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范文
时间：2023-11-23 17:51:1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校园文化；CI设计
在资讯发达、市场化程度超高的今天，学校以一种具备一定经营理念的规范化的整体形象出现，将成为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是校园文化建设需求如此显著且火热发展的核心原因。展望21世纪，教育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将教育置于一定社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着眼于有利于促使人健康发展的社会教育氛围，已经成为世界教育发展改革的一种趋势。本意为“企业识别系统”的CI已非企业的专利。学校、医院、媒体、区域、社团、城市等等，都在纷纷引进开发CI，用之于组织形象和组织文化建设，再度证明CI与文化力、形象力培育的密切相关。当然，学校和企业毕竟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企业一般是生产产品的，学校则是培养人的场所，所以学校导入CI一定要根据学校和教育的特点，不能一味地盲从于企业的CI理念和做法。更为重要的是，导入CI更多是学校文化构建的一种理念、一种方法，它需要的是实践、是落实，如何通过CI使学校的理念真正成为学校各群体所具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关键。
一、运用CI形象传播理论指导校园文化建设的可行性
CI形象传播就是通过统一整体的传播系统将组织文化外化为组织形象的过程。CI形象传播不仅可用于企业，并可用于一切组织，包括国家、城市、社区、学校等其他组织在内。它也由三部分组成：1.理念识别（Mind Identity），简称MI，它是CI的灵魂和核心，因此人们又形象地称它是组织的“心”。包括组织的目标、哲学、精神、作风、道德和宗旨等。2.行为识别（Behavior Identity），简称BI，是指在组织理念统帅下的员工行为和制度，是组织理念的主要载体，人们通常又叫它为组织的“手”。它一般包括组织各种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组织习俗习惯和表现的行为活动。3.视觉识别（Vision Identity），简称VI，是指组织独特的通过视觉起作用的要素总和。包括组织的名称、标志、标准色、建筑物风格、自然环境的营造等视觉因素。是理念必不可少的物质载体，人们一般也叫它做组织的“面”。比较CI传播与校园文化的涵义不难发现，二者在内容上是重叠的，并呈现出一一对称关系。所不同的是CI传播的内容要比校园文化的内容更集中，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精华部分，这为我校运用CI形象传播理论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通过CI设计塑造学校形象
学校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和学校职工对学校的整体印象和评价，也是学校的表现和特征在公众心目中的反映。这种印象和评价是公众综合认识的结果。CI是传达、塑造学校形象的工具与手段。前者存在于受众的意识当中，而后者是施者的手段和方法。再次，构成要素不同。学校形象要素体现于学生成材率、学校环境形象、职工形象、领导形象、学校公共关系形象、社会形象、总体形象之中，也就是说学校形象是由上述形象要素组成的。学校识别系统要素由理念识别（MI）行为识别（BI）视觉识别（VI）构成，显然比学校形象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构成。既然CI是“传达”“塑造”学校形象的工具与手段。那么，为了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充分运用好CI这一手段，我们必须在传达和塑造这两方面做好功夫。一个学校的品牌在社会大众、消费者心目中有多大份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学校的知名度。一个学校知名度高，它的办学理念就易被认可，就有可能在教育市场竞争中取胜。在CI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提高“传达”的效能，正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它通过一系列同一化、整体化、全方位的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的运用，反复植入，在社会公众中造成强烈印象。这正是透过内外部综合性的经营努力和视觉系统的整合，以达到社会公众对学校产生良好的印象和认知。以便使环绕学校的经营环境转变为有利于该学校的经营条件，最终导致该学校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条件，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取得更好的效益。从上述直接目的看，CI的作用“传达”发挥了广告效能作用，所以就这点而言，CI与广告成为一码事。CI是塑造学校形象最为快速、最为便捷的方式和手段。但它并不是一种万能的形象手段，更不是学校经营本身。CI侧重学校的传播。与营销、公关、广告相比，CI更具有系统性、整体性。
三、CI设计的原则
1.遵循正确的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把优秀文化与教育的客观规律相结合，从教育系统的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吸收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创建有管理特色的文化。同时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使得校园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深入人心，使校园文化建设成为师生积极参与的自觉行动。
2.以学习型为导向，建设务实创新、团结协调的团队
要坚持教育创新，通过建立读书计划引导学生梳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倡导理论成果转化实践。要通过强调群策群力，强调团队的共同学习。努力消灭专业的理论盲点。通过换位思考加强相互间的交流沟通，重视个体在群体中的影响，实现集体创新与个体创新互动。要在组织文化上使学生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职业操守上与组织趋同，在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学生的自觉管理。要形成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的团队情感环境，使得学生能真正形成务实创新、团结协调的团队。
通过对校园文化建设导入CI意义及内容的介绍，提示我们要塑造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导入CI战略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引进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才能塑造高校整体形象，扩大影响力。由此所折射出的校园文化将具有时代的特征，使人们在其中创造性地工作、充实地生活、愉快地交往，相互感染，很自然地形成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准则，进而发挥出难以想象的集体协作的强大力量。“科教兴国”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坚信现代化的教育强国理念一定会通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我们也有责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尽我们的些许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贺懋华.CI策划实践[M].科学出版社.1 997
[2]万敏.城市CI.城市规划,2001(10).72-74.
篇2
[论文摘要]儒家不仅包含丰富的道德内容,也包含宗教内容。儒家认为,人死后魂魄分离,通过招魂仪式可以让死者复活;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快乐的,人害怕死亡;孝道是对在世父母、长辈的尊重,通过祭祀祖先以期盼先辈们获得再生
传统的儒家观点过多强调其道德内容,忽视其宗教内容。儒家产生于崇尚礼治的鲁国,夏、商时代,黄教盛行。到了周朝,虽然身教仍然普遍,但人们开始崇尚礼治,注重对人的关怀,认为国家稳定需要贫民生活安定,行为尊崇一定的规范。儒家理论就是对当时鲁国人行为规范的系统化、理论化。儒家理论两千年不衰是因为他规范的行为准则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有人认为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国家,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笔者认为,儒家文化的道德内容适合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到了工业社会,必然要有新的道德内容来丰富和发展儒家文化,但这不等于儒家文化的消失。而儒家文化的宗教内容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东北亚洲社会。
本文浅析儒家的宗教内容,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儒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儒家道德规范以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要求,为全球化的人类找到共同的道德标准。
一、神、生、死
l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人对东北亚洲国家(中国、南韩和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宗教的概念变成了为得到超度的绝对忠诚。因为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与忠诚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上帝只适用于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们敬畏、惧怕他们的上帝,他们相信上帝只有一个。而东北亚洲人普遍习惯多神教,大多是多神论者。他们只是单纯地求助于神,并不惧怕神,神在他们的精神力量里很软弱,因为对神(上帝)他们总是有自己的选择。
宗教徒对死亡的看法与儒家理论不同。基督教徒们认为,人类是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产物。他们威慑于上帝的威严。男人劳动,女人生育是上帝的旨意,不能违抗。基督教徒认为生活在现实世界就是痛苦,死后可以进入快乐的天堂,死亡是解除痛苦的根本方式。起源于南亚的佛教是东北亚洲最为流行的宗教之一,佛教徒也认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痛苦的。因而,基督教徒和佛教徒都寻求解除罪恶与痛苦的救世主,如主、耶酥和菩萨等。
相反,崇尚儒家理论的东北亚洲人最怕的就是死亡。他们以这个世界为中心,只相信现在活着的世界,并不相信基督教里的天堂和地狱,不相信另一个世界,也不相信佛教里的伊甸园。他们认为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最快乐的世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是痛苦。他们既不像基督教徒那样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被上帝选为圣人,也不能像佛教徒那样因生命的轮回而获得再生。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尽可能长久地活着,哪怕只多活一天。
对东北亚洲各国来说,宗教是一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儒家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令东北亚洲国家的人们信服,后来的道家也成功地提供了一些解释。儒家思想在亚洲东北各国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无论是起源于中东的基督教,还是起源于南亚的佛教,尽管在东北亚洲长期宣传,仍然不能改变东北亚洲人对死亡的看法。
二、死后的世界
儒家认为,人是由精神和肉体组成的。控制精神的是魂,控制身体的是魄,魂魄的组合就是生命,死亡导致的魂魄分离。死后魂漂流到上界,魄到下界。根据这种解释,通过对死者魂的召唤可以获得生命。即死者可以通过招魂仪式重返人间。儒家的这种解释可以消除东北亚洲人对死亡的恐惧。死者的招魂仪式就是用黄教。儒家是在黄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其他几种黄教只保留了仪式而未在理论上有进一步发展。在古代,儒家子弟举行死者的招魂仪式。随着儒家的发展,死者的家人和后代充当了这个角色。
人们认为,生育后代是死者返回的必要手段。换句话说,生育后代是把某个死者的魂传给新生婴儿。在东亚这叫投胎,即死者的魂与胎儿的魄结合在了一起。这样,即使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继承他魂的后代仍在这个世界上活着。通过招魂仪式复活先辈的灵魂使先辈能复活,因后代的出生而继续先辈的生命,这种信仰使人们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人们认为,做好事多的人死后投胎可以做人,而做坏事多的人死后就投胎到动物。这一观点将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动物死后也是魂魄的分离。这与当今社会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尊重实验动物的权利是相吻合的。
另外一种解释是,后辈是先辈的再生。这种前辈和后辈最亲近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是未来的后辈,而子女是故去的先辈。这样,这种“先辈(父母)——自己——后辈(子女)”的关系对应的时间顺序是“过去(父母)——现在(自己)——未来(后辈)。”
儒家提倡的孝道由三件事组成: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和养育后代。大众认为的孝道只是孝敬父母,这是对儒家思想的曲解。孝敬父母只是孝道的一部分,孝道包含完整的死亡观。
孝道中涉及现在是自己、过去是父母祖先、未来是子孙。孝道中总是晚辈孝敬长辈。一个人是先辈的复制品,先辈又是他们先辈的复制品。由于一个人是他先辈的另一个自己,也就是他父母或祖父母的另一个自己,所以,他存在时他的先辈也存在。换句话说,他一个世纪前活着,他很多世纪前就活着。甚至可以说从生命的开始他就存在。如果可以用生育后代这种方式继续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死后就能复活。为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寻找到了一种缓解恐惧的解释。他们发现他们很早以前就存在并有可能永远活着。这样就不再害怕死亡了。
当然,这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与生命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由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养育后代三个部分组成的孝道是理论上的生活。是一种表达永久生存的愿望,一种宗教理论上的可能性。儒家的死亡观认为,人是一种可能永久活着的生命。死者的魂在上界漫游,而魄在下界游荡。但通过对死者魂魄的召唤仪式,魂会回到期盼的世界。此外,魂可以附在后代这个复制品上继续留在这个世界。这样死亡就不再可怕。家庭和后代的存在也就是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东北亚洲人修墓并热切盼望后人来扫墓、纪念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菩萨或者其他的神对死者都没有用。修墓是儒家思想,而与东亚流行的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是东北亚洲人的指导思想。东北亚洲人相信灵魂的存在、使用黄教召唤死者灵魂。这对建立儒家理论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东北亚洲人容易接受儒家教诲的原因。东北亚洲人的信仰至今尚在,如至今流行的祭祀祖先活动。在日本新兴的宗教里,赐福于新生儿或从背后赶走恶魔的净化仪式在日本仍很流行。
值得提出的是,祭祀祖先的行为并非来自佛教。佛教认为,除了进入极乐世界者,人死后的灵魂必须悬挂7个星期,而本身并无任何意义的尸体就焚烧了。在这49天里决定这个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地位。这种地位取决于他在有生之年行善作恶的程度。据说多数死者在这段时间能重获新生。但也有的魂被送进地狱成为恶鬼或再生成各种动物。所以,死者的亡灵在49天内必须有个去处。从理论上讲,第5O天以后,死者的灵魂就不存在了。因此,修墓等祭祀祖先的仪式尽管现在佛教徒里随处可见,却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无关。东北亚洲人如此强烈地信仰灵魂的存在,以至使佛教传人东北亚洲各国后变成了贴附有儒家死亡观的东亚式佛教。基于东北亚洲人的这种信仰,儒家因此创造了祭祀祖先、孝道的思想。
三、孝道中的宗教含义
孝道的内容之一是孝敬父母。父母活着时,孝是一种礼仪,如为父母祝寿、婚礼中拜父母都是用仪式表达对父母的孝。父母故去后,孝表现为祭祀父母。祭祀活动形式上就源于儒家以前的黄教。因此,孝本身就包含有宗教内容。在长期的尽孝习惯中,产生了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又是周礼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儒家的思想内容之一。
儒家家庭生活里的重要仪式包括纪念生日、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其中最重要的是葬礼。葬礼的质量和水平成为其他礼仪标准。父母去世是最悲伤的,因此,父母的葬礼也就最庄重,而家庭其他成员的葬礼则相对简单些。各种礼仪如生El、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都以伦理为基础。伦理是各种礼仪的内在约束,礼仪形式总是在伦理的制约中。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个人情感的表现都将受到限制。比如,在举行葬礼的地方绝对禁止欢歌笑语。
儒家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理论在孝道和家庭伦理基础上逐渐发展。第一个发展的人是孔子。但孔子之徒们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家庭伦理上,而是从儒家的观点试图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宣传儒家的政治和经济理论。这样,宗教内容开始与伦理礼节分离,伦理礼节发展成为儒家政治和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
篇3
关键词：儒家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此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课题“儒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由于西方文化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层出不穷，道德滑坡现象严重，连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来都成为一个问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就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和运用儒家文化，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积极的引导作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如何让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为我所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一个很有时代意义的，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1 儒家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1.1 儒家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逐渐对当代的青年大学生产生剧烈冲击，使得很多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日趋淡化和削弱。他们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出现偏轨，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急需处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儒家认为，爱国爱民、救国救民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肩负的责任，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爱国诗人陆游“位卑不敢忘忧国”的诗句，屈原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顽强抗敌，这些思想弘扬的都是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忠贞爱国的真情流露。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群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对于现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念和恶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整治和洗涤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让大学生学会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弘扬社会、国家、人民的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在。
1.2 儒家文化对于培养大学生高尚道德情操，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的发展首先就应培养主客体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文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孔子提出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严己待人之心以及“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诚信态度。“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思想；孟子提出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关爱他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的宽容品质。无不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我国传统文化的诚信、宽爱之心、孝道，谦虚谨慎等思想，对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对于培养大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增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
2 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互促
2.1 重视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学习，从知识源头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直接从文化典籍中汲取理想、价值、基本道德素养，允吸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原汁原味的儒家文化经典中感受“仁”、“礼”之理，品悟出为人处世之大道理大智慧，从
而更好的为大学生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都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典籍，这些充满哲学思辨、人生智慧的著作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塑造人的品德的重要性。因此，重视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学习，从浩瀚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长足发展的切实立足点与内涵丰富的不竭源泉。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强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内遭到冷落的普遍现象，我们应把传统文化作为必修课开设，让儒家文化普及到大学生日常课程的学习当中。大学生组建儒家文化典籍阅读爱好者社团，通过团体宣传的力量去感染每一个大学生，在寻找和发现儒家文化典籍的知识海洋中去修缮和加强自身道德水平。总而言之，我们应积极营造学习儒家文化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行动让大学生在传统文化中学习经典，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领域，从源头处发现，在行动中收获。
2.2 利用多渠道的传播方式加强对儒家文化的学习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面对传统文化在国内越来越遭到冷落的局面，大众传媒、网络绝对是一个有效传播儒家文化的有效方式，从而使儒家文化借助信息化时代的特有方式得到传承。我们应该用多渠道传播方式弘扬儒家文化，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以更好的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在校园生活中，学校可以组织学生看《百家讲坛》节目，从大师们的讲解中感受、学习和领悟儒家文化；在学校的班级实践活动上，也可以组织各个学习小组把通过电视、网络、杂志、论坛、广播中学习的儒家文化进行小组间的心得交流，以讨论的方式做到对儒家文化精华与糟粕的扬弃，从而启迪智慧、陶冶情操，营造良好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以促进自身思想水平的提升。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据时代的要求，积极的将儒家文化精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将好的品质渗透到对每一个大学生人生观及价值观的教育之中，发挥文化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并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做到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互促，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为了将诚信思想根植于当代大学生的头脑，成为他们心中永不磨灭的信仰，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
（一）设置儒学课程，进行儒家文化的熏陶，笔者认为这是对当今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最基础手段。只有大量地阅读，学生才能从书中汲取文化营养，丰富自身内涵，提高自身修养，才能真正地置身于孔子的世界之中，同孔子一起享受诚信的滋养。
（二）校园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学校中体现的一种方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内在要求，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各学校要加大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方面的教育力度，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方面人手，使学生沐浴在诚信的氛围之中，加强对学生的身心影响。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园教育活动。就像理论来自实践一样，学生的素质修养来自他们自身的实践活动。因此，举办各种各样的儒家经典文化教育活动，使其从活动中受到熏陶，让儒家精髓在日常生活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当中，形成他们自身的一种素质。这些活动或者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儒家诚信讲座，或者是举办各种各样的儒家诚信文化知识竞赛，或者是举办诚信演讲比赛等，更具有意义的应该是参与做一些诚信的实践。总之，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儒家文化在完善人格、开发智力潜能、形成宏伟理想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等方面具有切实有效的作用。儒家文化中的诚信，是儒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远来说，都能抑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中形成的名利思想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来自西方的腐朽文化的不良影响，对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对当代大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篇4
关键字：儒家文化、社会工作价值观、本土化、积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主要观点
（一）仁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具有多重含义，从价值观上看，其基本的规定是“爱人”（《论语・颜渊》），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泛爱众而亲仁”，这是早期的博爱思想。“仁”据孟子解释，就是“人心”。根据《孟子》一书可以概括为：第一、亲民。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第二、尊人权。孟子公开宣扬“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第三、同情心。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
（二）和谐
和谐思想和中庸之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庸》说：中也者，天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中”是世界的根本；“和”是世界的光明大道。达到了“中和”，世界万物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了。
（三）重家庭，讲孝道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思想，增强了家庭的亲和力和民族的凝聚力，形成了尊老爱幼、夫妻相敬、兄弟相亲、朋友相助的良好风尚。在家庭伦理中“孝道”居核心地位。“血亲”和“孝亲”密切相联，不仅表现为对死去的先祖的隆重祭奠，更表现为对活着的长辈的绝对孝顺，遵从的是“百善孝为先”。（《孝经・开宗明义》）。
二、社会工作价值观
（一）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的基础在于新教伦理、人道主义与福利观念，形成了社会工作实务操作定义所代表的价值范畴体系、比斯台克所发展的价值范畴体系、泰彻发展的价值范畴体系。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社会工作价值观可以概括为接纳、尊重、个别化、自决权和知情同意、保密、不批判。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助人自助，即通过帮助有困难、有需要的人，使其在克服眼前困难的同时，增强面对和解决困难的能力。
社会工作价值观本土化是依据我国的传统观念与本国的具体国情，并在吸收国际社会工作价值观基础上，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以及当前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势所形成。为此我国的社会工作价值观更注重强调社会和谐，保持家庭稳定，重视道德建设等方面。
三、儒家文化对社工价值观本土化的积极影响
第一，儒家文化观念所强调的社会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社会工作价值观宏观层次力求促进社会整合与人的发展不谋而合。我国的尚处于转型时期，一些社会问题在不断凸显与激增，社会工作的发展就是为了解决个人的问题，缓解社会矛盾，最终促进社会的进步从而实现人与社会协调发展。
第二，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或者核心思想就是“仁”。仁者爱人，作为社会工作者要以此作为服务的信条。多数情况下，由于大众对我们社会工作者的不认同，不了解我们的服务方式与理念，经常遭到大家的冷漠以对拒绝。尽管如此，社工还是要平等的对待服务对象，用包容、爱心、耐心不断感化服务对象，让服务对象能够接受我们，收集到服务对象的综合信息才能为此提供服务。
第三，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家庭的重要性。根据笔者多次的社会工作服务经历发现，很多服务对象的诸多问题之所以产生，与其家庭环境与氛围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经常采取个案的工作方法救助服务对象，服务对象的情况在服务过程中不断好转，但是服务对象一旦回到家庭环境当中，还是旧病复发，问题更加严重。这就说明了社会工作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不能只对服务对象个人提供帮助，还要深入挖掘服务对象家庭及其成员的信息，一起努力帮助服务对象早日恢复正常。
四、总结与反思
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构成了社会工作学科体系的三个重要维度，三者缺一不可。其中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居于最核心的地位，它几乎决定了社会工作的整个专业目标与专业使命，也操控着社会工作的所有助人行动。儒家思想其实可以为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注入很多新的观念与想法，帮助社工开展服务。儒家思想崇尚个人的修行与约束，也注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的人情与处事的重要作用，这些文化思想都与和谐的观念相关，与我国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不谋而合。可见，儒家思想的优秀文化还是可以运用到社工实务当中，当社会工作者在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的时候，可以引进儒家的优秀思想文化，要尊重中国人不善于倾诉的性格惯性，注重换位思考和宽容接纳的价值观去解决问题，帮助服务对象。
作者简介：马婕（1989―），女，河北邢台人，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社会工作专业，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实务。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2]张硕，伦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契合与冲突[J]，
[3]唐晓英、王鹤岩、李精华，社会工作价值观本土化过程中的文化关注[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
[4]胡玉松，从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看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J]，安徽文学，2008年第4期
[5]黄春梅，试论社会工作价值观的本土化[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年7月
篇5
【关键词】 土族；儒家文化；影响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毫无疑问在这幅画卷中，儒家文化逐渐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周边的民族以及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的土族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对土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既是土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一、儒家文化在土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儒家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从根源上来说它起源于周文化中的宗周礼乐文化。礼乐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以调整社会秩序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它所包涵的内容非常广泛，基本上渗透到了人们活动的全部领域。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随着统治者的尊崇和提倡，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体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并不断得到一些儒学大家对其内容进行补充。从儒家文化不断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具有高韧度的传承性，并具有非常强的兼容效应，不断地吸收百家思想之所长为己所用。从另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又具有很强的辐射效应，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与华夏其他文化之间互竞互融。
土族是我国西北边陲上的一个民族，现在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大通、同仁以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等地。其余散居在青海的乐都、门源、都兰、贵德、共和、西宁、乌兰以及甘肃的永登、肃南、卓尼、积石山等地。土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其族源较为复杂，史学界主要有五种看法：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沙陀突厥说和阻卜说。如果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作者倾向于：以吐谷浑为主流，其他四种为支流，并逐渐融合的观点。当然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土族的族源成分又存在着不同偏重。
据史料记载，公元663年，吐谷浑亡国后，其民众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吐谷浑人仍留居故地，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之后，居于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一部分吐谷浑人，在吐蕃占据灵州后，移居河东，12世纪后，河东的这部分人返回甘青故地，在此迁移过程中，一部分逐渐融合在了汉族当中；另有降服吐蕃的吐谷浑人又逐渐融合到了藏族当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土族和汉、藏、回等民族交错杂居。历史记载，今互助、大通、民和、乐都、天祝等地很早就是土、汉、藏等民族的共同居住地。到了明清时期，又有一部分汉族从甘肃、四川、山西等地迁入民和、互助一带。所以，土族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藏、汉、蒙古等民族的成分并受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土族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是在元末明初时期，此时出现了“土人”的名称。土族中融入了汉族的成分，从土族的民间传说和一些土族族谱中能得到印证，如民和官厅土族张家、贾家的家谱称其祖先是山西平阳府人等。长期与汉、藏等民族的杂居和融合，土族的文化业表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既有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文化，又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等。而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土族尤为深刻。但也并非一概而论，在不同的土族地区所受汉文化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民和三川的土族汉文化较浓，被藏族称为“嘉霍尔”，意思是汉化了的霍尔人。而互助、天祝的土族藏文化稍微居上。
二、儒家思想在土族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土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着汉文化的因子，融入整合到自己的文化当中，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儒化教育在土族地区的加强
在明清时期，政府对周边民族控制力在不断的加强，有意识地灌输儒家思想文化，以加强思想控制。明清科举考试内容专取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命题，在土族中有很多“博通经史之士”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功名。根据史料记载，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中，土人李完考中举人、李玑考中进士、李光先考中武进士；清代有祁仲豸取得武进士，等等。至于取得秀才者，更是不胜枚举。
2、儒家文化对土族方面的影响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或者曾经有过。土族的较为复杂，萨满教是土族的原有信仰，随着藏人、汉人的影响，藏传佛教、道教以及汉族的民间信仰逐渐融入其中。在土族地区兴建了许多娘娘庙、龙王庙、城隍庙、三官庙、文昌阁等汉式寺庙。土族人家的院中，住房的位置根据大门的方位和阴阳五行、八卦等确定。土族对道教思想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儒学思想的一种接受。土族在过年、清明节的时候，有上坟祭祖等习俗。上坟祭祖对祖先的崇拜，也是儒家思想中“孝”的体现。同时，在土族的神话故事中，也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认知，《混沌周末歌》是土族的诗体神话传说，其中就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分别创立儒、释、道三教的内容。
3、儒家思想在日常习俗方面的体现
“婚姻，是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所认可的男女两性的结合”，[1]所以在婚姻过程中一系列的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土族在婚礼上遵循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规程，并且在定亲的过程中还请阴阳先生预卜方位、合八字，在结婚仪式上新人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这些仪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
在丧葬以及禁忌文化方面，儒家文化也有所体现。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反映了传统的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事死如生”是我国传统丧礼的基本原则，同时人们普遍认为“灵魂不死”，死者到了另一个世界要跟生前一样进行生活，需要生前所必须的一切，所以丧葬过程中，亲人尽量为死者创造与生前一样的条件。土族也十分重视丧葬活动。土族主要使用土葬和火葬两种埋葬方式，这两种埋葬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又有所偏重。在实行土葬的地区，亲人为死者进行选坟地、测日子，这些习俗跟汉族一样。在土族的寺庙大殿或者家庭佛堂内不允许妇女以及去过暗房的人进入，妇女在不带帽子不穿长衫时，不允许在长辈面前走动，这都表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吸纳。
三、儒家文化对土族文化产生影响的原因
首先，土族族源上的复杂性和多源性。正如前文所述，土族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成份。内部构成的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历史形成环境，必然导致中原儒家文化的渗入。特别是明朝卫所制度的推行，大量的汉族人口迁入青海土族地区，在汉文化的强大引力下，土族文化在与汉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吸收整合了大量的汉族文化因子。
其次是土族经济形态的转变。土族在形成之前或形成之初，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在明朝时期，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青海，并在青海东部大规模屯田，带来农耕文化。他们开始尝试农耕生产，这使土族开始从畜牧业的经济方式逐渐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并最终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的转变导致土族对传统的文化产生了不适应，从而吸收与农耕文化相适应的的儒家文化就成为了必然。农业文化在宗教和社会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定居轻游动，重家庭，重孝道、重等级等等，这些思想特点，正是儒家文化的要求。
其三，封建王朝在土族地区兴学扩大了儒家文化对土族的影响。政府对儒学的传播推动，主要体现在书院的兴建上。明清时期甘肃版图包括今宁夏、青海。据史料记载，甘肃最早兴办书院的首推静宁的陇干书院，约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其次为陇西崇羲书院、渭源渭川书院，皆建于明嘉靖十四年。从现存资料来看，清代甘肃共有书院百余所。其中，在土族居住地区的书院就有8所，它们分别是：1、龙冈书院，在平番县城，建置年代失考；2、五峰书院，西宁府，光绪二年西宁办事大臣豫师、西宁道张宗翰、知府邓承伟、知县朱镜清捐建；3、乐都书院，碾伯县，乾隆二十四年公建；4、河阳书院，贵德厅，乾隆十二年公建；5、祟山书院，大通县，同治初毁于兵火，光绪二十二年知县史文光、何得彪重建；6、约礼书院，西宁县西，乾隆四年公建；7、惶中书院，西宁县，乾隆十四年知县冷文炜捐俸、乡绅捐资修建。由此可知，政府在西北的甘青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兴建书院，加强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思想控制，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在土族文化的形成以及和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为土族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家庭关系的稳固、民间信仰的传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丰富了土族的文化内容。
【参考文献】
[1]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2] 编写组.土族简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3] 漆子扬.古代甘肃书院考.西北史地，1994.4.
篇6
日韩两国拥有相近的习俗和文化，但又各具鲜明特色。本文分析了日韩两国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并剖析了两国文化差异的根源。
【关键词】 日本/韩国/文化/比较研究
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历史上讲，日韩两国的联系都相当密切。然而，日本与韩国却是“地理上靠近，心理上疏远”。地理上靠近，指的是日韩两国只有一水之隔，虽不是鸡犬相闻，但也可相互收听到对方的国内广播。心理上疏远，指的是日韩两个民族之间经常出现矛盾，摩擦不断。从文化层面分析，日韩两国虽同属东方儒家文化圈，有较多的相似点，但又有各自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色。
一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日韩两国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儒家文化很早就传入了日本。公元645年日本“大化革新”从酝酿到发动，始终是在儒学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奈良时期，日本颁布了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的成文法。其中就根据儒家“百行孝为先”的思想，在757年的敕语中，强调孝为“百行之本”， 并效法中国唐玄宗的做法，“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令地方官推荐孝子，对不孝者要予以流放①。江户幕府成立以后，日本又以儒学（即朱子学）为“官学”，以此作为巩固幕藩体制的精神支柱。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虽然脱亚入欧，但儒家文化的影响仍随处可见。日本各地建有许多孔子庙，其中有的称“圣堂”，有的称“圣庙”，有的称“学校”，有的就叫“孔子庙”。孔子庙是学庙一体，既是庙堂，又是学校，主要作用是普及儒学，利用儒学为政治服务。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各地现存孔子庙30多座，主要有长崎孔子庙、冲绳孔子庙、名古屋孔庙、东京附近的汤岛圣堂、水户孔子庙等②。日本孔子庙现在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祭孔，以此来增强日本的民族精神，建立一个健全和稳定的社会。
日本人的家庭观念和集体观念比较强。日本的民法规定，夫妻成婚后应统一姓氏，其中多数采用男方的姓氏。这无疑与儒家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日本人都要先在家里学习家庭内部的等级制度及团结，同时这样的等级和团结也适用于他们以后的社会生活③。可以说，家庭观念、家庭的管理模式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日本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往往忽略具体从事的职业，而是强调在哪家企业就职④。进入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日本员工，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感恩意识，他们将自己所属的企业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竭尽所能地为之服务。日本的谚语“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就生动地反映了日本人以工作单位为家的群体意识。工作中的社会关系都被日本人看成是家庭关系的延伸或是广义的拟制家庭关系。日本人经常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反对任何叛离或孤立于集体的行为，这使日本企业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大为增强，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儒家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对韩国人影响最大的是儒学的三纲五常，尤其是长幼有序和恪尽孝道。韩国从“孝”派生出了家长制的集体主义，从长幼有序派生出了权威主义。儒家文化里没有契约观念，但重视人际关系上的义理、人情，重视以家族为中心的集团的共生，强调家族、民族的同质性与同甘共苦等，并且将家的原则扩大到国家。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对家的孝必然要求对国的忠，由此建立的国家组织，是按有系统的位序伦理维持的上下级人际关系。韩国社会几乎照搬了中国儒家那种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崇尚儒学的朝鲜王朝长达五百年的统治，以及随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军政统治都给韩国社会烙下了集权的印记。即使在韩国独立后，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儒学思想中的国家观和权威观在韩国被转化为“秩序原理”。受儒学国家观和权威观影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韩国社会较为普遍的认同和遵从，这对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在韩国，长期以来民众已习惯于听从政府的安排，就如同在家庭内小孩习惯于服从父亲的决定那样，对于政府的权威地位毫不怀疑。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中，国家利益往往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而个人服从国家的需要也是天经地义的。尽管韩国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和程度，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但几十年来基本上都是以政府为上级、民间企业为下级这样的模式为主。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这种上下级关系，因而韩国有时会被认为是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介入主义国家⑤。虽然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参照的完全是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但儒学作为潜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力量，仍然深刻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动，使韩国社会表现出与欧美不同的特点，如群体观念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观念，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教育的习惯等。这些特点都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推动着韩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⑥
直至80年代末，韩国社会由儒学观念维系的人际关系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宗族、氏族乃至民族仍在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支配自己的行动。韩国有学者认为，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仍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韩国人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韩国社会的基层。可以说，儒学伦理已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韩国的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团队主义教育，推崇儒家学说，学校对学生在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和市民伦理方面都有规范化的要求。又如，韩国不少企业体现着儒学“家长制”的管理原则，企业主往往扮演着“家长”的角色，而企业员工一般都尊重与服从“家长制”的管理与指挥。
篇7
[关键词]韩剧，孝道；表现模式
最近几年来。电视剧领域韩潮滚滚，韩剧不仅占据了大多数人的业余时间，而且也成了公共场合最容易切入的谈资和话题。韩剧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形式上看，有成功的商业包装、优美的背景音乐，剧中的主角都很英俊、漂亮。从内容上看，剧中的故事情节都很贴近现实生活，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爱情故事浪漫唯美，符合大众的口味。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剧对于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表现，特别是对于孝道思想的肯定和宣扬，切合了中国观众怀念传统文化、回归民族经典的心理情结。单从儒家传统文化的视点来看，可以说，韩剧中的孝道叙事无疑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韩剧中的孝道叙事从表现模式看具有如下特质：真诚、顺从、和美。下面分而述之。
一、孝道植根于血浓于水的真诚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是孝道。但是，儒家对孝道的倡导，特别侧重于内心的真诚，而不是外在形式的作秀。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论述得很清楚。《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敬父母，不能是仅仅提供优裕的物质条件，否则，无法区别于犬马。韩剧中的孝道之所以感人，真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大长今》中，长今的妈妈已经死了，长今还喂她吃果子，还说：“你嚼不动吗?我替你嚼。”然后这样徒劳地嚼着果子，再塞进她的嘴里，直到再也塞不下，才流下泪来。而后面她一边埋葬母亲，一边画外音复述她母亲的遗言，希望她入宫做御膳房的宫女，当上最高尚官，在最高尚官有权写的碑文上书写自己的冤屈。从此长令听从她母亲的遗言和教导，为她实现所有的事。观众看了无不为她的孝心所深深感动。
在《人鱼小姐》中，雅俐英对瞎母予以了精心照顾，后来嫁到婆家每天忙于厨房，把厨房收拾得干净利落，想尽办法打动婆婆，还给奶奶写信，改善公公婆婆的关系，她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以及她的婆家。观众看了，无不对她这样的媳妇心生敬意。在这部剧中，就连没有任何收入的老奶奶，在家中的地位也犹如太上皇。让电视机前的老人看了心生羡慕。
这一切都折射出韩国人非常信守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尤其深受儒家文化中“五伦”思想的影响。韩国人重视家庭和人伦关系中长幼尊卑的定位，对父母要孝顺，对朋友要守信，对师长要尊敬，夫妻要职责分明。而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当中，他们认为 “父子有亲”是第一要义，孝是人类一种生生不息的亲情之爱，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
二、孝道崇尚恭敬谨慎的顺从
儒家的孝道，十分讲究一个“顺”字，《论语・里仁》：“子日：‘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在这里，孔子强调，侍奉父母要轻微地谨慎小心地去进谏，如果自己的意见不被父母采纳，仍然要做到顺从而不违抗，辛劳而无怨言。这一点，在韩剧中是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来表现的。
在《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中，有以下一段对白：
秀京：妈妈，今天我不回去了，打算在敏基家过夜。
英子：你在说什么疯话呢你?
秀京：不是的，妈妈，敏基的父母都去美国了，他家的保姆本来说好了今天回来。可是因为临时有事，回不来了，晚上家里就敏基一个人，多寂寞啊。妈妈。
英子：少废话，快回来。
秀京：妈妈，敏基说他怕黑，晚上不敢一个入睡。
英子：你懂什么呀，他哪是害怕，那是骗你呀，你了解男人多少啊，男人都是肚子里有三十头豺狼和十条蟒蛇的东西，千万不要相信男人。快回来!他要是怕黑，让他来咱们家睡。
秀京(捂住话筒)：我妈说男人都是肚子里有三十头豺狼和十条蟒蛇的东西。叫我不要相信你，让你到我家睡。
秀京是典型的时髦女孩，不会煮饭，不会做家务又时常忘记对未婚夫说敬语，在和母亲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还是建议男朋友到自己家去睡。由此可见。韩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很强的，青年人处理自己的恋爱关系时，不时地要咨询父母，如果长辈们反对这桩婚事的话，问题可能会很复杂。这便是韩国家庭中长辈们的绝对权威地位，如果儿女敢和父母顶嘴，便是不敬不孝。做爸爸的极可能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巴掌就过去了。
韩剧中对父母的孝顺还体现在日常行为的细节之中，在《看了又看》中。朴家经济可以说是很富足的，但是，两个儿子结婚后，全部在家里居住，他们不是没有钱购买房子，而是觉得孝敬长辈是第一的，搬出去居住是对长辈的不孝。
三、孝道的最高境界是礼乐合一的和美
儒家提倡孝道，有着境界上的追求。最高境界的行孝。不但行为上符合孝道的各种外在礼仪，行孝者的内心应当是愉悦快乐的。《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日：‘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在这里，孔子认为，行孝时要做到和颜悦色是有难度的。如果行孝者内心愉悦，那么和颜悦色并不难，可见，孔子所说的“色难”，实际上是指世人的行孝难以达到既符合孝道礼仪又心灵快乐的礼乐合一的最高境界。在韩剧中，我们发现，剧中人物的行孝并不是一种苦不堪言的负担，而是一种乐在其中的精神上的追求，因而在气氛上能达到礼乐合一的和美境界。
在《加油!金顺》中，金顺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和奶奶相依为命，刚结婚三天丈夫就出事故了，一个人带着孩子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刚开始婆婆百般刁难，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公公婆婆，早早起来给家人做完早饭才上班，勤奋工作。终于感动了公婆全家。更难得的是，在得知亲生母亲身患重症的时候，把自己的肾脏捐献给了母亲。金顺的孝是内外合一的，她的结局也是和美的。
篇8
关键词 孝 儒家 尊重 关怀 精神
1《论语》中孝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内涵
孔子的道德规范是儒家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源头，他的核心思想是“仁”，而孝文化是“仁”的根本思想，它不仅传承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更深入到“仁”学的理论体系之中，从自然血缘的概念提升到了社会道德的高度，形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论语》学而篇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这里，有字指出孝弟的根本是道，君子的根本是孝弟。孔子把孝置于君子成道的根本上，君子成道首先要做人，而孝顺父母是做人的根本。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孔子认为，儿女的言行是对父母教导的直接反应，父子一去世，儿女就改变自己的言行，这说明父亲在世时的教导是失败，视为不孝。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在这里，孔子虽说只是对子女提出了要求，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深入地理解，孔子在这里对于父母也是有要求的，父母的教导应该是正确并且对子女有深入影响的，不然又怎么能让子女心甘情愿在父母不在的时候也能按父母的教导行事呢？
《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在这里说明了孝要合乎礼，无论在父母生前还是死后都要以礼待之，不能违背礼。在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礼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的孔子也非常重视礼。在孔子看来，孝合乎礼是社会的基本要求。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两则说明了孝的两个层次，基本都是对父母疾病的忧虑，最难能可贵的是敬父母。敬不仅仅是尊敬的意思，敬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把父母置于与我们平等的地位的一种态度，这才是孔子所提倡的孝道的根本。忧虑父母的身体基本懂孝的人一般都能做到，但真正能做到敬父母的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对于父母的年纪，我们一方面因为他们年纪大而高兴，另一方面也要为他们的年纪而担忧。
上述的一些可以说明孔子孝道的基本思想。孔子的传统孝道中存在的哲学前提是仁，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不仅是孝的人性根源，而且是孝要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孔子多次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要敬亲。孔子认为孝敬父母不能只是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这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敬”，要真心实意地孝敬父母，让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籍。当然，孔子也强调了孝的行为要符合礼，不能乱了秩序。
2《论语》孝文化的现代价值
一直以来，虽然我们仍在提倡“尊老敬老爱老”思想，但对于孔子的孝文化并没有深入了解。不可否认，现代国民的孝观念较以往明显淡薄了很多，如果长此下去，不重视孝的挂念，若干年后我们的社会又会呈现怎样的景象？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孔子所提倡的合理的孝文化思想，从社会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儒家的孝文化加以重视，继承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使其符合当今社会的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服务。
首先，应当赡养父母，保障父母的日常生活。这是儒家孝文化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的基本要求。其次，应该敬爱父母，保持其身心愉悦。儒家的孝文化强调精神上的敬父母，除了物质生活的满足，父母需要更多精神上的关怀，要常常与父母沟通，了解他们的烦恼和需要，让他们感觉自己是被需要的，是被关怀的。在物质生活不断发展的今天，精神的关怀显得愈发重要，精神上的赡养被更多的人所提倡，这种赡养包括子女与老人的和睦相处，子女对老人的尊重、理解、感情的慰藉等。最后，不可否认地，孔子的孝文化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不能否认它所起到的借鉴作用。孔子的传统孝道对于父母伦理的规范甚少，而对于子女的规范却十分全面，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显然是忽视了父母在子女的成长中所起到的指引和领导作用，忽视了沟通的作用。在当今社会中，应该强调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在子女的童年生活中，父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父母的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历史观等都会对孩子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年龄的差距、时代的发展等因素都会导致父母与子女在观念上的偏差，及时的沟通是维持父母与子女的良好关系的必要手段。按照孔子的观点，父母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既要严肃，又要慈爱，而子女对父母既要尊敬，又要孝顺，如果双方都能做到这一点，就会建立起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了。
总而言之，《论语》的孝文化中提倡孝敬父母、赡养父母的思想，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从各方面说，都有其合理成分和存在的必要性，对于家庭美德的建设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论语[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2] 孝经[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
篇9
一、“阿央白”是白族民间普遍存在的子嗣习俗的集中体现
据陆家瑞先生调查，每年到石宝山会期（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前后），四区八县都有婚后不孕的和有女无儿的、将要结婚的人，来向“阿央白”祈嗣。祈嗣者以香火素斋供奉，并在“阿央白”上涂抹香油，用铜钱刮石粉作“孕药”，通过敬香、供奉、吟词等仪式，把自己（祈求子嗣）的要求和愿望表达出来，传达给信息载体“阿央白”，从而得到一种满足和安慰，增加对生育的信心。在1958年出版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一书中《南诏大理国历史遗址及社会经济调查纪要》一文也同样说道：崇拜“阿央白”的多数是白族妇女，已婚妇女无子嗣，或祈求多育子女的妇女，常来焚香祈祷。从书中记录的调查资料来看，“阿央白”祈嗣活动在剑川一带白族已婚妇女中是很普遍的，但活动并不强调仪式的系统规范，也没有系统的理论，“阿央白”并非像神o一样为人们供奉，并不具有人格化的特征，它在活动形式上表现出白族原始宗教的某些特征，人们向“阿央白”祈嗣，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信息传递、情感交流的过程，目的是通过简单仪式的信息传递实现子嗣的美好愿望。
“阿央白”是白族民间子嗣习俗的集中体现，类似“阿央白”的祈求子嗣习俗在大理白族地区十分普遍。在喜洲一带，每年农历二月初八，都要到灵慧寺举行求子嗣的庙会，洱海周围十数里的村寨，只要夫妇不育的人，都双双而来求子嗣，尊奉之神俗传为大理国段氏之主，自金沙江上获一浮木所雕成的神像，认为是“有求必应”。白族求子嗣习俗在民间较为普遍崇奉的具体神是“子孙娘娘”或“痘神”，由于白族崇信佛教，所以也崇奉“送子观音”。这些神灵往往供奉在山神庙或白族本主庙的一角。有些白族村寨没有供奉“子孙娘娘”、“痘神”的，祈求子嗣的人也就在山神或本主像前行香祈祷。①
从这些活动习俗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白族民间求子嗣习俗大致有三个特征：第一，祈嗣活动有固定的崇拜祭祀对象和特殊的仪式行为，但不强调仪式行为的规范性。第二，有特殊的活动群体。祈嗣活动群体大多是已婚无子嗣的；祈求多育子女的；有女无儿的白族妇女。第三，祈嗣活动有特殊的目的性。从活动群体来看，祈嗣者不仅祈求获得生育的能力，还祈求生男，反映了当地白族的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继嗣观的一面。
二、“阿央白”祈嗣活动反映出的白族传统继嗣观
在“阿央白”祈嗣活动中，活动的主体祈嗣者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陆家瑞先生的调查中明确写道：每年到石宝山会期，四区八县有婚后不孕的和有女无儿的、将要结婚的人，来向“阿央白”祈嗣。另外《南诏大理国历史遗址及社会经济调查纪要》一文也说：崇拜“阿央白”的多数是白族妇女，已婚妇女无子嗣，或祈求多育子女的妇女，常来焚香祈祷。从两篇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到“阿央白”前祈嗣的多是当地白族妇女，这些妇女主要有三类：一是已婚无子嗣；二是祈求多育子女；三是有女无儿。这里第三类祈嗣者应特别引起重视。以往在研究“阿央白”时对第三类活动主体关注不多，通常笼统地把“阿央白”祈嗣活动的主体概括为祈求子嗣的妇女，忽略了“阿央白”活动主体承载的许多信息。第一、二类祈嗣者，她们的目的是希望获得生育或更强生育能力，而第三类祈嗣者，她们祈嗣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生育，而是要祈求生儿子，它与前两类祈嗣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前两类祈嗣者的目的反映的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本能需求，而第三类祈嗣者的目的反映的不仅只是这种需求，同时还反映了当地白族的重男轻女的子嗣观念，它引申出“阿央白”祈嗣活动的一个新的文化涵义。“阿央白”祈嗣目的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概括为三个，即祈求生育、多子和生男，三者共同的目的都是子嗣，但从具体关系上来看则反映了祈嗣者生育价值观发展的过程，即首先是获得生育能力，这是一种本能要求；其次是多育能力，这是社会生产的根本要求；第三是生男儿，是较前两者更高层次的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生育价值观的体现，反映了白族传统社会组织原则和传统道德思想，而这种生育价值观主要缘于白族传统的继嗣观念。
在传统社会中，白族对继嗣这一家庭组织原则十分重视。白族以宗族为家庭单位，构成社会基本组织，形成了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族主义的价值观和伦理原则。因此，白族讲求父系继嗣，只有男子才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继承者首先是儿子，有女无子的，可以招赘女婿。出嫁妇女无财产继承权，在家庭中不能作主，社会上没有权利，处于及其卑微的地位。②白族把姓氏视为传宗接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子女通常随父姓，赘婿和养子必须改姓才能取得财产继承权，没有生儿子在白族看来就是断了香火，赘婿和养子也只是为了传宗接代采取的一种弥补手段，通常赘婿的社会地位也是很低的。在传统白族家庭中，堂屋内大都供奉有“祖先牌”，象征着家族香火的延续，而祖先牌位上完全是以男子来续系的，延续家族香火的责任是由儿子承担的，在白族传统的继嗣观念影响下，重男轻女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因此，在“阿央白”祈嗣活动中，即便有了生育能力的妇女也还要到“阿央白”前祈祷膜拜，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祈求生男，可见这种影响已渗透到了白族的生活习俗中，甚至左右了白族传统的生育观。
三、儒家孝道思想对白族传统的继嗣观的影响
白族传统的继嗣观为何重男轻女的现象如此突出，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白族是一个较早接受儒家思想的民族。“在公元开始的那几年里，云南已传播儒学了”。③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统治阶级积极推崇儒学，如《南诏德化碑》中所记“不读非圣人之书，尝学字人之术”一样，甚至达到“本唐风化”。南诏时期，据学者考证是白族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形成的时期，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儒家思想作为汉文化的精髓因此被白族广泛接受并成为精神文化的主流是必然的选择。
孔子是儒家思想开山鼻祖，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为仁之本”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先爱其亲，才能推及于爱人，提出子女要善事父母，孔子把人生最高原理的“仁”与善事父母的一般行为“孝”连到了一起，仁不仅是孝之人性根源，而且是孝要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仁”（此指个性品质修养）的实践完全是个人自觉的行为，而奉行孝道（即践履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就是“为仁“的起点。孔子紧紧围绕善事父母这一核心内涵，提出了丰富的重要观念和规范，完成了孝从宗教到道德，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的转化，使孝成为儒家仁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与起点。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中，“孝”始终成为儒家思想核心内容不断升华和完善。在儒家早期经典《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倡导的“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中，“孝”的重要实践行为从善事父母具体到宗族的延续、家庭的继嗣，把传宗接代摆在首位。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要把组织家庭，生育子女当作义不容辞的义务，否则就为不孝，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惩罚。所以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人们“有子万事足”，“断子绝孙”则是人之最大不幸，甚至是家族乃至社会最大的忧虑。
白族传统文化在形成时期就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因此白族的孝道思想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在继嗣观念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白族崇拜祖先，重视祖坟祭祀，信崇《孝经・圣治章》“父母生之，续莫大焉”的理论，家族的香火的永恒延续和生命的无限传承就是子孙的再生，子孙的生命就是父母及祖宗生命的延续，有了生命的延续，才能尊祖敬宗，善事父母，孝行天下，这也是白族传统社会组织原则的根本需要。所以，在传统家居中许多家堂屋内都供奉有“祖先牌”，象征着家族香火的延续。在白族传统孝道中，孝行首先是要有后，延续家族香火，而白族讲求父系继嗣，延续香火的责任是由儿子承担的，因此，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突出，无后为大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直接影响了白族社会价值观及家庭伦理道德精神思想的构建。由此看来，诸如“阿央白”祈嗣活动等普遍存在于白族民间的求子祈嗣习俗，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延续家族香火，活动者企望通过祈嗣活动进而得到社会的认同和价值评价，这种评价标准就是当地白族传统的孝道理论思想长期形成的继嗣观，而这种继嗣观的精神实质就是儒家孝道思想。
四、“阿央白”祈嗣活动的精神核心是对白族传统孝道思想的社会践行
我们可以说，白族传统的继嗣观的核心实质就是传统孝道理论思想的一种体现。因此，要探寻以“阿央白”祈嗣活动为代表的白族继嗣活动的精神实质，必须从白族传统孝道观念入手。“孝”之初始涵义除了尊主敬宗外，还有一种含义就是生育子女，传宗接代。④二十世纪周予同先生发表了《“孝”与生殖器崇拜》一文，第一次揭示了“孝”与生殖崇拜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指出“儒家的思想为其出发于‘生殖器崇拜’与‘生殖崇拜’，所以郊天祀地，祭日配月，迎妻纳妾等一套把戏，都与‘孝’有一贯关系。”“因为崇拜生殖，所以主张仁孝；因为主张仁孝，所以探源于生殖崇拜，二者有密切的关系”。⑤儒家思想把“孝”不仅视为保障人口绵延的一套规则，同时把交媾生育从人的自然本能上升为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孝”。从“阿央白”等祈嗣活动的内容看，它确实与生殖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可以说是探源“孝”原始初意的一种行为方式，是一种“孝”文化行为的具体事象。在这具体事象中，活动主体即祈嗣者目的是祈求子嗣，这种目的的动因主要来源于完成传宗接代的世俗义务。当地白族妇女受传统孝道的约束和评价，把承续烟火当作实现社会价值的途径，通过祈嗣活动来体现孝行的行为，使祈嗣活动上升为行孝的一种社会行为，而这种孝行思想则构成了传统继嗣观的思想核心，在这种思想下产生的行为则形成了传统继嗣观的社会活动形式。因此可以这样说，白族传统的继嗣观是维系社会家庭的一种组织原则，“阿央白”祈嗣活动作为继嗣观表现出的行为方式，是以白族传统的孝道为精神核心的，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践行孝道。所以，“阿央白”等祈嗣活动在传统继嗣观的精神支撑下，无论环境如何改变，却始终为当地白族妇女作为孝行的社会规范所继承。虽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祈嗣活动在仪式、规模等表现形式上呈现出社会特征的差异，但在这种传统精神纽带的维系下，祈嗣活动一直为当地白族所传承，也正是到了在现代文明的社会的今天，白族民间求子祈嗣活动仍然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所在。
总之，以“阿央白”祈嗣活动为代表的白族民间求子祈嗣习俗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涵义，是白族民俗文化传承的载体。学术界目前对“阿央白”的起源仍持不同的观点，因此本文在论及“阿央白”时，故不论及起源问题，而仅从祈嗣活动行为的本身进行分析，以“阿央白”祈嗣活动为个案，对白族传统继嗣观与儒家孝道思想之间关系试作探讨。
注释：
①赵橹《石钟山第八号窟“锥状物”辨微》，《大理方志通讯》1987年3期，第72页。
②《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240页。
③方国瑜《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方国瑜文集》第一辑第35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④肖群忠著《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1页。
篇10
【关键词】日本；伦理体系；忠；孝
《菊与刀》为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不朽之作。“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作者以此命名，并非从此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称为“耻感文化”以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如同众多读者，本文作者对于该书第六章“报恩于万一”论及的“忠”、“孝”思想颇感兴趣，由此联想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忠、孝”，并加以比较研究。
一、日本忠孝思想的渊源
简单地讲，日本的“忠、孝”思想根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日本文化的发展在明治维新前就与中国紧相关联。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前4世纪，但见于史书记载的是《日本书纪》：公元285年，儒教传入日本。“百济使阿直歧来贡良马，帝即命之养焉。阿直歧能通经传，皇太子师之。”后来王仁渡海至日本，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于是皇太子学焉”。日本“大化改新”前，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从中国引入了儒家思想。圣德太子亲拟的《宪法》十七条，即是以儒家思想和用语为骨干的，采用了大量四书五经中的典故、成语和资料。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律令》规定把儒学作为重要课程，在全国讲授，以《周易》、《尚书》、《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为教本，将《论语》、《孝经》定为必修课。公元137年开始祀孔，行释奠之礼。到奈良时代，儒家思想普及到日本各个阶层。公元757年孝廉皇子诏，令全国每家都要有一本《孝经》，百姓中如果有“孝子”、“贞妇”，地方官吏要随时奏闻以便表彰。国家考选官吏，试题几乎都是儒学、汉学内容。从镰仓幕府到江户时期，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尤其是江户时期，儒学在日本达到鼎盛。日本的儒学学说，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蓝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因而受到日本统治者的重视，并作为统治与管理国家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的伦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形成日本的文化传统、道德习俗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日本伦理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忠”和“孝”在日本伦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述，日本的伦理体系是围绕“恩情”来建构的。日本人“总自认是历史的负恩人”，他们“承认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日本人强烈的责任感也正是根源于这种报恩感。在日本文字中“恩”的含义极其广泛，几乎包括了一个人所负的债务和恩情，例如，“义务”、“忠诚”，“关切”、“爱”等。恩主是多层次的，上至“他那个生活圈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头、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侧是天皇。“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日本人把恩分成若干类，依其地位可列为：皇恩――亲恩――主恩――师恩――一生中与各种人接触时所接受的恩。对恩的报答构成不同道德体系：义务和情义。依次为忠（对天皇、法律、国家的义务）――孝（对双亲、祖先的的义务）――任务（对自己工作的义务）――对社会的情义（即对主君、近亲、他人、非近亲的义务）――对自己名声的情面。在日本的伦理体系中，“忠”、“孝”处于最高位。两者都具强制性，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这种强制性来自传统，在日本，忠、孝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与中国大不相同，在中国忠、孝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道德，即仁。父母，君王都应该具有“仁”。日本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时，采取了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立场。公元7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着手引进中国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但也意识到，中国那套制度所依据的儒家哲学有与他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儒家“仁”的思想，就不能高于一切，如果统治者不仁，人民就可以起来反对并他。天子能否永据皇位，官吏能否永居其职，均取决于他们是否施仁政。因此，圣德太子认为，除非修改这个对中国来说是有效的政治实践，否则，就不能在未来的改革中保护皇族。圣德太子划清了中国人的思想原则和他的实践能力之间的区别界限，小心翼翼地验证他们的精神是否适合于日本。如果发现中国儒家哲学中的某些成分不适合或不称心，那就完全抛弃或大加修改。虽然圣德太子热衷于把日本人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中国水准，但他并不想接受中国的一切。他只想把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嫁接到日本的民族精神上。圣德太子宣布，在日本，除天皇外无人可以统治全国，在天皇面前人人平等。天皇成了“人格中的神”，这在日本民族每次面临危机的时候，都起到了鼓舞和镇静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忠、孝”在日本伦理体系中的至尊位置得以确立。
三、“忠”的内涵及对日本社会的意义
如前所述，日本人的“忠”是对皇恩的报答。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使之与人间喧嚣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天皇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在日本天皇是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但从未作为实际统治者发挥作用，“为天皇尽忠”成为日本精神的支柱，支控着人们的行为。在封建时代，日本人的“忠”是对世俗首领将军、主君的义务。明治维新的先驱及其领导者为了实现日本精神的统一，高呼“忠于天皇”的口号，向幕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得以把“忠”的对象从将移到象征性的天皇。“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顺利转移到“天皇”一方面有民间传说的作用，即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继承皇位。既然“忠”应当献给等级制度的最高者，那就只能献给天皇。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日本的“忠”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忠”相差甚大。在中国，皇帝是天子，是最高统治者。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和极强的权威性。他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他的话语更是不可忤逆的“金口玉言”。然而中国的封建时代却是一部经常改朝换代的历史，一治一替出现。“皇位轮流坐，今年到我家”这句民谚十分形象地道出了臣民心中潜在的取代意识。“臣忠”不过是种情性的服从，当“”时一切“忠”便都成了泡影。所以中国的“忠”是一种以“仁”为前提的，相对动态的“忠”，故有“大丈夫当事明主”，“良禽择木而栖”之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忠是无条件的，自觉的奉献，是一种信仰。中国人的“忠”是对统治者正直行为的回应。
四、日本的孝道
日本的“孝”是仅次于“忠”的重要德目。孝道在日本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在与对天皇的义务相冲突时可以废除孝道，此外，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日本的孝道比中国的孝道更加绝对化，其内涵也更为广泛。在中国孝的本义为“善事父母”。孔子认为“孝”产生于子女对父母之爱的回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孔子及儒家所倡导的“孝”的根本标准。“生事之以礼”，既要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还应当对父母的过失进行恰当的规谏，但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勉强父母接受自己的意见。“生事之以礼”，不但强调孝子奉养父母的外部行为，尤其强调孝子爱敬父母的内心状态和真情实感；不但强调孝子对父母的服从，而且强调孝子对父母进行一定程度的诤谏。这种“孝”是基于爱心、敬意而又有一定原则的行为，是一种具有高度情感和理性精神的自觉行为。“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不但强调孝子对已经去世的父母的安葬祭祀要合乎礼仪的规定，更强调居丧祭祀期间的情感态度必须哀戚和恭敬。这种哀戚和恭敬同“生事之以礼”一样，亦来自对父母的爱心和敬意，是发自内心的诚挚的自觉行为。
五、小结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日本“忠、孝”的诠释，是建立在“恩”的基础之上，结合日本的历史，和对东西文化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其凭借的是间接资料，可以想象对“忠、孝”的述评并不全面，也不深刻，但能让读者初步了解日本的“忠、”和“孝”。
事实上，日本的“忠、”和“孝”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关系甚密，日本在文化移植的过程中加以变通，形成其独有的“忠、孝”理念，但历史是发展的，随着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主思想的影响，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愈加鲜明。今天的日本人虽然保留这种伦理精神，但其内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嬗变。所以对于日本“忠、孝”思想有必要深入日本民众，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以洞悉其全貌。
参考文献：
[1] 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M]商务印书馆，2005.
[2] 王家骅 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3] 尚会鹏 中国人与日本人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4] 董良，李尚儒.儒家三不孝思想浅见[J]. 求实.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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