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硕士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8 00: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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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和王树增的《》最后获奖。由于作家们对于题材对象的及时捕捉和深入开掘及激情的文学表现，使得这些作品都具备了一种现实、激情、厚重和动人的力量，读来使人情绪昂然、心灵震撼、见识扩大、深思绵绵，经历一次现实和历史社会生活的精神洗礼，对自己的人生会有一种新的理解与感受。优秀报告文学的品质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报告文学的力量也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纵观此次报告文学作品的获奖特点，评委李朝全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不断行进中的文学样式，它的发展与时代变迁、社会生活及民族进步，与文学审美新变、受众阅读情趣口味变化等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基本上可以归入主旋律范畴。五部作品全都深深印刻着作家感时忧世、爱国爱民、人文关怀的情结，体现和贯彻着报告文学作为“文学轻骑兵”积极呼应时代、参与生活、干预现实的伟大禀性。作品情节细节丰富，生动好读，感人至深，具备小说等虚构文本所难以企及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谈到这5部获奖作品的各自特点时，评委会副主任李炳银说，这5部作品各有特点，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用最热切的赞美和最犀利的笔墨对陈晓兰这位具有天使般美好心灵和勇敢扶助正义的人物，给予了发自内心的敬佩与赞美；同时，通过陈晓兰的真实打假反腐经历，表现了她惊心动魄的和医疗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的情景，给予卫生医疗领域的丑陋腐败现象非常犀利的解剖和重击。作品在现实力量、战斗风格，担当精神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十分难得。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是一部现实的历史报告，作品对独臂将军余秋里在国家能源危机的时候，被中央高层点将出任石油部部长，尔后即统帅石油大军征战不歇，最后经过艰难曲折成功开发大庆油田，为年轻的共和国注入生命活力，创造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壮丽业绩作了历史的表现和现实的解读。作家对于丰富纷繁的历史大事件的把握和对于人物情感的描绘，都十分成功，使人在感受历史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有一种现实的领悟。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是作家在38次驻守和穿越之后，以自己真实的见闻感受和深刻的体验，对驻守在川藏、青藏、新藏公路沿线和整个地区的武警交通部队官兵长期护路生活的动情描绘和文学表现。作家用一个个真实的生死故事，具体地诉说了在这个“生的艰难，死是容易的”地方，官兵们无私高尚的精神，勇敢牺牲的行为和丰富激情的内在思想情感世界，读来动人肺腑，泪水难禁，被他们的精神感情和命运紧紧的牵绕。现实的动人生活内容被作家激情的文学描述所点燃，使《用胸膛行走》成为了照亮人们精神的火把。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是在 如今依然困惑着人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及教育方式方法变革的时候，用心的、生动具体的通过认真的内外搜索和冷静的理性比较研究，对于中国正在发生发展的新教育风暴衍生和开进情形的报告。在大量的有关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育习惯等的信息呈现、研究基础上，作家用自己智慧的理解和感悟，提出了不少对中国教育改革有益的见识。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力量使这部作品很有社会影响力。王树增的《》，是作家在结束60年后对的一次文学的穿越。作品对大量历史人物事件和细节的把握充分，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上对进行了个性的新的诠释，在理想精神的力量和生理抗拒自然力量的顽强等方面，给以更加开放和现实的理解，使这样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真正具有了奇迹的意义。这是作家的一次精神和历史文学的旅行，也是一次史诗的追求写作，是截至目前表现的最具历史现实意义和史诗品格的作品。
参加此次报告文学评奖的评委们一致认为，获奖作品较好地表现了这两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水平。因为评奖篇目的限制，还有许多优秀作品未能入选。所以，通过这次评奖的检阅，在阅读了参评的125部作品之后，给人的感觉还是欣慰的。报告文学创作，尽管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有许多值得改进和发展的地方，但实际的情形，决不像有人惊呼的那样，真的到了需要“拯救”的地步，到了生死“沦落”的关头。很多人对于报告文学的认识是建立在粗糙的直观感觉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认真大量的阅读基础上，所以，认识的偏差也就难免。在评选的过程中，不少长期研究小说的评论家、编辑，对于报告文学的评价都十分良好，认为报告文学所包含的社会信息和力量，是十分丰富和有力的，阅读报告文学的感动和思考时常让自己兴趣盎然，心身感动。
篇2
一、立论依据
(论文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附主要参考文献)
1、研究意义
新一轮的素质教育改革正在如火如茶的进行，改革的深度和范围都在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样为我国的音乐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作为我国音乐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理念的倡导下，推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同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显著的成绩，究其根源就在于，社会音乐教育与素质教育在理念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倡导面向全民、全面发展、过程重于结果的教育理念。
XX 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了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从而明确了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这对于作为实施美育重要途径的基础音乐教育，无疑是个肯定。XX年7月29日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目前我国的教育还存在着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陈旧，教育机制不完善，教育内容方法比较陈旧、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等等问题。我国的社会音乐教育虽然在近些年高速发展，但受到经济因素以及我国教育大环境中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诸如地域发展不平衡、教育市场混乱、教育评价系统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的问题。
儿童社会音乐教育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补充, 对于儿童音乐修养及音乐学习都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但不可否认, 因为目前音乐培训市场鱼目混珠现象存在, 也使深圳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笔者选取了部分小学及社会教育机构进行问卷调查, 希望能更加准确深入地了解目前社会音乐培训市场的现状。本文希望通过对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状况进行调研，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理论上的解决办法，并对如何解决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问题提出建议，希望为深圳市的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趋势
社会音乐教育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传统欧洲文化中，个体人的音乐素养被认为其社会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欧洲存在大量的非专业的社会音乐教育，师从于私人音乐教师学习音乐是西方音乐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绝大多数人的音乐素养的形成并非是学院式音乐教育的结果，而是来自社会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既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又是一个普遍的音乐教育现象。
苏振兴、成露霞(河北师范大学)在《论古希腊音乐教育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一文中对古希腊社会中的音乐和音乐教育有所描述:古希腊有关音乐教学的一记载最早见于《荷马史诗》。荷马史诗是当时是希腊人学习音乐最主要的教材，因此荷马成了希腊人最早的音乐教师。吴跃跃在《加拿大社会音乐教育概况》中写到:加拿大的社会音乐教育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对于增进市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作者分别对加拿大的社区音乐教育、街头音乐艺术、社会音乐考级、华人音乐活动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体现出加拿大对社区音乐教育的重视及投资，几乎每一个社区都有艺术中心，教堂在社区市民音乐生活中也具有很大的影响，街头音乐艺术更是加拿大社会音乐教育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作者认为加拿大的社会音乐教育可以用三句
话来说:“人人需要音乐，音乐满足每个人”;“音乐教育多元化”;“社会音乐教育以提高人的音乐素质和文化修养为目的”。从中借鉴加拿大社会音乐教育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整体水平。维尔弗里德·格鲁恩在《80年代音乐教育大讨论中的六大热点》中写到:音乐不必去美化学校生活，而应以各种音乐会和音乐活动去影响校外的文化活动和社区生活，并把校外音乐文化的各种活动(报道、展览和演出等)纳入学校工作中。
2.2国内研究趋势
目前，有关于深圳的社会音乐教育研究资料几乎没有。有关其他地区的社会音乐教育的书籍和论文有:曾遂今在《音乐社会学》中写道:音乐社会学与音乐、社会两方面均密切相关，音乐社会学一词强调了音乐，也指向了社会则明确标志出音乐与社会相联系的内涵。曹理在《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与创造意识培养》一文中通过对梁雷的音乐成长历程的描述，让家长和教师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并指出良好的环境氛围对于音乐创造意识—创造精神、创造思维、创造能力的发展有促进效应。舒泽池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中写到: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当然不是从天而降，主要基于两个条件:首先是改革开放、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其次是人心思“文”，越来越重视精神文明，重视文化品质。中国社会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蓬勃中有混乱，追求中有迷茫，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音乐教育基本上是作为专业音乐教育的附属和学校音乐教育的补充，缺乏理论的思索和独立的形式。冯效刚在《试论专业音乐教育与其他类音乐教育协同发展》文中指出:社会音乐教育是在音乐院校和普通学校以外进行的音乐教育，如文化馆(站)、群艺馆、青少年宫、音乐厅等进行的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包括群众音乐辅导、教学和组织，以及音乐表演的教育模式。王萍在《学校的音乐教育和社会的音乐教育》中对两种音乐教育的差别和两种音乐教
育在普通大学里可能的混淆及其后果进行了论述，提出学校的音乐教育和社会的音乐教育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必须妥善加以区分。长春大学的陈明大《对社会音乐教育的几点思考》一文从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宏观视角出发，对社会音乐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社会音乐教育者的素质要求进行了讨论;从发达国家音乐教育的启示、早期音乐教育的优越性、社会音乐教育的素质要求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陈雅先在《社会音乐教育实践的着眼点》中提出:音乐教育具有十分丰富的人文内涵，但音乐学习带有很强技术性的特点又常常导致音乐教育中人文教育内容的弱化。
因此，正确处理音乐学习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现音乐学习的技术性与音乐文化的人文教育的交融，是社会音乐教育研究的着眼点，亦是社会音乐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孙继南在《社会音乐教育—中国音乐教育40年之三》中指出:社会音乐教育，是国家整个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办学方式的灵活、多样性和教育对象的普遍、广泛性，它在活跃社会音乐生活，提高了人民群众音乐文化素养，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张力元在《人民音乐》(XX，l)中发表文章《社会音乐教育与改革开放同行》文章中主要阐述了社会音乐教育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和改革开放的大步发展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罗
静(XX)在《重庆市少年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陶馨(XX)在《武汉城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调查研》;高畅《管窥深圳社会音乐教育》;甄妍妍《枣庄市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斯雯《乌鲁木齐社会音乐教育调查与研究》;胡园飞《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现状及对策》综合阐述了我国及各省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并提出了相应措施。
3、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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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舒泽池《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人民音乐XX，12
[3]张力元《教育与改革开放同行》人名音乐XX，1
[4]斯雯《乌鲁木齐社会音乐教育调查与研究》硕士论文XX，6
[5]薛艳萍《关于吕梁市社会音乐教育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国音教网XX，2
[6]李景忠《发展社会音乐教育之我见》深圳市观澜中学网站XX，3
[7]白雪《浅谈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现状》民营科技XX，12
[8]甄妍妍《枣庄市杜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硕士论文XX，4
[9]张英豪《社会业余音乐考级研究与思考》硕士论文XX，4
[10]魏豪扬《音乐学院参与社会音乐培训的市场机会》福建论坛XX，
[11]桂平 我国社会音乐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大众文艺 XX
[12]陈燕 长春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XX,2
二、研究方案
1.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1研究目标
希望通过研究深圳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问题对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整体产生借鉴，为丰富我国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些许参考;同时，通过我的研究引起更多音乐教育同行对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关注，从而为最终解决目前存在问题、建设良好的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大环境创造条件。
1.2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采用现场调查、文献查阅、访谈、问卷调查、个案研究和经验总结等方法。通过对深圳市 120名学生、家长进行调查问卷，对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工商局、琴行、深圳市社会音乐教育界及小提琴教育界部分老师、个别典型家长及学生进行访谈，以及网络数据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和总结提出建议和对策。
在本次调查中，共采用了两份格式的问卷，一份针对学生和家长，另一份针对教师。调查问卷发放后，由调查对象以书面形式答卷，问卷收回后，通过整理、统计和分析，得出最终调查结果。在统计问卷调查的过程中，采用描述性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借助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软件 office 中的 microsoft excel 和microsoft word 进行电子数据处理，再结合人工分析，找准问题所在。除了无记名形式的问卷调查法，还对有关人士采用田野访谈法，通过与被访谈者的口头叙述和交流来收集所需资料，以保障本文调查内容的真实有效。
1.3拟解决关键问题
本选题以学校音乐教育为立足点来审视社会音乐教育、以学校音乐教育的教学理念来指导社会音乐教育，以便促进社会音乐教育更好的发展，对深圳社会音乐教育的培训机构和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教学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2.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2.1研究方法
本文从音乐教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现状调查、数据调查、分析问卷为核心，运用音乐学科教学论理论，结合音乐学、音乐传播学、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和哲学、音乐文化学等知识，通过资料梳理、文献考查、问卷与谈话调查、技术分析、比较分析、逻辑思辨、归纳总结等研究过程，在分析大量调查数据以及非量化信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本研究论题的认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逐一分析、比较、集中不同层次所涉及的问题，最终形成本论题的认识结论。
2.2技术路线
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国内外研究现状
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
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探析
改善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对策
2.3实验方案及可行性
本文主要采用现场调查、文献查阅、访谈、问卷调查、个案研究和经验总结等方法。通过对深圳市 120名学生、家长进行调查问卷，对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工商局、琴行、深圳市社会音乐教育界及小提琴教育界部分老师、个别典型家长及学生进行访谈，以及网络数据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和总结提出建议和对策。
3.本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目前，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音乐学习班开办的如火如茶，学生和家长们也整天奔波于各个学习班之间，忙的不亦悦乎。本篇论文主要是针对深圳市琴行培训机构展开调查研究与分析，当下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虽然呈上升趋势，但大多数社会音乐教育只重视音乐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技术应为情操服务的原理，琴行培训作为社会音乐教育的一个分支，也是如此;学校音乐教育则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培养学生，忽略了人刁’的培养。本选题从学校音乐及社会音乐教育的不同角度审视怎样更好地使社会音乐教育有力地辅佐学校音乐教育，使学生能够全面发展。
4.预期的论文进展和成果
预期发表学术论文1-2篇。
三、论文大纲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2、目的意义
3、研究内容
4、研究方法
二、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国内外研究现状
1、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概念分析
2、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形式
3、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特点
4、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内容
5、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取向
三、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
1、深圳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社会文化背景
2、深圳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调研概况
2.1 调研地区
2.2调研对象
2.3调研方法
2.4调研目的
3、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简述
四、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探析
1、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主要问题
2、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问题原因探析
五、改善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对策
1、明确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功能定位
2、对社会培训机构和考级组织机构规范制度，加强管理
3、贯彻素质教育，取消导向性的政策
4、构建合理课程体系，发展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5、完善社会音乐教育学生评价体系，保障正确的发展方向
四、研究基础
1.已参加过的有关研究工作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查阅了一定数量与选题相关的文献，基本掌握了开展调查研究的主导方向，在导师的指导下，掌握了基本科研思路、方法和模式。
篇3
>> 社区老人健身需求对社区体育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江西省体育健身市场的现状与对策 论江西体育健身娱乐产业的发展策略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经营探讨 利用高校体育资源推动社区群众健身体育发展的对策研究 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参与社区体育健身指导的可行性研究 江西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消费结构的研究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优化策略 对发展城镇社区体育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研究与探索 关于社区体育及全民健身普及状况的调查研究 学校体育设施与社区全民健身资源互补模式的构建机制研究 武汉市东湖社区体育健身活动的开展现状与问题研究 城乡结合区农民体育健身社区化研究 城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参与式”运营模式研究 社区体育资源优化共享研究 浅谈健身俱乐部对社区体育的影响 全民健身路径设置对社区体育开展的影响 体育舞蹈在社区健身中的应用 关于优化视角下的体育教学环境的研究 优化中小学体育教学环境的策略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人民日报，2005-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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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94一95
2.郭亦农等.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大众体育需求因素的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0（2）：
3.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汇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10：121
4.中国群众体育调查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研究[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
篇4
摘要性别意识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体现得越来越强，但由于历史长久以来处于男尊女卑的意识之中，大部分产品的设计仍带有强烈的男性主义观念。然而在社会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在产品设计上将真正的从本质上形成广泛认同。性别化产品设计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理、心理结构出发，以其各自具体的理念、精神、文化层面为载体，对产品进行创造性的计划、规划设想，最终以理想的形式表现；同时社会的变迁也使得产品市场对于性别化设计，逐渐从保守的状态转变为一种自觉追求的肯定。
关键词：文化 设计 性别 产品
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
一 导言：性别差异与设计
性别，是人类生理和社会属性的重要方面。由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决定，被称为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性别角色是一种“先赋角色”或称“归属角色”，说明人的自然性别是先天的，后天难以使其发生改变，并且这一先天的人的特征对于人后天形成的多种特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后天的社会性性别差异也是由先天的特点所决定的，而后天的性别差异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也起着某些决定性的作用，就当代社会而言，其中之一就是设计上的性别差异化特点。性别差异化设计是根据性别差异分析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在产品选择及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生理状态及心理状态。并将这些信息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提炼、综合，进而运用于设计的各个方面的流程和方法。性别差异化设计所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消费者由于不同性别所带来不同生理和心理、功能和审美等方面的需求，同时运用社会性别理论进行一系列的分析，从而对性别差异做出尽量客观的描述，准确把握产品设计中重要的性别因素，并合理地将其运用到实际的设计中。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从使用者性别方面对人性化设计和个性化设计进行具体诠释。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中，两性平等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设计作为重要的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学科，更需要将这一思想深入到设计师的头脑和心中。
二 源起追溯与现实分野：两性观念对产品设计的影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女性日益成为社会的重要支柱，传统的父权社会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关系。这就促使两性的社会认识发生了改变，女性主义和女权思想在一次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渐渐深入人心。其运动至今大概分为两个阶段：1、19世纪末，运动以实现男女平等并争取女性政治权利为目的。这次运动后，大多数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都有显著提高。2、从20世纪下半页起，运动将女性问题放在两性关系中，要求强烈反抗对女性的歧视，社会各个领域应向公众开放，并努力寻找解决女性问题的最合理途径。这些运动对于社会生产中的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促发作用，但在产品设计领域，尽管当代性别产品设计正在逐步以“人性化”设计理念来关注女性产品的设计，但由于女性长久以来的弱者姿态，时至今日，男尊女卑的观念也未彻底从人们心中消除。从原始社会的维纳斯，至今日的美女香车，总的来说男性的社会观念和价值体系支配男性将女性物化和商品化，以取悦他们。例如在广告界有这样一条法则：当设计师没有好的创意时，用女性作为题材一定会没问题。两性的不平等性，使女性一直处于被观看的位置。这就再一次印证了女性学者波伏娃的“女性即是他者”的经典理论。女性自身由于长久的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下，不知不觉贬低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并毫无意识地接受被认为女性就应该阴柔、包容，将家庭和儿女作为生活的重心，忽视了切身产品所应有的个性化合理设计。而产品设计也仅以外观上来区分，未从心理上去适应女性需求，仍带有强烈的男性主义观念。
三 未来的曙光：性别产品设计的发展趋势
目前，大多数专业性的、操作能力要求高的产品，均以男性的生理条件为基础进行设计。若要设计从生理和心理上都适合女性的产品，最可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运用大量的女性设计师来进行研究和操作。在设计上，男性设计师和女性设计师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产品设计文化上，男性主要侧重于技术的反应，而女性设计师则会关注受用者的心理期望。如：沃尔沃、上海华普等一些汽车厂商，已经着手打造或已经打造出女性车设计团队。其设计师团队格外注重选择女性设计师，因为作为女性，设计师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女性驾车族的需求。于是最终沃尔沃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的YCC女性概念车，该车的设计团队均为女性。在最终设计结果中，可以感受出女性设计师为广大女性车主周到、细致的考虑，包括多种亮丽的色彩、可爱活泼的造型、布置合理的内部空间、做工精良的内饰等体现女性气质的设计。由此得见，在日后，女性也必将会同男性一样，成为建设社会的主力军。性别化产品设计也会随着两性审美态度的变更趋势而变化。社会发展中，传统观念里只属于男性或女性的部分，将吸引异性人群，即两性性格相互渗透。
与此同时，产品设计在性别趋同和利用性别差异改善单一性别产品所存在的缺点上，近年来也有所体现。目前商品越来越多地为女性考虑着想，体现出社会对女性的尊重，照顾到女性更多的不同于男性的需求。同时，商家在商品细分的过程中，提高了商家自身的知名度和利益收入，对市场经济也有重大贡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女性化产品的不断增多，商品中女性特点的逐渐加重，男性商品的风格也开始有了转变。除了部分仍是与女性商品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会有部分男性商品逐渐在风格上向女性商品靠拢，也许是因为女性商品在形式上的多变和色彩上的更加丰富，符合现今社会上对于时尚的定义和尝试各种新鲜事物的心理。装饰物、色彩不再是女性的专属，导致男性商品也开始追随着女性商品的特点而产生变化。总是这样，一旦传统的价值被突破，风格的趋同或者形式的诡异在历史的氛围中就不会显得突兀，人们对于这种现象所持有的态度也会最终改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种情况的产生并愈演愈烈，致使部分男女商品在形式上没有区分，便又回归到了男女共用、中性商品的情形里。也因此，一些男性女性随着商品风格的改变在性别特征上的区分也逐渐降低，出现性别趋同现象。当然，男女有别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性别趋同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值得我们重视。在此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原因或演变的逻辑――即市场表象背后的历史发展。
四 社会变迁的一项圭臬――市场认同化的性别设计
如上所述，诚然产品的性别化设计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具有一定的自觉演变逻辑和其自觉的历史发展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在其发生着演变的同时，也发生着一定的观念转变。也就是从一个新颖的角度证明了，受众在产品所组成的视觉以及使用“场域”之中的一种态度。这个问题的探讨，不仅对于设计历史研究能够起到溯本追源的作用，而且也为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型的阐述路径。可见性别设计所反映出的产品的市场认同倾向，正是一种宏观社会的变迁圭臬，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分析和找出这一性别设计美学接受意义上的原因。在当下市场中所充斥的，由满目新颖的各类性别化产品所构架出的购买氛围中，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群体在对于产品的价值观倾向方面，已经从原先的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认同走向了一个相对更加丰富、更加宽容的历史阶段之中。首先从正面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认同在市场中一直存在着，在性别化产品设计还没有突现其有益价值的早期市场时代，受众从自身的传统价值观出发，自觉遵守天然的性别心理，而对于产品的挑选也会基于这一自然的心理而进行购买，其中体现最为明显的还是上述所提到的服装产品领域，而其他产品尤其是电子产品和日常生活产品领域，一方面因为当时的市场还没有细分到一定的程度，没有更多的设计机会为性别化设计展开空间，另一方面也由于设计理论也远没有发展到以人为本的阶段，不关注使用者自身的特点，不关注人与产品的私密关系，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性别化设计和相对的市场认同缺失。可以说，消费的习惯在当时也还是承袭着传统的惯性而选择相对适合自身性别的产品，以至于到了当代，这种传统也在大的范围内控制着设计的趋势和产品的市场，当代性别化设计已经在市场中展现其特点的阶段，我们就可以发现其最大的设计理念虽然是追寻着以人为本的特点，逐渐加深对于使用者和产品之间的私密关系而加强设计的细节和创意，但这种性别化的突出也是大部分追寻着传统的性别消费心理而言的，而性别趋同的设计也在市场中有意无意的出现了。我们再从反面而言，这种性别趋同的设计倾向也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变现在设计领域中的现象之一，因为如上所述，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自主意识不断加强，而且性别的差异在社会生产中的体现也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进步而逐渐趋于淡化。而设计领域作为社会变迁的窗口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变化的特点，于是乎市场中逐步增加了性别趋同的设计因素，而且也为受众带来了这种设计背后所隐含的整体社会审美观的转变态势，一种新颖的历史价值观在不断的加强，所反映在产品上的形式也在有意地增进，忽略了男女传统性别差异的设计形态带领着受众在消费领域中升级着价值观的临界点，一旦这种价值认可的临界点被突破，性别趋同的设计形式就会被整体社会所接受和认可，以至于在现实市场中消费者的目光不再对这种反传统的“前卫”加以排斥，而采取了一种比较亲和的认可甚至欣赏的态度，这也就是我们所分析出的作为社会整体变迁的圭臬的性别设计的现有状态。它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价值取向的风向标，随着它的指向，我们可以从深层次分析设计背后的社会、审美以及经济等本质原因，以便在今后的设计实践中更好地把握这一方向。
五 结语
根据现今社会状况，在今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将真正地从本质上形成广泛认同。男女生理、心理的差异也将会逐渐模糊和相糅合，产品的性别化设计会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心理尚未消退，男性产品与女性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具有形制、功能、色彩上以至于商业经营模式上的巨大差别，产品设计是以人的需要或某种目的为依据，将需要与目的转换为一个具体可触的物理形式的过程，性别化产品设计在企业产品策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设计角度可以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理、心理结构出发，以其各自具体的理念、精神、文化层面为载体，对产品进行创造性的计划、规划设想，最终以理想的形式表现。另一方面，在后现代社会包容和变通的文化导向之下，两性的心理差别在不断地缩减，设计师可以从两性趋同的角度设计出具有细微差别的两性产品，也可以从时尚的导向出发，设计出漠视两性差别、搁置性别冲突的，具有统一功能和外观的单一性别产品，从而满足特别是当代女性的某种积极的社会主导心理。总之，性别化差异的设计，是新时代对设计领域提出的一个崭新而又包含了人类传统文化观念的设计思路，产品的分类将越来越趋近细致。在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时代，如何利用这一新兴的设计思路，将是设计师整合消费人群、扩充设计类型的有力工具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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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宗霞：《产品视觉形式要素的特征与设计方法研究》，江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3] 李苒：《传统两性性别特征的互渗对工业产品设计的影响》，重庆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4] 陈虹霓：《从装饰到规训――关于身体及其性别意义的研究》，海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5] 霍春晓：《性别差异化设计研究――户外运动用品的性别差异化设计》，江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6] 李珂：《产品设计中对用户分类的分析》，《科技创新导报》，2008年第18期。
作者简介：
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G4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24-0049-03
当今，新一轮教育改革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推动着教师由知识型向智慧型转变。做一名智慧型教师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生成并发展一种对自身教学行为进行反思的实践智慧，因此，教师实践智慧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深远意义的课题，如何正确地看待和生成教师实践智慧也逐渐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对实践智慧的研究程度稍浅，时间稍晚。虽然早在20世纪末，郭金平、袁祖社就从哲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论述了实践智慧，但却并没有从教育领域论述实践智慧，也没有将实践智慧与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结合起来。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才逐渐积累了一些成果。
（一）研究背景
第一，学术期刊。2003年，芳的《论教师的实践智慧》揭开了教师实践智慧的神秘面纱，这也是国内最早论述教师实践智慧的专门性学术论文。截至2015年6月，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教师实践智慧为搜索主题词的文章有92篇，其中，专门性论述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的学术期刊文章2篇。这92篇文章大部分以一般性理论论述为主，结合具体学科的研究较少。
第二，著作或著作章节。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专门性著作有范国睿的《诗意的追求――教师实践智慧案例引导》、邓友超的《教师实践智慧及其养成》以及舒尔曼著、王艳玲译的《实践智慧：论教学、学习与学会教学》。同时，姜勇等著的《教师自主发展及其内在机制》和王守恒等著的《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都提到了教师实践智慧。但是这些著作年份都较早，知识更新不及时，一些新的观点并没有被采纳进长。
第三，学位论文。博士论文有以席梅红《教学实践智慧发展论》为代表的文章，共5篇;硕士论文有以郑苗苗《论教师的实践智慧》为代表的文章，共12篇。在17篇研究教师实践智慧的博士和硕士论文中，专门性论述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文章的数量很少，仅为2篇。
虽然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著作、文章不断增多，也近百余篇，但基本上是重复性的研究，真正有创意的研究寥寥无几。目前，就思想政治课来说，探究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的文章只有3篇，分别是东北师范大学王荣华的硕士论文《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李宏昌的博士论文《思想政治教师实践智慧问题及对策研究》和苗田的期刊论文《新时期培育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基本策略》。无论是对教师实践智慧还是对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的研究，都主要涉及含义、特点和生成。
（二）关于含义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教师实践智慧含义的研究，整理后分为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知识能力说。李斌、赵瑞情和范国睿认为教师的实践智慧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升。第二，认识体验说。张兴峰和王素梅认为教师的实践智慧是教师对教学情境的认识和体验。第三，综合素质说。许占全认为教师的实践智慧是教师综合素质的生成和体现。由此可见，对教师实践智慧含义的理解众说纷纭。实践智慧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翻译而来的，被汉译为“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或“明智”。因此，这个命题必定会引出不同角度的讨论。但是，笔者更倾向于教师实践智慧是一种综合素质的提升，这很好地体现出了教师实践智慧是知识、能力、德性的统一，是认知与情感的统一。
（三）关于特点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特点的研究，整理后分为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生成性。教师实践智慧产生于教师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又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整个过程都伴随着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教师要在应对这些动态的突发事件中使实践智慧得到提升。第二，缄默性。实践智慧往往是一种瞬时间的直觉反应，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的，具有明显的不可言传性。但席梅红却对此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她认为“实践智慧是教师在教育情境中对个别的、特殊的教学现象的理解与处理，但它并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是可观察、可转述和可言传的”[1]。第三，个体独特性。教师的实践智慧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不同的教师由于其年龄、成长经历、生活背景等的差异，对教学的感悟也会有种种不同，再与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相结合，往往会形成极具个性化特点的实践智慧”[2]。其实，教师实践智慧的特点远不止这些，还有实践性、德育性等。虽然这些特点并未在学术界达成统一认识，但也是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所以，纵观现有的相关文章可以发现，一些学者对教师实践智慧特点的研究还是有些片面的。
（四）关于生成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研究，整理后分为以下四个观点：第一，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实践智慧的获得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的交融和相互影响”[3]，实践智慧的生成要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并在理论知识的升华中发展实践智慧，积极促使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转化为实践智慧。第二，教师的个体自我反思。王恩惠认为“只有将实践性知识内化成自己的思想并在教师头脑中得以重新建构，这样才能在教学情境中发挥其教育学上的意义，完成知识向智慧的提升，而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策略就是教师的教学反思”[4]。第三，加强教师合作。 “一个教师的教育理念与行为是这个人所属共同体的教育理念与行为的一种表现，个人的智慧是该共同体文化的实践的产物”[5]。第四，通过课堂实践检验。教师生成和积累的实践智慧究竟是否科学、准确，这需要课堂实践来检验，因为“教学过程可以预设，但教学过程的展开却并非完全依照预定的教案”[6]。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突发事件，这就需要教师运用实践智慧来及时感知和处理教学问题，以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
综上分析，通过对国内教育领域对教师实践智慧文章的研究，笔者发现普遍存在如下四个问题：第一，对教师实践智慧含义的界定未达到统一认识;第二，对教师实践智慧的重复性、无用性研究文章太多;第三，缺乏对教师实践智慧和思想政治课之间的整合研究;第四，对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理论论述较多，但对实践方法的论述较少。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学者和教师要专注于实践而不是理论，只有回归到教育教学实践才能把握实践智慧的内涵和外延。
二、国外研究现状
笔者查阅到的国外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资料大多是关于实践智慧的研究，并没有对教师实践智慧方面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针对实践智慧的含义、内容和生成三个方面进行。
（一）关于含义的研究
西方实践哲学传统源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是一种反思性智慧。同时，其他学者对实践智慧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观点：以奥迪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实践智慧是“真实的、伴随着理的能力状态”，强调实践智慧的介理性;以里弗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它就是对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以邓恩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实践智慧是对人类有益的道德品性。综上分析，外国学者对实践智慧研究多倾向于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概念，虽然后来延伸至人类的实践智慧，但并未延伸至教育学领域，也没有专门地探讨教师的实践智慧，这也成为国外研究领域的一大憾事。
（二）关于内容的研究
对实践智慧内容的研究也为分三个观点：第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考虑的乃是对人的整个生活有益的事;实践智慧不只是对普遍事物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特殊事物的知识，并且经验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7]。所以，他主张生活实际就是实践智慧的内容，而且是生活实际中对人类有意义的事。第二，邓恩认为，实践智慧是使人走向真善美的行动倾向，这种倾向让人懂得如何更好地生活，是技术倾向所不具备的道德意识。第三，舒尔曼认为，实践智慧是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化。因为“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复杂性的智慧工作”[8]，“教师教育必须转变，从知识论的培养观转向实践智慧的培养观”[9]，这种观点更倾向于“慎思”的生成与发展。
（三）关于生成的研究
国外的学者认为实践智慧的生成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通过“教育叙事”，这种观点强调教师个体的反思。康内利和柯兰迪宁主张教师通过写日志、传记等方式进行单独的个体反思，或经过教师间会谈、参与观察等方式后再进行反思。第二，通过“合作的自传”，这种观点强调教师间的合作。巴特和雷蒙德主张一组教师先对工作的背景、使用的课程、教育理论等写出自我描述性的文字，然后进行组内批判性的评论，通过教师间的合作来生成实践智慧。可见，国外学者对于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是各执己见的。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强调语言表达对于教师反思的重要作用，并以某种语言表达方式为媒介来设计教师活动。
综上分析，国外对实践智慧的含义、内容和生成都是未达成一致观点的，这给深入地研究实践智慧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没有矛盾就不会发展，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会不断产生出更多、更新的观点，并最终会剖析出其本质。同时，这也正是我国学者需要深思之处。因为我国学者的观点大都相同，真正有建树的文章较少。教师实践智慧的发展不需要重复性研究，而需要实践性、创新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席梅红.论教师实践智慧的可言传性[J].教育发展研究，2008（20）：75.
[2] 芳.论教师的实践智慧[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4）：34.
[3] 杨燕燕.培养实践智慧的教师职前实践教学――以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为例[J].全球教育展望，2012（4）：40.
[4] 王恩惠.蔡培菊.试论教师实践智慧的养成[J].教育科学论坛，2009（9）：38.
[5] 许占权.提升教育实践智慧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J].教育导刊，2007（8）：8-10.
[6] 朱丽.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与提升[J].当代教育科学，2008（12）：9.
[7] 转自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14.
篇6
一、研究概况
1.理论研究
1973年，铃木孝夫对日语人称词进行了新的定义，开辟了日语人称词研究的新篇章。铃木孝夫认为，日语的人称词和欧语体系的人称词不同，他把日语的人称词分为自称词，对称词和他称词。他认为英语中的第一人称代名词只是日语自称词的一部分。
继铃木孝夫之后，田洼行则从视点的角度来分析日语人称词的特点。把“境遇性”①的概念引入到人称词的分析中来。把人称词分为人称固定称和人称非固定称。例如下面两个句子：
甲：私は鹿です。（我是笨蛋。）
乙：そうです、私も鹿です。（是的，我也是笨蛋。）
在甲句子中，“私”指的是“甲”，在乙句子中“私”指的是“乙”。这样无论在哪个句子中，“私”都是作为这个句子的第一人称来使用的，这样的人称词就叫做人称固定称。再看下面两个例子：
丙：次郎、お父さんがっていたよ。（次郎，是爸爸错了。）
丁；そうだ。お父さんがってたんだ。（是的，爸爸错了。）
丙和丁中的“お父さん”都指的是一个人，但是在丙中他是作为第二人称使用的，而在丁中他是作为第一人称使用的。这样的人称词叫做人称非固定称。广濑幸生、加贺信广也从视点的角度分析人称词。认为日语的人称分为“私的自己”和“公的自己②”。
三正③从言语学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人称词和敬语的关系。他认为：“人和人真正人格的交涉是从第一人称词和第二人称词开始的。”关于日语人称和敬语的研究历来不在少数，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富田信一著有『日本と人称，从俳句中研究日语的人称。
2.对比研究
日语人称词和其他语人称词的对比研究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正保富三在「人称代名の用法の背景日本と外国の比を中心として一文中，重点比较了产生日语人称词和其他国人称词用法不同的心理原因。
在对比研究中，日语和英语的对比数量比较多。比如高みなこ的『英の呼称――ことばにみる人，里香的「人称代名における日本と英との相にする一考察――的方法を用いて，藤本敏之的「日米における呼称の比等等。都是从语言文化论的角度比较日英人称词的差别。
“语言、文化和社会，本来是属于各自的体系，但另一方面，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语言文化论的角度观察，我们所考察的日语和英语人称词的体系，对日美文化以及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藤本敏之1992，p8）
另外还有日语和法语的人称词比较，比如；マブルカザルイ写的『日本とフランスにおける人称代名――一人称代名及び二人称代名を中心に、还有上田博人写的『日西の呼称の比者?き手?について，把日语的人称词和西方语言的人称词做总体上的比较。此外还有把日语人称词和多国语言人称词的对照，比如：田洼行则，木村英树写的论文「中国、日本、英、フランスにおける三人称代名の照研究，他认为各国语言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和各国语言对话构造的特性直接相关联的。
在亚洲语系当中，日语和韩语的人称词研究近几年来发展得也比较快，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郑惠先的研究，关于他的研究有一系列的论著，比如：「日本人称の社会言学的研究、「日本と国における人称の使用－アンケトの分析果からる度差と用法の相、「日本と国の人称の使用度－料からた度差とその要因－、「日本と国の人称にする照研究，「日本人称の社会言学的考察等等。她主要考察的是韩语和日语人称词的相同点和差异点。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汉语和日语人称词的对比研究也很多，但汉日人称词的研究大多数是在亲属称谓领域的研究，单纯的人称词研究相对要少一些。在佩霞的『中国、日本における人称代名の使用とそこにわれる文化のい这篇论文里，作者把中国的短篇小说以及这些小说的日文译本相比较，得出日语的人称词总数大概是汉语的二分之一这样的结论。陈俊森在《人称代名词在交际中使用数量的考察》一文中，使用五本日语文学作品以及它们的中文译本，对中日两国人称代词的使用数量进行比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人称代词的使用数量是日本的三到五倍，中国人在会话中较多地使用“我”，“你”。相对的，日本人在会话中根据自身社会地位的不同，使用不同种类的人称代名词。像这样分析中日人称词的数量差异以及产生他们差异原因的论说在日汉人称词对比研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近几年来，中国研究中日人称词对比的论文特别多，而且体现出研究领域的多样化。比如大连理工大学才洪侠硕士写的硕士论文《日中亲属名称的比较研究-以红楼梦为依据》。类似的还有很多，在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
二、结论
人称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民族的特征，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日人称词的对比研究，对中日的语言文化交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中日两国人称词的对比研究还需要拓宽视野，扩大范围，进一步挖掘其理论价值，使其朝更科学、更实用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境遇性：简单来说就是受场面影响的性质.
②私的自己 公的自己：简单来说，私的自己指的思想的主体，公的自己指的是语言传达的主体.
③三正 『人称と敬――言理学的考察 人文院.2000.p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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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惠先.日本と国の人称の使用度－料からた度差とその要因－.日本教育.114号，2002.
篇7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人际公民行为；社会资本；动机
一、 问题的提出
自1983年Bateman和Organ正式提出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概念以来，许多中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如，从组织公民行为的因子方面，有二维结构、三维结构、四维结构、五维结构、七维结构、九维结构、十维结构等；从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变量来看，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因素主要有工作满意感、公平知觉、组织承诺感等态度变量和动机等心理变量、领导行为变量和组织特征变量等；从结果变量来看，主要集中在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及对管理绩效评价的影响。而最近几年来，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发展趋势，比较突出地是突破传统的个体属性变量研究，扩展到结构变量研究，即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分析等观点和方法来实证分析和检验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角度分析组织公民行为主要关注的是人际公民行为（Interpers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ICB），主要考察社会网络位置（如网络中心性、中介性、网络规模等）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这个视角的发展得益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跨学科研究。
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本来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提出的概念，因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越来越受到除社会学以外的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者的青睐。社会资本是关于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可以为组织及其成员带来各种优势。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之中。在企业组织中，主要有三种网络：一种是友谊网络，一种是信息网络，一种是咨询网络。另外，还有一种是信任关系。按照抽样方式不同，对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主要有自我中心社会网络和整体社会网络。自我中心社会网络可以采用随机抽样，整体社会网络必须采取一个封闭的整体，这个整体可以是一个组织，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中的几个部门，主要特点是其所分析的最小单位是整体，必须整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进来。
二、 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1. 研究假设。目前已有一些学者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组织公民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Bowler和Brass（2006）发现社会网络关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行为者和接受者的影响。Settoon和Mossholder（2002）发现友谊网络中心性对组织内人际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朱庆忠（2003）在其硕士论文中发现，组织内部经常在工作上被他人请或求助的员工，以及在私人情感方面经常被他人依赖的员工，会展现出较多的组织公民行为。Lai，Liu和Shaffer（2003）在中国香港、台湾、上海样本中研究了社会网络特征以及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规范对人际公民行为的影响。同时，Bolino和Turnley（2002）分析了组织公民行为的指标、社会资本的维度以及组织绩效的关系，提出组织公民行为有可能在结构因子、关系因子和认知因子上增加组织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学者认为个体可通过网络关系获得及运用各种资源，而这些资源即所谓的社会资本，其镶嵌于社会网络之中，并由员工的社会网络位置决定。个人的网络中心性愈高，所建立的关系连带愈多，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愈多。多数的研究发现，位于网络中心者或连结许多强连带者，通常能获取较丰富的信息与资源，对他人有较强的影响力与控制力、较能提升他人对自己的依赖。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愈多，则所获得的相关信息、资源、情感支持、情绪支持、协助和帮助也愈多。行动者投资越多的个体资源，则拥有的社会资本也愈多。据此，本研究提出命题（1）：个体社会资本（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ISC）在个体网络中心性（Individual Networks Centrality，INC）和组织公民行为（OCB）之间具中介作用（INC-ISC-OCB）。
本研究的另一个基本假设是个体心理变量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试图发现独立于个体动机之外的其他类型的预测变量(如结构)对组织公民行为的预测作用和中介作用，从而探讨社会情境互动中的组织公民行为成因模式。据此，本研究提出命题（2）：个体社会资本（ISC）对个体动机（Individual Motives，IMs）和组织公民行为（OCB）具有中介效应（IMs-ISC-OC）。
2. 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以个体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采用整体社会网络分析法建立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构方程中介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独特视角，包括自我中心社会网络和整体社会网络两类。二者分析的重点不同，关注的的关系也不同。自我中心社会网络关注的是个体行动者的一些关系特征，如关系的密度、同质性等，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网络。这种研究可以随机抽样。而整体社会网络是分析具有整体意义的关系的各种特征，如互惠性、关系的传递性等。这种研究必须整群抽样。本研究采用的是整体社会网络。根据测量关系的层次和分析单位的不同，整体社会网络因分析分析单位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个体层次分析、网络层次分析、对偶层次分析和三方关系分析等。本研究采用的是个体层次分析。个体层次是对“点”的属性数据分析，其分析单位是“点”，即行动者个体，其数据为属性数据，及由关系数据转换而成的属性数据。
本研究的变量主要有：个体社会资本、个体网络中心性、个体动机、组织公民行为。其量表来源为：个体社会资本量表是由Seibert等（2001）所编制，其中文部分是由方钰如（2001）所翻译修改而成，共有11个项目（原13个项目），每个项目使用利克特7点计分法来显示被试者的符合程度，其得分越高，表示员工所获得的个体社会资本越多。组织公民行为的量表采用Farh等（2004）的组织公民行为量表，原量表共26个项目（原32个项目），分个人层面、群体层面、组织层面，每个项目使用利克特7点计分法来显示被试者的符合程度。个体动机量表采用Rioux和 Penner（2001）开发的15个项目的组织公民行为动机量表（原30个项目）。每个项目使用利克特7点计分法来显示被试者的符合程度。组织内部网络问卷题目参考Krackhardt和Hanson（1993）研究组织内部友谊网络、咨询网络的题目，采用提名生成法编写而成。
本研究通过多阶段整群抽样，在1667家企业中获得16家企业，其中有4家企业不愿配合，实际参与调查的共12家企业，发放问卷620份，回收14家企业共485份问卷，回收率78.2%。鉴于整体社会网络研究问卷的特殊性，若一个企业的问卷回收率或有效率低于80%，则确定为整体无效问卷。在所调查的12家企业中，最后确定整体有效问卷11家企业，其他1家企业属整体无效。有效问卷为470份，有效率75.8%。
三、 中介效应分析与检验
本研究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AMOS7.0结构方程模型软件、UCINET 6.3社会网络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1. INC-ISC-OCB中介效应分析。在AMOS7.0上运行结果显示：个体网络中心性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在p
由于依次检验各条路径都是显著的，所以个体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又由于个体网络中心性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显著，所以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ab=-0.16×0.42=-0.03，直接效应c'=0.26，中介效应占直接效应的比例ab/c'=-0.03/0.26=11.5%。
INC-ISC-OCB中介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个体网络中心性（INC）对组织公民行为（OCB）有直接正效应，即个体网络中心性越高越容易表现组织公民行为。但另一方面，处于较高网络位置的员工对个体社会资本有负面影响，说明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网络中心性和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具有缓冲的作用。
2. IMs-ISC-OCB中介效应分析。在AMOS7.0上运行结果显示：个体动机对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在p
在IMs-ISC-OCB中介作用中，由于个体社会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而且各项拟合指标均不符合可接受标准，所以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也就是说，个体社会资本在个体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不具有中介作用。
3. 中介效应检验。根据以上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与检验程序，以上分析中的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效应需要做Sobel检验。为了保证本研究的严肃性，本研究对以上两个中介效应分析除了做Sobel检验外，又采取了Goodman I检验和Goodman II检验。这三种检验也是中介效应检验通常所采用的，其所用的统计量公式分别为：z=（Sobel检验）、z=（GoodmanI检验）、z=（Goodman II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网络中心性与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四、 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和检验，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不具有中介作用；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网络中心性和组织公民行为具有中介作用，是部分中介作用。这个中介模型表明：一方面，个体网络中心性对组织公民行为有直接正效应，即个体网络中心性越高越容易表现组织公民行为。但另一方面，处于较高网络位置的员工对个体社会资本有负面影响，说明个体社会资本对个体网络中心性和组织公民行为具有缓冲作用。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从咨询网络中心性较高的员工来看，由于他在专业上、工作上能够被多数人解决问题，相对来说，他在专业上、工作上的能力较强，更多的被别人所依赖，而他在专业上、工作上所需要的资源较高，其他依赖他的员工对此无能为力。二是从咨询网络中心性较低的员工来看，由于他在专业上、工作上更多地依赖别人解决问题，相对来说，他在专业上、工作上的能力较弱，他虽在心理上有想回报经常帮助他的人的想法，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导致了一个咨询网络中心性较高的员工却获得较低的个体社会资本的结果。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提供佐证。本研究尝试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组织公民行为，从而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引入到组织行为学领域，不但丰富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引发了组织行为学方法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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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的年轻劳动力涌向城市，为现代化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大批年轻劳动力涌向城市，使得农村出现了大批缺少父母监管、关爱、教育的孩子，通常将这群孩子称之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健康与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广大社会学者和专家关注的话题，体育不仅具有强身健体的作用，而且可以促进青少年身心的全面发展，培养青少年勇敢顽强、克服困难、超越自我的意志品质。体育锻炼是促进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本研究通过调查了解河北省农村留守儿童参与体育活动的现状，分析目前农村留守儿童在参与体育活动时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其对策，以便使留守儿童更好地参与体育活动，提高身心健康水平。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河北省部分农村留守儿童。
2.2研究法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阅读有关方面的论文、论著，了解农村留守儿童体育的发展动态，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思路和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2.2.2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需要，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按照体育科研方法关于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设计调查问卷。
2.2.3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所获得数据，运用SPSss.8.0进行统计处理。
2.2.4逻辑分析法
运用逻辑学的知识与方法，进行分类与比较，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
3.研究结果
3.1留守儿童体育课开设情况
体育课是体育教学的基本形式，是学生掌握运动技能的必要途径。《新课程标准》要求，小学一、二年级应在每周开设四节体育课，三、四、五、六年级应在每周开设三节体育课，初中每周应开设二节体育课。调查显示：大部分学校体育课时数不足，不符合《新课程标准》，仅有34%的学校基本符合要求，主要原因是缺少体育教师，场地器材缺乏，领导不重视，追求升学率，等等。
3.2留守儿童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项目
通过对河北省部分村装的留守儿童调查表明：篮球、乒乓球、打沙包、踢毽子、弹玻璃球、羽毛球、跳皮筋、游戏等体育活动深受留守儿童的喜爱。
3.3留守儿童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方式
调查表明：有46.3%的留守儿童与同学一起参加课外体育活动，有31.3%的儿童个人单独活动，有22.4%与兄弟姐妹在一起活动，但多数是留守儿童一起参与活动。
3.4留守儿童每周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频度
课外体育活动的频度就是单位时间内参与体育活动的次数，可以反映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和学校体育教学的效果。调查结果显示：每周1次，占6.5%；每周2次，占44.5%；每周3次，占27.7%；每周4次，占21.3%，可见留守儿童每周都参与课外体育活动次数偏低。
3.5留守儿童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主要时间段
留守儿童进行课外体育活动的时段：下午的，占53.2%；早晨的，占26.2%；晚上的，占11.4%；中午的，占9.2%。大部分农村下午放学时间较早，一些留守儿童放学后，便与学生一起参与体育活动，因此，下午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较多。
3.6留守儿童每次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持续时间
体育活动持续时间决定运动强度，锻炼的时间长，心肺功能、身体素质就会得到提高。调查表明：每次活动持续时间在21至30分钟，占35.3%；31至60分钟，占28.1%；60分钟以上，占37.7%；20分钟以下，占9.3%。从持续时间看，留守儿童的体育活动强度普遍较弱。
3.7留守儿童对学校体育课、场地器材满意度
调查显示：留守儿童对所在学校体育课十分满意的占23%；基本满意的占45%；不满意的占32%。对学校场地器材十分满意的占17%；基本满意的占49%；不满意的占34%。
4.结论建议
4.1结论
大部分学校体育课时数不足，场地器材缺乏，领导不重视。留守儿童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项目单一、形式简单，每周都参与课外体育活动次数偏低，其体育活动强度普遍较弱，对学校体育课、场地器材满意度不理想。
4.2建议
学校应积极开展内容丰富、适合儿童的体育活动，提高课间体育活动的要求，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比赛，比如拔河、跳绳等，使留守儿童融入班集体中，促进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加强场地器材建设，场地器材是影响留守儿童参与体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校应根据国家《中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录》进行体育器材的配备与场地的建设，为留守儿童创造良好、安全的运动体育活动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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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李伯曼生于1940年，在纽约长大。早年入美国著名的伊斯曼音乐学院，主修作曲、音乐学和指挥。毕业后到夏威夷大学攻读民族音乐学硕士学位，1977年，在著名民族音乐家胡德（Mantle Hood，1918-2005）的指导下，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他先后在马里兰大学、布朗大学大学任过教，1975年，他转到华盛顿大学任副教授，与著有《千秋之乐——日本皇室的唐乐风格》（Music of a Thousand Au-tumns：The TSgaku Style of Japanese Court Music.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雅乐》（Gagaku：TheMusic and Dance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Household.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的罗伯特·加菲亚斯（Robe Garfias）一起，为该校民族音乐学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1983年，李伯曼开始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音乐学院任教授，一直到他病逝，达三十年之久。其间，他曾担任过该校文学院院长等重要职位，并两次担任音乐系主任一职。除教学、科研外，李伯曼还担任过《民族音乐学》和《亚洲音乐》学刊主编。
李伯曼对于海外中国音乐的传播和研究贡献颇多，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对中国古琴音乐的研究和推广；2.对有关中国音乐的西文书籍和文章篇目的汇集；3。海外中国音乐教学。
首先是对古琴在海外的研究和介绍。在国内古琴界，有人称李伯曼是“当代西方世界对中国音乐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一点也不为过。李氏是最早以古琴为研究课题的美国人。此前，虽然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英国传教士兼外交官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1800-1845）、荷兰外交官高罗佩（Robea Van Gu-lik，1910-1967）等都提到过古琴，高罗佩还出过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的《琴道》一书，但只有国人梁铭越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过古琴方面的硕博士论文。与李太郭、高罗佩一样，李伯曼学过古琴，曾师从梅庵琴人吴宗汉（1904-1991）、王忆慈（1915-1999）的晚辈琴友汪振华等（详见严晓星《梅庵琴人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159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伯曼也曾负笈台湾，求教于琴、筝名家梁在平先生（1910-2000）。梁氏《筝之乐》一书1967年在台湾出版时，李伯曼曾为之作序。李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随胡德读博士时，又得到1961年就在该校任琵琶和古琴教师的国乐名家吕振原的指导。李伯曼在台湾做“田野工作”时，也曾为台湾的声乐和器乐录音（李伯曼采录的音乐现还保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园的民族音乐学档案馆里）。1977年，李伯曼以《梅庵琴谱》作为研究的文本，以正文长达850多页的《梅庵琴谱研究》（“The Chinese Long Zither Chin：A Study Based onthe Mei-An Chin-P'u”）一文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将《梅庵琴谱》编译整理，以《中国古琴指南：梅庵琴谱》（A Chinese Zither Tutor：The Mei-An Chin-P'u）为题，作为一本古琴入门书由香港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983年出版后，不仅在国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关此书，可见荣鸿曾书评，刊登在Asian Music 16.2【spring—Summer，1985】：190--194），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注意，其中的第7章还被已故音乐人辛丰年（1923—2013）翻译介绍到国内。
古琴的音律、音阶、调式、琴谱、曲目、指法、文献等虽然是李伯曼“专攻”的“术业”，但对笔者来说，李伯曼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他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一书。在海外，只要是研究中国音乐的学人，就没有不知道李伯曼的。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当时海外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国音乐且在大学任职的西人，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得用他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此书1970年首版，1979年增订再版。此工具书一出，即得到海外中国音乐研究学者的关注，哈佛的赵如兰和剑桥的毕铿（Laurence Picken，1909--2007）纷纷撰写书评予以肯定。李伯曼的老友、海外中国音乐研究的先驱韩国鐄先生更是对此书赞不绝口，称其是“有史以来最完整的一本……凡有志于中国音乐的人，不可不知”。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音乐书目长编》不仅是当时，也是现今所见唯一的一本西文中国音乐研究工具书。在此之前，不仅英文的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音乐的书目很少，就连中文的音乐书目也不多见。李伯曼之前最详尽、丰富的英文索引是连载在美国音乐图书馆学会会刊《音符》（Notes）的《亚洲音乐书目>。其中《中国》部分分两期登载于1950年6月号及9月号上，共包括377条有关中国音乐的西文研究资料，其中也包括国人，如王光祈、萧友梅、萧淑贤、刘天华、齐如山、赵梅伯、秦薅岭、应尚能、熊式一、李抱忱、姚莘农等的著作。荷兰民族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的经典著作《民族音乐学>第三版于1959年出版时，其后半部书目也含有《中国》类225条，加上台湾土著音乐6条。外文书目如此缺乏，中文的音乐书目也谈不上多，用韩国鐄先生的话说：“只有袁同礼的《中国音乐书目》（梁在平增订《中国音乐书谱目录>台北：中华国乐会，1956）和驻本立修订的《中国古代音乐书谱目录》（载于黄友棣《中国音乐思想批判》台北：乐友书房，1965）。两者皆以古书为主，又只限于书籍，文章的索引则不得一觅。”李伯曼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不仅是当时所见的所列中国音乐书目和文章索引最多的（该书1970年首版就列举了1483条西文有关中国音乐的书籍和文章），而且大部分都附有简单的介绍。此外，为了初入门者便于查找，此书的还含有杂志、人名和分类索引。～1979年出增订本时，词条更增至2441条。只可惜此后由于兴趣转移（李氏后来多从事美国音乐和通俗音乐的研究教学）和工作忙的缘故，李伯曼再没有继续修订此书。但截止至上世纪70年代，海外学生做与中国音乐有关的学位论文，没有不使用该书目的。
李伯曼对海外中国音乐研究、中国音乐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贡献还体现在他的教学上。李氏是上世纪为数不多的教授中国音乐的美国人。70年代中期李伯曼开始教授中国音乐时，美国的中国音乐教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大学教授中国音乐的教师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是华裔人士，如哈佛的赵如兰、哥伦比亚的周文中、北伊利诺的韩国鐄、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吕振原、伊利诺的黄琼瑶、亚利桑那的刘邦瑞、加大（海屋）的李林德、英属哥伦比亚的梁铭越、匹兹堡的荣鸿曾等。非华裔的除李伯曼外，只有先是研究中国音乐社会学，后执着乐器和曲牌研究的展艾伦（Alan Thrasher）、专事华侨音乐活动研究的雷德（Ronald Riddle）、研究广东木偶戏的凯根（Alan Ka-gan）、醉心说唱艺术的石清照（Catherine Stevens）等几个。李伯曼虽然不像毕铿、赵如兰、荣鸿曾那样桃李满天下，但他对人的热忱和虚怀若谷也给听过他课或与他有过接触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曾出版过《江南丝竹在上海》一书、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过多年，现任《民族音乐学>主编的韦慈朋（John Lawrence Witzleben）在吊唁李伯曼的邮件中就提到：“我开始在夏威夷大学学民族音乐学时，弗里德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前辈之一。他的论当代日本作曲家利用传统乐器的硕士论文颇具示范性。……当我开始涉猎中国音乐研究时，他是我一生所遇见过的最友好、最能鼓励人的前辈之一。”笔者最初就是通过他1970年出版的《中国音乐书目长编》得知这个人的。后来，为找寻中国音乐在海外的资料也曾多次与他通信求教。他每次都有信必回，耐心解答。我写英文时，他还让我写好后寄给他。
除古琴、书目、教学外，李伯曼一生致力于钱德明的研究，《新格罗夫音乐及音乐家辞典》中钱德明的词条就是他撰写的。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巴黎索邦大学音乐人类学系教授皮卡尔（Francois Picard）向他介绍自己即将出版的关于钱德明的著作时，李伯曼还提到他研究钱德明已经有30年了。
李伯曼的法语非常好，电子学和数学的基础也不错。柏辽兹19世纪中期对中国音乐的极端诋毁之言辞就是他最早和Nguyen Kim-Oanh一起翻译成英文的。李伯曼没有机会来中国大陆留学，但他对大陆音乐学家的研究非常注重。70年代末，他和库特纳（Fritz A.Kuttner）曾主持过项目，希望将大陆音乐学家的成果系统地介绍到国外。后来由于经费的问题，项目没有完全展开。但还是通过韩国鐄的努力将杨荫浏、阴法鲁、李纯一的论著目录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在了美国权威刊物《民族音乐学》上。其中杨荫浏的目录有106项之多，阴法鲁和李纯一的论著目录也各有三十多项。1975年，在他主编
近几年来，李伯曼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音乐工业与知识版权法及乐器学研究上。他教的课程也以美国通俗音乐、好莱坞音乐剧、甲壳虫的音乐等流行音乐为主。作为一个受过严格训I练的音乐学家，李伯曼以分析瓦格纳的作品闻名，但他也写过关于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武满彻（1930-1996）等当代作曲家的论文。对美国当代作曲家娄·哈里森（Lou Harrison，1917-2003）更是有相当的研究，曾与同事合作写过有关哈里森的专著。此外，他也是乐评家，常为《旧金山古典之声》报撰稿。从2001年开始，他一直致力研究曾创作过歌剧《尼克松在中国》的约翰·亚当斯（JohnAdams）的音乐，并打算出一部专著，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李伯曼的职业虽然是教书，但他也爱创作，六七十年代曾有数首创作作品（声乐、钢琴、弦乐四重奏）发表。收藏亚洲乐器也是他的爱好之一。
作为一个涉猎广泛的民族音乐学家，李伯曼不仅对中国音乐造诣颇深，对日本、朝鲜、、印尼、南印度的传统音乐也很熟悉，曾就爪哇、巴厘岛音乐撰文。他在夏威夷大学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日本当代音乐作品与传统东方音乐观念的联系的。1976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中，他认为民族音乐学已过了有效期，应该废除。他的发言“民族音乐学应该被废除吗？”一石激起千重浪，颇让与会者激动了一回。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李伯曼对美国的一个叫“感恩而死”（TheGrateful Dead）（1975-1995）的摇滚乐队极有兴趣，花了很多年来做相关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与该乐队的鼓手哈特（Mickey Hart）合作出版了三部书。李伯曼晚年对音乐的知识产权问题有很细致的研究，建立有自己的音乐知识产权法顾问公司，并曾作为专家出庭作证。
篇10
关键词：景观生态学;城市景观;研究
Abstract: the city is a kind of human activity effect is strong landscape, its internal material flow, energy flow and information flow, population flow, very active.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serious disorder the natural evolution of the landscape structure, urban landscape inflation and the natural landscape of the contradictions of shrinking broken increasingly fierce, the urban morpholog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come urban geography and urban planning research hot spo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andscape ecology view of urban landscape and landscape ecology connotation, the urban landscape overall planning and urban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n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inciple of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reference, and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landscape ecology research planning design method and way.
Keywords: landscape ecology; urban landscape;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 P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当今世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学随之迅猛发展，成为时代背景。在这样的生态浪潮激荡下，城市景观结构研究成为了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研究的核心内容，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着眼于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规划学的脉络而展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景观生态学在城市景观领域的研究逐渐兴起，它引起了对描述、解释和规划景观结构的传统方法的重新思考，也为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传统研究和科学交叉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景观规划理论原则上的指导，甚至为景观规划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方法论。
一、景观与景观生态学的概念分析
景观生态学中景观（Landscape）概念的引入将地理学家采用的表示空间的“水平”分析方法和生态学家使用的表示功能的“垂直”方法结合起来。弗曼（1995）对景观的解释是由相互作用的重复出现的生态系统或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镶嵌组成的异质区域。它具有空间异质性，是实在的地理实体，即包括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系统整体。
景观生态学是1939年由德国地理学家C.特洛尔提出的，对其最简单的表述就是研究在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由许多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整体（即景观）的空间结构相互作用、协调功能及动态变化的一门生态学新分支。它给生态学带来新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由此应运而生的“生态景观”强调重视景观的生态效益、利用绿色景观改善城市生态系统等。
城市景观整体规划特征
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看，城市是典型的以人类干扰为主的景观，是一种连续的景观，城市主体的研究以城市地域社会为对象，探讨人类活动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总结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城市景观绿化是对城市公园系统、绿地系统和城郊风景区的规划与管理，城市是其对象与主体。城市景观格局亦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城市景观组分类型中以高密度的人类活动为主体，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人性化原则；其次，城市景观组分的空间分布主要受人类有目的的规划、建设、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第三，城市景观组分的内涵性重组和外延性扩张行为非常频繁；第四，城市景观组分的镶嵌性分布特征十分突出，相互之间的功能联系一般通过发达交通系统中的能流、物流和人流来实现；最后，城市景观具有生态脆弱性和破碎性，城市景观主要靠人为输入或输出不同性质的能量和物质来协调和维持，变化极快且对人类调控存在高度依赖性，城市功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都很脆弱，一旦人类活动失调，就很容易导致城市生态衰退。另外，城市交通系统网络将城市切割成许多大小不等的斑块，城市景观要素斑块之间及其与城市外部之间的，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能量和物质流同速率很高，而城市景观中的“自然”生态过程受阻，提高城市景观生态连通性，就成为维持城市景观生态过程和环境功能的基础。
三、城市景观生态规划的内容与设计原则
李团胜（1998）认为城市景观生态规划的内容应该包括环境敏感区的保护规划、绿色空间体系规划以及城市外貌与建筑景观规划。由此总结生态规划主要包括如下内容：收集和调查城市景观生态的基础资料：对城市进行景观生态分析与评价，即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分析城市景观的要素、结构、功能，这是做好景观生态规划的基础性工作；拟定城市景观生态规划；最后，提出合理城市规划的原则，对城市空间及景观布局进行合理规划。
城市景观是一系列生态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整体，在规划中应把景观作为一个整体单位来思考和管理，实现优化利用。此外，在城市景观规划中应遵循合理安排城市空间结构，相对集中开敞空间，组织和谐的土地利用，保持和恢复景观生态过程与格局的连续性，维护自然斑块之间的联系，以绿色生态空间体系建设为中心的保护环境敏感区等规划原则。
城市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
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城市景观生态规划是就对景观中一系列的生态进行整合规划，此种整合是在整体和生态设计观念基础上的创造。与柯布西耶“光明城市”的伟大理想不同，整合思想的核心是对现成结构的把握及改良，此种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理想不谋而合。
在整合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城市景观生态规划，总目标是改善城市景观结构与功能、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促进城市景观的持续发展。具体有如下目标：①生态稳定性。即维持城市景观的生态平衡，景观的结构功能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②通达性。有效地确保城市生活的方便，各斑块间有廊道共同，交通易于到达。③舒适性。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个方面去创造一种能融合技术与自然于一体的理想环境。④美观性。通过景观规划使景观结构适量有序又富于变化，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并富含文化特征。
五、总结
现代城市景观是文化和自然的载体，它在百年间的历史演进中，承载着民族艺术追求、实用性理念与时尚精神。在突飞猛进的城市设计浪潮，冲击着现代城市的景观设计的迅速发展，它将对未来全球化的城市景观设计的形成和趋势产生重大影响。本文结合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城市景观的规划与设计，构建现代城市景观结构生态优化模式，对于指导城市空间结构的改造和重建过程，以及维护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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