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的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遗传学的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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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光遗传；抑郁症；抑郁小鼠模型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9.041

抑郁症是一种会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疾病，是当今社会中很常见的一种情绪障碍综合征。抑郁症患者会呈现出焦虑，自卑，厌世，心境低落等症状，重者甚至产生自杀倾向。随着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和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抑郁症发病率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据统计，约13%-20%的人曾有过抑郁的体验，人群中的抑郁症终生患病率更高达6.1%-9.5%之多。抑郁症已然成为世界常见的疾病之一，研究降低其发病率的科学方法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抑郁症的生物学机制以及治疗手段都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突破，近年来光遗传学的快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神经生物学机制的强有力工具。本研究利用光遗传学技术设计实验来研究与抑郁症发病相关的脑区，从而为抑郁症发病机制理解及治疗提供更好的帮助。

1抑郁症

作为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科学界提出几种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假说，包括几点：

（1）神经环路假说：该假说认为抑郁症是由多个脑区参与的，综合调控发生的。负责情感，决断，赏罚的脑区对抑郁症的关系尤为密切。

（2）单胺类神经递质功能低下假说：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五羟色胺等单胺类物质参与了精神活动，情绪反应，体温调节等生理反应。该假说认为患者脑内的单胺递质水平，即5-羟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神经递质系统功能的低下导致了抑郁症。

（3）神经营养缺乏假说：在神经发育过程中的生长因子对成年大脑的可塑性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作为中枢神经系统中分布最广泛，含量最多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对神经元的生长，分化和损伤修复功能起重要作用。

类似于舍曲林，帕罗西汀和氟西汀的药物进行的药物治疗和其他形式的治疗手段是目前常见的抑郁症治疗方法，虽然这些治疗方法的见效较快，但是由于抑郁症具有高复发性和隐匿性，患者服用的不少药物都有不良副作用。

2光遗传学技术

光遗传学，是将光敏感离子通道蛋白神经元表达，并利用特定波长的光照激发从而实现对目标对象精细调控的学科，即通过操纵神经元来兴奋或抑制靶细胞和靶器官。该技术可以对哺乳动物大脑组织进行无损伤的操控，它具有目的性强、精准度高，细胞特异性强等特点。是由2005年Boyden等人证明光刺激绿藻视蛋白可以使神经元产生应答而发现的技术。近年来，光遗传学在复杂的生物学机制探究，尤其是脑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11年，NatureMethods将光遗传学技术誉为了21世纪神经生物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技术。

光敏感蛋白在光遗传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光遗传学的主要工具，被发现于单细胞微生物如绿藻、单胞菌的视蛋白中。光敏感蛋白根据不同的效应可以分为兴奋性光敏感蛋白和抑制性光敏感蛋白两种。视紫红质-2（ChR2）是目前最常用的兴奋性光敏感蛋白，它在被蓝光激活后，阳离子内流使细胞去极化，产生动作电位，提高兴奋性。视紫红质（NpHR）是一种常见的抑制性光敏感蛋白，在被黄光激活后会使细胞膜超极化，从而抑制细胞的兴奋。

光遗传学技术自问世来，广泛应用于动物行为研究，比如用光遗传学技术使果蝇体内的多巴胺大量释放，在斑马鱼的躯体感觉神经元的实验过程中，也发现光照可以使其产生逃避的游泳活动等。在神经生物学领域尤其是精神类疾病等研究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可以用于研究焦虑，药物成瘾，恐惧和抑郁症等领域。利用光遗傳学技术，有研究发现中脑腹侧被盖区（VTA）的神经元可以让小鼠表现出糖水偏好减少和社交逃避等特征；光遗传学刺激内侧前额叶（mPFC）可以让“易感”小鼠产生抗抑郁的作用等结论，大量研究表明光遗传学技术在抑郁症研究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3光遗传学探究抑郁症发病实验设计

3.1脑区选择

（1）前额叶皮质：前额叶皮质（PFC）是指覆盖大脑额叶前部表面的皮层结构。在社会认知的领域中，PFC对情绪认知，社会推理，心理和决策推断等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研究表明，前额叶皮质功能的异常与抑郁症相关。

（2）中脑腹侧被盖区（VTA）：中脑腹侧被盖区产生的多巴胺可能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生。对多巴胺能神经元进行特异性的激活或者抑制，可以较为明显的影响实验动物的抑郁表现。

（3）伏隔核：伏隔核参与了奖赏环路的组成，伏隔核的损伤与缺失行为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必然关系。科学家们认为慢性应激是会导致抑郁症发病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会最终引起奖赏系统GABA能神经元受损。

（4）杏仁核：杏仁核与内分泌调节和自主神经活动的调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杏仁核有可能是机体的情绪整合中枢，可以将感觉信息投射到皮层、下丘脑和脑干诸核团，形成意识水平的情绪反应。

3.2前期准备

选择同批次相同重量的同龄成年小鼠共100只小鼠，其中对照组20只小鼠，实验组80只小鼠。实验组共分为16组，四种脑区，每种脑区又分别注射兴奋性光敏感蛋白ChR2和抑制性光敏感蛋白NpHR，同一脑区注射相同的光敏感蛋白的小鼠又分为两组进行不同方式抑郁症小鼠建模。对照组注射携带GFP的病毒载体。各组小鼠在相应脑区注射相应视蛋白后，按脑区分类将光纤分别埋入DP，MO，VTA，PFC四种脑区注射上方附近，术后对小鼠进行单笼饲养，约3到4周后开始进行行为学试验。3.3建立抑郁癥研究的模型

（1）糖水偏好模型。将各组小鼠放在一系列的温和应激之下，使其受到不可预知的刺激。这些刺激包括使小鼠挨饿，不定时泼洒冰水，束缚小鼠等等。在经过三周的温和刺激之后，观察小鼠对糖水的偏好性并同对照组对比，小鼠对于糖水的偏好明显降低，并同时出现攻击力降低，毛色变差等现象。判断为小鼠的缺乏，成功建立抑郁症基础模型。

（2）公鼠造模。经过筛选，选择进攻能力较强的大鼠（大白），和进攻能力很弱的小鼠（小黑）进行实验。将小黑作为入侵鼠放在大白的笼子中，并让他们进行身体接触，每天15分钟左右。在每天其余时间内将大白和小黑用带小孔的透明隔板隔开，让小黑可以看到闻到大白，从而对小黑造成心理阴影。十五天后，将大白盒小黑共同放入社会交互实验箱中进行社会交互实验，试验箱中分为了角落区和交互区。分别在交互区有大白和无大白的情况下，观察小黑在角落区和交互区停留的时间多少，成功建立抑郁症基础模型。

3.4利用光遗传学技术操纵兴奋或抑制小鼠的脑区

分别用公鼠造模和糖水偏好两种基础模型得到的抑郁小鼠进行光遗传学操作实验。已注射光敏感蛋白的实验小鼠，可以在适合光刺激情况下兴奋（ChR2）或抑制（NpHR）该脑区的神经元，从而实现对该4个脑区的调控，探究相应脑区的兴奋或抑制对抑郁症小鼠模型行为的影响。

将不同的抑郁症建模方式得到的小鼠，选择固定频率对相应脑区进行光刺激一段时间，对于“公鼠造模模型实验组”，统计实验小鼠在角落区和交互区停留的时间比例，对于“糖水偏好实验组”，观察统计实验小鼠对糖水的喜好程度，根据光刺激前后小鼠行为变化来推断抑郁症发病相关的脑区。

4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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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核心素养；科学思维；科学探究

中图分类号：G633.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992-7711（2020）14-068-2

《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2017版）》提出，高中生物课程应以发展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为宗旨。学科的核心素养，既是教师开展课堂教学的总目标，也是高考生物学所考查的高阶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让核心素养落地，成为亟待教师探究并解决的问题。

高考生物遗传学可考查的内容丰富、途径多样，能体现考生生物学素养层级。遗传学试题考查的知识兼具广度与深度，能力目标涵盖了4个维度。尤其是理性思维和科学探究的素养。下面笔者将以遗传学部分章节的教学为例，来谈一谈为什么、以及如何在教学中实现对学生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

一、为什么要加强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1.培养生物学核心素养是课程教学本身的需求

科学思维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包括所有为了获取更多的知识而进行的有目的的思维过程。《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2017版）》中，对遗传学板块的要求比如“运用模拟植物或动物性状的杂交实验，运用基因的分离和自由组合定律，由亲代的性状预测子代的性状”“以人类红绿色盲或血友病的研究为例，分析性染色体上的基因在遗传上的特点”等等就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演绎推理能力。

科学探究是指学生能够针对有价值的问题、疑问、难题或者想法进行研究，基于好奇与困惑来理解生命观念、建构知识。遗传学三大定律，是科学家通过假说演绎法获得的。因此，遗传学规律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科学探究过程。在课堂上安排一定的探究活动，可以让学生体验科学家是如何探索遗传学规律，更好地理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假说演绎法，同时作为一种自主学习的方式，它也能帮助学生建构生物学知识——基因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以及伴性遗传。

2.培养生物学核心素养是适应高考的需求

历年高考实测数据显示，遗传学试题区分度较高，可对考生进行有效的区分和选拔，助力高考服务选才核心功能的实现。根据2014-2018年高考理科综合全国卷生物试题的实测统计数据可知，遗传学试题相对较难，零分人数比较高。究其原因，一是考生对计算类题目的“原生恐惧”，二是理科综合试题作答时间有限的“主动放弃”。

二、如何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

教育不是没有思维过程的事实性知识的累积，不是教师将思维传递给学生，而应该是学生个人的思维过程。所以，为了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笔者在遗传学的教学中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尝试。

1.巧设问题，层层推进，引导学生分析遗传现象背后的原因

比如：在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这一节的学习中，首先抛出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对相对性状在遗传时具有怎样的规律，那么如果双亲之间具有两对相对性状，它们在遗传时每一对是否还能遵循基因的分离定律？相互之间会不会相互影响”，引出这节课要研究的主题。这也是后面在分析實验现象时要紧扣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设置怎样的实验方案呢？”“孟德尔也是这样设计的。孟德尔的实验现象是怎样的？”“你觉得黄和绿、圆和皱在遗传时每一对是否还能遵循基因的分离定律？你的依据是什么？”“对实验结果中F2既有与亲本相同的黄色圆粒、绿色皱粒，又有与亲本不同的绿色圆粒、黄色皱粒，你能否做出相关的假设或解释？”“F2的不同表型的比为什么近似于9：3：3：1？”这样就避免了知识的直接灌输，能够让学生自己去分析和解决一定的问题。另外，在用棋盘法进行结果分析之后，再次以问题串的形式激发学生的思维。比如：“图中，有哪些不同的基因型，比例各占多少？表现型有哪几种，比例各占多少？”“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你能否从图解中找出一定的规律？”“如果不画图解，你能否快速地得出有哪些基因型？及某一种基因型所占的比例？”学生们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也许会有一定的障碍，或者完成得不够好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能够自主地发现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2.深入剖析，精辟点拨，帮助学生领悟科学研究方法的精髓

在遗传学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假说演绎法，最基本的研究方案就是杂交、自交和测交，这些可以说是贯穿整个遗传学教学始终的。然而学生们往往忽视了这种方法本身，只关注遗传学的基本规律，或者对这种方法的理解不够，无法在学习和实践中进行相关的运用。其实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剖析和点拨，帮助学生领悟其精髓。比如：“第二节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教学过程。在学习摩尔根的果蝇的眼色遗传实验时，在观察到相关的实验现象后，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果蝇的眼色的遗传是否遵循基因的分离定律，为什么？”“F2中白眼都是雄果蝇，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你觉得红眼白眼基因应该位于什么样的染色体上？请说明理由？”“你怎么向他人证明你的观点？”“你有哪些可行的方案，预期的实验现象和结果是什么？请用图解表示出来。”而学生在做完他的相关的方案设计以后，就可以点出来，摩尔根也是这样做的。还可以引导同学们反思，其实自己在设计方案的时候，用到的自交、杂交和测交就是遗传学研究的基本方案，我们在研究相关问题的时候关键就是要找对合适的亲本来进行。通过演绎既要能解释已有的现象，又能准确预测未知实验的结果，才能证明自己的假说是正确的。帮助学生理解什么是演绎，以及如何评判演绎的结果是否正确。

3.自主尝试，探索总结，推动学生发现特殊的规律

在伴性遗传这一节中，关于如何判断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不同位置一直是一个难点，但也是高考常考的点。它对于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都很高。要想真正让学生掌握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发现和总结规律。在学习红绿色盲的过程中，可以要求学生自己去思考“人类关于红绿色盲有多少种可能的组合，不同的组合下子代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哪些组合下子代会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为什么会不同？”当学生真正找出这些特殊性的时候，再请他们思考“要通过某种方案确定某性狀的遗传是否是伴X遗传，有哪些可行的方案”时，他们就能较快地说出自己的思路了。有了红绿色盲的学习基础之后，再来推进学生啃硬骨头“区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不同位置”。首先以XY染色体的示意图，让学生提出基因在染色体上有哪些可能的位置。然后再来分别研究不同位置上的遗传特点。这里最难的就是XY同源区段的遗传。仍然可以先问学生“如何探究XY同源区段的遗传特点”“你觉得它与常染色体遗传比较像还是与伴X遗传比较像”“你打算怎么做”。比如关于基因型的书写、组合的类型等等。当学生自己写完12个组合的结果以后，就能很快找出特点了。这时，可以点拨一下，让学生知道，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它在什么情况下会表现出伴性遗传“与性别相关联”的特点，并引导学生分析“为什么这些组合下子代会表现出雌雄的不同”，强化理解，而这些特殊的组合就是我们解决相关问题的关键。然后拿出相应的例题，让学生来区分“常染色体与XY同源区段的遗传”以及“伴X遗传与XY同源区段的遗传”，自己尝试总结相关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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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表达正确与否，既受控于DNA序列，又受制于表观遗传学信息。表观遗传学主要通过DNA的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和非编码RNA调控等方式控制基因表达。近年发现，副突变也包含有表观遗传性质的变化。

1.DNA甲基化

DNA甲基化是由酶介导的一种化学修饰，即将甲基选择性地添加到蛋白质、DNA或RNA上，虽未改变核苷酸顺序及组成，但基因表达却受影响。其修饰有多种方式，即被修饰位点的碱基可以是腺嘌呤N-6位、胞嘧啶的N-4位、鸟嘌呤的N-7位和胞嘧啶的C-5位，分别由不同的DNA甲基化酶催化。在真核生物DNA中，5-甲基胞嘧啶是唯一存在的化学性修饰碱基，CG二核苷酸是最主要的甲基化位点。DNA甲基化时，胞嘧啶从DNA双螺旋突出，进入能与酶结合的裂隙中，在胞嘧啶甲基转移酶催化下，有活性的甲基从S-腺苷甲硫氨酸转移至胞嘧啶5-位上，形成5-甲基胞嘧啶（5mC）。DNA甲基化不仅可影响细胞基因的表达，而且这种影响还可随细胞分裂而遗传并持续下去。因此，它是一类高于基因水平的基因调控机制，是将基因型与表型联系起来的一条纽带。在哺乳动物细胞的基因组DNA中，约有3%～5%的胞嘧啶是以5-甲基胞嘧啶形式存在的，同时70%的5-甲基胞嘧啶参与了CpG序列的形成，而非甲基化的CpG序列则与管家基因以及组织特异性表达基因有关。因而CpG的甲基化与否在基因的表达中起重要作用。高度甲基化的基因，如女性两条X染色体中的一条处于失活状态，而为细胞存活所需一直处于活性转录状态的持家基因则始终处于低水平的甲基化。在生物发育的某一阶段或细胞分化的某种状态下，原先处于甲基化状态的基因，也可以被诱导去除甲基化，而出现转录活性。

2.组蛋白修饰

组蛋白是真核生物染色体的基本结构蛋白，是一类小分子碱性蛋白质。组蛋白有两个活性末端：羧基端和氨基端。羧基端与组蛋白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和DNA缠绕有关，而氨基端则与其他调节蛋白和DNA作用有关，且富含赖氨酸，具有极度精细的变化区，这类变化由乙酰化、磷酸化、甲基化等共价修饰引起。这些修饰可作为一种标记或语言，是“组蛋白密码”的基本组成元素。这种组蛋白密码可被一系列特定的蛋白质所识别，并将其转译成一种特定的染色质状态以实现对特定基因的调节，这显著地扩大了遗传密码的信息储存量。

3.染色质重塑

真核生物染色质是一切遗传学过程的物质基础，染色质构型局部和整体的动态改变，是基因功能调控的关键因素。染色体重塑是指染色质位置和结构的变化，主要涉及在能量驱动下核小体的置换或重新排列，它改变了核小体在基因启动子区的排列，增加了基因转录装置和启动子的可接近性。染色质重塑的发生和组蛋白N端尾巴修饰密切相关，尤其是对组蛋白H3和H4的修饰。修饰直接影响核小体的结构，并为其他蛋白提供了和DNA作用的结合位点。染色质重塑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含有组蛋白乙酰转移酶和脱乙酰酶的化学修饰;另一类是依赖ATP的物理修饰，利用ATP水解释放的能量解开组蛋白和DNA的结合，使转录得以进行。

4.非编码RNA

调控有多种功能性非编码RNA可对基因表达水平进行干扰。各种生物中双链RNA（dsRNA）可通过不同途径被分割成小的干涉RNA（siRNA）或RNAi。RNA干涉（RNAi）属于转录后基因沉默，它可使转录后的同源mRNA降解，使同系的DNA序列发生修饰性变化（甲基化），使rRNA甲基化，从而使目的基因表达沉默。

5.副突变

副突变是指一个等位基因可以使其同源基因的转录产生稳定可遗传变化，即一个等位基因被另外一个等位基因在转录水平上被沉默且这种能力可遗传。这种现象是1956年R.A.Brink在研究玉米的R基因座位时发现的。此后在其他植物、真菌甚至小鼠中发现。

二、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的关系

传统遗传学认为遗传信息储存于DNA的序列中，它主要研究基因序列改变所致的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是基因质的变化;表观遗传学则认为遗传信息是DNA甲基化形式和组蛋白密码、RNA干涉等，它实际上是以基因表达水平为主的量变遗传学。表观遗传变异也能遗传，并具重要的表型效应，但其不同于基因突变。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表观遗传学机制能对激素、生长因子等调节分子传递的环境信息在不改变DNA序列的情况下做出反应。因此，只有二者彼此协同，生命过程才能按序正常进行，否则就会出现异常。由此可见，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系统既相区别、彼此影响，又相辅相成，共同确保细胞的正常功能。

三、表观遗传学研究的应用前景

表观遗传学补充了“中心法则”忽略的两个问题，即哪些因素决定了基因的正常转录和翻译以及核酸并不是存储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在分子水平上，表观遗传学解释了DNA序列所不能解释的诸多奇怪的现象。例如，同一等位基因可因亲源性别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基因印记疾病，疾病严重程度也可因亲源性别而异。表观遗传学信息还可直接与药物、饮食、生活习惯和环境因素等联系起来，营养状态能够通过改变表观遗传以导致癌症发生，尤其是维生素和必需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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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脊髓型颈椎病；后纵韧带骨化；遗传学

脊髓型頸椎病（cervicalspondyloticmyelopathy，CSM）及后纵韧带骨化（ossificationofposteriorlongitudinalligament，OPLL）是引起颈部脊髓功能障碍最常见的两种原因。随着人类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改变，CSM已成为常见的临床疾病，其以椎间盘退变为主要病理基础，包括相邻椎体后缘退变增生骨赘形成使该节段椎管管腔狭窄并导致脊髓的慢性压迫引起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这种退行性颈脊髓病的常见表现可从轻微的感觉障碍到四肢瘫痪和严重的括约肌功能障碍，患者普遍存在生活质量明显下降[1]。OPLL是亚洲人群中常见的一种异常病理改变，其特征是后纵韧带中病理性异位骨化形成。OPLL可以促进CSM的形成，同时许多CSM患者常常合并OPLL。BednarikJ等[2]研究发现，22.6%的OPLL患者将发展为CSM。另有研究显示，椎管狭窄超过60%、侧方发展的OPLL及颈椎活动度过大均是脊髓病变的诱发因素[3]。对于无症状的OPLL，其发展为脊髓病的可能性为0～61.5%。近年来，有关CSM和OPLL的研究发现，除常见原因外，遗传因素、自身免疫、外交感神经、骨质疏松症、血管、炎症反应及颈部肌肉均与这两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相关。同时，CSM与OPLL的遗传研究为CSM和OPLL发病机制的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路径。目前，对CSM及OPLL的遗传模式及相关基因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这不仅有助于揭示相关易感因素的传递方式，还为疾病发生发展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生物学道路。基于此，本文对近年来有关CSM和OPLL的病理生理机制、遗传模式及相关基因的研究进行综述，旨在为CSM和OPLL的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1CSM

1.1CSM的病理生理机制CSM是颈椎病中的一种类型，是颈椎结构退变导致椎管狭窄并压迫脊髓随后引起脊髓功能障碍或进行性残疾的疾病。当前颈椎病的患病率已明显超过以往常见的下腰痛，而且随着我国人均寿命的延长，此类以退行性变为基础的疾病必然增加[4]。CSM的临床症状和影像学表现较为多样，但其病理过程是一致的，这为疾病的早期防治、诊断及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了解其临床表现具有重要意义，且有助于提高该病的诊治水平。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脊柱始终处于生理负荷状态，这可能导致椎间关节、后纵韧带和黄韧带的增生和钙化，也可能促进骨赘、骨刺以及椎体半脱位的发生，从而引起椎管直径减小，出现静态压迫。而椎管局部区域变窄，压迫神经根，将出现相应区域疼痛的症状；同时，动态脊髓的压迫（即过度的颈部屈伸运动）会反复损害脊髓功能。但静态和动态压迫并不能完全解释脊髓型颈椎病神经元损伤的机制。研究表明[5]，CSM的病理生理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和机制。AljubooriZ等[6]在CSM患者的尸检研究中发现，受压迫节段的脊髓存在缺血性改变，如脊髓坏死和灰质空化等。说明脊髓的血液供应受到影响可导致脊髓神经元损伤、内皮细胞及小血管数量减少，而内皮细胞是血液-脊髓屏障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完整性的破坏可能导致外周炎性细胞侵入脊髓实质，进而造成脊髓神经元损伤，诱发CSM。血管渗透性增加可促进炎症分子和其他潜在细胞毒性蛋白释放到脊髓实质，从而促进脊髓实质水肿[7]，这种脊髓实质水肿可加剧神经损伤，并在CSM的慢性退行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8，9]。此外，谷氨酸毒性[10]、自由基介导的细胞损伤[11]和凋亡[12]也被认为是CSM继发损伤的重要途径。

1.2CSM的遗传模式环境因素在CSM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遗传因素在CSM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13]。MukerjiN等[14]在双胞胎对比研究中发现了颈椎病的遗传易感性。PatelAA等[15]使用犹他州居民的族谱数据库研究CSM在非双胞胎之间的遗传模式，并对CSM患者亲属的相对患病风险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共486例居民患有脊髓型颈椎病，且其一级亲属的相对患病风险是三级亲属的5倍以上。目前已经证实家族关系与CSM的遗传易感性显著相关，但其具体遗传模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1.3CSM相关基因随着基因组学的发展，单核苷酸多态性和蛋白质组学的研究不断进步，CSM相关基因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载脂蛋白E（apoE）、骨桥蛋白（OPN）、BMP-4、胶原蛋白Ⅸ色氨酸（TRP2）、维生素D受体（VDR）、HIF-1a、环氧合酶2（COX-2）、ApaⅠ和TaqⅠ等基因均可能与CSM的遗传易感性、疾病严重程度或预后有关。WangZC等[16]研究了VDR、ApaⅠ和TaqⅠ的多态性，发现其与CSM患者密切相关，同时发现CSM和胶原蛋白9A2基因的色氨酸等位基因（Trp2）以及吸烟暴露之间存在一定联系[17]。apoE是一种有效的血清蛋白，其通过与低密度和极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结合来调节血浆脂质水平，在各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修复和再生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已知其与阿尔茨海默症、抑郁症等疾病密切关系。最新研究发现apoE与GSM密切相关，如SetzerM等[18]的研究显示，apoE4基因型与存在慢性颈髓压迫患者的CSM发病风险显著相关，并且该基因型的CSM患者在颈前路减压和椎体融合术治疗后症状没有明显改善，但这一观点还需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来评估其临床实用性。胶原蛋白Ⅸ是组织中胶原蛋白和非胶原蛋白之间的桥梁，已有研究表明[19]，編码胶原蛋白Ⅸ的基因与椎间盘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破坏胶原蛋白Ⅸ的表达可加速椎间盘退变。胶原蛋白Ⅸ的α2和α3链由COL9A2（Trp2）和COL9A3（Trp3）基因编码，Trp2中的色氨酸多态性导致了遗传性椎间盘疾病，而存在Trp3突变的患者CSM患病风险明显增加[20]。有关CSM患者Trp2和Trp3基因多态性的研究表明，CSM患者的Trp2等位基因频率明显较高，且与CSM的患病风险相关。OPN是一种非胶原细胞外基质糖蛋白，主要由骨和肾中的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产生，其在骨形态、免疫调节和炎症反应中起主要作用。OPN基因位于染色体4q21-25上，包含7个外显子，跨度约为11kb。研究表明[21]，CSM患者的GG和G等位基因-66T>G多态性的频率明显高于健康人；但其-156G>GG和-443C>T等位基因的频率基本一致，说明OPN-66T>G多态性显著影响了OPN的局部表达和椎间盘炎性因子的水平。因此可以认为，OPN-66T>G多态性可能通过增加OPN的表达和炎症反应上调了机体对CSM的易感性，且促进了疾病不良结局。

2OPLL

2.1OPLL的病理生理机制OPLL是一种特发性多因素疾病，其发病机制涉及遗传因素和非遗传因素，包括饮食、肥胖、后纵韧带生理劳损、年龄和糖尿病等。OPLL由后纵韧带内异位骨化形成，通常发生在颈椎水平，属于人口老龄化疾病，人群患病率约为1%～4%[22]。研究显示[23]，约17%的OPLL患者会出现颈髓病变，29%的无症状OPLL患者在未来30年内可继发脊髓病变。OPLL临床表现主要为脊髓病变和/或神经根病变，严重者可出现感觉运动功能障碍，甚至四肢瘫痪，这些表现多由骨化后椎管体积减小以及骨化的韧带压迫和损伤脊髓所致[24]。异位骨化可能是OPLL潜在的发病因素，多种生物力学和代谢介导的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25]被高度怀疑在异位骨化形成中起作用，如SatoR等[26]研究显示，新生血管形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阳性的化生软骨细胞和异常的胶原蛋白表达可能在软骨内骨化中发挥作用，进而诱发OPLL。目前尚无确切的OPLL病理生理机制，还需要大量的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来提高临床对OPLL的认识。

2.2OPLL的遗传模式OPLL是一种复杂的多因素疾病，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为了确定OPLL的遗传模式，人们已经进行了一些遗传学研究。TerayamaK[27]对347例OPLL患者的研究发现，OPLL患者父母的患病率为26%，兄弟的患病率为28%，该研究显示，OPLL患者一級亲属罹患OPLL的相对风险是普通人群预期发病率的5倍以上。也有研究显示，OPLL患者亲属罹患OPLL的相对风险是普通人群的7倍。OPLL患者的亲属的患病率很高，这意味着OPLL可能存在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模式，但这些研究均未能发现OPLL存在确切的常染色体显性或隐性遗传模式。同样，这些研究也否定了多基因遗传假说。总之，虽然已有研究表明OPLL遗传率很高，但目前尚缺乏确切的数据支持。

2.3OPLL相关基因目前研究普遍认为OPLL是多基因疾病。外源核苷酸焦磷酸酶/磷酸二酯酶（E-NPP）基因一种跨膜金属酶，主要通过产生钙化抑制剂无机焦磷酸酯来调节软组织钙化和骨质矿化[28]，KoshizukaY等[29]研究检查了E-NPP基因中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发现E-NPP可能是治疗OPLL的潜在靶点，但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来阐明其在OPLL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确切机制。骨形态发生蛋白和转化生长因子β在骨形成和代谢的病理生理学途径发挥着重要作用，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这两种蛋白质密切相关，特别是骨形态发生蛋白-2、骨形态发生蛋白-4和转化生长因子β1[30]。同时，单核苷酸多态性可能与OPLL密切相关。一项OPLL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在8p11.21、8q23.1、8q23.3、12p11.22、12p12.2和20p12.3的3条染色体上识别出26个单核苷酸多态性，这些单核苷酸多态性被认为与OPLL显著相关，其中6个单核苷酸多态性在复制试验中被确认为是对OPLL高度敏感的基因座，这些基因靶点为观察OPLL病理生理机制提供了新的途径。

篇5

两汉和南北朝时期两汉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即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亦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该书的“自序”是关于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经典文献。其对于医学的宗旨和医学的道德规范都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治病应不分贫富贵贱，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可保身长全”的一门科学。“自序”中指出医者当“精究方术”并“爱人知人”。张仲景在自序中不但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处于战乱和瘟疫中困苦百姓的充分同情，也表达了对“不留神医药”“竞逐荣势”“惟名利是务”医疗作风的强烈谴责。南北朝时期，医界对医德颇为重视。南朝梁文帝《劝医论》云：“天地之中，唯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充分尊重了人的生命价值，要求医者当“研精之理，考核儒宗”“终夜讲习”“方称硕学”，并充分认可医者救人一命的功德。

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关于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属药王孙思邈，其代表作《千金方》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内涵，并逐渐使之系统化，形成一个完整体系［4］。最为经典的论述就在于开篇的“大医习业第一”和“大医精诚第二”。其中“大医习业第一”指出：“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提出了要成为大医必须拥有“仁义”“慈悲”之德。“大医精诚第二”则强调医者必须具备“精”和“诚”。“精”即精湛的医术，“诚”即高尚的医德。孙真人认为习医者当首先具备“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志向，对病患当“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其次治病之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只有具备“精”和“诚”的医者方可为“大医”，而孙思邈即被公认为“精诚大医”。如今，孙真人的“大医精诚”篇章已经成为中医习医者必须通诵的经典篇章，已然成为医德的衡量标准。

宋元时期宋元时期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和规范化，同时又发展了一些新的观念。张杲《医说》的“医药之难”“医不贪色”“治病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等篇章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内容。寇宗爽的《医家八要》、林逋的《省心录•论医》等对医德规范均有详细论述，反映了该时期对于医学伦理学思想的理论和教育已经日趋完善。金元四大家进一步发展了医学伦理学的新观点，突出表现为关心人民疾苦、不计名利和回报的高尚情操，遵古不泥古的创新精神以及敢于实践、反对封建迷信的科学态度等。例如，刘完素《保命集•原道论》云：“主性命者在乎人，养性命者亦在乎人，何则修短寿夭皆自人为。”认为人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天数命定”，这种思想尊重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是医学人道主义的新发展。

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的成熟

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又进入了一个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这段时期，传统医学伦理学思想已经日趋完善和成熟。明代裴一中在《言医•序》中云：“学不贯古今，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衣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故神圣之业，非后世读书未成，生计未就，择术而居之具也。”提出了习医者必须具备的知识才能及德行，并认为医属于神圣的行业，不能随随便便去从事，这种思想与《内经》“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的思想极其接近。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是本草学巨著，它纠正了不少前人的谬误，指出了服食丹药的害处，从而否定了历朝历代妄图服食丹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错误做法。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提出医德守则《五戒十要》，是医学伦理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另外，李中梓的《内经治要》《医宗必读》，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徐春甫的《古今医统》，龚廷贤的《医家十要》，李木延的《习医规格》均对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治病》中详细论述了医者当具备的职业道德规范。该书的特色在于一改以往医家“五戒十要”箴言式的的说教传统，而代之以临床四诊、八纲辨证的法则作为医门的“法”，以临床容易发生的错误以及禁例作为医门的“律”，两者结合而称之为“医门法律”。这种把医学伦理学思想贯穿于临床实践中的做法被后人归纳为“临床伦理学”，属于伦理学史上的一大突破［5-6］。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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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精神医学中国哲学

1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9]。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超级秘书网

5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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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穆1灵魂与心[M]1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19

[4]张福利,车离1古典二元论与心身分立[J]1医学与哲学,1992,2:34～35

[5]景怀斌1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J]1心理学报,2002,34(3):327～332

[6]周天庆1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杨德森1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8

[8]徐光兴1心理禅—东方人的心理疗法[M]1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1

篇7

信息是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信息的外在形式是符号，或者称作载体或媒介。语言是信息载体的最基本形式，是人类的第一种传播媒介。[1]翻译是一种语际传播活动，是采用译语媒介将原语载体所承载的原作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的过程。语言符号这一传播媒介或载体所固有的本质特性和与其相关的各种动态的语用因素使翻译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达到对原文信息百分之百的传输。对此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语符分布不均衡对翻译的制约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陈力丹教授在《传播学是什么》一书中指出：“只要存在差异，同时存在某种实际的或情感的需求，就必然发生传播现象。”[1]这里强调的是差异、需求和由此而引发的传播。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或完全相同的两个社会（/团体/民族）是不存在的，在当今的世界和时代，不需要与他人交流的个人或完全封闭的社会也是极不正常或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差异客观存在，传播无处不在。翻译是沟通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传播活动，不同民族间的语言文化差异和他们之间的信息位差使得翻译这一交流媒介成为必要，借助翻译，不同的民族可以互通有无，信息共享，推动世界文明与进步。差异是翻译这一传播活动的前提，正如许均教授所言：“不同文化所特有的个性，则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但同时又构成了翻译的重要障碍。”[2]因此，差异既是翻译的促发动因，又是翻译的阻碍因素，这种翻译障碍首先源自于所涉语言符号分布的制约。语言符号或语言媒介是有意义的代表物或象征形式，[1]每个民族语言都必然反映其所对应的文化个性或承载其特有的文化意义，世界上不同生态环境文化造成了语言词汇分布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给译者的翻译造成了困难。例如，爱斯基摩人成年累月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因而，其表达“雪”的词语颇多，诸如“干雪”、“湿雪”、“飞雪”、“积雪”、“蓬松的雪”、“密实的雪”以及“落得很快的雪”和“慢慢落下的雪”等，而在英语中则仅有“snow”和“slush”两个单词，汉语中却只有一个“雪”字。

阿拉伯语言中有六百个以上涉及骆驼的单词，欧洲语言中只有六个，[1]汉语中仅有一个。这种生活参照系的差异造成的语符分布不均衡或不对应现象是译者翻译中绕不过的难题，他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描写或解释的方式进行翻译，这种权宜之计的译法无论在简洁性还是在准确性方面都无法与原文媲美。又如，美国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生产发达，因此，相应的词语应运而生，反映农场企业大公司性质的拼缀词agribusiness（agriculture+business）就是很好的例子，它表达的是“从事农、林、牧、副、渔等生产经营活动，具有较高的商品率，实行自主经营、独立经济核算、具有法人资格的赢利性经济组织。”[3]将此照字面直译为“农业企业”，对中国读者而言，此译法在传输原语信息方面有所折扣，仅从译文中汉语读者无法知晓其真正的内涵，因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不同于美国的大农场型的生产，美国农业企业的特性、规模和经营方式等概念对中国读者而言是陌生的，汉语中也没有与此相对应的匹配词，直译不能充分表达agribusiness的实际所指和内涵。这就是语言媒介分布不均衡所带来的翻译障碍问题。因此，翻译中所涉及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词汇分布不均衡使翻译在文体、语气、信度、效度或信息传输的有效性方面呈现出一定的限度。

二、语符含义多变性对翻译的制约

字典中所列的词语的含义是其最基本的含义，但在实际运用中，词的含义会千变万化，正所谓义随境迁。例如：switch一词通常用作“开关”之义，在铁路上的意思是“道岔”，在桑拿浴中，birchswitch则是指的“桦木枝条”，用作抽打洗浴者的身体，以促进血液循环，同时，桦木香味也非常怡人。语言载体在传播中的具体含义之多，其弹性之大，常常会使译者始料不及，有些词义在使用中令人捉摸不定，结果译文往往在准确性方面不尽人意，有时甚至产生误译。下例可以说明语符含义的多变性所产生的翻译限度问题。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引进改编的教材《步入商界》的第七单元中，英国Bibury玩具公司的销售主管Kate去美国出差，在旅馆的餐厅里点菜，其中有一道叫做PresidentialChicken的菜，Kate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菜，于是就有了以下她与侍者的对话：Kate：What’sinyourPresidentialChicken？（你们的总统鸡是怎么做的？/你们的总统的鸡都是些什么配料？）Waiter：OurPresidentialChickenwasespeciallycreatedforEx－PresidentGeraldFord.Itisstripsoffarmfreshbabypulletlightlysteamedandservedonabedofleeksgarnishedwithsnowpeas.Whatgoesreallynicewithit，wethink，isafluffybakedIdahopotatowithjustatadofsourcreamoryoghurt.[4]（我们的总统鸡原来是专为前总统福特而制作的一道菜。原料是农场饲养的小母鸡，切成条后稍微蒸一蒸，下面垫以韭葱，配以糖荚豌豆，就可以端上来供客人就餐了。

另外，烘烤松软的爱达荷州的马铃薯，加上少量的酸奶或酸乳和总统鸡一块儿吃，那味道就更美了。）PresidentialChicken的含义如此丰富，其所指内容并非这两个语符所能传递，因此，引发了侍者如此详细的解释。在同一种语言内都造成如此之困惑，更何况译成汉语？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总统鸡”传递的信息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谓极为有限，读者需要知道其配料、烧法和此道菜名的来历等，才能对此有真正的了解和得出切实的感受。在此具体语境下，presidential和其对应的汉语词“总统的”超出了其基本含义范畴，与“chicken”一词搭配，在美国的餐馆英语语域中表达的意思为“wasespeciallycreatedforEx-PresidentGeraldFord”（原来是专为前总统福特而制作的）。也只有在这一语境中，presidential才有此含义，如果没有侍者的解释，仅从菜名中，任凭顾客或译文读者有多么丰富的语言知识和联想，都无法得出其准确的所指含义。但是，作为一道菜名，应简洁明了，不可如此冗赘啰嗦。因此，就翻译而言，尽管“总统鸡”简洁，但它过于笼统，失之宽泛，信息传播不够准确，这主要是由于语言载体或语符含义在千变万化的语境中所呈现的多变特质所致。因此，从以上讨论可见，无论是英语原文还是汉语译文，由于语符含义的多变性，presidentialchicken和其对应汉译文“总统鸡”在信息传输方面显然都具有局限性，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表达或翻译。#p#分页标题#e#

三、语符传递功能的有限性对翻译的制约

陈力丹教授指出：语言符号不能完全满足使用者表达意思的需要，正所谓“意犹未尽”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1]表达事物的极端或极致状态，我们经常会用“难以言表”来形容。翻译中所涉及的原作者的意思或所要传递的信息可能会流露于原作的字里行间，仅从语言符号本身可能无法得以体现，这就关涉到意义表达或信息传递的模糊性问题，译者因此在接收或接触原作者的语言符号时，经常会难以定夺或完全准确地掌握原作者所欲表达的确切含义，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翻译的“不忠实”问题，人们一般都将这种情况归咎于译者的翻译水平或功力，实际上，这种翻译限度有时是语言媒介本身固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语际翻译这一传播活动必须通过语言符号这一媒介，原作者“言不尽意”的表述与译者“朦胧模糊”的接收怎能达到二者的“一拍即合”或“天衣无缝的吻合”这一理想境界呢？当译者将自己的理解付诸于译文文字时，其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信息传输与接收也会遇到同样的意义损失或扭曲的问题。例如，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被译为“FarewellMyConcubine”，颇为人所垢病，英文词concubine用在此不够恰当，首先意思不准确，再者，译文的雅和“译味”都不够，在此，在英文中找出一个比较合适的词语从而拿出一个能与原文在文体、语义内容和语用效果等方面旗鼓相当的译名的确不容易。语言形式和表达内容是不可分离的，汉语原文“霸王别姬”传递了丰富的汉文化内涵，英文无法以如此简洁的形式再现之，对于这种不足，懂双语的读者一看即明了，但英文读者对此缺失会全然不知，其体味和理解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就此例而言，英语符号在传递汉语丰富的文化蕴涵方面所表现出的苍白与无力说明了语言符号传递功能的有限性对翻译的制约。

四、信息接收者的动态因素对翻译的制约

“传播学里谈的‘传播’，是双向、共享意义上的信息、知识的流动过程”。[1]译本只有当读者阅读时才谈得上传播，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才有意义。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语言符号被读者接收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含义，其原因在于作为社会人，不同读者的教育背景、知识水平、个人阅历、颖悟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会使他们对译作的解读千差万别，每一位读者与译者对同一符号的理解与感受同样也各不相同，因此，就语际翻译而言，完全沟通的跨文化传播是不现实的。关于“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莱特”的说法，是接受美学讨论的话题，这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在此不拟多加论述。但就翻译传播活动而论，同一原作会产生千千万万种解读或“版本”，不同的译者和读者使然也。在传播的过程中信息的损失、变形或扭曲在所难免，因此，传输媒介（语言符号）的动态解读导致了翻译的限度，但是过于强调信息接收者的动态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往往会使人陷入极端的悲观主义的泥沼，从而放弃翻译所需的精益求精的努力。实际上，翻译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共性大于差异性。翻译之魅力和可能性是基于人们对语言媒介所承载的共有（或共相）意义的认知，社会之所以能够和谐发展，社会成员之间之所以能够有效沟通与交流是基于人们思维与认知的相似性和共有知识以及对具体语言符号共有含义的正确理解。因此，翻译传播活动就是在这种共同共相中得以实现，但又在信息传播接收者的差异中存有各种动态因素所导致的遗憾。所以，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翻译的读者接受因素，有助于客观地认识翻译，消除盲目的理想主义的翻译观，准确地把握读者的期待与需求，切实提高翻译传播的效能，减少翻译传播中的各种噪音干扰，使译作尽量贴近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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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染色体与POF

两条正常的X染色体对于女性卵巢功能的维持及生育力保存是必不可少的。两条 X染色体上都存在与卵子发生相关的等位基因，X染色体数目及结构异常，相关基因突变，可引起卵子发生障碍，导致 POF的发生。细胞遗传学研究还发现，Xql3.3-q22及Xq26-q28的缺陷与POF相关，并认为这些区域内有POF的关键基因，分别称之为POF1(OMIM：311360) 和 POF2(OMIM：300511)。2002年，Harris[3]等在部分POF患者中发现FOLX2基因的突变，由FOLX2基因所致的POF又称为POF3(OMIM：300108)。

1.1 X染色体数目异常

1.1.1 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Turner）综合征 女性中Turner综合征的临床发病率约为1/2500，主要是由于性染色体发生不分离的结果。55％的Turner综合征核型为45，XO，在剩下的45％中，核型可为嵌合体45，XO/46，XX；45，XO/47，XXX； 45，XO/46，XX/47，XXX 等。不同的核型引起不同的临床表现。患者通常表现为身材矮小、颈蹼、肘外翻并伴性发育幼稚等。Turner综合征所致POF是由于卵泡闭锁加速引起的[4]。Ogata等[5]认为减数分裂时非特异性错误配对可致X单体生成，加速生殖细胞闭锁速度，且卵巢功能衰退的程度与错误配对的程度相关。

1.1.2 非整倍体X染色体 X-三体综合征是最常见的非整倍体疾病，大约1000个活产女婴中有1个发病。本病是由于性染色体数目异常所致，除有44个正常的常染色体外，多了一个X性染色体，呈现X三体，此外还有嵌合型，如XXX/XX，XXX/X，XXX/XX/X等。X-三体的形成，可能是卵细胞第Ⅱ次减数分裂时，X染色体不分离造成的。临床大多数患者有正常表现型、性成熟和生育能力，但有些患者性发育幼稚、月经紊乱、继发性闭经或早期绝经、生殖力低下。部分患者合并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如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X-三体综合征所致POF的发病率还无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有研究报道，对POF患者行染色体筛查，被诊断为X-三体综合征者占所有被筛查者的3%[6]。

1.2 X连锁基因突变

1.2.1 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 脆性X智力低下基因 ( FMR1 )是脆性X综合征的致病基因，脆性X染色体 (fragile X，FraX)的形成是以位于Xq27.3的FMR1突变为基础，同时带有呈细丝样的脆性部位。FMR1第1外显子的5’端非翻译区具有三核苷酸CGG多态性重复序列，当CGG过度扩增（﹥200）时引起脆性X综合征。根据(CGG)n三核苷酸重复序列长度的突变分为3种类型：① 正常型，其(CGG) n重复数目为5～50个。② 前突变型：(CGG)n数目扩增为50～200个，无症状或只有轻微症状。③ 完全突变型：(CGG)n数目扩增为200个以上，伴有基因调节区异常甲基化、不完全性甲基化或镶嵌型，以及FMR1基因失活，并出现智力低下等临床症状。女性携带者CGG区不稳定，在向受累后代传递过程中扩增，以致男性患者和高表达的女性患者CGG拷贝数可扩增至200～1500，可见前突变可向完全突变转化。临床观察发现，FraX前突变携带者POF发生率为正常妇女的3倍，故FraX前突变为POF高危因素[7]。这在临床上有重要意义，通过筛选前突变，建议这类妇女及早生育，避免卵巢功能衰竭后患不育症的痛苦。同时通过遗传咨询，避免携带前突变的个体生育脆性X综合征患儿。前突变引起POF的机制可能为始基卵泡储备减少或卵泡闭锁加速[8]。

此外，人们还发现了脆性X智力低下基因2(FMR2)，它定位于 Xq28，距离FMR1基因远端的约600 kb处。FMR2也存在前突变及完全突变，故与FMR1基因所致POF机制相似[9]。 Conway等[10]发现3例POF患者存在 FMR2基因的微小缺失。FMR2基因缺失在正常人群中为0.04％，而在POF人群中为1.5％，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FMR2基因缺失可能是 POF的发病原因之一。

1.2.2 骨形成蛋白15基因(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15 gene，BMP-15 ) BMP-15定位于Xpl1.2，是生长/分化因子(GDFs)中的一员，又称为GDF-9B。BMP15突变是一类X连锁显性遗传性疾病，与家族性卵巢功能衰竭有关。BMP15基因在两条X染色体上均有表达。最早在原始卵泡开始表达，排卵后消失，是与颗粒细胞增生、FSH依赖性细胞分化相关的调节因子，对卵泡的早期增生和发育极其重要[11]。有研究表明，骨形成蛋白的突变点是704位碱基由A变成G，即由Ty235突变成Cys（Y235C），导致骨形成蛋白功能异常，以致卵泡发育障碍，闭锁加剧，从而引起POF[12]。

2 常染色体与P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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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绘画；艺术；美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1-0155-02

文明是人类的标志，而最早的历史文明包括艺术也都和所发现的大量的生活场所所留下的遗迹有关，甚至可以追溯到4万年前，乃至更久远的年代。19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西班牙北部的岩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岩画，这批岩画与现时代的艺术作品相比毫不逊色。而传统艺术的概念应当是当今直至远古的艺术，当代艺术也不是偶然出现的，正如人类的发展史一样，一个地方衰落下去，又在相应的地方产生新的文明和艺术。

一、石器时代的美术与绘画

艺术的历史概括来说分为：古代美术史、中世纪美术史、近代美术史、现代美术史和当代美术史。古代美术是对石、骨、角等材料粗糙简陋的加工，伴随着这类加工的逐渐向精细发展，开始出现了岩画、雕刻及人体装饰品，对以后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旧石器时代世界美术

位于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距今有1万多年的历史，那里的岩画所表现的内容都是以狩猎为主，当时的人们因以狩猎为生，而动物便成了他们聊以生机的源泉，跟捕猎后圈养起来的动物生活在一起，为了能捕猎到更多的猎物而将猎物的灵魂画于岩壁之上，以祈求能顺利“得手”，为了刻画猎物他们从土中寻找和制造颜料，利用动物的骨髓做调色油，用动物毛做画笔等等。他们观察动物的一举一动，感受动物的呼吸，聆听动物的鸣叫，动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严酷而单纯的现实生活中古人的感知能力超然，他们聚精会神用自己的灵魂去感知和表现动物的灵魂，当你（每个人）在看岩画时，都会被那画面背后的隐藏起来的看不到的生动的灵魂而感动。世界公认“天才”画家毕加索曾经说过“阿尔塔米拉岩画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令人感动的绘画”。

（二）中国新旧石器时代的绘画

我国最早的绘画在距今3万年左右，山西省朔县峙峪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其被发现在一件刻着似为羚羊、飞鸟和猎人等图像的兽骨片上，猎人以此寄寓猎获野兽的意图和愿望。而这种刻有仿生图像作品的出现，也为绘画的产生揭开了序幕。在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中发现了陶器而得名的“仰韶文化”，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1978年，在河南临汝阎村出土了一件陶缸，迄今6至7千年。因陶绘上的“鹳鱼石斧彩图”而得名鹳鱼石斧纹彩陶缸：器形为敞口、圆唇、深腹，器高47公分、口径32.7公分、底径19.5公分，器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这幅《鹳鱼石斧图》是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作，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绘画作品。

在整件作品中，鹳、鱼、石斧的描绘极具绘画性。无论是形象的塑造，还是画面的构思，都不像纹饰绘画那样考虑如何与器形有机的相结合，且在器物的右边竖立着一把装有把柄的石斧，石斧上的符号、孔眼和紧缠的绳索，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石斧在先民征服与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其中鹳与鱼面对石斧，隐藏着先民对劳动情景的特殊审美气质，同时对劳动工具的崇拜，相信工具像神一样的保佑着人类。石斧被赋予灵性的神圣化了，它成为了氏族的图腾，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祈求石斧能保佑氏族的平安、吉祥、欢乐和丰收。而画上面鸟与鱼和斧的画法俨然不同：鸟用白色平涂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鱼与斧却用了黑粗有力的线条勾勒，轮廓显得醒目且庄严，刚柔并用表现出主题的神态，堪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美术创作上的杰作。

以上所述中可以看到欧洲最早的绘画出现在旧石器时代公元前15000年。当时生活手段很少，环境的恶劣，需要依靠借助人自身力量之外的巫术来维护物质和精神的满足。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宗教意识，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更使人类的生活相对稳定下来。农牧业的发展与大自然的变化和气候的变化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通过超然的力量来保佑以获取平安，图腾崇拜被对自然物的崇拜和对“神”的敬仰所代替。所以，从中石器时代起，造型艺术风格的演变也从写实的手法开始，转向抽象化和符号画了。“鹤鱼石斧图”是最具有新石器时代美术风格的绘画。

二、绘画艺术的发展

在公元2000年古希腊爱琴海文化中，其建筑壁画有陶器和其他工艺品上的装饰画，具有代表性的是克里特文化。那时已出现了手工业和农业。金属工艺、冶炼技术、象牙雕刻和陶器工艺等出现，在壁画、雕塑和建筑方面也已具有较高的审美能力。克里特彩陶的特点是黑底上绘白色，红色或橙色的花纹。

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黄河流域内已出现了青铜器。商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已具相当高的水平，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艺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河南洛阳出土的经过精工雕琢的铁锛、铁斧，说明中国开发铸铁柔化技术要比欧洲各国早2000多年的历史。

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史上最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内容突出了神权与王权，其完美而神秘、杰出的造型艺术特盛行了多个世纪，创造了中国早期文化艺术在世界的雄厚地位。从爱琴文化的克里特到黄河流域的商朝艺术中都可以看到，产品不仅美观还具用的良好性能，而且它的美观性和装饰性都在趋于完美的发展。

再看商周青铜器，整个外观造型威严，整洁。器两边的把手利用动物的威武造型，器身圆润、浑厚。器盖和器身融为一体，最顶处有盖，以防脏物落入，底座端庄，挺直耸立。器物上的装饰以龙纹、凤纹、雷文、云纹、兽纹等的连续纹样为主且出现双层装饰更加显示出神秘性。设计与实用性完美地融于一体，表现出了优良的工艺设计思想。那时的文化受宗教礼治和原始图腾影响，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因此它形神兼备又实用，堪称历史杰作。以上可以看出，在2000年以前从爱琴海文化到我国黄河流域的青铜器在绘画上都凸显出当时艺术的卓越成就。

三、传统与当代的差别

中世纪美术：包括早期基督教艺术和拜占庭艺术、哥特艺术与罗马艺术、伊斯兰教艺术、蛮族艺术和日本的佛教艺术。近代艺术：当新兴的资产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时，艺术上产生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巴洛克艺术、古典主义艺术、浪漫主义艺术。现代艺术：产生了人类发展史上最为丰富璀璨的艺术，它包括现代派绘画、雕塑以及电影、现代舞和戏剧。当代艺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哲学、文学、艺术等也随着在历史变革的反思中发生着概念性的变化。哲学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哲学家乔纳森主张的“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它跨越了国界家和科学的界限，从建筑学到想象艺术和音乐，从文学到历史，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都涉及到了，而且它不限于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在绘画领域方面有波普艺术、超现实主义、观念艺术、电脑画、新绘画、新表现主义、涂鸦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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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手工制作课;现状分析;意义;实践研究

手是思维的镜子，是意识的培育者，是智慧的创造者。学生在手工制作的探索中，培养了动手能力，提升了审美素养。手工制作课程――丝带绣制作与实践过程中蕴含了从观察到思维，从认识到操作，从想象到创作等多种教育契机，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得以有效传承。

一、高职学生手工课之现状与分析

自学院针对全院女生开设《手工制作课》以来，我们看到了很多女生“从没拿过针，针线活零基础”到“穿针引线，游刃有余”的蜕变。本课题通过《手工制作课》的研究，让我院学生从动手能力出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发现美----鉴赏美----创造美”，实现对我院学生审美素养的培养，让更多的高职院校女生掌握一门生活技能，更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手工制作课程开设的意义

我院立足校园，开设了以丝带绣绣制与民族音乐赏析相结合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手工制作课程。丝带绣将苏绣、粤绣、蜀绣、湘绣四大名绣的针法、技巧简单化，在传承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扩大刺绣地应用范围，将绣制地美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较好的实现了对学生审美和人文素质的提升。

（一）高职学生手工制作课开设的必要性

通过手工制作的学习，教学生学会手工操作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陶冶情操;帮助学生在兴趣中学习，学习中快乐，快乐中自信，自信中进取;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全面提高学生审美素养;进一步开发和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通过这项活动，让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等各方面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也让学生学会丝带材料再利用，提高学生的美化生活的能力;欣赏优秀的手工制作作品，从中体会到手工制作与民族文化、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学生继承民族文化，热爱生活。

（二）增进音乐修养，培养审美素养

老师在教授刺绣的同时通过民族音乐的欣赏，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情趣和爱好，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陶冶学生的音乐情操。通过对传统乐曲的聆听与赏析，学生在了解传统文化，认识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在音乐中受到熏陶，增进了学生的音乐修养，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

（三）增加学生对传统刺绣的了解，提升基本生活技能

丝带绣作品虽然从原材料、绣制效果等方面与传统刺绣有了一些不同，但其所使用的针法和技巧都是从传统刺绣中改良而来的，这也为90后的学生独立完成一幅刺绣作品奠定了基础。让90后的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老师传授的简单针法和技巧，完成一幅有主题、有意境的作品，并将所学能够直接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提高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技能。

（四）培养学生的思想品质，树立坚定信念

通过对刺绣和音乐的学习，能让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有更深的了解，让学生感受祖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同时，还能够在学生解决绣制难题、完成绣制任务等教学驱动中，帮助他们树立坚定信念，努力发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勇于追求、持之以恒以及团结互助的团队合作精神。

三、手工制作课程实践中应强化的问题

一是加强专任教师业务能力培养。加强在职教师继续教育，重视师德教育不断提高手工教师的素质;促进教师交流教学心得和经验，取长补短，效律利用教学资源。

二是欣赏范作、激发创作灵感，杜绝“依葫芦画瓢”。质量高、数量多的范作欣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当学生看到精美的完成品，才会兴趣大增、跃跃欲试。范作的样式创新越多，越能够启发学生的想象，更有信心完成有自己个性的作品。

三是注意加强现场教学，指导老师要认真搞好教学设计，提前制作好手工作品。通过操作示范，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教学内容，并通过自身努力形成技能技巧。同时要注意改进教学方法，注重调控课堂，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四是在手工制作活动中，老师要注意学生良好的操作习惯的培养。并与掌握知识、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实践性、教育性相统一。同时加强纪律、安全教育，初步培养学生的作品质量意识。

通过实践，手工制作课作为我院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多形式的传递着、沟通着师生之间的情感和思想。在手工制作课中渗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使我院学生不仅具有专而精的动手能力，而且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人文精神以及关心社会、关心人类的态度，培养了诚实守信，努力创新的精神，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让民族传统文化更加有效的传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