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教育学的价值和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论述教育学的价值和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和谐社会；价值观教育；公民教育

艺术类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引领和谐社会风气之先的力量，要使他们做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的道德规范的引导者，做和谐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的倡导者，必须引导他们树立科学合理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类在各种对象性活动中主体对客体的价值意义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区分是非、善恶、美丑、好坏、荣辱的根本标准，是人们对事物趋、避、亲、逆的主导因素，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实质和核心。就其构成来讲，主要由价值目标、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组成。价值观教育本质上是引导人们树立价值意识，增强把握社会生活中价值关系的自觉性，增强生活中的自为性意识、建设性意识和创造性意识。价值观教育带有明确的思想性，它从方向上引导人们处理好现实社会价值观运行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做到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基本一致，个人与社会关系基本协调，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狭义的公民教育就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教育，更强调的是关于如何做一个合格公民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协调个人与政府社会关系教育，其宗旨在于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可见，学生良好的价值行为直接导源于公民的素质，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则可以使学生的公民教育有所指向，使其公民行为有所皈依。因此，对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只有和公民教育融合起来，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一、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需要以公民教育为基础

艺术类大学生个性特征比较鲜明。一般来说，有一定的专业特长，思维灵活，思想开放，想象力丰富，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富有创意性和自我表现性；他们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意识，崇尚自强进取、公平正义；政治选择上求真务实，不盲目崇拜个人权威、追随大众。但也必须看到，部分艺术类大学生也有缺失公民精神的一面：

第一，权利意识模糊，主张褊狭。认为搞艺术的应该自由散漫，限制多了会抑制个性思维发展，影响创作灵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从而把自由与纪律、个人与集体、个性发展与学校制度和社会规范对立起来，对自己权利过度重视，对群体权利相对漠视，对法律缺乏必要的信任。第二，责任意识淡薄，功利化倾向明显。艺术类大学生大多家境不错，父母宠爱，自我中心意识较强，把思想和情感交流往往都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上，相对缺乏与外界和同学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缺乏对自己、对他人、对集体的责任意识；因为学费高，演出、设计、写生等接触社会的机会又较多，很多人有过赚钱的经历，所以，造成其热衷经济活动，注重个人眼前蝇头小利，做事具有一定的功利化倾向。第三，公德意识缺乏，理论与实践脱节，他们对公共道德、社会的规范制度等有一定掌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存在“知识”与行为的分离和脱节现象，对善良高尚行为不去效仿，对身边的负面现象缺乏鞭挞，不遵守公德的现象更是时有发生。

基于艺术类大学生的特性，在实施价值观教育时应当将公民素质教育结合起来，首先提升其公民道德素质，才能形成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公民道德都不具备的话，他是不可能有正确的价值观的。优良的公民教育可以使法治理念、社会规则制度等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们生活中的信念和准则，养成以身作则、敬业爱岗、关爱他人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责任感。只有以公民教育为基础和中介，才能进一步实施价值观教育；只有先当好合格公民，才谈得上树立崇高的价值理想和目标、拥有高尚的价值取向。

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使社会主流价值观渗透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中，不断审查自己的动机、欲望、需要，形成个人为人处世的价值标准和目标，使之符合社会的价值要求和价值目标。但是，一般情况下，价值观教育大量的是说理、灌输教育，方法上存在教条主义、简单生硬的现象，往往会存在两个瓶颈：一是价值观教育内容通常是灌输理想、信念、价值目标、原则和不容置疑的观点，突出政治信仰层面上的内容，强调远大理想和超然目标，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结果是教育出来的学生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甚至产生逆反心理。那么，价值观认知如何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二是价值观教育的方法通常是单调、枯燥、填鸭式的政治说教，学生不能面对事实作出判断，只面对一个先验的结论，不论相信还是不相信，都必须作为标准答案记住它，结果是你敦你的，我做我的。那么，服从社会价值观要求的“他律”行为如何转化为个体“自律”行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约翰，帕特里克教授通过研究归纳出世界公民教育的趋势之一便是内容趋同，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公民教育集中于三个方面：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公民品德。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使矛盾化解，就应当使价值观教育通过公民教育提供的公民知识的传授、公民道德的养成和公民技能训练的中介来实现。

二、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理论与实践

艺术类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艺术工作者，艺术工作要求从业者必须自身就站在一定的精神高度上，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但他们具有的一定精神高度的价值追求更直接导源于公民素质，导源于主体自身内心的接受和自愿的实践。而这种接受和自愿的实践又导源于公民素质的培养。

1　公民知识的传播帮助实现价值认知

价值观教育引导艺术类大学生懂得其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以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目标、取向和标准，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等。而公民知识的传播包含基本的诉求，即希望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具有合乎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要求的遵纪守法的观念和行为，使其成为忠诚于国家、服务于国家、适应本国主流文化的“合格公民”、“好公民”。例如，公民意识关涉的是纯粹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其本质含义可概括为两个层次：一是每个公民首先是归属于自己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必须讲国格、讲民族尊严，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超越个人与家族、个人与阶级、个人与党派等的关系，在国家法律的保障下，个人无论是何家族、阶级、党派，都是人人平等的，这就会产生平等意识。因此，大学生公民知识的传播既能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平等意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意识，也能培养对国家、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对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可见，公民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取得公民行为能力，达到公民要求，却又把爱国主义等价值观溶解内化在个体感性认识和要求中，化为行为趋向，引发价值行为。克服了以往价值观教育中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等不足，从而使价值观的内容通过公民知识的传播教育渗透和内化在学生心里，实现价值认知。2　公民道德的养成推动价值行为由“他律”转化为个体“自律”

事实证明，具有公德意识的公民能够在一定限度内节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追求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道德的养成可以为其价值观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作为艺术类大学生，如果淡薄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把躲避崇高奉为时尚，利己主义观念、急功近利意识膨胀，以个人的利益需求作为标准进行价值评判和取舍，对知识带来经济效益的关注大大超越对知识本身价值的追求，忽视知识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对心灵的熏陶，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艺术类大学生只有首先自觉遵守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拥有最起码的社会公德，“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才能追求崇高和圣洁的价值理想，从基本的义务走向崇高，其自身的价值行为才能由“他律”转化为“自律”，才能自觉地将其崇高的价值理想体现到作品上来，才能使其创作的作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3　公民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促进价值认知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

价值观教育除了培养价值理性，就是价值引导，即通过向学生灌输和传授特定的价值观(一般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学生对这种价值观产生认同，并内化为自己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未来能够自觉地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这种价值引导通常是重视对学生的外部强制。具有较强自我中心意识的艺术类大学生对此反感。只有通过实践性、现实性极强的公民技能培养和训练实践使学生具有自由思考和探索的习惯使其在生活中和实践中通过切身体验来感知相关的价值观，例如，可以让艺术类大学生利用假期或外出写生、演出等机会开展服务学习旅行活动：学生深入社区服务，以可持续发展、农村教育、环境保护、如何追求有价值的生活等主题对所服务的社区和周边单位的活动进行调查了解。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直观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情感震撼，使其关注社会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既提升学生的道德能力又培养其对生活和社会的主动价值思考和判断能力，克服以往价值观教育单调、枯燥、填鸭式政治说教的方法的不足，通过对艺术类大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使学生价值观内化在心理，养成内在意志，使价值认知转化为价值行为。

总之，在理论层面上，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的融合，为建设和谐社会既提供了价值方向、标准，又提供了现实行为规范。

三、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融合存在的误区

当然，在将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时候，需注意的问题是：不能因为过去价值观教育在内容、方法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导致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就将公民教育与价值观教育混为一谈或以公民教育取代价值观教育。公民道德，属于基本的社会公德而不是个体价值信奉，他作为公民，又必须受到基本的价值规范的制约，使公民按照价值目标进行价值行为选择。事实上，公民在面临相反或相冲突的观念和行为时，如何调节、调整自己的公民活动能力，权衡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在价值观教育中获得，一定社会价值体系中价值观与公民教育衔接得怎样，体现了什么样的原则，对公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1　价值观教育能够提升艺术类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的层次

公民教育的首要环节是教育标准的确立，价值观告诉人们行为活动的最终目的，解决的是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直接规定和指导着人们的活动，为人们提供基奉的是非、善恶、美丑、对错的标准，为公民素质教育规定了价值目标。个体在发生公民活动时，往往从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去选取一个或几个标准，用来指导自己在行为的合理性上作出正确判断；积极的价值观会使人的言行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特征。艺术类大学生的公民教育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使人受到感召、启示和引领，使大学生在精神上获得升华，才能创造出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高尚的精神作品来。那种迷失政治方向、没有社会责任感、人格低下的艺术作品，是不会受到人民的信任和欢迎的。

2　价值观教育影响着艺术类大学生个体公民教育的性质

价值标准区分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最好的，价值标准影响着公民素质的形成。价值观教育是否合理得当，势必影响个体公民素质教育是否得到正确的方向指引，否则，如果价值观教育搞不好，就会导致人们形成对公民行为的不合理的判断。艺术类大学生因其从事的工作具有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着特定时代的文化主流和核心价值体系，并为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的艺术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手段，对他们的公民素质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引导，才能把他们的公民教育引向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形成对公民行为的合理判断，进而使其作品鼓舞和引导大众，使人们的行为朝向有意义的事物，推动人们去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3　价值观教育规定了艺术类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基本方向

篇2

教育话语与教育学话语，则是在教育学领域当中的话语的适用。具体来说，教育话语更倾向于实践角度的主体（是从事于和实施教育事业的任何人，也包括受益于教育活动的任何人）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针对教育活动而展开的的主体意志的实践性表述。本文对话语概念的分析引进到教育学领域则主要是在理论角度上，主体对于教育以及教育学的主体意志的实践性表达。它更多的是教育学者或者教育研究者的学术性论文以及著作等。一方面教育学话语是主体在教育学理论的思考与反思过程中所使用的术语，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话语的结果。李锐曾指出，话语是思想的表现形式，话语的界限意味着思想的界限，话语的贫困意味着思想的贫困。教育学的话语即人们在思考、表达教育学问题时的习惯性用语。[3]7本文虽不同意将教育学领域中的话语直接定义为习惯性用语的范畴之内，但话语的确是教育研究者思想的体现。项贤明曾对教育学话语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教育科学其实也不过是关于教育现象或教育话语的一门解释学。纯粹客观的教育事实是无法直接把握或不可言说———一旦言说即成言语、话语或文本，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作为人们关于这种客观事实的外部表达的教育现象、教育话语或教育文本。这些关于教育的现象、话语和文本并不仅仅是客观事实的某种附属物，而是我们人所能把握和言说的教育事实的本身。但是教育科学的教育话语和文本的解释并不是主观的臆断，它仍然要回到与历史的联系当中去，要在各种教育现象，教育话语和教育文本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对其作出解释。

二、教育学话语的方式

教育学话语的方式主要是在教育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教育学话语的形式与内在逻辑。谭斌将教育学话语划分为教育学的话语（如元教育学的研究），也包括教育学中的话语（如普及教育、素质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各门分支学科中的研究），还包括教育实践中的话语（如对教师的课堂用语进行的研究）[5]12。本文在教育学话语的方式的分类中将教育学话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话语方式：教育学话语以话语方式的语言环境、语境以及主体为基础，主要分为西方教育学话语与东方教育学话语；基于社会学领域构建与阐释的教育学话语，心理学基础上教育心理学话语还有哲学基础上的教育哲学话语等；依据主体不同划分的官方教育学话语、民众话语以及教育理论研究者话语。首先，教育学话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产生的教育学话语方式，是依据语言种类的不同和语言语法规则的不同而产生的教育学话语。诸如，教育一词在不同国家地区名称的不同（德语Erziehung，英语education，法语éducation等），在此基础上，“教育学”从最初的“pedagogy”（意为“教仆”）亦产生了不同语言环境下的表述：德语paedogogik，英语education，法语pedagogic，意大利语pcdagogia，西班牙语pedagogia等。二十世纪末期，出现了“educology”（我国译为“教理学”以异于“教育学”）取代“pedagogy”之势。与此同时，不同语言种类的教育学话语是教育学话语的最基本的形式，也是教育学理论的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在教育学的历程中最早的教育学话语体现在我国古代儒家学派等主要哲学家的教育学话语和古希腊哲学领域中所产生的教育学话语。例如，不同国家语言体系下产生的教育学著作：《论语》，《学记》，《理想国》，《普通教育学》等等。其次，教育学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的教育学话语，“教育学研究者基于教育学理和逻辑规则，由高度抽象概括而获得的有关教育活动和教育学发展的基本的、一般性的教育认识、主张和思想观点”[6]33。教育学话语是对教育基本问题的“形而上”的话语，是以一种思辨的方式对教育学发展中各种问题的解答。教育学话语的方式，一方面依据不同的学科体系背景，产生了教育心理学话语、教育体育学话语、教育人类学以及教育社会学话语等等，体现着从一门学科角度的立场出发而产生的教育学与其学科之间的关系即理论的特征；另一方面是在教育学学科的总体反思基础上所产生的教育学话语。它主要是在受到哲学领域的元分析影响下所开始的对教育学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结构等领域的教育学话语。此外，还包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所存在的特定的教育学话语（它为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最后，按照教育学话语的主体来分，可分为政府为主体的官方话语、教育理论研究者的话语还有大众的民众话语。官方话语，主要是政府机关等针对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所提出的话语，例如政府机构颁布的教育宗旨、教育法规以及对教师评价体系等话语。官方往往通过教育宗旨、教育法规等的制订、贯彻、实施和修订，以及对教育评价、学术评判等的规约或舆论引导，传达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控制及统一真理标准，并通过教育隐蔽地调控人的生活，引导人的发展走向，它标示着教育的社会历史使命，体现的是社会权力。[7]7-20而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话语主要是在针对教育学理论等主题的理性论述。一方面由于主体为理性的代表者，是科学地对教育理论问题进行分析的主要工作者。此主体主要依据学术专业用语和主要概念范畴的界定基础上通过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以及教育专著等话语方式进行教育论理。他们的教育学话语一般来讲，对于教育理论的发展具有指导性与学术权威性而被官方话语和民众话语所使用。另一方面，实践是主体对教育理论问题表述和分析的源头之一。主体通过对来自于实践的表达进行理性的分析从而对教育原则、教育规律等进行了理论话语的陈述。此外，则是教育的最大受益群体以及最具有发言权利的民众话语，他们代表了教育实践领域当中的普通大众对于教育理论发展的观点。关于民众话语主要是在教育话语领域的研究范畴之内，当然也涉及一部分具有理论性质的话语可划归为教育学话语的内容之内。民众话语一方面主要受官方话语的指引，并翘首企盼教育理论研究者学术话语的指导；另一方面民众话语作为教育活动的对象和教育活动的实践者，切实关心着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

三、教育学话语的结构

教育学话语的结构主要是教育学话语在不同话语方式中所普遍存在的内在的话语结构与逻辑。从语言学的角度上讲话语主要是语用学领域内的基本概念，话语的构成单位则主要包括词、句、篇、章。福柯在话语的分析中曾指出，语言是在语言学当中由音声等诸要素组合的结果，而话语主要是由针对对象而进行的陈述（énoncé）和陈述组合而成的命题，以及在诸命题构成的场域构成。其中陈述是话语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包含着词句和词句之间诸关系的总体，而对于话语的分析则主要是分析话语在历史进程诸多变化的形式。萨义德在分析福柯与德里达二人对于文本理解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二者对于方法论的选择，即将文本与外在联系的分析以及文本内在结构的分析。在《福柯的思想轨迹》一书中，中川久嗣认为德里达在对福柯理论批判的过程中，曾以西洋和东洋区分为例论述过“在西洋理性对于东洋理性的理解中首先要将其还原为西洋理性语言体系当中”。而在这还原的过程即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要首先遵循语言系统中的基本结构与规则，同时这个过程也成为对东洋理性的束缚，他称作这种翻译的行为即为福柯的“监禁”。教育学领域话语的结构，除了具备语言结构中最基本的词句和语言规则等还具备话语自身的内在方式即包含着主体和语境。谢登斌在《当代美国课程话语研究》中也分析了话语的结构与维度，他指出话语是具有权力与价值的对话性语言。话语，一般地来讲包括三个基本维度，一是文本，是指话语的书面表现形式，即以文字符号呈现的事件或实例，这是话语的具体性的表现；二是理解，强调对文本意义的解释过程，这是话语的对话性的表现；三是意义，是指话语反映的态度、价值取向以及建构的意义，这是话语的价值属性的表现。[8]3其中，意义主要是主体在针对研究对象等问题论述中主体价值与观念的表达，是主体主体性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教育学话语的结构主要包括：（1）词和语句，是对研究对象的文本式表达的最基本结构；（2）术语，专属于学术领域的概念与范畴，是在教育学的理论发展过程中不断科学化地形成的理性概括；（3）文本，最终的话语呈现形式与存在方式，它由主体通过词句和术语的建构所组成；（4）知识，是教育学话语的语境为话语的陈述提供了一个“场”。在知识的场域，将针对对象的术语和词句的表述中所存在的和主体试图表达的观点给予一种学术意义。社会学家彼得•伯杰曾在论述社会建构的过程中指出社会文化背景对于话语陈述中的重要意义。

四、教育学话语的特征

（一）教育学话语具有科学性与普适性

教育学自学科产生以来，科学性与独立性一直是其学科追寻的目标。这一历史过程中不仅有卢梭给教育学预留的科学之位，赫尔巴特给予教育学以心理学和伦理学为理论基础以成其科学之名，当然也包括教育学所经历的实用教育学、精神教育学以及元教育学的过程都为教育学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而对于教育学的话语陈述则是这一历程中的具体展现，它不仅在话语中陈述了主体对于教育学理论发展的省察之思，而且也呈现了教育事实与教育本真之论。海德格尔在其哲学思辨中也曾阐释过话语与理性思辨的关系，他曾指出话语、语言、理性、上帝、思想是同一回事，它们共同的本质就在于让存在显示，而“让某东西显示”正是话语（语言）的最主要功能。[9]张永祥将我国教育学话语分为常识性话语和理论话语，其中理论话语主要是由专业人员所掌握的遵循科学世界的逻辑和原则而开展的“科学话语”。虽然在主体上张永祥的教育学理论话语单纯地是指那些受到系统化和专业化训练的研究学者，但其在此基础上也阐述了教育学理论话语中的特征。他指出：教育学理论话语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逐渐远离日常教育生活，它要对日常教育事实和教育经验作出提炼、概括、加工和抽象，使之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和一般化的特点。理论话语的教育学重视理性法则，以理性为中心，演绎构建抽象的逻辑体系。理论话语的教育学则具有逻辑上教育学话语的方式、结构与特征的内在联系性和一致性，是系统化、综合化、整体化的知识体系。理论话语的教育则遵从科学世界的逻辑和原则。理论话语形态的教育学则遵从科学理性。理论话语的教育学则是用“科学话语”来表达的。[10]129-130与教育学话语的科学性特征相应的则是教育学话语所具有的普适性———一方面是指，教育学话语可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被教育主体广为使用，并可在知识体系上可被广大民众所理解的特征；另一方面是指对于教育问题的理性阐释的教育学话语，不仅在具体的教育问题当中而且在具有共性特征的一类教育问题当中具有指导作用。它不是对于具体事件的经验性解释，而是对于日常经验的抽象化和概念化的科学阐述。从历史上看，我国教育学历史上教师职业与教育活动的开展直接促进了“儒”的产生，而儒学理论中发展的最著名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封建社会人人诵读《五经》和《四书》传承着儒教理论。《四书》和《五经》无论是从政治角度上说是科举的内容之一，还是从教育的层面上谈是教育内容之一，当然现代来讲也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学研究者的必读著作之一。但是，其著作当中所含有的教育原则以及教育目的等的论点也早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话语之一。从现实社会上看，教育理论研究者所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以及对于教育问题改进策略话语等通过期刊、杂志和专著以及网络手段的传播很快能为人们所关注和理解。一方面在于教育自古以来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之一，教育的功用与价值不仅在教育理论研究者而且在与教育息息相关的广大民众来讲都已经具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例如“教育先行”，“生命教育”早以为广大民众所津津乐道。另一方面，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学话语的实际指向，其话语的科学与合理性都需要实践活动这一标准的检验。因此教育学话语必然需要在广大民众（教育学话语的倾听者）中通过传播与知识的普及以及广大民众的理性认知来实现教育学话语的科学性地体现。而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教育学话语逐渐发展着自身话语的普适性以有助于自身在实践上适用，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的进程中推动着教育学话语的科学性发展。此外，教育学话语的科学性与普适性并不冲突，实际上正是教育学话语对于教育基本理论的科学性论述，才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教育学话语普适性的可能。

（二）教育学话语具有规范性与实践性

首先，教育学话语本身所依赖的自然是不同国家地域中的语言体系与语法规范系统，而语言体系则从外在性上直接赋予了教育学话语的规范性特征。与此同时，教育学话语所根植于的社会领域也制约着教育学话语的内容手段与论述方式，它正是通过一定社会文化领域当中的知识体系来实现着话语主体的主体意志。追溯教育学的历程即可发现，教育学话语在传统教育学阶段倾向于对基本教育原则的阐释，其话语强调教师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而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则为教育学话语提供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实践性话语平台，拉伊则为教育学更多地赋予了实验心理学的话语特征等等，这些都在教育学话语的发展中赋予了那一时代的规范特征。同时，话语在人类交往的语言体系中规范着人类的知识的内容与手段，同时也以文字等形式展现着人类的文明进程。而这种话语也在人类文明开化的进程中被人们所使用，并贯穿着人类的共识与主体的意志。徐辉等人认为话语是在一定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基础上，在社会情景中的关于社会交往的言谈方式。人类的话语方式包含了其对社会环境的理解，是人类认知与传递世界认知的特殊形式的话语。它是社会生活和交往的重要决定因素，包含着那些了解世界的人的权力关系网络话语。此外，教育学话语本身对于专业概念与范畴的解析，是教育学话语规范性的另一种体现。教育学话语针对具体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专业理论阐释，赋予教育学理论独有的定义标准和原则，属于教育学整个学科立足的基础之一，支撑着整个学科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其次，话语本身来源于社会实践，是主体对于社会事实的表达。教育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传递人类社会文化知识经验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而教育学话语针对教育事实和教育活动的研究对象，是对教育事实的实践性陈述。话语作为主体意志的实践性表达，是对日常生活的事实与价值的解释，它不仅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对社会结构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反思作用。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也表明“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且其主体的意图在于将语言使用当成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但是主体的话语并不是一种个人行为或情景变量的简单折射。“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行为形式———以这种形式，人们与世界产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第二，话语和社会结构是一种辩证的存在关系。话语由社会所构成，并受到社会的规范和制约，在社会意义上它具有建构性。”[11]与此同时，教育学话语不仅植根于社会生活实践，同时教育学话语的最终指向是教育实践，它以解决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发展的问题为目标，从而促进着教育学话语的理性发展。当然，教育学话语作为一种教育活动的理性解说，它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刘铁芳在分析教育学范式的问题及话语的变革时曾指出“既成的教育理论跟真实的教育生活相比总是僵化的，滞后的，流变的教育生活与生活世界才是教育话语活的源泉”[12]17-21。

（三）教育学话语具有民族性与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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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包含众多分支学科、具有独立知识结构系统的社会科学，社会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是社会研究的指导原则、逻辑基础、研究模式、操作程序、调查技术和手段等的总称。随着应用研究的深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逐渐得到重视和广泛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研究方法上同社会学的亲缘关系日益紧密。第一，社会学方法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有重要影响。社会学方法论是对研究方式方法的一般原理和规律的系统探讨和评价。从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看，社会学有三种基本的方法论，分别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其中，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指南。系统地总结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对于社会运行的作用等观点，对于我们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作用和功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石。价值和价值观教育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对个体和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行研究，探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价值冲突和价值理解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突出对个体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结构的理解，强调价值因素在个体行为和社会互动中的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提供了一个微观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研究方法上思辨性、演绎性色彩较浓，引入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针对性。由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主张在社会学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强调实验和工具的作用，注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实证主义方法论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应用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范式逐渐呈现出以逻辑演绎为主向逻辑演绎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由侧重理论研究向注重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由偏重宏观研究向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等趋势。社会学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转换方面的借鉴意义逐渐凸显出来。系统地挖掘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中的合理因子，并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二，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是贯穿于社会学研究全过程的程序、策略和方法。社会学研究方式有四种基本类型，即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文献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社会学中对调查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的理论研究和具体运用，如抽样理论、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文献的内容分析、二次分析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掌握人们思想活动和舆论动态的信息、全面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社会事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实验研究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在西方道德心理学和道德教育研究中，这种方法也得到了使用。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与道德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交叉研究的深入，实验研究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得到应用。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方法，在文化人类学和比较社会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有效地运用实地研究法开展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真实性、科学性，推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第三，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是社会学研究的各阶段中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使用的技术手段，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特点。它包括问卷技术、访谈技术、观察技术、抽样技术、测量技术等。在思想政治教育量化研究中，为了得到真实、可靠的数据，需要大量使用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社会学中有关抽样、测量、观察、访谈等具体操作技术的研究和步骤，能够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更好地开展具体的工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发展历程

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亲缘性，决定了二者进行学科交叉的可能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社会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不断推进。总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第一，知识借鉴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开始形成和逐步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初创和形成过程中，需要从社会学中汲取相关的理论营养，丰富自身的理论体系。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借鉴相关的社会学知识，对某些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或现象进行社会学的解读，向社会学寻求知识借鉴，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起始阶段。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发展的理论资源，但主要停留在知识借鉴的层面上，呈现出一定的零散性、随意性色彩。第二，问题聚焦阶段。进入21世纪后，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不再满足于仅仅对社会学的某些理论进行浮光掠影式的介绍和解读，而是着重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中某些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得到了突显。比如，有学者从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视角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有学者从文化结构变迁的视角论述了大学生价值观导向的问题，有学者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论述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这一阶段的研究，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中的问题关切，着力对具体的社会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既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研究，又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学科融合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三，学科融合阶段。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朝着学科层面的深度融合方向发展，学者们开始从学科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相互关系进行整体性研究和深层次思考，并尝试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有学者认为，创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社会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理论发展的现实召唤。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规律的科学。也有学者认为，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和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完全可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社会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社会互动研究，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社会分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研究，越轨行为与思想政治教育，等等。这一阶段的探索，使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逐步由零散走向系统、由表层走向深层，实现了由理论借鉴向学科融合的转化，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这门新兴分支学科的产生。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评价

从以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发展阶段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是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相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联姻，既是由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决定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分支学科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发展的重要动力，也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发展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由知识借鉴逐渐走向学科融合的发展轨迹，映射出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逐渐完善、分支学科逐渐产生的发展历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之初，由于受到学科自身发展水平的制约，学科体系分化的程度不高，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只能停留在部分学者自发开展的知识借鉴的表层。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特别是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学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对学科体系的整体性研究和战略性谋划逐步加强，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分支学科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支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术力量，推动了学科融合的深度发展。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不断推进的根本动因。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生态，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出了许多时代课题，同时也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术研究逐渐向社会现实问题聚焦，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有机结合。要避免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走向泛化，必须面向社会问题，面向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问题聚焦，既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现实路径，也有利于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学和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力量，为两个学科的深度融合提供切入点。近年来，以重大社会问题研究为纽带，通过课题合作和联合攻关等形式，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和社会学研究者在某些领域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团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持续发展。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要在学科化轨道上推进需要克服发展瓶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正处于学科融合的关键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也正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前期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真正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仍然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首先，很多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构建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学科建立的内部共识需要加强。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需要更多的学者从学科层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部共识。其次，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交叉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学科建立的外部共识需要加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仍然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主体，缺乏与社会学研究者的广泛对话和深度合作。要避免研究中的自说自话、自我建构现象，必须吸纳更多的社会学研究者参与到交叉研究中，发挥他们的优势，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学科共识的形成。再次，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科保障机制有待加强。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科化水平，需要有一套相应的保障机制。这不仅需要我们从学科整体发展的宏观层面进行谋划，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从事社会学交叉研究的理论素养，形成与社会学研究者进行学术合作的稳定机制，而且需要在研究经费、研究队伍、人才培养等具体方面提供保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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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已有研究成果

根据国外图画书阅读研究的中文译著，以及可以查阅到的外文文献资料。国外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侧重图画书阅读理论”的研究和“侧重图画书阅读应用”的研究，

(一)侧重图画书阅读理论的研究

图画书叙事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首推加拿大学者培利・诺德曼(PerryNordlman)。其著作《话图：儿童图画书的叙事艺术》(《Words about Pictures：The Narrative Art of Children’s PictureBooks》)、《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The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关于图画书的章节以及论文《解码图像：图画书如何运作》等，主要从符号学的角度对图画书阅读进行了阐述。在《话图：儿童图画书的叙事艺术》中，诺德曼首先指出，图里的叙事讯息的获取依赖读者对已知假定和意义符码的熟悉度，并以各种不同方式的类目来说明图画是如何传达有关主体的讯息的；其次，是对视觉信息进行全面思考，从考量全书的整体意义效果开始，到对书中图的整体意义效用的思考，再到探索图里特定细节的效果以及一系列图中的图与图之间的重要关系的分析；再次，探讨了图文关系的各个层面：最后，阐明从图画书的整体所涌现的意义。整书作者运用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美学等知识来论证自己的观点。《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中，图画书作为独立的一章，从“视觉想象与图画的理解”“图画书的乐趣”“图画书如何提供关于故事的讯息”“文与图所讲的故事”“图画书像拼图”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图画书阅读的独特性。《解码图像：图画书如何运作》一文则以图画书《甘先生出游》为例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图画书蕴含的丰富内涵。其中，《话图：儿童图画书的叙事艺术》一书，奠定了世界图画书的理论基础。诺德曼对图画书的符码分析可以作为阅读图画书的工具指南。

与此同时，图画书阅读的理论研究在东方一些国家也有了发展，其中以日本图画书编辑及宣传者松居直为代表。松居直以自己的工作及亲子共读经历为蓝本写下的《我的图画书论》，被誉为日本图画书界的权威著作。本书从“图画书的知识与观念”“图画书的选择和分享”“图画书的意向和语言”“图画书的历史和传统”“图画书的欣赏与细读”“图画书的编辑和出版”等方面探讨了图画书的特点以及与儿童的关系、图画书亲子阅读、经典图画书赏析等。

(二)侧重图画书阅读应用的研究

图画书的阅读应用研究主要围绕“图画书阅读教学研究”和“图画书亲子阅读研究”两个方面展开。比如，2003年澳大利亚教育学家阿里佩斯(Arizpe)和斯太勒(St-vles)主持了对儿童文字阅读和图像阅读的对比性研究。此研究以小学一、二年级儿童为被试，教师指定图画书。然后发给儿童自己阅读并记录下他们的阅读反应。在儿童各自阅读期间研究者可以问一些类似“告诉我你都记住了些什么”“你喜欢故事的哪些内容”等问题，或提出再读一遍、和研究者一起阅读等要求。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在面对两种不同阅读文本时有很大差异。“图片的阅读会带来儿童多层面的整体性的反应。”对低年级儿童图画书阅读反应的研究。也为幼儿的图画书阅读与教学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日本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则论述了亲子阅读的价值以及父母如何与孩子共读图画书等。松居直先生把亲子共读贯穿于他的图画书理论之中，认为图画书的创作是符合儿童身心特点的，图画书阅读教育也应该以尊重儿童、关爱儿童、以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为目的。

瓦特赫丝特(Whitehurst,G.J)在《通过图画书阅读促进儿童语言发展》(Accelerating language devel―ooment through picture book reading)一文中，就亲子阅读中母亲的提问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母亲应该多进行一些开放式问题的提问，帮助儿童在阅读的同时扩展思维。”大卫・阿诺德(Amold David H)在《通过录像训练研究图画书阅读对儿童语言发展的促进作用》(Accelerating Language Developmentthrough Picture Book Reading：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to a Videotape Training Format)一文中提出了“对话式阅读”的概念，认为“母亲在阅读过程中不要一味照着书念，而是可以采用一些对话交流的方式增加儿童与图画书的互动，例如询问儿童‘你觉得接下来会怎么样?一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等开放式问题，帮助儿童进入故事情境，促进幼儿的语言发展。”

作为老师、作家和编辑的美国学者马莉，贾隆格(Mary Renck Jalongo)，有过多年的幼儿及小学低年级教学经验，其代表作是《幼儿文学――零岁到八岁的孩子与绘本》(《Young Children and PictureBooks Literature from infancy to eighter》)，这本书对图画书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意义重大。首先，作者用前两章介绍了图画书的重要性与品质：然后，通过“带领幼儿进入绘本世界”“幼儿对于绘本的回应”以及“透过绘本获得读写能力”三章，详细阐述如何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以及不同绘本的特点使幼儿顺利进入绘本世界并爱上图画书，在此过程中成人要把握幼儿对绘本的回应，并使其获得读写能力：最后，在“家庭与绘本”“绘本与课程的结合”两章中分别论述了绘本在亲子阅读中的价值以及应用途径、绘本教学的价值以及实施条件。

二、国内主要研究成果

国内图画书阅读与教学研究是在引进、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其湾比大陆要早大约三十年，大陆在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加快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步伐。概而言之，我国图画书阅读研究主要涉及三个领域。即经典图画书欣赏及创编研

究、图画书阅读价值的理论探讨以及图画书阅读的应用研究。

(一)经典图画书欣赏及创编研究

经典图画书欣赏主要是指国内研究者对国外优秀图画书以及少量的国内图画书的“研读”、学习。这方面的研究，台湾以郝广才为代表，其代表作是《好绘本如何好》。大陆以彭懿为代表，其代表作是《图画书――阅读与经典》。这两部作品都详细介绍了如何欣赏图画书并进行图画书创编。《好绘本如何好》分“体的架构”“点的舞蹈”“线的律动”“面的张力”四部分，分别从绘本的概念、绘本元素、形式技巧、内容手法等方面切入，并结合具体绘本进行由整体到部分再由部分到整体的解读。彭懿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分上下两编。上编为“阅读图画书”，从结构、形态、表现三个方面阐明了图画书阅读的方法：下编推荐了世界上优秀图画书60部，每篇均配以独到的赏析。这两本书不仅对幼儿家长以及幼儿教师选择图画书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且为国内图画书创编提供了借鉴。关于本土图画书创作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其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展开，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如王林的《本土图画书的发展》、王萍的《“绘本中国”系列图画书评述》、熊亮的《我为什么做中国绘本》等。随着图画书推广的深入，有越来越多的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对此投以关注。其中朱自强教授的《亲近图画书》一书在介绍图画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经典图画书进行了赏析，并对华文原创图画书动态进行了扫描。

(二)图画书阅读价值的理论探讨

周兢教授在《造就成功阅读者的培养目标――美国幼儿早期阅读教育目标评析》、《在创意阅读中培养儿童的自主阅读能力――兼论儿童图画故事书的教育价值》等论文中，都提到了图画书对幼儿早期阅读及其发展的重要性。其中《造就成功阅读者的培养目标――美国幼儿早期阅读教育目标评析》一文在分析美国幼儿早期阅读教育目标时指出，美国结合幼儿自身发展特点已将图画书作为幼儿早期阅读的重要素材。《在创意阅读中培养儿童的自主阅读能力――兼论儿童图画故事书的教育价值》则从创意阅读角度出发，基于阅读内容本身和阅读过程两个维度进一步论述了图画书的教育价值。此外，其他研究者的代表性成果还有：《图画书：学前儿童通向多元智能阅读的桥梁》(方卿)、《浅谈图画书对儿童早期阅读的存在价值》(刘佳玺)、《图画书文体的魅力》(卓洪艳)、《图画书阅读与儿童非智力发展》(王姗)、《论图画书阅读与儿童发展》(肖涓)、《图画书与学前儿童语言教育》(王蕾)、《图画故事书与学前儿童的发展》(康长运)、《怎样阅读一本图画书》(彭懿)等。这些研究结合图画书自身艺术特点，充分论述了图画书在幼儿的多元智能发展、早期阅读能力、语言发展、非智力发展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图画书教育价值的理论研究对幼儿园图画书教学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三)图画书阅读与教学的应用研究

1　图画书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图画书阅读在幼儿教育中的运用研究，大陆以康长运为代表，在其著作《幼儿图画故事书阅读过程研究》中，运用质的研究方法，首先从幼儿心理与教育的关系视角探讨了幼儿图画故事书阅读的价值：然后，对幼儿图画故事书的阅读及其过程进行了较为整体、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其次。比较深刻地阐释了幼儿图画故事书阅读的过程及其与幼儿发展的关系：最后。尝试建构了幼儿图画书阅读与发展关系的理论框架。

台湾在此方面的研究与大陆相比要多一些。代表作有：《绘本怎么教――绘本创意与萌发》(张育慈，林妹静等著)、《图画书的欣赏与应用》(林敏宜著)、《多元智能与图画书教学》(郑博真、张纯子等编著)等。《绘本怎么教――绘本创意与萌发》是10名幼儿园教师以“生成课程”作为理论基础，探索以图画书发展课程的教学模式。这种课程模式以“主题建构式”进行教学，即先以一本图画书确立主题，然后以相关图画书为例，围绕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进行和主题一致的单元教学，最后进行幼儿综合学习评价以及教师的教学反思。《多元智能与图画书教学》是由一名大学教授、幼儿园园长及四位幼儿教师共同编著的，介绍了图画书的功能及特点、多元智能理论以及多元智能理论取向的图画书教学实施的可行性，并列举了大班、中班、小班、小幼班的多元智能理论取向的图画书教学实例，最后还对多元智能理论取向图画书教学进行了进一步探究。《图画书的欣赏与应用》探讨了图画书的三种应用形式，即朗读、说故事与讨论故事。还介绍了多元智能的图画书活动设计，纲状图示法的分析与教学以及选择图画书的原则与途径。

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论文还有：《大班幼儿对图画书的解读――以(小老虎大嗓门)为例》(谢清理)、《幼儿绘本阅读教育的个案研究》(张彤)、《对儿童图画书的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刘佳玺)、《情绪主题绘本促进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行动研究》(刘婷)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幼儿园图画书教学进行了探讨。《大班幼儿对图画书的解读――以(小老虎大嗓门)为例》运用质的研究方法，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呼吁学前教育工作者“从传统的成人的解读代替幼儿的解读、重认知、强调灌输的模式中走出来，把幼儿当成阅读的主体，重视、尊重、聆听幼儿自己的解读，给予幼儿自己解读的机会，培养成功的阅读者。”《幼儿绘本阅读教育的个案研究》则运用质的研究方法，从“构建幼儿园绘本阅读教育总体构想―理论运用于实践，开展幼儿园绘本阅读教育实践―反思、改进―再计划、再实践―结合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幼儿园绘本阅读教育进行总的反思，总结了教师与幼儿在幼儿园绘本阅读教育中的成长。”《对儿童图画书的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在对儿童图画书现状考察基础上分析了阻碍儿童图画书发展的种种原因。包括出版界(出版人与创作人)、家长、教师对图画书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对图画书资源利用不充分等。最后的结论是：“缺乏交流”无疑是最大的屏障，因此当务之急是促进社会各界的共同合作。《情绪主题绘本促进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行动研究》则证明：运用情绪主题绘本所开展的系列教育活动对幼儿的情绪能力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情绪主题绘本适合作为幼儿园情绪教育活动开展与实施的资源与媒介加以利用。”

2　图画书在亲子阅读中的应用研究

《五个故事妈妈的绘本下午茶》(台湾)林宝凤、蔡淑嫫等著)堪称图画书在亲子阅读中应用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本书是几位妈妈以自己与孩子的共读经历为基础写成的随笔，为亲子共读提供了借鉴。代表性论文有《幼儿的图画书阅读特点与家庭的阅读教育研究》(张燕子)、《图画故事书阅读中母子互动的类型及发展趋势的研究》(王琦)等。《幼儿的图画书阅读特点与家庭的阅读教育研究》对5岁～6岁幼儿的图画书阅读特点进行了研究，并对幼儿和家长对图画书的认识与选择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也对幼儿家中图画书阅读状况进行了调查。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幼儿阅读特点与家庭阅读教育之间的差异及成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图画故事书阅读中母子互动的类型及发展趋势的研究》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图画故事书阅读中的母子互动进行了研究，在揭示母子阅读现状的基础上阐明亲子阅读互动的特征，最后提出了母亲促进幼儿阅读能力全面发展的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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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英语，在晚清时期被引入中国学校教育，并逐步由语言教学发展到语言和科学专业教学相结合。晚清学校英语教学在近代中国英语人才培养、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再现了晚清学校英语教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考察了晚清学校英语教学的观念与实践，探讨了晚清学校英语教学的典型个案，论述了晚清学校英语教学的社会功能和借鉴作用。本文的研究涉及历史学、语言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在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历史学、语言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理论和研究方法，尝试对晚清学校英语教学作跨学科的研究，力图使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并对目前的学校英语教学改革有启迪意义。 更多还原

【Abstract】 As the medium of the Western culture, English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抯 school education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pure language teaching into the integrated language-and-science teach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English personnel, Sino-Western academic exchanges, and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This dissertation trac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xplores the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conducts case studies, and expounds upon the social functions and historical inspirations from th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cau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studies of this dissertation cover the relevant fields of the studies of history, linguistics(English) and Education. As far as th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approaches are concerned, this dissertation, guided by Marxist materialism, combines the relevant knowledge, theones and approaches in the studies of history, linguistics(English) and education, with the hope of conducting a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on the school English cause in the Late Qrng Dynasty. This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bring forth some academic value in theoretical stud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o the current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reforms.GU Weixi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Directed by WANG Guoping 更多还原

【关键词】 晚清； 英语教学； 研究；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English Teaching；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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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把研究方法的列举当成研究方法的运用

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以及对研究问题的基本观点 是开题报告的基本要素。换句话说，开题报告至少要告诉读者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以及预期结论是什么等内容。如果说问题提出和文献综述是旨在阐明研究问题的话，那么研究方法则是阐释如何解决拟要研究的问题的。

而阐释如何解决拟要研究的问题并不是列举各种研究方法，而是展示研究方法的运用。但是，多数开题报告对于研究方法的阐述存在着简单列举的弊端，错把研究方法的列举当成了研究方法的运用。

比如，本研究运用文献法、历史法、访谈法、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并简单摘抄些各种研究方法的阐述，从而把研究方法的运用变成了研究方法的讲解。更有甚者把不同层次的研究方法杂列在一起，诸如列举调查法、访谈法、质的研究和叙事研究等，而不知质的研究、叙事研究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研究范式。

质的研究通常是与量的研究相对而言的，它常采用调查研究法尤其是观察法和访谈法;叙事研究也不是与调查研究并列的研究法，与叙事研究并列的通常是实证研究。况且，调查法如果不特别注明是问卷调查，那么通常意义上的调查法就包含着访谈法。

而要想走出研究方法列举的误区，最佳路径是研究问题准备如何解决就如何叙述和呈现。比如，调查法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拟如何解决，就如实地描述和展示出来。因为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区分是人为的，某一问题的解决总是蕴涵着解决该问题的某种方法，而某种方法也总是解决某种问题的方法。只有当人们就解决某一问题的过程进行反思时，才会产生解决了什么问题与如何解决该问题的区别，才有了问题与方法的区分。

而开题报告的研究方法就是用来陈述研究问 题如何解决的，它与拟要研究的问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虽然许多研究方法有着比较广泛的适应性，但是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角度、路线、方法 往往也不同，因此，研究方法的阐述不仅仅要与拟要研究的中心问题(由问题的提出来完成)相对应，而且要与研究内容中的具体问题基本对应。

因此，在阐述研究 方法时，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对研究内容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归类，然后根据各类问题设计适合的研究方法。如果无法做到如此精细的话，至少也应该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所需要的研究方法作出讨论。

当然，解决某一问题，不仅需要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而且需要一套运思框架。其实，从研究方法的功能上看，众多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划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

① 获取研究资料和对资料作形式处理的方法。比如，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文献法等，均属于获取研究资料的方法，而对资料(文字、数据、音像记录等)作形式 处理的方法则有量化和非量化的方法。

② 搭建理论框架和论证/阐释观点的方法。比如，理想类型法、系统法等就具有搭建理论框架的功能，而体现分析论证和理解阐释的典型方法则有人种志研究、叙事研究、阐释学研究、概念分析、比较研究、历史研究、个案研究等。

③ 指导研究的理论视角，即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特定角度。而对某一研究视角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对一套特定话语系统，即一套从基本概念、命题到方法原则构成的理论话语的运用。比如，博弈论、人力资源理论、交往理论、人性论、复杂性理论等。而搭建理论框架和论证/阐释观点的方法以及指导研究的理论视角大多以研究方法论或研究思路的方式呈现在开题报告中。

相比较而言，选择什么样的理论视角，确定怎样的理论框架，对于开题报告的质量来说，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虽然开题报告作为学位论文的预演和雏形，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认识误区实属正常，对于这些认识误区也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或者上纲上线，但如果这些认识误区不能得到及时矫正，使之延伸到学位论文中，则会对学位论文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因此，走出开题报告撰写的误区不仅是为了提升开题报告的质量，更是为了完善学位论文的品质。

误区二：把主题编织当作文献综述

开题报告之所以撰写文献综述，并不是为陈述某一主题的相关内容，而是通过呈现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澄清拟要研究的问题，或者说，是依托已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来衬托出自己研究的意义。

因此，开题报告的文献综述理应围绕着拟要研究的问题，阐述别人在该问题上已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有待深入研究，进而通过揭示这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为自己的研究指明努力的方向。倘若研究问题相同，则应着重阐述已有研究是通过什么方法、选取什么样的材料进行的，并侧重指出自己的研究试图运用其他研究方法或材料的理由。

但无论是揭示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有待解决 的问题，还是阐明自己试图运用的其他研究方法或材料，其目的都是要通过相关研究成果的叙述来映衬出自己的研究的价值。由于研究生不清楚文献综述的要义，开题报告的文献综述大多写成了主题编织，即围绕了某一研究主题罗列相关的文献，其样式是某学者就某主题说了些什么，某学者就某主题又说了些什么，某学者就某主题还说了些什么。

比如，《论走向对话的学校道德教育》，其文献综述就简要地概述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马丁布伯的对话理论和保罗弗莱雷 的对话理论。这种仅仅将文献的作者、题目、核心观点一一列出，而没有运用分析与综合、比较与归纳、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文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做法，看 似完整、深刻，但深究起来，这样的文献综述只是与该研究的主题相关而已，除了告诉别人一些相关的知识外，并没有衬托出自己研究的独特价值。

也就是说，与既有的研究相比，本研究试图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是赞同，还是反驳某种已有的观点?若是赞同，需要充实哪些新的事实材料?若是反驳，其原有观点的缺陷是什 么?自己的观点如何超越已有的见解?即使赞同，到底赞同哪种观点?为什么?其根据何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此文献综述却只字未提，从而使文献综述变成了 主题编织。

而要想走出文献综述主题编织的误区则需要转换路径，把主题编织转化为问题先导。

问题先导即以拟研究的问题为中心，充分、全面地展示、陈述与该问题有关的文献都说了什么，还有哪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追问和解答，或者陈述对已解决问题所采用的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材料。它与主题编织的根本区别在于组 织、阐述已有研究成果的主线、目的与思路的差异。

问题先导以拟要研究的问题为主线，主题编织则以拟要研究的主题为主线;前者以澄清、凸显拟要研究问题的价值为要务，后者则以告诉别人就某一主题都研究了什么为旨归;前者是用已有研究成果来衬托出拟要研究问题的价值，而后者则只是勾勒了已有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

自然，问题先导的文献综述需要搞清楚拟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拟要研究的问题又包含着哪些子问题，各个要解决问题之间是怎样的逻辑关系。

倘若拟要研究 的问题及其包含的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搞清楚了，那么问题先导的文献综述大致可分为拟要研究的核心(母)问题的学理澄清、各分(子)问题的逻辑阐释和拟 要解决的各种问题的重申。

比如，在《论教育学研究的价值生成》中，作者通过回顾已有研究成果对教育学发展中所存在问题的陈述，进一步概括为无论是正确处 理意识形态与教育学研究关系的思考，还是弥合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裂痕的努力，抑或是异域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原创性诉求，其最终目的无外乎提升教育学研究的价值，而如何提升教育学研究的价值才是上述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也是目前元教育学研究有待深入探讨、系统论证的一个问题。

这样就通过对已有文献 的综述澄清、衬托了如何提升教育学研究的价值这一拟要研究的问题的价值。但这个拟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如果既有成果已经解决，或者说，对于该问题，研究 者倘若未能发现没有解决的问题，则该研究仍然没有价值。

于是，在对各分(子)问题进行陈述时，作者分别综述了在教育学研究与意识形态、教育学研究与异域教育理论、教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知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等分问题上，学者们都说了些什么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本研究拟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凸显了本研究的价值。最后，根据对各分(子)问题的分析，再次重申拟要研究的各种问题的意义。

可以说，问题先导的文献综述不仅可以在搞清楚别人就 某问题已解决了什么、还有哪些问题有待深入研讨的基础上避免了主题编织的错误，而且还能衬托出拟研究问题的价值，从而进一步廓清了所研究问题的意义。

误区三：把研究理由当作研究问题

开题报告的首要任务是要清晰地阐明研究问题，其道理无须多讲，因为任何研究都是对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对知识的宣讲。因此，在开题报告的答辩会上，老师经常追问的是你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此时，多数研究生会流露出一脸迷茫、困惑的神色。

一方面，研究生深知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心里又犯嘀咕：开题报告写了那么多内容，尤其是有专门的问题提出 或问题缘起，难道老师还没有看出研究问题来?其实，这里的奥秘在于有的研究生只是在问题提出或问题缘起中阐述了研究的必要性，错把研究理由当成了研究问题。

比如，《语文教学中渗透道德教育的叙事研究》，在问题提出中，阐述了语文教学中渗透道德教育的叙事研究的理由有三：

① 学校道德教育的现状令人担忧。其论述，无论是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还是网络给德育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抑或 学生的思想状况很不乐观，都旨在表明语文教学中渗透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②语文教学的工具性与教育性的融合。通过揭示语文教育的功能和特点为 德育渗透提供了可能性和语文的教育内容为德育渗透提供了条件，无非是想说明语文教学中渗透道德教育的可行性。

③运用叙事的方法研究教师的课堂 教学成为教育研究者的追求。其阐述的要点是课堂教学框架---教育叙事的依据和课堂教学的场景---教育叙事的源泉。这些观点也只能表明运用叙 事对语文教学中渗透道德教育进行研究的契合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自从赫尔巴特提出教育性教学打通了教育与教学的关系以来，就无须再论证教 学中渗透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更何况，问题提出或问题缘起本来是要阐明研究问题的，而大谈特谈研究的理由则不仅有违问题提出或问题缘起的初衷，而且使下面的阐述(比如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失去了目标和方向。

而要想走出把研究理由当作研究问题这一误区，首要的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研究问题。通俗地讲，研究问题就是困惑或矛盾，是在理论或实践中 存在但还没有探究或解释清楚的疑问，它主要有三种表现：

①现有的研究根本没有意识到或发现的新问题。比如，教师特岗计划实施所带来的问题，随迁子女的教育 问题等。可以说，社会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总会涌现出一些新专题研究的教育问题。

②已有的研究还没有运用或运用得不够成熟的视角和方法。对于同一教育现象或事实，往往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给予重新阐释和研究。比如，教师成长的叙事研究，相对于原有的哲学思辩，就是试图通过叙事揭示教师发展的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③研究者直觉地预感到可能成立的新观点(相当于研究假设)。比如，对于新课程改革所引发的重视或轻视知识的争论，有学者则认为对于新课程改革的异议也许并不是重视或轻视知识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待、理解知识的问题。换言之，判断一个问题能否成为一个研究问题的标准是，研究的对象要么是一种新的教育现象，要么是从一个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来看，已有的教育现象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要么是已有的教育现象呈现出新的变化，反之，就不适合进行研究。因为研究的解题不是考试的答卷，它不是对已有答案的再现，而是 对未知问题的尝试性解答。就《语文教学中渗透道德教育的叙事研究》而言，则可以从描述语文教学道德教育的缺失表现及其相关研究对叙事研究这一方法的忽视谈 起，进而提出拟要研究的问题。

诚然，研究问题的确定并非灵机一动地拍脑袋，它大多要经历研究方向的确定、相关文献的研读、研究问题的初定与研究问题的论证等反复酝酿、孕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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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研究取向；学科建制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6）01-0009-02

doi：10. 3969/j.issn.1671-5918.2016.01.005

[本刊网址] http：//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学从教育领域范畴内独立出来，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越来越多，这其中以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最为明显。本文从高等教育学的性质、发展历程、基本概念以及现存问题进行研究，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

国外的高等教育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个学术热点课题，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教育学始终是作为同一个问题在研究讨论，而我国的高等教育从起初就被列为单独的研究范畴，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意识较强。

（一）理论研究

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学科建设理论体系上，不注重理论体系的研究会导致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需要向脱节。因此对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研究方向应立足于现实需要，理论研究服务于具体实际问题的需要，加强热点问题的研究，注意现实问题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研究思考。

（二）问题研究

赞同问题研究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是一项专门的学科，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解答教育中的矛盾、困难和疑惑，帮助人们增加对高等教育学学科本身的重视，不必过分强调构建一个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其建立一个不成熟的体系，不如解决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不断修改论证研究中的某些理论。

（三）研究问题与构建体系并重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问题研究和构建体系的观点进行的综合与折中，认为二者并不冲突和矛盾，从根本上来讲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在研究目标上应该坚持二者兼顾的原则，不断的研究问题，创新理论。努力构建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有利于帮助人们更加深入的认识、了解以及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律，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提醒方法论指导。研究理论是途径，解决问题是目的，是发展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切理论的源泉。

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现存问题

许多研究学者将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作为重点课题，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学自诞生之时广大学者就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等问题上进行了讨论研究，尤其是对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内容进行了论述，促进高等教育学里理论不断进步。

（一）学科建制

高等教育学一直是教育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是高等教育学研究学者的攻克对象，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与国外相比，起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将高等教育学从教育学的范畴内剥离出来，最终扩大到国家学科专门目录，以教育学下的分支专业合法存在，许多师范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增设了博士点、硕士点，加大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力度。我国高等教育学经历了起步、发展、、成熟以及理论成果几个阶段，最终被确立为专门学科，至此，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仍不够完善，在理论成果与实践应用上仍需要不断研究和修改。

（二）研究对象

高等教育学从来都具有专门的、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是学科得以存在的基本要素。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上。许多研究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应该是基于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为了探索与总结高等教育的深刻意义，促进高等人才素质的提高。

将以上观点进行综合整理后不难发现，各学者在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上存在异议也存在着相同之处，即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其本身，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在高等教育学的内容与分支上仍具有争议，有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学科学建设中的理论成果的实际应用较为重要，也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规律更重要。当今社会的大环境背景下，将高等教育学编织成一个动态的、科学的、多元的系统，其中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因素，国家对高级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三、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措施

（一）改进高等教育培养目标

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加强和改进高等教育学的培养目标。就高等教育学的教育目标而言，在学术界存在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我国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应综合考社社会需求，以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科技水平、教育资源等为基础，避免因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和条件由于高等教育低下而下降。同时养学生积极向上的正面思维，减少社会功利性思想对学生的影响，努力提高学生素质品质，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性、高素质人才，为高等教育学教课建设提供动力支持。

（二）树立长期人才培养战略意识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为此，应树立人才兴国战略意识，从高校人手实施。有观点认为专业和综合知识相结合是一种良好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此一来，受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够提高其自身素质，充分发挥其专业水平。高等教育应该将培养专业人才与提高公民素质相结合，通过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人才，实现全社会的多元化培养模式。

随着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我国人才培养模式将出现专业人才与综合素质人才共同培养的全方位培养模式。依据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笔者给出以下参考：调整我国高校的教学计划，实施社会教学，增加社会实践，增强理论基础的同时，全面提高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实用型人才；在重点大学，尤其是师范院校开展试点，推广本硕连读方式，以社会需求为基础，实现高等教学与市场需求的有效衔接，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逻辑起点；现实的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321-02

“每一门科学理论，都有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抓住了这三点，才算抓住了一门科学理论的纲。”　[1]　逻辑起点问题是关于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科学性的根本问题，它对一门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石，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很有必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问题，从国际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有其比较完整和合理的论证。当前主要有四种观点：现实的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人们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思想和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而笔者认为，把现实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更为贴切。

一、逻辑起点的含义

考察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什么，首先就要明确什么是逻辑起点。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描述。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的论述，综合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起点范畴一定是整个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基础；二是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三是起点范畴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四是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一致；五是起点和终点是辩证统一的；六是起点范畴与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2]。列宁认为逻辑起点是包含复杂整体的一切矛盾胚芽的细胞或细胞形态。在目前的教科书里关于什么是逻辑起点问题认为“科学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以下四个基本条件：第一，要看该范畴是不是该学科最常见、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第二，要看该范畴是不是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互规定；第三，要看该范畴是不是该学科研究领域一切矛盾的‘胚芽’，是不是该事物全部发展的雏形；第四，该范畴作为逻辑起点是不是同时也是历史起点”　[3]。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基于某一逻辑起点，依据科学的方法论展开思维，而形成组合有序的符合逻辑推理的概念和原理的体系。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就是这门学科产生的源头，它既是整个学科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又是准确反映该学科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核心要素。逻辑起点就如构建学科大厦的基石，如果基石没有确定，那么学科的结构或体系一定是松散和无序的，其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从而缺乏科学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不仅是构建其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石，而且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关键。它将直接决定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式，进而影响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

三、现实的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根据上述对逻辑起点的认识，笔者主张“现实的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笔者主要从马克思人学理论的角度阐述思想政治教育学为什么要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思想政治教育学要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把“现实的人”作为逻辑起点，前提和立足点，把人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按照历史实践的根本要求，提出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从而把对人的教育和历史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

人学理论是以人这一特殊社会存在物为研究对象，科学揭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启示和引导作用。的人学理论总是以构成社会生活的“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具有多重的现实规定性：　（1）“现实的个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2）它是从事一定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因而是受到一定客观条件制约的“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主体；（3）它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因而它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人；（4）它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也是对既有存在物不断扬弃的过程，因而它是不断发展的人。由此，我们把马克思所指的“现实的个人”归结为从事创造性生产劳动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总和的条件下，能动地表现、实现和确证其独特个性，并满足其需要及不断发展的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

从现实的人出发，是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根本观点和方法。如此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的关系在本质上可以还原为与现实的人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社会功能不是直接的，而是经过了“现实的人”这个中介。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学所体现的社会功能并不足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存在提供最后的支撑。

（二）以“现实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逻辑起点的意义

以　“现实的人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视角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存在寻找最根本的支撑，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马克思把人的本质概括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实践中把人的发展作为着眼点和落脚点，把人的社会价值与自然价值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相结合，满足人的内在物质和精神的两方面要求，引导他们积极健康的发展，成为一个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都能权衡实现的人，以“现实的人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理论上确立以　“现实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为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开拓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视野以及加强了对人学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提供支撑。

思想政治教育是作为类的“人”的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也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途径。作为个体，每一个人都是物质存在、社会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统一体。思想政治教育学要从现实的人出发，就要在个体身上实现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的统一。人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要使个体形成对物质自我的正确评价和追求；社会存在是人的本质，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人的本质，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则是人的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人还同时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一个人必须构筑自己的心灵大厦，使得生活，世界和知识世界更有宽度，也更有高度，给灵魂一个惬意的安顿之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增强人文关怀，使社会文化逐渐内化为个体的精神追求。教育更是一种服务于人的事业，教育的目的就是促进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相比较于技能等方面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的是人之为人的素质，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因而是更为根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培养具备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的人为目标，思想政治工作旨在提升人的思想、政治、心理和道德等各方面素质，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直接目标。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其核心价值与本质规定，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实现手段。

第二，实践上确立以“现实的人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为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上指明了途径，是思想政治教育改变当前的死气沉沉，流于形式的现状成为可能，同时也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人的主体性的凸显和张扬的需要，适合中国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充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的特点，调动人的积极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更关注人的情况下充满生机与活力。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始于并为了“现实的个人”而产生发展。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才能够客观地把握现实教育、社会活动的真实面目和内在规律，有效地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从人的需要出发，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等已经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原则方法。

把“现实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首先，可以克服以往思想政治教育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性，轻视人的自然性，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政治化的局限。其次，把“现实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激励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应既要重视人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及社会价值，又要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心理属性、人的自然价值，实现社会性和自然性并重的双向建构，并把人的主体性置于空前的高度。最后，以“现实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理念人本化、教育目标具体化、教育方法隐蔽化。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到极大发展。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界也引起不少争论，专家学者的理论观点对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积极推动作用，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逻辑起点的科学界定，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笔者主要从马克思人学理论的角度阐述思想政治教育学为什么要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学逻辑起点的界定和确立提出一些思考。我们相信，随着对思想政治教育学逻辑起点的探索不断深入，将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冯振广，荣今兴.逻辑起点问题琐谈[J].河南社会科学，1996，（4）：56-57.

篇9

一

2008年4月19日，有雨。虽说“春雨贵如油”，但是对于音乐会来讲，天气并不好。

好在观众还不少，偌大的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厅差不多坐满。一首女声合唱《飞来的花瓣》拉开音乐会的序幕，后面的节目以独唱为主，中间穿插重唱。

中国并不盛产男中音，一场演唱会出来4个男中音，当和韩德森自己也是男中音有关。开场的孙骈演唱的《老师我总是想起你》，乐感尚需锤炼，但声音饱满，音色醇厚；第5个出场、演唱《像天使一样美丽》的单宝强身材不高，对声部要求来讲显得瘦小，但胸声结实，高音柔和，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男中音；后面演唱《远离家乡去出征》的尹振章作品把握适当，当和江苏省歌舞剧院演员的身份有关：尤其是演唱中国作品《大江东去》的梁毅超，咬字清晰，声音流畅，音色柔和，且年纪不大，今后当有更大的发展。中国更缺少女低音，尚未毕业的本科生李静演唱的歌剧《狄托的仁慈》中塞克斯特的咏叹调《我走，我走》，虽然低音还不够实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中音音色应该会有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的条件虽然多属于高音声部，但对于男声来说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唱出高音的，正所谓“男高音，高音难”。不过林彬的《女人善变》把握住了欢快的基本情绪，最后的高音B持续饱满：黄晓亮的《奇妙的和谐》更富于内涵，腔体打开得很舒展。民歌演唱的高音更不在话下，《西部情歌》的Hjgh D在蔡彬口中轻松自然，表演活泼，行腔也可圈可点：张江伟的《峨眉酒家》高音嘹亮，中低声区自然，尤其是四川风味把握得不错，赢得台下一片喝彩。

但表现最为出色的当属女高音。汪顺利的《断桥遗梦》、宋雷的《为艺术，为爱情》、奚志芳的《兰花花》、陈蓓蓓的《报答》，各有千秋。尤其是徐毅侠的《我听到美妙的歌声》，声音成熟，表现大方，既有歌唱的“芯儿”，又有音乐的流动，俨然一久经沙场的歌唱家风范。不得不提的还有韩贝贝，年纪轻轻，把一首莱奥罗娜的咏叹调《赐予我安宁》演唱得楚楚动人，声音、音乐性、表现力都不输于一个成熟的歌唱家……

当然，演唱会也存在一些缺憾。比如风格把握不准：《断桥遗梦》有戏曲风味，但演唱者的大颤显得美声味道过浓，而戏曲是以摇声为主；《为艺术，为爱情》的其始当是柔美，之后的情绪幅度很大，以实为主的演唱不足以表现托斯卡的丰富。另外多数演员的弱声控制能力需要提高，声音的层次性需要加强……

总体来说，这不失为一场成功的音乐会，尤其是联系到这场音乐会的主角韩德森是江苏教育学院音乐系的老师，独唱演员都是近年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或正在读书的在校生(7名)这一点，就不免感到惊讶了。江苏教育学院很难招到好的声乐学生。这不是对它不敬，而是事实。江苏是教育大省，具有招收声乐方向研究生的高校就不下10所，江苏省的音乐生源本就有限，学院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可见教师的功力。

看来，韩德森的《声乐艺术原点问题探索》值得一读。

二

《声乐艺术原点问题探索》是韩德森教授声乐教学体系的集中体现，倾注了作者三十余年的心血。通读全书，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称许。

1　论述全面

本书共有十一个论题，声乐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大都涉及到，包括气息、发声、共鸣、力学(运动)、字音、心理，以及术语解读、声病防治、教学方法、流派分析、审美习惯等。

一般的声乐训练，也都注重气息、发声、共鸣，但是一般不会留心“力学原点”，对咬字吐宇、心理问题也是一带而过。任何运动都必须有运动力的支点，歌唱自然也不例外，本书专辟一章，以支点问题入手探讨了歌唱运动的身体支点、气息支点、声音支点和共鸣支点，并和图示结合，直观明了，对歌唱整体把握能力的提高不无作用。字音方面，本书借鉴了传统的“十三辙”训练方法，改变了美声技法唱中文“本就含糊”的观念。“出声”、“引腹”、“归韵“，其实并无神奇，只是中国多年来以美声为“科学”、以意大利语为正宗，轻视自己的语言和技法，脱离群众却拿“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为己开脱。

作为声乐教师，韩德森重视教育，对声乐教学原理加以探索，并注意到不同年龄人群的不同发声机能，把童声、变声期、中老年的声乐训练与教学特点加以区分。嗓子是娇贵的乐器，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本书还对“白声”、“喉音”、“声音抖动”等毛病加以辨析，论述了“慢性喉炎”、“声带小结”、“声带息肉”等病症的产生原因，并提出了预防对策。一些歌唱术语往往是语焉不详的，比如“关闭”、“打开”等，皆不能从表面字意做“想当然”的理解，本书对这些问题以及“真假声”、“位置”、“喉头”概念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科学唱法”在20世纪末甚嚣尘上，如今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需要这种“大一统”的，但是画地为牢、以邻为壑同样不可取，所以作者对“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等的辨析也不无意义。另外本书对歌唱心理的认识，对歌唱教学心理、歌唱思维方式以及“歌唱信心”、“歌唱感觉”的分析，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2　注重整体观念

歌唱活动是一个整体，某种歌唱问题的形成，往往是一系列因素的综合表现。虽然本书是按论题来论述，但并不是条块分割，中间多有联系。这也就如本书认为的，一般的声乐教学采取的是“白下而上”的教学方式，即先分别从各个具体的发声技术问题人手，逐步建立起歌唱发声的各项基础状态，继而综合。但事实上歌者如果不能对自己的声音状态作整体的把握，就往往会出现纠缠于技术细节而无助于问题解决的现象。本书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自上而下”的教学方式加以补充，可以高屋建瓴，全面审视歌唱的整体和谐，并从容调节各局部歌唱机能的动态平衡。比如关于“声区”问题，作者首先理清了“声区”概念的来源，然后对管风琴的发声机制和嗓子的发声机制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歌唱声区实际上就是对声带轻、重机能协调性的客观反映”(P112)的结论，如此一来，如何解决“换声点”问题、如何解决不同“声区”音乐不统一的问题就很清楚了。

其他还有很多例子，比如唱歌跑调，在乐感尚可的情况下依然走音，就不能不涉及到音乐律制、歌唱气息、发声状态、共鸣、咬字吐字、心理等一系列方面。比如对于歌唱应该运用何种呼吸方法的争论，本书提出“整体呼吸”的概念，认为不同的歌唱效果需要不同的呼吸方式，应该超越“胸式”、“腹式”或者”胸腹联合式”等通常概念，从而加强呼吸系统各部位在歌唱呼吸运动中的协调性。

在整体观念基础上的技巧训练还可以避免盲目追求高音或者音量等问题的发声，如此一来，少儿、初学者同样可以唱出适合自 己的美妙的歌声，保证了歌唱的音乐性。

3　日常经验与科学实验结合

本书注重感性经验。对于歌唱的字音，本书并没有和日常语言割裂开来，而认为二者应该有机结合，并从生活语言动作开始，自然而然通过放大、夸张达到歌唱要求的效果。对于歌唱的呼吸，本书以生活中的深呼吸运动机制的体验为基础，来达到清楚理解和把握歌唱呼吸运动的意识特点。再如对于“气息运动的张力”这个看似高深的词语，用“拽着气唱”、“吸着气唱”提示后就简单多了。声带虽然是实实在在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虽然我们一直在用，但它的发声机制与状态还是捉摸不透。本书通过类似的簧管气鸣乐器和唇振动气鸣乐器的比较，歌唱发声原理就一目了然了。

歌唱是一件感性的事情，但是歌唱训练不能不借助理I生。本书不满足于“知其然”，而是继续探索其“所以然”，不乏一些具有学术深度的研究。比如现在一些一流的男高音、女高音不仅可以唱出漂亮的高音，也能够唱出结实的低音，其原因和全管乐器、半管乐器道理差不多，即唱高音时缩小咽管开口(和“小开口”技术相似)、唱低音时加大气息力度、促使共鸣腔全段空气柱振动――而这些认识单靠听觉经验是难以达到的。其他诸如对喉功能、声带功能的辨析等，都有自然科学知识的融入；全书几十幅图表，也帮助读者对歌唱原理的了解更为直接。声学原理或许对于学生并不重要，甚至起到“不讲还明白，讲了倒糊涂”的相反效果，但是作为声乐教师，明白这些原理确实有助于教学的客观与深入。

三

中国的声乐研究中，林俊卿博士的《歌唱发音的机能状态》等应该是最有科学深度的，石惟正的《声乐学基础》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他如郭建民的《声乐文化学》开辟了另一种研究角度，也不无意义。发声训I练方面，王宝璋薄薄的《咽音技法与艺术训练》等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体系，其他像沈湘、金铁霖等顶级声乐教育家虽然著述不多，但以教学实践名动江湖，建立自己的体系当不在话下，只是仅见教学碟带和歌唱散论，唯有管中窥豹，又不免遗憾。

韩德森偏居南京，在根本无法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甚至一路之隔的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相提并论的江苏教育学院音乐系能培养出诸多歌唱家从而在江南赢得声誉，其间困难可想而知，也由此可知其人其学的价值。

既有实践、又有理论，既能唱、又能教，这样的声乐教师在中国好像是放目皆是，但名副其实者屈指可数。韩德森教授热爱声乐(否则不会放弃原来的小提琴专业)，沉浸于声乐艺术三十多年，如今依然能在音乐会上把《跳蚤之歌》演绎得声情并茂、游刃有余；韩德森教授热爱声乐教育，如今依然以教学为乐，又有诸多学有所成弟子们的鲜活例证，在三十多年的演唱实践、二十多年的教学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声乐训练方法。《声乐艺术原点问题探索》学术性兼与通俗性相结合，普通学生可以从中受益，专业研究者亦能够得到启发。读其著听其歌观其教，遂觉其歌唱教学基本已经构成自己的体系，可喜可贺，可敬可佩。除了以上提到的特点，《声乐艺术原点问题探索》其他对“中国传统唱法”的梳理，对“应避免有声无字的现象”(P97)的要求，对“民族声乐不等于民族唱法”的理解，对“咽音”的合理成分与不足的分析等，都不无现实意义。

篇10

蒋南翔先生曾将教师、教材、教具喻为教育的三大基石。由于对其存在理解上的偏差，造成在教育装备概念界定上的混乱。本文拟在对三大基石定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说明教材、教具与教育装备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厘清教育装备的概念。

1 教学系统四要素

《教育大辞典》中对教学系统的定义为：“师生共同参与，旨在实现教学目标的活动体系。由教学人员（教师和学生）、教学信息（以各种形式编制的软件）、教学材料、设备（各种形式的教学硬件）构成。”南国农先生则从教育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罗列了教育传播系统构成要素的二要素说、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和六要素说，并宣称自己采纳四要素说，即教育者、教育信息、教育媒体和受教育者[1]。黄荣怀教授在论述教学结构时，也定义了教学系统四要素：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媒体[2]。

南先生与黄教授的定义是一致的，其中南先生所谓的“教育者”即黄教授所谓的“教师”， “受教育者”即“学生”，“教育信息”就是“教学内容”，而“教育媒体”则对应“教学媒体”。说法不同，只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有所区别，教育和教学所规定的研究范围具有差异。相比较而言，《教育大辞典》中的定义可能存在一些不太恰当的地方。其中“教学信息（以各种形式编制的软件）”显然是对信息定义的错误理解，因为“以各种形式编制的软件”是信息的承载物，而非信息本身。如果将该定义中的“教学材料”合并到“设备”中，然后用教育媒体或教学媒体代称，则《教育大辞典》对教学系统的定义也就与南先生、黄教授的定义一致了。所以，笔者认为对教学系统的构成较为恰当的定义应该是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媒体4个部分。并进一步认为，如果将教学内容称为知识会更好，而知识又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如能力）两个部分。

2 教育三大基石说

据刘济昌先生讲，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在一次教学仪器厂长会议上说：“教师、教材、教具是教育的三大基本建设。”[3]以后，也有人认为蒋南翔先生当时的提法是：“教师、教材、教具是教育的三大基石。”本文采用了后一种提法，称为三大基石说。无论哪种提法，都是强调了构成教学系统的环境或条件，它们是针对学生这个教学对象而言的，应该是教学系统四要素中除了学生这个要素之外的3个要素。笔者认为，“教师、教材、教具”中的“教材”，必须理解为“教学内容”或“知识”才对。这是因为在当时条件下的学校教学，教学内容是仅仅呈现在一本教材（或称教科书）中的。不像现在，教学内容确定后，教师和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版本的多种教材或教学参考书。所以，蒋南翔先生的三大基石说实际上是在强调教师、教学内容（或知识）和教学媒体（即教具）的教学作用。当时的所谓教材，就是教学内容，就是知识本身，与现在作为教育装备组成部分的教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只有这样理解教育三大基石说中的教材，才不会出现将现在的教材与图书或教具在教育装备分类学上对立起来的情况，教材便自然而然地进入教育装备的范畴。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装备的概念其实一直都是在流变着的。《中国教育技术装备》杂志2012年第6期刊出的《教育装备的起源与本质》一文中，笔者论述了“教鞭”这个现在看来带有强制性和惩戒性的教具，当时确实起过促进教学的作用。与此相似，事过境迁，教材在当年是教学内容或知识的代名词，而如今则与图书一起成为教具或教育装备的一部分。

3 教学系统三分论

无论是教学系统四要素说，还是教育的三大基石说，都告诉人们一个事实：构成学校教学系统的主要成分为人、物、知识3个，称为教学系统三分论。其中，人即教师和学生，是教学系统的主体；知识是教学系统的客体，具有抽象化特点；物则是教育装备或称教学媒体，它既非主体也非客体。

在《中国教育技术装备》杂志2012年第11期刊出的《话说装备（一）——教育装备的作用对象以及主客体关系》一文中，笔者从教育装备的存在价值角度出发，讨论了教育教学系统的构成问题。装备作为工具，是人类感官、肢体、思想的延伸。在教学系统中，教育装备的作用对象是人类（学生）。但由于人具有主动性与能动性，教育装备的作用对象（学生）将不再是系统的客体，而是与装备的使用者（教师）一起构成了系统的主体，系统的客体发生了异化并变得抽象化，教育装备则仍然只是工具，是人工资源。在教学系统中，教师与学生都是主体，而知识则成为客体，并且知识具有抽象化的特点。在设计、制造、管理过程中的教育装备为“知识体”，因为这个过程正在增加着装备的使用价值；而使用当中的教育装备就成为“物自体”，因为此时正体现着它的自然本性，正释放着它的使用价值。

这就是教学系统三分论的具体表述，它是从教育装备学视角对教学系统的分析，客观地反映了教学系统的3个主要成分在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

4 三分论的实践意义

教学系统三分论提出的意义，在于具有推动教育装备理论研究深化的作用。教育装备理论首先要将自己定位准确，明确其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此后还有研究方法问题。教育装备理论的研究对象涉及教育装备的作用对象，以及它们一起构成的系统。而研究目的就是让这个系统优化，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教学系统三分论强调主体意识，将教师与学生共同视为教学系统中的主体部分，这是有教育理论、现代教学理论和现代学习理论支持的。教育装备研究必须首先充分考虑主体部分对装备的需求和适应问题，否则它的研究将没有意义。教学系统三分论提出了客体异化现象是在研究别应该关注的地方，教育装备的作用对象是人类——学生，但同时，学生又成为系统中的主体部分，这一点与其他领域（工业装备、农业装备、军事装备等）有很大区别，不应采取相同的研究方法来进行设计、开发、使用、管理与评价。教育装备作为教学系统的工具或媒体部分，它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且永远不会居于主体地位。在教学系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总希望让教育装备发挥教学系统中主体的作用，而取代系统的主体——教师。

例如，斯金纳的教学机器、各种各样的智能教学软件、网络视频教学平台等，人们夸大了它们的作用，但它们永远不可能取代教师，这是因为教育具有的教人做人和教人做事这两大功能缺一不可。信息技术教育专家郭善渡先生（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兼机器人学组负责人）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教育这个事，必须由真人来做。”

对教学系统三分论中客体部分是知识的界定可能会产生较大歧异。哲学在探讨社会经济、商品与价值问题时，界定客体必须是物质的，认为“客体的本质为：客体属于物质世界，是物质的表现形态之一，而物质的根本特性为客观存在性……”[4]。或许这正是教育三大基石说将教材而不是知识列为学习对象（或教学系统客体）的原因，因为教材是物化的，而知识是精神的。

但是，《教育大辞典》中在教育管理学、教育法律学和教育学领域内对客体概念的界定却都强调了它们非物化的方面。例如：

1）对教育管理客体的定义为：“管理活动作用的对象。领域广泛，包括财、物、时间、空间等自然客体，人及组织、阶级、政党、国家等社会客体，以及信息、思想、学术、事业、精神等观念客体。”

2）对教育法律关系客体的定义为：“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教育法律关系客观化的表现形式。教育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一般包括物、行为和与人相联系的精神财富（精神产品和其他智力成果）等。”

3）对教育客体的定义为：“指教育过程中主体（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认识的对象。对教育者来说，其认识客体有受教育者以及所教的教材与有关的事物；对受教育者来说，其认识客体有教育者本身的言行和施教影响、所学教材以及有关的事物。”

此外，也有学者将人类活动的客体分为5个大类，认为“人以自己意识的活动创造了一个感觉的、情绪的、形象的、观念的、符号的世界，这种感觉、情绪、形象、观念、符号作为活动的客体，可以称为人的活动的第三客体”[5]。所以，将教学系统中的知识界定为客体是有依据的，是哲学在不同领域内发展的结果。毋庸置疑，对教学系统三分论的认识必将有力地推动教育装备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南国农，李运林.教育传播学[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2]黄荣怀，等.教育技术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8.

[3]刘济昌.教具理论研究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44.

[4]查庆，田方林.构建主客体关系在哲学中的作用和意义[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49.

[5]李艺，颜士刚.技术的教育价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