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否定观的科学内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辩证否定观的科学内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王：是的，主要是版本序列和三个语言环境。

奚：您的改革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南的，这样看来，唯物辩证法与版本序列和三个语言环境的概念是有密切联系的。

王：可以说是高度统一的。

奚：您能结合实际，例如目前程序语言教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谈谈它们的统一性吗？

王：现在很多高校都选择了C++作为主要的程序语言，但是C++的概念庞杂，难以理解，不容易深入。特别是C++新标准的出现，string串类、顺序容器和关联容器(例如vector、list)，以及在这些类型上进行操作的一组可扩展的泛型算法，都属于C++新标准的特性。这使C++和数据结构的学习顺序发生矛盾：数据结构的先修课是C++，而C++的新特性中包含数据结构，它们互为前提。

奚：你们把C、C++和数据结构结合在一起，是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王：是的。我们的主要做法是，先用C语言描述数据结构的顺序表、结构串和链表，然后将它们转化为C++代码，使每一个C++概念都可以用C代码严格描述其产生过程，每一个C++程序都可以用一个对应的C程序严格解释。现在我们分别从唯物辩证法和《数》的版本序列和三个语言环境概念来分析这种做法的合理性。

奚：这就等于是在论述它们的统一性。

王：唯物辩证法认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事物不是静止不变的。辩证法不过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进行阐明。例如，从C到C++是程序语言发展的一段过程。这个过程既是语言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认识发展的过程。随着C程序设计不断深入，人们不断提高了自己的编程能力和认识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发现了C语言的局限性，在克服局限性的同时，也用C程序严格地描述出对程序语言未来发展的需要。这个过程就是带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过程，C++概念不过是这个过程的概括和总结。

奚：这便是辩证法所说的，概念的完美定义应该包含人的需要。这样的C++概念应该不存在理解和不理解的问题。

王：不仅如此，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

奚：就是说从C到C++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

王：而要看清这个否定过程，就必须抓住程序语言设计中的矛盾。

奚：因为是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事物自身的发展。

王：而程序语言设计中的基本矛盾是存储和处理，一本大家都熟知的数据结构经典教材的书名“数据结构+算法=程序”就概括了这个基本矛盾和程序语言设计的关系。纵观短暂的计算机发展史，这两个方面一直保持不变。发展演化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所谓的程序设计方法。

奚：看来，把数据结构包含进来，就是为了抓住程序语言发展中的矛盾。

王：是这样。先用C描述数据结构的线性部分，再转变为C++描述，C++和数据结构在学习顺序上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奚：这样辩证法的理论就体现在了程序语言的教学上了。

王：唯物辩证法仅仅是我们工作的指南，它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怎样做。我们不能把辩证法从外部注入到专业领域内部，而是要从专业领域内部去发现辩证法规律，并从专业内部进行阐发。在这方面，我们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数》版本序列和三个语言环境的概念和方法，因为是结合专业内容总结和阐发的，所以对我们的改革有着具体和深刻的指导意义。

奚：这样看来，李未院士的这本书对您们今后课程改革的继续进行会有很大的帮助，至少可以少走弯路。

王：是的。从《数》的观点出发，C、C++和Java是一个版本序列，每一个阶段都是公理化系统的一个阶段版本，我们可以从公理化系统的进化来研究它们的发展。三个语言环境严格地描述了“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例如，可以把C看作是元语言，C++是对象语言。元语言要把对象语言中的符号和语法对象解释清楚，需要两个要素。一是需要把元语言中的特定的领域知识作为解释的载体，这个载体称为论域。二是需要一种确定的解释方法，把一阶语言的符号和对象解释为论域中相应的元素。元语言提供的论域和解释方法构成了对象语言的模型。例如，从C++程序集合到C程序集合的一个解释映射和C程序集合就构成C++的一个模型，而C语言就构成了C++语言和它的模型的元语言。

奚：Java也可以视为对象语言。

王：是的。如果把Java视为对象语言，那么从Java程序集合到C++程序集合的一个解释映射和C++程序集合就构成Java的一个模型，而C++语言就构成了Java语言和它的模型的元语言。

奚：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只需要我们认真地去研究，然后循序渐进地去做。

王：C++的概念通过其模式可以严格地描述，避免C++概念在解释中的歧义性和模糊性，这有利于理解。C++也不必从开头讲起，我们可以直接讲授C++相对C的修正和补充部分，这有利于深入。另外，C++和数据结构互为前提，说明它们是一个整体，这样，C作为元语言也自然应该包含数据结构的内容。到底C教学中应该包含多少数据结构的内容，《数》还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概念和方法。

奚：以往我们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的确大多流于空洞的形式，正如您上次说到，辩证法被很多人看作是“诡辩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说，《数》确实为唯物辩证法正本清源了。

篇2

笛卡尔把真理的获得置于普遍怀疑之后，他认为凡是可怀疑的都是不确定的，无可置疑的才是确定的，结果他发现，只有“我思故我在”是一个无可置疑的确定性的命题，因为一切都可怀疑，但是怀疑本身以及怀疑者的存在是不可怀疑的。笛卡尔的“我思”概念在自我意识演进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自我意识在西方哲学中的真正觉醒。他说的这个“我”的本质不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本原，也不是一个物质的肉体，而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纯粹精神性的思想和意识。他说：“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于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

也就是说，“我”的存在与否不受制于自身肉体，而是直接受制于是否存在“思”，这个“我思”就是自我意识。笛卡尔之后，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人沿着经验论道路把自我意识推向了另一个极端。洛克批判了天赋观念论，论证了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白板说”。他通过从经验的明证性角度进一步否定一般实体。他的这一原则到了贝克莱那里便彻底否定了外在实体，得出了著名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在贝克莱那里，自我意识成了外部世界存在的唯一根据。沿着这条经验论的思维路向而彻底消解了一切实体性的，则是休谟哲学。休谟哲学在知识起源问题上把贝克莱的经验论贯彻到底，他把感觉经验叫作知觉，认为知觉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唯一的存在，除此之外，物质实体、精神实体和上帝实体的存在与否，都是不可知的。他把一切都限制在知觉范围之内，他说“心中除了知觉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存在，……我们实际上一步也超越不出自我之外，而且我们除了出现在那个狭窄范围以内的那些知觉以外，也不能想象任何一种存在。”。

二、自我意识理论的阐发

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哲学便真正达到自我意识的阶段，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从哲学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自我意识理论。在康德看来，“自我意识”分为“经验的自我意识”和“先验的自我意识”。所谓“先验自我意识”是“纯粹统觉，别于经验性的统觉，或者又可称为本源统觉，因为它是那个自我意识，虽然它产生‘我思’这个表象，但是其自身却不能为任何另外的表象所伴随。这种统觉的统一性，我又可称为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康德在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斗争时，认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双方都固执着“认识对象=物自体”的对象观，即是说在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就假定了认识对象的样子。他认为，不应该把认识对象看作是在认识活动之前就独立存在的“物自体”，而应该把它视为认识过程中生成的东西，认识的过程不是在实践中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过程，而是向客观事物强加规律的过程，即“人为自然立法”的过程。人又怎能为自然立法？康德指出，这正是由于“先验自我意识”的存在。有了“先验自我意识”，主体先天就具有一套能动性结构，即在感性阶段用以接纳对象的感性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以及在知性阶段用以综合和统一感性材料的思维形式——十二对知性范畴。可见，康德从哲学角度系统阐述了自我意识，他实现了对古代哲学的真正超越。对康德自我意识原则进行补充的是费希特。在费希特看来，康德哲学存在明显缺陷就在于他肯定“自在之物”的存在。他在批判康德“自在之物”学说的同时，又坚持知识不超出感觉经验，由此提出了他哲学的三个命题：第一，自我设定自身；第二，自我设定非我；第三，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在他那里，“自我”不仅能动地创造了自己的对立面“非我”，而且用行动克服了自己的对立面“非我”对自己的限制。他说：“自我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能意识者与所意识者、能直观者和所直观者、能思维者和所思维者的永恒统一。”

倪梁康先生认为欧洲哲学史上的严格意义的主体性哲学是从费希特开始的，可见费希特在自我意识哲学的发展中是做了巨大贡献的。黑格尔站在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立场上，使哲学的自我意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黑格尔把“自我意识”客观化为宇宙万物的实体，即“绝对理念”，并且把“绝对理念”理解为能动创造万物的主体。他通过提出“他者”概念来强调自我意识，认为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他者”的自我意识中才是可能的，“他者”自我意识的存在并与之发生关系才能是自我意识产生的条件。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就综合了自我与他者、精神本身和精神对立面而存在的综合体，自我意识因各方独立又相互承认而实现满足。这样，自我意识哲学在发展中因为引入“他者”而改变了自笛卡尔开启的主体性哲学中他人缺席的传统，已经开始用辩证的方法思考自我意识哲学，这对马克思自我意识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马克思实践视域中的自我

真正赋予自我意识科学内涵的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他就探讨了自我意识。马克思认为不能把人的对象化意识和自我意识完全分开。他说：“感性的自然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是截然相反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对象观，认为“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旧唯物主义将对象当成了完全与主体的活动无关的物自体。而马克思认为，对象是被人以“合目的性”及“合规律性”的尺度改造过的人化的对象，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在对象观上，马克思和康德的看法是一致的，康德认为，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物自体与能动的自我意识协调作用的结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他认为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是第一性，是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前提，但是，当外部世界没有进入人认识和实践的视野时，就不能自动成为人们的对象，外部世界能否成为我们的对象要取决于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自我意识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自我意识的本质应该要在人的本质中去寻找。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却又都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哲学中实践概念的提出，使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性变革：劳动、实践使动物变成人，使人有了自我意识；人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和改造着世界，并在实践活动着证明了自己的主体性存在，实现了思维和存在、“自我意识”和“物自体”、主体和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

篇3

（一）隐性政绩与责任的含义

离任审计的目的是划清离任与继任之间的责任界限。肯定离任领导政绩的同时，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有些政绩与责任是可以通过办公会议纪要、财务报表、会计凭证等相关资料记载的内容进行审计后明确鉴定的，我们称之为显性政绩与责任；有些政绩与责任是隐藏在审查资料背后的，我们称之为隐性政绩与责任。离任领导实质上“看不见”的隐性政绩与责任范围更广，深度更深，研究价值更为广阔。离任必审已成为共识，审计人员对责任审计这一课题从形式上已基本能应付，但对于隐性政绩与责任等一些前沿性问题还需要研究。

（二）模糊性的含义

1965年，美国学者扎德提出“模糊集合论”，称现实世界本质上是复杂的，不精确的，具有不确定性，对于模糊事物要用模糊方法来描述，如用精确方法研究和处理模糊事物，只会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

所谓模糊性是指事物类属的不清晰性。日常生活中，许多事物没有分明的界限，要使用一些模糊词句来描述，如美丽、丑陋、附近、遥远、冷、热等。模糊性产生的原因，可分为三种：①事物本身的模糊性，指由于客观事物各个集合交界处之间因过渡而引起鉴定上的不确定性；②信息的模糊性，指在复杂的系统中因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而产生的不清晰性；③人类认识的模糊性，指由于认识主体在性格、职业、知识等方面的差异而引起对事物鉴定上的不确定性。

（三）隐性政绩与责任模糊性的理论认识

客观世界具有模糊性，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资料信息属于“人造信息系统”，而隐藏在资料背后的政绩与责任，其模糊性就可想而知了。现有审计文献中缺乏对这些模糊信息进行系统研究，审计人员对审计事项中存在的模糊性问题认识也不够，在给离任者与继任者鉴定政绩与责任时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因此，我们应正确面对审计事项的模糊性，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更加系统地对其进行研究，减少认识误区导致的偏执与狭隘。

二、隐性政绩与责任事项的模糊性研究

（一）重大经营决策问题

虽然重大经营决策都是集体决策，但领导终究还是要负主要责任，对正在进行中的重大经营决策，一般有以下几种结果。

1．决策成功

从理论上看，离任享有决策绩效权，继任享有执行绩效权，但绩效的分配成了审计无法解决的问题。实践中，决策高明，平庸领导去执行也可产生效果；决策平庸，通过精明领导的有效管理也同样可以产生效果。此时的离任与继任常会产生争论，从亚当・斯密“自利经济人”的观点来看，他们将会各自粉饰自己的业绩，审计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多显得手足无措。

2．决策失败

从理论上看，离任负有决策责任，继任负有执行责任，但责任的分配又成了审计无法解决的问题。离任认为是继任管理无能造成的，继任认为是前任决策失误造成的。实践中，决策上的失误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进行弥补，高明的决策也会因为管理的不善而最终失败，当离任与继任都没有明显的失误之处时，审计工作也将陷入困境。

3．成功与失败无法确定

有些重大经营决策经第一任领导决策后，再经过第二任甚至是第三、四任领导执行仍没有结果，使得对第二、三、四任领导进行的离任审计非常困难，也不一定客观，这种最终有结果而目前无答案的模糊性审计事项在工作中并不少见。

如，某大型集团企业为了开发城市燃气项目，以巨资在南方某地溢价收购了多家燃气公司（此处不讨论出卖方的目的），多家燃气公司均没有解决就近气源问题（附近有天然气管线），而是用撬车到几千公里以外的新疆某地去运输天然气以满足消费者用气需求，致使销售每方气还倒贴0.5元至1元不等，公司日常以举债和收取初装费维持经营。集团企业投资决策的先机是为了抢占市场，先占市场再寻求气源。投资决策领导认为决策高明，占领市场后再解决气源问题，集团企业就有稳定而高额的回报，由于自己离任，剩下问题由继任去解决。然而，几位继任领导均未解决遗留问题。此时，决策者会认为是继任无能造成的，继任者会认为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如果决策领导留任至今，则审计鉴定容易，而事实并非如此，审计面对这样的责任鉴定束手无策。若以后继任领导中真有一位高人把气源问题解决了，则投资决策高明、继任领导管理有方的审计鉴定结果也就无可厚非，但在未解决问题之前，审计无法鉴定。

（二）经营成果考核问题

1．收入、成本费用鉴定的模糊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与成本费用的确认不仅时间上配比，而且在空间上即范围上也要配比。企业经营活动在时间上是持续的，而会计分期则会导致收入和费用在各个会计期间“时间”和“量”归属上的模糊性。

如在施工企业中，收入的确认一般是根据工程量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进行确认，成本费用与之匹配。这里的“工程量”与“匹配”均是一个模糊数，而且不同的人统计的结果不一样，以不同的方法测算出来的目标成本也不一样，这就给企业调节利润提供了可能。然而，审计对这样的经营成果鉴定很无奈，明知有人为调节利润行为，也只能装“糊涂”，因为对方并没有违背任何规定。

再者，生产车间、厂房、设备等装饰装修的时间选择也具有模糊性。就拿厂房来说，晚装饰装修一段时间甚至是一两年对生产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对于考虑自己即将离任，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在任期内不考虑装饰装修问题，这样就可以提高利润，增加业绩。反之，如果是离任领导不知情，则继任领导就占了便宜。又如，某领导考虑到企业的发展前景，花大力气开发市场、对员工进行培训等，这些费用的支出将导致企业当期利润的下降，而这时候就因某种原因需要离任，则此时对离任者做出的利润考核指标鉴定就有问题，离任其实是为继任造福。

2．投资核算方法选择的模糊性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采用、商业实质和现金产出单元的判断、合并商誉以及总部资产减值的处理等都更加强调财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意识到了财务学科模糊性的科学内涵，符合科学（模糊性）的发展规律，但也对审计工作带来了挑战。

比如，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包括成本法和权益法，在被投资企业不进行股利分配时，采用成本法核算的投资企业不作账务处理，而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投资企业不论被投资企业是否进行股利分配均要进行账务处理。两种方法均具有模糊性，当被投资企业盈利可观，投资企业可以采取一些合理手段将成本法核算改为权益法核算，反之亦然。诚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操纵利润，当事人合理利用了规章制度的模糊性，使得审计人员面对这样的问题无计可施。

3．净资产的模糊性

每个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账外资产，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减值资产，导致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企业账面净资产具有模糊性，它与实质意义上的数值不一定吻合。

（1）账外有形资产

账外有形资产大多是无计划采购的，其费用一般都通过以租代购、以配件或者是材料费等的方式进行处理。这样，这些账外资产的成本就由当期的经济责任人承担，影响了当期责任人的考核利润。若企业在继任经济责任人任职期间进行资产清查，那么这些账外资产将作为盘盈处理，于是就增加了后任责任人的收益，等于是前任为后任创造效益。

（2）账外无形资产

账外无形资产，如企业对自创商誉不予确认，而外购商誉因经过产权交易而被确认。又如企业对人力资本、市场份额、顾客满意度等这些难以“货币化”的资源排除于资产之外，尽管这些资产是目前财务会计不能解决而在学术界也颇具争论的问题，但在责任鉴定的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若离任者为了创市场，树品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等而花了大量的资金，在这过程中形成的隐形资产无法在财务资料上予以确认，其相应的收入也无法计量且很漫长，在这期间进行的离任审计，界线非常模糊。

（3）账内增值资产

会计以“名义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并假定币值不变。事实上，币值经常处于波动之中，只是幅度不同而已，因此在资产中必然包含了或多或少由币值波动所引起的“虚”资产，从而导致账面资产的模糊性。如土地、房屋等升值较快的资产，其账面净资产肯定远远低于公允价值，这时候审计鉴定出的所谓净资产增值额偏差较大。

（4）账内减值资产

最典型的就是软件等资产。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刚购买的软件就面临着淘汰的危险，这些资产的账面净值就远远高于公允价值，这时的审计结果也是模糊的。

（5）减值准备的计提

企业会计准则对长期投资、固定资产等减值准备规定“一经计提不得转回”，对应收款项、存货等减值准备规定“可以计提，可以转回”。对这些准备的计提只做了原则上的规定，对于计提与否以及比例的确定都由企业自行根据情况确定，计提后不得转回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为调节利润的途径，但计提后可以转回的规定给人为调节利润提供了灵活空间。企业对不可转回的减值准备可以少提或不提，对可转回的减值准备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处理，掩盖风险、虚增利润，把风险和潜亏留给继任者。

尽管各企业都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制定了自己的计提标准，但这些标准也是一些模糊数据的组合。以某集团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办法来进行说明，该集团公司规定，对于与集团公司成员以外的企业发生的应收款项，应采用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1年以内的为0%；1～2年的为10%；2～3年的为30%；3～4年的为70%；4年以上的为100%。上述数据的来源主观性比较强，缺乏可供推敲的科学依据，特别是在年与年之间的交界处显得极其模糊。若在前任离任时某笔应收款项的挂账时间比3年少1天，则计提比例为30%；比3年多1天，则计提比例为70%；若刚好是3年整，则无对应的选择比例。仅仅是一两天的时间就有40%的差异，这不能不说是制度制定中的一个缺陷，针对类似这样的事件，有时给离任者鉴定的结果显得很离谱。

对应收款项的鉴定还有以下模糊性问题：①前任期间发生的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若在以后年度发生坏账损失，其损失将归属于继任者，但这样的判断未必合理，其损失应有前任的责任；②如企业已核销的坏账损失在以后年度又收回，其功劳也归属于继任者，这样的判断也有失当之处，或多或少也有前任的功劳；③如果在前任期间计提的坏账准备在继任期间进行冲销，其盈余也直接归属于继任者，但它实际上是离任者留下的潜在收益。所以，真正能作为企业资产的应收款项净额应=账面余额+已清理但在以后年度又收回的款项-坏账准备金余额+坏账准备的可收回部分-未提坏账准备而隐藏的坏账损失。然而，在实践中一般都不会去考虑这么细，但是，就因为这些事项的客观存在致使在经济责任鉴定中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感觉，鉴定结果也只能是一个大概。

4．其他方面

如应付款项，企业已清理的付不出款项目前是离任者的收益，若以后由于某种原因又重新把这些款项支付出去，其支出将由继任者承担，无法往前追溯；企业现存的应付款项中也有可能存在付不出款项，这一部分潜在收益也将归属于继任者，而实际上是离任领导的功劳。审计报告通常对这些事项也不予反映，在实践中审计人员缺乏一套科学的预测方案，也很少去研究这些事项的发展状况。事实上，应付款项的净额应=应付款项账面余额+已清理后又支出的潜在负债-以后年度付不出去的潜在收益。

又如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少数股东权益”的列示有两种方法。在母公司理论合并观下，“少数股东权益”被作为单独项目列示于负债和股东权益之间；在主体理论的合并观下，“少数股东权益”被作为股东权益的组成部分列示。这两种不同方法的会计处理结果使对权益资产的鉴定产生模糊性。

（三）财务收支合法合规性问题

通过研究发现，可以作为审计依据的经济法、会计法、审计法、税法等国家财经法规均具有模糊性，有些条款甚至有较大的执行弹性。下面以税法为例进行论证：税法具有原则性、稳定性和针对性的特征，这就决定了无论哪一种税收法律制度在内容上都不可能包罗一切，税法所涉及的具体事物与其原则性之间往往会出现不适；相对稳定的税法和瞬息万变的经济实际情况不配套，即使是对法律进行不间断的修改，在时间上也是滞后的。以营业税为例，税法规定从事娱乐行业的单位营业税税率为20%，从事文化体育行业的单位营业税税率为3%，若某单位的经营性质处于娱乐行业与文化体育行业的两个模糊集合的交界处，单位一般都按照3%的税率上缴营业税。因人对界线划分的认识存在模糊性，在税务机关界定之前审计对合法性作何鉴定？诸如此类合法合规性的模糊性鉴定，审计人员常不知所措。

（四）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与执行问题

在审计实践中，对内控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却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集团性的舞弊常使内控审计工作陷入泥潭。在没有出事之前，我们很难知道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集团舞弊问题，从而使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的评价也只能是个大概。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审计对因制度执行出问题而产生的风险承担责任吗？

另外，在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完善与有效性方面，审计比较关注健全与有效，繁琐的内部控制环节确实做到了完善，但控制成本上升，有效性大打折扣；简略的控制环节节约了控制成本，但违规成本有所上升，有效性还是受到质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控制成本与违规成本呈反向变化关系，当控制成本等于违规成本时是最佳集合点。

理论上都知道最佳控制点是单位的所求，但对这个“点”的界定确实很难，控制成本的计算大致可以确定，但由于违规成本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使得单位无法对其进行计算。

摆在审计人员面前的问题就是：是否存在“人约束制度”现象，如何确定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最佳点的位置，被审计单位当前控制点的位置偏离最佳集合点究竟有多远，离任领导对内部控制建设与执行的贡献到底有多大？至少审计人员现在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审计报告在披露内部控制时常使用“比较完善”、“较为健全”、“不够完善”、“执行效果较好”等含糊其辞的模糊语言也很正常。

（五）未决诉讼等遗留问题

遗留问题主要表现为会计上所称的“或有事项”，如，企业涉及到的未决诉讼/仲裁、债务担保、重组义务等，其结果须由未来不确定事项发生、不发生或发生多少加以论证。

企业会计准则根据其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分为四种：极不可能（≤5%），可能（≤50%），很可能（≤95%），基本确定（>95%），并要求对“很可能”发生的或有负债以“预计负债”入账，而与其相关的或有收益则要求在“基本确定”的情况下才予以确认为资产；对“可能”发生的或有负债和“很可能”发生的或有资产作为报表附注披露。理论上，这些“可能”、“很可能”等区间的界定存在很多主观判断因素，是一个估计的模糊集合。在实践中，先前的“极不可能”最后变成了“基本确定”，先前的“基本确定”最后又变成了“极不可能”的结果等现实的存在实属事实。正基于这些模糊事件的存在，离任领导可以在“四种可能”与“多少”之间做文章，“合理”调整损益，使得财务报告披露的内容与后来的结果会产生偏差，进而影响审计报告披露的客观性（审计的判断同样具有模糊性），对当期经济责任人的评价也有失水准。

（六）安全、环保等潜在风险问题

任何事故的发生都是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前任领导任职期间存在的安全隐患，由于引发事故的偶然因素未产生作用，因而风险未暴露出来，但实践中受处分的是继任者。审计面对上述问题时又该如何鉴定呢？尽管企业对安全、环保等有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但员工意识这个东西摸不着，看不见，不出事故之前审计无从知晓。况且，“人与制度”的关系至今仍处于争论之中。

三、启示

（一）承认审计学科的模糊性

存在决定意识，但存在不一定就产生意识，对于审计科学模糊性的存在，我们不应回避，要正确面对，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真理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没有绝对的真理，审计学科真理也如此。为此，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审计科学，在心态上要接受并逐步树立模糊意识观，主动学习与研究有关模糊学的知识，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模糊性，在审计工作中不断实践并丰富模糊审计理论的内涵，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内涵。我们也认为，模糊性学科的发展将推动审计学科的发展，模糊审计理论的研究将可能成为审计学科的学术前沿课题。

（二）研究模糊理论在审计实践中的应用

模糊审计理论的提出，在横向上拓展了审计学科研究领域的空间，在纵向上深化了审计学科研究方向的境界，它是对传统审计理论继承、创造并发展的结果。在实践中，凡事要习惯从模糊性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正确把握模糊性的科学内涵及运用法则。对于模糊性，可以用高等数学中“连续性、极限等”的思维来理解，可以用模糊数学、模糊逻辑等的理论来研究，可以用模糊认识、模糊分析、模糊评价、模糊评估、模糊判断等的方法来运用；要将经验分析、理论分析、数学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起来使用。在模糊理论指导下的审计工作，能更准确地鉴别离任者的政绩与责任，能使审计结果更为科学、经济责任的鉴定更为合理。

（三）对一些粗糙的信息进行模糊创新

创新是真理发展与完善的火车头，没有创新，一切都将停止，审计“真理”也不例外，也需要创新。如，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是原始真理，通过创新，可改良为：资产＋远期借项＝负债＋远期贷项＋所有者权益；恒等式“收入－费用＝利润”也是原始真理，创新后可改良为：收入－费用＋（潜盈－潜亏）＝净利润。又如，会计在对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时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这当然是不够科学的），审计完全可以研究在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如何建立审计评价模式。当然，创新需要有一定的创新环境，审计部门领导要“善待成功、宽容失败”，对创新成果要给予奖励，对创新的失败要给予宽容。

（四）学会对审计信息进行过滤处理

在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企业的经济业务在发展中日趋复杂，模糊度日趋增强。在对经济事项进行鉴定的过程中，要学会用有效的方法对复杂而混淆的信息进行梳理或过滤处理，尽可能减少信息的模糊性，为鉴定提供更为客观清晰的信息。

（五）加强模糊语言在审计报告中运用艺术的研究

笔者认为，模糊性思维比所谓“非此即彼”的一般逻辑思维能更精确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内在联系性或规律性，模糊性审计语言的应用研究将有助于解决实践中的很多困惑问题。

现行审计工作、特别是作为最终产品的报告比较忌讳模糊语言的运用，有些人认为拿不准的问题就不要上报告。经研究，这种思维模式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不符合发展的要求。依模糊集合论，报告上所认为的精确语言是相对的，它只不过是模糊事物隶属于集合的中心部位。我们主张审计报告应该使用模糊语言，只有如此才能与客观事物的存在相吻合，才能与审计科学的发展步伐相协调。当然，这要求审计人员在实践中应注重对模糊审计语言运用艺术的研究，做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默契，讲求严肃性与灵活性的优化。

（六）敏感事件要与对方充分合作

根据事物内涵属性由核心层向边缘层过渡，隶属度逐步降低的模糊理论，在使用一些本身具有模糊性的审计依据时可能对方不认可，有时甚至有较大的分歧。如，鉴定离任者是否留下潜亏（潜盈）时，要注重会计准则对有关损益方面概念的界定。针对在概念与概念交界处或交界处附近的经济事项，应与被审计单位进行交流与合作，采取辨证的观点，全面系统分析，做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减少因认识误区带来的争执。

（七）需要注意的问题

篇4

关键词：以人为本  人的本质  主体人格  人的需要  人本关怀

思想政治工作是解决人的思想、立场、观点,建构在人的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实践,主体、客体是人,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人的需要出发,以人为本,才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人的本质决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人为本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而人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本质,因此,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是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人的本质是什么?古往今来,人们进行了许多探索,形成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思想,推动了人们对人自身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的探讨。他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根据这一科学论断,人的本质的科学内涵包括:第一,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从人的存在来看,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但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第二,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实践的,不是抽象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人”。第三,人的本质是综合性的,不是单一的、孤立的,是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的统一。第四,人的本质是发展的,不是永恒不变的。看不到人的本质的自然性、社会性、实践性、发展性,就不能全面完整地把握和理解人的本质。

思想政治工作在对人的本质认识上有过种种偏差。一种偏差就是对人的社会性本质单面理解,看不到人的本质的丰富内涵,从而完全否定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使得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表现出对教育对象自主权的不尊重、不理解、不关心,在教育方式上只懂“我讲你听,我打你通,我说你做”的单向灌输,忽视双向的交流。在价值取向上,把社会与个人完全对立起来,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满足个人自身发展需要的功能和价值,片面强调社会与集体利益的合理性,同时还忽视人的本质是通过需要表现出来的。只重视精神需要,认为只要解决了理想信念,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把人的物质需要看成是万恶之源,结果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空对空。因此,科学地认识人的本质,对于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与人密不可分。人的需要之间的和谐统一需要思想政治工作。人的生物性需要、社会性需要、实践性需要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它们相互制约,相互矛盾,反映在人的认识和行动上,由于种种困惑和迷茫,往往会产生种种思想问题和行为偏差。解决这些思想和偏差,要靠实践调整和变革现存的社会关系,尤其要思想政治工作对人的思想的引导。没有思想调控,社会就无法运行。思想政治工作要揭示自身的规律,必须研究人的本质,因为人的本质内在地规定了人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必须始终参与人的实践活动,在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中给人的精神境界以提升和完善,只有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才有科学的依据,才有实效性。

人的本质决定了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人是自己的主人,人的思想是在自己的实践中形成的,并最终由自己在实践中自己解决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尊重人的本质的主体性、能动性、多样性,积极为人的自我教育、自我塑造、自我发展创造条件,不断激励人、凝聚人、培育人。

二、以人为本要以塑造和弘扬人的主体人格为本

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体性就是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及人本身并创造自己历史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主体人格是人的主体性的人格化,表现为主体人格尊严的确立和对个人自主选择的尊重。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创造条件激发人的主体性,塑造和弘扬人的主体人格。但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主张片面的唯教育者主体观,这必然挫伤和压抑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主体性和受教育者主体性辩证统一的过程,既是教育者按照社会要求积极组织实施教育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能动地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过程。受教育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教育者传授的内容,并内化为自己的个体意识,进而外化为现实的行动,都要取决于受教育者本身。教育者作为主体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早已定论,需要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把握的是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因此,以人为本,既要塑造和弘扬教育者的主体人格,又要塑造和弘扬受教育者的主体人格,这应成为现代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理念。

塑造人的主体人格,要在培养人的主体精神、开发人的主体能力、完善人的德性修养上下功夫。自尊自重、自强自立是人的主体精神的最主要内容。它是维系、凝聚、鼓舞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当今科技突飞猛进、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个人如何主动适应和改造自然与社会、认识与完善自身,迫切需要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没有主体精神,一个民族就失去了脊梁,一个人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人的主体能力,即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善于获取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学习能力;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接受积极影响,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选择成功和发展方向的选择能力;善于调节人际关系,从而使自身的主体性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协调能力。人的德性修养是个人在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方面所进行的自我锻炼、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的自觉活动,是主体人格完善的需要,体现了人们的道德认识、道德判断、道德选择的自觉自律的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就必须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弘扬和培养人的主体人格。 

塑造人的主体人格,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作些改变。第一,要变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从”关系为“平等”关系。如果受教育者处于被动、屈从的地位,对教育者只产生戒备、对抗和敬而远之的心理,教育双方情感交流受阻,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就无法体现。第二,要反对单纯的道德灌输。这是一种强制、封闭、僵化的教育方法,它忽视了受教育者的兴趣和需要,把受教育者看成是社会规范的接受器,硬性注入,从而扼杀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第三,要重视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把社会要求与个人需要、个人能力素质与个性培养结合起来。思想政治工作要发展人,而人的思想品德发展既是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个性化的过程。没有社会化的过程,人就不能适应社会,没有个性的过程,人就不能成为独立的自主的富有创造性的人。思想政治工作如果忽视人的内在需要和个人价值,忽视个人的发展,受教育者就会消极应付,从而导致思想政治工作收效甚微。

篇5

关键词：生态整体主义；困境；反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关系；个体维度

中图分类号：B15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6.0002

生态整体主义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对于人类重新认识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生态整体主义的兴起、发展有其现实背景，它结合现代生态学，以生态整体性来衡量和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形成了关于二者关系的新认识。生态整体主义突破了传统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对于正确理解和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以及推动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态整体主义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美学等领域影响巨大。从诞生之日起，生态整体主义就一直伴随着争议，人们对其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本文认为，作为现代哲学思潮，生态整体主义有其贡献与可取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生态整体主义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疏漏，这主要表现在自身存在的三重困境上。

一、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悖论

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既不比其他物种高贵，也不比其他物种卑微。在生态系统中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二者都享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生态系统内的每一个个体存在都拥有得以展现和实现自我的权利，人类不能为了自己的发展而去损害其他存在物的发展。这是生态中心主义平等观的核心观点，带有非常强烈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类与其他自然存在物都处于生态系统的链条中，都有着各自不同却独特的功能与地位。不过它所主张的平等是一种生命价值上的平等，但生态系统中并不存在真正的绝对的平等，而是存在着众多不平等现象。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各不相同，由此而建立起了一系列的生物链。生物链所遵循的原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中便含有大量的不平等现象，例如捕食与被捕食以及物种的被淘汰，等等。如果生命真的平等，那么这诸种现象又作何解释呢？生态中心主义平等观并不能反映生态事实，它是以人类的主观判断为依据，是人类基于自我内心的情感体验而得出的一种准则。这种平等观是一种道德伦理上的平等或价值论的平等，是一种泛道德主义，它以生命的比拟性为基础。赵奎英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拟人论”思维，在这种思维中，“自然是‘像’人一样的、有生命感觉、有目的意志的存在，人与自然在人的生命感觉的基础上得以统一起来。而这种‘拟人论’思维，恰恰就是一种来自人类早期的以人类自我的生命感觉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由于在这一视野中，人类是比照人的形象、从人的角度来看待一切，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人类兴趣的投射’，所以它也被归入更宽泛的‘人类中心论’的行列。”[1]生态整体主义代表人物奈斯认为，要想真正做到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必须依赖于自我实现原则。所谓自我实现，是指人类应当在生命共同体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自我认同范围，缩小自我与其他存在物的疏离感，将其视为自我，并最终走向大我，即生态自我。自我实现原则试图通过发掘人类内心的善，激发人类的道德良知，引导人类自觉地保护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自我实现原则所依赖的主体仍然是人类，途径仍然是人类主观心灵的领悟。它企图依靠人类的认识与领悟来达到生态平等，这就为人类预留了中心位置。它并没有真正实现反人类中心的目标，仍然把中心地位留给了人类。

生态整体主义认为自然最了解自己，只要是自然的就是最好的。它暗含了这样一种意识：人类应该像自然那样地生活。但是自然并不能言明哪种状态是最自然的，人类也无法真正站在自然的角度去思考。人类只能依靠自身的经验去判断某种状态或行为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在此之下人类被推向中心，成为整个生态系统的评判者。生态整体主义主张一切自然物都有内在价值，也即固有价值。它不是以对人类的有用性来衡量的，而是建立于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的基础上的。正是因为自然与人类一样都具有内在价值，那么人类应当尊重自然。“大地伦理使人类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为普通的成员和公民。它蕴含着对它的同道的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生命共同体的尊重。”[2]194出于对生命共同体的尊重，人类必须保护它不受伤害。因此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以保护自然为先，应以是否有利于生态平衡为标准。“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时，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2]233-234史怀泽也认为“善就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就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3]在这些表述中，人类从一名普通成员被推向了前台，成为了自然的评判者与保护者。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什么才是善或恶；为了能保护一种生命而去伤害另一种生命是对还是错，是善还是恶。生态整体自身并不能作出判定，只能由人类代其作出判定。因而生态整体主义所依赖的这些判断标准都是人类制定的，其判断主体是人类。况且正误、善恶、伦理、价值等概念本身就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设置的原则，而非客观的自然规律。生态整体主义把人类置于价值判断中心，将人类的主观判断当作了客观标准。从表面上看，人类是作为生态整体的普通一员而负有保持生态平衡责任的；但从深层来看，由于人类是整个生态系统中唯一具有主体性的成员，那么保持生态平衡的责任只能也必须由人类来承担。换言之，人类天生不是生态系统的中心，但天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中心。生态整体主义总是对人类抱有强烈的自信，它暗藏着这样的意识：人类能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真正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他们可以采取正确的发展方式，最终拯救自然，拯救世界，达到生态的平衡。在此，其所暗含的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信乃至自负。“因此，即便是最为激进的反人类中心主义，也总是基于对人的信任，基于人的言说而言说的，它永远不可能代替没有嘴巴的自然来说话。”[4]

生态整体主义表面是反人类中心主义，但在深层里仍然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它在生态事实和立场上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在价值判断和责任主体上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力图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中走出，但经过一番努力后却发现又重回到了这个泥潭。它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观目标总是落空，最终在客观上又重回到人类中心主义之中，生态整体主义陷入了悖论之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源在于生态整体主义对人类主体性的误解。不可否认，当今世界出现的生态危机正是由人类主体性的过度膨胀与不合理的实践活动所导致的，但这不能作为否定人类主体性的依据。主体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因，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出发点。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就消解了人之为人的存在根基，就无法认识和改造世界，生态整体主义也就无从谈起。生态整体主义所反对的应是人类过度膨胀的主体性及由此产生的不合理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作为人类之类特征的主体性。从哲学维度或实践维度而言，人类的主体性是作为类存在的人类的本质属性，这是无法反掉的。因此生态整体主义必须面对而且承认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主体性，将之作为生态整体之中的人类的根本特征。同时生态整体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人类过度膨胀的主体性，坚决反对不合理的实践活动及其导致的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也就是说，生态整体主义既要承认人类的主体性，又要警惕人类主体性的缺陷。而它所提出的生态维度，无疑是对人类主体性的新认识及其缺陷的弥补。只有做到了自然性与主体性、生态维度与人文维度的有机统一，生态整体主义才能跳出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泥潭，正确认识和理解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此，一些学者所提倡的“生态人文主义”或许指出了并非唯一但无疑是正确的道路与方向。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误解

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共同组成了生态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名普通成员。人类既非自然的中心，也非自然的主宰，它只是自己的中心与主宰。生态整体主义借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生态事实，以此向外推衍，从哲学上重新确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整体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断打破了长期以来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对于人类重新审视自我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但生态整体主义过分强调了人从属于自然这一生态事实，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性区别。二者构成的生态整体关系并不能正确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仅仅是一种生态学现象，这就为其真正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了困境。

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其最普通的一员。从生态学的角度而言，这的确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只是生态事实，也即自然事实。它只是一种现象事实，而非本质事实。仅仅强调人是自然的普通一员这一事实，无法说明为什么这一普通成员却能从根本上威胁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仅能够在生态学上成立，却不能在人本学上成立。生态整体主义若不能说明人的本质，就无法说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5]80。人类不只是一种生物性存在，还是一种社会性存在。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5]107人类有两种存在，一是自然存在物，即种的存在物或生物性存在；一是类存在物，即社会存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是类存在物，即社会存在物，是自为的存在物，这是人与自然的本质性区别。类属性或社会属性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人类对于自身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正是建立于此的。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而言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5]83。因此要想真正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必须从人的社会本质出发，也只有理解了人的社会本质，才能真正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环境的关系总是要以人类相互的社会关系为中介、并通过它们来界定这一事实。”[6]但生态整体主义却消解了人的社会属性，只强调人的生物性存在，只强调在此基础上的二者的统一，却忽视了二者的差别。因此“当生态整体主义伦理学将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时，就产生了生物还原主义倾向，消解了人之为人的存在。”[7]生态整体主义过分地降低了人类的尊严与主体性，把人降低到与动植物同等的地位，也就无法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生态整体主义仅把人类当作生物性存在时，那么它试图从伦理、价值等角度确证生态整体的努力也将落空。因为伦理、价值等范畴只适用于有意识的主体，而作为生物性存在的人与自然是不适用这些范畴的。人类作为类存在物的最根本特征恰恰是具有主体性，能够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57，但这却被生态整体主义所忽视。当今世界出现的生态危机是由于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类所导致的，而非生物性存在的人类所导致的。“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5]107当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不能有机统一，即人的社会属性压过了生物属性，仅把自然视作生活资料或生产工具时，才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然而生态整体主义却消解人的社会属性与主体性，仅把人类视作与动植物一样的生态物种，消解了其主体性，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生态整体主义没有正确反映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整体之中的各部分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在此关系中，对立包含着统一，统一也包含着对立。构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但生态整体主义只看到了人与自然之同，却忽视了二者之异。它试图以生物性存在统一自然与人，却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存在是根本区别于自然的。生态整体主义只看到了自然对人类的制约作用，却忽视了人对自然的作用；它只注意到了人从属自然这一事实，却无法说明人之于自然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忽视人的社会属性，过度打压人的主体性，也就否定了人类之于自然的作用与价值。生态整体主义只看到了自然包含人类，却忽视了人类也包含着自然。人与自然构成了生态整体关系，在此之下人无疑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人类也包含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意识的对象，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总体来看，生态整体主义切断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仅仅描绘了一种单向或单一的关系。它用统一掩盖了对立，用单一消弭了相互。这无法正确反映事物之间的关系，而只是一种片面的、机械的解读。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诉求来看，它存在着企图以自然压迫人类，甚至取代人类的倾向，无怪乎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生态法西斯主义”。

生态整体关系关注的重点在于人类如何统一于自然，而非人类与自然如何统一成一个有机整体。它所揭示的只是生态层面的物质能量循环关系，而非人本学层面上的对象性关系。生态整体主义误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地解开二者关系的实质。生态整体主义过度局限于生态学视野，这就制约了其理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如果跳出生态学，那么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或许能够得以正确地说明。马克思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5]106。任何事物都处于对象性关系之中，“只要我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以我作为对象。”[5]106-107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对象性关系，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人类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要以其他存在物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即以自然存在物来表现自己的本质；一方面人类也是自然存在物的对象，是自然用来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正是在这种对象性的关系之中，人与自然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此关系之下，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二者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二者也是统一的，“人与自然在本质上融为一个整体，自然世界在人之中，人在自然世界之中”[8]44。“对立双方各自蕴含着对方的本质，潜在的就是对方。自然世界本身是人本质的对象化，是对象性的人，而人本身则是表现自然界本质的对象，人本身是被自然化了的人。”[8]45这里的对象性关系并非主客对立式的，而是存在论、生成论式的。对象性关系既避免了自然沦为人类的生产、生活资料工具，也避免了自然对人类的过度压迫，使二者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真正统一起来。对象性关系从更高的层次上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性界定。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的论述，对生态整体主义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生态整体主义应当吸收马克思相关论述的合理成分，在生态整体的基础上建构起人与自然的新型的对象性关系。这或许在哲学层面上更符合对人与自然关系实质的描述，更有利于生态整体主义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三、个体维度的缺失

生态整体主义企图用生态整体超越人与自然的对立，提出的生态整体关系是关于二者宏观关系的深刻认识。但生态整体关系并不是指向事物的内部，它虽然决定了事物在生态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它不构成某一事物或现象的内部规定性，即它不是形成某一事物的自主性成分。我们说某一事物是处于生态中的，却难以说明它就是生态或者生态整体。因为后者所指的关系，是一种事物之间的关系。生态整体是生物与环境形成的关系，它虽是生物的本质属性，但是它却不能构成事物的实体，即不构成事物的实在性。关系虽然有本质性的地位，但它还不是构成事物本质的全部。它只是说明了构成事物的一部分，研究事物除了探究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外，也需要在这种关系下深入探究其内部，尤其是组成整体的各个实体部分，而这恰是生态整体主义所缺乏的。

进一步而言，这就导致了生态整体主义的另外一个困境：个体维度的缺失。生态整体主义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这是其巨大的功绩之所在，但却也过度强调了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忽视了个体和个体的创造。生态整体主义存在着这样一个倾向：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只能由生态系统来赋予和确认，而非它们本身所拥有的。这就会形成一个疑问：既然个体没有自己的内在价值，那么由个体所构成的生态整体的价值又是从何而来？我们承认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作为部分的个体的存在又有什么样价值和意义呢？生态整体主义并不能回答这种质疑，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生态整体主义中个体维度的缺失。生态整体主义向我们展示和强调了整体的重要性，却无法向我们指明生态整体中个体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在生态整体主义看来，个体的价值与意义是由整体赋予的，而非自身拥有的；个体的价值与意义是指向整体的，而非指向个体的自身存在。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语境中，个体的存在并非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生态整体。生态整体有权决定个体的存在与否，是最高的主宰者。这就意味着个体必须服从生态整体的利益，否则生态整体有权决定此个体是否继续存在。但如果一味服从整体利益，那么势必就会出现为了整体而牺牲个体的现象，正如贾丁斯所说的那样，“对土地伦理整体主义最严厉的伦理学批判是认为它牺牲个体的利益而满足整体的利益。如果我们用生物群落来定义好与坏，似乎有可能为了群体的利益而牺牲某些个体的利益――如个体的人。比如，利奥波德好像对杀死个体动物以保持生态群体的整体性与稳定性表示谅解，但由于他还把人类描述为群落中的‘平等’的成员，似乎他允许杀死一些人，这样做会保持其群体的整体性、稳定性及美。”[9]由于过度重视整体，生态整体主义忽视了个体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权利。然而每一个体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仅是由生态整体所赋予的，还是由其自身决定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个体不符合生态整体的利益就轻率地削弱或取消它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况且生态价值只是事物众多存在维度中的一维，我们不能因为此一维度而去否定其他的维度。否则，生态整体主义对于个体而言就不再是最终归属，反而成为一种裸的“法西斯主义”。

生态整体主义并没有正确理解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它过度强调了整体的价值与意义，而忽视了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它过度强调了整体对个体的影响与作用，却忽视了个体对整体的影响与作用。在我们看来，整体与个体处于辩证关系之中。一方面，二者相互依存，没有整体便没有个体，没有个体也就没有整体；另一方面，二者相互作用，整体决定个体，但是个体也会影响整体，尤其是某些关键个体还会对整体产生决定作用。否定了个体，整体的大厦也必将崩塌。与整体相比，个体并非不重要，而是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与价值。这是由其内在的价值所决定的，它以此为基础影响和改变整体。“作为个体的个别微小元素不单是不允许被忽略的，它还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目前的观照行为本身，改变整个世界。”[10]我们在此强调个体并非是维护个体私利，而是尊重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权利。我们必须避免一谈论个体就联系到私利的思维定式，而是谈论如何维持和保护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权利。我们承认整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但也强烈反对以整体而否定个体的行为。过度倾向于整体的决定作用，那么整体会借此消灭一切与自己不统一的个体，势必会产生“法西斯主义”倾向。对于生态整体而言，它是以个体为基础和为依托的，它的存在与发展最终是通过个体体现出来的。如果忽视或否定个体，那么整体又如何存在？生态整体对个体固然具有决定的作用，但是个体对生态整体也会产生影响，尤其是作为拥有主体性的类个体的人类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态整体的健康发展。因此，生态整体主义必须正确处理整体与个体的关系，重视个体的地位、作用及合法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赋予其合理性，并发挥其理论的有效性。

生态整体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是现代生态学，但仔细审视生态整体主义对生态学的借鉴和吸收，就会发现，生态学对于生态整体主义或许有启发作用，但并没有给其注入真正的或正确的科学内涵。现代生态学虽然强调整体和联系，重视个体对整体的依赖关系，但也强调个体，重视对个体的研究考察以及对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价值的审视。但生态整体主义在利用生态学资源时却有意地强调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意在借此以达到一种理论上的深刻性和警醒性。与此相关的“互利共生”与“竞争捕食”关系，生态整体主义也只是强调前一点而忽视后一点。由此可以看出，生态整体主义并没有正确使用生态学知识，而是进行了有意识的取舍。这种取舍却从根本上违背了生态学的科学精神，使其背离了科学依据。人文科学固然不能改变自然科学的真理性，但是也不应该全盘移植自然科学知识。理论上的深刻性并不在于其片面的深刻性，而在于系统的深刻性。生态整体主义只做到了前一点，而止步于后一点。麦利考特曾对生态整体主义作了如下评论：“深层生态学也许是深沉的，却不是生态学的。生态学也许启发了深层生态学，但它并未使深层生态学变得更有智慧。深层生态学那种粗糙的形而上的整体论更是难以通过诉诸生态科学来加以证明。”[11]162生态整体主义并未真正领悟到生态学的科学精神，其理论体系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雷毅指出了这一点：“如果深层生态学不能全面深刻地把握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生态科学，那么，其理论说服力会因此大大削弱。”[11]162

四、结语

生态整体主义的困境并非只有这三个方面，它还存在着诸如生态至上主义倾向、生态正义失衡等方面的缺陷。因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进行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生态整体主义无疑有着极具冲击力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视野，它对于人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反思与确定人类的发展路线，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但它自身存在的缺陷也不容忽视，这在根本上制约着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说服力与实践操作性。生态整体主义必须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断进行修正，逐步走向完善。惟其如此，生态整体主义才能获得当今社会的认同，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为当今社会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赵奎英.论生态美学的困境与前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28-34.

[2]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候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史怀哲.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2：9.

[4]蒋磊.生态批评的困境与生活论视角[J].文艺争鸣，2010（11）：16-19.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修订版[M].韩立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2006：74.

[7]曹孟勤.自然即人人即自然：人与自然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整体[J].伦理学研究，2010（1）：63-68.

[8]曹孟勤.生态整体主义自然观的困境与出路[M]//环境哲学：理论与实践（第二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9]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第三版）[M].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0.

[10]王耘.复杂性生态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11.

[11]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On the Treble Predicament of Ecological Holism： the Limitations of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Aesthetics

MA Cao

（School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375，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