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的本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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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篇2

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高职院校发展的环境变得尤为复杂。因此，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学生管理工作对促进高职院校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当然，加强高职院校的管理工作的前提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我们工作的对象是学生，整个过程都要围绕学生开展，因此，我们要紧密联系 “以人为本”这一理念，要根据高职院校持续发展的新形势，结合高职院校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积极探索并改革学生管理工作的方式。

一、 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 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对学生人本关怀的缺失

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学生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提升，因此管理者应树立“以人为本”这一理念，把学生作为工作的主体。但某些高职院校的管理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通常以监管者自居，过分推崇陈旧的管理制度，服务意识不强，对学生要求多、关怀少，命令多、协商少，缺乏爱心和耐心，不能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如果管理者对学生犯错误只是一味地指责与批评，而没有给予学生充分的尊重和自我管理的权利，就会导致学生管理工作人本关怀的缺失，使得学生管理工作缺乏“人情味”。这种片面的学生管理方式，缺乏必要的情感交流，没有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因此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学生的个性和潜能受到了无形的压制，其对学习和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挫，从而难以真正实现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在缺失人本关怀的管理下，学生的个性和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二）尚未构建以人为本的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模式。

高职院校的管理目的是促进学校的持续发展。目前，一些高职院校尚未意识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学校工作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整个管理过程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独立意识正在逐步增强，学生也会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学校管理者要改变陈旧的观念，应更加重视学生的心理状态。因而，进一步转变观念，认识并重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于高职院校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在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目标就是为我们这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培养出高素质人才。高职院校若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树立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挖掘学生的潜能的教育理念，构建以人为本的高职院校管理模式。但是我国很多高职院校尚未构建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模式，这样就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要求，更难以适应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必须改变传统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化被动为主动，运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实现“育人”的真正目的。

二、在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中树立以人为本这一理念的必要性

（一）高职院校若要适应社会新形势，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管理上的创新

目前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很多新问题，高职院校的管理制度在不断地进行改革，要想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就必须不断更新管理的观念，从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增强服务意识，为学生的身心发展和价值实现创造良好的环境。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价值取向和生活习惯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他们的人格尊严、平等意识、自我发展意识都非常突出，越来越需要被尊重，因此，对学生实行人本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二）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需要

在当前的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中，我们要把构建和谐社会与创建和谐校园想结合。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高职院校的管理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运用到学生管理工作中来，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学生管理工作。如果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一切以了学生的健康积极发展为前提，使得管理工作更加人性化，通过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来进行工作，那么我们就能创建和谐的校园，使学生可以更加积极向上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师生关系也能更加和谐。

（三）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高职院校培养社会优秀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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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罗杰斯 非指导教学 公务员培训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本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心理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心理学家C・R・罗杰斯。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以其心理学思想作为基础，以学习者中心论作为核心，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教育。

（一）非指导性教学

罗杰斯认为，学习促进者应把精力集中于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和简化学习者利用资源时必须经历的实际步骤上。所谓的学习资源不仅指有助于学习者获得学习经验的物质资源，也包括有助于学习者提升学习兴趣的人力资源（主要指教师）。非指导性教学的步骤很简单。第一，学习促进者提供学习资料；第二，学习者平等的对学习资料的学习发表意见。最后，学习促进者谈论自己的学习体会与经验。

（二）罗杰斯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特点

首先罗杰斯把学习分为意义学习和无意义学习。对学习者有价值的则是意义学习。意义学习是自我发起的，会使学生的行为、态度乃至个性都产生变化；第二，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有学习的潜能，教育应以学习者为中心，激发他们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愉快、创造性地学习工作；第三应为学习者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理解和支持、没有等级评分、鼓励自我评价的环境中，学习者会感到安全、轻松，达到促进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的结果；第四，罗杰斯认为应构建真实的问题情境，鼓励学习者从实践中学习，以直接体验遇到实际问题并最终解决的情况。第五，强调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应高度重视学生内部需要、动机、兴趣、能力、知识、经验等方面。第六，是强调学习过程不仅是获得知识的过程，而且是对学习方法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过程，通过促进学习者“同班教学”、“分组学习”、“探究训练”等方法，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责任心和合作能力。

第一．公务员培训规章未能体现以受训者为中心。我国公务员培训在培训课程设置和培训课时分配上，政治理论和政策法规都要占相当重要分量，并未将关注点置于培养能力上。另外，虽然公务员法第六十条规定规定了要对公务员进行分级分类培训，但并未对如何分层分级进行细化，使培训分级分类制度流于形式。

第二．培训内容忽视个体差异。培训课程的内容不能满足不同层级的公务员需求，理论内容多，教材内容联系实际不紧密。尤其是对于新加入公务员队伍的基层公务员，并没有涉及实际工作业务，缺乏实用性。

第三．培训中教学方法僵化，缺少学员的自主学习环节。公务员培训的方法仍采用的是教与学的工作方法体系，即教师教学员学。方法多为注入式，对于学习内容也只能是死记硬背，使受培训的公务员容易出现应付了事的状况。

究其出现以上现象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是对公务员培训的主体定位不准确，公务员作为一个群体是有差异性的，应把公务员的需求作为培训环节中的重点。按照不同级别、不同岗位进行需求分析，而后进行有侧重的培训。其次是培训方式过于单一。目前世界范围内，对于公务员的培训有很多类别：长中短期培训、脱产不脱产培训、交流培训、院校培训等等，而我国的公务员培训仍处在课堂讲授理论阶段，不能和实际的行政管理实践相结合，无法对复杂多变得工作状况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对公务员培训的启示

在公务员培训中，坚持以受训者为主体的培训观念，进行切合受训者需要、密切联系工作实际的培训内容和方法选择，是提升公务员培训学习效果的有效图途径。

首先，根据罗杰斯的观点，人生来就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具有发展潜能。只要具备了合适条件，每个人的学习、发现的潜能和愿望都能够被激发出来。公务员培训的目标应当以受训公务员为主体，充分考虑受训者的成就感，使之产生主动学习的愿望。这就要求培训设计者对受训者的需求进行分析――专业需要和发展需要。除了公务员所应具备的法律、管理等基本素养外，应根据不同职位强化该职位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应注重不同级别公务员的分级培训，如对于基层公务员则偏重于业务知识和执行能力的加强，对于科级以上领导还应增加行政领导能力、决策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应变能力的培养等。

其次，应构建真实的问题情境，鼓励受训者从做中学。公务员在行政活动执行中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面对的是细微的社会问题，只有掌握了熟练的业务技能和对具体事务的应变及解决能力，才能实现有效行政。为此，培训内容应除了必要的理论知识传授，更应该营造真实的业务场景，加强对受训公务员的模拟行政训练。

再次，明确培训的过程不仅是受训公务员获得知识提升的过程，还是一种健全人格、提升素养的过程。在培训过程中，应摒弃单一的教与学的培训方法，开展“分组学习”等协同学习方法，不仅可以促进对知识的掌握，还能增强公务员队伍内部的责任心、合作意识，间接地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气氛，摒弃敷衍了事的培训作风，使得整个培训成为了知识、能力和素养全面提升的载体。

综上所述，公务员培训目的是为了培养更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我们应明确公务员是培训的主体，在培训中应以公务员个体需求作为中心，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选择具有差异性的培训方法。因此，以人为本的学习理论指导能够有助于改革公务员培训的制度和方法，实现更有效的公务员素质提升。

参考文献：

[1]孙柏瑛,祁光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赵永生,“以人为本”视角下的我国公务员培训的有效性分析[D].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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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大辞典》中认为：“意志是个体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调节支配自身的行动，克服困难，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学生的学习意志对学习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希望通过对高三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数学学习方面的意志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结合认知诊断理论和意志的特点，本次调查的重点放在测量意志的三大属性上，分别是：自觉的确定目的；调节支配自身行为；克服困难.

1.研究过程及结果

认知诊断评估的基本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诊断目标的确定，诊断目标涉及的认知属性及属性间的关系，根据属性及属性间的关系指导测验编制（或事后分析），测验的实施，测验结果的分析及报告.[2]故针对意志的三个基本属性进行更进一步的划分，根据属性及属性间的关系进行编制测验卷，测验卷包括调查问卷和数学综合题两大部分，分别对学生的自我意志诊断和实际意志情况进行综合.

1.1调查的基本过程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的形式，样本选取了某市一所中学的高三年级不同层次班级的172人作为实验对象.最终回收问卷172份，剔除24份无效问卷，得到148份有效问卷.所有问卷均采用团体测试的方式进行，并一次完成，时间大约45分钟.

1.2实验数据的分析

将收集的数据输入SPSS中，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以求诊断出目前高中生数学学习中意志的基本状况.

1.2.1总体情况分析

对148份问卷的总分情况进行分析，得到以下图表：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本次实验的平均分为45.98，标准差是16.903，总成绩基本符合正态分布.故此次试验达到了预期目标.

对综合卷中的两部分题目得分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以下表格：

由此表可知，学生的意志状况与其答题情况相关性非常显著.

基于认知诊断理论，将意志分为三个属性，对这三个属性的答题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知道，学生的意志状况与意志的三个属性的相关性都比较高，学生的答题情况与其本身的意志状况相匹配.目前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基本能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课堂上能认真听讲，但是在执行学习计划方面还有所欠缺，并且认为自己很难解决数学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有畏难心理，甚至有学生会因此产生厌学情绪.

1.2.2不同层次班级间的对比

（1）A班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A班的学生的意志行为与其意志的第一、二属性相关性非常显著，与第三属性的相关性显著.

（2）B班情况：

类似的，通过B班选择题与综合题得分相关性分析可以知道，B班的选择题得分与综合题得分相关性显著.下面，具体分析学生意志的三个属性与意志行为表征的关系：

从上表可以看出，C班的学生的意志行为与其意志的第三属性相关性非常显著，与第二属性的相关性显著，与第一属性相关性不显著.

结论：由于A、B、C三个班的总体数学学习成绩是呈依次递减的，故结合对三个班级的意志属性诊断分析及其意志行为表征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学生在意志属性得分越高的，其意志行为得分也越高，两者是呈正相关的.换言之，即成绩越好的班级学生在学习数学方面的目的性越强，越能控制自己的数学学习行为，越能克服在数学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而其中与数学成绩相比较来说，这三个属性的重要性是依次递减的.

1.2.3男女生的对比

由于测试过程中，有10位学生没有填写性别这一栏，故根据统计得知，在样本中男生94人，女生44人.现就这138位学生的情况进行分析.

（1）男生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女生的意志行为与其意志的第二属性相关性显著，而与意志的第一、三属性相关性不显著.

结论：从男生与女生的对比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男生的选择题得分与综合题得分相关性非常显著，而女生在这两部分的得分相关性不显著.结合问卷中的具体项目分析，我们发现，女生的意志属性得分主要在控制和支配行为方面，尤其是数学课堂上的听讲行为.也就是说女生在课堂上的听讲行为直接影响其在数学学习中的意志表现.

针对男女生以及不同程度的学生在数学学习中意志情况的不同特征，要求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注意因材施教，尤其注意在课堂上要提高学生的听课效率，以此来优化学生的意志结构，从而培养他们在数学学习中的意志品质.

2.分析与讨论

学生通过数学学习不仅仅获得数学知识、技能和能力，而且重要的是还要培养其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以形成优良的个性品质。数学教学活动是通过一定数学教学过程来完成的。数学教学过程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边活动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传授知识、技能、发展学生数学能力的过程，也是发展学生的态度、兴趣等非智力因素的过程。

鉴于数学这门学科的严谨、抽象和复杂，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学生容易产生厌烦、急躁的心理.如果学生意志力不够强，很容易半途而废，导致数学成绩总上不去，学习过程无法顺利进行.因此，要使学生树立坚定的信念，勇敢地面对困难、战胜困难，成功获得数学知识和技能，在数学学习这个艰苦的过程中有始有终、锲而不舍，坚强的意志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紧张的数学学习充满着竞争，这种积极进取的竞争意识的直接效果是激发了学习动机.针对缺乏意志力的学生，教师应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由易到难的引导，进一步设计有一定难度的练习，鼓励学生知难而进，用意志克服各种干扰，保持平静的心态去学习数学，对学生取得的进步及时进行表扬，渐渐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意志和兴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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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人的本质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8-0041-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8.020[本刊网址]http//

学说将追求人的解放与自由作为自身最终的目标，由于在思想教育中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也是人的问题。这使得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需要从“人”出发，构建起在“人”基础之上的一切基本工作。

一、关于人的本质理论概述

“人的本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德提纲》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并某非单个个体所固有的抽象事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于马克思的阐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一）人的本质是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辩证统一

在实际生活当中，人并仅仅是属于个体的，同时也属于社会的。为了充分地认识这个问题，需要反对两个极端：一是纯粹的脱离社会的个人倾向，根据费尔巴哈的理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当个人离开社会，缺乏社会历史内涵时，必将会被完全排除在实践活动之外。因此，人必须放人到社会当中去，切实地在社会实践中充分把握住个人。二是脱离个人的纯粹社会倾向，关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这一观念事实上表现出了人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思想，揭示了社会不能对个体加以排斥，社会并不能脱离个人而存在。

（二）人的本质是现实性与超越性之间的辩证统一

我们每个人都是身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关系之中的每个人身上都能够对社会关系某种特性予以反映。现实的社会关系是不断发展与变化的，并且发展的根源是直接来自它本身的，即说明了超现实性的一面也是在人的本质之中存在的，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下，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超越性特征往往会在无产阶级身上表现得越发强烈。

（三）人的本质是恒定性与变动性之间的辨证统一

在社会实践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变动的，并非一成不变的，同时也并非捉摸不定的。”也就是说，社会关系一方面具有变动性也具有恒定性，其变动性表现在，社会关系是社会能够获得发展、社会生活能够获得延续的基本保证；另一方面表现出的恒定性则是社会能够保持稳定的基础，社会关系的这两种性质（恒定性和变动性）也是辩证统一的。历史的意义与价值，也在这种辩证统一中获得了体现。

二、关于人的本质理论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思想政治教育应体现出更强的整体性

“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人的社会性的阐释，而这也是人类社会中人存在的一种根本属性。人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个人与其他人之间建立起各种关系，这种种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个体的活动空间，同时也让情感、心理各个方面得到交流。人在与周围环境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其思想道德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人生历程来看，既有学校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也有家庭教育的产生的影响，更有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影响。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开放，让家庭、学校及社会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的直接与有机，由此也要求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加强其整体性，一方面需要对大环境进行积极地创建，创造出积极地政治、经济、文化、人际环境，以良好的大环境使教育对象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还要注重营造良好的小环境，强调学校、家庭与社区等小环境的积极作用。通过大环境与小环境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共同促进受教育对象的健康向上的发展。

（二）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切实的坚持“以人为本”这一理论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其主体与客体都是人，而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以使人获得符合社会发展思想品质，让人得以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的。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并且“以人为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之所在。不同的人类个体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不仅仅是个体在遗传中所表现出的差异，同时这种差异也会随着社会化的进程而发生变化，并且千差万别，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根据个体不同个性来实时个别教育，具体来讲，就是根据个体的特点与差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实施针对性个体化教育，在教育方式方法上也应灵活多变，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主体地位是由“人的本质”来决定了的，这表明，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应发挥其自身的主体性，在人的思想品德发展规律之下，既要将思想观念符合个人、社会的发展需求与发展作为目标，同时还应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充分的尊重，开发其主体性。教育者应深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并非只是教育者应社会要求组织进行的教育工作，同时也是被教育者的一种内在的需求，受教育者通过自己的思考，在主动选择与受教育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影响，不断地进行自我的教育。

（三）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进行不断发展与创新

人无法离开社会而存在，而社会关系也是一定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本质的内容往往是不尽相同的。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种种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变化，人的本质的内容也将变的与以往不同。所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要不断研究当下人所在的社会环境，立足于新的思想实际，以新的思路和方法解决新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中华民族文化博大浩瀚，而在思想政治上的积累也是宏富精深，实现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弘扬，其中取传统思想、道德的精髓是关键，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实施路径。思想政治教育既具有历史性，同时也是人类宝贵的、共同的财富。在我们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进行引进的同时，也需要实现西方先进文化与优秀思想的引进，并将其与我国的本土优秀文化与思想进行结合，实现民族文化与道德的进步、创新，对社会的繁荣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三、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实践

马克思在社会学层面上说明了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本质”，同时也从哲学层面上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阐述。“人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实现与确证需要人类的实践，这种实践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性与意义，第一，能够实现人自身的本质力量；第二，通过这种实践，人能够实现自身自由自觉本质的发展，并让这种实践活动达到一种新的阶段。由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人的本质”是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对有利因素积极地、不断地予以发扬，而对那些不利的因素予以摒弃，并实现对自在世界的超越，并在这种超越过程中实现对人类本质与现实世界的重构。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规定，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可靠的方案。

首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其主体应该是学生而并不是老师，学生作为接受教育的人应得到尊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教育方法下，老师的主体地位受到重视，而学生的主体往往被无情地忽视，这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生表现出兴趣的缺乏，也就使良好世界观的形成更加困难，难以对所学内容加以理解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学生成为了没有独立思想、也缺乏自主意识、创造性匮乏的人，这样的人类和机器人没有差别，在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使对思想政治失去了兴趣，学生的积极性减退，教学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其次，应深刻理解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我塑造，而并非是通过外力来将受教育者朝着教育者想要的方向进行塑造。这种自我塑造也即是指受教育者（学生）其精神世界是通过自己的思想来进行建立的，并非外力促成。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过程，既是老师积极组织实施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内心的需要，在自身的积极实践过程中进行自我教育。思想政治素养提高的过程中，教育属于外界因素，而自我教育这是重要的内在因素，由此可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为充分的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需要实现“将教育者作为主体”的转变，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目的。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将普通的个体作为培养目标，而是将具有实践能力历史主体作为目标。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之下，越来越多的单一技能的人将被造就；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会不断地出现在社会生活当中，思想政治教育要使受教育者要坚定信念，不为消极思想所动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对象是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培养出一代代有思想、有能力、不畏艰难、勇于进取的人。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不断怀着审慎与自信的态度不断超越现实世界和现存自我，使社会不断更好更快的发展。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也是推动我们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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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学的哲学反思同医学以及哲学的历史一样古老，诸多哲学家和医师都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20世纪中叶，美国的医学人文运动方兴未艾，促发了许多学者对医学的哲学探索。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有：马赛尔（Marcel）、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斯派克（Spicker）对身体哲学的研究；斯特劳斯（Straus）等对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哲学基础的反思；恩格尔哈特（Engelhardt）对健康与疾病观念的关注，以及对医学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拜谈迪克（Buytendijck）对生理学和人类学的融汇；莱因恩特格（Lain-Entralgo）对医患关系境遇的分析；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对人类本体论和医疗实践的质询；甄纳（Zaner）在一系列文章中，深入地研究了人类自身的本质属性、人际间的纽带（尤其是在医学语境中）以及“促因”在医学教育中的含义。到了晚近出现了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领域即医学哲学的争论。如果存在的话，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能将其与科学哲学相区分吗？它与刚刚出现的生命伦理学是什么关系？这些区分会引发什么样的实践后果？佩里格里诺肯定医学哲学的存在，指出医学不是纯技术的科学，他认为置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医学，是一种人类增进个人和社会福祉的最有力的潜在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医学必须对当下的潮流有所回应，并在其科学的、伦理的和社会的视角下建立起一种新的联合。如果达到这一目的，医学就拥有了世界急需的新人文主义的能力，即，使技术服务于人类的目的。而医学哲学能够成为新的联合的载体。在《医疗实践的哲学基础》一书中，佩里格里诺和托马斯马提出了一种医学哲学观点，即医学的核心在于医患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目的则直指治愈。当然，这不是否定来源于还原论的科学技术能力的重要性。正如佩里格里诺和托马斯马指出的，“如果不能充分的满足技术上胜任的预期，那么，医疗职业行为必将是虚伪和谎言。”技术上的胜任，对于治疗行为而言，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胜任本身必须服从于医疗行为的根本目的，即为特定的病人提供正确的和良善的医疗行为”。佩里格里诺的医学哲学直接而清晰地来源于他对这一学科的本质与目的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临床医学这门学科并不是科学、艺术或者手艺，它是一门完整的、实践的学科，植根于不变的医患之间存在的治疗关系这一事实。换句话说，临床医学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一方是寻求治疗的个体，另一方是承诺运用知识、技艺、经验以及为了病人的利益而进行治疗的个体。那么，这种关系的目的或目标便是为病人提供正确的、善意的治疗措施。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要解决两个问题：除了回答“是否存在，由哪些成分构成”这个基本问题，还要探究其构成的模式。因此，他比较、对比和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对医学进行哲学探究的模式，即医学和哲学、医学中的哲学、医学的哲学以及医学哲学。第一种关系型式，医学和哲学（PhilosophyandMedicine），医学和哲学仍然是完全独立的学科，每一个学科都从另一个学科的内容或方法中吸取某些东西来阐明自己的事业，例如，精神哲学家利用神经病理学的经验资料提出身—脑—心关系这一概念；或者，医生利用形式逻辑这个工具建立一个诊断或治疗的符号或算法系统。

第二种关系型式，医学中的哲学（PhilosophyinMedicine），哲学家们运用哲学探究的形式工具，如逻辑、形而上学、价值论、伦理学和美学，来考察作为研究对象的医学本身的问题。探究的对象是一组认识论的和非认识论的问题。第三种关系类型，医学的哲学（MedicalPhilosophy），后者与其说是一种哲学类型，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风格。充其量它包括对医学的职业状况作了一些富有见识的研究，这些研究纯化了其气质，提高了其志向。但就它最糟的方面而言，医学的哲学就是一些个人的意见、离题的争论、或对逝去的荣华和特权的挽歌。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医学的哲学也没有对医学作集中的形式考察，以使自己有资格作为哲学而存在。这一类型，以当下的术语来定义的话，是最为含混和松散的，包括任何非正式的对医疗实践的反思。主要是由临床中的医生基于自身临床实践而产生的反思。当然，这一类型的医学哲学是善于思考的医生的临床智慧，对那些尽责的医生而言，这些始终是灵感和实践知识的来源。第四种关系类型，医学哲学（PhilosophyofMedicine），集中对作为医学的医学进行哲学探究。它力求界定“作为医学的”医学的性质，建立医学和医学活动的某种一般理论。在这个标题下，经受医学中的哲学考察的一系列问题，要被综合成为某种自洽的医学理论。在佩里格里诺看来，一门学科或一种活动不论它是科学、法学、政治学、还是医学的哲学，探究这一学科或活动的性质——它的发现事实的程序、它的逻辑和它赖以建立的形而上学预设。把一门学科的逻辑学、美学或伦理学同这门学科分开，可能比把它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或价值论的方面同它分开更为困难。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该学科的哲学都是运用一些方法并从超越该学科本身的观点出发，从该学科外部来考察这门作为探究对象的学科。看来佩里格里诺主张的是一种范围更小更为集中的医学哲学，旨在探求医学本身的哲学化知识。也就是，关于医学是什么和如何将医学同其他专业和学科相区分的知识。在他的视野中，医学哲学就是“对终极性的寻求，通过研究去掌握事物的实在根基，而这种研究本身超越了学科自身的认识范围。”综合上述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应当定义为第四种关系类型。也就是说医学哲学是一门可定义的学科，并拥有其独特的俯瞰医学的视角。医学哲学的主题与目的同以科学为基础的医学迥然相异。对于佩里格里诺而言，医学哲学能够拓展我们对临床医学的认识，以及帮助我们如何将其与其他学科相区别。医学哲学通过审视患者疾病的本质和影响、治疗的概念、临床决策的复杂性、医患关系中的道德层面、谬论、人类生命的局限以及更多层面来达到上述目的，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到临床医学与哲学之间辩证关系的重要性。佩里格里诺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以此主题为圭臬，从而展开他的整个哲学计划。他的哲学计划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发展系统的医学哲学；其二，揭示医学的道德基础，即一些能够限定特定的医疗行为中人际关系道德性的不可消减的理论资源。

二、需要什么样的医学伦理学？

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不只是对医学特有的现象进行哲理探究，即不只是医学中的哲学。它力求理解和规定医学现象的概念基础。医学哲学是具有实践后果的不可缺少的事业。我们认为医学是什么促成医学做什么，我们如何塑造医生角色，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如何构造医生伦理学。尽管在医学领域的哲学家们已经扩展了我们对于当代医学中的伦理学问题的理解，但很少有人把他们的伦理学论述建立在医学理论的基础之上。随着伦理学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和对医学应该是什么的理解变得更加歧异，迫切需要形成作为一种活动的医学的某种自洽的理论。一种医学哲学有助于建立解释医学活动的性质的命题库。提出这些命题，对它们进行批判性考察并综合为一种自洽的理论整体，乃是这种医学哲学的任务。无疑，佩里格里诺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中提出这种主张的。在谈及二战前美国医学伦理学的情况时，佩里格里诺回忆道：“以我为例，我并不记得什么时候医学伦理学被关注过，除了在学生和住院医师之间的一些非正式讨论以外。天主教的学生对涉及产科实习的一些难题有所关注。在极大程度上，我们要发现怎么做是正确的。对于天主教学生以及非天主教学生来说，堕胎和安乐死都是被谴责的。同样，企业化运营的医学，追求利益的医生所开设的医院也是被谴责的。”二战后，医学伦理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要有两个根源：首先是科学进步为医学所带来的非凡的能力扩张；其次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的融合。第一点促进了生物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第二点则为医学伦理的发展，即医师对病人特有的责任，或者说是作为真正的医师（physicianasphysician）的伦理，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清醒地认识到大多数医学伦理学实际上只是医学道德，表现为一系列的缺乏伦理辩护或论证作为根基的道德规则和断言。没有伦理辩护作为根基，这些道德规则将是无效的，很容易被挑战、否定或者折衷。正是由于充分地认识到了原有的作为医生职业道德规范的医学伦理学的不足，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规范没有以确凿的伦理学或哲学为基础进行证实，佩里格里诺积极撰写医学伦理方面的著作，探索以医学哲学为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建立在对医学哲学的概念进行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基础之上，佩里格里诺指出，医学事业是具有其自身的合理内核的，这种实在的内核是基于医学中的三种现象而建立的。即：

（1）生病或疾病作为一种存在的因素；

（2）由为陷入疾病困扰的病人提供帮助的医生所做出的允诺或表白；

（3）治疗的行动，即由医生领会到的并做出的技术上正确、道德上为善的并满足病人需要的决定。这三种普遍现象的紧密关系——生病、承诺治疗和治疗本身——为现实世界中医生与病人的相互责任提供了基础。从而，他成为最早认识到医学伦理学必要性的主要人物之一，并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来临，即严肃、批判地理性思考医学道德的时代——医学伦理的时代。当对医学伦理学进行深入的、严肃的探究时，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批评解构了希波克拉底的道德规范与方式，古代普遍的医生守则也被严重地蚕食了，当下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更加适应时代和道德多元性的伦理规则。于是涌现出大量的将现有的哲学或神学体系运用到医学的情况。这些体系被“应用”，或者说得好听点是被有条理地应用到医学及其实践中。医学的伦理规范没有从医学的本质出发，即将医学视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进而审视医学中的实际道德境遇。与这一潮流相左，佩里格里诺不同于其他理论家的是他主张医学伦理学研究应当采取“自下至上”的方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他认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应当是首先审视医学本身，然后再从头建立起一套医学伦理学理论，而不是把一套现成的但可能存在很多争议的一般理论拿来然后应用到医学实践中。医学伦理学要想摆脱这样一种存在道德纷争的研究进路，只有对医学本身进行阐释，对医学实践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然后再努力寻找医学的道德义务。换言之，医学伦理学应当是医学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地将伦理学理论应用在医学问题中。佩里格里诺一直认为，医学伦理学应当建立在医疗关系的本质上，即医学哲学之上。“我的论点是，并且仍然是，医生所特有的义务是从患病的人和他寻求医治的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本质而来的。作为结果的这一关系有着一定的特征并使由此而来的相互之间的道德责任具有了独特的属性。”鉴于当今社会的异质性和科学医学的普遍化特征，任何一种坚实的医学道德哲学都必须植根于医学的“内在”之中。不能如既往一般，单单从外在的哲学化体系中抽取而来。这种道德哲学应当建立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基础之上：人类疾病的现象；医学知识的独特本质；临床决策的道德特性；对于医学作为一门职业的强调。直到晚近，职业伦理中仍包含了大量的道德断言和阐述，并以此定义医生应当如何行为。这些断言往往是在缺乏清晰的和正式的道德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些构成了希波克拉底伦理的骨架，并在其后继者中得以延续。大多数情况下，与这些道德论断相符的哲学预设都是来源于外在于医学自身的哲学体系。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奉行的道德主张出现问题时，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医学伦理学才真正出现。这也是首次，这些道德主张受到正式的分析，并作为普遍伦理的特殊情况加以对待。那些长久以来忽略了医学伦理的职业哲学家，开始以初确原则（primafacieprinciples），即行善、自主和无伤来澄清医学伦理学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次级原则，包括保密、讲真话和信守承诺。这是英美伦理学的分析路径，其主要哲学基础来自于休谟，康德和密尔。佩里格里诺认为这种原则主义的思想进路并不能满足医学伦理学的全部需要，因此美德在他的医学伦理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所关注的是迈向理想目标的进程。佩里格里诺颇为认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他认为美德是一个具有多个方面的“概念”，而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他采用了美德即“具有良好行为的习惯”这一定义，但反对亚里士多德将美德视作极端的平均。他将美德定义为：“美德是一种品格特性，是一种内在倾向，习惯性地追求道德的完美，生活中遵守道德规范，并且在高贵的思想和公正的行为之间追求一种平衡。”事实上，在佩里格里诺看来，医学对于道德行为需要一套更高的标准，而选择这一个行业的人就应当追求美德，并构成一个新的道德共同体。

三、生命伦理学走向何处？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是由生物学（biology）和伦理学（ethics）这两个词合成而来的新词。其中的一个术语，“伦理学”，传统上被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然而今天，许多自称为生命伦理学家的人却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哲学不足以涵盖道德生活的复杂性，更有甚者将哲学视为一种障碍。他们认为哲学的伦理学过于理论化、抽象并且对语境的、实践的和复杂的道德选择行为不够敏感。对生命伦理学，他们持有一种更加扩大化的视角，认为它应该包括更广、更多的学科，并假定这些学科可以弥补哲学伦理学的不足。今日之生命伦理学，已经介入到司法与立法的决策、公众的争论、伦理委员会和临床会诊之中。这些形形的大量的“生命伦理学”实践暗示了一种权威性和可信性。新生的“生命伦理学家”这一职业为技术专家提供对“道德困境”的分析与决议，这些“道德困境”包括临床、政策信息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佩里格里诺认为生命伦理学应该是各学科之间交互的。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在不丧失伦理学中心学科位置的情况下，哲学怎样和其他学科（比如，文学、法律、历史、神学、语言和语言学），还有以人文为目的的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相互发生联系。他说：“我认为生命伦理学意味着广阔范围的质询，但我更意图指出，在这些领域中，哲学有着独特的地位。哲学化的伦理学必须与其他相关学科对话，但它不能也不应该被它们涵盖或取代。”佩里格里诺在其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始终围绕临床境遇展开，他致力于定义临床医学，而非预防医学。他主张临床境遇应当包括：科学知识，医生的推理过程，人际关系，以及针对每一个病人的治疗。这一定义暗含了医生应当做什么，应当知道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被教育。他认为临床伦理学中的医疗道德之核心是治疗关系。这是由三种现象——疾病这一事实，作为职业的行为和作为医疗的行为——所定义的。第一种现象将病人置于一种脆弱的依赖地位，并导致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第二种现象意味着对帮助所做出的承诺，第三种现象则包含了做出医疗上合理的治疗决策的行为。因此，临床伦理学关注的核心是作为个体医生和病人所做出的决策。而生命医学伦理则是一个更宽泛的学科，涉及伦理学原则的应用到所有生物医学知识，并将伦理学分析从临床境遇拓展到法律和政策层面。临床伦理学关注的焦点比生命伦理学更为集中：旨在通过明确、分析和解决临床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提高卫生保健的水平。临床伦理希望为病人寻找一个更好更合理的治疗决策和行为并成为医生的工作和医学实践固有的一部分。临床伦理学总是被用于一种非常迫切和紧迫的情况。通常是在急诊室或者情绪纠结的氛围中使用。它需要我们具有扎实的临床语言和临床知识。需要面对和处理医生、病人、家庭、法律、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价值观的冲突，从而做出临床决策。临床伦理学与治疗的标准有关。在过去家长制的医学形式下，照顾的标准主要是医生为病人做出的技术层面的决策，如今的照顾标准越来越代表了有能力的成年病人的决策，当然这是在医生根据技术方面的考量向他们提供一些建议之后。因此，尽管伦理学的考量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所强调的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之前，医学的最高伦理学标准是医生的能力和良心，而现在则还要兼顾对患者价值观和自我判断的尊重。显然，佩里格里诺坚持认为生命伦理学应当回归临床，并且关注病人的尊严与价值。与过去不同的是，当代医学常在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之间震荡。尽管在医疗过程中，医生应当将人看作科学的客体，但绝不能忘记人还是有思有感的人文主体。因此，医学必须总是权衡事实与价值。如果，医学过于极端，那将变得不可靠，甚至危险。而关注病人的尊严与价值恰恰体现了人文学在医学领域中的作用，这种作用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理解当今临床境遇中伦理与价值问题的本质需要；对职业本身考察和批判的需要；以及将这些态度赋予那些有教养的而不仅仅是受过训练的人。人文学是处理伦理学、哲学、历史学、法学与神学中的关涉人类价值的本源性问题，医学科学和技术作为工具不足以应对人类价值与目的问题，人文学才能够教导医生们敏感且有信心地面对无限的人类存在现象。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诺主张在哲学反思的和各医学人文相关学科对话基础上发展生命伦理学，同时，他指出生命伦理学应当回归临床，关注具体临床境遇中具体的那个病人的尊严与价值。对于当今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这无疑是中肯的建议和明确的方向。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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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本主义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近年来，全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改革较多地集中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与改革显得相当滞后，成果鲜有。本文从人本主义教育观的核心内涵出发，围绕“为什么评估、谁来评价、评价什么、怎样评价”四个课堂教学基本要素，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讨论。

一、人本主义教育观的内涵

人本主义又称人文主义，是指一种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思想，重视强调人性的尊严和价值，倡导人伦关系与人生责任的理念，其终极目标在于追求人性的圆融、人格的高尚和人生的幸福美满。这种哲学思想起源于存在主义，以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和马斯洛的理论最著名。

人本主义教育观是传统人本主义哲学与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相互交融的产物。“人本化”教学理念的实质就是教师引导下的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张扬，因此，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特征，是人本主义教育的方向和核心原则。所谓主体性，主要是指主体在与客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它集中体现为主体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它是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的特征，也是全面发展的核心和精神实质。其内涵包括：教学目的应该是以学生为中心，以促进其个性的发展和潜能的发挥；学习应是指一种涉及学习者成为完整的人，使个体的行为、态度、个性及在未来选择行动方针时发生重大变化的学习，是一种与学习者各种经验融合在一起的，使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的学习，而不是单纯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无意义学习”；学习的过程应是学生在一定的条件下，自我挖掘潜能的过程。

人本主义教育观的兴起使得传统的教师角色观也随之变革。罗杰斯认为，必须打破老师的绝对权威，消除学生被动的信赖。教师应致力于营造一种无拘无束的心理氛围，以情感影响为主要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独立性和创造性，促使其自我学习，丰富经验。教师是爱的实践者、激励者和促进者，应具备人格魅力、创造性、自我实现能力及优秀的人际品质。同时，人本主义教育观也强调教师作为“人”的一面，重视老师的发展与自我实现。现实中，教师往往被简单地看作是完成教育任务的中介，主体性没有得到确认。人本主义认为，教师不是任意塑造的机器，准确地说，老师应该是自主的学习者，他们有着独立的人格，是自身学习与发展的主动建构者。

二、人本主义教育观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评价

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实施，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科学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及有效运行，更加突出地提上议事日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评价缺乏“人本主义”理念，主要表现在：第一，评价目的功利化。目前，许多高校把课堂教学评价等同于评级，评价的目的只是为定职、考核提供所谓可靠依据，没有对“教”与“学”起到双向激励作用，背离了人本主义精神，压抑了师生潜力和激情。第二，评价主体单一化。课堂教学评价的工具化，使得评级机制的运行掌握在学校教学管理部门。这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的弊端是：学生评价流于形式；同行评价、自我评价缺失；由上级管理部门指定的教学督导组成为评价主体，但是这些委派的专家有可能并不精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专家评价效果大打折扣。第三，评价对象简单化。受传统灌输式教学观念的影响，在评价对象上重“教”轻“学”，不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评价对象限于老师本身，限于对教师课堂教学某一方面内容进行评价，缺少对学生及其学习的评价，没有形成对“教”“学”全程的系统评价，即对老师“一课定终身”，对学生“一卷定终身”。第四，评价标准表面化、程式化。也就是说忽视师生内在的主体价值取向、成就动机、个性、创造性等价值目标，在“教”的方面，缺乏对老师教学个性的衡量；在“学”的方面，由于对学习过程及学习成就等理念的理解存在偏差，只注重学生知识的掌握，简单地用试卷成绩、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学习的衡量标准，使得学生学习参与度和对问题持续关注度等评价标准缺失。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评价既是一种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水平和状态的度量与评价，又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理想化状态与实际状态的对比测度，还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活动实效性的检查与总结，更是师生双向自我实现的舞台，其课堂教学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始终围绕“为什么评估、谁来评价、评价什么、怎样评价”这四个课堂教学基本要素进行。

首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奖惩或划分等级提供所谓的客观依据和标准，而在于通过评价调动师生自觉自愿地致力于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积极性。因此，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应以发展为根本目的，所谓“发展”是指通过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促进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任务和根本目的，是为可持续发展而评估，而不是为给人定性而评估。

其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主体多元化。应将自我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同行评价、教学主管部门评价结合起来，使评价结果相互印证、结合使用、减少误差，从而使评价结果更具权威性。

再次，构建课堂教学评价的“指标体系”，就是将教学评价对象具体化。课堂教学评价以教学整个推进过程和这一过程的推进所涉及的诸方面作为课堂教学评价的对象，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方法及教学过程的具体推进情况，学生学习活动的具体展开情况，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际效果，还有学校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认识、教学管理、教学条件的提供情况等；其中教师及其教的活动、学生及其学的活动和教学的实际效果等是课堂教学评价诸因素的核心所在。

最后，教学质量评价标准设定要针对“教“与”学“两个方面，在“教”的方面，既要反映教学过程中的共同规律，又要反映教学的个性特色；在“学”的方面要突出学生参与度和对知识持续的关注度的考察。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反映静态的、便于描述的教学因素，又要看到各因素互动而生成的动态的、难以量化的指标（如师生关系、师生的创造性、教学个性等）。基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殊性，评价指标更应注重后者，注重对教学过程中的政治素质、社会责任、人文精神、思辨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意识等综合素质进行综合性的评价。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过程的要求宜粗不宜细，教学静态因素可采用标准化的指标，而动态因素则宜采用模糊性指标。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但是知识传授的过程，更是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的过程，其课堂教学质量的核心应是教学过程的质量，而仅非结果质量，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评价的基本内涵。人本主义的教学理论将学习与人的整体发展联系起来，对树立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观、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所以，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具备以下特征：把学生视为平等、相对独立的生命个体，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给予学生质疑权。应变灌输性教学为导向性教学，采取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学模式，教师随时构建拟态环境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正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自主探究。注重学生的需要、愿望和兴趣等，合理组合教材内容，将教材及教学内容与社会需要、政治需要与学生个人需要有机结合，强调学习内容对学生的个人意义。在教学中深入揭示文字、概念、事件背后的深层次涵义，帮助学生识别学习中的重点与非重点，使学生了解教学目的，帮助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学习新材料。在“三观”教育的同时，加强方法论的教育，帮助学生学会研究、学会学习、学会解决问题。老师的教学应有个性，其人格魅力和自我实现能力在教学中应得以体现并对学生具有示范作用。

据此，本文依托宁夏医科大学2010教改课题“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对人本主义教育观和思政课课堂教学、教学评价的现状进行深入研究，针对教师“教”与学生“学”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评价指标。（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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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是20世纪医学最伟大的进步之一。做出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医学模式转变的伟大工程已经结束。事实上,医学模式转变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上都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促进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是当代医学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保证。

当前,医学模式转变中的道德问题的研究是一项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重大、颇具紧迫性的工作。医学模式转变是医学基本观念的变革。医学基本观念的变革必然涉及医学道德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医学模式转变是医学模式转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医学模式转变所具有的深刻道德内涵,道德建设对于医学模式转变的作用,至今未能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理论问题未解决,实际工作必然被动,通过职业道德建设促进医学模式转变的工作便无从谈起。

医学模式转变这一医学基本观念的伟大进步与道德评价的缺如、滞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个问题应当引起理论界的特别注意和认真思考。客观地说,医学模式转变的道德价值并非没有人觉察[1]。但检索一下20年来医学模式研究的文献,就不能不承认,这方面的研究是不尽如人意的。总体上看,在医学模式的研究中,伦理学的探讨十分薄弱,对医学模式转变的道德评价是肤浅的,缺少深入的和深刻的伦理学研究。这种状况,甚至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在医学模式转变的研究中,伦理学“不在场”、“在场未发言”,至少是“词不达意”。

这与其说是医学模式研究的一种缺憾,不如说是医学伦理学研究乃至医学哲学研究的一种悲哀。质言之,这是当代医学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与伦理学割裂、医疗实践中存在的医术与医德割裂即“精”与“诚”割裂的一个表现,它反映了不利于医学哲学研究发展的一种片面性和定势。忽略医学模式转变的伦理学研究是基于这样一条逻辑思路:医学思维方式与医学伦理学是截然不同的;医学模式转变是关于医学基本观念、医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不属于医学伦理学研究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说,医学模式转变中的道德问题的研究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医学模式研究和医学伦理学本身。当然,这篇文章的分析是以这个具体问题为主题的。

二、伦理学———医学模式转变研究的重要内容

以往人们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的评价,大多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思考,将医学模式的转变概括为全面的医学观念对片面的医学观念的取代,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必须指出,这种评价并不全面。因为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识疾病,诊断、治疗疾病,较之生物医学模式的优越,不仅表现在思维方式上,还表现在医学道德上。换言之,医学模式的转变不仅是医学思维方式进步的标志,而且是医学道德进步的表现。不过,医学模式与医学道德之间的关系是医学模式转变中更深层次上的东西。

大概正是由于它固着在深层、又不似思维方式那样“实用”,才被人们忽略。这里涉及到对生物医学模式的评价。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对古代整体医学模式的取代,是医学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医学在近、现代的发展,是以放弃一些本不该放弃的东西为代价的。尽管古代整体医学模式带有笼统、模糊、猜测的性质,但其注重从整体的角度认识健康和疾病,重视包括心理、社会因素在内的诸多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的基本观念,是必须给予肯定的。令人惋惜的是,古代医学重视整体的基本观念,并没有在近代医学中继承下来。

近、现代医学在不断精确、深化,否定古代医学的笼统、模糊、猜测的性质的同时,把古代医学模式的正确的重视整体的基本观念忽略了。用历史的眼光看,近代医学不可能沿着古代医学整体模式的思路,在生物、心理、社会等几个角度齐头并进地发展。在与人的健康、疾病现象密切相关的因素中,近代医学选中了最为直接的生物因素,这是医学不得不走的一条“片面发展”的道路。实事求是地说,生物医学在几百年的片面发展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用发展的观点看,这是符合医学发展规律的。近、现代医学只能首先选择解决生物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因为不搞清楚生物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直接作用的问题,心理、社会因素的间接致病作用便无从揭示。但是,过分重视生物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忽略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毕竟是近、现代医学发展的事实。

这个事实说明,近、现代医学在进步的同时,也存在某些倒退。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忽略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片面的;从病因学、诊断学、治疗学的角度看,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角度,就是伦理学的角度。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不仅是医学思维方式的进步,而且是医学道德的进步。显而易见,忽略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

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本质的特征,忽视这一特征,仅仅从生物学角度认识人,诊断、治疗人的疾病,至多是把人等同于猴子。从这个意义上分析,生物医学模式在取代古代整体医学模式的过程中,不仅抛弃了古代医学模式的正确的基本观念,而且不经意地放弃了古代医学模式中的尊重人、强调人的本质特征的道德内涵。勿庸质疑,亘古以来,医学始终是道德科学,医疗活动始终是道德之举,医学有着显著的道德本质。但是,在医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医学的道德本质的贯彻是有差异的。就古代医学与近代医学的差异而言,医学的道德本质是内在于古代整体医学模式之中的,或者说,古代整体医学模式本身就体现着医学道德。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中国药王孙思邈的“论大医精诚”,都有着鲜明的将医术与医德熔于一体的特点。近代医学则不然,尽管讲究道德同样是近代医学的传统,在近代医学史上,许多医学家崇高的道德境界可歌可泣。但与古代相比较,由于近代医学模式中缺乏心理、社会因子,使医学道德不能通过医学模式贯彻,使医学道德外在于医学模式。理性地说,在仅仅从生物的角度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生物医学模式里,医学对人的尊重,是缺乏载体的。

将人的社会属性、亦即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置于医学基本观念之外,不考虑人的社会性质、心理特征,何谈对人的尊重[2]。如何将医学发展视为一个过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具有向古代整体医学模式复归的含义。当然,当代医学模式与古代医学模式不是一个层次上的,这种复归是就基本精神而言的,被生物医学模式否定了的古代医学模式的整体观念重新被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肯定。这种否定之否定关系,也包含着道德方面的含义。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比古代医学模式清晰的多从而深刻的多的水平上强调人的整体统一性,使医生重新认识到人不仅具有生物属性,而且具有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是生物属性、心理属性、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里,“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识病人的疾病和患病的人,才是从真正的人的意义上认识人的疾病和患病的人。这样,医学对人的尊重就体现在医学模式即医学基本观念之中了。

在生物医学模式居于主导地位的几百年间,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惯性和惰性,要在实践中确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就要克服这种惯性和惰性造成的定势,其中包括克服忽略人的心理、社会属性,将人仅仅理解为生物体的片面性。这实质上,是道德建设。医学模式转变说明医学道德进步是医学发展之必然,说明当代医学的发展为医学道德进步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坚实的、强有力的保障,医学道德进步已经以医学模式转变的方式反映到医学基本观念之中。但是,又何以说当代医学道德的状况制约着医学模式转变呢,这就涉及到了医学道德对医学模式的作用。医学模式与医学道德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医学道德在接受医学模式转变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作用于医学模式转变。

三、用道德的力量促进医学模式转变

1996年,我提出了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滞后的问题[3,4]。3年来,尽管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人们围绕促进医学模式转变在理论上、实践上做了不少工作,但我认为,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滞后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这是人们不愿看到、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这不能不引发我们深入思考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滞后的问题。

3年前,我把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滞后的原因归结为医疗实践、医学理论研究和医学教育3个方面,并且提出在医学实践中贯彻、落实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无论在医疗实践上、在医学基本理论上,还是在医学教育上都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并未过时,仍须坚持。但是否还存在其它方面的原因呢,比如,在贯彻、落实新医学模式上,已经搞清楚并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实践上是否已经做的很好了呢,未必。原因何在,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何以不为呢,由此道德方面的原因就显露出来了。集医学思维方式进步与医学道德进步于一体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确立和实施是以道德进步为依托的。

医学模式与医学道德进步是相互作用的。医学模式转变有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可以促进医学道德建设,只是医学模式转变与道德进步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医学模式转变与医学道德进步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道德进步对医学模式转变的促进作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在推动医学道德进步的同时,还要求道德进步来保障。这是医学模式转变与医学道德进步之间关系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是医学模式转变在实践上滞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医学模式转变上,相对于思维方式方面的工作,道德建设方面的工作更加繁重。医学模式的转变需要道德建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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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医精诚”的思想内涵及传统医学思想教育的困境

1．1“大医精诚”的思想内涵

医学名著《千金方•大医精诚》中系统的阐述了为“医大者”应具备的素质要求和职业操守。《大医精诚》在要求医者具有精湛医术的同时特别强调“医乃仁术”的观点和要求。儒、释、道诸家道德观在《大医精诚》中均有体现:儒家———“医乃仁术”、佛家———“大慈大悲”、道家———“无欲无求”，为行医者树立了可谓“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的美德风范。“大医精诚”对医生群体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对医生的要求过高甚至太过苛刻。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环境下，医生作为职业人，也有形形恰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阐述的各类现实需求。一味地强调为医者必须“大慈大悲”“无欲无求”，并且会给社会大众造成一种“凡是医生就必须看好患者的病，且必须‘无欲无求’，不计付出和回报”的不良氛围。医学科学新技术的应用和保健服务不断更新升级面临种种全新的、现实伦理问题需要应答，而在全球化境遇中的社会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以及道德观多元化让我国传统的医学伦理在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层面陷入困局。

1．2传统医学伦理学“译介－嫁接”方式在本土医学生思想教育教学中困境的探源

中国的医学伦理最先引介于西医，是一种“译介－嫁接”的舶来品。这种“翻译－引介－消化－推广”的方式，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是“水土不服”:西方崇尚“自由”“实现个人价值”，医学伦理学也充斥着职业人观念，互利互惠;而我国传统医学道德观———“大医精诚”要求行医者“无欲无求”“大慈大悲”“精诚仁朴”，两种观念有一定的冲突，在实践过程中让医生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翻译－引介－推广”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造成观念滞后于社会现实。在传统的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教材范式层面，现行诸版的医学伦理学教材:“概念欠规范，内容不准确”“内容较为雷同，目的性不强”“重知识，缺能力培养”。目前大致有三类范式的教材:其一，罗国杰教授将理论与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相结合之范式;其二，在美德伦理框架下，强调个人思想道德修养的范式，该种范式以廖申白教授相关作品为代表;其三，王海明教授将美德伦理学、元伦理学以及规范伦理学在个人和社会视角下相结合的范式。当前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习惯采用“4+1”，即四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一门形式与政策课，以教师讲述为主，多为大班教学，缺乏师生互动和社会实践。学校“重专业技能，轻思想教育”的培养方式，更让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成为薄弱环节。早在1983年，一些医学伦理学家就呼吁将医学伦理学引入大学课堂，帮助医学生确认并澄清生物、医疗过程中的相关道德问题。尽管一些高校也相继开设医学伦理学相关课程，但其教学成效欠佳。

2“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学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

2．1协同教育是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有效途径

生命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及其各自的传统伦理各有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视“舍生取义”“重集体协调、轻个人理想”，形成了极端重视自我反省、自我完善、自我克制的内在修养提高。而西方文化重视自由、平等以及效率，追求个体的自我意识以及个性自由。西方社会在宗教的长期影响下，强调社会成员享有在一定约束下的最大个体自由。相应的医学伦理学是一种对医生这一职业群体的约束，医生享有在约束下的最大自由。但是全球化进程打破了文化上的各自封闭和相互独立，文化大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提倡尊重、宽容、合作以及相互消融，是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理想追求。

2．2有利于重构医患和谐的良好局面

医患矛盾突出已成为我国当前医疗卫生领域不争的事实。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约为7万件左右，每一起事件都会令眼下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医患矛盾突出在溶蚀医(护)患之间本来脆弱的信任关系的同时，也招致社会舆情对医生职业群体的污名，并摧毁着医生“白衣天使”的光辉形象。医生职业群体形象的塌陷除了个别媒体不良渲染和推波助澜外，与医生的道德素质滑坡有着极大的联系，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失败。“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学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为学校开展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探索出便捷、可行的教学范式，为医学生提供出正确合理的价值选择，为政府和社会营造出和谐的医疗环境。当然，这也需要政府、医院、医生、患者等诸多利益主体相互协调，寻求达成各方互惠互益的共识条件。

2．3协同教育是对中华文明的薪火传承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大医精诚”医学人文精神的至高要求，是对历代医家医术医德的高度概括，是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知识体系内在的统一性的具体体现。“大医精诚”既要求医生要有精湛的医术，又要求行医者有高尚的医德。良好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是医务工作者的必备条件，中国传统医学的行医准则，也是对医师思想品德和职业技能要求的经典概括。大医精诚精神的重塑和重视，极大地传承和发扬着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中华文明薪火传承的可贵写照。在“协同创新”被提出的当今社会，提升文化软实力不仅是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且必须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批判吸收先进文化。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资源平台，实现知识共享，进行多方位的交流、多样化的协作，促成文化的跃升。在吸收西方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教学经验的同时，利用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知识体系内在的统一性，将中医文化精髓之“大医精诚”精神融入生命伦理学，是做好我国本土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明智之举。

3协同中西医人文精神并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实现路径

3．1合理引导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以营造良好的氛围

信息时代，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在影响公众价值判断、触发社会焦点事件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作用，积极引导、合理动员、正确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以利于中西医文化协同发展，并充分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之中。例如，一些医学伦理学科研组织或机构，利用网络平台，普及“大医精诚”和生命伦理学知识，关注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现状，针砭时弊，提出促成“大医精诚”与生命伦理学协同创新，共同作用于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建设。

3．2重视生命伦理学科研的协同创新

当前我国的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成效不佳，学校重视不够。在国家“政策之窗”尚未打开———问题源流(ProblemStream)尚未形成、政策溪流(PolicyStream)尚未面世、政治源流(PoliticalStream)尚未萌发的状况下，仅仅呼吁政府为“大医精诚”协同生命伦理融入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不够的。从事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应该致力于本土化的生命伦理学探索，并促成相关卫生管理部门对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视。例如，相关的生命(医学)伦理学组织可以召开主题研讨会，通过广泛参与、多方讨论、集思广益，促成中国医学文化与西方医学文化协同发展，为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参考样本。又如，相关科研平台可以公开招标，聘请一些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目前处于研究薄弱环节但亟待改善的医学生思想教育相关问题。

3．3利用MOOC、“翻转课堂”等革新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方式

篇10

    1.1从病人的角度和价值出发

    循证医学从病人的角度和价值出发,客观地理解病人的内心感受和需求,主动维护病人的医疗选择权和决定权。这种仁爱之心和同理态度是医务从业者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医术进步所必需的精神动力。

    1.2体现平等和公正原则

    循证医学的信息交流体现了资源共享的平等和公正原则,有利于缩小现行医疗体制下不同级别的医院和不同水平从业者的差距。

    1.3以试验数据为依据

    循证医学强调以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数据为依据,最大程度地减少临床不确定性,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实现追求卓越的医德意愿。

    1.4核心是为病人服务

    循证医学的核心是为病人选择当前最新、最可靠、最合理的诊疗证据。减少医疗干预的失误,促进医疗决策科学化,以求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

    1.5可使从业者自觉转变为追求终身教育

    循证医学可使从业者由阶段性受教育者自觉转变为追寻终身教育,发挥出求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实现职业行为的最优化。“这也是当代医学道德进步即实现当代医学的道德本质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2]

    2教学形式——提高了规格,有利于教学相长

    循证医学从简单解决医疗问题上升为探讨伦理问题,或为了解决伦理问题而争论如何处理医疗问题。这种辅车相依的复杂现象在临床随处可见,也正是临床实习医师的困惑之一。多学科交叉尤其是循证依据和伦理依据的综合评述是现代医学的特征,也是临床教学的难点,需要临床教师有较高专业和医学哲学的素养,同样也要求学生迅速脱离单一的书本教育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嘉言懿行与学生的感悟会产生心灵上的互动,增强彼此的互信和对各自职责的承诺。

    3教学内容——扩大了视野,贯通了伦理与医疗之桥

    实习医生需要学会用“用道德价值和原则检验此范围内人的行为”[3]。密切联系实习场景所处的医患关系、医患心理及社会舆论等,但在淡忘或轻视的情况下,即使一如既往进行了入院前医德医风教育,大多数实习医生也不会将所学伦理学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将循证医学与伦理学并重地进行探讨,使现实中的价值判断和因果剖析更加丰富直观,笔者并不摒弃曾经的教材,相反,是让实习医师重温这些教材的重要概念,在老师的指导下主动结合临床现实,在实践循证医学中领悟其伦理蕴意,并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4教学方式——增加了授课的生动性

    近年的本科实习医生基础知识扎实而联系实际不足,求知欲和自主意识均较强,面对择业、考研等竞争,学业上多有偏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教学活动会积极参与,对自认为重复性培训和低水平的讲座常采取抵制态度。如何让他们同时对两门看起来“无关又无用”课程感兴趣,甚至要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教师的态度和方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拮取和剖析循证医学和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并采用逻辑推理对两者进行链接,阐明其不可或缺的临床作用是本项教学的特征。一个拔新领异、鞭辟入里的讲坛才能激发好奇心,满足求知欲。实践循证医学的步骤是提出问题-查询证据-解决问题,在教学中笔者也循此方法,即“循证教学”,讲课中时常面对医疗措施提出针对性伦理问题,师生共同讨论。“教师在医德教育中的作用就是体现在其问题设计要击中矛盾的要害,并产生碰撞,激发学生的思考兴趣。”[4]对初学者来说,临床伦理问题常常不能给出标准答案,教师只需把握住原则,重要的是实习医师在参与讨论医疗行为中的伦理问题过程中,完成了医学伦理意识的培养和医德素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