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重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治理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中药房 存在问题 对策思考

中图分类号：R197.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11-319-02

2010年9月，江苏省洪泽县在全县乡镇卫生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通过对乡镇卫生院的调查发现，这一年来，因为财政补贴及时到位，基本药物制度“盘活”了乡镇卫生院，总体实现了门诊人次翻一番、药品价格降一半的目标。但这次对中草药不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范围。而在乡镇卫生院中，中药房承担的工作基本可细化为计价划价、质量验收、审配调剂、煎药以及计划采购管理等工作[1] 。目前中草药的采购没有通过全省统一的招标平台采购，但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后，中药房的管理首先是以质量验收为重点，因为中药质量的优劣与中医临床治疗用药安全有效密切相关。中药房只有重视中药质量管理，才能不断提高中药质量，确保“辨证准确、处方正确、用药有效”，改变“医准、方对药不灵”状况。

1 存在的问题

1.1 入库把关不严

乡镇卫生院的医药消费者是普通百姓，对用中草药质量，疗效没有太多的认知能力，受到媒体及其他监督力量小，因此乡镇医院往往在管理上不严格。另外国家对医药市场的部分开放使得医药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很多药材经营者不顾伦理道德，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甚至对库管人员行贿，更有甚者在草类药材中掺杂大量沙土，在质轻的药材里面夹杂土块瓦砾等。针对这些手段，库房人员如果没有良好的鉴别能力和工作责任心，仅仅凭借私人关系或药材外表就让药材入库，严重影响了临床疗效和损害了病人的利益，甚至会威胁到病人的生命安全。

1.2配方过程不严格

中药配方是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配方的，否则对饮片的质量和疗效影响非常大，甚至没有任何医疗作用。中医讲究辨证用药，即根据中药本身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性能来选择的。但是在具体用药时，又必须根据病人的病情和实际情况，通过炮制使得药性符合医疗的需要，因此炮制方法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疗效。而乡镇卫生院医院中，很多配方人员没有很丰富的理论知识，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土经验来进行配方，炮制。另外乡镇卫生院中药配方的过程没有很好的监督，从门诊到配方及炮制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多个人，而多个人容易引起误解而造成所配置的饮片失效。

1.3 信息管理程度不高

条件较好的卫生院都实行了计算机管理，而乡镇卫生院中药房更多的是依靠人工管理。但是人工管理对于药材的使用期限，当前库存，疗效，注意事项等并不能保证熟记于心，更关键的是，全县几乎所有的乡镇卫生院中，其他部门，如挂号，划价缴费等都使用了信息管理[2]，但是中药房的信息化却相对落后，这样的结果往往就是医师开具书写不规范，字迹不清晰的处方给药房，药师再进行核对，降低了工作效率，也增大了出错的几率。另外患者的基本信息并不能传递到药房，使得药师在发药时存在一定程度不方便。

2 管理对策

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如严格把关药材入库，严格监督配方过程等。

2.1严保入库质量

首先需要建立药库的监督管理机制，严格按照药品质量标准进行验收。比如可以仿效中药企业中对毒性药材的管理，即对于入库采取双人签字的办法，这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人情交易，并提高对药材的鉴别能力。另外对于中药饮片，应用一体化管理手段，逐步完善中药房内部机构的设置。有条件的基层医院中药房还可以逐步开展中药临床药学工作，如建立中药鉴定室等，通过有效的鉴定办法，对药材开展真伪、优劣鉴定，对饮片含水量进行测定等一些简单易行的理化、显微鉴定工作。

2.2 严格配方全过程

在乡镇卫生院，一般是医师开具处方，病人拿处方到中药房配药，然后将中药饮片发给患者。中药饮片是否严格按照医师的处方进行炮制，配药人员是否能清晰地理解医师的意图都影响着饮片的疗效，因此必须提高配方工作的质量。为此配方人员必须首先要能很容易辨别各种药材以及其君、臣、佐、使，然后正确阅读处方并严格按照配方炮制药品，这是保证饮片疗效的关键。另外就是发药时必须严格核对。不像西药可以运用包装说明识别，绝大部分患者不能辨别中药，因此保证发药准确率也很重要，这可以采取多查多对制度。另外在调配处方时，需认真备药，并按规定称取，做到“称准分匀”。

2.3 提高信息化程度

药品信息化管理是联系临床医师之间的纽带，这样药房人员可以准确了解药品名称、规格、价格、用法用量等数据，更安全的用药。医师将处方通过电子单据发给药房，病人则根据收费票据到药房取药，药师对应配方发货，这样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保证了用药的安全。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乡村治理；制度权威；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3-0080-06

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与乡村实际相结合、解决乡村问题的新模式。在当代乡村治理实践中，如何通过制度安排促成治理网络的一体化行动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当下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缺少制度规范，而更多是制度权威不强、制度效率较低、制度失灵频繁，所以在推进中国乡村治理机制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增强制度运作的有效性，重构制度权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要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制度安排，都凸显了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建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制度权威是衡量制度发挥作用和有效性的重要标尺，表现为人们对制度的服从关系。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是指以正式制度规范作为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管理行为的基本准则，不是个体的或者少数人的意志，而是与现实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制度规则，这些制度规则是人为制定的、组织和社会成员熟悉和知晓的正式规则，不是习俗、惯例等非正式的制度规范；二是管理行为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它能够使组织和社会成员理解、认可和认为合法。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虽然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但本文所指的制度权威系以正式制度为基础。

一、乡村治理与制度权威的契合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多层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地方层次和制度上实现善治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改革过程。[1]而制度作为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和规则体系，既要界定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能边界，又要明确治理体系的根本价值。以此来建构多元行为主体的共同愿景，聚合人们的理性共识，进而保证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一）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建构的可能性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利益行为”。[2]就其功能而言，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它在一定意义上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就其内容而言，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它表征着人们之间关系的某种结构性和秩序性。

治理的各种界定大多都涉及对制度及其权威的强调。比如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定义中强调，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的基本内容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4]法国学者皮艾尔・卡蓝默提出了以制度伦理为正当性“内核”的合作关系原则，认为治理机制必须具有相应的理论规范或品质。[5]

治理概念中对制度的强调表明，制度是保障治理的基础性要素。公平、有效的治理必须以一个稳定、有序的制度框架为支撑，否则空谈治理将没有任何意义。[6]另一方面，治理作为改变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实现善治目标所采取的一种新型理念和制度安排，其合法性主要源于公民的认同和共识。这与制度权威的内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治理结构可以被视为制度框架[7]，制度权威的建构被视为检视治理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理论层面的观察揭示了治理与制度权威的内在一致性。与此同时，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同构性也为制度权威的建构提供了可能。目前，虽然我国乡村发展形态各异、地方差异较大，但各地的乡村治理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具有相似的发展要素、呈现出相似的利益结构。在顶层设计作为乡村治理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下，乡村治理中的同一性特点决定了其制度化发展的水平与大体进度，有助于“建立、维系或强化一个共享性制度权威”。[8]此外，对制度的尊重和服从也内在的包含了对体现为差异性的不同区域制度安排的服从关系。

（二）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建构的必要性

制度既是多元行为主体进入治理的规则空间，也是治理行为的发生场域。制度权威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是要防止治理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脱节和对立，从而避免社会冲突和治理困境。

1.制度权威是乡村治理的秩序化保障。社会公正、合理的前提在于所有社会成员独立于不同个体之外的、客观公正的标准――即制度，并赋予它权威。[9]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面对复杂的利益纷争，乡村治理的内在秩序难以自觉生成，由外而内的制度权威就成为影响乡村治理变局的重要基石。首先，制度权威能够增强未来预期，消除人们的社会焦虑。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乡村成员的焦虑情绪更多来自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这一忧虑情绪又会进一步导致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制度权威的建构能够帮助社会成员消除远期无知、强化行为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其次，制度权威能够最大可能地消除基层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与发展。在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下，基层社会矛盾往往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基层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制度能够提供独立于社会个体之外的客观标准，并通过聚合多元治理主体对未来共同愿景的展望和共同利益共识的达成，成为解决乡村社会问题的功能性资源基础。

2.制度权威有助于整合乡村治理的多元要素。在快速多变的后现代社会中，随着乡村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和资源配置的离散化倾向，其公共参与和利益博弈能力不断提高。承载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行动目标，乡村治理中的多元主体极力挣脱传统的社会角色定位，形成利益纷争的各色场面，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隐含着乡村治理的诸多矛盾，由此，制度通过确定乡村利益的统一性和公共性规范着乡村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方式，从而维护乡村的稳定性和可治理性、另外，具有权威的制度体系是组织和动员多元力量有序参与乡村社会各方面建设的前提条件。乡村治理通过特定程序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输入现代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治理秩序，有着重要意义。[10]

3.制度权威有助于乡村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制度权威的建构能够切实推进中央政府关于乡村改革的政策措施。中国的现实复杂性决定了改革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路线，顶层设计是乡村改革的基本指导原则，保持与中央政府政策的一致性是保障总体改革顺利进行的基础。为此，遵循制度规则，严格程序，是稳步推进改革的基本前提。制度的广泛规束还有助于降低乡村治理中的交易成本和治理风险。交易成本存在于所有的治理转型中，但这个问题随着乡村治理中参与主体的规模增加、结构复杂和制衡机制的缺失而被放大和加剧了。制度设计通过规定有关行为规则和角色期待的治理框架，来渗透和连接乡村治理所覆盖的各个层次和不同角落，维系相应的治理机制。这种整合机制减缓了日益分化的社会对乡村治理的挑战，维护着乡村治理的内在结构，有助于其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缺失

“乡村社会的冲突问题，根源在于实际运行的一系列制度规则的缺陷，这些制度在构造基层政权的角色、权利义务及其和村民的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价值、目标和利益紧张。[11]应该承认，当下的乡村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旧的制度规范消解和新的制度规范重构的过程。但一直以来，中国乡村都是社会传统思维和行为规范积淀最为深厚的区域，正式制度权威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制度失灵，即现有的制度规范无法有效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制度悬浮，即现有的制度规范未被有效地遵守和执行；三是制度权威碎片化，即不同来源、不同主体制定的制度规范彼此分割与独立，制度效果差异性较大；四是制度权威替代，表现为乡村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权威对正式制度权威的替代。

从一定程度上讲，制度权威是一个客体性概念，它取决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对制度合法性的认同，也取决于制度的性质、动员能力、执行条件等综合性条件。具体分析，乡村治理中制度权威无法有效建构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制度权威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内在紧张

制度权威的核心目标是保证制度安排的有效实施，以相对稳定的运行规则和程序来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复杂性、降低治理成本。但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乡村治理往往以问题解决为中心，要求以更加灵活和弹性的制度框架来应对多元反复的利益博弈、对话与协商：事实上，乡村治理的评估标准更多关注具体问题解决的可行性、有效性，尤其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这样运作逻辑下，制度的稳定性、封闭性特点与乡村治理所强调的适应性、灵活性无法有效兼容，形成二者之间的矛盾和紧张。

另一方面，制度权威是刚性的合法性象征，但是有效治理更强调合理性的调适。在现实的乡村治理中，制度的刚性程度越高，乡村治理的灵活性就会越少，其回应民众需求的有效治理程度就会越低，此时二者间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制度权威约束下乡村治理的保守与呆板；而从有效治理的视角看，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治理主体自由裁量权的增强，但由于治理的“灵活性”与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偏离”常常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标签，在这个意义上，有效治理是以弱化权威体制的正式制度为代价的。[12]所以，无论是治理失效还是制度偏离，都会对制度权威的建构产生巨大的威胁。

（二）制度权威的碎片化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碎片化是指由于权力分化、冲突缺乏协调和利益统一，导致制度相互分割、无法有效整合引发制度性的利益割裂，造成制度运行低效或目标偏离等低效治理现象。导致制度权威碎片化的原因有：

一是科层体制的影响。传统官僚体系是按照功能分化原则建立起来的，过于强调专业化分工及标准化工作流程。这不但造成了行政机关的本位主义，组织之间壁垒森严，而且由于缺乏利益协调与权责整合导致各行政部门出现条块分割和职能割裂。不同部门各有利益诉求，各有表达手段，围绕乡村治理出现众多的“文件打架”。另外，自上而下的制度贯彻也要要经过这些部门层层过滤。在不同层级的执行中，资源损失和效率损失不断放大，制度不断变形。[13]

二是我国的改革属于渐进式改革，问题驱动的特点较强，缺乏整体性治理的思路。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制度回应的滞后性，制度设计目标各异、前后不一。另外，这种“临时性”与“前瞻性不足”[14]的治理形成了彼此分割与独立的制度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之间并没有实现无缝对接，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利益取向的冲突，并进而导致乡村社会各主体选择行为的冲突，引发制度性的利益割裂。[15]

（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缺乏相容性

按照诺斯的界定，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及风俗习惯等。[16]在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生态中，个人权威以及各种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形式在社会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制度的权威依赖于它与非正式制度的兼容和协调程度。[17]但从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环境来看，传统农业封闭保守的生产方式和家族伦理观念与正式制度权威所要求的产业化分工、开放经济以及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独立自觉意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距与矛盾。正式制度的运行机制与乡村治理的社会文化生态相互抵牾，导致正式制度无法通过嵌入非正式制度而发挥其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也无法建立与正式制度的接续与转换，制度权威的建构受到很大限制。

需要注意的是，非正式制度并不都发挥积极的作用。其内含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与正式制度相互冲突会阻碍人们对正式制度的认同，增加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从而成为弱化正式制度权威和作用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交叠的大背景下，经济利益的追逐放大了非正式制度的运作空间，而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18]则在舍弃正式制度权威的组织化资源的同时，将乡土游戏规则等非正式制度的运用进行了消极的扩散。

（四）乡镇政府的自利行为选择

在乡村治理的结构体系中，乡镇政府作为行政阶梯序列中的基层政权组织，既是国家形象的代表，也是民众利益的最直接反应者。这种双重角色要求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一套利益共享和责任互赖的制度联结体系：乡镇政府既要在科层组织体系中遵循制度规则以保障自上而下政策体系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又要及时回应民众利益诉求、修改完善制度规则以获得更多民众的合法性支持。但是在实际的乡村治理体系中，乡镇政府基于理性自利人的角色发挥往往突破制度的限制与约束。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行政权力下沉，乡镇政府不再只是科层体制末梢的政策贯彻者和执行者，而更多开始运用各种策略拓展自身的权力边界和利益空间。由于传统的科层组织制度是通过严密有序的制度贯彻建立和强化了对制度的认同，所以乡镇政府的自利角色调整使得制度对乡村社会的下渗失去了可以依托的载体，从而出现了制度权威弱化的现象。之后的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镇政府的权力运作空间，这虽然有助于其职能转变，但“被边缘化”的境遇也使其失去了回应民众利益诉求的动力和基础，制度供给链条在乡镇政府遇到梗阻。

乡镇政府的自利行为选择使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脱离制度的限制、独立于外在的社会需求，成为现有治理体系中的悬浮角色，既不是中央的基层政府，也不是当地人民的基层政府。[19]乡镇政府角色的破坏割裂了制度供给与制度贯彻的链条，被置换成破坏制度权威的一个负面标杆。

（五）制度环境的约束

制度权威有赖于民众的广泛认同和遵守。所以，各种制度安排只有与乡村民众的利益诉求相契合，才能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结构之中，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和拥护。[20]但中国乡村是中国社会传统思维和行为规范积淀最为深厚的区域，长期较为封闭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使社会成员和社会治理主体对旧有的制度规则习以为常，对新情况、新问题熟视无睹，对新的制度规则缺乏研究、理解，在治理和被治理的过程中出现非规范。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乡村传统的生活节奏受到冲击，人们开始重新建构对利益的追求。于是，凡事必经过理性计算，利益成了衡量事物价值的主要尺度。人们开始关注制度、政策、政府行为对自己利益的影响，对无利于自己的制度规定不再积极响应，也不再被动、简单地服从政府的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利益多元化导致利益边界的不确定，人们经常根据利益的游移而允许不同的规则在乡村中被转换运用。由于利益纷争的真正目的在于利益而不是制度，它并不涉及制度权威的形成、转换，所以周而复始的利益纷争无法建立制度并防止下一次制度失灵的发生。在这种治理背景下，漠视制度权威的投机行为强化了乡村民众的行动逻辑，很难推进制度进步或者推行一套不同以往的治理规则。

三、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重构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权威重构，既要遵循制度权威建设的一般要求，又要从实际出发寻求制度权威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制度权威重构的基本原则

当代地方治理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形成开放、应对变化的治理制度和机制。[21]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乡村治理的权力中心转向法理化的基本制度安排，并不是意味着对乡村治理灵活性的否定和排斥，而是要将乡村治理问题纳入到法理化的制度框架之中，为日益增多的多元治理主体提供一种公平竞争、良性合作的新机制，防止和避免通过非制度化手段而获得公共权力与利益资源的行为。为实现此目标，未来乡村治理中重构制度权威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整体性原则、弹性原则和回应性原则。

所谓整体性原则，主要是指乡村治理的制度权威建构应该着眼于中国改革的全局和整体，通盘考虑治理体系和权力结构、不同政府层级和部门的职能分工与机构整合，在政治、经济、社会多个层面综合推进，避免乡村治理的单兵突进或者是乡村治理某个层面的孤立进行。也就是说，乡村治理是利益重新整合的过程，制度权威所涉及的运作环境、权责结构、组织机制等等必须相互配合，既要注重中国改革的实际，又要兼顾乡村的民情。

所谓弹性原则，是指制度权威建构要追求适应性和有效性来适应高度分化、复杂的乡村治理环境。具体说来，由于乡村治理环境变动不居，制度必须能够适应这一动态的变革过程，并在保持自身的开放性和适度刚性的基础上，根据权益诉求和政治生态的变化来进行动态的制度调整，以实现整个体系的适应性和稳定性。[22]由此可以看出，制度不是要固化乡村治理各主体的行动逻辑，而是为其行动提供标准和框架。制度权威的逐渐强大并不意味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趋同性和人们行为的简单重复；恰恰相反，制度权威在保证乡村治理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往往会塑造和延续村庄间的多元状况。

所谓回应性原则，是指制度设计必须能够积极敏感地回应乡村治理的社会需求、化解社会冲突，使制度成为乡村民众所共享的价值理念。在很大程度度上，依据制度所负载的权力资源来加强对乡村治理的约束，形成的只是被动的强制性服从意识。所以制度“回应于环境的变革，将新的外部需要和价值判断渗透、渗入内部，实现适应性的变革发展”[23]，既是制度能被乡村民众广泛认同并获得价值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民众对制度认同从工具理性权威到价值理性权威转变的核心要素。

（二）制度权威重构的路径设计

治理与制度的同构性使得制度权威与乡村治理结构的再造密不可分。制度权威是是多次认同效果的积加，所以制度权威的重构需要多层面的努力。具体看来，制度权威建构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1.整合政府职能，完善制度设计。制度权威以权力结构关系为基础，并影响乡村治理的进展、为建构整体型乡村治理，需要在权力结构的两个方向进行整合：一是横向的公共管理职能整合，要破除权力和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建构无缝隙的整体性政府。由于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具有整体性特点，所以建立共识是各部门朝着整体目标协调一致行动的前提。应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着力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从中央政府的层面上继续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协调统一、分工明确、覆盖全面的管理制度体系，为增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化转型奠定权威基础。二是纵向的制度体系整合。中国的同情和传统治理模式决定了贯彻落实好顶层设计是中国乡村改革的基本前提。所以，增强乡村治理的制度权威首先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形成卓有成效、高效严格的制度规范，保证乡村治理的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正式制度优先，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行为，同时也要关注配套制度的设计和创新，整合与完善乡村治理制度的中层设计和底层设计。[24]

2.增加制度供给，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度权威的建构要求增加能有效满足民众需求的制度供给。但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致使规则制定出现滞后性，即现在乡村治理一方面要“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又要受旧有规则的制约。这种陈旧规则与现实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会形成制度不遵从的状况，从而影响制度权威性的确立。为此，乡村治理中的地方政府组织需要加快制定各种制度规范，创新制度供给，用适应现实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制度形式来规范组织和个人的社会行为。另外，制度供给中要注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整合。乡村治理的实践表明，正式制度无法完全替代或者消除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必须要以正式制度的价值取向为引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加强对非正式制度的吸收，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25]

3.多元民主参与，回应制度需求。乡村治理网络的形成意味着多元利益主体通过权力分享，获得了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和机会。多元利益主体的权利表达打破了政府对规则和政策制定的主导权，需要在利益博弈和积极互动中寻求政策共识。而且，制度以一种总体化的方式规定了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一个具体角色的权利与义务要求。因此，合理、规范的制度必须来源于社会民众的持续同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适应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治理制度，必须在承认各参与主体利益差别及其诉求合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开放的、促进公民权利和机会平等的民主参与制度和公共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这种制度化框架内的开放讨论和平等参与，能够在制度设置不能平衡各方利益需求的情势下，传播一种平等、协商、理性讨论社会问题的价值观，有助于寻求共识、化解分歧、疏导情绪、减少非制度化行为的作用机会。另外，多元主体参与的理性商谈机制能够克服政府主导形成程序的局限性，并在真实反映民众利益和尊重其意愿的过程中培育制度权威坚实的社会基础。

4.明确政府定位，规范政府行为。作为社会行动的标杆和表率，政府行为规范与否对社会行为规范化至关重要。为此，需要厘清政府与社会关系，明确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必须建立在其职能明确的基础之上。同时，也要在政府行为的程序性、公务人员行为的规范性方面严格要求，并且要提倡政府行为的社会监督，争取社会认可。作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角色，乡镇政府的职能发挥与制度权威的建构之间具有极强的同构性。从制度结构安排的视角来看，乡镇政府功能的理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明确不同主体的治理价值和权能边界，促使乡镇政府回归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以制度规范为前提释放乡村社会的治理空间；二是明确乡镇政府在政府体系中的职能定位。乡镇政府作为国家与社会互动链条的末梢，其角色冲突是村民自治和压力性体制两个治理背景的摩擦与冲突，折射出国家自身在处理乡村问题上的摇摆不定。[26]为此，必须从法律制度层面明确事权关系，理顺乡镇政府及其他组织权力分配关系、动力机制和利益结构，建构乡村治理协调整合的运行规则和激励机制；三是提升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没有一个在制度上和能力上与治理结构相配套的乡镇政府组织体系，乡镇政府就不具备承担维护公共利益和自主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责任。所以，要根据乡镇政府的结构和功能是否符合乡村治理的客观要求，改组乡镇政府内部的组织和功能结构，有效组织乡村治理的运作。

5.增强服务保障，消除路径依赖。制度权威的保障还依赖于其运行所需的传统渊源和社会资本。目前，利益多元化使社会竞争加剧，出现“搭便车”的投机行为便不可避免。同时，社会矛盾又使社会竞争进一步加剧，反过来刺激制度失灵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制度变迁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即社会成员和社会治理主体对旧有的制度规则习以为常，对新情况、新问题熟视无睹，对新的制度规则缺乏研究、理解，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非规范。[27]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各项制度的存在造成了人们生活习惯、意识形态的“路径”适应，对这种制度权威的消除必然带来人们制度权威的“无意识”状态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加剧。当新制度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这种状态还会进一步发展。针对此问题，应该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促进乡村社会养老、医疗、教育、休闲等公共服务的发展，消除乡村社会成员基本社会生活忧虑，为社会成员规范行为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还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加快社会信誉制度在乡村的实施，为乡村治理的制度化建设提供规范行为的有力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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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n Rural Governance

Li Songyu

[Abstract]Rules and institutions are the operating logic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re is an internal consistency between rural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s a systemized security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It can promot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now，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system failures， fragments and replacement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governance. All of these problems have profound reasons such as the internal tensions between rur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spatial and temporal segmentation of rules， lack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system forms， and so on. In order to reconstructing the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we should follow the main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 flexibility and responsiveness. Furthermore， promoting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increasing the system supply， and strengthening service guarantee will be the basic tactics for effective rural govemance.

篇3

【关键词】乡村治理 村落教育 人的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弱化和“人的新农村建设”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一个深具本土性的课题，以往对之的研究和实践主要围绕着“县―乡―村”三级的乡村政权结构、村民自治、农村和农民的组织形式、城镇化中的城乡关系、乡村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等维度，也即乡村经济和乡村政治建设两大维度来展开。更为具体的内容便可归结为诸如计划生育、土地流转、拆村并居、“钉子户”的治理等。新时期的乡村治理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进行，力求在实现生活富裕、政治民主、乡风文明、生态良好、村容整洁等目标基础上，同时实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稳定、良好的秩序。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农村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全面改善，农田水利工程、危房改造工程、村容村貌整治等工作进展顺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借助于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研究和实践充分在“物”的建设上做文章，农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农村的物质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加速增长的时期。

这一“见物不见人”的新农村建设倾向导致了三个问题：首先，乡村治理主体弱化。由于片面强调“物”的建设，忽视人的教育和培养以及乡村就业，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地逃离乡村，乡村空壳化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和“三留守”问题。留守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参与村级事务能力弱，乡村产业凋零、土地荒芜，反过来制约乡村“物”的发展，基础设施无人管护，乡村卫生状况令人堪忧，老年人孤独无助的心理十分普遍。因此，人的新农村建设要能留住人，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其次，乡村治理空间环境优势丧失。传统乡村的自治基础是以村落特定形态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开放的农户、村落的公共空间、密切的交往、频繁的交流、共同的参与、相互的示范等，构成了传统乡村治理的天然优势。但是，随着乡村建设机械地模仿城市，有些乡村的原有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被破坏，村落共同体消失，形成了农民的原子化，产生了大量的农村“三留守”人口，本来理应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人失去了彼此联系、守望相助的社会关联的基础，甚至乡村居民不能获得旧时记忆和情感的依托。推倒村落的基础上重新形成的社区遭遇了悲戚的尴尬境地―既失去了乡村社区的特质，也不具备城市社区的功能和性质，曾经是有着文化根脉村落的空间孤立化。其三，乡村文化及其载体被丢弃。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条件或载体，当文化的载体被消灭后，文化就无以附着，自然难以传承和发展。由于对乡村优秀文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也由于对乡村优秀文化的载体缺乏必要的了解，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乡村文化载体的破坏。结果是所谓的“乡村文明”建设，实则成为无根的文化。这里的文化不单指书本上的知识和技艺，更多的是凝聚着人们长久积累而成的经验智慧的共同记忆和朴实情感。伴随传统记忆逝去的是在熟悉的土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正如李培林在《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一文中对村落终结有过这样的描述：“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羊城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数千年农耕生活消失的过程，这种农耕生活，曾一直是我们古老文明的根基和脉络。它养育了我们，似乎只是为了它最终的毁灭。它走的那么悲壮，千年古风，一朝逝去，没有乡愁，也没有挽歌。”①有些乡村被城市化而消失，是城镇化扩张的必然趋势，但是，有些乡村消失却是人为制造的。忽视或破坏了乡村传统文化建设，使乡村治理失去了重要的社会文化依托和有效途径。结果只能是建构出了新的大量需要被治理的对象。

因此，为防止乡村治理中过于强调“物”的建设而轻“人”的建设，克服重视形式而忽视实质的倾向，中央提出“物的新农村建设”与“人的新农村建设”同步发展。就是要在改善乡村硬件建设的同时要体现以人为本。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这是对物的建设与人的建设最形象的诠释。“留得住乡愁”也即留得住人们的文化记忆，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旗帜鲜明地正式提出了“人的新农村建设”的命题。这对于缓解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弱化问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人的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要解决留住人的问题，特别是留住一部分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年轻人，解决农业和乡村后继乏人的问题，要留住年轻人就需要有就业岗位，就需要发展乡村产业，特别是要在发展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实现乡村的产业融合，让农民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是人的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第二，乡村建设要满足村民的生产与生活的需要。不能按照少数决策者的想当然来建设乡村，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城市建设理念改造乡村。新农村建设要符合乡村发展规律，要尊重村民的需要。第三，要有助于提升村民素质。特别是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这些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培养农民的科技意识、科技知识和运用科技的能力；包括生产规划、产业创新、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管理营销能力；也包括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能力和遵纪守法的意识与观念；当然还包括了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传统优秀品格的培养，如尊老爱幼、守望相助、诚实守信、尊重自然、和谐相处等品质。都是现代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解决“人的新农村”建设问题，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人的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村落环境，因此要研究乡村对人的意义和价值，乡村不仅是村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也是对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精神信仰等实施有效影响的重要场域。村落中蕴藏着“化民成俗”的独特资源，乡村治理应当及时从对“物”的改造转向对人的培育，将乡村中的人培育成有文化的人，须借助村落的教育，只有这样方能遏制乡村治理中“人物不齐”的主体弱化趋势。

村落教育的构成要素和作用机制

乡村教育，是指借助于在农民共同的生活世界中长期积累起来的背景资料和乡土知识，比如村规民约、村落传统、和仪式以及农业劳动等载体，实现对村民春风化雨般的教育，帮助村民个体顺利实现乡村社会化并帮助其主动地纳入到与他人一起构造的记忆共同体和情感关联中。也就是说，乡村教育依赖的是它本身固有的独特教育资源。但是，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以城市为价值取向的体系，“远离农业和农村”、“到城市去”、“升官发财”、“成名成家”等强势的宣称和鼓动成为渗透在农村教育历程中的主导价值并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这些教育资源和教育理念的输入将农村中的受教育者于丰富多彩的教育空间中挤出，成为乡村建设的异化者，而那个被挤占的空间往往蕴藏着具有独特价值的、来源于并指导着人们生活世界的直接性教育资源。在乡村生活中长期生长积累起来的淳朴生活经验和乡村智慧具有更显著的教育效果，具有更强烈的生活气息，也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指导意义和价值。

乡村地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就存在着许多合理的文化因素，有着对于乡村生活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换言之，乡村地域文化中原本就潜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我们关注乡村教育，不仅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配置，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真正使他们真实拥有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好的教育效用。②乡村本身生长着丰富的活化教育资源，重视并有效地利用它就可以化解现代教育资源输入的尴尬。因此，活态的教育资源恰是乡村教育这棵大树得以根深叶茂的生长点；相对于城市教育或者片面的学校教育的“成功”学，乡村教育的“化民成俗”的“教民成人”教育是乡村教育资源独有的特性和优势所在。

人们常说，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乡村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但是根在何处，载体又在哪里？迫切需要研究者给予回答。当我们从文化的视角审视村落时，会发现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乡土情怀。当人们试图对乡村做改变的时候，会发现就像动一件精雕细琢的工艺品，无从动手，生怕碰坏了什么。孔子曾说“礼失求诸野”，这里的“野”即村落，乡村教育展演的首要空间是村落，因此，乡村教育得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也务必要到村落的结构和特性中去寻找。村落作为构建乡村社区内生型秩序的公共空间，是乡村教育的基础。村落的教育要素十分丰富，具体说来，我们可以把与乡村教育相关的要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形的教育要素如民居、庭院、村落结构，庙宇、祠堂、标志建筑，文化设施、农业景观，甚至古树、戏台、水井等都可以成为凝结乡土记忆的公共空间，对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发挥着教育的作用。无形的载体就更丰富，诸如农业种植制度、乡风习俗、生活习惯、节日庆典、日常礼仪、道德传统、价值观念、乡土知识与民间信仰等。诚实守信、守望相助、尊老爱幼、勤俭朴素、孝敬父母、热爱家乡等一系列优秀品质就凝结在这些载体上，有些实施教育的文化载体是不可以替代的，一但消失就难以恢复。因此，研究乡村治理，决不能仅仅照搬西方治理理论，而是要研究和揭示乡村固有的教育价值和发挥作用的条件。

村落的教育功能是由村落的特性所决定的。村落为什么有教育价值呢？与城市社区相比，乡村社区具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农家院落是透明的，不管谁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村落的人都清楚，有了透明，才能有“街谈巷议”，才形成了村落的公共舆论空间。第二，在家户透明的基础上产生了村民之间的监督，村落舆论是非常重要的监督力量，是约束村民行为最重要的措施和渠道。第三，乡村对乡村成员实施周期性的强化，无论是红白喜事等习俗，还是节日礼仪和日常生活，都潜移默化地使人受到熏陶。③

乡村对人的行为的塑造是自然而然的，教育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村落教育是一种文化，即“以文化之”的经验过程，所依托的是村落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包括优秀的风俗、象征仪式、传统孝道和礼节、庆典、耕作方式等，这些文化是具有深刻内化力的经验和智慧；村落的教育具有跨时空的关联性，不仅可以通过父辈和子代之间的代际传续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乡村的文化载体和横向的示范途径来实现。村落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村落教育的根基或土壤是乡土文化，乡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春风化雨”般的“化民成俗”，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也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非制度性。从而使人的行为受到深刻的内在影响。由此可见，乡村教育的内容具有多面性，乡村教育的途径具有综合性。

近些年，研究者注意到了村落公共空间的教育意义，认为村落公共空间属性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乡村社区内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如中国乡村聚落中的寺庙、戏台、祠堂、集市，甚至小河边、水井、场院、碾盘周围，人们可以自由地聚集，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二是乡村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如村落内的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文化组织、乡村文艺活动、村民集会、红白喜事仪式等，为人们提供了进行交流、交往机会。④村落公共空间也是乡村教育发生作用的逻辑起点，公共生活的实践所发展的公共性和公民性是人性教育的核心，公共生活展示人的品质，如果脱离了公共生活，或者没有形成公共性和公民性，面向人性优秀的教育或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人性恰恰是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并展示的，也只有在公共生活里才能够被提升。⑤活动在公共生活中的农民身份上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自由和无区隔化。这也是构成农民身份和城市市民身份的主要区别。这里的自由主要是生活的自由。我们往往用“乐活人生”来形容农民们的生活状态，农民的生活可能不是富裕的，但却极有可能是幸福的。农民身份上的无区隔化表现为其生活空间是极具关联性的，生活界限模糊构成熟人社会的基本前提，也是村落公共空间形成的基础。

乡村对人的影响具有的综合性，为培养“全人”提供了条件。在农业劳动中可以以让人们体验劳动的艰辛，养成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在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人们养成了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从自然的品质，掌握了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在乡村的社会生活中和各类仪式活动中学会了与人相处，掌握社会规范、明辨是非善恶的标准，培养了感恩与祈福的情操；在参与乡村事务过程中形成了参与意识，锻炼了参与能力。正因如此，近些年来人们十分重视农业劳动价值和乡村社区行为矫正功能的研究与实践。乡村对人的教育既注重向人们正面灌输道理，又注意结合日常活动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达事明理，其效果要比单纯的宣传说教深刻而有效。教育作为诸多学科学者的研究对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教育学意义上的教导训化，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或社会控制，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濡化，都体现了教育对人行为的规范与引导、控制和教育作用，而且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内化为行为的指导准则。村落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因此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各个地方在新农村创建过程中，对教育途径进行了很多创新。如文明评选、“文明户”评选、文化墙、文化大院以及文化“驻乡”、新乡贤协会等的创建等。乡村教育途径的创新促进了村民尊重自然的品质，形成了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社会和谐氛围，引领着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不管是弘扬尊老爱幼的礼孝文化，还是为农村培养可留得住的文艺人才，都对乡村文明有着现实的促进意义。

村落教育构建与乡村治理方式

村落中生长着形态多样的教育资源，这些资源并非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活态的策略。恰如流淌在人们脑海中的代际传接文化记忆，具有很强的能动性，所以我们认为文化不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更有着深刻的动词属性。人们通过或主动或被动地汲取这些资源来形塑自己的乡村社会观，即按照乡村社会所普遍承认的优秀合理的行为标准来为人处事，并推己及人，这种行动逻辑在家庭内部、家庭之外的邻里和更远的社区中不断地推演开来，形成内生型的村庄秩序。与外部推动力（如法律和国家权力等）形塑的乡村秩序相比，建基在村落固有的行动逻辑之上的内源性秩序更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况且，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乡村秩序被不断地解构，乡村衰败引起了人们对乡村价值的反思，新农村建设和人们对乡村价值的不断发现，村庄内生性秩序也获得了重构的机会。农民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实践理性，他们可以按照村庄本身具有的文化规则和沟通理性来构建新的公共生活空间。村庄这种固有的文化规则和沟通理性最大的特点即教育性。

村落教育功能的构建要通过乡村文化规则和沟通理性来实现，主要包括家风、村规民约、节日和习俗等，农业劳动作为广义的文化实践也被包括在内。

家风或家规，是家庭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逐渐发展出来了一套社会组织法则与伦理体系，主宰人们日常生活以至抽象思维的一切。⑥家风影响后代的品格，也成为约束个人、教育个人的无形力量。家风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示范和感化来实现的。从家庭的范围推展开去，村规民约是传统的乡规民约与社会发展新内容的有机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出了各种形式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对于村民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规范性，维护着农村社会中的基本秩序。

在维系乡村价值系统中，习俗和节日仪式占据着重要位置。习俗和节日作为村民进行公共活动的媒介，同时作为建构公共空间的媒介，形成了村民们共同拥有的价值意义，对协调村民的行为、以引导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纷争具有重要作用。习俗和节日中体现着共同的价值观，在此价值观引导下的行为趋向于形成无争的秩序，且经常会得到周期性的强化，成为稳定且持续的乡村秩序的重要来源。

史书记载，农业劳动最初是统治者作为教民稼穑进而形成稳定的统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从生产的农业到生活的农业再到生态的农业，农业活动的价值意义不断丰富。农业劳动可以培养人的优秀品质，对人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就提倡人们到乡村去找回失落的精神，祖田修在《农学原论》中也认为“农活儿”是人性的综合，它包含循环型、多样性、互动性以及自我创造性等四个方面，每个内容都是人性的重要体现。

现代乡村治理方式并不是要求乡村社会结构回归传统，而是要吸收传统教育要素，继承和发展乡村社区的教育功能，营造教育的空间条件和社会氛围。就目前而言，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依然要发挥乡村家庭、组织、文化的作用，协调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教育学中把教育分成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三大教育。随着人口流动、撤点并校以及普遍的寄宿制学校诞生，乡村家庭教育被削弱了。因此，乡村治理首先要努力克服家庭教育缺失问题，强化家庭的教育功能。如减少寄宿制学校，创造就近就业机会，减少父母与子女的分离状态，在学校教育中增加农业劳动、亲情教育和乡土教育的内容。其次要提高农业的组织程度，不仅要转变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而且要促进乡村各类组织的发育，农民的合作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以及老年与妇女组织等都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着重要职能。如在浙江绍兴利用乡贤文化传统，成立的新乡贤协会，对乡村治理和新农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北京的延庆县，通过文化驻乡工程，培养大批乡村文化人才，活跃的乡村文化组织，不仅满足了村民的精神需要，也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其三要强化乡村民主制度和促进向村民规范参与村级事务。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参与不仅是民主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变农民态度，实施教育以及提高农民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其四是发挥习惯、习俗、节日庆典、民间信仰以及生活方式的教育力量。其五要发挥现代教育机构的教育功能，农民学校、远程教育、各类农民职业教育都承担着农民教育的职责，以往的农民教育重视科技教育，但忽视观念与责任教育，更缺乏信仰教育，未来的农民教育必须是全人的教育，教育机构要开发综合性课程，不仅要教育农民的科技知识，还要培养农民的责任与权力意识，只有把未来的农民培养成有文化、懂技术和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才能担当起乡村治理主体的职责。

“人的新农村建设”对克服当代乡村治理研究和实践中存在的“见物不见人”倾向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纠正乡村治理中对于“物”的建设的理念以及忽视农民主体的倾向具有指导意义，对为避免拆村并点和强制村民上楼，延缓大量村落被迅速终结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人的新农村建设”恰成为我们反思上述问题的切入点。乡村的秩序是文化秩序，文化秩序的重构须强化乡村主体的意义和地位。乡村主体培育离不开乡村社会的教育与熏陶，村落中经代际延续的家风家规、乡规民约、节日习俗以及农业劳动成为村落内生型秩序重构的资源和方式。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主体弱化的问题以及推进“人的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保存乡村社会结构以及良风美俗得以展演的空间。因此，研究乡村价值对乡村治理的作用，研究乡村对置身乡村的人们的教育作用，是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之一。

【注释】

①李培林：“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②刘铁芳：“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读书》，2001年第12期。

③朱启臻，赵晨鸣，龚春明：《留住美丽乡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七章。

④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天府新论》，2005年第4期。

⑤金生v：“人性的教育何以可能―论共同体、公民性与人性的关系”，《教育学报》，2011年第3期。

篇4

【关键词】环境问题;环境整治;对策研究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垃圾快速增长，严重影响着农村生活环境。本文通过对广西省平南县部分乡村进行实地调研，着重分析调研地环境卫生现状，包括调研地环境卫生问题的种类、数量、成因，调研地居民的环保意识等方面，综合上述各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为当地环境卫生的更优化提供相关的可行性建议。

一、广西省乡村环境卫生中存在的问题

（一）生活垃圾是当地环境污染主要污染源。

通过实地问卷调研，有136人（45.18%）认为当地有生活垃圾污染，有72人（23.92%）认为当地有水体污染，工业垃圾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则相对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农家肥料被化学肥料所代替，同时乡镇又没有足够多的垃圾回收点，随意丢弃垃圾日益严重。畜禽养殖排出的粪便及农家厕所的随意排放，造成大部分污水挥发、渗透，直至形成沉积造成河水、空气污染日益严重。

（二）化肥、农药的过多使用和生活垃圾的随意堆放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方式。

在调查中，占三成的受访者认为存在化肥、农药使用过多（29.9%）和生活垃圾堆积，无人清理（30.9%）的情况，根据走访调查了解到，有部分地区存在生活垃圾堆放点不能及时运送而造成生活垃圾堆积无人清理的情况，有部分地区的居民认为在种植作物时使用的农药化肥使用过多而造成一定的污染。有22.26%的居民反映当地有部分地段水体发臭，这是由于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造成的水体发绿发臭，且水体不能及时排放或处理。有23.59%的居民反映有集中焚烧秸秆合作物的现象，而且这在当地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

（三）政府和群众对乡村卫生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足

部分地方政府对乡村卫生认识不到位，把工作重心只放在了加快经济发展上，造成部分农村环卫队伍不健全，环卫设施不配套，用于组织和发动开展卫生运动的力量远远不足。在受访者中，绝大部分希望政府能加强领导作用、以身作则带领当地居民做好卫生清洁工作;同时希望加强环保意识的宣传。根据走访调研，发现当地有些地区的环保意识较差，通过和当地人的交流，他们认为，虽然自身意识到要保护环境，但有些习惯还是很难通过自身行径去获得改变，加之村民对这方面的知识的了解并不是十分透彻，对美化乡村卫生的方式认知还比较局限。

（四）缺乏清洁队伍与卫生人员力量

卫生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卫生人才资源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社会文明程度。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与政策不断变化，要想建设起生态农村，清洁队伍力量和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显现。根据调查发现，平南县清洁队伍人员队伍建设滞后，力量不足，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不足，人才队伍分布、结构不合理，素质有待提升。

二、乡村环境整治的对策研究

（一）规范、创新农村垃圾处理模式

1.大力推进农村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工作。全面清除陈年垃圾，通过开展全面“大扫除”活动，采取评级措施，有效促进“清洁工程”的整体平衡推进。积极推行散居农户自建垃圾填埋坑，集中居住区域实行固定垃圾桶，逐步建立村庄环境卫生“门前三包、分区包干、定责定薪、联合考核”的长效保洁机制。

2.治理农村河道池塘水沟。全面治理农村河道和池塘水沟，做好池塘水沟清淤，清除水面有害漂浮物，恢复河道基本功能，使村域内水面得到较好保护，水质基本达标。

（二）提高居民环保意识

做好农村环境卫生保护工作需要广大农村居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因此，普及环保知识，加强环境意识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广播、板报、标语的作用，让村民熟悉和掌握一些环境保护常识。另一方面， 可以在农村的中小学加强环境意识方面的教育，使学生成为农村家庭中的环保先行军，潜移默化地改变整个家庭的卫生习惯，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三）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

垃圾处理被视为一项公益事业，其发展离不开地区财政的支持。首先要建立起垃圾收集转运的管理队伍;其次，增加垃圾收集点、垃圾清运工具和处理垃圾专用场地等。

（四）完善监督体系机制

强化监督，严格考核卫生工作，积极发动群众，集中整治，建立长效机制。由村建立垃圾集中处理场，对垃圾进行填埋、堆肥或焚烧，要求每村每户对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垃圾进行分类，不可回收的全部运送到集中处理场进行处理。重点把握农村改厕建设，严格标准，明确分工，责任到村（户）。

（五）加强道路建设

一切的发展都不可忽视交通的重要性，经济发展是这样，环境卫生发展更是如此。在调研过程中，部分坦坡村民反映，他们村的道路不够宽，碰到特殊情况时垃圾运输车就进不来，无法及时清理垃圾。道路建设是环境卫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加强道路建设来保障各个环境卫生整治措施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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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永锋，王兆礼;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初探[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3（3）.

篇5

    关键词:乡村旅游;环境效应;生态环境;旅游管理。

    乡村旅游是指利用乡村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农耕文化、农家生活和民俗民风等旅游资源,通过科学规划和开发设计,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体验、教育、娱乐、健身等多项需求的旅游经营活动。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自然生态环境既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引力源,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乡村旅游与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

    一方面,没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乡村旅游发展就无从谈起,而不发展乡村旅游,乡村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功能就无法实现;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具有双重效应,即生态环境响应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发展乡村旅游,必须以乡村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为前提,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着力提升和加强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环境正效应,有效化解和消除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环境负效应,确保乡村旅游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正确响应,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一、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提升乡村自然生态环境质量。

    (1) 乡村旅游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特质。乡村旅游立足乡村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丰富的人文生态景观,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作为重要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方式[1]。”乡村旅游开发重点是利用乡村独特的人居环境、田园风光、生活方式、民俗民风和生产活动等城市所不具备的资源要素,因而对作为重要吸引物和发展基础的自然生态环境具有原生保护的内在特质,即乡村旅游开发往往更多地借势乡村自然生态特征,而不是对乡村自然植被、地形、河流和土壤等做大的改造和变动,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乡村原生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2) 乡村旅游促进了村容村貌的改善。受提升乡村旅游竞争力和增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驱动,乡村旅游地政府和社区往往会结合新农村建设,持续增加乡村旅游地环境整治和维护的资金投入,从而使乡村旅游具有了促进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改进和乡村村容村貌改善的社会功能。如各地为发展乡村旅游,结合新农村建设,大力开展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乡村垃圾集中处理、污水综合治理、卫生改厕、村道硬化等项目建设和村庄绿化美化以及亮化工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和乡镇生态工业,有力地保护了乡村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乡村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提升经营企业、社区居民和游客环保意识。

    (1) 促进乡村旅游经营企业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自然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引力源,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乡村旅游地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得越好,就越能吸引游客,越具有市场竞争力,并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驱动和对乡村旅游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认识的加深,促使乡村旅游经营企业不断提高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意识,加大投入,完善管理,积极优化乡村旅游生态环境。如浙江宁波塍头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在全球率先构建了低碳、生态的乡村系统,被亚太旅游联合会、国际度假联盟组织、中华生态旅游促进会联合授予首批“中国低碳旅游景区”荣誉称号,成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的乡村旅游发展新型典范。

    (2) 促进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环保意识的增强。自然生态环境是乡村生态环境系统的核心层级,是乡村旅游引力源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发展乡村旅游,就必须有效保护富有价值的乡村旅游资源及生态环境。乡村旅游发展对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乡村旅游搞得越好,当地政府和社区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越强。这是因为乡村旅游发展能为当地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就业增收,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自然会高度重视乡村旅游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积极搞好环境整治和村庄绿化美化,环境保护成了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的自觉行为。同时,外来游客也会带来先进的生活理念、开放的思想观念和新的生产方式,促成社区居民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的养成。

    (3) 促进游客环境保护意识的养成。乡村旅游依托良好生态环境吸引游客,并使游客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得到相应的生态环境熏陶和感染。旅游者置身优美的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欣赏乡村的自然美景;置身淳朴自然的农家风俗,体验古老的农事生产、享受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这种极其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价值,无形中实现了对游客生态环境重要性的宣传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和培养,而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导游员的生态解说、景区各类生态环境保护标志的醒目提示,都会加深游客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游客对生态责任和生态伦理意识的认知。可以说,乡村旅游本身就是一种生态文明建设和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培养的有效载体,它不仅是“一种消费行为,通过乡村旅游活动的积极参与,还能够增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融洽,养成爱护自然、保护生态、关心他人、乐于助人、洁身自爱的旅游道德习惯。”这都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环境正效应的体现。

    二、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1.乡村旅游开发过程的环境负效应。

    (1) 环评论证不充分为生态环境破坏提供了空间。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环评认证是在对开发地区位、地质地貌、气象水文、土壤、动植物、大气环境质量等指标进行深入调研基础上,科学测定乡村旅游地生态环境容量,并对乡村旅游发展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作出科学的预测和评估。环评认证是乡村旅游项目和产品开发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基础,只有进行科学的环评,才能制定出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目前,大多数乡村旅游项目开发都未经详细、专业的环评认证,只是在相应的乡村旅游规划中对环境资源保护作出原则性规定和要求,缺乏强制性指标规定,实际运作中指导性不强,并为开发建设中的生态环境破坏提供了空间。

    (2) 随意更改项目规划直接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旅游资源开发对环境影响可分为原发性影响和继发性影响两类。原发性影响是指旅游开发过程中导致的直接影响,如旅游索道修建中的开山、炸石、砍树等行为对山体地表、生态的影响。继发性影响是指旅游开发间接或诱发的环境变化,包括由于旅游开发引起的大气质量、水质变化等。乡村旅游项目建设过程中,上述两种环境影响类型均不同程度的存在。获取更多经济效益的价值追求和缺乏对乡村生态系统的科学认知,极易导致乡村旅游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无视规划,对原有地形骨架和植被、池塘、衍生物等进行大肆改造,随意改动和破坏固有特色,或盲目模仿城市园林绿地的造景手法,追求大投入、高档次,从而导致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系统遭到破坏,引发乡村自然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乡村旅游经营过程的环境负效应。

    (1) 追求短期效益的超载经营。“依托于乡村原生态环境和乡村性资源的乡村旅游属于环境敏感性资源,很容易因乡村旅游的过快发展而遭到破坏。”其中,乡村旅游时间的相对集中和追求短期效益的超载经营最易引发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从客观方面看,城市居民乡村旅游在时间选择上主要集中在“五一”、“十一”和春节 3 个长假、其它国家法定的传统假日以及每周的双休日,在游览项目选择上又大多集中在如农作物耕作与果实采摘等,必然导致乡村旅游地的游客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上的大量聚集,从而使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加大;从主观方面看,由于我国旅游经济总体仍处于门票经济时代,旅游经营企业经济效益增长更多地依赖游客规模增大、数量增长,而不是依靠效益提高。出于短期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乡村旅游经营企业往往无视超规模接待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周期性的旅游超载,直接影响了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甚至会造成生态环境难以逆转的破坏,导致环境功能的衰退。可见,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充分考虑乡村旅游地生态承受能力,否则“即使短期内为当地带来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是由于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环境损失和经济损失远远超出其带来的经济利益。”这将使乡村旅游长远利益得不偿失。

    (2) 缺乏环保责任的随意排放。乡村旅游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必然会伴随各种生产生活污水、废气和固体垃圾等大量污染物的排放,黄大勇将它划分为五类,即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污染、噪声污染和旅游垃圾污染等。若不予以及时有效治理,就会严重污染水体、土壤、植被和大气环境。

    因此,必须加强清洁生产,搞好各种污染物的科学处理。但清洁生产和各种污染物的科学有效处理需要增加设施设备和人力资源等投入,进而增加经营企业运行成本。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经营企业极易诱发极端唯利行为,置乡村生态环境于不顾,随意倾倒固体垃圾,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各种污水、废水和废气,从而污染乡村水体、土壤、植被和大气,危及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 无视环境脆弱性的旅游行为。由于旅游活动往往是对日常生活的全新改变和超越,是一种求新求异、超越常规的生活环境和状态,因此,在乡村旅游过程中,短暂的异地游览特征就容易使游客产生“道德感弱化”,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暂时性突变,人们原有的对共同行为准则和规范积极反应和遵循的状态也会随之改变,甚至会产生道德盲区。在旅游活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随心所欲、懒散率性、放任自流的心理倾向,行为举止上就弱化了原先常态生活与工作中的道德顾忌与约束,增强了物质摄取意识,极易产生过度利用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乱攀乱摘、践踏草坪、乱扔垃圾等诸多不文明行为,对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景观资源等产生消极影响,不同程度地破坏了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

    三、乡村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的正确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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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实效，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一是法律进机关、进单位不断深化。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用法各项制度，县委中心组集中学法13次，乡镇中心组每年学法6次以上。县级领导参加全市统一的普法考试3次，参考率、合格率均达到100%，组织干部职工年度普法考试3次，参加14520多人次，参考率98%以上，合格率100%。二法律进乡村扎实推进。开展了农村法制宣传月、农民法律法规集中教育培训、“建设新农村，送法进万家”、送法进乡村等活动，把普法触角延伸到基层农户，进行零距离、贴近式宣传教育。三是法律进社区内容丰富。以“六进社区”为依托，以广场周末文化活动为契机，以社区文化节为平台，突出社区青少年、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流动人口等重点，构建完善的社区普法网络，不断丰富社区普法内容。四是法律进学校形式多样。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全县各中小学校聘请法制副校长14名、法制辅导员113名。先后开展了“崇德明法，立志成才，共促和谐”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月、“法在我心中，德伴我成长”主题法德教育宣传月、学校法制宣传周、“小手拉大手，普法一起走”等学校系列法制教育活动，提高了青少年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五是法律进企业逐步加强。以普法宣讲团成员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为骨干，有组织地开展企业学法活动。共有28户重点企业聘请了常年法律顾问，举办企业法制讲座50多场次，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参加全县统一的年度普法考试，参考率达到98%。

2、完善机制，保障普法依法治理稳步推进

一是科学制定《规划》。结合我县实际，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的基层上，科学制定了《高台县第五个法制宣传教育暨第三个依法治县工作五年规划》，县人大作出《关于开展第五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暨第三个五年依法治县工作的决议》，为开展“五五”普法依法治县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制定了各自的普法依法治理《五年规划》，“五五”普法全面启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二是加强组织领导。及时调整充实了由县委、人大、政府、政协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任组长、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三是加大普法投入。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坚持普法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足额到位，共计拨付普法经费10.8万元，年均达到3.6万元，人均0.23元，保证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正常运转。四是健全完善制度。根据全县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区分不同学法对象,制定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和行政事业单位、学校、企业、农村、社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等六项制度，同时、普法考试合格证制度、干部学法档案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建立起学法用法刚性机制，用制度保证普法效果，规范了学法用法活动。

3、推广典型，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五五”普法启动后，我们按照“贴近百姓生活，深化法德宣传，培养法治理念，提高道德素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推进依法治县，构建和谐高台”的工作思路，及时在全县各乡镇总结推广合黎乡“法德进家”活动的经验和作法，“法德进家”活动得到广泛普及。目前，法德宣传版面基本遍布城乡，法律资料袋、以案释法教材已进入60%的农户家中，法德教育宣讲直接延伸到了村社，以一版、一袋、一匾、一案、一讲“五个一”为主要形式的“法德进家”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营造了浓厚的法德教育氛围。

二、存在的问题

1、认识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少数乡镇和部门对普法工作在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维护社会稳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把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摆上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对普法工作重视程度不高，日常普法工作开展不力，常把它看成“软指标”、“软任务”，存在“重形式、轻效果”等“走过场”的现象。

2、普法工作发展不平衡，整体推进有欠账。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普法工作认识不一致，出现“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在检查中发现，抓普法工作“乡镇政府热、县直单位冷，条条部门热、块块部门冷”。二是城镇下岗职工、流动人口、企业干部职工等人群仍然是普法教育的薄弱环节。三是农村普法教育组织难，时间难落实，效果不理想，特别是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普法教育难以有效开展。至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城镇下岗职工及民营企业职工、社会无业人员成为普法宣传教育的“死角”和“盲点”。

3、队伍建设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局核定编制18人，实有编制10人。基层司法所的人员还没有完全充实到位，按照规范司法所建设要求，9个司法所人员编制达到要求的只有3个，尚有6个司法所人员编制不够，缺编9人。

4、部分单位普法档案资料不规范。从调研的单位看，部分乡村及不少单位不注重档案资料的管理、收集、整理、归档等工作，现有的档案经不起检查。

5、“五五”普法经费投入仍显不足。我县目前普法经费标准今年虽已达到0.2元/人，但这一标准无论是与发达地相比，还是与“五五”普法繁重的工作任务相比，都还有一定差距，并不能满足“五五”普法工作需要。同时，各乡镇对农村普法依法治理缺少经费投入，少数乡村的法制宣传阵地等硬件建设跟不上，印发资料、开展活动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普法工作的开展。

三、建议和意见

1、提高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工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要进一步提高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重要性、长期性的认识。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的总要求，积极推进普法依法治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做到责任到位，精力到位，投入到位，奖惩到位，层层落实普法依法治理监督、考核、验收机制。

2、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积极推动工作创新，提高普法依治理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普法依法治理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实现全体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也是一长期的过程。各级政府要结合工作实际，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做到普法工作与发展经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各项具体工作相结合，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要根据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阶段，结合中心工作和本地区、本部门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使宣传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人民调解工作要与法制宣传相结合。司法机关要把提高办案质量与教育群众相结合，切实解决普法依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普治并举，整体推进，一手抓普法，一手抓依法治理。普法是基础，依法治理是目的。普法与依法治理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一个整体。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解决重普法轻治理的问题，切实按照《规划》要求，做到普治并重，整体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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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八十年代，乡村旅游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现已成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据测算，2008年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3.85亿人次，乡村旅游收入达到573亿元，农民直接就业达到495万人，间接就业、季节性就业达到1，840万人。然而，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农村生态环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嬗变。为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乡村旅游乃至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一、乡村旅游及农村生态环境

乡村旅游是立足于农村，利用乡村自然和人文景观、农耕文化、农家生活、民俗民风等旅游资源，通过科学规划和开发设计，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体验、教育、娱乐、健身等多项需求的旅游经营活动。它的生命线是乡村性，表现为乡村性的建筑、服饰、食品、田野、果园、环境等自然物质方面和乡村的民俗传统、乡风乡貌、语言文化、制度规范等精神文化方面，也即原生态的或乡村性的生态环境，包括乡村性自然生态环境和乡村性人文生态环境。

乡村旅游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背景和时代使命，一是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人们在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同时也是城市居民迫于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而渴望远离喧嚣的都市、回归淳朴的自然，由此形成了对乡村旅游的巨大需求动力；二是农村谋求脱贫致富，缩小城乡差别，由此构成了乡村旅游强大的供给动力。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迅猛，目前已形成多种模式，根据《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纲要》（2009～2015年）（征求意见稿），我国乡村旅游将“形成领域宽广、规模较大、特色突出、发展规范的大格局”，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推动实现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三大目标。由此可见，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充满机遇，前景广阔。

二、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互动关系分析自乡村旅游产生之时起，乡村旅游与生态环境注定是不可割裂的，他们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农村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根基，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乡村旅游发展就会受到制约。而作为衍生物的乡村旅游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则是非常深远的，是二者关系中的最主要方面，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一）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互促共进

1、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乡村性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内核，是乡村旅游的拉力源。乡村旅游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就是乡村独有的人居环境、田园风光、生活方式、民俗民风和生产活动等城市所不具备的要素。大凡乡村旅游都是在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优越、人文生态景观丰富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如笔者所在的湖北省荆州市的桃花村乡村旅游就是发端于曼妙娇艳的遍野桃花；张新场村乡村旅游则因楚国高等级贵族古墓葬熊家冢而插上腾飞的翅膀。全国各地乡村旅游发展得好的地区，也都因有良好的乡村性生态环境，如四川郫县友爱乡乡村旅游是在发展园艺、盆栽、林果的基础上嫁接乡村旅游；浙江省淳安县立足于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特色民俗、节庆发展乡村旅游；云南省根据生态性、民族性、地域性的差异，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打造出乡村旅游的多种不同发展模式。

2、乡村旅游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内在要求；同时，乡村旅游发展增强了农村经济实力，当地政府和农民有能力对旅游环境资源进行投资，提高资源环境质量。

（1）促进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处于乡村生态环境系统的中心层次，也是乡村旅游吸引物的最直接表现形式。没有清新和美的田园风光、自然和谐的奇山秀水、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乡村旅游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乡村旅游应充分认识到自然生态环境不能被破坏、不能被挪作他用，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推行绿色生产、保护农田、保护野生动物、关闭土法工厂和采矿厂等，有效地保护富有价值的乡村旅游资源。

（2）促使乡村人文生态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和改善。乡村人文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品位提升、内涵延伸的着力点，乡村旅游开发主要就是对人文资源的开发。乡村人文生态环境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古迹、古镇、古建筑、饮食、语言、服饰、特产、手工艺、民俗、民风等。这些都是乡村文化的魂宝，是深深吸引乡村旅游者眼球的尤物，能带给旅游者极大的体验、教育、休闲、娱乐享受。没有开发乡村旅游之前，这些丰富资源可能会被埋没、不受重视、遭受人为破坏或经历风雨摧残而日益破败、凋毁，其巨大价值白白闲置或流失。许多乡村旅游地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一些传统的、“土得掉渣”的东西被视如珍宝，有效地被保护起来，如对历史古迹、古镇、古建筑进行复古修缮，对当地传统习俗、特色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对那些濒临淘汰的民族手工艺加以继承和延续。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些宝贵财富得以最大程度地被保护起来。

（3）促进村容改善。一是乡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发展乡村旅游就有了动力、能力和积极性去翻修或新建住房，就能主动要求改水、改电、改厨、改厕，就有了村镇整体规划的愿望，于是一些村容整洁、各具特色的旅游小城（村）镇应运而生，乡村旅游地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二是交通越来越畅通。过去乡村交通的典型特征是“羊肠小道”、“泥泞崎岖”、“坑坑洼洼”，“外面的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开发乡村旅游后，这种状况得到极大改观，乡村旅游地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公路，且基本改道拉直；三是绿化走进乡村人家。过去绿化似乎只是城市的专利，乡村就是“土里土气”。开发乡村旅游后，人们在村落道路两旁植树，在自家庭院种花种草，美化家园，努力营造出更加清新、优美的村容村貌，绿化在乡村愈益受到青睐。

（4）促进乡村文明程度提高。一是掀起了农民求知热。受乡村旅游的外来影响以及从业素质需要，学文化、学技术成了农民的自觉行动，许多村民学起了普通话，甚至外语和电脑，互联网也已进入一些农民家庭，成为他们收集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二是农民环境意识大大提高。可观的收益使农民认识到了乡村旅游的重要性，也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农民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由从前的不感兴趣、不关心发生重大转变，环境保护成了农民的自觉行动，注重卫生健康也成为农民的一种生活习惯；三是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文明化发展。乡村旅游的外来和示范效应明显促进了乡村居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开放，农民乐意尝试和接受新的生产方式方法，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也有意识地参照城市模式改掉陋习，养成卫生习惯，形成文明化的生活方式；四是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积极性提高，乐观热情，热爱家园，在旅游乡村，人与自然显得日益和谐。

（二）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相互制约。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滞后制约乡村旅游的发展。没有优越的乡村性生态环境，乡村旅游自然难以启动。启动了乡村旅游后如果不对生态环境进行有力保护和建设，则乡村旅游必定难以持续发展。乡村生态环境是脆弱的，很多地方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缺少对生态环境的足够重视，面对急剧膨胀的相对于未开发旅游之前的成倍数增加的人流、物流、车流所带来的各种污染无所作为，特别是农家乐旅游，普遍存在污染排放无节制、无处理的情况。如武汉市

梁子湖因湖泊周边的旅游宾馆饭店和农家乐的污水，以及水上游览活动船舶的油类污物直接排入湖中而受到污染，有旅游经营活动的东侧水域水质明显较无旅游经营活动的西侧水域差，这样不仅使得人们对旅游地的环境印象大打折扣，而且还要为“先污染后治理”付出巨大代价，可能形成被动保护局面。此外，开发乡村旅游后如果不对乡村性生态环境进行深入挖掘、加强建设，也极易失去吸引力。特别是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如果不突出，乡村旅游很难持续兴盛。如湖北荆州市桃花村乡村旅游由于缺少深度开发，只能在桃花盛开的前后若干天形势火暴，而一年中的其他300多天游客无几，非常冷清。

（三）乡村旅游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冲击。乡村旅游往往肩负当地“以旅扶贫”“、以旅促农”的重任，在经济增长的赶超心态下，极易短视，一味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若乡村旅游的开发、发展未经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忽视环境影响评价与区域规划，缺乏科学管理、监控，将导致生态环境诸多负面效应。

1、乡村自然环境压力增大。主要表现为：（1）环境承载力超标。每个旅游地具有明显的游览时间集中性，每个旅游地都有一定的环境承载力。外来人数增加，意味着环境承载量扩大，对环境产生负影响，环境效益逐渐减少。当旅游人数的增长超过环境承载力时，旅游环境将遭到破坏甚至严重衰退。（2）大量污染物产生。乡村旅游带来陡增的人流、物流，产生大量的污染物，严重污染水体、土壤、植被、大气。一是固体废弃物污染。主要是指生活垃圾，包括各类塑料制品及包装物（塑料袋饮料瓶、快餐饭盒等），还有炉渣、煤灰、废纸、口香糖等；旅游区内的饭店、旅馆产生的有机垃圾，包括剩茶剩饭、瓜果皮核、菜根菜叶、人畜禽粪便、动物尸体等，这些废弃物如果未经处理而随意堆放，则对水体、土壤、植被等都将产生严重污染；二是废水污染。生活污水在没有处理设备的情况下直接排入河道或房屋周围，直接污染水体、土壤和植被。（3）能源和水等资源消耗量大，存在浪费现象。大量客流、车流的进入，旅游地水、电、燃料、日用品、粮食等用量大增，而且大多处于无节制状态，生活资源压力大，有悖于节约型社会建设精神。

2、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不合理的土地利用，饭店、宾馆和旅游设施工程建设会导致旅游区的自然景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退化、水土流失、洪灾频发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生态遭受重创，建设过程中过多使用推土机、挖掘机，有的干脆先将现状夷为平地，再重新挖湖堆山、种树铺草、亭台楼阁一应俱全；或盲目模仿城市园林绿地的造景手法，追求高档次、大投入，或南辕北辙，北方地区模仿江南景致，南方地区模仿蒙古牧区景观，对现有地形、植物、池塘、衍生物等进行大肆破坏。旅游者过度地利用脆弱的自然环境，对自然生态也是一种严重摧残，如在旅游地过分践踏草地致使野草死亡，随意拍照、喂食和参观野生动物会极大地改变动物的生活习性。

三、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考乡村旅游与乡村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中，互促共进是我们的根本目标，要求我们必须正确有效地规避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关键的是要保护和建设好乡村生态环境，减少乡村旅游对乡村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这需要乡村旅游各方共同努力，以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为前提，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及协调发展。

（一）地方政府要加强宏观管理。乡村旅游与乡村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必须担负起统领者的重任，发挥好管理协调作用。首先，要做好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旅游之间的协调发展规划。二者的协调，要求规划先行，并在其指导下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政府部门要充分调查和研究，对交通优势、资源优势、环境承载力和市场潜力进行科学论证，做好乡村旅游环保评估，突出环境效益，加强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保护和水土保持，准确进行乡村旅游的功能定位和产品开发。第二，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发展的环保法规体系，对乡村旅游发展进行指导和监管，以保证乡村旅游发展的正确方向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三，要加强乡村旅游的有序引导和扶持。要严格项目审批、环评、环保治理等制度，强化动态监督管理；加大生态环保的宣传和教育；推进环保节能，支持节能节水减排，倡导低碳旅游方式；对乡村旅游环保投入给予必要扶持，重点是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和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构建行之有效的协调和监督机制，可成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门工作组，形成乡村旅游环保工作合力。

（二）乡村旅游地必须坚持绿色环保、内涵型经营。各乡村旅游地经营者（包括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民）的作为直接影响和作用于乡村生态环境，他们是乡村旅游生态环保措施的身体力行者，肩负着旅游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

因此，乡村旅游经营者要坚持生态环保经营理念，不断提升自身环保意识和素质，积极配合当地乡村旅游整体发展规划和环保要求，不乱排乱放废弃物，节约用水、节约能源，积极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广泛运用节能节水减排技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创建绿色环保乡村游；要以身作则，引导和监督游客行为，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可于旅游地入口、景点及设施边缘等重要场所树立醒目警示标牌，适时恰当地提醒游客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乡村旅游地应密切关注景区游客容量，协调好游客集中期间的各项工作，使游览活动处于环境承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此外，乡村旅游不能只向自然环境要效益，我们必须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以丰富深厚的文化生态提升乡村游的魅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乡村游客应加强环保自律。游客作为乡村旅游的消费者，其行为方式同样直接影响和作用于乡村生态环境，是外来的重要影响因子。因此，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更要靠广大旅客支持，游客应该提高意识，遵守社会公德和旅游地规章制度，自觉保护生态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政府网.旅游局就“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纲要”公开征求意见.20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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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排名制实行以来，。。乡在第三周、第四周连续两周在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排名中位列最后，给全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拖了全区城乡环境治理工作的后腿，为此，我谨代表。。乡人民政府就我乡城乡环境治理工作不力向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及各位领导郑重而深刻地检查检讨，并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各位领导、区级相关部门、全乡广大人民群众真诚道歉。

根据区城管委、区城乡环境治理工作暗访检查组的意见，我乡排名最后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区域环境卫生保洁力度不够、。。。城乡结合部卫生死角整治不彻底、整治工作力量不足以及对于暗访组意见办理不及时不彻底。对于上述意见，我乡予以充分地尊重并高度地重视，已召开了两次乡政府专题会议予以了分析、查找、检讨，整改措施已在具体落实当中。

连续两周区内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排名最后这一考核结果和事实，深深地刺痛了。。乡人民政府全体成员的神经，深刻地撼动了。。乡人民政府班子成员的思想灵魂，经过认真反思我们认识到我乡城乡环境治理工作目前的水平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很不相称适应，与。。乡广大人民群众对环境治理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与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环境治理的要求还有很多不足。存在这些差距和不足的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城乡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和系统性认识还不到位。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是项系统工程，应当用系统的思维来思考、研究、安排、落实此项工作。我乡在开展此项工作中，尽管建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和工作部门，先后召开了两次乡村（社区）组三级干部大会（含企事业单位代表）进行宣传动员部署，建立了乡领导、部门联村联企包组包片的工作制度和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及考核管理办法，组建了乡内暗访工作组并开通了举报电话。但上述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坚持、不坚决的问题，一时热一时冷，导致全乡各区域环境治理的工作水平及效果不平衡，尤其是被暗访出的问题全部集中在。。。区域，说明我乡工作在治理重点、难点上还缺乏完善有力的举措，整治工作缺乏系统全面有针对性的安排。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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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刘秀琴,张自和.兰州古梨树群调研与保护初探.草业科学[J] 2008(10).

参考文献：

[1]柴素荣.兰州市古树名木保护中存在的问题[J].学术纵横,2010(07).

[2]皋兰县什川镇古梨树保护与发展调研报告[EB／OL].2010-04-08.甘肃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网站. /article_view.asp? id= 57.（2012-05-09).

篇10

“村里到处都是摄像头，哪儿还有贼来?”新乡市凤泉区耿黄乡星湖花园小区正在乘凉的杨女士说。

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即将散去，微风轻拂而过，带走了小区一天的炽热。

每天此时，都是小区最热闹的时候。妇女带着孩子，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有说有笑；老人带着凳子，找个通风处坐下来，悠然自得地听着收音机；下班后的青年夫妻，手拉手走着，亲昵地谈笑着一天的乐趣……

“我是和儿子一起住的，这里环境好、治安好。”抱着孙子的王女士笑着说，“白天他们上班了，我就帮着带孩子，就算他们回来晚了，我也不用担心，你看，除了小区里安装的摄像头，还有巡逻队呢!”

王女士所说的小区巡逻队，其实是一些退休干部自发组织的，在晚上人们入睡时，或者白天人们上班时，他们几个人一起为小区巡逻。

在星湖花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监控室，一名工作人员正全神贯注地操作着监控器。楼道的出入口、停放的车辆，散步的人群……都清晰地在监视屏幕上显现。

“在小区的街道、重要路段和拐角处，都安装有摄像头，坐在这里，就能掌握小区的大致情况。”值班员微笑着介绍，“安装了监控设备后，偷盗行为和违法现象大幅下降，近两年来，小区没有案件发生。”

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对小区的和谐安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星湖花园社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里面桌椅摆放井然有序，调解员席位、原告席位、被告席位等一应俱全，红色的国旗、国徽和调解条例使整个办公室有了一种庄严感。

“小区居民之间有时难免会发生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成立之前，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解决途径，村民之间的小矛盾经常演变成大纠纷；现在好了，就算居民之间偶尔发生一点矛盾，调解委员会也能使他们化敌为友。”小区负责人罗先生自豪地说，“我们小区现在是无贼小区、和谐小区。”

安定营造和谐，和谐孕生安定。和谐安定的小区生活，使居民的脸上时时绽放着幸福的笑容。

邻里好，赛金宝

走进常村村，村民郭后成指着不远处的摄像头，憨厚地笑着：“有了它，我们就不用整天担心小卖部被人偷了。”

常村是辉县市的一个偏远农村，村里一共有四五千口人，是一个大村。由于地处丘陵地带，屋舍分散，不像平原地区那样井然有序。

郭后成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孩子在家开了一个小门市部，由于自己忙于教学，生意由儿子和儿媳妇经营。

“怎么店开着门也不留一个人，不怕东西被别人拿走?”记者走进商店的时候，屋里空无一人，喊了几声，郭后成的儿子才从院子里走进来。

“哪会有人偷呢!大家都乡里乡亲的。”他微笑着说。得知记者是来了解情况，不善言谈的他转身把父亲叫了来。

“除了在一些重要地段安装摄像头外，村里还有一支巡逻队。近年来，没有听说谁家东西被偷过。”郭后成接着说，“现在，每个村都上了‘平安互助网’，如果哪家发生了意外，只要吆喝一声。全村人都能从广播里听见，你说说，谁还敢来村里偷东西?”

“村里治安状况如何，有没有打架斗殴现象?”记者问。

郭后成指着旁边的村委大院说：“村委会里专门有人负责村民之间的矛盾调解，如果村民之间有了矛盾，发生争执，大都到村委会调解。负责调解的大都是村干部和有威望的人，村民都很信任他们，如果村里调解不了，再到乡里调解，那里也有专门的矛盾调解中心。”

“村里生活这么好，哪儿还有人打架?”抱着孩子、一直站在旁边听公公讲话的儿媳妇此时插上了话，“村里人可好了，现在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大，遇到丈夫不在家，忙的时候，来买东西的人也都热情地帮我照看孩子，平时家里有个大小事情的，只要说一下，邻居都会来帮忙。”

显然。常村村是一个邻里关系非常和谐的小村庄，常年在郑州打工的王先生深有感触：“在外打工很放心，邻居之间和睦相处，不用担心妻子和孩子在家里会和别人闹矛盾；闲的时候，妻子锁上门，顺便给邻居说一下，就可以放心地带着孩子来郑州找我了，根本不用为家里担心。”

当然，和谐邻里关系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村调解委员会和乡接待处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每当村民之间发生纠纷，就是乡、村调解员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为村民摆事实、讲道理，使村民认识到邻里关系的重要性。从思想上说服他们相互礼让。”常村镇镇长栗全义说，“每个村都定期开展‘平安乡村’、‘和谐乡村’的宣传教育。久而久之，互帮互助、谦恭礼让的处事态度便在群众心中扎下了根。”

“邻里好，赛金宝。”安定和谐的治安环境增进了村民之间的和睦相处，使村风村貌焕然一新。近年来，常村镇荣获了“新乡市平安建设先进乡镇”、“辉县市优秀调处中心”和“新乡市‘四无’乡镇”等多个称号。

耿黄经验

“如果两星期不回家，母亲就会骑着三轮车来看我。”

新乡市凤泉区耿黄乡是典型的城郊乡，近年来，为了抓好全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乡党委书记王振锋回家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在新乡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基层干部，他们思路新颖、方法得当、工作务实，王振锋就是其中一员。

耿黄乡境内有白鹭化纤集团、火电厂等多个大中型国有企业，是风泉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耿黄乡的平安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新乡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带动了耿黄乡和谐农村建设的步伐，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让王振锋感到欣慰。

在2008年。全乡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纠纷68起，预防和制止群体性纠纷2起。同年，耿黄乡先后被评为全省综合治理先进乡镇、全市工作“四无”先进乡镇，尚介村民调主任也荣获全省优秀调解员的光荣称号。

对于这样的成绩，王振锋平静地介绍起了自己的经验：

对于出现的矛盾纠纷，我们从来不去回避，而是审视现状，找出方法，及早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我们提出“跳起来看问题，扑下身干事情，站起来树形象”的工作要求，从“和谐建设、平安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政府购买型服务”是耿黄乡在矛盾调解工作中提出的新机制。为了保障矛盾纠纷调解的质量，乡投入资金20万元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办公地点进行软硬件建设，规范各种调解程序，强化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工作。

“我们制定了矛盾调解奖励制度，对调解成功的一般纠纷每件给予50～150元的补贴；对难度较大较复杂的纠纷每件给予300～500元的补贴。这样可以充分调动调解员的工作热情。”王振锋说，“我这是花了小钱，省了大钱。”

一个地方的和谐稳定，民风至关重要。为了改善民风，乡政府从宣传人手，利用乡广播信息网，设置道德专题法制波段、民生专题等节目，大力弘扬美德，尽力在全乡营造出一个人心向上、谦和包容的和谐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