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自然经济的特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封建自然经济的特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自给自足 所有制 经济基础

作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教学的难点，笔者从小农经济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入手，来全面认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谓经济基础是在一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从中不难发现，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关系，而在生产关系的三要素中，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主导。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它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国有制，主要形式为屯田制和均田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它不占主要地位，但却是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的重要补充。

中学历史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表述通常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到底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关键在于如何全面理解什么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我们经常明确其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是一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从字面含义来看是自己生产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是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生产者通过自己的生产满足了自己生活需要，因为无论漫长的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不是(或不能)自给自足。在此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可以理解为生产的极端封闭性，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生产的分工几乎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这样的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彼此孤立几乎不发生联系。如果说在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下的生产有极强的封闭性的话，那么从生产的目的及产品的分配上来看，自然经济亦体现为自给自足。因此在阶级社会，自然经济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不能从单个家庭来解释，必须包括剥削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经济的存在时间范围，另一方面做为一种经济形态它是有阶级性的。从中可以看出自然经济的另外一个特点，即劳动者为自己和剥削者直接消费而进行生产。在这种经济中，劳动者是直接生产者，他们的劳动也是直接的社会劳动，或自然形式的社会劳动(即不需通过交换即为社会所承认的劳动)。

从生产的性质来看它不仅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在这里仅仅是生活资料的生产，还不是全部的生产活动，因而又得出自然经济的第三层含义。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几种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一直存在，虽然它与通常所说的自然经济有区别，但从根本上说它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可以说在这样的经济单位中它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自给自足，相对于其他的经济单位它是封闭。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应当是大体相当于过去一个乡里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否则很难做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基本自给。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是一个生产单位，但不是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每户生产的农产品不尽相同，他们是靠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品种调剂、余缺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这种调剂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至劳动的直接交换，应当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这样，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的概念再引申一层，得出它的第四层含义，或广义的含义即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自然经济，本来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而言。因此，广义地说，凡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或者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都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从这个含义说，不仅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还包括独立的工场手工业。从这一点上来看不仅是作为副业的工场手工业，还可把某些城市手工业包括在内。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发展的很完善，有效的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建立大统一的国家，商业一向比较发达，但发展程度很低。资料表明前夕，国内商品的流通额约为3.88亿两，其中粮食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盐占百分之十五，以下依次为茶、丝和丝织品、棉花等。以粮食为例，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和粮食相交换。粮食商品化的情况是观察自然经济的重要标志。当时，在城乡、地区间流通的粮食约有245亿斤，占产量的百分之十点五，商品率不过百分之九。粮食从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无论农民或地主出卖余粮，都是为买而卖。其他占重要地位的物品也是如此。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但是，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尽管也会造成市场繁荣——却又常成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其结果是：地主制的封建经济利用它巩固了自己。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篇2

前的两三千年里，炎黄子孙在神州大陆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帝国，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在这漫长的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不同的关系及其亚种并存，也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寻见各种经济关系消长的轨迹。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封建始终是建筑在综合经济基础之上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封建社会中起这种作用的生产是农业，它的关系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地主通过出租占有的土地收取地租剥削佃农，是这种经济关系运动的轴心。在这种关系中，地主和佃农矛盾对立，相互依赖，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主经济、佃农经济以及与之并存的自耕农经济和各种小生产经济的总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体制，我称之为“地主制经济”。

地主制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多种封建经济类型之一。这种类型的封建经济是否也象领主制经济那样，其本质属性是经济的，或者说它也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并可由此进而认为，凡封建社会必然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呢？这个既不应该教条式地肯定，也不可根据一些表面现象简单回答，最好考察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的运转过程，它的带有普遍典型意义的经营方式，以导找适当的答案。

先看地主经济。所谓地主经济是指地主自身的经济，它是地主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它制约着并存的其他经济，影响它们的。地主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非生产者——地主占有土地经营农业，其经营形式大体分为两大类，即地主经营制和地主租佃制。

所谓地主经营制是地主在自己拥有的地产上进行农业经营；一般以使用雇佣劳动为主，有的使用奴婢劳动或僮仆劳动；产品往往是出售的，当其种植经济作物时尤其如此。所以地主经营大多不是自然经济。实行地主经营制的地主是经营地主，这类地主到明清才逐渐增多；但即使这时，他们在地主中也是少数。因此本文在对地主经济进行质的剖析时以租佃制地主为主要对象。因为租佃制地主才是地主经济成熟了的形态。就让我们用解剖人体去理解猿体那样，通过对租佃地主的分析去认识地主经济一般吧。

地主租佃制就是地主将占有的土地分散出租给佃户经营；自己坐收地租。中国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地主采取租佃制方式进行剥削。除一般民田外，族田、学田乃至王府庄田、官田屯田等等土地占有形式的经营方式的实质也都是地主租佃制，尽管它们的形式或有小异。所以说，租佃制是中国经济中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土地经营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制经济主要是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相伴随的农业经营制度。

租佃地主占有土地的面积大小不等。绝大多数地主占有土地量不是很大，而且往往没有草地、牧场、森林等多种类型的地产。有较少的地主土地占有量相当之大，特别是皇室、王府及缙绅。不论土地占有多少，他们把全部土地分割成小块招佃出租。有的地主留下部分土地自营。自营地的耕作不是采取令租佃土地的佃户提供劳役耕种，而是依靠僮奴、奴仆或雇佣长工和短工耕作。是为租佃地主兼经营地主。地主出租土地的目的是收取地租。有的地主要求佃农劳役，如为之看家护院，家庭服役等，但这是次要的；地主主要是从佃农那里收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的是谷物。通常的地租量是佃地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或于年节之际索些鸡鸭之贡，不占主要地位。地主一般不干预佃农的种植耕耘。当其为佃农提供耕牛、农具或种籽时，或对佃农生产施加某种程序的干预。这是因为提供生产资料带有租凭、借贷性质，干预生产以便于秋后获得满意数量的谷物，并非监督种植计划以满足地主的多方面需要。大地主设总管或管家，其主要任务是催租，是单纯的索取，不是去干涉佃农的生产活动。可见，没有自营 地的地主的经济活动内容不包括农业生产环节。这样的地主是不少的。

再看佃农经济。租地佃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另一种基层经济实体。他与租佃地主相依，无此无彼。这种经济实体主要以夫妻子女（有时包括双亲）组成的小家庭为单位，依靠佃入土地，自备其它生产资料，依靠家庭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佃入土地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家中劳动力数量的制约。他们从确定种植品种直到收获的全部生产活动都独立进行。收获时把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的二分之一左右无偿地缴给地主作为地租。其余二分之一自留，用作籽种、农具等经济条件的补偿、扩大再生产的追加和全家生活消费。有的佃家家庭兼营副业、手作为补充。租种同一地主的各家佃户自行决定所从事的副业、手工业的种类和规模，地主不作统一安排。出卖劳动力，充当短工，往往也是佃农收入来源之一；再不敷时，借贷则是不可避免的了。佃农自负盈亏，跟地主只发生佃地偿租、借债还钱的关系，其经济条件的补偿和再生产不在地主考虑之内。另有一部分佃农自己占有少量土地，同时租入部分土地，都由自家耕种，是为半佃农，其经营方式接近自耕农，属于自有的那块土地上的收获物与地主无涉。

还有自耕农经济。与地主、佃农时存在的相当大量的自耕农，也是由小家庭组成的经济实体。他们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堵阳自有的。土地占有量大体是家中劳动力所能耕种的，或者雇佣少数短工协助即可耕种的。一般地说，自耕农的经济比佃农优越，家中的劳动力也比佃农较多、较强。他们兼营副业、手工业的规模可能比佃农的大。自耕农自负盈亏，在分配方面不与地主发生直接关系；但需向国家缴纳赋税，承担差徭。与自耕农经济地位相仿的是小手工业者、小手工业作坊主，也可包括在自耕农经济这个范畴之内，不另叙。

在讲座自然经济的条件问题时，我们曾经提到，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往往既是强制本经济单位内生产者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劳役地租的有力保证，也是使劳动者按照土地所有者的需要进行分工的保证。这在领主制经济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封建社会中佃宵和地主的关系是因土地租佃关系才形成的。封建王朝也曾给予地主阶级某些特权，使之拥有对佃户的超经济强制力。例如，为保证社会治安稳定而将佃户的户籍编入地主户籍，为维护等级秩序而将佃户的地位置于地主之下，在人口稀少地区制止佃客离开租地他往，以保证劳动人手不致外流，规定佃户不交租应受刑法惩治，等等。这种超经济强制力使主佃关系带有等级特征。不过，由于我国封建政权历来实行中央集权制，朝廷赋予地主的权力，最大也没有达到准许地主拥有独立的司法权的程度。在生产方面，地主一般并不利用这些特权强制佃永按照他的意志进行分工。又由于土地买卖和其他原因，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并不长期固定，因此同一地主的各个佃户难以形成固定的内部分工。地主索来的地租只是清一色的谷物。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租佃地主家庭是不进行生产活动的全寄考消费经济单位。他们的需求却是复杂多样的。谷物地租的价值量足够支付地主一世所需物品的价格而有余，但从使用价值来看，单纯的谷物只能直接供给食物中的主食所需，远不能代其他食品、衣著、住房、车马以及精神方面的各种必需物品，也不能用以缴纳须以货币缴纳的赋税。实物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靠地主经济单位自身无法解决。唯有和其他经济单位彼此发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方能迎刃而解。他们只要出售租谷，就可得到货币，也可以得到一切。他们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因而没有必要强制佃户按照他们的需要分工生产各种实物。单一的实物地租丝毫不妨碍地主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地租形态得以久存。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单一实物地租形态不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的实现条件，租佃地主经济单位不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有一种论点认为，对地主制经济而言，实物地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的地租形式，或者说，实物地租长期占统治地位反过来又巩固了自然经济。这种看法是值的商榷的，因为这里忽略了单一实物地租和多种实物地租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租佃制使佃农相对独立于地主经济之外，佃农既不被强制提供劳役地租，又不按统一要求提供多种实物地租，地主经济要想实现使用价值形态自给是不可能的；那么，地主占有土地和拥有其他资源的数量多少，对于是否自然经济已经没有意义了。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的地主集中占有的土地量很大，在资源方面为实现自然经济提供了可能，租佃制下佃农分散独立经营和缴纳单一的实物地租，使这种可能性再也不能变为现实。

佃农和自耕农有许多共同之外，其基本点是：两者都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都是小农经济。他们耕种的土地面积大小，一般都与家庭劳动力（或加少量雇工）的负担能力相适应；他们的收获物都以农产品为主。作为一个生产型的经济单位，需要是多方面的。除去食盐、陶瓷器皿等生活资料外，要有锹、镐、锄、镰、犁等金属农具，磨、碾、碌碡等石器，乃至车、船等运输工具和耕牛、挽马等大牲畜；有些手工业更需另外一些工具，如织机等。这些都不是小农经济个体能够自给的。

地主和小宵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自都有使用价值形态的收入单一（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并且这个矛盾都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地主制经济总产品中相当的一部分须经过如下的转化：使用价值形态（谷物及副业、手工业产品）卖 价值形态（货币）买 使用价值形态（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经过这形态的转化，生产循环必将发生危机。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五个基本条件，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商品买卖活动对于地主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由地主制经济各个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所决定的。所以说，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条件的，商品经济在地主制经济的运转中不是附加的，不是外在的。地主制经济和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

在分析中，人们有时认为，为了换了 本经济单位使用价值的需要而生产部分产品出售，这不是商品生产，不属商品经济范畴。这个提法可以商榷。说为买而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是对的，但说它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值得重新。因为这实际是，为了论证某种经济单位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简单地根据是否以使用价值为目的来确定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

经济单位生产活动的目的性可有三种不同情况，即（1）为了获得直接消费需要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用生产”，（2）为了换得本单位需要而又不能生产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买生产”和（3）为了价值增殖，简称为“为利润生产”或“为卖生产”。经济单位的生产目的性跟它的生产关系性质、经济类型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生产关系性质 生产目的 经济类型

非资本主义生产 （1）为用生产 自然经济

（2）为买生产 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 （3）为卖生产

从表中可以看出，（1）为用生产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经济类型不同但生产关系性质相同；（2）为买生产和（3）（为卖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生产关系性质不同但经济类型相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虽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类型却是商品经济。经济单位的生产关系性质和它的经济类型，概括的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两者虽有密切联系，但无必然的统一关系。这是因为商品经济并不专门存在于某种性质的生产关系之中，非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必然是自然经济。因此，分辨生产关系性质时，考虑其生产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还是为了价值，分辨经济类型时考虑的却是达到目的的方式，即是否通过外部的货币交换关系。不要因为（2）为买生产是非资本主义经济就认定它不属于商品经济类型；也不必因为它是商品经济类型而认定它必是资本主义经济。人们为了说明（2）为买生产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只看到其生产的目的和（1）一样都是为了使用价值，就认为（2）也是自然经济。这种看法忽视了使用价值的获得是否通过货币交换；而通过货币交换与否，却代表着看不同的经济类型。把（20为买生产看成自然经济，在上是把商品交换纳入到自然经济范畴之中；而商品交换恰恰是自然经济范畴所要排斥的主要内容，否定为买生产是属商品经济范畴，实质也就否定了小商品生产的存在。

我们还应注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买卖问题。地主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或破产而出售土地，自耕农出卖土地沦为佃农，或买进土地变为地主，佃农购入土地成为自耕农乃至上升为小地主等等现象，在中国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千年田八百主”的谚语，生动地反映土地易手之频率。既然土地是商品，土地买卖当然是商品货币关系。在正常情况下，想买土地就得先积攒货币，出卖土地得到的也是货币。小农是存在购进土地的可能性的。经济上升的欲望总在刺激他们扩大土地占有面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尽量扩大（2）为买生产，以便得到多一点货币。由此他们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更多了，而不是保持或发展自然经济。

如前所述，有与农业相结合和与之并存的多种手工业是自然经济的重要条件。地主制经济中的佃农和自耕农确有不少是经营家庭手工业的。为了增加产品、扩大收入，他们有必要这样做；在农业收入不足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他们也有可能这样做，因为家庭是由男女老幼不同的劳动力搭配组成的，便于内部协调分工；还因为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一年内有许多闲暇，佃农和自耕农都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一个小农个体同时从事的手工业项目毕竟是很少的，不可能经营多种手工业。他们选择哪种手工业，要考虑劳动力数量，原料来源、技术传统，更需考虑的是产品能否卖出支。通常的做法是致力于自家能够进行的手工业，尽可能多生产一些拿到市场出售。这也就谈不上家庭手工业是为了自给自足了。为了家用而制造一些手工制品，比如为扫地而自做两把扫帚，与其称之为家庭手工业，倒不如把这算做家务劳动更为贴切。自然经济必须有家庭手工业，但有家庭手工业不一定是自然经济。不能把有关家庭手工业的史料不加分析地统统用来证明自然经济，其中很多只是反映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而已。

许多著作认为男耕女织的耕织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典型表现。乍看起来，小农自种粮食以果腹，自织布匹而暖身，衣食具备，无复有求于他人，也就与商品经济无涉了。其实未必。如前所述，自然经济是有特定含义的，首要的是经济条件的自足。很显然，衣食两项是很重要的，但远非全部经济条件。单一的家庭手工纺织，并不能使经济单位得到使用价值形态的全部自足。不可否认，家庭手工织品中会有一部分是自给性生产，但不能仅仅看到这一部分因而否定出售部分的商品性。再者，如果说“织”是自给，就意味着该户农民自己植棉，自己纺纱，自已织布，最后自己缝制给够全家所需的衣服。可是，种、纺、织、缝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是自家不愿解决或根本解决不了的；如果进而想到这一系列劳动所需工具的来源，就更复杂了。其实耕种这类经济作物以及从事一系列手工业生产的农户的产品，大都远远超过自己家庭的需要量。一般地说，桑、麻、棉等经济作物总是作为商品作物种植的。农村中出售棉花、纱线、布匹，以及买棉纺纱，买纱织布成衣的，从来大有人在。麻亦类似，丝织尤其明显。在这里，买卖双方尽管都是为了满足本经济单位所需的经济条件，但都是通过货币运动进行的，商人活动其间尚暂不论。“男耕女如何”农户的产品从价值形态说可能收支相符，但这不意味着满足了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产品的使用价值形态对本经济单位来说，不论是自给不足还是自给有余，都将与商品经济发生联系；前者买进，后者卖出。可见，为了获得再生产必需的全部经济条件，耕织结合的小农也得藉助于商品交换。事实上，我国直到明清时期植棉织布的农户也从未达到总农户的一半以上，面织麻，织绸的更少，在考虑到大量农户的穿衣问题并不能依靠家庭自产解决时，可以设想其间普遍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何况小农之家机杼之声达旦，无非是为了明晨拿到市场上的布匹稍多一些。这种耕织结合越发展，市场上的商品量就越大，是不说自明的。男耕女织现象只能反映地主制经济下男妇劳动力的充分作用，说明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而不能证明农户个体或更大的范围内必然是自然经济。

总之，对于地主制经济来说，与农业相结合的单一的家庭手工业除去可能满足本经济单位某一种物质需求面外，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补充家庭经济收入，而不在于因之实现自然经济；它不象在领主制经济单位中的多种手工业那样，是多品种实物地租的前提。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在考察地主制经济时，不要看到哪里有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就认定那里必然是自然经济；事情可能相反，恰恰那种结合正是商品经济的表现，它跟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商品量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小农一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

说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并不排除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可能存在自然经济的经济单位。如前所述，凡具备平衡律实现条件的经济单位都可是自然经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有大型的庄田，它们包括大片地产，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足够的人身隶属于主人的劳动力，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要求的条件。如果这类庄田是统计表的经济单位，很可能就是自然经济的个体。不过迄今对它们的组织、经营情况不甚了了，其中主人和劳动者间是否租佣关系，内部如何分工，所属店铺、店舍是什么状况，如此等等，史料语焉不详。我们姑且把它们看作是类似欧洲领主庄园那样的自然经济单位。不过这类庄田是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之一，一般来说，是不用它做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典型代表的。

说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差异。自北而南沿海堵省，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及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等地，经济水平提高，那里的区域间以及经济单位间的商品经济都比较发达。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很明显的。南方是北方、沿海和内地、中部和边疆、平原和山区、汉族和少数民族、近郊和远效、经济作物区和大田作物区，经济水平差别很大。有的地区生产水平极低，特别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困难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极少，呈相对闭锁状态。那里有的农民家庭自己生产所需的几乎一切物品，从而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虽然那里也是地主制经济。即使在一般地区，地主制经济各类经济单位产品的商品率也大不相同，他们之中有的绝大多数产品留自用或大部分自用。

是否可以由此认为自然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必然呢？不能。经济单位把部分产品留作自用，这和经济条件的自我满足是两码事，前者只是部分生产具有自给性，不能称之为自然经济。自给程度较高的现象并不是地主制经济运动方式内在决定的，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与商品经济联系很少的农民家庭往往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不掌握较高的生产技能，缺乏原料，因循守旧，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他们只得以最坏的经济条件从事最供销水平的生产。他们的产品仅够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没有多少产品能向市场提供，从而也极少右能从市场上获得较多的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单位再生产的经济条件低得和劳动力的生存条件极差而外，交通条件恶劣，运输工具落后，这是农民突破相对隔绝状态的重要障碍。这些都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诚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一般地说是较低的，因而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自给性。但应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基至可能在比封建主义先进得多的生产方式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若就地主制经济的各种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看，它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而且以商品经济为自身繁荣的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呈基本自给状态的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一量生产条件改善，产品有所啬加，商品经哜运动就会展开。生产力水平越高，商品经济就越发达，地主制经济也越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破坏地主制经济，没有改变它的本质，反而使之繁荣；相反，地主制经济并不以生产的自给性为条件。谁也不会认为，地主制经济越发展，生产的自给性定然起高。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呈自给现象，并非由于它是地主制经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说以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西欧中世纪早期领主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可以的；称它是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不妥当的。

再有，所谓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A是B的基础，意味着B离开A就不复存在，或者改变本质。自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全然不是A与B的关系。即使佃户完全进行商品性生产，只要和佃关系不变，它仍然属于封建的地主制经济范畴。既然地主制经济是中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蹑在了两、三千年的封建经济制度，那么在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封建历史阶段特征时，当然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不加区别地统称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提法，也是不妥当的。

三

现在讨论一些有关的

先谈地方小市场的性质问题，我以为，地主制，也要把商品流通放在封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整个经济运动过程之中考察。不能只看上农的商品率较低，便断言商品经济仅仅是地主制经济与之略有联系的身外之物。而应注意到商品流通是地主制经济的交换形式，没有它，分配所得与消费（包括生产消费）所需对不上号，经济运动难以继续。地主制经济依赖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则，是私有制下小生产形成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这个矛盾是由地主制经济的经营方式决定的。

地主制经济的三类经济实体，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含小手者经济）是我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细胞。出于细胞生存的需要产生了地方小市场，在地方小市场的基础上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以及域镇商业（这里暂时舍象对外贸易）。这种情况，在以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特征的社会，例如欧洲中世纪早期建立在领土庄制基础上的封建社会里，是看不到的。

有同志认为，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的品种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是劳动的直接交换，虽然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应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这个看法似可商榷。

市场是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概念。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商业以来，市场也和商人，商人资本、贷币、价值、价格等一系列关系一样，早已存在。价值也是十分古老的规律，在一切通过货币进行的交换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发生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市场为不同的生产关系服务，它的范围和性质随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商品生产的目的是 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价值增殖，那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时，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其规模扩展到空前的程度，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这标志着商品经济的高度，进入新的阶段。不过，不能认为仅只这种市场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

封建社会的国内商品流通曾经相当发达。城镇中的商品经济固不必说，地方的、区域性的乃至区域间的商品商场都早已存在。各类市场各有其主要的功能。其中地方集市墟场是整个商品流通的基层环节，它起着为大范围市场集中商品的作用，更重要提，通过它才解决了基本经济单位固有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生产循环得以顺利继续。

市场，总是反映个人之间、经济单位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概念；大小市场都是一样的。地方小市场的贸易有许多是商人的活动。也有许多是生产者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生产者主要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他们的产品有一部分留作自己消费，蓁部分进入市场出售，就成为商品。不是为了出售的，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物品，是不会作为商品进入汉通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自发的社会分工使得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各式各样的需要，既不应以小农产品中出售部分的性质决定自用部分的性质，否定这部分生产是自给生产。也不该以自用部分的性质决定出售部分的性质，否定这种生产是商品生产。尽管在一些情况下，个体小农的产品中进入市场的部分可能不是主要的，但在市场上，他仍以小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小农根本无法分清哪一件是为了自消费，哪一件是为了出售而劳动。中交换中，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都不问题的性质，都被商品这一共性掩盖了。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时说，产业资本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是是商品生产，不论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生产的产品，还是中国农民的，印度农奴的、荷隶东印度的公社的、俄罗斯农奴制国家的或者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体货币和商品相对立，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分析封建社会市场进可以运用同样的。自耕农的产品也罢，佃农交租后自用有余的产品也罢 ，封建主利用奴婢劳动生产的产品也罢，地主收来的地租也罢。当它们作为商品出现时，共同构成市场客体，与货币相对立。地方小市场也不例外。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方小市场上，确有许多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是以物易物的。但不能把这看作是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劳动力的直接交换。从所周知，我国很早就有货币，至少到秦朝已经统一了货币单位，通行启蒙 及城乡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包括地方小市场在内的各级的以物易物只中表象，它不是直接的劳动交换，而是以货币价格为背景的。使用价值交换是不能离开交换价值。这里已不是一般等价物出现以前的以物易物，而是省略了货币转换过程的商品交换。这就意味着交换的产品不但有使用价值，而且也是交换价值的相当者，就是说，它是商品。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中产品交换过程表现为商品流通过程，前者与后者相一致。地方小市场也和更大范围的市场一样，是流通的场所，不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小市场不但和更大范围的商品流通市场是在同一体系之中，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不应把它们从性质上分开对待。

再谈谈经济单位的划分问题。所谓自然经济，是指一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条件通过内部的再生产补偿，而不通过与其他经济单位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与地方小市场是否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确定经济单位范围。

有同志认为，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单一的经济单位个当于一个乡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户，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边个意见也可商榷。“经济单位”范围的确定，可因研究的目的面异。例如：研究国际经济时可以国家或跨国公司算做经济单位；研究区域经济时可以经济区或行政区为经济单位。现在我们研究的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经济单位划分的原则宜以是否能够发生商品交换行为为据。所以，所谓经济单位，应指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自负盈亏的独立体，也是最基本的经济组织。本文有时也称之为经济实体。它有经常性的比较固定的收入来源，能够自行决定本单位范围内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和规模，在交换中是买卖的一方。其内，有决定全部经济活动的实际上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或者是主要劳动力，在封建家长制下，往往就是家长本人。其收入如果是来源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活动，它就表现为一个生产单位；如果是经营商业，则表现为一个商业店铺；如果是出租土地或放高利贷，则表现为一个地主或高利贷者家庭。经济单位可以是一个消费单位，不一定是一个生产单位，而生产单位总是一个经济单位。所以，经浊单位实际只表现它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而不反映其性质如何。中世纪早期西欧领主庄园中领主的自营地靠农妈的劳役地租经营，靠农奴缴纳多种实物地租满足经济条件。农奴虽有相对独立经济，他的生产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领主的需求，农奴之间有劳动交换而不形成商品货币关系。领主和他的农奴们共同成为一个不可分的经济实体。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地主佃农的经哜关系相比全然不同。因此，领主庄园作为一个整体是经济条件自我补偿和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中国地主制经济中的小农家庭（包括佃农、自耕农以及小手工业家庭）和地主家庭，则分别是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一个地主即使占有大量土地，也是分租给许多佃户。佃户们用承担缴纳地租的义务换取土地使用权。地主如有自营地，并不靠佃户劳役耕种。佃户所缴实物地租是地主的经济来源，但不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地主对佃农经济的盈亏不承担义务。佃户和自耕农一样自行决定生产内容，他们的经济条件补偿和再生产过程并不包括地主的活动。地主既不是自己的佃户们的生产计划者、组织者，更不是一个村、邑县的经济级织者。因此，地主和他的佃户们只相互依存，而不是统一为一个经济单位；村、县就更加不成其为统一的经济单位了，如果把许多自负盈亏的独立个体，臂如说一个县范围内所有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和商人等都放在一起称之为一个经济单位，无异于把肌体说成是细胞。那当然会认为地方小商场是经济单位内部的事，那些经过商人的货币交换活动，也都被划为自然经济范畴了，把商品流通活动归纳在排斥商品流通的自然经济概念之中，这在理论上是费解的。

最后谈谈地主制经济下商品经济的特征及其它。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我认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相适应。

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以生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进行价值增殖。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产品必须全部出售，经过转化为货币这样一个产品运动阶段，否则，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不得补偿，再生产循环中止，利润也不能实现。机器、原材料等不变资本也是货币资本通过流通五一节实现的。因此，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转中的必要环节。流通从属于生产；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

地主制经济也以商品经济为条件，同样是在一定水平基础上的再生产过程的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各经济单位的生产循环过程，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不过，这里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小商品生产即简单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的。佃农、自耕农、小手工业者等都是小商品生产者。他们是依靠家庭个体劳动的小规模个体所有者经济。商人资本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所以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W-G-W1）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

G-W …P…W′－G′）；以小商品生产为特征的地主制经济，也完全不同于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尽管地主制经济以商品经济为条件，但商品生产总是停留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商品流通也总是人属于地主制经济，为地主制经济服务。这样的商品经济，其发展程度无法和资本主义的相比，其结果也只能是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

小商品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时刻在向两极分化。它本身没有导向性，其上升的方向明显地受当时主导经济形态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主要上升为资本主义企业，是谓小商品经济第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在封建地主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小商品经济虽然有的也向剥削雇佣劳动式转化，从而产生具有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但它难以壮大为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其中绝大多数走向购买土地进行地租剥削的道路，向地主经哜蜕化。所以当小商品经济处于地主制经济的宽容度范围以内的时候，它的发展起不了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大，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度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在，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时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为自耕农或佃农。但地主经济却同时有不断再生的能力。由于遗留或力量强制形成的带奴隶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最终也被地主经济“同化”。如下图(按，图略)所示，

地主制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发展的。如果这个示意图是三维的、全息的，就可以是看出图中的大圈随历史前进越来越大，其中诸半径形成的夹角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但它的结构将基本不变。图中的双线箭头（）表示的道路不被堵死，地主制经济的这个圈圈就难有重大的突破，建立其上的封建社会就当然地屹立不动。

由此而顺便谈及，解决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长的问题，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地主制为什么能长存，而这一问题的契机，则在于找到地主经济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原因。地主经济受到上层建筑全力保护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支持，出租土地坐食地租成为合理、合法、省心、安全的剥削方式。购买土地的欲望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投资意识，它对以各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的投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太阳，整个封建经济在围绕着它旋转。对解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来说，这里就是“罗陀斯”。

小商品经济和地主制经济的协调统一是因为，一则小商品经济和小规模经营相适应，二则小商品经济和适合分散操作的技术及低效能的工具相适应。小农、小手工业者都是依靠归个人所有的、只供个人使用的、小的、简陋的和数量有限的劳动资料进行个体生产。在那些小农能够买得起并且能使用的高效能机器工具和相应的技术出现、从而突破分散的小经营形式以前，小商品经济只能是小商品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生产关系形式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至于生产力之所以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有其经济的、上层建设的意识形态的多方面原因，不能企望用任何单一的因素解释清楚，而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在看到商品经济发展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对小农的另一面的影响。地主得到的实物地租，一部分直接消费掉，一部分进行粮食投机，其余部分将投放市场换成货币，用于其化消费、缴纳捐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开张典当，放高利贷以及入柜窖藏。商人和高利贷者用一部分资金购买土地兼行地租剥削，更多的部分用于通过商业渠道或放债、抵押、典当等活动剥削广大农民。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也是地租的派生形态。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彼此相通，形成三位一体的结合。

小农生产的粮食自留部分中，除去一部分为了生产需要必须投入市场出售外，留作食用的部分，有时为了以细换粗品种调剂，也要通过市场。一些贫困农民则往往陷入如下的恶性循环：春耕时借贷，秋收后卖谷还债，春荒再次借钱买粮度日；自有粮食全得通过市场环节。这就出现了谷贱伤农、谷贵也伤的怪现象。农民明知两头吃亏，还不得不投入这种买卖关系之中；他们被卷入商品经济的程度不但很深，而且无力自拔。

由此可见，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地主制经济生产循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层层剥削活动的前提；而三结合的剥削反过来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某些方面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水平有所提高，不一定反映农民经济十分兴旺发达，也不预示生产关系方面将有什么重大变化或突破。但我们却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中看到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结合的依据。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同有商品经济也就没有这种转化。正是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在中国的封建经济中，商品经济是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联合对方大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削活动的工具。不同范围的市场网与三结合剥削网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表现。上面只是粮食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其他所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又何尝不是大同小异。如果认为小农纯属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基本无关，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排除于商人和高利贷者剥削对象名单之外了，那么，三位一体的剥削又从何谈起呢。

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是为整个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它和租佃制度一样，是封建经济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地主、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将其根系盘曲交错、密密麻麻地深扎在封建经济这块沃土之中，通过租佃关系、商品关系和债务关系三条管道，尽情地吮吸一切养分以自肥自壮，资本主义之芽要在此地萌生成长，难矣哉！

篇3

1、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出现。汉代牛耕得到广泛推广。唐明曲辕犁之后，中国犁耕技术走向成熟；

2、经营方式：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需要和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3、土地制度：战国时期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通过政治特权或经济实力，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成为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

4、生产技术：精耕细作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的特色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关键词]马克思；人类自身发展；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6-0007-04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提出社会需要，而且在社会需要的不断满足中使自身不断得到发展。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人的自身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大阶段。三大阶段的划分，既包含人类控制自然的程度，也包含人类控制社会关系的程度，从而以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形式。

一、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

1.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在漫长的自然经济发展阶段中，社会生产力虽然是不断发展的，但总的来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是极端低下的。马克思认为，自然经济把社会生产分割为无数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排斥分工和协作，排斥技术进步，单凭经验和沿袭的技术，使用极为简陋的工具，从始至终大体上都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所生产的产品极为有限，社会生产力只能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

2.人类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产品都很少。马克思指出：“在原始状态下，他的生活需要和他的劳动力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发展阶段，人类只有微不足道的生产力，从而也只能提出微不足道的消费需要。由于人类所生产的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极其有限，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当然也很少。正如马克思指出：“在生产的最低阶段上，人类的需要还很少，因而要满足的需要也很少。”

3.社会生产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在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中，生产者差不多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个家庭不仅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而且还把农牧业产品加工成现成的消费品，有些地方甚至还用手磨磨粉，烤面包，把亚麻和羊毛纺成纱，染上色并织成织物，鞣皮，建造并修缮木头房子，制造工具和家具，不少地方还从事木工活和铁工活，以致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

4.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化劳动。马克思指出：“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在自然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直接供自身消费，而不是为了交换，从而劳动者的劳动几乎都是直接的社会化的劳动。

5.真正的商品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在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中，由于生产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因而“产品转化为商品，只发生在个别场合，只涉及产品的剩余部分等等，或只涉及个别生产领域（加工工业产品）等等”。由于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从而商品生产也只是在自然经济的缝隙中极其缓慢地生长。因此，“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绝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6.人与人的关系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不管这种统治和服从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表现为人的关系。但是，这种人的关系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人之间即获得全面发展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直接的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

（二）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保障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生产什么一般决定于自己需要什么，生产多少一般决定于自己需要多少，生产始终跟在需求的后边。而且，绝大部分产品都是为自己生产的，并不进入市场，无须变成别人的消费品，因而社会生产能够大体保持比较适当的比例关系，一般不会有大量过剩现象发生。因此，“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

2.推动了人的生产能力不断发展。马克思指出：“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虽然人们的需要很低，但也是不断发展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上，不仅人们的需要与人们自身的能力是相适应的，而且人们的需要与人们自身的能力是一起发展的。同时，人们自身能力的不断发展，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们不断发展的需要得到满足。

3.不断成长的商品货币关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中，自给自足的生产是主体，居于支配的地位。但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在自然经济的夹缝中仍然得到不断的发展。在自然经济阶段中存在的“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同时，“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

（三）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

1.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十分明显，这种状况对经济发展有多方面的制约作用，集中表现为“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总的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2.商业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马克思指出：“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商业资本对大量社会财富的侵占，使生产过程创造的成果不是进人流通，而是被商人用于个人消费或用作贮藏手段，因而极大地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二、商品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商品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

1.商品生产者之间发生全面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在商品经济中，每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不是为自己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为别人为社会消费的使用价值。而商品生产者自己在生产和生活中需要的产品，则要由其他商品生产者生产出来。这样，各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必然发生一种全面的依赖关系。

2.商品生产者必须服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分工。马克思指出：“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在商品经济中，每个商品生产者是一定量的生产条件的占有者，他们总是出于对利润的追求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了实现尽可能多的利润，他们必须服从社会分工，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种的商品生产，从而才能产生不同种商品之间的相互让渡。

3.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在这里，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4.交换价值的真正基础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马克思认为，不同品种的商品之所以可以互相交换，之所以表现为一定量的交换价值，是因为每个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时耗费了一定量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具体劳动，而是抽象劳动。生产同种商品的各个生产者，由于生产条件、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不同，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是不一样的，因而只能形成不同的个别价值。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使个别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即每一种商品都必须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商品的价值。

5.商品货币关系粉碎了各种形式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在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中，以前各种形式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个商品生产者看起来似乎可以自由地互相交换，似乎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可避免地受到物的限制，即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如果这种限制不能消灭，人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6.人们只能通过物的形式获得自己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马克思指出：“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才能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在商品经济中，每一个商品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并不是以这一活动为目的，也并不是以获得该种商品为目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支配别人的生产活动，为了获得社会财富。换言之，商品生产者只有把自己的产品变成交换价值或货币，获得支配他人活动或社会财富的权力，才能够获得他人的活动或社会财富。

（二）商品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全面依赖性有利于扩大社会分工。马克思指出：“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中，不仅商品生产者为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而致力于采用科学技术，造成社会分工的扩大，而且由于商品生产者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的需要都必须通过转让自己的产品换取货币之后才能获得。可见，随着人们需要的不断深化，生产的产品会越来越专门化。

2.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推动相互之间的竞争。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商业生产者为了取得竞争的胜利，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就必须加强管理，降低劳动消耗，降低成本。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可见，竞争的强制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3.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商品生产者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中，商品生产者进行交换的基础是社会价值。然而，每个商品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如果商品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就能获得更多的价值，从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相反，如果商品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就必然发生亏损，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促使所有的企业不断改进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力，从而“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

4.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自发地实现按比例分配。马克思指出：“凡是品种、数量不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商品，竞争就使它们的价格落到它们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曲折的途径，使生产者感觉到，他们或者是生产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东西本身虽然需要，但生产的数量已经超过需要、成为多余的了。”因此，在商品供过于求的那些部门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商品生产者，就会把投资转向商品供不应求的部门，从而使生产要素按社会需要与供给的状况自发地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实现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的按比例分配和发展。

篇5

关键词　农民素质　新型农民　关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必须建立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没有农民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

一、现阶段我国农民素质的现状

近几年，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好形势下，农民各方面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相比，我国农民素质状况还是比较低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比较匮乏，职业技能水平较低下

文化素质是一个人的整体素质的基础，其主要体现指标是农民受教育的程度。目前，我国农民整体的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从当前我国农民的教育情况看，全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初中的占49％，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占38％，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还占7个百分点。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民的文化程度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60％的青年农民具有中专水平；日本农民中大学毕业的占5.9％，高中毕业的占到74.8％，初中毕业的占19.4％。我国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还是相当的匮乏。

我国农民生产技能水平还比较低下，在农业生产中，农民们还主要是依靠长辈们的言传身教来获得技术，大部分农民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的农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

(二)农民的经营管理能力缺乏

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作为生产的经营者，其市场观念逐步增强，经营管理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跟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相差很远，农民的管理素质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场观念和信息观念比较淡薄。绝大多数农民不懂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不能及时捕捉经济信息、农业市场走势，缺乏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和组织生产的能力。第二，经营知识匮乏，参与市场能力不强，缺乏现代化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缺乏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致使我国农业仍然在小规模、低层次上运转。第三，品牌意识差，标准化水平低，注册商标少。第四，目光短浅，短视行为严重，缺乏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发展规划。第五，从众行为严重，在我国个体经营的农业中表现的最多，一些农民思想保守、缺乏自信，谨慎丛众。一些农民盲目从众，急于求成，结果造成我国农产品市场缺少个性和特色，扭曲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

(三)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较低，精神文明建设不够

在农村由于长期受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农民在思想素质和道德观念上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与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极不适应。多数农民还习惯于传统的生产经验，不愿意接受新事物，缺乏创大业的开拓进取精神。在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部分农民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严重。封建迷信思想还有一定的市场，一些地方逢年过节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修坟墓、建寺院、修神像的现象极为普遍。

(四)农民的法制观念薄弱，民主意识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逐步增强。但是，从整体上看，农民对国家依法治国的方略所知甚少，由不懂法而造成的违法事件时有发生，更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至今，在农村某些地方，家庭势力、黑势力还很猖獗。

二、农民素质相对低下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农民素质相对低下，导致农业市场化进程缓慢

由于长期受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农民的营销观念仍然局限于小农经济的“生产什么产品就销售什么产品”的思想之下，而不是按照目标客户的需求，按照“消费者需要什么产品就生产什么产品”的知道思想去组织农业生产。再加上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严重的特点，常常使得农产品生产与需求反差过大，造成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加大了农业生产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农民有进人市场的愿望，也没有进入市场的能力。

(二)农民素质相对低下，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

许多实证研究证明，农民的文化素质与其收入水平成正比，农民的文化素质越高，越容易寻找和掌握致富的机会。农民的素质低下，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也很难得到提高，收入就很难增加。而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即人力资源的开发，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条件。

(三)农民素质低阻碍了农业科技进步与技术推广

目前，在我国农村，由于农民的普遍素质低，从而导致了科技成果不会用、不敢用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业科学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应用，进而影响了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四)农民素质低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农民的素质相对低下，往往对经济增长盲目追求，采取一些缺乏组织和长期规划的不良行为，造成农业生态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边际产出效率不断下降，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阻碍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

长期以来，由于农民素质低，导致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大多数农民在空闲时节缺乏进行积极健康的娱乐活动，往往以斗牌、酗酒、甚至聚众赌博打发日子，一些地方宗族、地域观念根深蒂固，封建迷信盛行。农民的保守观念、宗法观念、封建等级观念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眼界，许多农民往往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依附别人，在愚昧习俗面前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三、提高农民素质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篇6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文化；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自清末变法修律至今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本文试图勾勒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并简要分析一下形成这些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了解我国民法的文化底蕴，也能对我们现今的民法典进程有所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法学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80.

[2]孔庆明.中国民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255.

[3]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82.

[4]大清律例[M].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775.

[5]韩延龙.法律史论集:第2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1.

[6]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述[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8.

篇7

关于依附性佃农的发生和发展

主张汉代是封建制社会的学者与主张汉代是奴隶制社会的学者的分歧，看来主要巳不在于奴隶在劳动者当中是否占大多数，而在于大多数劳动者是自由民还是具有依附性的身份。他们当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把东汉末年以后依附性租佃农的出现作为封建化的主要标志，对租佃关系和依附性佃农产生的时间估计较晚。例如唐长孺先生认为，秦汉是亚洲型的奴隶社会，奴隶被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在生产领域并不占主要地位，自耕农在全部人口中占很大比重，汉武帝以后从自耕农中分化出部分佃农，但他们的身份是自由的，直到东汉末年才出现依附性的佃农。东汉以来“客”的卑微化和普遍化的过程，到西晋最后完成，这也就是大量自耕农和自由佃农封建化的过程。 [1]何兹全先生认为古代社会的汉代有自由民（编户齐民）五千万，奴隶则只有六七百万；他们通过奴隶的解放（主要发生在王莽改奴婢为“私属”以后）和自由民的投靠（主要发生在东汉末年战乱时期）的途径，到魏晋南北朝，大部分转化为豪族、寺院的依附民。 [2]在这里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一是中国租佃关系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二是依附性佃农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一、租佃关系的产生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云：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颜注曰：“言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也。”）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租佃制是战国时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后，在土地私有、贫富分化的条件下，由庶民地主（所谓“豪民”）首先采用的一种封建性的剥削方式。

但不少学者对这一记载抱怀疑或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一条孤证；战国时仍然实行国家授田制，不可能产生租佃制，董仲舒只不过是在托古说今（汉武帝时代）而已。其实，不但是董仲舒，汉代许多政论家（如荀悦、仲长统等）都把以实行实物分成租为重要特点的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溯源于战国时期井田制的瓦解；董仲舒的说法是被当时的人们所普遍认可的。战国时代国家授田制似乎仍然在维持，实际上已经残破，贫富分化严重，农民土地不足或丧失土地已经成为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在商鞅变法以前即已存在。例如，与商鞅同时代的孟子，曾痛陈“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商鞅也指出三晋不少农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并为此制定了“徕民”政策（《商君书徕民》）。在秦本土的农民中，也有“豪杰”和“要靡”的分化。《管子》谈到“贫富不訾”（《揆度》），“民有相百倍之生（产业）”（《国蓄》），不但有“无食”“无种”“无本”（《揆度》）的贫苦农民，而且有全无土地家财，因而不属纳税对象（“无赋”）的老百姓（《禁藏》）。当时人们用“无立锥之地”来形容这一赤贫的阶层。 [3] “民”中的另一极是豪富，即庶民地主。“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正是对这种贫富分化中最有典型意义的现象的一种概括，这并非董仲舒的杜撰。新兴的庶民地主没有原来贵族领主那种直接统治农民的权力，他们可能而且实际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使用奴隶、雇工直接经营和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而收取地租，这也是贫困破产的农民几条主要出路。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方式，就是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我们知道，战国时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一夫百亩”、亩产二石的水平，这样，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他自己和他所负担的家庭人口食用一半就大致够了，还有一半可以作为剩余产品提供出来，这就是《管子》所说的“民食什五之谷”。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行“见税什五”的租佃制。而这一基础，战国时代确实已经具备。 [4]由此亦可见董仲舒所说决非虚言。出身农民的苏秦曾向往当一个拥有“洛阳负郭田二顷”的小地主，这二百亩田可视为当时取得地主资格的最低土地限额，而它是按照“见税什五”的标准计算的。因为至少拥有二百亩地，以“见税什五”的租率出租，才能获得相当于或超过一个“一夫百亩”的自耕农全年的粮食收入，过上不劳而获的地主生活。 [5]这也表明当时确实存在“见税什五”的租率和实行“见税什五”租佃制的庶民地主。

在庶民地主可能采取的三种土地经营方式中，租佃制是比较适合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发展的。《吕氏春秋审分》记载一个庶民地主 [6]比较了“众地”（雇工集体耕作）和“分地”优劣，得出“分地则速”的结论。所谓“分地”，即把土地分給农民包干，这是租佃制的先声，或者竟是掩盖在雇佣或伇属关系之下的一种租佃制。 [7]后世的租佃制或称为“分田”，如王莽所说的“分田劫假” [8]，荀悦所说的“分田无限”，东汉黄香传所载魏郡公田的“与人分种”，曹魏屯田实行的“分田之术”，都是指租佃制，它们与《吕氏春秋审分》所说的“分地”，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吕氏春秋审分》所作分析的正确性，在地主制经济的诸种经营方式中，租佃制表现了最强大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起作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的一条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形成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而这种技术体系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奴隶缺乏生产积极性，难以精耕细作；雇工成本高、也难以监督；唯有分租最便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秦汉时代，私人和公家租赁土地还有一个名称——“假”。《汉书食货志》：“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颜师古注：“假，亦谓贫人赁富人田也。”西汉在京畿地区设“稻田使者”，又称“假稻田使者”，负责把政府掌管的稻田“假与民收其税入” [9]。李贤注《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说：“假，租赁也。”这种“假田”，也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我以前读《睡虎地秦简》，看到其中有官府向百姓“假”铁器的记载，如“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百姓叚（假）公器及有责（债）未赏（偿）者……”[10] 曾想，既然铁器可以“假”，土地是不是也可以“假”呢？后来在《龙岗秦简》果然发现有“假田”的记载：

诸以钱财物假田

黔首钱假田已 [11]

龙岗秦简的时代在秦统一前后，它所反映的国有土地租赁的情况应不晚于战国末年。这说明，在庶民地主中首先实行的租佃制，很快就推广到国有土地上去了。反观《睡虎地秦简》的有关记载，那些铁器很可能就是向租种国有土地的农民出借的，由于已经收取了地租，铁器损坏后就不必赔偿，其中包含了保证国有土地生产正常进行的意义。秦代假田似乎还推广到了边郡。《史记匈奴列传》载秦始皇派蒙恬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后，“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裴骃《集解》云：“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据此，“北假”是由于秦在这里实行“假田”而得名的，后来成了地名，汉代仍然一直在这里设置田官，负责“假田”的事务。

总之，租佃关系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于租佃制的早期的直接记载确实不多，这大概是由于它往往隐藏在雇佣或役属关系之下，到汉代才逐渐显山露水。王莽篡汉后，在对汉朝政府的指责中指出：

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

荀悦《前汉纪》评论汉文帝三十税一诏时也指出：

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於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

这两条史料都是被人们征引得烂熟的。我之所以再次迻录于上，是因为他们是以权威者的身份（一个是长期执掌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一个是当代的历史学家）讲述当代（汉代）的普遍情况，这是任何个案的例举所无法取代的。他们都指出了汉代豪强势力的膨胀和豪强地主普遍实行收取实物地租的租佃制剥削方式。与汉代其他文献相参证，不难看出，至迟汉武帝时代，庶民地主中的豪强势力已经坐大，租佃制已经成为地主制经济的主导经营方式。汉武帝时代，决不是部分佃农开始从自耕农中分化出来的时代。 注释

[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何兹全：《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使中国中古社会和前后社会区别的两大特征》，中国中古时代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8月，天津。

[3] 《吕氏春秋离俗览为欲》：“无立锥之地，至贫也。”《史记》卷126《滑稽列传》载曾经作过楚相的孙叔敖，“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陈胜、吴广这类雇农，就属于“无立锥之地”的范畴（《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当然不是秦末突然冒出来的。

[4] 参见拙著：《从银雀山竹书“田法”的战国的亩产量和生产率》，《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5] 参见拙著《春秋战国农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经济的形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

[6] 《吕氏春秋审分》的作者是用“以众地”为例，来论证“分”的重要性。文中提到“臣主同地”，即主人与臣仆一同耕地，当然主要是为了监督，但也说明文中讲的不是国有土地和贵族土地的经营，看不出耕作者对土地所有者有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也看不到主人对耕作者施加强制的手段；土地的主人应是一位庶民地主。

[7] 参见拙著《春秋战国农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经济的形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

[8] 《汉书食货志王莽王田令》：“……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师古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也。”

[9] 《汉书》卷7及如淳注。

篇8

研究意义

服饰是一种特殊的实用艺术载体，它的装饰形式除了自身的特点的同时，还遵循着艺术视觉艺术的形式。在晚清时期，由于西洋文化东渐，在服饰方面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子服饰纹样在色彩、风格等方面也呈现出了这一时代的特色，形成了强烈的时代风貌特征。它蕴含的信息反映出这个时代的工艺水平和审美特征。

历史背景与女子服饰纹样发展的关系

1.政治因素

纵观中国历史，其衣冠制度都会随着朝代的变更而引起变革。在晚清时，在各种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下，服饰的制度日趋松懈，主要表现在放松了对纹样的使用限制，这使服饰反应的社会地位的标志有所削弱。然而，由于废除了清朝的服饰制度，并把对西式服装的运用出现在新的服饰制度中。为传统纹样的使用范围和外来纹样的普及风行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并提供了支持。

同时，由于战乱引起的经济拮据使人们在材料的选用上受到了限制，因此对于费时费工的工艺在这时期不再受欢迎。；另外，从起，由于外国商人的大批量涌入，对传统手工艺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因此加快了了新式女装纹样的发展和传统女装纹样的淡化瓦解。

2.文化因素

清政府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政策，自以来，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开始学习西方的制造技术。清政府开遣派留学生留学，吸收外国的先进的解放思想，同时也引入了西方的着装方式和形式。

3.经济因素

以个体农户对土地的私人占有的制度是晚清时期自然经济具有独特的系统性，它以个体农户对土地的私人占有为基础，以地域性的低层次商品为交换纽带，具有强大的弹性和再生活力的自然经济。

西方列强的直接经济干预不仅导致了自然经济的土崩瓦解，也到时晚清的中国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性；西方的大量廉价及印制精细的机印花布在中国市场的倾销，以及直接在中国办厂，把欧洲的抽纱、花边、绒绣等工艺和纹样传入我国；而且通过在国内通商口岸买办商人开厂，直接导致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经济体制不断瓦解。

晚清时期女子服饰纹样

1.晚清女子服饰纹样题材的基本内容

晚清时期女子服饰纹样内容异常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1）以动植物为主的自然写实纹样

在传统中国美学中讲求天人合一，对大自然的动植物以及其他形象的模仿和改造是在装饰上的主要体现。晚清时期不仅继承了的各种吉祥图案如龙凤、鱼（裕）、牡丹（富贵），在装饰图案的选用上增加了以小说戏曲人物为主的图案，以某个情节或场景再现为主要形式；传统植物图案：宝相花――一种以莲花、梅花、牡丹、为基本图案变形花卉图案。这些惟妙惟俏的自然物象图案表达了人们对天地自然尊敬和崇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以传统文字图案为主的纹样

除了自然纹样图案，传统图案中少不了传统的文字图案形式，这些图案作为中华古文明的象征，这一时期的女装中出现的文字纹样主要有：“喜”字纹、“寿”字纹、“”字纹、“云纹”等。这些纹样象征意义依然是祈福，寄予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在表现形式上更为生动、活跃、工艺程度更加精细。

（3）以立体形式体现的图案纹样

立体形式的图案主要是线型排列的方式体现。线型装饰纹样是传统服饰中边缘装饰的直接体现，这里的线性除了其本身在几何意义的特征外，其组成图案样式具有宽度和厚度，以立体形式体现。主要体现在晚清时期女子服饰的边缘装饰中，线条在服饰的边缘以强调、重复和间隔的形似运用于女装服饰的装饰中。其中，其运用主要以纯粹的线型形式装饰出现在服装的襟、领、袖口等上。

2.女装服饰纹样的演变

到了晚清时期，女装传承了传统女子服饰的含蓄、内敛、中庸的思想理念；通过色彩斑斓的服饰装饰烘托了女子的美好形象。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纹样远远超过了其本身具有功能上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纹样图案在服饰的运用面积面积和位置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图案装饰面积从衣领、袖口、门襟到下摆等无处不在。

（2）装饰图案工艺的精湛。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纹样的工艺将传统服装的基础上追求更加精致和华美。新古典主义的特征在清代女子服饰纹样上也有所体现，表现为不仅传统装饰风格与时代风格相结合，以及将独特的服装个性与文化元素的多元性相统一。比如，服装多表现粗犷、平直的特点，而在面料图案装饰细节上，则尽量表现曲回、精细，以达到亲切感人的效果，衣装上更是绣满了各种花纹，领、袖、襟、裾都有宽阔的衣边作装饰，服饰中的镶、滚、绣、彩装饰的运用达到了顶峰。各种花绦、独立图案、满地花纹、吉祥图案构成了特定的风格样式。这种新古典装饰风格具有深厚的民族基础和社会文化土壤，也是时展的必然产物。

晚清女子服饰纹样的色彩特征

1.色彩的仿生运用

服饰纹样审美形式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服饰文化所蕴含的“自然美”，而“自然美”最突出的审美因素就是服饰纹样色彩的仿生运用。

2.色彩移植与借鉴

色彩移植应用指把与服饰有关的其它姐妹艺术如京剧、绘画、戏曲服饰以及文学、十个等语言有关服饰色彩记载运用到服饰色彩中。在晚清服饰色彩中表现较为突出。在宫廷女装中通常在色彩的处理上，采用京剧服装色彩中“三蓝退色圈金线”或“墨绿圈金线”或“三蓝退色刺绣”方法，形成了对比强烈又和谐统一的色彩关系，在民间女装中的“刺绣之服”也是五色绣彩中用金银线的复合色来产生调和色的作用。

晚清时期女子服饰纹样的时代特征

（1）融合民族的审美特征并继承传统。在晚清时期，满汉文化经过长期的融合，在各种纹样图案、吉祥图案构成了特定的风格

样式。

（2）新古典主义的在女装服饰纹样的萌芽和发扬。在晚清时期体现新古典主义装饰风格，不仅融合前期女子服饰纹样风格，还兼收了少数民族、西方图案纹样符号。晚清时期的服装材料的运用、工艺等使晚清时期的女子服饰具有浮华、浪漫的气息，继承了传统却又不是其时代特色。

总结

中国晚清时期女子服饰在装饰纹样上，多采用动物、植物和几何纹样。图案的表现方式，注重于写实手法，善于对各种动物、植物仿生改造细。服饰纹样作为一种特定时代文化脉络与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体现出时代的文化、审美和流行特点。

篇9

论文摘要：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因此，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历来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尽管当前我国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当前农村的消极影响依然是农民权益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我们要重视传统法律文化对农民权益保护产生的影响，同时通过在广大农村建设现代化法律文化，加强农村法治建设，以达到真正的保护农民权益。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权益的实现和保护程度在一定意义上直接标志着我国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发展程度。因此，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历来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农民权益是指农村居民作为社会成员、国家公民享有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等各种权利和应得的利益，包括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通过新农村建设，广大农民将能够真正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不仅经济权益、政治权益能够得到改善，而且在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方面也将获得更多实惠翻。尽管我国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仍然应当看到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权益受损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影响了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应当给予相应的关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导致农民权益受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我们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研究则会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当前农村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使得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着新农村的建设；同时传统法律文化中适应农村社会的积极因素却没有得到适当地引导而影响了农民的权益保护。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农民权益保护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法律文化”在我国法学界一直被热烈地讨论着，人们发现，将“文化”的概念引入法律领域，赋予了法律更加丰富深邃的内涵。法律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但它内存于思想、制度、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通过它们表现出来。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法制的内在逻辑，它表明在受历史传统制约的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等等之中，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社会主体的法律实践和法律行为，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一个国家法制运作模式及其发展方向四。法律文化在现代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中的作用极其重要。

中国社会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受到了多种法律文化的影响，其中，对当前法律文化影响最深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典型的伦理主义型法律文化，它根植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壤上的宗法社会组织，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延续了几千年。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既存在着有利的积极因素：如重视道德教化在调节和控制人的行为方面、重视调解在解决一般纠纷中的作用等，同时也存在着阻碍法制建设发展的消极因素：

第一，伦理化特点：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非指传统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只是表明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在这种“情理法“的影响下，形成了重道德、轻法律的消极思想，使得法律依附于伦理人际关系，没有独立公正的法律调节模式。现代化的法律是在与封建和宗教专制的长期冲突中形成的，这一背景铸就了它的民主性格。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最初形成于部族之间的酷烈征战，许多法令是部族首领的军事命令，这使之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专制性。伦理化并未改变这种专制性，而是使之更隐蔽。传统的儒家伦理以阴阳为其哲学基础，将专制的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神圣化、神秘化，使仁义／礼教与杀戮／刑罚一镜两面，融为一体。因此，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在社会中竭力确认并维护等级特权制度，民主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无法产生的。

第二，集团本位特点：自西周形成宗法制度以来，中国社会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为宗法制度的推行和宗法思想的流行，提供了丰润的土壤，中国法的形成过程，也是紧紧地沿着宗族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而运行逐渐形成传统法律文化“集团本位”的特点。从现代法学观念来判断，集团本位法实质上只是一种义务本位法。在这种法律构架下，普通民众的权力是微乎其微的，民众的公、私权利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基本的轻视，集团本位的结果不只是压制了人的本性，束缚了人的解放，还限制了法律(权利)和社会的发展。

第三，无讼的价值取向：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追求的这个理想或者说价值取向称之为“无讼”，取自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的直接含义是没有或者说不需要诉讼，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所谓“刑措”。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中国传统社会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本位，导致了家庭内部成员身份的不平等，这种家庭关系进一步扩展，形成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缺乏权力制衡、公平裁决的讼争环境，缺乏西方的契约观念和法制机制导致司法黑暗等是无讼价值取向形成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无讼价值取向的主导下，中国传统法律属“政府型”抑或“义务型”法律，其价值前提是要人如何地去保障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如何地维护社会秩序、履行社会职责，至于法律能为个体的人带来何等利益、规定了哪些权利则尽量少提或根本就避之不提。受其影响，民众始终将法律视为一种工具，是一种外来的强制的力量，法律规范价值没有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准则，人们无法对法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更谈不上对法律存在任何的信仰，这种状况的存在，严重不利于中国迈向法治社会。同时为了追求无讼一味地调解，也打压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压抑了人们正当权利观念。使人们形成强烈的“贱讼”和“厌讼”心理。这一切就使广大百姓视对簿公堂为畏途。“一场官司十年仇”，能私了便私了，不幸遭讼，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好。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很多，我们只是摘其较为重要的特点作一论述。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以宗法为本位，法律与道德融为一体的价值体系，这样一个独特的价值体系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存续了几千年，它深刻地影响着广大中国人的法律心理和行为，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农民权益保护和新农村的建设。

(二)当前农民权益保障的现状

第一，政治权利方面：当前，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村民自治的普遍实践，农民的经济自主权和政治民主权利El益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性空前高涨。但是，综合来看，农民的政治权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在部分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对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缺乏积极性，从众心理严重，某些农村基层干部随意剥夺农民的选举权，村务根本不公开，肆意糊弄基层农民群众，而大量的农民对此侵害自己利益的行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缺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主体意识。

第二，经济权利：近些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不断扩大，半数以上农村居民的收入在人均纯收入水平以下，山区农民收入差距的绝对额呈扩大趋势。其次，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保护不力。一些地方存在征地不规范的情况，而且征地补偿费偏低。农民不仅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而且获得报偿是非常少的，为了生计，更多的农民涌向了城市。而农民工从事的多是城市中最苦、最累的工作。

第三，社会权利：农民社会权利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就业权益的缺失；二是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尽管这几年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来加强农民的社会保障，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保障主体责任不明，保障手段单一，相应的保障机制以及法规、政策不完善等。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农民权益保障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农民的权益保障方面亦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没有因为封建社会的消失而随之消失，尤其在广大农村，长期受到封建传统思想影响较为严重，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今农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和城市相比仍然有着较大的距离，在这样的社会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依然得以保留并进而影响着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我们则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首先，宗族主义的影响严重，在民主选举中，任人唯亲，以宗族势力操纵选举的事例时有发生，造成恶劣的影响。而且宗族主义的影响表现在农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男女不平等的观念依然存在，大量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被侵害，大量农村女童的受教育权被剥夺。由于在广大农村长期以来缺乏民主、平等的观念，并且在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思想目前在农村依然有一定的市场，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以及受长期封建主义无讼观念的影响，农民缺乏应有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时至今日，大量的农民依然抱有自古民不告官的传统意识，对待一些地方政府无视农民权利的侵权行为，农民往往是不敢与地方政府进行维权，或者采取了非法律途径，当前大量存在的上访行为以及围堵政府机关的不理智行为，足以说明大量的农民缺乏理性的法律思维，不知道或不敢用正确的法律途径同地方政府对话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一部分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官本位思维，把自己视为特权等级，毫无法治观念，无视农民权利，以行政行为肆意地侵犯农民的经济权利。这都表明传统法律文化在当前农村的影响依然强大，而且其自身的一些消极因素没有得到现代化的转化而影响着农民的权益保护。

二、在农村建设现代化法律文化。加强农民权益保护

传统法律文化是我们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其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已经影响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尤其在广大农村，这种影响更不可忽视。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建设，保障农民权益，必须要在农村构建现代化法律文化，加强农民权利的保障。

第一，要加强农村经济建设，为现代化法律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构建良好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是无从建设现代化的法律文化。当前的经济落后地区多存在于广大农村，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可以促进农民参与意识的觉醒，使其政治参与能力和自主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我国农村应当要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扎扎实实地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任务，认真落实“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继续巩固并扩大对农业直补等惠农措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推进农村民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

当前农村一些基层政府干部法治观念的淡薄受到传统法律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如官本位思想、等级特权思想的影响。那么，如何遏制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呢?关键在于要努力推进农村基层民主体制改革。要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的观念，消除官本位思想以及部分干部所抱有的特权等级观念，纠正并规范乡镇政府和村干部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的制度来制约农村基层干部权力的行使，健全农村政务公开制度，强化农村政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确保农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畅通的渠道来保障农民能够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来制约政府权力的肆意膨胀与扩张。

第三，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旧因素加以改造，发挥其积极作用

篇10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农民权利保护；现代化法律文化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权益的实现和保护程度在一定意义上直接标志着我国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发展程度。因此，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历来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农民权益是指农村居民作为社会成员、国家公民享有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等各种权利和应得的利益，包括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通过新农村建设，广大农民将能够真正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不仅经济权益、政治权益能够得到改善，而且在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方面也将获得更多实惠翻。尽管我国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仍然应当看到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权益受损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影响了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应当给予相应的关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导致农民权益受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我们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研究则会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当前农村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使得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着新农村的建设；同时传统法律文化中适应农村社会的积极因素却没有得到适当地引导而影响了农民的权益保护。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农民权益保护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法律文化”在我国法学界一直被热烈地讨论着，人们发现，将“文化”的概念引入法律领域，赋予了法律更加丰富深邃的内涵。法律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但它内存于思想、制度、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通过它们表现出来。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法制的内在逻辑，它表明在受历史传统制约的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等等之中，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社会主体的法律实践和法律行为，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一个国家法制运作模式及其发展方向四。法律文化在现代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中的作用极其重要。

中国社会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受到了多种法律文化的影响，其中，对当前法律文化影响最深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典型的伦理主义型法律文化，它根植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壤上的宗法社会组织，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延续了几千年。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既存在着有利的积极因素：如重视道德教化在调节和控制人的行为方面、重视调解在解决一般纠纷中的作用等，同时也存在着阻碍法制建设发展的消极因素：

第一，伦理化特点：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非指传统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只是表明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在这种“情理法“的影响下，形成了重道德、轻法律的消极思想，使得法律依附于伦理人际关系，没有独立公正的法律调节模式。现代化的法律是在与封建和宗教专制的长期冲突中形成的，这一背景铸就了它的民主性格。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最初形成于部族之间的酷烈征战，许多法令是部族首领的军事命令，这使之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专制性。伦理化并未改变这种专制性，而是使之更隐蔽。传统的儒家伦理以阴阳为其哲学基础，将专制的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神圣化、神秘化，使仁义／礼教与杀戮／刑罚一镜两面，融为一体。因此，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在社会中竭力确认并维护等级特权制度，民主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无法产生的。

第二，集团本位特点：自西周形成宗法制度以来，中国社会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为宗法制度的推行和宗法思想的流行，提供了丰润的土壤，中国法的形成过程，也是紧紧地沿着宗族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而运行逐渐形成传统法律文化“集团本位”的特点。从现代法学观念来判断，集团本位法实质上只是一种义务本位法。在这种法律构架下，普通民众的权力是微乎其微的，民众的公、私权利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基本的轻视，集团本位的结果不只是压制了人的本性，束缚了人的解放，还限制了法律(权利)和社会的发展。

第三，无讼的价值取向：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追求的这个理想或者说价值取向称之为“无讼”，取自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的直接含义是没有或者说不需要诉讼，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所谓“刑措”。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中国传统社会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本位，导致了家庭内部成员身份的不平等，这种家庭关系进一步扩展，形成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缺乏权力制衡、公平裁决的讼争环境，缺乏西方的契约观念和法制机制导致司法黑暗等是无讼价值取向形成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无讼价值取向的主导下，中国传统法律属“政府型”抑或“义务型”法律，其价值前提是要人如何地去保障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如何地维护社会秩序、履行社会职责，至于法律能为个体的人带来何等利益、规定了哪些权利则尽量少提或根本就避之不提。受其影响，民众始终将法律视为一种工具，是一种外来的强制的力量，法律规范价值没有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准则，人们无法对法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更谈不上对法律存在任何的信仰，这种状况的存在，严重不利于中国迈向法治社会。同时为了追求无讼一味地调解，也打压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压抑了人们正当权利观念。使人们形成强烈的“贱讼”和“厌讼”心理。这一切就使广大百姓视对簿公堂为畏途。“一场官司十年仇”，能私了便私了，不幸遭讼，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好。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很多，我们只是摘其较为重要的特点作一论述。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以宗法为本位，法律与道德融为一体的价值体系，这样一个独特的价值体系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存续了几千年，它深刻地影响着广大中国人的法律心理和行为，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农民权益保护和新农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