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集资诈骗如何报案范文

时间:2023-11-23 17: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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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集资诈骗如何报案

篇1

1 非法集资的内涵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一般来说,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方式包括3类:一类是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一般不属于金融监管的范畴,主要是《慈善法》所讨论的问题;另一类是公开的商品买卖,通过出售商品获取资金,对公众的保护主要通过《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保护法》来达成,也不属于金融监管的范畴;还有一类则是以获得未来回报为目的,使社会公众提供资金投资,无论是固定回报承诺还是不确定的盈利预期,这一类在金融监管范畴之内。各国的金融立法都规定,以获取未来收益为由向公众投资者募集资金,构成需要经过行政许可的集资行为。立法者对公众投资行为进行监管主要出发点有两个:一是公众投资者缺乏足够的能力和精力保护自己;二是公众投资者缺乏分散投资风险的能力,投资失败容易导致公共性的政治问题,使得政府最终不得不加以干预。

所谓非法集资,一般是指未经批准的上述第三类集资活动。在其他国家,第三类集资活动主要属于证券法律管辖,属于直接融资的范畴,但中国的非法集资立法以非法吸收存款罪作为非法集资的基本类型,直接混同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活动。因此,在中国其实有两个不同层面的集资均被纳入非法范畴:集资者为自己使用目的而吸收资金,以及集资者吸收资金再用于投资。集资者为自己使用而吸收资金,属于直接融资的范畴,类似于擅自发行证券。但因为其未采用股票、债券的名义或者集资载体没有被权益份额化和标准化,在中国并不将其视为证券发行,而是当作非法集资来处理,在《刑法》上则表现为非法吸收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当集资者吸收资金再用于投资时,集资者其实扮演了金融中介的功能,这种集资行为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集资者扮演了信用转换的角色,提供资金的公众投资者只向集资者追索,而没有权利直接向实际用款人追索,例如一些地下钱庄、担保公司从事的就是此类型业务。在这种情况下,集资者类似商业银行,吸收了公众存款,并承担了信用风险。

另一类是集资者宣称不承担投资风险,其风险直接由投资者承担,例如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等。这种模式下,集资者其实扮演的是投资类金融中介,属于投资基金的范畴。当其面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时,其就演化为了公募型的投资基金。

此外,还有集资者与公众投资者之间的风险安排介于固定收益承诺和风险自担之间,例如保本不保收益、保证最低收益上不封顶等。

就监管层对P2P网贷平台的定位而言,平台应该成为信息中介,也就是说不应该对在平台上发生的借款逾期风险负责。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网贷平台通过第三方担保、风险准备金等变通方式把自己变为实质上的信用中介,这就使网贷平台实质上在商业模式上成了趋近于商业银行的信用中介。这也是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将银监会作为网贷行业监管机构的主要原因。

2 非法集资相关罪名

鉴于现行《刑法》对于非法集资的相关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实践中政策法律界限不易把握。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共九条,分别规定了非法集资活动的定义(第一和第二条)、非法吸收存款罪的量刑情节(第三条)、集资诈骗罪的定罪标准(第四条)和量刑情节(第五条)、股权公开转让活动的定罪(第六条)、擅自发行基金份额活动的定罪(第七条)、相关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的定罪(第八条),以及本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第九条)。

尽管“非法集资”这个词被广泛使用,但通观《刑法》,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被称为“非法集资罪”的罪名。习惯上经常用以处理非法集资活动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存款罪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以下简称“非法吸收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不过,《解释》的起草者认为,《刑法》中涉及非法集资的罪名共有7个,除了上述的“吸收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之外,还包括“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一百六十条)、“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非法经营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1款)。因此,“非法集资犯罪”其实是7个罪名的总称,而网贷平台最常遇到的是“非法吸收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

3 非法吸收存款罪的认定

根据《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4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解释》第三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笔者认为,不少网贷平台的经营模式几乎都符合非法吸收存款罪的行为要件,原因如下:

一是现在网贷平台未实行牌照管理,不存在被依法批准的情形,一些网贷平台虽然披着民间借贷信息中介的外衣,但实际上在经营着需要金融监管的放贷业务。

二是一些网贷平台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互联网等公开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虽然有些平台采取了一些规避直接公开宣传的行为,比如先把不特定用户吸收为会员,然后在会员范围内进行宣传,但这种行为也会被认定为“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是有的网贷平台虽然对外宣称自身是信息中介,但是实际上为投资人提供风险准备金、第三方担保、保险等方式的本息担保,行业内外都心知肚明,投资者之所以投资给平台绝不是因为相信素未谋面的借款人,而是相信平台的信用。而网贷平台也千方百计地使投资人相信其平台是安全的,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和承诺其可以保障投资收益。

四是网贷行业普遍存在设资金池的现象和做法,表现在出借方不是将出借款直接汇给借款方,而是通过充值、投标的流程将资金汇入网贷平台在第三方支付机构开立的账户,然后第三方支付机构根据平台方指令汇入其指定账户。在这个过程中,第三方支付机构基本上不能起到监管资金流向的作用。正是因为借款不直接从出借方汇入借款方账户,而由平台方接收出借人汇入的资金,这给了网贷平台任意支配出借人资金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此类网贷平全符合“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要件,因此曾有法律界人士断言“所有的P2P都是非法集资”。此观点虽然过激,但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网贷平台普遍的经营模式基本符合非法吸收存款罪的行为要件,说网贷平台搞非法集资,“虽不中亦不远矣”。

五是从非法吸收存款罪的立案标准来看,即便网贷平台没有出现提现困难、跑路或者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情形,只要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人数在30人以上,单位数额在100万元以上、人数在150人以上的,公安机关都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此标准,基本上多数正常经营的网贷平台,都达到了非法吸收存款罪的立案标准。

从上述分析来看,网贷平台普遍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嫌疑,根源在于网贷平台存在对网络借贷进行信用背书和建资金池的行为。

4 集资诈骗罪的认定

根据《解释》第四条的规定,集资诈骗罪除了要符合非法吸收存款罪的行为要件之外,还需要认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使用了诈骗方法,“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四)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八)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根据上述规定,网贷平台的经营者如果存在下列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一是平台存在虚构的借贷项目;二是平台经营者存在关闭平台、失联、携款潜逃、平台出现提现困难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状况;三是平台经营者有利用所募资金购买豪宅、豪车或者肆意挥霍等与借款项目用途不符的行为;四是平台存在账务不清、资金流向不明、隐匿销毁账目、删除平台数据等状况;五是平台经营者逃避返还资金,拒不交代资金去向。

5 网贷平台的应对之策

在非法集资类罪名的红线下,网贷平台应该痛定思痛,努力做出如下改变:

第一,做好定位,选择成为真正的信息中介或信用中介。《指导意见》规定:网络借贷包括个体网络借贷(即P2P网络借贷)和网络小额贷款。个体网络借贷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在个体网络借贷平台上发生的直接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范。网络小额贷款是指互联网企业通过其控制的小额贷款公司,利用互联网向客户提供的小额贷款。网络小额贷款应遵守现有小额贷款公司监管规定,发挥网络贷款优势,努力降低客户融资成本。也就是说,对于网络借贷平台,银监会将分别按照信息中介机构和放贷机构来进行管理。信息中介无须审批设立,而放贷机构将需要获得小额贷款公司的牌照。网贷平台必将逐渐走向分化,一部分将成为纯粹的信息中介平台;另一部分则有可能获得牌照,从事网络小额贷款业务。

第二,如果网贷平台选择成为信息中介,则应努力采取以下改进措施或避免踏入以下雷区:一是不得建资金池,借贷双方的资金流动应明晰和直接,客户资金应与平台自有资金相隔离,客户资金的使用应受到银行监管;二是对项目的合法及真实性进行审核,采取措施防止欺诈行为,不得虚构借款项目、发假标;三是规范借贷双方、平台方等利益相关方的法律文件签署,现行有效的方法是用数字签名技术解决电子合同的签署问题,文件的法律效力决定了借贷合同违约后债权人可使用的救济手段;四是做好借款项目的信息披露以及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使投资者能够根据披露的信息做出投资决策,自担借贷风险;五是不要将单一融资项目设立为多个项目分别独立融资,或将融资项目的期限拆分,不要将融资项目的收益权益和基础资产相分离。简而言之,就是不要搞期限错配、金额错配,不搞资产证券化。六是不要利用本机构中介平台为自身和关联方融资。

篇2

从2015年12月25日至今,85岁的老人张积珊在离“家”不远的小旅馆已经住了两个多月了。因为一个“平谷区派出所”的电话,他四处筹集安全保证金。在一个“热心小伙”的引导下,他借到了100万用于缴纳保证金,但是惊慌失措间签了的合同、办了的手续却让他失去了自己的住房。原来,“热心小伙”李伟带他签的是房屋的买卖合同和房产证变更登记的手续。要不是子女及时发现,张积珊第二套房产也差点以同样手法被过户。虽然张积珊在外孙王宇的帮助下已经报案并,但如何追回房产仍是一个未知数。

让老年人上当的不止安全保证金这一种诈骗方法,非法集资、非法吸存等案件同样是诈骗老年人的重灾区。“诈骗老年人的案件一般涉案数额较大、被害人损失惨重。养老钱被席卷一空,老人不仅遭受了财产损失、精神崩溃,家庭和睦也受到影响。”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张鑫向记者介绍。

老年人被诈骗无处不在

普法讲座、入户宣传,尽管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一再推广防诈骗指南,但从保健品到神医迷信;从冒充熟人诈骗到安全保证金诈骗;再到高息投资,诈骗案中总能见到老年人的身影。

“由于老年人对保健品的需求比较旺盛,利用保健品对老年人实施的诈骗较为多发”。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白磊告诉《方圆》记者。向老年人赠送或低价出售小礼物,逐一登门推销、请客吃饭,骗取老年人的信任,对老年人授课、免费“义诊”,将老年病的特征与保健品的“疗效”结合起来,使老年人相信保健品的作用,购买价格远远超出实际价值的保健品,是这一类诈骗的常用手法。还有的骗子宣传完疗效,先将老人购买的小件保健品的钱退回,声称仅为考验诚意,反复几次后放出高价保健品给老人,同样承诺退钱,但在拿到钱后跑路。

比如2015年8月,家住顺义区的于春发等82位老人,被骗子用写有免费赠送小礼品的传单拉去开宣讲会。骗子组织了像模像样的“健康讲座”,邀请专家聊家常、传授“经验”,每天都有礼品赠送,讲解疾病预防知识,教授养生体操,逐步取得老年人的信任后,开始以鼓动老年人购买礼品卡第二天返还的形式诱惑老年人投入原来越多的资金,返还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老人们还购买了讲座上宣传的具有神奇疗效的“松花粉”,缴纳了“税费”23万元,骗子最后携款潜逃。

和一群老人一起听讲座相比,“落单”老人是玩弄迷信手段的骗子团伙的首要目标。通过搭讪老人将其引至偏僻角落后,骗子往往会推荐一位“大师”为其看相消灾。而其余同伙就在附近望风以防老人的亲属或熟人从中阻挠。老人上当后,用魔术手法将老人带来的用于“消灾”的财物掉包。例如家住长沙县的易老太路上遇到神医,对方称从面相看来她家里的风水不好,要帮她消灾,让她把所有钱都拿出来。易老太听信后,将家中存折的钱和首饰都拿了出来,总共被骗了十多万元,易老太发现被骗后,留下一封遗书后选择了自杀。

盯上老年人手中闲散资金的还有各式各样的“理财推销员”。由于老人面对高回报投资欠缺有效的信息来源和准确的判断能力,推销员以分红、返利、高息存款为诱饵,骗取老年人投资。收到老人小额投资后,从本金中抽出高额“利息”返还给老人,然后让老年人加大投入,甚至将老人发展成次级人。老年人加大投入后,返利的时间也逐渐增加,一旦资金链断裂就携款潜逃,或者集资到数额可观的资金后人去楼空。比如2015年10月,浙江宁波的“君悦酒店公司”,组织针对老年人的讲座,声称计划在慈溪开分公司,号称每月都可以分红,还提供免费旅游的机会,骗取老人的投资后逃逸。慈溪地区有近300人参与投资,金额高达3000多万。

还有的骗子则利用老人对于公检法等权威机构的信任感进行电信诈骗。对于骗取安全保证金类的诈骗,嫌疑人通常冒充“公检法”人员,以本人或子女涉嫌犯罪、银行卡涉嫌洗钱、所寄邮包贩毒等由头,利用老年人的恐惧心理,并威胁“不准告诉他人”,使老年人把银行存款转到“安全账户”上。2015年5月,株洲市一退休老人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银行工作人员”称其信用卡未还款,而老人从未在上海开过信用卡。随后,自称公安局、检察院工作人员的骗子们在电话中悉数登场,称老人涉嫌一起洗黑钱案件,需要自证清白等,老人便分多次共汇给骗子600余万元安全保证金。

好心人、保险员、神医,除了这些身份,骗子们还热衷于当老人的“子女”和子女的朋友。通过套取电话号码、盗用QQ,骗子以老人子女或子女同学、朋友的名义,对老人嘘寒问暖。取得老人信任后,再以生病、投资失败、缴纳罚款等理由要钱、借款。比如,2015年6月,重庆市綦江区黄大爷接到“儿子”电话,虽然疑惑声音不对,但对方马上解释说是最近感冒了,喉咙不舒服。“儿子”电话中称,自己和朋友因为捡到一个钱包,需多分朋友4.5万,但自己没钱,黄大爷拿着1.4万元来到事先约定好的地点,被一名男子取走。事后,发现此“儿子”非彼儿子。

专业化骗子手法多

老年人频被诈骗额另一面是骗术的升级换代,有着一整套言辞和说法,环环相扣,让老年人不知不觉陷入泥潭。

比如为引诱老人购买保健品,营销人员会使出十八般武艺。发放免费领取物品的传单,则是他们常用的第一招。第一二回免费领,或者第一天先花钱买一样东西,第二天再把钱返回去。推销的东西价格也越来越高,在最后一天时卷铺盖走人。

而骗子举办讲座里的所谓“专家”其实是公司包装出来的,从业经历更是杜撰的。专家都经过专门的推销训练,互动环节也经过精心研究,在宣讲会上讲述自己的奇闻逸事、悲惨经历,博取老人的共鸣和同情。

为了有效地达到诈骗目的,唱双簧也是骗子们常用的手法。比如家住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的李女士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在街上晨练,犯罪嫌疑人A来到其面前,说自己也在附近居住,称孩子出车祸了,博取李女士的同情,很快俩人就聊成了“知己”,李女士把自己家人的情况都对A和盘托出。两人聊得正热,嫌疑人B向她们打听附近一位“仙人”住处,称亲友恶疾缠身,在“仙人”的掐指一算下逢凶化吉了。A一听,表示也要让大仙指点指点,B却说“仙人”必须要三人以上同行才可以。李女士在两位犯罪嫌疑人的哀求之下来到了“仙人”面前,“仙人”根据A之前套出的李女士的信息,表示车里有位56岁的女士,家中有一独子(与李女士情况相符),今天必死无疑。李女士心生恐惧,将所有的钱财交出进行“开光仪式”,而“仙人”自然在收到钱财后一去不复返。

免费服务则是高息投资骗局里的必有套路,组织老人喝早茶、免费旅游、泡脚,在装修豪华的“办公场所”宣传公司的规模资产。然后以公司想扩大规模需向社会融资为由,对老人许以高分红、高利息,甚至利用老人多拉拢客户。在江苏省南京市一起非法集资案中,该公司还在投资老人中挑选“优质客户”重点“培养”,以理事会成员、客户代表等形式,给一些投资老人返还介绍费和发放工资,利用他们在社会和群体中的影响力,骗取更多老人的钱财。

分工最为明确是安全保证金诈骗,从电话客服到法院,骗子们从头骗到尾。刚开始,骗子往往利用网络电话群呼,播放录音电话,语音提示“话费欠费或有快递未查收”等。如有被叫号码人员回拨查问,犯罪团伙中的一线人员就冒充客服人员,简单套取登记老人姓名、电话、住址和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后,假装为其查询并告知老人情况属实,谎称帮其转到相关公安部门核查;冒充公安民警的二线人员谎称有人冒充其开了银行卡进行犯罪活动,涉嫌贩毒或洗钱等,有的嫌疑人甚至发给老人有其本人照片的虚假的逮捕令。二线人员要求老人马上到相应的机关作笔录,并谎称帮其查询到是某某检察官专案负责,帮其沟通。接下来,三线人员以核查账户资金和金融监管的名义,要求老人按其指引转账至其指定的“安全账户”协助调查,来证明其“清白”。

没有安全感才会寄望投资

常言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按理说,老年人饱经风雨、阅历丰富,应当对这些骗术洞若观火才对,怎么反倒成了破财吃亏、受骗上当的主体呢?

香港教育学院的李田园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冯海岚研究发现,年纪越大,人们就越倾向于相信别人,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老年人似乎更倾向于忽略负面线索,而多以正向的角度去体验周遭的人和事物。”冯海岚表示。

比如在北京房山卖了近三十年的蔬菜的老朱(化名),今年50多岁的他于去年12月27日接到“电信局”的电话称,他涉嫌“王超跨国非法洗钱案”。随后老朱不停地拨打“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电话,“检察官”不停地为他“想办法”不被逮捕,代价是老朱缴纳保证金、保释金、托管费。所有钱款算下来一共276万元,其中200万元是老朱借的钱,案件至今还未破获。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表示,老年人年纪大了后,心智水平有所弱化,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逐步下降,缺乏识别骗局的能力。

江西省兴国县法院研究室主任颜梅生则认为,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逐渐衰退、病痛增多,对生活的不确定感、死亡的恐惧感增强,因此特别迷信各种“神奇”的疗法,热衷于听保健讲座、保健广播等。

诈骗团伙恰恰迎合了老人这些心理,抓住其软肋“对症下药”。

多年来的独生子女政策让老年群体面临着情感和陪护孤独,一旦跟家人、亲戚的联系不足,面对陌生人递过来的“关爱”橄榄枝,老年人选择相信是其调适晚年生活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是骗子利用建立情感纽带来诈骗,另一方面则是骗子直接伪装成被骗者的亲人。诈骗者通过电话等手段谎称自己是老人的儿孙,并且用自己遇到急事为由头,看似简单的手段,却因为被骗者独居、与儿孙联系少,一时情急,屡屡得手。

比如2014年7月4日,55岁的刘大妈在晋江罗山街道樟井社区家中,接到自称是“女儿”的电话。起初,刘大妈感觉声音和自己女儿的声音不一样表示怀疑,而“女儿”解释说是因为自己感冒了所以声音不一样了。随后,“女儿”告诉刘大妈,在福埔社区的一个亲戚家要办喜事,碰巧她现在工厂很忙脱不开身,让刘大妈先垫付一下,陆续借走了5700元。后来,觉得不对劲的刘大妈给女儿常用手机打了电话以后才发现上当了。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老年家庭“空巢化”现象日益凸显。据国家卫计委《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桂新研究发现,空巢老人面临相对短缺的照料资源与物质资源,例如患病时由于子女不在身旁而无法及时就医,健康状况更易恶化;空巢老人精神层面的脆弱最难由政府、社区与旁观者加以抚慰,在物价、医疗上涨等背景下,老年人的安全感降低,对未来生活感到不安,很容易陷入到许以重利等融资等“保障性”投资中去。

识别出骗术并不困难

在各类诈骗案件中,老年人识别出骗术并不困难。比如对于保健品涉及的诈骗,所有正规保健品都可以根据包装盒上所印的“批准文号”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查询栏目查到该保健品的生产厂家,保健功能。如果和包装信息不符,即可断定为“三无”产品。同时,若推销者宣称的保健效果并不在保健功能内,则可以判断为虚假宣传。而且《广告法》和《药品管理法》规定,非药品不能使用医疗用语宣传疗效,有这些行为大多也是骗子。

面对路遇前来搭讪的陌生人,老年人则要注意不轻易透露个人信息。利用迷信诈骗的核心在于孤立老人,利用恐惧心理进行诈骗,其骗术本身并不高明。老年人担心个人和亲属未来安危首先要和家人、好友沟通,破除恐惧心理。

对于那些宣传高息投资的企业,老年人可凭企业名称、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网上查询是否为正规企业,也可以核实企业宣称的投资是否在其经营范围之内。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为5%-6%,推销者许诺的远远高于该收益的高额回报很可能是诈骗,即使真的存在相应产品,也因其高风险不适合稳健的老人投资。

面对安全保证金诈骗,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要求司法协助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对方应出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并出具相应的协助查询通知书。如对方要求保密,并主动提供“办公电话”和“网站”请老人核实,老人可通过114查号台查询相应国家机关对外联系电话,核查两者是否一致,并拨打查询、核实相关案件信息。

对于冒充熟人的诈骗,老人可以通过不同的联系方式,如常用电话、QQ、微信等再次核实。对于大额钱物,可以通过他人核实,如子女同事、好友等,多渠道相互印证后再借、汇款。虽然骗子能掌握盗取的QQ或部分手机号码机主的个人信息,但凭借这些私人关系很快就能分辨出真假。

精神赡养和物质一样重要

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单靠老人的力量很难进行防护,相关部门针对老年人的保护较为薄弱,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日本警察厅、法务省于2008年7月颁布的《扑灭汇款欺诈行动计划》中,要求金融机构做到在ATM机周围提醒顾客注意、在ATM机附近禁止使用手机、银行员工须警惕可疑客人等措施,来预防诈骗案的发生。

空巢化现象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和社区应当多方联动,通过经济激励与法律规范,倡导“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比如,在新加坡,子女选择在父母居住的小区申购住房,将有权优先挑选楼层和户型,并享受一定折扣;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专门设计了适合几代同堂的户型,并在购房价格上给予优惠。韩国则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子女与父母就近居住,例如,赡养老人5年以上的三代同堂家庭,子女在继承遗产时政府将减免90%的税收额。如法国的《民法》也明确规定,子女不仅要为老人提供经济援助,更要提供必要的精神赡养。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认为,刑法打击力度不足也是重要诱因之一。“老年人由于在生理、心理和经济状况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一旦遭到诈骗犯罪侵害,其后果往往更加严重,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也更加恶劣,因而有必要对以老年人为诈骗对象的犯罪从重处罚”。

篇3

他们究竟用什么“高招”骗取了女白领的信任?2011年7月,在广州市越秀区警方抓获这帮犯罪团伙后,笔者经过多方采访,了解到他们让人啼笑皆非的作案方法――

屡恋屡败,

骗出“灵感”再组团

1982年5月,郭浩龙出生于广东省英德市农村,初中毕业后到东莞、深圳等地打工,当过建筑小工、进过工厂。

2003年,郭浩龙在东莞樟木头镇的一家工厂打工时,认识了湖南女孩朱颖。郭浩龙初尝恋爱滋味,投入了全部感情。2004年8月,朱颖的父亲生病住院,急需用钱。郭浩龙平时将钱都花在了恋爱上,根本拿不出钱。朱颖带着失望回家后,杳无音讯。一个月后,郭浩龙请假来到湖南找朱颖,不仅被拒之门外,还被她的家人当众羞辱:“一个穷打工仔,连饭都吃不上,我女儿嫁给你,岂不是整天喝西北风?”

此后,郭浩龙整整两年没有谈恋爱。2007年,在父母的催逼下,25岁的他先后找了两个女朋友,但都因为嫌他穷而分手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让他不再相信贫穷中会有爱情。

在那段无比失落的日子里,郭浩龙每天下班就泡在网吧里。2008年4月的一天,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在深圳宝安区打工的女孩。两人十分聊得来,还见过几次面。郭浩龙怕再受伤害,也为了试探对方是不是看重物质,便谎称自己是工厂里的业务主管,还在龙岗买了房。果然,那女孩对他特别殷勤。一次,郭浩龙故意带她去一个正在建的小区,指着一套房说:“那套就是我的,希望你能成为房子的女主人……”

那个女孩听了很高兴,当晚就跟他去宾馆开了房。不久,他借口做业务临时需要钱,向那个女孩借了3000元钱。后来见他迟迟没还钱,那个女孩起了疑心,打电话到工厂一问,得知他只是一个流水线工人,便大骂他是骗子。因没写借条,那个女孩也拿他没办法。

此后,郭浩龙如法炮制,又成功在网上骗取了两个女孩共计5000元钱。他十分得意,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一天下午,他在与几个老乡喝酒时,得意地炫耀说:“别看这城里的女孩穿得光鲜,要我说,简直就是胸大无脑。”这些老乡,大多没什么文化,工作也不稳定,听了他的经历后,都感到好奇和羡慕。一个叫郭建元的老乡竖起大拇指,说:“兄弟,你可真行,会用高科技泡妞!”年近40岁的郭建元,小学文化,曾结过一次婚,前妻嫌他穷,带着女儿离开了。

2008年10月的一个周末,郭浩龙闲得无事,便打开电脑上网。这时,郭建元进来了。他给郭浩龙递上一支烟,笑嘻嘻地说:“浩龙兄弟,你教我上网吧?”郭浩龙不解地问:“你学这个做什么?”郭建元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上次听你说上网又能泡妞又能来钱。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就是因为没钱,到现在连个家都没有……”

郭浩龙爽快答应了。从那以后,郭建元经常提着好酒好菜到郭浩龙的出租屋学上网。很快,其他几个年轻老乡也被纷纷吸引过来。

2009年夏,郭浩龙因在上班时间斗地主被工厂开除。失业后,他和老乡一起打麻将时,大喊缺钱花。郭建元便说:“浩龙,你去年向宝安那个女白领‘借’3000元的办法,是个好路子,要不我们几个兄弟一起再试试?”

一个叫邱伟利的老乡笑道:“你以为富婆那么好钓?我们既没长相,又没文化,谁能看得上?”郭建元却不甘心,仍鼓动道:“每个女人都有弱点,电视上不是经常报道有富婆被男友骗走豪车和巨款吗?我们不搞大,每次弄个几千块钱花花就行了。”

郭浩龙听了也深有感触:“泡打工妹确实没意思,顶多是骗吃骗喝骗睡,没钱还是不行。”仔细商讨之后,大家决定:由郭建元牵头,郭浩龙当“诱饵”,其他人做辅助工作,专骗富婆。

说干就干。郭浩龙等人白天泡网,晚上泡吧,四处物色目标。可他们毕竟只是一群农民工,既没钱包装自己,又没机会进入上流圈子接触富婆,因此忙了几个月后,入不敷出。

自编“把妹攻略”,

成功钓到女白领

2009年国庆节,郭浩龙等人闲得无聊,便去深圳莲花山公园散心,刚好有一家大型交友网站在举办“剩男剩女”户外相亲活动。只见那些女白领们个个漂亮时尚,拔河比赛时,不少女孩躬身露出的诱人,让他们看得目瞪口呆……

郭建元当即有了“灵感”:改变策略,不钓富婆,专骗剩女!郭浩龙也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富婆太高端,成功率很小,而女白领相对容易接触,加上她们征婚心切,更好把握。于是,他们纷纷到交友网站上注册“征婚”,有的网站需要身份证、大学毕业证复印件等,他们就以假乱真,照片自然也是从网上找的帅哥。

可是,他们很快发现一个问题:过去泡那些文化低的打工妹时,往往能得心应手,现在和女白领聊天,却总是出丑露馅。一个周末,邱伟利主动跟一位深圳女网友聊天:“亲,在干吗呢?”对方说:“我刚从万象城看了LV回来。”他不知道LV是什么意思,以为对方打错字了,便说:“看电视(TV)跑到万象城去啊?什么片子呀?”对方回了一句:“你是乡巴佬吧?”从此再也不理睬。

郭建元便跟郭浩龙商量:“我们几个人,就数你文化高些,干脆你编个教材,给我们扫扫盲!”郭浩龙在跟一些女白领聊天时,也经常遇到对方讲英文或者说些“莫名其妙”的词语,诸如哈根达斯、蒂芙尼、兰蔻之类,幸好他反应灵敏,懂得绕过去。可他知道,要想提高效率,必须赶紧“充电”。

很快,郭浩龙就着手自编“把妹攻略”。“把妹”一词是他从网上学的,源于港台,他觉得很新鲜,便经常放在嘴边,意思与“泡妞”相同。他根据经验,设计了各种网络“把妹”方法,主要分为生活休闲型、体贴关心型、真情倾诉型等,并按感情发展程度层层推进;然后,他通过上网查资料,把各种剩女的心理都记下来,并找到相应的攻克策略,比如有的喜欢拜金,他就让老乡们把自己包装成老板或经理;有的希望找个稳重的男人,他就让老乡们说自己是公务员;有的找要阳光帅哥型,他们就扮作公司白领……

2009年底,有人模仿台湾“搭讪教父”郑匡宇在深圳开起了搭讪教学班。郭建元让老乡们集资1000元钱,派郭浩龙去学习了20多天。回来后,郭浩龙又编写了几大本搭讪技巧方面的日记,供老乡们学习。更让人咋舌的是,他们还懂得与时俱进。2010年初,《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等电视相亲节目开始流行,郭浩龙每次都守在电视前仔细观看,像学生上课一样,手里拿着笔和本,感觉有用的就记下来。

经过一番“充电”,他们“工作”起来果然顺手很多。2010年4月,郭浩龙在网上看到一个名叫“若菡”的女白领征婚。对方自称在深圳罗湖区上班,欲寻“事业心强、有责任感、无不良嗜好”的男士。锁定这个目标后,郭浩龙便把自己包装成在龙岗区开工厂的老板,还特意在QQ空间里布置了几个相册,比如“我的新家”、“我的爱车”等,以表明他有房有车。然后,他开始分四个步骤搭讪:

第一步,他与若菡加为好友后,每天会选择合适的时机聊上几句。比如傍晚时分,如果看见她还在线,他便发个笑脸:“还在忙啊?我可准时回家了,先去洗个澡凉爽一下,等会跟你聊哦……”到了周末,他又称刚去了健身房,表明自己过得“很健康”。这种每天不间断的交流,使若菡感觉亲切,渐渐消除了戒备心理。

接着,郭浩龙开始实施第二步,试着使用“亲爱的”这种暧昧称呼,见若菡半推半就,他更加感觉有戏。一天晚上,郭浩龙见若菡没有上线,便给她打电话,听说她感冒头痛,他立即嘘寒问暖,动用催泪攻势:“吃药后好点了么?我真的很心疼你。”“我很自责,没法在你身边陪伴你。”

见若菡对自己越来越有好感,郭浩龙开始第三步计划――不断倾诉自己的经历和内心,并套出对方的一些“苦衷”。比如,他讲述自己刚到深圳时如何落魄、创业初期如何艰辛后,若菡情不自禁地说:“其实你比我幸运多了……”若菡告诉他,她在单亲家庭长大,大学毕业后独自在深圳打拼,很辛苦、很孤独。

通过网络相亲的女孩,往往目标明确,就是希望找一个稳定可靠的男人共度一生。因此,郭浩龙的第四步就是牢牢抓住对方这个心理。当他获得若菡的信任后,便声称自己家里催得紧,希望找个好女孩赶紧结婚。不久,若菡提出见面,郭浩龙欲擒故纵,称最近一直忙于搬厂,没有时间,并以甜言蜜语稳住对方。

2010年6月的一天,郭浩龙打电话给若菡:“亲爱的,过几天我的新厂房开张,你能来为我庆贺吗?”几天后,他让邱伟利假装是某连锁花店的业务员,向若菡推销花篮。若菡心想“男友”的新厂正要开张,买几个大花篮既热闹又喜庆。

邱伟利告诉若菡,自己的“花篮公司”在龙岗也有分店,可以直接送到指定地点。几经忽悠,若菡终于把5000元预付款转入邱伟利提供的银行账户里。次日,“若菡”满怀欣喜地给郭浩龙打电话,却发现对方已经关机了……

就这样,经过精心设套,郭浩龙等人屡屡得手。虽然他们每成功一次要花两三个月以上的时间,但由于他们每个人都是交错进行,所以2010年上半年,他们在深圳几乎每月都有好几单业务进账,每笔至少几千元,有的甚至上万元。

作案32起,

幽默骗局警醒剩女

那些受骗的女白领发觉上当后,自然会报警。但郭浩龙等人居无定所,上网信息也都是假的,警方一时难以破案。2010年9月,郭浩龙一行来到广州,新购了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卡等,每个人还至少配有两台以上手机,银行卡也不断更换。

提高“硬件”后,他们也不忘增强“软实力”。经过实践,郭浩龙继续完善“把妹攻略”,比如将“客户”分为三类剩女:一种是大学毕业两三年,没怎么恋爱的纯情女;一种是30岁左右,谈过几次恋爱,但仍未婚的;还有一种就是30多岁、已离异的。类型不同,采取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怎样搭讪、如何取得对方的信任、如何骗其送礼等策略,郭浩龙都会在攻略中详细描述,让老乡们依葫芦画瓢。

千锤百炼之后,郭浩龙还具备了很强的反骗能力。一次,有个老乡在QQ上跟女网友聊得很火热,对方还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可郭浩龙只看了一眼就嗤之以鼻地说:“别费神了,这不是发廊女就是个寻求包养的二奶,你看她说话那么露骨!”老乡不信,继续聊了半小时后,对方果然说:“你真的是老板吗?如果想跟我上床,每年拿10万元包我吧……”事后,那个老乡十分佩服郭浩龙的“眼力”。

2011年春节前夕,郭浩龙在广州干了快半年后,又辗转至广东清远、英德等地继续作案。但他们依然把目标主要盯准广州、深圳的白领剩女们,因为她们经济基础好,而且身在大都市,更容易寂寞、渴望真爱。

这不无道理。2011年3月初,在广州越秀区一家培训机构工作的女白领小玲,急切地在百合网注册征婚。26岁的她来自广东茂名,4年前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谈过恋爱,父母给她施加了很大压力。虽然一开始她也觉得网络征婚不靠谱,但看到时下《非诚勿扰》等相亲节目那么火爆,身边也有好友通过婚恋网站交友,便产生了试一试的念头。

不久,一名自称麦子明的男子主动与小玲联系。聊天中,麦子明告诉她,自己在韶关开厂做生意。小玲看见照片上的他,圆脸短发,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第一印象不错,便互留了电话。随后,对方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打动了她……

听说小玲家里催她结婚,麦子明便说:“虽然我在事业上有点成绩,但每天回到家空荡荡的,真想有个像你这样的好女孩成为我的另一半……”麦子明还告诉她,他在广州花都区也有一套房子,如果两人能成功牵手,他会把家安在花都。后来,麦子明又多次让自己的“父亲”跟小玲聊天。他的“父亲”很和蔼,一直夸她是个好姑娘。

4月中旬,两人基本建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小玲提出两人见面深谈一次,但麦子明说他正忙着在花都区建设路开分厂,还说这么做是为了他们结婚后更方便在一起。小玲听了格外感动。

2011年6月初,小玲接到麦子明的电话,称他的分厂即将于6月7日开业。但风水大师说新店开业不能破财,最好让心爱之人订购花篮庆贺。小玲起初也有点疑虑,但麦子明一再承诺见面后就把钱款悉数归还,她便按照对方提供的账号转入8280元,订购了6个花篮。当天中午,她再次拨打麦子明的电话,发现已无法接通。小玲这才醒悟被骗,随后到广州公安局越秀分局报案。

接到报警后,越秀警方迅速开展调查,最后锁定麦子明在英德市。7月1日,办案警察在英德市某商业广场的一间出租房内,成功抓获了麦子明及其同伙――正是郭浩龙、郭建元、邱伟利等6名老乡组成的民工征婚团。警察在现场不仅缴获了手提电脑2台、无线上网卡1个、手机13部、银行卡35张、存折3本等作案工具,还发现了8本用小学生作业本记载的自编“把妹攻略”,字迹歪歪斜斜,还有很多错别字,但文字却特别贴心、感人。

目前,郭建元、郭浩龙等6人已被越秀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警方初步查明,该犯罪团伙已犯同类诈骗案32宗,涉案金额达25万元以上。

此案一经报道,立即引起震惊。人们惊问,是不是搞错了?几个仅有小学文化的民工,为何能骗到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的女白领的信任和钱财?对此,广州心理学专家张琳分析:现代都市剩女心理压力巨大,尤其在近几年网络交友和电视相亲节目的影响下,剩女们更加容易情迷意乱;而他们恰恰借助了这种婚恋时尚,通过情感攻心,使她们在不设防的情形下受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