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管理综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实验室管理综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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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实验教学安全

实验教学是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更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验室建设的优劣直接影响到科学课教学的成效，而要建设好实验室，除了添置必要的科学教学设备以外，更主要的在于实验室的管理和使用。根据几年来的工作实践，我们体会到，要搞好实验室的管理，应做好以下小学科学实验室不同于中学的实验室，基本没有专职实验室管理人员，管理实验室大多是由科学教师兼任的,他们既要负责日常的教学,又要做好实验室的常规管理，如何建设、管理和使用好实验室，才能充分发挥实验设备的作用。为8位科学教师和12个班级的学生提供优质服务，提高实验教学水平。本人通过几年来的工作实践，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下面就如何在新课程改革形势下规范管理和有效使用实验室，谈谈个人看法。

一、建立健全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管理制度是实验室管理的法规和依据，是实验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要使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工作有章可循，首先必须根据管理目标、任务和要求建立一套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规章制度，如《实验室管理人员工作制度》、《实验室规则》、《实验室安全规则》、《仪器设备管理制度》、《仪器设备报废和赔偿制度》、《学生实验守则》等，同时要按照制度的要求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并列为对实验室工作和实验人员评估、考核的重要内容。规章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一方面约束实验室的管理者和使用者，而且也为实验教学顺利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还有就是建立完整的实验室档案，这样既有利于督促实验人员管理好实验室的财产，又对实验室的实验器材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服务于实验教学，确保实验工作正常有序的开展。

二、仪器、药品摆放科学规范化

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实验仪器按照仪器的用途分类，如:声、光、电、磁、力、药品、玻璃器皿等，给每个陈列橱贴上标签，编号管理。然后建造帐册，如“仪器陈列册”、“仪器总帐册”，在每个陈列橱上都贴上具体的卡片目录，做到帐物相符，使每位科学老师一目了然，心中有数。对于上课需要的仪器随要随取，非常方便。用完以后，物归原处。注意根据仪器的不同结构、性能、特点，做好防尘、防潮、防震、防变质、防锈、防蛀、防腐、防磁、防碰等工作(如将仪器放入玻璃橱就起到防尘的作用；放下小磁针可避免因摇动、震动而磨损磁针支架针尖导致磁针旋转失灵，影响磁针指向不准确；可在动物标本旁放置樟脑丸，以防动物标本皮毛脱落)。仪器室管理人员要掌握各类药品的性质、特点，并根据不同的性质、特性分类隔离存放和保管。设置独立的化学药品储藏室，根据药品性质，酸性物质和碱性物质`氧化剂和还原剂不能混在一起存放；易挥发的药品要用蜡封保存；见光易变质的应避光保存；易燃药品要特殊保管；剧毒药品存放在专用的铁皮箱里锁好，使用时经领导批准，并定期检查。放置妥当后贴上标签定位。

三、加强安全卫生管理

实验室是实验教学的场所，搞好实验室的安全卫生工作，加强科学管理，健全安全卫生工作制度是实验室正常开展实验教学的保障条件。要认真做好实验室的安全防护工作，经常对学生生进行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实验员在实验后和下班前应搞好仪器设备和场地环境的整理，做好水、电、化学药品及门窗的检查，防止发生事故。根据实际情况，实验员负责日常卫生工作，经常保持实验室环境的文明整洁，仪器设备、化学药品布局合理。并发动部分班级的同学，定期到实验室打扫卫生，达到室内、外窗明几净，凳子摆放整齐，桌面、地面和设备无积灰与蛛网等污物。

四、实施开放式实验教学，做好开放实验室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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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为了贯彻国家教育部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文件精神[1]，各高职院校纷纷开展了实践教学改革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生的专业技能及实践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而言，仍存在社会对工商管理类人才需求旺盛而专业毕业生就业不理想的矛盾现象。本文对国内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介绍了国外大学实践教学成功经验，并对现有研究作了简评。

一、高职实践教学的内涵及外延

实践教学是高职教育培养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能在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开展工作的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关键教学环节。随着实践教学活动的不断深入开展，对于实践教学的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及完善。对于实践教学的内涵及外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定义，综合起来主要包括以下观点：实践教学是进行技能训练的重要途径。它是在学校的引导下，学生以获得直接经验或将间接经验转化为直接经验为主要目的，参与理论教学之外的具体社会生活的教学活动[2]。实践教学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岗位综合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养成和发展。实践教学的外延包括技能训练、科技创新、生涯规划、组织服务、实习见习、社会体验等内容，实践形式包括实验、情景模拟、课题研究、项目设计、角色尝试、实地考察等。

二、国内关于高职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各高职院校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剖析了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问题

1.理论教育在教学中仍占主导地位

虽然各高校在工商企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增加了实践教学时数，学生的专业能力、技术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就实践教学实施情况来看，理论教育主导模式在教学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实践教学成效与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对高职毕业生的期待存大较大差距。

2.实践教学资源匮乏教学质量不高

实践教学资源主要包括师资力量、实习实训基地及实践教材，高职院校实践教学资源匮乏导致教学质量不高。首先，师资力量薄弱。高职院校大部分教师拥有高学历却缺乏企业实践经验，对学生的实践活动指导不到位。其次，专业实习实训基地没能真正发挥作用。虽然各高校在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中都投入了一定的资金，建立了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但这些基地没能真正发挥作用。不少高校校内实训设备不足或较简陋，无法满足实践教学需求。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流于形式，究其原因，一是高职院校资金投入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共赢机制企业对此积极性不高，难以真正开展校外实践教学或质量不高。最后，实践教学教材建设滞后。很多实践课没有教材，或教材编写质量不高。

3.行业企业缺位导致人才培养缺乏针对性

国家要求高职教育必须以需求为引领，以就业为导向，服务企业、促进就业，要为社会输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了保证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不偏离社会实际需求，遵照技能型人才的成长规律组织教育教学，行业企业应该全面参与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各个环节，包括专业的开设、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课程体系的构建等。但实际上大部分高职院校还未建立行业企业参与教育教学的机制，导致人才培养缺乏针对性，与社会需求脱节。

4.实践教学评价体系还未建立起来

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对实践教学的效果缺乏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方式方法比较落后，无法客观真实反映教师实践教学水平，无法合理评价学生实践能力与职业素质情况。

（二）提出了解决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现存问题的措施

1.重构实践教学模式

何海怀等从“以就业为导向、以市场为需求、以能力培养为主体”的职业教育理念出发，提出基于职业行动导向重构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3]。主张按“工学结合”要求重构课程设置及课程标准，按认知规律循序推进实训项目，课程教学组织与职业资格证书挂勾。胡忠任则认为ERP 实训教学能较好满足工商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需求，构建基于 ERP 实训平台的工商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能较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4]。

2.构建实践教学体系

曲立等人在《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出，应根据企业需求从目标、时间、手段、空间四个维度设计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提出构建“三层次四模块”实践教学体系的策略。实践教学体系包括包括专业基础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训练、综合训练三个层次，体现从基础到综合依次递进的训练过程。训练模块包括课内实验教学、独立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活动、课外科技活动四种形式[5]。荀海鹏、李娜认为应对组成工商企业管理实践教学的各个要素进行有机整合、优化，构建“目标子系统”、“内容子系统”、“条件子系统”、“管理子系统”及“评价子系统和保障子系统”的六位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6]。

3.优化实践教学基地

学校要系统规划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增加实践教学设备，购买仿真软件，改善校内实训基地的条件。建立与企业共赢机制，在优势互补、互相支持、互利互惠的前提下，校企合作才能持续良好发展，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才能真正成为培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平台。 4.提升教师实践能力

严格实践教师入职标准，尽量选聘具有企业实践经验的教师，避免从应届毕业生中选择。制订青年教师到企事业单位实践锻炼的规定，增加青年教师企业实践经验，提升教师实践能力，培养一支“双师”素质的师资队伍，为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提供师资保障。

5.建立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是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通过建立评价指标，既为教师教学工作指明方向，又为教师工作效果提供衡量标准，它是实现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张旭辉等人将工商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分为实验教学、实习教学、毕业论文教学和其他实践教学形式（主要包括社会调查等）等四个方面，根据各个环节的特点设计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7]。张庆华等人提出应在工商管理类实践教学中建立学校、教师、企业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以培养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

三、国外大学实践教学成功经验

（一）德国大学采用“双元制”实践教学模式

德国是世界上开展职业教育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德国应用科技大学采用“双元制”实践教学模式，该模式被誉为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双元制”中二元，一指职业学校，二指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等校外实训场所，学校及企业共同承担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任务。学校按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企业为学生学生实践提供场所。德国大学对教师要求很高，教师必须同时具备企业工作经历和较高的洞察能力，能够敏锐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并将之作为学生毕业论文课题，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由于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因此毕业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受到企业的普遍欢迎。

（二）英国大学推行“三明治”式教育

英国的“三明治”教育，即学生一段时间在校学习，一段时间到工厂实习和工读交替进行。这种教学体制，能把工程设计、研究、实验与教学融为一体，学生既能学到相应的理论知识，又能与实践结合，学以致用，学生未毕业就具备较高技能和创造力，提高了就业竞争力。

四、结语

从上述研究内容来看，虽然我国高职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对实践教学还缺乏系统性、前瞻性的认识，而且深入研究也不足，许多教学追求短期效益。笔者认为可借鉴国外成功的实践教学成功经验，特别是德国的“双元制”实践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

[2]裴云，任丽婵.重新认识实践教学的内涵和外延[J].当代教育科学，2015（15）：14-16.

[3]何海怀，唐高平.基于职业行动导向重构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J].教育与职业，2011（04）：162-164.

[4]胡忠任.基于ERP实训平台的工商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4（17）：177-179.

[5]曲立，刘宇，葛新权，金春华.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设计与实施[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9（11）：22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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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 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 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 D. 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 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二)公共与私人

在公共部门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划界问题”,如何选择属于公共、私人领域抑或公私混合领域,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的思考。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组织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没有纯粹的公共组织,也没有纯粹的私人组织,构成了所谓的“模糊状态”。公共与私人边界移位使我们必须对传统公共部门原则进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权力与个人自由,资源配置问题、分配问题、所有制问题、官僚制问题等。公共部门管理创新,运用私人部门管理来提高效率、提高更优质的服务,这样可以减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减少的问题。

(三)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体,效率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其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历史高点,而当社会矛盾渐露的时候,公平理念就会出现。效率注重规则、缺乏人性;公平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效率。公共管理理论引入了行政效率、经济人假设、私人部门管理等效率优先理论,也提出了政治价值、人性与公共服务等公平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公民与政府的共同治理,加强对话,消减矛盾,以克服公共管理理论一味强调的竞争化、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恶果。其实,效率实际上是生产力的尺度,强调发展;而公平更多是价值观念,是社会稳定的心理需求,注重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来谋稳定。效率与公平最终将在社会的天平中寻达到平衡。

参考文献:

1.[法]H.法约尔着.周安华等译.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Luther Gulick and L.Urwick(eds.). 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37

3.[德]马克斯?韦伯着.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下卷)[M].商务印书馆, 1997

4.谭功荣着.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与流派[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美]赫伯特?西蒙着.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6.[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着.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3

7.[美]徐中奇.行政生态学研究述评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发[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1999(4)

8.[美]F.W.里格斯着.行政生态学[M]. 金耀基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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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决策；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王学通(1971-)，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工程项目管理，建筑企业组织管理，工程项目信息化等

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在国际上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如ProjectDeliverySystem、ProjectDeliveryMethods、ProjectProcurementSystem和ProjectPaymentSystem等，在我国主要称其为工程项目管理模式[1]或工程项目交易模式[2]，本文统称为项目管理模式(PDMs)。项目管理模式通常定义了项目各参与单位的角色和责任，设立了项目设计、采购、施工各阶段的执行框架。学术界对于项目管理模式的研究，一方面是尝试提出新的项目管理模式以适合发展的需求，如提出DB模式、CM@risk等；另一方面，探究各种项目管理模式的特征及如何选择恰当的项目管理模式。

从工程项目的实施绩效来看，PDMs的选择将与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影响工程项目的实施效果。有研究指出，选择一个合适的项目管理模式能够使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降低5%[3]。然而，我国目前在项目管理模式的决策上仍很大程度依赖于经验和直觉，如何根据工程项目的技术特征、业主与承包商的要求选择合适的项目管理模式，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将从管理模式绩效、决策指标研究及项目管理模式的决策方法等对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决策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将当前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总结其对我国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启示。

1项目管理模式的绩效

目前，在项目管理模式的绩效方面，许多学者认为DB、DBM等总承包项目管理模式在费用、工期和质量等方面均明显优于传统的DBB模式，但也有少量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

Konchar等[4]收集了351个美国建设项目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对CM@Risk、DB、DBB3种不同的项目管理模式在费用、工期和质量方面的效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DB模式在成本和进度方面有显著的优势，在质量方面通常更令人满意。James等[5]收集和分析了1996~2006年的825个项目的数据，结果表明，与DBB模式相比，DB模式在项目成本控制和设计变更方面具有明显优势。Koppinendd等[6]通过调查和文献研究，对比DBB、CM、DB、DBM模式的运行原理和绩效，指出对于道路项目而言，CM、DB、DBM等总承包模式通常能带来更高的绩效，且更能满足业主的要求；DB、DBM模式在费用方面优于DBB模式。Darren等[7]针对两个类似的军用建设项目，对比研究DB与DBB模式的优越性程度，分析得出DB模式在平均每床工期、成本增加百分率、项目工期、工期增长百分率等各项指标都更具优越性。

针对总承包项目管理模式绩效优于传统项目管理模式的观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Love[8]收集和分析了161个澳大利亚建设项目的返工费用，结果显示传统总承包、DB、Turnkey和BOOT等PDMs在返工费用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且结果显著。Ibbs等[9]在全球范围内收集了67个工程项目数据并进行综合分析，得出采用DB模式并不能给项目各方面的绩效带来优势，节省工期是DB模式最大的优点，而在费用以及生产率方面影响不明显。Pramen等[10]通过收集德克萨斯州的130个金额超过5000万美元的高速公路项目的数据，对比了DB与DBB模式在成本、工期与工程变更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DB模式在建造速度与移交速度方面与DBB模式相比有显著优势，但在成本与工程变更引起的成本变化方面则无显著差异。Rojas等[11]收集了297个已完工的学校项目，比较了CM@Risk和DBB模式在费用增长方面的区别，发现DBB模式在投标阶段的成本低于预算的3.09%，在项目实施阶段则超过预算的3.25%，而CM@Risk则分别超过预算10.5%和19.4%，明显高于DBB模式。

2项目管理模式决策指标

2.1项目管理模式选择指标

项目管理模式选择指标的确定是项目管理模式决策的重要基础，是能否选择合适项目管理模式的试金石，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当前许多国内外学者分别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进行选择指标的构建，就研究成果来看，可以分为业主特征及目标、项目属性、外部环境、项目管理模式绩效和承包商的经验能力5个类别，详见表1。

另外，也有学者针对选择指标的适用情况，提出由于中国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国外的项目管理模式选择指标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在广东进行问卷调查，探索适应于广东省建筑企业项目管理模式选择的标准，指出工程质量、风险、纠纷与仲裁、成本是项目管理模式选择的重要指标，而工程质量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12]。西方国家非常注重工程项目采购的效率和公平性，相关政府部门或机构颁布了工程项目交易的指导性文件，项目管理模式的选择指标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3]。

2.2项目管理模式成功实施的评价指标

识别PDMs成功实施的评价指标对提高项目的实施绩效有重要影响。Songer等[22]通过文献研究、访谈、业主调研及统计分析，得出DB模式成功实施的5个评价指标。Adnan等[23]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他们共同认为，参与方对项目有准确的定义、能清晰界定工作范围、按预算完成项目是DB模式成功实施的重要评价指标。

Chan等[24]指出目前对于项目成功的评价没有统一标准且不够全面，特别是针对特定项目管理模式(如DB)的成功标准的研究则更缺乏；对53个公共部门DB项目参与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利用因子分析得出DB项目成功实施的6个评价指标，分别为项目团队承诺、业主的能力、承包商能力、风险和责任评估、使用者的要求、使用者的限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前三者是项目成功最重要的指标。Lam等[25]构建了评价DB项目成功实施的绩效指数，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了项目本质、有效的管理以及采取创新的管理方法是DB项目成功的重要指标。识别项目成功实施的评价指标能使项目参与者有针对性地对项目进行管理，以便取得项目的成功。

3项目管理模式决策方法

3.1决策建议

有些学者对某些特定PDMs特征进行分析，构建PDMs选择框架、决策矩阵等，尝试给出PDMs决策的一般性规律。2008年CRCforConstructionInnovation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将澳大利亚最常用项目管理模式决策框架分为六个步骤，为项目管理模式的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26]。部分学者对公共部门如何选择项目管理模式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指导性建议。Songer等[27]分析了公共部门选择DB模式的态度，对于特定的项目，可能驱使业主采用DB模式的原因有确定的费用、节约成本、施工创新、确定的工期、减少索赔。Love等[28]通过昆士兰、西澳大利亚公共部门高层管理人员的调研，认为传统的施工总承包模式是最适宜的方法，实践当中，仅有少数的承包商具有非传统管理模式的经验和资源，尽管其它项目管理模式可能更适合，公共管理部门更愿意选择传统的模式。Touran等[29]通过现场采访一些交通项目的主管，探索交通部门选择项目管理模式的因素及其基本原理，认为对于交通部门来说，更好地实现工期压缩是项目管理模式选择的一大重要因素，在实施过程中进行风险分析能促使项目达到按期、按预算完工的目标。

3.2多属性分析方法

项目管理模式决策过程涉及多方面的属性，部分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利用多属性效用、价值理论、层次分析方法和模糊逻辑等多属性分析方法对PDMs的决策进行探究。

Mafakheri等[17]构建了基于粗糙近似理念的决策辅助模型来帮助业主选择合适的项目管理模式，能在综合考虑基准测试和业主意见的情况下对不同项目管理模式进行排序。Mostafavi等[15]和BoXia[18]利用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来帮助决策者选择最适合的PDMs，其主要思想是确定PDMs的类别、决策指标，建立PDMs与决策标准之间的隶属度函数，通过模糊集理论来定量分析各种项目管理模式的绩效，从而为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Mostafavi则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决策者的风险态度。王学通[2，13]运用不确定多属性理论分析了工程总承包管理模式决策的不确定性并建立决策指标体系，构建了基于可能度矩阵排序向量的决策支持模型，考虑了决策过程的模糊性，使决策结果更接近于实际。

3.3基于知识积累的决策方法

PDMs决策过程存在着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难以用普遍规则来描述，以往的项目经验、专家知识具有丰富的借鉴意义，能很好地指导实践。然而在现实当中，没有系统地对这些信息进行收集。因此，学术界在利用知识、经验促进项目管理模式决策方面展开了研究。基于案例推理的方法(CBR)提供从历史经验中收集、描述和管理知识的技术，能为后续工程项目管理者的决策提供借鉴，近几年这种方法颇受学者们的关注。Luu等[16]构建了项目管理模式选择决策模型，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基于案例推理的方法适用于PDMs的决策过程，能使管理者了解各种可替代PDMs的潜在结果。Kumaraswamy等[14]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决策支持系统，在大量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核心模块，通过统计分析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证实了所提出系统的价值。Luu等[30]指出PDMs决策主要受PDMs决策指标的公式化及PDMs选择系统的影响，这都依赖于过去类似工程项目的经验，提出建立可记录和存储管理模式选择的经验知识系统——CaPS，为确保该系统能被行业接受，寻找专家进行测试，表明模型中的案例是正确的、适宜的，且产生的结果是准确的。

3.4多方法结合

在实践当中，鉴于每种决策方法都存在某些方面的缺陷，有些学者试图采用多种方法结合运用，以期取得更好的决策效果。Cheung等[19]提出了客观—主观的项目管理模式选择方法，通过多属性效用方法对各种项目管理模式进行客观分析，利用AHP确定选择标准的权重，同时允许决策者指定选择标准的重要程度、容纳个人偏好及项目的特殊情况，体现了主观性。Moon等[20]利用逻辑回归、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对实际工程数据进行分析，建立DB和DBB模式的选择模型，并在复杂房建项目中对模型进行验证，得出模型预测的精确度达到了95%，预期能帮助业主根据项目的特点、外部环境等选择恰当的项目管理模式。

4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研究的评述及启示

4.1对当前研究的评述

在项目管理模式的绩效方面，尽管少量研究存在异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选择合适的项目管理模式将对项目产生重要影响；大量理论、实证研究表明，采用总包式的项目管理模式将使项目的工期、进度和质量等指标绩效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当前对决策指标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业主的特征及目标、项目属性、外部环境、项目管理模式绩效和承包商的经验能力4个维度，再者决策指标选择还受项目所在地、政策环境等的影响，导致研究者有不同的见解，但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指标有工期、费用、质量、业主对风险的偏好、业主参与项目的意愿等；然而，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这些指标是否适用于我国建筑行业尚有待于考证。尽管选择合适的项目管理模式是项目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但实施过程中有效的管理、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和清晰的工作范围界定等因素将进一步影响项目的绩效，在特定的项目管理模式下，探索项目成功实施的影响因素，能为实践者提供借鉴作用，提高社会整体效益。对于项目管理模式决策方法的研究，从单纯运用统计方法对实证数据进行分析，到利用多属性理论、基于知识积累的方法、多方法结合进行决策，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呈现出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趋向，这与决策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项目管理模式决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其中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1)项目管理模式绩效方面。主要采用统计方法对比不同管理模式的绩效，实际上项目绩效还受到外部环境、技术特征、承包商能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再者，所选择的样本不可能完全相同，如何对原始数据进行修正也将对结果产生影响。

(2)决策指标方面。缺乏完善的项目管理模式决策指标分析框架，当前研究主要是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结合项目的技术特征、所在地等情况选择决策指标，指标体系普适性不强。

(3)项目管理模式成功实施的影响因素方面。目前对项目管理模式成功实施因素评判没有统一标准、不够全面，且研究主要分析集中在DB模式，对其他模式的研究较为少见。

(4)决策方法方面，决策建议的内容往往局限于某些特定类型的项目或性能绩效，不够详细，不能清楚地指导决策者选择合适的项目管理模式；基于知识积累的方法能够减少对项目数据的依赖性，但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储存大量项目信息的数据库，且项目具有唯一性，需要对相似项目进行修正，修正系数的确定是研究的一个难点。

4.2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研究的趋势

综合分析国内外学者对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研究成果，以下几个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1)建立更为完善的项目管理模式决策属性的分析框架，研究归纳影响项目管理模式决策的属性集，并提炼决策指标体系，也可将范围限定在特定的地区或项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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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手段 关联交易

一、引言

西方国家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就形成了较为发到的资本市场，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也较早。最初的盈余管理只是体现在企业个体的内部行为上，但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管理层将盈余管理作为其操纵利润的一种主要手段。我国学者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自上世纪90 年代末才开始，尽管起步晚，但通过近十几年的研究，已形成很多重要成果。

二、盈余管理概念辨析

国际上对于盈余管理的概念界定并不统一，得到普遍认可的是William. K. Scott（2000）的定义：盈余管理是指在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与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此定义是狭义的，他将盈余管理限定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内，采取的方法仅包括会计政策选择。

我国学者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也做出了不同的解释。魏明海（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做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目的是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该定义未对盈余管理与财务造假等相关概念进行严格区分，也未对盈余管理是否合法性给予肯定。而宁亚平（2004）认为盈余管理应当有别于盈余操纵和盈余作假，肯定了其合法性。

综上，本文将盈余管理定义为：企业管理当局在不违反会计准则的前提下有目的地采取多种手段以达到期望报告盈余的目的的行为。

三、盈余管理手段

本文通过对《会计研究》、《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及其他会计类期刊中有关盈余管理的论文的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利用会计政策变更

由于会计政策变更成本低、程序简便、灵活性大，正越来越多地被上市公司用来进行盈余管理。会计政策的变更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而盈余管理往往是通过后者来实现的吴水澎等（2004）。

而叶建芳等（2009）发现上市公司会通过对金融资产的分类来调节利润。其局限性在于只研究了单一会计政策选择的问题，而企业可以利用一组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而不一定局限于某一特定会计政策的选择。

（二）构建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与无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发生交易，形成的利润可成功绕开合并报表中抵消内部交易利润的规定。研究证明，关联方转移利益的能力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和大股东控制力的关系均成正相关关系（张秀梅2008），且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孟焰2006），国有控股型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量明显多于法人控股型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配股盈余管理比法人控股型公司更为显著；不公平的关联交易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信息真实性，误导了投资者和侵占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刘建民2005）。

（三）管理应计利润项目

管理应计利润项目是现行会计准则和权责发生制所允许的，且具有不容易被外部报表信息使用者洞悉的优点，因此成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

陆建桥（1999）以在上交所22 家亏损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为了避免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亏损上市公司在亏损及其前后年度普遍采取了相应的能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且这些盈余管理行为主要是通过管理应计利润项目来达到的。

（四）调整非经常性损益

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正常经营以外的、一次性或偶发性的损失，如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资产减值、债务重组损益、财政返还和补贴收入等。因证监会未将非经常性损益作为会计核算和报表列示的一项独立内容纳入利润表，也未强制企业对其进行详细的表外披露，由此非经常性损益成为盈余管理的一种极其常用和重要的手段。魏涛等（2007）验证了企业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真实性。

1、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不仅是亏损上市公司扭亏为盈的主要手段，也是国企为改制上市达标而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薛爽（2005）通过研究证明，亏损的上市公司在扭亏年度，约50% 会通过进行影响“线下项目”的交易安排，如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等，来达到扭亏的目的。

2、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薛爽等（2006），赵春光（2006）对较长时期A 股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行为的研究表明， 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成为公司操纵盈余的工具之一。

王建新（2007）发现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和长期投资上，此经验证据支持了新《资产减值》准则的修订。“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这一规定有助于压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制度空间，使得资产减值更好地反映其经济实质。

3、政府补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了财政补贴支持。在扶持手段上，对业绩较差且不稳定的公司，地方政府倾向采用财政补贴，而对业绩较好的公司倾向采用税收返还。

陈晓（2001）详细分析了地方政府对政行为在提升上市公司业绩中的动机、手段和作用，发现为了在资本市场中争夺资源，地方政府对上市企业进行了大面积的税收优惠和补贴，不仅导致了税务竞争现象，还极大地扭曲了会计信息。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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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知识管理；知识管理；综述

1.论文统计分析

1.1 数量分布

为了对我国企业知识管理研究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笔者在著名的中国期刊网（CNKI）下的“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以“企业知识管理”为主题进行检索（匹配程度选择“精确”），检索得到的有效记录共有953条（剔除一稿多投、文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冗余数据，由于系统的时效性，2011年的论文数量未得到统计），统计结果见表1。

从统计表格和趋势曲线图可以看出，从1997年我国对企业知识管理研究起步开始，论文数量年代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和阶段性特点。可以将国内知识管理发展和研究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主要是指99年以前，这段时间相关研究论文较少，总共数25篇，仅占2.62%，这说明我国学者对于企业知识管理仅处于起步研究阶段。（2）稳步增长阶段（00～05年），此阶段论文持续增长，每年约以10篇的数量增长，企业知识管理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总体趋于稳定。其中03年较02年有较大的涨幅，可以推测这段时间是企业知识管理研究大发展时期。（3）激增阶段（06～10年）。期间企业知识管理论文激增，数量上占总体的58.88%，除了不完全统计的10年，每年数量都达到百余篇，并趋于稳定。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企业知识管理的研究正逐渐向高层，多元化，多领域方向发展。

1.2 论文主题分布

国内对于企业知识管理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主要涉及：（1）企业知识管理基本理论，包括企业知识管理的内涵、特点、功能、方法、内容、规律、主体、影响因素等；（2）涉及到各类行业的企业知识管理，如高科技企业、软件企业、虚拟企业、电子商务企业、林业企业、物流企业、石油企业、金融企业、化工企业以及民航等；（3）企业知识管理系统；（4）企业知识管理的战略与体系；（5）企业知识共享与创新；（6）企业竞争力与企业知识管理；（7）企业知识管理能力；（8）企业知识管理技术；（9）企业知识管理的现状及对策；（10）知识经济与企业知识管理；（11）企业知识管理风险及绩效评价；（12）国外企业知识管理研究等。具体主题分布情况见表2。

2.国内企业知识管理研究现状

从以上的文献统计分析可以大致总结出我国国内企业知识管理研究的基本现状。

从文献主题分布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对于企业知识管理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对于企业知识管理的基本问题研究较多，主要集中于其内涵、特点、功能、主题等研究，企业知识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是作深入研究的基础；随着企业知识管理研究的深入，各行业各企业的学者慢慢意识到企业知识管理对企业发展有重要的价值，各类企业开始从自身企业结合知识管理特点研究适应自身企业的企业知识管理模式，从统计数据上看，涉及到各类行业的企业知识管理的论文数量占9.55%，说明企业知识管理研究更加注重于结合企业本身，走向多行业，多领域，多元化的知识管理实践。由于企业知识管理系统、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与企业知识管理战略占比较大的比例，代表着企业知识管理的主要研究方向，这里重点介绍。

2.1 企业知识管理系统

企业知识管理系统已经成为企业知识管理的研究热点。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到系统的结构、模型、评价和实施。李勇等人认为企业知识管理系统是一个由计算机基础平台系统、企业MIS系统、知识库、知识库管理系统、知识库互动系统、知识管理人员和系统用户等组成的人机交互系统。企业知识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有知识库管理、知识传播、知识共享、客户服务、培训教学、工作流、协同工作和专家咨询等。熊学兵提出了基于价值链的知识管理系统模型架构，从企业知识管理的全过程（知识获取、知识转移、知识共享、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和相关因素（愿景、战略、组织、文化，人力资源、技术、社会关系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构建系统模型。黄立军则对知识管理系统的评价方法作了具体分析，从评价原则和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定量分析企业知识管理系统。吕新业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企业知识管理系统的实施应该从流程、组织环境与知识员工的管理三个方面实现。

2.2 企业知识管理战略

主要研究内容是企业知识管理战略模式、实施方法。樊治平等提出了基于SWOT分析的企业知识管理战略，利用SWOT分析方法，分别从企业知识需求、知识供给和知识缺口探讨了相应的知识管理战略。杜伟等提出应该从组织体系、信息技术、经济投入、组织文化、激励机制以及评估六个方面实现企业知识管理战略[5]。王海芳认为企业知识管理战略的构建应该根据企业内外三个区域的九种知识转移路径，构建知识管理战略。

2.3 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

笔者在按照年份――主题分布统计文献数量过程中发现，在国内对企业知识管理长达十几年研究的历程中，关于企业知识管理风险以及绩效的研究大量集中于2006年至今的时间段。这说明对于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研究成为近几年研究的新兴点和热点，国内学者对于企业知识管理的研究更加注重其实施的实际效用。主要涉及的内容有评价指标体系、模型的建立，企业知识管理绩效定性分析与定量的测度等。

王军霞将运筹学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应用于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中，通过一些非量化指标所占权重来考察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蒋蓉华在其硕士论文《企业知识管理绩效研究》中探讨了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指出指标体系应该由一级指标（知识系统、结构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市场资本）和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体系下的各子指标集）构成。邱若娟等认为，知识管理绩效评价应从领导对知识管理的重视程度，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化程度，组织结构的知识化调整，企业文化的培育，知识管理基础设施的建设，知识的检测、评估和利用以及外部关系的知识化程度等方面来评价。

3.国内企业知识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 存在的问题

3.1.1 理论研究深度不够

从以上统计的文献主题分布可以看出，国内对于企业知识管理的基本问题研究占45.43%，比重过大。国内文献大部分停滞在对企业知识管理的内涵、体系、模型以及实现措施上，对于企业知识管理技术的探讨还止步于语法层次的信息技术层面，这种现状不利于我国企业知识管理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对于技术性比较强的企业知识管理研究，应该更重视知识管理技术的研究，应从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统、人工智能等角度，展开基于语义和语用层次的信息技术基础的研究与开发。

3.1.2 企业知识管理研究群体的单一性

从国内研究企业知识管理群体的统计分析来看，目前国内研究企业知识管理的群体主要集中在高校与研究机构，高校也主要集中在图情领域与经济管理领域。而真正的企业人员参与研究的很少。作为实践性很强的企业知识管理而言，很显然会导致企业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3.1.3 重理论，轻实践

目前我国对企业知识管理的研究多数侧重于理论研究，真正对企业知识管理实践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已有研究成果多数是宏观层面的研究，微观层面研究的还比较少，导致理论过于超前，实践过于落后。另外，现在从事企业知识管理研究的多数是高校院、系和研究机构的教师和科研人员，而真正置身企业知识管理实践的企业人却很少。对于企业知识管理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案例研究与实证分析，在企业知识管理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完善企业知识管理理论，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3.2 对策

（1）由于我国特殊的体制与经济环境，也要求企业知识管理必须适应我国企业发展模式。因此在企业知识管理研究中要结合我国企业的具体情况来研究适合各类企业知识管理的模式，增加企业知识管理的实践研究，做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统一。（2）加强企业知识管理技术的研究，加强理论研究的深度，重视对国外企业知识管理的研究，吸取先进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积极借鉴国外企业知识管理研究成果，时刻保持危机与差距意识，跟踪国际企业知识管理的研究动向，提升我国企业知识管理的研究水平。（3）拓展企业知识管理研究的队伍，使企业知识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投入到研究之中，结合自身企业的时间研究企业知识管理，这也是理论与实践研究结合的重要实现途径。

参考文献：

[1]李勇,陈钰,曹国华.企业知识管理系统的结构探讨[J].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5(11):

107-109.

[2]熊学兵.基于价值链的企业知识管理系统模型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09(1):68-70.

[3]杜伟,郭宪英.企业知识管理战略研究[J].现代情报,2002(10):117-118.

[4]王海芳.论企业知识管理战略的构建[J].科技管理研究,2007(3):19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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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虽是拥有世界和国家地质公园最多的国家，但有关地质公园管理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地质公园的运营管理存在许多问题。目前，我国有关地质公园的运营管理主要是借鉴风景名胜区的管理经验，但是，地质公园与与风景名胜区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其更重视对地质遗迹资源的保护和地学知识的普及（林明太，2006）。因此，探索并构建适合地质公园自身的特点的运营管理的模式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地质公园运营管理模式研究

（一）国外地质公园运营管理模式分析

有关地质公园管理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分析遗产旅游地管理体制中的利益主体、管理和经营行为以及非政府组织（NGOs）或者社区居民参与等方面。

1、美国国家公园运营管理模式

第一个建立国家公园管理模式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属于典型的 “中央集权制”，即以“国家公园管理局―地方办公室―基层管理局”为主线的垂直管理体系。国内对美国国家公园的研究大多以管理经验借鉴为视角，研究内容儿乎涉及到国家公园管理的各个层面。如朱华晟等（2013）研究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时指出，美国联邦政府为国家公园的运营管理提供70%的经费保障，是其得以成功运作的关键因素之一。

2、欧洲地质公园管理模式

第一个从洲际范围内推进世界地质公园计划的大洲是欧洲。欧洲的地质公园网络是一个欧洲民主行动协会，由所有成员的代表来进行管理。其运作是依靠协调委员会（CC）、咨询委员会（AC）和各地质公园的官方代表。其中，协调委员会是欧洲地质公园网络唯一的决策机构，其负责该地质公园网络的运营和管理。咨询委员会则负责为该地质公园网络提供高质量标准的发展和扩大建议。各地质公园的官方代表则具体负责公园的运营管理。因此，欧洲地质公园与美国的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相比，其管理模式实行的则是比较典型的“地方管理模式”。

3、日本自然公园运营管理模式

日本的自然公园管理兼具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种体制，其推行的是比较典型的“综合管理模式”。有国家环境厅的领导，同时，地方政府又拥有一定的自，而且私营和民间机构也显得十分活跃。其中，国立公园是由国家来指定并进行直接地管理；与国立公园具有相同的自然风景地域的国定公园，同样由国家制定，但是由都道府县进行管理；能够代表都道府县的自然风景地域的都道府县自然公园，则由都道府县指定并直接管理。

（二）国内地质公园运营管理模式分析

目前，国内对地质公园运营管理模式的研究，一般分为管理体制模式研究和经营模式研究两个方面。

1、管理体制模式研究

目前，对地质公园的管理学者们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借鉴美国地质公园管理的经验，通过设立国家公园管理局从对全国所有风景区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管理局主要负责对公园内的资源和人员进行日常的管理和维护，所有经费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或社会捐助，对于景区内所有经营项目则对外实行特许经营（王莹，1996；李景奇和秦小平，1999；柳尚华，1999；徐高龄，2000；杨锐，2001；陈苹苹，2004；杨昌明等，2006）。但由于中国旅游资源具有特殊性，这种“垂直管理”的模式也许不能解决由于景区内大量居民房屋拆迁而带来的安置问题以及开发后超凡的旅游压力等问题（吴必虎，2002；夏云娇，2006）；另一种建议将景区变成一个小级别的行政单位，用“属地管理”模式替代地方政府对风景与遗产地的直接管理，把资源保护的职能内在化，将资源所有权、管理权、收益权一体化（张昕竹等，2001；魏小安，2002）。但是，在经营过程中这种模式也容易受利益驱动以及政出多头的影响，由于经营权与管理权的一体化使得管理权实际丧失，造成遗产地内的旅游开发与建设得不到有效约束，导致楼堂馆所滥建，索道、电梯纷纷上马等后果（张朝枝，保继刚和徐红罡，2004）。

2、经营模式研究

经营模式上，理论界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管理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包括“四权分离”说（王兴斌，1999和2002）、“三权分离”说（杨振之、马治鸾和陈谨，2002；傅广海和戈莹，2002）、“两权分离”说（郑敏和张家义，2003）和“上市经营”说（ 张凌云，2000；韦夏禅，2003）。其实，从政企分开的发展趋势看，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是必然的，但因为遗产资源得特殊性，要求其经营企业必须持有特殊资质（邬爱其，2001；苟自钧，2002）。但是，针对现在存在有一些景区经营权与管理权不能分离的现象，则可归结为管理问题或者实际的操作问题（魏小安，2000）；另一种观点，基于遗产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因此，不能完全采用市场化运作，所以管理权与经营权不能分离。由于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经营权与所有权是天然一体的，“管理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必然导致遗产区管理转入以营利为首要目的的商业性旅游经营轨道，其经营举措往往是与遗产保护背道而驰的（张晓，1998；徐嵩龄，2002和2003）

（下转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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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质公园运营管理模式构建

如何在增强地质遗迹资源开发价值的同时，实现保护与开发并举，是构建地质公园管理模式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基于目前我国地质公园的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构建地质公园管理新模式：一方面，融合“垂直管理“模式的优势，使得对地质公园的管理能够覆盖全行业；另一方面，同时吸收”属地管理“模式的优势，明确管理主体，明确地质公园的产权关系，减少各种交易费用，最终实现对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何勋，2003）。在建立健全地质公园管理体系的过程中，除要合理设置管理机构的部门外，还必须建立健全地质公园――景区（保护区）――景点（保护点）三级管理网络（李晓琴，2011）。由于地质遗迹不仅具有观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科研和科普的价值，让科研机构参与到地质公园经营中来，不仅可以支撑地质公园建设，更重要的是可以深入挖掘地质遗迹价值，实现地质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王春武，2013）。

三、总结及未来研究展望

（一）总结

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地质公园运营管理模式，得出以下结论：构建融合 “中央集权型”与“地方自治型”行政管理体系各自优点的“综合型”管理模式，对我国地质公园运营管理的改进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地质公园要建立起完善和健全的管理模式，其产权必须分明，必须处理好地质公园运营管理过程中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构建合适的地质公园运营管理模式，应同时借鉴 “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模式的优点，同时设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在管理中引入地质遗迹类旅游资源经营企业，并配套建立监督管理部门、规划机构和科研机构，最后，应注重相关利益者的参与和满足了不同利益者的诉求。

（二）未来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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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董事会人力资本；企业研发投入；关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12-39 -03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往传统的单纯依靠高能耗、高污染来推动GDP高速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足以支撑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为当前我国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而调整产业结构，归根结底是要落实到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研发投入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是企业创新最主要的来源。此外，近年来，有关董事会资本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多，其中有关董事会人力资本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也引起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兴趣。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而对目前这一课题的研究有个较为完整的把握。

二、董事会人力资本的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一）董事会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

Hillman和Dalziel（2003）首次将董事会资本的有关概念引入到企业组织战略管理的研究领域，他们认为董事会资本包括两个方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董事会人力资本指的是董事会全体成员所拥有的各种专业技能、职业经验、知识以及自身声誉的总称。

在对董事会人力资本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于董事会人力资本做了进一步的解读。Haynes和Hillman在2010年，进一步构建了有关董事会资本新的理论模型。在新的理论模型中，Haynes和Hillman（2010）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对董事会资本进行划分。董事会资本广度主要指的是董事会全部成员所拥有的认知框架、专业化技能以及董事会全部成员所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综合；董事会资本深度主要指的是董事会成员在行业内部其他企业兼任连锁董事的任职经历所形成的行业嵌入程度。周建等（2013）在此基础之上，认为董事会人力资本也具有其深度和广度。马连福和冯慧群（2014）年将董事会人力资本进一步划分为董事会人力资本的丰富性和深入性。综合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董事会人力资本的概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以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为核心，具体体现在董事会成员对相关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过去的实践经验。第二，特定的情景化，要求董事会成员自身具备的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需要与其所在的公司以及所处的行业相匹配。

（二）相关理论基础

1.资源依赖理论。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是由Pfeffer和Salancik 两位学者于1978年提出。资源依赖理论最为核心的观点在于社会环境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企业制定各种战略决策以追求利润最大化都需要不断地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各种关键资源交换。因此，一个企业在市场上生存能力的强弱，取决于这个企业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获取对其自身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资源的能力。此外，该理论认为，企业自身所拥有的关键资源越多，意味着企业依赖外部环境的特性也就越弱，从而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Pfeffer和Salancik（1978）认为，董事会是企业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的关键途径，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企业对环境的依赖性，从而有利于企业持续的发展。

2.董事会资本理论。Hillman 和Dalziel于2003年在资源依赖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董事会资本理论（Board capital），他们把董事会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董事会人力资本指的是董事会全体成员所拥有的各种专业技能、职业经验、知识以及自身声誉的总称；而董事会社会资本指的是董事会全体成员所具备的各种社会网络关系以及其他可实际利用或者潜在利用的各种资源的总和。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董事会资本进行了更加细致而又深入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董事会资本进行定义或解读。2010年，Haynes和Hillman在董事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构建了有关董事会资本新的理论模型。在新的理论模型中，Haynes和Hillman（2010）将董事会资本划分为两个维度：董事会资本的广度和深度，并将其上升到董事会整体层面。近年来，董事会资本理论越来越多地被国内外学者运用到公司治理相关的研究中，研究其对公司绩效以及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三、实证研究

（一）董事会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

1.国外关于董事会人力资本的研究

国外学者在关于董事会人力资本的研究上，总体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具有丰富人力资本的董事会可以更好地发挥其自身的职能，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Offstein和Gnyawali（2005）认为公司董事会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会提高企业的竞争意识，使得企业认识到在复杂环境中主动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性，从而增强企业采取有力的竞争措施的能力。Jermias和Gani （2013）重点研究了董事会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他通过实证分析后发现，CEO二元性和董事会独立水平与公司绩效成负相关关系，而具有丰富人力资本的外部独立董事可以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同时他还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成正相关关系，董事会的人力资本使得这种正相关关系变得更强。Sundaramurthy，Pukthuanthong和Kor（2014）选取了全美在1995-2010年间上市的360家生物科技企业作为样本并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企业董事会所拥有的以往在同一行业内其他公司任职经验以及自身的科技教育背景构成了董事会成员丰富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了企业IPO上市的成功率，促进了企业的IPO绩效。

2.国内关于董事会人力资本的研究

我国学者借鉴了国外在董事会人力资本上的研究成果，实证分析了国外关于董事会人力资本的经验研究与我国公司发展的具体实际情况是否符合，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刘剑雄（2008）研究了企业家人力资本与我国民营企业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实证分析后认为，在民营企业中，拥有丰富人力资本的企业家，往往更倾向于将企业改制为具有现代公司制度的企业，实现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姜付秀和伊志宏（2009）重点研究了公司董事长以往的经历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他们发现，董事长的教育水平和年龄与企业过度投资间存在这样的一种关系，即拥有较高学历和较大年龄的董事长在企业对外投资的问题上往往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苏方国（2011）对沪深1923个组织样本和与之相对应的17368个高管个体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高管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公司治理效果越好，从而促使高管个人薪酬的提升。谢绚丽和赵胜利（2011）实证分析了中小企业董事会成员人力资本与企业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认为董事会成员职能背景多元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实施多元化的战略。马连福和冯慧群（2014）以沪深300指数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人力资本与公司治理水平间的关系。他发现，董事会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总体来说，我国学者关于董事会人力资本对于公司治理的作用所得出的结论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大体相同，认为董事会的人力资本对于公司绩效以及公司治理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二）董事会人力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相关研究

1.国外相关文献研究

通过对国外以往关于董事会人力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文献梳理后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所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认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的董事会结构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Barker 和 Mueller（2002）等发现企业董事会成员中拥有研发或工程等科技背景对于企业产品创新的关注度更高，同时对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热情也更高。O’Hagan和Green （2004）研究了从1976至1996年间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知识转移的空间变化，并提出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连锁董事的互相交换和委派，会促进企业间信息以及知识的传递与转移，进而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Wincent，Anokhin和Ortqvist（2010）研究分析了中小企业网络董事会人力资本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中的关键作用。他们通过实证分析后发现，董事会成员背景以及教育水平的多样性与企业研发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他们指出，董事会成员教育水平的多样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主要的和根本的。Dalziel，Gentry和Bowerman（2011）选取了生物医药制造企业作为样本，重点研究了董事会资本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他们发现，董事会可以通过合理配置公司资源对研发投入产生影响，在企业研发投入的过程中，外部独立董事拥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可以更好地发挥咨询职能，以帮助公司高管选择那些周期长但潜力大的研发项目。Robeson和Connor （ 2013 ）研究发现，董事会的创新决策会影响企业整体创新行为，从而促进企业在创新上取得有规模的重大突破。

2.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学者在董事会人力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问题上也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何强和陈松（2011）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学历水平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经过研究后他们发现，制造业企业董事会学历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是正向的，这种正向的关系在医药制造、电子等知识密集型产业中更加显著。周建等（2013）通过实证分析后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受到董事会人力资本深度的积极影响，而预期的董事会人力资本广度会促进企业技术研发投入的假设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蒋艳辉（2014）也认为董事会人力资本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R&D资本化，同时他还指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董事会人力资本对于企业研发投入资本化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同样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其他学者（马璐，彭陈，2016）。

参考文献：

[1] Haynes， K. T. and Hillman， A. The effect of board capital and CEO power on strategic chang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31（11） ： 1145- 1163.

[2] Hillman， A. J. and Dalziel， T.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tegrating agency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3）： 383- 396.

[3] Jensen， M. C. and Meckling， W.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3（4）： 305-360.

[4]刘剑雄.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中国私营企业制度选择和创新[J].经济研究，2008，（06）：107-117.

[5]马连福，冯慧群.董事会资本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4，（02）：46-55.

[6]苏方国.人力资本、组织因素与高管薪酬：跨层次模型[J].南开管理评论，2011，（03）：122-131.

篇9

关键词：VBM 股东价值理论 利益相关者价值理论

一、引言

现代意义的企业价值管理（Value Based Management）是在股东价值理论与利益相关者价值理论的较量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自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以来，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影响逐渐扩大。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有许多公司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观点，开始关注员工福利、社区利益并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关注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行为激起了理论界对股东价值的重新关注，以往被限制在学术圈的股东价值的思想发现了一块肥沃的土壤并且随着财务咨询的活跃而溢出（Michel Aglietta，2008）。一些被Wheeler & Sillanpaa（1997）称之为“公司劫掠者”的小公司和金融家联手，掀起了一场“股东价值保卫战”，将并购矛头对准了那些善待利益相关者的大公司。这次并购自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垃圾债券市场崩溃才宣告结束。股东价值理论支持者认为这次并购将导致公司行为的持久变化，尤其是对那些顽固的、自我防护的管理者，杠杆收购能够促进公司的变化，这为公司的CEO提了个醒。要么通过改善公司业绩来提高公司的股价，要么面对敌意收购的威胁。然而，从利益相关者价值角度看，这次并购浪潮带来的几乎是整个经济世界的动荡。在这次动荡中，无论是公司、管理层、普通员工还是股东几乎没有人完全是受益者，员工大量失业、管理层被解雇、股东长期利益受损。为了避免被敌意并购，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只操心把红利分给股东们，或者通过每股收益和股票价格的上涨来增加他们的收益。……过分强调价格―收益比，不惜以牺牲对将来必要的投资为代价，结果是首席执行官们保持免于被接管的最低安全限度，……却使公司面临竞争性的攻击、迅速的衰败和最终被合并的命运”（Freeman，1984）。同时，“这样的直接后果是给社会责任留下更小的空间，使权利更加集中，对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更少，而对短期要求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Wheeler & Sillanpaa，1997）。并购浪潮的这种结果引起了人们关于企业价值评估的深入思考。理论界和实务界均看到了以会计数字对公司价值进行评估所带来的短期利益取向。1994年，Jim Mc Taggar正式提出Value based management（简称VBM）这一术语，现代意义的价值管理理论逐渐发展起来。根据Ittner and Larcker （2001）的研究，规范的VBM应该包含六个基本步骤：选择能够导致股东价值提升的特定的内部目标；选择与实现选定目标相一致的战略和组织设计；识别具体的业绩变量或价值驱动因素，给定组织战略和组织设计，他们确实能够在公司创造价值；发展行为计划，选择业绩指标，并且在价值驱动因素分析中优先识别的基础上设定目标。评估行动计划的成功性并且引入组织的和治理的业绩评价。对组织内部目标、战略计划和控制系统根据现有结果进行持续性的评估，如果需要就修正他们。而当前价值管理理论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业绩衡量指标设计、价值驱动因素识别以及价值管理模型设计等领域。

二、价值管理理论发展回顾

（一）业绩衡量指标发展回顾 1986年，Alfred Rappaport提出公司价值等于未来自由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了以自由现金流量为基础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然而，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方法在实物中因其操作困难，多为评估公司所采用，实务界需要更加简单的方法来引导价值管理实践。1989年Finegan提出了“经济增加值”（EVA）的术语，并经斯图尔特咨询公司的Joel Stern 和 Bennett Stewart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宣传推广后，这一建立在剩余收益基础上的指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克服EVA指标单期评价时的短期倾向问题，斯图尔特咨询公司又推出了市场增加值（MVA，Market Value Added）的概念。然而，EVA指标中，收益被定义为NOPAT（net operating profit after tax），受折旧方法和资产使用年限的影响，与ROI一样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增加，即使经营业绩不变（Strack &Villis，2002）。瑞典学者Erik Ottosson和Fredik Weissenrieder（1996）提出的现金增加值（CVA，Cash Value Added）弥补了EVA的缺陷。CVA指标的目的是从股东角度持续衡量公司价值的增加。即从现金流开始，对战略投资和账面投资加以区别，并认为只有五年的平均现金增加值指数的折现值等于或大于l，才意味着创造了价值 （马格丽特・梅，2002）。20世纪90年代，波士顿集团还提出了投资现金流回报（CFROI）的概念。Wheeler & Sillanpaa （1997）曾评论道，“EVA就是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理论的一个产物。这些方法都没有考虑到执行官更广泛的责任：带动真正的经济活动，保障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生计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与之相适应的，还需要其他一些衡量业绩的措施”。Strack&Villis（2002）也认为这些概念（EVA、CVA等）依然更多的集中在投资资本上，很难解释和管理在今天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中的价值创造现象。雇员、顾客等这些新的价值创造资源在当前被广泛使用的资本导向的经营控制标准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进而他们提出了能够将顾客、供应商以及员工等主要利益相关者纳入其中的实物资产价值提高器（RAVE，Real Asset Value Enhancer）来实现EVA或CVA的增加。RAVE不仅增加了顾客、供应商和员工三个价值维度，还建立了三个维度同EVA或CVA数量上的联系，能够更加有效的将顾客、供应商和员工管理与企业最终财务目标结合起来。但RAVE只是在价值管理中引入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元素，是利益相关者价值理论的最初表现，但指标本质上依然服务于股东价值最大化。Freeman （1984）、Blair （1995）、Donaldson and Preston （1995）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学者普遍认为，企业决策应该是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最大化股东的利益。Jensen同意企业价值管理必须要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观点，其在对利益相关者价值管理中的多重经营目标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进步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并有“当经济中所有公司企图最大化自身总价值的同时，社会福利也达到最大”的著名论断。然而，Jensen的进步价值最大化，必然是建立在市场强势有效的基础上，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统一说来解决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问题，这实际上依然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有效捍卫。从价值管理业绩衡量指标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从单纯的股东指标，到重视包括股东、顾客、供应商和员工等更加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指标，价值管理理论在股东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利益相关者理论元素，呈现出理论融合的趋势。

（二）价值驱动因素识别发展回顾 在Ittner and Larcker （2001）提供的价值管理理论框架中，价值驱动因素是价值指标的细化，也是设定目标、制定行动计划的基础。Copeland（1994）指出，价值的根本驱动因素就是投资资本回报率、企业预期增长率。Alfred Rappaport（1986）通过贴现现金流量模型揭示出企业价值的七大驱动因素：销售增长率、销售利润率、所得税率、固定资本增长率、营运资本增长率、现金流量时间分布和加权资本成本。Morin & Jarrell（2001）指出EVA指标暗示了企业价值的三个基本动因：一个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数量、时间和风险。Strack&Villis（2002）认为，除了这些以投入资本为基础的动因外，还应该对顾客价值增加值、雇员价值增加值以及供应商价值增加值分别进行价值动因的识别。他们提出价值动因分析可以分为五步：评估现有指标；度量新的指标；价值驱动树；场景/行动分析；实施报告系统，并认为这五步不仅能够分析出价值驱动的显性因素，还能找出价值驱动的潜在因素，如顾客价值增加值的潜在动因包括回头率、取消预订和应答率等。但这些驱动因素主要是从股东价值的角度出发得出的，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使得利益相关者管理对于企业价值创造不可或缺。蒋茵（2003）认为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物要素”，更主要的还在于“人要素”，企业价值含量中除了包括实物资本的财务价值外，还应包括人力资本价值和良好治理结构的价值含量。尹美群（2008）认为，企业价值动因不应该仅锁定企业内部资源，她在借鉴Kathandaraman等（2001）的价值网模型的基础上，认为除了传统的价值动因外，顾客价值、核心能力和企业间关系是在供应链竞争时代的价值动因。Wheeler & Sillanpaa （1997）在其著名的《The Stakeholder Corporation》一书的导论中写到：我们相信，纳入利益相关者忠诚的关系的发展今后将成为决定企业活力和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关系作为价值动因的重要观点。Lougee & Wallace（2008）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也是企业价值驱动因素。可见，在价值动因方面，单纯的股东价值驱动因素正在向更加关注利益相关者价值动因的方向转变，由完全的财务指标转向关注客户、供应商、员工管理，甚至直接将利益相关者关系、社会责任声誉等作为价值驱动因素，显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对股东价值导向的价值管理的影响。

（三）价值管理模型发展回顾 价值管理模型的构建是价值管理理论中最富成果的领域之一。Morin和Jarrell（2001）在《Corporate Value：Driving Shareholder Value》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公司战略、公司理财和公司治理以及公司价值四个基本模块的完整的价值管理模型。Morin和Jarrell认为通过这四个基本模块，企业可以有效的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流行较为广泛的价值管理模型还有麦肯锡管理模型、德勤价值管理模型、阿尔弗雷德・拉帕波特价值管理模型、加利・阿什瓦斯价值模型等［。这些模型虽然各有侧重，但对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价值管理目标则达成了一致。Liu和Leung（2002）提出了一个“软性价值管理模型”，模型包含利益相关者投入、利益相关者价值、潜在的价值矛盾、目标、行为和项目产出结果五个组成部分。其中，投入代表了利益相关者通过过去的经验、未来的希望、当前实际环境所形成的个人价值；目标是被个人价值系统所支撑的、对高业绩的特殊性需要；价值管理被描绘为受环境中内部和外部输入触发所导致的决策制定程序，这个程序决定了结果；而价值管理系统的输出变成了对其他系统的输入。Liu和Leung的贡献在于：一方面将利益相关者因素引入价值管理中，明确了利益相关者与价值管理目标互动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软性价值管理模型是一个循环体系，能够有效体现出企业长期价值的塑造过程。我国学者在价值管理模型方面的论述也十分丰富。杜胜利（2003）在总结了国内外CFO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市场经济中，CFO要扮演五大角色，并相应地从17个方面构建CFO管理模型及价值管理系统框架，称为“CFO17BM”。汤谷良、林长泉（2003）结合我国实际构建了价值型财务管理模式。罗菲（2007）构建了一个以股东价值目标为基础，考虑期权，涉及财务驱动因素和非财务驱动因素、包括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业绩评价在内的一套价值管理模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者侧重于以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来构建价值管理模型。Freeman（1984）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型（SHM模型），从理性、程序和交易层面阐述了在战略制定以及执行过程中应该如何将利益相关者考虑在内。Freeman 和Liedtka（1997）重新阐释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模型（Stakeholder Capitalism Model），并认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代表了公司的最好状态。我国学者王乃静（2005）将价值链理论和价值分析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全面价值管理”的概念，并设计了“现代制造业中的价值创造型企业”的框架。该框架中的价值包括企业社会价值、顾客价值和企业产品价值。社会价值的提出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思想。 综上可见，国内外价值管理模型已经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将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纳入到模型中，并且从利益相关者价值的角度探讨价值管理问题。然而，从利益相关者理论支持者的角度看，在价值管理模型中适度引入利益相关者因素的做法还不够，关键的问题是企业最终价值应该是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而非仅仅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利益相关者价值依然是一个定性的“平衡说”，尚未有量化的办法，这对于以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价值管理体系的构建是十分不利的。

三、价值管理理论未来发展趋势

（一）价值管理目标的多样化 Wheeler & Sillanpaa （1997）曾指出：生态学的主要原则就是多样化是生物界力量的源泉。在任何地方，其物种越少，它彻底崩溃和毁灭的可能性就越大。不同实体间的相互依赖性是现今许多生态哲学和“体制思考”的中心。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正逐渐由单一的物质资本主宰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信息资本以及关系资本并驾齐驱方向转变。与之相对应的是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多样化将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我国2007年6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规定的有限合伙制则进一步印证了企业所有权的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虽然该类企业依然被称为合伙企业，但财务资本投资者的有限责任为这类企业适应现代资本市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将来或许会打破股票市场专为公司制企业服务的现状。价值管理理论也必须要适应所有权多样化的需要，摒弃单一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导向，发展出更具兼容性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多样化目标导向，而该多样化的目标导向并非意味着企业同时有多个目标，只是说不同企业或同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价值管理的目标可能是不同的。

（二）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归属和计量研究利益相关者价值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利益相关者价值管理的基础。从文献回顾中不难看出，价值管理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的趋势十分明显。但受制于利益相关者价值本身的模糊性和定性性，利益相关者价值管理理论研究依然十分薄弱，解决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归属和计量问题将是未来价值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三）价值驱动因素的系统化、微观化 价值驱动因素是影响或推动价值创造的决策变量Thakor（2000），是企业将日常经营活动与价值管理目标，与企业最终运营目标连结的桥梁。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说，其价值驱动因素也不尽相同。不能要求所有企业都按照同一种方式来经营，因而也不应该要求所有企业都对统一的价值驱动因素进行管理。价值驱动因素应该与价值管理目标保持一致，并且形成一种完整的、自循环的系统，即价值驱动因素会直接决定企业价值创造的效果；反之，价值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应为价值驱动因素的动态调整提供依据。价值驱动因素还必须尽量细化、微观化，以最终落实到企业经营活动的基层，便于管理和控制。

（四）价值管理模型的简约化、柔性化 现有的价值管理模型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程序。Malmi &Ikaheimo（2003）以芬兰公司为样本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芬兰主要公司中大约有98%的CEO接受VBM的基本理念，但只有17%的公司实际宣布要应用VBM。然而，与CFO或CEO面对面的访谈发现，在实践中真正应用VBM的公司的数量更少，且VBM在管理控制领域和决策制定领域的实际应用状况与规范的VBM文献并不相符见（表1）。具体应用方式也不像规范文献那样复杂，这表明实践中更加呼吁VBM的简约化和柔性化。

参考文献：

［1］〔英〕大卫・威勒、（芬）玛利亚・西兰琶：《利益相关者公司》，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

［2］〔美〕约翰・D・马丁、J・ 威廉姆・佩顿：《价值管理――公司对股东变革的反应》，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美〕R. 爱德华・弗里曼：《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4］汤谷良、林长泉：《打造VBM框架下的价值型财务管理模式》，《会计研究》2003年第12期。

［5］翁世淳：《从价值创造到市值管理:价值管理理论变迁研究评述》，《会计研究》2010年第4期。

［6］尹美群：《价值链与价值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美〕罗杰・莫林、谢丽・杰瑞尔：《公司价值》，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

［8］罗菲：《基于价值的管理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版。

［9］杜胜利：《CFO管理前沿：价值管理系统框架模型》，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10］汤谷良、林长泉：《打造VBM框架下的价值型财务管理模式》，《会计研究》2003年第12期。

［11］王乃静：《现代制造业中的全面价值管理》，《管理评论》2005年第1期。

［12］Christopher D. Ittner， David F. Larcker.Assessing Empirical Research in Managerial Accounting: A Value-based Management Perspectiv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

［13］Rainer Strack，Ulrich Villis. RAVE: Integrated Value Management for Customer， Human， Supplier and Invested Capital，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篇10

关键词 图书馆服务 移动图书馆 移动信息服务

分类号 G252

当前移动图书馆是指以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平台和基于元数据的信息资源整合为基础，用户能够通过智能手机、iPad、Kindle、PDA等移动阅读设备，以GPRS、3G、Wi-Fi等无线网络连接方式随时随地访问或接受的图书馆信息资源集合体，实现移动阅读、自助馆藏查询、续借等多种功能的一种新兴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可以说，移动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是继图书馆数字化服务之后的新兴服务领域，将成为广大读者获取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图书馆须顺应发展潮流，创新移动图书馆服务方式，强化图书馆的服务角色，塑造图书馆追求技术进步引领技术潮流的形象，才能体现自身在创新性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价值[1]。因此，加强移动图书馆研究，了解移动图书馆发展动态，是图书馆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本文从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出发，着重探讨移动图书馆的理论研究现状与实际应用情况，试图反映理论与实际应用在移动图书馆研究的结合程度。

1 移动图书馆理论研究

国内图书馆学界对移动图书馆的研究始于2002年朱海峰发表的《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无线图书馆》一文[2]。该文提出了将无线互联网技术应用于数字化图书馆实现“无线图书馆”的构想，为移动图书馆理念的提出做了充分的铺垫。此后关于移动图书馆的研究逐渐增多，俨然已成为图书馆领域研究的新热点。下面我们从文献研究概况、研究的热点主题、研究的发展趋势等多方面来说明当前移动图书馆理论研究状况。

1.1 文献研究总体概况

本研究以CNKI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以“移动图书馆”和“手机图书馆”为主题词，共检索到487篇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献（检索截止日期为2013年6月30日）。按文献发表年度进行统计，形成文献年度分布图，如图1所示（2013年文献量由于数据不全未在图表中显示）。

从图1可以看出，国内有关移动图书馆研究始于2004年，在2004至2008年间文献的数量缓慢增长，这期间主要探索移动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的影响和转变，并对以短信SMS服务为基础的移动图书馆系统平台建设进行分析研究；而在2009年后关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至今保持着高速增长的趋势。

图1 移动图书馆研究文献年度分布图

在理论研究方面，黄群庆的《崭露头角的移动图书馆服务》[3]和茆意宏等人的《手机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4]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移动图书馆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姜海峰等人对国内移动图书馆解决方案和实施机制的深入分析和技术探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内移动图书馆建设的研究进程[5]。清华大学无线移动数字图书馆项目组对移动图书馆的服务机制开展了一系列的用户体验调查和分析，从用户个体角度积极寻求移动图书馆的解决方案[6]。学术界对移动图书馆的研究经过多年累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国内有关移动图书馆领域的研究正处于增长阶段，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是图书馆领域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根据文献增长的整体趋势推测，未来几年关于移动图书馆的研究将继续成为图书馆界的热点之一[7]。

1.2 研究主题及其趋势

关键词是文献的核心，是作者对文章的主题进行凝练之后得到的结果，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通过关键词来研究某一学科知识领域中的研究热点是文献统计研究常用的方法。对移动图书馆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和处理，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从统计结果来看，关键词除“移动图书馆”“手机图书馆”外，“3G”出现的频次最高，这也说明3G是移动图书馆存在的外部环境，是移动图书馆发展的重要物理基础，也是近年来移动图书馆研究的热点。其次是“信息服务”“数字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主要集中讨论图书馆如何提供移动信息服务，延伸图书馆功能服务，创新图书馆服务方式。再次是“移动阅读”“WAP”“移动信息服务”“智能手机”等，反映出研究人员在移动图书馆研究各个方面关注的差异程度，也反映出当前我国移动图书馆研究的一些重点领域和新的视角。

表1 移动图书馆文献研究中关键词分布情况

注：本表系笔者根据相关文献统计绘制

在对关键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继续对该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归纳和整理，得出目前国内有关移动图书馆的研究集中在如下主题[8]：（1）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应用现状介绍和调查分析；（2）对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影响；（3）移动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4）移动图书馆系统设计和平台实施构建；（5）移动图书馆应用案例介绍和分析；（6）其它。总的来说，目前对于移动图书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移动图书馆技术研究三个层面。理论层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移动图书馆概念、内涵的界定、服务功能、服务模式、建设原则以及发展意义上；应用层面的研究成果侧重于移动图书馆系统实施、移动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以及实例的介绍；技术层面的研究成果则集中于在移动图书馆系统的分析与设计、软件系统开发等方面。

尽管移动图书馆的基本概念及主题内容都有覆盖，有关移动图书馆的研究体系初具雏形，但国内外大部分研究还停留于基础理论与应用分析研究，且研究的力度不够，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主题。有关移动图书馆的普通期刊论文数量远多于硕博论文，可以说没有形成专深的研究理论，只停留于现状分析、实例分析、发展展望等，尚未触及移动图书馆研究的核心[9]。如用户的信息使用行为及信息需求方面一直是图书馆服务研究的主要对象，却在当前的移动图书馆研究中被忽略了。当前硬件设备、开发技术不再是制约移动图书馆发展的主要问题，有关用户行为分析、版权问题、移动学习、服务创新等才是当前图书馆在提高信息服务水平面临的重大难题和今后重点研究的方向。

1.3 基金项目情况

基金项目体现了学术研究前沿，推进了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和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从2011年、2012年、2013年连续3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公示名单（“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部分）中，先后有5项是面向移动图书馆主题的，分别为：“基于用户体验的移动数字图书馆服务整合与系统集成研究”“图书馆移动服务模式与质量评价研究”“数字图书馆移动服务质量控制研究”“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研究”“基于用户感知的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可见面向移动图书馆领域的质量建设与用户感知行为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这说明当前移动图书馆的研究从前期移动图书馆系统建设转移到注重服务质量与效果评估上来，反映当前的移动图书馆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由于移动图书馆相对传统的图书情报研究来说属于较新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潜力巨大。

1.4 相关会议概况

在国外，知名的Google、Facebook等网站上专门设有有关移动图书馆主题的讨论小组，并召开了专业学术讨论会探讨移动图书馆的发展。从2007年开始，国际移动图书馆会议（International M-Libraries Conference）每两年一届，至2012年10月已经召开了4届会议。另外，移动图书馆员联机会议（Handheld Librarian Online Conference）影响较大，也是当前移动图书馆领域系列研讨会议之一，在一定程度推动了移动图书馆的发展。

在移动图书馆会议方面，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移动图书馆这一主题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专题会议，但是2007年在深圳召开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应用研讨会暨成果展示会”上，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展示了本馆已经开始进行的短信服务和Web Opac目录查询等功能的手机图书馆服务的实践研发[10]。2010年更是国内高度关注移动图书馆服务的标志性的一年，先是2010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大学图书馆等从实践应用方面对移动图书馆进行了深入探讨；接着，2010年7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办的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上，国内外业界同仁成立了一个“移动数图研讨组”，致力于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对移动图书馆的发展进行探讨与交流[11]。2012年，“移动图书馆技术创新与服务拓展”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大楼召开，共有来自全国50余家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馆长和工作在图书馆一线的技术人员参加，会议围绕未来移动技术的创新、服务的拓展等方面，就移动新技术的应用与移动图书馆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12]。另外，超星数字图书馆围绕移动图书馆应用及创新与高校图书馆、高校图工委合作承办了多次移动图书馆研讨会，推动了移动图书馆服务的应用与普及。这些移动图书馆会议致力于探索和交流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工作，图书馆界的研究人员、技术开发者相互交流建设成果与经验心得，为图书馆未来移动服务发展和普及献计献策，塑造了图书馆追求技术进步、引领技术潮流的形象，大大强化了图书馆的服务角色。

2 移动图书馆实践应用

2.1 普及现状

近年来，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移动终端设备比如电子书阅读器、平板电脑普及和网络技术、带宽等瓶颈的解决，移动图书馆迎来大规模的建设和快速发展。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接受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好处，积极引进设备建设与开展移动信息服务。根据卢颖、马爱芳等人的调研，2009年调查的37所“985”高校中，提供手机图书馆服务的有11所[13]；107所“211”高校中，提供手机图书馆服务的有15所[14]。根据余世英、明均仁等人的调研，2012年国内31个省份（港澳台除外）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820所普通本科院校中提供移动图书馆SMS服务的有38所，WAP服务的达到59所，移动参考咨询达到242所[15]。在服务内容上，从早期的通知、提醒到内容的阅读、传递，移动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内容正在逐渐深化。在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上，国内移动图书馆的SMS服务模式、WAP服务模式日渐成熟，新的移动参考咨询服务模式、移动阅读服务模式、电子书外借服务模式也在崭露头角[15]。根据2012年Library Journal关于“移动图书馆”的调查报告显示，有更多的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面向读者提供移动阅读服务，且提供信息服务的方式和服务的内容都有很大的变化，比如QR码技术的应用，电子书全文阅读下载，面向读者的各种电子书阅读器Kindle和平板电脑iPad的外借，以及与Facebook、SNS、微博等移动社交媒体的实时互动等[16]。

2.2 实践进展

国内移动图书馆平台建设和应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03年12月，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推出了基于手机短信平台的移动图书馆服务，提供的服务包括到期提醒、图书预约、续借和催还的免费服务[17]。2005年6月，上海图书馆推出了面向手机终端的参考咨询、书目检索、讲座预定、读者信箱等移动图书馆服务[18]。近年来陆续有公共图书馆（如国家数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等）、高校图书馆（如清华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等）相续开通了此类服务，服务方式从短信SMS服务到WAP移动网站服务再到客户端软件APP应用下载服务等，服务功能主要包括短信SMS提醒（图书预约、催还提醒、培训通知）、短信查询（图书馆基本信息、书目信息）、移动阅读和书目WAP查询等；服务终端也从普通手机延伸到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等，移动图书馆服务正逐步推广和普及。2008年9月，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正式开馆，推出了与金蟾公司合作开发的手持电子阅读器服务，为到馆读者提供手持移动电子阅读器，并提供图书馆的电子图书资源下载服务。2009年3月，上海图书馆推出了电子书阅读器，读者可以借阅“电子阅读器”式图书，在家只需要登陆上海图书馆网站输入借书证卡号或者身份证号进入“e卡通”，就可以在数字资源库中下载自己想借的图书了，大大提高电子书的使用率[19]。2011年后，移动图书馆服务功能和模式不断深化，出现了统一检索、掌上阅读、流媒体服务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图书馆及相关组织机构参与进来。书生公司、超星公司、汇文等组织机构近年来纷纷参与国内很多高校图书馆的移动图书馆建设[20]，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移动图书馆发展。近两年，国内部分大学图书馆也参与了与书生公司、超星公司、汇文等合作举办的移动数字图书馆试用征集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移动图书馆的宣传与普及。

从实践时间上看，国内移动图书馆始于2000年之后，2005年进入集中发展阶段；2007年之前主要是以短信服务为主，2007年以后WAP网站服务逐渐兴起，二者形成互为补充的格局[21]。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图书馆WAP网站服务近年来成为国内图书馆创新服务的新趋势，不少图书馆在2009年、2010年始开展移动图书馆服务，但还有很多图书馆目前尚处于服务测试或试用阶段，且大多数移动图书馆的服务内容和服务功能明显不足、单一。另外，目前国内移动图书馆的开通率较低且分布不均衡，经济水平较高、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这些区域的移动图书馆数量优势非常明显，而经济欠发达、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如青海、、贵州、甘肃等几乎没有此项建设，与国外相比存在一定差距[20]。

3 结语

通过对移动图书馆的整体性研究现状的了解和分析，我们可知有关移动图书馆的理论研究体系才初具雏形。一方面国内外大部分研究还停留于基础理论、应用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与服务内容上，且研究力度不够，还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主题[22]；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成果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仍以文字阐述类为主，包括综述、现状分析、实例分析、前景展望和问题描述。

通过实践应用调查与分析，目前国内移动图书馆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其普及率不高且地域分布不均衡；服务内容和功能往往设置简单，宣传推广不够重视，移动设备访问因信息技术标准等问题造成系统不稳定等问题。

对于今后的移动图书馆研究，在理论上应从移动图书馆的用户行为分析、版权问题、质量建设、影响因素、移动学习、模型构建、服务创新及信息需求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与实践相符合的专深的研究理论和研究主题。在实践应用上，今后要积极应用当前理论研究的各项成果，大力宣传和普及移动图书馆在读者中的应用，同时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寻找中外移动图书馆发展的差异，探索适合我国移动图书馆的发展策略与解决方案，提高我国图书馆的移动信息服务水平。总之，移动图书馆的发展必须得益于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发展，才能真正有效促进我国移动图书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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