的评判标准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浓重的“立君治乱”的君权思想

汉族是个君权主义思想浓重的民族。认为“人皇在伏羲前，风姓，始王天下者”，“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君权思想在封建社会提供了“大一统”、“家天下”伦理纲常的道德基础。

（三）奉“孝”为先的传统

所谓“百善孝为先”，反映汉族极为重视孝的观念。“孝”是儒家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汉族对家教十分重视，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尊老爱幼。“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成了人伦关系和道德行为中的德行之本。

中国各民族伦理道德文化相互交融、渗透，促进我国发展。（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朱伯昆.先秦伦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篇7

要讲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所谓文明的“轴心时代”。据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其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言：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笔者按：这正好是中国的“先秦时代”），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事实上，中国先秦时代这种思想文化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中国人自己也早有认识和评介。先秦时的庄子就在其《天下篇》中有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都是对这种百家争鸣的形象描绘。近人吕思勉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说“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书·艺文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当然了，我们说在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是所谓“百家争鸣”时代，不过在学说和流派上真正能称上“家”的，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谓“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即除了后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影响到寻常百姓的儒家而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名家、阴阳家、杂家、农家（所谓“三教九流”之“九流”），值得注意的是：这八家在当时都是与儒家学说旗鼓相当影响相近的学派，并且和儒家一道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我们不妨来仔细看看这些儒家外的其他学派都有那些重要思想。

就道家而言，其思想核心当然就是“道”。“道”是改学派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于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于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在宇宙观上，道家认为“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也因此在政治观上，他们主张人们必须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终希望回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而在人生观上，因为认为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他们主张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墨家的学说中心是“尚贤尚同”。在宇宙观上，他们主张“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又主张“尊天”、“事鬼”。在政治观上，墨家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不相爱。在用人上，他们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经济上，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

法家则对法律情有独钟，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纵横家则指先秦时奉行不同外交策略的外交家。他们分别主张“合纵”（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与“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在外交策略上其影响深远至今未绝，但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却不大。名家则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阴阳家乃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是所谓“五德终始”学说的创立者。至于“杂家”则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其特点是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农家则出于农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农家主张与民同耕，进而论及君民并耕，此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观念，故不免引起重视“正名”的儒者之反对，认为这是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因农家书多为农圃之技，而非学理，故能免于秦始皇之《焚书令》。但其最高之理想为与民同耕，虽为一平等阶级口号，但亦不容于儒者，是故其着多亡佚。

篇8

关键词：唐代社会；茶文化；流行化；制度化；艺术化

绪言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植根于华夏土壤，与五千年华夏文明相交融。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发显示出勃勃生机。茶文化便是中华传统文化星河中一颗璀璨的星。法国著名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茶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它和葡萄酒在地中海起的作用相同。这无疑揭示了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的发展史同时也是茶文化的发展史。茶文化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衍生、发展、到蓬兴的渐变过程。茶从被发现具有利用价值起，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茶最开始只是作为一种药材进入大众视野。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便记载了茶的药用价值。直至西汉，茶的药用之旨逐渐被隐没，而作为饮品的功能才被知晓。此时茶开始摆脱药材身份而带着饮品的面孔走进千家万户。魏晋时期，为遏制夸豪斗富的不正之风，一些有识之士便利用茶提出养廉政策。此时茶不仅逐渐削弱了酒肉尊飨在饮食中的重要地位，更是成为一种人格标榜。南北朝时期，有人甚至喝茶上瘾。这说明，茶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总而言之，从先秦到南北朝，饮茶之风逐渐形成。但是这期间没有出现专门吟咏茶的诗篇，并未形成系统的茶道，也从未将茶从一种普通饮品提升到一种精神信仰。也就是说，茶并未雅化为茶文化。直到唐代，“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重。”①茶在唐时才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价值。此时喝茶也才真正成为一种流行时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不管是政客骚人，还是樵夫渔民，皆以饮茶为乐。诚如王从仁先生说：“陆羽应运而生，《茶经》应时而作。中国的茶也迈入了一个新境界———由饮用变为品饮，由一种习惯、爱好，升华为一种修养、一种文化。”②茶在唐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唐代恰如一座突兀而起、巍然屹立的高峰，开启了此后茶文化千峰竞秀的壮观景象。”③在唐代，茶被赋予更多性灵的成分，饮茶这一行为也涵盖了更多的精神价值追求。

一、经济上的流行化

唐人饮茶蔚然成风。有资料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④唐人陆羽在其所著的《茶经》中也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盛于国朝。”⑤如果说在唐以前茶是作为王公贵族的专有物，那么在唐代，茶就已经成为乡野百姓也可拥有的寻常饮品了。全民饮茶使得社会对茶需求激增，于是茶叶贸易逐渐兴盛，它已然成为唐代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茶叶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又刺激了茶文化的流行普及。茶叶的种植、生产、制作、售卖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经济链，饮茶消费成为唐朝经济消费中的主力军。傅筑天在《中国封建经济史》中提到“茶是农业中首先发展起来的商品，茶的种植成为一种专门化的农业生产，茶的焙制作为一种农产品加工，是农业中唯一的一种专门化的商品生产。……茶的生产成为很有发展前途的一种商品生产，具有缓慢地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可能。”⑥同时他也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阐述了茶叶这种经营性农业的优越性。“茶叶生产高度商业化，这种经营性农业迥然不同于农民的自耕自给。”⑦可见种茶制茶会带来不可小觑的商业价值。在唐代，由于茶叶贸易的兴盛，茶商也随即大量出现。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⑧，可见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在唐代作为贸易市场的热闹现象，这说明它已经成为唐代有名的茶叶集散地了。唐咸通三年，歙州司马张途所著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士。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⑨由此可见当时从事茶叶贸易人数之多，茶叶贸易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安史之乱以后，社会衰败，人心大乱。为了充盈国库，唐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来刺激茶贸易经济的发展。“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⑩可见，茶税已经确定为国家正常税种了，茶税也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财源之一。不仅如此，唐代的茶贸易甚至打开了海外市场。敦煌文献《茶酒论》中用“万国来求”?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当时对外茶贸易的繁荣景象。唐王朝源源不断地将茶输送到朝鲜、日本、天竺等国，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茶文化也普及到他国了。此时茶并不仅仅是作为消费品在两国间进行贸易活动，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体验。综上可知，唐代茶叶贸易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流行化的动力支持。茶文化随着货币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普及。当然，经济只是影响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制度也对其盛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政治上的制度化

“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丝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唐朝政府也通过一系列政治举措来满足自身对优质茶的需求，于是贡茶制度应运而生。一方面，在文人士大夫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茶宴。这便是把“以茶代酒”?正式化了。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在《与赵莒茶宴》中描绘了舍酒饮茶的欢畅场面。“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宴会上，虽无觥筹交错，但是把茶言欢更显快意。湖州紫笋茶和常州阳羡茶是唐代茶宴上的精品。每到适茶时节，两州太守便在顾渚山境会亭举办茶宴活动。另一方面，在民间，斗茶之风盛行。斗茶又称茗战，它实际上是一种评比茶质量和点茶技艺的方式，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茶俗。“斗茶已非由上流社会雅尚和须眉男子所专断，连妙龄女郎和艳妆妇人都踊跃其事，乐而不疲了。”不仅如此，唐代颁布的禁酒令也从侧面保障了茶文化的发展。唐代酒税很高，甚至在大历六年，政府开始实行禁酒令，其规定未经特许的人无权经营酒业。这样也就把酒业经营变成政府操控，而不是民间私营了。这样一来，酒的价格上涨，购买力下降，从而使其替代品茶受到了民间里坊的广泛欢迎。此后茶开始逐渐替代酒成为社会的主要饮品，以至于城市乡村中随处可见茶摊茶肆。为了满足世人饮茶需要，茶楼茶社茶坊风靡一时。一种文化气候的形成，通常受众多因素的影响。茶文化要想得到稳步发展，表现出持久的内在生命力，除却经济上的带动，制度上的保障，还在于文人们在艺术领域对它的推崇。

三、文化上的艺术化

叶潮先生说：“尤其在中国，诗歌是文化的炫目标志。不了解中国的诗歌，便不能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同样，欲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则必须了解中国的诗歌。”?杨子怡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解读》中提出唐宋文人诗是对茶文化的雅化，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确切的。以茶为题材进行吟咏，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茶诗。诗与茶结缘，茶添诗兴，诗添茶趣。唐代以前涉及茶的诗篇只有四首。而据统计，《全唐诗》中，茶诗共有五百五十余首，创作茶诗的文人达到了一百三十余人。唐朝文人创作的茶诗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使其逐渐走向艺术化道路。茶诗所描写的内容囊括万象，涉及到跟茶有关的方方面面。首先唐代茶诗中有许多记述茶的种植生产、采摘品尝的篇章。唐代文人对种茶、制茶、品茶都有其独到的感悟，故描写都达到了人、茶、心三者合一的境界。柳宗元被贬柳州时所作的《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刘禹锡被贬朗州时所作的《西山兰若试茶歌》等都体现了唐人已经拥有了较为成熟的茶叶种植技术了。成彦雄《煎茶》、白居易《山泉煎茶有怀》等细致入微地记录了煎茶的全过程。顾况在《焙茶坞》中则描写了焙茶的具体步骤，唐代诗人秦韬玉在《采茶歌》中对采茶、研茶、煮茶等都进行了详细描写。其次，表达日常生活中饮茶习惯的篇章也不在少数，以白居易最为典型。“爱酒不嫌茶”的白居易一生写就五十余首茶诗，他对饮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痴迷程度。不仅如此，唐代茶诗中还记录了诗人间的相互赠茶、共同品茗的乐趣。他们借茶寄托挂念，联络感情。李白有《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皎然有《饮茶歌送郑容》、刘长卿有《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颜真卿有《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亲友间互赠茶及茶诗，使得茶与诗都具有别样的人文内涵。“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钱起《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便生动描绘了与友人畅谈品茗的轻松悠闲。从茶诗抒感上看，由于唐代文人大多生命受挫不得其用，故其多借茶诗以明志。自古以来，一些植物本身并未具有人文精神，但是经过文人们的不懈讴歌与点睛渲染，它们便成了一种高尚人格的代名词。例如梅表示傲骨，松意味不屈，菊谓之淡泊，莲视为高洁。茶因为生长于幽林深涧，远离尘嚣，清空高雅，品性不移，自然受到文人们的青睐。许多诗人厌倦世俗的繁音急节，写茶诗抒己之怀抱。茶的高洁雅致，乃是人性脱俗不凡的外化和投射。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中写到：“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川原。聊因理郡赊，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诗歌赞美茶的洁性不污，从而表现诗人洁身自好，品性端正的美好。皎然写了大量的茶诗，他认为“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清高”二字既是对茶品性的高度赞扬，也是对自己为人处世的告诫警勉。喝茶这一日常活动与文学精神联系起来，便给茶这一常见物象赋以不一样的审美意蕴，这也是对茶最根本的雅化。“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清雅的茶与高尚的人似是绝妙的搭配。“但无疑是士人的雅求，才使得茶事的发展在历史上逐渐雅化，才有了中国历史上茶文化的特定风采。”?正如丁以寿这样看待茶诗与茶文化的关系：“茶诗的大量创作，对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唐诗茶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大量出现，对茶文化和诗本身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结语

朱自振先生在《茶史初探》中说：“唐代，具体说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国茶叶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直到这时，茶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中，才真正成为一种显著的生产事业和文化。”（21）唐就了中国古代史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以雍容典重的气度和宽广博大的胸怀奏响了一个时代的强音。唐代社会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赖以依存的土壤。同样，茶文化也为唐代社会增添了一缕别样茗香。此后茶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养人之性，怡人之情。茶文化发展的终极价值在于贯通茶香与人心，从饮茶活动中体会人与万物的和合之美。

参考文献：

[1]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1.

[2]（唐）李肇.国史补[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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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孟良.中国茶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5]（唐）封演.封氏闻见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唐）陆羽.茶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7]傅筑天.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8]傅筑天.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9]全唐诗[M].长沙:岳麓书社,1998.

[10]林有光.中国游记散文大系安徽卷[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11]（后晋）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3]（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4]（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8.

[16]杨子怡.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7]丁以寿.中国茶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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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早期会展活动，历史价值，商品经济

 

追溯人类文明，我们可以发现，会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是伴随着人类物质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而产生发展的。封建社会的农耕文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的约束下，以商品交换的会展活动形式发展非常缓慢。但是，任何先进的文明形式都会逐渐占据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如原始社会早期简单的物物交换，逐渐被社会大分工产生的集市所取代一样，这种传统形式的会展形式，促进了商品数量的丰富和货币经济的产生发展。

一、原始社会的社会分工引发的会展萌芽

原始社会的诸多因素，如资源分布的不均匀、人口或是部落的差异、生产技术的低下都导致交换的必然产生，人们需要获取自身无法得到的生活物资，开始寻找可行性的方法。论文参考网。于是，部落的边界上，简单的物物交换的弊端制约了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这种边界上的临时的、非固定的交换给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交换带来了很多麻烦，于是集市应运而生了。

尽管早期的集市相当于现在我们见到的小地摊，而且商品种类十分有限，但是这种简单集市的出现，已经证明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道扬镳。当人们学会了青铜器的铸造时，青铜工具（主要是农具、狩猎工具和手工业中的简单工具）被大量生产并搬到集市上进行交换，会展的雏形产生了，因为有的青铜器并不是用来交换的，而是作为纯粹的陈列品摆放出来给人们看，这相当于我们现在会展上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展览或是试用阶段，并不用来进行订单的签订和生意的成交。

二、集市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的出现

集市，作为展会的早期雏形，最早出现于两千多年前，但是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高度发达时期，后来流行的庙会和墟场也是这种交换形式的不同形态。论文参考网。直到现在，我国的许多农村还流行着赶集的传统，即使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集市仍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和生存空间。

古代的城池中，集市一般被称为“市”，而农村则称之为“草市”。南宋陆游的诗句“草市寒沽酒”，苏轼的诗句“春江围草市”形象地描绘了作为交换市场的“市”的繁荣景象。值得一提的是，市的发展促进了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又因为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将自身的地位提到一个更加醒目的位置。宋朝的时候，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民间市的控制，市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在城市的繁华地段形成了商业区，商业区中从事零售和批发的店铺也逐渐有了固定的场所，但是流动的摊贩仍然大量存在，使得市的概念进一步丰满。

说到“市”不得不说道集，商周时期就出现的“集”，在唐朝后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相对于市，集的主要构成人群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不是纯粹意义的商人，他们既是商品的生产者，又是商品的流通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集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会展。

再说庙会。庙会与集和市的区别在于它是定期举行的，城乡都有，流行于唐朝，盛行于明清的庙会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基础。这种形式的商品集会因宗教而生，当初宗教的节日吸引了贩卖香火和供品的商贩来到庙会场所，后来这种形式的集会被扩大化，逐渐形成百货云集的大市场。庙会的商品种类更加丰富，规模更大，它以宗教和寺庙为依托，也促进了宗教文化的发展，因为庙会产生的年代是宗教盛行的时期，它将城乡的许多民众吸引过来，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也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历史价值。

相对于“集”、“市”、“庙会”，后来人们组织的展览活动也曾经出现在我国历史上。比如说：隋炀帝曾举办西域各国的“万国博览会”，唐代陕郡太守韦坚广集各地特产供皇帝观看，元代人们纪念黄道婆而汇集其生前用过的各种纺织器械，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博物馆。

三、近代中国开放眼界参加世界博览会所收获的成就

2010年是我国骄傲的一年，上海世博会让世界再一次聚焦中国。然而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期，人们对世界博览会的渴望则是被动的，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我们的国门，国人被迫睁开眼睛看世界，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都是因为我国技不如人，必须向西方学习，而世博会成为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最好窗口。从1840年到1926年，我们国家分别以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身份参加过多次世博会，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在世界博览会上多次夺魁，而铜器、漆器、银器等也非常受欢迎。1878年和1900年，清政府代表着中国参加了两次巴黎世博会，将万里长城、孔庙、北京城等中国著名的建筑展现给了世界。1915年，这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我国共获得1218个奖项，特别是国酒茅台和张裕酒厂的可雅白兰地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世界开始慢慢注意中国这个神秘古老的国度。

四、会展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所体现的历史价值

2005年7月10日，在郑州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中第一次提出了“会展文化”这一概念。人们开始深入思考会展这个命题，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讨论，纵观我国早期会展的发展历史，我们一直将其置于经济的范畴内进行思考，新的概念赋予了会展活动新的生命力和内涵。

我国早期的会展活动，不断受到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各种变迁带来的深刻影响，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意义，它是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合体。我们今天常说的世界博览会，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贸易盛会，不仅仅是商品的集合展览地，而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深深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

总结我国早期会展活动的历史价值我们可以归纳为几点：

早期的会展活动是具有物质实体的事物，它构成了创造文化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通过会展来认知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程度，它深刻的反映了每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并给文化的传承赋予了可延续的物质实体，引导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

人们通过早期的会展活动，逐渐形成具有民风民俗的各种会展文化形式。无论是集市还是庙会，它们无一不深刻揭示着经济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们在早期会展活动这样的平台上展示民风民俗，并彰显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这给现代会展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早期会展还深刻影响了人们构建各种规范和制度的方法和准则。论文参考网。无论是大型的庙会还是近代的展会，每一个会展都需要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每一个进入到会展体系中的个体，都必须遵循相同的行为准则和规章制度，同时，每一个会展中都凝结着合作和互惠互赢的精神财富。

结论

会展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它涵盖着物质、精神和制度等多种文化内容，并影响着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准则、竞争意识，良好的会展文化环境，是会展活动生命力延伸的条件，在当今我国倡导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早期会展活动将被挖掘出更深刻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陈泽炎.会展文化概念辨析[J].中国会展，2005

[2]赵春霞.会展概论[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3]马勇 冯玮.会展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篇10

【关键词】文化与意识形态 主流 非主流 民俗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7-0165-01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与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影响，文化与意识形态中的主流与非主流也在矛盾与联系中不断变化。民俗体育也不例外，同样存在着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主流与分主流之争，如何正确看待和分清民俗体育中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主与非，这对民俗体育的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就是表现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不同国家体制、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表现国家意识的正统文化[1]。在不同的特定环境中主流文化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主流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现阶段我国的主流文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所谓的非主流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如政治、经济、科学产业等，都是具有“官方”颜色的主流文化。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具有“民间”色彩的文化，如风俗、习惯、方言等，就是非主流文化。

二、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概念是由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特拉西（Antoine Louis Destutt de Tracy）在《意识形态概论》中首先使用的。它指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按其所处地位及社会影响强度可以区分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塔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非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处于塔尖以下的广大不同阶层群体的意识形态，具有广泛性。

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在社会文化发展中，意识形态处于支配地位，文化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文化可以反映社会生活，但意识形态无形中约束和规范着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意识形态可以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文化对意识形态也起着能动的反作用。

四、体育中的主流与非主流

（一）体育中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

在国际体育发展中“以人为本”应该是主流文化，相对于国际体育的主流文化而言，根据中国的体育发展现状来看，“唯金牌论”依然占据主流文化地位，“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仍处于非主流地位，在学校教育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处于非主流地位。

在我国学校体育中，党玮玺，张学忠认为国内体育课程文化选择中物质层面上西方体育文化的处于核心地位，在行为层面上汉民族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在精神层面上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处于统治地位[2]。

（二）体育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体育的主流意识形态应该是“健康第一”，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国民体质，达到身体与心智和谐平衡发展。就体育意识而言，西方体育意识形态也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处于主流地位，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体育意识形态仍处于非主流地位。

（三）体育文化与体育意识形态的关系

体育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体育文化反映和体现体育意识形态。主流体育意识形态能有效的传播对国家形象的构建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非主流体育意识形态从侧面反映国家的某些政治态度，对国家的形象构建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主流体育文化反映了当前大部分民众对体育的认知，表明了大部分民众对体育文化的认可。非主流体育文化从侧面影响体育文化的走向，也可能由现在的非主流转变为将来的主流体育文化。

五、民俗体育的主流与非主流

（一）民俗体育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

民俗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社会的需要反映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又推动者民俗体育的发展，可是与当世界主流体育文化“体育全球化”相比，中国民俗民间体育的全球化道路任重而道远，就在中国体育文化集合体中中国民俗民间体育正处于边缘性文化范畴。在当前的民俗民间体育文化中，与龙图腾有关的龙舟文化、舞龙舞狮文化处于主流文化地位，而击壤文化、抛绣球文化等处于非主流文化地位。

（二）民俗体育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

民俗体育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民俗民间体育具有极为丰富的历史记载和独有的民族文化符号。我认为民俗体育中的民族性是文化的核心，弘扬民族文化，展现民族特色我认为应该是民俗体育的主流意识形态，民俗民间体育还具有健身价值和经济价值，如今旅游产业的兴起拉动了民俗民间体育旅游价值的发开，使得一些民俗民间体育成为旅游景区的一大旅游内容，但目前开展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所以目前民俗民间体育的经济价值意识形态还处于非主流地位，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创新思维和转变体制，来推动和传承民俗民间体育。

（三）民俗体育文化与民俗体育意识形态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是龙图腾，民俗体育文化里有很多文化元素都是和龙有关，比如龙舟、舞龙等，这里蕴含的龙文化是民俗体育活的灵魂所在，这是西方体育无法做到的，对民族的热爱产生了民族本体意识形态，对民族符号的认同产生了龙文化，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民俗体育的发展，民俗体育中的民族本体意识形态制约和规范着民俗体育中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龙文化形式无时无刻的不反映着民族本体意识形态的内涵。

六、结语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地域都存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每一阶段的文化都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每一阶段的意识形态也各不相同，也许现在的主流变为将来的非主流，也许现在的非主流会变为将来的主流，体育也不例外，体育中也存在主与非，认清主与非的关系对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就民俗民间体育而言，如果民俗体育文化一直处于边缘文化而不能步入主流文化的行列，始终在草根文化层面上挣扎的话，那不久的将来，中国民俗民间体育就会极度的萎缩甚至淡化出历史的舞台。随着时代的演变，民俗民间体育也随之改变，民俗体育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变化着，继而影响民俗体育文化的内涵，民俗体育的主根民族性不能在体育全球化的趋势里被掩埋，反而我们更要把握好民俗体育的意识形态来更好的抉择未来民俗体育的发展之路，使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胡小岩，视鹤.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冲突与调控[J].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11，（3）.

[2]党玮玺，张学忠.论我国体育课程文化选择中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