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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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3 ― 0073 ― 02
以儒学为代表的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当代政治、社会发展及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审视齐鲁文化的当代价值、功能和作用，有助于使我们对齐鲁文化的认识更具时代性，有利于更好地挖掘和继承齐鲁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提升齐鲁文化的影响力，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为文化建设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实现“文化强省”的发展战略。
一、齐鲁文化的内涵
齐鲁文化中的“齐鲁”不仅是表示空间的概念，还是一个表示时间的概念。作为空间概念，“齐鲁”指山东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两个最大诸侯国齐国和鲁国；作为时间概念，齐国和鲁国两个诸侯国在历史上皆存在了800年左右，其后为其他诸侯国所灭。但虽然政权被灭，齐鲁两国的文化体系和思想成果却传承下来，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燕赵文化、秦楚文化等地域文化一样，齐鲁文化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出丰富的内涵。齐鲁文化的最早形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自秦汉以来，齐鲁文化逐渐融合到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学界在探讨齐鲁文化的结构时，一般认为齐鲁文化包含了齐文化和鲁文化两个文化圈。齐文化侧重“功利”，较重视耕战、农业发展；鲁文化注重“道德”，较重视伦理规范与道德规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齐文化与鲁文化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我们可以把齐鲁文化理解为“以先秦齐、鲁两国文化为内核和主干，以两国文化的渊源发生和延续展现为主要描述对象的文化。”〔1〕在齐鲁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它始终保持了开放性的特点，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优点，从而使自身具备了良好的调节功能。西汉时期，随着儒学被统治者定为处于独尊地位的意识形态，齐鲁文化也获得了在社会诸种文化和思潮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并成为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齐鲁文化的当代价值
齐鲁文化表现出自强不息、经世致用、和而不同、崇尚民本、诚信友爱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的政治价值和社会理念曾经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有序发展，对当今社会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1.自强不息，重视经济
齐鲁文化中有崇尚气节、自强不息的精神。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齐文化对经济与社会实际的重视。姜太公、管仲等人都重视人的积极因素，以积极入世的精神推进社会变革与发展，表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重视经济是齐鲁文化的特点之一。尤其在传统农业社会，齐鲁地区的农业较为发达，渔业、盐铁工业、及社会化的水利、交通等都比较发达。以齐文化为例，齐相管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盐铁专卖制度，不仅富强了当时的齐国，也极大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成为后世盐的专营制度的起始源头。管仲关于“四民分业”的思想将齐人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为齐国的霸业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后来的传统社会一直沿用。这种重视经济的思想与当代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相通的。
2.崇尚人本，天下为公
民本思想是齐鲁文化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之一，齐鲁文化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在齐文化中，管仲提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管子・霸言》）管仲的改革也是围绕人本展开的，其改革思想与民本精神为后代统治者继承发扬。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鲁文化中，民本思想占据了重要地位。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王道”、“先王之道”、“尧舜之道”、“文王之治”等等，其“仁政”思想把儒家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另外，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追求，也是齐鲁文化的思想特色之一。近年来，随着社会公正问题的凸显，我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公平正义在社会主义内涵中的地位，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我们应当发扬传统齐鲁文化中天下为公、仁者爱人的政治理念，进一步维护、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
3.诚信友爱，仁者爱人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齐鲁文化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也是齐鲁思想家思想体系中重点倡导的。孔子构建了其仁学思想体系，把克己、爱人、复礼作为仁的具体内容，并将之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精神指导，并要求人们都按照有一定的礼制规范行事。尽管孔子所讲的礼的核心是上下等级关系，但其中的一些因素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用，如“正礼”、“修己”、“自戒”、“自讼”、“自省”、“自责”等思想，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对今天处理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孟子则突出了孔子学说中的仁义礼智，并把这四者与人性善理论结合起来，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把伦理范畴与人性善连结在一起，从人的本能的角度来解释人伦关系，这是对孔子仁爱思想的发挥，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传统齐鲁文化中也有一些与现念不相符的消极因素，诸如重农轻商意识较浓、宗法观念凝重、法治意识缺失等。对于这些消极因素，我们应辩证对待。要看到这是与当时封闭的小农经济环境、严密的等级制度和思想相应的，是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
三、提升齐鲁文化影响力的途径
两千多年来，齐鲁文化对于维护传统大一统理念及国家统一、社会伦理规范的遵守及人际关系的协调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应继续呼唤齐鲁文化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继续挖掘齐鲁文化的核心价值，形成提升齐鲁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合力。
1.发挥政府主导功能。政府在社会资源的掌握和分配中具有其他任何组织都不具有的优势，因此政府在提升齐鲁文化影响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就文化建设来说，政府在文化资源的配置中起主导地位，能够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和制度保证。因此，提升齐鲁文化的当代影响力，首先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统筹规划、政策扶持、监管协调等功能，为齐鲁文化的传播与弘扬提供良好的政策保证和社会平台。
2.利用好齐鲁文化影响力提升的载体。传统文化的宣传普及有利于齐鲁文化影响力的提升，近年来，我们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普及齐鲁文化，如各级各类道德讲堂、各种层次的文化讲堂等。这些载体形式促进了文化产业品牌的推广，提升了齐鲁文化的影响力。近年来，山东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构建并推进了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孔子文化展等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交流品牌项目，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须新一步创新理论和工作机制，探索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贸易和对外文化传播的新领域、新模式，从而更好地提升齐鲁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
3.培育“山东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扩大齐鲁文化的影响力离不开人的精神的改造与提升，要以提高人的素质作为支撑。而提高人的素质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应该是体现在现实生活之中的。当前的重点之一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可以把“山东精神”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切入点。“山东精神”的主要内涵有“改革创新、开放包容、忠诚守信、务实拼搏、敢为人先”。这为齐鲁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树立了共同的价值目标和精神追求，也为地区发展竖起了一面精神旗帜。近十年来，围绕这一价值目标，结合山东的区域实际和文化传统，我们在改革创新、诚信和谐等方面展开了诸多有效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弘扬山东精神有利于激活齐鲁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和积极因素，实现传统美德与当代价值相贯通。
四、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齐鲁文化资源
需要明确，在当代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震荡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必须辩证地对待传统齐鲁文化。对待传统齐鲁文化，应该有科学的态度。换言之，我们固然不能否定文化传统，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有诸多优秀因素，然而，要避免走入另一极端，避免盲目地一味颂扬以齐鲁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要避免对齐鲁文化研究中的“主观投射过度”现象，避免“认识主体用现代性的认知替代传统认知，把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当下流行的现念或观念，投射到古人身上。”〔2〕例如，现在有诸多学者著文立说，提出儒家学说中的“君子”人格即是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人格，并从各方面、各角度去论证这一学说，进而提出传统儒家文化中含有现代公民理论的成分。实际上，儒家理论中的君子根本不具有现代公民概念的内涵，把二者等同起来或者认为二者想通的观点从本质上混淆了传统臣民型政治文化与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的区别，是一种认识的误解。所以，对齐鲁文化传统的价值要区别对待，不能忽视其本身的局限性。不可否认，在传统齐鲁文化有诸多优秀的因子，对当今的社会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从总体上来说，以齐鲁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与现代政治与社会理念相悖的。齐鲁文化产生于传统封闭的小农社会，具有重义轻利、道德政治化等缺陷。对于这些缺陷，我们应理性分析。以齐鲁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不能成为现代文化的主流，对于其中的积极因素和有益成分，要根据当今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能不加区分地把传统齐鲁文化照搬到当今的社会之中，更不能把传统齐鲁文化中消极落后的因素扣上“优秀”的帽子而大力提倡。
总之，挖掘齐鲁文化的深刻内涵，发挥齐鲁文化的当代价值并提升其影响力，从而使齐鲁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山东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当代条件下，既不能守着传统照本宣科，也不能对传统置若罔闻，要立足于当今的社会实践，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新的有益因子，从而实现齐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参 考 文 献〕
篇2
一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二
篇3
在浩大的中国当代作家群体阵营中，作为在小说界有着较高声誉的张炜就是深受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影响的作家，他不仅富有非常浓厚的“正统”向度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内质，兼之特殊的地理环境、个人阅历、生命体验及其生存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共和作用，他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便更大，这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张炜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不仅表现出情有独钟的喜爱，而且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及其所富含的精神意义、审美价值进行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精神探索。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正在脱离传统的某些倾向，他深感“传统文化之核”在当下社会的严重偏离，或是被现实功利主义、唯科学主义等进行无收集整理情解构，以致消弭、遗失；也曾满怀忧虑地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分析、批判以及痛彻心扉的呼吁。与此同时，张炜小说创作中民间文化的存在，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精神价值判断和审美观照。从文化的内涵上说，民间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区别，但三者之间亦存在着某些重合与关联，而且民间文化中最核心、最稳固的部分应该是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其中，以“仁”、“义”思想为内核的儒家文化，基于儒家文化之上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道家文化；开放浪漫、哀乐无极的荆楚文化，等等，这些从古代传承下来的宏浩绚烂的哲学思想、文化精神，不是以零零碎碎的形式散落在民间，而是从上到下在不断冲击、改造民间的同时，被世人作为世俗价值吸纳、接受，进而成为民间思想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部分。“与八十年代文化精神相比，更深入张炜之心、并更坚固地据有他的文化立场和情感的，是传统的民间文化。”①对小说家张炜来说，它们像一些纵横交错、繁复相织的精神脉络，既渗透在其具体的小说创作，又延伸于他的整个文学世界的建构之中。
儒家文化促成了张炜小说伦理思想的内在结构
作为一个植根于齐鲁大地的作家，张炜的小说创作始终高扬着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这首先来自于儒家文化对他的积极而直接、持续、深沉的影响。儒家文化（即通常意义的孔子哲学）的基本观念是“仁”，内在的仁具有伟大崇高的道德价值。儒家认为，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和完善道德人格；仁者爱人，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恻隐之心，是一种宽容忠恕的精神；儒家精神要求人不仅有道德勇气，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担当，甚至不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且要求人能够超越世间各种境遇，超越本能欲望。儒家文化的这种“仁”、“义”精神穿越古今，激荡天地。对于从小就受到齐鲁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小说创作又扎根于齐鲁大地的张炜，当然会自觉不自觉地欣赏齐鲁文化，更无不对之有着极为深刻的领解与透析，并自觉地将之纳入到自己小说世界的建构中，从而赋予自己的小说以浓厚的儒家文化意味和深刻的传统文化精神特质。这从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便可见一斑。张炜在其小说中塑造了许多闪烁着儒家人格理想的“理想人物”，比如《古船》中的隋迎之、隋抱朴，《柏慧》中的导师，《家族》中的宁周义、曲予，《外省书》中的史珂、鲈鱼，《能不忆蜀葵》中的桤明等一系列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尽管在性格上存在着某些软弱，也未免过于保守，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表现出了鲜明的立场，不仅有所坚守，而且特别隐忍，有的甚至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即便是其小说中对某些“小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一潭清水》中的老六哥、《秋天的愤怒》中的老得等，作者也极力赞颂他们的美好品格和人文德性。在作家看来，这些人物虽然憨厚淳朴，但爱憎分明、勇敢忠义，具有民间人物特有的性格特点和精神内质。所谓“礼失求诸野”，张炜在民间大地上寻找这种正在失落的理想人格，自有其独特的精神价值蕴示和审美理想追求。
从另一个角度看，张炜小说中的山川风物、生活场景、人物故事，其多情重义、温柔敦厚的仁义精神、忧患意识和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齐鲁文化的特质。齐鲁文化的核心是沉稳厚重，是带有济世思想的儒家文化。然而长期以来，儒家文化曾受到无数诘难，对此，张炜的文化立场是非常坚定的肯定其价值，并辩证地去看待儒家文化。“儒学本身不具有虚伪性，操作儒学的过程中可以产生虚伪。”他认为，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是充满文化辩证法思想的。张炜反对纯粹化的物质主义和单质意义的技术主义，认为它们不利于世界的持续发展，更会对人们的思想情感、文化意向、精神本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人们一旦丢掉了儒学文化，也就丢掉了“诗意”，浮浅和极端化、片面化的认识伤害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威胁了人类的明天。②正是这种极力倡导、宣扬儒家文化精华的行为，让张炜的小说创作更具有“纯文学”的特征，而这也正是我国优秀的主流文学传统的本质。
道家文化幻化为张炜小说创作的精神品格
儒家理想是把仁爱精神由己及人、由己及宇宙万物，主张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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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提升到超越人与我、物与我的“天人合一”之境。但是儒家的“天”与“人”的关系，“其主调仍然是宗法伦理，所以天人谐调终要归结为人际谐调。道家则有所不同，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作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道家文化主张自然、无为，返璞归真，倡导个性自由，歌颂生命自我的超脱飞越，成为世俗人生的一种选择模态和精神存在方式，因而道家文化与民间伦常是血肉相连的。
民间是相对于上层庙收集整理堂的下层指向，对知识分子而言是另一个精神家园，当游离于政治中心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可以将其作为退守之地。事实上，古代文人崇尚自然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寻求某种精神寄托；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而言，由于远离了政治权力，亦趋边缘化，济世思想得不到实现，不得不沉到更为深层的民间“起自民间，通往的终点仍然是民间”。张炜有自己的入世情怀，甚至一度高扬着道德理想主义的大旗。但是传统价值体系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功利社会的侵扰，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观念变得较为尴尬、举步维艰。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民间便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张炜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寄寓了个人的民间理想，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他固守葡萄园，踯躅于脚下的大地，要在纸上建筑一个精神的自由王国。于是我们看到，张炜固执地在文学创作中书写孤独的“自己”告别喧嚣，逃离现实，融入野地，更在现实中建立起了一座封闭的现代书院，并试图用微薄之力来挽救正在跌落的人文精神。即使是小说中那些仗剑行走天涯的人物，他们的传奇经历和放荡不羁、逍遥自在、超然物外的胸襟情怀、精神气性，也体现着作者苦苦追寻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更不消说那些苟活于大地上的生生不息的人们，他们安分守己，甘于穷苦，淡泊名利，完全是自由自为的生命状态。作者说，我想我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我对大地的情感是自然的，因为我生活在大地上，我依赖它犹如生母。”“没有对一片土地痛苦真切的感知和参悟，没有作为一个大地之子的幻想和浪漫，就永远不会产生那种文学。”④因此，张炜是以一个大地之子来看待自己与自然世界的各种关系及其关联的，这又与道家的思想一脉相承。
在《古船》中，一些人物的命名竟然来自老子的《道德经》，比如“迎之”、“不召”、“抱朴”、“见素”，甚至是“其生”；而“含章”出自《周易》，《周易》虽被列为儒家经典，但也属于道家的经典文献，与道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此我们不妨“断章取义”，从名字上判断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实际上两者是基本吻合的。其实在张炜心底有自己的一片葡萄园，他说：“登州海角……类似的葡萄园当然是很多的，但完全相似的一片也没有。它只能是作者心中的田园。”⑤张炜做不到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做不到像大文豪托尔斯泰一样在庄园里躬耕劳作，出世的情怀萦绕在侧，又无法在现实面前彻底实现，只好根据自己有限的生活体验和细致的观察付诸于笔下的文学虚构和想象。晴耕雨读并不容易，抵御外界的纷扰和世俗的诱惑，且战且退，张炜“得道”却没能“成仙”。
荆楚文化生发为张炜小说精神意蕴的超然品质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根基在于老子、庄子的思想，老子和庄子大概可以划归楚文化圈，接着楚国又出现了一位影响后世的人物屈原。屈原思想的核心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寻求真理九死未悔、有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与主张无为的道家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两者在宣扬自然和浪漫主义格调上却如出一辙。浪漫主义是屈楚文化的思想精髓。浪漫主义也是张炜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特征。纵观他的所有小说作品，无不充溢着一种超然之气和精神浪漫，小说中的生活或许是沉闷的，但是人们的心底却是自由的、张扬的，在精神上是不可压抑的。因此我们看到，张炜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充满神奇的想象，非常注重抒发个人的内心感受和生存体验，或是作者直接在作品中呓语倾诉，或是借小说中的人物宣泄自己的情感。
张炜对屈原有着一种特别的好感，甚至是向往和崇敬之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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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古代文人爱慕、追求高洁人格普遍具有的一种情结。张炜始终保持着与古人精神上的沟通感应，而与两千年前的屈原更为靠近，因为两者具有很多先天的相似性。或者张炜在后来受到屈子的影响很大，不自觉地与自己的精神“导师”惺惺相惜，学习仿效。屈原在《楚辞》离骚篇中开首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对于自己的高贵血统非常自信，而张炜在小说中也常常在追索自己的家族历史，叩问自己的身份，追记过去家族的荣耀以及所受到的历史苦难，这在《家族》一书中得到了体现。屈原是一个喜欢美好事物的人，《楚辞》中的他身穿奇伟的服饰，浑身缀满鲜花，披挂着香草，饰物闪烁，散发出兰馨的香气；他不仅在身上装饰奇异的花草，还以它们自比，映衬自己高洁的性格和完美的人性，同时也寄寓了作者的理想主义。张炜对此由衷叹赏，更将其视为伟大人格操守的必然修为，还列举出了爱兰的孔子，爱菊的陶渊明，梅妻鹤子的林逋……虽然张炜的手脚上沾满了泥土，因为他热爱这片土地，但他也喜爱美好的自然事物，花草树木，山水，动物，作者都以平等的姿态去看待芸芸众生，去关怀身边的巨细。1998年秋天以来，张炜常常去一座山中的老屋，在那里耕地翻书，这次看的只有屈原，“我被淘洗被冲刷，接受着真正的神启与惊愕”，“然而我在午夜的寒冷或温煦中，在经受生命之水的洗涤中，却能自信地感知他的声音”。⑥作者写道，“我沉浸陶醉的时刻，大山之外正泛着‘全球一体化’的喧声。这喧声几可淹没我们的白天和夜晚。但我融入的一片时光属于另一个天地，人类历史上至为绚烂的一章就写在这里。如果连她也被‘一体’化掉，那么末世之哀又将疼过几千年前。”⑦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由此，张炜写下了《楚辞笔记》。他用审美的眼光去把握《楚辞》与屈原，应和着两千年前屈子的行吟，一唱三叹。屈子的不朽辉光映耀着张炜，张炜也在解说着屈子。
阴阳家、方士文化和“聊斋文化”等
丰富着张炜小说创作思想的血脉
其实早在先秦，楚文化与齐鲁文化在不同时期就有过此消彼长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即使在各地方文化特点消失、全国统一文化形成之后，楚文化在齐鲁文化里还留有很多深刻的遗迹。齐、楚两地在艰苦创业、追新逐异、兼收并蓄、尚武爱国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一直到今天，这种文化渊源仍不可能完全消解。灿烂多样的古代哲学文化在当代民间仍有余续，甚至成为人们骨子里不可更易的东西，仍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乃至性格气质。
同样的，张炜还受到齐国邹衍、淳于髡、徐福等阴阳家和方士文化，以及“聊斋文化”的影响，这让其小说创作涂上了“怪诞”色彩。怪诞一词是相对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说的，由于邹衍等人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思维方式与儒道不同。早期的神仙观念，以及《聊斋志异》的鬼仙神怪，让张炜的创作也越来越蒙上了魔幻色彩。尽管张炜对蒲松龄的志异小说评价不太高，但在创作实践中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影响。考察一下明清以来在齐鲁大地上生活过的小说家，他们都离不开传统文化、齐鲁文化，具有地方色彩的民间文化的熏陶浸和影响，齐风鲁韵，成了他们不可抛却的共同的历史文化思想源泉。张炜曾经说，其小说创作借鉴过《聊斋》的“山野精神”、“民间精神”，比如《九月寓言》和《刺猬歌》。但对作者来说，或许这不是刻意的杜撰，因为在民间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形态。人们立身天地，崇拜自然，笃信天命，敬畏鬼神，相信万物是有灵性的，信奉生命轮回，因果报应，因此与其说是张炜在故弄玄虚，不如说这是对民间大地做出的最真实的反映，是民间大地的慷慨的精神馈赠。
篇4
【关键词】扑灰年画 民间艺术 儒家思想 美学特征 核心理念 弘扬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J2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1－0022－04
高密扑灰年画是世界上独特的画种，被誉为“中国一绝”，它给人以强烈震撼，形成了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美学特征感受。扑灰年画民间文化的表现是多层面的、立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它包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内涵以及民间艺术独特的造型观念，让人们从中感受到内容与表现形式和谐统一的儒家文化精神内蕴，其这种独特的表现工艺过程在全国年画中独树一帜。然而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玩艺儿”，相反，它所涉及的文化范围之广，包含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齐鲁文化。探知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分析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观念在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中根植的历史必然，才能使传统齐鲁文化的精髓通过这一古老的载体得以传承与发扬。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不仅工艺过程独特，还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点：以色代墨，着色浓重，色彩艳丽，形象富有动感，线条豪放流畅，人物造型丰满圆润，多为胖耳大腮，但眉眼巧画不失隽秀感。其造型拙朴简练，用笔潇洒自如，很有写意国画的笔墨情趣。扑灰年画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人文精神的载体，是为人而存在的，是齐鲁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它作为民间艺术的一个品类，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有过称“绝”的时代，中国艺术史不会忘记它。
一、高密扑灰年画的民间艺术特色
高密扑灰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是齐鲁民间文化于年节之际，用来迎新春、祈丰年的一种民俗艺术品，也是广大胶东半岛人民群众用来美化环境、反映社会生活、表达心理愿望的一种最为普及的艺术样式。高密扑灰年画以整张纸大小的“大挂画”最具特色，制作工序复杂，须经过粉本、扑灰、敷彩、粉脸、描金等过程，用色以桃红、翠绿、粉黄为主，兼施金色，开脸用粉加红晕染，画面的主要部分还要涂上明油，以求鲜艳夺目的效果。当地群众的顺口溜形容扑灰画为：“红绿大笔抹，市场好销货；庄户墙上贴，喜庆又红火。”粗犷、朴实的扑灰年画，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及区别于其它地域样式的表现规律和独有的艺术趣味。
1．尽善尽美的造型特色
扑灰年画造型特色要求“尽善尽美”，重视画面物象的圆满，从而以形式的圆满来抒发人们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因而在造型上非常避讳画面事物形象的残缺，扑灰年画中人物一般都要画出全身；画人物头部或为正像，或为“三分脸”。“画中有意”是又一造型特色，通过借助于文字去完成图像所要表达的意愿，即善于通过画面的物象，甚至是毫无现实可能的物象组合而成的“文字”来表达他们所想表达的美好愿望，民间称之为“讨口采”。如年画人物形象手指蝙蝠飞舞，便是吉语“福在眼前”。扑灰年画在制作表现过程中还富有“隐喻象征”，将一种理想化的事件或现象寓于一种较为明了和显现的形象中，以使很多难用画面表现的情感得以体现，即象征手法。如：年画以牡丹隐喻富贵，以石榴隐喻多子。
2．以简代繁的构图特色
扑灰年画“主题突出”的构图特色是锁定画面主要形象之后，“浓墨重彩”的对其进行渲染，其它次要形象作为陪衬，主次分明，层次清晰，主要人物常居中，且夸张舒展，并以缩小了的周围事物为陪衬，以突出主要人物。“以简代繁”是扑灰年画重要的构成特色之一，多为二度空间平面构图（多用于“大挂子”画），二度空间的平面构图使整个画面效果简洁明了，人物较少，但表达有力，画面效果追求在简单中求变化。扑灰年画中“成双成对”的构图特色是老百姓喜欢把头脑里美好的东西连双带对的表现出来并连结在一起，就像“好事成双”一样。年画中有不少这样既对称统一又呼应变化的构图形式，不但有结构上的大同，而且有形式上的小异，于细微之处见灵动，有很强的装饰性。
3．艳而不俗的色彩特色
扑灰年画具有“艳而不俗”的色彩特色，许多年画的画面颜色虽然很鲜艳，但不能很好的运用色彩对比技法，使各部分之间能够相互呼应，浑然一体，产生一种“和谐”的美。“罩上明油”是扑灰年画的又一色彩表现特色，主要用途之一就是装饰、祭祀年节，增添喜庆氛围和供奉、拜求先祖神灵，所以扑灰年画大多喜用红、黄、绿、紫等色彩艳丽、明亮的颜色，尤其重要部分还罩上明油更加突出、显眼，更加灿烂光彩。扑灰年画的另一色彩表现特色是“墨分五彩”俗称“墨货”，年画制作表现虽然纯用墨，但画面“颜色”通过墨色用力、分布、着色时间等处理方法的不同，仍然会产生非常“丰富”的视觉效果，毫无单调之感，和国画中的浓、淡、干、湿、焦相媲美。
4．大涮狂涂的技法特色
“大涮狂涂”是高密扑灰年画的重要制作技法特点，描子勾拉“大涮狂涂”指艺人们在作画时，从衣裳到头发，全是单色抹涮，连轮廓线也是一笔抹下，以“意”写“神”，与现在国画中的大写意一样，形容了“抹画子”时“抹”的情景。“描子勾拉”是指局部的细心描绘，“兼工带写”，以“形”传“神”，如国画中的工笔，与“大涮狂涂”则形成鲜明对比。扑灰年画还运用“细心粉脸”、“眉眼巧画”的制作技法特色，许多人物作品往往都有一个或几个淡淡的粉红脸，“细心粉脸”、“眉眼巧画”就是在脸上巧妙的勾划眉眼、五官，再敷彩，局部涂有明油，让人看上去面部富有弹性，透明细致，这也是技法中较精细的部分。当扑灰年画作品制作技法接近尾声时，艺人们常在“大涮狂涂”的服饰上搞一些图案，“咸菜磕花”就是常用的技法。所谓“咸菜磕花”，就是将选好的咸菜晒干，刻上图案，再蘸着颜色磕就是了，简单而实用。
高密扑灰年画的艺术风格确实不拘一格，颇具儒家文化精神特色，由于不拘泥于程式化表现技法看起来格外粗犷、豪放。它的艺术创作过程和流传过程，都是经过增删、修改、改造、充实，一代一代按照时代的要求、生活环境、风俗习尚、艺术趣味的要求变化发展的。扑灰民间年画艺术立足于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寻找有意味的外观造型及视觉形象，在外观造型和色彩设计的创新过程中，力求从造型和民族色彩中寻求灵感，这样既能满足大众对美的特殊要求，又有助于建立和丰富民间艺术风格。
二、儒家文化精神是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核心理念
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是一种生命本真的艺术活动，儒家文化思想是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根基，传统儒家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大体归纳为以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实用的物质产品，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传统民间年画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成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儒家文化思想中这些积极因素的影响，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在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伦理观念、美学思想等精神文化方面渐趋认同，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美学思想似乎就是按照这样的特征及规律发展的。
儒家文化思想在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和主体作用，儒家文化思想是先秦时期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它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也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齐鲁文化的宝贵资源，儒家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中庸思想对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作为高密扑灰年画民间传统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合的制作和表现方式，并力求保持一个合乎齐鲁文化情理的年画工艺流程。“礼”是指人通过自身的主体意识，它起着一种社会规范整合作用。礼的特点便是“有秩序”，“乐”是指一种“和谐”的状态，也泛指一种自由的理想。“礼”的人文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着深远影响，它不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且渗透到人们日常的言行之中，这种精神文化在扑灰年画中体现的非常充分。在扑灰年画中既要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也要达到人与人的和谐，要达到这一双重目的，它严谨的遵循了这些儒家思想文化的理念。扑灰年画给人的是一种情感教育，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我们应立足于齐鲁文化，在儒家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研究现代，用“和谐”理念指导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创作。
三、儒家文化思想在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中的美学特征
1．儒家文化精髓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美善相乐之美
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体现了典型的儒家文化的造型审美特征，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和归属感，它把功能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实用而带来善，是引起美感的先决条件，所以从实用功能出发的创新应该永远居于首要地位。扑灰民间年画艺术注重美与善密不可分，善使人共生，美使人共享。不善之美，不是至美；不美之善，不是至善。儒家文化思想审美心理的首要特性是美善相乐，最高境界是尽善尽美。文以载道，乐以教化，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形式，除了对美的追求之外，都表现出对善的强烈诉求。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它将人们心中的善恶、美丑、正邪、直曲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将一切褒贬、好恶、祈望和忌讳，虽在画外，却寓于其中，以表达人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使人们在观赏作品的同时，有所感，有所悟，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教化的作用。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审美情趣还充满了深刻的象征寓意，饱含着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望和追求，体现了儒家文化思想不变的民族文化心理。它除了具有无可争辩的形式美外，还通过具有特殊蕴涵的图案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望，它通过造型与色彩、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实现了美善相乐的追求，注重的是传情达意，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崇尚陶冶情操、催人奋进的审美精神，创造了祈福与美善相乐之美。
2．儒家文化思想根植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自然朴素之美
高密扑灰年画集文化、艺术、实用于一体，是儒家美学思想的历史见证。它体现了就地取材、朴实无华的特色，是齐鲁文化平民化、生活化的标志，给人以强烈震撼，形成了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美学特征感受和视觉冲击力。在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传统审美理念中，只有自然、朴素之美才是美的最高境界，自然和朴素是指万物的非人为的本然状态。儒家文化思想崇尚自然与朴素的审美原则，它认为一切美皆出于自然率真，真正的美是事物本身自然纯粹之形态，能让民俗文化本身绽放光彩，才是真正的美。儒家思想认为适和的形式美是表达本然形态的重要形式，认为形式美要恰到好处，要保持事物的本质特征。高密扑灰年画的审美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它具有追求朴素适宜之美的审美特性，即自然的朴素之美。
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从色彩、技法、构图到造型，无一不体现质朴的风格特征。由于对朴素自然特性格外尊崇，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反而更加具有生命力，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它崇尚朴素自然的儒家文化思想传统，因为它体现到民间民俗上，就是要因地制宜，应充分考虑到齐鲁大地使用者的地域特征、生活习惯和审美需求，所以植置于民间、民俗是高密扑灰年画创新的源泉。
3．儒家文化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伦理道德之美
儒家美学思想对高密扑灰年画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反映了儒家的礼乐制度和人文内涵。道德伦理是儒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教育和审美的关系极为密切，它的一大功能就是以美感形式教育、陶冶人的心灵。扑灰年画民间艺术所蕴含的道德伦理内容，不仅表现在各类天神、先贤圣人、历史题材中，也表现在民俗艺术作品中，使民间年画艺术呈现出强烈的伦理审美趋向，道德伦理成为扑灰年画承载的主要儒家传统文化内涵之一。
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在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所表达的形式和内容，必然会呈现出儒家美学思想特征，年画中所表现的《五伦图》与《治家格言》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体现。《五伦图》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遵循的封建礼教，《治家格言》则是运用儒家思想治理家庭。在长期的儒家思想熏陶下，使高密民众拥有一种敦厚朴实的儒象气质。儒家思想渗透到高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扑灰年画中也有丰富的表现。“孝”是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流传。这些儒家“孝道”思想在扑灰年画中的演绎是儒家思想在民间的体现，这种年画形式又为宣传和强化儒家的道德规范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4．儒家文化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和谐统一之美
和谐之美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儒家哲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提倡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董仲舒《春秋繁露》载：“以类合一，天人一也”。其实这些理论思想实质上都是在统一的“和谐”原则下达到对审美主体的“满足”。儒家的文化思想内涵对高密扑灰民间年画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持久，它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强调二者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扑灰年画特别能够体现社会的和谐一致，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作用。在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中所表现的追求“人――年画――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就是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扑灰民间年画从选题、制作到应用、陈设早已达到它的最高水平。齐鲁大地有一个好传统，不管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处境，始终都是热爱生活，追求幸福、和谐、吉祥，因此，表现喜庆、幸福的祥瑞题材，一直是扑灰民间年画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和一个基本的文化特征。另外儒家文化思想还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亲和的关系，扑灰年画艺术赋于花、鸟、虫、鱼、兽等艺术形象以祥瑞寓意，便是这种亲和关系的表现。所以，要欣赏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就需要了解齐鲁文化和儒家美学思想特征，否则，是很难把握住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的审美特性的。
四、儒家文化思想在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中的思想意蕴
儒家文化思想给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创意制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儒家文化思想是扑灰年画形式内容及思想的内核，它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按着中国传统祥瑞观念沿续下来的，它反映了扑灰年画在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在扑灰年画的形式题材和使用习俗中，融会着各种思想观念，如等级观念、伦理观念、审美观念、、风俗习惯等，并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有的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高密扑灰年画艺术在较长时间的创作生产中，民间艺人胡、赵、杜三人在题材方面又各有侧重，各有拿手的“好活”，胡玉显喜欢画“八仙屏”、“天女散花”、“三仙姑下凡”、“胖娃娃”等题材的扑灰年画；赵大伦靠画墨屏美人条（大挂画）发了财，成了赵家圈的富户；杜家官庄的杜万则善画刀马人物，如三国人物、杨家将、岳飞等，同时还兼画大挂子画，如“万事如意”、“尤鲸献瑞”等。以胡、赵、杜三家作坊为代表的民间艺人一反当时以记录“风花雪月”为主的文人画的弊端，想农民之所想，爱农民之所爱，将以欢乐为主题的题材揉进扑灰年画，把农民们喜爱的人物故事挪入扑灰年画的艺术表现范畴，大大地开拓了年画的题材。
齐鲁大地是孔子、孟子的故乡，人们历来追求美好的事物，这种追求也体现在扑灰年画中，在图案纹饰中借助同音字和谐音非常巧妙地运用于图案形象，以谐音和寓意，以指事和会意的方式进行构成，使形式和内容巧妙结合，这种纹饰意趣横生，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高密扑灰年画极具儒家传统文化和艺术特色，体现了大量的民俗意蕴，这些吉祥图案把这种民俗的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以合理化的结构与艺术化的造型，充分地展示出简洁、明快、质朴的艺术风貌，将雅俗熔于一炉，达到美学、力学、功用三者的完美统一。
五、保护与传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弘扬儒家文化思想。
1．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文化价值
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经过几百年衍生、存在、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方水土、一方民俗风情的独特产物，是原生态的文化。它有着历史、民俗、宗教、人文、社会、艺术等广泛而具体的内涵和价值，带着鲜明的民间特质，承载着儒家文化思想的精神，传递着民族的认同心理和文化共识，为我们留下了儒家文化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灿烂辉煌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扑灰年画由于过于看重它的商品性而忽视它的艺术品性，不能在前辈画师艺术的基础上继续创新，而只是进行简单的复制生产，再加上新的年画品种的冲击，它于不能克服自身的种种局限，走向了消亡，这是历史的遗憾。高密扑灰年画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正面临严峻形势，扑灰年画作为民间民俗文化应被精心保护，任何一个忽略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国家，都势必对内丧失其培育民族精神的文化血脉，对外则丧失其在世界上树立文化大国形象的机遇，抓好扑灰年画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和永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保护与传承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紧迫性及其重要意义
扑灰年画的艺术风格与儒家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表达了民众的审美取向和文化祈求。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作为民间的新年祝福，充满了喜庆，大多采用大红、大黄等鲜艳的色彩，注重情趣和造型的表现，人物生动可爱，富有活力，画中的每个动物和植物都富有吉祥的寓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复兴发展扑灰年画也是弘扬儒家传统文化的方式之一，它所能提供的最贴近民众的、几百年绵延不断的民间信仰素材，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扑灰年画不仅要抢救和保护，还要继承，让扑灰年画融入生活，为民族团结和谐与兴旺发达提供坚强的思想纽带。保护与传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弘扬儒家文化思想，我们应当珍惜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是一切艺术的根。高密扑灰年画民间文化是高密最具地域性的优势文化，它将会再度辉煌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资源。
六、结束语
高密扑灰年画艺术，它表现出相当浓厚的民间民俗文化特色，广泛地反映了齐鲁大地的社会生活、世态人情、审美情趣与审美追求，承载着胶东半岛历代积淀的原生态民间文化内涵，履行着其古朴的民俗功能，扑灰年画人物题材所展现的儒家文化精神，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人们日渐沙化的心灵，它不仅是年节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它包蕴着一个完整的中国民间的精神。而高密扑灰年画作为发源地，它不仅向后人展示了独特的齐鲁大地年画特征并且当之无愧为中国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扑灰年画民间艺术是不可或缺的灿烂音符，它独具神韵，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这枝奇葩永远盛开，创作出更多的根植于齐鲁文化及儒家文化思想土壤的民间年画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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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齐鲁民间体育游戏 西方竞技体育 地域文化
齐鲁民间体育游戏与西方竞技体育各自受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极强的地域特色，它们的传统观念、思想内涵、文化审美价值都存在较大差异。
一、齐鲁地域文化的特点
齐鲁大地地理环境的差异非常大，其地形、地貌的繁复，江河纵横，气候的丰富多彩，亦为诸多古文化区所罕见。鲁国所控制的地区北到泰山，东近大海，南到今江苏北部，西到今河南以东。鲁国立国之初，气候温暖，地势低下而湿润，总体上，降雨并不充裕。属于典型的适于农耕的地区。齐国依山傍水，鼎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胶东、鲁中、鲁北地区和鲁西的大部。海陆兼备的地理环境使得齐文化有着极大的兼容性。从总体上看，齐地处沿海一带，虽然不适于农业生产，但日益成就了商贾之风，从而使得齐人见多识广、反应灵敏。齐国重商贸，轻农业，以致齐文化有着注重事功、物利的特点。正是基于此，孕育了绚丽多彩的齐鲁地域文化。
游戏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圈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必然受到地域主流文化的影响。在体育价值观上，表现为内向性，封闭性，体现出较强的“民族本位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民间体育游戏的竞争性。这种游戏文化，根源于农业文明中成长起来的儒家文化，主张修身养性，重节制，求持中。另外，齐鲁文化之“尚武勇”精神在民间力量性对抗游戏中多有体现。《史记?货殖列传》载齐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的民风习俗，既有着历史的渊源，又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一民族习俗后来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既是齐文化有别于其他同时期的地域文化的关键之所在，同时也是齐文化在汉代以后被中国传统文化消化吸收而在形式上退出政治历史舞台的原因。尚勇好斗的武勇精神，是游戏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西方竞技体育的产生的海洋地理环境
人类的古代社会大多以农业为主，古希腊、罗马社会，商品生产较发达，这在整个古代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与其特定的海洋地理环境有关。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信念易于形成，社会生活的内容也就丰富多彩，这又促使人们开阔视野，向外探求，把发现世界和改造世界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获取自由的主要途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使西方人产生了外向好动、冒险的性格。他们有独立不羁的人格，开拓精神和变异观念。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使西方文化产生了民主传统和科学精神。他们提倡人权，讲平等。这种对个性自由的肯定，发展为民主与法制的整体。西方人在人生态度上锐意进取，也易趋绝望，好走极端等等。这些独有的文化特质必定彰显在竞技游戏中，成为表现自我的思想内核。
1、理性精神。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也激发起了他们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就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这直接促成了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客观态度、探求真理的执着。故而竞技游戏从诞生之初就借助于实验科学的理论，以人体外部动作形态为基础，建立起了运动行为规范和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词语表达大多使用各学科的术语，概念清晰，定义确切，其原理可通过科学实验予以验证，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2、好勇尚武精神。从商业经济的竞争到城邦战争的攻杀，西方人的竞争意识发展为好勇尚武的冒险精神。从斯巴达城邦的兵营式集体生活到罗马竞技场上的血腥表演，无不体现出好战健斗的民族性格。古希腊人在个人竞争或城邦战争中奉行以力服人的强权政治战略，形成了西方文化中力量崇拜及体现力量的完美肉体崇拜的传统。因此竞技游戏中的那些惊人的力量、超人的速度、灵活的技巧、敏捷的动作以及运动员匀称的、发达的肌肉、清晰的线条、过人的智慧等都被认为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古希腊人把在祭坛前献上精湛的技艺，展示自己的健、力、美，当作是最为虔诚的宗教祭祀。
3、开放吸收性。这一特征与西方的地理环境、历史特点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等条件分不开的。希腊半岛海岸线较长，岛屿较多，航海业和商业贸易很早就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商业贸易促进了文化交流，文化得到了繁荣和发展。欧洲诸国的特殊历史，也造成了西方文化的开放吸收精神。欧洲诸国，在远古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国界的变迁，民族的频繁迁徙，使它们对异族文化的接受和吸收成为家常便饭。
西方文化的开放精神，表现在它善于从不同的异质文化中主动向内涵纳汲取精神养料。竞技游戏的发展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特征。比如，正是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的户外运动的结合才奠定了近代竞技游戏的基石。西方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在积极向外开拓上。日前以西方竞技体育为典型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已在全世界众多国家中普及开来。西方的大洋文化造就了西方人普遍的一种具有张扬的个性、富有激进精神的外向性格。东方丰富深厚的文化孕育了中国人清静、含蓄、寡欲追求的内向性格。
西方竞技体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发展是一个超越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从希腊多神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基督教的转换。希腊民族是一个崇尚运动和自由的民族，在他们的神话中间充满了欢快明朗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但是犹太族由于民期受异族的统治，在犹太教里中充满了罪孽意识，形成了严守各种外在的律法。但是到了基督教，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开始走向了一种形而向上的、一种超越的神的崇拜。这个转换是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完成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转换使得人们不再关心现实，不关心肉体，不关心物质生活，人们都把眼光投向天国，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这种精神映射到西方竞技体育之中，就突出地体现为一种浪漫的、自由的、不断征服的超越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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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曾任山东作协副主席,现为山东作协顾问。自1971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作品近400万字,著作有《钓鱼台纪事》、《你无法真实》、《最后一个生产队》、《乡村温柔》、《玉堂闲话》等,并于2007年出版《刘玉堂文集》五卷本。
曾获山东泰山文学奖,上海长中篇小说大奖,齐鲁文学奖等奖项。
幸福是什么?就是自娱自乐。
往深里说,自娱自乐不仅是幸福之源,它还是我们生命的本质。自娱自乐不需要谁来认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过话说回来,玩还是要有个基本路数,讲个因合转承。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些曾流传于民间却已成烟云的老游戏。
对于史志工作者李玉宝而言,这套《老游戏》于他是标准的不务正业之作。三百个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游戏集在一起,配上或有丰子恺神韵的小画,或是儿童笔下的涂鸦、黑白影像的模糊,开卷之下真有令人眼前一亮之感。
这套《老游戏》所以能让人眼前一亮,一方面是让我这个年龄段左右的人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想起了诸多类似的经历甚或青梅竹马的故事。另一方面,也可以悲哀地理解为,我们对传统和民族的东西越来越陌生了。显然易见,这里面所提及的游戏形式,在今天的齐鲁乃至华夏,依然现实地存在着的,还有多少?
答案令人惋惜。
与这些渐已消失的游戏一样,它们所依存的时代同样为我们怀念。
估计这问题不能深究,不是说没工夫,实在是在这昂首阔步的世纪,忙不迭地和传统过去告别尚且不及,民间童年的尘埃根本就进不了公众的视野。只是每当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猛然发现,有些东西,还真的是一告别就再也没有了。
“跳房子”、“抓石子”、“摔泥巴”这些旧时的老游戏,一花一叶、一草一木,经过时间的过滤,渐渐沉积在我们的心海,在这个充斥电子产品、数码科技的时代中越来越让人思念。人们常说,所以恋旧,是因为时光不再、旧物不在,尽管一些旧物确确实实被我们的想象与思念美化了,我们仍然沉浸其间,享受那些时光的断简残篇,说到底还是为了抚慰我们日渐寂寞的魂魄。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玉宝的收集工作很让人温暖。这种收集的出发点是缅怀,动力是个人兴趣,目的是对民间文化的积累,并没有商业回报和政治觉悟上的考虑。由此而辑成的书除了民间的记忆,还记录下了文化。当我们的孙辈哪天突发奇想,搞点“不插电”而又有别于体育之外的活动时,有这样一本书,至少,他们能有个参考。
迷恋于游戏中的孩子,虽然外人难以理解,但当事者却乐在其中、不能自拔。不同的是,沉迷于“踢毽子”、“丢沙包”、“跳皮筋”的孩子个个食欲旺盛,双眼有神;而现在于虚拟世界里冲锋陷阵的孩子看上去却目光涣散、精神恍惚。两相比对,孰劣,孰优?
朴素的民间老游戏往往都是集体游戏,自由发挥性强,能够培养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沟通能力等,还容易建立亲密团结的友情。与网上偷菜、PK不亦乐乎,关上电脑孤独一人的孩子相比,孰优,孰劣?
我并不是食古不化,排斥新生技术的隐士,有了火车飞机非得逼着人们牵头毛驴云游四方。可是,这些最古朴最充满童趣的游戏曾经多么美好!现在的孩子已经不怎么知道更别提愿意和它们亲近了,这些最古朴最充满童趣的游戏曾是我们民间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却已经没落甚至只存于极有限的人的记忆中,所以暂时留存下来的老游戏,也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一种寂寞而深沉的怅然。
五柳先生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现在,田园已经荒芜,浸透了我们文化传统的东西荒在那里,连土生土长的游戏亦不存。我们的孙辈们,他们的文化之根又将在哪里?在缺乏文化传统滋润的都市中,他们的精神之树又该在哪里?
也许是想的多了,传统的流散其实不是哪个民族独有的问题,乃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黄金时代过去了,白银时代过去了,青铜时代也过去了,我们现在是黑铁时代,丢失在所难免。这样想,虽然稍有安慰,但心里难免怅然。
由此我还想到,民间文化的事情需要热心的收集,细心地整理及耐心地积累,真的是不能只讲产业、不讲事业,一产了之的。
篇7
关键词:全运会;奥运会;城市文化;软实力;济南市
一、城市文化软实力:城市竞争力的内核
当前,伴随着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作为一种能够产生凝聚力、亲和力、生产力和创造力的软实力,在全球化的城市竞争中,分量越来越重。因此,各发达城市普遍重视城市文化的建设。一方面,城市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发展作为根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它是随着城市的产生、发展生长起来的,具有鲜明的城市传记特征;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实际上受到自身浸染着的城市文化制约。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变迁、社会结构、社会风气、市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可以纳入城市文化的范畴。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精神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兴衰。
城市文化一般具有聚集性、地域性、多元性和辐射性的特征。影响特定城市文化的因素既有自然的,又有人文的,更有社会的,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成了一种特定城市文化体系。从理论层面看,城市文化是一个价值概念,是城市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从实践层面看,城市文化就是城市的精神、特色、市民素质、大众文化、历史文化遗产、建筑文化、群众文化等编织而成的城市图景。因此,城市实际是一种文化形态或文化实体。世界上的城市千差万别,根本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不仅有利于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发展品质,增强城市竞争力、辐射力、凝聚力和亲和力,而且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因此,世界上的发达城市无一不把文化软实力建设当作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战略。
二、重大体育赛事: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战略性机遇
体育事业是一种具有活力的文化事业,是城市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大体育赛事富有改变公众心理的神奇魅力和吸引全球传媒的威力,既可以有效改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竞争力,也可能把一个城市多年的精神财富积累毁于一旦,对于一个城市的影响往往巨大而深远。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奥运会对主办城市和举办国的影响迅速增大每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都会精心策划丰富多彩且最具地域和国别文化特色的文化活动,来烘托节日气氛,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唤起全民参与的热情,用文化充实奥林匹克运动的内涵,陶冶人们情操,净化人们心灵,激励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推进城市文化的发展。
三、第11届全运会:济南市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助推器
近几届全运会对主办城市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广泛的辐射效应。正如济南市委副书记、第11届全运会济南赛区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殷鲁谦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每一届大型运动会都会给举办城市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北京、广州、南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同样,第11届全运会在济南举办,对于宣传推介济南,加快济南城市建设步伐、提升城市品位、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都将起到推动作用。”一个地方版、迷你版的“奥运会”――举世瞩目的第11届全运会对主办城市济南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进一步推进了济南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与的发展。
(一)城市精神文明水平大幅提高
第11届全运会极大丰富了济南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济南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推广了体育文化,提高了公众的社会道德水平。本届全运会期间,涌现出无数感人事迹,为文学、音乐、美术、舞蹈和摄影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同时通过开展全运会会徽、歌曲、吉祥物和广告画征集等活动,发行全运会纪念邮票、开展火炬传递和编排全运会开幕式大型广场文艺表演等系列活动,不仅极大发展、繁荣了济南市的体育文化事业,对山东文化大省的形象也起到了积极的提升作用。全运会让人们怡然自得的欣赏体育赛事,通过社会舆论的广泛动员,从事体育运动逐渐成为了济南人民生活中的常规娱乐方式和休闲时尚。通过举办全运会,不但培养了济南人对济南城市的荣誉感和归属感,还大大提高了周边地区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加速了济南市的城市文明建设。
全运会的成功申办极大地提升了济南市民的主人翁意识。作为东道主,济南人在准备和举办全运会的过程中,在全市上下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宣传教育工作,形成了团结、向上、文明、和谐、互助的社会氛围,为济南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齐心协力、顽强拼搏、建我济南、爱我泉城”的精神状态充分展现了济南人民空前的凝聚力。“人人争当东道主、我为全运作贡献”主题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更是鲜明的营造了当好东道主、喜迎全运会的舆论环境。同时,济南市还广泛开展了“迎全运、讲文明、树新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举办了“文明市民教育、文明秩序养成、文明礼仪普及、文明窗口扮靓、文明模范引领、文明示范街区评选、文明社区创建、重点地区整治、泉城义工奉献、未成年人引领”等十大文明创建活动。
(二)城市体育文化设施得到完善
作为一种大型的体育文化活动,全运会也有效地推动了城市体育文化设施的建设。第11届全运会举办前,山东省以构建和谐体育为出发点,办赛的同时开展群众活动,把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纳入到第11届全运会的办赛宗旨之中,提出了“唱响一个主题、实施两大工程、抓好六个突出、落实一个条例、基本建成全健身体系”的工作思路,计划开展一系列的“全民健身与奥运、全运同行”的主题活动,制定了“一点三线”全民健身工程和“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规划,并付诸实施,为山东省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在这层保障下,通过精心的筹备,终于使得第11届全运会在济南完美的落下了帷幕,大大提高了济南市政府对群众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使济南市在体育文化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力的投入和建设,为济南城市体育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了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了济南城市文化的辐射力和竞争力。
(三)城市文化影响力大大增强
第11届全运会对济南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影响还在于它大大提升了济南市的社会文明程度和良好的外部形象。全运会引起了全国人民和世界体坛对山东的高度关注,扩大了山东在国内外的影响面,提高了山东省人的整体素质,提升了济南的城市文明水平,促进了济南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优化了山东现代化建设的内外环境。全运会期间,4000多名中外记者聚集山东,每天向世界各地发稿,每天数百万人次点击11届全运会网站,比赛期间数十亿人次观看开闭幕式和有关比赛,仅中央电视台直播、转播节目就将达2000多小时。这些活动都极大地提高了举办地的知名度,扩大了山东在海内外的影响,树立了山东经济强省、体育强省的形象。同时,全运会的举办,为全国许多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好的互动平台,不但将本市的体育健儿的拼搏精神和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展现了给外界,提高了济南市的知名度,还有选择的吸收了外界先进的体育管理理念和城市体育文化特色,丰富了济南城市文化建设的内容和理念,做到了“走出去,引进来”,实现了济南城市文化的跨越式发展。
(四)城市文化特色更加凸显
第11届全运会的举办让济南的城市文化特色因为全运会更加凸显。一是鲜明的文化气质。浸润于齐鲁文化、泉水文化和名士文化,济南的城市文化气质突出表现为三“雅”(古雅、儒雅、高雅);二是特有的视觉美感。“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历史传统风貌和大路通衢、高楼栉比的现代景观的完美融合。通过第11届全运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到了济南的城市文化特色所在。尤其是促进了齐鲁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外界也充分领略到了山东济南的城市风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提高了济南泉城特色的社会美誉度。
(五)城市文化产业得到发展
借助举办全运会的重要机遇,山东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2008年,山东省和下属12个市共同设立了数额高达2亿多元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济南、青岛、莱芜、临沂、滨州、烟台、潍坊等7个城市成为了综合试点市,都相继出台了改革方案。为给全运会的举办构建起良好的文化氛围,济南市积极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产业链,重点培育了108个文化产业项目,涉及广播影视、出版发行、文化艺术、网络文化、文化休闲娱乐、节会展览、文化产品生产及销售、体育产业等领域,通过全社会招商、融资,投融资总额达人民币172亿元,充分显示了济南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前景和巨大潜力。
(六)历史文化名城得到保养
为能让参赛选手发挥最佳水平,让游客获取最佳身心愉悦,济南市大力改善外部自然环境。依托历史名山华山,开挖大湖面,精心打造了济南华山水景园,形成了山水相依的自然景观,按照“七岛伴三山,玉带连两湖”的总体结构,建造乐“一山两湖十八园”,再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历史风貌。此外,济南市还进一步提升其历史和自然景观,以古城区、商埠区、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文化保护为重点,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重点加强了以明府城、大明湖、环城公园为核心的泉城特色标志区建设,保护古城区传统格局、轴线、路网、水系和建筑风格,以保护商埠区路网街区和近现代优秀建筑,加强对芙蓉街、曲水亭街等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泉水作为济南城市最宝贵的战略性资源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保护,以加强泉景观建设,增加泉文化内涵,做好泉水申报国家和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工作为重心,济南市的“泉水之都”形象获得了极大地提升。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济南努力地维护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这可谓是济南城市文化发展历程中最为值得褒奖的一大善举。
参考文献:
1、汪寿松.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建设[J].南方论丛,2006(3).
2、杨乐平,张京祥.重大事件项目对城市发展的影响[J].城市问题,2008(2).
篇8
[关键词]胶州秧歌 性格特征 文化底蕴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03.039
一、胶州秧歌的风格特征
每一个舞种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动律、形态和神韵，胶州秧歌当然也不例外。当地的老艺人用“抬重、落轻、走飘，活动起来扭断腰”来形容它的动律与风韵，而现代的舞蹈家们又把它归纳为“脚拧、腰扭、小臂绕8字(动肩)、手推、翻腕的有机配合”。总的来说胶州秧歌体态动律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抻、韧、碾、拧、扭”五大特点。这五种动律特点几乎是在所有动作中都有集中统一的体现，它们循环往复，连绵不断，充满活力。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着一种民间艺术，胶州秧歌以它独特的风格特点体现了胶州大地特有的文化风貌和人民的独特性格。在同属于山东地区的民间舞中，胶州秧歌既不同于“鼓子秧歌”的粗犷豪迈，也不同于“海洋秧歌”的欢快奔放，而是以其阿娜多姿、舒展大方的舞姿、“三弯九动十八态”的风格独树一帜。我国民间舞蹈“三道弯”的体态并不少见，但胶州秧歌中的三道弯既不同于动作平稳、柔弱无骨的傣族舞中的三道弯，又区别于轻巧玲珑、潇洒利落的安徽花鼓灯中的三道弯。现如今，胶州秧歌的独特风格更是大放异彩，很多的外国人都专程来山东学习。
二、胶州秧歌中眼神的运用
1、胶州秧歌中眼神的运用表现出角色的性格特征
在胶州秧歌的学习中不仅需要我们把舞蹈动作做到规范，还需要把其中的“韵味”生动表现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对角色的性格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不同的舞蹈动作，把角色的性格特征表现出来。在这些动作中眼神的运用对塑造角色的性格特征是不可或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人的眼睛可以表现出他的内心世界。因此，我们通过舞者不同的眼神使舞蹈中每一个角色的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把胶州秧歌中各色形象生动逼真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胶州秧歌的人物角色在传统上可以分成六个行当，分别是膏药客、翠花、扇女、小、棒槌和鼓子，在表演中，以女性表演最具特色。女性角色有“小”、“扇女”、“翠花”三种人物，因年龄段不同、所处地位不同、生活阅历不同等，使她们的神态更具有独特性。现在我们通过对这三种角色的分析分别推敲眼神的不同运用方式和效果。
“小”描述的是农村小姑娘，其性格活泼，温柔，富有朝气。由于角色年龄小，加上受儒家礼教的影响而“羞羞答答”。所以在表现“小”这个人物时，眼神要灵动，要时而放亮睁大，向远处眺望，时而收敛眼帘，低头往下看。同时还要做到内心情感与眼睛的交融，如果内心与眼神不能交融就是眼睛无神，无论睁大还是收敛都不能表达角色的内心情感。只有两者结合才能表达出人物的思想感情。所以在表现“小”这个人物角色时，我们要抓住她的羞涩与活泼，眼睛中要带有少女的情窦初开，纯真的神色，这样才能给人清纯、秀气、细腻之美。
“扇女”与“小”相比而言表现较为成熟，充满青春气息，是追求美满生活的年轻女子。她既要精心哺育自己的小宝宝，还要尽心孝敬公婆。所以在“扇女”这个角色的表现上眼睛要似睁非睁，流露出母性的光辉，又极尽温柔与秀美。此时眼神表现是非常重要的，她不仅要把心中那种对生活的积极乐观之态表达出来，还要把人物的成熟稳重之心表现出来，眼神要在这时既有神又温和，眼神凝望，给人以舒展、婀娜、亭亭玉立之美感。
“翠花”这个角色，也称“大老婆”，是表现农村中老妇女的形象，她们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世态炎凉，其性格爽朗、大方、泼辣。在表现这个人物形象时，眼睛要睁得大而亮，眼神中好似带有一种杀伤力，给人高傲、自信之态，不被任何事物所打倒，甚至是风风火火，然而却又不失温柔、纯朴之美感。
通过对胶州秧歌中这三种人物角色性格特征的分析，在动作表现到位的情况下，再加上对人物眼神的合理运用，将是点睛之笔，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鲜活。从而更具感染力，迅速抓住观众的内心。
2、胶州秧歌中眼神的运用体现其文化底蕴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风格和文化。民族民间艺术就能够处处体现不同地域风情及人物情感特征。秧歌的人物形象就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劳动生活中。要想找到胶州秧歌角色独特的眼神表现，就要在生活中抓住当地人民大众的独特性格特征，了解他们的生活、娱乐方式，使自身融入其中，然后进行加工、创造。提炼出胶州秧歌中角色各具特色的眼神运用，这样我们才能把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给表现出来。
无论是刚才提到的小、扇女、翠花这三种形象，还是膏药客、棒槌和鼓子等其他人物，胶州秧歌的表演中眼神的运用都能充分地表现出他们内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当地人民的性格特征。尤其是女性，貌美贤淑，坦诚待人，尊老爱幼，任劳任怨。她们跟男性一起参加农耕生产，流汗于田间地头，欢笑在丰收场上，憧憬着美好生活，同时，还要主持家务，饲养家禽，饱受着生活的洗礼。这些都是胶州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
艺术与文化是分不开的，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胶州秧歌。山东素称“齐鲁文明之邦”，孔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儒学的宗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在胶州秧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小”这个人物角色表现出的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就是受到封建礼教的熏染；而“翠花”的大大咧咧、爽快泼辣，也显示出了封建社会中“婆婆”的威风，但也反映了人物的胸襟开阔、不畏困苦的精神风貌。这些人物的表达都生动地体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因此胶州秧歌是舞蹈艺术，更是齐鲁儿女生活的缩影、精神的写实、智慧的火花、赞美的诗篇。
3、胶州秧歌中眼神的运用与舞蹈动作紧密的结合
胶州秧歌表演及教学实践中，角色的眼神与动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好的作品，不仅仅需要舞者的舞姿、动作到位，更需要眼神与动作完美结合。例如胶州秧歌作品《扇妞》。
这是一部中国民间舞蹈女子独舞的作品。正像作品名称透出的女孩娇媚逗人一样，舞蹈表现的“扇妞”伶俐活泼、顽皮可人，一副娇宠、娇娆、娇羞的神情形态，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作品以“小”来捕捉人物的灵性，琢玉般地镂刻出角色的魅力，才使这部舞蹈作品成为可圈可点的上佳之作。主人公一出场便是眉开眼笑、喜气洋洋，那副顽童模样夹带着活蹦乱跳的神气异常精妙。这部作品中主要运用了胶州秧歌中“脚拧、扭腰”的动态，持续拧、碾、抻、韧的动作变化，展现出扇妞舞姿的花式叠出，动作灵活，同时表演者也不忘抓住人物眼神的表现力，巧妙地运用眼神与动作的结合来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抻”、“韧”是胶州秧歌脚步动作中呈现出的力的延伸美感，在“抻”、“韧”的动作中，眼睛也随着脚下那种力的延伸向远处望去，这时的眼神一定要透露出眼神所到之处好像有自己特别钟爱的东西一样，给人一种丰厚饱满之感。
《扇妞》这个作品，表演者巧妙地把眼神运用与舞蹈动作相结合，用心去领悟角色、用情去贴近角色、用意去传递角色，达到形神兼备的表现力，透析出“传神”的意蕴。一个活泼俏丽的“扇妞”形象便从胶州秧歌的深厚底蕴中脱颖而出，这就是这个作品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仅是舞蹈动作是不能把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它必须要与眼神配合，表现角色的内心世界。舞蹈中优美的音乐、舞美和舞姿只有在相应的“眼神”中才能达到艺术的升华和超生活的境界。也就是说，在精美的舞蹈艺术构思中，“眼神”能够把思想感情，生动的形象、丰富的想像统一起来、融化在一起，使塑造的形象舞蹈化，只有这样才能唤起人们的美感，人们才能喜爱，接受和欣赏。
参考书目
[1]邢果 中国舞蹈论坛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2]赵铁春 田露 《中国汉族民间舞教材》 北京高教出版社，2004
[3]向黎力《论高职民族舞蹈教学中的审美延展》 大众文艺2010.12
[4]李廷海《社会文化变迁与中国民族舞蹈艺术教育创新研究》博士论文
[5]罗雄岩《论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类型》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3.04
篇9
关键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连地区；高校；保护
音乐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人类相互交流情感最有效的手段，从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到荀子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古代先哲从来都重视和强调音乐艺术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关键性作用。在追求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今天，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文简称：音乐类非物遗）的价值显得尤为突出。
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我国政府目前所公布的国家级 “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所公布项目的一半，这说明音乐历来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联，也说明音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文简称：非物遗）体系中占有其重要的地位。
根据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纂的《民族音乐概论》和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孙继南、周柱栓主编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这两本著作当中对我国民族传统音乐的阐述，并结合2005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规定，我国的音乐类非物遗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器乐曲艺四类。（分类参考国务院公布的518项第一批国家级非物遗，其中包括民间音乐72项，民间舞蹈41项，传统戏剧92项，曲艺46项）。
二、大连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大连作为辽宁省重要发展地区，在传统文化发展及建设方面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连是东北文化和齐鲁文化的交汇之地，地区内拥有满、回、锡伯等45个少数民族，非物遗丰富多彩，也有着较长的历史。截至目前，大连市共有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代表作6项、省级代表作24项、市级代表作89项，其中音乐类非物遗有31项（参见《大连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览表》），包括民间音乐14项，民间舞蹈10项，传统戏剧4项，曲艺3项，其中，长海号子、复州双管乐、金州龙舞、复州皮影戏、复州东北大鼓属于国家级代表作。其种类丰富，特色显著，分布地域遍及大连市内及金州、庄河、普兰店、瓦房店、长海等各县市区。
2010年，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揭牌。中心成立后，在瓦房店、金州、庄河等地针对国家级非物遗项目建立一些培训基地。目前，皮影戏已在沙河口区春柳小学建立基地，庄河剪纸在凌水小学建立了基地，复州大鼓也有序地进行传承，复州双管乐、金州龙舞等项目也吸收了不少新学员。2010年6月，复州皮影戏义和班、得胜班，庄河皮影戏传承人和大连群艺木偶皮影等剧团在人民文化俱乐部音乐厅上演了精彩的“大连皮影戏展演”。
三、让大连高校成为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力量
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保护措施”条款中对“传承”加上了“特别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说明，意味着教育是传承机制的重要手段。
2005年3月26日，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别指出“：要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这份文件的出台，为高等院校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音乐类非物遗进入高校课堂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大连市领导曾提出，充分利用大学、博物馆及中小学图书馆等资源，通过文字、影像、实物等各种手段，收藏、保护珍贵遗产；发挥高校师资智力资源优势，结合相关专业对大连的非物遗进行研究。
和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传承人的存在为前提而存在的。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特有的独特风格，只能从传承人鲜活的表演中得以体现，通过传承人一代又一代口传心授的过程得到继承。所谓“人在艺在，人去艺亡”的规律在音乐类非物遗领域体现得最为彻底和鲜明。
因此，培养能学习和传承遗产、并能进行创新的表演人才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除了传承性的表演人才外，还需要培养了解民俗文化、有一定理论水平、能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遗产的科研人才，以及熟悉艺术又懂得市场运作、善于管理的文化产业人才。
如何才能使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融入高校艺术教育体系之中，实现其生态性“生存”？如何培养青年学生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
（一）专业设置
大连地区有16所学科门类较完备的本科高等院校，各院校可根据自身特点进行专业重组或构建的新专业。例如，笔者所在的大连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现有四个专业，下设八个专业方向，可在调研的基础上有步骤、有层次、有重点地将大连地区音乐类非物遗的传承保护融入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表演、文化艺术事业服务与管理以及音乐剧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计划，增设长海号子、复州双管乐、金州龙舞、复州皮影戏以及复州东北大鼓传承人培养方向，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必需具有的知识结构来设置教学目标和完整的教学计划。
（二）课程体系
在原有的课程体系基础上，针对各类人才培养目标，恰当地增加与之相对应的课程，将课堂授课、讲座、展演及田野采风相结合，充分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艺术的学习兴趣。例如，聘请复州皮影戏、复州双管乐、复州东北大鼓等非物遗的传承人或民间音乐家等来校任教，与本校专业音乐教师共同承担培养传承人的教学任务；今年，笔者针对本校音乐学院文化艺术事业服务与管理专业方向开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并结合以往开设的《艺术营销》、《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课程，加大培养既具备一定民族文化艺术修养，又懂市场、善管理的文化产业人才的力度。
除此之外，可带领学生深入大连市内或周边，例如金州、瓦房店、长海等各县市区，去亲历充满乡土气息的大连本土音乐艺术，将知识传授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有助于增强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艺术学习兴趣。
（三）教学方法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历史走进今天，要将其作为现代高校艺术教育的内容，必须考虑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追本溯源，具备“口头性和非物质性的无形文化特征”的艺术形式，无论是民间音乐、舞蹈、戏剧还是曲艺，最原始的传授方式是“口传心授、心领神会”。其揭示出一种内隐性学习方法：学习者通过长期的训练和环境的熏陶，能无意识地熟练的掌握某种技能，一旦学会就终身难忘，在各种环境下都不会影响其技能的发挥。
如今，学习音乐技能越来越倾向于外显的学习方式，而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掌握复杂技能及规则以及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学习任务中，内隐性学习方式更具有优势。因此，在音乐类非物遗传授过程中，要保留和注重“口传心授、心领神会”的学习方式。
（四）教材研发
教育首先要有教材，音乐类非物遗方面的教材是当前大连地区进行艺术教育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在编纂本土化教材之前，先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大连地区高校可针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表现形式，以音乐教师为主，整合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相关教学力量，共同成立课题小组或教研小组，建立一个材料储备库。在此基础上，经过考察、积累，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根据大连本地风貌的特点，编写资料详尽、可供选择的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在教材编写中要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原貌，同时也要有所创新，以适应时代的步伐和现代教育的需要。
（五）社会实践
高校的社会实践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有益延伸，也是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要将音乐类非物遗实现“活化”传承，不能只停留在课堂学习，更需要搭建多元化的平台，为文化遗产的展示提供自由空间。在这方面，大连艺术学院有着明显的优势。学院拥有专业的艺术团队：合唱团、民族管弦乐团、交响乐团以及舞蹈团队，这些团队都曾在国内外专业音乐大赛和演出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可将大连丰富的音乐类非物遗作为展演内容，联合民间艺术家与学院师生共同合作，打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艺术精品，既将古老艺术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实现了活化传承，又体现了大连艺术学院实践教学的特色，可谓是双赢。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郑晓莉副主任应我院邀请，来学院做了关于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报告。5月24日，大连市非遗保护中心与大连艺术学院共同主办的“非遗进高校”传承论证会在学院举行。6月7日，大连市文广局正式授予大连艺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牌匾。大连艺术学院成为大连地区第一个“非物遗”的研究基地。
四、结语
以上表明，大连的“非物遗”保护传承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像大连艺术学院这样学科专业和社会实践与“文化遗产”很对口的高等院校，将在“非物遗”的传承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此外，通过高校艺术教育的传播，不断提升本土音乐文化的影响力，提高在校青年学子的文化艺术修养，并培养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深厚感情和一定的研习方法，培养他们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这是为传统文化培养大批欣赏者和接受群体的关键之举，也是保证我国未来文化政策的正确导向和树立全民族文化保护观念的长久之计。
注释：
周安平、王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著作权保护模式制度设计的思考. [C].中国重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参见《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辽政发〔2007〕24号）2007.6.7。
吴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高师音教课堂的思考.中国音乐（季刊），2009年（2）.
参考文献：
[1]周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J].北京：中国音乐学，2008：（3）.
[2]桑德诺瓦.“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与实践方法[C].中国重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3]米永盈.浅谈高校在山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C].中国山东济南、中国山东青岛：建设经济文化强省：挑战·机遇·对策——山东省社会科学界2009年学术年会文集（4），2009.
[4]郑茂平.关注本体——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心理本质及其保护的心理取向[C].中国重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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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区域概念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较早提出并逐渐在历史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普遍使用的。19世纪末，德国著名民族学家巴斯蒂安在他的《地理区域说》[1]中明确提出“地理区域”的基本概念，他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个分布的地理区域，并受地理环境的影响。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派不少学者更加注意文化要素的分布和传播问题。被誉为现代人类学之父、现代人类学的建造者和设计者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博厄斯在整理民族学资料，进行陈列品分类时提出了“文化区域”的概念[2]。以后，魏斯勒在他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中，把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文化设定为15个文化区域，并绘制了一系列文化现象的分布地图。魏斯勒把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分为两大“文化区”，即原始狩猎文化区和农业文化区。克罗伯在《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和自然区域》一书中，将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分为6个大区和21个小区。他认为从中心向周围的文化影响是逐渐减弱的，在空间上没有明确的界限。他非常重视自然植被区域，而且欲从植被变迁的类比中去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由魏斯勒和克罗伯等创立的文化区域研究，是美国人类学派所获得最有效的文化地域研究方法之一。继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吴越文化的研究，30年代末到40年代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之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与区系类型理论的建立及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体系的益趋完备，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热潮的推动下，区域文化的研究蓬勃发展，并日渐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古代区域文化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开始成熟的阶段”[3]。在此特定的学术背景下，对区域文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更为深入和理性的思考，不仅有助于推进区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有益于对区域文化研究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本文以区域文化的时空概念为探讨重点，并对目前区域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求教于学界同仁与方家。
一、文化区域的时间性与区域文化的时间维度
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如此定义：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考古学家将夏文化限定在一定时间、地域和族属范围内，其既不包括夏代其他各族的遗存，也不是指夏族从始至终的文化。按照先秦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历经汤武革命，商文化覆盖并取代夏文化，周文化覆盖并取代商文化，不仅实现了夏商、商周之际的两次王朝更替，同时通过借用、涵化等途径，不断加速着原有旧的文化因素的消亡和变迁，形成新的文化区。夏商周文化区域不断被解构与重构的史实充分说明，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永恒凝固的文化区域和区域文化。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第一个大一统时期，班固《汉书·地理志》卷末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分述了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古国划分的全国一些主要区域的世系、沿革、疆域、城邑、风俗、物产等，肇中国古代区域文化研究之端绪。目前，国内不少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强化学术研究特色，陆续成立了巴蜀文化、吴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赵文化、越文化等文化的研究中心、研究所乃至研究院，推出了不少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于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化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对于以上区域文化的时间概念，并不明确，自然在认识上更难统一。有专家指出，“以方国辖区命名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是相对于从夏商周至秦汉这一历史时期的方国文化的空间分布”，“但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文化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统一中央帝国的建立并导致行政区划的不断变化，大规模移民引起各地居民成分的改变和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转移，加之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与特质本身也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因而以先秦的方国文化来表述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地域文化，确实也有很大的局限性。”[4]由此可见，目前的学术界对区域文化的时间性要素，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故难免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二、文化区域的空间性与区域文化的解构及重构
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引发的人群流动，往往不断在旧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催生出具有不同特质和内涵的新的文化，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区域。区域文化在不断解构与重构过程中，区域空间不断随之发生变化。诸如秦王朝完成天下一统，“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b]，在此背景下，旧的文化区随着新的行政区的划分被重构。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看，历代统治者在划分行政区域的空间范围时，往往要综合考虑自然的、人文的因素，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政治上的统治和管理。与此同时，“在行政权力充分支配社会生活的古代中国，行政区域的建置对文化区的形成或强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j。显然，随着秦灭六国，以方国辖区命名的文化区诸如前文所举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由于人群流动和文化融合，到秦汉以后逐渐被新的地域文化所取代。与此同时，具有更为鲜明地域特征的区域文化，诸如河洛文化、关陇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等则分别以新的区域空间和文化特质，培育出中华文化的一支支绚丽多姿的奇葩。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相互吸收融合，共同奠定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的根基。
和传统的区域文化研究不同，近年来学术界更加关注到文化区
域解构与重构现象，研究特色更为鲜明。如客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组成部分之一，其植根于河洛文化，肇因于大规模的移民南迁，客家人在语言、信仰、民俗、民居建筑等诸文化要素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有特色的文化体系。一些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以客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取得了一批丰厚的成果。徽州地区自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宗族制为基础的独特的社会结构，并形成和积淀了独特的区域文化，一些徽学研究中心则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以徽州典籍文献与文书、徽州社会经济史、徽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为研究方向，推出了一大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拓展，学术研究不断深化。
三、区域文化研究未来趋势的几点看法
目前的区域文化研究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就目前区域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略陈管见。
（一）自觉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宽深化区域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因而成为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2005年10月，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编辑部协办的“巴蜀文化研究新趋势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即围绕巴蜀文化研究中的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方面的新发现、新问题、新成果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巴蜀文明特征、国家与文明起源、城市、青铜器、文字、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新成果。2010年9月由广东省政协、河南省政协和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第九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议题涉及文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天文学、宗教学等学科领域，与会专家从不同视角、不同的维度，探讨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承传与互动、升华与发展，以进一步挖掘、彰显河洛文化和岭南文化的时代价值。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是目前学术研究的普遍趋势。同样，区域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宽与深化，有赖于加强多科际之间的整合，自觉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二）进一步加强文化传播与跨区域文化研究
任何一种区域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以传播的理论来解释文化，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一书1871年发表以来，便为人类学家所应用。以后，传播学派的先驱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根据历史和地理的事实材料，用实证的方法开创了文化传播的研究。他认为，研究文化的地理分布对于研究各族历史有特殊价值，各族间的联系，包括诸如战争、贸易、通婚、迁徙等，都能导致各种文化现象的转移。当代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拉策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研究文化关系史的一种方法。2010年6月，中国先秦史学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庆巴文化研究会主办的“2010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上，不少学者分别就三峡古文化与周邻地区古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有的学者指出：“三峡地区与中原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就发生着一些联系。夏商周时期这种联系不断加强。春秋战国时期，三峡地区先后受到楚、秦两地的直接影响，也间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秦汉时期国家统一，三峡地区文化被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秦汉文化迅速同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7]有的学者指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峡江地区，存在着城背溪文化、楠木园文化早期遗存、藕塘遗存和玉溪文化四类遗存，这些文化相互之间发生了非常密切的互动和交流。”[8]由此可见，不少学者更加关注文化传播与跨区域文化的研究，这也昭示着未来区域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学术趋势。
（三）处理好整体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科学审视区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