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产业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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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产业；旅游产业；绿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北京市门头沟区

引言

绿色产业作为21世纪追求的新型产业模式和经济体系，在本质上是实现最低代价生态内生经济发展的模式[1]。旅游产业作为绿色产业发展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以保护自然资源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提高和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从旅游产业的绿色发展内涵出发，助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现，可最终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2]。旅游产业在门头沟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实现门头沟区第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旅游业集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资源于一体，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可实现资源的最小消耗。而且旅游业的发展能带动诸如餐饮、住宿、交通、旅行社、商店、游乐场等多种产业、部门的发展，吸纳大量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本研究依据绿色旅游产业内涵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在阐述绿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近年来绿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推动产业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1绿色旅游产业体系的概念

1.1绿色旅游的概念

绿色旅游最早是由法国的欧贝尔提出，目的是让人们从嘈杂的都市走向宁静的乡村，重新认识大自然的价值，舒缓、释放都市紧张、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同时增进乡村经济发展及城乡文化交流。由此可知，欧洲的绿色旅游是由乡村旅游转变而来，乡村旅游是绿色旅游的一种。日本农业部在1992年将绿色旅游定义为：“能够享受目的地的自然与文化以及与农村、自然景观丰富的山区的当地居民互动的停留式休闲活动。”20世纪80年代，绿色旅游的概念传入我国，因此我国对绿色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国内学者对绿色旅游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绿色旅游就是环保旅游，在旅游的过程中注重自然、社会、文化等资源的保护；二是绿色旅游等同于生态旅游，就是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放松，放松中增强生态意识的旅游；三是按照广义和狭义之分来界定绿色旅游，狭义的绿色旅游就是将绿色理念深入到旅游产业中，而广义的绿色旅游还包含了环保旅游和生态旅游的内容。本研究定义绿色旅游为：区别于其他旅游形式，强调在享受大自然风光的同时，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旅游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社会环境最小化破坏的一种旅游形式。

1.2绿色旅游产业的界定

绿色旅游产业作为旅游产业的一种经济形式，其内涵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绿色旅游产业是开发自然资源获取经济效益的一种经济形式；其次，绿色旅游产业的经济活动是绿色旅游，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再次，绿色旅游产业是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为一体，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3]。据此，本研究将绿色旅游产业定义为：作为构筑现代旅游产业体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绿色旅游的概念，依托自然旅游资源，以保护环境为目的，以旅游市场为导向，在产业的网络化、集群化、交叉化、一体化的联合推动下形成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2门头沟区绿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动力和保障

2.1丰富的旅游资源是门头沟区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门头沟区位于北京西南部，全区以山地为主，是集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于一体的生态涵养区。“京都第一峰”的灵山、“天然动植物园”的百花山、“古刹奇松、怪石异卉”的妙峰山、“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潭柘寺、“天下第一坛”的戒台寺、“北方的地质博物馆”的龙门涧、“京都小漓江”的珍珠湖和永定河，合称为“三山、两寺、一涧、一湖、一河”，这是门头沟区主要的自然旅游景点，亦是构成京西旅游发展的基础。境内峰峦叠嶂、青山绿水，生态优良，成为在快节奏、紧张的都市中生活的人们首选的休闲圣地。全区现有4A级景区2处、3A级景区5处、2A级景区4处、1A级景区1处。同时，门头沟区历史文化悠久，潭柘寺、戒台寺、爨底下村古建筑群、“东胡林人”遗址、龙泉务辽金瓷窑遗址等著名的文物古迹承载着门头沟区的历史印迹。

2.2日益壮大的旅游需求是门头沟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动力

随着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同时，更希望给快节奏的生活放个假，由此，旅游成为一种很好的解压方式。都市人口密集、生活节奏快、生活环境相对压抑，人们的幸福感较低，需要一个环境优良、闲适自在的好去处放松身心。旅游需求的增加带动产业规模的壮大，旅游业不但成为第三产业也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门头沟区旅游收入大幅提高，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乡村旅游增长迅速，乡村旅游收入和接待人数不断上升。2015年门头沟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为73.50亿元，旅游业收入为18.85亿元，占第三产业收入的25.65%。2006—2015年，门头沟区旅游业收入增长536.35%，其中乡村旅游业收入增长193.96%；旅游业接待总人数变化不明显，略下降4.11%，但乡村旅游业人数增长明显，增长56.58%（表1）。近年来，交通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私家车及汽车租赁业务的发展等也助推人们出游积极性的提高，尤其是节假日和周末期间，城区居民更多地选择在郊区的“农家乐”“休闲农庄”“观光农业示范园”等度过休闲时光，成为门头沟区构建绿色旅游产业的重要力量。

2.3生态环境的改善是门头沟区绿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门头沟区是北京重要的生态涵养区之一，2015—2016年，门头沟区水域嘴村和灵水村被评选为“北京最美乡村”，截至目前，北京市113个“北京最美乡村”中门头沟区有11个。2016年，门头沟区实施高压线绿色廊道生态景观、戒台寺郊野公园建设等多个项目，严格落实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控车、减油，村庄实行煤改油、煤改气工程，加强环境保护执法监管，成为全国29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试验区”之一。随着旅游接待环境质量的提高，游客数量有所增加，接待场所也随之增加。据2016年《门头沟统计年鉴》，2015年门头沟区从事乡村旅游业的观光园和民俗户有1145个，比2014年增加了28个，同比增长2.50%，其中，民俗户增加了17户，观光园增加了11个，但实际经营民俗旅游的农户较2014年减少了22户。根据“十三五”期间门头沟区发展规划，门头沟区的发展将重点围绕生态涵养、旅游文化和科技创新三大功能开展，永定河绿色生态带的建设工程将逐步推进；政府将斥资2亿元用于门头沟区各景观园区质量的提升和环境的整治，打造山水环绕、宜居宜业的生态园区，重点突出以“潭柘寺—戒台寺—九龙山”“京西大峡谷—百花山—灵山”等组成的旅游景区，完善配套设施和景区规划。

3门头沟区绿色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3.1旅游消费者环保意识与消费观念不强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游客潜意识里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差强人意，还停留在自己“消费”、景区“买单”的层面上。旅游消费者环保意识不强的问题体现在采摘园里的乱折现象、景区里的乱写乱画现象以及对基础设施的破坏等，而这些行为都有悖绿色旅游的理念。此外，自驾游造成的停车场拥堵、乱停乱放现象也已成为当下北京市旅游景区面临的新问题。旅游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是影响门头沟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门头沟区旅游业的营业收入总体上呈现增长状态，但缺乏新的增长点，游客消费呈现下滑态势。门票收入对营业收入的贡献较大，且较为平稳，商品销售收入则波动较大，其他收入近年来有所增加。具体来看，2006—2015年，商品销售收入由2006年的518.60万元增长至2010年的1432.50万元（近年来最高）后，呈现快速下降趋势，降至2012年的155.90万元（近年来最低），之后又有所回升，2015年升至380.40万元（表2）。此外，据2016年《门头沟统计年鉴》，2015年星级宾馆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10%，商品销售收入同比下降26.50%，其他收入同比下降26.30%；休闲观光农业接待人数上升，但农产品销售收入和餐饮业收入分别同比下降17.30%和12.10%。据分析，上述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景区商品价格高，人们不愿意购买；二是商品缺乏特色，难以吸引游客；三是农产品受天气影响大，缺乏品牌支撑等。

3.2旅游经营者绿色可持续经营机制未形成

据2016年《北京区域统计年鉴》，北京5个生态涵养发展区中，2015年门头沟区的民俗旅游接待户数、民俗旅游接待人次、高峰期从业人员以及民俗旅游总收入都是最少的，观光园数量处于倒数第2位，仅高于延庆区（表3）。这主要是因为：一是门头沟区旅游业还缺乏自己的特色，其旅游经营者没有利用区内独特的地形因素，打造特色旅游景点和品牌产品，观光采摘没有形成规模，消费者的旅游仅停留在观光上。二是随着旅游经营者增多，旅游市场竞争加剧，旅游业进入微利时代，旅游经营者的利润相比之前有一定程度的缩水，其为降低成本和争取利润，减少了在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及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如使用低廉的餐具、提供非专业的导游、销售劣质的产品、提供带有欺骗性的信息等，造成旅游客源的流失。

3.3旅游发展规划和监管体系需要完善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政府和各级行政部门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有效指标，由于当前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当地的发展规划时往往以当地的GDP作为着重考量的标准，使旅游发展规划局限于短期利益而失去了系统性和长远性[4]。由于旅游业整体发展缺少明确和系统的规划，门头沟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基础建设不到位、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的现象。门头沟区特殊的地形因素使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难度较大，道路条件有待完善，景区交通不够便利，旅游公共交通工具较少，进一步拓展旅游线路的深度有一定难度；高标准的接待场所较少，4星级宾馆只有1家，3星级宾馆只有3家，提升旅游收入的空间较窄；一些旅游项目不规范，加之监管不到位，严重损害生态效益。

4推动门头沟区绿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4.1培养绿色理念，倡导绿色旅游

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三大主体之一的消费者，环保和消费是消费者促进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在正常的旅游过程中要培养绿色出行的习惯、培养绿色审美和绿色消费的观念。例如在出行方面选择环保、低碳的交通工具，短途采取步行或者骑行的方式，降低私家车出行的频率，减少私家车对空气和交通造成的影响。同时，旅游经营者应该依据门头沟区的特点和消费者的需求心理，建设集多种产业为一体的高端乡村旅游生态农庄，满足消费者多方位的休闲和体验需求。为产业储备后续发展资金。政府可加大绿色理念的宣传力度，并颁布施行有关法律法规，有效约束消费者行为。

4.2加大重视力度，打造绿色产业

从旅游经营者的角度来说，一方面需加强景区设施建设，观光园、采摘园、接待场所等根据政府旅游规划，同一级别的旅游接待场所设置统一的配套设施，提高游客的舒适感和便利感，同时可增加设备优良、功能完备、高服务和高管理水平的星级接待场所，打造高端的乡村旅游生态农庄；另一方面需不断增强对景区的经营管理，完善景区内绿色标识、设立绿色理念广播站，重视能源的综合利用，利用太阳能、风能、有机能等低碳能源，如餐饮做到绿色清洁无污染，为游客提供健康饮食的同时，减少“三废”的排放，从而减少对景区的二次污染。根据门头沟区的自然和人文特色，开发多样性的旅游项目，满足游客不断增加的消费需求。如打造像中医养生黄岑茶、大山山货等的特色旅游品牌，宣传渠道多样化，提升品牌知名度的同时，辐射周边乡村旅游，提高旅游产业产值，实现旅游业的持续长远发展[5]。

4.3完善发展规划，健全发展机制

旅游业在门头沟区第三产业中占有较大比重，为实现旅游产业的长远健康发展，需要政府发挥政策导向和整体规划作用。鉴于门头沟辖区内98.80%为山地，其发展旅游业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更高，政府需加大旅游交通投资力度，改善和提升交通硬件设施；适当增加旅游公交或延长旅游景区公交的线路，减少私家车的出行。同时，政府应通过各类行政手段引导系统性地开发绿色旅游资源，并建设一套系统检测、有效监管、合理开发、规划建设于一体的运营机制[6]；随着旅游业进入微利时代，为促进旅游产业的持续平稳发展，政府应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或给予资金扶持，缓解经营压力，特别是对能更好地解决就业的企业、观光园、星级宾馆等给予更多扶持，提高旅游经营者促进就业的积极性；政府应制定相关奖惩制度，鼓励旅游经营者绿色转型，严厉打击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罔顾生态效益的旅游开发，尤其是在国家明确提出禁止开发和提倡保护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杨威.低碳经济视角下的绿色旅游实现方式探析[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3.

[2]陶表红.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2.

[3]韩光明，邓秀勤.生态文明建设与福建省绿色旅游产业体系构建研究[J].市场论坛，2014，（7）：19-21，32.

[4]陈玲玲，冯年华，潘鸿雷.我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问题及路径分析[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26-29.

[5]李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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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经济；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方式

一、绿色经济的内涵

绿色经济的概念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在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次提出的。内容有：环境友好型经济、资源节约型经济、低碳经济、环保经济和循环经济。随后有许多的学者从各个角度研究绿色经济发展。虽然就其定义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对于核心内容的理解是一致的：以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和循环经济等为主要特征。绿色经济反映的理念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本论的发展方式。其主旨在于最大化人类的福祉，降低人类生存的成本，增加其生存收益。

从供给侧来看绿色经济的实质是降低成本，提供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产品，提供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产品，增强优质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从需求侧方面来讲就是要引导绿色投资、绿色消费和绿色进出口贸易，只追求短期回报却低效率高消耗、不可持续循环的消费和只是初级加工低附加值的进出口贸易而代之。

二、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问题

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从投资项目看，其发展战略主要是着眼于资本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忽略民众普遍收益的小项目。从投入要素结构方面看，主要是偏向资源消耗高的项目，使得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从东北地区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还是以资源密集型为导向的重工业为主，缺少周转速度快、竞争活力强和可变资本高的其他产业。东北地区现在所面临的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有：

1.产业结构单一且层次低，产业产品的科技附加值不高。东北地区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和地理位置以及地区矿产资源优势的原因，其产业结构僵化，调整速度缓慢，其产业结构制度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全国水平。

从表格中看出东北地区的二产占生产总值的近50%，工业也在40%以上。@表明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过度依赖于工业的发展，结构层次过于单一，导致了其工业层次较低，产品单一，创新型、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少。对于第三产业来说，服务业层次较低，劳动力成本逐年增加，其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也损失殆尽，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迫在眉睫。

2.虽然产业规模大，但是关联性、依赖性较低。东北地区的工业大而不聚，没有形成高关联性的集群化。因为东北地区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体，虽然产业规模较大，但国有企业实行垄断机制，因此产业结构的扩散效应难以发挥，难以形成绿色产业链。

3.产业内人才规模与产业规模不适应。东北地区人才的留存率太低。由此虽然产业规模巨大，但是其人才规模与产业规模差距太大，最终还是会造成产业规模萎缩，使得产业结构更加不合理，产业效率降低。

4.创新能力不足，产业不具有核心竞争力，产业结构升级困难。一直以来东北地区的主要产业的核心技术、大型成套设备、核心元件和零部件都是依赖于进口。缺乏自主创新就成了其产业结构升级的拦路虎，制约着其升级的进程。

三、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绿色化优化分析

绿色经济不仅能够优化产业结构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还可以减少资源浪费和污染排放，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

1.协调、平衡产业结构。针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失衡，按照绿色发展协调各个部门和谐发展，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的要义，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加大对于第三产业的扶持力度。现代服务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础，发展东北的现代物流业、金融业、信息和咨询、文化产业、培训业等势在必行。

2.建立绿色产业链，形成绿色产业结构集群。打破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的垄断态势，推进产业规模的扩散效应。在协调、平衡了产业结构，明确了服务业的发展增长点的基础上，东北地区绿色经济发展还要尽力实现省市间和地区内部之间的生产要素和物质资料的优化配置。利用东北地区深厚的农业和工业优势建立农业生态园和工业生态园，从而实现上下游的良好衔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进而节约成本提高收益。

3.绿色化产业结构优化，加快建设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优化产业结构，使资源、政策倾向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相应减少初级、低层次的加工业。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去除产能，使资源配置更符合市场需要。

4.鼓励绿色经济创新与创业，任用人才合理化、绿色化。在绿色经济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是占领未来经济竞争优势地位，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根本途径。东北地区应该发挥在机器人及智能应用方面的优势，积极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产业，明确发展重点，加强研究，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另一方面人才的引进与应用及时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关键。

参考文献：

[1]曹东，赵学涛，杨威杉.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05）

[2]大卫・皮尔斯.绿色经济的蓝图（4）―获得全球环境价值[M].徐少辉，冉圣宏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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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绿色产品的流行与普及，人们对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大，绿色产品企业应运而生。本文对绿色产品企业的生产能力作了简要阐述。

[关键词]绿色产品生产动力生产阻力

绿色产品是指在生产、使用、消耗过程中对人类或环境无害或危害极低的产品，如环境标志产品、有机食品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全球流行的绿色消费正在影响着每一个消费者，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大。绿色产品企业的出现本身是一件好事，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独立体，必须参与市场竞争，其生产行为、市场地位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一、绿色产品企业的生产动力

1.提高生产率及提升品牌和企业形象是其内部动力。产品的绿色创新能够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同时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企业生产绿色产品，能够将能源节约与生产率的提高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为了适应一项化工行业新法规的要求，将溶剂的排放量减少90%，3M公司以更安全的水基颜料替代原来的溶剂，从而比竞争者取得了先行的优势。由于水基颜料不需要原来的溶剂颜料必须经过的加工工序，3M公司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缩短了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AMORY等的研究表明，如果美国的建筑结构、办公室、制冷制热装置以及其他的设施都得到合理的技术改进，那么能够使美国的电耗量减少75%，投资回报率提高约为100%。更重要的是，由于员工的工作环境更加舒适、能见度更高、噪音更小，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质量都将随之提高。适应环保法规的工艺创新，应该与改善产品的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相结合。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消费者开始接受并且喜欢使用绿色产品。紫外线和电子光束墨水都是以水或者植物油为基础生产的墨水，与以石油为基础生产的墨水相比，所含的毒素较少，更容易处置。尽管过去5年中整个墨水市场的增长率平均只有5.6%，但是紫外线和电子光束墨水的增长率分别为13%和8%，是市场中销售增长最快的品种。企业生产绿色产品会提升品牌和企业自身形象。从食品企业、化工企业、家电企业到汽车生产商，企业开始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老牌公务车桑塔纳在首批政府绿色采购清单中落选让上海大众措手不及，急忙向环保部门申请了绿色认证并希望被列入第二批绿色采购清单的名单中。在产品包装上加上明亮的绿色标签是诸多企业追求的目标之一。

2.法制推动和市场竞争是其外部动力。为了强化环境管理，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法律法规体系，促进了环境管理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采购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的保护环境目标，“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2005年国务院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指出：“消费环节要大力倡导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鼓励使用能效标示产品、节能节水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绿色标志食品，减少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政府机构要实行绿色采购”，这一文件更加明确了政府机构实施绿色采购的政策导向。我国制定专门的政府绿色采购法规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伴随着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是自然资源的急速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实际上正因为如此，绿色产业拥有了巨大的潜在市场，潜藏着无限商机。许多企业认识到这一点，开始借助于具体的环保措施来追求高额利润并获得竞争优势。以英特尔为例，该公司的成功显然是与迅速取得环保许可证书的能力分不开的。世界空调之父开利公司对其空调的部分器件做了重新设计，并改变了公司金属切割工艺的流程。该公司消除了有毒溶解剂的使用，从而节省了120万美元的生产成本，改进了产品的整体质量。Interface公司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可以重复利用的地毯Solenium，其使用寿命长出了3倍，用料减少了40%，密度只有原来的14%，不含氯及其他有毒物质并且容易清洗J。该产品一经推出，市场反映热烈，也带动了该公司其他产品的销售，1994～1998年间，公司在资源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的收入增加了2亿美元，其中就有6700万美元直接来自于60%的废物利用。

二、绿色产品企业的生产阻力

1.信息不对称对产品市场的影响。由于市场中各行为主体对各自交易行为相关信息了解不完全或者不对称，因而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以利用其拥有的信息进行交易，在交易过程中获取相对较多的经济收益，这一点在绿色产品供应链的生产系统与消费系统之间表现得十分明显。生产系统中的制造商与销售商拥有较多的关于价格、产品绿色度等方面的信息，而消费者对产品的相关信息只是来自于制造商或销售商对产品的宣传。绿色产品市场要求制造商与销售商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消费品，即在消费者使用过程中以及使用后不会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威胁。在现实中，由于制造商与销售商拥有产品的相关信息，而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不能完全识别产品的功能和特征，也不能对产品的绿色度进行鉴别，因此出现了消费者由于购买了所谓的“绿色产品”而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在制造商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对产品的功能及特征并不了解。在市场饥制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制造商及销售商不存在显示其产品质量或安全标准的激励因素。在交易过程中，可能会利用消费者很难完全知情这一点来进行虚假宣传，在消费者无法鉴别其信息真实性的条件下使交易获得成功。在交易成功后，消费者由于消费了不合格的绿色产品而使其福利受到损害，从而产生了内部性。这种内部性的存在使消费者的福利得不到保证，同时也不能实现绿色供应链运营目标中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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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些年的旅游产业学术研究成果和政府政策研究来看，学术界对旅游产业的本质属性认识逐渐清晰，“经济产业――经济文化产业――文化经济产业”的线索日益深化和明朗。旅游产业本质属性回归，使得研究在“回归”潮流中转变。如何有效推动转变？产业融合对旅游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如何发挥？这些需要用新的认知、新的手段指导产业持续发展，需要用符合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方式方法推动产业发展。深入研究产业融合视角下的旅游产业发展问题，拓展旅游研究空间，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化发展。文化产业与旅游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资源，而文化产业通过旅游产业可实现文化资源的创新和增值[1]。那么，当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到什么程度了？与其他产业相比融合超前还是滞后了？分析旅游和文化产业的融合程度，并给出相应措施，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灰色关联度模型

对于两个系统之间的因素，其随时间或不同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称为关联度[2]。灰色关联度分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是依据各因素数列曲线形状的接近程度做发展态势的分析。在系统发展过程中，若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可认为两者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则关联程度较低。因此，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3]。

灰色关联度应用范围广泛，也被应用于不同产业及相关产业各要素之间的相关程度研究。本文根据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方法，对所需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并分析以便准确计算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程度。灰色关联度模型的研究方法[4]，如下。

（一）参考序列

（二）灰色关联度分析前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原始数据的量纲及数量级都不相同，难以比较。需要对时间序列的原始数据进行相关处理。因此在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前应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三）求关联系数

找到极大值和极小值，求出参考数列X0（t）与各比较数列Xi（t）之间的差列，即

三、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程度比较分析

从各级统计年鉴中获得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的统计数据，本文收集和整理了2006―2012年全国（X（t））、浙江省（Y（t））、温州市（Z（t））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的增加值有关数据，如表1所示。

第一，以2006―2012年全国旅游产业增加值为参考序列X0（t），以文化产业X1（t）、房地产业X2（t）、金融产业X3（t）为比较序列；2006―2012年浙江省旅游产业增加值为参考序列Y0（t），以文化产业Y1（t）、房地产业Y2（t）、金融产业Y3（t）为比较序列；2006―2012年温州市旅游产业增加值为参考序列Z0（t），以文化产业Z1（t）、房地产业Z2（t）、金融产业Z3（t）为比较序列；并建立模型。

第二，本文采用初值化法进行无量钢化处理，如表2所示。

第三，计算比较数列和参考数列的绝对值，得出最大值和最小值，并找出序列中最大值与最小值。

第四，本文去分辨系数ρ=0.35。ρ取值没有量化，学术界一直是一种经验选取法，通常取值0.5。ρ取值较小，能克服奇异值的支配作用[5]。2011年的数据变异较大，因此ρ=0.35，并用式（2）计算出关联系数（见表3）。

第五，将表3数据代入式（3），求的关联度（见表4）。

第六，根据表4计算结果，绘制折线图（见图1）。浙江省的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度处于全国和温州之间。

四、结论及对策研究

（一）结论

从横向比较看，全国层面最后结果显示，X3>X1>X2，即以旅游产业为参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依次为：金融产业>文化产业>房地产业。浙江省层面最后结果显示，Y2>Y3>Y1，即以旅游产业为参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依次为：房地产业>金融产业>文化产业。温州市层面最后结果显示，Z3>Z1>Z2，即以旅游产业为参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依次为：金融产业>文化产业>房地产业。

综合以上三个层面看出，旅游产业与金融产业的关联度最高。这是因为旅游是一种经济产业，并且成为重要国民支柱产业，旅游的各个环节与金融产业密切相关。文化产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关联度相较金融产业低，关联系数小，说明两两之间融合空间大。

从纵向比较看，全国层面产业间关联性大于浙江省，浙江省产业间关联性大于温州市。从浙江省的文化旅游发展实际可以发现，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逐步丰富，早年《宋城千古情》、《印象?西湖》等都是运作成功的旅游演艺产品，近年如运河新天地等文化旅游发展如火如荼。但浙江省在文化旅游示范区、特色文化主题酒店、旅游文化演艺项目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突破，努力进一步开展群众参与性强的文化旅游活动。像温州这样的二线城市，产业间融合尚处起步阶段，产业间融合多数属于延伸型融合，层次较低，融合产生的效果不明显、效益不显著。综上所述，说明浙江省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同时，存在巨大的融合潜力和发展空间。

（二）对策研究

一是加强政府在文化旅游融合中的保障作用。政府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中要以市场为主导，进一步放松管制，加强引导，规范市场。第一，要转变角色，扮演好开拓者、规范者、协调者三大角色；第二，通过构建相关的平台、推出优惠政策和加大资金支持，来引导和推进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第三，政府要推动知识产权的保护，即是对产业融合成果本身以及由此衍生的专利权、版权、商标权和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形成融合发展公平公正的法律和竞争环境。第四，对文化旅游产业融合项目行使统一审批、规划、管理和服务等职能，从而为旅游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服务保障。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在文化旅游中的应用。增强科技实力不仅是产业融合的条件，也是发挥新型旅游创意产品特色的必要手段；科技融入是创新旅游业态、增加旅游产品附加值和实现多元化旅游功能的必要条件，促成融合的深度。

三是加强实现文化旅游产业增值。通过文化旅游市场培育，提高大众认知力，开发文化旅游产品，挖掘文化旅游需求，培养消费群体引导文化旅游消费。转变文化旅游产品的营销模式和丰富产品的设计形态，来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形象的提升，并实现产业稳定增值。

篇5

省绿色食品办公室与区人民政府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就合作组建浙江绿色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发展绿色食品事业进行了讨论。双方认为：

1、建设省绿色食品展示展销中心（省绿色食品生产力促进中心），是构建绿色食品展示展销体系的当务之急。绿色消费是世界性的潮流。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形势良好。浙江是全国的资源小省，经济大省。浙江农业必须走绿色食品产业的道路，浙江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成为全国发展绿色食品的先进省份。目前，浙江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尚处于相对滞后水平，迅速构建浙江省绿色食品展示展销体系，尽快形成绿色食品消费交易中心，是浙江发展绿色食品产业、迅速达到全国领先水平的关键。这一体系应该由绿色食品展示展销中心、绿色食品生产力促进中心、绿色食品市场、绿色食品开发（或发展）有限公司四部分组成。其中，全省大部分农产品市场都以发展绿色市场为已任，开业在即的丽水市浙西南农贸城更是高举绿色市场大旗。全省开发绿色食品的企业也不断涌现，唯绿色食品展示展销中心与绿色食品生产力促进中心尚未问世。从全国而言，目前只有青岛等城市已建成绿色食品展示展销中心。

加快建设浙江省绿色食品展示展销中心（与绿色食品生产力促进中心两块牌子一个实体），将绿色食品的展示展销与绿色食品的发展培育有机结合，可迅速促进绿色食品市场的发展壮大，从而带动绿色食品生产基地的形成。可以认为，加快建设浙江省绿色食品展示展销中心（绿色食品生产力促进中心），仍是构建浙江省绿色食品展示展销体系的当务之急。

2、建设浙江省绿色食品展示展销中心（浙江省绿色食品生产力促进中心），丽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自然条件分析，丽水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是华东乃至全国少有的“生物基因库”，是浙闽六大水系之源（瓯江、钱塘江、闽江、飞云江、灵江、交溪），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生态屏障。绿色生态是丽水的后发优势。从产业基础分析，丽水是沿海发达省份中的欠发达地区，是沿海发达地区与WTO对接过程中产业梯级转移的Ⅰ级接受地带。在这一生态环境中生产的农产品，从广义而言，均为绿色食品。以此这基础，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丽水完全可以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以市场为导向、现代科技为支撑，充分发挥生态优势，具有区域特色，现代化特征明显的“绿色产业集聚谷地”，各种生产要素将向绿色产业集聚，产业结构朝着绿色经济的方向调整，经济战略重点向绿色经济倾斜。在培育绿色食品产业的过程中，势必会带动绿色市场的形成，促进生态旅游业等相关的绿色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二、浙江省绿色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框架

1、公司体制：双方决定共同发起并吸收志同道合者参加，组建一家股份制的“浙江省绿色食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建设浙江省绿色食品展示展销中心（浙江省绿色食品生产力促进中心）的重任，推动绿色食品事业的发展。

2、注册资本：本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林方筹措200万元，陈方筹措100万元人民币。

3、驻地管理：本公司驻地：浙江省丽水市。归口莲都区管理。

4、决策经营：本公司按《公司法》实行规范管理，决策与经营分离。由投资各方选举的董事组成董事会，组成决策层。由经营者组成经理层。林方出任董事长，陈方出任总经理

三、主要业务

1、主要业务。本公司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思路，依托绿色食品市场，集绿色食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集绿色食品科研、试验、推广为一体。主营业务：绿色食品基地开发、绿色食品配送、绿色食品展示展销、绿色食品网站建设。兼营业务：绿色农业观光旅游。

2、经营目标。立足丽水，开拓沪杭。以丽水市莲都区为中心，建立浙江省绿色食品生产销售中心、绿色食品生产力发展中心和山水旅游基地；以上海杭州为中心，建立丽水方稳定的绿色农产品销售市场和稳定的观光农业旅游客源网络。对促进丽水市莲都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丽水市莲都区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增加丽水市莲都区农民收入，扩大丽水市莲都区在上海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促进上海、丽水两地餐饮业、旅游业的发展，都将会发生重要作用。

实现这一经营目标，本公司也可获得应有的利润，成为莲都区仍丽水市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并争取成为浙江省农业产业化“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之一。

四、实施步骤：

第一步：2002年组建公司及所属机构，开展基地开发业务、展示展销业务、网站经营业务。

第二步：2003年，实施“一重二侧”战术。一重点：按陈方与上海方有关合作意向者经营的餐饮业的经营额1．5亿元的30%为基础，并努力开拓上海的其它“餐桌市场”，提出所需绿色农产品的订单，在丽水市莲都区为主组织生产配送。第一年销售额确保2000万元，争取3000万以上。二侧：一是积极开拓上海-丽水的旅游观光农业业务，争取实现零的突破；二是积极开拓杭温丽“餐桌市场”，争取实现零的突破。

第三步：在第二步运转成功的基础上，重点扩大杭州市场，精心策划，逐步扩大市场占有率；三年之内销售额达到1亿元。

第四步：努力开拓市场，争取在三至五年内实现销售额达到2亿元以上。

第五步：在沪杭甬温锡等大城市建立分公司，实现销售额达到3-5亿元。

五、财务预算（略）

六、可行性分析

可行性分析之一：充分利用产销差价。通过观察分析，我们认识到，农产品产地收购价与销区市场批发价之间，普遍存在1：1：5到1：2的 价格差。也就是说，从产地收购到市场批发，一般农产品价格增长50%-100%，这就是中间环节虽然有5-6道但仍可获取高额流通利润的原因（其中包含部分不合理因素造成的高额利润）。本公司就是要将中间环节减少到最简，获取中间合理的高额流通利润。这是我们将配送确定为本公司主要业务的根据。为了保证实现毛利润40%，本公司产品的定价必须以上海市场批发价为基础。

篇6

1. 绿色增长能力评价指标选取

绿色增长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质是利用具体的指标对绿色增长所包含的领域、绿色增长的内涵进行具体化、层次化的统计描述和综合评价。根据绿色增长所涉及的领域以及绿色增长的内涵，绿色增长的测度应该反映一个区域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系统的发展和变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为评价各国政府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建立了一个通用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该框架由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四大系统组成。由于绿色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子集，本文从经济系统、环境系统、社会制度系统的框架出发，结合绿色增长的内涵来选取指标对中国绿色增长能力进行评价。论文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的典型、高频率的绿色增长指标为基础，并结合中国统计数据的现状，在考虑指标的可测度、可比性、可得性和通用性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地区实际发展状况，选取了以下20个指标变量作为中国绿色增长能力的评价指标。它们分别为：CO2生产率（万元/吨），能源生产率（万元/吨标准煤），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率（元/吨），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土地产出率（万元/公顷），水资源生产率（元/m?），环境能源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人均淡水量（m?/人），森林覆盖率（%），耕地面积变化率（%），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可吸入固体颗粒物密度（毫克/立方米），空气质量达标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GDP（元），环境和能源相关R&D经费比重（%），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等。由于目前中国缺少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化石燃料燃烧所导致的CO2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95.3%，本文通过能源消费量来估算出CO2排放量。对于土地产出率、森林覆盖率、能源和环境相关R&D经费比重等非连续性数据，本文均采用最近一年的数据，部分数据如CO2生产率，能源生产率等通过计算获得。

本文运用统计软件Spss18.0，首先对所选取的中国大陆30个省市（信息因缺失较多而未计算）201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归一化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采用因子分析对各地区绿色增长能力指标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构造因子得分模型得到各地区绿色增长能力综合得分和排名。最后，通过聚类分析对各地区绿色增长能力进行分类和评价。

2.2 绿色增长能力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一种降维、简化数据的技术。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中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抽象”的变量来表示其基本的数据结构。同时，利用构造的因子得分模型还可以实现对样本观测值的综合排名。

本文在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对逆向指标“可吸入固体颗粒物密度”进行正向化处理，并运用spss18.0软件对原始样本数据进行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标准化处理，然后计算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并检验数据的有效性。对所选取的20个指标变量进行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KMO值为0.741，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497.446，其显著性水平为0.01，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Virmax正交旋转法，提取5个共同因素，累计贡献率为76.064%。结合各个共同因子所代表的指标变量的含义，将提取的五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经济效率因子（F1）、土地生产因子（F2）、生态安全因子（F3）、环境质量因子（F4）和绿色产业发展因子（F5），如表1所示。

2.3 绿色增长能力综合评价

以五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地区绿色增长能力水平综合得分F，其计算公式为：

F=（F1*20.311+F2*17.465+F3*14.968+F4*13.593+F5*9.727）/76.064

通过计算各样本观测值的综合得分，得到中国地区绿色增长水平得分及排序，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上海的绿色增长能力最强，在30个省市中排名第一，天津和广东紧随其后，位列第二和第三位。新疆、青海和甘肃的绿色增长能力较弱，在整个地区中排在末尾。

各个地区绿色增长能力综合排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绿色增长能力综合得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个省市（除重庆外）均位于中国东部地区，这些地区在因子F1和因子F3上得分较高，表明这些地区拥有较高的经济生产效率和更加安全舒适的环境。同时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财力较强，产业结构升级快，第三产业比重高，相对较早地遭遇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导致其经济发展中资源使用效率和环境保护力度相对较大，经验较为丰富，呈现相对较高的绿色发展水平。

2.4 绿色增长能力聚类分析

为揭示包含在因子中能反映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个性和共性特征信息，本文以5个主成分得分为变量，采用组内联结法，以平方欧式距离作为度量区间标准，对30个省区的绿色增长能力进行聚类分析，30个省区的绿色增长能力被聚类成5类。

第一类，广东。该类地区的特点是经济生产效率高，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绿色产业发展较好。但是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人口大量聚集，导致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环境舒适度一般，土地资源稀缺且利用效率不高。

第二类，上海，天津，北京，浙江，江苏，内蒙古，山东，宁夏，重庆，山西，陕西，河北。这类地区拥有相对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在生态安全因子上拥有较高的得分。其中，上海强大的经济实力带动了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绿色产业初步发展，但其所占的经济份额还比较小。天津，北京，浙江，江苏为第二类中的一小类，这些地区的特点是经济生产效率较高，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环境保护，但长期的粗放式增长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土地资源利用和绿色产业发展水平一般。内蒙古，山东，宁夏，重庆，山西，陕西，河北组成另外一类，这些地区自身资源优势为绿色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技术水平限制了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不合理，地区环境质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三类，海南，吉林，辽宁，黑龙江，青海。这类地区在生态安全因子上得分最低，但是在绿色产业发展因子上得分较高。这类地区产业单一化或者资源依赖性产业所占比重较高，自身产业特点以及并不雄厚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其有限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环境和生态保护力度较弱，绿色产业发展缓慢。

第四类，广西，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安徽，河南，湖北，四川。这一类在经济效率、土地生产、绿色产业发展因子上的得分都较低。这一类地区的特点是环境资源禀赋较好，环境舒适安全。尤其是广西，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在环境质量因子上得分很高。但是较低的经济生产效率决定了这些地区在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能源上利用效率不高，绿色产业发展基础薄弱。

第五类，新疆，甘肃。这类地区在各个因子上的得分都处于全国落后水平。这两个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受资源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的多重制约，其实现绿色增长的压力巨大，需要在各方面都不断提高。

3.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中国30个地区的绿色增长能力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绿色增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中国地区的绿色增长能力进行评价，获得如下研究结论：

（1）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效率、土地生产、生态安全、环境质量和绿色产业发展是影响中国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主要因子。对中国绿色增长能力进行评价发现，中国各个地区绿色增长能力综合排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一致性，东部地区绿色增长能力高于西部地区。上海、天津和广东的绿色增长能力较强，新疆、青海和甘肃的绿色增长能力较弱。

（2）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绿色增长能力水平可划分成五大类，每一类省市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提升各自的绿色增长能力。其中第一类的广东省应充分发挥自身在研发创新和环境保护领域的潜力，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第二类中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区应继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绿色产业份额，第二类其他地区应从教育和财政方面加大绿色技术的投入和研发，提升资源生产效率。第三类地区应加快绿色创新，淘汰落后产业，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地区向绿色型地区转型。第四类地区可大力发展可持续新能源产业。继续加大对第五类地区的财政扶持和政策倾斜，促进发展成果共享，在经济发展同时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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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食品产业；竞争优势分析；结论与建议

Abstract:Green food industr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s maintained a sustained an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1990，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exports. However，some problems as low market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es， small-scaled enterprises，few famous brands and brand promiscuity，have restric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green food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which have not the clear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industries .By making use of the Porter diamond system in this paper，a competitive advantage evaluation model is built for the case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With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dex and factors weight of the green food industry，it propos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elemen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vely inferior element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local green food industry .

Key words:green food industry;competitive advantage analysis;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在健康、安全、保健消费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和行业间竞争更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绿色（有机）食品需求旺盛且呈现持续增长态势，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国内外市场形成了一定规模和品牌优势，并对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产品出口，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在国际贸易壁垒堤坝筑高和多样化的情况下，培育和发展产业竞争优势，使影响产业竞争优势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体现，改进和优化影响产业竞争优势的消极因素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参照波特的钻石体系，将影响竞争优势因素进行层次分解，运用层次分析和模糊数学方法建立一个产业竞争优势评价模型，对影响产业竞争优势的要素做出判断，并通过对有竞争优势的要素进行优化及对有比较劣势的要素进行改进，最终达到扬长补短提高产业竞争优势的目的。

一、绿色食品产业竞争优势模型的构建

（一）竞争优势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分析

1.生产要素

绿色食品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生产要素资源，我国拥有适宜绿色食品生产的自然资源和庞大劳动力资源，随着投资额的增加，绿色食品产业的竞争优势得到不断增强。把生产要素分解为四个部分作为评价指标：一是总面积；二是投资额；三是自然禀赋情况；四是绿色食品企业职工人数。

2.需求条件

绿色食品产业需求条件细分为四个部分，判断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一是食品安全；二是市场需求；三是教育程度；四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绿色食品价格相对较高，市场需求与居民的富裕程度正相关。

3.企业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中，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企业管理体制，良好的企业管理体制的选择，不仅与绿色食品企业的内部条件和产业的性质有关，而且取决于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而国内激烈的竞争，可以促进企业取得持久的、独特的优势地位，也有利于推动企业向外部扩张，占领国际市场。所以用市场占有率、产品出口率、资产总额和产业环境等指标来判断企业战略、结构与同行竞争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4.相关及支持性产业

与绿色食品产业有关的方面是否具有竞争力，能否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设施、信息及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都会影响着产业竞争优势的进一步发挥，因此，笔者选取以下因素作为指标：一是信用环境；二是社会环境；三是技术状况；四是中介组织。

竞争优势的综合评价可分为两个因素层：一般因素层和具体因素层。基本因素层，即主准则层B，也称为一级指标；具体因素，即为层分准则层C，也称为二级指标。具体因素层分值的确定分两种情况:一是可直接获取有关统计指标值的，可参照相应的计分区间确定分值;二是难以通过有关指标获取数据的，则由专家打分确定。据此，构建了绿色食品产业竞争优势指标体系结构模型（图1）。

2.模糊评价矩阵的建立

建立主准则层模糊评价矩阵，确定评价对象的模糊评价结果：

将A作归一化处理，可用模糊分布法对产业竞争优势作出评价，也可将评语集Y中各类评语定标准分，最后求得产业竞争优势模糊评价的最后得分。

3.综合评价模型分析

识别出产业的竞争优势之后，还应对其强度进一步评价。这样，一方面可以对竞争优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评价其强度大小，可以找出制约竞争优势的瓶颈及提高的突破口，根据各个评价指标的属性，对经营过程中活动作适当的调整，以进一步优化和增强产业竞争优势。

二、对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竞争优势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1.定量数据

指标体系中类别为“总量值”和“比率值”的数据来自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或依此整理，见表1。

本文原文

2.定性数据

影响评价对象各指标的权重及指标体系中类别为“定性值”的评价值均来自对黑龙江省研究绿色食品专家的调查得出。经过对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中心等专家的问卷调研得出有关评价值，取平均值整理的调研结果见表2。

由此，有40%的把握说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竞争优势强，有36%的把握说其竞争优势一般，有24%的把握说其竞争优势弱。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可以认为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竞争优势强。

（三）综合评价模型分析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直接反映该指标在企业发展中作用的大小，并且，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直接左右着评价结果，因此，指标权重的确定是科学识别和评价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拟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即通过专家意见构造判断矩阵，并采用特征根法求解综合判断矩阵，将专家经验与数学模型结合起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见表3、4。

按权重取值的大小衡量次准则层因素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程度，并将其分为三个类别。影响绿色食品竞争优势的因素分为关键因素（＞0．1）、重要因素（0．03-0．1）和一般因素(＜0．03＝，见表5。通过计算各因素对目标的影响权重与各因素的无量纲值之积，可以得出各因素的竞争力指数；它们的和反映了最终评价目标的竞争力大小，计算结果见表6。

层次分析的结果表明，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指数为84．48，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与模糊综合评价最大隶属度原则之下的评价结果，以40%的隶属度判定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的竞争优势强的结论并无二致。

三、结论与建议

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整体竞争能力指数为84．48，说明在全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在影响因素中，关键因素中的自然禀赋条件、种植总面积以及宣传教育程度的竞争力指数分别为27．99、12．22和12．40，具有比较优势，而重要因素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投资额以及一般因素中的产业环境的竞争力指数分别为5．55、5．28和0．56，处于比较劣势。

由此可见，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竞争优势完全由关键因素的强势所形成，其一般因素、重要因素层的次准则因素的劣势很大（如信用环境与食品安全）则成为制约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优势提升的瓶颈，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权重为0．558的生产要素层的次准则因素中无大的劣势项目；重要程度处于第二位的需求条件层的次准则因素则整体不高，个别项目劣势严重，重要度排序处于第三位的相关支持产业的次准则因素则高低波动幅度很大。因此我们认为黑龙江省绿色食品获得竞争优势的最主要因素来自关键要素的竞争力，但非关键因素的掣肘影响也不容忽视。下一步获取竞争优势要从提升重要因素中的各要素入手。重要因素中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得以提高，而不像关键要素中的要素大部分优势来自资源的独占性。一般因素虽然对竞争优势有影响，但因为其权重较小，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准确把握对影响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竞争优势可持续发展的各个组成要素之后，笔者建议从政府、企业两个方面提升绿色食品产业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 王德章.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与出口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 王德章，赵大伟，陈建梅.产业竞争优势模型：基于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5）.

［3］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 Abbas.1992， How to Manage f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R］．New York: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ess.

［5］ Gopinath M.and T.l.and De Huu vo，1998， Investigating the Nature of World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J］．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Technical Bulletin No.1754(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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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绿色食品；区域差异；泰尔指数；收敛性

[中图分类号]F062.1；F26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0-0071-08

我国绿色食品产业起步于1990年，绿色食品产业从起步、成长到日益发展成熟，已经历20多个岁月。目前，我国绿色食品市场需求持续扩大，出口额呈现大幅增长，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特别是2003年后，我国绿色食品销售额和出口额实现快速增长。2003年我国绿色食品实现年销售额725亿元，而到2013年绿色食品销售额已增长至3 625.2亿元，2014年又猛增至5 480.5亿元。2003～2014年间绿色食品销售额增长了5倍，2014年实现增加额1 855.3亿元。2003年至今，我国绿色食品年销售额实现了年均21.45%的增长率。绿色食品销售额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绿色食品对外贸易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2003年我国绿色食品出口额仅为1.08亿美元，到2014年，主要绿色食品出口额已增长为24.80亿美元，2003～2014年间，绿色食品出口额增长了22.96倍。

绿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具体表现为有些区域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程度较高，这些地区无论是从绿色食品认证企业数、认证产品数还是绿色食品产出量均呈现较大规模，绿色食品供应充足，甚至由于区域性过剩，而出现价格下跌和产品滞销局面；有些地区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程度低，认证企业数、认证产品数和产出数量均处于较低水平，不能很好地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是各地区绿色食品供需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展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比较遗憾的是国内现有的文献较少对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并实证检验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的收敛性，以期为更好地促进我国各区域绿色食品产业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一、相关文献回顾

国内外关于区域差异收敛研究文献较为丰富。潘文卿（2010）在经典的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的分析框架内，引入地理空间因素，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省区间增长收敛的地理空间效应[1]。赵峥（2013）利用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检验了区域创新效率的收敛性[2]。张陶新（2013）通过构建碳排放的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对全球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进行实证研究[3]。高毅蓉（2014）利用泰尔指数和σ收敛检验，分析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问题[4]。杨翔（2015）利用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对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差异进行收敛性检验[5]。陈志建（2015）利用空间滞后绝度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人均碳排放的收敛性进行检验[6]。卡布拉尔（Cabral R，2012）利用动态面板方法，考察了墨西哥产出的绝对收敛趋势，认为墨西哥北部地区产出的绝对收敛速度较快，而南部地区绝对收敛速度呈现递减趋势[7]。穆格勒（Mugera， 2012）研究了农业部门生产率趋同问题[8]。宋德曼（Sondermann， 2014）对欧盟国家间生产率收敛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虽然从总体来看，欧盟国家间生产率并没有呈现收敛，但是某些服务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生产率呈现收敛特征[9]。国内外有关区域差异收敛研究文献，为进行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收敛研究提供了借鉴。考察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收敛，对实现绿色食品产业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对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收敛进行实证考察，以期为更好地进行绿色食品产业规划提供参考。

二、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现状分析

（一）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比较

近年来，绿色食品认证企业数大幅提高，2014年全国绿色食品有效认证企业数达到8 700家。从绿色食品认证企业的区域分布上看，山东省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企业数量最多，为1 235家，其次为江苏922家，另外浙江、黑龙江、安徽、湖北等省份绿色食品标志企业数量均在400家以上。图1可视化分布图所示的是2014年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绿色食品企业数区域分布情况。①图中颜色较深部分的省份绿色食品认证企业数较多，较浅区域绿色食品认证企业数较少。可以看出，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企业数量较多的省份大多位于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或农业基础较好省份。2014年全国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数达到21 153个。图2所示的是绿色食品认证产品数的区域分布，山东省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产品数量最多为3 370个，其次为江苏省和黑龙江省，分别为2 159个和1 459个。另外湖北、安徽、浙江、四川等省份也是绿色食品认证产品数量较多地区，认证产品数均超过1 000个。

从产量分布来看，绿色食品产量最大的为山东，2014年绿色食品产量达到924.5万吨，其次为黑龙江和江苏，产量排在前十位的还有湖北、辽宁、北京、四川、天津、甘肃和河北等省份，产量排在后几位的省份分别为海南、山西、贵州和，其中产量为零。图3所示的是绿色食品产出量区域分布情况。从产出量区域分布来看，绿色食品产出较高的省份，呈现两方面特点，一是分布于北方的比南方的多，二是传统农业发展基础较好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量排序相对靠前。图4为绿色食品产地监测面积区域分布情况，从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监测面积来看，2014年监测面积最大省份为内蒙古，实现环境监测面积10 043万亩，其次为黑龙江和吉林，分别为7 209万亩和3 220万亩，环境监测面积前十省份还有青海、安徽、四川、湖北、山东、江西、新疆等，环境监测面积较大的省份大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

（二）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测度

1.测度指标的选取与区域划分

各地区绿色食品认证企业数、认证产品数和环境监测面积呈现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集中反映于绿色食品产出量差异上，绿色食品产出是综合反映各地区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的关键性指标。因此，本文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测度建立于绿色食品产出量差异测度基础上，以绿色食品产出量区域差异来反映绿色食品发展区域差异。

为了更为全面地考察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差异，从全国省域层面和产区分组层面测度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在较多的研究文献中，对我国的区域划分，一般采取东、中、西部划分或沿海内陆划分，进而考察各地区经济或产业发展的不同特点。但是，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状况并没有明显地呈现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层级递减的态势。按照已有文献中常用的东、中、西部划分法，或者沿海内陆划分法、南北方划分法，均不能很好地表现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区域分布特点。本文拟用产区划分的方法，将我国绿色食品产业按产出量的大小划分为不同产区，进而对产区内各省份间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进行测度和比较。

依据2010～2014年中国现代农业示范区绿色食品产量排序，将中国绿色食品产区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依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中国绿色食品统计年报》的统计口径数据，按五年产量平均值的大小进行先后排序，得出我国绿色食品的高产区、中产区和低产区分别为：①高产区，包括四川、黑龙江、湖南、广东、甘肃、天津、陕西、河南、北京、山西等；②中产区，包括安徽、浙江、江西、山东、海南、湖北、青海、云南、宁夏、吉林等；③低产区，包括江苏、广西、上海、贵州、辽宁、内蒙古、重庆、新疆、河北、福建等。自治区由于认证绿色食品产量数据缺失，因此没有纳入统计范围。

利用泰尔指数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进行测度。泰尔指数计算公式为：

CE1=■■ln■ （1）

其中，xi为i省份绿色食品产出量，i=1，2，……，n，E（x）为各省份绿色食品平均产出量，n为统计的省份个数。

2.差异测度结果分析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图5报告了绿色食品产出量区域差异的泰尔指数及动态变化。从省域层面看，2014年全国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差异的泰尔指数达到1.0430，相比于2013年的0.9564，差异有所扩大，2010～2014年，泰尔指数稳定在0.9以上，且有上升态势，说明全国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量存在较大的差异。从产区分组来看，2014年高产区内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差异的泰尔指数为0.8515，中产区为0.8923，低产区为0.6956。其中低产区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差异有逐年缩小的特征，泰尔指数由2010年的0.8098，下降至2014年的0.6956，中产区各省份间绿色食品产出差异呈现出相反的走势，产出差异逐年扩大，泰尔指数由2010年的0.6352，扩大为2014年的0.8923。

三、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收敛性检验

（一）收敛模型的建立

1.绿色食品产业发展σ收敛模型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σ收敛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省份或区域绿色食品产出的离散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小。离散程度是检验是否存在σ收敛的重要指标，如果不同省份或区域绿色食品产出离散程度逐渐缩小，则认为存在σ收敛。标准差反映了样本的绝对差异，而对数标准差则可用于衡量地区的相对差异，可以消除绝对水平增长对差异衡量的影响[10]。因此，本文选取标准差（σ）和对数标准差（σ系数）作为测度绿色食品产出离散程度的指标。

标准差的计算公式为：

σ=■ （2）

其中σ为n个省份的绿色食品产出的标准差，xit为i省份第t年的绿色食品产出，■t为n个省份绿色食品产出的均值。标准差越大表明样本的离散程度越大，也即有更多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偏离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对数标准差也称为σ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σ系数=■（3）

其中lnxit为i省份t时期的绿色食品产出对数，ln■t为n个省份的绿色食品产出对数的均值。n为考察的省份总数。σ系数越大表明相对离散程度越大。

2.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β收敛模型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β收敛，是指初始产量低的省份，比初始产量高的省份有更高的绿色食品产出增长率，因而经过一定的阶段，绿色食品产出较低的省份会赶上产出高的省份，以达到以同样速度发展的态势。β收敛可分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两种形式。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条件β收敛是指控制了一些其他影响因素后，不同省份呈现一种收敛的趋势，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绝对β收敛是指，即使不控制条件变量不同省份也呈现收敛的趋势[1]。本文采用条件β收敛来分析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的收敛性。借鉴Martin，X（1996）[11]提出的收敛模型，将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条件β收敛模型表示为：

ln（yi，t /yi，t-1）=α+βln（yi，t-1）+δXit+uit（4）

其中，yi，t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绿色食品产量，yi，t-1表示i省份在t-1时期的绿色食品产量，uit为误差项，Xit为控制变量，如果β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说明

在样本选择方面，由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地区经济社会与中国大陆存在较大差异，在样本选择中将这些地区排除在外，而地区由于各年绿色食品产出数据缺失较大，因此也被排除在样本选择之外。分别选取中国大陆30省份数据作为总体样本和高产区、中产区、低产区等作为区域样本，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的收敛性进行分析。按2010～2014年各省份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绿色食品产出排行，将绿色食品产区分为高产区、中产区和低产区三个部分，其中处于高产区的有四川、黑龙江、湖南、广东、甘肃、天津、陕西、河南、北京、山西等；中产区有安徽、浙江、江西、山东、海南、湖北、青海、云南、宁夏、吉林等；低产区有江苏、广西、上海、贵州、辽宁、内蒙古、重庆、新疆、河北、福建等。数据来源方面，作为因变量的绿色食品产出数据来源于农业部绿色食品发展研究中心的2010～2014年《绿色食品统计年报》，作为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2011～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三）变量选取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条件β收敛是指控制了一些其他影响因素后，不同省份呈现一种收敛的趋势。在以上（4）式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以更好地考察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条件β收敛。依据经济意义和绿色食品产业特点，选取了收入水平、产业集聚度以及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作为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条件β收敛模型中，各控制变量说明如下：

（1）收入水平（income），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城镇居民作为绿色食品消费的主要群体，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选择，一般而言，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

（2）产业集聚（lq），在很多研究中，通常将区位熵作为衡量地区产业集聚的重要指标，这里也用区位熵作为产业集聚的指标，公式为：

lq=■=

■（5）

（3）资本投入（asset），目前并没有绿色食品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相关统计数据，因此，这里用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额作资本投入的替代变量加入到控制变量中。绿色食品种类划分中，产品基本涉及农林牧渔业，因此将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替代变量是可行的，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生产性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对绿色食品生产将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4）劳动力（labor），从事绿色食品生产的劳动力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留在农村从事绿色食品原料及初级产品的农户；一类为城镇从事绿色食品加工的工人，这类工人很大部分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到底有多少劳动力用于绿色食品生产，目前并没有进行比较全面的统计，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从事绿色食品生产劳动力的来源可能性，选取农村人口数作为劳动力的替代变量，并用labor表示。

（5）土地要素（land），目前对于依赖于土地的绿色食品原料及初级产品种植面积统计不全，这里用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监测面积代表绿色食品生产中的土地要素投入，并用land表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1.σ收敛检验

无论是省域层面还是高、中、低产区层面，绿色食品产出标准差均呈逐年变大趋势。说明无论是全国省域间，还是产区内各省份之间，绿色食品产出量的绝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不呈现收敛特征。图6报告了绿色食品产出标准差走势情况。2010年全国省域层面数据计算的标准差为60.12，到2014年变为503.56，且2010～2015年间标准差逐年变大，说明绿色食品产出量的绝对差异逐年增大。而从全国省域层面与产区分组层面数据的标准差比较来看，2014年高产区标准差为704.75，高于全国的503.56，中产区和低产区的标准差低于全国水平。高产区各省份间绿色食品产出的绝对差异大于全国省域间的绝对差异水平，中、低产区各省份间绿色食品产出绝对差异较小。

图7 报告了2010～2014年绿色食品产出的σ系数的动态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全国省域间总体差异的σ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由最大时的1.92，下降为1.83，表明全国省域间绿色食品产出的总体相对差异逐年缩小。分产区来看，高产区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相对差异整体上高于中低产区，2014年σ系数为1.73，中产区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相对差异呈现逐年扩大趋势，2010年中产区的σ系数仅为1.42，此后逐年扩大，2014年中产区σ系数达到1.83。低产区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相对差异则呈现相反的特征，相对差异逐年缩小，2010年低产区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的σ系数为1.50，此后各年份σ系数逐年缩小，到2014年σ系数已降至1.36。从2010～2014年σ系数变动来看，各省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总体相对差异呈现σ收敛特征。

2. β收敛检验

以上通过标准差和对数标准差（σ系数）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的σ收敛进行检验，发现从标准差来看，无论是从全国省域层面还是从高、中、低产区层面来看，各省份间绿色食品产出的绝对差异逐年扩大，并没有呈现收敛特征，相反呈现出绝对差异日益扩大的趋势，但从对数标准差来看，全国各省份相对差异在缩小，说明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的相对差异有逐步收敛的特征。以上仅从存量上考察绿色食品产出的收敛性，那么从增长趋势来看，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增长是否存在收敛态势，通过条件β收敛检验，进一步考察。

（1）省域层面的β条件收敛检验。这里选取收入水平、产业集聚、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作为控制变量，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条件β收敛进行检验。为了便于比较，表1同时列出了几种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但在估计方法的最终选择上，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模型（1）为混合回归模型，模型（2）为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F统计量所对应的p值为0.0000，说明在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之间，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适。模型（3）为随机效应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进一步检验是否应该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H=74.50，所对应的p=0.0000，说明在固定效应模型（2）和随机效应模型（3）中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但是，通过异方差检验、组内自相关检验和同期相关检验，发现同时存在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同期相关情况，检验结果如表1下半部分所示。由于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能够很好的克服这些问题，因此最终选择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为模型（4）。

模型（4）通过联合显著性F检验，各变量系数均较为显著，且符合理论预期，模型估计较为合理。从模型（4）中可以看出β

（2）产区层面β条件收敛检验。表2报告了高、中、低产区的回归结果，作为比较，也列出了全国省域层面数据的回归结果。在高产区估计方法的选择上，首先在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模型中进行选择，由于固定效应的F统计量为6.57，对应的p=0.001，因此在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模型中，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适。接着利用LM检验，在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模型间进行选择，检验结果显示LM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1.0000，检验结果表明在随机效应与混合回归效应模型之间应该选择混合回归效应模型较为合适，用Hausman检验，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进行选择，计算结果H=23.4，所对应的p=0.0001，故拒绝原假设，认为应该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组间异方差、同期相关及组内自相关情况，首先利用组间异方差的LR检验，考察是否存在组间异方差情况，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所对应的p=0.0000，因此存在组间异方差；接着利用组内自相关的wald检验，对是否存在组内自相关情况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F统计量为39.494，对应的p=0.0000，因此存在组内自相关，最后利用pesaran检验，对是否存在组间同期相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p=0.0000，也存在组间同期相关的情况，因此，最终选择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中产区和低产区回归方法的选择过程中，也遵循同样的步骤，结果表明中产区、低产区数据也存在组内自相关、组间同期相关和组间异方差问题，因此也选择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

表2列出了全国省域层面和高、中、低产区层面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全国省域层面还是高、中、低产区层面回归结果均显示β

四、结论性评述

本文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收敛性进行分析，对于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的收敛性研究，主要是通过构建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进行收敛性检验，这样一方面通过构建σ收敛模型，也即通过标准差和对数标准差从全国省域层面和分产区层面，分别考察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存量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进而判断各地区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条件β收敛模型，从绿色食品产出增长角度，来考察各省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收敛性。以此，从产出存量角度和增长收敛角度对各省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的收敛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篇9

1.1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评价体系的建立

黑龙江绿色食品的营销提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它首先受制于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产业发展是绿色食品营销活动的实体支撑，具有基础性作用。黑龙江绿色食品的营销还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政府政策对其具有保护、促进和引导作用。黑龙江的绿色食品企业是绿色食品营销活动的主体，它们的营销能力直接决定着黑龙江绿色食品的营销水平。而营销绩效直接反映了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的成果。基于以上分析，根据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原则，本文构建了包含产业要素、政策要素、营销能力要素和营销绩效要素四个维度共计二十一个指标的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评价体系。

1.2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评价模型

本文邀请二十位专家（包含6位农业经济管理专家、6位市场营销专家和8位绿色食品生产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组成专家组对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进行分析评价。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定量方法，建立了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评价模型，具体步骤如下：①确定评语集。评语是对评价对象的定性描述，评语集对各级指标都是一致的。本文将评语分为五个等级:很差、较差、一般、良好和优秀，并用符号记为V={V1（优秀），V2（良好），V3（一般），V4（较差），V5（很差）}来表示[1]。②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在建立层次结构模型以后，主要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不同层次的各指标进行赋权，建立判断矩阵时运用专家咨询法对两两指标进行比较并赋值，确定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根据层次分析法得到的各级指标的权重分别是：A={0.22，0.20，0.46，0.12}，A1={0.07，0.42，0.19，0.13，0.19}，A2={0.50，0.50}，A3={0.04，0.03，0.16，0.19，0.06，0.27，0.04，0.10，0.11}，A4={0.49，0.14，0.08，0.05，0.24}。③对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处理。评价指标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对于定量指标，本文中均为正向指标，可以由专家组根据该指标的历史数据、同行业平均数据、标准数据等确定从优秀到很差的五级评价值。当子因素指标值vij为定量指标时，可以运用功效系数法令rij=0.1-（vij-vimax）/d，其中d=(vimax-vimin)/0.9。以企业数量为例，将全国各省份的绿色食品企业数量的最大值770作为优秀值，最小值5作为很差值，四等分确定其他评价标准值。④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评价结果。根据指标处理结果构造模糊隶属度矩阵，依据模糊变换原理，将各因素的权重向量与模糊隶属度矩阵进行复合运算，从而得到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和二级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各主因素层和目标层的模糊评价向量如下：B1=(0.13，0.48，0.39，0.00，0.00)，B2=(0.10，0.20，0.50，0.13，0.07)，B3=(0.07，0.31，0.33，0.23，0.06)，B4=(0.17，0.13，0.59，0.07，0.04)，B=(0.10，0.30，0.41，0.14，0.05)。

2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评价结果分析

依据最大隶属度原则，从评价结果可知，产业要素、政策要素、营销能力要素、营销绩效要素的模糊评价水平分别是良好、一般、一般、一般。而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的综合评价水平是一般，还有待提高。从确定的一级指标权重来看，各要素对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水平的影响程度排序为：营销能力要素、产业要素、政策要素、营销绩效要素，各要素的影响程度分别为0.46、0.22、0.20、0.12。这说明营销能力要素是评价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水平最重要的要素。从产业要素来看，企业平均资产规模指标所占比重达到0.43，这说明企业的规模对产业要素影响最大。从政策要素来看，政府支持力度和市场监管力度权重各占0.50，重要程度相当。从营销能力要素来看，营销网络分布和产品结构水平的权重分别是0.16、0.28、0.19，这说明营销网络和产品结构是影响营销能力要素的关键因素。从营销绩效要素来看，市场占有率、品牌美誉度三项指标所占比重分别是0.49、0.24，最能反映营销绩效。从三级指标的综合权重来看，营销网络分布、政府支持力度、市场监管力度和企业平均资产规模的综合权重分别是0.13、0.10、0.10、0.10，这说明以上四项指标是影响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水平提升的关键性指标，应特别重视。产品结构、产品质量合格率、市场占有率和促销力度的综合权重分别是0.09、0.07、0.06、0.05，这说明以上四项指标是影响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水平提升的重要指标，应该予以关注。而其他各项指标是影响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水平的一般指标，虽然它们的综合权重较小，也应予以重视。而从各项指标的评价结果来看，企业平均资产规模、政府支持力度和市场监管力度、产品结构和营销网络分布等对于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水平影响较大的指标的评价值较低。这说明企业规模偏小、政府支持和市场监管力度不够、产品结构不合理和营销网络分布不均衡是制约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需要从以上方面采取切实措施促进黑龙江的绿色食品营销。

3促进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的对策

3.1加强政策支持

政府可以主办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展示和推介活动，鼓励和组织绿色食品企业参加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博览会和展销会。应加大宣传力度，唤起大家的环保意识，引导大众更新消费观念，关注绿色食品[2]。应大力整合各绿色食品企业和农贸批发市场，布局建设现代化农产品物流中心，充分发挥它们的产品集散功能。

3.2加大市场监管力度

应尽快出台和完善关于绿色食品标示管理、绿色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和绿色食品市场经济行为规范的的法律法规，为绿色食品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应完善省、市、县三级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基本形成以省级检测为主，区域性检测为辅，以重点市县检测为基础上下贯通的绿色食品质量检验监测服务体系[3]。应加强绿色食品质量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和增加监管深度，提高对企业的检查频率，全面推行企业自查自纠制度。

3.3壮大企业规模

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国内外资金投入黑龙江绿色食品的开发，促进民间资本向绿色食品产业流动，促进企业资金渠道的多元化。应加快绿色食品相关及支持产业的发展，为企业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提升企业竞争力。中小企业要积极向名牌企业靠近、同大企业开展不同形式的联合与协作、通过联营联牌、贴牌生产等方式确保企业的稳定和发展[4]。

3.4优化产品结构

企业应以市场为导向，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开发绿色食品，可以为高收入阶层开发价高档绿色食品，为老年人、儿童和妇女开发高营养产品和保健产品。应积极发展绿色食品养殖业和精深加工，从而优化产品结构，增加产品附加值。应改善绿色食品包装，创新产品的包装设计，实现产品差异化，提高整体产品价值。

3.5拓展营销网络

篇10

［摘要］文章借鉴国内外权威机构及各专家学者有关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结合常州市实际发展情况，构建了常州市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环境和政策支撑四个方面对常州市绿色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和评价研究，找出影响其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促使常州市在绿色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

［关键词］常州；绿色经济；绿色发展评价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9．045

［作者简介］陈澄（1994—），女，汉族，江苏常州人，西南林业大学在读研究生；通讯作者：付伟（1986—），女，汉族，山东青岛人，西南林业大学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至今天，传统发展方式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稀缺已不容忽视，“褐色经济”难以为继，“绿色经济”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实践。“绿色经济”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皮尔斯提出的，他认为社会应该建设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以承受的经济。［1］在此理念下，常州市对绿色经济发展予以高度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因此，本文选取常州市为研究对象，以绿色经济发展状况为研究内容，引入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数，对常州市绿色经济发展成果及问题进行研究，并给出相应意见，为其制定绿色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1 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方法

1．1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即已经统计出绿色经济发展评价使用频率较高指标，通过借鉴已有的指标体系，结合常州市具体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确定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环境和政策支持四个方面综合考察，确保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水平状况及其时间演变趋势得到综合性评价与分析，初步确定了常州市绿色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

经济效益选取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在内的六项指标，旨在考察近年常州市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效益指标选区包括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登记失业率、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等在内的6项指标，来考察常州市居民生活水平、教育及科技水平等；资源环境选取市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工业废水及废气排放情况等，来反映常州市近年绿化治理及污染情况；政策支持选取市区污水池利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节能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等指标，来反映近年常州市绿色经济发展中政府的支持引导情况。

1．2基于熵值法的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模型

数据标准化的一般方法有简单归一化法、向量归一化法、线性比例变换法、极差变换发等。本文采用极差变换法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本文综合借鉴各种评价方法，选取熵值法对常州市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熵”是一个热力学的概念，表示不确定性的量度。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在综合评价中，相对于层次分析法、专家调查法等主观赋权法更具有科学性与准确性，已有的研究文献中，部分学者便是采用熵值法对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评价分析。［2］

1．3常州市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常州市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见下表。

2 常州市绿色经济发展综合分析评价

2．1常州市绿色经济发展已取得的成效

“国家森林城市”是目前评价一个城市绿化成绩的最高荣誉，最能反映城市生态建设的整体水平。常州作为江苏省唯一入选的城市，2016年成功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可见常州市近年绿色经济发展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的。

2．1．1经济效益发展水平

21世纪以来，常州市经济发展呈现速度不断加快的良好势头。201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773．9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8．5%，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52．7亿元，下降0．9%；第二产业增加值2682．3亿元，增长7．4%；第三产业增加值2938．9亿元，增长10．1%。三大产业结构自2015年实现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变后，继续扩大第三产业优势，产业发展愈加合理。但从横向来看，与省内其他城市相比还存在差距。2015年，常州市地区生产总值位于江苏省第六位，只相当于排位第一的苏州的36%，增速也在不断放缓，处于全省后位。

2．1．2社会效益发展水平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常州市也实现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逐步提升。2016年，全市城镇化率已达到71%，不断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和完善社会福利事业。大力引进科技人才，科技进步监测居全省第四位。2015年全市教育现代化建设综合得分88．1分，教育教学保持全省前列。

2．1．3资源环境保护能力

常州自2014年正式启动创森工作以来，全市造林面积已超15．3万亩，基本形成了“林水相依、林路相依、林城相依、林田相依”的城市森林格局。尽管常州市成功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但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耗费和废气、废水排放依然较大。2015年，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分别达12977万吨和35061894万标立方米，市区空气污染指数小于100的天数占全年比例仅为67．3%，空气问题严重。

2．1．4政府政策扶持力度

常州政府为城市经济绿色发展已经出台并实施了诸多相关法律法规，单从2015年至今，就有包括《常州市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加快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发展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15〕122号）、《常州市畜牧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等多方面的政策方案，通过这些规划的引导支持，常州市绿色经济发展收到了实践的果实。

2．2常州市绿色经济发展评价分析

以下评价指数是以极差变化法和熵值法推算出的，指标评价值数值越大，情况越佳。

2．2．1经济效益分析评价

经济效益指数是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体现，经济实力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基础，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将常州市2011—2015年经济效益维度中各评价指标具体评价值的变化情况列出，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评价值的变化趋势总体是一致的，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发展情况良好。产值结构方面，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指标评价值下降趋势明显，只有2013—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指标评价值略有上升，其余均呈不同程度下降。其原因是，第二产业经过多年迅速发展扩张，产业基数较大，第三产业发展起步较晚，还处在波动发展阶段，同时进入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大环境中，所以第二、第三产业增速整体表现为下降趋势。

2．2．2社会效益分析评价

发展绿色经济最终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效益指数则衡量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程度，具体指标评价值如图2所示。其中，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指标评价值刻度为右边次坐标轴，其余为主坐标轴。

在科技创新方面，从事R&D人员数指标评价值在2013—2014年有所下降，但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指标评价值呈稳定上升趋势，可见创新效率在不断提升，且两者在2015年到达顶点，社会科技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是在不断加强的。其中，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指标评价值相较其他数值较大，是和它的权重有很大关系，其余五项权重均低于0．002，而该项权重达0．257。在教育方面，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指标评价值有轻微波动，整体水平稳定。在人民生活方面，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指标评价值均呈上升趋势，说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同时，登记失业率指标评价值也表现良好，说明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在不断提升。

2．2．3资源环境分析评价

资源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环境指数反映了地区资源环境的状况，地区资源拥有量、利用率越高，环境污染越小则该地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所以它是衡量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其各评价指标评价值如下图3所示。

为了图表的可读性，工业废水、废气中污染物的指标评价值未在图中显示，但它们大致趋势应与工业废水、废气一致，所以对整体分析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在资源耗费方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综合能源消费量指标评价值逐年下降，说明相关工业企业能源耗费在逐年上升，尽管这和工业整体发展保持一致，却也反映了能源利用效率未能实现和产业发展的同步提高。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因权重很小，指标评价值在图中不能很好反映变化，从具体数值来看是在逐年增加的；市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指标评价值也是在逐年上升的，综合看来，城市的生态和景观环境在不断改善，绿化建设步伐有序进行。在环境污染方面，市区空气污染指数小于100天数占全年天数的比例指标评价值有较大波动，2011—2012年呈较好水平，2013年触底后又逐渐回升；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指标评价值变化趋势一致，2011—2014年数值不断上升，情况不断好转，2015年又有所回落。综合反映常州市在废水、废气等环境污染问题上，努力进行控制和治理，但控制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2．4政策支持分析评价

政策支持指数主要表现在环境治理和环境投资两个方面，反映了常州市政府为绿色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其具体指标评价值变化如图4所示。

在环境治理方面，市区污水处理率指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指标的评价值因权重很小，结果不能很好反映情况，就其具体数值来看，基本是在逐年上升的，政府环境治理方面效果可见。在环境投资方面，节能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指标评价值波动下降，2013年略有上升，可能和图上反映的2013年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指标评价值下降明显有关，总体两者形成变化互补，说明常州市政府在有计划地推进文化教育和城市环境建设。

2．3常州市绿色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分析评价

绿色经济是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融相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种模式，绿色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融合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环境和政策支持四大维度，反映了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具体如图5所示。其中，绿色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刻度为右侧次坐标轴，其余为左侧主坐标轴。

从图5可以看出，绿色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和资源环境指数的变化趋势最相似，这与四个维度权重大小有一定关系，资源环境的权重为0．485，对绿色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影响最大；社会效益权重次之，为0．306，经济效益再次之，为0．130，它们对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政策支撑权重最小，为0．079，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综合评价结果。

在2011—2015年，一方面，常州市经济和社会效益基本呈稳定上升趋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对工业倚重较大，而工业发展又依赖于资源消耗，且科学技术尚不能完全同步产业发展，另外，政府节能环保投资也不能稳定进行，导致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善，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依然是未来政府工作的重点。

3 常州市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建议

3．1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加强污染治理力度

绿色经济发展是以生态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的，在此理论指导下，必须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常州市人口持续增长，产业不断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必将日益严重，长此以往将威胁到人类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将污染治理列为重点项目进行推进，应根据常州市的环境现状及发展要求，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根本、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地构建整个常州市的绿色生存环境。常州的污染治理重点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对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强，不仅要严格控制污染源与排放量，同时应注重环境质量的提升。［2］这也需要全体市民积极参与建设，为常州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3．2提高绿色技术水平，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推进常州市绿色经济发展，必须加大科技创新，提高科技水平。绿色技术的应用，关键作用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这将从根本上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应提供良好的绿色创新环境，鼓励人才创新，鼓励融资进行科研活动。政府牵头构建技术共享平台，支持引导研究成果的产业化转变，对于绿色技术成熟、发展情况良好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和奖励。

3．3加大投资力度，建设生态文明

目前，常州市的污染排放量客观上仍然很大，有些甚至还在扩大，而节能环保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却没有相应提高，这就需要政府在目前治理水平的基础上加大环保投资力度，合理分配投资金额。同时政府应加大对技术创新的补贴力度，通过优惠政策鼓励绿色产业的发展，为生态文明奠定基础。

3．4强化监督监管，落实环保政策

长期有效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关法规体系，更需要加强监督监管，才能将环保政策落到实处。首先，从源头上加以控制，加强对建设项目的环保评估，提高准入门槛，将任何高污染项目拒之门外；其次，进行全市范围内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的检测，并长期进行监督，保证权责清晰，能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最后，对节能环保的财政支出强化监管，防止挪为他用。［3］

参考文献：

［1］万志康．“绿色发展”的哲学探索［D］.扬州：扬州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