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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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封建小农经济；小农经济起源；小农经济；农耕时代；小私有制；起源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6-0038-1

小农经济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起过巨大的影响作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我国的小农经济还依然普遍存在，并且对我国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程度依然存在，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从我们国家目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它也是我国广大农村农民发展农业的一种主要形式。因此说，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重要表现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自给自足，不去进行市场竞争与交换。从目前小农经济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来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稳定农村社会。但是对于现代的大农业来讲，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的加大，封闭的小农经济不利于抵制国际大市场的冲击。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才能使农业走上振兴之路。对此，本文分析研究了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基本内涵，并且对其起源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1 小农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

谈到小农经济，多数人对此的理解认为就是与农民种田方面的内容，因此有的人认为的小农经济是就是种植业；有的人则认为过去的经营地主也是到小农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还有的人把我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等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

对于小农经济的内涵，我们不要简简单单地从表面上去理解。实际上，小农经济是有其特定的科学的内涵的，从理论来源上来讲，这一概念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思把小农经济当做是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小生产的方式，其实它应该是特定指的是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方式。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小农经济有如下一些特点：

（1）小农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对此马克思曾经形象化地把小农经济称之为小家庭农业，也可以进一步地称之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习惯上把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称之为个体农民。

（2）小农经济的另一特点是与此相联系的生产孤立、分散和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与个体家庭为单位，这种经济与劳动生产的孤立性和分散性相适应，其具体表现为小农经济是一种小而全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农经济的表现仅仅是一种维持生计的农业。

（3）小农经济事实上是以个体家庭或者农民为主的一种个体经济，也叫小私有制经济。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小农经济是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个体经济小私有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工具相对简陋，也比较原始，虽然如此，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

2 我国小农经济的起源问题探析

从当前我们国家对于小农经济的认识程度来看，多数学者认为我们国家的小农经济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并且进一步论述小农经济的出现是封建制或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标志。如果说按照这种观点，在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国家就应该不存在小农经济，并且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中存在还是不存在小农经济，大多数学者也是不赞成的。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不但关系到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小农经济的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地关系到如何正确看待和准确把握我们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商殷到西周时期中国社会形态的如何划分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正如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以单个的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生产，这种生产以及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进行的。因此，对于小农经济的概念上，如果我们认真的进行分析和研究，就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个体家庭的形成。事实上，个体家庭的分散劳动和独立经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本人认为这应该视为我们国家最早的小农经济。

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学者对于考古研究来看，具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确实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通过相关的考古研究我们发现，我国中原地区，比如说河南、山东、陕西等地，从仰韶文化开始普遍发现小型的住房遗址。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种情况比以前更加普遍了，而且在以前的小小房子的基础上，又有了两室的房间，个别的甚至出现了套间的现象，说明比从前更加进步了。通过考古调查研究分析我们发现，住这种独立的住房的主人一定是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或者是小私有制经济的生产者。这些独立经济的个体不但具有生产的职能，而且还具有消费的职能。到了夏商时代，小农经济的历史发展遗迹依然浅析可见，从对当时的史实及文字资料的考证我们知道，我国的字诸如“众”和“小人”等的出现，基本上属于小农的范畴上加以巩固的基础上完成的。由此可见，我国西周时期的小农经济既是从属于种族的组织当中的，又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公社之中的一种原始的生产模式，这是我国西周时期小农经济的又一显著特点。

通过一些考古发现研究情况来分析，个体家庭在原始社会过末期不但已经出现，而且其独立经济已经有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就有所记载，比如说我国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就是这种小农经济的农村公社及其变体的表现，这也就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我国的小农经济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

参考文献

[1] 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J].历史研究.

1981(2).

[2]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译本).中华书局.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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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学经济伦理;封建小农经济;发展与促进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006-02

理学经济伦理是适应并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和扼制、反拔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义农耕文明基础之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从总体特征来看,它与商品经济伦理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在中国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适应并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长期处于稚嫩状态。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明代中叶的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并不算落后,生产力仍在发展,这期间理学起着维护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理学经济伦理还能适应并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因而具有进步性。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萌芽,面对新的社会变化,程朱的后辈理学家们不是努力建设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更新社会、国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导、培育日益苏醒和增长的新经济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坚持天理的封建说教,企图以扼止“人欲”为代价,用强化道德秩序的办法来达到稳定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理学经济伦理对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也就在这时,中国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开始充分暴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趋于落后,中国封建制度仍在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上继续缓慢行进,走向烂熟。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由先进滑向落后,经济伦理没有突破是一个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显。历史事实证明,理学经济伦理不可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与封建王朝一样被抛到时代的后面去了。

理学经济伦理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价值在于:促进封建小农经济发展,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中期以前主要起着积极作用,在明代中期以后主要起着消极作用。

从总体上看,理学经济伦理对封建小农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维护和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法家族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唐代中叶以来的社会变革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多层次的经济结构:从土地所有制结构来看,形成了封建国家经济、地主经济、小农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和皇帝、皇室宗亲、官僚贵族、官(乡)绅地主、自耕农、佃农等多层次的社会经济群体;从社会生产结构来看,形成了以耕织一体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条件下的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部门之间的特殊联系以及农民与手工业者、与商人的经济联系;从分配结构来看,形成了国家赋税徭役、官吏俸禄、地主地租、工商业利润以及农民劳动所得基本衣食生活资料等多层次经济利益分层。理学经济伦理把社会伦理问题与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活动纠缠在一起,将经济与伦理相重叠,最后完全从这一思维背景中提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信息和方法,将政治和经济等各种矛盾作宗法伦理的化解和处理。这样,理学经济伦理一方面像一块模板塑造出符合封建政治和伦理规范的经济人格;另一方面又像一条坚硬的河床规范着经济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以防其肆意泛滥。它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纳入它的人伦道德之网,不仅给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又加上一条伦理纽带,而且把政治上的等级关系和多层次性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体化、集权化和稳固化,从而具有极大的调节和聚合作用。

第二,适应了宗法制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基础。理学经济伦理竭力推崇家庭和家族的地位,强化家族血缘宗法关系,相信这是一种最合理的生产组织形式,由此推而广之,可以达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和谐稳定。正是中国的宗法小农经济与理学伦理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经济的繁荣。西方的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追求私利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恩格斯也强调:“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类卑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 但是理学的公利主义由于找到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因而在现实中发挥着巨大的正面作用。这个基础便是宗法制小农经济。因为在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一般会更重视情感心理的需要,集体感与凝聚力都是非常强的,家庭或家族的公利确乎具有极高的地位。应该指出,小农在一定的时期是具有很大创造力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指出:“小农的经济行为在传统农业的范畴内,他们是一种富有进取心并能对资源作最适度运用的人。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效率很高,它渐趋接近一个‘均衡’的水平。在这个均衡之内,生产因素的使用,较少有不合理低效率的现象。总之,小农作为一个经济人,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2] 可以说,对于宗法制的小农经济,只要政府能“为政以德”,努力扶植并加以保护,至少能给一条生路,他们就能够使社会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理学经济伦理的愿望。然而,尽管统治阶级都希望有这样的经济繁荣,但其贪婪的剥削本性使其不可能真正持续做到“为政以德”,天灾人祸总会把宗法制小农经济推向绝境,于是农民们铤而走险,揭杆而起。

第三,适应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这突出地表现在重农主义、均平分配原则和崇俭黜奢消费观方面。“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3] 中华民族属于农业民族,和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历来重视农业生产。重农主义作为封建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分工与产业结构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在宋代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宋代以后,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一些思想家们不加分析地一味抑“末”,则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宋代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生产力都是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没有新的科学技术的刺激,新的生产方式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社会财富的日趋集中和由此引起的贫富自发两极分化,只能使财富进一步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集中在既不劳动又不经营的寄生性的地主阶级手中,农民失去土地之后,除了做佃农或沦为乞丐外别无出路,因而不仅不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反而会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更大破坏。理学的均平分配论对当时社会财富的集中和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有助于把社会各等级分层的财产占有等差距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从而保持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对稳定,促进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暂繁荣。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4] 生产力越落后,消费水平就越低,社会越贫穷,消费结构就越简单,反之亦然。中国古代社会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生产形式,它只能提供粮食和衣料。这种小农经济的能量即使在太平盛世又能有多大呢?吃饭曾经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温饱问题至今在不少地区仍未得到最后解决。可以设想,中国古代在这个问题上会是多么艰难,正像经济史告诉我们的,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只不过是勉强解决温饱,仓库里有一点余粮,而大部分时期,除少数人以外,难免啼饥号寒。历代思想家又有多少不是以温饱作为太平盛世的根基、礼乐文明的前提呢?因此,以温饱为社会消费目标,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崇俭黜奢的消费原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情所决定的,以此作为消费伦理是明智与现实的。它缓和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稳定了国民经济;确保了积蓄,备战备荒;有利于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抑制统治阶层的奢侈性消费。

第四,适应了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需要。自从有了社会分工就有了商品交换,商业是封建自然经济必不可少的补充部分。理学经济伦理虽然轻商,但并不否认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其经济伦理思想广泛地涵摄商业行为规范。在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水平低下,市场规则不完善,加之受到种种封建特权和其他因素的干扰与阻碍,价值规律不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对商品经济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的商品交换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甚至欺诈性。理学提出的伦理道德法则作为一种作用于人的心理,作为实现社会经济心态协调统一的力量,自然有利于维持封建商业的正常秩序。商人们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促使买卖的公平进行,也愿意接受理学伦理道德教条的约束。例如封建社会后期,民间商业运行中形成的组织严密的“伙计”制度,就是我国商人利用理学经济伦理关于“人和”的文化资源,将传统的宗法家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的一项创举。商业“伙计”制度的产生,不仅给日益发展壮大的商业补充了力量,带来了利润,而且也增强了商界的凝聚力和稳定性,从而促进了古代商业的发展。不仅如此,理学经济伦理还以一种特殊方式作用于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商业行为,这就是商人们大都同理学有着世代相沿的“血缘”关系。他们中不少人自幼熟读朱熹集注的科考教材《四书》,深受理学伦理的熏陶,从小就树立了践履儒学理想的抱负和志向,只是由于在科场中累试不第,或因家庭牵累,才弃学经商,弃儒为贾。商人与理学的这种特殊关系,足以表明商人与理学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所以,商人们尽管埋头于苟苟营利的生意场上,却并没有遗忘理学的谆谆教诲,而且当他们在商场上发迹之后,其中不少人跃跃欲展少年志,弃商学儒或捐钱入仕。这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种社会荣誉,一种事业成功的装饰,又是一种难得的资本,会给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带来有形或无形的利益。单从伦理动因来看,正是因为理学既不否定商业的存在而又轻商抑商,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商业才长期处于稚嫩状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宗法制小农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极限。理学经济伦理对当时社会运行机制无条件的维护无疑会阻碍新的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从而妨害社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事实上,自唐宋以后,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开辟新的土地和提高集约化的程度来实现的。到了明代中叶,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就明显地受到了边际效用递减律的影响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2]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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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农村改革与发展

【关 键 词】小农经济/公共产品供给/二元结构

【 正 文】

一、土地制度和小农经济：“二元均衡”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变动趋势

西方制度经济理论指出，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制度绩效。因此，以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经济效率时，必须考察特定的产权安排背景。事实上，在经营方式和效率等方面，中国传统农业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与其特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在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合法的制度安排下，土地的兼并成为一种不可抑制和逆转的必然趋势。兼并者为了从土地资源中获取更多的地租收益，有最大限度扩大土地规模的激励。在一定的技术生产条件下，他会选择能够最大化其地租收益的人地结合比例，这与资本主义中企业家行为选择存在着相似之处，就是以最佳的规模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大土地所有者会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假定技术条件是一定的），来决定租佃或雇佣劳动者的多寡，吸纳或渗出农业劳动者，产生如傅筑夫将中国的土地兼并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比较研究后指出的，土地私有和兼并造就了大量的农业无产者，使中国的租佃关系中土地所有者一方能够对租税进行极端索取，对农民残酷剥削，农民只有以此作为交换才能与土地相结合，从而“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像鸟一样无拘无束的无产者”。［1］

这些农业无产者失去生产资料又不能全部被大土地所有者吸纳，就产生了极大的生存危机。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城市工商业不够发达，农业中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没有渠道渗出，游离在生产领域边缘，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和威胁统治者生存的一个群体。因此，国家就必须担负起安置流民的责任。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国有土地平均分割，给无地农民经营。这就是均田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种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意义的土地制度安排。国家将国有土地平均分配给他的编户齐民，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稳定可靠和最大限度的租税来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政局稳定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当国家使土地承担起这种农业失业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时，对于人地结合的比例是否为一定技术前提下的最佳规模，可能考虑的就会比大土地所有者欠缺得多。

马克思在论述这种小农经济时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2］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不断扩大的应用。［3］据此，长期在我国史学界就有观点认为，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不能发展的根源，甚至造成了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

近年来开始出现其他角度的分析，认为这样的经营特点造成了高效的农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赵冈就认为家庭农场是农业生产较合适的经营方式。一来是农业生产所要求的最佳规模不大，二来因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的：首先，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因此监督费用会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很多。其次，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业耕作的各个环节工作质量无法按规定的标准来逐一检查，各环节步骤质量的好坏，只能从最后收成的好坏多寡体现。这样一来，家庭农场因依靠家庭成员而具有可靠的激励机制，比大规模农业生产要有较大的优势。这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耕作方式，是在井田制私田经营中，以及土地私有后自发形成的经营方式。国家在为了安置个体家庭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的均田制度中，沿袭了这种经营方式。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多采用租佃制方式将土地租给佃农，尤其是土地规模大时，也同样体现出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家庭经营的特点来。虽然在后期土地经营中出现了雇佣制，但是根据考证对于租佃制或雇佣制的选择中，雇佣制的替代与土地所有者性质与其土地规模大小虽有一定的相关性，更重要的却是来源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傅筑夫认为在中国，土地兼并导致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伴随的是经营规模的不断缩小，经营方式的更加分散。有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农业经营的“过密化”。这种特色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依靠国家的支持实现的，这种支持一方面体现在国家通过政策（如均田、摧抑兼并等）稳定保持土地产权结构和经营方式上，另一方面，在农业领域中国家主动承担起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职能，也成为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小农经济的保障

1.传统农业中的技术创新和信息传播

前文论及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合法化对农业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产生出大量的与土地相脱离的“自由人”。这些人的存在会对政权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也还难以提供如此多的剩余产品养活过剩人口。因此，一方面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安全，“授田与民”来达到“人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能从产出中提取更多的租税收入，统治者对于能够提高授田农户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量的技术创新和推广十分重视。为此，各朝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鼓励推广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新的工具，通过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来增加总的产量。在土地授民的基础上，推广农业技术和指导农业生产成为了历朝历代统治者责无旁贷的职能。

反观中国农业社会经济史，农业技术的发明、使用和推广都深深打上了国家行为的烙印。早在汉武帝的时候，就曾在全国范围内由政府倡导新技术和新工具的采用，大力推广犁耕和新的耕作方法（代田制和区田制），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在全国推动农业生产方法的转变，从而在短期内普及了新的技术，并迅速提高了农业产量，使中国农业生产就此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

国家以完备的层级官僚体制为依托，承担起技术创新和推广的主要责任，在客观上部分地替代了市场形成的自发力量。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封建地主政权虽然不是由于管理水利灌溉而出现的东方专制国家，但在实行重农政策，保护小农经济时，却类似地采取了一系列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干预下的几次重要的农业耕作工具的发展推广使用，先进的耕作方法传播普及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足以证明这种方式对于市场自发形成的传播机制有很好的替代性。

同以上分析相映证的是，在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和传播中，最活跃的行为主体是统治者在各区域中对农业生产负责的人，某些朝代称之为农官。据史料记载，很多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的创新也多是来源于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集农业生产者、技术使用者和租税收入执行者于一身，既有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兼有国家赋予的提高生产率的职责，是当时最具有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以及传播动力和传播能力的行为主体。固然有提高国家收入的意图，但这种模式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有很高的贡献率。这也可以看作是国家为了换取收入而向在国有土地上劳动者提供的一种服务。

随着国家经济控制权力被削弱和侵蚀，均田制度的逐步瓦解，这种技术创新和传播的信息体系也因之解体了。因此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再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突破，更多地是对原有技术体系的细化和完善。相较于国家主导型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机制而言，这一阶段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值的提高，更多地体现了市场化导向的特征。

2.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

小农经济细微的生产组织和广泛的地理分布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上技术变革的麻烦，而且使得“公共物品”——水利工程灌溉设施及运输仓储等方面产生了先天供给不足的缺陷。对于自然条件不稳定、不平衡的农业大国，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保障稳定的农业产出和防止因天灾引起的农业波动，统治者以其所获取的租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社会提供必须的服务。这类服务的特征是必须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有序的协作、计划和组织，复杂的技术和相应的大规模的劳动投入，这是国家机器所拥有和擅长的能力，可以凭借整个国家掌握的资源和权力作为支撑。

固然小农个体都可以意识到这类物品的供给对其再生产的重要性，但由其能力和性质决定，组织一个系统工程所需要的交易成本（组织费用、谈判、磨擦等等）足以破灭任何一个自发的小农组织下的雄心壮志。因此在初期，这类物品的供给是完全依赖国家意志来实现的。尤其是在各朝发展农业的初期，中央集权的力量最为强大时，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大投资的水利系统工程的进行。从汉武帝至三国期间，各政权都曾普遍兴修水利。这有助于我们观测国家在对经济资源控制力比较，对其“编户齐民”的授田者的经济效率既承担后果（获取所有权收益租金与税收）又负有责任（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时，大型的水利工程、灌溉设施等有稳定、周期性和地域性增长的现象。

由于水利工程的供给是以大规模、大系统、大协作、大投入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样的国家供给部分替代了农户个体可能需要的投入。对于经济能力弱小、缺乏应对危机和风险能力的小型家庭农场，提供了较高层次的生产保障，使他们比较容易在现实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下生存。这样小规模、家庭经营、简单协作、小投入的生产方式与大规模、系统组织、高度分工协作、大投入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相配合，宏观上减弱并消解了可能因缺乏此类供给而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和经济波动，提高了农业整体产出效率和生产水平；微观上为小型家庭农业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防止了小农阶层的迅速分化，使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兼并和自由买卖的威胁下，有可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再生产，降低了自耕农阶层瓦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国家机器上精密先进极具现代生产经营特点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是大量分散细小的家庭农耕方式的简单生产单位；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中两部门的划分和两者间存在的巨大势差和隔离，他们都统一在中央集权的农业经济体系中。这两个规模、形式全然相反的二元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高效率，维护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

与技术扩散的特征相类似，我们可看到随着国家所有的土地的削减，国家“授田于民”的能力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的锐减，在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宋后），由政府规划实施的大型的农田水利设施寥寥无几。后期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致力于既有水利设施的修复与改善。这一时期可数的较大规模的工程多是在天灾人祸的背景下被动实施的，而且往往因为对人力、物力和正常耕作的妨碍而受到相关利益阶层、豪强贵族的阻挠，最终半途而废。对原有水利设施的修修补补就成为这一阶段水利建设的主流。

其次，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和水利环境的破坏相伴。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与国家权力向地方权力，主要是人口、土地和财力资源各方面的转移和分化直接相关。同国家追求的经济目标相似，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强对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责任和自身利益极其关注，使区域性、小范围的水利设施建设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由于私有权（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的强化和国家控制力的减弱，使土地利用方面的短期行为大量滋生。太湖流域就曾因豪强任意兼并和圈围，个体农民自筑腾岸止水旱，使得大圩田被分割为零乱的小圩，使塘埔圩田系统始终未得到有效的改变。

这种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混乱无序导致的农业基础设施的破坏，用现代经济学观点可以解释为“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市场失灵”。徐浩在解释为何中国华北农业由先进变为落后，在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停滞和下降趋势时，认为农田水利失修是最根本的原因。农田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灾害，使农民生命财产被破坏，是对农村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打击，即使在一般年景也使农业水平下降，粮食单位产量普遍偏低。“河防不善，庐舍难保，水利未兴，耕凿何赖，试观历年以来土地之肥瘠，烟村之多寡，以及小民之贫富，大半均由河防水利之所致，合境大利大害无过于此。”［4 ］但我们也不能小视在这一过程里中心工程中私人投资兴起的意义，这是当国家财力有限却又需要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时，逐渐发展出的一种公私合作的权宜之计。它以给予合作投资个体某种优惠政策为前提，同时投资个体往往也是当地土地所有大户，当这种合作触犯到其自身利益时，工程往往就会半途而废。

由于国家势力的变动和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这种“二元均衡”在中后期尤其是均田、屯田逐渐缩小的趋势下，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随着这种小农经济中个体农业经营和国家保障的“二元结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体现并加剧了传统农业经济及其经营模式的逐步分化衰落，直至被现代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所替代。

参考文献

［1］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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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的强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对其演变的轨迹则有不同的看法。魏晋封建论者认为战国秦汉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十分繁荣的商品货币经济时代，或交换经济时代，并强调这种商品经济是与奴隶制生产相联系的。汉魏之际的变化是从商品货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它成为封建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1] 我们认为，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尽管相当发达，但仍然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它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汉魏之际的变化是自然经济范畴内和封建制范畴内的变化。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的眼光不应停留在人口增长还是耗损，城市繁荣还是萧条，钱币通行还是废弃等现象上，还应该深入考察当时基本经济单位的经济构成及其变化。

一、 战国秦汉农民和地主的经济构成

战国秦汉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有农民，有地主，他们经营的内容和规模有很大的区别，但其经济构成基本上都是自然经济（主要指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经济（主要指商品性生产和商业活动）的结合。

战国秦汉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小农，这是史学界公认的。战国秦汉小农比之战国以前的小农，与市场发生较多的联系，按孟子的说法，他们“纷纷然与百工交易”（《孟子滕文公上》）E┟裥枰谑谐∩瞎郝蛞恍┧窃偕匦氲纳柿虾蜕钭柿希饕褪恰豆茏印匪档摹榜珩曛逐Α焙秃捍芳谐3L岬降摹盃琅V质场薄N耍┟癖匦胂蚴谐√峁┫嘤Φ纳唐罚谒堑募彝ゾ弥校丫艘徊糠治私换欢械纳煌保笔迸┮道投室烟岣叩健懊袷呈参逯取钡乃剑┟褚灿锌赡芟蛏缁崽峁┫嗟笔康氖S嗖贰T谡庵智榭鱿拢哟呵镎焦士迹鱿至肆街智八从械耐怀鱿窒螅阂皇桥寮小！豆茏?#8226;乘马》说“聚必有市”，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都是指的农村集市。二是商人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他们利用小农经济力量薄弱、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灾害各地交替频繁发生等特点所导致的地区间、年度间、季节间的丰歉不均、余缺不均，从事贱买贵卖活动。又因此有政府平籴政策的出台。小农经济的这种变化，为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最广阔的基础。不过，战国秦汉的小农经济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在总体上仍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耕织结合，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它一再为人们所称引和强调。《尉缭子治本》说：“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于］布帛，则民不困。”就是这种耕织结合的典型描述。商鞅变法规定“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第一次明确把耕织作为农民的本业。汉代皇帝的诏书多“农桑”并提，地方官吏也把耕织结合作为劝农的基本模式。不从事家庭纺织而买衣穿的农家是存在的，但不能夸大其数量[2] 。战国秦汉农民也有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的，不过并不多见。

战国秦汉的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不过按不同情况各有侧重，从而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记载比较具体的有大家熟知的西汉末年樊重的田庄。史称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是一个拥有“田土三百余顷”、“赀至巨万”的大地主，他的经营以“陂渠灌注”的大田农业为主，包括畜牧业、渔业、桑麻、果树、经济林木、手工业、商业等项目，还放高利贷。他虽然也从事货殖活动，但经营活动的立足点是自我满足各种需要，如“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以致能够做到“闭门成市”。[3] 这种类型，我们姑称之为“田庄型”。崔寔《四民月令》描述的地主田庄，也属于这种类型，但时代已经比较晚。这些记载反映的都是较大地主的情况，中小地主生产规模不会有这么大，经营项目也不会有这么多，但恐怕多数以自给性生产为主，可以划归这一类型。另一些地主从事大规模商品生产。如《西京杂记》卷四载陈广汉资业：有米二囷，分别为七百四十九石和六百九十七石；有诸蔗二十五区，可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鸱三十七亩，可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另有羊豕鹅鸭、果蓏肴蔌无算。这些产品应该主要是为出卖赢利而生产的，但从产品种类的繁多并以粮食为大宗看，其中必然包含了自给性生产，或者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这种类型，我们姑称之为“货殖型”。《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不少以“千亩”、“千石”、“千足”计算单位的大规模商品性农牧林渔生产项目，其经营者应该就是“货殖型”的地主。不过这是为了计算“富比王侯” 收入可“与千户侯等”的假设数字，并不能认为它是普遍存在的形态，也不能认为都是纯粹专业化的商品经营。其实，即使是《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大商人和工商业家，也不是经营单一的项目，而是同时经营多种项目，并往往多兼营农业。如春秋战国之际著名商人范蠡，在辅越灭吴后至齐，“耕于海隅，苦身戮力，父子治产”，“致产数十万”。后至陶，“要约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訾累巨万”（《史记越世家》）。故《盐铁论水旱》云：“陶朱为生，本末异径，一家数事，而治生之道乃备。”又如入汉以后“以铁冶为业”的宛孔氏，“大鼓铸（冶铁业），规陂池（灌溉农业），连车骑，游诸侯，通商贾之利（长途运销的商业）”（《史记货殖列传》）。经营酒业、剪刀业等工商业的“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等，也同时是“兼并役使”的豪强地主（《汉书王尊传》）。对这类货殖家，司马迁以“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以经营工商业发财致富，又以兼营农业作为其支撑和保障）来总括之，说明他们也是以某种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4] 由此可见，所谓“货殖型”和“田庄型”的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

魏晋封建论者认为战国秦汉的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是与奴隶制生产相联系的，是很可商榷的。汉代的确存在使用奴隶从事农业的事例，但如前所述，王莽、荀悦等人关于汉代豪强地主普遍采取租佃制的描述，不是举几个例子所能否定的。而且魏晋封建论者所举的例子中并没有使用奴隶从事专业化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具体证据。汉代“豪人”常兼有地主和商人的双重身分，而“豪人”以“役使”依附性人口为主，当然也应该包括主要从事商品性经营的地主在内。这并不是单纯的推测，而是有据可查的。东汉末年的李衡曾“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汎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这就是大史公所说“江陵千树橘”、“收入与千户侯等”的一例，应属“货殖型”商品经营，而他所使用的劳动力是依附农——“客”。[5] 李衡的行为并非自出心裁，在他同时和以前应该存在类似的经营模式。如东汉末年东海郡的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后来他还送给刘备“奴客二千”[6] 。“僮客”即“奴客”，可以理解为僮奴和客两种身份的人，也可以理解为身份类似僮奴的客。无论如何，糜竺家族是使用依附性的“客”从事“货殖”活动的，这正可与李衡遣客植橘相印证。如果说，这些例子时代太晚，不能算数，那么，好吧，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宁成的例子吧。宁成经营土地是当作买卖来做的，所以他说：“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他是地主、商人一身而二任焉，属于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货殖型”地主，他“致产数千金”的家当亦足以与汉代最著名的货殖家媲美。如前所述，他这种货殖型经济是建立在租佃制的基础之上的，其出售的商品相当一部分当是来自租谷，或是从租谷转化而来的。[7] 至于商品性手工业中的生产者，使用奴隶可能较多，也未必都是奴隶，甚至主要不是奴隶。例如，在深山穷泽从事盐铁生产的“豪民”，主要依靠“役利细民”，而不是使用奴隶[8] 。这些事实说明，那种认为汉代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货殖家都是利用奴隶劳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上述材料我们还可以看出，汉魏的依附性佃农，主人是可以直接遣使他们从事某种劳动的，并不等同于后世经济上完全独立的佃农，但由于书阙有间，已难考其详了。

总之，战国秦汉时代，无论农民还是地主，其经济构成都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上看，主要从事自给生产的农民数量最多，是社会的基本的生产者；在地主中，也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为主的“田庄型”地主为多；即使是“货殖型”地主，也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依托于自给性生产。因此，这个社会尽管商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仍然属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与近代市场经济相悖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价值规律虽然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以至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某种类似平均利润率的倾向，但是，广大农民和很多地主，都不是根据价值规律来行事的，价值规律并没有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这个问题牵涉广泛的方面，限于篇幅，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的研究，人们注意到在长期战乱中人口的的耗减，耕地的荒芜，城市的萧条，钱币的废弃等等事实，作了不少很好的论述，但是，对于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农民和地主的经济构成的探讨仍然不够。我们打算对此作一些粗略的考察。这一时期自然经济的强化已是公认的事实，需要讨论的，主要是农民和地主经济中商品经济成分是否已经消失？ 注释

[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何兹全：《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使中国中古社会和前后社会区别的两大特征》，天津会议论文。

[2] 参阅拙著：《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对战国秦汉小农耕织结合程度的估计》，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 《后汉书樊宏传》，《水经注》卷29《比水注》。

[4] 参阅耕播：《战国秦汉工商业家兼营农业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 《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注引《襄阳记》。

[6] 《三国志》卷38《蜀书糜竺传》。

篇5

一、股份制、商业化的金融体系脱离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不应成为当前农村金融体系的主流

商业性金融总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关联的，在农村仍是小农经济的基本背景下，商业性金融是不合适的。为此，商业化模式只能是符合一部分地区的需要，而且实践证明那恰恰是农业产业化较为发达，农村工业发达的地区。

(一)股份制商业性金融存在的前提条件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农村金融体系的主流

商业性金融有三个根本特点：以现代商业贸易为基础、与社会化大生产密切相关、与生命周期成熟阶段企业密切相关。从商业金融的发展历史来看，商业银行产生于工业革命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其最初的重点是对商品交易中的商业票据进行贴现，为商品交易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而具有成熟的产品、成熟的市场、成熟的管理以及成熟的财务制度企业才可能签发票据。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工业发展的巨大资金需求促使商业性金融进入工业生产领域，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其后，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工业生产所需资金有了更多的渠道筹集，商业性金融开始进入以个人财富积累为基础的个人金融服务领域，如个人理财、消费信贷。但这仅是在个人财富积累到相当程度以后出现的金融服务。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商业性金融是以富人、富商为客户基础的，天生就是爱富，而不是扶贫，以此促进资本的集聚。因此，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它主要适合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和达到一定规模经济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富裕农村；它是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与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没有必然联系，与广大落后的农业经济没有必然联系。巨大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特征以及生活性需求占据相当部分的农村经济，决定了商业性金融并不广泛适用于广大的农村，而合作金融、互金融、民间借贷、政策性金融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的史料也表明，自汉代以来中国农村信贷一直存在着一个“两极三元结构”，农户借贷要么是无息(或低息)的国家农贷或亲友借贷，要么就是高利借贷，利率适中的商业性借贷是长期缺位的，原因是商业性金融只能生存于经营性农场普遍建立的基础之上，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土地日益细碎化造成的生存性小农经济无法支撑商业性信贷机构的运作，即商业性金融在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缺乏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

(二)我国农村经济引致的金融需求与商业金融目标相悖，决定了传统农业地区金融机构不可能进行商业性改造

我国目前主要是土地的分散经营，没有规模经济可言，农业的资本收益率必然低于其他产业，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投入农业的资本利润率也会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必然少于社会平均水平。与这种制度对应，分散的农户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尚处于市场化进程初期，广大西部地区的农村还有很多地方仍旧处于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农产品的自给率较高，而商品率相对较低，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农业生产具有典型小农经济的特点，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种植、养殖收入、外出打工收入，非农产业占农村就业和农户收入来源的比重很小。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表现为：每笔资金借贷额度较小，但借贷笔数较多、零星分散，且季节性和波动性强，单位融资成本较高；农户的信贷需求中非生产性需求往往占很大比重，其中除一部分用于维持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外，相当规模的资金被用于购置修缮房产或是满足丧葬嫁娶的礼俗要求，贷款缺乏未来收入作为偿还保障；借贷业务要求手续简便及时，能就近办理；信用基础薄弱，农户经济基础弱，中小乡镇企业生命周期非常短暂，而且一无成熟的市场、产品，二无成熟的管理和财务制度，出生率与死亡率较高。同时，商业性金融由于天生缺陷，并不能很好地融入到小农经济的信用体系与圈层结构中，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村抵押担保缺乏的困境，也不能克服农村经济运营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在小农经济前提下，农村的大部分金融需求均不能通过商业性金融来满足。此外，还有一个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情况也分很多层次，发达地区农村是与大工业相联系的，有商业性金融在参与，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很多是地广人稀，金融机构只友农村信用社，信用社人员又很少，但负责的地域范围很大，客观上造成信用社建立基础的财务制度都难于做到，如果按商业化要求进行操作，这些信用社都要关闭，这是中国农村的又一个基本现实。

(三)商业化股份制改革的后果将造成金融机构大量撤出农村，导致农村金融服务的缺失

在商业化目标下，由于农业平均利润率远远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收益率，国有金融机构开始退出县域经济或农村经济领域，基本不再为农村或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村服务的功能严重弱化，其目标也在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之间徘徊；农村信用社作为唯一的正规的金融机构及为农民服务的机构，但由于过于强调其商业化、股份制改造、法人集中而逐步脱离农民的趋势。

二、合作制、合伙制的金融体系是当前广大农村最合适的金融组织形式

我国农村经济分散化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客观上促使农户通过互助合作以提高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互助合作组织的成长形成了合作经济的多层次、多元化扩张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农村经济生活中的货币化、信用化程度，为合作金融提供了广泛的空间，而合作经济内在的竞争力又构成了合作金融的发展基础。

(一)合作制、合伙制金融存在的前提条件为熟人社会信用的存在与合作经济的发展

合作金融是以合作制为原则，以金融资产形式参与，并专门从事规定范围金融活动的经济形式，是农民自愿成立的互社区金融机构，其前提基础是熟人社会信用的存在与合作经济的发展。首先，从西方国家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史看，世界上先是有消费合作、生产合作，后有信用合作；信用合作社的产生主要不是源于单纯的融资需求，而是来自“在正规资金市场上受到差别待遇的中小经济个体以利他(互助)换取利己(融资)”的现实可能性，其根源是交易意识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其次，与商业银行相比，合作金融除了借贷关系之外，其本身

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依托熟人社会充足的社会资本、互联合约、担保抵押等机制，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功能，它不仅强调合作成员资本方面的合作互助，还具有人员之间合作互助的功能。最后，合作金融的交易渠道主要依靠村落人际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的信任基础，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来降低融资交易成本，实现合作金融的良发展。

(二)合作金融符合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有利于降低融资交易成本

首先，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互助社社员彼此知根知底，信息对称，减少了交易成本。合作金融借贷双方具有较广泛的联系，对农村、农业、农民情况非常熟悉，对农村经济特点和产业特色比较了解，尤其是对农户、企业的信用品质、资金实力、生产经营状况等客户信息掌握比较充分。借贷双方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相似，对抵押物有较高的认同，契约的履行方式也灵活多变，因此，合作金融更适应农户的信贷需求。其次，由于合作金融交易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的关系基础上，人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体验，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现实社会问题，在他们之间极易产生同感、共识，乃至共同的价值规范，从而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采取一致行动提供现实根据，而一致行动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稳定的预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非正规金融交易远没有正规金融规范，有时只是口头协议，但其履约率却比正规金融高的原因。最后，合作金融具有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的作用，可以发挥金融组织的杠杆功能，从而促进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能够引导农村经济由分散经营走向联合经营，抵御市场风险，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合作金融通过资金联合，进一步达到购销联合和生产联合，从而将分散的小生产组织起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走适度规模道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真正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

(三)从合作金融的原理出发，整个农村属于熟人社会信用范畴，现在大力推崇的各类抵押担保方式并不适合农村

在农村抵押物担保普遍缺乏的情况下，大多数金融机构开始扩展抵押担保物的范围，创新抵押担保的形式，但是抵押担保从本质上属于商业金融范畴，与广大农村经济发展是脱离的，它并不能有效解决小农经济局限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也不能有效分散与转移贷款风险，最终导致的结果仍然是农村金融服务的缺乏与贷款成本的上升。

(四)合作金融的正确引导有利于解决农村金融的高利贷问题

从历史经验来看，民间金融的最终结果都走向了高利贷。据温铁军对15个省24个地区调查，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借贷发生率达到85％，我国农村存在很大比重的中小经济个体和民间高利借贷活动泛滥的实际情况。各地民间高利借贷活动泛滥是有多种原因，其中缺乏取代高利借贷的真正合作金融组织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民间金融组织处于地下状态必将提升其制度成本，为此，我们必须逐步放开民间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培育民营银行，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活力，同时，加强民间金融的规范，实行分类引导。

三、应遵循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放松金融管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及开发性金融的作用，重构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的发展没有现成可照搬的理论，而应该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关键是根据农村的金融需求，思考农村金融的制度供给与金融机构的目标定位，研究农村金融的改革。

(一)要在充分考虑中国农村和农村企业发展所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明确各类金融机构的定位，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作用，根据不同的需求层次与地区差异，分别加以引导，构建多元金融体系

首先，就核心边界而言，财政侧重于纯公告品与扶贫性金融的提供；政策性金融用于弥补金融市场的失灵，重点在于准公共品的提供，发放基础性与开发型的贷款，用于市场的前期开发，发挥诱导性与基础；商业性金融应侧重于批发性与大规模龙头企业贷款的发放；其他的小额贷款、中小型龙头企业、农村加工企业等贷款则由合作性金融与民间金融来解决。我们认为可以对政策性金融、财政的核心功能指定特殊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执行，而其他的金融业务则放开竞争，政府对其中的某些业务而不是机构进行扶持。其次，既然在相当部分农村地区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那么在这些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中过分强调商业化方向是不客观的，要考虑坚持把互金融发展下去，以小额信贷和合作金融为主，政策性金融积极参与，商业性金融只作为辅手段。在工业化、大农业的发达地区农村，应更多地以中小型商业性金融为主体，在起步阶段的小农经济中，以合伙制与合作制金融为主；在大城市的近郊地区，则采用多种方式并存的方式。

(二)从实现手段讲，我们必须放开农村金融管制，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增强农村经济活力，然后实现农村经济发展

中国为什么一直没能建立一个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我认为，这和过去长期的政府主导是密切相关的，而今后农村金融的发展并非一定要由政府主导。广大农村地区各个层次上金融需求的满足，客观上必须有一个自由的市场空间，政府的管制尽管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规范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组织”，其根本之策，还是我们一方面要真正结合农村市场的特点，打通融资的渠道，对于民间的各种融资行为给予科学正确的引导，适当放宽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适度扩大对民营资本及外资的开放程度，吸引多种属性的资金进入；另一方面，探索建立真正的由农民自己按照互助制度组织起来的、风险分担机制健全的农村金融组织，并探索跨地区及各类农村合作组织的合作方式。同时，放开农村贷款利率管制，增加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灵活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金融机构的退出创造条件。

篇6

关键词：江南 市镇 市场

牛顿说：“我不知道世界把我看作什么，在我自己看来，我好比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孩童，往往因为拾到一个比普通更光滑的卵石，或者一个比普通更好看的贝壳而高兴，但那一望无涯的未经探索过的真理的海洋，仍然横在我的面前。”关于江南市镇市场研究，前人已做了相当深的功力，笔者仅将对此的一点体悟表达出来。

一、 江南市镇概貌

1．江南市镇的历史背景

江南市场的起源约有3000年的历史，商末太伯仲雍“南奔荆蛮”创立吴国，经营梅里，造就了经久不衰的江南名城苏州。隋唐五代是江南城镇形成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一方面县级城镇向更高层次演进，纷纷上升为州治；另一方面城镇体系在空间上进一步向上海地区延展。入宋，江南城镇体系发育日趋成熟，明清时达到鼎盛状态，主要表现为乡镇的油然勃兴。因此，以农村集市为基础，以城镇市场为主体，以区域性大都市为核心的江南区域市场体系在18世纪中后期已基本形成，仅2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只是市场体系内部的局部变化。

2．江南市镇的地理格局

江南区域市场的空间布局，从宏观上看，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江南北受到长江围裹，南有钱塘江自西南向东北方向的切割，东面为黄海、东海，地形略呈直角三角形（宁沪为斜边，沪杭、宁杭为两直角边）。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即为江南区域性大都市南京、上海、杭州。

近代江南市镇在区域结构上，从传统的以中小城市为中心的布局逐渐产生向大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聚集的趋势，这与江南区域经济中心的变更是吻合的。正像包伟民所论及的那样：“由于象上海、宁波、无锡这样近代工业大都市的兴起，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对周边农村地区形成极大的向心力，传统的以州县阶层结构为基础、以运河城市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农村市场结构，逐步转变成了以上海等近代都市为中心、阶层更为简单化的市场结构。”①

二、江南市镇的构成及功能

1．江南市镇的构成

中国的自然及人文环境复杂，市镇类型存在区域性差异，应该细致甄别。定期、间断或临时集会的贸易市场为集市，集镇是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心所联系的农村是它的“乡脚”。若干小集镇以某一大集镇为中心，经过两三个层次达到一个城市。若以行政级别划分，则有县镇、乡镇，乡镇之下为村。②从研究现状看，费氏所作的层级划分大体上可以放大至整个江南。

笔者认为江南区域市场由集市、镇市、城市三种贸易体系构成。区域性大都市，是指在区域市场居主导地位，起调控作用的区域中心市场。在江南区域市场中，处于区域性大都市地位的城市，曾经历了不断的沉浮与变化。

2．江南市镇的功能

乡村集市是整个市场体系最基本的层次。从贸易网络观察，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流向更高级市场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进口货物向下流动的终点。乡村集市的主要功能是保障供给，满足附近各村农民家庭购销商品，调剂余缺的需求。因此，用市场的眼光观察，江南农村社会自给自足的细胞不是农民分散的家庭，也不是自然的村落，而是这种分散的乡村通过贸易关系联结起来的乡村集市共同体。

乡村集市向集镇的转化，除了经济的因素之外，与地理位置有密切的联系。这一因素规定了一些乡村集市只能承担人们的初级交易。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集市都能向其高级形态转化的。然而并非所有的乡村集市都有必要转化。在一定区域内，规模、功能、服务范围不同的乡村集市和集镇，通过地域、功能上的竞争和互补，构成区域内集市系统的层级结构，相对稳定地维系着该区域内的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乡村集市向集镇转化使一部分人走出了村庄，定居于集镇，依靠交换，过着市场化生活，改变了依靠自然的直接物质交换的田园生活方式，为乡村社会城镇化迈出了第一步。

市镇随着时展有了新的功能。明清以降，市镇的中心地功能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加之势。以江南为例，明中叶伊始，以市镇为单位的区划观念萌生，但多借助巡检司等县级以下行政组织的管辖区来界定其范围。清中叶以后，以市镇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地方行政运作，相应取得了与此前凌驾其上的赋役敛派机构同样的地位。

三、江南市镇的特点

根据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发生在原始社会时期，处于萌芽状态之中的、偶然的产品交换，此为原始市场；以物物交换为主要特征的产品交换，是简单商品市场；以一般等价物和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其市场形态表现为一般商品市场；以广泛的信用为基础、以发达的商品流通为主要特征的市场是现代市场。简单商品流通与发达商品流通并存，一般商品市场与现代市场并存，是江南区域市场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四、江南市镇发展的条件

列宁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③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水平，便决定了江南市场的发育程度。

市场的发育，以商业化农业的发展为基础。江南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种植的兴盛。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另一方面，农民收入的增加，扩大了市场的购买力。在近代社会，农民的购买力的变化时市场盈虚消涨的决定因素。所以，商业性的发展是市场繁荣的基础。

五、江南市镇目前存在的问题

现代农业工具的使用程度较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十分缓慢。小农经济固有的韧性结构，限制了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发展，农产商品满足不了工业化的需要，迟滞了工业化的进程，继而造成工业商品在市场商品总量中的比重无法迅速扩大，市场淡旺季的情况便得不到改善。

江南区域市场，孕育于小农经济结构中，这种经济结构式小农业、小手工业和小商业三位一体的紧密结合。小农经济固有的结构，不可能容纳现代商品市场，那种“小商品、大流通”的观点是难以立足的。要构建大流通格局，必须改造“三小”产业。否则，建立在分散的、手工操作为主的小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之上的市场，只能是低级的小商品市场，无法适应农业化与工业化的巨大需求。

注释：

①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②：《论小城镇建设》第86―91、171―172页。

③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参考文献：

[1]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任放：《近代市镇研究的回顾与评估》，《近代史研究》2008年2月版。

篇7

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各大宗教都有所发展，尤其是作为国内五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其发展规模及速度都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并且其信徒人数的增长也是令人瞩目，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信徒的人数增长速度较快。这一现象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指出，农村基督教带有功利性特点。

一、功利性的体现

在农村基督教信徒中，信教功利性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寻医治病，祈求身体健康。在农村地区，医疗条件较为落后，使他们看病成为困难，生病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极为担心的事。在《圣经》中记录了有关稣在传道途中给贫穷残疾者治病的故事，据圣经《新约》记载：公元28年，耶稣在加利利开始公开的传道和治病活动。因而他们相信只要诚心向主祈祷，主就会保佑他们，使他们的病得以治愈。例如杜景珍在对苏北某村庄的基督徒调查中发下因谋求上帝保佑合家健康而入教的占75%，“靠主得平安”是这些教徒的普遍信仰，认为靠主是病愈的根本原因，吃药只是治病的辅助行为。在许多地方，只要有一个人因为信仰基督教而其原有的疾病痊愈奇迹发生，就能够带动一家人、一族人、一村人甚至一个地区的人皈信基督教。①

2、孤单寂寞，寻求精神寄托。近几年来，尽管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较快的提高，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仍然较为单一，很多地方的基层组织村委会基本上很少组织一些社会娱乐活动，难以满足他们越来越高的精神生活，从而使他们感到精神空虚。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农业机械取代了大部分人力劳动，使他们的农忙时间减少，空闲时间增多。并且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很多子女不再与父母共同生活，使得他们的情感联络和经济往来减少，导致孤独感的产生。而教堂教会经常组织一些宗教活动，如:唱诗班、做礼拜等，从而提供给他们一个聚会和娱乐的场所，排解心中的孤独。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对基督教的聚会和仪式有兴趣，而对基督教的本质和精神了解的却不是很多。

3、自身遭遇不幸求指引。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各种挫折，当他们无力改变时，就会救助于神灵。而对于他们来说上帝不过是自己原来信仰的神仙菩萨而已，因此总是认为上帝是有求必应的，希望上帝能够改变自己不幸的人生。②

4、祈求平安消灾免难。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情况发生，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有旦夕祸福”，人们将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归为神的领域，希望祈求上帝，从而得到帮助。

5、祈求衣食。虽然当今经济发达，但是在农村地区，物质生活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她们希望通过祈求上帝，来获得更好的丰收，来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希望自己也不愁吃穿。

二、功利性特点产生的原因

信徒这种从功利目的出发而信仰基督教的现象，必有其原因。下面做以简单分析。

1、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首先，中国民间信仰自身除其普遍性、分散性、自发性之外,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即强烈的功利性与实用性,这些特征也影响了中国人对其他宗教的信仰,也就是说,中国人对宗教的信仰,也具有了某种强烈的功利与实用特征，正可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事到临头抱佛脚”。其次，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早已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代思想理论界并不讨论神的问题，也不讨论人与神的关系问题，重人事轻鬼神，重实用轻思辨。③这导致了民间信仰以祖先崇拜为重心的特点。而基督教是一个“不敬祖宗及诸神灵”④的宗教，因此基督教在传教的过程中，必须经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融合，走上“本土化”的道路,例如在祭祖问题上、节日礼俗、婚丧风俗等方面，将基督教的节日与中国风俗习惯相折衷，这让原本对基督教陌生的民众产生了熟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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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2014三明质检)《历书》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农谚:“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材料中“清明”作为节气主要是因为()

A.祭祖扫墓 B.踏青游玩

C.农业生产 D.政治清明

解析:C　清明时节,万物皆显,适合农种。故“清明”作为节气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

2.“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汉书·食货志》),通过这则材料可以说明统治阶级的“重农”目的是()

A.防止田地荒芜,加强田间管理

B.控制农民人身自由

C.重视在田亩投入人力以提高产量

D.鼓励农民专心生产而不违法乱纪

解析:B　材料信息的意思是: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可见,作者主张通过“重农”以达到控制农民人身自由的目的。

3.(2013北京西城测试)据考古发现,在战国中晚期的墓葬中,河北兴隆县一次出土铁范87件,大多为农具范。河南新郑韩国铸铁作坊遗址出土陶范300余件,其中农具范占60%以上,出土铁农具200多件,占全部铁器的63.5%。说明战国中晚期在上述地区()

A.铁器开始用于农业生产

B.铁犁牛耕是主要耕作方式

C.生产中普遍使用铁农具

D.铁农具制作技术臻于成熟

解析:C　本题考查学生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能力。题干中“铁范87件,大多为农具范”“铁农具200多件,占全部铁器的63.5%”等信息表明战国中晚期在上述地区铁制农具被普遍使用。A项不符合题干现象,B、D两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4.(2013长沙测试)中世纪中国财产继承主要实行均分制度,据记载:“今(南朝宋时)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至清代……大江南北其子有余财而不养父,弟有余财而不养兄者比比也”,以上材料主要反映当时中国的家庭()

A.结构比较复杂

B.一度严重缺乏道德责任感

C.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限

D.具有很强的再造和裂变能力

解析:D　小农经济下,一个家庭的男丁成年后如果“兄弟异计”,就会分家脱离原来的集体,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家庭单位。“大江南北其子有余财而不养父,弟有余财而不养兄者比比也”明显体现了在中国传统宗族社会里,家庭具有很强的再造和裂变能力,这是由小农经济决定的。材料没有强调家庭结构问题,排除A项;材料不是在谈道德问题,而且B项中“严重缺乏”表述不符合史实;宋学形成,儒家思想大发展,排除C项。故选D。

5.(2013洛阳统考)北魏均田制实行后,文献中出现了“庄园”一词,被指私人圈占的成片土地。唐代均田制实行后,“庄园”一词的使用更加普遍。据此可知()

A.均田制导致土地集中现象加剧

B.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不限制土地买卖

C.均田制未能杜绝土地兼并

D.封建小农经济日益被大庄园经济取代

解析:C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材料的分析理解能力。北魏实行均田制主要是为了限制土地兼并,但文献中出现了“庄园”一词,说明仍存在土地兼并;唐代均田制实行后,“庄园”一词的使用更加普遍,说明均田制未能杜绝土地兼并。

6.明朝时,“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地主与佃农之间,“交租之外,两不相问”。对此现象分析不正确的是()

A.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慢慢分离

B.佃农有较大的生产自主权

C.有利于调动佃农的生产积极性

D.地主与佃农间存在雇佣关系

解析:D　由材料可知,土地所有权属于地主,土地的生产经营权掌握在佃农手中,这有利于调动佃农的生产积极性,A、B、C三项分析正确。地主与佃农之间存在的是租佃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故D项错误。

7.(2013苏北四市联考)《汉书·贡禹传》载:“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盛衣物或饭食等的方形竹器),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材料反映汉代()

A.官营纺织业技术水平高超

B.政府鼓励民营手工业发展

C.官营纺织业规模大耗资多

D.手工业产品大量投放市场

解析:C　“三服官”是汉官名。从材料信息可以看出汉代官营手工业规模大,耗资多。故选C。

8.(2013晋商四校联考)《吕氏春秋·孟冬纪》关于秦代官营手工业有这样的记载:“物勒(刻画)工(制造者)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这表明秦代官营手工业()

A.产品做工精美 B.质量管理严格

C.生产不计成本 D.产品不入市场

解析:B　材料体现的是秦代官营手工业中实行产品刻名负责制,反映其对质量管理严格。A、C、D三项在材料中没有涉及。

9.(2013洛阳统考)《登州府志》记载,“纺织花布,以自衣被。穷乡山陬(山脚),无问男妇为之,其织作须织工。勤有余布,亦兼鬻(卖)于乡市,复有布贾贩之城市”。这反映出当时登州()

A.自然经济解体

B.家庭手工业发展

C.民营手工业向农村扩展

D.出现经济区域分工

解析:B　材料大意:登州府家庭棉纺织业相当普遍,生产的布料除自给自足外,还卖到乡里的集市上,再由布贩转运卖到城市去,因此B项正确;A项表述错误,C、D两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10.(2013浙江模拟)明代,广东省规定炼铁“定山主以为炉首,立炉首以为总甲,收土民以为丁伴,择荒郊以为冶所,严巡捕以为约束,明保勘以为清查,时启闭以为聚散,定丁数以为撙节”。这反映了明代()

A.“重农”政策有所松弛

B.官营手工业仍占主导地位

C.政府对冶铁业的管理很严格

D.在冶铁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解析:C　从材料中的“定”“立”“严巡捕”“明保勘”“定丁数”等表述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对冶铁业的管理十分严格。A、B 两项与史实不相符合。D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11.(2013湖南联考)宋代吴处厚曾说:“蜀有痎市,而间日一集,如疟疾之一发,则其俗有以冷热发歇为市喻。”这段话反映的是()

A.宋代蜀地疟疾流行

B.宋代的集市贸易十分繁荣

C.“市坊”制度已经被彻底打破

D.宋朝经济没有能均衡发展

解析:B　材料中的“痎市”指隔日一次的集市。材料之意是在四川有一集市,每隔一天进行一次贸易,该地就好比得疟疾的病人一样,忽冷忽热。由此可以看出材料反映了宋代集市贸易十分繁荣。

12.(2014咸宁四校联考)北宋真宗时期通行的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益州16家富商联合发行交子。南宋绍兴三十年“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对该材料理解准确的是()

A.宋代纸币取代金属货币

B.会子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

C.长途贩运贸易开始出现

D.纸币从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的过程

解析:D　A项“取代”说法错误;B项“世界上最早”说法错误;C项“开始出现”说法错误;题干描述了纸币从北宋出现至南宋发展的过程:富商联合发行——初命临安府印造,D项正确。

13.(2014泉州质检)明中叶学者王世贞说:“徽地四塞多山,土狭民众,耕不能给食,故多转贾四方。而其俗亦不讳贾。贾之中有执礼行谊(注:意为儒学修养高)者,然多隐约不著,而至其后人始,往往修诗书之业以谋不朽”。材料不能说明()

A.地理环境不利农业,是徽州发展商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B.商业致富和科举仕宦,是当时徽州发展的两个重要支点

C.徽商重儒入仕,体现近代商业和封建权势结合的特点

D.用经商所得厚利,让子弟业儒入仕是徽商的终极目标

解析:C　材料大意是徽州地区四面多山,地少人多,粮食供应不足,故人们多从事商业。并且当地的风俗也不轻视商业。商人之中的儒商在经商致富后,其后代往往以研读诗书、科举入仕为目标。故A、B、D三项材料能够体现。C项中“近代商业”的表述错误。

14.(2013宁波测试)据《明经世文编》记载,“延绥镇兵马云集,全赖商人接济军需,每年有定额。(政府)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领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然后前去江南盐运使司,领盐发卖,大获其利。”材料反映出明朝的晋商()

A.获得了全国的食盐专卖权

B.以诚信为经营原则,以义取利

C.掌控了国家军政大权

D.得到官府庇护,获取高额利润

解析:D　材料反映了晋商在政府庇护下,贩卖盐、粮给军队提供军需,“大获其利”,D项符合史实。A项中“全国”说法错误;B项材料没有反映;C项曲解了材料。

15.(2014皖南八校联考)史载,宋朝湖州农民“以蚕桑为岁记”,严州“谷食不足,仰给它州,唯蚕桑是务”;太湖洞庭山区“然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颖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称香菜门”。上述材料最能说明()

A.政府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B.商品自由流通程度很高

C.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性农业发展较快

D.农业精耕细作,剩余产品大量商品化

解析:C　从材料湖州“以蚕桑为岁记”、严州“唯蚕桑是务”、洞庭山区“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蜀之茶园……不殖五谷,唯宜种茶”等可知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性农业发展迅速。A项与史实不符;B项材料无体现,D项与材料“谷食不足”不符。

16.中国古代政府历来对商业发展严格控制,下表为明清时期各地商业集市变化统计表,表中数据说明,自明朝嘉靖至清朝道光年间()

A.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

B.南北经济交流日趋频繁

C.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D.州县集市的密度北方超过南方

解析:A　由表格资料可知,州县集市密度应是南方超过北方,D项错误;B、C两项在材料中体现不出来;明嘉靖至清道光年间集市数量迅速增加,反映出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广泛发展,A项符合题意。

17.(2012年北京文综,12)秦汉至明代,商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阶层认为商人()

A.不事生产 B.不尊儒术

C.不敬宗族 D.不纳租税

解析:A　本题考农抑商政策。在生产力比较低的情况下,统治者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既可以保证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也可以防止农民自由迁徙,保证地方社会治安和稳定,而抑制商业,主要是因为商人有投机行为,却不事生产,不利于管理和维护统治,B、C、D三项不符合史实,正确答案为A。

18.(2014湛江二模)明朝曾有官员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寇与商都是日本人 B.海禁的积极作用明显

C.海禁加剧了寇患 D.应当加强海禁政策

解析:C　关键信息“禁之愈严而寇愈盛……”,是说禁商越严,寇就越多,结合明朝对外商业政策可以得出答案为C。

19.(2013湖北联考)“帝王们也是‘经济人’,也要追求效用化,他们的政策‘选择’也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按此观点来解释“重农抑商”政策的话,下列结论中可以成立的是()

A.“重农抑商”政策实现了古代经济政策效用的化

B.“重农抑商”政策始终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明智选择

C.“重农抑商”政策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时的必然选择

D.“重农抑商”贯穿于中国古代史

解析:C　重农抑商政策曾经在中国古代起到积极作用,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该政策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排除A项。B项中的“始终是中国古代帝王的明智选择”与史实不符,可排除。商周时期,国家曾采取鼓励政策,支持商业的发展,战国时期,为了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时,首倡“重农抑商”,排除D项;C项表述正确,符合题意。20.(2013临沂模拟)康熙五十六年,清政府下令禁止人民前往南洋贸易。一位学者曾经指出:“沿海居民……深知水性,惯熟船务之舵工。水手不能胜任担负重物,以谋得一朝之食。或走险海中,为贼驾船,图目前糊口之计;其游手无赖,更无所事事。”这位学者认为海禁造成()

A.国家海防力量有所增强 B.科技发展逐渐停滞

C.政府无法掌握国际变化 D.人民就业机会缩减

解析:D　本题考查学生材料分析能力。材料表明沿海居民惯熟船务,多为舵工水手,海禁后沿海居民或走险海中,为贼驾船,甚至很多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人民就业机会大大减少。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21.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它既是一个生活组织,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它还曾经是一个权力组织。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注:指规模大且具有权力组织特点)。

——《乡土中国》

材料二　16世纪一位英国面包师的家庭构成(家庭手工作坊)(单位:人)

男主人 女主人 孩子 帮工 学徒 女仆 1 1 3 4 2 2 ——根据哈罗德·帕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

材料三　在英国至少从1530年开始,他们已不再认为独身是一种美德,相反,他们认为婚姻是由上帝创立的……他们主张把宗教和家庭联系起来,过一种理想的宗教家庭生活,也就是说,宗教信徒除了去教堂礼拜与圣餐外,在家中也进行祈祷与阅读《圣经》。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9年第04期(作者:蔡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在乡下,家庭很小的经济因素是什么?(3分)中国古代一些家庭规模大且具有权力组织的特点,请结合古代政治史分析其制度根源。(3分)

(2)现代家庭是亲人居住、消费和情感寄托的单位。根据材料二指出16世纪的英国家庭还有哪些更宽泛的功能?结合所学知识,阐明这些功能在现代家庭中衰退的原因。(6分)

(3)材料三中的“他们”指哪类人?结合所学知识,英国宗教家庭生活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4分)

(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家庭,试分析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4分)

解析:第(1)问第一小问应从小农经济下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基本单位,规模狭小,分工简单,生产方式落后,小农经济具有脆弱性等角度进行思考;第二小问结合所学可知应是西周宗法制影响的结果,宗法制下家庭内部成员既有血缘关系,又有政治隶属关系,是导致“一些家庭规模大且具有权力组织的特点”的制度根源。第(2)问第一小问据材料二面包师的家庭是一个手工作坊,有“帮工”存在,说明有生产功能,有“学徒”,说明还有技能培训的功能;第二小问联系工业革命后现代工厂的出现思考回答。第(3)问依据“英国”“1530年”“主张把宗教和家庭联系……”可以判断“他们”的身份;“变化原因”可联系宗教改革进行分析。第(4)问注意题干中限制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和“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分析作答。

答案:(1)经济因素: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或具体描述小农经济的形态);(2分)经济条件有限。(1分)

制度根源:西周实行宗法制。(2分)将血缘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形成宗族(家族)观念。(1分)(答“封建制度”给1分)

(2)功能:生产单位(或经济功能);(1分)技能培训。(1分)

衰退原因:工业革命;(2分)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1分)工厂制度取代手工作坊。(1分)(如答“学校教育发展”亦同等给1分)

(3)指:新教徒。(2分)(或清教徒,或加尔文教徒,或路德教徒同等给2分,若答新兴资产阶级只给1分)

原因:宗教改革;(1分)形主义宗教观(或宣扬“因信称义”)。(1分)

(4);改革开放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进城务工成为趋势;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人口自由流动加快。(每点2分,答出任意2点即可得满分4分)

22.下表是某中学历史研究性学习课上,三个研究小组展示的材料和所得出的结论。

组别 材料 结论 甲组 废除丞相以后相当于丞相地位的官员享有权力范围的变化

时期

职位

所享有权力范围

明代中

叶后

内阁

首辅

拥有票拟权,但不是合法的宰相,地位受到挑战

清代

军机

大臣

承旨拟写,上传下达,备皇帝顾问

君主****空前强化 乙组 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丙组 永乐二年正月,禁民下海。时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舡,交通外国,因以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发“迁海令”,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四十华里,并且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装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

夷货非衣食所需,可谓中国不缺耶。绝之则内外隔而构之衅无由生矣,夷虽欲窥伺我也,何可得哉 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禁绝一切海外贸易 请回答:

(1)上述三组结论,哪一组有明显错误?试阐述你的理由。(2分)

(2)其余的两组结论,哪一组可以从材料中直接推导出来?哪一组不能从材料中直接推导出来?请分别说明理由。(10分)

(3)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资本主义的前夜”,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当时中国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8分)

解析:第(1)问是对基本概念的考查,据所学知识容易作出判断;第(2)问主要考查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资本主义萌芽”最基本的特征是雇佣关系,而这一点在图中不能直接推导出来;第(3)问实际是考查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未能推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原因,注意题目要求“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材料中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层面,依据所学知识补充思想领域未能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因素。

答案:(1)丙组: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不是禁绝,而是严格限制对外贸易。(2分)

(2)甲组可以从材料中直接推导出来。

明朝的内阁和清朝的军机处都是中枢机构,但内阁首辅与军机大臣都无决策权,进一步加强了君主****统治。

乙组不能从材料中直接推导出来。

篇9

它与刀耕火种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农业不同。热带雨林农业烧毁了大量的森林，3～5年内便耗尽了地力，农民不得不再次迁移。其环境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它与我国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农业也不同。水土流失、植被破坏以及区域的长期贫困，是黄土高原农业的主要特征。

它也不同于规模农业、集约化农业，依靠大量的农药化肥的投入，造成土壤的板结、水环境的破坏。千年以来，江南水乡一直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为富庶的农村地区，也是生态环境最为精致的地区，引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赞叹。

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冲击下，江南水乡农业迅速衰落。昔日创造、维护着优美的生态环境的农业，也变成了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甚至已经忘记，江南水乡的农业哺育了灿烂辉煌的江南水乡文明。

农业生产方式与水源地保护

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部门，也是最古老的人-水关系的载体。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进入到基于大量能源投入的现代农业。

它对水环境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总体而言，直接的影响包括：

大量的农业水消费。全球范围内，农业用水比例超过70%；且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用水比例都很高。例如同样属于稻作文化的日本，农业灌溉用水占水资源占有量的70%；OECD成员国农业用水比例超过40%；在我国，超过70%的水资源是农业部门消耗的。

高强度的化肥和农药使用，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我国2010年首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报告称，农业源已经成为我国水环境主要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过量的农药化肥施用，造成土壤板结、水土流失以及自然生境的破坏，导致了农田等生态要素的生态服务功能的萎缩和下降。

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闸门打开以后，农村青壮劳动力涌入城市，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青壮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农村基本上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不可能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可避免地，化肥、农药等能源物质的投入开始了对劳动的大量替代。同时，受制于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和非常有限的耕地，农业的生产经营依然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这就意味着有效的管理、监督或规制都面临着非常高的成本。

而且，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被“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也就是说，农村成为城市发展的“副产品”，其社会经济的综合价值被削减为提供建设用地的价值；无论农村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强烈的贴现未来的倾向；传统的社区集中瓦解，基层组织行政化的色彩日益浓厚，甚至演变成为乡镇政府的行政分支。

农村社会的剧烈变革，主要影响之一便是社区公共物品的供应机制被打破：村民失去自制机制，而政府的大包大揽覆盖的范围和效率都非常有限。由于环境物品基本都是公共物品，那么水环境状况的恶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在江南水乡的发展历史上，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非但不存在当前的各种问题，反而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江南水乡文化，诞生了中国最为富庶的水乡农村，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

相比而言，世界上其他著名的农业文明要逊色得多：两河文明衰退，尼罗河和黄河三角洲已经面目全非。作为维系几千年而不退化的农业系统，江南水乡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是高度和谐而可持续的人类生态系统的楷模。

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

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江南水乡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

相关的研究发现，江南水乡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首先是江南水乡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

即使从春秋吴越时期算起，数千年的大区域网状水利建设持续改造着江南水乡农村社区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一般农业经济，尤其是中国古代，小农意识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各家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美国人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其著作中曾指出，中国的农村居民缺乏公共意识，乡村缺乏公共物品。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自给自足、严重缺乏公共物品意识。于是在许多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成为了普遍的“公地的悲剧”。

但是，传统的江南社会，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维护，以及相应的利益分配，都要求协调、合作、互助和宽容。州县河道、乡村水网和各种堤坝，是人们生活、生产、出行、运输、防灾的依靠，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盛衰存亡的公共系统。

这种重大的公共物品，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其建设和维护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社会发动机制，客观上会不断影响人们的公共物品思想。

因此，有学者认为，江南水乡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强调公共意识的。长期对这一巨大系统的维护除了组织、协调和管理的要求之外，还对这一地区的个人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评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修桥铺路是乡间邻里最为认同的义举善举，雨天被行人踩坏的路面，天晴后总会有人加以修缮。这就充分保障了社区层面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发挥到极致

其次，江南水乡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发挥到极致。在江南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传统社会过低的人口密度是难以维持的。粗放的广种薄收不会比精耕细作有效。本质上，这还是与水网体系有关。

水网非自然所赐，而是地区社会集防灾、交通、灌溉和供排水为一体的基础设施。既然是基础设施，就要求供给的效率，要求人口的集中。而人口的集中则要求对土地相对于当时的集约经营。所以即使在古代，江南水乡农作精细化的趋势也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这种对精细的追求成为一种传统，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过去，田埂不整、农具生锈、路面不平、穿戴不洁，都是不光彩的事情。即便是贫寒之家，干净会受人尊重，邋遢会遭人耻笑。锦绣江南其实就是这种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的果实，而非大自然的恩赐。

水与绿是聚落的主旋律

与中国多数传统农业地区不同，江南传统农村，在个人、家庭、村落，都更为注意对个性的追求。人们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比赛谁更别出心裁，谁更不同凡响，织布、编织、竹木手艺、耕作、酿造，都是如此。没有特色就是平庸，不会获得邻居的尊重。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村村有特点，镇镇有特点。

此外，江南地区是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水与绿是聚落的主旋律。无论宅院还是村落，都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人类生态系统。乡间民居往往同时具有生产和生活双重功能，对自然要素的利用和保护发挥到极致。抗旱、防涝、御寒、避暑，各种功能和谐地统一。

经典的农宅通常由一条宅沟环抱。为了抗台防涝，故开掘宅沟的泥土用以填高宅基，具有避洪作用。理想的农家住房是白墙黑瓦。地上也许铺以青砖，也许就是泥土地面，但都会被勤劳的主人打理得平滑如镜。屋后则竹林环伺、林木葱茏，那既是主人的财富，又是抗风、防寒和避暑的屏障，还代表着主人的品位。

这样的布局也许不被“现代”的规划者看好，但实际上效益极高。沟中的鱼虾，树荫下鸡舍猪圈，竹林的春笋、夏日的林荫和主人工余饭后的竹制品，农宅中的一切都那么和谐，看不到丝毫浪费。能不能实现“零排放”的争论，放在彼时的场景中，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江南的农宅，本身就是一种零排放系统。

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割裂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江南水乡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较彻底的破坏。

导致这种损失的思想根源，是认为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无论其形式和内涵，都有固有的正当性，可以肆无忌惮地割断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凡是现代的、城市的就是好的，传统和保守被视为绝对意义上的落后；过度的物质主义使我们将所谓传统文化局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范畴，限制在可以货币化的方面；对于城市化、现代化引发的各种问题，试图以技术的进步和工程的建设，替代自然的生态服务功能。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摆脱了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约束，但是传统生产生活中，人与水、人与土地乃至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情感认同等等关系都被割裂了。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水环境在内的自然被滥用的趋势很难避免，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复兴的展望

江南水乡的生产生活方式，归根到底表现为人与水、人与土地乃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

传统模式下，人与水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对水高度依赖。失去水的支撑，生产和生活都无法运转。同时人的活动也在改变着水，使得相对有限的水资源能够承载越来越密集的人口。然而，这种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正逐渐扭曲。

人对水的利用程度不断加强，但人与水之间直接的关系反而越来越远。当人们开始不再喝河里的水，当人们甚至不再种田、无需灌溉，更无需坐船出行时，人对水的密切关系就已经消失了。而人对水的利用就逐步变成对水资源的滥用。

曾经非常紧密的江南水乡人水关系，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被不断疏远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区域人民群众整体落后的生活状态，降低了老百姓对自然的依赖，同时也疏远了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往往环境友好的方式出现在一些对生态环境依赖程度较高的、产城经济发展相对协调的地方。以江苏宿迁市为例，这个三湖三河环绕之城，依靠难以复制的湿地生态环境，酝酿出高度仰赖优质水源的白酒产业。如开创绵柔品质先河的洋河酒，必须依赖独特的生态环境所造就的天然小分子水才能生产。人与水、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里，成为支撑城市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未来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研究人造资本（尤其是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即无臭化、省力化和无害化。这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日本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例如每个村都配备了简易高效的堆肥设施；农业生产已经没有十分繁重的劳动，即使老年人也能够轻松胜任。实际上，日本和欧洲许多发达国家，由于老年化的影响，老年人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力。

此外，还必须加强对农村的人力资本的投入。其核心是教导农民如何科学施肥。为此需要重建我们当前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建立深入田间地头的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同样以日本为例，在日本，每个村均配备了若干名营农指导员，为日本农业一村一品运动的成功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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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投入品价格；人民币汇率；生产规模；经营方式；比较优势；柑橘

中图分类号：F30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4-0092-10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园艺产品生产与出口大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园艺产业发展迅速，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现。据统计，2010年全国园艺作物总产值约14 118亿元，占全国种植业总产值的46.12%，而占全国经济作物总产值的71.74%以上，出口额达148亿美元，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46.25 %，而占世界园艺产品出口总额的6.64%，在我国种植业收入中仅次于粮食作物，已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尤其是柑橘业已成为我国福建、浙江、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重庆等省（市）、自治区一些农村中重点发展的特色水果产业，在改善人们饮食结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保障国民身体健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进果农增收、扩大城乡居民就业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应该看到，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发展，我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已经丧失，而劳动密集型园艺产品的比较优势也在下降，尤其是柑橘等水果类产品伴随着农业投入品价格持续较快上涨，其生产成本不断增加，生产价格乃至出口价格逐渐上涨，对我国柑橘国际竞争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测算，2001～2010年，我国化肥、农药、农村劳动力价格年均分别上涨7.41、2.01、31.84个百分点，加之人民币趋势性升值，导致柑橘出口价格年均上升4.85个百分点，使我国柑橘等水果类产品生产与出口面临严峻挑战，事关我国园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广大农民收入增加。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农业投入品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园艺产品（柑橘）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对于降低园艺产品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益、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园艺产品比较优势与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KH*7/8〗

一、文献回顾与相关概念的界定〖KH*7/8〗

（一） 文献回顾

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能否改进小农经济效率、提高农产品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有争议的话题，在理论界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日本发展经济学家连水佑茨郎、神门善久为代表的主流观点，他们基于西方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准则，认为小农户兼业化经营是制约日本农地规模扩大而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下的根本原因[1]。付晨，毛益勇分析了日本农业兼业化经营的经济效益后指出，农户兼业化带来农业经营规模细小的格局凝固化和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与女性化，使日本农产品价格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陈晓红，汪朝霞研究发现，农户普遍的兼业化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促使土地细碎化和粗放经营，带来农业投入要素质量尤其是劳动力素质下降等等[3]。贺振华、何文玉，刘国柄等认为，在现阶段情况下，农户兼业化不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也不利于农户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在一定程上降低了土地产出率和利用率，阻碍了农业生产率提高[4]。梁流涛等研究指出，兼业农户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化肥农药等农资用量、土地利用程度等方面均低于专业农户，不同类型兼业农户的农业投入行为、土地经营规模以及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5]。许经勇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规模经济[6]。许庆，尹荣梁研究指出，因受土地钿碎化影响，我国粮食生产总体上是规模报酬不变，唯有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才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7]。齐城认为，如以劳动生产率为评价标准，规模经济是存在的[8]。沈贵银在探讨多元化农业规模经营制度时指出，现阶段农户经营土地 50～100亩为投入产出效率最高[9]。谭淑豪研究发现，由于户均规模小地块过于分散细碎，使得水稻生产的可变成本中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化肥、农药等投入品成本。在柑橘产业领域，许多学者主张柑橘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经营[10]。祁春节提出按照生态适应性原则，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行柑橘适度规模经营[11]。乔娟，颜军林认为中国柑橘生产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即使一些较大规模的水果生产基地也被分割成“各自为战”的小生产经营单元，已成为影响农民收入提高和制约柑橘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原因[12]。霍尚一，林坚、余学军，王邦祥、何劲，祁春节研究指出，我国柑橘果园零星分散，绝大多数是兼业农户，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和推行标准化生产与科学管理，主张大力推进柑橘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经营[1315]。陈正坤认为，随着我国柑橘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和出口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必须实行集约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等等[16]。魏蓓认为，从农业经营主体经济效益角度考量，规模化经营的农产品单位成本明显低于小规模经营模式。另一种是以向国成、韩绍凤为代表的相悖观点，他们基于杨小凯、黄有光的超边际经济学的分工经济理论，应用了Allyn Young关于分工“四化”（个人专业化、职业多样化、生产迂回化、生产组织化）的阐述，认为我国农村小农户兼业化的兴起与发展是在现阶段人多地少矛盾尖锐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健全的条件下形成的小农户家庭内分工的组织均衡形态，引致了迂回经济的发展，并催生了农民组织化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土地规模的扩大和小农经济效率的提高[17，18]。Dia Y Z等研究尼日利亚阿达马瓦州姆比伯地区玉米小规模生产的经济规模和成本效益问题表明，该区域的玉米种植是有利可图的， 因为可以获得ES>1即1.252的规模经济系数和大于1即1.04的平均成本效率指数[19]。翁克瑞研究指出，小规模经营通过精耕细作、间（套）种来提高土地生产率，具有大农场所不具备的优势；而大农场的优势在于机械化耕作、营销能力强和产品交易费用少，但存在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导致内部交易费用增高的弊端[20]。梅建明、高强等研究发现，兼业农户和专业农户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源相差不大，同时也发现兼业农户的生产效率与专业农户之间差异不大，提出中国农业发展目标模式应该是实现大量小规模的兼业户与一部分适度规模的专业农户并存的经营格局[21]。

以上两种观点都得到了来自实证研究的支持。王婷，于少康采用SPSS分析法对江西农村大（10～50亩）、中（5～10亩）、小（1～5亩）三种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年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种田大户每增加1亩耕地的年收入额外增加467元；种田中户每增加1亩耕地的年收入额外增加120元；种田小户每增加1亩耕地的年收入额外增加55元。说明种田大户取得了规模经济效益，其他农户的年收入为规模不经济[22]。翁克瑞基于新贸易理论，通过建立CA与CL的关系模型，验证了我国现阶段农地规模经营并没有明显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也没有明显提高农产品国际贸易绩效，更没有明显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等问题，同时也验证了农地规模经营存在内部交易成本过高问题，说明了现阶段我国农业尤其是种植业不宜通过规模经营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20]。普罗斯特曼等人提供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巴西，规模不到1公顷的农场每公顷收入比1～10公顷的农场高出2倍，比200～2 000公顷的农场高出30倍；在印度，规模在2公顷以下的农场每公顷收入比规模10公顷以上的农场高出1倍多[23]。

总之，对于规模经营能否改进小农经济效率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理论和视角展开了辨识，得出了两种不同的实证结论，为推进中国小农经济发展提供了两条可供选择的路经。但是他们的研究视角仅局限在要素投入量的变化与产出的边际效率上，并未关注要素价格变化与产品的比较优势乃至国际竞争力的引致关系。尽管何劲，祁春节就农业投入品价格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甜橙比较优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24]，但未涉及农业投入品价格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不同规模、不同经营方式的园艺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问题 。由于适度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是当代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和国家政策的导向，为了获得更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本文试图以柑橘为例，吸收前人关于规模经济和园艺产品（柑橘）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的有关研究成果，用我国柑橘主产区近5年的详实调查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全面考察农业投入品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规模（大、中、小）、不同经营方式（专业、兼业）的柑橘比较优势的影响方向和大小，进而得出科学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1.柑橘农户不同经营规模划分的依据。由于中国农村人均耕地资源少、土地细碎化程度高，导致高价值农产品生产的农户经营规模与欧美等农业发达国家的专业化农户相比，均属于小规模或微小规模农户。农户经营规模大小只是相对于高价值农业产业农户群体内部而言所呈现的规模差异。本文对柑橘农户经营规模的划分依据主要基于以下几点：（1）由于经营规模的划分迄今没有严格的理论依据，本文只能根据所选取的柑橘产业类型或农户所从事的柑橘生产类别特性，以全国9省（市、区）28个县（市）柑橘主产区被调查样本农户的实际生产经营特点为依据进行比较合理划分。（2）从国内现有相关的研究文献看，对于农户经营规模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以种植面积大小为依据，并且划分标准的差异不大，一般将5亩以下视为小规模，6～10亩视为中规模，10亩以上视为较大规模[25，26]。（3）根据本文在全国9省（市、区）柑橘主产区调查样本的统计特征，10亩以下和10亩以上的经营农户出现的累计频数和累计百分比均处在全部样本农户的累计分布图上的两个峰值点，结合当地农户对经营规模的经验认同，并考虑国内学者的划分标准，本文将柑橘农户的经营规模界定为三种：（1）小规模为10亩以下；（2）中规模为10～30亩；（3）大规模为30～100亩。

2.关于柑橘专业户和兼业户的界定。我国具有发展柑橘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宜栽培柑橘的地域广阔，但主要集中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广西、湖北、四川、重庆9个省（市）、自治区。经过30多年的农村改革与发展，现已形成各具特色的跨省际的4大柑橘产业带，即浙南――闽西――粤东柑橘带、赣南――湘南――桂北柑橘带、长江上中游柑橘带和鄂西――湘西柑橘带，被称为中国南方柑橘主产区。这些柑橘主产区因地处华东、华南和长江上中游的丘陵山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人均土地面积差异较大，户均柑橘栽培面积不尽相同，广大农户家庭除种植柑橘外，还生产一些自食为主的粮食、油料、蔬菜等农副产品。柑橘主产区中除少数柑橘种植大户外，绝大部分农户中有剩余劳动力的青壮年男子一般外出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工作，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柑橘专业户和柑橘兼业户。为研究需要，本文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专业和兼业农户的不同描述，结合中国柑橘主产区的农户实际，将柑橘专业户和兼业户作出如下界定。所谓柑橘专业户是指家庭经济体中无非农收入或柑橘种植年收入占全年农业总收入80%以上的柑橘农户；所谓柑橘兼业户是指家庭经济体中有非农收入且占家庭全年总收入的20%以上或柑橘种〖HJ66x〗植年收入占全年农业总收入80%以下的柑橘农户。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农户的基本情况

（一） 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笔者利用2012年暑假进行的入户调查。在华中农业大学园艺经济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笔者组织部分有志于柑橘经济研究或对柑橘经济感兴趣的本科生，对农业部规划的南方9个柑橘主产省（区、市）中的174个全国重点县（市）的部分农户进行了入户访谈。为了确保调查质量，笔者在对问卷内容进行预调查并完善的基础上，就问卷内容对调查小组成员进行了专门培训。调查人员每到一个调查地区，首先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了解本地柑橘生产的总体情况，对当地农户按照种植面积大小分成大、中、小三个规模等级，了解农户在各规模等级上的专业和兼业分布情况，然后根据这一构成情况按照每个县（市）大约调查30～40户的样本量确定每个规模等级的被调查农户数量，接着从三种不同规模的农户中随机抽取相应数量的样本进行调查。为了保证调查质量，笔者还对部分乡（镇）、村的农户进行了实地走访，并对调查情况进行了抽查。在进行问卷整理时，对所有存在疑问的问卷笔者及时通过电话向被调查农户核实了有关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问卷890份，回收率为98.889%，剔去内容填写不全或者有逻辑错误且无法最终核实的废卷23份，最终有效问卷为86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