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的相关知识范文
时间：2023-11-22 18:02:3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价值观的相关知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诗之兴;易之象;关系;假象见意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039-02
一、诗之“兴”与易之“象”
(一)“兴”与“象”的含义阐释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谓:“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刘勰认为,“比”是比附事理的,而“兴”是引起情感的。比附事理的,要按照双方相同处来说明事物;引起情感的,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用“兴”来寄托讽喻,常常是婉转而善于表达;表面上说的是小事,但譬喻的意义却很广泛。故“比显而兴隐”,刘勰最早认识到诗之“兴”的隐喻与象征意义。“兴”是物象与意义相统一的意象,其表意的方式就是象征。
《易》中亦有诸多关于“象”的说法。1、指所观察到的实际事物,如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2、象征,做名词指某种形式为某一事理的象征,“吉凶者,失得之象也”。3、指以卦爻符号为主的意象,“圣人设卦观象”。易象的由来,是圣人“观物取象”的结果,目的是“立象以尽意”。
(二)“兴”与“象”的联系
通过对“兴”与“象”内涵的梳理,《易》之象较《诗》之兴的含义更丰富。但“兴”与“象”之间确存在着联系。章明诚《文史通义・类篇・易教下》:“《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易》象通于《诗》之比兴。”闻一多《说鱼》一文:“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象和《诗》兴”,“象与兴实际都是隐,有话不能明说的隐。”章学诚和闻一多都肯定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1、“兴”与“象”都要借助外在事物的形象来表现。“兴者,托事于物也”,《诗》中,兴也总是表现为具体形象。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之兴就是多以鸟兽草木等具体事物的形象出现的。
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是一种鸟儿的名称。
《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盛开得很艳丽。
《易》卦爻辞中也是以具体事物的形象而出现的。如天为乾卦、地为坤卦等,八卦分别代表八种事物的形象。
2、“兴”与“象”都表象征之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通过写鸟的雌雄唱和求偶,象征君子对淑女的追求。鸟是性、爱情和婚姻的象征。《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春天桃花盛开时的美丽气氛,实则对新娘美貌、使夫家繁荣昌盛的暗喻,烘托出结婚时的热烈气氛。《易》中“象”也一样。取象是手段,尽意是目的。如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等。乾为天,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故乾为圆;天居最上,行云布雨,滋润万物。在社会关系中,君位最高,发令颁律,施惠于民,故乾为君;在人伦关系中,以父权为最重,故乾为父。根据二爻三画形式排列组合的原理可以绘出乾卦的基本形状,这是我们肉眼可视的。但是乾为君、为父、为金的内涵却不能直观感受到。通过对二卦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易》中的“象”运用象征、隐喻的手法表达更悠长深远的含意。“兴”与“象”在这点上达到了统一。
(三)“兴”与“取象”的差异
《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言志和抒情作为诗歌的两大审美准则,是诗歌艺术本质的体现。《诗》之“兴”的运用往往是为了抒感、表达志趣,主观感受多于说理明道。《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开篇渲染出清秋萧瑟的景象,衬托出主人公求意中人而不见的空虚和怅惘之情。
但《易》之“取象”却建立在解决疑难问题、阐释逻辑义理的基础上。《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圣人取象的直接目的是解释繁杂的事物。孔颖达《周易正义》疏曰:“赜为幽深难见,圣人有其神妙,以能见天下深赜之至理也。”孔颖达将“赜”视为纷繁杂乱又幽深难见的至理;以理为先,造出乾、坤形象来象征刚柔之理,再以阴性或阳性的事物表现出来。“义理”是贯穿在《易》中的一大准则。《易》被视为上古时期的一部哲学著作。
《易》中所体现的思想可以看出“取象”与“兴”之间的差异,在取象中,象与它所要表达的思想是截然分而为二的。先述象,然后说出它所包含的思想,最终以理性判断的形式说出,诉之理性思维。而“兴”中,形象与思想是融为一体的,通过形象而诉之情感的体验,不是诉之于理性的思维。《诗》之“兴”与《易》之“象”又有差异。钱钟书《管锥篇》:“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钱钟书从表现内容着眼,提出了《易》之象与《诗》之兴不即不离的区别。抒情与明理是最根本的不同。”
二、假象见意
假象见意即指写诗时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含蓄地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语出皎然《诗评》:“江则假象见意,班则貌题直书”。这是皎然将江淹《拟班婕妤咏团扇诗》与班婕妤的《团扇诗》作比得出的评价。
班婕妤《团扇诗》
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作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
弃捐荚笏中,恩情中道绝。
诗人以“团扇”自比,以秋扇见捐喻见弃之况,托物兴寄。述说个人遭际的具体事实,深刻揭示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普遍心理和悲剧命运。
江淹《拟班婕妤咏团扇诗》
纨扇如团月,出自机中素。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
采色世所重,虽新不该故。窃恐凉风至,吹我玉阶树。
君子恩未毕,零落在中路。
皎然把江淹的《拟班婕妤咏团扇诗》与班婕妤的《团扇诗》作比较,认为“江则假象见意,班则貌题直书”。“假象见意”首次出现,这里的“象”指什么呢?江淹诗中写到团扇上的画――萧史、弄玉双双飞升的“象”,以表达女主人公对爱人的忠贞。此处用了典故,但典是形象的,且用意深沉。由于诗人“取由我衷”,兴象自然,并非刻意用典,所以使人觉得“兴生于中,无有古事”。江淹的诗中让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看到“兴”这一表现手法,“兴”是借助典故展现的,但却丝毫没有掉书袋的痕迹。“假象见意”中的“象”与《易》之“象”的内涵不同,“象”在诗中具体地表现为文学形象,有着深刻意蕴与美感的艺术形象,借助“兴”的艺术手法传达出来。江淹诗中所言的“他物”突破了《诗》中鸟兽草木之名的局限,他将典故植如诗中,增强了诗歌的表达效果。
皎然《诗式》卷一《用事》“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风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睢》即其义也。” 皎然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外象,每一种物象之后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含义相似,或者相通的,都可通过比兴方法来表现。表层的“象”和深层的“意”内外和谐统一的。诗人要表述的思想感情是凭借具体物象的属性暗示出来的,即源于异类相同的建构而产生的结果。
篇2
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在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也给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危机和问题。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互联网对政治领域的影响，互联网与政治信任、互联网与政治参与等业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对于互联网与政治价值观的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行为与价值观的实证研究内生性问题难以解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价值观研究本身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价值研究都被意识形态的研究所涵盖。因而，探寻互?网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对中国民众价值观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将使用2010年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模型对互联网使用与民众政治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一、 研究背景与文献讨论
英格尔哈特在其成名作《静悄悄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中，率先提出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民众正在进行价值观的重大代际转变这一观点，此后，代际转变模式一直成为各国学者研究民众价值观的焦点。2013年7月，英格尔哈特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演讲中，认为中国仍然处在从生存不稳定和贫穷状况到比较富裕的转型阶段，中国的代际转变会发生在20到25年之后，类似美国、西欧国家60年代的情形。[1]然而，英格尔哈特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赞同，钟杨[2]，苏振华[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民众价值观已经开始从传统价值观到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转变。
不管英格尔哈特是否低估了中国民众价值观转变的时间，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民众价值观的转变和西方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但是，随着对中国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本土文化对民众价值观的影响。史天健教授将亚洲民主晴雨表（Asian Barometer Survey）的三波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中国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和对一党制体制的支持都很高，这源于权威主义的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公民对民主的理解。[4]史天健将政治价值观区分为“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基本类型的分析模式也越来越多地被研究中国民众价值观的学者所借鉴。[5]比如：杨国枢通过将价值观分为“个人取向”的价值观和“社会取向”的价值观来研究台湾人民价值观念的发展与变迁。[6]马得勇[7]，游宇、王正绪[8]等人将价值观研究建立在“传统社会价值观”、“民主自由价值观”二维价值观框架之上。
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政治价值观的变与不变的问题上已经取得较为一致的观点，不同的是，在对待民众政治价值观变迁的现代化程度上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常常伴随着研究者所采用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出现。大体而言，学术界对与政治价值观的测量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派认为价值观是一套互相影响的观念组合，他们试图在“传统―现代”的变迁框架下，通过一系列题组，测量公民政治价值观念的发展与变化，这也是社会学、人类学测量价值观的主流方法，研究人员更加强调权威主义等前现代文化在公民政治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例如：李璐璐、钟智峰构建了六个维度测量中国民众近二十年的价值观变化，结果发现，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虽然在分化，但并没有经历整体性变迁。[9]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通过测量公民关于权利、参与、民主、法制等方面的看法将价值观分成不同的类别加以分析。这些学者强调的往往是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现代化。比如：赵波文（2009）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民众的选举民主观、法治观、权利本位意识、福利观都发展到比较现代化的程度。[10]持相似结论的还有肖唐镖，余泓波[11]、赵孟营，熊茜等。[12]
二、研究设计和变量说明
（一）政治价值观的概念
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相比于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更多地渗透了感情和评价性要素，从而更具有稳定性。学术界对于政治价值观的概念及其内涵研究一直存在分歧。有些学者从人类社会的一般观念角度研究政治价值观，也有些学者从主客体价值关系角度研究政治价值观，还有一些学者从个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准则角度研究政治价值观。就笔者而言，比较赞同赵孟营的观点，即政治价值观是社会价值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成员个人或者群体所具有的关于何种政治模式是值得期待或认可的信念。[12]
（二）研究假设
互联网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或者媒介，它正在从器物、制度和价值三个层面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互联网的“参与、平等、分享”为核心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对传统以“控制、层级”为代表的集体主义、威权主义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对处于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考察互联网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前文所说，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正在分化和转型这一观点。但是互联网对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影响到底如何，仍然需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论证。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互联网使用分化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具体为：
假设一：网络使用负向影响公民的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
假设二：网络使用正向影响公民的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
（三）计量模型的构建
首先建立一个被访者网络使用影响政治价值观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i=？茁0+？茁1Xi+？茁2Si+ui，i=1，2，???，n （方程1）
其中，Yi表示政治价值观因子，Xi代表被访者的互联网使用的频次，Si是模型的控制变量，如家庭、性别、省份等，ui是误差项。一般情况下，想得到关于模型的无偏估计量的前提是Xi和ui无关，即Cov（Xi，ui）=0。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OLS估计量常常是非一致的，而工具变量估计就是利用另一个“工具”变量Z分离出X中与ui不相关的部分。多元回归的工具变量模型可以用下面的方程组表示：
Yi=？茁0+？茁1Xi+？茁2Si+ui，i=1，2，???，n （方程2）
Xi=？啄0+？啄1Zi+？啄2Si+？棕i，i=1，2，???，n （方程3）
这里，Zi是工具变量，？棕i是误差项。在这里，作为工具变量的Zi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corr（Zi，Xi）≠0
二是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corr（？爪i，ui）=0
若工具变量Z满足这两个条件，可以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的IV估计量来估计方程二的系数？茁1，第一个阶段对方程3进行回归，获得Xi的预测值；第二阶段是将第一阶段得到的预测值替代方程2里面的Xi进行回归，最终得到方程的无偏估计量。
（四）核心变量及其操作化
1.?P键自变量：互联网使用，来自于问卷中的A28选项第5问，“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是――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选项是“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取值从1到5。
2.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来自于问卷d9选项卡的1、3、4、5、6五个问题，选项分别是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为了研究方便，笔者对这5个选项进行了因子分析，析出了两个公因子（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p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大致可以分为三组：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经济社会地位特征与文化特征变量、心理与行为特征变量。
（1）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包括被访者的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婚姻、民族、受教育年限、宗教。加入年龄的平方，是考虑到年龄变量与政治价值观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对性别、婚姻、民族则采用了虚拟变量的处理。
（2）经济社会地位特征与文化特征变量。包括受访者户口、省份、政治面貌、个人年收入的对数、个人年收入对数的平方、家庭年收入的对数、家庭年收入对数的平方、单位性质。将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以对数形式纳入模型，是考虑到这两个收入的明显偏态分布，而将个人年收入对数的平方和家庭年收入对数的平方作为新变量加入是考虑到这两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的非线性关系。为了研究方便，对户口、政治面貌、单位性质进行了虚拟变量的处理。
（3）心理与行为特征变量。结合问卷，本研究控制了阶层认同、人际信任、生活总体满意度和基层政治参与四个关键性变量。阶层认同来源于问卷中的A43a题，在A43题中给出的梯子（从下到上10级阶梯分别代表社会不同阶层，第一阶层为最低）中，您认为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人际信任来自于问卷中的A33题，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为了研究方便，笔者将1、2两个选项和4、5两个选项分别合并，形成不同意、中立、同意的三个选项。生活总体满意度来源于问卷的A36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笔者参照人际信任，对变量进行了处理。基层政治参与来源于问卷中的A44题，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
4.工具变量：公民的炒股行为与家庭购买电脑的台数
为了解决网络行为与政治价值观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采用工具变量模型作为主验证模型。模型采用的两个工具变量分别来自于调查问卷中的A67题和C9题的第三个选项。工具变量的选择需要遵循严格的相关性和内生性条件，作者将在第三部分进行严格的统计检验和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三、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根据回归方程（2）、（3），笔者将被调查对象的炒股行为和家庭购买电脑数作为考察公民网络使用对其政治价值观影响的工具变量，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为了方便比较，表中也列出了使用最小二乘法所得到的原始结果（OLS）。
（一）工具模型得到的实证结果是否可靠，主要取决于采用民众的炒股行为和购买电脑的行为作为互联网使用影响其政治价值观的工具变量是否有效。而判断工具变量是否有效，首先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必须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二是工具变量必须满足严格的外生性。就相关性而言，由表3可知，识别问题检验的P统计值为0.0001，明显的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检验的原假设，说明了模型中的两个工具变量与民众网络行为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此外，根据Stock和Yogo的研究，弱工具变量检验（weak identification test）的F统计值在不同概率水平上具有不同的临界值，他们认为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统计值应该大于其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才能被视为拒绝原假设。[13]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统计值是241，大于10%偏误下的临界值 19.93。因此，可以证明工具变量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就外生性而言，通常情况下，在工具变量模型中，当系数恰好识别时，我们无法检验工具变量外生性的假设，这种情况下，评估工具变量外生性的唯一方法来自于作者的经验分析和逻辑推理。只有当系数是过度识别时，我们才可以检验过度识别的约束，即存在足够多且有效的工具变量识别感兴趣系数的假定下，检验“额外”工具变量是不是外生的，这时可以采用过度识别约束检验（通常所说的J统计量）来证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詹姆斯?H?斯托克和马克?W?沃森认为，如果工具变量不是弱的且误差是同方差的，则在工具变量外生性的原假设下，J统计量在大样本下服从自由度为m-k的卡方分布（m是工具变量数，k是内生性回归变量）。[14]就本文而言，回归分析中包含一个内生变量和两个工具变量，因此是过度识别的，有一个（m-k=2-1=1）过度识别约束。J统计量分别是是2.86、3.05，服从的x21分布，又x21分布的5%的临界值为3.84，故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两个工具变量都是外生的原假设，这个结论也可以被表格中给出的p值（p>0.05）所证明。
因此，民众炒股行为和家庭电脑购买数作为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情况，也具有严格统计意义上的外生性。无论是基准模型（OLS）还是改善模型（TSLS），互联网行为对权威价值观的影响是负向的，对民主价值观的影响则是正向的，这符合我们的经验常识。不同的是，关于互联网影响政治价值观的具体数值上，改善模型要大于基准模型。关于互联网使用对权威观影响，改善模型的值是-0.401，约是基准模型的2.75倍；而互联网使用对民主观的影响，改善模型约为基准模型的3.46倍。基准模型和改善模型的系数差异证明了采用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所得结果的有偏性和采用工具变量方法的必要性。笔者认为，二者统计量在系数上的差别是因为互联网使用与公民政治价值观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即，互联网的使用可以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反过来，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念也会影响公民的网络行为。终上所述，笔者认为有必要抛弃OLS模型的实证结果而采用TSLS模型的实证结果。
（二）由TSLS模型可知，民众的网络使用对其权威价值观和民主价值观的影响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民众的网络使用与其权威价值观的关系是反向的，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互联网使用的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权威价值观因子会减少0.40个单位；民众的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互联网对其权威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假设一得到了验证。而民众的网络使用对其民主价值观的影响则是正向的，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互联网使用每增加一个单位，民主价值观因子就会增加0.19个单位；使用频率越高的民众，互联网对其民主观的正面影响就会越大，因此，假设二也得到了验证。
关于控制变量，可以发现，年龄变量对民众政治价值观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它与价值观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就权威观而言，因为年龄变量的系数大于零，年龄的平方变量的系数小于零，可以推出，网民的年龄与其权威观呈U型关系，最低点约为52岁，因此，对于处在18岁到52岁之间的民众，他们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权威价值观的影响是负向的，但是对于53岁及其以上的群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对其权威观的影响是正向的关系。就民主观而言，因为年龄的系数小于零，年龄的平方的系数大于零，所以网民年龄与其民主价值观呈倒U型关系，U型的顶点大约是58岁，也就是说，处于18到58岁之间的网民，其互联网使用对民主价值观的影响是正向的，而59岁及其之上的民众，这种关系就开始呈下降趋势。与网民政治价值观呈曲线关系的还有阶层认同这一变量，由系数可知，网民的阶层认知与其权威观呈倒U型关系，U型的顶点为2.87，也就是说，自我阶层认知处于第一和第三阶层的人，互联网行为对其权威价值观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对于第四到第十阶层的网民来说，互联网行为对其权威价值观的影响是呈下降趋势的。在控制变量中，网民的家庭年收入的指数与其权威价值观也呈倒U型关系，但是只在10%的水平下显著，故这里不予采纳。
就省份变量而言，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民众的互联网使用对其民主观的影响的均值都要低于东部省份，西部省份民众的互联网使用对权威观的影响的均值要高于东部省份。这符合现代化理论，因为东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要显著高于中西部省份。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也发现，中部省份民众的互联网使用对其权威观的影响的均值要低于东部省份。网民的教育年限和党员身份对其政治价值观的影响要低于作者原先的估计，虽然网民的教育年限与权威价值观负相关，党员身份与权威观正相关，然而，他们对民主观念的影响都不显著。心里和行为特征变量中，网民的人际信任、生活总体满意度对都对其权威价值观有着正面的影响。
四、结 论
篇3
【关键词】 新会计准则;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
一、研究背景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公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除部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和国家控制企业关联方认定等极少数问题外,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我国在考虑国情的基础上,全面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38项具体准则中,分别有19项具体准则和12项具体准则在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中涉及到公允价值的运用,有14项具体准则在信息披露中涉及到公允价值的运用。
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基本准则中提出了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而且对会计信息质量也提出了同时保证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要求,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或者预测。
新会计准则中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的融合、可靠性和相关性的兼顾,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引入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公允价值的运用提供了支持,这也为研究我国企业执行新会计准则后是否提高了财务报告的价值相关性,尤其是公允价值相关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提供了契机。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企业、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关注的问题是公允价值的有用性究竟如何,公允价值信息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本文拟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为我国企业的信息使用者和监管机构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基于我国国情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分析
价值相关性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多数学者认为,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就是指会计信息是否有助于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对价值相关性的研究多是基于准则制定目的的研究,判断会计数据的有用性或潜在的有用性。价值相关性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中的“相关性”并非相同的概念。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会计信息应该与使用者的决策相关(杜兴强,2005)。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指会计信息与信息使用者的决策相关,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是会计信息本身的质量特征,是在会计信息提供给信息使用者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特征,而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则是基于准则制定角度对会计信息对信息使用者是否有用的判断,是通过分析会计信息提供给信息使用者后,信息使用者的反应来确定的。具有相关性质量特征的会计信息可能从准则制定的角度看对信息使用者具有价值相关性,具有价值相关性的会计信息一定是具有相关性这一质量特征的。
会计信息立足于我国国情分析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就要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目标入手,判断会计信息是否能够满足我国财务报告的目标和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在新会计准则颁布以前,我国财务报告的目标是以受托责任观为主的,在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两个质量特征中也更侧重可靠性。我国长期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重视,使会计信息能够满足受托责任观的要求,并具备了可靠性,但在相关性方面有所欠缺。新会计准则同时强调了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两个目标,并全面引入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注重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会计信息若要具备价值相关性,就需要相关、及时、可理解并且还要满足投资者对透明度的要求。相关性是会计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的必要条件,我国投资者近年来对资本市场和企业会计信息的关注使会计信息的及时性也显得尤为重要,但投资者的信息获取途径有限、信息处理能力不成熟,又要求会计信息要有充分的透明度并易于理解。唯此,信息使用者才有可能对会计信息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会计信息对于信息使用者来说才真正的“有用”。
三、新准则颁布后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一)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对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和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基本集中于1991年FAS107《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公布之后,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金融工具的价值相关性和信息含量,这些研究多数选取商业银行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在FAS107《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颁布前,Merrill Lynch(1992)研究发现,披露公允价值可以帮助投资者识别业绩较好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的股价会受影响,企业管理层的行为模式也会因此发生改变。Barth(1994)选取1971年至1990年间银行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估价模型和收益模型,来判断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信息是否具有增量的价值相关性和证券投资基于公允价值的投资收益。Barth发现,在对投资证券的账面价值进行了控制之后,投资证券的公允价值与银行的股价是相关的。投资证券的公允价值估计与历史成本相比,能显著提高对股价的解释能力,但历史成本却对公允价值没有显著的增量解释能力。当运用计量误差模型后,在反映股价方面,投资证券的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的计量误差要小。此时,Barth研究的结论对于证券的利得和损失是不同的,而公允价值超出历史成本对股价解释能力的显著程度则取决于估计等式的规定。运用计量误差模型得出的结论能够证实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证券利得和损失的误差是大于历史成本的。Barth认为,在对银行权益估价时,尽管投资证券的公允价值估计对投资者来说具有可靠性和相关性,但公允价值证券的利得和损失却没有显现出可靠性和相关性。Barth对其研究结论进行了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公允价值估计误差较小,故公允价值具有价值相关性,但是采用两年估计的公允价值计算投资证券的公允价值利得和损失时,复合的估计误差使公允价值损益不具有信息相关性;另一种更易被接受的解释是投资证券的投资损益可能被其他没有确认的资产或负债的相关损益影响所抵销。继Barth(1994)的研究之后,多位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从其他角度对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和信息含量进行了分析,结论以支持Barth结论的居多。
我国学者也对公允价值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进行了探索。邓传洲(2005)研究了1997年至2004年我国B股公司按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披露公允价值的股价反应,以及公允价值揭示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公允价值信息的披露显著增加了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持有利得或损失具有较弱的增量解释能力,而投资的公允价值调整没有显示出价值相关性。他认为得出此结果的原因是公允价值存在着计量误差,而投资者也能看穿这一计量误差。张烨,胡倩(2007)以香港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研究了香港遵循有关公允价值的准则能否增强会计数据的解释能力。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期末价值还是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未实现收益,均对公司价格和市场收益率产生了显著的增量解释能力。谢荣,赵春光等(2007)以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半年报数据和第三季度数据展开研究发现,半年报中采用公允价值的会计盈余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都没有得到投资者的认可,而三季报中采用公允价值的会计盈余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都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他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投资者在逐步认识到公允价值能够提供更加有用的信息并在投资决策中加以运用,但他们并未进行进一步的检验。路晓燕(2008)对我国上市公司2006年年报股东权益差异调节表中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调整额相关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与邓传洲(2005)得出的结论类似,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调整额及净资产对股票收益缺乏增量的价值相关性。
(二)研究模型和研究样本的选取
会计盈余数据决策相关性的研究是通过定价模型,以股票收益为被解释变量(报酬模型)或以股价为被解释变量(股价模型),将盈余数据同股票价格联系起来。我国学者对公允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的研究多借鉴Ohlson(1995)的剩余收益估价模型,将其作为研究的基础模型,因为此模型能够将股票价格用净资产和盈余来解释,以检验通过改善计量方法是否能增强信息的决策有用性。Ohlson(1995)模型为:
Pt=BVt+αXt+βVt(1)
在模型中,Pt为公司的价值(公司的股票价格)、BVt为公司的每股账面价值,Xt为公司当期的超额盈余,Vt为影响公司价值的其他因素。
另外,在较为典型的研究公允价值信息相关性的文献中,如Barth(1994)和Nelson(1996),研究所使用的模型非常适用于美国上市公司,但其中涉及的变量并不适用于我国上市公司。
Barth(1994)研究中所用的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为:
MVEit=β0t+β1tBVE+β2tBINV+β3tFINV+μit (2)
Rit=β0t+β1ΔEbit+β2tRSGLit+β3tFSGLit+μit(3)
Rit=β0t+β1Ebit+β2tRSGLit+β3tFSGLit+μit(4)
其中,MVEit为普通股市值,BVEb为扣除证券投资后的普通股账面价值,BINV为根据GAAP计算的证券投资账面价值,FINV为账面投资的公允价值,Eb为扣除证券持有利得(损失)的盈余,RSGL为根据GAAP计算的证券投资持有利得(损失),FSGL为证券投资持有利得(损失)的公允价值。
三个模型中证券投资的账面价值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中要求披露,但我国上市公司并无强制披露要求。同样Nelson(1996)的研究模型中也包含了各项投资证券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差异等变量,这些是在我国公司年度报告中难以全部获得的信息。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选用Ohlson(1995)的剩余股价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借鉴其他对公允价值信息相关性进行检验的相关文献,本文选取股价模型(5)检验公允价值信息对公司的即期股价是否有价值相关性。
Pit=BVit+αXit+βVit(5)
其中:P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普通股股价,BV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的每股账面价值,X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的超额盈余,Vit为影响公司价值的其他因素。
选取收益模型(6)以检验公允价值信息对公司的某期收益是否有价值相关性。
Rit=EPSit+αXit+βVit(6)
其中:R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的回报,X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的超额盈余,Vit为影响公司价值的其他因素。
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两基础模型扩展为:
模型1 Pit=α+βBVit+γEPSit+κLNA+λYEAR+ε
(7)
其中:P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普通股股价,股票价格Pit采用上市公司公布年度报后,第一个交易日的经复权处理的股价(多数为当日股价),经过指数调整至5月5日的股价;BV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的每股净资产;ΔEPS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的每股超额收益;LNA为上市公司的资产总规模的自然对数;YEAR为年度,2007年赋值为1,2008年赋值为2。(LNA和YEAR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
模型2 Rit=α+βEPSit+γEPSit+κLNA+λYEAR+ε
(8)
其中:R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的回报,采用数据库中的年回报数据,对于在年度中期上市的公司(或进行债务重组改变行业的公司),采用上市后月份至12月的每月回报计算年度回报:Rit=∏(1+Rim)-1,m=1,2……12,m为月份;EPS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的每股收益;ΔEPS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的每股超额收益;LNA为上市公司的资产总规模的自然对数;YEAR为年度,2007年赋值为1,2008年赋值为2。(LNA和YEAR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
本文拟选取我国沪深两市全部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年和2008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因为金融类公司具有投资行为大致类似的特点,投资的同质性可以消除样本行业差异的影响,使研究结论更为准确。另外,金融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方式最为广泛和普遍,并且金融企业在各行业中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金额和比例最大,具有典型性。相关数据取自WIND金融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及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
(三)研究样本的描述统计
在2008年和2009年4月30日,我国上市的金融类公司2007年、2008年均为27家(以财政部会计准则执行情况分析的划分标准为依据)(见表1)。截至2008年12月31日,我国上市的金融企业中包括14家银行、3家保险公司、两家信托公司和8家证券公司。
27家上市金融企业2008年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同比略有下降,而衍生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同比增幅都超过了10%,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中,衍生金融负债同比增长106.11%,交易性金融负债同比下跌27.66%。(见表2)
各上市金融企业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负债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差别较大,由描述统计可见,各会计科目的最大值均远远大于各公司的平均值。在各个项目中,交易性金融资产2007年和2008年的平均持有量变化最小,而2008年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平均值由2007年的5.54亿元减少至-10.94亿元。(见表4、表5)
(四)模型回归结果
对基础模型扩展后的股价模型和价格模型中的部分变量,有以公允模式计量的部分也有以账面价值计量的部分,本文拟采用分步回归的方法,逐步对相关的变量进行拆分,以获得准确的回归结果。
1.股价模型的分步回归结果
首先,本文运用扩展后的基础模型进行回归,模型为:
Pit=α+βBVit+γEPSit+κLNA+λYEAR+ε(9)
(回归结果见表9)
而后,将每股净资产拆分为两部分:不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净资产。模型如下:
Pit=α+βNBVit+δFVit+γEPSit+κLNA+λYEAR+ε
(10)
其中NBV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不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FV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每股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净资产。(回归结果见表10)
最后,在将每股净资产拆分的基础上,对超额每股收益进行拆分。将超额每股收益拆分为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带来的超额每股收益(2007年为新准则实施的第一年,全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都为非预期的损益,2008年非预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2008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2007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差)和由其他原因产生的超额每股收益。模型如下:
Pit=α+βNBVit+δFVit+γFEPSit+νNFEPSit+κLNA
+λYEAR+ε(11)
其中ΔFEPS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公允价值损益带来的超额每股收益,ΔNFEPS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不含公允价值损益的超额每股收益。(回归结果见表11)
2.收益模型的分步回归结果
首先,本文运用扩展后的基础模型进行回归,模型为:
Rit=α+βEPSit+γEPSit+κLNA+λYEAR+ε(12)
(回归结果见表12)
其次,将每股收益拆分为三部分:不包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每股收益和包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每股收益,并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部分,纳入研究范围。
Rit=α+βBEPSit+δFVPSit+ζAFSPSit+γEPSit
+κLNA+λYEAR+ε(13)
其中,BEPS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不包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每股收益;FVPS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每股收益;AFSPS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每股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部分。(回归结果见表13)
最后,在将每股收益进行拆分的基础上,对超额每股收益进行拆分,将超额每股收益拆分为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带来的超额每股收益(2007年为新准则实施的第一年,全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都为非预期的损益,2008年非预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2008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2007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差)和由其他原因产生的超额每股收益,模型为:
Rit=α+βBEPSit+δFVPSit+ζAFSPSit+γFEPSit
+νNFEPSit+κLNA+λYEAR+ε(14)
其中,ΔFEPS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公允价值损益带来的超额每股收益;ΔNFEPSit为上市公司i在t期不含公允价值损益的超额每股收益。(回归结果见表14)
(五)回归结果分析与结论
由表9至11可以看出,在股价模型中,扩展后基础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调整后R2为73.8%,年度、资产总额自然对数和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系数显著为正)的回归系数显著,超额每股收益的系数不显著。在将每股净资产变量进行拆分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更高,调整后R2为77.4%,年度、资产总额自然对数、每股不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净资产和每股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净资产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其中由每股净资产拆分的两个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超额每股收益的系数不显著。在进一步将超额每股收益进行拆分,调整后R2达到78%,年度、资产总额自然对数、每股不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净资产和每股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净资产变量的系数显著,但由非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带来的超额每股收益和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超额每股收益两变量的系数不显著。年度、资产总额自然对数、每股不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净资产和每股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净资产对股价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系数符号与前一模型相同,每股不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净资产和每股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净资产对于股价来说都具有价值相关性。
由表12、表13和表14可以看出,在收益模型中,扩展后的基础模型调整后R2为68.1%,拟合优度较好,年度、资产总额自然对数和超额每股收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超额每股收益的系数显著为正,而每股收益变量的系数不显著。拆分每股收益后,调整后R2为65.4%,系数显著的变量为年度、资产总额自然对数和超额每股收益(超额每股收益的系数显著为正),每股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每股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系数不显著。拆分超额每股收益,进行模型的调整后R2为64.7%,系数显著的变量为年度、资产总额自然对数和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超额每股收益(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超额每股收益系数显著为正),每股非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每股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每股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和由非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带来的超额每股收益系数不显著。可见,年度、资产总额自然对数和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超额每股收益,这几个变量对年度回报率有显著的解释能力,而其他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弱。在与公允价值信息相关的变量中,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超额每股收益对年度回报率有显著的解释能力,系数显著为正,具有价值相关性。
四、本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实证研究部分对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的分步回归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与公允价值相关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相关性。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财务报告信息的信息含量。但从回归结果中也不难看出,并非所有与公允价值相关的变量都具有价值相关性,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相关信息本身不具有价值相关性,也有可能是由回归模型和所选样本本身的局限造成的。相信在未来,当我国企业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更为熟练,运用时间也较长后,相关的研究会更进一步对本文的结论进行扩充。
我国的资本市场与美国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起步较晚,还处于初级阶段。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和财务体系并不非常完备,而且投资者也不够成熟。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的引入,对于我国的企业和投资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可喜的是,从2007年和2008年的情况来看(根据2007年和2008年财政部的《我国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情况分析报告》),我国上市公司运用新会计准则的情况总体较好,大多数上市公司也能合规应用公允价值,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也得到了验证,但也有若干问题需要上市公司或相关监管机构注意。
第一,上市公司取得公允价值的途径多是通过活跃市场报价获得的,经济危机到来时,金融工具的活跃市场报价难以取得,上市公司对金融工具的估值能力就显得不足,相关部门应提供给上市公司详细的估值办法指南,便于上市公司参照操作。
第二,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人员的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会计工作的功能现今已从簿记转向管理职能,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也不再是净利润、净资产等几个数字,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显得更为重要。上市公司需要引进熟悉会计准则并能灵活运用会计准则的高素质人才。另外,相关部门应该继续加强对上市公司会计人员的培训。
第三,有部分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直接援引会计准则中列示的规范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原文,并未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适合公司本身的公允价值确认、计量、列报规定和金融资产减值判定方法,相关信息的披露也没有一致的格式或算法,使得在经济危机中金融资产大幅减值的少数上市公司在年报中分散披露重要信息或避免披露金融工具的取得价格,从而误导信息使用者。这些问题仍有待相关部门出台管理办法,保护信息使用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Ball R J, Kothari S P. Security Returns around Earnings Announcemen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1(66):718-738.
[2] Barth M E. Fair Value Accounting: Evidence from Investment Securities and the Market Valuation of Bank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4(69):1-25.
[3] Barth M E, Beaver W H, Landsman W R. Value-relevance of Banks Fair Value Disclosures under SFAS 107[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6(71):514-537.
[4] Bernard V L, Merton R C, Palepu K G. Market-to-Market Accounting for Banks and Thrifts: Lesson from the Danish Experi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5(33):1-32.
[5] Easton P, Hariss T.Earnings as an Explanatory Variables for Retur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1(29):19-36.
[6] Eccher E, Ramesh K, Thiagarajan S. Fair Value Disclosures by Bank Holding Compani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6(22):79-117.
[7] Harris T S, Lang M, Moller H P. the Value Relevance of German Accounting Measures: 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4(32):187-209.
[8] Nelson K. Fair Value Accounting for Commercial Bank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FAS No.107[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6(71):161-182.
[9] Ohlson J A. Ungarbled Earnings and Dividends: an Analysis and Extension of Beaver, Lambert and Morse Valuation Model[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9(11):109-115.
[10] 邓传洲.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B股公司的证据[J].会计研究,2005(10):55-62.
[11] 路晓燕.公允价值会计的国际应用[J].会计研究,2006(4):81-85.
篇4
[关键词] 中和文化管理
一、管理与文化
管理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管理大师彼・德鲁克曾这样论述，“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该是――受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和技术都是建构在一定社会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任何一种管理制度或体系要起作用的话，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载体。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暗合，当然也有很多显而易见的差异。如果我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管理理念、技术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承载该理论与技术的社会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差异，那么这些管理理念或管理技术在实践运用中，其效能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从文化的视角去审视现代管理理念与技术尤为必要。
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尚中贵和”的中和思想。本文主旨在于探讨儒家文化中的中和思想与现代管理之间的关系。
二、中和思想的文化内涵
要理解“尚中贵和”的中和思想，首先要理解“中”与“和”的含义。从“中”字起源上，通常认为:“中之一字，本义为射之命中”。也就是说，中是人们对射箭“中”的认识派生，应为狩猎经济见长的部族观念，它是夷殷所形成。因而，理学家程颐在为“中”下定义时，就作出“不偏之谓中”的解释，反映了“中”即“正”的含义。而“正”有“不偏”之意，即不左不右，不上不下，恰到好处，无过而无不及。
“尚中”作为一种原则是孔子提出来的。在孔子看来，“过，犹不及”，凡事叩其两端而中便是正道。《礼记・中庸》将“中”概括为处理万事万物的根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通观儒家文化，“中”一般有中礼（或中道）、时中和适中之意。其中，中礼反映了循道的思想，主张遵循合理的制度和规律，讲的是“中”的标准或尺度；时中是“行权”的表现，即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强调要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要随时变通以合于中。至于适中，强调的是“执两”、“用中”，即不偏执、不走极端，它是“中”在行为层面上的具体体现。
在某种意义上，“中”是手段，“和”是目的，也是衡量“中”的最终标准。“和”的内涵主要是指和谐，它包含自然界内部、人与自然、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循道”思想是“中礼”的外在表现，这里的“道”就是“和谐”之道。在中华文化中，贵和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末年，周太史伯就得出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论断。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也表示对“和”的重视。到孔子那里，对“和”的重视更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原则：“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自孔子之后，中国的思想家几乎都重视“和”的思想传统。
事实上，“和谐”是事物存在的本质。在宇宙生命的流变中，任何现象即存在，都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每一生命的过程，都是由无秩序均衡结构的状态，到秩序均衡结构状态的完成与解散，而重新建设新均衡结构之过程。一切存在都有“求生的意志”，“总要求继续存在，总不愿意死，……既然存在即生命过程，这一生命过程无论如何长久，终归是要死的、要结束的，因此所谓的“存在”，就是某一现象或某一事物相对保持一定的质、自产生到突变所持续占据的时间和空间，也即事物相对同一、和谐的发展状态或过程。换言之，只有和谐，万物才能生存；和谐的缺失，必然会导致事物的灭亡。因此，和谐是存在之道，维持和谐，也就是维持事物的存在。
三、中和思想与现代管理
1.中和思想与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是组织的决策层根据上级的要求和本组织的具体情况，在广泛听取组织成员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整个组织的总体目标，然后逐级展开并落实到岗，变成每一个成员的个人目标和实施措施，形成一个全组织、全过程、多层次的目标管理体系，以达到激发和动员组织全体成员参与目标并为目标实现而奋斗的目的。
显而易见，目标管理深刻地体现出了中和思想的要义。有效的目标管理，在制定目标的过程中，必须要“执两”、“用中”。“执两”就是要准确认识到目标之于组织外部与组织内部、组织整体与成员个体、上级与下级的价值的差异，“用中”就是要均衡“两端”的矛盾、兼顾各方面的利益。
而有效的目标管理，其实施的过程则需要“行权”。目标规定了总的方向，以及具体实施的步骤与方法。然而，组织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要能够有权变的意识与胆略。
而“和谐”则是衡量有效性的标准，更是目标制定的原则。所谓的“和谐”原则，就是要促使组织外部与组织内部、组织整体与成员个体、上级与下级均衡、有序地、可持续的发展。矛盾两端的失衡，必然会导致组织的动荡与混乱。因此，现代目标管理深刻地体现出了中和思想的内在要求。
2.中和思想与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地域内的具有正常智力，能够从事生产活动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它与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共同构成组织的三大资源。然而，人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生理心理素质与经验上。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劳动能力。而不同的岗位对人的劳动能力要求也是有差异的，因此让有用的人到合适的岗位上，让每一个岗位有一个合适的人，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在人才招聘、任用与激励的过程中，这一原则无不贯彻其中。而这一原则即人职匹配原则。人职匹配原则是中和思想的内在要求。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和谐”就是要使个体所具备的能力与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保持一种平衡。如果个体的能力不能满足岗位需求的话，那么就是“不及”，可能就会影响到工作的完成；而如果个体的能力大大地超过岗位需求的话，那么这就是“过”。这样的话，一会造成人才浪费，二会影响人才的积极性，造成工作效率的降低。因此，人才的选拔与配置必须要做到岗位与人的匹配，做到无过无不及。“过”与“不及”是矛盾的两端，我们必须要“执两”而“用中”，以达到“无过无不及”。
人才的任用一方面要遵循人职匹配原则；另一方面，要做到“和”而不同。管理的实质就是使各种管理要素和谐有序。在组织管理中，和谐的员工关系意味着企业有一种在各个方面都能够真诚合作的气氛，而这种合作表现出来的信念和力量，共同作用于企业的最高目标，是使企业具备最大活力的源泉。除此之外，和谐的员工关系也有助于满足员工对人际关系的需要、相互尊重的需要，并有助于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的承诺度，从而极大程度地提高组织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从而使得组织获得持续的、稳定的和健康的发展。因此，和谐的员工关系是组织致力于达成的目标之一。但是，“和”并非等于“同”。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与“同”异，不同的东西和谐地配合叫做和，和的方面有所不同；相同的东西相加或与人混合叫做同，同的各方面之间完全相同。人才的任用，是将不同的人和谐的搭配，以产生最大的效能。
人员激励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其实就是如何用好人才的问题。人的差异性，决定了激励差异性原则的重要性。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优势需要。不同的人，其优势需要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激励的首要原则就是对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务，要制定有不同的激励政策；对不同的人，要实施不同的激励手段。这一思想既体现出了中和思想“行权”的主张，也体现了中和思想“执两”、“用中”的内涵。“行权”对于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激励手段；“执两”就是要根据个体的需要，把握住激励“过”与“不及”的两端；“用中”即是激励手段符合个体的需要。“过度”的激励是资源的浪费;“不及”的激励达不到最大的效能。
3.中和思想与信息管理
信息贯穿于管理活动中的全过程。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都离不开信息。准确性、及时性、经济性是信息管理的基本要求。
准确性是信息的生命。只有准确的信息才能保证分析和判断的正确性。经济性就是要考虑信息处理与效益的问题。获取信息需要成本，应该在确保管理者决策需要的前提之下，用最少的钱，获取最大的信息价值。为了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经济性，必须要遵循“执两”、“用中”的原则。“执两”是一种全局的、系统的视野，就是要寻求到矛盾的两端:过与不及。过量的信息是“过”，其搜集的过程必然会损伤经济性原则，既耗时又耗力。过少的信息是“不及”，无法达到准确性的要求。因此，“用中”是解决信息管理准确性与经济性问题的根本手段。
及时性就是要迅速把握环境的动态变化，迅速地校正或调整管理策略或手段。组织环境瞬息万变，因此管理策略和手段必须要及时更新。如果环境变了，而管理策略和手段不能及时更新，就会滞后并阻碍组织的发展。因此，及时把握信息的动态变化，是确保管理持久有效运作的根本。事实上，尊重环境的变化，根据环境变化作出策略和手段上的调整，这是“行权”的基本要义。
篇5
关键词：师范生；职业价值观；自我同一性
作者简介：仝音（1985-），女，河南安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 新乡 453007）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意义研究”（项目编号：SKL-2012-79）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04-0207-03
“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是由艾里克森（E.H.Erikson）提出的重要概念。自我同一性本质上是指人格发展的连续性、成熟性和统合感，是个体在特定环境中寻求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整合，也是个体探寻“我是谁”、“我将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我如何适应社会”等问题的坚定并且连贯的意识。大量研究表明，自我同一性的建立是大学生人格发展的中心主题，同一性的形成对于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必须独立去面对许多新的抉择，这些抉择仍然围绕着“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包括职业的选择、异性朋友的选择、生活方式的选择等等，而职业发展是个体同一性形成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更渴望实现自身价值，在职场中有所作为。但与此同时，社会就业现状呈现出矛盾倾向：一方面毕业生人数迅猛增加，人才供给充足。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以发达地区和省会城市为主要求职意向，而这些地区吸收人才的能力是有限的，致使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本文就大学生就业过程中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是否受到其自我同一性的影响、自我同一性是否对其职业价值观有预测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河南师范大学选取样本，发放问卷260份，回收问卷254份，其中有效问卷252份。被试采取分层取样的方法随机抽取，其中大一学生44人，大二学生69人，大三学生88人，大四学生51人；男生127人，女生125人。所有被试均身体健康，智力正常。
2.研究工具
（1）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测量。采用西南师范大学于海波的自编问卷《高师生职业选择问卷》，该问卷经由小样本测试修定，前测和全国范围的正式施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1]
（2）职业自我同一性测量。采用加藤厚1983年编制，经张日昇教授1989年修订的自我同一性测试量表。该量表共计12个测查项目，测查项目由现在的自我投入、过去的危机、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三个量表尺度组成。该量表是测查职业自我同一性的常用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2]
（3）数据处理。回收问卷后剔除无效数据，将有效数据全部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对数据处理分析。
二、结果分析
1.师范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总体状况
从表1可以看出，师范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由六个因素组成，其中在威望维度上的得分最高，而物质生活维度上的得分最低。六个维度得分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威望、人际关系、自我发展、家族、贡献、物质生活，其中人际关系维度和自我发展维度得分相同，并列第二。
依据研究假设，不同年级的学生职业价值观应存在差异，本研究结果也部分证实了这种假设。通过方差分析可知，在人际关系维度和威望维度方面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进一步事后检验显示，在人际关系维度上大一和大四、大二和大四学生职业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相伴概率分别为.049和.016，小于显著性水平；在威望维度上大一和大四、大二和大四学生职业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相伴概率分别为.003和.016，小于显著性水平（见表2）。但是其他维度上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并且所有维度上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师范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的总体状况
测试结果显示，师范大学生在过去的危机、现在的自我投入和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三个维度上得分依次逐渐增加，其中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维度得分最高，过去的危机维度得分最低。
依据研究假设，不同年级的学生在自我同一性上应存在差异，本研究结果也部分证实了这种假设。通过方差分析可知，在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年级差异，进一步的事后检验显示，在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维度上，大一和大三、大二和大三、大一和大四、大二和大四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充分说明在自我同一性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3.职业价值观与自我同一性的相关分析
对职业价值观的六个维度与自我同一性的三个维度相关分析的结果发现，自我同一性的过去危机维度与职业价值观的六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同一性的现在的自我投入维度与职业价值观的威望维度和物质生活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同一性的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维度与职业价值观的人际关系维度、贡献维度和自我发展维度呈显著负相关。
以自我同一性的三个维度为自变量，以职业价值观的六个维度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同一性过去的危机维度对职业价值观六个维度的因素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我同一性现在的投入维度对职业价值观的威望维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我同一性将来的投入愿望对职业价值观的人际关系维度、贡献维度和自我发展维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三、讨论
1.师范学校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基本特点
根据研究结果，师范生的职业价值观由六个因素构成，分别是：人际关系、贡献、自我发展、物质生活、威望和家族，这与以往有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研究结果一致。[3]说明师范大学生作为全国大学生群体的一部分，与大多数大学生相比具有基本相同的职业价值观。但同时，也应看到师范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也有其自身特点。
首先，师范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各因素的受重视程度与以其他地区大学生群体为被试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师范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六个维度得分排序依次为：威望、人际关系、自我发展、家族、贡献、物质生活，其中人际关系维度和自我发展维度得分相同，并列第二；而张国兵等人以武汉地区大学生为被试做的研究显示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六个维度得分排序依次为：自我发展、人际关系、贡献、物质生活、威望、家族；[4]同时，李强等人以天津、山西等地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则显示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在价值维度上得分排序依次为：外在报酬、内在价值、外在价值。[5]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研究被试取样的差异，本研究的被试全部为河南师范大学学生，而河南师范大学生源多数是省内生源，河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思想较保守，因此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等因素在人们心目中地位较高；而武汉相对开放，氛围相对宽松，因此人们自我意识相对较强，在职业价值观上自我发展更受重视。
其次，本研究结果只表明职业价值观的人际关系维度和威望维度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其他维度上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而这与以往国内学者研究非师范类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得出的结论不同，[6，7]但与一些学者研究师范类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得出的结论相同。[8]这验证了最初所做的假设，充分反映出师范生职业价值观独有的特点。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说明师范生的精神需要强于物质需要，反映了师范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师范教育内容和目的的特殊性对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此外，师范院校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这种特点也与师范院校的管理特点有关。与普通高等院校相较而言，师范院校的管理更加严格。严格的管理一方面保证了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了学生的学习质量，但另一方面也束缚了学生的交往，限制了学生与社会的接触。另外，师范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师范院校中，女生占绝大部分。依据心理学中的同化理论，一个群体中占少数部分的个体受占多数的个体的影响，进而被同化，使自己原有的特性变得不明显，而更多的显示出与多数个体相似的特点。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师范院校中男生与女生职业价值观没有显著差别的现象。
2.师范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的基本特点
研究结果显示，师范大学生对自己的将来投入了更多的关注，更多地考虑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将来能从事什么职业，而较少去考虑现在的投入和过去的危机。这说明当今大学生由于在不连续的文化中成长，面对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和日益严峻的社会竞争，在通往成年期的发展道路上，他们自然会产生现实性焦虑，会感到无所适从。同时，因为缺乏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缺乏科学和系统的生涯发展教育，多数大学生尽管渴望成长、渴望成熟，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但他们却没有在现实中付诸行动。
另外，本研究结果还发现在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维度上低年级学生（大一、大二）与高年级学生（大三、大四）存在显著差异，这与近期其他学者的研究一致。[9]之所以在过去的危机维度上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或许也与师范院校的教学和管理特点有关，师范类学生均缺少社会实践经历，因此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现在的投入上也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施测时间是下半学年，低年级学生已经经历了刚入学后对大学的生活充满信心，并且想努力付出的过程，他们逐渐发现大学的生活和以前的生活很不相同，因此对现在生活的控制感下降，而控制感是人积极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对现在的投入降低了。而高年级学生又面临着找工作的危机，由于就业难等问题，大学生会认为自己再怎么付出努力也没法改变现状，所以对现在的投入也比较低。
3.自我同一性发展与职业价值观的关系
根据研究结果，自我同一性的过去危机维度与职业价值观的六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这充分说明了过去生活经历对个体的影响，过去的生活经历影响着个体现在的职业价值观的形成，这也提醒了教育者要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活、生涯指导，帮助大学生解决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促进其健康成长。另外，自我同一性的现在的自我投入维度与职业价值观的威望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大学生现在付出的努力更倾向于将来能够在工作中得到回报，满足自己的愿望。而自我同一性的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维度与职业价值观人际关系维度、贡献维度和自我发展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与人际关系维度呈负相关可能是因为大学生在大学这个小社会中并没有完全适应或是没有学会一定的社交技巧，因此有回避的想法；与自我发展维度呈负相关可能是因为目前部分大学生还没有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而与贡献维度呈负相关则是提醒教育工作者要加强大学生的思想建设、道德建设、职业操守教育等，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真正为国家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通过回归分析，还得出自我同一性各维度对职业价值观各维度有一定的预测作用。通过表6可以看出，自我同一性各维度对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几乎都有预测作用，即从个体自我同一性发展状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个体的职业价值观，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10]
四、结论
自我同一性的过去危机维度与职业价值观的六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同一性的现在的自我投入维度与职业价值观威望维度和物质生活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同一性的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维度与职业价值观人际关系维度、贡献维度和自我发展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
自我同一性的过去的危机维度对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正向预测作用；自我同一性现在的自我投入维度只对职业价值观的威望维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能够解释9.6%；自我同一性将来的自我投入愿望维度对职业价值观的人际关系维度、自我发展维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分别能够解释15.4%、9.6%。
参考文献：
[1]于海波.高师生职业价值观研究[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1：19-24.
[2]李亚真，叶一舵，潘贤权.大学生生涯成熟状况及与自我同一性关系研究[J].心理学，2008，31（2）：447-450.
[3]洪芳，吴谅.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比较研究[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07，24（6）：719-722.
[4]张国兵，王国芳，彭豪祥.当前我国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及职业选择倾向的调查研究[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4）：66-69.
[5]李强，魏倩，姜琨.金融危机后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演变及教育对策研究[J].教育与职业，2002，（6）：96-97.
[6]凌文辁，方利洛，白利刚.我国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研究[J].心理学报，1999，（3）：342-348.
[7]龚惠香.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调查与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5，（4）：67-73.
[8]赖建权，胡学华.四川省师范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研究[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5（2）：69-72.
[9]徐娜.大学生自我同一性发展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篇6
[关键词 并购 价值创造 EVA
〔中图分类号〕F275；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9-0091-04
一、引言
Jensen和Ruback（1983）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引发了“并购能否创造价值”的讨论。他们对13起并购重组事件进行了总结，
认为目标公司股东在公司并购中获得了巨大收益（20%-30%）。[1] 他们的结论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争论。目标公司从重组中获得的收益是来自协同效应还是仅仅来自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损失？于是一派支持“价值创造说”，另一派支持“价值转移论”。随后不少学者运用各种不同的数据来检验“价值创造说”和“价值转移论”孰是孰非。从基本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金融经济学家的研究支持“价值创造说”。
尽管并购是否创造价值的争论仍在继续，但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并购创造了价值。并购是否创造价值可以从是否提高了企业的EVA来判断。但更重要的是并购从哪些方面提升了企业的价值？通过对EVA指标的进一步分解和比较，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并购。
二、文献回顾
自Jensen和Ruback之后，大多数学者使用事件研究法来探讨并购是否创造了价值。而当“价值管理”这一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预决算成为财务管理甚至整个企业管理中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后，经济增加值（EVA）开始被广泛应用。最近几年，我国学者已开始采用EVA来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比如，张新（2003）结合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对1993-2002年的1216个并购事件是否创造价值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得出并购重组为目标公司股东创造了价值而对收购公司却产生了负面影响，并提出我国经济的转轨加新兴市场的特征为并购提供了通过协同效应创造价值的潜力。[2] 舒强兴和郭海芳（2003）研究了2000年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前后一年的EVA与当年EVA的差别，发现并购当年比并购前1年EVA增加的公司只占28.95%（38家中的11家）；并购后1年比并购前1年EVA有所提高的公司也只占39.47%。他们还发现能提高EVA的并购发生在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投资业务以及高科技行业的公司。[3] 刘亮（2005）以EVA回报率（等于投资回报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来考察上市公司并购行为中创造的价值。他所选取的样本为1998年发生过并购的上市公司，其研究结果表明，发生过并购的上市公司并购前三年（1995-1997年）的EVA回报率明显低于没有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直到并购当年（1998年）才有所上升，但仍低于没有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4]
仅仅知道EVA并不够，于是一些学者对EVA进行了分解，以便进一步判断EVA的来源。张小宁（2004）将企业的EVA经济增加值分解为五个不同关注层面：一是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管理创造的EVA，记为营业EVA；二是企业对外投资创造的 EVA，记为投资EVA；三是企业融资行为创造的EVA，即通过融资杠杆降低了资金成本而创造的EVA，记为融资EVA；四是企业避税行为产生的 EVA，即把企业全部利润（不包括投资收益）按 33%计算所得税与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两者间的差额，记为避税 EVA；五是企业营业外收入和其他收入创造的EVA记为营业外EVA。[5]
张小宁的分解指标使我们能从不同方面审视并购的价值来源。
三、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1. 研究方法。
按张小宁（2004）的研究成果将企业的EVA经济增加值分解为五个不同关注层面：
（1）营业EVA：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管理创造的EVA，计算公式为：营业EVA=（营业利润+财务费用）×67%+坏帐准备+存货准备+长短期投资/委托贷款准备-（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6%；①
（2）投资EVA：企业对外投资创造的 EVA，计算公式为：投资EVA=投资收益-（长期投资+短期投资）×6%；
（3）融资EVA：企业融资行为创造的EVA，即通过融资杠杆降低了资金成本而创造的EVA，计算公式为：融资EVA=（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长期投资+短期投资）×6%-WACC×总投资；
（4）避税 EVA：企业避税行为产生的 EVA，即把企业全部利润（不包括投资收益）按 33%计算所得税与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两者间的差额，计算公式为：避税 EVA=（营业利润+财务费用-投资收益）×33%-所得税
其中，当（营业利润+财务费用-投资收益）
（5）营业外EVA：企业营业外收入和其他收入创造的 EVA，计算公式为：营业外EVA=（营业外收入+补贴收入-营业外支出）×67%。
将样本各年的EVA按正负分成两组，并分别计算出这五个分解的EVA。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检验两组样本的各分解指标（或分解指标差值）的差异，差异显著的指标反映了并购中的价值来源。
2. 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
（1）《中国证券报》2000年4月14日-2000年12月29日陆续公布的《一季度重组事项总览》、《二季度重组事项总览》、《三季度重组事项总览》、《四季度重组事项总览》。
（2）香港理工大学中国会计与金融研究中心和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CSMAR数据库。
（3）Stern-Stewart公司中国网站（.cn）。
（4）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EVA直接取自Stern-stewart的计算结果。
在计算EVA过程中WACC的计算如下：
债务资本=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股本资本=股东权益合计+少数股东权益
EVA计算的资本= 债务资本+股本资本+坏帐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短期投资/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累计税后营业外支出-累计税后营业外收入-累计税后补贴收入-累计税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准备-在建工程②
WACC=债务资本成本率×(债务资本/总市值)×(1-税率)+权益资本成本率×(权益资本市值/总市值)
其中，债务资本成本率采用5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债务资本以帐面价值计算，股权资本市值以个股总数与年末流通股收盘价相乘得到。
股本资本成本率=无风险收益率+ BETA系数×市场风险溢价
其中无风险利率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我国的市场风险溢价采用6%。BETA系数来自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3. 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0年发生过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之所以选择这一年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笔者曾用事件研究法研究过1999-2000年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使用2000年的样本可以对基于超常收益和基于EVA的方法作一个比较；二是Stern-Stewart公司仅提供了2000-2002年的国内上市公司EVA数据，以2000年的公司为样本可以研究并购当年、并购后两年的情况。研究样本首先建立在之前所研究过的89家主并公司和69家目标公司上，然后利用CSMAR数据库收集用于计算EVA的财务数据，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公司数据不全，将其剔除后剩下75家主并公司和57家目标公司。
四、实证结果
1. 主并公司EVA与分解EVA指标。
以主并公司EVA和分解的EVA指标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分解指标在EVA增加的主并公司样本和EVA减少的主并公司样本中的差异并不显著，仅有2002年的营业EVA和避税EVA在两个样本呈现出显著差异（表1）。这说明并购后第二年EVA增加的主并公司和EVA减少的主并公司，其价值驱动或毁损的主要原因在于营业EVA和避税EVA的不同。
注：（1）这里仅列出了方差是否相等的Levene’s检验结果以及所对应的均值是否相等的T检验结果。即检验方差相等时sig.值>0.1取等方差假设下的均值检验结果；检验方差相等时sig.值
（2）仅列出T检验结果显著的指标。
（3）各年度的驱动指标检验分别基于该年度的EVA正负分组。
以EVA与分解指标的差值来进行同样检验的结果表明，并购第一年比并购当年创造了更多的EVA的主并公司，其价值主要来源于融资EVA和避税EVA的增加（表2）。其他年份分解指标的差值都未能反映出两个样本EVA的差异。
2. 目标公司EVA与分解EVA指标。
以目标公司EVA和分解的EVA指标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分解指标在EVA增加的目标公司样本和EVA减少的目标公司样本中的差异无一显著，这说明分解指标不能反映出两个样本EVA的差异。
以EVA与分解指标的差值来进行同样检验的结果表明，并购第二年比并购第一年创造了更多的EVA的目标公司，其价值主要来源于营业EVA的增加（表3）。其他年份分解指标的差值都未能反映出两个样本EVA的差异。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2000年发生并购的75家主并公司和57家目标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后发现，提高营业EVA是并购后主并公司和目标公司提升价值的共同来源，而主并公司还能通过避税来进一步提升价值。
由于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是以传统的会计指标为基础的，因此不可避免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达到提升这些指标的目的。如果这些指标是与价值创造正相关的，那么即使是上市公司通过并购提升这些指标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还应该鼓励。但是，从以往的并购实践来看，很多的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提升的仅仅是这些监管指标，却没有创造真实的价值。
为了能有效监管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建议相关政府机构在审批并购行为时加入相关的价值分解指标，要求上市公司提供并购能创造价值的分解指标的预计情况，从这些分解指标的预计变化来判断并购是否能为股东创造价值，以避免盲目、无效率、毁损价值的并购行为。
[参考文献]
[1]Jensen, M.C., and Ruback, R.S.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3，（11）.
[2]张新.并购重组是否创造价值？――中国证券市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03，（6）.
[3]舒强兴，郭海芳.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价值创造的实证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5）.
篇7
致家长的一封信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
××小学在尚雅共美办学理念引领下，遵循学生发展规律，唤醒学生发展潜能，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发展。响应教育部2021年教育改革发展新蓝图中明确提出的，抓好落实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五项管理的号召，进一步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完善措施，形成合力，促进“五项管理”落地生根，成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引擎。
一、作业管理篇
为了推进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促进学生全面、健康而有个性地发展，进一步贯彻落实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减负”工作的指示精神，学校从作业入手，严格要求：
1.严格依照课标教学。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足开齐规定课程，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每天书面作业平均不超过60分钟，科学合理布置作业。保证学生书面作业基本在学校完成，其余部分居家自主完成，教师不得布置重复性和惩罚性作业，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让家长代为评改作业。
3.坚决控制考试次数。小学一二年级每学期学校可组织1次统一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不超过2次统一考试。不得在小学组织选拔性或与升学挂钩的统一考试。
4.统筹作业布置。学校以年级为单位，对于每天的作业进行统筹安排，并建立审查制度，对于超量、无效的作业布置，要求重新布置。
特向家长倡议如下：
1.同孩子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培养学习自觉性。
2.培养孩子按时做作业的习惯，良好的习惯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逐渐培养孩子独立做作业的能力，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父母可以多花些时间进行指导，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要缩短。
4.鼓励孩子自己检查作业，查出错后，让孩子说出错在哪里，为什么会出错，这样可使孩子记忆深刻，以免下次再犯。
5.孩子遇到难题时，家长指导要注意分寸，可以采取分步法，即家长先给予提示，让孩子思考如何做，当孩子弄懂后，再出些类似的题目让其巩固。
6.创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一个学习型的家长必定能培养出爱学习的子女。
7.不要凭自己的感觉随意给孩子布置作业，加重孩子学习负担，不要根据自己的爱好给孩子大量报兴趣班，占用孩子休息时间，增加孩子身体和心理负担。
二、睡眠管理篇
睡眠时长占据了我们漫长一生的近三分之一，一般来说小学生的睡眠时长为10个小时，这样才能保证孩子的身体健康，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去学习。因此，家长应该重视起孩子的睡眠健康，让孩子有一个良好健康的睡眠环境。特向家长倡议如下：
1.鼓励孩子进行午休。上午孩子们进行了紧张的学习，会比较困乏，家长要鼓励孩子进行午休，时间不宜过长，建议半小时内，这样才能有充足的精力投入到下午的学习，保证学习质量。
2.让孩子安静下来，减少孩子的睡前兴奋。建议家长要培养孩子良好的睡前习惯，睡前半小时就开始为睡眠做准备，或者让孩子静静的看书，或者是让孩子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这样可以让孩子的情绪处于一种较为平静的状态。
3.给孩子设定好固定的睡眠时间。固定的睡眠时间可以帮孩子养成准时上床、按时入睡的好习惯，小学生就寝时间一般不晚于21：30。
4.合理规划作业时间。孩子在家完成作业时，因特殊情况不能在就寝时间完成的，可以停止做作业，由家长向任课老师说明情况，延时完成，一定要保证孩子的睡眠时间。
5.父母以身作则。父母的言行和习惯都会影响孩子，想让孩子按时睡觉，父母也要做到按时睡觉。同时，建议家长要给孩子选择舒适的内衣，选择用排汗、透气材料制成的床品。
三、手机管理篇
随着手机的日益普及，学生使用手机对学校管理和学生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为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鉴于此，我校再次对小学生手机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学生原则上不能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求的，需经学生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应将手机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为把相关要求落到实处，学校特向您提出如下倡议：
1.加强监督管理。家长对孩子使用手机情况要承担起监督的职责，希望广大家长能够行动起来，监督孩子使用手机情况。同时加强与学校及班主任、科任教师的沟通与联系，及时掌握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状况。建议不要为孩子配备手机。
2.加强沟通引导。家长要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关注孩子心理健康，防止孩子因为情感缺失等原因而沉迷于网络和手机游戏。在对孩子的手机管理问题上，应以教育引导为主，“疏堵”结合。多与孩子陪伴，要积极培养孩子其他健康的兴趣爱好，防止在手机管理过程中出现“打、骂、摔”等粗暴行为。
3.培养课外兴趣。家长可以注重培养学生的课外特长，如球类运动、乐器、书法等；节假日可以让孩子锻炼身体或参加公益活动。通过丰富的课外活动可以预防孩子沉迷于手机，也可以帮助孩子获得成就感，促进孩子健康发展。
4.形成榜样引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科学合理使用手机，尽量不在孩子面前玩手机，切忌自身沉溺于手机和网络，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5.家长要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安排好孩子放学后和节假日生活，指导孩子合理作息，引导学生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及时发现、制止和矫正孩子网络游戏沉迷和不当行为。
四、读物管理篇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不仅记载着人类的成长历程，还传承着人类的文明和智慧。读书可以使我们开阔视野，充实思想，增加底蕴，陶冶情操，我校一直重视书香文化的打造，提倡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对于进校园的课外读物，必须符合：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可读性强等基本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校园内销售课外读物，严格禁止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课外读物。为了将读书落到实处，特向家长倡议如下：
1.多带孩子去书店、图书馆走走，以学校推荐书目为重点，为孩子购买一些适合的、正版的、积极向上的书籍。
2.
鼓励孩子认真阅读，养成习惯，做一个热爱读书的孩子。
3.每天挤出一定时间，和孩子一起读书，分享读书成果，营造家庭读书氛围，为孩子终生爱读书打下基础。
4.给孩子准备一本读书记录本，记录读书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脑到”，让孩子从读本中汲取营养，提高孩子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5.教育孩子爱护图书，不随意损坏图书。鼓励孩子积极参加学校举行的各项读书活动。
五、体质管理篇
体育锻炼是孩子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体育锻炼可以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学校非常重视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在1--2年级每周开设4节体育与健康课程，其他年级每周3课时，同时要求，其他学科不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与健康课程和学生校园体育活动。学校通过上午、下午的大课间，保证学生每天1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因此建议家长要督促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配合学校做好以下工作。
1.督促子女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做到每天锻炼一小时，增强自身的体质和疾病的抵抗力，拥有健康的体魄是学习的根本保证。
2.叮嘱子女在锻炼与训练时要注意运动安全，运动前要检查自己身体的健康情况，并要做好准备活动，以免造成运动损伤。
3.告诫子女在体育锻炼活动中既要克服困难，更要量力而行，加强自身安全保护。如子女确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体育运动，请家长及时告知学校和相关科任老师，以免影响正常的上课和体育锻炼，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
4.关注子女动态的身体状况，发现疾病要及时诊治，并及时报告学校。特别是有既往病史或现在身体有病的，要特别注意，父母要向子女说明是否能够参加高强度的体育锻炼，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5.发现子女患严重疾病要及时诊治，如果子女患先天性疾病或严重疾病已不适合参加体育锻炼的，务必要叮嘱子女不可参加体育锻炼，同时必须向学校提出申请免予参加相关体育课和免予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以免影响子女的毕业和升学。
6.请家长做好家校联系，保持通讯工具畅通，如学生有紧急伤病学校会通知家长，并将学生紧急送医。电话若有变更，请随时告知学校。
尊敬的各位家长，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也承担着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雅行学子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也是我们不懈的追求！落实“五项管理”工作，离不开家庭和社会各界的密切协作，您的认同、配合和参与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请您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学校的工作，谢谢！
篇8
建筑工程建设中，价值工程的应用具有利于节约投资、提高效益，利于保证工程质量并实现成本最小化，利于推动科技进步等作用，而如何在建筑项目管理中应用价值工程方法则是需要我们共同探讨的问题，下面，笔者将指出具体的实行措施。
1.1价值工程在建筑项目管理中的应用原则
首先，要以建设者的建设思想作为重要前提，施工企业在整个建设过程中要始终贯彻建设单位的思想要求，不管是最初的工程投标阶段还是最终的验收阶段；其次，要努力达到功能和成本的双赢目的，将建设单位的要求放在首位，将使用者的具体和潜在要求考虑在内，用最少的成本设计出令人满意的成果；再者，要充分利用资源，把握资源优势，唯有实现信息资源、环境资源和企业投入这三方面资源的优化整合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达到最终目标；最后，要考虑到经济效益，致力于降低成本，同时也要保证工程质量，将整体与部分的价值观念融入进去，达到短期和长远的目标。价值工程在建筑项目管理中的应用需要监管施工的整个过程，工程投标、签订工程项目、承包合同、施工准备、施工以及验收都包含在内。在建筑项目管理中，要将价值工程不断推广应用，将其作为控制工程项目的质量、成本和功能等和提高工程效益效率的有效手段。
1.2价值工程应用在方案选择阶段
施工方案选择是指以工程项目结构特点以及施工部位为依据，拟定若干个可采用的施工方案，最后辨证选择最佳项目施工方案。通常，要以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分析方法为主，以价值工程方法为手段，对项目功能进行综合分析，以分析结果为依据选择方案。其中，定性分析指的是分析、评价和论证项目工程的工期、费用和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定量分析指的是对项目的成本、费用和效益等相关方面通过价值工程的方法和技术来分析和比较，而定量分析在应用价值工程的方案选择过程中最为关键，一般情况下，施工方案的选择都会优先考虑到定量分析结果。
1.3价值工程应用在项目施工阶段
建筑工程的施工环节是最重要的阶段，对项目的管理工作也尤为重要，不仅关系到项目工程的施工质量也会影响到其收益，那么将价值工程应用到建筑项目管理中可以得到建筑功能、建筑成本和建筑效益的最优整合。而对施工过程进行管理主要是为了在满足用户所需的必要功能的基础上将项目成本最少化。通常，在确定方案后，要达到投入少、效益高的目的，就要对现有的资源进行合理优化配置。那么在施工阶段应用价值工程则主要包含选择施工队伍、选择施工方案、选择转场方式等，且这些方案的选择必须慎重以求最优。
1.4价值工程应用在验收阶段
施工建筑项目在验收阶段应用价值工程最主要的是通过花最少的费用达到全面了解和正确把握需要验收的工程质量是否达到设计要求或者其达到的水准高低的目的。价值系数越高，那么说明建设管理团队花费最少且得到的工程质量信息越全面，也就是说，对工程的认识越准确、了解越透彻，那么工程的开展效果就越好。所以，在项目验收阶段应用价值工程能够提高工作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成本投入。需要注意的是，工作人员在验收过程中要尽量争取一次性验收成功，以用户利益为基准，做好验收工作，保持企业信誉和形象。
2结论
篇9
关键词：价值观、合理性、人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设计总是对现实和现有产品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是面向未来的一种超越，而未来是未曾有过、未曾经历过的、理想型的东西[1]。设计合理的生活环境，需以合理的价值观为前提。所以，设计师的价值观对于社会的合理性建设是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价值观定位和合理性发展的创造与传播载体，对于社会生活的合理性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日本设计师的价值观
日本传统价值观是日本民族与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互动过程中逐渐沉淀成的日本民族文化心态的内核。置身于中国文明影响之中，孤悬于大洋之上的岛国环境，使得日本的价值观有着独特的印记[2]。同时，崇尚自然，强调人与自然融合，人与社会和谐，对外来文明的尊崇、趋同心态意识，以及禅宗的“物哀”、“空寂”、“闲寂”构成了日本价值体系的核心结构并支配着日本民族的行为[3]。 从而形成“自然主义”、“人本主义”与“拿来主义”的价值观。
设计一个合理的生活环境，需以合理的价值观为前提。合理的价值观包括包容性、分析和理解、价值的评判能力与批判能力，以揭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日本自古就对外来文化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吸收性，对外来的文化观念进行细致的研究、学习、分析、评定和批判，从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或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价值、文化精髓加以发展与推广，以提升本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除此以外，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辐盖下，不同的人根据自身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以及教育程度等形成了个人的价值观。
二．价值观对合理性影响
日本是一个崇尚自然，师法自然，融于自然的国度，在生活各方面都积极体现人与自然的密不可分。日本的任何设计都从人们生活环境、便利、质量出发，且全社会都为之努力奋斗[4]，即“人本主义”。 日本文化这种追求介于出世与入世间的精神境界，致使日本不论做何都会按既定标准，缩龙成寸到极致。使其对生活的细微末节都进行人性化设计。他们不仅是进行产品的创作，同时也是价值观和生活观的传递。
日本“人本主义”理念在旅行中有着充分展示。火车车厢间的门是触摸式：门上有简易“手掌”式样标识，路过的人轻碰“手掌”，门就自动打开；而在洗手间的门则是无须人手触碰的自动感应。日本其他公共场所的门基本上也都是使用自动装置。医院厕所的门自动开合，出租车的门也是。日本酒店、旅馆和公共卫生间都采用自动洁厕冲洗方式，有些甚至还配有自动除臭、加热功能，冬天坐垫会自动加热。不会出现前者踩踏和未冲马桶，后者接续的恶性循环。
除此之外，在房屋建设计和装修上，日本设计师同样有其对传统价值观突出的认识。日式房屋一般采用纯木式构架，这与其崇拜自然、师法自然的价值观念相关。日本某节目曾讲述祖孙三代居住在半停业菜市场中，房屋空间狭小、台阶密布、终日不见阳光、阴暗潮湿。后请来日本一级建筑师进行针对性的免费设计和零利润装修。在日本人眼中房屋自然光线射入范围决定着房屋居住质量，所以建筑师将阳光充足的引入屋内居室。此外在“人本主义”方面，建筑师设计还关注到年迈者行动不便，地板全部采用无错落的平面接缝处理；一楼潮湿和老者身体状况，地板下铺用发热垫，即使是冬天也不担心受寒着凉；方便老人在夜晚行走，用点点地灯制作指引性路标。不仅如此，建筑师了解老者曾经营甜品生意且保有大量年轻时和服后，将甜品作为设计元素融入到房屋装饰布置中，还把和服置于其特别设计衣橱内，和服花纹通过衣橱玻璃显现而出，犹如一幅幅美丽的浮世绘，使人在舒适生活之余，回忆过去岁月时有着甜甜感怀。
三.对中国的启迪
日本价值观由学习崇尚自然的“自然主义”、尊重人的需求的“人本主义”与吸收借鉴外来精髓的“拿来主义”组织而成。我国强调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基本内核。在价值观取向上中日存在着许多类似点。日本崇尚自然、师法自然的理念深刻影响着其行为方式，促使日本人善于观察事物细节且做工精细到极致。设计产品常得到国外人惊叹，不仅是做工精巧，更是因设计师的着眼点细致入微、观察到一般人不曾关注的方面。
中日一衣带水，有许多共通的文化和观念。中国民生用品需求量尤为庞大，而国内生产的用品不是传递给消费者合理的价值观，而且被动适应消费者已然形成的定式价值观，不论合理与否。随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国民文化素养与消费意识也不断地提升。国内简单、乏味设计产品已不能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物质文化需求，由此促使国外代购狂潮出现。在此情形下，中国设计师想要掌握国内市场，就需要调整设计想法。不妨学习日本设计师，将本国核心价值观与自身合理价值观融合，以价值观为设计基础，着眼细节，将情感注入产品中，使产品反映个人价值观，进而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环境，以致将合理的价值观给予消费大众。
参考文献
[1] 李砚祖. 造物之美――产品设计的艺术与文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 焦润明. 试论日本传统价值观[J]. 辽宁大学学报，1989，100（6）.
篇10
关键词：影视文化；大学生；价值观；积极影响；社会影视
作为当前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已经渗透到年轻大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主要的文化消费。无论是鲜活灵动的视觉画面，还是背后映射的主题内容，影视文化都深深地吸引着大学生们关注的目光。由于影视所呈现的文化特殊性，大学生们在消费这类文化产品时，不仅只是获得一种娱乐形式，而是会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一部优秀的影视文化作品在为大学生带来视觉盛宴的同时，也能对大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价值观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影视文化激发大学生的家国情怀
“家和万事兴，治国先齐家”，这句话是很多人都懂的道理。2016年12月12日，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说：“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以家庭、家教、家风的形式，一代代传承下来，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影视文化对家国情怀的诠释，则是通过塑造和重现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从小家到大家，从大家到国家，以鲜活的人物和丰满的故事为影像表达内容，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焦裕禄》、《孔繁森》、《潘作良》、《任长霞》、《毛丰美》等影片通过重现普通基层干部的轨迹，再现了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不仅是国家精神的缩影，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闯关东》、《大宅门》、《戈壁母亲》、《红色》、《大染坊》、《神医喜来乐》、《乔家大院》、《木府风云》、《父母爱情》等优秀电视剧作品，通过塑造一个个鲜活的主人公形象和展现他们家族的时代变迁，从另一个层面诠释了家和国的紧密关联，宣扬了不屈不挠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通过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化，但我国有特殊国情，从来不曾缺少弘扬主旋律，体现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优秀影视作品。这些优秀影视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意境，能够激励大学生的家国情怀，认同我们的主流价值观。
二、影视文化提升大学生的审美素养
影视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消费品，不仅仅只归属于大众娱乐范畴，更应该承担起大学生的审美教育功能。优秀的影视文化作品能够使人们感受到真、善、美，引起人们思想、感情、理想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助于年轻一代的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尤其是在现在的信息化时代，影视艺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其渗透力、包容性和覆盖面是其他教育或娱乐形式所无可比拟的。影视艺术可以通过塑造观众认可的英雄或偶像形象，通过剧中人物传递正确的主流文化，在不知不觉中使大学生受到感染，心灵得到净化，从而达到提升审美素养的功能。例如根据《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围城》、《四世同堂》、《红高粱》、《京华烟云》、《平凡的世界》等大量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不仅通过影像传递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影视作品的思想性、文学性和艺术性，赋予文学作品强大的表现力。很多影视纪录片也起到同样类似的功能，如《话说长江》、《故宫》、《美丽中国》、《神农架》、《最美》、《园林》等纪录片通过展现壮观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奇观，不仅使观众获得最大的审美，而且让欣赏者从内心升腾起自豪感和责任感，这种爱国主义情感的升华也是重要的人文素养提高途径。而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则不仅通过食物展现给我们中国人生活仪式、家庭伦理等方面的文化，了解中华饮食文化的精致和源远流长，更是通过食物背后的故事带给我们故乡情结、人际关系、生存状态甚至是价值观方面的思考，这样的一部纪录片所带来的价值观思考不逊色于任何一本教科书。因此，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精良的画面、高科技的特效，这些优质影视作品所传递出来的传统文化和先进思想，是影响他们审美素养的提升的重要社会环境因素。
三、影视文化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文化对人的影响，一般是潜移默化的，并不是有形和强制的。影视作品作为反映时代的多棱镜，能够折射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展现出人类社会生活的全息影像，因此，优秀的影视作品总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对于大学生而言，影视为他们开启了一扇了解外界的窗口，为他们展现出了一幅幅生动、鲜明的社会生活画面。当他们真正能够理解优秀影视作品中独特的艺术魅力，也就能够从影视文化中汲取正能量，思考影视文化所传达的深刻思想内涵。无论是社会生活的变化、时代观念的更迭还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影视文化通过独特的视听觉表现形式，引起他们巨大的思想冲击，无形之中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城南旧事》、《青春之歌》、《亮剑》、《潜伏》、《漂亮的事》、《北平无战事》、《伪装者》等优秀的影视作品反映了国家利益、民族命运、时代变革的叙事主题，从民众的社会生活以小见大地观察到时代风云的变幻，承载着时代精神和时代情绪。我们当代的大学生在观影后，能够思考或者讨论当他们面对这样的国家利益、民族命运、时代变迁时，该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发挥自己的社会价值，这就是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最好佐证。目前我国现阶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制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正确地认识影视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通过影视文化的人文和艺术渗透，充分发挥优秀影视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对于引导学生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秀彦,阚和庆.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与对策[J].中国高等教育,2016,(6):13-15.
[2]刘新业.新媒体环境下的影视传播变革[J].沈阳大学学报,2011,(6):86-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