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及工程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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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经济伦理不是经济与伦理的人为结合

 

一般说来，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因为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投入产出的物质的或数量的问题，它虽是物质及其数量问题，但也内含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经济如果不内含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这样的经济无法理解，也不可能存在。西方从古典经济学派强调经济范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范畴到近代经济学家的“经济人”假设及随后的“新经i济人”的提出，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经济与伦理关系的不可分。尽管他们有时提出这些观I点的前提和宗旨本身是形而上学的、甚或是错误的，但至少不会误导人们把经济和伦理当作毫不相干的两回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了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能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象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性上来。”®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和伦理的关系都很有参考价值。

 

其实，理解和把握经济现象离不开对其伦理内涵的认识。同时，理解和把握伦理问题必须建立在对当时经济状况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分析上。否则，对两者的理解和把握难以做到具体和科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更注意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范畴出发，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尤其是工资理论第一次透视到工资后面的不合理的利益关系。纵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始终在着力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并由此来展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换句话说，只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和伦理关系尤其是阶级利益关系有一个充分认识，才能真正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

 

因此，宏观上来考虑经济和伦理的关系可以这样说，经济和伦理是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在现代条件下，经济和伦理的逻辑关联体现得更为明显。

 

第一，经济作为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它是人的素质的物质体现，经济成就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物化。生产过程是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物质利益而形成的一个经济行为过程，它必定是在人的思想观念指挥和操纵下进行。而这种思想观念的核心是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人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以及劳动态度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建设的成就。为此，经济成就也总是能折射出人的素质的高低、人的道德觉悟的髙低等等。

 

第二，就行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自身价值、造福他人和社会来说，经济行为本身就是伦理道德行为。因此，经济问题说到底也是个伦理道德问题。

 

第三，所有经济成就都是人际协作的结晶。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依赖大协作，没有协作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个地区经济发达不发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地区的体现为现代伦理精神的协作精神和协作程度。

 

第四，伦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反映着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当然，最集中反映的是人际利益关系，反映社会人际关系中最核心的经济关系，唯此，伦理道德才不会是抽象和空洞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经济伦理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认为：“在道德和经济的决策中，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道德不是其他观点之外的一种观点，而是在经济伦理学，首先是在经济理论的情况下获悉、整理、评价科学观点，并使之用于实践的一种形式。”®

 

由此可见，离开了伦理道德，对经济不能作出正确的认识和把握;离开了经济，伦理道德也会是空洞无物的虚幻的东西。

 

二、经济伦理学不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相加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伦理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伦理经济学的概念超出了经济伦理学作为经济的伦理学的研究目的，趋向于伦理学理论和经济学的一体化。伦理经济学的含义肯定超过‘经济学+伦理学’。”®他同时指出：“经济伦理学或伦理经济学的一方面是符合伦理学的经济理论和伦理制度及规则的经济学的，另一方面与经济的伦理学也是相符的”。“伦理经济学或经济伦理学也是一种以经济文化的伦理为前提条件的理论，是一种以发挥市场调节和价格体制作用为前提的伦理规则和行为的理论”，且伦理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概念在逐渐融合®。据此，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判断，即经济伦理学的含义肯定超过“伦理学+经济学”。彼得科斯洛夫斯基的观点对于我国创建当代经济伦理学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不仅能纠正一些诸如经济伦理即是经济中的道德问题或经济伦理学即是伦理学+经济学的片面观点，更有利于我们在更深层次上认识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依据及其性质。

 

应该说，伦理学和经济学是角度不同的相通(在更宏观意义上可称之为相同)学科，为此，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又说：“对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之间的界限根本不能做严格的界定，因为一般的行为与这两种理论必定都有联系。”®事实也是如此，对任何一种经济行为的完整评价和理论分析都离不开对其进行应该不应该的确认，都需要作价值论证;同样，任何一种伦理道德观点的表述和伦理道德论的阐释都离不开对人的逐利行为的深层次观察和分析。

 

对此，有的学者明确提出，伦理学和经济学不能分离或分裂。美国的G恩德利认为，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分离会导致两种危险：一是“忽视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的贡献和经济刺激对实现伦理目标的帮助”;一是“工具化“即伦理被误用来仅仅作为取得目标的手段”。所以，“来自机械论、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研究模式在此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它们否认人的行为的特殊性，即否认人的行为的反思的自我参照和价值导向，而不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宁愿说，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宽泛的经济学的概念，一种与伦理相关的研究途径，它包括人动机和对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并且允许把伦理问题纳人到经济模式和功能性的领域中去。”为此，“经济学应该明确地考虑人类行为反思的自我参照和价值导向。”

 

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分离，带来的学科建设的后果是严重的。我国的经济学理论过去对于伦理问题和伦理学理论的关注十分不够，以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等经济发展了再去抓道德建设还不迟”的庸俗观点。同样，伦理学理论亦很少关注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理论，至少是对经济方面的实证分析较弱，以至我们提出的许多伦理道德命题和伦理道德原则有时很难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共鸣。其实有些命题和原则并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是疏忽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和对经济学理论参照，削弱了一些伦理道德命题和原则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阿马蒂亚森也曾经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已经导致了福利经济学贫困化，也大大削弱了描述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的基础。”®“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学研究的。因此，我认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应该承认，伦理学和经济学的确是两门学科，但正如前面所述，只有经济观念(理论)和伦理道德观念(理论)相互渗透，伦理学和经济学才不会导致形而上学，也才能促使经济行为实现最大和最好的效益。因此，“经济伦理学不是矛盾的修饰法、不是生硬的铁、也不是由两种不协调的理论组成”，而是通过互相交流和补充而形成的一个学科整体。

 

三、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建立何以可能

 

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引起人们的关注才近20年的时间，在国外也是作为新兴学科的面目出现的。尽管如此，人们对经济伦理问题的思考却由来已久。我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德性主义十分注重伦理道德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上主张经济是伦理的手段，伦理是经济的目的。这虽说不免有些极端，但将经济和伦理结合得如此紧密，其思想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以至“利以义取”的价值观影响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发展史。西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对人类有益的东西’的分析中，也包含了各种经济管理问题，并提出了对经济学工程方法的需求。”@西方历史发展到近代，从“经济人”假说和“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提出到后来功利主义、合理利己主义思想理论的阐释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当然，许多经济伦理思想有着明显的阶级局限，从本质上说，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伦理卫士”，有着明显的虚伪性。但是有关公正与效率关系的论述，互惠互利原则的阐述等等，多少带有科学和合理的成分，为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十分丰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透过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揭示的是不同类型人的阶级本质，并通过对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矛盾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系统提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可以说，的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政治经济伦理学或称政治伦理经济学。这是我国创建科学经济伦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

 

我国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为科学伦理学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根基。第一是因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的主人，公平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道德权利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均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自身价值。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性竞争和互利协作创造了独特的运行机制，弱肉强食和尔虞我诈等不道德行为将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抑制的。第三，以德治国、理性经济是我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建设的基本手段和目标，这给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念支撑。

篇2

关键词： 工程伦理学；工程建设；伦理责任 ；工程师

1 工程是一种社会实践

工程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以工程活动中的社会伦理关系为对象，进行系统研究和学术建构的理工与人文两大知识领域交叉融合的新学科。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在工程实践中，工程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日趋突出，社会要求对科技工程专业的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

我们往往用“科技”一个词表示所有与科学、技术、工程等有关的方方面面，常常把科学与工程技术混为一谈，或者把本来属于工程领域的成就看成是科学家的功劳。其实这是对科学与工程技术及其不同作用的一个严重的误解。自然科学试图揭示自然界的真理，回答“自然界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工程技术的使命则是根据科学原理改造自然和建设社会，为人类造福，它回答的问题是“做什么”、“怎么做”。回顾20世纪100年里科学技术发展及其社会作用的历史，对于我们区分和理解科学和工程技术及其两者不同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极为重要。

工程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这是工程伦理学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学理前提。由于对“工程”的性质，对象和范围存在“广”“狭”两种不同理解。从而也就在工程伦理学的科学定位和学科发展方向上出现了两种理解和两种发展进路。一是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看工程，二是从职业和职业活动的角度看工程。第一个视角容易导致还原论，将工程作为技术的一个应用的部分，而不是作为一种有其自身特征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实践行为。在这种视野下，工程伦理也就被消融为技术伦理，因而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就曾经流行这种观点。第二种视角又容易将工程伦理与其他职业伦理混为一谈，从而抹杀了科学技术在工程职业中的特殊地位。这种视野容易将工程伦理仅仅归结为工程师的职业伦理，而忽略了工程活动的伦理维度。在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工程的理解通常涉及到工程师，工程和工程师似乎是一对术语，这对术语总是成对地出现在对这两个术语的定义中。这就好像伦理与道德成对地出现在对它们各自的定义中一样，人们总是习惯于用其中的一个来定义另外一个。戴维斯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循环定义，定义项直接或间接地包含了被定义项。如何定义工程，至今仍然是充满争议的。中国学者在进行工程伦理学研究时，不但必须重视“狭义工程伦理学”进路的研究。而且应该更加重视“广义工程伦理学”进路的研究。在研究和分析工程伦理时，必须把伦理分析和其他纬度的分析结合起来，不但应该注意不同纬度之间的 相互渗透问题，而且应该注意不同纬度之间的矛盾，冲突，排序和协调问题。

2 工程伦理学在工程中的应用

1）全球对人才的需求

素质国际会议中就将道德品质列为当代工程师所必备的素质之一（另七项分别为积极进取、开拓精神、适应能力、扎实基础、学会学习、多种特长、协作能力）。而美国也将Style（作风）纳入对工程师的要求之列，我国同样看到了道德准则对工程人员的重要性，将思想素质作为对工程人员的要求。可见，道德对工程人员的规范作用已得到世界越来越多目光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迫切地成为工程人员所应具备的素质。而工程伦理学正好就成为了提高工程人员素质的一门学科。

2）工程建设的特殊性决定了工程伦理的重要性

工程建设是带有特定目的的社会活动，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当今科技的发展，我们不应将眼光停留在是否搞好了工程，而应关注的是我们是否搞了好的工程。“豆腐渣”工程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惨痛的教训，由于工程质量不过关，而导致了严重的损失。搞好工程并不难，但搞好的工程却很难。工程师作为工程蓝本的设计者，首先就要有较高的道德素质，行为素质。而伦理学的建立就恰恰阐明了这些原则。它就像是工程领域的“净化器”，批判腐朽，使工程建设这个环境逐渐“纯净化”，“高质量化”。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当前要以纠正不正之风为重”，工程伦理学就是针对这项重要任务的一个很好的鞭策。

3）工程伦理学对工程师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工程伦理学揭示了工程中的研究规律，阐明了整个体系。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曾说过：“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而工程伦理学就好像是工程师面前的巨人，它是前人对工程建设的总结，是几百年乃至几千年来工程建设的结晶。我们知道，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一些大规模的工程项目，虽然进度缓慢，但其中的有些方法，技术以及设计理念仍为我们所用，所以工程伦理学所揭示的规律指导着人们怎样去发现更多的方法解决建设中的问题。

4）工程伦理学使工程师们有更新的设计思想

根据唯物主义学说，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事物是不断变化着的，新的问题会不断地冒出来，面对巨大的挑战，工程师们就应具备新的思维。而工程伦理学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探究措施是它的一个研究内容，它也会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好的方法。

5）工程伦理学能使个体道德品质“成熟化”，同时也是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驱动器”

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是在职业生活中度过的。因此，对于工程师而言，工程设计与建设不仅为他们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锻炼的时间，也为其提供了实践的场所。因此，对每一个工程师来说，工程伦理的功效，在于改变或进一步提高他们在学校生活阶段和少年生活阶段业已形成的道德认识，使他们的道德品质逐渐成熟，同时指导他们在岗位上明确职业义务，形成高尚的职业理想，培养良好的职业习惯。同时对社会而言，使社会拥有一支精良的工程人员队伍，这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6）工程伦理学本身就是一门先进的学科

工程伦理学是稳定的，有继承性的。

1.它继承了人类在长期工程建设中一套有关道德的基本概念，如忠于职守，职业荣誉等。2.它继承了一些优良传统。3.它继承了历史职业道德学说中一些有价值的，可供借鉴的东西。4.它继承了历史上一些先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优良职业品质。

3 工程师的伦理责任

2009年12月，南京市民发现耗资5000万、新建仅一年半的汉中门大桥有三十多根栏杆裂开了口子，而施工单位在接到市民投诉后竟连夜用胶水将裂口糊上了欲盖弥彰的“伤疤”。这一做法，为2009年的年末增加了一个热门词“桥糊糊”。12月14日，“桥糊糊”终于有了结论：大桥主体没有问题，但栏杆从设计到施工、监理，都存在问题。

2010年1月3日14时20分许，由云南建工市政公司承建的昆明新机场配套引桥工程发生垮塌，共造成7人死亡，8人重伤，26人轻伤。昆明新机场几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人告诉记者，在建引桥垮塌，主要原因就是搭建的钢架不牢固，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偷工减料。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建筑施工发生各类事故2330起，死亡2760人，同比分别上升2.8%和2.1%，责任事故占70%以上。上述几个骇人听闻的典型事件全部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所涉及到的构造物均为攸关公众福祉的公共基础设施或公民私有财产，所反映出的问题均和工程师的职业伦理有关，这直接引发公众对于这些结构物投入运营后质量与安全是否值得信赖的强烈担忧。

工程师对于自身工程伦理责任缺失的辩解，固然可以将责任分摊和社会惰化作为牵强的借口，但是工程师在依伦理法则行事上的自我约束力不够，才是最直接的因素。而工程师自控能力的弱化，和其缺少工程伦理教育有极大关系。由此，加强工程师的伦理道德在工程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谓伦理，就是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规则，行为准则。工程师作为工程活动的主体，在工作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伦理问题。责任通常与某个特定的职位或机构相联系，指分内应做的事或由于没有做好而应当承担的过失。伦理责任的含义是指人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该行为是可以答复和解释说明的[2]。

工程师的伦理行为是工程师作为道德主体出于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动地改造特定对象的活动。其中工程师伦理行为选择是工程师伦理行为的核心和实质部分。工程师伦理行为选择是指工程师面临多种伦理可能时，在一定的伦理意识的支配下，根据一定的伦理价值标准，自觉自愿、自主自决地进行善恶取舍的行为活动。从工程师实践看，工程师在工程决策、工程实施、工程后果等阶段都存在诸如“义”与“利”的抉择、“经济价值”与“精神价值”的两难抉择、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冲突矛盾、经济技术要求与人权保障矛盾冲突等[3]。

相对于法律责任而言，伦理责任具有前瞻性，它是一种以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作为评判准则的社会责任[4]。根据世界工程组织联盟 （WFEO）提出的工程师伦理道德准则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应以维护大众之安全、保健和福祉，以及加强环境保护和维护施工现场的良好环境与安全为最高指导原则。

2）承办工程业务应以自己的专业领域提出服务建议，态度应谨慎、认真。

3）担任业主的忠实人，严守业务机密，避免利益冲突。

4）吸收新知以加强专业能力，提供下属专业进修的机会。

5）对待业主、同事应持以公平、有礼、善意的态度，对业主否决或忽视重要工程的判断或决定，应将所可能发生的后果据理说明并力争。

6）对他人违法或有失伦理道德的之一切工程技术上的决定或行为应过时举发不容讳瞒。

7）对他人违法或有失伦理道德的一切工程技术上的决定或行为应适时举发，不容讳瞒。

8）让业主确实了解工程计划之执行对社会或环境之影响，并以客观、认真的态度尽量对工程有关的争议向社会大众 提出有力的解释。

从哲学角度讲，责任和因果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责任的最一般、最首要的条件是因果力，即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其次，这些行为都受行为者的控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工程师能预见后果并可以按自由意志来行动。然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往往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一个原因可能产生多种结果，一种结果也可能由多种原因共同造成。因此，讨论责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当今的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常常参与社会的重大决策和管理，因此，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4 工程师应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

工程师的养成除了具备专业学养和技术外，还必须负起各种社会责任，这就有赖于工程教育中按部就班强调科技人文的整合、理论实务的结合、伦理道德的薰陶以及法制观念的建立等工程伦理的教化，让未来的工程师尽早体认工程专业素养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冲击，并深刻了解自身对社会的责任，进而调整未来从业的心态，培养出深刻的伦理判断力，使其产生对自我职业的尊重与对社会应负责任的认知，建立具有伦理观念的工程环境，预防许多潜在的社会灾害，对我国的工程教育与工程实务绝对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 笔者认为工程师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认为应从下面三方面入手：强化工程教育精神，全面推广工程伦理；增强工程监督，提升工程安全品质；陶冶工程专业素养，传承工程实务经验。

工程师的工作共通点就是解决问题，但工程问题多元而复杂，一般的处理方式为先分析问题，再作出判断。但由于大多数工程问题复杂到与各种不同的工程领域有所关联，因此专业工程师须具备其他工程领域的基本知识。此外，工程师不能太讲求尽善尽美：例如，要求提高性能却不增加成本、讲究安全又不影响实用、改进效率且不增加复杂性等简直就是缘木求鱼！因为解决工程问题的方法常是最佳化：考量多方因素和条件，寻求最令人满意的结果。

5 科学发展的伦理界限

科学发展应该有伦理界限，这从科学发展的结构与功能和伦理界限的必要与重要两方面得到证明。首先，从科学发展的结构与功能来看。第一，就科学发展的结构讲，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科学家。科学家具有维护科学求真性的责任，又有捍卫科

学向善性的义务，从起码的良知到职业伦理都必须遵守。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是科学问题，科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研究何用，都必须有伦理约束。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就更是要反映社会伦理状况；第二，就科学发展的功能讲，在体现科学知

识价值的认识世界方面，既要揭示自然奥秘、社会规律、人的本质，更要促进人们形成生态伦理观念、平等公正意识、尊重人的价值。在体现科学社会价值的改造世界方面，科学必须延伸为技术手段、制定技术伦理，科学必须为增进人类的幸福服务。其次，从伦理界限的必要与重要来看。第一，就必要性讲是由于科学的性质规定。科学之为科学，既因为它是为人的，人的价值是科学伦理的底限，伦理规范是科学发展的有效约束。表面上看伦理界限似乎限制了科学的迅猛发展，实际上恰恰是伦理界限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健康的动力。为科学的持续发展奠基，为科学发展的扬善抑恶提供了保障；第二，就重要性讲是由于科学的影响决定。伦理界限规范科学发展能够保证科学发展的真善统一，缺乏伦理界限的科学发展势必向恶的方向滑落。活体实验、人种毁灭、基因灾难、化学战争使人警醒，催人反思。正是伦理界限划分出真正的科学与虚假的科学，向善的科学与为恶的科学的鲜明界限。一部科学发展史表明：在今天这个科学发展对于人类福祉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伦理界限对于科学发展的进步作用日益明显；在今天这个科学发展对于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伦理界限对于科学的健全作用日益明显。

总之，当代科技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往往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带来伦理上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如果绝对禁止这些新科技，我们又可能丧失许多为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新机遇，甚至与新的发展趋势失之交臂?所以，人类能否应用自己的智慧，在科学与伦理的“迷局”中找到出路，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美]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 登祥等译，86，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2]周礼文，龙则霖.论科技人员的社会责任[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12（2）：27-29.

篇3

一、克隆技术的发展使克隆人成为可能

上世纪初，韦伯（H.J.Webber）创造了“克隆”这一词，其含义指由单个祖先个体经过无性繁殖而产生的其他个体。由于该词构词简短，容易发音，能清晰表达出准确的意思，因此这一术语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并加以广泛使用[1](P.160)。1952年，科学家开始用青蛙进行克隆实验。从此以后，动物克隆的试验结果不断涌现。1970年克隆青蛙实验取得突破，青蛙卵发育成了蝌蚪。1984年第一只胚胎克隆羊诞生。1997年2月24日，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科学家用取自一只6岁成年羊的乳腺细胞培育成功一只克隆羊。1998年7月，日本科学家利用成年动物体细胞克隆的两头牛犊诞生。2000年1月，美国科学家宣布克隆猴成功。2000年3月14日，曾参与克隆小羊“多莉”的英国PPL公司宣布，他们成功培育出5头克隆猪。

随着一系列克隆技术突破的完成，克隆人从技术上来讲已成为可能。有的科学家认为，从技术上说克隆人并不比克隆其他哺乳动物更困难。克隆人即将出世的消息也不断传来。意大利著名的“克隆狂”安蒂诺里曾宣布，克隆胎儿将于2003年1月问世。2003年第一期《发现》杂志也把2002年“命名”为“克隆年”，理由是克隆技术在当时已经进入了克隆人的阶段。该杂志断言：“虽然世界不想要克隆人，但克隆人却将要出现。”

但是至今我们没有见到克隆人的问世，原因是尽管克隆技术出现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目前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分化的体细胞克隆对遗传物质重编（细胞核内所有或大部分基因关闭，细胞重新恢复全能性的过程）的机理还不清楚；克隆动物是否会记住供体细胞的年龄，克隆动物的连续后代是否会累积突变基因，以及在克隆过程中胞质线粒体所起的遗传作用等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实践中，存在着低着床率、高流产率的问题，维尔穆特研究组在培育“多莉”的实验中，融合了277枚移植核的卵细胞，仅获得了“多莉”这一只成活羔羊，成功率只有0.36％，同时进行的胎儿成纤维细胞和胚胎细胞的克隆实验的成功率也分别只有1.7％和1.1％。此外，生出的许多个体表现出生理缺陷或畸形。以克隆牛为例，日本、法国等国培育的许多克隆牛在降生后两个月内死去[2]。观察结果表明，部分牛犊胎盘功能不完善，其血液中含氧量及生长因子的浓度都低于正常水平；有些牛犊的胸腺、脾和淋巴腺未得到正常发育；克隆动物胎儿普遍存在比一般动物发育快的倾向，这些都可能是死亡的原因。

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几年来克隆技术的发展表明，世界各科技大国都不甘落后，谁也没有放弃克隆技术研究。同时，克隆人的出现越来越成为可能，人们对其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表现出了空前的担心。

二、克隆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

人们对克隆人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的担心由来已久。1978年科幻小说家D·罗维克写了一本书《克隆人》。书中描述了一位67岁的富商，独身而没有子女。他对遗传工程非常感兴趣，并且了解了科学界没有对外公开的可能引起争议的一系列试验。他愿意花费巨资制造一个他自己的复制品。他找到了愿意为他做克隆人的医生和生物学家，并最终在1976年成功地克隆了一个健康的小男孩。这本书引起了整个西方社会的轰动。这以后人们对克隆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更加忧虑。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雷德贝格博士认为“在哺乳类或人类中完成这项工作绝不会有特殊困难”，但是“它把人类推到了一场进化上的大骚乱的边缘”[1](P.170)。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在1997年6月5日通过决议，认为“克隆体必将构成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他将不再被视为一种目的而成为一种手段，我们不再称其为人，而将其视为一种可供操作的物件，它还与以多样性为依托的生物法则格格不入，正是这一多样性促进了人类的进步”。综合起来考虑，我们认为克隆人可能带来如下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1.用人体来做实验时产生的伦理问题

克隆人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将一个体细胞的细胞核取出与一个去掉细胞核的卵子结合，然后将这个卵子植入母体发育。这里首先有一个人的胚胎实验问题。国外某些伦理学家认为这侵犯了人的胚胎的权利，特别是当这种研究用于非治疗性目的时更是如此。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早期胚胎根本不是人的个体，不存在什么利益需要保护，不存在什么尊严需要尊重[3](P.137)。笔者认为即便这里不存在个人胚胎的权利尊严利益问题，也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尊严的问题。这里的尊严不仅仅是对人类的尊重，还涉及到人类的生存问题，规避重大灾难的问题。人类繁衍至今，还从来没有自己通过技术制造自己，那只是传说中的女娲和圣经中的上帝干过的事情。这样做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我们怎样去把握它？这些都需要伦理学做出深入的研究，规避技术可能带来的重大灾难也正是现代伦理学的任务之所在。

进而当把这个进行无性生殖的卵子或胚胎植入母体让他成长发育时，其他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就又产生了，这主要涉及妇女儿童的权益与尊严问题。在用动物做实验时，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和一些伦理学家甚至认为存在着伦理问题，认为这给动物带来了痛苦，伤害了它们的感情。法国国家农学研究院2000年10月21日制定的动物实验伦理学章程中规定：动物是具有感受性的生命体，并具有认知能力与情感。它们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从事动物实验者有义务保障它们的身体和待遇状况不受无谓的威胁。避免使它们遭受无价值的痛苦应是实验者思考问题的前提。对人来讲，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如果用人体来做实验，可能伴随着大量的流产问题，这将给这些妇女带来痛苦和伤害；也可能克隆出比例很高的不正常人，比如怪胎、生理上有遗传缺陷的人，这些不幸的事情事先难以预测和阻止。而这些都会给当代或下代人以及社会带来痛苦和负担。这和生物医学伦理中的不伤害原则发生了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技术的大幅度提高和完善。

2.有关人类价值的问题

即使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使人的基因得以重组优化而能够复制出一些社会精英来，可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然能复制出正面人物，也同样能复制出反面人物。也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复制出大批他可以加以利用的人来，这样他就充当了造物主的角色，克隆出来的人成了他的工具，从而人的价值和尊严也将荡然无存。从伦理学来看，这种克隆人导致的人自身不被看作是目的，而沦落为一种工具，无疑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挑战，康德认为人“要这样行动，以便将人类，包括你自己及其他所有的人，永远只当作目的而不是单纯的手段”[4](P.372)。而这种目的的克隆正是把人当作工具和手段，是不符合伦理学原理的。从技术价值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工具，是用来为全人类谋求福祉的，它的价值也在于此。现在用克隆技术产生出个别人要加以利用的人来，这样的话，人性即将被改变，科学技术对全人类的价值将不复存在。

创始人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正是从批判把人工具化、手段化，把人降格为物的角度提出的。马克思抨击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贬低人的价值和尊严时写道：“对我来说，你是生产那在我看来是目的的物品的手段和工具，而你对我的物品也具有同样的关系。……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心目中的东西；你为了占有我的物品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手段、工具、你的物品的生产者”[5](vol42,P.36)。显然，马克思反对把人工具化、手段化。主张人的尊严应当受到尊重，认为它是历史的产物并且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马恩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将人异化为机器的奴隶，成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工具，而认为人类本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应该是人的自身的目的或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的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5](vol42,P.96)。他主张建立一个与“人类本性”相一致的、将人当作真正目的的未来社会。他写道：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5](vol25,P.927)。当克隆技术成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正确使用它来为人类服务，从人出发而复归为人，以人为本，这将是对我们的考验。

3.当代人的选择和克隆人的社会定位问题

从理论角度讲，我们可以使用基因重组技术把我们认为是决定好的性状的基因组合起来，从而产生出我们认为最优秀的人。在这里一个伦理问题又产生了，所谓的“好”是我们当代的理解，是我们自己现时的标准。下一代人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理解吗？答案是否定的。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阐述了视界的不同和变化的问题。有无数不同的视界，造成不同的理解和判断。而又绝不会有封闭的视界。在他看来，“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即它决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绝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界。倒不如说，视界是我们悠游于其中，随我们而移动的东西”[6](P.768)。所以我们认为是“好”的特征他们可能不接受。举一个例子来说，唐代妇女以胖为美。如果以这种审美观点克隆胖美人，当她长大后发现不被人认为很美，她乐意吗？既然克隆人与我们具有不同的理解，我们有什么权利将我们上一代人的价值标准，我们的善恶观念和审美观念，通过技术的方法强加给他们呢？克隆技术为我们提供了选择的可能，但是这种选择的权利我们怎样去使用？我们能做好造物主吗？准确的答案和方法目前还没有。在人类进化的若干年中，正是由于遗传具有不确定性，才构成了对人类的重要保障，以防止任何可能发生的出于他人意愿或目的、对个人命运进行预定的行为。如果早就能对个人命运进行控制，人类社会现在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出于对人类负责的态度，我们使用克隆技术要慎之又慎。

克隆人如果真的产生出来了，如何处理各种社会伦理关系将显得十分尴尬。假定一对夫妇使用丈夫的遗传物质克隆了一个小男孩，那妻子是这个小男孩的生身母亲吗？如果说是，小男孩并不带有她的遗传物质。而说不是，他确由她所生。而对于丈夫来讲呢？小男孩是他儿子呢？还是另一个他自己？这样，世代的秩序和个人身份的确立被打乱了。而这种秩序和定位是构成人和社会的最基本的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历练于其中，如果这种秩序和定位产生了混乱，人和社会的意义将发生偏移。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对这些问题，还没有一套社会认同和接受的伦理规范。

总之，克隆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许多问题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甚至有些是根本性的问题。和对待其他事情一样，对待这些问题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恐惧，一提到克隆人，想到它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便谈虎色变，避而远之，坚决禁止；另一种是对新事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不惧怕后果，不顾各种阻挠，大力发展。这两种做法都不足取。后者遭到了社会有识之士包括许多科学家在内的反对，而前一种态度则貌似一种理性的负责的态度，实则不然。技术是能禁止的了的吗？伦理原则必须要固守以前的框架吗？

三、克隆技术的发展与科技伦理的开放性

对于克隆技术可能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许多组织和国家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7年11月11日的全体会议中通过《关于人类染色体的一致宣言》，在其正文第11条中规定“那些损害人类尊严的行为，诸如以生殖为目的的克隆技术，应当予以禁止”。美国伦理咨询委员会在1997年6月呈交给美国总统的一份报告中阐明了他们的立场：“不论是在公共范畴还是私人领域，试图以克隆方式，即通过移植体细胞核的方法制造一个婴儿，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从精神上不能接受的。”

来自不同层面的许多声音要求禁止人类克隆，然而，事实上几年来克隆技术的发展表明，世界各科技大国谁也没有终止克隆技术研究。这一点上英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具有代表性，在1997年2月底宣布中止对“多莉”研究小组投资后不到1个月，英国科技委员会就对克隆技术发表专题报告，表明英国政府将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他们认为盲目禁止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明智之举，关键在于建立一定的规范让它为人类造福。这表明了克隆技术还是要发展，不能因为可能产生的伦理学问题而禁止它的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发展。这就涉及到技术发展规律和伦理学的开放性问题。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对人类有利的一面，也有其可能产生不利的一面。克隆技术也是如此，它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这构成了它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但它也可能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是人们对其产生忧虑并限制其发展的原因。由于利益的存在，全面绝对的禁止无从谈起。上述英国政府的态度和开篇提到的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克隆人决议未获通过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而目前采取的限制手段也不可能阻挡住克隆技术的发展。

首先，科学和技术一经产生，它的发展就具有了内在的动力和一定的规律，就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强制而随意控制和消灭得了的。技术的发展本身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它具有在积累的前提下自我创新的能力，在一定规模上自我增长的能力，通过调整自身的状态和趋势适应环境的能力，自我扩大应用层面和范围的能力等[7](PP.48—51)。技术的运动是积极和开放的，即使人类介入并加以控制，其自身的规律和作用仍然存在。科学史上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譬如刚发明的时候，许多人反对使用，但是很快就普及开来。

其次，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发明主体——科学家对未知的事情具有强烈的探索欲望。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华人、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在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学术报告时说过一段话：“科学很大一个作用是满足人的好奇心，这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出于好奇而进行研究是科学家的本性，甚至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对克隆人有强烈的兴趣。政府不让搞，他们偷偷摸摸也要搞。这也是克隆技术不易控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目前的一些伦理学原则来讲，也并没有要求我们全面停止这项技术的研究。现代功利主义对待这些问题采用的是“冒险—获利”原则，它要求对研究和应用技术进行详尽的分析，作出综合性评价，估算研究或试验所带来的利益是否超过了可能受伤害的危险，冒险相对于利益及获得知识的重要性来说是否合理。获利大于伤害即是可行的。康德反复强调的是要充分考虑“人的尊严”、“人的自”、“个人的自决权”。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协商伦理学的原则，它通过社会各方的对话和反思，建立起相应的伦理道德原则，并使各方在其中实现自己的预期利益。在这里反复强调了对人的利益和需求的理解，提出以理性应对科学研究对人类带来的风险和分担社会责任的思想。协商伦理不再认为道德具有绝对的特性，它可以随社会环境而改变。“道德是为人创造的，而不是人为了道德”。由于和现时的伦理学不符而禁止克隆技术研究，与以上伦理学精神相悖。所以，与其要严格禁止克隆技术的发展，不如遵循因时而异的态度加以控制并引导其发展。

社会伦理观念具有一定的传统性和保守性，但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会带来新鲜事物，产生新的情况，必然对已有的观念提出挑战。思想史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适应新的思想，增加对那些存有疑虑的技术的信任。时间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挥直接的作用，而是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促使产生了新的观念，新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近些年来，伦理学家对新的生物伦理学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他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公众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提供了契机。伦理学应该根据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去对待新事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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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器官移植；医学贡献；立法可能性；立法模式

器官移植是20世纪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是人类改变传统的药物治疗方式而使伤病器官恢复功能的一种新型医疗模式，它给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基因治疗、人工生殖和器官移植三大领域中，器官移植的医学和法律实践最为成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但它也引发了大量法律问题，各国法学界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相关立法也对包括买卖人体器官、强摘他人器官等器官移植犯罪进行了打击，这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各国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技术也获得了飞速发展，但相关立法却并未对器官移植涉及刑事责任方面的问题做出实质性规定。为此，需要在我国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人体器官移植法律制度。

一、器官移植

（一）器官移植概述

器官移植是将某个健康的器官通过手术或其他方法放置到一个患有严重疾病、危在旦夕的病人身体上，让这个器官继续发挥功能，从而代偿受者相应器官因致命性疾病而丧失的功能，使接受捐赠者获得新生。

广义的器官移植包括细胞移植和组织移植。若献出器官的供者和接受器官的受者是同一个人，则这种移植称自体移植；供者与受者虽非同一人，但供受者（即同卵双生子）有着完全相同的遗传素质，这种移植叫做同质移植。人与人之间的移植称为同种（异体）移植；不同种的动物间的移植，属于异种移植。

（二）器官移植的发展史

器官移植是20世纪人类医学史上几个最伟大的进展之一。人类器官移植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300年，古代中国就有关于组织和器官移植包括心脏移植的描述。近代移植开始于18世纪后期，早期的移植关注的重点是移植的技术。人类真正实现实体器官移植的历史不到50年。早期进行的肾移植均以失败而告终。器官移植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外科技术的成熟、免疫学的进展和先进的免疫抑制治疗方案。

回眸20世纪医学发展史，器官移植无疑是人类攻克疾病的征程中一座屹立的丰碑。移植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经坎坷，达到了今天的临床应用阶段，使得成千上万的终末期患者重获新生。移植医学不愧是本世纪医学奇迹之一，并且不断向其他医学领域扩展和挑战。

二、我国器官移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数量世界第二，器官严重紧缺

21世纪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给器官衰竭的患者带来了希望，但是供移植的器官长期严重供不应求，制约了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目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国际上能够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在我国几乎都能够开展。由于捐献器官数量有限，器官紧缺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问题。我国捐献器官数量同需要器官移植治疗的患者数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我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

我国政府一直严格遵照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移植的指导原则，严禁人体器官买卖和旅游移植，但器官买卖、旅游移植等违法违规现象在我国某些地区仍然存在。对此，卫生部高度重视，卫生部下发《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体器官移植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器官移植医院加强器官供受者身份审核工作，严禁违规开展涉外器官移植，坚决反对因活体器官捐献而导致的人体器官买卖；严格掌握活体器官摘取和移植的适应症，在做好移植后患者随访的同时，重点加强活体器官捐献者的随访，保证供、受双方的生命安全。

（二）我国拟建人体器官移植库，确保捐受信息共享

资料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而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的人数只有百余人。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建立统一的人体器官移植库与信息调配中心，因此存在着捐受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中国器官组织捐献始终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是一系列制度问题所引起的。

今后，我国拟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库，并设多个分支，实现即时器官捐受信息的对接。而器官移植的工作流程也因此清晰，即接到器官捐献信息后，器官接收救护车应迅速赶到现场，获取有效器官，并与临床对接。中国红十字会除了在建立统一的人体器官移植库方面继续努力外，还会建立相关的基金，帮助有困难的人体器官的供者和受者。

（三）从伦理学看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与一般的医疗技术不同，因为有供体和受体，所以涉及到很多伦理学问题。在器官来源与获取方面存在的伦理学问题最多，最为突出的是可供移植的器官短缺，由此产生了很多伦理学问题。在活体器官移植中，受体家庭对于活体供体施行经济补偿问题主要是补偿程度的合理性问题，且过度提倡亲属移植可能会导致变相的器官买卖。

对器官移植来说，供受双方必须以知情同意为伦理学基础，在无任何外界压力情况下了解全过程，真正愿意同医生配合，以达到伤害最小、获益最大的目的。通过严格伦理审查，使弱势群体利益得以确实保护，患者权利得到尊重。

我国缺少一个完善的器官收集协调和管理的组织，许多人生前立下遗愿，要将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但由于没有具体协调器官移植的人和组织，致使许多人未能实现遗愿而带着遗憾而去，脑死亡标准一旦确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用于器官移植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从而提高器官移植的临床质量。同时也要严格规定脑死亡的医学和法律标准以及非常严格的鉴定程序和相应的监督机构，为进行器官移植提供法律依据。因此，必须依照公认的医学科学标准，进行综合的利益与风险评估。只有在确保救助患者的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进行的器官移植才是合理的。

总之，器官移植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医学的发展和进步，给患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使得这一医学技术运用的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道德伦理价值失衡。要使器官移植更有效的为人类服务，就必须充分考虑与器官移植有关的伦理道德难题，使两者达到协调统一，在尊重患者人格，维护患者最大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对身心健康和生命质量的追求。

三、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及立法模式

（一）器官移植涉及的法律问题

法律规定了对许多与尸体相关的保护内容，如对其名誉、肖像、姓名、隐私等给予一定时期的法律保护。尸体是限制流通物。首先，是因为尸体不但承载了死者近亲属的感情，还集中体现了与死者有亲密联系的相关人的共同精神；其次，几千年的社会伦理使人们对死者的身体有一种崇敬的感情。正是因为尸体与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系紧密，所以尸体不能同普通物一样流转。

对尸体的权利归属的问题，当今各国有如下规定：第一，归属本人。绝大多数国家认为本人生前有权对身后尸体进行处分。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如美国、德国、智利、比利时、法国、波兰的器官移植立法都对本人基于自己决定权而在生前做出的处分尸体的意思表示予以最大的尊重；第二，归属与本人有紧密关系的其他人，主要指本人的近亲属；第三，归属社会或国家。该观点认为，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应承担一种公共性、社会性的义务，所以其尸体是社会资源，对尸体的处分权应归属于社会。这种观点流行于前苏联及东欧地区国家。

器官移植是一种特殊的医疗行为，与传统医疗行为存在明显的区别。传统医疗行为的伦理基础是救治患者，这丝毫不涉及第三人的生命利益，而器官移植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由于跨种器官移植技术和人造机械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还远远无法适应医疗临床的实际需要，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器官移植都需要通过牺牲或损害一个个体的利益去挽救另外一个个体的生命，这就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的权益损害问题。

（二）器官移植立法的可能性

在我国，器官移植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即已开始，70年代开始应用于临床。国际上能够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在我国几乎都能够开展。我们以为，器官移植立法应当以保障人们的生命、恢复和提高人们的健康为基本目的，其任务应在于通过调整人们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关系，保障器官移植技术的正确发展。为了保证器官来源的合法性和安全性，有必要在我国器官移植立法中设立器官来源审查制度。除此之外，在我国未来的器官移植法中，还应就下列内容作出相应的规定。具体包括有：器官的法律含义；器官供体与器官受体的界定；脑死亡的标准；移植后引发的法律问题的解决等等。

（三）器官移植立法模式

器官移植是一项复杂的医疗社会工作，它涉及到包括脑死亡、尸体捐献等在内的许多方面的问题。相应地，未来我国器官移植法律体系中亦应相应的包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或法规，具体而言，主要有：《器官移植法》、《脑死亡法》、《尸体捐献法》、《器官移植技术安全操作法》、《医用器官卫生标准》以及其他立法的某些相关规定，如《民法通则》关于生命健康权以及身体权的规定等等。上述立法共同构成未来我国的器官移植法律体系，并分别在其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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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语行为之内涵

教育，需要言传身教，言教占有基础性地位。言教之，行导之，言行结合，方能奏效。这是我们的传统认识。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言行一致”、“言行不一”是把“言语”和“行为”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实际上“，言语”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表现。说了一句话，就是完成一个行为，即“言语行为”，这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索绪尔的理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而言语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个体运用语言符号和规则，表达个人思想情感，达成与他人沟通之目的的行为过程[1]。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则把言语行为分为表述行为和行事行为。表述行为是指用来描写事件、状态和过程的各种陈述；行事行为是指说话本身就是行为。显然，任何言语行为都有一定的语义和言语形式，音、调、形、义要合理排序，恰当结合，才能表达特定的意义，产生一定的言语效果，完成相应的交际任务[2]。

二、教师言语行为之德育功能

（一）言语行为是师生交流的基本方式

在心理语言学中，言语是人们交流思想、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在言语交谈过程中，言者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还要关照对方的动机、情绪和思想观念等。教师通过与学生的言语交流，表达自己的意识，了解学生的思想，达到沟通的目的。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有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行为：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策略行为是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行为。交往行为是交往双方通过言语交流，相互理解，取得共识的互动行为。达成共识的过程就是理性论证的言语过程[3]。他的理论说明，人们期望借助言语行为，与别人达成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这是一种交往理性。师生之间需要交往理性。当然，由于言语行为双方的角色不对称，教师适当运用一些策略行为是可以的。但是，教师应当把握教育目的，使言语行为符合德育的要求。教师要平等地对待学生，相互尊重才会有效地沟通。师生双方互相信任、互相倾诉时，道德教育才有了坚实的基础。正所谓“亲其师，信其言”。

（二）教师言语行为是师德的表现

语言伦理学者认为，语言的运用与社会道德密切相关，言语行为离不开伦理道德的规制。一个人是文质彬彬，还是污言秽语，是言行一致，还是言而无信，与言语者的道德品质直接相关，也与社会道德环境有关。“任何言语行为都会不同程度地涉及道德问题。”[4]提升公众的言语素养，建立文明的言语交际秩序，有利于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正如王国维所言“：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5]教师的言语行为反映了教师的道德品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言语行为和道德品质。

（三）教师言语行为是德育教化的载体

教师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就需要言语行为，阐释道德，陈述理由，劝导说服，使学生理解或接受某种道德观念，改变或形成某种思想态度。因此，道德教育本质上就是一个言语行为过程。在德育实践中，教师要想使学生接受所要求的道德规范，就必须与学生平等、自由地说理。可是，教师往往不耐烦与学生说理，不顾学生的认识水平，甚至以自己的权威压服学生，这样就难以达成理想的教育效果。如果师生之间并非平等的交往关系，教师以学生为改造的对象，强迫学生接受教育，当然达不到教育的目的。认知语言学也强调，认知和言语有着密切的关系，教师恰当的言语表达，有助于改善学生的认知效果。

三、教师言语行为之德育要求

教师，作为德育主体，其言语行为在伦理学视野中当然备受关注。教师的言语行为理应符合伦理道德的规制，才能胜任德育之要求。从此意义上讲，教师言语行为必须符合以下“四化”标准。

（一）教师言语行为规范化

王远新认为，个体的言语活动和语言使用，“必须服从语言的结构规则和社会文化习惯”[6]。教师言语行为也必须符合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语言规范。服从语言的结构规则就是遵守语言规范。任何言语行为必需首先合乎语言规范。语言规范要求教师一定要使用标准普通话，这是教师特定的职业要求，也是师生顺畅沟通的保障。尤其是在课堂上，教师的言语行为起着主导作用，如果操一口“家乡话”，不但影响教育效果，也有损教师形象。教师遵守语言规范，还表现在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学修养，字词使用准确，语句严谨简洁，坚决杜绝错别字、曲解词、瑕疵句。从功能和结构的角度看，言语被区分为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一般说来，发出声音的言语被叫作外部言语，默想而不出声的言语是内部言语。外部言语是由内部言语转化而来的，这就需要一个遣词造句的加工组织过程，这也正是言语规范化的过程。格赖斯认为，交谈是一种合作行为，必须遵循一定的准则。言语行为传递的语义信息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是说出来的话传递的话语的逻辑内容，二是话语的接受者从具体话语中理解出来的引申的“含义”。影响语义理解的因素很多，如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思想、观念是否一致，言语环境是否适宜以及社会时代因素等[7]。老师常有感叹，“如此苦口婆心，学生怎么就听不进去呢？”这不是学生的原因，而是老师未能准确界定与学生的关系，忽视了与学生的身份地位、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差距造成的。课堂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庄重的场所，最适合规范化言语行为。结合专业术语，规范并清晰准确地表述，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当然，辅地使用口语化的表述也是允许的。口语化的简洁、灵活、通俗、随意，让人感觉更自然亲切。但是，用得不能太多，不能过于粗俗。二是道德规范。教育毕竟是培养人的事业，不仅涉及知识，更涉及伦理道德问题。我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言语与道德的关系，认为言语不仅传达个人的思想，而且展现个人的德性。言语行为是一个人在其内在道德准则指导下的行为。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教师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有先进的思想觉悟，有纯洁善良的美好心灵，并且通过言语表现出来。教师要尊重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要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忧国为民，爱岗敬业。教师要注重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集体荣誉感、个人成就感，使之提高道德修养，提升精神境界。俄国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人的语言修养是他精神修养的一面镜子。祖国语言的美好和伟大，力量和表现力是影响孩子，并使他的感情、精神、思想和体验变得高尚的最重要的手段。”[8]

（二）教师言语行为情感化

人的情感需要是复杂的，情感表现是不同的。一个人，拥有丰富而强烈的情感，才会显现出人性的完美和个性的丰满。作为教师，不仅要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不仅要晓之以理，更需要动之以情，需要真诚的情感自然的流露，刚正不阿，爱憎分明，这样才会对学生产生理想的情感效能。情感是“道德信念、原则性和精神力量的核心和血肉；没有情感，道德就会变成枯燥乏味的空话，只能培养伪君子”[9]。所以，情感是教师言语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应当赋予言语行为充分的感彩。首先，教师应保持热情。热情是一种热烈而稳定的感情。教师应当善于把热情和智慧结合起来，以饱满的热情对待学生，对待社会，对待人生，让学生从教师的言语行为中，感受到真诚和友善，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作为教师，切不可缺少热情，以至厌烦学生，厌倦工作，甚至厌弃生活，那就失去了作为教师的资格。其次，教师应满怀豪情。豪情是一种豪放有气魄的感情，是一种可贵的情感状态，尤其是理想教育，需要豪情壮志。可是，在当代社会，豪情壮志似乎已经过时了，或者被功利主义淹没了。人们沉浸在平淡而实际的生活中，不再讲什么豪情壮志，豪言壮语也听不到了。然而，没有豪情壮志，就没有大作为，就不会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教师应以理想教育为己任，培养学生的崇高信仰和豪情壮志。当然，教师首先要拥有豪情壮志，言语行为才能表达豪情壮志，展现豪迈气魄。再次，教师应充满激情。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爆发式的情感。激情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追求的人的真情体现，也是人性情感的最高境界。激情使生活更充实，使人生更绚烂，使人性更富有审美情趣。激情使教师言语行为更富有感染力、号召力、说服力。教师也要善于激发和保护青少年内心的纯洁激情。

（三）教师言语行为艺术化

教育，要讲究艺术。讲究言语行为艺术，是对教师言语行为的不可缺少的要求。首先，艺术化应以净化为前提。教师不管是在课堂内外，都要坚决杜绝脏字、粗话，避免侮辱人格、伤害感情、压抑个性的语言，勿用不平等的、监管式的、斥责的、谩骂的语言。“中国少年儿童平安行动”组委会曾经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81%的被访小学生认为，校园“语言伤害”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个别教师对学生恶言相送，冷嘲热讽，给学生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非常严重的[10]。对教师来说，善于把握自己，克制自己，是一种必要的能力。其次，教师言语行为要美化。言语规范，语汇丰富，修辞考究，富于言语艺术，是对教师言语行为美的基本要求。教师必须拥有细致的美感，要热爱美，创造美，善于保护学生心灵中的美，在学生的心灵中培养高尚的情操。教师应当加强文学修养，追求美化、诗化、哲理化的言语境界。言语形象生动，绘声绘色，就能增强言语效能。当然，言语行为美是建立在心灵美基础上的。语言是心灵的写照，只有心中有阳光，才能播撒光明，照亮他人。再次，追求沟通的艺术。师生沟通是教师的主要职业活动。沟通对象不同，需要不同的言语行为方式；沟通内容不同，需要不同的言语行为风格，这都需要适当的选择。比如，运用比喻，可以由此及彼，用非常简单的道理说明复杂的问题；运用推理，可以用非常清晰的逻辑关系逐步引导出结论。对某些问题，要和声细语，春风化雨；对某些问题，要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另外，对教师言语行为的声气腔调、动态表情都应有艺术化的要求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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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管理；制度；伦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高校管理是指高校管理干部对各项教育教学工作行使计划、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职权的过程[1]。高校管理中的制度伦理作为一种管理伦理的具体应用，是高校管理现实有效性的重要保障。然而，在我国行政等级制的高校管理模式下，高校管理制度伦理建设面临人本精神缺失、制定主体单一和执行力低下等困境，是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予以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重要场域。

一、高校管理制度伦理的内涵厘定

从中文词源来看，“伦”意为类别、辈分、顺序，“理”意为治玉、条理、道理和治理。“伦理”一词最早源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ethos”，表示共同居住的一群人的风俗习惯。经过内涵不断地扩展，在现代，伦理是包含着法与道德的统一、他律与自律的统一的特定社会现象。

高校管理制度伦理是指高校管理制度本身所蕴含着的价值和对高校管理制度是否正当、合理的伦理道德评价。其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高校管理制度本身所包含的道德价值理想与规范，二是社会对高校管理制度好与不好所持的评价标准。高校管理制度伦理具有规范和约束管理主体行为的功能，也是有效激励高校成员做出正确行为选择的评估手段。

二、当前我国高校管理制度中的伦理困境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实行的是行政等级制的管理模式，行政控制型的构建思维造成现实中我国高校管理制度的伦理困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体现。

1.制度理念层面。首先，高校管理过程中缺乏以人为本的精神。当前我国的高校管理实践普遍缺乏服务精神，师生员工的主体地位、个人价值与需要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其次，高校管理的过程缺乏民主精神。在行政等级制的高校管理模式下，高校师生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对民主参与的重视不足压抑了师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阻碍了管理过程中师生意见与建议的反馈。

2.制度制定层面。首先，我国高校管理制度的制定主体过于单一。高校管理者的“唯上”思维消减了吸纳师生和社会主体意见与需求的动力，制度制定的强制性和片面性导致对制度认同感的降低，甚至存在排斥、逆反制度的心理。其次，我国高校管理制度制定的程序性规范不够健全。制度是否合理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程序性制度，包括制度的立、改、废程序和制度的执行程序。而在行政等级制的高校管理模式下，高校行政权力的泛化导致高校管理制度的立、改、废随意性过强，降低了制度伦理建设的正当性。

3.制度运行层面。在我国高校管理制度伦理的实践中，相关配套性机制构建的不完善导致了制度执行力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的缺失增加了制度执行的阻力。我国高校管理制度与德性伦理学理念上存在冲突，管理过程过分关注组织的目标而忽视组织成员的个人幸福[2]。二是相关的制度伦理内容规定模糊，用语的笼统性造成执行中缺乏规范性的行为依据和评价标准，无法有效约束高校管理行为的随意性。三是对高校管理制度伦理的监督和反馈不足，相关信息反馈的缺失一方面限制了制度执行结果的评估，另一方面阻碍了针对制度执行效果的反馈与改进。

三、完善我国高校管理制度伦理的对策

1.强化高校管理制度的伦理精神。 以人为本的伦理化管理思想要求在高校管理实践中重视人的主体地位，注重人文关怀和民主精神，具体要求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高校管理工作的宗旨应该定位于服务高校师生。一方面要注重满足教师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另一方面要把管理中更多地服务于学生的发展和成长，构建学校、老师与学生间和谐互动的关系模式。其次，要逐渐培养师生的自主管理意识，提升高校管理伦理的民主性精神内核。通过为师生参与高校管理提供平台，提升师生民主参与的积极性。同时，要通过科学性机制的构建和程序设计，为师生切实地参与到高校的管理提供有效、有序的途径。

2.建立科学、民主的高校管理制度制定模式。首先，要营造广泛参与的高校民主管理与监督氛围，实现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为了让高校管理更合乎伦理思想规范，需要通过公示制度、协商平台等的建立和完善广泛地将师生与社会利益相关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引入制度的制定过程。其次，要逐步创建和完善必要的程序性制度。程序性制度是确保高校管理伦理制度规范化、科学化和持久性运作的必要保障，高校管理制度的立、改、废程序和执行程序需要通过建立更加明确、细化的制度说明书和解释性章程予以指导和保障。

3.提升高校管理制度伦理的现实执行力。针对影响制度执行力的主要环节与因素，在今后提升我国高校管理制度伦理的实践中，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创新和探索。

首先，要提升制度本身的正当性。高校管理制度制定中伦理精神的彰显影响着师生对制度的认同感和接受程度，并进一步决定了制度运行过程中所受阻力的大小。为此，需要对制度制定过程中人本和民主精神的融入予以更多的重视。其次，要把相关的制度伦理规定进一步细化。通过将比较模糊的描述性说明予以科学的定量性规范，为制度的执行提供行为依据和评价标准。最后，要通过设立专门监督机构、引入多元主体参与和严格绩效考核机制，为高校管理制度伦理的贯彻提供约束力和动力，同时为掌握高校管理制度的现实运行状况提供参考、为实践中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王伟.公共行政伦理读本[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2]王景明.管理伦理化：高校管理价值之应然取向[J].教育评论，2010（04）.

[3]徐红.关于高校管理制度伦理缺失的问题探讨[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12）.

[4]赵爱萍.高校管理制度的伦理缺失及对策探析[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0（01）.

篇7

一、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生态道德责任

现代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具备什么样的经营理念、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应具备什么样的责任意识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这既是现时代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又是时代对当代企业提出的要求。

1．企业生态道德责任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所牵涉的层面非常复杂，它的顺利进行依赖于众多条件的支持。稳定完整的自然生态环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地位或作用已经逐渐凸现出来，所以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首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发展。“生态文明是文明的一种形态，是高级形态的文明。生态文明不仅追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的进步，它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经济一一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的文明。”。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环境形势仍然严峻，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产生，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相当严重。

未来几十年，工业化的程度还将继续深化，如果只是一般性地在政策上做些小的调整，或仅仅是在原有的政策框架内“加大力度”，很难彻底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德国当代经济伦理学家P·科斯洛夫斯基于1987年写道：“经济的发展需要重新奠定经济伦理学和伦理经济学理论的基础。”通过对生存危机的反省，人们很容易在观念上过渡到人类自身应对摆脱危机承担责任的问题上来。再进一步追问，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承担责任的，或者说通过什么方式来自觉地把责任承担，这时我们也不难想起伦理道德对现实责任的承诺。

现时代的经济伦理观念有其共性的一个方面就是它没有认识到经济在人类所有的制度结构中仅仅只占了一部分。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同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指出，这种把属于整体之一部分的经济，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是现代的一大错误；如果放任这种经济的孤立发展就会使得人类在地球上丧失生存权利。企业的经营行为虽属于经济范畴，又由于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系统中进行的，因此它与生态环境系统必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企业责任对象的范围应当从人拓展到生态环境中去，把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纳入道德思考的范围，将经济活动、生态智慧和伦理关怀融为一体，最终转变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模式，走向一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道路。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必须把生命联合体的利益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

2．企业生态道德责任是迎接国际挑战、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保证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社会责任运动浪潮，这一运动要求企业在赢利的同时，承担环境保护等生态责任。在国际贸易中，各国贸易保护也都纷纷将环保作为一种有效措施来限制其市场准入，并将其发展为一种绿色贸易壁垒。他们通过对进口产品制定环境检测标准、限制没有环境标志的产品进口、审查进口产品生产中对环境的影响等，来保护本国工业免受进口产品的冲击。因此，只有强化企业的生态责任意识，才能保证其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才能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忽视绿色产业的发展，盲目开发出口产品，放松对产品安全和污染标准的监督检验工作，没有形成相应的管理体系，许多产品并不符合环保标准，难以与先进企业进行竞争。环保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个重要因素。

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规则压力和商业竞争发展，使得企业的竞争不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企业化时代里的企业所需要承担的伦理责任达到特别重要的程度。这一切正如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指出的那样：企业责任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而拓展到了生态、就业、信息、政治和道德等领域。由此看来，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对于我国企业的挑战“与其说是核心竞争力的挑战，不如说是核心价值观的挑战；与其说是经营行为的挑战，不如说是伦理品质的挑战。”企业的生态道德责任意识决定企业的竞争实力。

企业应有其自身生态道德责任，其原因不是因为生态道德价值观本身，而是因为它能指引企业迈向成功。企业生态道德责任品质直接关系并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是企业重要的“道德资本”，是企业参与竞争所应具备的条件。可见，企业只有强化生态道德责任意识，促使企业尽快获得参与国际竞争的通行证，才能使我国企业炼就自身竞争优势，企业产品才能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唯有如此，企业才能从传统的不赢即输、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转向现代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以共谋利益的“双赢”或“多赢”。

3．企业生态道德责任是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需要企业文化最初形成于组织创立之初，伴随企业的成长，企业文化中较深层面的价值观、道德准则和较浅层面的行为准则就形成了，正是基于此点它具有凝聚、导向、激励、约束、规范等重要的特性，成为指导企业发展的观点和经营的理念。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特伦斯·迪尔教授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肯尼迪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他们在1981年7月出版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一书中，以丰富的例证指出：杰出而成功的企业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即为全体员工共同遵守，但往往是自然而然的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为规范；并有各种各样用来宣传强化这些价值观念的仪式和习俗。正是企业文化——这一非技术、非经济的因素，带来了这些企业的成功。可以说，我国有相当多的企业都没有能够建立一套与现代商业竞争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体系。有的企业虽然提出了一些企业精神、价值理念，但往往由于缺乏务实精神，使之成为摆设，成为空洞的说教，或者流于形式；有的企业虽然规章制度严明，但企业没有明确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倡导，从而导致企业缺乏活力、死气沉沉或一盘散沙。我国企业与今天的市场竞争不相适应的恰恰是文化体系。海尔公司的成功，就在于它始终把环保作为其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保护人类环境，预防环境污染”作为自己的经营理念，“清洁生产，绿色标志，绿色运动”，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我国唯一一家全部产品整体通过绿色产品论证的企业，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市场占有份额连续增长。

不难看出，一个企业持怎样的伦理价值尺度，不仅最终将影响到企业的生命周期、企业自身的组织不断学习能力、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对于人类的未来和我们赖于生存的地球环境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作为企业处理与利益相关者关系行为准则与规范的企业伦理逐渐显化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企业生态道德责任乃是企业履行与利益相关者长期隐含契约的内在要求。

二、企业生态道德责任的内容有哪些

我们认为，对于企业生态道德责任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工业化进程中，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和人的发展关系上，人们往往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甚至简单地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物质增长、GDP增长，忽视了人文、资源和环境等其他重要尺度与这一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观点相联系并构成支撑的，是片面强调利用和战胜自然的狭隘观念。早在19世纪末就受到恩格斯的批评。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对都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往前走一步都应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循环经济思想正是针对现存工业生产方式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和困境而提出的。循环经济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要求企业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综合利用资源，力争用最少的资源产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它通过技术更新，积极采取无污染或只有轻微污染的新工艺和技术，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使产品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能重新使用或出售。即通过自然资源一清洁生产一绿色消费一再生资源这一生产流程来推动技术创新沿着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循环经济的方向迈进。这样，既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又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同时还要使经济发展符合生态效率，追求物质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和废物产量的最小化。

由此，企业可以通生产模式转变，它从三个方面履行了生态道德责任：一是对环境的起码责任，即通过降低资源消耗量，使生产成本下降，从而不污染环境。二是积极责任，通过减少污水废气排放、主动进行固体废弃物处置。三是理想责任，开发绿色产品，实施绿色营销，倡导绿色消费，促进和改善环境。提高企业信誉，全面提高企业竞争力”这样就完全改变了“环境保护不经济”的观点，从而。这样企业不仅改变传统的经营理念，更为重要的是使环境保护为企业可以并乐于接受树立新的行为准则。现代企业应当克制自己对环境无限制的索取，勇于承担治理环境的道德责任，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2．树立可持续发展观，维护和谐发展、代际公正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取决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自然环境的诸多力量的平衡。因此，企业在发展战略上，要将生态保护上升到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发展的布局上，要遵循自然规律，结合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功能与承载能力，按照国家保护优先、开发有序，以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的要求确定企业在具体地区的发展模式，引导各地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格局。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上，调整企业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具体的实施上，要实行最优化的生态保护措施。清洁生产取代过去那些污染严重的落后的工艺和技术；生态成为建设项目能否批准的首要考虑因素。总的来说，作为资源的消费者和产品弃物的生产者的企业，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确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企业的经营活动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纠正企业经营中损害生态的不正义行为，发展可持续经济。

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经济组织，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开发自然；另一方面，它为了自身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又必须保护生态环境。现代化的发展必须求得一种合乎公正或正义的发展。这种公正性既表现为实现人类代际问的公正，同时也要求代内之间的公正。就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要满足子孙后代的需要，必须承认后代人同当代人一样也拥有一样也拥有生存权和发展权，他们的这些权力也应当受到尊重，不能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发言权就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当代人在实现自己需要的过程中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根本条件。

3．培育生态道德意识，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就是全社会都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和生态损耗强度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材节地、资源综合利用和有效保护、改善环境为内容，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成了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基础。第二，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需要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作物质保障。企业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它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我们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往往依赖于各种企业的发展，并且人类对自然的作用更多是通过企业这个中介组织实现的。我们可以说：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最终的落脚点是企业与自然的和谐。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对于企业的要求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是修正工业文明弊端。企业在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企业首先承担起生态责任，我们才真正迈出了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第一步。企业应成三个方面积极承担生态道德责任：一是经济发展的方式要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生产方式上要发现消费者的需求、满足其需求，而且要对其需求进行引导，建立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从反面的角度看，企业若不承担生态道德责任，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其他方面的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若作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产生了动摇，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和谐构成挑战，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资源环境分配不公会加重社会不公；若不能很好地实施“分配的环境正义”和“参与环境的正义”，作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核心的“公平正义”会遭受侵蚀；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降低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则不再名副其实。

三、企业如何履行生态道德责任

企业经营行为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而生态环境的发展则需要得到最大的护，二者经常发生矛盾。作为现代企业生态道德责任建设来说，其本内容就是协调好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使它们达到和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1．企业价值目标上确立生态道德责任

生态道德是关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合，它总是通过协调现实的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来发挥其约束或导向作用的。这具体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利益导向上，按照生态道德的基本要求来确定企业的利益取向。美国的H·R·鲍安在其所著的《实业家的社会责任》中写道：“其社会责任是说，实业家有义务制定对今天的社会目标和价值来说有益的方法和政策，并据此开展其活动。”企业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利益最大化的对象就不仅仅是股东与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利益，更应该包括生态环境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因此，企业形成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的义务观，把利益平等原则从人和社会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整个生态系统。作为规范企业行为的生态道德，它以生态人道主义、生态整体性、生态永久性为原则，把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渗透到企业价值观念、活动决策、生产和销售等各个方面，形成企业的自我约束力。第二，在管理理念上，不断拓深“以人为本”理念的内涵。“以人为本”的这其中“人”的含义有两个方面，其一，它不仅仅是指企业内部成员，还包括企业以外的人和社会；其二，它还包括后代的子孙“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理念要求企业积极主动地设定自身生态环境的目标，自觉承担生态会责任。这就避免了企业做出“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破坏根基，自毁家园的事情来。

在这一核心观念层的指引下，企业经营行为表现为：它是在一定的伦理价值观的指导下受制度规范的影响而产生的具体行为。稳定、持久、健全的企业伦理行为可以促进经济秩序和经济运行的稳定健康发展，它为企业提供行为动机基础意义支撑、价值导向和合理的目标。正确的伦理价值取向，可以保证企业能营造积极向上、充满生气的精神范围。生态道德可以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科学准确的经济预期，减少个人组织和社会获取信息进行决策选择的成本；降低宏观经济的管理成本，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2．提升员工生态道德素质

“从经济的角度看，所有企业的运作过程，都是通过员工的生产行为统一表现出来的结果。同时对员工行为的分解有助于分析其中任何可能的缺点，并进行改善；而对员工行为的多角度反复整合，则有利于提高产品品质或开发新品种从伦理价值角度看，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分解和整合，既是对作为个体的每个员工伦理规范的反省或检测，也是对作为集体的全体员工的教育。这种分解和整合可以延伸到员工的其它生活领域，从而促包括企业伦理在内的社会伦理水平的提高。”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要求企业的生产方式发生变革，要求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但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它要实现的是对企业员工的改造即实现素质的转换和再造，以此体现出道德的属人的规定性。正如彼德斯·沃特曼所言，“员工做出不同凡响的贡献，从而也就产生有高度价值的目标感这种目标感来自对生产、产品的热爱，提高质量、服务的愿望和鼓励革新，以及对每个人的贡献给予承认和荣誉”。

企业生态道德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企业可以通过实行绿色设计、开发绿色产品、选用绿色材料、制定绿色生产流程、实施清洁生产采用绿色包装、制订绿色价格、开展绿色促销重视国际标准和产品认证工作等，使承担生态责任的理念渗入到企业的每一个行为。池田大作也认为，广泛普及伦理意识，使正确的价值观念扎根于每个人的精神之中，并把它传给子孙后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再构人类与自然的均衡通过这些方式，企业才能锤炼自己的队伍，形成自身独具的风格，这样培育出来的企业生态道德理念才能深深植根于广大员工之中。具体来说，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培养员工的生态道德素质。一方面，企业自身培育环保人才、建立环保技术创新的奖惩制度。另一方面，广泛开展生态宣传教育，多形式、多方位、多层面宣传环境保护知识、政策和法律法规，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提高全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3．企业生态道德责任的系统工程

决定企业经营行为的生态道德环境的出发点是消除企业经营中反人性、的行为，并努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正如日本经营伦理学会会长水谷雅一说：“经营伦理学的出发点仅在于消除因只偏重于‘效率’和‘竞争’的思维方式及依此进行的企业活动给人或社会带来的弊病。”生态道德环境建设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终使现有的生态道德环境得以改善。企业的道德环境的改善。

首先需要企业从自身做起，由此产生的辐射作用将引领着整个道德环境趋于良性化发展。生态道德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营造优秀的企业文化氛围。它包括企业价值观、伦理观的基本内涵和外在表现。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及其员工共同具有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境界，它主要包括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经营理念等，体现了一个企业的价值定位，反映了企业内部衡量事物的根本标准。

篇8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生态伦理；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112—05

农村城镇化建设有效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强烈的现代化需求、快速的结构性增长和高物耗、高污染型的产业发展对农村区域生态环境的威胁正日益加重，反过来又成为影响和限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城镇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矛盾凸显。加强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伦理构建具有时代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农村城镇化对生态安全的胁迫效应

农村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集中和若干个邻近的村落通过某种程度的联合进而形成城镇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村镇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居民生活水平明显上升。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使广大农村地区不得不承受着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沉重代价。农村城镇化对生态安全的胁迫效应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城镇化是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和主流趋势，是解决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的核心。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对土地的利用缺乏科学、合理的论证，新城扩建、开发区建设、道路拓宽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城镇化甚至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圈地的合法理由，与城镇化相伴随的是对建设用地的巨大需求和对耕地保护的严重冲击。这种高成本扩张的所谓“城镇化”使得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中国10年间耕地减少了1.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0年前的1.59亩逐年减少到1.4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①

二是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政府产生了短期行为，重经济建设轻环境和资源的保护，致使农村区域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环境卫生管理滞后。首先表现为乡镇工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影响日益严重，乡镇工业排放的各种有害气体、废水及工业垃圾等已成为影响农业生产、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威胁人民健康、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其次是随着农村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污水、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农村环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大量废物不加处理任意排放，直接进入农业生态系统，使土地、水和生物资源遭受污染和破坏。

三是规划滞后导致严重的生态安全问题。规划是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没有科学的规划，小城镇建设就会无章可循，也将给小城镇的长期发展和未来建设造成隐患。由于基层政府对村镇规划重视程度不够，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很多地方没有进行合理规划，致使城镇布局凌乱，工业、居住、文化教育、商业区交错分布，不仅加大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而且增加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困难。有的地方虽然进行了规划，但脱离实际，贪大求洋，盲目拉大框架，修大马路、建大广场、建大园区，甚至处于偏僻山区的小镇也提出发展工业商贸型小城镇，规划工业商贸园区；有的村镇规划沿路发展，缺乏合理布局，严重影响村镇景观和道路交通。规划滞后导致一些城镇功能和承载能力较低，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安全问题。

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伦理构建的价值原则

农村作为不同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组成的区域实体，其城镇化发展是由自然生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动态的系统工程。理想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应该是该系统工程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最优化。生态伦理观的确立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它内在的要求是，在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切实体现当代社会的经济公正、生态公正和社会公正的统一。为此，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伦理构建的基本价值原则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人为本原则

从城镇化的视角来看，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以人的根本利益和需求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城镇化虽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但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是人的城镇化，绝不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只见“城”不见“人”。高楼大厦、工业园、开发区不是城镇化的全部内容，相对于经济总量增速以及城镇化率的提高，为人们提供安全方便、舒适优美的生产宜居环境，更应成为城镇化评价的重要指标。具体来说，“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内涵应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城镇化与生态化的协调发展。根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9.68%，这表明，中国正处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大城市的吸纳能力有限，这一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主要是在农村区域和小城镇展开的，如果不重视农村区域及小城镇的生态环境构建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影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实施。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②人类活动对于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关系当代人的发展而且关系人类后代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善待自然界。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政策时，既要考虑城镇化的发展速度、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又要兼顾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探索一条既能发展城镇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城镇发展之路，应是政府部门决策之要旨。

二是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近年来，一方面是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盲目扩大城镇框架；另一方面是落户城镇的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导致“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使我国的城镇化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失衡。如果继续按这种模式推进城镇化，失地农民的数量将继续增加，农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社会稳定将受到影响。城镇是一个地区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主要载体，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城市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发育进程，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和发展理念，关注和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包括就业、教育、医疗等覆盖城镇所有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文明、和谐、方便、优美的宜居环境。正如同志指出的那样：“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③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来谋划城镇发展，城镇发展才不会顾此失彼。

三是人口城镇化与人口素质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一般的理解，城镇化是人口数量的概念，其实伴随着人口的城镇化，人口素质的城镇化更能体现城镇化的发展内涵。尤其是小城镇担负着转移大量农村人口的历史重任，扮演着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角色，从目前小城镇建设的实践来看，普遍存在着重视人口规模的扩大而忽视居民素质的培养、重视经济的发展而轻视社会管理的不平衡发展现象。小城镇变成了只有规模没有效益、只有镇区人口而没有市民的“农民聚集区”，这势必背离我们的城镇化目标。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不能只注重城镇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城镇的内涵式发展，即人本身的发展。在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中，要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以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构建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及生活方式，使城镇的发展植根于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之上。

2.可持续发展原则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深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生态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是基础，经济可持续性是主导，而社会可持续性是动力与保证。农村区域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在整体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要以最少的劳动、技术、资金和资源消耗，推进城镇经济增长、社会结构优化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既满足当代城镇发展的需求，又满足未来城镇的发展需求，是“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运行轨迹和可持续性。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生态的可持续性，没有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生态化不仅要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理性，也意味着对现行人类行为方式的限制与改变，即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充分认识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合理利用生态资源，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以“理性生态经济人”的行为模式替代传统市场经济塑造的“理性经济人”模式，必须将一种以市场力量为导向的经济转变为一种以生态法则为导向的经济。④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城镇化进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从目前看，作为农村城镇化重要载体和平台的小城镇产业结构很不合理，主要表现为：资源型和初、浅、粗加工工业产品多，深、精、细加工工业产品少；生产设备落后，耗材耗能多，产品质量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工业多，技术密集型工业少。这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村小城镇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下，农村地区的建设活动是一个以城镇为中心集中的过程，乡镇工业必须加快实现由粗放型外延式发展向集约型内涵式发展转化，将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

三是因地制宜走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农村城镇化要结合当地实际，合理布局，适度发展，更要区别不同情况，分类推进，切忌“一刀切”。对于小城镇建设，要支持已形成一定产业和人口规模、基础条件好的中心镇，进一步提升其发展质量，创建生态宜居环境；对于具有资源和产业基础条件的特色镇，支持其发展特色明显的产业，逐步做大城镇规模，增强集聚、吸纳效应；对于不具备产业集聚条件的小城镇，要引导其逐步发展成为周边农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的社区中心。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人口和产业的集中，其外在表征也可以是乡村型的。比如高度城市化的巴黎，只有20%的人口居住在市区，80%的人口居住在郊区。就工作地来看，仅30%的人口在市区工作，70%的人口在郊区工作，但巴黎都市区99%的产值来自第二、第三产业，仅有1%来自第一产业。⑤只有做到因地制宜走多样化的城镇化之路，才能避免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盲目开发、盲目扩建乱象，才能保证农村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有序发展。

3.城乡统筹发展原则

城乡统筹发展原则要求彻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摆脱城乡分割的发展战略模式，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整体进行统一规划，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通盘考虑、统一解决，目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内涵主要包括：第一，城乡地位平等。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使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环境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间平等配置，最终使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同质化的生活条件。第二，城乡开放互通。建立城乡一体的发展模式，使城乡之间资金、资源、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在城乡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联动发展格局。第三，城乡同步发展。通过进一步改革投融资体制和税收政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使城乡之间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城乡共同繁荣进步。

城乡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城乡生态融合，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涵。统筹城乡生态环境，就是要将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实施污染源头治理、河流综合整治及生态恢复、农村环境治理等措施，构筑城乡统一的绿色生态屏障，努力形成城乡生态环境高度融合互补、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城乡生态格局。鉴于我国城乡关系失调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村和农民处于受损害地位的实际情况，统筹城乡发展主要体现在按平等要求促进农村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城乡的平等发展来促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在制定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时，要求政府既要关注城市圈和大城市的发展，更要重视农村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兼顾农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决不能以牺牲农村区域的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工业、发展城市。

三、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伦理的实现机制

生态伦理是关于人与生态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道德学说，它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最高价值理念。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一切涉及伦理性的方面构成了其生态伦理建构的现实内容，包括合理指导自然生态活动、保护生态平衡、保护与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对影响自然生态与生态平衡的重大经济活动进行科学决策以及人们保护自然生态的道德品质与道德责任等。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伦理构建，涉及到国家或制度的行为、企业或组织的行为以及公民个人的行为。为此，农村区域生态伦理构建的社会环境支持至少需要从三个维度来把握，即政府机构、企业组织和公民个体。

1.确立政府机构的生态伦理理念——体现公正原则

城镇化战略是在政府主导下实施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发展内涵有赖于政府的引导、参与和管理。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政府机构必须确立生态伦理理念，要将生态伦理观内化到政府政策的决策、制定和执行的全过程。公正原则是正义精神的伦理体现，也是生态伦理建设的基本原则，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伦理建设，其公正主要指的是利益公正。

一是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公正。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公正要求对生活在现实中的每个人都要公平相待，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正如费希特所说，任何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都必须具有相同的权利，否则，在他们之间就不存在需要由契约来调节的权利争端。⑥生态伦理的构建需要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确切地说，就是需要统筹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公正理念要求人类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不能以所谓整体的需要任意地剥夺部分个体的利益需求，不能以公共利益或一部分人的利益为借口侵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保护人类利益的平等分配，公正地处理好代内关系和代际关系，按照社会发展赋予的使命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态伦理学的道德目标，也是各级政府机构的责任所在。

二是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利益公正。它要求确认自然价值，认为不仅人有价值，而且生命和自然界也有价值；要求确认自然权利，承认不仅人拥有权利，其他生命和自然界也拥有权利。在实践上，它要求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保护地球上基本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使人和自然界达到和谐相济。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⑦因此，生态伦理的构建要求人类行为必须符合双标尺的标准，既要有利于人类利益，又要有利于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政策时，要充分认识到生物或大地自然界应当像人类一样拥有道德地位并享有道德权利，个人或人类应当对生物或大地自然界负有道德义务或责任。正如环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罗尔斯顿所说：“生态系统虽然不存在个体生命那种自为的内在价值，但是存在着自在的系统价值。”⑧海德格尔更是明确表示：“人不是在者的主人，人是在的看护者。”⑨因此，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时必须要考虑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做到把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发展。

2.树立企业组织的生态伦理意识——发展循环经济

企业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自然资源的使用者，合理地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企业在处理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时，要树立适合生态经济发展的伦理观，实现企业发展与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和谐。循环经济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循环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传统经济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项线性过程，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和产生的废弃物就越多，对环境资源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不同，循环经济采用“自然资源—产品和服务—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是通过物质循环创造更多价值的经济发展方式。循环经济伦理观不同于以往的生产伦理观，它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生产效率，而且要关注生态效率。在农村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企业，应自觉做到把对利润的追求和承担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努力开发和提供具有节水、节能、节材、节约空间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以此来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3.培育公民个体的生态伦理素养——倡导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是指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购买和消费活动，是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高层次的理性消费行为。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指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三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绿色消费是一种体现长远性、公平性、适度性、节约性和效益性的新型消费伦理理念。由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较快，刚进入城镇的农民的思想意识并未发生同质的改变，生态价值观念和生态责任意识不强，所以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培育城镇居民的生态伦理素养，确立其绿色消费理念。观念更新是提升小城镇居民生态伦理素养的重要前提，可以通过大力普及生态科学知识、生态伦理准则及规范以及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不断转变城镇居民的传统观念和落后意识，增强其资源忧患意识和生态责任意识。改进行为是落实绿色消费理念的关键，可以利用各种社会媒体，形成持续不断的、全方位的宣传和引导，让每一个居民自觉地去修正、改进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不良消费行为，使其符合绿色消费的要求，使广大城镇居民逐步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绿色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使生态化行为成为人们的习惯，自觉为创建生态文明城镇而共同努力。

总之，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伦理的构建，是一个多元化、多维度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城镇化的发展速度、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又要兼顾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正如陶国富教授在《重视生态伦理建设》一文中所说：“生态伦理所要求的道德观众，不仅把道德的范围扩展到了全人类，而且超越了人与人的关系。”⑩这就需要政府机构在政策导向、法律制约、宏观管理等方面引导农村区域社会朝着有利于生态、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的方向发展，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小城镇及农村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道德理念、伦理规范等，努力实现经济价值、道德价值与生态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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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信任；社会信任危机

1.导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前，我国进入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即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极大转变进而带动了社会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同时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的格局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取而代之的是陌生人社会的到来，人们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最终出现信任危机。信任危机问题已渗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但危及到社会秩序，经济秩序，而且还使人们日常的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偏差，进而导致社会信任危机出现。而社会信任危机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生活稳定和经济平稳发展的巨大障碍。

因此，深入探讨研究我国现阶段即转型时期社会信任危机出现的现象、危害及原因，寻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我们需要不断了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变化，并主动适应这些新变化，努力寻找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良好路径，使社会信任体系不断完善。

1.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文献分析法为文章的深度研究和分析提供了补充、启示和佐证的作用。实证分析法则是根据当前社会现实，通过引用社会现实中的案例来论证文章内容的方法。一方面为了使论文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为广泛、生动、客观真实的资料，弥补文献分析法的不足，笔者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地收集出现社会信任和社会信任危机的案例，并将其与传统社会中的社会信任问题进行比较，力求对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信任危机进行客观的研究，深入的剖析和全面的思考。

1.3创新之处

独特的研究视角是本文的创新点。本文通过运用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信任理论并结合心理学、行为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根据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最新实际情况，对中国转型期现阶段的社会信任危机问题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剖析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出现的原因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2.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现状

当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处于全面转型的时期， 其中之一即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我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时期，信任缺失问题日益严峻，不但危害到社会的良性发展，而且人们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受到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我国转型时期若要更深层次的研究这一时期社会信任危机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转型、什么是信任、什么是社会信任等相关问题。

2.1 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变动，意味着社会形态的变迁。整个社会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型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特点，具体表现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转型以及观念层面的转型。

2.2 信任

在学术界，不同研究领域的的学者对信任的定义不同，包括：个体角度、社会角度和人际关系角度。本文将上述观点进行综合，认为信任的含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首先，信任是一种行为预期，是对他人履行承诺与否的一种态度和心理活动；其次，信任是一种风险；最后，信任是一种期待他人能够履行诺言的有风险的行为。

2.3 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是一种社会现象，表现为社会交往主体之间在相互认同、彼此信赖的基础上进行真诚的交往。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对社会信任的理解各有特点。如社会学的角度认为社会信任是一种关系形式，反映的是建立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可实现的角色期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则认为社会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对他人的行为做出不设防的正向估计。

3.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的现状

3.1 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信任危机的表现

本文中所要研究的信任危机指的是本应该相信，却不去相信或者是不敢相信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我国社会急速转型的过程中，信任危机逐渐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理性的、依赖证据的不信任转变为情绪性的、不自觉地、无条件的不信任，由个别的、局部的不信任逐步扩大为普遍的不信任，由浅层的不信任发展到了深层的不信任。①

（1）政治领域的信任危机。“信为政之基，政无信则危，有信则昌。”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利益格局尚不完善，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群体正处于分化整合的阶段，现代的道德观念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处于断层时期。

（2）经济领域的信任危机。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合同欺诈行为增多。

（3）人际交往的信任危机。社会交往领域、日常生活中以及家庭生活中的信任危机。

（4）思想领域的信任危机。当前我国的信任危机已经从制度层面上升到了思想层面。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思想领域呈现出了畸形化发展，使得人们出现了迷惘、浮躁的状态。

3.2社会信任危机的危害

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严重的信任危机，正逐步侵蚀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给经济社会的良好运行带来了严重危害。

3.2.1社会信任危机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

当前，社会出现的信任危机已经严重危害到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和行政效能的有效发挥，已经威胁到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影响了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拥护和信任，使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多。可见，政府信用的缺失，直接的后果是人民对政府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感，政府的政策得不到有效、及时的执行，进而威胁到政权的正常运转。导致基层政权与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

3.2.2社会信任危机造成混乱的经济秩序

转型时期在我国出现的社会信任危机一方面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阻碍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市场交易成本由于信任危机的出现而大大增加，导致我国经济效率低下。由于信任缺失，导致市场交易中出现经济秩序问题，进而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使得我国市场经济的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信任危机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3.2.3社会信任危机影响社会秩序的整合

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是社会秩序的整合，信任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控制机制之一，我们都知道如果信任被忽视或缺失，就像遭到污染和破坏的河水一样，鱼儿面临死亡，整个社会也必将面临危机和瓦解，这将对我国构建开放、健康、和谐的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4.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所以在我国转型期出现社会信任危机，包括多方面原因：由于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而导致产生社会信任危机；新旧体制交替导致文化价值的断裂；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社会信任难以保障；造成信仰危机的根源因素是历史文化；个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加剧信任危机的发生。

4.1市场经济因素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趋利弊害的“经济人”的特性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便会空前的显现，市场经济运行一天，人们就会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心理，所以，当处于缺乏自律与他律的环境下，由于 “经济人”存在有限理性和趋利心，难以避免不诚实、不守信的行为发生，最终使得社会信任危机逐渐加深。

4.2 新旧体制交替

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是传统，牵动着传统延续变化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新旧体制的变迁。传统文化在如今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出现断裂，导致传统被否定批判，原来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突然断裂、塌陷。人们的精神、没有依靠的灵魂、毫无标准的行为、对迷茫的未来失去方向，人们的生命处于空虚状态，似乎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信任和依赖。人们曾经所信仰的价值规范在迅速消退，冲击与质疑原有的伦理价值观念，人们对传统价值的全盘否定，最终导致我国的文化价值犹如浮萍，随波逐流，容易使得人们之间出现信任危机。

4.3制度冲突因素

转型对于中国来说，其中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制度转型。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其目标更是要建立在正式规则占主导的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之上。然而，在我国，虽然社会的法制建设在不断完善，但是人们在处事当中由于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之间的抵触，仍然会有重情理、轻法理的情况发生，甚至一些执法者本人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都很难抵挡拉关系、走后门等人情关系的不良影响，目中无法，做出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损害法律制度的公平性，人们对法律制度丧失信任，正常的社会秩序的运行被严重扰乱。

4.4历史文化因素

信任危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

4.5个体因素

信任危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个体存在于社会中并与他人发生各种关系的状态。从心理及意志方面讲，信任危机是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安全感需求的逆反表现。

5.我国转型期重建社会信任的主要对策

社会信任的缺失在社会转型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危害我国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甚至考验人们的生命、政治的合法性，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张。因此，在当今这种特定条件下，逐步建立具有现实意义的普遍信任的社会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5.1政治方面

（1）加强法治建设。一是要继续加强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有完备、明确的法律；二是要加强建设法律法规实施机制。

（2）转变政府职能，改造作风。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二是政府改造工作作风。在我国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公众民利意识的不断增强， 陌生人社会的到来要求政府提供更为公正广泛的社会服务，不然就会激化旧矛盾产生新矛盾，政府地位有待稳固。

（3）加强政府失信惩处力度。建立严格的政府失信惩戒机制，把政府和官员的信用行为与其政绩评价、业绩考核、官职升迁等相联系，将信用责任落实到行为主体。

（4）全面建设法治社会。一是加强监督宪法以及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实施；二是建立一个公正廉洁、权责明确的审判体系。

5.2社会方面

（1）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大众媒体的监督作用

（2）建立完善的社会中间组织

5.3思想文化方面

（1）道德的引领

（2）建设适合当代社会环境的信任文化。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社会，注重义而轻利，所以我国宣传自律约束，更需要结合有效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实施他律约束，严惩违约失信行为，坚守诚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构建文明和谐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符合当代社会环境的信任文化，促进社会信任的发展。

结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信任危机出现在各行各业，我国的社会信任问题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社会信任的重建成为当前我国发展以及需要正视的一个不仅重要而且迫切的现实问题，也是一项艰巨的、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够见效的伟大工程。因此，深入探讨研究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信任问题必要而且迫切。

本文吸收提炼了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的观点和精华，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剖析了我国转型期信任危机问题的现状、后果及成因，并创新性地提出了摆脱信任危机的一些合理措施和路径，希望对解决现实问题有所帮助，重建社会的信任体系，使得整个社会的信任状况在我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和提高。同时良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信任体系的构建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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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伦理；体系；旅游企业

1加强旅游伦理建设的必要性

1．1旅游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与旅游伦理息息相关

近年来，大理出现的“三角债”问题反映组团社、接团社、景点等企业之间的诚信经营问题，不论是“先付款后游玩”还是“先游玩后付款”，企业之间都应该按合同办事，实现利润共享，但是受到层层盘剥，所剩无几的资金使大理难以应付日常开支，更不用说用于环境保护和产品开发了，大理旅游业因为“大理风波”遭遇重创，充分说明旅游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诚信合作是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根据2009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假日办总值班室受理的69件投诉情况来看(见表1)，大多数投诉者反映旅游服务人员态度差，旅游行程中降低住宿、交通工具和餐饮等服务标准，餐饮和住宿等卫生状况差，硬件设施不足，合同履行不力等，老年游客对旅行社出境游加收团款、在国内景区不能完全享受优惠门票的问题投诉增多，这些表面上都是各种各样的硬件和软件问题，但根本上说明旅游企业和服务人员的旅游伦理问题，旅行社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按合同标准或与游客约定的内容来服务，景点的购票说明无明显告示使老年人和军人等得不到应有的优惠说明没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服务人员态度差是职业道德的问题。

1．2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积极引导良好旅游伦理建设

全国旅游系统正在开展“诚信旅游活动”，绝大部分省市都制定了本地的“诚信旅游工作实施方案”，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诚信旅游活动，如黄山倡导诚信经营，推行“透明旅游”，安徽省开展首届“百家诚信旅游企业”评选活动，广西开展“让游客满意在广西诚信旅游活动”；上海、江苏、浙江三地携手构建“江浙沪诚信旅游区”等，“全国模范导游员”文花枝在赴陕西延安旅游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中，让施救人员先救游客，自己却因耽误最佳救治时机而导致左腿高位截肢，她在生死关头把生的希望让给游客，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这种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为其他旅游从业人员树立了榜样，是良好的旅游伦理建设的实践者。

1999年，世界旅游组织制定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提出旅游业应致力于促进人民和国家间的相互尊重和了解，应尊重平等，促进人权；倡导旅游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义务，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的利用与保护，促进当地人参与旅游业并平等地分享收益。这是一项为了对旅游业所依赖的各种资源进行保护的计划，以确保其所带来的好处能够按照“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s)实现公平的分享。它为各国政府、旅游景点、旅游运营商、旅行社、旅游从业人员、开发商以及游客自身都制定了指导原则。

加强旅游伦理建设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解决当前暴露的一系列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是旅游法律法规制定的必要补充，法律法规是从法律效力上对旅游业相关活动的硬性要求，而旅游伦理是从道德和精神层面上对人的旅游活动进行感化和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旅游业健康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2旅游伦理的含义

中国古代的旅游有着鲜明的伦理特征，传统的旅游具有群体认同感和伦理归属感。旅游活动倾向于“向善”，即塑造旅游者道德品格，比西方人更注重表达旅游的社会形式和内心的道德修养。2000年4月11日，李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旅游伦理的思考》的文章，指出旅游伦理是人们在旅游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旅游伦理基本规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尊重爱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保护文物古迹，实现人与历史的和谐；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认真对待自我，实现身心和谐，从包含的内容来看，这四个方面侧重从伦理学而不是从旅游业的角度解释旅游伦理的概念，本文将旅游伦理理解为：狭义上来说，是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的旅游行为主体如旅游企业、旅游者、政府以及旅游媒体和协会等其他组织所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广义上来说，一切推动旅游业健康发展的旅游行业内部道德规范和行业外部对旅游业起作用的道德准则，旅游伦理涉及的主体主要包括旅游发生地和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旅游开发商、旅游及相关企业、旅游企业人员、旅游目的地居民和社区、旅游媒体等等。

3建立良好的旅游伦理体系

良好的旅游伦理体系主要包括旅游企业(景区、旅行社、饭店、其他与旅游有关的企业)、旅游者、政府、旅游行业协会等其他组织，以及全民旅游教育等，各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内部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如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与旅游者之间等，只有将这些方面的统筹处理好，才能营造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3．1旅游企业

员工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旅游企业管理者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企业个体以及社会整体的角度衡量决策和行为的对与错，形成企业良好的道德标准，并有效地建立和保持企业的价值观，塑造企业文化。旅游企业的不同，具体的伦理观念也有不同，旅游企业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是承担社会责任和依法纳税；基本保证是公平竞争和诚实守信；关键是顾客至上，企业要崇尚高尚伦理，把企业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规则标准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企业的伦理道德观才能得以贯彻。

3．1．1景区

旅游景区的开发、评估和规划中应尊重自然规律，不能急功近利，过度开发，应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不能因为短期的经济利益破坏生态环境，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是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景点的设计应顺应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尊重生态多样性，保护当地特色文化，树立科学的生态伦理观。鼓励和支持东道区居民参与和景区相关的决策，分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收益，如果景区的开发需要上游居民付出代价，还应相应的给予生态补偿。景区管理应充分以游客的利益为出发点，主要体现在解说系统的设计和旅游个性化服务等方面。制定文明游览公约，引导游客增强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进行文明游览。

3．1．2旅行社

随着旅行社数量的增多，旅行社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有些旅行社采取降价竞争手段，以致出现零团费或负团费的现象，低廉的价格使旅行社经营环境更艰难，服务水平下降降低了游客的满意度，长此以往使旅行社陷入恶性竞争和恶性循环。旅行社之间应公平合理竞争，互相尊重，引导竞争向提高质量和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努力。旅行社自身应诚信经营，充分考虑游客的利益，提供真实透明的信息，合理安排旅游线路和项目，提高车队和导游的服务水平，按质按量完成合同的约定内容。

3．1．3饭店

饭店从业人员要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坚持“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营造温馨如家的氛围，饭店管理人员要爱护员工，体会一线员工的辛苦并实行人性化管理，给员工和客人提供良好的服务。饭店之间应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本着“”的原则，努力提高服务水平，避免陷入削价竞争，使游客真正感受到物有所值或物超所值，饭店的软硬件设施应根据客人的需要建设，建设节约型绿色饭店，引导客人进行绿色消费。3．2旅游者

旅游者的伦理教育主要包括进行社会公德教育，例如在旅游地等公共场所，要相互尊重和关心、互相帮助、诚实守信、文明礼貌、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物等；进行生态伦理教育，例如宣传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并内化为旅游者的行为准则，进行交往伦理教育，使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尊重异类文化，努力营造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氛围，建立平等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等，旅游者是旅游活动参与的主体，只有旅游者的素质提高了，旅游才能够更加有序、健康和文明。

世界旅游组织在《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中提出，负责任的旅游要抱着对不同、哲学观点和伦理观念宽容和尊重的态度。其内涵可概括为，旅游者必须尊重目的地国家在政治、社会、道德、宗教文化方面业已确立的秩序，遵守当地实行的法律，对当地的习俗和信仰做出最大限度的理解。还将旅游对促进人民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尊重的贡献放在第一条，要求“旅游活动的开展应该与东道地区和国家的特征与传统保持一致，病尊重其法律，惯例和习俗。”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要尊重历史，理解文化差异。如果爱护历史文物古迹和文化遗产可以视为对旅游者的基本道德实践，那么，抱着尊重历史，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的目的进行旅游活动则是旅游者道德的内在动力机制，其实，早在1985年世界旅游组织旅游第六次大会通过的《旅游权利法案》和《旅游者守则》中，就要求旅游者除了尊重过境地和逗留地的政治、社会、道德和宗教及遵守当地的现行法律和规定外，还应做到充分理解东道国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活动，要特别尊重其自然和文化财富；不应强调自己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要以受教育者的身份去领略作为人类整个财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当地文化，

同样，涉及到与旅游服务人员的关系时，旅游者要认识到“顾客总是对的”、“旅游者是上帝”等等，只是为旅游者服务的旅游企业及其旅游从业人员道德认识的形象化语言，而不能成为旅游者自我身份判断的依据，旅游者在充分享受旅游消费者权利的同时，应该尊重旅游服务人员的人格尊严和辛勤劳动，毋容置疑，旅伴之间则更需要相互关爱。旅游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旅游的经济贡献，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关心社会发展日渐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课题。世界旅游组织近期所致力推动的主要工程如“旅游与消除贫困”、“保护儿童免受旅游性剥削”等，充分反映出世界旅游发展的“社会导向”，实现这些目标，不仅是政府和法律的问题，更需要旅游者道德的“他律”和“自律”。

3．3政府

国家旅游局日前表示，全国旅游行业要用3至5年的时间，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诚信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和有效的诚信执业、诚信经营监督机制。当前一方面将继续推动《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和《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3个行政法规的修订，同时推动更多的省市实现地方综合性旅游法规建设的新突破，夯实诚信建设的法律基础；另一方面，要在国家、省和城市三个层面，推动建立旅游诚信指标体系，逐步建立起旅游诚信征集、管理、评价、公示、信息披露等工作体系框架，以此推动行业自律机制的形成，加强行业自律能力建设。推动社会和媒体对旅游诚信监督机制的形成和监督能力的提升。

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法规、规章就像是跑向不同方向的马匹，应当有一个统一的纲领性旅游立法来驾驭，事实表明，这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对于旅游资源，有的部门以保护之名限制开发，有的部门则以开发之名行破坏之实，如果在法律上有统一、协调的旅游资源管理框架，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这是目前的分散型旅游法律体制所无法做到的，旅游法还应充分考虑旅游伦理、旅游道德方面的问题，并适当地将相关规范写入法律，世界旅游组织的《世界旅游宣言》强调，现代旅游更注重文化，道德方而的意义。

3．4全民旅游教育，营造旅游大环境

道德既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方式，也是个人自我完善的精神力量。在旅游者道德建设过程中，如何很好地发挥旅游道德的认识功能和调节功能以及教育、导向、辩护、激励功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旅游者道德建设的初始阶段，重要途径有三个方面：

3．4．1强化社会公德意识，提高国民道德素养

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日常公共生活中所形成的和应当遵守的起码的行为准则，旅游者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旅游者公德，遵纪守法、相互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诚实守信、文明礼貌、遵守公共秩序等等社会公德是旅游者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旅游实践中我们都能观察和感受到，整体上，来自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者，往往能比较自觉地遵守旅游道德规范。今年是贯彻落实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第八年，随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加强，国民道德素质将有很大的提高，这也将为造就文明旅游者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3．4．2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倡导文明旅游

个体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渐次经历他律、自律和他律与自律统一共三个阶段，他律是旅游者道德建设的起始阶段，社会舆论的广泛性和外在强制性对旅游者道德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每年的“旅游黄金周”都成为各种媒体关注的焦点，但遗憾的是，很少有媒体涉及旅游者道德问题。对旅游者行为缺少道德评价，更多的是关于旅游者权利的辩护，缺少关于旅游者义务和责任的宣讲，通过媒介倡导文明旅游、谴责不道德旅游行为，让旅游者和潜在的旅游者熟知什么样的旅游行为是“对的”，什么样的旅游行为“不对”，这是旅游者道德“他律”的基础，也是旅游者道德内化到“自律”阶段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