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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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

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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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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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结构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组成。由于一定的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要受到一定的精神文化制约，因而可将文化结构分成三个层面：“这就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①。数学在建立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影响及制约。

东方中国的古代文化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农业经济。这种情况决定古代中国的物质文化是农业文化。中国古代数学也与农业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九章算术》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著作，书有九章，包含246个问题。都和农业生产有关，九章分别是方田（土地测量）、粟米（百分法和比例）、衰分（比例分配）、少广（减少宽度）、商功（工程审议）、均输（征税）、盈不足（过剩与不足）、方程（列表计算的方法）、勾股（直角三角形）。这些问题都是用来解决农田的测量、粟米的称量，农业水利工程的测算等。《五曹算经》是一部为地方行政人员所写的应用算术，全书五卷，有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五个部分。田曹卷的主题是田地面积的量法；兵曹算术大都是军队的给养问题；集曹问题和《九章算术》粟米章问题相仿；仓曹解决粮食的征收、运输和储藏问题；金曹问题以丝绢、钱币等物资为对象，是简单的比例问题。我国古代大数学家刘徽到祖冲之、祖冲之研究圆周率和圆面积的辉煌成就中，都深深地打着农业经济的印记。农业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车，车轮是否圆，不仅和车辆行驶中的平稳状况有关，而且还和省力有关，因而农业经济的需要使得我国圆周率的研究在世界数学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过去，农业的显著特点是靠天吃饭，天文、节气的测算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在中国，古代天文测算的成果是相当辉煌的，“东汉末年天文学家刘洪造乾象历法（公元206年），创立了推算定朔、定望时刻的公式”。“隋朝天文学家刘焯在他的杰作《皇极历》（公元600年）中创立了一个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比以前更加精密的公式”②。天文学的发展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解一次同余式就是由天文测算开始的。天文数学的发展除了物质文化的需要，还受到制度文化的要求，中国数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与历法有关，“在《畴人传》中很难找到一个数学家不受诏参与或帮助他那个时代的历法革新工作。”③除了中国，古代埃及数学的建立基础也是农业的需要。埃及几何学的起源被史学家们归因于泥罗河泛滥后土地的重新测量；巴比伦的数学起源也是如此，尤其是巴比伦数学的60进位制来自于天文学；印度数学和占星术有关，而占星术又和农业及宗教有关。

东方数学的建立比西方要早，但东方的数学在理论化的道路上行动迟缓。原因何在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生产力关系是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社会制度是宗法等级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分散的家族和农民需要有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在这种社会制度的影响和作用下，形成中国古代稳定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文化心理。主要特点是静态的、和解的、自然的、消极的心理特点。造成安于现状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思想僵化、调和持中，这种文化心理使得数学只停留在实用上。没有就数学而数学，使数学自身的规律没有得到完善。“在古代东方的全部数学中甚至找不到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证明’的例子，代替论证的只有程序的描述，所讲授的内容只是‘如此这般地做’，而且也不是以一般规则的形式提出来，只不过是在一系列特殊情况下的应用方法。”④这段话虽有失偏颇，但也道出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在中国数学的发展史上曾出现了刘徽、墨子、惠施等天才的数学家，但他们的数学研究和成就不能和西方的阿基米得、欧几里德相比较。这主要是我国古代数学的理论研究不受重视所致。汉王朝建立以后的“重农抑商”政策使数学研究受不到贸易的诱惑。农业经济的财富有限和填饱肚子的生活状况，不允许人们的思想向实用以外的地方延伸；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也扼杀了大批在数学研究上具有不凡才华的人。在科举制度中数学不是要考的课程，为“学而优则仕”而奋斗的人们，自然不会将数学当作主修课程来学习。另外，农业经济的贫困使得没有多少人来学文化，学数学的人自然更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数学的许多成就只处在应用和描述过程阶段，没有提高到抽象的、系统的理论阶段，从而使数学的发展和升华受到限制，象“勾股定理”、“圆周率”这些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数学成就，没有造成相应的数学的轰动效应。“勾股定理”在我国商高的时代就应用比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发现早600年，但由于我们没有给出严格的数学证明，这个定理在现在还认为是毕氏的成果，称为“毕氏定理”。墨子的极限理论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西方数学传入我国时才知西方极限思想和黑子的思想是一致的。“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环境不需进行商品交换（至少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介入）。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人们关心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以不言利为荣，“重义轻利”的思想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深处。数学的应用只局限于分配环节中。而在复杂的流通和交换领域中数学没有机会“施展才华”。多农少商没有足够的财富供人们享受，财产的有限性限制了人们的探险精神和“想入非非”，从而限制了数学向理性的发展。

在西方，小亚西亚海岸新兴的商业城市、希腊本土、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海滨，由于海上贸易和战争的刺激使得人们的思想活跃，商品贸易发达，对计算要求的提高，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非实用”的理论研究。古代东方静态的观点和西方动态的观点不一样，表现在数学上唯理论的气氛浓厚起来。人们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但要问“什么”，而且要问“为什么”，要解决“所以然”和“为什么”。古代东方的以实践和经验为根据的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和“后劲不足”。为了知道“所以然”和“为什么”，就得在数学的证明方法上作一定的努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现代意义上的数学产生了。东方的几何学只为测量提供方法，而证明的几何学是由公元6世纪前半期米利都的泰勒斯开创的。泰勒斯不是农业经济中的“耕夫”，而是一个商人，他在经商过程中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后，在后半生从事研究和旅行。他在几何学中的主要成果有“圆被任一直径二等分”，“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相等”、“两条直线相交对顶角相等”，“两个三角形，有两个角和一条边对应相等，则全等”、“内接与半圆的角必为直角”等⑤。这些成果的意义不在于断言的本身，而是提供了一些逻辑推理（象他的第五个问题巴比伦比他早知道近1400年，但没有形成严格的证明）。使得数学被推向抽象、系统化轨道的还有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形成的毕氏学派和柏氏学派。由于商业的发达、财富的增长，使得人们旅行的欲望越来越高，而旅行和游动的生活方式给数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前面提到的泰勒斯的后半生就是在旅行和数学研究中渡过的，“他有一段时间住在埃及”⑥。毕达哥拉斯也有旅行和流动生活的经历。“他曾在埃及居住了22年，从埃及神庙的祭司那里了解了古埃及有关数学、天文方面的知识……回国后，又前往希腊的移民地阿佩宁半岛的克罗托纳城定居”⑦。从这两位数学大师的经历看，不能不说旅游这种文化活动给数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商业贸易的发展，可诱导战争的爆发，战争不仅给侵略者掠夺来物质财富，而且也带来了许多精神财富，其中就有数学成就。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领兵进入埃及，不久挥师东进，横扫了波斯帝国的军队，到了印度河西岸，建立起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和亚历山大城，这个城市的建设主要着眼于文化科学设施的建设，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不久就成为当时世界科学文化的名城，欧几里德就是在这个环境中熏陶和成熟起来的伟大的数学家。他对数学宝库的贡献是《几何原本》。他的几何和东方几何的不同之处是，不仅从应用的角度来谈，而是就几何而几何的角度加以研究，运用逻辑推理来证明命题的真伪。而且用几何的方法来解决代数方程。他的著作中的许多公理、定理和定义除了适应当时的经验外，还具有普遍的意义。阿基米得也是当时伟大的数学家，他采用穷竭法来求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值，其指导思想和我国刘徽的计算圆周率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不同之点是“刘徽是从圆内接正多边形着手，而阿基米得不仅从圆内接正多边形着手、还从外切正多边形这个角度进行计算”⑧。这就体现出西方数学家多方位的思维方式。另外，阿基米得在研究圆的同时，还研究了球和圆柱的问题，他在《论锥形体和球形体》中使用了近似于现代数学的方法。他的工作不仅涉及到具有很大应用价值的数学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明确的数学概念，在这一点上要比东方数学先进。商业贸易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尤其是远航贸易。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保除业。而保险的兴起又促使了概率论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刺激概率论的是赌博，但起源是商业文化。即使是赌博也是产生于发达的商业文化城。可见，东西方传统文化不仅影响到不同的数学分支和范围，而且在同一数学问题上所体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表述的形式、研究的动机也存在差异。再来看一个事实，《周易》及先天图二分法与菜布尼兹的二进制，两者一个讲对分，一个讲进位。但都“用两个符号表示无限的事物或数学其客观存在的排列法则，决定了先天图与二进制算术的一致”⑧。二进制和先天图没有关系，这是不同时代的东西方数学家，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其一致性是令人吃惊的，但思想方法却完全不同。二进制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欧洲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有意识地运用十进制知识而创造的一种计数方法。二分图是《周易》众多象数体系中的一个，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但其动机不免有些封建意识的糟粕，因为它不是依靠科学的依据推出来的。

总之，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造成了东西方数学上的差异。东方是数学原始的发祥地，但其发展和科学化、理性化的功劳基本上归于西方。

参考文献：

①张立文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

③（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④⑤⑥（美）H·伊夫斯《数学史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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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态化的基本措施是通过延长产业链条，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残余物的排放。其中当然包括二氧化碳，也就是所谓低碳。产业生态化，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完成。一是企业上下游之间互相联合，形成合理的生产生态化环节，形成企业生产链条的生态化，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企业延长生产链条，促成企业内部生产的生态化。相关的案例分析可以说明。1、卡伦堡产业共生网络的成员构成和副产品交换。整个卡伦堡的产业共生模式中的物质流和能量流包括发电厂燃烧排放的、炼油厂排放出来的废气、发电厂和炼油厂的冷却水、发电厂煤燃烧后的粉煤灰、发电厂产生的余热、制药厂所产生富含养份的淤泥。该产业生态系统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1）Asnaes火力发电厂；（2）Statoil炼油厂；（3）Gyproc石膏板工厂；（4）NovoNordisk制药厂；（5）卡伦堡市：供应地方一万九千居民热能，同时供水给家庭与产业用。在这个产业生态系统中，（1）来自NovoNordisk制药厂生产过程以及鱼池水处理工厂所产生的废弃污泥为临近农场提供了肥料；（2）Asnaes公司利用碳酸钙（CaCO3），将二氧化硫（SO2）置于烟囱中，同时4Megawatt（百万）瓦特瓦斯发生反应，产生出可以卖给Gyproc工厂的硫酸钙（石膏）（3）炼油厂利用去硫过程制造出纯液态硫，再把它卖给一个制造硫酸的公司Kemira。NovoNordisk生产胰岛素所剩下的酵母则给农夫作为养猪饲料。与此同时，随着新成员的加入，企业产业链条增加，产业生态化经济产值不断增加，而对环境扰动却在减少。2、企业内部生产链条的生态化。燃煤发电企业是传统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然而通过产业生产过程的重构，企业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可以大大降低企业行为的环境影响。以大唐湘潭电厂（陈若华，龚光明，2012）为例，尘渣是可悬浮颗粒物的主要来源，二氧化硫是酸雨的主要来源，并且严重污染环境。大唐发电厂通过研究，采取措施，延长产业链条，在除尘除渣的基础上，实现废渣的资源化利用，利用废渣建造建筑材料；在脱硫的基础上，延长产业链条，使之成为生产化肥硫胺的原料；同时通过污水处理的引入，实现了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同时相关资料表明：湘电集团通过生产过程的生态化，每年降低煤炭使用量20万吨吨。同时延长产业链条的产品均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同步发展。

二、延长产业链中的低碳经济思考

在追求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中，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里提出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十七大报告中则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近年来，低碳经济逐渐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经济发展模式。1、厘清碳排放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及企业生态行为的激励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第一，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其实，这种观点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推测、猜想，且不着边际。把二氧化碳的排放与全球气候联系起来，与其说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从物候学的角度来分析，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既不是历史上最冷的时期，也不是历史上最热的时期，难道说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居然超过了今天，这显然不可思议！而地球物理学家、地理学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曲线图与全球气温关系变化图，也在很大层面上，否认了这种关系的存在。其实，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影响全球各地气候变化的、或各季气温变化的，首要的当然是太阳活动：如太阳黑子、日珥、耀斑等活动以及太阳高度的变化。地震、火山活动也会对地区气候变化产生影响，当然，从更长期的历史角度分析，大陆漂移也是影响气温分布变化的重要因素。第二，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关系。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人们再生产和生活中排放的各种废弃物对人类生态系统危害日益为人们所关注。从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到日本的水俉事件、米糠油事件，我们均可以发现其中其主要作用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的影子，可以发现硝化物、硫化物以及其他有机化合物的影子。然而在这其中，就是不见或很少见二氧化碳的影子。当然我们并不是赞成二氧化碳的过多排放，尤其是以人类工业为主的排放。二氧化碳的过多排放意味着传统的以煤炭、石油为主的非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在发现足够的替代能源之前，提高现有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当然是发展经济的不二选择。然而建设“两型”社会，仅提低碳，很显然是不够的。很容易发展模式由一种污染物的排放减少转移到另外一种排放物的增加。按照目前的惯例，发展低碳经济存在两条路径：一是提高能源效率，由每万元GDP的能耗，在这方面，我们存在不少差距，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④；二是降低传统能源的使用量，寻找替代能源。现阶段我们的做法很明显是应该存在改进余地的，强调碳排放的降低而相对忽视了其他排放物的影响。2、厘清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到底是从源头的角度入手，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是应该从产业生态化的角度入手，降低碳的排放量。从我国能源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把这个问题厘清，是认识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也就是说低碳应该从哪一个环节入手，才不至于走上迷途？众所周知，在我国的各种能源储量中，煤炭的储量相对较为丰富，我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储量总量相对较为丰富的国家。煤炭资源在我国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都将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因此，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可避免。因此，从源头入手减轻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只有两种措施，第一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提高单位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一点，大有可为。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单位GDP的能耗相比，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间。第二，降低煤炭资源的总使用量。这一点，出发点是好的，愿望也是好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具有可实施性。从提高煤炭资源的效率入手，在短时间内，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其可行性是很值得怀疑的？第一，经济的不断增长意味着能耗的增加。第二，煤炭作为一种资源的特点，有其独特性：作为一种能源，许多区域的煤炭资源，并不是埋在地下越久越好。在地底高温高压的环境下，许多煤炭资源是有可能自燃的。对于这些煤炭资源，我们不仅不能让它久埋地下，反而必须尽快、尽我们的能力，将其开采出来，消费使用。因此，在寻找到适合的替代能源以前，降低煤炭资源的使用总量，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行的。同时，即使发现了适合的替代能源，就让煤炭在地下自燃，更是不合理的。这说明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是可行的。但是联系现阶段经济的发展来进行分析，从源头降低以煤炭为主的传统能源的使用量，是不现实的。这就意味着，发展低碳经济，我们必须有新的思路：第一，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第二，在能源的总使用量不降低甚至增加的情况下，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三、延长产业链中的循环经济思考

生态效益是经济效益的基础，讲求生态效益是保障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许家林、王昌瑞，2008）。产业生态学的问世，即意味着人们已经意识到促使企业生产链条生态化的重要性。而从上一个世纪末，人们即已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完美结合的有效方式。日本政府在20世纪末即已提出走向“循环型经济社会”的口号，即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社会向以最优生产、最优消费和最少废弃的循环型经济社会转变。从产品的提供角度分析，改传统的重厚长大型为轻薄短小型，节约资源的耗费，提升产品的质量。1、循环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区别：从本质上分析根本区别就是资源观的不同。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企业生产的残余物一般属于经济上无利用价值的物品，因此向地球生态系统一排了之，而由于地球生态系统承载量的局限性客观存在，废弃物的不断积累终于导致了水、土壤、空气等等生态圈生态质量的全面下降。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分析，传统产业的废弃物实际上属于浪费的资源，是可以持续地进行再利用的。因此从产业生态化的角度，要求运用生态学的规律，对产业布局进行重构，把经济活动重构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和“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循环利用模式，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对大限度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达到消除环境污染、提高发展质量的目的（李超顺、王文中，2008）。因此循环经济的发展，从产业布局的层次，首先强调企业布局遵循生态系统生物链和生物网的关系，形成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生态有机整合关系，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将各种有害排放物质再利用⑤，实现有害物质的大量减排，促进人地关系的和谐；第二，强调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评价产品、服务和行为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影响，以产品、行为、服务的生态友好为基本要求，从产品、服务、行为的各个阶段，全面评价产品、服务、行为的环境影响力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在此基础上促进企业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2、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比较：两者都强调减排，但循环经济强调减排是在资源再利用、再循环的基础上的减排，也就是说，在遵循生态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减排。循环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发展循环经济强调产业布局的生态化；第三，发展循环经济，强调从产品的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产品和服务在不同阶段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以不破坏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持续改进为原则；其四，目标明确，不易引起歧义：强调整体有害物质的减排，不像低碳经济乍一听，使人觉得碳排放是万恶之源。3、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循环经济在发展中资源开发和资源利用技术的创新是关键。由于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关的制度安排。由于生态消费市场的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对循环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美国为例，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表现出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政策，既强调以开发新技术，而不是改变居民生活方式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强调环境保护措施的多样、创新性和灵活性⑥”。在我国，其实发展循环经济从而实现产业生态化的事例还是较多的，如广西贵港循环经济产业基地，山东鲁化循环经济示范园，均是成功的案例。他们的经验是，第一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第二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第三，尤其重要的是，增加了企业的收益。

四、延长产业链以促产业生态化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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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价值观念

大批走出土地和家乡,到异地打工、经商的、民工潮现象，从80年代初至今已历时20多年了，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变化和更替，学者以农民初次外出打工的时间是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为界，将前者称为“旧生代农民工”，将后者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两者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时代和年龄上，更体现在社会阅历、教育状况、生活期望、行为方式，乃至于思想状况、价值观念等更深层次上。如果说旧生代农民工基于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性，与农村改革后的农民在价值观上具有相似性，新生代的农民工在价值观上则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一、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1.价值主体的自我性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背景比旧生代农民工优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他们基本上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无需承担过多的来自家庭的生存压力和责任，有条件寻求自身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使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为家庭的中心，更习惯于被家人关注，也更关注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带动了他们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定位。新生代农民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丰富的个性，喜欢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情感、希望和理想在思维领域和社会生活中进行主观的认识和选择，更强调以自身的利益需求为出发点，根据社会的、市场的需求，动态地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积极追求个人的价值、利益和尊严。在外出动机上，他们已由“经济型”转向“生活型”，不再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群体。在就业目的上，他们已从“挣钱”转向“挣钱、见世面、谋发展”等多重目标，许多人认为外出务工经商是“年轻人有无作为和出息的标志”。他们更倾心于驻留五彩缤纷的城市，即使遇到失业这样的困难也不愿意回乡，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外生活，因为城市能让他们感受到现代生活的气息，因为城市能提供更多他们期望的、而农村给予不了的实现梦想的机会。

2.价值目标的务实性

新生代农民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在城市物质文化高消费的诱惑下，在社会分配的某些不公现象的刺激下，表现出更多的对生活不满足感，流露出对物质利益和金钱的渴望和向往。在价值目标上则更趋向功利，迫切希望改变现状、发展自己、争取权益、融入城市、适应当地生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追求和仿同城市生活。在直接面对城里人的交往活动和闲暇生活中，他们非常注重外在形象的整饬，通过从众和对时尚的追随来消退自身的乡土气质，一些人，尤其是女性还刻意标新立异、化妆美容。经过城市文明的熏陶，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改掉一些诸如闯红灯、乱吐痰、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不良行为陋习，在生活方式上向城市靠拢。(2)重视学习和受教育。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意识到“不敢面对竞争，将永远无法摆脱贫困命运”，“竞争主要靠知识、技术和能力”。有些人开始后悔在校期间没有好好学习。(3)谋求公平的财富分配和平等的权利分享。新生代农民工期待的不仅是外表的“进城”，他们最渴望的是:和城里人一样的权利，即享有“国民待遇”。在利益诉求方面，他们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善;诉求基本的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诉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政府畅通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渠道，增强社区选举的民主性和广泛性，保障他们的选举权。一部分民工则希望能参加城市社会组织或团体。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要求的“不仅是一个饭碗，而是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

3.价值观念的多元性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多元化、复杂性表现在:一方面，数千年的农民特有的自然经济价值观，在人们深层次意识中生生不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效益、竞争、契约等新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其中还夹杂着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碰撞，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价值标准不再单一和固定，价值选择更多样化。在对个人事业的追求目的上有信奉“金钱至上”的，有“追求自己美好生活”的 ，有“依靠勤奋工作”的，等等。在婚恋观、观、家庭观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三、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演变评析

1.应当坚持辩证的观点

透过复杂的表象，我们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现状具有两面性，即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正面与反面的相互交织、相互矛盾。呈现出“关心与冷漠相容，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彷徨相伴，认同与失落交错”的多重心态。新生代农民工正是在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与转换中，思考和寻求新的价值体系的整合。从总体上看，改革、进取、创新、务实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化的主流，这种变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和判断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处于不稳定状态，在适当的社会诱因下，易滋生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对存在的社会问题，缺少全局性的眼光，在遇到困难时，易消极、颓废，甚至心理失衡，出现非社会性的或性的行为。

2.应当坚持联系的观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亚价值观”或“从属价值观”，是社会公众价值观变化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反映，它的形成和演变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影响范围之外。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崇尚个性、强调主体意识，但在实际的价值判断的选择中，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独立思考、选择的成份并不多，常常跟随“流行”的观念而变化，在对人生、理想、职业的看法上，较多都是从社会人、经济人的品行现象，或从生活周围发生的事件中嫁接的，以此用来构成自己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

3.应当坚持发展的观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并非是一下子形成的，也不是恒常不变的。这种易变性不仅取决于自身的不成熟性与可塑性，也取决于真理的实践性、相对性和事物的发展性以及社会化过程的连续性。因此其形成与演变也具有一定的渐进性，表现在对价值的认识和选择上有一个积累、选择和矫正的过程。在整体前进的过程中，难免有一定时期会有停滞或倒退，也有些人会蜕化和堕落，但总的趋向是在曲折中前进和发展。总之，在加速城市化进程和深化改革的今天，把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状况置于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辩证的思考、理智的分析，剖析其核心内容，把握其心理运行轨迹，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去引导、规范他们，使其自觉摒弃、清除思想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在他们身上铸就一种符合时展和改革精神的文化性格，才能使他们顺利地实现城市化和非农化的转移，促进社会健康、稳定、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文化嵌入；农业经营；羊群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52 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3-09-26

作者简介：马文成（1966-），男，吉林梨树人，贺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产品经营与财务。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172121；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1B345。

羊群效应的研究和探讨主要集中于股票市场等投资领域，但是这种从众现象在农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体现。目前，羊群效应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中的影响在趋势上越来越明显，程度也越来越大。

一、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羊群效应及成因、影响

目前，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农业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从农村的现实情况看，农户在面对选择时存在明显的从众心理，也就是“羊群效应”，其突出表现就是盲目随从。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羊群效应”主要表现为：由于信息不充分，或对现实情况缺乏了解，难以取得有理有据的决策信息，农民的决策不是依赖理性思考，而是依据对于周围同行的观察，并依据他人的决策或建议而改变自己的最初设计，从而使众多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个体产生经营行为相对趋同，或投资方向基本一致的现象。

农业相对于其它行业来说更容易产生羊群效应，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和经营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如生产和营销的季节性，种植品种的相对固定性，产品数量上的稳定性。以上三个特点使农业生产和经营的风险要明显低于其它行业，相对来说农业的额外收益也比较少。一般性分析，农民选择上的从众倾向缘于对获得较高的超额收益与一般收益的成本和风险的比较。选择从众即使收益可能不高，但相对风险较小，且由于心理、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当众人都有大致的损失时，个体的心理负担及来自家庭、社会群体等的压力也较小。以下从农民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角度具体分析：一是个体为什么要遵从群体的意愿，二是群体是如何约束个体行为的。

从农民个体角度的分析：

家底薄，输不起。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劳动力水平来看，其抗击自然和市场风险打击的能力都是不足的。另外，经济信息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信息的取得也是有成本的，经济信息来源的不确定，信息准确性无法把握、价值不便评估，农户在做出经营决策时，比如应该购入哪些农资、种植什么品种、需要种多少面积，包括农产品卖给谁、能赚多少钱，在很多情况下就只能依靠猜、蒙、碰和模仿。

利益小，投不起。农业生产和经营中的创新一般包括作物品种更新、种植方式改革、经营模式优化等内容，农业经营品种老化快、更新换代比较频繁。由于新品种一般是普通农民不熟悉的，种植方式改革也需要投入新的生产和经营设施；经营模式优化同样需要面对资金的投入，未来收益的有限性约束了个体投入的积极性。为了避免“意料之外”的高损失，农户一般会选择“意料之中”的低收益。所以，生产和经营的保守为羊群效应提供了现实条件。

农业生产周期长，等不起。特别是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周期一般在一年左右（粮食作物为一年或一年以内，蔬菜为一年以内，广义农业之中的林业、牧业为一年以上），如果投资失败，要想修复至少要等到下一个生产年度。因此，东北农村有句老话“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形象地说明了农业生产周期对于农户经营选择的重要影响。

时令强，存不起。传统的农业细分为农、林、牧、副、渔，除林业的木材生产以外，其它产品在生产和经营中都具有明确的时效性。很多农副产品鲜活易腐，不易储存和运输，在农产品的供给上缺乏弹性。随着交通运输水平的改善，尽管南方的水果和蔬菜已经大量销售到北方，但农业生产和经营的总体季节性因素并未完全改变。另外，远距离运输和长时间保存所花费的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

以上四个原因造成农户在进行生产、经营、销售活动时更多地相互观望，一般不会采取大规模的或开支多的创新行为；与此同时，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社交圈的狭窄、信息传输渠道的闭塞，以及宏观市场体系不健全等因素，进一步强化了个体农户在大市场中的弱势地位，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强了个体农户对于群体的遵从。

从农民群体角度的分析：

规范控制惹不起。人们所处的社会对从众和不从众者的喜爱程度似乎不同，从众者在有“法律”常规的团体中更受到欢迎。在某些情况下，从众是合乎人们心意的，不从众会引来非议。农业生产和经营中的群体行为趋同性是相当明显的，因为每一个成员都受到群体共同情境的约束。在这一现实条件下，“做什么”以及“如何做”都有相对固定模式的，任何一个挑起争端的非一致性活动都会被群体之中的其他同类所非议。所以，在收获不丰厚、利益不明显的时候，任何个体农户在其心理承受能力之内都会选择约定俗成的行为，并尽可能与群体内的其他成员保持一致。

地位谦卑挺不起。群体维持其运行的前提是共同的利益追求或风险防范，另外还有内部组织结构的层次性。无论是依据正规制度建立的组织，还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群体，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都具有科层结构的特点。正式组织与民间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在于明晰性的大小和约束力的强弱，但等级形式和等级观念都是广泛存在的。尤其是在农村的非正式群体中，对于辈份较低、名望较小、财力较少的农户来说，为了避免被他人所孤立，为了避免与团体发生冲突，就会保持沉默，以顺从群体的价值观和经营走向。

心理约束想不起。习惯是指导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最为重要的内在力量，个体角色的扮演慢慢会内化为行为的指南，这一因素会促使个体农户选择相同的行为，或选择群体成员希望发生的行为。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在一个群体之中“集体”或“共性”的核心刚性不断增强。对于农户个体来说，思维的能力、思考的角度及至想象的空间都会固化，农户个体行为的指南只能是群体的期望和同伴的行为。所以，人的社会性特点决定了个体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一定会考虑所处群体对他的影响。“群体中存在着多种动力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群体中的羊群效应得到了强化，使得群体行为一致、群体缺乏活力、群体停滞不前。所以，群体动力因素对于羊群效应的影响分析成为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1]。

对于羊群效应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角度：

羊群效应的负面评价。勒庞指出群体一旦形成，便具有某种与个体显著不同的集体人格特征。“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向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集体心理与个体心理的本质差别表现在群体的低智化和情绪化倾向。“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因此，“一切群体，不管其成员如何，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症”。针对农业生产和经营来说，羊群效应最后会造成农资、农产品的相对过剩和短缺，会造成价格的忽高忽低，羊群效应的存在使农户选择的不是“最优解”。与此同时，羊群效应的影响还不是零和博弈，从一定角度来看是农户集体选择的失败。所以，羊群效应的负面影响是相当明显的。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在探讨羊群效应的影响时，大多数研究成果都谈到它的负面作用。也就是说人们常常把羊群效应看成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通常认为从众行为是非理性的表现。非理性的“羊群效应”的特征是将率先做出决定的投资者的行为作为新信息而进入市场，这对后面大多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因此，非理性的“羊群效应”主要研究行为主体的心理，认为行为个体只会盲目地相互模仿，从而忽视了理性分析的重要性[2]。

羊群效应的正面评价。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羊群效应”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认为理性的“羊群效应”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无论是人的成长过程，还是生产、经营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原创”都不失为一种珍贵的稀缺资源，这种稀缺不但源于“原创”失败的概率高，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原创”主体的稀缺。就像企业家的个人才能是与物质资源共同作为生产要素一样，“原创”主体的稀缺，即“领头羊”的缺乏也是造成大多数个体遵从“羊群效应”的重要原因。

对于个体农户来说，尤其是在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实力的条件下，在市场信息流通不畅、难以获取有价值信息的情况下，在正式组织（各级行政部门）难以约束不良信息，或无法提供正确信息的时候，如果农户市场意识不强，尤其是自身能力不能适应市场风险，他们就会选择“不求额外收益，只图风险降低”。因此，羊群效应可以产生示范学习作用和聚集协同作用，羊群效应的存在具有它的合理性，在信息不对称和预期不确定条件下，看别人怎么做确实是风险比较低的，这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成长是很有帮助的[3]。虽然从整体来看，羊群效应可能导致群体“智力低下”，如菜贱伤农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对于个体农户来说，为了使生产、经营的风险降低，选择模仿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即在无法找到“最优解”的时候选择一个“可行解”。

二、影响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三种文化

羊群效应使农户获得的是安全的“感觉”，而不是安全“本身”，而且羊群效应又具有优点和缺点，那么作为个体农户来说，在涉及农业生产、经营的项目投资等问题时，何时应该相信群体内的权威，何时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就成为一个难题。农业经营的趋同必然造成“菜贱伤农”，但个体能力的弱小和情境压力又会束缚“别出心裁”的人，从而促使农户选择与他人趋同。相对来说，减少羊群效应的负面因素、增加其正向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即强化农民个体的主体作用，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优化市场机制的组织作用。但是，这三者如何进行融合、共同发挥作为，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能够使这三个方面融为一体的认同是文化因素，即以文化嵌入为手段，将农户、政府、市场三者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一）农村社会的乡土文化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决定着农民意识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和与此相应的行为模式，无论在开放的还是落后的乡村，人们在生产和经营之中依然能够感受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乡土文化的不足之处是或多或少地表现为“家庭为中心”、“平均主义”、“乡土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表现形式是臣民意识、听天由命、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与之相对应，乡土文化的优点是民族自尊、勤劳、勇敢、自强。我国农村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真正能够影响中国农村的就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任何外在的意识或行为要想影响农民、农村、农业，都必须与乡土文化相融合。

（二）政府部门的行政文化

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文化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行政活动领域之内表现的就是行政文化。所谓政府部门的行政文化是指“由国家行政组织的物质设施、组织制度和行政组织及人员所应共同具有的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心理状态、行为标准、生活方式等所整合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4]。行政文化直接决定行政行为，不同的国家形式、不同的经济模式都会产生不同的行政文化。行政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人们在实施行政行为时的态度、信仰、感情和价值观，以及遵循的行政方式和行政习惯等。行政文化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的文化，其形成和发展受到国家历史条件、地区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制度、民族特性、传统习惯的影响，还有一个主要的约束条件是国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最终目的等。行政文化的核心是行政价值取向，表现形式是行政行为和结果。

（三）市场经济的契约文化

契约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契约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运行机制的保障条件是制度，也就是市场良性运行的规则。市场机制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以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为主导的经济规律体系作用的形式。市场运行机制包括与动力相对应的压力机制，即奖勤罚懒，还有市场主体对于各方面利益的协调以及利益的均衡。市场机制通过契约文化，以一系列制度建立经济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市场之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制度机制和契约关系对于农村生产和经营的促进作用是相当明显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果已经明确地验证了这一事实。同样重要的是，现在农业经济发展之中最为缺乏的就是人们面对市场时的契约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和经营中的契约意识，即契约文化是维护农户增加收入，维护农村长治久安的关键环节，而这方面又恰恰是农民所缺乏的。

三、文化嵌入是优化羊群效应的有效手段

（一）农村社会的乡土文化：微观上的调整

针对农业生产和经营中的问题，三种文化的对比分析见表1。在通过国家或地方的政策调整农业生产和经营时，既要关注其有效性，又要关注其可接受性。在进行政策引导时，必须时刻铭记一个重要问题：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主体是农户本身，而不是各级政府部门；即使在各类农业合作社之中，真正的主体也是合作社内的每一个成员而不是合作社集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经确定了农户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权利。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对于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过度控制必然会引发农户的抵制，这一现象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验证。要真正解决好农村、农民、农业之间的关系，最终的决定力量是农民本身，只有针对农村的乡土文化，考虑农户的价值观念，顺应农业的运行规律，才会减少羊群效应的危害，才会充分利用好领头羊的引领作用。

1.挖掘传统文化精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深深地嵌入于乡土中国之中，文化的积淀对于农民价值判断或理性选择具有突出的决定作用。美国的乡村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有屋檐相接的邻居。这是早年拓植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人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5]。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5]。针对乡土文化特点，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利于加强合作、密切团结的因素，不但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也能够寻求更为适合的合作基础，从而使羊群效应的优势得到加强、劣势受到约束。

农村风俗习惯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如果能够恰当地应用乡土文化、适应当地风俗，就可以减少摩擦、增加有效信息。通过对乡土文化的传承就能够促使农户在“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之下，以“道法自然”的融洽形式，发现每个农户的优缺点，强化长处、弥补不足，并做到各尽所能。在农业生产和营销过程中，乡村能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比如在农村中口口相传的口碑营销最为重要，个体农户之间“一对一”现身说法式的影响要远远好于“一对多”的广告宣传。当然相对的情况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对农业团体中的某一个个体农户造成了伤害，那么这个影响就会扩散给团体内的其他成员，即一个营销行为将影响一个区域或团体的整体印象。

2.引入现代经营理念。面对更新逐渐频繁的农业生产资料，越来越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越来越新颖的购销方式，作为个体农户应对的办法不外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整经营管理的模式和产业结构，进行进一步地市场细分，以找出利益的增长点；二是提高生产技术，增加种植和养殖的技术含量；三是独立思考和分析，包括对于投资价值的衡量和经济信息的选择。在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之中，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长久而深刻的。由于一般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与现代化生产、经营接触的机会不多，又没有掌握大量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这些因素都造成个体农户在与其他行业进行经济往来时处于弱势地位。

在农业生产、经营之中，如果过多地依赖传统经验，就会影响新技术、新品种等现代手段的应用，就会影响农户自身的经济效益。所以，农户从自身角度应注重增强现代生产经营管理信念，在以“从众”减少意外损失的同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短板。既要了解可以模仿的以增加收益，也要了解不能模仿的以减少风险。要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技能，了解新领域、新方法，以决定是否参与这一新的经营管理领域。与此同时，对于现代化信息手段的掌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噪声，增加信息的有效性，通过信息的过滤和识别来提高主动、减少盲从，这样就可以最大可能地维护自己的相关利益。

（二）政府部门的行政文化：宏观上的引导

宪法第8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个规定意味着国家对于农村的生产和经营有指导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国家还鼓励农户建立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政府是政权的所有者、是社会的管理者，对于农业生产和经营中的羊群效应，如果离开政府行政文化的宏观约束，不利于有效管理。

1.规范和保护农村经济。农业生产突出的特点是个体农户经营实力弱小，为了保护农户利益，就要建立、健全与农业生产和经营有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不但要有国家和地方各级组织对于农村生产经营在宏观上的要求，又要有对农民经济组织的指导，还要有对于个体农户的保护，需充分建立和规范市场机制。比如通过规范农业保险等手段，使农民获得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民损失，增加农民创新的积极性。

在规范经营行为时，由政府干预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办法也不失为一个有效手段，通过市场保护价格、政府购买、委托购买、间接津贴、农工商一体化等方法，能够在特殊情况下保护农户的利益。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是衡量各级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为了激励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必要建立农业合作性和个体农户评价体系，并建立完善的约束机制，促使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在良好的秩序之下正常运行。推动农户之间的联合，支持农户自愿建立农业合作组织，可以使农业合作组织在发展数量、发展质量方面有所提高，这也是增加农户个体经济实力减少羊群效应影响的有效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和执行就是政府对于农业生产经营进行支持的表现形式。

2.优化市场经济信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认为理性的有限其根源在于计算能力有限。通过分析股票市场、农业生产、经营等领域，包括分析近年来出现的城乡居民对于日常生活品食盐（源于2011年3月11日日本地震）、蜡烛（源于2012年12月21日玛雅预言）等的抢购等现象，人们很容易发现这种群体选择趋同的行为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二是一部分市场主体缺乏信息获取渠道和信息识别能力。市场上对应的行为主体，在信息数量、信息质量、评价标准等方面都是不对等的，于是就出现了供与求的不均衡，使本来可以通过价格手段调节的供求关系，转变为短期之内的需求无价格弹性，甚至需求无限大。

在市场经济之中，信息的取得是有成本的，信息也是经济行为的决策依据。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个别市场主体为了误导他人，可能提供虚假信息，甚至试图通过错误信息和价格操纵以获取超额收益。这种行为会破坏市场的有效性，只有严厉打击才能维护市场的有序运行。为了从本质上解决信息虚假问题，避免弱小个体在免费使用公共信息时选择失误，政府部门在管理信息时就有必要建立一整套信息管理规范，在信息的者、使用者、种类、构成、时效、责任、监管等方面提出规范性要求，明确由谁信息、由谁检查信息、由谁评价信息，建立信息管理的奖惩机制、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良好的农村经济信息管理制度将有效减少羊群效应的劣势。

3.提供业务指导和人员培训。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地位有所降低。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是农业资料更新频繁、种植技术不断涌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业务指导过程，农户就无法有效地完成新形势下的生产和经营。加强政府的领导作用、强化农业技术推广、扶持龙头企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创新，从而使农户增加经营能力、提高业务素质；指导不仅针对具体业务，还应包括对人的培训。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加强，不但可以增加农户的当前收入水平，还会给农业生产带来长远影响。如吉林省的绿色农业已经得到各方的关注，通过培训和交流，可以让农民了解绿色营销、绿色渠道、绿色基地（包括种子、生产、加工、土壤、环境）、绿色制度。绿色农产品质量特征很多是隐性的，如果政府宣传不到位、农户技术不成熟，就会使绿色农产品失去信誉，就会给唯利是图的不法商贩以次充好提供可乘之机。对于农户知识教育和市场意识等方面的培训能够进一步鼓励创新，农户个体素质的提高将为农业生产和经营引入“鲶鱼效应”，增加新的活力。

（三）市场机制的契约文化：规律上的遵循

“小农户与大市场”、“小生产与大需求”，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始终是困扰农业个体经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监督过程的复杂。由于农业生产的高效率一般仅存在于家庭之中，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监督成本的高昂，决定了有效率的农业生产主体只能是利益共同体。在家庭之中，由于利益分配不必十分明确，使利益纠纷相对较少；同时，相关成员之间几乎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这就使家庭成为基本充分的利益共同体。现实状况和历史经验都证明现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提高农民生产水平的重要管理模式，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是指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分别属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基础）的“”体制是没有效率的。一方面是农业集体生产的无效率，另一方面又存在单个农户在生产和经营之中面对大市场、大需求的强势挤压。针对这种现实状况，在农业生产中维护以家庭为主，并提倡多种经营、各尽所能；在农产品营销之中以联合为主，并遵循市场机制营销规律，就成为增加农民主体地位的最佳选择。

1.生产、经营各尽所能。农业生产相对于其它行业来说，同质性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正是这一特点构成了羊群效应广泛存在的基础因素，同质性产生的原因。一是地域特性即作物生长环境，二是传统生产和经营种类的固化，三是人的思维方式。地域特性使一定地理范围的自然环境只适合生长某些作物，比如在东北农村，最适宜种植的是玉米、黄豆，绝大多数农民以种植这两种农作物为主，而杂粮因产量低、收益差、需求小、销售难等原因，已经逐步退出大部分农户的生产领域。农业生产品种的固化有一定的必然因素，传统农业种植的品种在生产上技术含量低、管理便于操作、流通时易于贮运是主要原因。前两个原因强化了最后一个，就是环境的地域性、品种的固化以及生产方式的固定，使人们产生“从一而终”的想法，农户本身抵抗风险能力的弱小进一步促进了同质性生产，更强化了羊群效应。

为了尽可能减少生产的同质性，减少羊群效应对于农民的影响，就需要在农村提倡农户“各尽所能”。以市场为导向，强调生产与技术的对应，优化产品与需求的组合是市场机制对于农业生产的要求。一是农产品的多样化，针对个体农户的差异性，鼓励种植有针对性的作物，既有传统玉米、大豆的种植，也要有新品种的引进；同时，还应有新观念的引入，比如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二是种植和养殖协同，东北农村的养殖业一般以猪、羊、牛为主，玉米是农业种植的主要产成品，也是农业养殖的原材料，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将有效地解决种植生产与养殖购进的对接问题。三是模式上的互补，传统农业在一年四季之中都有十分明显的差别，各个时间段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农业生产活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已经为传统农业的生产和经营增加了新色彩、新项目。比如“反季节蔬菜”等项目已经成为部分农户的收入增长点，种粮与种菜并举等多种经营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羊群效应对于特定农户的影响。

2.销售上适应营销规律。伴随人们交通、信息等方面的良好改善，农民的活动半径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有了明显增大。活动范围增大的直接后果是农民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不仅仅是视野的开阔了，还有观念的更新，而后者对于农民生产和经营的影响更为重大。在“外面的世界”之中，农户可以购买原来自给自足条件下必须由自己生产的产品，通过这种比较优势，一些购买优于种植的项目，在生产领域就会被淘汰出局；同时，对于具有优势地位的种植项目，农户可以加大农业生产的力度。从这个角度看，农民活动半径的增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又会反过来要求农民将自己生产的产品按预想的方式和适当的价格买出，以取得经济效益，并购入所需的物品。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农业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不再仅仅是生产出“好产品”，还要加上在销售时卖个“好价钱”。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户与超市对接、与龙头企业合作、加入合作社等成为农户的重要选择，生产和营销两个方面都成为农户关注的重要内容。通过生产和营销的融合，一方面促进农户进行理性选择，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的压力。凡是能够通过市场由农户进行自行调节的，就不必再寻求政府的支持或约束，良性制度约束下的市场经济契约文化在这一问题上就有了充分的体现。

（四）文化嵌入产生的效应

以文化作为认同因素，对农业生产和经营进行统领和融合的观点是本文的立论依据，前面已对于政府行政文化、农村乡土文化、市场契约文化三个方面，对于农业生产和经营中的作用进行了说明。笔者认为只有这三个方面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减少羊群效应对于农户的影响，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才能促进农村的稳定和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推动了新农村建设。通过下面的图示可以更加形象地看到三个文化组合起来的重要影响。

1.单一的乡土文化，如图1所示。在只有传统的“乡土文化”一个维度时，维持农村社会生产和经营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此时乡规民约、公序良俗等传统文化是约束农业社会运行的重要前提。图1中的A点与O点（原点）相比，意味着A点有更多的“乡土文化”影响农村社会。

2.行政文化与乡土文化组合，如图2所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公共利益的维护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直到最为基层的乡镇村屯，行政力量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在一定条件下会对农业生产和经营以及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绝对影响。所以，在影响农业、农村、农民的因素之中，除传统的“乡土文化”以外，还有政府的“行政文化”。图2中的A点意味着在影响社会发展和运行的两维因素之中，只有“乡土文化”起作用，此时是完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B点意味着只有“行政文化”起作用，此时是不考虑地方特色的完全的计划经济（比如“”时期）；C点则意味着影响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既有政府的“行政文化”又考虑了地方历史与特色的“乡土文化”。很显然，C点是在“乡土文化”的基础上加入“行政文化”，一般来说，二者共同起作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该优于单纯应用一种文化的A或B。

3.三种文化共同发挥作用。图3中D点既不考虑“乡土文化”，也不考虑“行政文化”，也就是说，在生产和经营中仅考虑市场经济的“契约文化”，这种抛开传统历史、不考虑政治制度的单纯的营销至上的理念，无疑是“无本之木”，注定不会成功，当然也不会出现个人或组织采用这种形式进行生产和经营。E点考虑了传统的“乡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契约文化”，但没有考虑官方的“行政文化”，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使经济行为不能得到官方的认可；而政府所制定的规章体系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所以，E点不是一个可以采取的经营管理思想。G点考虑了政府的“行政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契约文化”，但没有引入因地制宜的“乡土文化”，此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环境的差别被忽视，生产和经营管理中就会也现不顾地方特色的“一刀切”，也会忽视产品的区域偏好。制造商认为的好产品和用户所理解的好产品有存在不一样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区域品牌能在当地成为销量冠军的根本原因[6]。

图3所示三维空间的八个顶点，在前面已经探讨了七个，还有一个是F。建立在这个点上的经营管理理念，关注了三维空间的所有因素。改革开放35年来，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各种社会经济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起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经济组织在进行生产经营以及其它社会生活中，不但需要考虑适应传统农村的“乡土文化”，而且又要符合政府官方的“行政文化”；与此同时，还需按照市场经济的“契约文化”遵循市场运行规律。市场经济是理性经济、规律经济，一切都需“按套路出牌”，每个参与者在经济运行之中都需按照市场之中的制度办事，只有这样才能既有效应又有公平。只有这三个文化相互融合、彼此协调才能使相关行为符合“乡土”的“情”、“行政”的“法”和“契约”的“理”，在情、法、理三者共同作用之下，才能形成有效的经济社会运行状态。经济中渗透着文化的力量，并借助文化的力量急剧扩张，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原发性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量。对于农村的现实来说，也只有这三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羊群效应”，才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农业发展，才符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以及长远目标。

四、总结

不应该将羊群效应都看做是一个异常现象，只要有群体的存在就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羊群效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自身信息不完备或收集信息成本过高的条件之下，“跟风”也不失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与羊群效应的双向影响相对应，羊群效应的“管理”应与群体的“边界”相关联。如果群体空间范围小、个体数量少，那么个体的思想观念相似度就会高，同时外部客观经济条件的同质性也会大，在这种约束条件之下产生一定规模或程度的羊群效应就不足为怪。与此相反，如果群体范围大、个体数量多，那么在个体观念相似度低，并且不同个体的外部环境同质性小的情况下，如果也产生大规模的、程度严重的从众现象就值得关注了。

总体来看，作为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主体，农户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是不现实的。所以，用传统的“柔性”的“乡土文化”中的道德力量为心理约束条件，能够促使农村生产和经营的和谐、加强村民之间的合作。政府官方的“行政文化”具有“刚性”的特点，各级政府在支持和管理农业生产、经营时，一是要保护农户种地积极性，二是通过有效管理增加公信力，避免信息错发（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无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经济规范的建设和制度保障是不可缺少的。农户、政府、市场，传统文化、行政文化、契约文化，从古到今、由远及近的农村“乡土文化”，从上到下的不同级别科层制形成的官方的“行政文化”，以理性和规律为主要特点，强调平等意识的市场经济的“契约文化”，这三个方面的融合将有效地减少“羊群效应”的负面影响。理顺政府管理、适应乡土观念、引入市场机制，这三个文化的引入和融合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

参考文献：

[1] 杨绒，韩平.群体动力下的羊群效应[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9）：108-109.

[2] 张玉明，刘凤娟.“羊群效应”的内在原因及防范[J].湖南社会科学，2005（3）：77-79.

[3] 韩景堂，唐欣，邵长勇.从菜贱伤农谈蔬菜产业羊群加大[J].中国种业，2011（9）：1-4.

[4] 刘怡昌.中国行政科学发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