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成功的要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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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健康服务业是新时期医药卫生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集群化发展是符合健康服务行业特点的发展模式。文章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丹麦、瑞典、意大利、迪拜等国家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这些国家的经验在地址选择、核心服务、投资环境、集群特色、政府和中介组织作用、经济和服务平衡以及质量和创新七个方面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

健康服务业；国际经验；启示

1研究背景和意义

健康服务业以维护和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发展目标。201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大概可归纳为散在式发展和集群化发展两种模式。1990年，美国哈佛商学院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服务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地理群聚现象对于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意义逐渐得到重视。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服务业在各类行业中作用和地位的不断提升，一些大型城市逐渐出现了服务业的集聚［1］。Illeris和Philippe以及洪银兴指出，由于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分性，以及非物化、不可储存性等特点，服务业比工业具有更强的空间聚集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较大［2-3］；Dipasquale和Wheaton、阎小培和姚一民等通过对美国波士顿和中国广州市的服务业空间分布的考察，进一步证明了服务业具有较高的空间集聚的特性［4］。健康服务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服务业一样具有空间聚集发展的特性。健康服务业的集群化运作将有利于区域内实现健康资源共享、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近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个别发展集群化健康服务业的探索，例如，北京国际医疗服务区、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和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等，目前这些集群基本处于筹划和建设阶段，更多健康服务业集群尚处于初步规划当中。事实上，国际上已经存在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健康服务集群，学习和借鉴国外相关的案例和经验，有利于为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同时规避潜在的问题。

2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国际经验

在国际范围内，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典型案例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各国的实践过程中，既有运营成功的集群，也不乏运营失败的案例。

2.1成功的案例及经验

2.1.1在经济发达的都市圈选址在国家范围内，健康服务业集群的选址是最基础和重要的步骤。从国际上看，很多国家将健康服务业集群选择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都市圈内。例如，在美国，3/4以上的现代生物产业资源集中在波士顿、旧金山、费城、纽约等9个都市圈，这些都市圈所拥有的医药企业数量、获得科研经费、风险投资水平以及相关商业活动都远高于其他地区［5］。再如，在英国，仅伦敦市的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就形成了庞大的规模，囊括了多家大型制药公司、世界级研究机构、医院和医学院校、生命科学公司、生物医学工程公司、临床研究机构以及保健产业企业［6］。

2.1.2以医疗设施或科研院所为核心建设集群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建设需要明确集群的核心或主体，在此基础上扩展与之相关的服务业链条。纵观国际上著名的医学集群，大多选择以医疗设施作为核心进行建设。例如，位于美国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医疗中心（TheTexasMedicalCenter）以各类医疗设施群为建设核心，包括21家著名医院、6家儿科护理医院、8个专业护理设施、3所公共卫生机构、2所大学、3所医学院、6所护士学校、2所药学院、1所牙科学校、8家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及13个支持机构（2012年）［7］。同样位于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UPMC）作为一家大规模综合型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将22家医院、400个定点门诊和医生办公室以及健康保险等相关机构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医院为核心的集团化发展之路［8］。再如，位于英国伦敦的生命科学产业集群，主要依托牛津、剑桥两所世界著名的大学而产生。他们不仅为集群发展提供了科学技术和人才，促进了技术的转让和产业化，更通过品牌力量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的人才和资本［9］。

2.1.3提供宽松的投资发展环境投资环境主要是指优惠政策的增加以及限制政策的减少，宽松的投资发展环境能够有效促进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例如，美国波士顿医疗服务业依靠政府的研发税收减免政策促进了集群的创新和发展；英国的剑桥生物园依靠完善的投资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成为世界最尖端生物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之一；迪拜健康城拥有自由贸易区优惠政策，可以实现100%免税、100%外国所有权、无公司税、无所得税、无关税、无限制的资本、贸易壁垒和配额、竞争定价、诊所租赁服务［7］。

2.1.4充分重视和利用教育资源随着科技转化速度的提升，产、学、研关系日益密切，教育资源已经成为健康服务集群发展的原动力。充分重视和利用教育资源对健康服务业管理或规划意义重大，国际上依靠教育资源提升健康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做法较为普遍。例如，美国波士顿地区依靠丰富的教育科研资源，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怀特希德生物医学研究所、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吸引和聚集了世界顶级的科研人才和企业，使波士顿成为著名的“医疗圣地”。再如，英国伦敦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充分利用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两所著名高校以及英国医疗研究委员会（MRC）、巴布拉汉姆机构（BabrahamInstitute）和维康基金会（WellcomeTrust）等研究机构资源，成为伦敦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发展和壮大的重要前提［9］。

2.1.5重视政府和中介组织的作用政府拥有规划和政策制定的权利，在任何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都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例如，美国的北卡莱罗纳、纽约等多个州和地区把发展生物技术产业集群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有效地推动了这些地区相关产业集群的发展［10］。英国政府通过成立12个地区发展委员会帮助集群尖端生物技术研发，助力剑桥生物园的发展壮大［11］。而在德国，政府主张仅对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色的健康服务集群进行支持，因此，更多的集群发展相对缓慢。行之有效的中介组织则能够在健康服务集群的发展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例如，休斯顿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就是由基金会发起的，丹麦—瑞典生物谷学会对生物谷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波士顿医疗生物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生物技术工业组织（BIO）以及马萨诸塞州生物技术委员会等中介机构在协调企业、政府和公共教育部门之间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

2.1.6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实现双赢健康服务业具有产业和福利事业的双重属性，不同的发展思路将导致不同的侧重点。国际经验提示，很多健康服务业集群的发展最初都是起源于对健康服务的需求，而在发展过程中则逐渐过渡到对健康服务业两种属性的均衡发展。例如，美国休斯顿德克萨斯医疗中心最初建设的目的是服务于本地居民的医疗需求，在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后形成产业集群，成为城市的重要经济支柱和就业支撑，而健康服务产业也是波士顿的第一支柱产业。再如，迪拜健康城提出的初始目的也是为中东地区居民提供高质量健康服务，同时强调健康服务业对城市的经济贡献。国际上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主要有：在经济发达的都市圈选址，包括美国波士顿、旧金山、费城、纽约都市圈的现代生物产业和英国伦敦市生命科学产业集群都是如此；以医疗设施或科研院所为核心，包括美国休斯顿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和英国伦敦生命科学产业集群；宽松的投资发展环境，包括美国波士顿医疗服务业集群、英国剑桥生物园和迪拜健康城；重视和利用教育资源，包括美国波士顿医疗圣地；重视政府作用，包括美国北卡莱罗纳、纽约等地生物技术产业集群和英国剑桥生物园；重视中介组织的作用，包括丹麦—瑞典生物谷学会、美国休斯顿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基金会、波士顿生物技术工业组织、马萨诸塞州生物技术委员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双赢，包括美国休斯顿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和迪拜健康城。

2.2失败的案例及教训意大利伦巴迪（Lombady）地区的生物医药集群是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失败案例。伦巴迪地区是意大利生命科学研发最为集中的地区，是化学和制药工业的主体所在，建立了若干科学集群来促进生物医药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此外，米兰是意大利主要的金融中心。伦巴迪地区在产业基础、研究力量、融资渠道等方面均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和优势，但最终该地区却未能成功建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伦巴迪地区失败的原因及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的教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2.2.1创新能力不足对于以生物科学为核心的发展集群，创新能力是保证集群发展的最关键要素。伦巴迪地区的创新性企业总量偏少，创新水平较低，技术链条不完整，对集群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

2.2.2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来自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支持是健康服务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保障，可以为集群开拓发展空间，拓展资金供给渠道，减少发展障碍。伦巴迪地区的基因研究虽然一度在世界上占据领先水平，但由于政府的忽视导致集群发展资金短缺，严重阻碍了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2.2.3产、学、研联动程度偏低产、学、研的深度联合有助于人才的培养与利用以及研究成果的快速转化，对于健康服务业集群的发展至关重要。伦巴迪地区的产、学、研联系很弱，组织机构和制度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不利于适宜人才的培养和研究成果的转化，这更加加重了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种种问题。此外，德国大部分发展缓慢的健康服务集群也是国际上失败的案例，造成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3对我国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启示

从我国健康服务业近年来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存在着企业数量多、规模偏小、创新能力不足、集中程度较低、服务质量欠佳、相关政策不完备等问题［13］，这些问题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发展健康服务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很多共同之处。本研究总结出国际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以期对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规划以及相关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有所裨益。

3.1选址注重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影响健康服务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的特性对产业整体发展的规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般情况下，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比欠发达地区具有更多种类、更大规模的健康服务产业基础，医药相关的高校、科研院所等较为密集，金融、投资体系相对完备，中介组织和机构相对发达，劳动力市场相对健全，用人机制也相对灵活，更加适合健康服务业的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3.2强化以医疗服务为核心的多元化发展从休斯顿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和迪拜健康城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健康服务业集群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多层次、多元化的，既可以将高端服务作为特色，也可以侧重发展基础性健康服务。集群需要提供种类尽可能多的健康服务，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保持规模效应，扩大影响力。但同时，也必须要有若干一流、有特色的健康服务，以保持集群的不可替代性。

3.3营造相对宽松的投资发展环境健康服务业发展具有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需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国内外的资金参与建设。投资软环境是目前制约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改善地方的投资环境，对发展健康服务业至关重要。

3.4注重医、教、研一体化和健康服务集群特色的培养发展应结合当地的地区特点和产业优势培养健康服务集群的特色。国际上大部分成功集群的建设都与大学、研究机构直接相关，并注重研发和技术转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医学教育和研究资源较为丰富，医药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也都在全国领先，建议其在集群建设时，强化与本地医学院校、研究机构、优势产业的联合互动，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形成每个健康服务业集群的特色。

3.5强化政府和中介组织的作用国际经验证明，在健康服务业集群形成过程中政府作用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建设初期，政府的引导可以大大提高产业集聚的发展速度和效率。但是政府的参与是有边界的，单纯依赖政府扶持形成的产业集群往往很难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政府在推进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过程中应严格限定政府职责范围，有所为有所不为，以营造正常氛围为主，为好的项目牵线搭桥，对部分前瞻性的科研项目予以扶持，但不干预市场，重视引导和培育集群自我发展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形成集群核心竞争力。类似的，行为高效、组织有力的中介组织在健康服务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也将起到调节各企业关联、催化集群总体效率和产出的作用，我国应在这方面增加重视程度。

3.6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服务的平衡发展健康服务业具有社会事业和国民产业的双重属性，一直以来，我国相对偏向于将健康服务业尤其是医疗服务业作为社会事业来发展。随着经济形势和社会观念的转变，应在保障健康服务业社会事业属性的同时，强调其产业发展功能。事实上，随着健康服务业规模的扩大、相关产业链条的完善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显现，作为产业能够为企业自身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为居民带来更多健康改善的可能，这种良性循环正是健康服务业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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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服务业集群；限制因子；集群策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BGL039）

中图分类号：F40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9月6日

引言

科技服务业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的大量实践证明，科技服务业集群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和加快科技服务业集群建设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鉴于成功科技服务业集群的示范效应，许多地区将科技服务业集群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促进科技服务业集群发展的相关政策，大力培育、扶持大学科技园、高新技术产业园等多种形式的科技服务业集群。但是，由于对科技服务业集群需要的生态环境缺乏全面了解，一些地方政府或者简单的通过规划产业用地的行政手段，将企业集中在一起，或者不顾本地区实情，一味追求先进的产业或技术，甚至照搬其他地区的模式，人工创造集群。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科技服务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有必要的基础和前提，人工创造集群往往是不成功的。许多国家的政府明确申明，他们的集群政策支持的目标是现有的或胚胎阶段的集群，而不是人为的创造集群。要想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培育科技服务业集群，就必须遵循区域产业集群的生长机制和发展规律，营造其相应的产业生态位和环境空间，充分调动和发挥其自组织机制的作用，否则将事与愿违。本文借鉴生态学理论，把科技服务业集群作为生态位的基本单元，分析了影响科技服务业集群限制因子，在此基础上，提出科技服务业集群策动的主要途径，为政府培育集群提供决策依据。

一、科技服务业集群与生态学

（一）科技服务业与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内涵。科技服务业既不同于提供可编码化产品的制造业，也不同于技术含量不高的普通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具有高度的交互性、高度的创新性、从业人员高度专业化、高度依赖新技术的产业特征。结合科技服务业的产业特征，可以从服务手段和服务对象两个维度对科技服务业进行界定：科技服务业是指运用新兴技术与专业知识，为科学技术的产生、应用与扩散提供智力服务，具有较明显的客户互动特征的新兴产业。科技服务业的服务手段是新兴技术和专业知识，服务对象是科学技术的产生、应用与扩散，产业特征是具有较明显的客户互动性。科技服务业集群就是指科技服务企业及其关联机构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体。

（二）将生态学引入科技服务业集群研究的可行性。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到经济管理领域，用以研究经济系统中各种形态主体的特征及其运行规律，是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多学科交叉的结果。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从生态学角度看，产业集群的本质是同一类企业之间的合作共生，相关配套服务企业共同形成的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共生。产业集群的组织机制类似于生物的群聚机制，因而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到经济、管理领域进行研究是可行的，并且已经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

二、科技服务业集群限制因子分析

（一）科技服务业集群限制因子定义。与生物种群类似，科技服务业集群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从环境中获得各种必需的资源，并受到生态因子的影响。科技服务业集群生态因子影响着科技服务业集群的生存与发展，是支配科技服务业集群行为的主要力量，是科技服务业集群生存和演化的关键环境要素。根据生态学理论，科技服务业集群与环境的关系中同样存在着“限制因子定律”。限制因子是在结合最小因子定律和耐受性定律的基础上的综合概念，其基本思想是指当生态因子接近或超过某种生物的耐受性极限而阻止其生存、生长、繁殖、扩散或分部时，这些因子就称为限制因子。科技服务业集群限制因子是科技服务业集群自身发展的瓶颈，缓解限制因子的约束可以增强科技服务业集群的设立率。政府在集群策动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供科技服务业集群设立所需要资源，特别是要分析、识别、满足限制因子，提高科技服务业集群的设立率。

（二）科技服务业集群限制因子的识别。根据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影响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有四个方面：（1）生产要素条件；（2）需求条件；（3）相关的与支持性的产业；（4）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对手。此外，波特还强调偶然性机遇和政府行为因素对上述四个要素产生的重要影响。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功能是促进新技术的开发、促进知识流动、改变了创新的方式以及增强创新的组合，不同于提供可编码化产品的制造业集群，表现出与制造业集群不同的对资源的需求。因此，要从科技服务业产业特征和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功能角度，注重与制造业的区别，才能有效识别制约科技服务业集群生存与发展的限制因子。

1、市场需求。传统制造业集群可以理解为企业的集聚是为了中间产品的空间集中，企业通过专业的、规模化的生产，共享外部经济性，其产业价值链表现为物流的供应链。而科技服务业集群的服务产品的不可分性，即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与交易同时进行这一特点，使得科技服务业必须在客户需求较大的区域聚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科技服务业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建立在成本优势技术上的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以及企业外包活动的发展，对相关的支持性产业的要求更高。相关的支持性产业提供了对咨询、设计、研发、软件业、培训等方面的市场需求，是引发科技服务业集群成功设立的催化剂，促进了集聚核的形成，催生了科技服务业集群。

2、创新环境。科技服务业是创新的推动者、创新的载体和创新的来源，其高度创新性决定了科技服务业集群与制造业集群相比对区域内创新环境的要求更高。创新环境是指区域内主要的行为主体（结点）通过相互之间的协同作用和集体学习过程而建立非正式的复杂社会关系。创新环境是自主创新系统存在与演化的必要条件和土壤，稳定健康的运行环境有利于推动自主创新的实施和发展。对科技服务业集群而言，创新环境不仅要求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方便的交通条件，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学习环境。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包括区域内居民的风俗习惯，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心理素质，主流的价值观念、社会风气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内容。它直接影响着人们是否有追求创新的热情，人与人之间能否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具体包括：行为主体的创新精神、彼此信任的协作关系、开放的思想交流氛围。区域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区域内的政策法规、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市场机制等和创新活动有关的制度。区域的协作创新是很多行为主体通过相互协作而创造（生产）技术的过程，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其中学习构成了获得创新所需知识的有效途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区域创新环境网络中，行为主体学习交流得越频繁，创新能力就越强。

3、高素质人力资本。在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从不同角度影响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创新。影响科技服务业集群健康发展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专业型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在科技服务业出现初期，由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抓住市场机遇，整合各类资源，进行“种子企业”的初创，然后通过企业之间的示范效应、技术扩散和资本积累，衍生出更多的相似企业和支撑企业，形成在区域中相对集聚的产业形态，构建出科技服务业集群的架构。专业性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科技服务业产业特征的基础上，科技服务业是高技术、高人力资本、高附加值的产业，其服务过程就是以智力为资本，为客户诊断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参与问题解决。这就要求在服务过程中，需要具有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和应用、传播专业的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来进行规划、整合、控制、评估等工作。如果说企业家人力资本导致了科技服务业企业的出现，那么专业型人力资本影响着企业服务的效果和效率，是科技服务业集群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支撑力量。

三、科技服务业集群策动路径研究

国内外许多成功的科技服务业集群的设立是由政府发起的，如印度的班内加尔软件园、中国的中关村软件园等，政府在科技服务业集群设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策动作用。政府在科技服务业集群设立过程中的策动作用体现在分析、识别科技服务业集群生态位限制因子，并采取措施，使限制因子达到集群所需要的阈值，促使科技服务业集群在区域内生存、发展。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策动路径如图1所示。（图1）

（一）分析市场需求。科技服务业集群为科学技术的产生、应用与扩散提供智力服务，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区域内的相关产业，相关产业对知识的需求构成了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市场生态位，新的科技服务业集群设立的前提条件是对富余市场生态位的进入或对已饱和市场生态位的入侵。在科技服务业集群设立初期，要识别市场生态位，首先需要分析科技服务业集群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情况；其次还要分析科技服务业集群发展的机遇，新技术的选择和新设计的应用、政策的调整、消费偏好的改变会引致新市场生态位的形成，政府要注重这三种特殊类型的环境变革，加强谋划和引导，为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营养。

（二）打造集聚核。早期的科技服务业机构大都是由政府发起成立的，有的甚至就是政府职能部门演变而来，如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工程技术中心等，政府主导是产业集群初期的最大特征。政府在保证有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应着重促进集聚核的形成，引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科技服务业机构，保证集聚核的吸引力。

（三）培育创新环境。培育创新环境，首先是区域创新行为主体互动网络关系的构建，建立科技服务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建立沿着价值链的不同部分的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纵向联系以及制造业之间的网络联系；其次是要从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学习环境三个方面重点营造科技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创新环境，建立鼓励支持创新的政策、法规，提倡创新的社会文化和互利互信、风险共享的商业文化，规范完善的人才市场，开放的教育科研系统以及完善的社会中介服务体系等。

（四）培育高素质人力资本。政府要从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专业型人力资本两个方面培育高素质人力资本。在培育企业家人力资本方面，要在全社会建立容忍失败和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和规则，鼓励企业家脱颖而出；为吸引大型研发机构、检测中心落户本地，政府要对科技服务业机构的设立提供支持及配套措施，在税收、用地、住房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建立稳定、连续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为企业家提供理性的预期，保护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在培育专业型人力资本方面，政府应该强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便利的交通设施、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良好的交流场所，促进专业型人力资源的发展，留住科技服务业中的优秀人才。

四、结语

科技服务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建立在满足限制因子的基础上，本文借鉴生态学理论，分析出市场需求、创新环境、人力资本是制约科技服务业集群设计的限制因子，并从政府层面给出科技服务业集群策动的建议，对政府提高科技服务业集群设立成功率提供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俞培果.集群策动、集群政策与政府行为——经验及启示[J].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7.

[2]伍进，蔡绍洪.区域企业群落形成过程中的自组织机理研究[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

[3]梅强，李文元.江苏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4]李舸.产业集群的生态演化规律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吉林大学，2008.

[5]迈克尔·波特.李明轩，邱如美译.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6]魏江，朱海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功能论：集群创新过程视角[J].科学学研究，2006.3.

[7]赵晶媛.区域知识管理的若干问题及北京研发中心的成长[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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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21 世纪以来，海洋经济被各国政府提到重要议题。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新世纪拓展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的迫切需要。企业家在这场海洋经济竞争中担当了主要角色。按照我国对企业的产业分类，船舶工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中图分类号：F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8-0013-01

一、船舶制造企业的发展战略和选址战略

作为海洋经济中的船舶制造业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虽然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给海洋运输业带来巨大冲击，也影响了船舶订单，但是企业家们如果从战略的角度分析，在中国经营和发展船舶制造企业的前景是非常美好的。可以达成以下几点战略共识：第一、全球贸易一体化过程中，虽然贸易额有波动，但是总体是蓬勃向上发展，作为海上交通工具的船舶制造业也必将随之发展。第二、更低能耗、更高速度的高附加值的各种类型船舶都会不同程度地发展，它们都需要懂得更高技术的专业人才。第三、面向全球客户服务的船舶公司需要高级的经营和管理人才保持并发展公司的竞争力。第四、船舶集团会兼并收购相对弱小的集团。第五、只有在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在世界船舶行业中生存和发展。

船舶制造企业的战略趋势明确之后，具体的企业选址问题就摆在企业家面前。企业家给自己的企业选址涉及两大方面：一个是企业外部环境要素，如宏观经济要素和产业环境要素，另一个是企业内部要素。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讲，要考虑该地址土地供应是否充足、是否接近原料供应地、是否能源充足廉价、是否交通方便、是否有充足的人力资源等等。本文提出该地区的城镇化政策是否具有长期竞争性也是企业家考虑选址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中国沿海城镇化建设中的政策分析

出于中国体制特点，中国城镇化机制被高度概括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基本模式。中国沿海各城镇在建设过程中都在制定相关的政策，其中海洋经济政策尤为突出，船舶制造业政策也作为海洋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被放到显著位置。

本文课题组成员经过调查发现船舶制造业的地址主要沿海沿江沿湖发展，而且规模越大的企业沿海发展趋势是必然的。本文调查了沿海各个省市关于发展海洋经济的相关政策，得出以下一些分析和预测的成果：本课题组预测辽宁省将来海洋经济产业支柱可能为海洋渔业、海洋旅游、海洋交通。河北省将来可能为海洋旅游业、海洋运输业、临港工业。北京市将来会是海洋油气开采业、海洋科技服务业、海洋教育服务业三大支柱，其中后两项产业对全国的海洋产业有着重大的影响。天津市将来可能为滨海旅游业、临港工业、海水利用业。山东省将来可能为滨海旅游、海洋运输、海洋科技服务业。江苏省将来可能为海洋船舶制造、海洋运输、临港工业。上海市将来可能为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金融服务业、海洋贸易服务业、海洋科技服务业。浙江省目前的海洋经济产业支柱为海洋交通运输、海洋船舶制造、临港工业，将来这三大产业还将继续巩固和保持下去。福建省将来可能为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渔业、临港工业。广东省将来可能为滨海旅游、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业。广西省将来可能为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临港工业。海南省目前的海洋经济产业支柱为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将来依然可能为海洋旅游业、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

三、城镇化建设战略与企业战略的互动影响

在城镇化建设大潮下，不但中国的不少城市在跨越式建设中被相关媒体曝光为“鬼城”、“死区”、“空港”，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像“底特律市”局部中心街道为“死城”的现象。这些现象让本文思考“城镇化建设战略和企业战略的相互影响是什么？”这个问题。

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未必能继续劈波斩浪，究其根本在于企业家精神及战略定位。在考察国际上的跨国公司的背景，我们看到西方公司从1600 年起发展海洋贸易，积累和传承了几百年，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短短35 年，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才刚刚被社会认可。当第一代企业家白发上鬓、第二代企业家接班转型升级的时候，如何面对新的海洋经济和城镇化两大机遇，如何战略定位，都是迫切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根据本文前面的政策分析，很多省市和地区是不适合现代船舶制造企业战略选址的。而适合选址的若干个地区依然在城镇化建设战略中可以差异化发展，但是“自上而下”的模式似乎正在接受各种挑战，例如大连长兴岛。“自下而上”的模式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从企业战略的角度看，企业家势必更加关注“自下而上”模式中的产业链集聚、创新、发展三大因素。

基金项目：浙江台州市社科联2014 年课题（14YB04）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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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日益迅速。在服务业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而服务外包成为继制造业外包之后的新一轮产品内分工的重点内容的国际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融入全球化，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和发展服务外包。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要以比承接制造业外包更加积极、快速、坚决的态度来承接服务外包，抓住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我国政府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制定国家级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服务业、制定战略性承接策略、完善各种评价体系、大力培育本土品牌、完善知识产权环境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

关键词：服务外包战略

伴随着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很多为制造业服务的一些服务业价值链也跟着转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不断加深，制造业国际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服务业的转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满足制造业的要求以及提升服务业本身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业价值链也开始走向了大规模的转移，走向了专业化的道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有关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FDI总额的一半以上流向了服务业，每年FDI新增流量中服务业约占2/3，2005年服务业在全球FDI总存量中占60％，与此同时，制造业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41％下降到2005年的30％；目前，全球1,000强企业中有95％制订了服务外包战略(胡景岩，2007)。可见，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正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不断扩大，服务外包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和全球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融入全球化，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和发展服务外包。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要以比承接制造业外包更加积极、快速、坚决的态度来承接服务外包，进而抓住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各界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制定国家级发展战略

服务业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我国如果要想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就必须借鉴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的成功经验，从国家层面上制定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从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的历程来看，1978年我国明确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的国策，1992年进一步明确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每一次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变迁都是围绕加快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利用外资、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等目标展开的。总的来看，国家层面制定的各种战略政策是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也应该根据对服务业转移的趋势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基本国情以及比较优势，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有重点、有选择地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发展服务外包不能遍地开花，应该有选择地把部分省市培育成承接服务外包的重点地区，不同的省市发展不同的业务，使不同的省市成为我国各类服务外包的集聚地，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避免地区问的无序竞争，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

2、大力发展服务业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是影响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因素之一，而服务贸易的发展滞后又是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滞后。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现实来看，1991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为33％，2007年所占比重增加到39％，16年仅增加了6个百分点，发展速度较慢且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所以说，我国要想发展服务外包，就必须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承接服务外包的产业基础。另外，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效率比较低下，成为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有关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一项调研表明：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分销、物流、融资和其他生产业发展明显滞后，成为影响其在中国投资企业竞争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也要求我国尽快发展服务业(江小涓，2004)。

3、制定战略性承接策略

(1)承接方式战略。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经验比较缺乏，起步比较晚，因此，在服务外包市场上，我国在承接战略上就要有策略性，如同制造业外包一样，服务外包一级承包商在获得一级发包商提供的发包合同后，可能把有关业务进一步分解并向下一级厂商发包，形成二级甚至更多层次的外包关系。因此，中国内资企业可以选择从二级或三级承包商做起，这样比较容易以较快的速度融入外包市场。少部分实力比较雄厚、国际竞争力比较强的企业也应该主动地与一级发包商接洽，直接以较高的起点融入国际市场。

(2)承接国别战略。目前，在开拓欧美外包市场的进程中，我国企业存在着一定的弱势，例如，既懂专业技术又精通外语的综合性人才较少，缺乏完善的销售渠道和营销网络，美欧的市场已经被印度、菲律宾、爱尔兰和捷克所占领，竞争十分激烈。因此，在承包国的选择上，我国应该以开拓亚太地区市场为主，充分发挥与日本、韩国、台湾以及邻近的其他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在地理上邻近、文化上相通、经济上频繁往来以及中国有200万会讲日语和韩语的语言人才的优势，积极承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业务。另外，还可以和印度互相外包，充分发挥各自在服务外包方面的优势，在和印度的合作过程中学习印度的先进经验，推动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业务发展。

(3)承接领域战略。在承接外包领域的选择上，要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的优势。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世界加工厂，但是，中国要想留住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制造企业，进而吸引其将更高端制造环节转移到国内，就必须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发达的生产外包。这就为我国采用生产外包模式发展服务外包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因此，我国在承接服务外包时要特别重视生产外包的承接。除了模具设计、软件设计、工程设计、服装设计、动漫设计、玩具设计、印刷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业务，生产外包的业务还包括供应链与物流、装备制造业融资性租赁、第三方品质检验、第三方产品测试、产品OEM(委托加工制造)、ODM(委托设计加工制造)等项目。这些项目应该是我国承接的重点。目前，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生产外包差距仍然较大。在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生产外包占服务业的70％。而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在2006年才刚刚突破40％(何骏，2008)。可见，以我国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我国承接生产外包具有十分巨大的潜力。

4、大力培育本土品牌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外包更重视质量，因此，发包商在进行发包时，更重视承接企业、行业或国家的品牌因素。例如，马来西亚共享服务和外包产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得益于多媒体超级走廊品牌。由于这个独一无二的走廊，马来西亚继续吸引着世界主要的信息及通信技术企业将其业务落地在多媒体超级走廊，从事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并以此作为出口基地。目前，入住的跨国公司、外商独资和马来西亚的国内企业已达900多家。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优势因素极为明显，但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服务外包的品牌企业。中国企业没有品牌效应，这种现状让中国企业在与国际同行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严重影响了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速度和数量。因此，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联合起来，承担起扶持和培育本土外包品牌企业和产业的重任。

5、完善知识产权环境

与制造业外包相比，服务业外包对知识产权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因此，欧美发包商在选择承包商时，对于东道国的管理水平、商务和法律的国际规范有着很高的要求，欧美商家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尤其关注。因此，我国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大规模承接服务外包营造良好的环境。从现实来看，发包商主要关心知识产权法律环境和信息安全、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支持等问题，因此，在企业层面上，我国企业应尊重国外的知识产权，知法、守法，在政府层面上，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宣传，加大对违反知识产权的惩罚力度，加快发展外包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产权高端中介服务，推行外包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认证，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

6、实施走出去战略

在承接服务外包方面，相比印度、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我国是一个后来者。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绝大部分国家都意识到了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各个国家对外开放的速度越来越快、程度都越来越深，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的竞争比制造业外包市场的竞争要激烈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脱颖而出，我国发展服务外包就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要大力完善国内相关环境，积极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被动”承接服务外包；另一方面是要大胆地走出去，特别是一些规模实力较强的服务外包企业应该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开拓国际市场。只有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开拓国际市场，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后来者居上。因为部分服务外包企业在境外设立研究开发、市场营销及服务机构，可以更加贴近发包市场，可以为客户量身定做符合其商业习惯并能适应中国市场特殊要求的解决方案。

7、完善各种评价体系

我国在承接制造业外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国不能完全以承接制造业外包的经验来发展服务业外包。因为制造业外包和服务业外包对承接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例如：(1)从投资规模来看，服务业外包是基于人力资源的产业，投资规模远小于制造业，制造业的投资额规模可以达到数十亿投资，而对服务外包业来说，几千万的项目就很大了，这样单位面积土地的投资强度根本无法和制造业比较。(2)从进出口规模来看，服务业外包基本没有进口，虽然几乎所有的出口额都是净增加值，但是，项目带来的名义贸易额却无法与制造业相比。(3)承接制造业对国家政府、当地政府的要求主要是税收、地价等方面的，而承接服务外包对政府的服务意识要求特别高。几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制，使得中国政府很难做到向“承包商满足发包商各种要求”来满足当地企业的各种要求(曲玲年，2008)。

上述与我国多年来形成的招商评价体系(重视规模)、政绩评价体系(重视规模)、地区经济发展体系(重视规模)、文化传统(官本位)等评价体系不符。发展服务业，承接服务外包将改变许多已经形成的规则和标准，要求政府转变思维和服务意识。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利于我国发展服务业和承接服务外包。因此，我国应该立足于服务业的自身特点，考虑服务外包对经济发展的实际带动作用，制定承接服务业的评价体系，完善政绩评价体系和地区经济发展体系，使这些体系从重视名义规模、重视名义作用向重视质量、重视实际作用转变。

8、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发展制造业方面缺乏总体优势，部分原因是由于地理劣势而造成的运输成本过高所形成的壁垒，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制造业外商投资在中西部较少，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困难较多、转移的速度较慢、转移的量较少。这就是经济差距长期存在、各种经济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目前，我国政府面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差距、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严峻挑战，而国际服务业转移(承接服务外包)为我国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与制造业特别重视交通运输等硬件要素相比，服务业发包方更加注重承包方的软件要素，例如，发包方看重的要素主要包括：政府的支持力度、法律完善程度、网络设施建设、品牌和信誉、生产成本、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成熟度、人才素质及人力资源储备、组织与管理、教育科研水平、文化的兼容等。可见，这些要素与制造业等领域的要求有明显的差异。也正是由于这些要素的差异性，以及服务业外包特别是软件外包采用跨境提供的方式、利用互联网提供服务的特点，使中西部城市特别是西安、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可以充分规避由于地理劣势而造成的运输成本过高所形成的壁垒(王迎新，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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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融入全球化，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和发展服务外包。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要以比承接制造业外包更加积极、快速、坚决的态度来承接服务外包，进而抓住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各界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制定国家级发展战略

服务业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我国如果要想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就必须借鉴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的成功经验，从国家层面上制定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从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的历程来看，1978年我国明确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的国策，1992年进一步明确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每一次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变迁都是围绕加快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利用外资、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等目标展开的。总的来看，国家层面制定的各种战略政策是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也应该根据对服务业转移的趋势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基本国情以及比较优势，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有重点、有选择地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发展服务外包不能遍地开花，应该有选择地把部分省市培育成承接服务外包的重点地区，不同的省市发展不同的业务，使不同的省市成为我国各类服务外包的集聚地，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避免地区问的无序竞争，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

2、大力发展服务业

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是影响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因素之一，而服务贸易的发展滞后又是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滞后。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现实来看，1991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为33％，2007年所占比重增加到39％，16年仅增加了6个百分点，发展速度较慢且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所以说，我国要想发展服务外包，就必须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承接服务外包的产业基础。另外，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效率比较低下，成为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有关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一项调研表明：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分销、物流、融资和其他生产业发展明显滞后，成为影响其在中国投资企业竞争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也要求我国尽快发展服务业(江小涓，2004)。

3、制定战略性承接策略

(1)承接方式战略。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经验比较缺乏，起步比较晚，因此，在服务外包市场上，我国在承接战略上就要有策略性，如同制造业外包一样，服务外包一级承包商在获得一级发包商提供的发包合同后，可能把有关业务进一步分解并向下一级厂商发包，形成二级甚至更多层次的外包关系。因此，中国内资企业可以选择从二级或三级承包商做起，这样比较容易以较快的速度融入外包市场。少部分实力比较雄厚、国际竞争力比较强的企业也应该主动地与一级发包商接洽，直接以较高的起点融入国际市场。

(2)承接国别战略。目前，在开拓欧美外包市场的进程中，我国企业存在着一定的弱势，例如，既懂专业技术又精通外语的综合性人才较少，缺乏完善的销售渠道和营销网络，美欧的市场已经被印度、菲律宾、爱尔兰和捷克所占领，竞争十分激烈。因此，在承包国的选择上，我国应该以开拓亚太地区市场为主，充分发挥与日本、韩国、台湾以及邻近的其他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在地理上邻近、文化上相通、经济上频繁往来以及中国有200万会讲日语和韩语的语言人才的优势，积极承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业务。另外，还可以和印度互相外包，充分发挥各自在服务外包方面的优势，在和印度的合作过程中学习印度的先进经验，推动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业务发展。

(3)承接领域战略。在承接外包领域的选择上，要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的优势。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世界加工厂，但是，中国要想留住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制造企业，进而吸引其将更高端制造环节转移到国内，就必须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发达的生产外包。这就为我国采用生产外包模式发展服务外包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因此，我国在承接服务外包时要特别重视生产外包的承接。除了模具设计、软件设计、工程设计、服装设计、动漫设计、玩具设计、印刷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业务，生产外包的业务还包括供应链与物流、装备制造业融资性租赁、第三方品质检验、第三方产品测试、产品OEM(委托加工制造)、ODM(委托设计加工制造)等项目。这些项目应该是我国承接的重点。目前，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生产外包差距仍然较大。在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生产外包占服务业的70％。而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在2006年才刚刚突破40％(何骏，2008)。可见，以我国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我国承接生产外包具有十分巨大的潜力。4、大力培育本土品牌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外包更重视质量，因此，发包商在进行发包时，更重视承接企业、行业或国家的品牌因素。例如，马来西亚共享服务和外包产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得益于多媒体超级走廊品牌。由于这个独一无二的走廊，马来西亚继续吸引着世界主要的信息及通信技术企业将其业务落地在多媒体超级走廊，从事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并以此作为出口基地。目前，入住的跨国公司、外商独资和马来西亚的国内企业已达900多家。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优势因素极为明显，但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服务外包的品牌企业。中国企业没有品牌效应，这种现状让中国企业在与国际同行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严重影响了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速度和数量。因此，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联合起来，承担起扶持和培育本土外包品牌企业和产业的重任。

5、完善知识产权环境

与制造业外包相比，服务业外包对知识产权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因此，欧美发包商在选择承包商时，对于东道国的管理水平、商务和法律的国际规范有着很高的要求，欧美商家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尤其关注。因此，我国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大规模承接服务外包营造良好的环境。从现实来看，发包商主要关心知识产权法律环境和信息安全、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支持等问题，因此，在企业层面上，我国企业应尊重国外的知识产权，知法、守法，在政府层面上，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宣传，加大对违反知识产权的惩罚力度，加快发展外包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产权高端中介服务，推行外包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认证，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

6、实施走出去战略

在承接服务外包方面，相比印度、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我国是一个后来者。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绝大部分国家都意识到了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各个国家对外开放的速度越来越快、程度都越来越深，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的竞争比制造业外包市场的竞争要激烈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脱颖而出，我国发展服务外包就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要大力完善国内相关环境，积极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被动”承接服务外包；另一方面是要大胆地走出去，特别是一些规模实力较强的服务外包企业应该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开拓国际市场。只有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开拓国际市场，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后来者居上。因为部分服务外包企业在境外设立研究开发、市场营销及服务机构，可以更加贴近发包市场，可以为客户量身定做符合其商业习惯并能适应中国市场特殊要求的解决方案。

7、完善各种评价体系

我国在承接制造业外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国不能完全以承接制造业外包的经验来发展服务业外包。因为制造业外包和服务业外包对承接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例如：(1)从投资规模来看，服务业外包是基于人力资源的产业，投资规模远小于制造业，制造业的投资额规模可以达到数十亿投资，而对服务外包业来说，几千万的项目就很大了，这样单位面积土地的投资强度根本无法和制造业比较。(2)从进出口规模来看，服务业外包基本没有进口，虽然几乎所有的出口额都是净增加值，但是，项目带来的名义贸易额却无法与制造业相比。(3)承接制造业对国家政府、当地政府的要求主要是税收、地价等方面的，而承接服务外包对政府的服务意识要求特别高。几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制，使得中国政府很难做到向“承包商满足发包商各种要求”来满足当地企业的各种要求(曲玲年，2008)。

上述与我国多年来形成的招商评价体系(重视规模)、政绩评价体系(重视规模)、地区经济发展体系(重视规模)、文化传统(官本位)等评价体系不符。发展服务业，承接服务外包将改变许多已经形成的规则和标准，要求政府转变思维和服务意识。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利于我国发展服务业和承接服务外包。因此，我国应该立足于服务业的自身特点，考虑服务外包对经济发展的实际带动作用，制定承接服务业的评价体系，完善政绩评价体系和地区经济发展体系，使这些体系从重视名义规模、重视名义作用向重视质量、重视实际作用转变。

8、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发展制造业方面缺乏总体优势，部分原因是由于地理劣势而造成的运输成本过高所形成的壁垒，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制造业外商投资在中西部较少，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困难较多、转移的速度较慢、转移的量较少。这就是经济差距长期存在、各种经济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目前，我国政府面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差距、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严峻挑战，而国际服务业转移(承接服务外包)为我国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与制造业特别重视交通运输等硬件要素相比，服务业发包方更加注重承包方的软件要素，例如，发包方看重的要素主要包括：政府的支持力度、法律完善程度、网络设施建设、品牌和信誉、生产成本、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成熟度、人才素质及人力资源储备、组织与管理、教育科研水平、文化的兼容等。可见，这些要素与制造业等领域的要求有明显的差异。也正是由于这些要素的差异性，以及服务业外包特别是软件外包采用跨境提供的方式、利用互联网提供服务的特点，使中西部城市特别是西安、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可以充分规避由于地理劣势而造成的运输成本过高所形成的壁垒。

篇6

关键词：离岸服务外包；劳动力成本；经济自由度；IT基础设施

中图分类号：F75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0)01―0010―08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达国家继制造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之后，服务业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离岸服务外包是其转移的重要方式。所谓离岸服务外包(offshore services outsourcing，OSO)，是指跨国公司(或机构)将本来自身执行的一些服务生产职能，通过建立可控制的离岸中心或国外分公司，或通过合同方式发包、分包或转包给本企业之外的境外服务提供者，以提高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这种服务业务转移方式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的重大突破，具有革命性，使得传统意义上难以贸易的服务变得也可以跨国界贸易。

目前国内外对于离岸服务外包颇为关注。国外文献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两个方面，一是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分析离岸服务外包的发生机制和产生原因。多数研究是从技术进步和制度演变的层面来解释，即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和全球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促使跨国公司把一些服务业务或流程离岸外包，以降低成本、获取境外优质人力资源、提高核心能力和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等。如Jone和Kierzkowski(1990)指出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比较优势差异以及生产过程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推动了生产分散化的进程。Arndt(1997)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把分段生产的假设加入“要素比例”理论，证明进口竞争部门可以把具有比较劣势的生产环节或流程外包出去，会提高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t21Chris-tina Costa(2001)认为服务外包的动因是成本降低、技术因素以及关注核心能力。二是把国际贸易理论与企业理论相结合，研究企业如何选择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和供应商地点。Grossman 和Helpman(2002，2003，2005)连续建立一系列模型来解释企业的外包行为：包括分析企业如何在外包和一体化之间进行选择，企业如何决定外包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行，企业如何在FDI和国际外包之间进行选择等，认为企业的外包决策涉及中间品市场的交易成本，中间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市场的竞争状况等因素，而国际外包则取决于东道国的要素禀赋状况、法律环境、搜寻技术等多种因素。Antras和Helpman(2004，2006)将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Grossman-Hart-More的不完全契约模型结合起来，全面分析了生产率水平不同的企业对直接投资、本地一体化、本地和国际外包的选择问题，认为生产率水平不同的企业会选择不同的生产组织和地点，产业特征不同也影响产业内企业对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

国外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离岸服务外包对美国、西欧等发包国生产率、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一般研究都认为离岸服务外包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加大工资收入的差距，而对就业的影响就有些争议。Ainiti和Shang-Jin Wei(2006)研究发现，离岸服务外包对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并不太明显。Crin6Rosario(2007)对西欧的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对发包国的生产率产生较大的正向作用，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技能偏向，倾向于增加高技能岗位，减少中低技能岗位。Feenstra和Hanson(1996)以及Hijzen等人(2004)使用美国和英国产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国际外包对相对工资及相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发现外包导致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以及相对需求的提高。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给东道国带来的就业和技术溢出效应。如王晓红(2008)通过对中国80家设计公司的调查研究，证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够带来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刘绍坚(2008)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承接国际软件外包获得了技术溢出的效应，提升了本土软件研发能力，而在技术外溢的多种可能途径中，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最显著。任志成、张二震(2008)分析指出，承接服务外包可以促进东道国就业扩张以及劳动者的薪酬提高和技能升级。二是从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现状出发，提出促进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政策思路。卢峰(2007)在考察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认识过程和发展现状基础上，从发展路径选择、硬件和人才基础条件、政策调整滞后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相对落后根源。裴(2007)对服务外包中发包方选择接包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低成本及富有才干的人才优势、知识产权的良好保护等是服务外包发包方所考虑的主要因素。

总之，目前国外文献多数是从美国、西欧等发包国视角研究离岸服务外包问题，以发展中国家和承接国为视角探讨离岸服务外包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国内学者主要是强调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重要性，提出一些促进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政策思路，背后的机理分析不够，也缺乏规范的实证研究。本文在现有研究和相关理论基础上，选取了5个主要影响东道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能力的因素，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对这些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找到提高我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能力的着力点。

二、主要影响因素和假设

在现有研究和相关理论基础上，本文选取5个影响发展中国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主要因素来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假设。

1.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成本是服务业需要支付的主要成本，服务业也是人力资本投入最高的行业。因而与制造业相比，劳动力成本的节约对于推动服务业离岸外包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离岸服务外包的最初动因就是为了利用不同国家之间熟练劳动力的成本差异，进行全球劳动力套利。因此在技术和其他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发包国把不同服务活动拆分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以节省成本获得比较优势利益。

假设1：一国劳动力成本越低，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越强。

2.人力资本禀赋　企业在离岸服务外包的区位选择中，为保证服务提供的质量，非常关注当地服务人员的素质。由于服务的异质性和不可存储性，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必须要有人员的参与，而且缺乏机械标准化生产来确保质量的可行性，服务质量往往依赖于服务人员的水平。因此，服务人员技术、沟通和管理水平在服务业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许多企业外包的服务活动已从最基础低层次的呼叫中心业务逐渐向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IT系统运营服务转移。这种发展趋势提高了对承接国服务能力的要求，高技术含量、高层次的服务活动需

要具有高素质的服务人才来提供。因此，承接国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禀赋将会影响到企业服务离岸外包的区位选择。

假设2：一国高素质人力资本禀赋越丰富，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越强。

3.经济自由度　根据Dunning(2001)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企业所选择的区位要与他们的优势资产形成最佳搭配，主要包括要素成本和运输成本、市场规模和特征、政府政策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备，交易成本越低，价格机制越有效，政府干预经济的政治风险也越小，就越能吸引外资进入或进行项目外包。

与其他产业相比较而言，服务业在更大程度上是Clague等(1999)所说的“契约密集型产业”，即服务业的生产和交易将涉及到更为密集和复杂的契约安排。作为一种契约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发展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提供保护，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制度的投入相对制造业比较敏感。普通的制造过程所依赖的技术、知识基本上都是属于成熟、显性、可编码和可学习的，而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对知识产权和长期积累的各种隐含性知识保护的要求非常严格。因此，服务业这些独特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或项目外包时更倚赖于东道国的市场经济环境。无论是服务业直接投资还是项目外包，跨国公司都非常重视一国的商业环境、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对企业运行成本的影响。跨国资本出于利益考虑，决不会把其花费了巨额投资的技术和诀窍，贸然转移到一个对知识产权保护不严格、对模仿行为处置不严厉的国家和地区。江小涓(2008)就明确指出，与制造外包不同，限制服务外包发展的不是技术和市场需求，而是能够将服务外包中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要求体现在合约中并被有效执行的能力，这涉及合同订立与执行的宏观制度环境，包括监管模式、法律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Altomonte和Bonassi(2004)也认为东道国市场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契约的完备性越好，如更完善的法律环境，跨国企业发包到该国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大，进入该国市场的外包企业就越多。

假设3：一国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越强。

4.IT基础设施　从相关基础设施条件角度看，当代服务外包建立在IT技术基础上，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有较大依赖。事实上，大部分类型的服务外包都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来完成，如果不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部分服务产品不可转移的特性，服务外包根本无法完成。尤其在IT服务离岸外包上，IT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承接企业IT服务的提供能力和IT服务质量。为保证承包商所提供的服务能够达到发包企业的要求，发包商往往会选择具有较好服务设施水平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外包服务活动。此外，东道国良好的IT基础设施也会通过降低发包方寻找服务供应商的搜寻成本，提高搜寻成功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吸引离岸服务外包。如Grossman和Helpman(2002)指出，企业在如何决定外包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行时，首先要搜寻具有专门知识的供应商，而搜寻技术影响搜寻成本和搜寻的成功率。而通讯和运输等基础设施越好的国家搜寻成本越低以及搜寻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承接离岸外包的竞争力越强。

假设4：一国信息基础设施越完善，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越强。

5.语言文化因素　国家之间语言文化差距越大，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活动将会付出更多额外成本，例如信息交流、业务沟通成本等。因此，为保障外包活动的顺利开展，发包方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需要充分考虑两国间文化差距的影响，并对此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以适应和了解双方的语言文化差距。一般来说，接包国在语言文化方面与目标客户越接近，越具有较强的客户互动技能。由于欧美等主要发包国是英语国家，因此较高的英语水平以及良好的语言文化环境可以使接包方工作人员能够很通畅地与发包方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与协作。交流的有效性取决于语言技能、交流基础设施和文化适应性，能力缺乏、层次较低的交流技能最终会损害客户的信任，从而难以获得海外客户的外包订单。而且，即便获得了海外订单，交流技能的缺乏也会增加人事管理难度，延长项目时间，进而产生较高交易费用。

假设5：一国语言文化与欧美等发包国越接近，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越强。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选择

为检验以上提出的假设，我们构建了以下基本的计量模型：

LnOSOit=β0+β1WAGEit+β1lnTERit+β3EFWit+β4INTit+β5ENG+εit　(1)

式中i和t分别表示国家和时间，εit为误差项，β0，β1，β2，β3，β4，β5为待估系数。为改善模型拟合和减少异方差，我们对被解释变量OSO与解释变量WAGE和TER分别取对数。本文选取2000～2006年为样本区间，采用《2005全球外包报告》中列举的31个主要服务外包承接国作为研究对象，但由于部分国家的相关数据无法获得，我们的样本只包含23个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

OSO是一国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和其他商务服务的出口价值之和，用来衡量一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总量，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账户。

WAGE是各国平均劳动力工资，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动组织的劳动力成本数据库。由于国际劳动组织的各国劳动力工资是以各国本地货币表示，因此，本文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数据库的各国货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把各国劳动力工资统一折算成美元。

TER是各国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禀赋。服务业是典型的熟练劳动力和高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一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在于其拥有的熟练劳动力和高素质劳动力的总量。由于无法得到每个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总数，我们以当前各国高等学校中的在校人数作为人力资本禀赋的变量，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育统计报告数据中的各国高等教育注册人数。

EFW是各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本文选取国际著名的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指数进行度量，该指标使用了38个组成部分及子组成部分衡量关系经济自由度的五大因素，包括政府规模、社会法规和财产权保护、货币的安全性、国际兑换和管制，以此汇总成EFW指标。该指数值与经济自由度正相关，指数值的范围为0～10，指数越大，表示一国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

INT是各国的IT基础设施水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ex数据

库的各国互联网用户数据。ENG是语言文化虚拟变量，如果一国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是英语，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四、计量分析结果

运用面板数据面临着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问题，两种模型进行计量后的结果差异可能非常大。我们首先不考虑语言虚拟变量ENG，对以上模型分别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法进行回归。然后我们加入语言虚拟变量，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计量分析软件为EViews6.0，结果见表1。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InWAGE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在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方面有优势，这与前文提出的假设1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本文的样本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其劳动力成本相对欧美等发包国而言都是较低的，但由于服务离岸外包对低成本的寻求是要在确保服务质量不变的前提下，因此企业在进行服务离岸外包的区位决策时，更多地依赖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为高质量、高水平服务所提供的有力保障。因此，在同等条件下，企业在选择理想的服务外包承接地时，往往愿意选择劳动力成本稍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应较高服务质量能得到较好保证的国家。也就是说，只要一国劳动力成本与发包国比较而言相对较低，即可成为理想的服务离岸外包承接地，并非劳动力成本越低越有优势。

回归结果清晰地表明，一国高素质人力资本禀赋(lnTER)对一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这与本文提出的假设2基本相符。服务业是典型的熟练劳动力和高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企业在离岸服务外包的区位选择中，为保证服务提供的质量，非常关注当地服务人员的素质。

经济自由度(EFW)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显著，表明一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对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能力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这与前文的假设3一致。服务业的生产和交易将涉及到更为密集和复杂的契约安排，作为一种契约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发展更加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提供保护。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备，就越能吸引跨国公司在该国建立可控制的离岸服务中心或进行项目外包。

一国IT基础设施(INT)对东道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假设4得到验证，表明东道国IT基础设施越完善，越容易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因为IT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服务承包商的服务提供能力和服务质量。

语言文化虚拟变量ENG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为英语的国家在承接服务离岸外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与前文的假设5一致。由于服务外包的主要发包国如美国、英国等是英语国家，因此，较高的英语水平以及良好的语言文化环境可以使接包方工作人员能够很通畅地与发包方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与协作，减少交易费用。

五、结语与建议

在相关理论基础上，参考前人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了5个主要影响东道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能力的因素：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禀赋、经济自由度、IT基础设施和语言文化因素，然后利用26个主要接包国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对以上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1)一国劳动力成本对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但由于企业在进行服务离岸外包的区位决策时，更多地依赖东道国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为高质量、高水平服务所提供的有力保障，因此在同等条件下，企业在选择理想的服务离岸外包承接地时，往往愿意选择劳动力成本稍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应较高的国家；(2)一国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高素质人力资本禀赋越丰富、IT基础设施越完善，其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越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为英语的国家在承接服务外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过去我国通过积极承接制造外包，成为全球主要的制造中心。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外包从制造环节扩展到服务环节。与制造业相比，现代服务业具有无污染能耗少的特点，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创造就业、产生溢出效应、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等。而在全球服务离岸外包的浪潮中，我国在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方面显然要比印度、爱尔兰等国家落后许多。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措施增强离岸服务外包承接能力，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促进外贸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改进和完善相关立法和执法，提高经济自由化程度　一国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备，越能吸引跨国公司在该国建立可控制的离岸服务中心或进行项目外包。因此我们应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并完善中国服务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逐步提高经济自由化程度，提高离岸服务外包承接能力。

2.调整人才培养观念，储备承接服务外包的高素质人力资本　虽然我国拥有低人力成本的优势，但从事外包服务行业所需的高级要素和专门要素却比较薄弱，高素质人才紧缺。我们应加强研究机构、大学同企业间的紧密衔接，建立起有效的高级要素和专门要素的创造机制，努力培养出更多的高级要素人才和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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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活跃。在当前外商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中，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份额急剧增长。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也带来了更深远的溢出效应。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相关评价，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服务业 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 （FDI）作为效率最高的生产要素发展迅猛，早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只是作为制造业的补充而转移海外。近几年服务业FDI持续增长，占全球FDI的2/3以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成为FDI高速发展的新动力。《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显示由于服务业母国和东道国服务部门的跨国程度，特别是以知识和技术传递为特点的知识型服务业的跨国程度，仍然落后于制造业，因此外资在将来还存在着进一步向服务业转移的空间。

目前，国内外关于制造业FDI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多，但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主要对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研究进行相应的整理和评论。

国外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

Stephen H.Hymer（1960）最早在他的博士论文“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中突破了传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束缚，提出垄断优势理论，开创了以FDI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垄断优势理论以垄断优势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指出企业之所以直接投资就在于具备当地竞争者所没有的某些优势，这是在国外竞争市场成功的条件。垄断优势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不完全或不完全竞争市场，这些垄断优势的存在使得跨国公司不仅能抵消东道国的本土优势，还可以帮助跨国企业获得收益，这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此外Hymer还特别强调了技术与知识资产在垄断优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J.Dunning（1986）在融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折衷理论（三优势理论），J.Dunning认为FDI的发生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决定跨国公司对外FDI的直接动力，但不足以解释FDI，必须引入区位优势的思路。跨国公司进行FDI必然要考虑承接国的区位因素，并且区位优势不仅决定东道国对FDI流向的吸引力还决定了FDI的产业结构和行业类型。三种优势结合在一起是FDI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折衷理论最早在制造行业论述，1989年J.Dunning在《跨国企业和服务增长：一些概念和理论问题》中将折衷理论扩展到服务行业部门，认为折衷理论的模型基本适用于服务业，并进行了部分修正补充。这些补充增强了折衷理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

前期关于FDI的基础研究一直在试图解释FDI的发生机理，决定因素等，为进一步研究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奠定了基础。基于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最早是Rostow根据发展经济学提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利用外资改善经济起飞阶段的资本短缺约束。对于FDI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研究，最著名的还是Chenery&Strout提出的两缺口模型，认为外资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经济增长。

中期，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背景下，关于FDI影响的讨论日趋集中于探讨它的溢出效应。理论研究方面，Lall（1980）最早提出FDI的技术溢出渠道，认为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的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可以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而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Grossman，Helpman（1991）是最早在“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提出知识溢出的见解，他们认为国家之间除了技术转移上相互依靠，还相互学习制造方法、组织模式、营销策略以及产品设计等，FDI会带来管理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FDI溢出效应最著名的解释源自Magnus Blomstrom，Ari Kokko（1996）在“The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Host Countrie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中所作的定义，它指出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投入等要素通过多种渠道而导致东道国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

关于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最早是Caves（1974）选取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横截面数据，发现两国制造业都存在着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同外国分支机构的参与程度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在此之后Blomstrom，Wolff（1994）利用墨西哥的工业生产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出了外资企业的渗透正向影响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结论。Husian，June考察1970-1988年间的经济数据，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回归方法分析出FDI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

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正向溢出效应。代表性的研究有：Haddad， Harrison（1993）选取了摩洛哥1985-1989年间制造业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考察后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Harris， Robinson（2001）选用1974-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对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和产业中下游存在外资的三种情况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相应的行业溢出效应、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都不明显，比较而言行业间溢出效应较前两种相对明显。

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Goldsmith（1969）提出一国经济增长状况和本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

Markusen（1989）研究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会对国内服务企业产生部分挤出效应，但由于服务行业的竞争又会导致国内对该服务更大的需求，替代效应小于规模效应，服务业的FDI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Manuel R.Agosin， Ricardo Msyer（2000）考察了1970-1996年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数据，发现期间服务业FDI在亚洲各国有正向的挤入效应（互补效应），在拉丁美洲各国有负向的挤出效应（替代效应），在非洲各国没有显著的关联性。他们认为FDI的溢出效应是不确定的，主要受各国外资政策、国内总投资率等因素影响。

国内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

国内关于FDI及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且主要是借鉴国外研究的一些模型和理论来研究。

定性研究方面，薛求知、郑琴琴（2002）认为经典的FDI理论对制造业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但这些理论却不能很好的解释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出现。他们从需求、供给、竞争、壁垒以及声誉五个方面研究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FDI出现和扩张动因都不同，传统的折衷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服务业FDI中的新现象。李慧中（2004）通过比较服务业与制造业贸易与投资动因的差异，认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品差异与规模经济最能说明当前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陈涛涛（2003）将“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一同作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行业要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出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溢出效应的结论。姚洋、章奇（2001）认为FDI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的进入在传播先进技术方面作用不大，主要通过人员或其他信息流动等起到作用。何洁（2000）就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口数量、产业结构、地理位置等变量对吸收FDI外溢效应的能力影响进行了分析。殷凤（2006）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劳动力供给等是影响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因素。

庄丽娟、贺梅英（2005）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服务业FDI对中国经济具有促进作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就业、贸易效应显著，并且进一步地指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原因，但是中国服务业增长却不仅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

陈浪南、陈景煌（2002）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选取1982-1998年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逐年增加，1982-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均不到0.1%，而1992年以后贡献率在0.4-0.6%之间，并且还可能被低估。薛敬孝、韩燕（2006）利用中国1999-2002年服务业9个部门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外商投资在总行业总投资中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平均生产率就提高0.14个百分点。

查贵勇（2007）选取1997-2005年中国服务业的样本数据进行考察，得出中国服务业总体引入FDI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中国服务业吸引FDI每增加1%，会带动增加0.1757%的服务业产值。此外，服务业总体及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吸引FDI具有显著正溢出效应，而劳动力和物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吸引FDI具有不显著的负溢出效应。查冬兰、吴晓兰（2006）通过对江苏省服务业1998-2003年间的行业数据，得出服务业主要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的结论，其中房地产行业引入外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比较大，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而社会服务业对地区生产总值无显著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我国服务业FDI显著正向溢出效应的结论。马莉（2001）认为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技术上和管理能力上的优势，在与我国本土企业的同业竞争中一般处于上风，但某些行业本土企业和外商企业技术差距较大，模仿学习效率不高，因此FDI在我国产业内产生负的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使用30个省市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发现，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外溢效应为正，但在分区域研究中发现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外商直接投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外商投资对当地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不明显甚至是负的，存在“门槛效应”。许和连（2007）利用中国1999-2003年35个工业行业的Panel数据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实证检验了中国FDI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FDI企业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途径产生积极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结论

综合以上文献，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给出如下评价：

第一，大部分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其研究路径和方法都沿用制造业FDI的分析理论。但是，服务业尤其是新兴的服务业，应有一套独立的，适合于无形产品的分析系统。

第二，目前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相对地集中于定量或定性研究，较少有全面地分析溢出效应的论证手段。

第三， 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产业内溢出效应，多角度地从产业内、产业间溢出效应来分析服务业FDI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第四， 近年来的研究集中于宏观、全行业的研究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问题，缺乏具体行业的细化分析。

参考文献：

1.陈涛涛，狄瑞鹏.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阶段性特征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7.

2.沈坤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1999

3.杨春妮.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中国区位比较优势的实证[J].国际贸易问题，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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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上三次成功的经济赶超案例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共有三次成功的经济追赶案例，第一次是美国在1871年到1913年期间对当时世界霸主英国的赶超；第二次是二战后日本在1953年至1992年期间对美国的追赶。第三次也是最近一次亚洲四小龙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追赶。这三次追赶均实现最终目标，所花费的时间分别为43年、40年以及30年，是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短期实现经济追赶目标的典型案例。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三次成功的经济追赶案例给人们留下来无数探索空间，为何能够在如此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经济追赶都有一项共同的基础，就是提高人力资本力量的储存，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经济政策贯彻实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追赶可以是作为人力资本的加速追赶。举例来说，美国182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仅相当于英国的87.5%，到了1870年这一数字增长为88.3%，到了1913年这一数字更是变为91.2%。同样的情况在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也得到了明显体现。这三次成功的经济经济追赶案例均发生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人力资本的追赶，数据表明，该阶段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甚至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这几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创新，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些创新都是建立在雄厚的人才基础上。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跨越式的，甚至超过了物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因此当前经济发展中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该种经济发展模式，意图通过人力资本储存实现经济发展中的快速追赶。实践表明，这种盲目的追赶导致的结果与大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想是截然不同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成功追赶案例中的几个国家或地区存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阶段性促进作用是不同的，需要根据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而不是盲目的模仿。

二、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发展阶段性驱动作用

笼统来说，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必然存在的，区别只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异。驱动作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个是人力资本积累本身所发挥出来的作用不同。众所周知，人力资本的积累并非简单的高学历人才的堆积，很多国家在人才教育上过于片面，在进行人才积累过程中未重视人才的多方向培养，仅仅只是大面积的高校扩招，培养的人才综合素质达不到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第二个因素就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同，在人力资本需求中则表现为对人力资本要素的要求存在差异，因此人力资本的积累并非都能发挥其预期作用，更多时候受到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

1.传统社会阶段的精英教育驱动。

传统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生产部门为农业，该产业对人才的要求不高，经济需要在数量上满足生产需求，即对人才的需求可以概括为人力资源数量的需求。该阶段人们在生活中主要表现为自给自足的方式，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此时对财富的衡量可以通过一个人拥有土地的多少，而对于一个地区的富裕程度同样可以用该指标进行衡量。农业生产阶段只需要劳动者具备一定劳动力即可将劳动与生产要素的完美结合，该阶段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基本接近于零，此时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似乎有利可图，但积累人力资本却显得毫无意义。此时接受教育的大多为达官贵人，普通民众很少接受到系统性的知识培训。

2.经济起飞阶段的初等教育驱动。

经济起飞阶段，工业化开始迅速推进，社会人才需求由原先的体力劳动转化为具有一定基础知识以及接受过与作业相关的系统培训，对人才的需求开始注重基础知识。此时新的科学技术已经逐渐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中，社会上开始出现金融机构，与经济相关的活动变得更加丰富。由经济方式转变而带来的直接效应还有包括交通方式的转变以及商业范围的不断扩大，人类社会将开始出现空前规模的资本积累。虽然该阶段相比于传统社会有了一定进步，但就工业化程度而言仍旧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工作中对技术要求不高，只需工人掌握基本知识即可。因此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为初等教育。

3.经济起飞阶段的中等教育驱动。

起飞阶段是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阶段，也是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佳时期，该阶段科学技术开始涉足到各行各业，工业化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达到历史新高，对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人才需求较大，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有一定的技术基础，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该阶段发展直接促进人人力资本的大量积累，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本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发展，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与日俱增，极大促进经济的飞越。

4.向成熟推进的高等教育推动。

该阶段科学技术已经涉及到所有经济活动中，传统工业部门逐渐趋于稳定，并出现一些新的工业部门，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就业部门的主导，农业部门在该阶段的劳动力则被大量转出，占总劳动力人数不到10%，人类进入服务型社会。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型社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以及文化水平要求达到了新的高度，拥有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则会带来更加雄厚的回报，该阶段低水平劳动力已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高等教育普及开始落实、随着经济水平以及人们需求的不断提升，最终将进入高额群体消费阶段的终身教育区。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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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Bruce McIntyre）曾供职于美国银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全球市场部、花旗集团以及Henry Ansbacher，重点负责上市与私有公司并购重组等相关交易，在规避风险、重塑价值、安全交易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购重组是退出的主要渠道

《投资与合作》：有人认为，市场不景气时，并购退出应占主导；反之，IPO退出占主导。IMAS公司如何看待这一观点？还有人指出，公司的股权在不同投资人之间转让，对公司本身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IMAS公司如何评价股权转让所带来的影响？

布鲁斯：我认为，投资者应该周全地考虑这两种退出途径。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股票市场显现出较大的短期波动性，这种情况降低了投资者推动IPO的意愿。再加上上市所带来的监管以及信息公开等，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并购重组作为其退出的主要渠道。一项针对科技板块的最新调查显示，90%的PE更喜欢将并购重组作为退出渠道。

事实上，并购重组的另外一个优势还在于，投资者可以在提供资金支持之外，还能提供一些针对目标公司（投资回报与成本的协同作用）的战略性建议。这可以显著提高目标公司客户的利益，并可以给目标公司带来更多的长期利益。而这些利益通常是IPO所无法带来的。

《投资与合作》：目前影响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很多，已成为影响未来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在这一背景下，IMAS公司是否认为2013年将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最为动荡的年份？股权投资市场是否也将随之进入深度盘整期？PE所投资的项目是否会面临退出与募资的双重艰辛？

布鲁斯：根据过往的经验以及投资者的反馈，我们注意到尽管现在全球经济环境不尽如人意，但是并购重组的交易依然会继续下去。我们的研究显示，自2011年第一季度以来，英国金融服务业基本每季度完成25宗并购重组交易（除2011年第三季度完成38宗外）。但这些交易总额的波动性很大，2011年第四季度交易额达到峰值，为55亿英镑，而2012年第三季度交易额却不到20亿英镑。可见，PE面临严峻考验。如果他们不能够保证有一个良好的盈利业绩，他们将很难继续获得投资者后续的资本投入。

短期来讲，资本退出的渠道依然曲折；长期来看，IPO退出可能更符合投资者的利益，以上两点，让融资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资本退出以及融资这两方面都会对PE的生存产生长期压力。

决定PE成功的要素不会变化

《投资与合作》：在2012年这个重要的岁末年初，全球VC/PE应当如何直面资本寒冬下的投资困局，探寻新的投资路径？

布鲁斯：即便是在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中，决定PE成功的根本要素也没有变化：第一，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第二，并购后的良好运营；第三，成功退出。

然而，在当前全球经济困难的大环境中，PE的机会在逐渐减少。一方面是卖方延缓了出售计划，另一方面资金的匮乏降低了人们的交易意愿。因此，PE会使用自有资源——利用自家雇员去寻找投资机会，或者借助专业的并购重组咨询机构来帮忙寻找交易机会。在这两方面，IMAS公司可以为有意“寻找投资机会”和“成功退出”的投资者提供帮助。

在寻找合适的机会方面，IMAS公司将通过IMAS-Insight——独特的信息管理系统，为PE在英国金融服务业中寻找到潜在的投资机会。IMAS长期与处于初始阶段的卖方保持联系，并且可以为他们联系到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具有强烈购买意愿、并且可以提供附加价值的买方名单。

在成功退出方面，IMAS公司拥有的技术可以支持我们寻找到最合适的买家，包括这些买家可能是投资者直接的竞争对手。并且针对这些买家，IMAS公司可以把卖家的退出价格做到最大化，从而实现成功退出。

《投资与合作》：IMAS公司过去在并购退出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能否和中国投资者分享你们的投资经验？

布鲁斯：我很乐意和大家分享IMAS公司的三个并购交易案例的情况。

交易案例一：施耐德外汇交易所与墨西哥Monex集团的并购。施耐德公司是一家位于伦敦的外汇交易商，前不久，它以约1亿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了世界上最大的外汇交易商之一——“墨西哥Monex集团”。在这笔交易中，IMAS公司扮演了唯一的战略咨询机构的角色。并购后，新集团每年的外汇交易资金将达到1250亿美元，而且施耐德位于伦敦的办公室也将成为Monex集团欧洲业务的总部。

交易案例二：COBRA控股公司的管理层收购。COBRA是一家专业的保险交易商。IMAS公司在COBRA管理层收购交易中，扮演了咨询商的角色。在这次交易中，IMAS公司提供了非常详尽的战略咨询服务，在我们的建议下，收购圆满完成，也由此诞生了IMAS公司与COBRA董事会的精彩合作。

交易案例三：Border资产管理公司与Sanlam集团的并购。Border资产管理公司是一家区域性证券经纪商。Principal Investment Management是一家隶属于南非掌控460亿英镑资金的Sanlam集团的投资公司。在这次交易中，IMAS公司为Border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层以及股东提供了极其完美的战略咨询服务。

IMAS公司卓越的表现源于公司所有的合伙人都有在英国主要金融机构工作过的经历。我们将各自在该领域的专业知识与对实际案例的深入见解结合起来，辅以金融实务操作方面的经验，为客户提供审慎、富有经验并且独立的建议。借助于IMAS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管理系统——IMAS-Insight，我们拥有了全英国最全面的金融服务业买方与卖方的资料以及买卖需求动态的监测实况。这一系统可以帮助我们为客户提供其他咨询商无法提供的战略性意见。

《投资与合作》：去年以来，英国金融服务业并购重组出现了哪些新的迹象？PE应当如何把握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机遇？

布鲁斯：近期IMAS公司对于英国金融服务业并购重组所作的分析显示，海外买家不论这些机构是否在英国设有代表处，他们已经成为投资者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数据显示，海外买家参与了2011年至2012年9月期间所有交易中43%的交易。海外买家的增多，也正是IMAS公司和英国贸易投资署合作的原因之一。英国贸易投资署隶属于英国政府，主要负责帮助海外企业投资于英国。IMAS公司将尽力促进中国投资者与英国金融服务业中并购重组目标公司的对话。

我还想告诉大家，无论是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还是公司并购方，如果有意投资英国的金融服务业，IMAS公司都十分期待与它们进行进一步的交流。

（感谢IMAS公司赖一鹤先生为专访提供翻译支持）

篇10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必然，但“成长中的烦恼”也无法避免。2015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0%，2014年同期，这个数字是7.4%。今年全年，还能不能“保七”？

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可怕，换个角度看，这反倒能让中国经济摆脱旧有惯性，获得一个调整转向的机会。

按照传统的讲法，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但现在这“三驾马车”都略显疲态。

当前，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以改革深化来压低要素价格，比如要进行金融改革，以促进金融要素价格的下降，让企业获得资金成本的优势，从而驱动新一轮的增长。

但在专家看来，继续用压低要素价格的模式，来维持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国内外的市场都已趋于饱和，单靠压低要素价格已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真正的瓶颈。那么，中国经济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为此，本刊记者日前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魏杰。 经济增速未来可能降至6.5%

《南风窗》：之前，中国将经济增长的目标设置为GDP年增长率超过8%，这是“保八”，现在，目标已经调整为“保七”。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之所以如此看重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社会稳定的原因，比如要让农村剩余人口充分就业。你怎么看？

魏杰：我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并没有人为设定的目标。当时，我们要“保八”是以为可以增长8%，而现在“保七”同样是以为可以增长7%。但是，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

在我看来，“保七”也只能保几年而已，再往后可能是6.5%。实际上，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只要GDP的年增长率在6%～8%之间，都可以说是中高速增长。

现在，出口的贡献大约为1%，而投资是3%，消费占3%，那么加起来就是7%，这个速度暂时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可以维持多久，现在有两种判断，一种是5年，一种是10年，但这都不是重点。另外，要解决农村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所以要维持经济一定的增长率，我认为这个命题也是不成立的。不是说农村劳动力人口就业不重要，而是说经济增长多少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不是人的主观意识能决定的。

《南风窗》：看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三驾马车”之中，出口衰退得最快，未来会改观吗？

魏杰：中国的出口基本上已经见顶。一直以来，中国出口主要是3大市场：美国、欧盟和东盟，但这3个市场的前景都不甚乐观。奥巴马实施了“再就业”计划，美国人要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那么我们的对美出口若能维持现状就已属乐观。

欧盟正在实施紧缩政策，整个经济体刚摆脱欧债危机，加之克里米亚引发的乌克兰问题悬而未决，其对中国的贸易和汇率政策也可能相应调整，这给我国对欧出口增加了不确定性。再看东盟市场，因为的原因，这个市场可能也充满变数。

这是外部环境，就内部而言，中国出口产业的成本优势也正在丧失。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标志着中国出口产业的低成本时代消失，而是进入高成本时代。我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和企业融资成本都在不断上升，但我们却有没有“技术优势”来填补，所以中国出口产业的竞争优势不复存在。

2009年之后，我们出口增速开始持续下降，这是有原因的。未来，出口仍不乐观。 房地产库存过剩影响投资驱动

《南风窗》：投资这驾“马车”还能坚持多久，是不是未来会承担越来越多的“保增长”任务？

魏杰：投资也很难持续。今年8月份，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同比增幅只有4%，去年同期是10%左右。而在过去几年，这个增幅一般保持在20%～30%之间，这是急速的下滑，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

在我国的投资中，主要有两个重点投资方向，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传统制造业。现在，这两个都无法大幅增长了，制造业一直在去产能化，而房地产则面临严峻的去库存化问题。

今后，两个投资的“支柱”都无法再大幅增加，因为已经没有市场可以消化。以房地产来说，一些人会认为政府应该救房市保增长，但这个行业不是救不救市的问题，已经根本没有了市场，怎么救？这是一种想当然。在一些城市，50年不盖房子都够了，还有什么增加投资的空间？

《南风窗》：投资不行，那还是回到出口，我们如果通过降低制造业的成本的方式，让出口重新找到竞争优势不行吗？比如，金融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还可以让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

魏杰：这些办法都不现实，出口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外部原因。实际上，这是当前我们认识的一个误区，即总是在要素资源的价格上做文章，希望通过降低要素价格的老办法，让制造业特别是出口产业重新找到优势，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还是那个老问题，市场都没有了，你出口能出给谁？别人没有了需求，再低的价格，也没有人要。

另外，中国的汇率已经市场化，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说降就降。同时，通过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的办法，也无法解决国外市场萎缩这个根本问题。

《南风窗》：央行最近降息频繁，频率已经超过了过去数年。官方说法是，要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对刺激经济增长有效果吗？

魏杰：现在的问题是企业没有投资方向，产品没有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企业借了钱能做什么？地产和制造业是民营资本最“顺手”的两个行业，它们都产能过剩，怎么投？我认为，这些“药方”都开错了。 发展新支柱产业释放“结构红利”

《南风窗》：那你认为正确的“药方”是什么？

魏杰：正确的“药方”是产业结构的果断调整，释放中国的“结构红利”。2012年以前，中国经济主要靠制造业和房地产来拉动，它们是“支柱型产业”。未来，它们将变为“常态型产业”。新的“支柱型”产业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3个：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服务业，三是现代制造业。

战略新兴产业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生命工程、信息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8个方向;服务业包括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服务和精神服务4个方面;现代制造业涵盖飞机制造业、高铁制造、核电装备制造、特高压输电装备制造、现代船舶制造5个领域。

以新能源为例，我国目前的策略是核能率先发展，我们已经关掉大量火力发电，启动4个核电项目。再比如，中国是世界能源消费最大的国家，发展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具有重大意义，还能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那么，为什么要把服务业作为支柱产业呢？这主要是它对于中国有特殊的价值。首先，服务业能最大限度地吸纳就业人群，解决中国人的就业问题;其次，服务业消耗能源、资源最小;再者，服务业的占比决定一国经济结构的水平，美国服务业占了70%，我们30%还不到，拉动经济发展的潜力还很大。

再说先进制造业，拿中国的高铁技术来说，它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是成功的，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不论是国内兴建，还是对外进行产能输出，这个产业都能极大地带动了钢铁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国内一些钢铁厂早就不生产建筑钢了，而是生产轨道钢，这既是调结构，也是消化产能。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新常态。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要素投入来实现，而且是以压低要素价格为代价的。2000年以前，劳动力要素起主导作用，城市和工厂用农村低价劳动力来驱动发展;2000年以后，土地要素成为驱动发展主要动力，土地变现支撑起高速增长;2008年，4万亿开启了货币要素主导的增长模式。

新常态下，这些因素都将成为过去，中国必须找到依靠创新驱动的路子，才能保持现在的中高速增长。

《南风窗》：调结构，恐怕还需改革先行。除了“结构红利”，政府还提出一个“改革红利”的说法，请具体谈谈，你认为哪些改革是当务之急？

魏杰：要获得“改革红利”，首先要从对企业下放权力开始，包括企业体制选择权、企业投资经营权、独立法人权都需要强化，企业进一步与政府脱钩的脚步还要加快，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独立主体，而少受政府行政的干扰。

第二是金融改革，这主要涉及6大举措，即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银行自由化、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推进资本市场改革。这些改革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实现对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有企业改革则包含3个重点，即国有资产管理将实行分类管理，主要表现在国家重点转向公益型企业，效益型企业则放开;由管人管事管资产转为只管资本;推动混合所有制。

目前，中国经济存在较大压力，但这属于结构调整的正常现象。从高层近期推动的一些改革来看，“两个红利”正在释放，但尚未充分释放，这是潜力。 能否提高收入启动消费拉动？

《南风窗》：驱动中国经济的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但这是以工资提升为基础的。工资提升首先是企业要赚钱，要让企业赚钱，经济学家主流建议之一是减税。你也多次提到减税，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国家正面临1992年以来财政收入的最低增速。这还怎么减？

魏杰：我们应该调整税收的结构，应该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的占比。间接税包括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它是一种行为税，简单理解，就是你赚不赚钱都要交税。什么叫税负重，就是企业没有赚钱，你还要收税，那就是税负重。现在，我国的间接税比例太高了，差不多占到70%以上，企业当然会觉得税负很重，要减税。

《南风窗》：普通人的可支配收入低，还有一个因素是房价太高。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征收房产税，降房价，以刺激日常消费。你认为房产税该收吗？

魏杰：房产税交易税应该收，但持有税暂时还没有必要。一方面，持有房产的人并没有最终所有权，是70年的使用权，怎么收？另外，土地转让费用其实也已经交过了，为什么还要收税？

理论上的很多问题还没有理清楚，暂时没有讨论价值。以前，说依据产权和房价征收房产税，但现在除了北上广深之外，大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掉得相当厉害。有的开发商半年卖不出一套房子，你还怎么收？一旦征收房产税，房价马上就会掉得更惨。

房产税不光是税收和楼市的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大事，牵涉的利益太多，面太广。利益相关者必须全部都参与讨论，在充分讨论基础上，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程序，不能贸然征收。

《南风窗》：当下，尽管传统产业面临调整，但新经济却火得一塌糊涂。中国人人都在谈“互联网思维”，互联网公司成为了最大的热门。怎么看这些“新经济”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价值？

魏杰：在我看来，一些热门公司可能都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互联网公司。现在，中国其实不是“互联网热”，而是“互联网终端使用热”。这个“热”，只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并非技术的创新，比如“互联网+”就只是商业模式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