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播学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概念，或者说理论概念的风行，不是因为它的发明、发现者在学界享有知名度，尽管也不能 完全排除一定的辐射作用和马太效应（建立一个概括性很强的抽象理论概念可以使一个学者一夜 成名，也有些学者将自己整个学术生涯建筑在一、两个概念上），而是因为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 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 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按照保罗•雷诺兹（1971）比较极端的说法：在研究中，任何成果都不及发现一个新概念[1]。站在实证研究相对狭窄的立场， 我们可以这样看：概念阐释的过程就是实证研究的全过程。

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占的 时间、比重以及投入的精力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在研究生和教师心目中尚没有完全形成对提炼 概念的直觉和探究概念的热情与好奇心。鉴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处的比较“失 落”的境地，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传播研究必需严肃对待的一个议题。就目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发 展而言，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概念

简单说，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目前见到较多的，无论是“拿来”的还是“土生”的概念绝大多数附属于某个 理论或者理论体系，尤其是外来概念。这些理论概念的抽象程度与涵盖面不同，一些属于元概念（如，权力关系、社会资本等），也可以说集合概念，因为它们高度抽象，囊括了许多子概念；一些是变量概念（如，电视暴力、谈论政治等），变量概念比较接近测量指标，甚至可以直接观察到；更有很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社会化过程、政治参与等）。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能够被我们称之为传播学本学科核心概念的寥寥无几；其二、我们对常见概念的“生态”环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义，以及它们所派生出来的研究、论战、修正和跨学科理论贡 献，缺乏完整的了解。举个例子，涵化理论研究者们差不多十年前在针对这个理论的两个元分析（meta-analysis）中，仅对涵化（cultivation）此一概念就找出近六千个研究发现[2]（Morgan& Shanahan, 1996; Shanahan & Morgan, 1999），其中多数超越了涵化研究原本的假设和理论 限定的模式，超越了狭义传播学的领域，不少对涵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这些研究，哪 怕是其中几个典型的分支，我们了解的还是很不够的。如果说对传播学现有的理论和概念存在 着一知半解的现象，主要原因当然是资料的匮乏、语言的制约、翻译的疏漏，以及课程配置不均 衡的问题，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视不够、兴趣不大、认识不足、训练不严的问题。当我们研究的 概念跨出传播学，进入到相关学科时，这些问题就变得尤其凸显。可喜的是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 注意这个问题，并在整合、厘清一些重要概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3]。对于传播研究的学者和 学生而言，这些整合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绝对不应该视其为理解概念的捷径，更不应该看了 总结、概括后就觉得不用看原本的文献了。概念是人头脑的主观产物，自然界里是没有这个东西 的。每个研究者都会根据其独特的偏好，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做研究时或多或少带有独特的目 的，因此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地位和定义大多有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然而，一定程度的共识和共享的象征意义是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传播学现有的理论 概念，数量不多，分歧却很大，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没有统一称谓，如，英文media翻译成中文有中介、媒介、媒体、传媒和信息载体等不同说法；digital则变成了数码、数字和数位；communication什么时候是交通、是沟通、是传播、是传理，至今没有共识；audience既是受 众，也是阅听人、视听人、读者、观众等；news与journalism在英文里分别指新闻和新闻事业， 但是中文都翻译成新闻，在使用的时候，会用来指涉抽象意义上的新闻本体、新闻作品、新闻事 业乃至新闻学这些相去甚远的不同层次。称谓上的不同容易带来解读上的差异，各自表述亦可能 造成意义的不交集。与此相关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同一个院系的教师和研究者由于关注的概念不 同而缺乏共同语言，许多原本密切相关的概念被拆散、割裂，“画地为牢”，“隔概念如隔山” 的现象在传播学科比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似乎更为严重。近年来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明这些问 题，比如：新媒体（包括互联网）正在由传播现象发生的场地变成传播现象本身，作为一个特殊 概念与所谓传统传播学研究“分家”，独树一帜，而对此产生质疑的人并不多；新闻学和传播学 日趋势不两立，连沟通意愿都很难建立；文化批判学派和受众效果研究互不通气，甚至相互鄙 视；对同样的概念（如，媒介素养、民意、信息，知识，效果等）的解读南辕北辙；媒介史、媒 介生产过程、媒介内容和媒介效果被人为地分解成不同领域、不同阵营、不同地位、不同的学 者。凡此种种，使得传播学者厘清现有概念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

二、提炼新的理论概念

在传播学领域，发现、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是从具体现象走向普遍规律，或在前人总结的普遍 规律中找出新问题，从而进行的 “产出”（output）或者“再造”行为。虽然我们永远不能低 估灵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创新是建筑在对现有概念的（透彻）理解之上的，离不开研究者在 文献中的浸泡。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也存在着问题。总结 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概念零散且概念化定义不完整、不系统，致使概念相互之间缺乏共享、 沟通的余地；二、描述多于分析仍然是普遍现象，即研究者对于一些概念的阐释停留在对某种现 象的单变量解释，无法带出前因后果，不能引向理论；三、研究方法不当造成概念化定义与操作化定义脱节，为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四、理论概念的产生缺乏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境的借鉴与贡献――传播学在学科上很难自成一体，在地域上亦不能完全封闭，因此我们的许多概念不 可避免地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来自其他文化和国度；五、整合、厘清现有概念固然是研究中 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重总结、轻创新的心态有可能会掩埋创新的动机和灵感；六、拿来主义风 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自己的概念”的发现和发展。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里说的“我们的自己的概念”，绝无“只能解释此地，只能解释此 时”之含意。相反，我认为我们的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概念的过程中，时刻要对一个前提保持警 觉，那就是，我们的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具体实践，但却能够从中看到传播的普遍规律，达到在 理论层面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度。目前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产生的“我们自己的概念”为数不 多，能够走出中国，得到国际学术界借鉴和认可的更少，由此而刺激了其他国家研究者在研究本 国问题时“复制”的概念几乎绝无仅有，这一方面有欧美研究界的排他和自我中心的因素，另一 方面也有我们的概念缺乏普遍性的原因。在欧美，尤其是美国，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 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可以说已经步入托马斯•库恩所谓的“常态科学”[4]，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传播学者发现概念，建构理论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可以说，乱中有序，变中有定，为传播学提供了宝贵的“自然实验场所”和“英雄用武之地”。我们可以充分借助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提出很多有意 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讲到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在提炼理论概念方面，我们利用社会变迁的优势有可能 做到的事情。一、很多常见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论概念着眼于媒介对受众产生的“同质化”作用（如，涵化，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框架等），忽视了媒介生产及其内容造成受众分化的可能 性。而在中国，当政治和市场的角力表现为传媒内容“人格分裂”时，我们是否能够更容易找到 受众“异质化”的表现？对这种“异质化”的解释是否能够涵盖“同质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 修正，甚至传统的理论？这种规律在互联网时代，在其他国家和社区，不能说没有。虽然这 种概念看起来相当重要，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非常罕见。

二、政治学对“公众话语”和“隐藏话语”的探讨应用到欧美的传播学研究中，变成了媒介 如何使用“替代话语”将某些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去合法化”的议题。在中国，这种情况可以 正好相反，我们要问：媒介是否利用“球”和“隐藏话语”为弱势群体服务，将越轨行为和 边缘人群“合法化”？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排斥西方已有的研究，却能够大大充实我们对媒介内 容与受众影响的关系的理解。此类研究视角不能算创建新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定义和涵盖现象上 的创新和拓展。

三、框架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从业人员如何通过媒介内容的文本建构， 来解释现实和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把研究切入点调转一下， 来比较那些被媒介认为最不需要投入精力或者投入最小精力的文本框架，和新闻从业者精心建构 的媒介文本框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首先，是不是那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文本框 架，才是意识形态扎根最深的、最不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劝服效果可能最大的框架呢？也就是说， 在框架建构中，刻意投入是否和传播效果成反比？其次，同样的话语，当它们无需经过刻意打造 就脱口而出、呈现在官方的话语框架当中，是否具有较高的“显性”？而另一方面，这些话语又 同时可通过媒介从业者的精心挑选、措辞和排列，以“隐性”的形式巧妙地隐藏在“替代话语” 框架中，成为与官方显性话语完全不同的指涉？换句话说，官方话语里的套话（显性）对于记者 来说可谓全不费功夫，但是同样的套话在替代性话语里被巧妙使用（隐性），为球的特殊利 益服务，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提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问题，对于中国和西方的传播学 研究至少有做出贡献的潜力。

我认为在中国，未来传播学研究特别需要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充分意识到概念的理论价值，在变革中寻找规律，提炼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具有理论贡献的概念，在 灵感和想象力的引导下创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

参考文献：

[1]Reynolds, Paul. (1971). A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Morgan, Michael & Shanahan, James (1996). Two decades of cultivation research: An appraisal and a meta-analysis: In B. Burle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0. Thousand Oaks: Sage; Shanahan, James & Morgan, Michael (1999). Television

and Its Vie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篇2

    知识社会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认为,“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最年轻的一支;作为一种理论,它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它试图追溯这种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1]1924年,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舍勒(MaxScheler)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一书中首次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名称。他是知识社会学的奠基者。其后,社会学家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代表性着作是1923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他进一步指出:“知识社会学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将社会与知识放在一起考察,它是一种考虑社会结构中知识根源的尝试。”[2]认识论是知识形成的一个重要工具。它被看成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是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下既有知识的定向、认识者所处的地位及社会群体的需要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认识论、认识的主要方式和一个时代的总的社会-思想状况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虽然不很明显的联系。”[3]经验主义就是在社会的个人主义阶段兴起的。随着中世纪社会的瓦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创了自由竞争的时代,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十分激进,经验主义成为人们分析问题的框架。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4]的知识分子忽视了社会秩序的关联性,满怀信心地提出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知识和经验。他们眼中的世界只是现实的片断,这种片断只涉及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并以个人之间的竞争为特征。“潜伏于实证论之中的科学的理性概念,本身是植根于一定的世界观之中的,而且其发展是和一定的政治利益密切联系的。”换句话说,这种经验主义认识论是资产阶级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在精神生产领域的体现。[5]随之形成的实证主义[6]研究范式一直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观点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且还发展了它的精神。经验主义认为人们经由观察与归纳,就能够建立知识的大厦。自然科学的解释框架被应用到人类精神和社会领域。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主体的体验和社会背景被排除,外部因果性范畴的使用越来越多。20世纪初,由此产生的功能学派和行为学派在社会研究领域形成一股潮流,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深受其影响。传播学研究就是在经验主义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

    二、传播学的危机

    从传播学本身来看,传播学尚未形成整体的、一致的理论架构,它所依赖的理论资源绝大多数都来自其他学科。如果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近几年出版的传播学史论的经典着作,就更加可以印证这一点。众所周知,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史论的发展水平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在传播学史方面,埃弗里特?M.罗杰斯(Everettm.Rogers)的《传播学史》广受好评。对传播学这样一个学科边界不清晰、理论线索复杂的学科,要给它写史面临的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如何找到传播学发展的主线。罗杰斯是如何避开这些难题的,答案就在《传播学史》的副标题“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他通过寻找传播学产生的三大源头,描述传播学四大先驱及其创立者施拉姆的生平故事和研究经历,勾勒出了传播学早期发展的轮廓。传记式的手法虽然避开了传播学学科发展脉络不清楚的难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它的不成熟。我们再来分析另一本传播学经典名着斯蒂芬?李特约翰(LittleJohn.S.W.)的《人类传播理论》,自1978年第一版问世,迄今为止已经出到第九版。“对于传播学这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学科来说,一部理论着作能连续30年高居‘排行榜’,其地位与价值也就可想而知。”[7]本着作梳理了传播理论的主题和七大理论传统。以理论传播为经,汲取了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批判和修辞学这七大传统中的精华;以主题为纬,探讨了传播者、信息、谈话、关系、群体、组织、媒介和文化/社会主题。这本书如社会科学理论的展览馆,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但是,我们稍做分析就会发现,主题之间,并无逻辑关系。只是将目前关于涉及传播的主题罗列出来。因此,这本着作可以看成是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汇编”,而不是学科意义上的理论建构。再来分析传播学的第三本经典着作,斯坦利?巴兰(StanleyJ.Baran)和丹尼斯?戴维斯着(DennisK.Davis)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这本着作把研究的范围缩小到大众传播领域。我们知道,人类传播活动千差万别,研究范围的缩小无疑降低了归纳理论的难度。相对而言,传播学领域中关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最多,发展脉络比较清楚,研究范式比较成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仍采用的是历史的视角,概述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几个阶段,而不是从逻辑层面构建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这本书与其称为大众传播理论,还不如称为大众传播理论史更确切。从这三本传播学史论的经典着作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它们的经典之处就在于分别巧妙地绕开了传播学本身的不足,剪裁得当,表现出了高超的写作组织技巧。但是,这也从反面折射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边界不清、理论体系不严密的固有缺陷。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争论很多,并且有专着专门探讨传播学的危机。陶鹤山在《传播学的危机与重构》一文中指出,传播学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不明确,理论体系不严密。他认为传播学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组织和传播学本身。”[8]梅琼林把胡翼青在其着作《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缺乏系统性,没有一个中心的理论;缺乏理论创新和应变性,没有一个“理论场”;研究者本身缺乏危机感,学者们很少反思。[9]实际上,传播学本身的危机才是根本,传播学教育与传播学组织的危机都是传播学自身危机的表现。

    三、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讨

    传播学危机的成因传播学是在美国经验主义研究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虽然欧洲社会科学的奠基人马克思、涂尔干(EmileDurkhe)、马克斯?韦伯(MaxWeber)无一忽视传媒问题,但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干扰和欧洲学界的悲观主义等原因,“欧洲社会学奠基人的直觉努力无人立即继承,未能被马上写入社会学研究的传统。”[10]传播学研究无意中落入了美国经验主义的窠臼。曼海姆对经验主义研究的阐释同样适用于传播学研究。我们以此为参照,梳理传播学研究的三个阶段,探寻传播学危机的根源。

    (一)一致性的打破经验主义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假设之上,根据这些假设去寻找事实、验证结论。事实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没有人能够否认经验研究的可能性。但是,经验研究是为了证实的目的求助于事实,这种求助本身带有目的性和功利性,包括一定的价值判断,以特定的概念体系作为背景。卡尔?曼海姆指出:“对头脑而言,这些事实总是存在于思想的和社会的背景之中。它们能够被理解和界定,就已经暗示着某种概念体系的存在。”[11]这种概念体系被告研究群体的成员认为是具有真理性的、不可动摇的。但这只是一种“梦幻般的肯定”。[12]在传播学研究的中,有两个转折点,打破了其一致性。一次是强大效果论向有限效果论的转折。在20世纪40年代,当强大效果论喧嚣尘上之时,拉扎斯菲尔德开始了着名的“选民研究”,发现媒介对选民态度的改变微乎其微。经验主义研究的结果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结果都支持有限效果观。媒介的有限效果观在学术圈获得越来越多的承认,形成新的概念体系。强大效果论的一致性被打破。另一次是有限效果论向适度效果论的转折。从20世纪70年代起,为了打破传播学研究的困境,弥补经验主义研究的不足,不得不再次从社会学传统中汲取营养,文化研究与社会研究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经验研究整体观缺乏的问题,把传播活动放到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拓宽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但是这仍然未能解决传播学缺乏理论基础和整体建构的问题。

篇3

〔关键词〕 传播学中国化；传播理论；在地经验；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45-05

中国传播学的系统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已有30余年。在此期间，华人学者着眼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当代现实，发掘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现象与观念，意图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这在中文新闻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即是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被称为“传播学中国化”“传播学本土化”或“传播研究本土化”等。另一方面，自其伊始，华人学者就围绕“传播学中国化”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展开论争，赞成与反对对立，实践与反思并存，争鸣之声至今不绝，这使其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中几乎最具影响力的议题，也是中国传播学30年来苦苦摸索以求发展突破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传播学的中国化

早在1977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时就已提倡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遗产。首次论及“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及其内涵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者余也鲁。他在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学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他认为，“文化与传统若不同，作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传的观念、原则、型式也随之而异。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中应该可以找到中国的传播理论。”余氏不仅从议题设置上旗帜鲜明地倡导中国化的传播理论与范式，并且进一步探索它的取径与步骤，就如何在中国历史与传统中探寻传播理论提出了“十二个入口”。〔1〕余也鲁的呼吁成为“传播学中国化”的先导。在大陆，“传播学中国化”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1982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会议形成了对待这一外来学科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要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2〕，该会议为传播学中国化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依据。

1993年，在厦门大学召开“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题涉及中国传统文学、哲学、历史、语言、民俗、人类学、经济等多个领域中的传播现象，会后出版了《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994），这一标题意味着，中国学界开始正式有组织地展开中国传播学的本土研究。同一时间在厦门，还举办了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心议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正式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3〕这一系列传播学会议对“传播学中国化”议题的确立有倡导和推动之功。

此外，研究著述更是代表了这种学术努力的成果。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1988）是国内第一本传播学中国化的专著。此后，中文传播学界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著述，专著如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关绍箕《中国传播理论》（1994）、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1997）、张立伟《心有灵犀：儒学传播谋略与现代沟通》（1998）、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2003）及金冠军、戴元光主编《中国传播思想史》（2005）等；论文如陈力丹《论孔子的传播思想》、黄星民《礼乐传播初探》、邵培仁《论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特色》、何庆良《先秦诸子对传播功能的认识与应用》等。这些研究基本属于余也鲁提倡的研究路径： “回到过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传播观念，从历史经验中总结传播特征，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偏重于传播理论的中国化。此外，“传播学中国化”还有另一种路径：“着眼当下”，借鉴西方传播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针对当代社会改革发展中的传播问题提出新观点，这种研究更关注传播应用的中国化，其研究成果在中文传播学界更是不胜枚举。

简言之，“传播学中国化”是华人学者倡导的从传播视角研究中国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历史及其思想观念，一方面“将中国历史和传统中所出现的传的现象、事件、思想进行分析，在共同性中寻求特殊性，并提炼出来，作成规律、原则，甚至理论”〔4〕，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理论，对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传播活动展开研究，提供传播策略，解决传播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探索新的传播理论。前者以古代中国为主，后者以现代中国为主，在两者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传播概念、模式乃至理论范式，彰显文化的特殊性，又兼顾理论的普遍性，以期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

二、“中国化”：合法性与可能性之辩

“传播学中国化”在提出后，并未获得国内学界的一致认同，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的合法性与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徐耀魁撰文指出，这一提法的弊端在于过分强调其特殊性，把传播学仅仅视为一种方法，仅局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未免有些片面和狭隘〔5〕，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陈力丹，他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普遍性的一面，“某学就是某学，一定要某国的什么学，其实很难成学。……不宜简单地将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传播观点，视为是传播学的‘本土化’”〔6〕，这两位学者是对“传播学中国化”的合法性、特殊性提出了质疑。然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非客观规律，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中国，传播语境、传播主体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传播载体等与西方均有所不同，不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性，西方亦然，因此笔者更同意李金铨的观点：“西方传播学理论不能定于一尊，而且除非经过国际层面的考验，终究还是停留在‘西方’的理论层面。”〔7〕换言之，在传播学的西学东渐中，源自西方脉络的传播理论未必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如“现代化理论”以及受其影响的国际传播学经典之作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1958），以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模式强加于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之上，如今已受到诸多批判。祝建华也以自己的研究经验证明，西方传播研究中的受众和效果理论，对于个人主义至上、并已被充分研究的西方社会或许并不构成太大问题，但是对于研究中国的受众及效果却有“隔靴搔痒”之效〔8〕，原因即在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政经体制和媒介环境。因此，与西方传播理论一样，中国的传播经验及其模式观念无疑也具有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传播学的中国化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学术意义。

对社会科学理论持普遍性的观点，不仅容易忽视本土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另一方面，这一观念加之西方理论不可否认的强势地位，使一些学者对中国化的研究是否可能也产生疑虑。如李彬曾指出，传播学中国化面临着西方霸权的困境，当人们从传统文化中总结传播学的本土特色时，实际上早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与框架预先设置在思想之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却无一例外地属于舶来品”，这时“以独立独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性。”〔9〕确如李彬所言，传播学从概念术语到研究范式都以美国传播研究为宗，中国传播研究无论方法还是理论都随着美国式传播研究亦步亦趋，不乏以西方理论设定中国的传播议题，或以国内的传播现象附会西方的理论概念，实乃削中国实情之足以适西方理论之履。因此李彬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却不能因噎废食。真正的“中国化”，是从具体国情出发，将中国社会的传播经验摆在首位，直面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传媒变迁中的真问题，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思考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契合传播实情的学术语言与研究典范。如上述《无形的网络》即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考察独特的语言文字与非语言传播媒介、家族、社团等社会组织及其传播方式、政治体系及其传播控制、儒道法墨等思想流派的传播观念，并从传播视角总结了三种社会化传播结构：“生命〔生活〕―传播结构”“社会―传播结构”“历史―传播结构”，勾勒出一幅较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传播的立体图式〔10〕，在西方传播经验之外展示了新的传播模式，而并无对西方传播概念与理论生搬硬套的痕迹，诸如此类的研究为传播学中国化提供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路径。

三、全球在地化：从在地经验到全球理论

在上文中，无论是传播学中国化产生的缘由背景，还是围绕该议题展开的讨论争议，实际上都指向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生产的问题，或曰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地化与全球化的辩证关系。2000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的年会上，中文传播研究学会组织了一场“中文传播研究之批判性回顾”的专题讨论。会议组织者汪琪教授在其建议书中总结了中文传播研究的问题：“随着中文传播学术圈的扩展，人们对其在国际传播学界中的地位及贡献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有学者在质问西方理论对中文传播研究是否有用，也有学者则批评中文传播研究缺乏理论性。问题是，我们还将偏安于国际学术界的边缘地带多久？”〔11〕边缘化是当代中文传播研究的学术境地，也是传播学中国化所面临的学术语境。因此引出的问题是，地处边缘的传播学中国化如何面对全球化的知识生产？两者的关系为何？

在本文中，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生产主要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由各种基于在地经验的研究构成，并在全球背景下流通。就传播学而言，全球化在本质上仍是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由于学术霸权而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格局。然而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理论仍是一种地方性理论，其解释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需要在理论旅行中接受其他文化经验的验证。二是具有更广涵盖力和解释力的全球性传播理论，这是传播研究中的高阶创新。它必须基于地方性理论之间的比较，在互动对话中抽象出更宏观的理论范畴及体系。对传播学中国化与全球化知识生产的关系探讨，主要在这两层涵义中展开。

首先，在全球化知识生产的趋势下，作为在地经验研究的中国传播学，不再可能如中国传统学术一般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它与西方传播理论不是两套互不相干的理论话语；相反，欧美传播研究作为当前该领域的主流，应作为传播学中国化的参考资源，后者要在充分吸收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展开。这种吸收不是简单地以西方理论观照中国现实，或以西式研究方法解决中国传播问题，而是全面了解西方有关的社会与传播理论，学习其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意识、思路和方法论意识，以之来活络眼光思想，勾勒在地的素材现象，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从具体传播经验而非西方理论预设出发直面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才能得出历史契合性的传播概念、思想乃至理论建构，从某个角度，它们又能与西方传播理论形成有效的比较，才有可能“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12〕笔者以为，对西方理论的化用不着痕迹、润物无声，才是上之上者，而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由于传播学的中国化过于强调的是一个‘化’字，也就是化他为我，或者仅仅是把他人的东西改造成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这就很容易把思维的重点放在吸收和改造他人方面，而忽略完全基于我国文化土壤和现实基础的原创性追求。”〔13〕一方面，这是将理论手段当成了研究目的，另一方面，原创无疑是传播学中国化的终极目标，但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原创并不意味着由于“影响的焦虑”而排斥他者、自我独创，而是转益多师，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正如李金铨所言，“先要钻进去学人家的东西，然后要能够跳出来，才能攀登另一个高度”〔14〕，否则“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又如何可能？从现实的角度，中国传播学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译介、研究和自创的历程，原创本就是基于译介学习、研究应用之上和之后的。因此，传播研究的中国化虽然基于地方经验，但无法摆脱先在的西方传播理论的影响而单独发生，只有自觉置身于全球知识生产场域中，不断接受内外的激发和挑战，才能持续发展并具有跨文化对话的全球性意义。

其次更重要的是，传播学中国化与全球化知识生产的进一步关系，在于由特殊性、在地化上升至普遍性、全球化的理论升华。以往的学界讨论和实践主要注重内向的自我研究与理论建构，在方法论上缺乏与西方理论比较对话的全球视野。这首先取径于“文化间际的交互参引”〔15〕，基于第一层关系，中西方传播经验与理论构成不同文化间的交叉互映，由中国化而来的传播概念、方法与理论，一方面用来彰显民族特色，同时也用来“攻错”，即“两个文化之间在相关领域上有所对应，但是对应之间是不一致的，这种差异可以提供相互观看的斜角，也就是透过他者文化与母文化的不一致，产生母文化的问题意识，使得母文化的存在不再是理所当然，而是必须成为思考的对象，并藉着他文化的错位观点，对母文化的物象化过程进行剖析，即可深化母文化的生成机制”。〔16〕“攻错”是母文化与他者文化相互间的过程，一方面深化对自身的陌生化理解，另一方面双方在“错位观点”的烛照下进一步存异而求同。这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由于中西方学术格局的不平衡而似乎触不可及，但像比较文学等其他比较研究一样，在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中加入中西的对比攻错是可行的，正如钱钟书先生对中学的研究始终在与西学的比较与发明中，差异性和共同性并举。与之同理，提倡“传播学中国化”的意旨在于注重中文传播的独特现象与规律，但并不意味着强调特殊性而忽视进一步的普遍性探索，而是力图从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从中文传播的现象出发，探究重大的传播问题及其内在理路，随着抽象思维拾级而上，自然到达理论的层面取精用宏，此时或者形成原创性的理论与西方平等对话，或者在与西方理论的互映中探求联系、互补融通，从在地化走向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传播学中国化”只是中文传播研究的起点，方向是国际化；不是特殊性，而是以在地经验充实传播理论库的普遍性，与西方理论展开平等比较与对话。只不过这是在地化与全球化辩证关系的终极目标，在当代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中，尚无研究真正达到这一层面。

四、结语

传播学的中国化，这一提法本身就暗示出知识传播自西向东、由中心向边缘的走向，加之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它所折射出的民族主义和学术自主意识不言而喻，其中焦虑与自信并存；另一边，则是英国学者詹姆斯・科伦（James Curran）等呼吁的传播理论要“非西方化”。〔17〕在这种你情我愿中，传播学中国化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从地方走向全球，从追随西方亦步亦趋到以我为基自主对话的重要路径，其中包含的是地方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辩证意识。在当代中文传播学界，香港一些学者已经在上述第二层关系中展开耕耘和尝试突破；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则倾向于向内看，主要致力于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的传播现象与理论，试图建构契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传播理论体系，而对当代中国传播的研究多为归纳与提出观点，尚未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和传播理论，整体上仍处于第一层关系中。因此，未来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具有全球的理论视野，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从具体经验中抽象出理论概念，唯此才有可能实现在地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辩证统一，实现知识生产的全球在地化，而“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才具有更深层的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宣伟伯.传学概论〔M〕.余也鲁，译述.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译者代序.

〔2〕邵培仁.传播学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17.

〔3〕明安香.中国新闻年鉴〔M〕.北京：中国新闻年鉴社，1994：141.

〔4〕余也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总结〔C〕//余也鲁，郑学檬.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288-291.

〔5〕徐耀魁.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得与失〔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6〕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J〕.国际新闻界，2002（2）.

〔7〕〔14〕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一些个人的初步思考〔J〕.传播研究与实践，2014，4（1）.

〔8〕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J〕.新闻学研究，2001（68）.

〔9〕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J〕.现代传播，1995（6）.

〔10〕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后记.

〔11〕Wang，G. Chinese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Z〕// Panel Proposal Submitted to the 2000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Planning Committee.2000.

〔12〕钟元.为“传播研究中国化”开展协作――兼征稿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1）.

〔13〕郝雨.浅论传播学的中国化与原创性〔J〕.当代传播，2008（1）.

〔15〕叶启政.全球化趋势下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戏目〔M〕//邹川雄，苏峰山.社会科学本土化之反思与前瞻.嘉义：南华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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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博物馆；博物馆传播学；社区发展

近年来，社区博物馆成为国外博物馆业界所热议的发展课题，逐渐形成了博物馆学研究的新领域。事实上，作为一个仍令人倍感新鲜的博物馆学研究概念，“社区博物馆”早于1966年便在美国被研究者们所提出；迄今为止，关于“社区博物馆”的定义与相关理论的讨论仍然有很多，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各不相同；而当这一博物馆理念传入国内，亦引发了博物馆业界各方的关注与重视。此中，国内学者单霁翔对社区博物馆的理解值得一提，“社区博物馆是传�y博物馆范围与界限在特定条件下的扩展，贯穿着对于博物馆功能与职能的重新定位。社区博物馆力图冲出馆舍天地，突破文物藏品的狭义概念，并且使文化拥有者自己成为文化的主人”1。

从西方国家正在尝试的社区博物馆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社区博物馆”理念更多地是作为社区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融入到公众共同参与的社区活化规划工程中。笔者认为，“社区博物馆”理念本身早已超越了传统博物馆的涵义与功能，其目的是利用博物馆这一形式平台，鼓励公众参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在保存特定社区发展历史记忆的同时，促进社会公民意识的育成、公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推广、深刻理解“社区博物馆”理念，贯彻、灵活运用“社区博物馆”理念，将有利于现代社会的城市化建设进程。

本文将从博物馆传播学角度，解析运作社区博物馆的传播原理与社会效果，探讨社区博物馆之于城市文化发展和城乡社区建设的意义，期盼国内博物馆事业发展需对“社区博物馆”这一崭新理念多予重视、研究，并尝试灵活运用。

一、博物馆学与传播学的结合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同传播学有着纽带般的不解之缘。2站在现代博物馆的社会角色与性质的角度来看，博物馆具有着现代社会所期望的、天然的文化传播与社会教育功能，对于社会导进、公众教育、社会文化传承发挥着独特作用。融入传播学研究的内容与传播模式作分析，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的相关功能有着显而易见的传播学意义。在现代跨学科整合发展的潮流之下，传播学在博物馆研究上的整合和应用渗透是必然发生的。这就是博物馆传播学的诞生背景。

作为一种应用研究的学科整合产物，博物馆传播学现时在国内博物馆学研究中讨论不多，这与国内博物馆学研究尚在起步关系很大。而在国外，如美国，全世界博物馆事业最发达、也是博物馆学研究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普遍对博物馆传播学有着清楚认识与专门研究。例如在博物馆学研究领域内占有顶尖地位的美国费城艺术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其博物馆学专业研究中，均设有专门的博物馆传播学专业或安排相关研究课程。3博物馆传播学在美国博物馆学研究中的重视程度，亦可见一斑。

笔者认为博物馆传播学研究作为一种博物馆学研究的应用性分析框架，是指对以博物馆教育、文化传播为最终目的的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博物馆的关系的应用性分析研究。基于博物馆自身特有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的属性功能与社会职能，利用博物馆传播学作博物馆功能运作效果的应用性分析，将对现时博物馆学研究内的不少问题带来新认识和新发展。

二、社区博物馆的博物馆传播学分析

社区博物馆的出现是社会生态大转变在文化上的反映。20世纪70年代以电子产业的发展为标志的信息社会已经出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扩展，衍生出产业生态结构的转变，即由农业社会想工业社会转型，再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4联系到社会发展的新情况，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个体社会化与传统文化传承的冲突，及城市文化多元发展的困境，“社区博物馆”理念的提出与发展，充分表达了博物馆学对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思考与反应。在博物馆事业的新时展中，社区博物馆诚然具有着现实的实践意义。

在一般理解与目前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尝试的实际情况下，社区博物馆显然与生态博物馆有着不同区别。最直接显著、却不是必然的区别，即狭义上，社区博物馆是建造在城市社区区域的博物馆，如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而生态博物馆则更倾向于指“将展品置于与之相关的环境中”的思想5，对大多表现为特定群落的原生态保护，如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当然，两者差别其实并无严格的界限，无论城市社区环境与特定群落生态都有相通的规律。但此处，笔者仅以建于城市社区环境内、最能体现现代媒介传播效果、狭义的社区博物馆整体作为解析的标本，以讨论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博物馆的重要作用。

实现传播必须具备四个最基本的条件，即传播者、讯息、媒介和受传者。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完成传播活动。6对社区博物馆的博物馆传播学分析，是基于这四项基本条件的传播过程解析。

（一）博物馆传播的主体：社区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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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播学 教学改革 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

为了了解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对我校新闻学专业的三十位同学进行了访谈，学生普遍反映“传播学很难、听不懂、没有用”，在对传播学课程的建议上，学生们大多希望“增加互动、多举新事例、多利用新媒体、渴望参与实践”。根据访谈，总结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如下：

1.1 传播学课程偏理论化，知识抽象，学生难以理解

传播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与新闻学、社会学、信息论、人类学等学科都有联系，正因为如此，传播学的知识面较宽并且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同时，“传播学教学基本是介绍欧美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但经典的传播现象和实验则无法还原给学生”，①这也造成了传播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的脱节。另外，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相对薄弱，对抽象知识的理解有一定难度，如果仅是介绍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反而会造成“传播学无用论”的现象。实际上，开设传播学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利用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传播学中的人际传播、传播技巧等理论对学生有着极强且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如果不解决传播学课程偏理论化的问题，学生听不懂，不仅无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丧失了开设传播学课程的意义。

1.2 “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与学生渴望互动的矛盾

目前，本科的传播学课程主要采取讲授式教学，课堂上，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地吸收知识。由于传播学课程主要讲授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学生要在课堂上接触大量的概念、模式、研究方法、理论、意义等，在较短的时间内，学生要接受并且区分这些不同的概念、模式、理论，很难将理论知识跟现实操作联系到一起，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造成学生对传播学的反感，认为传播学枯燥无用，甚至很多学生在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后，不知道传播学学了什么。实际上，在访谈中，受访的学生普遍表现出自己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兴趣，但是由于课程枯燥无趣而望而生畏。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与学生渴望互动的矛盾已经阻碍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对传播学人才的要求，多被学界所诟病。在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重视学生的参与性，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2.1 传播学课程体系及其特点

以国家级重点教材、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为例，教材共有十五章，如果按部就班地从第一章讲到第十五章，学生普遍反映知识繁多、无头绪。结合新闻学专业的特点，并对教材进行充分的研究后，把教材的十五章进行整合，利用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简单易懂的特性，把教材的诸多章节合并到此模式中，即：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研究。这样，就把原本十五章的内容整合为三大部分，经过整合后，全书的逻辑框架变得简单，学生易于理解。见表1。

2.2 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式、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始于1870年左右的哈佛法学院。案例教学的方法就是教师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达到特定学习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及技巧。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既不能在教科书中找到，也不可能获得人人都赞同的“正确答案”。案例方法为学习者设想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即通常在时间很短、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需要靠批判性思维技巧和能力来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传播学课程理论性强、知识抽象，采用案例教学法，用具体、形象的案例来阐释抽象的理论，能够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可以解决传播学课程理论性强的问题，这种教学方式，能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同时，案例教学法的开放性与互动性，强调学生的主导性，鼓励学生充分思考，重视学生参与，满足了学生渴望互动的需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从而有助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2.3 以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不断推动课程改革

传播学虽然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但同时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因此，教师的授课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空讲理论，要保持传播学的应用性的特点。传播学的教学要保持与实践的同步发展，关注当下的信息传播现象。同时，教师应当注意运用教育理念来指导教学。

首先，探索建构式教学模式。建构性学习模式强调为了理解而学习，通过问题式学习和协作式学习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让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体系与意义结构。这种理论认为，认识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刺激加接受的过程，而是认识者主动地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知识的接受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相反地，学习的主体要主动地建构信息的意义。于是，学习成了一个主动的过程。在这种理论下，新的教学模式从“教师中心”转变到“学生中心”，传统的课堂变成开放的课堂，教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组织者、引导者甚至是伙伴，而不是主导者。学生们根据教师布置的任务或者议题，分成小组，每组4～6人，主动收集资料，课下小组内部思考讨论，然后将小组讨论的成果在课堂上充分展示。例如，2012年当韩国舞曲《江南Style》风靡全球时，可以借此为议题，用建构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用传播学原理对《江南Style》的走红进行思考分析。

第二，重视案例研究。为了保持传播学应用性的特点，教师应当重视案例研究，建立传播学教学的案例库。选择案例时，注意案例的典型性与时新性，一方面，典型的案例具有代表性，例如，“魔弹论”的经典案例：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根据科幻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结果使成千上万的听众误以为真实的事件正在发生，造成极度的恐慌。另一方面，新近的案例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与参与性。教师有必要对每年的新闻传播热点话题进行梳理分析。

3 结语

虽然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具有偏理论性的特点，但传播学却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只有将理论抽象的知识转化成学生的传播实践能力，传播学课程的价值才真正得以体现。基于此，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显得尤为迫切。为此，教师应熟悉教材，以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不断推动课程改革，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建构式教学模式，重视案例研究，鼓励学生真正走进课堂，利用课程教学改革，解决目前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存在的问题，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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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视角的科学

与公众关系研究

科学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科学、社会、文化之间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传播,民主社会中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需要公众的理解,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与社会的认可。从国家角度讲,大幅度地提高公民的现代科学素质是国家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而提高公民素质最重要的途径要依靠科学传播。

1982年11月,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一份题为《英格兰和威尔士11-18岁少年的科学教育》报告,建议皇家学会理事会应该创建一个小规模的特别小组来专门研究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方法。皇家学会理事会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成立专门小组由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博德默(Walter Bodmer)博士任主席进行调查研究。其成果就是得到皇家学会理事会认可的关于科学传播理念的报告,称为博德默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影响下,公众理解科学被纳入到政府所考虑的问题之内,而政府也宣布了它在促进公众对科学、工程与技术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中的责任。

随着20世纪工业文明和进步,广播、电视、电话等信息技术广泛应用,通过新的信息技术传播科学,引起科学传播学者的关注,1987年的关于电视科学传播的公众理解科学研究应运而生。③电视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逐渐成为人们依赖的主要传播媒介,新的电子媒体为科学传播拓宽渠道,使之成为不仅仅是小范围、内部的交流与传播,而是与公众的直接对话。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科学更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由此展开的科学与公众关系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将目标转向对缺失模型的批判,认为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反馈和民主的基础上,公民有了解和认知科学的权利,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提出特殊的科学传播要求。2000年到2008年,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研究集中在公众获取科学知识、公众和科学文化等方面。研究者将公众与科学的关系置于文化理解的背景中进行探索,他们认为,对科学的信赖感和可信度是公众理解科学的核心。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与对科学机制、政治机制的信赖问题有着紧密联系,公众的信任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如果对科学的信任消失,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部分学者强调,传播和培育科学文化是科学传播的重要任务,任何科学活动都有一种文化建设活动的定位,科学传播需要从知识导向转到文化导向,重点传播以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为内涵的科学文化。④如果只把目光放在科学知识的传播上,那么双向互动的科学传播将无法实现。

先进技术视角的

应用技术传播研究

技术传播(Technic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理解在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国内的技术传播概念多指科学技术传播的狭义理解。而国际的技术传播概念分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在社会中的扩散、交流与共享活动;二是起源于技术写作,关注传播实践技术的“技术传播”。“技术传播”在这里作为科学传播学的基本结构,主要是指先进技术视角的应用技术传播研究。

技术传播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器。向公众传播先进技术已经成为科学传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传播先进技术,并促进其在社会中的应用,才能使技术迅速转化成生产力,为社会和人类创造更多财富,改善人类生活。以纳米技术的传播为例,纳米技术经历了从诞生到应用于市场、获取经济利益的重大转型和发展,纳米技术成为各国纷纷投巨资抢占的战略高地,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传播的力量不容忽视。一项新技术必须得到广泛大众的认可才能应用于市场销售,因此,关于纳米技术的传播开始了它的使命,如何将纳米技术传播给受众,如何在市场中利用纳米技术,以及让更多的人知道纳米技术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等等,这些都是科学家、记者等科学传播者们努力向受众传播的内容,更是科学传播研究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1999年,纳米技术逐步走向市场,全年纳米产品的营业额达到500亿美元,科学传播功不可没。

技术传播的最初形式发源于农业技术推广的实践中。20世纪以前,世界农业产量的增长几乎全靠耕种面积的扩大而实现,农业产出的增长率有时甚至低于需求的增长率。20世纪20年代,美国首先推行农业技术推广系统,把科学种田方法、病虫害的防治等直接推广到农场和农户,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逐渐由单纯追求机械化转向对生物技术的重视。伴随之后的以杂交玉米为代表的生物技术的产生,耕地单产开始增加,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开始对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行传播学研究。农业技术推广的传播学研究逐渐成为国际研究者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技术传播学会成立,如今它已发展成为会员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庞大的国际性学术团体。从美国技术传播学的发展看,正是业界实践的需求引发推动了理论的研究,扩大了技术传播的内涵,促进了技术传播学科的成熟。⑤科学传播研究者把美国技术传播学会的成立看作是科学传播学作为独立于传播学的一门新学科而被学界承认的标志。

案例分析视角的经验

和模型方法研究

科学传播研究具有一个重要特性,即它可以反映和回应社会现实发展的诉求,科学传播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科学传播的实际工作,而不是仅仅在纯学术探讨和纯概念演绎的范围内自我封闭。科学传播研究必须考虑社会背景,必须让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形成良好的互动,社会实践中的需求引发研究领域的扩展,而科学传播研究的拓展成为实际传播活动的指向标。于是,案例实证分析视角的经验与模型方法研究被提到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日程。

科学传播研究的实证分析主要以调查研究科学传播效果为主,这类研究采用调查的形式分析科学传播中各要素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及时调整和进一步发展科学传播。网络科学传播和知识扩散研究主题主要是通过案例实证研究进行深入分析,介绍和探索在新的传播环境和媒介中,科学传播的新经验和新问题,为今后的科学传播提供借鉴。由于互联网技术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可以生动、具体、快速地展现科学活动过程,其传输具有人性化特征,不仅声像并举,时态上同步传播,而且造就了比生活中人际传播更为自由的虚拟交流空间,以往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科学传播,从价值观到文字的阅读习惯都发生了改变。

科学传播环境也因此发生了变化,科学传播也必须依赖和适应新的互联网特征。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改变了科学传播环境,还改变了科学传播行为以及人们对待科学知识和科学传播的态度。接受科学知识和信息时,成年与童年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电子媒介使科学传播的复杂程度可以伸缩,简单科学信息与复杂科学信息在电子媒介时代得到了融合。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为科学传播带来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冲击,网络传媒中的道德缺失以及网络游戏等负面效应干扰着正常的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研究还将科学计量方法成功引入,通过采用科学计量的方法,对科学传播效果、方法、内容以及对公众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

社会发展视角的

科学传播内容研究

科学传播研究的社会发展视角,建立在对科学传播内容的广义理解基础上,针对科学交流、科学教育以及科学普及进行的内容研究。

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从面对面的交流扩大到面向特定受众的科学教育,再到面向公众的科学普及,传播对象范围不断扩大,科学传播的内容层次也不断深入。社会发展视角的科学传播内容层次研究,强调对科学传播进行社会性研究,它把科学传播看作一种社会现象,学者们关注的不是科学传播技术方法,而是关注科学传播的社会功能、社会过程与结构的认知与理解。社会发展视角的科学传播研究对科学传播的结构、类型、媒介、模式、科学传播产业等进行研究,立足于社会这个大系统、大背景中认识和理解科学传播的过程和行为,以便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有效的改进、管理和规划,发挥最佳功能,满足社会需求。

科学传播的基本结构包括科学文化视角的科学与公众关系研究、先进技术视角的应用技术传播研究、案例分析视角的经验研究与模型方法以及社会发展视角的科学传播内容研究四大方面。这四大基本结构确立了科学传播学的一个开放性理论框架,有利于整合和吸收相关的研究力量和成果,促进学科内部的对话和问题解决。

(作者单位:大连电视台)

参考文献:

①孙宝寅:《科技传播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②张 婷:《科学传播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③迈诺尔夫・迪尔克斯,格罗特,田 松译:《公众、科学与技术――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篇7

一、通识教育与传播学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education”的译名，也有学者把它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等。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在19世纪初第一次将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实践和理论研究虽然很多，可是至今通识教育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实践和理论模式。哈佛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对通识教育有这样的说法：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通识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你们掌握特定的技能，也不是为你们谋求某种职业做准备。通识教育的教导内容更具有普遍性，看上去似乎不那么“有用”。①

从对通识教育的一般看法而言，传播学在高职院校的讲授具有看上去似乎不那么“有用”的特征，因为其理论、模式都是一般性的概括，但如果了解了传播学的历史及其理论、模式的来源的话，就会清楚这些一般性的概括都来自对仅仅上世纪的事件分析的结果，可上个世纪距离现在并不遥远，两次世界大战的电影、书籍等目前依然拥有大量的受众、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影响也是始于那个时代，尤其是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发展最动荡、最激烈、最辉煌的世纪，这种记忆将会持续十分久远，这样传播学理论背后的故事依然能够引起青年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作为高职院校的专业课程，传播学不能像在新闻传播学院那样提供全面的理论和技能训练，但作为通识教育，传播学课程在高职院校教育体系中又应该是“有用的”，才会符合高职院校实用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这种有用性，体现在现今信息时代里，大学生运用传播学理论，如何面对和处理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几个基本的传播形式。

当今世界，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等最深远、最激烈、最彻底的是科学、市场经济和大众传播三个方面。（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虽然科学和市场经济与传播学没有表面或概念上的关系，但是，科学传播、地方性知识、女性主义等与传播学联系紧密。市场经济中的广告、公关都可以涵盖在传播学的理论背景下。因此，了解传播学的基本知识，不仅是能够对媒体的事件具有一定的概念和分析能力，更加重要的是可以把握全局，知道哪些是传播的，而哪些是没有被传播的，这样，才能够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理解和迅速掌握最基本的理论原则和行动方法。因为传播学课程所分析的案例都是当前萦绕在人们心头的热点话题、存续于人们胸中的经典话题，所以传播学具有贴近性，这种贴近性的熟悉感，可以充分调动起受众参与思考和行动的热情，有利于对事件、故事、经历的理性分析和判断。

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和背景提示我们，传播学需要十分宽泛的多学科知识准备，然而，反过来思考，这也使得选修传播学课程的学生可以通过广泛的阅读来拓展知识面，而且这些知识通过传播学的纽带联系起来后，具有了一个可以应用的平台，对于应用型、实践性的高职教育来说，传播学课程的通识教育目的就可以具有实现的基础。以传播学概论课程作为高职通识教育的开端，可以借用媒介事件的传播学视角，在教学分析中，把通识教育串联成学科群的网状结构。因为传播学概论就是从应用理论来分析解读当前的媒介事件开始的，兴趣和现实结合的特点会吸引学生的眼球，引发他们的理论思考。

传播学应用性强、学科覆盖范围广、实际案例俯首皆是在当今大众媒介产生着巨大影响的时代，传播学对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社会的规律的解读、负面效应的批判和未来前景的把握都具有精辟的主张和见解。由于传播学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原因，也由于传播学从一开始就是多学科的探索之地，所以传播学不仅有综合各类学科资源、汇聚当前世界上任何媒体事件的能力，而且，在传播学理论的统摄下，当前的各类事件和多种学科，都可以用传播学的理论或模型进行分析和运用。

二、传播学课程建设要解决的问题

问题是课程建设的出发点，而不是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播，但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播确实是问题解决的途径与结果。传播学概论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信息社会中，科学、市场经济、大众传媒作为控制的领域，是怎样通过媒介事件传播的。学生要学会运用合理的参考机制和参考背景，弹性思维，综合表达。在知识领域表现为对知识理解后的联想、迁移和覆盖的能力，在方法上表现为计算机式的记忆、存贮、思想和输出的圆形思维，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思路流畅、逻辑清晰、隐喻和故事运用得当。

问题的参考背景是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性社会的特征：（1）民主化；（2）法治化；（3）工业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会阶层流动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识科学化；（11）信息传播化；（12）人口控制化，等等。②这个参考背景对于一门通识课程设计来说，范围太大了，但是，如果将这些背景所涉及的领域通过媒介事件的分析，以隐喻和故事的编排综合起来的话，就能够在教师的授课过程中逐步实现和完善。

课程设计的部分只是在规划和技术层面上的第一步，人文社会学科更加强调的是对于人的效果。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必须是本人来理解和解决，别人是替代不了的。“自然似乎没有把他铸成就将其放到世界中：自然没有做出关于他的最后决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成为不确定的东西。因此，人必须独自地完善他自己……必须试图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他那专属他自己的问题”。③确定性和好奇心的满足必须在课程设计中同时得到显现。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两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另一方面是承认课程设计的不完善性。

媒介事件在课程设计中是传播学课程理论的载体，传播学理论是媒介事件分析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在新闻写作中，根据一件新闻事件来展开历史事件的叙述是常用的手法，事件的联系性可以全面充分地揭示主题，鲜活人物。媒介事件的案例分析遵循历史的解析、个人化的解析、理论的解析、传播模式的解析等原则，贴近高职院校应用型、实践性的教育目标。

比如：拉斯维尔提出的“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什么效果”的线性传播模式，不仅具有传播学上的实践应用价值，在其他领域内应用也同样具有效果。只要去思考，就会发现一个理论、一种模式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使用。学生在信息利用方面，其实就是这个传播模式的具体应用。当然，理论和模式的简单程度和普遍性、穿透力也是其能够产生学科覆盖和知识迁移的因素之一。只要去实践，理论的实际应用效果就会自然显现。麦奎尔在中国的讲演，仅仅总结了四句话：确定目标、收集资料、马上开始、永不停歇。正是这个简单的方法使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找到号称“金手指”的麦奎尔咨询公司的服务标志时，麦奎尔拿着国家地理杂志说：“你们已经有了，杂志封面上的黄色边框就是你们的无形资产，它已经在杂志社的多年坚持下悄悄形成了”。

在信息社会中，拉斯维尔的传播模式虽然在传播学理论上有值的探讨和商榷的地方，但作为分析事件、认清问题的简单实用的方法，拉斯维尔的传播模式是入门的一把金钥匙，兴趣的培养也应该从简单的选择性开始。在准备论文、汇报、报告、演讲时，背景资料的检索和查找时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任何创新性的言论和做法，都是基于对历史状况和简单模式的翔实把握的，拉斯维尔模式可以说是知识的出发点，因为这一模式的每一部分还分别对应了“控制分析、内容（话语）分析、受众分析、媒介分析和效果分析”，由此开始的知识和社会领域的探秘层次和复杂性是具有拓展的潜质的，也就是说，拉斯维尔模式的简单性并不代表其深度的缺失，而是具备了深度探索的理论属性。

我们通常思考的是拉斯维尔模式在传播学或新闻学中的应用，从没有思考过教育能用这个模式做哪些事情。有时候变化角度产生的效果恰恰应该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教育传统中融进新的关键词了。从信息的吸收程度角度讲，学科的自引率越高，这个学科的发展就越来越成为封闭的系统，教育学与传播学都不是这样的学科，他们还有许多需要吸收的营养。

三、传播学课程建设原则

学生一方面要求课程的系统性，另一方面又要求趣味性、互动性和贴近实际，虽然案例分析、小组研讨、理论讲授、作业等形式在课程建设中必不可少，但通识教育更重要的是教师与学生的充分互动和交流，应该是一种嵌入式的教育形式。在课堂之外，利用博客、微博、电子邮件和QQ群的讨论，使这种嵌入式的教育更加充分地实现。教学案例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表征，利用新闻的五个特点的原则来选取适合的案例，这样精选出来的例子的代表性和解释力才能更加清晰和独特，具有典型性和持久性。由于是在新闻背景下的案例分析，容易引发学生的共鸣。案例、资料应贴近理论，但由于理论与实践由于抽象程度不同，在案例和资料中人们很难看到理论的背影和力量，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透过现象将理论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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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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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网络的迅猛发展，使档案馆的功能发展变得更迅猛，与传统的功能相比，它又延伸出另一些特有的功能。1.文件管理移交的功能，现在档案馆很多的资料都以电子形式保存，因此，这些资料能迅速的移交、共享、保存；2.中心管理功能，随着科学技术的法展，档案资料的整理变得容易很多，那么可以根据电子资料形成电子档案馆，它的功能日后会更多；3.档案传输功能，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档案馆可以用不同的渠道把资料传播出去，满足各个不同利用者的需要，它形成一个公共服务网，未来这项功能也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二、传播学引入对档案馆文化的重要意义

档案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具有很多功能，其中文化记忆、储存、传播、教育、发展、休闲六个功能为重点。而将传播学引入到档案文化中，则会给档案馆文化带来更多重要的意义。

（一）传播学对文献编撰的影响

档案文献的编纂目的是为了使档案的信息能够记录历史、传播知识、发展文化，引入广播学的传统效果，能使档案文献能增加传播文化信息的注意力与影响力，减少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投入，档案部门统过传播学的系统，利用传播学的媒介、方法，调动各种有利的社会因素，形成使档案文献信息传递的网络，使档案文献受众的范围内增强，同时这种主动的服务也能使受众愿意更加主动的接受传播的信息。

（二）从信息的角度谈，都是信息科学

传播学与档案馆文化都是信息的科学，具有性质相同、传递过程相同的特点，从对档案文献的编纂学角度来说，可以借用传播学的方式更迅速的收集与处理档案，可以更精准的加工与传递档案，可以更好的开发与利用档案，传播学的传播方式能给档案的编纂工作作出很好的示范作用，把传播学引用到档案文化中来，能使编纂学的发展更迅速，必要的资料也会更丰富。

（三）对档案信息传播作用

档案信息的传播是引入传播学极其重要的一环向受谁传播，如何传播、传播什么是决定档案文化能否有效传播出去的关键，根据传播学本身的特点，可以把传播者定义为普通传播与专止传播，普通劳动者的传播可以见缝插针，不受任何约束的传播，对传播的时间没有限制，而专职的传播则要担负起权力与义务，比如要在信息传播中重视搜集权与编辑权，这些传播者通过种种渠道将档案馆文化的内容根据需要扩散出去。

（四）对受众的意义

档案馆文化的受众必须要介入到传播过程中，与传播传与内容都有一定的接触才能称得上受重，在引入传播学后，受重不再是被动宣传的对像，他们可以有选择的接受档案的信息，由于引入传播学的概念，受众在得到信息时立场、认知、经历、教育、爱好都不相同，对同一个信息的判断也会有不同的接受程度，甚至还会出现与传播者本意完全不相符合的状况，因此受众也因为传播学的介入受到影响。在传播的过程里，传播者与对象形成互动的关系，当传播者传递给受众信息的时候，如果不了解受众的反馈，就很难理解受众的需要、评价，就很难调节信息交流的方法，无法对传递的速度、文式做调节，累此反馈的信息也非常重要。只有做好反馈的工作，传播的工作才能不断修正，然后逐渐达到满意的传播结果。

三、如何运用传播学的理念促进档案馆实现其文化功能

将传播学引用到档案馆工作中，就必须注意传播学本身的特点，运用一些规则、技巧取豪夺，把档案馆的信息与传播学接合在一起。

（一）与媒体合作

与媒体合作才能将档案馆的资料更好的传播出去，而要与媒体合作，则必须要了解各种媒体的特点，比如电台、电视台、展览会等，每种媒介都有自己的方针、定位、受众群，要与媒体合作，要根据自己要传播的东西选择合适的途径；同时，要抓住一些历史机遇，比如一些热点话题出现时，用各种方式将档案馆里的资料适当传播出去。

（二）运用多样化的传播手段

比如可以做好网络化建设的发展，要作好档案网站的建设；建立档案联合的网络系统；建立网站的评测制度和管理制度；用社会效应带动经济效应，只有实现两个效益共同提高，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加强多种宣传工作，让公众更加了解档案馆工作的意义。

（三）重视分众传播

只有了解受众的需要，才能明白档案馆的工作能如何更好的进行，因此在档案宣传工作中要提高传播的技巧，比如、针对受众的喜好、选择空间、目的进行宣传，使各个不同阶层的受众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四）利用大众传媒提高全社会的档案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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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起源于西方，但传播是任何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中国在传播思想方面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与西方社会的科学精神相比，中国更加注重于人文精神的培育，而且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也就是一部中国文化传播史，其中有着丰富的传播实践活动和深刻的传播思想，这是一座亟待挖掘整理的传播学宝库。

加强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的一条基本途径，就是借鉴和吸收我国古代优秀传播概念和理论，构建自己的传播理论体系，最终建立起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体系。传播学应当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关系的“行为哲学”，但是西方传播学“基因”性的基础理论却只源于电讯技术与新闻传播。传播学对新闻理论的大量借鉴和使用，导致其理论生长点的偏窄单一，造成视野狭窄，概念混杂，论证草率。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传媒发展史上，欧美国家在理论研究方面基本处于领导地位，至于亚洲国家虽然也有自己的传媒理论但因其较为零散，不成体系，故没有研究价值。而我们恰恰相反，近期就以中国先秦诸子的传播思想为题开展研究，同时开题的另两篇博士论文，则以日本的传播业和印度的影视传播业为重点，着眼于东方，着眼于人类传播的具体而丰富的历史，研究人类通过传播而实现社会化的过程，研究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源于生活实践的各种传播理论与传播理念，这无疑是有益于世界传播学的健康发展的。

新闻事实不过是记者对事件的求证方式

不论从哲学角度看还是从社会学角度看，事实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真的问题”，也就是说，事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不可规划的范畴。一般的研究经常将事实分为主体、行动、规范等几个问题来讨论，使事实在不同场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相。在新闻学中，事实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对象，主要考虑的是记者对事实的再现和复述，而不是让事实的内部动因和结构超乎事实本身。

新闻事实是个复合概念，包括客观事实和主观事实。客观事实强调的是自然与社会活动，它在某一时间被记者认识，在其头脑里呈现出表象，这时才能确定事实“真假的问题”。一般客观事实不能成为报道的对象，但却是一切新闻报道的参考标准。所谓新闻点，就是对常规事实的背离和突破，记者认为有必要把它的意义告诉人们。事实的这个意义正是意识形态的母菌。记者对社会事实的主观认识，包含了对事实的意识形态审视，或多或少地向受众暗示一种思想。

新闻报道再现了记者的主观过程，当他们谈论新闻报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过程。从这个角度讲，新闻不过是记者对事件的求证方式，决定新闻以何种形式同受众见面。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曾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新闻中的主观性和偏见，但他在批评其他记者的观察力时也忽略了一件事，即他自己也是作为一个偏见者参与报道的。他并不具备裁判的权威，但却揭示了裁判的道理。所以说，事实是一个客观范畴，而新闻是一个主观范畴，这也是为什么在新闻学研究中，人们一直把事实和新闻事实区别开来。

我国报纸还没有形成言论版的“主导”模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汇集着社论、读者来信与专栏文章等多种言论的言论版，实际上已经无分主流与非主流、大报与小报、东方与西方，而成为当代报纸的普遍规范和制度，有着基本的、稳定的格局。我国近年来各地报纸言论版可谓百花齐放，还没有形成言论版的“主导”的模式。

国外报纸的言论版一般两到三张，其中一张肯定都有社论，往往每天数篇，所以一般也称“社论版”。社论版普遍以“内报头”为标识，以示重要。社论栏旁一般都是读者来信栏（也有刊在旁边另一张言论版的），针对前期社论与报道发表意见和批评，既没有完整的结构，也没有完整的论证，却带着直抒胸臆的生动气息，量很大，面很广。稳重的社论与尖锐的来信，这言论的“两极”，形成一种活跃的、生动的、交互性的话语空间和言论生态。另以漫画、新闻图片和标题的附加题来补充言论版的视觉信息。我国报纸的言论版普遍缺少社论与来信这两个基本的内容要素和“内报头”这个形式要素，交互性不强，栏目名称虽花样繁多，但实际上显得品种平面化。我国言论版上无社论的原因，与我国报纸近代以来独立发展传统有关，也与近几十年来我国报系中社论地位崇高有关。

民生新闻在区域价值认同重构中的地位作用

《视听界》(双月刊)2004年第6期刊登了张志君的文章“民生新闻在区域价值认同重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针对在全球化传播的作用下，有一部分后发社会成员历史观念淡薄，对本土文化，甚至本民族文化缺乏应有的认同，久而久之，可能造成所在社会的“集体失忆”的现象。文章指出，民生新闻关注民生，特别是本区域的民生，以自己的传播实践推动着正面临着被集体“解构”的本地民众对“区域”的时空认知，以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帮助本区域的民众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加强他们对所在区域和所在国家的“社群认同”。

数字电视是广电网络业务的主要新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