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弱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的弱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合作经济； 稳定性； 财务结构质量

中图分类号：F2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2-0051-04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我国合作社发展而言，存在着两个路径选择：一是保持合作社性质，并不断发展和完善；二是由合作社发展为股份合作型企业。合作社向股份合作制型企业演进的机理是，合作社面临资本的挑战，一人一票和资本报酬限制原则将制约其吸引资本的能力，而采取股份合作制，可以吸引外来资本（股金之外投入的额外资本）和社会资本（非社员的资本），这也正是合作制在新的条件下的创新。有的股份合作型企业还会向公司型企业转变。我国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民群体的弱势特点，决定了股份合作制如同合作社一样，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潜力。但是，对于非农产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过渡性组织形式，这是由其产权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所决定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与合作社相比，允许资本参与分配，增强了吸引资本的能力，这是合作社向股份合作制企业演变的动因；同时，由于我国农村人均资源的微小化，使得股份合作制具有事实上的妥协困难①。这种演变，是伴随着相关法律和法规建设进程而进行的。因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制度变革需要以强制力的规制形式确定游戏规则，从而保障以产权明晰为根本特征的市场要素配置,而这些制度保障都是针对合作经济的不稳定性（脆弱性）而设计的。

随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从立法的基本层面界定了困扰我国基层合作社关于产权、组织等方面的法律问题，为农村合作经济主体进入市场确立了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我们确定了符合经济人假设前提的边界。那么在合作经济逐渐趋于市场化并整体转好的当前，其主体企业内外因素是否协调趋于稳定了呢?如果是，又通过何种模式理解并解释这些现实因素对股份合作联合体的影响？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内容。下面我们试图以影响供销社企业财务结构质量的内部财务运行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文献回顾

工业化以前，小农经济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和地区。恰亚诺夫（Chayanov，1925）提出农民家庭经济单位的“劳动―消费均衡公式”。在他的“劳动―消费均衡论”里，均衡点是不确定的，它受到影响劳动辛苦程度和影响家庭需求的各种条件的限定，亦即家庭农场主的个人效用的难以测量性。这里如果换个角度思考，不妨认为恰亚诺夫是想表明农民家庭经济具有一定的低效性。我们不难发现，现实的小农经济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小农经济及其合作经济体内存在着不稳定性。

刘易斯（1988）的“二元经济”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其中的传统部门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及简单的、零星的商业和服务业，其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从生产方式上看，传统经济部门是“维持生计”的产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的任务就是为工业输送剩余劳动力，以廉价劳动力为工业部门创造利润，累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从刘易斯的理论不难得出农业及其经济体是工业的附庸这样悲观的结论。

但是，舒尔茨（1964）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农业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对于农业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台强大发动机，已不再有任何怀疑了”。但是，他强调只有现代化的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而使用传统要素的农业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舒尔茨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

故而，大家可以知道小农经济的弱项――脆弱性，难以妥协；也知道小农经济的发展前途――适度的集约，现代化。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我国的现实情况：我国农村的基本国策是家庭承包制，而且保证30年不变，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经济仍旧没有跳出小农家庭经济的圈子。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促使小农经济变化的一个因素――合作经济。我们知道，任何资本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需要依靠生产资本的集约和商品流通的，这同样适用于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而合作经济以及供销社基层社和农村的天然联系，无可退让地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从合作经济在我国发展的近况来看，合作经济的实体企业已逐渐在适应市场经济，并借助我国对于农村的倾斜政策，获得新的发展，而这种新的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效应，就是促进农村商品物资流通、扩大人员的就业和提高农村产业深化和现代化。

在看到合作经济的优点时，我们也要看到合作经济的弱点，那就是因为基层社的主体还是农民或面向对象是农民，所以基层社本身还带有一定的“脆弱性，难以妥协”倾向；另外，由于制度等因素的惯性制约，基层供销社本身还带有“低效”性质。

当前涉及财务结构质量的研究较少涉及合作社企业财务问题，近期文献中，李心合、葛志兴（2000）指出财务结构的合理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但财务结构分析一直局限于几项传统指标的浅层次分析，远远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多角度分析的需要。此外，张新民、王秀丽（2003）提出与企业财务状况质量特征有关的概念体系至少应该包括资产质量、资本结构质量、利润质量和现金流量质量，并从上述方面对企业财务状况的质量特征进行了研究。

我们注意到，就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看，尽管有些研究也涉及到了合作社企业财务问题，但大多不够深入或局限于传统财务指标的定性研究，其背后隐含的深层联系并没有揭示出来。

三、对影响合作经济企业财务结构质量因素的分析

我国合作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与其他国家不同，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其发展经历了“三上三下”的曲折路程。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合作经济便遇到了重大挫折，20世纪90年代，全供销社系统曾经连续8年亏损，直到1999年，供销社系统的经营状况才开始逐渐好转。我们认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供销社系统的经济实体会成为真正的具有市场特征的运行主体。

（一）样本选择

近年来，尽管我国合作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倾斜），但是，从其转型的时间和效果来看，还存在着不稳定性，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主要考察供销社系统内各省的汇总情况，选择样本的期间定在全系统经济稳定发展时期。由于相关因素限制，我们仅获得了全国供销社系统2004年和2005年的统计数据，共获得以省供销社系统为对象的60个样本。

（二）指标说明

企业的财务结构质量表现在很多方面。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更主要是出于对供销社系统企业财务结构质量稳定性考虑，在进行变量选择的时候，主要是从内部财务运行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选择。

财务质量（CWZL）：以基层社的全国平均值设置哑变量，超过平均值为1，否则为0。

利润(LR)：考虑到基层社的实际情况，选用传统的利润来进行表征。其中按照基层社业务的分类设计其辅助指标农资利润和棉麻利润来计算利润总值。

内部财务运行因素：一般情况下，企业的财务运行稳定应当是实际资产利用程度高，长期资金比例适宜。这里将相关因素分为两组：待处理流资损失(LZS)、不用固定资产(BYG)和流动负债金额(LFZ)、长期负债（CFZ）。我们认为，由于合作经济的业务周期等客观因素以及相关制度的影响，这些指标能比较现实地从短期和长期资金的结构反映其运行的财务稳定性。

组织结构因素：供销社系统的资金结构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供销社资本、社员社股金和社员股金，这里我们把社员股金同供销社资本的比例称之为股权集中度（JZD），并以之来表征供销社组织结构中的股权控制倾向。供销社的社员股金从单个资本量来看都是比较小的（其中基层社中净资产基本集中在10万～50万元之间），很难产生简单再生产的规模效应，所以社员股金比例的加大，无论从产权的意义，还是从利益分配权的索取，及至经营机制的转变，都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

外部影响因素：对于以往和现在的供销社基层社而言，来自制度的因素始终存在并一直影响着其运行。这里将收到的地方资金（CZJ）和地方收取的费用（DFF）作为外部影响因素。

（三）研究方法、结果及探讨

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内部财务运行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因素使用SPSS软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

财务质量和利润、地方财政资金、地方收取费用、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在0.05水平上显著，这些都支持了我们在设置这些变量因素时的逻辑方向；但是我们同时注意到它们的相关系数都不大，这可能同宏观统计数据归聚后信息量减少有关。

长期负债和所有因素关系都显著，这说明长期借贷资金的比例是影响财务结构质量稳定的重要因素。就现实状况而言，供销社系统的平均权益比例2004年、2005年分别为1.695和1.013，这从事实上证明了这点。

地方资金和地方收取的费用是我们提到的影响财务结构稳定的外部因素，它们的存在表明了制度的影响。在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的现状下，对于合作经济主体的政策支持力度（资金的供给和索取），事实上直接影响着合作经济主体的生存和发展。

更为突出的是股权集中度同财务质量、利润、长期负债和地方收取的费用在0.0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经济主体企业的宏观运行稳定同股权的控制倾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充分说明了我国从规制层面确定产权主体的经济意义我国合作经济法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为合作经济主体赋予了法律上的保障，这里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四、结语

上述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的现实国情下，合作经济企业运行的稳定性是同其主体企业内部财务运行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等主要方面紧密联系的。尤为显著的是股权的明确对于合作经济发展稳定的重要性日益显示。对地方资金和地方收取的费用的分析表明，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要逐步巩固既有的改革成果，要充分认识到现代企业的产出功能除受制于投入要素的功能外，还受制于系统自身结构状况和外部因素影响。

总之，在企业乃至整体产业投入向产出的转换过程中，结构状况必然会影响其转换效率，进而引起系统产出功能的非线性变动。因此，重视结构研究，改善结构质量，才能提高系统产出功能，才能进一步优化合作经济的结构质量，增强合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李心合,葛志兴. 2000． 财务结构分析的新思路［J］． 浙江财税与会计 (6)．

刘易斯． 1988．二元经济论［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42．

舒尔茨． 1987． 改造传统农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04-106．

张新民,王秀丽.2003． 企业财务状况的质量特征［J］． 会计研究 (9)．

CHENNERYED H B． 1988． Development economics manual［M］． London：288．

The Stability of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Operation in China:

Study of Quality Factor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ZHANG Heng LI Changan2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篇2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基本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仍然不适应农业和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金融供需发展不平衡。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村金融机构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从整体来看，农村金融的需求与供给仍然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许多农村金融机构长期经营困难，亏损严重（比如农村商业银行），存在人情贷款等现象，使得这些机构的自身效益和社会效益低下，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农业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后，退出了容易出现大量亏损的农户贷款业务，转而将发展重心转向大中城市和大客户。在有些地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在县一级都没有设立支行，更不用提在乡及以下层次了。另外，近几年来，由于农民贷款政策放宽，少部分人钻法律与政策空隙，向农村金融合作机构大量贷款，用于其他非农业发展用途，致使农民金融信用降低，导致农村资金流向城市。本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的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多只在农村地区吸收存款，对农户提供信贷服务极为有限。而农村信用社因为大量不良贷款和亏损，无法针对不同需求，进行差异化金融服务。基于上述原因，使有信贷需求的农户和中小企业不得不依靠非正规的金融形式获得资金的支持。不难看出，我国农村金融的需求与供给严重不平衡，农村金融服务业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生存与发展考验。 

2.农业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比例不平衡。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三农”发展日益增加的金融需求和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严重地制约了“三农”问题的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图1所示，农村存款余额从1981年的448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3845.93亿元，而同期农村贷款余额则从189.7亿元增加到30651.8亿元，两者相差33194.13亿元，这个差值就是所谓的“金融漏出”，超过农村贷款110%。这一方面反映出被动的金融漏出问题，即金融机构减少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另一方面反映出农村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个尴尬：有了一定的存款，却找不到合适的农业投资渠道，小农经济抑制了农户扩大再生产的动力。 

有关数据显示，随着“三农”问题的不断深入，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在逐年增加，从1997年到2009年12年间增长了近7倍，但农业贷款在金融机构的全部贷款中所占的比重各年却基本持平，说明农业贷款与其他行业贷款的发展水平相比，并不存在优势。大量的农村资金也不能“取之于农用于农”。由于农业的先天弱质属性，使得农业融资风险高、成本大，且农业资金需求通常又是使用周期长、回收慢。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存续和发展必然要以盈利为先，对农业贷款的贷放比例也必然受到这方面的制约。此外，尽管现在农村非正规金融普遍盛行，但资金缺口还在4.5万亿元以上。农村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比例严重失衡。如果目前县、乡区域金融体系不能进行彻底、有针对性、大规模的金融创新、制度创新，农村与农业经济的发展将直接被阻滞。因此，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以提供多样化和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课题。 

3.农业、农户不具有信贷需求优势。我国农业一直是一个弱质产业，不具有金融需求的产业优势。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一直较为低下，基本上是典型的小农生产模式，生产力水平和比较收益低，资本形成效率整体水平低，不能承担较大的信贷风险。农业的这种产业特性使农业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比重偏低，同时，国家财政支农力度近些年来虽一直有较大幅度提升，但还是同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有较大差距。 

此外，我国农户存在着经营规模小、数量多、高度分散、信息不灵通等特点，收入水平、组织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均比较低。因此，农户信贷需求具有无抵押、贷款额度小、高度分散、当年借当年还短期金融居多等弱点，导致信贷风险大、成本高、利润率低，金融机构缺乏介入积极性，农户不具有信贷需求优势。 

4.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恶化、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恶化表现为：一是由于农村信用制度缺失、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村金融机构难以对信贷交易对象做出准确判断，信贷交易成功率低，交易成本很高；二是农村金融需求主体承贷能力弱、贷款条件差，导致农村金融机构慎贷甚至拒贷；三是部分农村企业和个人恶意逃废金融债务，致使农村金融机构、企业、个人之间的资金链受损，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被迫减少放贷数量以规避金融风险。在农村金融生态恶化情境下，一些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已放弃满足农村信贷需求的努力，收缩放贷和减少农村营业网点，导致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和非农领域。与此同时，农村企业和农户可获得的贷款却严重不足，银行机构对农贷款数量偏少，农村的合作金融如村镇银行等国家批准的数量也仍然很少，使农村企业和农户的贷款需求只能主要依靠需要规范、引导和加强监督管理的非正规金融渠道。 

篇3

[关键词]近世；广西；农民家庭农场；规模效益；劳动生产率

小农经济，或者说个体农民经济，是传统农业生产的基本形态。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从事个体生产的农民，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就其小块土地经营和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而言，都是“小农”。本文考察的对象即为这种小农的家庭农场。

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上看，广西历来就属“南蛮之地”，被视之为落后地区。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区域发展序列中，广西直到明代以前还处于“未发展”状态，明清以来广西才跨入“发展中”行列。[i]广西尽管从明清开始就作为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腹地，但直到20世纪中叶其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仍完整地保存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广西又是研究发展中地区传统农业和农民经济变迁的典型。同时，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800—1950年的150年时间，其中既包括清代前期的历史，又包括近代的历史。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能对广西农民经济变化的研究作一个长期而连续的考察。笔者将这150年统称为“近世”。

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作为透视农家经营活动所依据的主要指标，过去学术界单从土地所有权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片面性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从土地使用的视角展开对小农经营的研究，并取得了卓有影响的成果。[ii]笔者过去曾对广西近世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做过考辩，[iii]在此基础上，希冀进一步探讨他们经营规模的经济效益。

一、劳动生产率：近世广西农民家庭农场规模效益的重要指示器

据笔者过去的考订，1800—1950年间广西农民家庭农场出现了一种“户耕十二亩”的经营规模的标准模式，并在广西全境逐步地得以普及。[iv]本文将探讨农民的耕作规模与产出效益之间的关系，而衡量它们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即为农户的劳动生产率。有关农民劳动生产率的界定，学术界历来就有颇多争议，但学者们似乎都认为传统小农的劳动生产率在若干方面与近代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差异。在此，笔者采用李伯重的界定方法。他认为传统小农的劳动生产率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在劳动时间方面，近代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以日或者小时为单位，而传统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则应以年为单位。其次，在劳动者方面，近代工业中劳动生产率以劳动者（工人）为单位，而传统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则往往以劳动者（农民）的家庭为单位。最后，在劳动成果方面，近代工业中的劳动成果，通常以货币产值来计算；而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农业中的劳动成果，在许多情况下是以实物来计算的。[v]

大体来说，李伯重以上所开列的传统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三个特征，也适用于近世的广西。根据本文的考察对象，此处的劳动生产率应是一个农户一年内在其家庭农场上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

（一）1800—1950年广西农作物亩产量的变化

估算农户劳动生产率的第一步，即为估算农户家庭农场的亩产量。亩产量的变化，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1）每播亩作物亩产量的变化；（2）每亩耕地复种指数的变化；（3）亩产值较高的作物与亩产值较低的作物之间的互相替代。

我们首先来看看作物复种制在广西的变化。据研究，清代前期广西有两种复种制逐渐地发展起来。一种是双季稻，因广东移民迁入，其在广西东南部的梧州、浔州、郁州等府州有所发展。另一种是稻麦二熟制，在桂北地区也发展起来了，但范围很小，仅局限于庆远府、桂林府的极个别州。[vi]而在双季稻区也并非全是种植两季水稻，浔州府属的贵县直到光绪年间农民仍只种植一季水稻。[vii]因此，尽管清前期实行一年两熟制的地区占广西总面积的40％，但复种指数最多也不会超过120％。[viii]另据学者统计，清后期广西各地的陂塘建设非但没有停滞，反而有所加强，尤其表现在南宁地区。[ix]因此，清后期与水利密切相关的双季稻种植在广西应当有所发展。据周宏伟研究，广西在清后期双季稻的种植由桂东南四府推广到桂南的南宁府。[x]据此，可以估算出至清后期，广西作物的复种指数当在130％左右。至于广西20世纪的作物复种指数，据笔者估算，即1933年为140％，1943年为150％，1946年为120％。[xi]由此可知，1800—1950年间，广西作物的复种指数是逐步提高的。

150年间广西主要作物的每播亩产量的变化却相对复杂，因为各地方志的有关记载都十分零散，尚有学者依据各种方志对清代（包括前期和后期）广西的水稻亩产量进行了考证，但都是将复种指数计算在内。因此，笔者根据以上估算的复种指数对以下两组亩产量进行还原。清代前期的亩产量是依据郭松义的研究，他估算当时广西水稻的亩产当在410市斤，合343斤。[xii]按当时120％的复种指数还原，清代前期广西水稻每播亩产量大体在286斤左右。周宏伟的研究提供了清代后期广西水稻亩产的数据。他考证了广西各地水稻的亩产量，笔者将他所考证的这组数据分别乘以各自的权数，即可得到当时广西平均的水稻亩产量338斤。[xiii]然后再按130％的复种指数折算，则可以估算出当时广西水稻每播亩产量大约在260斤上下。进入民国以后，时人对作物亩产量的调查和估算日趋科学。当时广西各种官方统计报告中引用最多的水稻亩产量数据是1935年由张培刚等人在广西各地做的粮食调查数据。张培刚等人通过对广西99个县水稻亩产量的调查，估算出当时广西水稻平均每播亩产量为251斤。[xiv]尽管民国时期的水稻每播亩产量低于清代，但若是乘以复种指数，前者的每亩产量仍要高于后者。现将广西各时期水稻每播亩产量和每亩产量列表如下：

以亩产值较高的作物取代较低的作物，是提高亩产的一个有效方法。150年间，广西出现了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扩大而水稻种植减少的显著趋势。有清一代，广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虽然无从查考，但据研究，当时广西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尽管不如广东，但其推广速度仍是较快的，甚至在某些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已超过了水稻的种植面积。[xv]民国以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即开始出现在官方的统计报告中。1914年，广西的粮食种植面积占全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绝大多数，经济作物仅占3％；1933年，广西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到5.3％。[xvi]从这种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广西经济作物的种植仍在继续扩大。当时广西主要的经济作物有苧麻、烟草、花生、甘蔗、豆类、瓜子、芝麻、蓝锭、油菜等。这些经济作物的产值一般都比粮食为高。譬如，依1933年广西省政府的统计，其每亩的平均产值分别为：“烟草（土种）为7.61元，苧麻为16.38元，甘蔗为22.53元，而在粮食作物方面，同年的玉蜀黍只为1.95元，水稻只为5.27元，前者的价值大于后者的4～5倍。”[xvii]这就是说，同一单位面积的收益，经济作物较粮食作物高出若干倍。故此，经济作物的扩大，也就使得农田亩产量随之而明显增加。

以上三方面足以说明1800—1950年间广西农民家庭农场的亩产量有了缓慢的提高。由于这三方面亩产量变化的途径都与“户耕十二亩”的经营模式密切相关，[xviii]所以当这种经营模式在广西各地逐渐普及之时，广西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也必定随之发生变化。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变化。

注释：

[i]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第12～24页。

[ii]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中有关江南农民经营规模的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

[iii]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iv]徐毅：《广西农民土地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研究——以1800～1950年为背景》（未刊稿），南京大学历史系2001级硕士学位论文，藏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v]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第321页。

[vi]郭松义：《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vii]民国《贵县志》卷10，“物产”引光绪县志。

[viii]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ix]李闰华：《民族交往与近代广西农业的发展变化》（未刊稿），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99级硕士生学位论文，藏于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x]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2页。

[xi]徐毅：《广西农民土地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研究——以1800～1950年为背景》（未刊稿），南京大学历史系2001级硕士学位论文，藏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xii]郭松义：《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xiii]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2页。

[xiv]张培刚：《广西粮食调查》，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编印，1934年，第17页。

[xv]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4～241页。

[xvi]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农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5页。

[xvii]胡学林等著：《广西经济建设诸问题》，广西省训练团教材，1948年，第27页。

[xviii]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一、劳动生产率：近世广西农民家庭农场规模效益的重要指示器2

（二）1800—1950年间广西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发展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谈的农民，仅指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如前所述，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其一年内实际劳动的日数和所获得的总产量。因此，如果农民的实际劳动日数随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的话，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可能停滞甚至下降。因而，了解农民一年内实际劳动日数的变化，同了解产量的变化同样重要。关于当时广西农民劳动日数的问题，可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农民一年内的总劳动日数；二是耕地亩均劳动投入。在此，首先引入一段明清时期的史料：

吴、浙农家甚劳，横之农甚逸（注：横，指明代横州，在今广西横县）。其地皆山乡，有田一丘，则有塘潴水。塘高于田，旱则决塘窦以灌。又有近溪涧者，则决溪涧，故横人不知有桔槔。每岁二月布种毕，以牛耕田，令熟秧二、三寸即插于田，更不复顾。遇无水方往决灌，略不施耕荡锄之工，惟薅草一度而已，勤者再之。薅者，言拔去草也。至六月皆已获，每一亩得谷二石者为上。此亦习于逸情而不力耳。又有畲禾，乃旱地可种者。彼人无田之家，并瑶、壮人皆从山岭上种此禾。亦不能多工，亦惟薅草而已，获也不减水田。彼又不知种麦之法，故膏沃之地，皆一望芜莽不顾。[i]

根据这段史料，并结合李伯重对明清江南农民经济所作的研究，可以推论出：

1、农民一年内的总劳动日数：农业生产的一个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季节性。因此，农民在一年中有相当多的空闲日子。从以上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广西农民在明末清初之际要比同时代的江南农民安逸，而当时嘉兴有句流行的农谚，即“农夫半年闲”。[ii]因此广西当时农户的年耕作日肯定不会超过180天。而史料中“六月皆已获”之语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数据。近代广西，据统计，农家每年的农闲时间在5～6个月左右。[iii]也就是说，近代广西农户一年花在大田劳作中的时间在6～7个月之间。

2、耕地亩均劳动投入：据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水稻种植中所使用的人工，自耕田至收获，每亩十余个，加上灌溉（车水），运送肥料等，共15个工作日。[iv]而从以上的史料可知，当时广西农户既不用桔槔灌溉，又鲜少施肥，故可推知清代前期，广西平原地区的农户种植一亩水稻大约只需10个工左右。在近代广西，笔者根据张培刚等人对广西7个县农民水稻种植的生产成本及损益的调查，推算出7县农民一亩稻田的投工量，现汇制成表2：

资料来源：据张氏的《生产成本表损益表所用之折算率及计算方法》、《正苗籼稻生产成本及损益》、《早籼生产成本及损益》、《晚造籼稻生产成本及损益》等表推算而得，各表详见张培刚：《广西粮食调查》，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编印，1934年，第22～25页。

在表2中，天保农民每亩稻田的投工量之所以要比其他地区高出近一倍，并不是因为当地农民耕作技术细致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而是当地的水田大多处于山领之中，所以耕作时耗工较多。除了天保之外，桂平农民单位稻田的投工量也要稍高一些，主要是因为当地水稻种植技术历来为全广西最高之处，其细致程度可与邻近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媲美。若推算桂平县两造水稻的平均投工量，则为15个左右。

从总体上看，自明末清初以来，广西农民一年劳动日数和每播亩作物的劳动投入日数变化都不大，因此经营方式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所起的作用当然就成为了关键。各种不同的经营方式，都是建立在特定耕作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具体地说，在“户耕十二亩”的经营模式的持续和普及中，一年两熟制以及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的增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v]相反，在这种模式出现之前，广西的农户生产仍以一年一作制居主要地位，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很少。这些差异，可以导致同一耕地的亩产量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尽管1800—1950年间广西农民耕地面积有所减少而农民一年总劳动日数及每茬作物劳动投入数没有变化，但是劳动生产率却仍有可能提高。

在此，我们把以上的所得出的结论引入这里的分析，那么可以看到：

1、由于复种指数的增加，清代至近代广西的农民实际经营规模变化并不如表3第一行所显示的情况。[vi]我们把上文估算的复种指数乘以户均耕地数，可得该表的第二行数据：

从上表可知，农户实际的耕地规模总体上是在逐步增加。

2、由于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亩产值高于水稻，所以多种甘蔗和烟草，即使耕作面积缩减，但产量却可增加。如前所述，一亩蔴田或一亩蔗田的净产值大约为水稻的4～5倍。因此将一亩稻田改为蔴田或蔗田，实际上就意味着该农户的经营规模面积扩大了4～5倍。

3、根据表1和表3，我们可以估算出广西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农户粮食生产率。1800—1850年一个农户的产粮数为4633斤。1850—1900年一个农户一年的产粮数为4428斤。1900—1950年农户的产粮数有两个：1933年为4638斤；1943年为4367斤，所以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率为4638～4367斤。笔者在过去的研究中指出，广西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小农是从清代后期才出现的，[vii]他们的生产率显然要比清前期稻农的生产率高。比如一户蔴农种植熟蔴地，每年收获以三、四次。[viii]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每亩蔴田产蔴84斤，[ix]而一户蔴农平均可经营蔴地8亩，[x]那么它一年的生产率为2016斤，合米8064斤，比清代前期一个稻农生产率增加了一倍左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地是，在农民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劳动人手的数量问题。在近代农村工商业发达的桂东南地区，由于男女劳动分工的发展，清代前期农民家庭农场上的劳动人手是两个（农夫和农妇二个），而在清后期大田劳作主要落在了农妇肩上。[xi]一个劳动者的实际播种面积，在1850年以前是8亩，而1850年后都在17亩以上，后者比前者多出一倍以上；而一个劳动者（主要是农妇）的年总产量在清前期是2316斤，而清后期以来则至少在4367斤以上，这也说明了农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从总体上看，广西在150年间除了专业化小农和个别地区的农妇生产率有明显的提高之外，一般农户的粮食生产率还是有些微的提高，但波动很大，具有不稳定性。

[i]《君子堂日询手镜》，引自《广西历代农业史料》，广西农牧渔业编辑室编印，1986年，第94页。

[ii]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第334页。

[iii]郑家度主编：《广西金融史稿》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94页。

[iv]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第334页。

[v]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vi]对广西近世各时期农户农场经营规模的估算参见徐毅：《广西农民土地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研究——以1800～1950年为背景》（未刊稿），南京大学历史系2001级硕士学位论文，藏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vii]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viii]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第69页。

[ix]广西统计局编印：《广西统计年鉴》第二回，1944，第196页。

[x]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xi]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二、比较视野中的广西农户劳动生产率

从全国范围来看，广西历来就是一个地瘠民贫的省份，农业经济较为落后。到底广西与同时代全国的平均水平，甚至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英国的农户劳动生产率相差多大的距离，这仍需要进行对比性的计量分析。据张培刚将其在广西的粮食调查与全国的情况所做的比较，“广西粮食作物之每亩产量，远较全国为低，计除秈粳稻与玉蜀黍相差三分之一，小麦相差达四分之一外，其余各项相差均达一倍，且如高梁、甘薯两项相差达一倍有余。”[i]

另据新近的研究成果，英国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前，甚至在16世纪的农业革命之前，其农业就有了长足的发展。13—14世纪英国小麦亩产为每英亩10.32蒲式耳或237公斤，相当于中国1亩产76市斤，合64斤。当时英国中等农户的耕地面积大约为10英亩，相当于62亩。所以，13—14世纪英国农户的劳动生产率是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ii]关于16世纪的亩产量，每英亩16蒲式耳或368公斤是一个广为接受的估计，[iii]相当于中国一亩产118市斤，合99斤。据侯建新估算，由于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16世纪英国个体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为240蒲式耳或5520公斤。[iv]工业革命前夕的18世纪，农业进步尤其明显。据特纳研究，小麦亩产量在1750—1851年间从18蒲式耳增长到28蒲式尔。[v]以单位亩产20蒲式耳计，即使假定农业劳动者没有扩大耕作面积（仍以16世纪的户均15英亩计），18世纪英国农业生产率即已达到300蒲式耳或6900公斤。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1）从整个增长的动态过程来看，英国农业无论在亩产量还是在劳产量方面都呈现显著的、稳定的发展势头，并且劳产量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亩产量的增长速度。与此相比较，广西农业尽管在亩产和劳产方面也有增长，但除了极个别地区和农户之外，其增长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多么地不稳定！而且广西农业的亩产量增长率要高于劳动生产率。（2）从增长的量上看，英国三个阶段的小麦亩产量始终低于广西稻田的亩产量。然而，英国农户的粮食生产率在三个阶段中却一直高于广西农户：13—14世纪的英国农户的劳产率高于1800—1850年广西农户的2％；16世纪英国农户的劳产率高于1850～1900年间广西农户的60％；18世纪英国农户的劳产率则至少高于1900～1950年广西农户的66％。事实上，工业革命前夜的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要高于中国的发达地区在近代早期、甚至近代的农业生产率。依李伯重估算，明代后期江南一个普通农民的粮食生产率为3125斤，清代中期则为3700斤。[vi]据此，我们可知，17世纪中期江南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比英国16世纪的低43％，19世纪初期江南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则比英国18世纪的低46％。

17—20世纪当江南、广西乃至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仍然踟蹰于传统经济的桎梏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首先在英国，早在18世纪工业革命的前两百年——大约在16世纪，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即取得了突破性增长。在英国历史上，同时也是在人类历史上，这个国家第一次能够持续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不断攀升的生活水准。在此期间，英国虽然人口持续增长，实际生活水平仍然提高了35％。诺斯等将这种人均产量的增长称之为“真正的增长”。[vii]

[i]张培刚：《广西粮食调查》，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编印，1934年，第27页。

[ii]详细估算过程见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第二章，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iii]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部分），三联书店，1958年，第46页。

[iv]侯建新：《农民个体力量的增长与英国自然经济解体》，《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v]M.E.Turner，AgriculturalProductivityinEnglandin18thCentury，EconomicHistoryReview，Aug.，Vol35，1982.

[vi]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第336页。

[vii]道格拉斯·诺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61～162页。三、路向何方：广西近世农户土地经营及农业发展中的困境

（一）广西农民农场规模效益有效提高的微观障碍

如上文所述，广西近世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仅有些微提高。至于阻碍广西农户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是源于广西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使农民产生的“贫惰”思想所致。[i]近来又有学者从交往的角度，认为清代至近代广西区域、民族间的经济交往的有限性直接导致了广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缓慢。[ii]然而，笔者认为，广西自1800年以来小农经营成本过高，甚或经营亏损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广西小农农场经营成本过高呢？笔者认为，这与明清以来广西在被整合到岭南区域市场的过程中，其经济地位和角色的日趋边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明清以来，随着两广谷米贸易的发展，广西逐渐地被整合入以广东为中心的岭南区域市场之中。当时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广东。谷米东运是广西的主要财源之一，此外广西向广东输出的主要商品还有花生、蓝靛和木炭，成为广东的粮食和手工业原料供应地。与此同时，广东转往广西的商品包括布匹、铁器、丝绸、食盐、瓷器等手工业品和咸鱼等海产品。[iii]进入近代以后，两广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在输往广东的货物中，最多的仍旧是谷米，其次是木材和柴。而且，在广西的对外贸易中，按成数估算，每年有1600多万货物输往广东，占广西出口总值一半以上。由此可见，两广贸易在广西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iv]这种农产品、初级产品与较高级的手工业制成品的交换，实际上使广西处于依赖广东的边缘地区的地位。不管是西谷东运还是东货西来，都直接地影响着广西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19世纪的广东士绅彭泰来就以道光时广西的一次“遏籴”为例，较为深刻地分析了广西农村经济在这一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自浔、梧达于南宁，皆东方泛舟之役所必至。……然贩之稍殷，则遏商塞涂，颗粒不使东下。……农粟内死，估运外废。食操舟者千余家，失业为狗鼠盗……传闻横州米积不得出，蒸郁纠结如李梅。……广西服用百货，无一不资于广东。东盐十日不至，则千里淡食，天灾流行……”。[v]20世纪以后，特别在新桂系主政时期，仍有人不断提出反对西谷东运，而主张在广西发展经济作物的意见。[vi]以上的史例大多是些描述性的分析。以下，笔者就根据民国时期的文献和数据，从小农的生产成本和经营核算的角度，对谷米贸易对广西农民日常经营的影响试作一计量分析。

据张培刚等人1935年在广西所做的粮食调查和事后估算，从广西运米至广东，由于中间层层运销环节过多，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昂，所以生产东运谷米的农民的收入所得与谷米的消费者所付价格之比仅为70∶100或80∶100。这是在假定“农人在售出粮食时，不受商人或其他中间人的非法剥削”的情况下估算的结果。但对这一假定，张培刚自己认为都是不可能的，仅是为了便于估算。[vii]张培刚等人同期在计入农民所得比例的基础上，对广西7县各类水稻的生产成本及损益又作了调查和估算，见表4。

资料来源：据张氏的《生产成本表损益表所用之折算率及计算方法》、《正苗籼稻生产成本及损益》、《早籼生产成本及损益》、《晚造籼稻生产成本及损益》等表推算而得，各表详见张培刚：《广西粮食调查》，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编印，1934年，第22～25页。

从上表可知，百色、天保、龙津、桂林四县农民生产水稻的收入和支出相抵，仍略有盈余，宜山、贺县、桂平三县农民生产水稻的收入与支出相抵之后，则出现了亏损。但是，在表4中，农户的支出指的是水稻的生产成本，并不包括农民的生活支出。据1935年农民收支情况调查，当时广西12个县780户农民的周年家庭消费支出为227.58元。[viii]由此可以推论，若农民仅仅经营东运的水稻，上述7县农户的核算中则没有一家是收支相抵的，全都会出现亏损。尽管广西的每个农户都不可能只经营水稻，但是从这一水稻的经营核算中，我们可以大体地了解到当时广西西谷东运使农户生产水稻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事实上，进入20世纪以后，广西农户的周年所有收入与支出（即收入包括作物收入、畜产收入、租出农具牲畜的收入、农场副产收入、家庭工业收入、副业收入等；支出包括农场支出、家庭消费等）相抵也出现了亏损。[ix]

值得注意的是，1850年以后，两广之间的不等价交换，还进一步表现为广西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与机制工业品的不等价交换。因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广西随着岭南区域市场一起逐渐地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两广贸易中，农产品与机制工业品的比价在近代是越拉越大。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由于缺乏系统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比价指数，在此只能尽量用相关史料展开描述性分析。如来宾县“农产品既贱，收入自然有限，购入品又种种物价高超所入，定必不敷所出，农村之经济日困。”[x]

时至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农产品与机制工业品之间价格的剪刀差进一步拉大。1942年广西柳城等12县的农村经济调查对农产品价格、农业劳工的价格和农民日用品的价格在20世纪30、40年代之际的变迁作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首先是1937年到1941年这12个县农民出售的农产品价格变迁为：稻谷上涨了16倍，玉米上涨14倍，花生上涨8倍，蔗糖上涨17倍，桐油仅涨了一倍半。其次是被当作商品出售的农业劳动力价格的变迁：1937年至1941年上涨7倍弱，月工的工资上涨仅3倍，日工的工资上涨8倍半。其上涨的速度较农产品更慢。至于农民购入的日用品的价格，以农家应用最普遍需要的食盐，棉布等为例，融县棉布上涨34倍；食盐上涨49倍；火柴上涨了50倍，其他洋布五金、西药的上涨率，当然更甚。该调查称，在这种农村物价剪刀差的情况下，大量中农、贫农破产。[xi]

小农农场经营成本的高昂，甚或经营亏损，直接构成为广西小农长期积贫积弱的微观障碍。所以，那些将广西农业的不充分发展归咎于当地农户的贫弱，只是触及到问题的表层原因，并没有探及其深层原因。

（二）广西农民农场生产率提高的宏观瓶颈

广西农业经秦汉大开发以后，沿至宋代，已形成为稻作——畜牧——林艺三位一体的农业体系。[xii]进入明清以后，宋代广西这种三位一体的农业体系逐步变异，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明清之际，随着玉米、番薯、麦类的传入与“西谷东运”的大规模展开，桂人的主粮继稻米之后，又有玉米、番薯何麦类先后补入，形成主粮新组合。[xiii]再加上这一时期旱地经济作物的勃兴，广西种植业内部的稻作——旱作种植格局最终定型。二是广西畜牧业日益萎缩。时至民国，“畜牧乃成为广西农家之副业，……利用农闲及妇孺之劳力及荒闲之旷地，以杂粮、菜叶、谷类、苗梗，饲养家畜。”[xiv]三是林艺获得更大发展。木材的开采广度、强度加增，部分天然野生林产资源开发殆尽，人工培植桐、茶、杉木、棕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林木渐成规模。[xv]可以说，在1800年之前，广西新的稻作——旱作——林艺三位一体农业体系已经代替了原有的农业体系。

1800年以后，“户耕十二亩”的经营规模逐步形成。广西一般的农户都兼营稻作、旱作和林艺。因为“户耕十二亩”的经营规模既包括水田规模，也包括旱地规模。农户不仅可以水旱轮作，而且在旱地也多进行旱地作物与林木间作。[xvi]由此，新三位一体的农业体系构成为广西农民农场运作的宏观经济环境。

如前文所述，在两广贸易的影响下，广西农民家庭经营的成本越来越高，不得不重新配置即有的经济资源。而广大农户的这一资源配置转向都是与广西即已存在的新三位一体农业体系相结合。在农户的家庭经营中，它体现为水旱轮作、稻林结合或是水旱林兼作等形式。作者在过去的研究中就曾指出，当时小农的这些经营形式属一种投工少，投资少，过多倚重当地资源的经营方式。[xvii]在这里，我们想进一步指出，小农稻林结合、水旱轮作或水旱林兼作等经营形式，在其内部也存在着相互协调，相得益彰的关系。下面就以大瑶山瑶农的有关情况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近代以前，大瑶山的瑶农“因为开垦荒地耕种，例需丢荒。”但到近代，瑶农往往“就可把它种树。等到耕地肥力消失不能再种作物时，树也长成了。象这样的地把种植作物和造林结合起来，则种树和幼树的管理就不要另费较多劳力。等到树木长大，只需要砍伐运输的人工；如种油茶、油桐、茶叶等经济林，则只需要一些铲山和收籽的劳动而已。故林业的经营是费工少而收入多的生产。”[xviii]从中可以看出，瑶农经营林艺主要是依赖于适于生长林木的山地。因为这些经济林木“对土壤要求不甚严格。”[xix]

据研究，英国17—18世纪的农户开始普及一种叫诺福克轮栽制。在这种轮作制中，粮食作物（小麦、大麦）与牲畜饲料作物（蔓青、苜蓿）交替种植。这种制度下的耕地还可以和牧场轮流交替，形成“转换型畜牧饲养”（convertiblehusbandry），从而不仅提高了牲畜产量，而且还恢复或提高地力。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农场中畜力畜肥的使用。[xx]黄宗智将英国农户农场的这种变化称为是单位农场劳动的“资本化”，与江南单位农场上劳动投入的“过密化”形成鲜明对照。[xxi]广西的新农业体系和英国的诺福克制度相比较，都是投工少，在各自内部的组件都能相得益彰的农业体系。但两者仍存在重大的差异：英国诺福克制度是一种高资本的农业体系，而广西的新三位一体农业体系却是低资本的农业体系。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不象英国与江南是由于在劳工投入上的差距所致，而是广西与英国的农业体系内部相得益彰的关系的差异。诺福克体系内部是农牧业之间的相互结合与协调，牧业可以为农业提供充足的畜肥和畜力，从而提高整个英国农业的资本化程度；而稻作——旱作——林艺体系从本质上说，仍属种植业的范畴。旱作、林艺与稻作相结合主要是弥补了广西农户劳力少、资本少的缺陷，而且进一步使广西农户倚重于当地的自然资源。结果抵制了广西农业向节约劳动的资本化方向的发展，而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也就成为泡影。其实，这正是广西农业体系和小农经营中的最大一个弱点。

以上，围绕150年广西小农家庭农场规模效益的提高与不提高，做了详细的个案分析与考察，并与江南、英国等地同期的个体农户的相应状况做了比较。对于广西农民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迟迟未能实现快速、持续的增长这一问题，从上文的实证分析和跨地域比较中，似乎也能找到某些思考的线索。

[i]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ii]李闰华：《民族交往与近代广西农业的发展变化》（未刊稿），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01届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藏于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iii]陈春生：《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iv]杨乃良：《民国时期两广贸易交往及其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一期。

[v]《说赈》下，《广东文征》第30卷。

[vi]胡学林等著：《广西经济建设诸问题》，广西省训练团教材，1948年10月，第26页。

[vii]张培刚：《广西粮食调查》，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编印，1934年，第127～130页。

[viii]千家驹：《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农业之部。

[ix]千家驹：《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农业之部。

[x]广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编：《广西各县农村经济状况》，1925年，来宾部分。

[xi]摘自《广西柳城等12县农村经济调查》，《广西农业通讯》第2卷第7、8两期合刊，广西省政府农业管理处编印，1942年8月。

[xii]弋德华、李炳东：《广西农业经济史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51～311页。

[xiii]弋德华、李炳东：《广西农业经济史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xiv]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第71页。

[xv]徐毅：《近代民商与民族经济开发——桂北湘南平地瑶的经济特征》，《甘肃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xvi]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xvii]徐毅：《近代广西区域的农民土地经营规模考辩》，《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xviii]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第429页。

[xix]弋德华、李炳东：《广西农业经济史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21～222页。

[xx]M.Overton.AgriculturalRevolutioninEngland:TheTransformationoftheAgrarianEconomy，1500～185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p.116～118.

[xxi]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叉：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AReviewofReturnstoScaleofFarmManagementinModernGuangxi

篇4

论文关键词：家族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

论文摘要：我国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式的企业组织形式。通过对家族式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分析，试图说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家族式企业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减少企业内部协调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社会关系网络的获取和积累对于家族式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采用的是家族企业组织和管理方式。从文化角度而言，家族式企业在亚洲文化环境下显示出了特定的竞争优势，这一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家族伦理的内部凝聚力、关系网络带来的信任和特许权以及在管理上降低监督、控制等方面的交易成本等。实际上，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家族式企业也是一种主要的组织形式。但是，我国的家族式企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体现在社会关系网络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相当重要。从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界定，所谓家族企业，就是按照血缘、亲缘以及地缘等特殊关系组成的网络。曾经阐述过我国传统社会关系与西方的“团体格局”的不同，即所谓的“差序格局”。他指出，一个以家文化为核心的“差序格局”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达成的网络。这一网络是某种在时间流程内相对稳定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式，其特征是相互联系和互利。家族式企业多是“弱组织和强网络”。所谓弱组织，是指以家族企业为主的组织形式；所谓强网络，是指家族企业之间以信誉为基础的联系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家族式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这种网络关系弥补了组织软弱的不足。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调节能力有限、社会规则不健全以及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强网络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廉价组织资源。因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下，应该肯定家族式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一、家族式企业产生的历史背景

家族式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它是一种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它的产生、发展、转变与消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的小农经济历史悠久，家族经济的根基较之其他国家更加根深蒂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家族式企业将会长期存在和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不断城镇化、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家族经济和家族式企业将会继续大量出现。

（一）市场竞争效率的必然

在企业组织形式中，能够在特定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下更好地整合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组织形式，就是有效率的。按照市场竞争的一般特性，国有企业的效率相对较低。而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尚短，其在中国扎根不深，不了解我国市场的文化底蕴，因此，不能担当我国配置市场资源的主力军。家族式企业在创业初期，以其小而灵活的特点，适应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在市场竞争中，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家族各成员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外部尤其是市场变化的信息能够很快地传递到企业的每位成员。同时，家长制的权威领导，可以使公司的决策速度达至最快。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管理模式在逐渐转变，而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尚未确立，家族制度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整合社会资源的责任。

（二）管理上的家长制

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员能够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这在创业的初始阶段发挥了主要作用。家族式企业的创立者或继承者，往往以其较大的股份、较高的辈份或独特的个人魅力，在家族企业中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家长”依托家族的血缘关系，将企业的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或家族内部，从而建立了集中、稳定而强大的领导实体。但在很多时候，资产所有者和人的目标常常不一致，客观上也存在着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资产所有者可能面临着资产流失的危险。家族式的管理帮助企业降低了监控成本，因此家族企业的总成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更低。家族成员彼此间的信任以及了解的程度远高于其他非家族企业的成员，家族企业成员之间可能负担较低的心理契约成本。因此，在企业规模不大、市场范围有限、管理技术要求不高的创业阶段，民营企业所有者经营的家族治理结构是有一定道理的。家族管理模式符合最小成本的管理学原则。

二、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的优缺点

无论是内地近年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还是港、澳、台以及在东南亚地区久负盛名的华人企业，无一不是从家族式企业起家。他们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成功的文化底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华人在海外的创业环境，使他们必须以自我奋斗、依靠家庭成员协作、依靠同族、同乡帮助才能获得成功。因此，家族成员、同乡之间自然产生了一种信赖和亲情，管理中也就形成了以宽容、仁爱、平均为准则的伦理型管理模式。

（一）家族式企业的优点

尽管许多家族式企业的管理平庸、技术低下，但仍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这就是家族式管理模式特有的优点，其集中表现在：第一，企业的员工多实行终身雇佣制，员工稳定且很少流动，因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少，员工培训成本低，且能够确保员工的整体素质较高。第二，职工对企业的依赖性强，企业有较强的凝聚力。终身雇佣和年工资制使员工不愿离开企业，一旦跳槽到新的企业，工资福利就重新从零开始。因而将员工的利益和命运与企业联系起来，提高了企业的耐久力和抗风险能力。第三，内部人际关系和谐。家族式管理讲求以情动人、以行感人、以德服人，管理者使用职位权力较少，运用个人权威较多，因而劳资矛盾冲突少，企业的人事纠纷少，不易产生西方企业那种劳资对抗激烈，罢工、示威、成批解雇工人等恶性事件。第四，对新技术、新工艺有较强的吸收消化能力，能够有效地防止企业机密和技术专利的泄露，其内部技术创新也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第五，家族式企业中管理者和员工在感情上存在着“知恩图报”的内在逻辑。员工有视管理者为衣食父母的报恩心理，非亲缘员工也会有知遇之情、赏识之亲、重用之恩，他们会以加倍的努力去报答。

（二）家族式企业的缺点

家族式企业的最大缺点是管理者凭其优越感而滥用权力，亲疏分明，从而造成一些员工存有怨言。因而，这类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其弱点就表现得明显，常常导致企业的不攻自破。

家族式企业管理过分重视人情，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使企业内部人际关系融洽，为企业带来了和谐的利益。但企业不是家庭，而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其成员的个人目标和利益与企业目标和利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冲突，特别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管理者以及亲属或亲信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必须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用统一的制度和纪律来约束全体成员的行为，才能够形成客观公正的管理机制和良好的组织秩序。

家族式企业管理者的作用非常突出。他们的道德、行为端正，作风严谨，起到了奉公敬业的表率作用，业务素质上也要求有一技之长。他们大多是复合型人才，不仅是某个技术领域的专家，而且也是精明的商人和公关能手。由于他们的才能而限制了许多下属作用的发挥，压制了人才的成长，容易形成个人绝对权威。因此，这类企业经常会出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现象。同时，当此人不在或退位，组织会出现人才断档、权力真空的现象，造成企业一段时期内处于无组织的状态。

家族式企业管理任人唯亲现象严重。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按照亲疏远近而非因才适用。因此，在组织内产生“自己人”和“外人”的差别，造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家族主义氛围。“外人”为生存，也就趋炎附势，拉帮结派，容易造成企业内讧。因此，家族式企业管理，要么凝聚力很强、人际关系融洽，要么内部四分五裂、派系纷争严重。

总体而言，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关键是看自己的领导能力。

三、家族式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特征

社会关系网络在我国家族式企业经济活动中往往起着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在配置资源功能上显得尤为突出。

第一，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降低道德风险。有学者指出，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个人中心型管理是家族式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特征。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交易是长期的，信任程度较高。通过内部的人际网络关系，可以避免过高的行政费用和规模过大而缺乏灵活性。

第二，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协调企业与外部组织环境的关系。由于家族式企业缺乏搜寻、获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声望，进而在传统的市场上进行交易时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只有依靠其外部网络，来获得资源和完成交易。

第三，家族式企业对于社会关系网络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由于体制缺陷以及市场法制环境的不健全，家族式企业的管理高度依赖于企业家预先存在的社会网络。无论是创业初期，还是发展壮大时期，均是如此。

第四，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家族式企业的人力资本的影响是显著的。正是这种以血缘、亲缘、地缘以及业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特殊的信任和规范的强关系，使得家族式企业在用人上具有明显的“任人不避亲”和排外性。其人力资本具有高趋同性和高紧密型的特征。而且，这种特殊的关系还深刻地影响着企业职员岗位的分配和职位的提升，也使得外部的人力资源很难融入家族式企业之中。

四、社会关系网络与家族式企业的竞争优势

篇5

[关键词]营销渠道；网络营销；农超对接；冷链物流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7034

1创新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必要性

在技术变革更加迅速、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今天，产品同质化问题却越来越突出，这一切都体现出营销渠道的重要性：营销渠道已经成为决定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营销渠道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有效地拓展营销渠道也是参与竞争、在竞争中获胜的重要手段。但是，就我国大多数企业而言，仍然沿用的是传统的营销渠道。在现今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传统营销渠道的弱点也越发突出。

农产品一般都存在季节性，有淡旺季之分，相同的农产品在不同季节的价格也波动较大。一般来说，“反季节生产”的农产品，其销售价格一般要比正常生长时节高得多。与此同时，农产品生产的地域性也非常强，南北差异，沿海与内地的农产品的生产也存在较大差异。同一品种的农产品，在不同的地区种植，其生长时间、收获时间、单位面积产量、质量以及价格往往都有较大差异。为了最大化利用农产品的价值，充分解决农产品的时间效用与空间效用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创新营销渠道。

为了促进我国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当务之急是解决当前农产品营销体系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积极构建新型的农产品营销体系。

2制约农产品营销的因素分析

21物流政策及设施不完善

物流企业数量多，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物流标准难以统一；规模小，先进技术难以推广，资源浪费的问题突出；效率低，物流成本高；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市场鱼龙混杂，不能满足现代物流发展的要求。我国的水果蔬菜无论在品质还是数量上均占世界首位，但由于物流方面的缺陷，损耗量高达25%～30%（发达国家的损耗量约为5%），损耗价值750亿元，大约90%的肉类、80%的水产品、大量的牛奶和豆制品基本上还在没有冷链保证的情况下运输，其中80%以上的生鲜品是采用常温保存、流通加工的。据统计，常温物流中粮油损耗约15%、蛋约15%、肉干约3%。

22农村信息传播技术相对落后

我国很多农村地理位置偏僻，规模较小，居住分散，分布广泛，且大多数地区经济水平仍有待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很多信息机构仍然不健全，信息通达度低。互联网的普及程度直接关系到网络营销活动的开展。2014年5月的《2013年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指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75%，而城镇则为62%。从目前来看，虽然城乡互联网普及差距进一步缩减，但与城市相比，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依然较低，与城市尚有非常大的差距。农村信息传递滞后，信息准确及时的传播仍然有很大的阻碍。想要获取信息就必须依靠农村集市，消息经过大众口口相传，其真实性大大降低，造成农产品信息不对称，跨区域购买难度大，也增加了购买成本。而且农民还不能很好地获取和鉴别信息，不能准确地了解市场走向，判断市场需求。就目前农村的状况来说，还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生产和农业发展的需求。

23农民缺乏市场营销意识

农村现在的营销模式仍然是在当地购买和消费。突破地域限制的可能性小，推广范围小。受我国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再加上我国农民知识水平普遍偏低，并且农民很少关注市场走向和市场需求，一般都是盲目跟风市场，只考虑生产，且大多数农民会生产市场上适销价高的产品。这就会导致来年同类产品富余，价格必然随着供过于求而降低，销售产品所得的利润往往远低于人工费用。我国农产品的营销状况并不乐观，农业企业数量少，产业化、标准化程度低，缺少正确的指导，发展缓慢。

24销售层次过多不利于农民增收

我国幅员辽阔，农产品分销渠道多，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从生产者到农产品分销市场（一级市场，二级市场……）， 再从各分销市场分销给各中间商，最后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农产品营销渠道层次过多，产品流通时间过长，容易造成产品的破损和腐败，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导致农产品价格产销差异大，而农民却没有得到较多的利益，长此以往会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不利于市场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

25农产品加工方法落后，设施简陋

凉山地区，农业发展历史虽然源远流长，但产业化发展起步较晚，农业技术相对落后，产能也相对较低，农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产地初加工发展不足，主要还是以初级产品为主，这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和整个农业的发展水平。有关数据显示，由于产地初加工方法落后、设施简陋，我国的粮食产后损失率达7%～10%，远高于发达国家1%的水平，其中玉米的采后腐损率高达8%～12%，马铃薯为15%～25%，由此测算，我国每年的粮食损失超过3500×104吨，以每吨4000元计算，则损失产值约15亿元。我国的果蔬产后损失率为10%～20%，远高于发达国家5%的水平，其中水果为10%～15%，蔬菜为15%～20%。

对农产品进行合理的初加工不仅可以减少浪费、提高质量、稳定价格、增加有效供给，还可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3借鉴“宏林”发展模式服务农民

“宏林”从事绿色农业，拥有土豆、洋葱、韭黄、石榴、葡萄、猕猴桃等多种水果蔬菜种植基地和反季节蔬菜基地。公司主要经营批发零售各类农副产品以及对各类农产品进行初加工。“宏林”农产品配送中心更是整个地区的先行者。建设有2500平方米农产品电子信息商务管理平台、电子商务果蔬检测检验中心及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这不仅能拓展交易的宽度与广度，也为交易货品质量提供科学支撑。“宏林”建设有1500平方米的农产品分类加工车间和15000吨规格的商用气调保鲜库，引进德国冷藏技术，购进全德国进口设备，打造攀西地区最大的冷链流通运输体系和现代化的冷链存储系统及全世界最先进的农产品五次追溯系统。这势必将大大打开凉山地区优质农产品外销的大门，源源不断地将凉山地区优质的马铃薯、洋葱、苦荞麦、苹果、草莓等时令果蔬销往全川、全国。此外中心还建设有近10000平方米的农产品批发交易区（水果交易区、蔬菜交易区、药材交易区、预包装食品交易区），建成凉山州农产品区域性物流配送集散中心，满足凉山州、西昌市人民政府提出的“承接成昆，联动雅攀”的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该物流配送中心通过农产品旺储淡销，实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无缝对接，降低30%以上成本，减少中间损耗，助农增收30%左右。有效解决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真正解决凉山农产品“卖难”问题，实现凉山农产品的均衡供应。让大凉山优质农产品走出家门，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4创新营销方式促发展

为了促进我国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当务之急是解决当前农产品营销体系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积极构建新型的农产品营销体系。

41网络营销

农产品网络营销是指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企业改变传统的在农村集市中获取信息的方法，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开展电子商务活动，在搭建的电子商务平台上及时与收集产品需求、价格、农业政策等信息，并依靠农业生产基地和完善的物流配送系统进行农产品买卖的营销方式。

互联网突破了信息传播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就传统的商务活动而言，网络营销更具有实效性。传统模式下，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速度慢，易造成买卖双方信息失衡。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网络营销，需做好如下工作。

411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政策

从1998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与信息产业部联合宣布启动“金贸”（以电子贸易为主要内容）工程开始，电子商务逐步进入可持续稳定发展时期。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蜂窝移动通信技术（3G技术）的蓬勃发展更是成为电子商务大踏步向前的强劲动力。电子商务现已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后出台系列政策措施，规范电子商务的管理和服务，完善关于电子商务应用的政策、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推进电子商务又好又快的发展。国家在2012 年提出了“积极发展电子商务”这一明确指示，但对于符合农产品特点的平台还有待进一步出台政策，比如规范发展流程、制定标准、完善追踪体系等方面需要出台一系列针对性（农产品特点）的政策。

412及时更新农产品网络信息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得网络真正成为人们交流、沟通以及信息交互的必需工具。互联网可以传输文本、声音、图像等多种形式的内容，极大地简化了人们面对面的信息交互方式。消费者自主浏览企业的产品信息，根据各自不同喜好和具体情况，选择更加适合的产品。农产品是时效性比较强的商品，所以及时更新网络信息非常重要，这样既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又有利于消费者及时获得自己想要的产品。

413加大网络地域的普及率

互联网快速、便捷、低成本的特性，也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信息传播的范围，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为了农民能更好地与各界联系，国家应该加大网络的布局范围，要求网络运营商必须在农村地区，尤其是生产特色农产品的区域建立网络，在降低网络费用上给予优惠政策，真正做到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

42减少流通环节，实现农超对接

农超对接指的是农户和商家签订意向性协议书，由农户向超市、菜市场和便民店直供农产品的新型流通方式，主要是为优质农产品进入超市搭建平台。农超对接是国外农产品生产销售普遍采用的模式，亚太地区的农产品经超市销售比例达70%以上，但中国只有15%左右。我国农业大部分是分散生产，分散销售，组织化程度低。农超对接的出现无疑是一种进步，直接到基地采购，压缩中间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另外，对于缓解特色农产品被局限在产地无法进入大市场销售和解决农民卖菜难，以及降低流通环节费用会起到很大作用。“农超对接”既可解决城镇居民吃菜难、不新鲜、时间受限制的难题，又解决了菜农难以预测销售市场的后顾之忧，也节约了商家成本，多方受益。正因为如此，才真正做到了将更多利益留给农民和消费者。

43完善冷链物流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网络化的进一步推进，物流企业也得到快速发展。而现代物流则是企业网络营销、建立网络营销平台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物流的发展，拉近了销售商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使其关系更加密切。

在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人民现在早已越过温饱问题，更加关注食品的安全性。每日必备的瓜果蔬菜的新鲜程度，更是人们考虑的重要因素。

冷链物流指易腐食品在生产、贮藏、运输、销售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规定的低温环境下，并以装有制冷机组的制冷装置和聚氨酯隔热厢的冷藏专用运输汽车来实现物流配送的物流方式。

虽然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冷冻冷藏链，但在未来，大量农产品投入冷链流通则势在必行，这不仅是人民的要求，更是顺应时展的必然趋势。在农产品生产、贮藏、运输、销售的过程中引入一站式冷链物流服务，可大大降低其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提高经济效益。

44更新农产品初加工设施

农产品初加工是指对农产品一次性的不涉及农产品内在成分改变的加工，即对收获的各种农新产品（包括纺织纤维原料）进行去籽、净化、分类、晒干、剥皮、沤软或大批包装以提供初级市场的服务活动，以及其他农新产品的初加工活动。由于产地初加工方法落后、设施简陋，我国的农产品损失率较高。因此，国家与企业应该加快加工设备的更新，引进现代化、机械化的机器或作业流水线，最大限度降低产品的有效成分损失率。

参考文献：

篇6

一、中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

1.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思维艺术，其整体有机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以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2][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艺术，形成为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艺术的特点，按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解释：“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3][1]从仅仅可能的真实性中“抓住各种可能的变换，并且只凭想象或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4]③并引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构成假说——演绎推理程序。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在几何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揭开了这种思维艺术的序幕。英国著名希腊数学史家希思在总结泰勒斯在几何学上的发展的贡献时指出：“几何学开始成为建立在一般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5][1]毕泰戈拉及其学派推进了这种思维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同时，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绎为特征的思维艺术。后来欧几里德又进一步把这种思维艺术贯彻和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艺术。

这种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艺术，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的伟大成就。正由于这种思维艺术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使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并末能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艺术，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肯定和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这种思维艺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总之，西方思维传统中既有整体有机思维艺术，也有形式思维艺术，但后者长期以来占着主导地位，并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这种思维艺术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就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即辩证逻辑发展。即便这样，这种形式分析思维仍未丧失其价值。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腊和15、16世纪以来，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明证，因此今后还可以继续作出贡献。就西方来讲，当前更为需要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进入需要进行广泛综合的时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因此“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6][1]只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

2.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一样，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人类思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特征，正确概括和科学评价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长处和短处，探索它在现时代的转换趋向，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指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或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在于经验整合型的主体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辩证思维;就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两者的相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面貌。中国传统思维的经验综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对象因素;突出了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却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辩证思维。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7][1]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最显著优点在于辩证思维。这种辩证特性，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这表现在思维艺术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开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提出了“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

显然，传统思维艺术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价值和意义。除上述辩证思维对我国古代科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经验整合型的整体思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也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它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至于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

首先，必须补上形式思维这一环节。正如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这一环节一样，在思维的发展上，我们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维”这一阶段。而且，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经济上的“商品化”与思维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几乎是同步产生的，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形式思维把人类思维从笼统的整体性推向细节性、定量化，体现出思维的精确性。黑格尔把思维的形式化过程称为“知性思维”或“理智”。辩证法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说，没有发达的知性思维过程，就不会产生作为对知性思维的扬弃的辩证法。现代的辩证思维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对照我国传统思维艺术，不难发现它的要害之处在于缺乏知性思维的充分发展这一环节。它的优点是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但却是立足于直观性、类比性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扬弃”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维。明朝徐光启意识到了中国思维艺术的这一弱点，认为西方科学的长处在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把这一思维方式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而中国人没有掌握住这一“金针”。因此，加强我们思维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确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华民族思维艺术水平，把朴素的辩证思维提高到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和阶段。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知识。严复在比较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时，认为就思维对象或内容而言，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就在于以“古纸堆”为对象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区别。西方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并无超越中国人之处，后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国人则皓首穷经。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真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状态：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尽管四大发明源于中国，但却没能引起科技变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思维艺术的巨大变革。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现，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维传统，提高思维艺术水平，必须要从“古纸堆”中跳出来，改变轻视、打击和冷遇科学技术的恶习，要象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钻研和认真学习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思维的成果，以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使之更为科学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改造传统思维过程中还必须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现代思维的水平上对思维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对思维艺术的调整改造，无需简单重复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运用的观点，站在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高度上，对西方已经走过的思维道路以及现在的思维趋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水平上，自主地展开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艺术的交流。在现代的信息条件下，人类思维正不断趋于同步化;但这种同步性、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我们要形成的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维艺术的变革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思维艺术的变革决不是单项的，而是社会整个变革中的一项。现代思维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与行为、生活和活动的紧密结合，并具有较快的转化节奏和周期。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8][1]思维艺术的变革本身，就是人们要求变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体现;思维艺术只有与活动方式结合起来，才展现出变革的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辉历史。挖掘埋藏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宝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开放性的现代化思维，不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维进行交流，也需要吸取传统思维中的精华。可以确信，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鉴的珍品，并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异彩。

二、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思维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艺术，并不能全盘否定、先前的思维艺术，正如高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并不能否定低级的机械运动的作用一样。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艺术，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只是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不宜硬去比较孰优孰劣。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思维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之间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思维艺术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势。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有必要将中国与西欧两种学术思潮及思维艺术变迁的基本路线作个粗略的划分：

在中国，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兴起，为中国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开源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时期;大约公元前206－公无1644年，即由两汉儒学经术的发展经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直至宋明思辨“儒学——理学”，为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以带神学色彩的儒学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与今文经学至对儒学的批判，是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在西欧，从大约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腊英雄神话时代到古典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启蒙兴盛，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觉醒的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僧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的时期;从大约公元1100－1600年，即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导致的文艺复兴到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理性复活和科学兴起的时期。

上述中西方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变迁的脉络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国，带宗教色彩的儒学——理学统治时期比西欧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更长（约长800年）。不过，就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以人伦为中心，呈现出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体互溶的致思倾向;而西方传统思维艺术崇尚自然，呈现出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代的灾难性气候，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人们无力战胜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间的英雄。随着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人伦、轻视自然的倾向也由此而萌发。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维中，这种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的特征，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以逻辑的格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致思倾向，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显著特点。愈到后来，这种思维艺术就愈成熟，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思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与中国人文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从狭义上说，由这种思维艺术所建构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学”。

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特点。但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的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练就的思维艺术，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种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致思倾向，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认识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发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的准绳，“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括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其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符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伦常秩序（“礼”）不是由外面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个人通过修身、内省自然地推出来的，因而个人也就自觉地、诚心地服从它。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视野之外了。思维的中心内容，便只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是农业——宗法社会里思维艺术的典型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内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一般来说,主导方面是将自然包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以人为天，天人合一，还原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自然界）的界线划得很清，因此他们有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人则基本上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划出鸿沟，在传统的思维艺术中，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当然，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将两者分离的。

中国传统的思维艺术，从反天道、重人道，发展到将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体互溶，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一个基本倾向。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赐，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却不象中国原始民众那样始终受到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9][1]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廖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纯粹的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方面的长期落伍，固然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不在自然界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发反过来促进了思维艺术的发展。在古希腊，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世界被看成是从某种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思维艺术上，就表现为天然的纯朴的形式，表现为整体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到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力学和数学，各门自然科学正处在材料的搜集阶段。这种状况影响到思维艺术，就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18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各学科互相综合和渗透的阶段，自然科学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的和循环中运动着。”[10][1]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西方思维艺术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为视觉焦点的致思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而西方思维艺术则具有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特点。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都极低，原始人对自然未有精细的认识。在原始人类面前，自然界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力量。同时，原始人分化主客体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这一时期的思维就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

这种特点，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思维艺术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天然纯朴”的“天才直觉”的思维艺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5世纪以后逐渐被一种追求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的思维艺术所代替。在中国，自然科学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却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即没有象西方那样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学的停滞不前，以及农业型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大一统”宗法社会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却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有代表性的特点。

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内倾性;而直觉性则与内倾性有密切的关系。内倾性强调向内寻找，如“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等，这种内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确的言语表达，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们也就只能靠感觉、体验、意会、领悟来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逻辑思维的成分，因而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直觉虽然直到现代仍然是人类多种思维艺术的一种，在认识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维和实践活动在认识的作用，这样就歪曲了直觉思维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在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形态，没有一个分门别类作精确研究的阶段。进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整体性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是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整体性思维把世界看成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体，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转的过程。它注重自然和谐，习惯于融会贯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张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结合为一体，主张人参与自然界;自然界渗透于人“心”，所谓“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代思维虽然也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但它是在认识各个细节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科学把握。而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并没有经过对整体的剖析，其思维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朴素的认识阶段，因而有待向现代思维靠拢。

朦胧猜测的模糊性。以整体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固执于对事物的质的判断，而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准确清晰而往往带有朦胧的猜测成份;其思维范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方法上，则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这种思维艺术只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事物的模糊整体图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综观人类思维发展的全景，这种思维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发展。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应的场合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维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联系，与这种思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地渐进发展;而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却不一样，古希腊思维传统和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明显差别。近代以后，由于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思维艺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传统，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以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为特点的思维艺术。

以古代科学以经验为主不同，近代科学以理性为主，十分重视实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个方法的创始人是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他看来，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此实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本身就是实验的科学;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须用大量事实作依据，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单一的、个别的东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论。培根开创的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例证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维艺术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维艺术除了突出实证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形成了局部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从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是西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发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学，它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第一门独立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的，每个学科都只看到自己领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机械力学规律被片面夸大并用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培根和洛克最先把这种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带到哲学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运用和发挥，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西方思维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和量化发展，也带来了思维艺术上的精确性特点。近代数学的巨大发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学、力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领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近代的力学家几乎都在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实证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某一理论的建立，必须有精确的经验事实支持。这种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维艺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无论什么结论，西方人几乎都会问：有没有数字根据？统计是否精确？

西方思维艺术的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却难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实证性和精确性原则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对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阻碍对世界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

第三，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疏于逻辑推理，忽视理论体系;而西方思维则强调逻辑推理，重视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维中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万物化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对象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描述。中国传统思维虽然能系统地整体地思考对象，但却不注重逻辑推理。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往往通过体验、意会和领悟，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诚然，在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想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如先秦时期的辩者派和正名派，特别是辩者派中的墨辩逻辑，就曾兴盛一时。在先秦逻辑思想中，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有较发达的辩证逻辑思想，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萌芽。墨辩逻辑的“三物”（故、理、类）理论，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终究是不发达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国的逻辑思维不象西方那样有关于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墨辩》虽然是一部逻辑的著作，其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其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艺术，往往与伦理的规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术思想紧密相连，并屈从于伦理和政治，这样就削弱了对逻辑思维艺术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逻辑理论，大都偏于对某些概念、命题的论争，如名实之争，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争论等。同时，在说明一些逻辑观点和方法时，仍然采取“设象喻理”的办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艺形式等形象思维方式阐释甚至代替逻辑规则。其四，“设象喻理”的思维方法妨碍了逻辑向符号化、形式化发展。在中国先秦之后，逻辑思想基本陷于停顿，纯逻辑研究几乎没有了，更谈不上如西方那样发展到近现代逻辑，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

由于疏于逻辑推理，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强调“实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这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重现实，重人伦，强调理论必须维护伦理纲纪，必须有益于政治，认为探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用。而西方学者往往并不注重学术理论与人们实际利益的直接关联，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1]西方很多学者都是为了纯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这种学术传统使很多著名的理论体系得以诞生。而中国学术史上，这方面却是个弱点。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宏观、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而是采用“设象喻理”、“微言大义”、“语录体”等表达方式。“语录”需作详细注释、发挥，“微言大义”之义蕴何处也不很明确。因此，中国有一门独特的学问，称之为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理论体系的贫乏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这种状况。

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现代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在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以后，英国培根对逻辑学又作出了重大发展，他针对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他的归纳逻辑运用了“三表（本质和存在表、差异表、比较表）法”，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广为契合法、差异法和共变法，同时还创立剩余法，发展了归纳逻辑。逻辑思维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达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试图建立形式的演绎逻辑，并在逻辑的符号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为数理逻辑的先驱。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使逻辑形式化有了重要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化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即构成了最早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到2O世纪30年代，现代逻辑又取得了几项辉煌的成就。

西方现代逻辑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重视逻辑思维的传统在西方思维艺术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这种思维传统与中国思维传统相比较，就会看到，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现代逻辑的所有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国思维传统和西方思维传统的明显差别。

西方思维除强调逻辑思维外，还非常重视理论的体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着重发展知识论。各种理论体系象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亚里士多德以博学著称，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各个领域的知识汇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每一领域的知识也自成体系。在他之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到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形成了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则是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法国笛卡尔不仅建立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体系，而且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以及以几何学为标本的理性演绎方法体系。英国洛克在巨著《人类理智论》中建立了庞大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理论体系。德国人更不愧是构造理论体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著名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视知识论理论体系，理论自然科学的发达和哲学派流派的蜂起说明了这一点。

2.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经济文化背景尤为突出。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思想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就是说，思维艺术的起源和演变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产物，其最深厚的基础固然如马克思所说是“尘世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等，则是这种精神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分析中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背景，我们既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探究思维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从思维艺术所依附的社会子系统着眼，透视社会文明状态对思维艺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开放性的海洋环境不同，其特点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闭。自然的隔离带来与外部社会的隔离。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包括思维）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另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上述诸条件下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艺术迥异的中国传统思维艺术。

在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各民族、各国的思维艺术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分析西方思维艺术的产生条件，只能根据有比较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对思维艺术的影响，论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海上交通发达，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的开放带来向外部社会的开放。第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第三，在整个欧洲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而是小国林立，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混为一体，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欧洲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广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个体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相异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思维艺术。

三、中西方思维艺术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

1.中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条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艺术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产生过整体的、模糊的、直观的思维艺术，都把世界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把某种具体的物（或现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朴素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维艺术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思维艺术发展的轨迹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思维艺术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融汇合流、协同发展的趋势。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融汇发展，是以现代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是在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使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迅速接近和共同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为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沟通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觉地反省自身，博采对方之长，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思维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它对自身不断完善的要求，则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艺术，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过程中，这两种思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思维就不能充分地、科学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维自身也就停止了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正如人类的实践发展是不会停止一样，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质是综合思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使人类思维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个思维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思维艺术的互相取长补短、融汇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2.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容

中西方思维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文与科学并重。中国思维传统重人文，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西方思维传统重科学，以自然规律为视觉焦点;这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和科学互相渗透，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不可分离。即：人文领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科学领域中则摆脱不了情感因素和价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是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互相对话，互相吸收和互相补充，愈来愈显示出汇融的趋势。注重科学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愈益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如关心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自由等。在中国，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深刻反思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大胆的开放政策使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跨进国门，科学主义盛行起来。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一向重视人伦纲常，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某种理论时，不仅要问：它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如何？而且还要问：它是不是科学的？它有没有严格精确的论据？

正如中国思维艺术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主义传统一样，西方思维艺术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文主义传统。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社会，认为社会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注重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社会和群体的分子，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前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最后把人归于自然性;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本性，进而把自然也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两种人文主义，在当代也有融汇的趋势：西方人逐渐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则开始强调个体人格。

其二，模糊与精确并重。一般认为，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精确性是近代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思维的固有特性，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思维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是朴素的、粗浅的，抑或说是不得已的，当时的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对世界总画面的细节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体。不仅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本身也是模糊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想精确而不成的时代。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则不同，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基础上，同时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发展的某些模糊过程和环节。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精确而模糊的时代。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维本性的一种表现，它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维艺术那样在近代受到过精确的扬弃，因而直到今天，中国思维艺术中的模糊性仍带有古代朴素的色彩。

人类思维的本性要求精确地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确性，试图使认识尽可能真实地接近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精确性也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此精确性是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真实地存在许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性。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现代模糊思维的两种形式。传统数学竭力追求精确性，排除模糊性，结果遇到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2O世纪60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使数学获得重大发展。模糊数学精确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手段，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精确数学所做不到的。模糊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扬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维手段。传统逻辑是二值逻辑，它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对任何命题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断，不考虑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值的模糊的判断。因此模糊逻辑便应运而生。

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

其三，归纳与演绎并重。在西方哲学史上，归纳的传统和演绎的传统都是存在的。近代欧洲发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反对演绎法;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锐对立的两派哲学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当时，归纳法与演绎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倾向。洛克把理性演绎隶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对演绎法作出了经验主义的解释。莱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绎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抛弃了“理性直观”的绝对性，容纳了经验归纳法的某些内容。这段历史事实证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离。归纳法的缺陷在于，从个别的单称陈述推出一般的全称陈述并无逻辑必然性。演绎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性程度总是超不过演绎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绎的前提从何而来是演绎法本身无法证明的。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必须互相补充，同时并重，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重演绎轻归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和同”、“动静”、“常变”、“体用”、“本未”、“一两”、“理气”、“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进行理性演绎的概念范畴。当然，中国传统演绎法与西方有所不同，意会、领悟的成分比较多，不象西方那样重逻辑、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归纳和演绎问题上有两点不足：一是轻归纳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绎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思维领域中，片面地偏重归纳或演绎都违背思维规律，现代思维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使两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汇。

其四，横向和纵向并重。思维本身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宇宙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思维的对象，这是思维的纵向性;从空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遍布宇宙，宏观和微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思维客体，这是思维的横向性。

对于任何思维对象，纵向把握和横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前因后果，人们必须从过程中即从时间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与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参照系列，人们又必须从横向对比中即从空间跨度上把握它。纵向思维把思维者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能鸟瞰事物运动的全过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时性差异。

在西方，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传统，因此很少有思维的地域性屏障。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人思维的横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在中国，由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因此偏向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现代思维正将两者结合，成为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思维。

其五，直觉与逻辑并重。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艺术。直觉思维是人通过知觉对事物进行瞬时的、直接的选择和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逻辑思维则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在理论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艺术的必要环节。就直觉而言，有古代直觉和现代直觉之分。古代直觉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现代直觉则建立在敏锐的知觉能力、明确的思维定势和丰富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说明了直觉的科学性。

在现代思维艺术的发展中，直觉与逻辑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补充的趋势。直觉思维可以在瞬间“恍然大悟”而体验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强，效果难以保证。逻辑思维可以对事物进行严格科学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论可靠，其缺陷是中间环节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时效果。直觉思维的长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短处，直觉思维的短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长处，两者结合起来，则成为比较完整的思维。

在现代思维中，直觉和逻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使直觉思维有了更多的直观形式和渠道，更为完善化。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逻辑推理过程高度简化、形式化、自动化，经过反复练习，人们凭直觉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直觉思维进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规律也逐渐被人们所揭示，并被人们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运用到科学发现和生产实践中去。

其六，形式化趋势。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现的成果，它是现代思维艺术的重要标准。所谓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描述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并暂时撇开符号代表的意义而仅着眼于形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维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形式化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人们对于思维规律有比较透彻的把握，能用简洁的符号表达它的复杂的本质联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统，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统有运演的逻辑基础;再次，有严整的演绎理论体系，以适应推理方法与符号公式之间的转换，最后，有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思维的形式化过程，是思维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过程，也是思维的分解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科学要求语言无歧义地表达概念，用最简明的方式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形式化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它用符号准确无误地表达某个概念，用符号化的公理系统清晰地揭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越过了自然语言的障碍，使思维更加精确化、客观化。现代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数理逻辑的诞生，它为人类思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形式化思维艺术由于舍弃了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只着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维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形式化思维艺术在科学理论的研究甚至科学理论的发现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形式化思维还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思维元素用符号表示，思维过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代替，这样便能输入电子计算机，使电子计算机成为能够“思维”的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维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思维的社会机制和生理、心理机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以至于能通过脑电图破译思维语言，能通过射线摄影透视人脑思维的活动过程。人类思维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相信，思维艺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新的前景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4]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5]《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