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民俗文化及传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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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优势；问题；对策；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592.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3-0135-02

1 贵州省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背景介绍

20世纪80年代开始，贵州省内安顺布依石头寨、黔东南上朗德、南花、青曼、西江苗寨等8个民族村寨被选中成为旅游扶贫试点。目前，贵州已有1600多个民族村寨开展了特色村寨游且以民族文化为主要体验项目。形成了农业观光、城郊“农家乐”、歌舞表演、民族节庆、民俗寻踪、古镇探秘等形式多样的旅游产品，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多元化发展。另外，贵州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之一当属乡村旅游。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贵州乡村旅游的年收入已逾550亿元，解决就业人数多达230万人。按照计划目标，至2017年，贵州省将建成100个以上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示范村寨、1000个左右重点村寨，突出示范和重点经营户建设，实现农民旅游收入占20%以上的农民的人均纯收入[1]。

贵州乡村民俗文化是以乡村文化和自然环境为依托的，是具有唯一性的特色旅游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体系中具有独特竞争优势，无论是对境内游客还是境外游客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发展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对于贵州旅游产品的建设、旅游发展模式的创新、加强贵州旅游核心竞争力和调整贵州省旅游业结构都具有重大意义。

2 相关概念

2.1 乡村旅游的概念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山野风光、农业生产活动、农民生活状态以及农村特有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景观为吸引物，把乡村文化作为内涵，目标市场针对都市居民，为了满足旅游者娱乐、学习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从而开展的融观赏、考学、实践、体验、购物、娱乐、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一种旅游活动[2]。

2.2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

我国多数地区的民族村寨的发展都离不开乡村民俗文化，原因在于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具有使都市旅游者体验到淳朴乡情以及民俗文化的魅力，带领旅游者了解不同地方民众特有的民风民俗和生活常态。因此可以定义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为建立在一定的旅游设施和异域、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的独特吸引力基础之上，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内涵，吸引都市居民并满足其购物观光、娱乐休闲、考学体验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消费体验民俗文化的一种旅游活动[3]。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核心内容是乡村民俗风情，其独特的创造性与民族异域性是吸引旅游者的真正魅力所在。

3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基本特征

3.1 旅游目的地的乡村民俗文化性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的发生地是在乡村地区，乡村的山野风光、生活和生产活动、乡村文化习俗、民族节日等是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吸引力所在[4]。

3.2 旅游资源的原生性

乡村地区无论是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抑或文化模式都保持相对自然原始状态。

3.3 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丰富性

农村生态系统，具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双重属性，景观资源丰富（如农村的民俗文化、婚丧嫁娶习俗、种植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生产生活工具、乡村工艺品等）[5]。

4 贵州省发展乡村民俗文化的意义

4.1 促进居民脱贫致富

如表1所示，贵州乡村旅游的接待游客数量从2011年4458.35万人次发展到2015年的9800万人次，乡村旅游总收入从147亿元上升到430亿元，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也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扩宽纯收入渠道，拉长和延伸产业链条。

4.2 调整贵州农村产业结构

F州省传统农村产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相对单一，而乡村民俗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当地服务业（食宿等）、物流业、特色制造业的发展壮大，有效的扩展和延伸了产业链条[6]。

4.3 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

贵州原有经济条件的落后，对于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缺乏物质支持，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同时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的实现也相应提高了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使得许多濒危的传统文化在旅游大潮的冲击下得到复苏，并整合融入到旅游市场中重构，得以更新重生。

5 贵州发展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优势

5.1 资源多样，内涵丰富，分布集中

贵州乡村民俗文化兼收并蓄、内涵丰富，涵盖巴蜀文化、粤桂文化、楚文化、滇文化，其核心是少数民族文化。贵州全省分布着49个少数民族，其中苗族、侗族、彝族、水族、回族、白族、布依族、土家族、讫佬族等人口超过10万人，故而素有“文化千岛”的美誉。省域内各式各样的民族节庆、民族艺术、民族风俗、饮食习惯、神话传说等文化景观“多元共存，共生共荣”，形成了“好歌村村有，好酒家家有，好节天天有”的多彩贵州民俗风情[7]。

贵州各少数民族分布相对集中于贵州省东南部和西部地区。形成乡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资源集中连片的特点，尤以黔东南州、安顺地区和黔西南州最为集中。这有利于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重点布局和重点突破。

5.2 原始性和神秘性

“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由于特殊的地貌背景，贵州省在工业化开发上不具备其他省份的自然优势，工业化程度的落后也使其传统的乡村民俗文化原始风貌保存较好，神秘感强，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渗透较轻。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导致的人群沟通困难反而促使形成了不同地区形成了形形的民俗文化，造就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原生性、稀缺性、独特性和完整性。

5.3 区位优势突出，旅游市场广，开发潜力大

当前国际国内乡村旅游风生水起，旅游业也从传统的观光阶段向体验休闲阶段过度，独具魅力的乡村民俗更是受到青睐。

从文化的角度看贵州是个大省，是一块高地，是不可多得的瑰宝，对旅游潜在市场的新引力极大。同时伴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尤其是交通运输行业的快速崛起，入黔旅游的便利性大大提升，总之，今天的贵州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处在一个极佳的历史际遇上。

5.4 政府支持力度强

贵州省政府在支持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建设和基础旅游设施的改造提升等方面不论资金投入还是心血的倾注力度都较大，2016年起，贵州省旅游局每年乡村旅游扶贫项目的专项资金多达5000万元，同时为贫困户提供贷款贴息，并探索建立旅游投融资平台、担保贷款平台。为了全方面的保护和开发乡村民俗文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促进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8]。

6 贵州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6.1 可持续发展，开发保护并举

固本培元，坚持以保护和传承文化为第一要务，涸泽而渔的旅游发展模式必不长远。开发与保护并举，实现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对于一些具有唯一性特点的民俗文化（民族建筑工艺、悬棺丧葬文化等）要重点研究保护。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中，坚持完善政策管理和加强技术支撑二者并举，实现乡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

6.2 提高认识，摸清家底，搞好乡村民俗旅游规划

制定科学的全省乡村民俗旅游开发规划，在整体规划指导下，对全省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别特征和地域分布进行调研考察、登记造册，对重点文化资源做好完善的开发、发展与保护的旅游规划，同时，各乡村民俗景区景点根据自身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具w的实施计划[9]。

6.3 整合资源，挖掘内涵

系统整合资源，积极开展区域联合，把贵州乡村民俗旅游区与省内颇具特色的喀斯特自然风景区和邻省一些著名景区联合起来，形成旅游网络。如贵阳-榕江-从江-黎平-锦屏-隆里-镇远-凯里-西江-广西桂林的黔东南旅游线；建设以喀斯特自然风貌、历史文化遗址与布依族、苗族、汉族等多民族风情相结合的贵阳（花溪高坡苗寨、天河潭镇山布依文化村、红枫湖景区）-安顺（龙宫、黄果树、屯堡文化）-安龙、兴义（苗绣、腊染、贵州乡村龙、马岭河风景区）-云南昆明的黔西南旅游线等。同时，对民俗旅游的文化内涵进行概括、发掘、升华以致凝聚区域特有的个性化精神，将民族文化中别具特色的民间节日、生活风俗、饮食习惯、神话传说、民族信仰等文化挖掘出来，设计和创造出多元化的产品，形成特色品牌，强化旅游吸引力。

6.4 改善设施，提高档次，创建品牌

多渠道融资集资引资，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实施全方位综合开发，确保乡村民俗旅游过程中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六要素的服务完善、合理衔接，特别是要加强乡村民俗旅游区的环卫设施、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旅游公共厕所、交通道路、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完善乡村民俗旅游服务设施，优化乡村民俗旅游区的大环境，使游客能够进得来、留得住、游得好，提高乡村民俗旅游业的层次和综合效益，进而实现品牌效应[10]。

6.5 培养人才，提升管理，完善服务

宏观上引导旅游业人力资源的发展如与地方高校合作，定向定点培养专业旅游人才，提高接待能力、接待档次和接待质量，管理体制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同管理制度。

6.6 加大宣传，提高知名度

酒香也怕巷子深，贵州由于受自然、社会、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知名度不够响亮，故而应重点利用港澳及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作为促销窗口，充分利用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如电视、报刊、展览、互联网等进行宣传介绍，提高乡村民俗景源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增大吸引力[11]。

参考文献：

[1]张遵东，章立峰.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以雷山县西江苗寨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1（6）：66～71.

[2]骆 诚.浅析贵州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J].经营管理者，2010（11）：60.

[3]白 娜.参与型乡村民俗旅游产品开发思路[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14～17.

[4]查爱欢.乡村旅游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影响机制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5.

[5]邓 位.贵州省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乌蒙论坛，2013（4）：49～53.

[6]刘 瑞，苏维词.贵州乡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类型特征及其开发模式[J].生态经济（学术版），2006（2）：167～170.

[7]王丽芳.浅析乡村民俗旅游的深度开发[J].安徽农学通报，2007（11）：205，152.

[8]黄欣伟.兴义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研究[D].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3.

[9]李 云，殷志华，韩 笑，等.乡村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茉莉花”文化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4（17）：42～44.

篇2

农民自办文化，是指农民个体或群体依靠其拥有的各类文化资源,而进行的以满足自身或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或物质利益需要为目的的各类文化实践活动。农民自办文化是反映当地的经济基础、文化氛围及农民自身的素质的一个重要表现。近年来，XX区文化局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以配合四区建设为着力点，积极扶持和关心农村自办文化活动，大力开展农村三项活动，全区各乡镇农民自办文化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全面了解我区农民自办文化活动情况，近期，XX区文化局组成农民自办文化活动调研组，深入各乡镇和农村，采取听汇报、看材料，现场考察等形式，开展农民自办文化调研活动。现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1、净化农村文化市场，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农民自办文化普遍具有文化实践活动吸引力强、内容比较健康、参与者身心满足感强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在乡村社会，农民自办文化越多越普及，则深度参与其中的农民群众必然越多，相应地，留连于、沉湎于腐朽、落后文化的农民群众就会越少。从而为形成文明乡风提供健康的养料和良好的导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多了，参加健康有益的活动多了;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少了，聚众赌博的少了。

2、传承乡土文化，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当一部分农民自办文化源自乡村民俗文化，或具有不同程度的民俗特征，是对乡村民俗文化的继承。这是由于乡村民俗文化在时间安排、内容和形式上往往与农民群众的生产互补和平衡，与其生活相适应和相融合，容易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成为农民群众丰富的文化资源，因而，乡村民俗文化很容易被今日的农民群众在生产之余和生活之中所沿袭、所采用，很容易转化为农民自办文化。因此，农民自办文化因具有文化的传承功效，将为当代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3、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强农民致富能力。在丰富的农民自办文化中，以开启民智为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的农民自办文化不在少数，如，农民读书社、农民书屋、农家文化大院、农民故事会、农民电影放映队(放映各类科教片)等。此类农民自办文化开展得越多、越普及，则越有助于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

4、增加沟通交流，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的聚合功能。由于农民自办文化一般伴生着农民群众的聚合现象，从而也就大大地增加了农民群众互动、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其结果往往是有助于促进邻里、婆媳、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助于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有助于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篇3

关键词：公共文化空间;黄梅戏;传承与保护;民间文化;乡愁

中图分类号：I236.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3-0136-005

当前，各地正在推进新型城镇体系建设，有的省明确提出建构以中心镇和中心村为主体的乡村地区镇村体系规划。随着规划的实施，今后一段时间内大量传统村落将会被撤并，广大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分布聚合空间和网络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我们过去熟悉的、由一个个自然村落构成的农村将不复存在，我们的乡愁将难有着落。这样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新的农村，将会给传统的、已经残缺不全的民间民俗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种陌生的中心镇村格局又将如何涤荡脆弱的戏曲文化遗产？在镇村化的潮流中，黄梅戏能否维系它的乡土性和存在感？都需要文化学者作出思考。

一、传统民间文化和戏曲的精神价值及其空间依赖

传统文化主要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学者们对此基本达成共识。正如梁漱溟先生曾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和主体是乡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1]也就是说，它来自乡村，又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基本格局。这种对传统文化本源的理解，凸显了民间文化的地位。即使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转型期，以农耕生活为背景、保留较多传统色彩的民间文化，仍然是工业文化、城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重要灵感来源和情感依托。

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官方文化不同，它是由社会底层的民众创造的、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民众文化，具有自发性和通俗性。学界在做学术研究和田野考察时，通常将民间文化分为民俗文化、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三个板块，有时还把民间文化称作“小传统”，而把精英文化、官方文化称作“大传统”。从这个角度看，地方戏曲文化属于地方性知识系统和“小传统”的一部分。

民间文化对于乡村生活，甚至对于传统中国的整个社会生活和个体的人格性情，都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以民俗为例，作为民间习俗，除了长期沿袭、相对稳定的伦理、礼仪、风尚、惯习和传统之外，民俗还包括一套符号、节庆、仪式、禁忌和戒律的系统。在这一系统的反复作用下，社会生活的规范和程式得以再生产出来，社会基本秩序和伦理纲常得到表述和遵从。传统的民俗文化正是通过群体参与、反复操演和不断学习模仿节庆、仪式和表演等，增强了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培养了人们对族群和村社的归属感，由此又建构起更大社会范围的一致性。

在皖江流域，黄梅戏既是民俗生活的具象化，同时也是民俗内容的组成部分。例如黄梅戏《天仙配》中，董永卖身葬父就是遵从“孝”伦理及相应的风尚习俗的一个例子，《天仙配》对“孝道”的推崇，实际上也是民间文化“小传统”对儒家伦理“大传统”的呼应和保持一致的方式。黄梅戏也是以娱乐形式表现出的民间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表现，对民间社会精神文化起形塑作用，具教化功能。它粗线条地勾画出人们认识和诠释世界、社会秩序、人生价值、历史传统的意义框架，同时也铭刻着以村庄生活为轴心的集体记忆。哪怕是以后走出了这个区域，只要一听到黄梅调，就会溢出浓浓的乡情，乡愁因此抽象而具体。要留得住乡愁，就要留得住民俗文化，包括戏曲文化的语符。

传统戏曲与其他传统民俗一样，其存在都依赖于特定的公共文化空间条件，黄梅戏也是如此。首先，它们都是极具地方性或乡土性的文化形态。在传统中国乡村地区，民俗文化自成一体，世代传承，大多在较小区域流传，有些在较大范围传播，但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就戏曲而言，最初都具有民俗文化个性和鲜明的地方色彩，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所有的戏曲都是地方戏。因而，黄梅戏等地方戏能够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中持续繁衍流传。其次，它们赖以存在的文化空间不是宏大空间，而是小微空间。如黄梅戏在其原生态阶段，并不具备在较大空间和舞台演出的条件，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都可能成为演出和观看的场所。正如有论者所言：“在现代社会，随着宗族和宗教文化淡出乡村，乡村文化生活由全民性、狂欢性、公共性转向小众化、日常化、私人化，演出实际空间日益变小，但因其公开演出的形式其实也是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依然凝聚了超越家庭和宗族的人情空间。”[2]第三，无论剧种大小，其生存都离不开特定的空间条件支持。戏曲界有句话，叫做“水路即戏路”，船行至何处戏就演到何处，少时的鲁迅泛舟去庄外临河的空地看戏，船与水也构成了社戏传播的空间要素。因而，古往今来，戏曲的精神表达需要一定的物质空间，这种空间同时还是精神的、意义的、文化的。

二、戏曲文化的空间缺失和错位

当下，传承和保护戏曲文化的呼声很高，政府和各界举措颇多。但是不能不说，执行情况，或者说其实际效果，还不理想。在城市中，相当一部分传承和保护措施不接地气，和民间文化难以衔接。而在广大乡村地区，问题更为突出：戏曲文化和其他民间民俗文化一样，或者被淡化，或者被遗忘，或者已异化：极端地商业化与工具化。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转型，皖江地区乡村民间文化也正在急剧流失，其传承与保护受到巨大挑战，客观上加快了乡村生活的碎片化，削弱了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宗族和士绅是地方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民间娱乐、祭祀礼仪和节日庆典的有力组织者。由于原有宗族体系的解体和士绅结构的瓦解，民间娱乐活动，包括地方戏曲演出，失去了组织依托和资源支撑。建国后，政府重视农村文化建设，鼓励建立各种业余剧团，开展了大量演出活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转型和生活环境的深刻变化，传统戏曲文化和戏曲活动的维系与运转越来越困难，其民间性也大打折扣。各级文化机构和基层半官方文化组织推动的文化娱乐活动并不少，但是它们通常凸显的是文化娱乐的知识传播和教化作用，它们想教育农民、改造农民，提高农民的素质，把农民更紧密地纳入体制的轨道，因而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民间性文娱活动，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我们面前似乎出现了这么一种对峙的情怀：于游子们而言，乡愁是一种浪漫的情怀;于原住民而言，乡愁却是痛苦，是一种努力要摆脱的宿命。

更严重的是，外出务工及经商所造成的乡村青壮年群体大规模非农化、城市化，意味着乡村社会年龄结构的严重失衡。乡村成人群体的衰落，不仅使乡村社会减少了活力，也使戏曲活动既失去了最大的观众群，失去了大量的演出参与者，更失去了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相应的场域。乡村社会的“空心化”，使乡村戏曲演艺活动难以开展，局面尴尬，许多璀璨一时的地方戏曲艺术难以为继。在乡村社会，我们不仅面临着人口结构的断裂，也面临着乡村民俗文化根基的断裂。[3]因而，乡村社会的这种“空心化”变迁趋势，也是乡村文化空间密度的稀释。

跟“空心化”相关，也是“空心化”的客观后果，还有一个重要的空间因素必须提及，这就是乡村社会中“村落的消失”。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留下的遗产，冯骥才2012年曾援引官方公布的数字说，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4]数千年来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聚族而居”的模式正在发生巨变。以致有人发问：二三十年后，“村庄”这个东西还存在吗？我们无法确知未来还剩下多少村庄，但我们可以预知，村庄消失这一趋势必将对乡村民间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以后，一些民俗和戏曲的演出场景，将不再以乡村为背景，而是以更大的聚落格局――镇村为背景。以前许多因村庄而兴、依村庄而存在的民俗事象，会以什么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或不再存在，值得关注。继村庄形态之后的镇村形态，空间的改变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传统农时节奏和农耕劳作模式渐已远去。村落文化的消逝，将会如何影响戏曲文化的变迁，也值得探讨。

戏曲文化上的功利主义和戏曲文化空间的缺失，二者叠加起来，造成本已紧缩的戏曲文化空间的错位。古往今来，戏曲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功利性。白天观景，晚上看戏，也不失为一种惬意的生活，它至少是健康公民（或游客）对生活方式的一种自由的、健康的选择。然在提法上，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引申到戏曲搭台、经济唱戏，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戏曲政策是弊大于利的。地方戏曲和许多传统民俗的命运一样，过度地开发，不断地、机械地复制，它的文化含量被大量稀释，离文化的概念会越来越远。当我们强调戏曲是一种资源，努力把戏曲演艺翻版为一种旅游业态，甚至把最能撬动游子之心的乡愁转化为换钱的商业行为――凡此种种，导致传统戏曲民俗在记忆中的温情与流光不再，也就不可能调动民众的自发参与。而没有民众的自发参与，戏曲文化就跟乡村民俗文化渐渐疏远，戏曲文化也就渐渐被稀释以致被淡忘了。

传统戏曲民俗文化的流失和稀释，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和民众的文化认同产生了负面作用。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娱乐活动始终行使着综合功能，它是一种共同参与、共同拥有、共同完成的活动，是集体意识的凝聚和认同过程的重要环节。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它都承载着社会整合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乡村集体性的民俗活动包括公共的戏曲演艺活动的不景气，就印证着乡村公共生活的式微。

从文化空间的角度看，上述社会变迁给传统戏曲带来了巨大的空间冲击，它历来所依赖的空间图景不复存在，区域文化在趋同，民俗文化式微，地方戏曲的文化特质难以为继，其空间特征越来越模糊。村落不见了，传统耕作方式中的“田间”、“村口”、“屋前”何在？激发民间艺人创作、吸引乡村民众观演的聚落背景和空间条件正在消失。虽然传统戏曲并非只“俗”不“雅”，但精英文化或曰“大传统”对民间文化“小传统”及其价值的忽视与低估，造成了现代变迁中乡村文化传统与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传统戏曲文化没有了空间，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

三、公共文化空间的再造与乡愁的安放

在新型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传统的民间文化和我们的乡愁，注定要经受新的考验。2014年夏季，《安徽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30）》获批。根据该规划，到2030年，全省城镇化率将达到70%～73%，城镇人口数量将达到5100～5300万人。这是自中央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来，第三个获批的延及2030年的省域城镇化规划，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规划》提出建构以中心镇、中心村（新型社区）为主体的乡村地区镇村体系。[5]其中，中心村（新型社区）为农村基本服务单元，自然村为因地制宜保留的居住单元。到2030年，集聚于中心村的农村人口比重将达一半以上。《规划》同时提出培育建设美好乡村，保护乡村的历史文化特色，塑造具有安徽分区多元特色的城镇风貌。一方面，我们需要城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留住乡愁。这是一件让人纠结的事。许多人面对城镇化的大潮，感到几分无奈，但也应看到，这份具有前瞻性、指导性的《规划》，对于皖江地区传承和保护包括戏曲文化在内的民间特色文化，对于我们审视黄梅戏的传承策略和发展的重点方向，都提供了新的重要契机。今后的乡村地区，包括黄梅戏在内的戏曲文化，其传承基础将更明显地从传统村落转移出来，也将更明显地倚重于中心镇村。因而，中心镇村建设什么样的公共文化空间，将直接关系到黄梅戏传承与保护的成效和成败。换句话说，必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是传承和保护黄梅戏的重要前提。

何谓公共文化空间？在不同的学科中，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差异很大。城市规划学者把道路、节点、边界、标志和区域看作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五要素。在西方，中世纪之后出现的城市广场，如巴黎的协和广场和巴士底广场、莫斯科的红场等等，往往被看成典型的公共空间，公民或市民在这里漫步、聚会，议论时政、观察时尚，有的也用作集市和庆典场所。在一些社会科学学科中，则赋予了公共空间更多的文化精神内涵，如社会学强调它是公共场所和公共性的叠加，认为它是在特定空间中具有公共性的、相对固定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交往结构方式。[6]那么，按照社会学的理解，“公共文化空间”就是公众参与的、相对固定的、用于文化交流和交往的公共场所。

对于公共空间来说，建筑、场地当然是重要的、必需的，但是这又不仅仅是提供一栋建筑或一个场地这么简单。要满足社会学的定义，文化交流和交往就需要一定程度制度化的文化组织和制度化的文化活动形式的支撑，从而才能构成真正的公共文化空间。

从以上分析可见，公共文化空间显然具有四个基本要素：一是物理意义上的特定空间，包括广场、会堂等场所或狭义的物理“空间”;二是公共性，也就是对公众敞开，便于公众参与，它不是私人性的，不是封闭的;三是文化性，它专用于文化活动，或便于文化活动的经常使用，而不是商业性的，或商业性过强的;四是一定的组织性或制度化，能保证这些场所经常性地开展文化活动，而不是经常性地处于空置状态。在四个要素中，物理空间是物质前提和必要条件;但是公共空间不是空的，其内容要有文化注入和丰富。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一轮以中心镇村为主体的乡村地区镇村体系建设给戏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带来了机遇，也正是基于乡村公共的、物理的空间的重组在理论上有利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建，克服过去由于村落分散造成的公共空间设置困难，从而有可能在“四个要素”的各个层面上扭转不利于传承和保护黄梅戏这样的文化遗产的乡村文化空间格局。

在实践和操作层面上，在实施中心镇村体系规划建设时，应充分考虑皖江地区的地域文化分区特点，注重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完整的戏曲传播活动需要一套文化空间支持系统，依赖于三个空间条件的匹配，即地域文化空间、社区文化空间和观演文化空间。皖江地区就是一个地域文化空间，它不仅仅在文化态度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的及物质的层面上，决定了这个空间是否以及能否真正承载和支持黄梅戏文化。就戏曲表达形式的充分性来说，社区的文化氛围对黄梅戏来说也很重要。观众由衷地爱看戏和被动员去看戏，其间的差别自不待言。戏台、剧场、音响、环境，这属于观演文化空间的范畴，这些要素的质量关系到戏曲表达的质量和最终效果。

要传承好、保护好黄梅戏，就要着力培育其文化土壤和文化根基;而要培育好这一土壤和根基，相关文化区域，特别是皖江地区，首先是安庆市，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上勇于担当，肩负起为黄梅戏的传承和保护创造地域文化空间的使命。在安庆市区，黄梅戏的公共文化空间缺失问题已有显著改观，“街场黄梅”（街头和广场）方兴未艾，群众性演艺活动所需的大戏台也在持续建设之中，城市的乡愁算是有了一定的着落。罗岭黄梅村等处的乡村戏曲活动也颇具规模。这是一个积极的趋势，值得继续推进。其次，在戏曲至少在戏曲文化资源的富集区和戏曲文化活动的密集区，当然也包括黄梅戏文化保护区，要善用“政府之手”，发挥国家意志的推手作用[7]，把戏曲文化的传承发展纳入公共空间建设布局，为黄梅戏等地方戏曲的传承发展构筑必要的社区文化空间。第三，在规划设计上要构建物理上的黄梅戏观演文化空间，结合美好乡村建设及农民文化乐园的设置，整合文化空间资源，在中心镇、中心村（新型社区）建设或提供以群众性黄梅戏活动为重要主题的大小广场、会堂、会馆、戏台、舞台，为公众提供展示、观赏、参与黄梅戏的便利。在使用和管理上，要彰显它的公共性、开放性，以鼓励和吸纳大批公众参与为宗旨。必须强调，没有这样的空间，（下转第159页）（上接第139页）黄梅戏的传承和保护就是空话。建构这样的空间，是黄梅戏得到传承和保护的必要前提。第四，在体制机制上，要确保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本色，使之主要用于群众性、公益性、周期性的公共文化活动，而不应以经济收益为重[8];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扶持乡村各种群众性的剧团组织，倡导和培育各种自发性的戏曲小群体，尽可能地留存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真正把乡愁留住。

一曲黄梅小调，寄托着多少人的乡愁。传统村落星罗棋布，炊烟袅袅的图景正在远去，浓浓的乡愁难以抛却，又难以找回。新型的镇村体系给乡愁的存留提供了新的样态。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得到公众和网民的大量点赞，也得到学界的如潮好评。把民间文化留住，把戏曲文化留住，让黄梅戏经久传唱，对于皖江流域的民众来说，才是真正记住乡愁、留住乡情。如此，就要给黄梅戏多一点空间，为黄梅戏文化的“安放”留下“一席之地”，优先将其纳入公共空间建设的布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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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易萍.地方戏剧在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变革中的价值――以广西平南牛歌戏为个案[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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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骥才.中国每天消失近百个村落 速度令人咂舌[EB/OL].中国新闻网，[2012-10-21]http：///cul/2012/10-21/4263582.shtml.

[5]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30年）[Z].2014：44-47.

[6]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J].人文杂志，2004，（6）：16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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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是福建的省会，地处祖国东南沿海，靠近宝岛台湾，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对外开放度都很高的地区之一。福州在她悠久的历史和特殊地理位置的背景下，经过多年的文化积淀和传承，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

1.1 特点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是中国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的真实写照，而对于整个福州的民俗文化而言，“十里不同风，一乡一习俗”就是对她绚丽多彩的民俗文化的形容，在这里你会看到古色古香、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不同民俗文化。福州的民俗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1.1 兼容性强

福州地区包含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无论是王审知招纳中原人士建立“教闽中秀士”，还是后来清代的“五口通商”等，南下的闽人和百姓以及近代的向西方学习的浪潮等，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经过不断的融合，形成了独具福州特征的文化。

1.1.2 多样性

福州民俗文化的主题是多元性的，由于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从早期的土著文化习俗到根深蒂固的汉族传统文化习俗，福州的民俗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且融合了其他各地域的民俗文化。在饮食、婚丧嫁娶、语言等方面都有不同的习俗。

1.1.3 开放性

福州的民俗文化是一种扎根于福州本土的地地道道的乡土文化，但是它并非完全封闭，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它都广泛吸收来自国内外的一切优秀文化习俗，并不断加强与外界的合作和交流，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

1.2 形成原因

福州民俗文化的形成与其历史发展和地理位置分不开。福州是传统上福州十邑的统称，发展建城具有 2200 多年的历史，夏代属于扬州地区，殷商是七闽之地，是战国时的越国所在地，秦时为闽中郡，历代收容了很多南下的入闽人士和百姓。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近代紧随“五口通商”之后，成为中国首批被迫开放的门户口岸之一，不断吸收国外的文化，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直接和西学接触，培养了大批的现代化人才，是我国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的先河之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在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共同冲击下形成独具福州特点的民俗文化。

2 福州民俗文化的主要内容

由于不同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的影响，福州的民俗文化不但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在这些特点的映射下产生了不同内容的习俗文化。

2.1 福州饮食民俗

民以食为天，福州的饮食民俗主要表现在菜系上，福州菜是闽菜的主要代表，有着独特的风味，它的配菜用料和调味料都是以当地的材料为主的，善于用糖，福州人在做饭炒菜的过程中喜欢用糖来调味，口味以“甜”为主，兼顾酸、淡。在福州的菜肴中，最常见的就是汤了，地方有“百汤百味”的说法，汤是整个闽菜的精髓所在，福州的菜品上千种，其中有“佛跳墙”等这种名扬天下的美食。

2.2 福州婚礼民俗

自古到今，福州的婚礼习俗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为了调节自己单调的农耕生活或是紧张的现代生活，在婚礼上创造出了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婚嫁习俗，主要以追求热闹的气氛为主。在福州，女儿出嫁要在中午之前，并且在迎亲的过程中还要撑红伞，不能让太阳照到新娘的脸上，这是婚礼上一个重要习俗。

2.3 传统节日民俗

在传统节日上，福州不但有地方色彩的民俗节日，如拗九节、中元节、乞巧节等，而且在中国传统的节日（如清明节、中秋节、冬至等），节庆活动也具有浓重的地方特色。拗九节是福州特有的民间传统节日，在农历的正月二十九，也有孝顺节、送穷节之称。节日早上，家家户户都要用糯米、红糖、花生、红枣、芝麻、桂圆等煮成粥，用于祭祀或是赠予亲友。在清明节这天，福州的家家户户都要到郊外去踏青，上山扫墓，在福州有一种清明的节贡品——“清明稞”，每当扫墓回来人们都会折松枝带回来插在门上用来消灾避邪。

2.4 福州方言

福州的地方语言以福州本地话为主，这也是当地人在平时交往中使用最多的语言。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显得比较亲切，福州话在语句上的来源基本就是人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福州话中，用于生活的语言丰富多彩，并且具有浓重的文化气息。在福州的语言特点中，俗语是最不可少的，例如福州人通常称“蛇”为“七缠、八吊、九横路”，因为在福州由于气候潮湿，所以在七八月间，常常会看到有蛇或是盘在屋檐、或是吊在房梁或是横在路的中间。福州的语言听起来轻快自然，犹如委婉悦耳的音乐，令人回味无穷。

3 福州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文化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一种“无形的生产力”，并且在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成为 21 世纪最具潜力的发展行业之一，成为各地重点的发展项目。文化产业包括文化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文化旅游等四个方面，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的发展在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但让人们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有了更深的挖掘和更深刻的理解，在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让人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各地利用传统文化和民俗发展旅游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福州是一个经济和传媒技术都比较发达的城市，人们运用当地的文化习俗发展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成功，并且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已经有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由于福州开发较早，交通便利，对外经济发达，人口集中，并且汇聚了各式各样的人才，充分利用了当地的民俗、传统建筑发展旅游业和与当地文化相关联的附属产品和加工工业，使得城市的文化产业呈现了一派繁荣的景象；在福州近郊和部分农村，文化产业也得到了发展，但是远远没有城市那样繁荣，农村由于条件有限、基础设施不全、经济发展滞后、交通不便等问题的影响，造成农村的文化产品一直得不到好的开发，即使有几个小的剧团在演出，也只是出于娱乐，没有经济效益可言。

4 福州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重要意义

4.1 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

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极大地促进文化相关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消费，利用民俗资源发展旅游业以及产品加工业，能够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福州的产业结构得到不断的调整和升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的长足发展。

4.2 传承民族文化

福州在大力发展民俗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对于本市的传统文化经过了细致的挖掘，然后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文化产业的繁荣不仅仅带来的是经济效益，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在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更让人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更深刻的了解，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4.3 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距

福州在发展城市文化产业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于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政府给予农村大量的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号召更多的优秀人才到农村中投身农村的文化建设，为农村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这不仅能够促进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还能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距。

4.4 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福州依托民俗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国内外的游客到福州观光旅游，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对于福州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扩大了福州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力。

5 福州民俗文化产业的开发战略

福州人民对于生活的品质和高消费的意识比较看重，福州的商人也是赫赫有名，发展福州民俗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福州文化产业的开发，要做到以下几点：

5.1 依托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

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丰富的民俗资源是基础，可以使产业迅速起步，并且也是产业得以发展壮大的主体。利用福州民俗中饮食习俗、婚嫁的习俗以及特色的节日等内容，开发旅游资源，提高资源利用价值。

5.2 大力发展主导产业

面对福州丰富博大的民俗资源，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不能面面俱到地发展，而是要着重推出地方的特色民俗，形成主打产品，进行发展，例如着重中充分调动人们的感官，营造身临其境的氛围，增强参与性、互动性和趣味性展品；其次，科技馆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旅游场所，必须在服务与观众的满意度上下功夫，在时间上作相应的调整。比如，泉州市科技馆为了做好服务，在寒暑假、周末、“五一”和“十一”黄金周期间均照常开馆。

5.3 加大对农村文化产业的支持

由于经济条件、交通和政策的限制，拥有丰富民俗资源的农村一直得不到充分的开发，近几年来，文化产业的开发、大城市的文化资源在内容上逐渐进入瓶颈期，这对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为了避免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损失，使文化产业取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在政策和资金上加大对农村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势在必行。

5.4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政府要加大对产业发展的投入力度，对于一些社团、剧团、文化产业公司的建立、外商的投资等要降低门槛。政府要放宽对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限制，2004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非公有制经济在进入文化产业的开发建设中完全合法，有利于提高文化产业的开发速度和质量，可以为文化产业的开发注入大量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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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白鹭古村；学术史

白鹭村，位于江西省赣县的最北端，毗邻兴国和万安，有一脚踏三县之称。在这个古村落里保留着大量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到目前为止，白鹭是江南保存最完好最集中的客家古村落，虽历经860多年的风吹雨打，依然保存有大小不等的祠堂、庙宇共69座。在2006年9月18日于湖南闭幕的中国郴州生态（民俗民居）旅游节上，特色独具的中国十大古村隆重亮相，赣县白鹭村成为中国十大古村之一。悠久的历史让白鹭拥有了为数不少的“第一”和“唯一”：中国第一座以女士命名的女士祠堂，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江南第一个村级民俗博物馆，故宫唯一一块遗留在外的金砖等，继2003年公布第一批29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后，2007年7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又公布了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其中，赣州唯一入选的是赣县白鹭乡白鹭村。正因为白鹭村有浓郁的古村特色，所以，近几年来白鹭村成为各个专业的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拟从以前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赣县白鹭村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的学术史回顾。

一、民俗事项的研究

关于白鹭村民俗事项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抢打轿”这一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谭东辉《客家“抢打轿”的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与价值研究》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关于“打轿”体育民俗的由来以及“抢打轿”的仪式，重点分析了白鹭“抢打轿”活动长盛不衰的原因，作者认为，“打轿”这一民俗体育活动维系着人们对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填补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一丝空白。“抢打轿”作为赣县白鹭村独有的古老习俗，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又充满活力的民俗体育。白鹭人尚武好斗，刚猛有余而文气不足，“抢打轿”意在以一年一度的赛事满足勇士们的斗勇之欲，同时赢得平日族人的尚文重德、团结和睦。“抢打轿”表现出了儒学性、历史性、农耕性、传承性和娱乐性的体育文化特征，并有浓郁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商业价值。打轿活动产生于赣南白鹭的生产生活中，寄托于民族的神灵崇拜、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关于“抢打轿”的民俗活动，张玉菊，吴玉华，曾晓莉《探析客家白鹭“抢打轿”民俗体育及其传承价值》一文运用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等方法，也对“抢打轿”这一民俗活动的历史渊源，活动组织程序，传承价值及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该文作者认为“抢打轿”作为赣南客家民俗文化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内容的丰富，其蕴含的精神思想与思维方式，对人和社会的发展、整合都有深刻的启发与借鉴作用。并且具有一定的民间休闲娱乐功能以及可以促进旅游的发展价值。

二、建筑风格的研究

关于白鹭村建筑风格以及其表现出的文化特色和价值意义，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张嗣介《赣县白鹭村聚落调查》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白鹭村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作者从白鹭村的地理与历史谈起，详细叙述了村内街道与建筑布局，并以典型的村内代表古建筑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说明了白鹭村建筑的与众不同，作者认为，白鹭村的街道布局建筑设计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村庄的发展和布局以及建筑追求风水意识，同时也周到的考虑生活的功能。建筑中的装修一般比较朴实简单，“祠”和“堂”在白鹭村没有本质的区别，关键是看何祠何堂。白鹭村以钟氏占全村人口的95%以上，村内人口繁衍至数千人，但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村，是宋代客家钟氏没有间断的延续族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较多的宋代客家人的文化原型。白鹭村的整个村庄布局、街道、建筑基本上还是明清时期的格局和建筑，有着自己独有的建筑文化气息和生活气息，是我省现存罕见的一处客家古村落。针对白鹭村的古建筑的研究，学者郭粼、曾国光《白鹭村古建筑吉祥装饰艺术研究》一文主要从白鹭村的古建筑吉祥装饰艺术的分类及表现手法出发，探讨其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作者认为，白鹭村古建筑吉祥装饰的艺术表现一是顺应当地群众传统欣赏习惯，在建筑物的雕刻装饰上，呈现出局部与整体、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二是着力写意，有情有趣。三是寓教于乐的表现手法。在建筑装饰中雕刻技法的不同体现出造型之美，工艺之精和匠心之巧的艺术特点。通过不同部位和不同内容的雕刻之间的配置、组合、呼应，构成统一面完美的艺术形象。白鹭村古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其真实的反映了白鹭古村落居民的家族形态、生活形态、文化形态、艺术形态、观念形态及自然环境的适应关系。审美意义主要体现在建筑装饰与形式的完美结合。白鹭村古建筑吉祥装饰是赣南传统民间吉祥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满足了白鹭人民的精神的需要，而且表现了设计者、建造者和使用者的思想情感、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而另一学者许鹏在《客家民居建筑文化风格――白鹭村》一文中，作者认为白鹭的客家民居，借“祠堂”而独秀天下，白鹭祠堂从使用功能上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门奉祀祖宗神位并举行“辞祖”仪式的祠堂，一种是既聚居人家，又奉祀祖宗神位的祠堂。从构成上角度看，基本是由建筑实体围绕中空的天井构成，即“四水归堂”建筑。白鹭民居为砖木混合结构，其重要特点是注重雕刻装饰。学者高健婕《赣南客家女性祠堂研究――论“王太夫人祠”的文化内涵与装饰艺术特点》一文从祠堂的建筑理念以及与客家民俗的关系上，详细探讨了“王太夫人祠”的文化内涵和装饰特点。作者认为，“王太夫人祠”的建筑特点不仅体现出了赣南客家人“吃苦耐劳、勤俭创业、团结互助、勇于开拓”的人文精神和独特的客家民俗观，同时，其建筑风格与装饰特点又与祠堂主的思想交相辉映，呈现出质朴典雅、庄重秀丽的艺术风格。“王太夫人祠”作为客家民俗文化与客家人文精神的物化形式，也体现出了独特的赣南客家区域人文环境和民俗观，并蕴涵了独特的客家建筑审美文化，它融客家民俗文化之精华，已然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象征符号，折射出了客家人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中对自然、人生、世界的观点与看法，体现了客家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当下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作为旅游开发项目的研究

白鹭村自2006年被选为中国十大古村落之一，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去参观，作为旅游开发项目的白鹭村也成了很多学者研究的对象，熊桂兰、戚蕙兰在《白鹭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主要针对白鹭古村作为旅游品牌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村民对古建筑等文物保护意识尚需加强、村民对发展旅游业积极性不高、旅游管理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以及白鹭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等问题，提出白鹭村今后旅游开发过程中自己的一些思考：充分调动村民旅游开发的积极性，走保护与建设之路，注重清洁与整齐并举以及挖掘文化内涵，丰富旅游内容。作者认为，白鹭村不仅有着成群的古建筑，而且还有独具地方特色的东河戏、木偶戏等民俗文化。其中发源于赣县白鹭的东河戏，在2008年6月被列入江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白鹭村客家文化在国内外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白鹭村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村，要使旅游观光的人们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还需要加强各方面的努力。另一位学者钟福民《论赣南客家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以赣县白鹭村为例》这篇文章主要认为古村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其文化资源因为与人的有机结合而显出相当的复合性。在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对古村落加以合理的保护，涉及到继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关系，并且体现出多方面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作为农业文明孕育下的村落，白鹭村不但布局合理，而且其村落文化的构成要素也很完备。白鹭村正是靠其古老建筑、民间艺术、民俗风情等多方面的文化资源，体现出古村落的独特价值。但是，白鹭古村在文化保护的问题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新旧景观的不协调，景观的生活性和观赏性不协调以及直观的物质文化与潜隐的非物质文化的不协调三个方面。针对这方面的问题，作者提出相关的对策，根据白鹭村当前的情况，对其保护宜采用“分区式”和“景观式”相结合的思路，并且做好村民的环境卫生教育，让他们不要将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随便摆放，对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等进行科学处理，再者，政府或旅游主管部门，要帮助村民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统一规划。而学者涂秋风《处在深闺无人知，客家古村重放彩――白鹭古村旅游资源特征分析》的这篇文章主要是在对旅游资源特征分析评价的基础上、从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提出了古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初步构想和基本思路，重点阐明了客家文化在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和地位。作者认为，白鹭古村及客家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特征明显，它包含了建筑、民俗、民间艺术、饮食及客家迁徙历史的相关旅游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客家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广大的市场潜力和前景。旅游产业发展的思路主要有：树立良好的保护意识，正确协调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依托赣州城作为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中心集散地的强大优势，加大旅游促销力度，积极开拓旅游新市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体系配套；实施赣南客家民俗文化旅游项目间的区域协作，打造优势集成，以观念创新、产品创新、体制创新、营销创新为向导，提高白鹭古村对赣南乃至全省旅游发展的贡献度；积极招商引资，拓宽融资渠道，多方位、多形式筹措资金。作者把古村旅游的功能定位位以客家文化为主脉，民居古建为依托；以观光旅游为主、休闲度假为辅的自然-田园-风水-寻根游。策划的旅游项目包括：客家溯源寻根游、民居古建观光游、客家民俗活动游以及绿色家园休闲度假游。

四、结语

白鹭村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客家文化底蕴的古村落，近几年来，不管从其民俗活动、建筑风格以及旅游开发项目等方面都成了众多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白鹭古村的研究对现代古村落的开发与今后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不仅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于古村落原有生态保护的重视，而且对于其他古村落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多年来学界对于白鹭古村的研究尽管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不足，比如白鹭古村作为旅游开发的具体实践有哪些可行性，人们意识上的不重视导致传统文物大量的流失现象以及古村落的建筑修复的经济来源，今后的发展状况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待于对白鹭古村做进一步的研究。（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谭东辉：《客家“抢打轿”的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与价值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2期

[2]张玉菊，吴玉华，曾晓莉：《探析客家白鹭“抢打轿”民俗体育及其传承价值》，贵州体育科技，2013年9月

[3]张嗣介：《赣县白鹭村聚落调查》，南方文物，1998年第1期

[4]郭粼、曾国光：《白鹭村古建筑吉祥装饰艺术研究》，艺术与设计

[5]许鹏：《客家民居建筑文化风格》，中华建设，2006年第1期

[6]高健婕：《赣南客家女性祠堂研究》，美术大观，2011年第3期

[7]熊桂兰、戚蕙兰：《白鹭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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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俗文化；甘谷社火；乡村

一、甘谷社火的起源

甘谷县地处陇中地区东部，是秦文化的发祥地，也是神话传说中三黄之首伏羲的诞生地，古称羲皇故里，有着华夏第一县的美称。甘谷在历史上是羌汉等多民族繁衍生息地方。因此，各民族文化的交汇碰撞产生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其中社火是一项最受广大民众欢迎且经久不衰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关于甘谷社火的起源，到目前为止还无确切史料可考，当地人普遍认为这与远古时代的农耕祭祀有关。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农立国，他们依赖自然，崇尚自然，认为种种自然现象是神的意志的反应，是大自然给予他们生存的恩惠，所以他们把丰收和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因此，祭祀神灵是农业生产中不可逾越的环节。社火就是随着这种古老的农耕祭祀活动演变而成的一种娱神又娱人的活动。“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神，这是西北地区人民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一种民间信仰的遗脉。

二、社火组织形式

传统的社火是以村社为单位组织的。谁来负责该年度的社火事宜，各个村庄不尽相同。每次选出一到两人作为本年度整体活动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其余组织者按照每个人的特长分工，无论是活动负责人还是参与表演的人，大家都各司其职，各尽其力，整个活动过程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这种组织形式既体现出一个村庄乡民们团结和谐，互助友爱的人文情怀，同时也彰显出一个社会团体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三、社火表演

(一)表演人员。参与社火表演的人，上有六七十岁的斑白老人，下有三四岁的天真孩童，既有青壮年小伙子，也有从外村嫁进来的新媳妇儿。总之，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这项喜庆的活动。大家自发组织，主动寻找搭档，利用空闲时间排练节目，这自然又拉近了相邻之间的距离，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二)表演时间。关于社火开始的时间，每个地方不尽相同。甘谷县的社火表演一般在农历春节的正月初四开始。该地区社火还有白社火和夜社火之分。白社火，顾名思义，就是在白天表演的，黑社火自然就是在夜间表演的。

(三)表演内容。盛行于甘谷地区的社火表演一般有跑旱船、耍狮子、舞龙灯、踩高跷、跑纸马，小戏、打腰鼓等。在甘谷地区，小戏是社火表演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当地人也叫“唱秧歌”。曲音纯属当地方言，内容基本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有的描述当地百姓的生活习俗，如《摘花椒》等；有的叙述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孝廋的传统美德，如《卧冰求鲤》等；有的叙述情深意浓的爱情故事，如《十里亭》等；有的叙述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如《转娘家》等；有的叙述妇女能绣会织的灵巧手艺，如《绣荷包》等；有的是叙述变幻多端的自然现象，如《十二月花》等。这些曲艺都包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曲音都是地方方言，内容都来自于老百姓身边实实在在的生活，易学，易懂，易记，亲切而又自然，所以深受当地百姓喜欢。

四、社火的发展及传承

解放以后，随着科技的普及与发展，唯物主义占领了人们的思想领域。人们懂得了自然与神灵的关系，过去愚昧落后的观念从人们的头脑中消失，社火的内容也逐渐更新。现在的表演形式新老结合，有相当部分内容与科学技术有关，比如：高科技农业生产成果，电子科技的创新与发展等等，都在社火表演队伍里以彩车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但这种社火一般都是在城镇举行。城镇社火无论是道具、服装，还是演出内容都比农村社火显得“高大上”但民俗文化，就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乡村社火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增强了一个地区村民们的集体认同感，反映出人们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社会组织的方式。可以说中华文化的根就是深深扎根于泥土之中的，产生于乡土间的民俗化是我们研究中华文化的载体。

五、结束语

甘谷社火是甘谷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憨厚朴实的甘谷人民至真至纯的历史记忆，无论是表演内容还是表演形式，都饱含着乡村人民最朴实最深沉的感情。甘谷社火不仅反映出甘谷人民勤劳善良的民众性格，同时也在传承甘谷民间信仰、形成甘谷人民的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作为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甘谷社火，已经成为甘谷人民的灵魂。而乡村社火作为我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丰富了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内容，而且也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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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丹丹.近年来国内社火研究综述[J].地方文化研究，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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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是政府职责。政府要主导，组织古村落外部环境整治，内部建筑维修，基础设施配套，村民搬迁安置等。旅游经营可由市场运作，成立保护利用有限公司(股份制)，国有控股、村集体控股、社会资金控股均可。为启动新叶古村保护利用，建德市成立8人编制的古村落管理委员会，文体副局长专职负责，财政投入500万元/年，同时落实60万元专项管理经费(12%)。黟县成立遗产办，设专职人员编制，统筹西递、宏村的规划、文物、文化等管理事项。

2)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古村落保护利用，要因地制宜、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实行原地保护与异地保护并举。对于有保护利用条件、街巷肌理尚存、传统建筑较多的古村落，应该整体原地保护;对于散布在偏远村落不便就地保护或即将倒塌急需抢修的古建筑，可通过异地搬移的方法集中保护;在保护措施上，可采取认租、认购、认领多种形式，既增加农民收入，又促进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

3)有效利用、文化传承。中国近代史上出现晋商、徽商两大商业主流。深厚的徽商文化底蕴正是从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中得到延续、传承，形成了文化产业链，产生持续的经济效益。当地政府从一开始就从文化层面统领古村落保护利用，把古村落保护利用与建设美丽乡村、小康村、生态旅游村有机结合。如黄山市黟县西递村、宏村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浙江金华市婺城区寺平村、杭州建德市新叶古村申报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建德市对新叶古村保护开发定位为“游秀美新乡村，览千年古建筑;体验耕读文化，品尝农家土菜”。寺平村在保护利用中将古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获得了浙江省特色生态旅游村、小康示范村、美丽乡村等称号。

2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的思考

1)政府主导。古村落历史价值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保护利用必须政府主导，成立工作机构，具体负责规划编制、政策制定、拆迁安置、资金筹措等工作，在处理好村民生存与发展、保护与利用、近期与长远等关系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实行企业化运作。

2)规划先行。编制古村落保护利用发展规划。规划要充分体现古村落的主题和特色，包括保护、完善、村民安置、旅游利用等内容，并充分征求村民意见。规划一经确定，严格实施。古村落保护区内，村民建房必须报批后才能动工。今后的规划修编，也尽可能邀请原编制单位，以保证保护与利用思路、理念、技术方面的连续性。

3)科学保护。按照“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思想制订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保护利用中应注意古村落周边环境营造，尽可能的保护古村落的整体环境。对于需要新建的建筑，其建筑风格必须与历史建筑保持传承关系。

4)多元投入。古村落保护利用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非单个部门、乡镇、村力所能及。针对财力紧张状况，可建立政府、部门、乡镇、村集体以及民间资金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在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的前提下，坚持政府扶持、项目争取、部门协作、民间资金和村民投资投劳相结合，全方位多渠道融合资金。

5)利益共享。古村落保护利用必须把村民收益纳入计划，让村民通过保护利用增收。可借鉴安徽黟县西递村、宏村经验，由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村民以房屋、家具、古董等入股，每年从利益中抽取一部分用于古建筑维修和村民参与旅游的补偿。同时，可引导当地村民投资一些“短、平、快”的服务项目，因地制宜地开办原汁原味的农家菜馆、乡村旅店等，让村民真正得到实惠，从而主动参与到古村落保护与利用中，让古村落活起来。

3对祁县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的建议

1)充分挖掘历史文化，高质量编制保护利用规划。祁县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名人众多，古村落富有特色，文化遗产价值高。借用建德市宣传部长的话:“晋商文化底蕴太深厚了，你们那的一砖一瓦都是文化”。建议县委、政府统筹文化、文物、旅游、规划、农业、林业、村镇等各方，由文化部门牵头，落实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工作。特别要规划先行，组织编制古村落和传统文化保护利用规划，扎实做好基础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编制过程充分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规划成果按法定程序评审报批，保证规划的法定性和执行的连续性。

2)以点带面，构建旅游文化产业体系。2014年，谷恋村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村内历史古迹众多，明清肌理完好，文化积淀深厚。《谷恋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已批准实施。根据祁县实际，应突出重点，政府牵头成立谷恋村保护利用机构，把谷恋村保护利用纳入祁县旅游文化产业规划，完善祁县“名城—名镇—名村—名院—名园”旅游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千朝农谷庄园—经济开发区工业园—乔家大院—谷恋村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祁太秧歌—塔寺村苗木基地—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河湾村罗贯中故里—九沟风景区—梁村遗址及麓台山、紫金山、上庄沟等”为一体的“慢城”旅游休闲格局，为祁县文化强县夯实基础。

3)古城、古村联动保护利用，功能互补。昭馀古城以渠家大院晋商博物馆为核心，晋商名街为主轴，除了明清建筑本身外，可展示晋商商业票号、镖局、珠算、茶庄、山西面食、民间剪纸、手工艺，增加历史名人馆，制作历史名人蜡像，介绍历史名人事迹等。乔家大院是北方传统民居一颗明珠。2014年，乔家景区已获批国家5A级景区，充实景区内容必须依托大院作文章，保存或恢复大院周围民居的原貌和疙道的尺度，保存乔家堡古村落完整群体。可展示地域传统食品加工文化，如醋作坊、酒作坊等制作工艺流程;可利用演艺再现民间婚嫁、生日、满月的全过程;可开辟一些民居院落，用于游客体验当地民俗生活、模拟剧情精华片段、游客参与制作传统食品过程等互动项目;可在服务中心等游客接待、小憩地设立电子显示屏，轮番播映《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等晋商题材的影视作品。谷恋村重点突出传统村落形象和祁县民间聚集肌理内涵，可增加传统戏剧表演、庙会、家谱等反映农村民俗文化的内容。整合各种文化资源，要规划出合理的旅游线路;在祁县主要出入节点设立醒目的旅游导游图和指示标志;对沿线景观进行重点整治，拆除改造所有不协调建筑，统一(或协调)建筑风格，凸显晋商建筑特色，文化气息。所到之处，让游客无不有一种身处晋商文化核心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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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问题已成为热门话题，许多高校在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方面先后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此外,学界也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是一项艰巨的、复杂的工作,其教育目标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课程教学上来。民俗学教学是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有利途径之一。教育部1998年底颁发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提高国民素质。其中明确要求加强和改进学校的德育工作。继续加强爱国主义、遵纪守法和社会公德教育,进行中华民族和革命传统教育,实施劳动技能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健康的心理和高尚的情操。

加强高等学校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教育、人文科学教育和艺术教育,通过增设选修课、举办专题讲座和各种知识性、文艺性业余活动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高校民俗学课程的开设正符合“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的以上要求,可以满足高校素质教育的某些需要。中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丰富多彩,其中存在大量优秀的对学生具有积极影响的良风益俗。如爱国爱乡、尊老爱幼、互帮互助、勤俭节约、奋发有为等,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审美心理中最优秀的成分。高校民俗学教学就是要使学生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科学地审视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了解其在当代的变化与发展,广泛的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财富,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还要使学生发扬良俗,革除陋俗,加强自身修养,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文明的行为方式,使高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都能得到发展,激发学生学习活力,促进智力开发,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随着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强调:积极推进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改革教育思想、观念、内容和方法。因此,高校应尽快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学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改进教学方法。高校民俗学教学正是适应新时期高校教学革新需要,实现新的人才培养计划和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高校民俗学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开阔学生视野,增加学生对本民族民间文化的了解,而且还可以通过民俗学课程的教学把相关专业知识融会贯通起来,使学生对所学专业有整体的认识,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教学效果。因此,高校开设民俗学课程十分必要。

民俗学教学要让学生了解民俗,掌握民俗,首先必须弄清楚民俗的涵义。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既包括农村民俗,也包括城镇和都市民俗;既包括古代民俗传统,也包括新产生的民俗现象;既包括以口语传承的民间文学,也包括以物质形式、行为和心理等方式传承的物质、精神及社会组织等民俗。民俗虽然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但也是人民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1〕。由此可知,民俗是一种生活文化,具有生活与文化的双重属性,其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在理解民俗含义的基础上,教师应通过启发、引导,让学生在双向互动中掌握一些民俗事象,自主建构起民俗知识。不仅如此,还要让学生理解这些民俗事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因为民俗作为文化与生活的双重复合体,其外在的生活属性是内含的、深刻的文化属性的一种物化。以传统节日民俗教学为例,笔者在讲解民俗时,先让学生了解传统节日的结构———大致包含起始仪式、净化仪式、竞技仪式、服饰和饮食的展演、祭祀仪式、表演仪式、结束仪式,之后,再让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围绕节日结构的几个方面,介绍各自家乡的过节习俗。当然,仅仅满足于了解节日民俗的表象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让学生理解节日民俗的文化内涵,因为“节日生活是以其公共的时间性、空间性以及独特的行为方式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2〕,在此时,一个民族最深刻的、最具个性的文化会借此呈现出来。

以端午节来说,学生皆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等民俗事象,但很少知晓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其实“吃粽子”有两层文化意味:一是剥阳释阴,辅替时节。我们知道粽子用菰叶包裹,菰叶阳性,粽子馅原为肉,馅为阴性,取阳包阴之象。剥食粽子,象征着释放阴阳之气,因为从岁时自然伦理上看,端午之时,正值阳气盛级,阴气萌生之时节,此时食粽子不仅品尝了美味,还有扶持时气的积极功效。二是祭祀屈原,喻其忠贞。汉魏以后,粽子身上还附着了追思屈原的传说,由此它也就成了祭祀屈原的纪念物。在屈原故乡,当地人在粽子中包上一枚红枣,以象征屈原的忠贞之心〔3〕。通过解析这种民俗事象的文化内涵,学生对于端午的认识就不仅仅停留于表面现象了,而能深入到节日文化的核心,其节日文化记忆也因此得以加强。除了让学生理解民俗的文化内涵,民俗的文化价值也不应该忽视,尤其是民俗在当下的文化价值功能。还以传统节日为例,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下来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是经过挑选的,也是被处理和加工了的,它们是传统文化的遗留物和象征物。“说它是遗留物,是因为这些被重新挖掘出来的传统节日原本的生存环境已经消失,它们是被当做特殊的文化形式孤立地保存下来的纪念品。

说它是象征物,首先是对于脱离了传统文化之根的现代人而言,这些节日往往代表着一去不可复返的过去和丢失了的传统,其次是对于来自外界的参观者而言,这些富有民族地方特色的节日就像是一个个展示异文化的橱窗,能够帮助你了解与己不同的另一个世界。”〔4〕当然,除此之外,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还在于它们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集中展演,是社会群体团结和谐的粘合剂,也是展示民众美好心灵和表现艺术才能的文化舞台,因此,传授民俗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帮助学生理解民俗文化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教学内容。

学生学习民俗学,不仅仅是掌握一些民俗文化知识,更主要的是要养成民俗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这个术语是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5〕这里所谓的民俗文化自觉意识,就是学生要对本民族本地区的民俗文化有“自知之明”,不仅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还要知道它的内涵特征。那么,如何才能使学生拥有民俗文化自觉能力呢?笔者认为,让学生对民俗文化有情感是基础。民俗文化情感是指对民族民俗文化要有尊重和爱护之情,它是民俗自觉的基础。关于这一点,通过课堂教学,笔者发现大学生都很热爱自己的民俗文化。由于文化自觉是个理性的过程,我们对民俗文化不能仅仅停留于情感的维护上,更重要的是要对民俗文化有深刻的认知能力。这种文化认知,不仅是对行为模式、语言习俗等文化深层的认知,而且也是对思维方式、审美价值等文化深层的认知。这种文化认知的获得,除了需要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思考讨论外,还需要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细心观察民俗事象,沉潜深思。经过日积月累,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便会大大加强,人文素养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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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planning point of view discussed related subjects in the role in the activation of the ethnic village， pointed out that the villagers' depth participation is a prerequisite for good planning. Combined with the "living space theory of alienation"， pointed out that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village activation， must fully consider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land， industrial layout related aspects in the activation process， and introduced the design concept of village of Qincaitang Village in the case.

关键词：活化；规划设计；主体；空间异化理论；可持续性

Key words： activation；planning and design；subject；space alienation theory；sustainability

中图分类号：F54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2-0041-03

0 引言

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已成为研究学者乃至政府规划方面的一个热门课题。在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处于边疆地带，且多聚居于高山及大川等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再加上生产生活的需要，长期的积累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在改善地域发展的动力下，旅游开发成为民族村寨改善生活，提高经济水平的一种便捷有效的方式。一方面提高了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在开发中出现的过分重视旅游效果和着重于中短期利益的行为，对民族文化传承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也给民族村寨的长远持久发展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如何让民族村寨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不仅是一个社会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值得规划师们去思考的实践问题。

1 民族村寨活化的可持续性发展分析

所谓“活化”，就是在不破坏或者能够比较有机地传承过去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前提下，进行旅游等资源文化开发，既保护又发展乡村的目的。它是在长期的乡村发展中，所建立起的一个完整的理念，可以作为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指导。

1.1 活化的主体

民族文化在民族旅游村寨中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1]。它是民族村寨活化的基石，是吸引游客的核心资源，保护好民族文化的本质不在活化中流失和异化是实现村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但民族文化不仅仅是固化在那些建筑之上，它还表现于村寨中每个人的身上，因此活化和保护的主体必然在于居民，同时政府的不过分主导和企业投入的恰当利益追求也至关重要。但现实中，村寨旅游开发中居民“过度参与”与“参与不足”的问题[2]，已经成为制约民族村寨旅游深度发展的瓶颈[3]，因此居民们在规划、实施及发展中的“在位”状态和程度，是决定长久发展的和谐性的重大因素。而且从长期的保护角度看，原住居民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些居民对自己文化的深度认同，对自己居住环境发展的积极参与和自我自发的保护，才有可能促进村寨的健康发展，乃至地方文化的重构[4]。

一个好的规划，一定要让本地人有参与性，要有本地人付出，要本地人热爱这个规划。要做到这样的结果，规划设计师就必须要从社会学与文化定位，让规划成为一个村落的凝聚力。规划师应该探索民族文化中的“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5]。可以采用“田野调查法”，转换角度，深入了解其民族文化特征，做到合理规划，慎重开发，做到既能准确传达民族的特色文化又能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

1.2 活化的可持续性

“输血式”的旅游开发具有多变性和一定的不稳定性，而“造血式”产业打造才是打造民族村寨长久健康性发展的关键。通过构建民族文化产业和特色经济产业实现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利用多元式的活化，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旅游活化输血的同时，结合民族特色产业、手工业，构成长久发展的支柱。而产业打造，要关注当地居民的实在利益，应采用联合开发管理的模式，让村寨资源和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当地居民，获得实在的利益，唯有如此，才可能实现旅游开发的“不走形”，村民参与的“不变节”。通过协调好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利益诉求[1]，实现长久永续性的发展。国内外成功[6-9]的乡村活化典型中都鲜明的体现了一种“联合式”“基层式”活化的巨大作用。

生产的前提是生活，实现它们的深度结合是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10-11]。而旅游活化的目的在于文化传承的保护和生活的提升，因此让规划变的有生活气息，是衡量一个规划成功与否的重要因子。借鉴“居住空间分异理论”[12][13]，随着村寨旅游以及产业经济的深入发展，如果没有规划等公共政策有效引导，在经济利益长期的驱使下，将会造成村寨这个小社会严重的分化现象，原本的规划格局反而可能变成割裂民族文化和生存环境诱因，最终将会导致村寨的封闭化和村寨不和谐性大大增强。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在规划的过程中要针对土地综合利用配置、旅游配套设施的空间位置安排、道路交通网络的规划管理、乡村发展政策设计与实施等方面做好相应的顶层设计与标准制定。这样保证村寨在长期的市场化发展中，不会产生过大的贫富差距和居住上分层现象的出现，促进村民们长期发展的和谐性。

2 案例――以土官镇芹菜塘村域乡村活化为例

2.1 芹菜塘村地理环境及现状

芹菜塘村位于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土官镇西北侧，村域地处山区，地势呈三面高中间低，中间谷底较为平坦，东侧、南侧、西侧均为缓坡，坡度小于25%，为村庄建设用地及耕地；西侧地势陡峭，坡度大于25%，主要为天然植被覆盖，时有云海景观，景色优美。村落形态完整，山环水秀，风景优美，是一个山、水、田、村落的天然形胜。

芹菜塘世居苗族花苗支系，历史悠久，且保留了较为完整而原始的苗族传统生产生活习俗和苗医药采集应用技能，其独特的区位、气候和环境特别适合苗药种植和发展苗医康复养生产业，现其山林间还生长着种类繁多的野生苗药植物，具有较大的药用价值。

近现代以来，经过若干次自我更新。传统特色民居建筑有逐渐消失的趋势，对于旅游开发和文化拯救上来说急需保护。

2.2 规划参与主体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芹菜塘乡村活化计划是由政府参与投资，搭建平台，民间资本参与，当地居民与民间团体运营的一种模式。政府扮演的是组织者、投资者和监督者。设计师充当设计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但对古村落的保护必须要充分考虑当地村民和村委会的意见和诉求，他们是规划中的生活者，他们比规划师们更了解他们的村落，因此他们将有权也有能力参与到规划设计中来，我们先走访村寨中的每一户人家，去了解他们对村落现状的意见和想法，然后和村委会的相关代表进行深入交流，再吸收政府和投资者的意见，作出设计规划初稿。然后初步规划的设计思想和可能遇到的问题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让村民们、投资者和政府人员进行充分讨论，争取做到每一项规划都有理有据，符合大众的利益需求。

我们最终规划的目的，意在促进古村的保护和发展。不仅是着眼于古村文化的传承，也要兼顾村民现代式生活的诉求；不仅要发展旅游开发中的现实情况，还要解决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要解决改善村民的生活状态，还要避免居住空间分异的将带来负面影响。总之是在平衡中，寻求村落一种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2.3 在保护中进行活化

芹菜塘村的现状布局是随着苗人及其祖先们世代居住生活，而渐渐成形，其形成自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其建筑风格以低层土木结构的悬山顶、歇山顶建筑为主，以滇中苗族民居建筑风格为主。（图1）因此，活化中遵从不大拆大建，从现有格局出发进行植入改善提升。规划设计提出在房屋修缮、业态植入和基础设施改善，在环境修复、苗文化传承、农业产业发展方面也提出了新的思路。

在房屋修缮方面、业态植入方面，具体措施是计划把具有历史价值的老房子保留下来，修旧如旧，并植入新的业态，使这些建筑活化，并且成为新的景点，以及乡村新活力的激发点。村庄要利用这些承载着乡村记忆的老房屋，置换新功能，来植入新业态，达到活化乡村的目标。老房屋通过有选择性的置换或者租赁的方式，植入一类是传统业态：苗族手工艺坊、酒坊、药坊、乡村农家铺子等；另一类是服务型新业态：苗药养生堂、苗家客栈、颐老养生园、百草堂、苗族文化展览馆等。使游客更加直观了解苗药的药理、保健、治疗方法，并感受其疗效。同时探索社区养老、公寓式居家养老模式。（图2）

基础设施改善方面，除了数量较少的荒废破败的老房屋，利用作为公共设施以外，原住居民基本不受影响，其住房今后可以自住，自主改造，自主经营，或者出租他人改造经营。同时于广场、停车场等公共活动空间设置垃圾桶，并配备一定数量的路灯。

现状房屋修缮、业态植入和配套设施建设在居住区中的选点穿插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村落的分化现象，考虑了村落开发与保护中的的公平与效率。

苗文化传承方面，计划利用村中心现状场地修建民俗小广场，并对场地内部现有蓄水池和水源点进行整治、改造和保护，提升水质，拆除蓄水池围墙并增设防护设施，打造自然叠水景观，并设置亲水平台，与民俗文化广场融为一体。增设亭廊座椅等设施，新建民俗文化宣传景墙。每年的苗族传统节目将在这里举行。（图3）

产业发展方面主要发展苗药产业，规划苗药观光区和苗药种植园。苗药观光区主要通过苗药与文化，苗药与农业两个主题呈现。利用“访古溯源”和“农耕文化体验”等活动，突出游客的参与互动。从环境行为学角度来看，苗药种植园处于设计游线的末端，除具备苗药生产功能外，还应注重该区的综合开发，设置苗药加工作坊，提升产业附加值，做大做活苗药产业链。

2.4 在活化中进行提升

乡村活化的一个目的就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芹菜塘村选择以文化和农业结合的产业体系支撑以及旅游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发展，因此我们在紧密结合村落环境的条件下，去规划设计项目方案，使其在增加趣味性的同时也不失文化的本真。

建设芹菜塘苗药种植、加工、应用产业链，形成以高原特色农业生态种养殖为基础，以苗医药为延伸的产业支撑体系。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美丽乡村建设和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将芹菜塘建设成以苗药种植、加工、应用为主，集苗医药养生养老、高原特色农业生态种养殖为主要功能特色活力乡村。让游客进行大自然风光欣赏的同时，也能把文化在休闲中带回家。

现代化生活设施植入。通信设备、污水处理，文明厕所等现代设备的引入不仅是为了方便游客，也同时提升村民们的生活幸福感。

通过一系列规划设计，最终使芹菜塘村形成“一心、二带、五区”①的产业旅游式的结构，希望以此可以促进芹菜塘持久性，可持续性的健康发展，真正做到，让农村还是农村的同时，在现代和传统中追寻一种平衡。

3 结语

芹菜塘村的活化完全以村民和村委会为主导，以村民自愿和深度参与为前提，通过充分的交流，以规划师的专业知识来弥补村民现阶段知识的不足，做到每个设计有有根有据。

芹菜塘村有着自己的民族特色，所以我们从旅游和产业结合去入手，进行活化。通过建立和农业紧密结合的产业来尽力使得乡村的活化具有可持续性，而不能一次性投入，暂时性有效。当然有了产业不能等于会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考虑产业设置的科学性，和市场针对性，同时在业态植入选址方面，合理利用“居住空间分异理论”，进行慎重的规划选址和均衡资源从而保证公平。然而再优秀的规划只是一个村寨可持续性发展的先决，村寨的长久繁荣，还需要运营方式，公共管理策略等一系列措施的良好配合。

注释：

①一心：民俗文化广场，作为该村域休闲、民俗活动、民族风情体验区域。

二带：分别为阡陌农耕文化风景带，乡村慢生活体验带，同时成为规划区主要功能区之间的联系轴线。

五区：分别为入口接待服务区、苗药种植观光区、苗药产业发展区、康体养生度假区、山阴冲绿野休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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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君.重寻乡村文化之根从郝堂村案例反思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活化[J].世界遗产，2015（11）：49-52.

[11]孙君.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J].城市环境设计，2015（z2）：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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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特色文化；古村镇；保护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住条件也随之改变，新的村落建筑结构及布局也发生了变化，古村落布局及文化传承也相应的由现代建筑所代替，传统古村落特色文化也逐渐被遗忘，庆幸的是，近几年，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保护村镇文化迫在眉睫，古建筑、古村落的保护，不仅仅是简单的保护建筑结构和建筑形态，古村镇文化的保护则显得尤为重要，优秀的文化资源，也是一个地区发展旅游产业的雄厚基础，本文通过对天水地区农村特色文化的调查、分析，探析天水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一、村落文化在农村基层特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村落文化在农村基层特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通常可以起到以点带面，有力推动基层文化的发展，保护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示范和带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最终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天水位于甘肃东南部，自古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天水地区具有丰富的农村文化资源，如武山的旋鼓舞、张家川花儿会、清水县道教音乐、天水皮影戏、武山夜光杯雕和剪纸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水因此而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通常，一个地区村镇文化资源具有如下作用，一是幅射聚集作用，一个特色文化之乡可以幅射周边几个乡镇，一个特色文化团队可以聚集一群文化人才的加盟，一个特色文化产业可以带动周边数村甚至数镇家庭致富。特色文化点的幅射推动和影响着周边文化特色的形成，而周边特色文化的形成又促进特色文化点的不断凸显和壮大。

二、天水主要古村落文化项目

天水市位于甘肃东南部，自古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现辖武山、甘谷、秦安、清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五县和秦州、麦积两区，有2742个行政村，天水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享有羲皇故里、轩辕故里的荣誉，羲皇始创八卦，天水也被誉为“易学之都”。伏羲文化、轩辕文化、大地湾文化、先秦文化、三国文化、石窟文化、易学等博大精深，天水具有丰富的农村文化资源，其中有武山旋鼓舞等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武山旋鼓舞，旋鼓舞是甘肃省的汉族农村民俗舞蹈之一，也是天水重要的古村落文化，近年来得到广泛的继承和发展。旋鼓舞最早起源于原始部落的图腾舞或者叫傩舞，它的作用也主要是用以驱赶野兽，后来又逐渐用于祭祀、酬神、赛社等宗教活动，带有浓厚的原始信仰特色，旋鼓作为西部地区民间艺术，以其粗犷热烈的单张扇面形羊皮鼓的击打与剽悍豪迈的男子集体舞蹈阵容相结合，形成了天水民间独特的旋鼓舞。

2、清水道教音乐是天水的宗教音乐。源于全真道派，清代乾隆年间受陕西华阴等地道教音乐的影响，相继分成了“龙门派”和“华山派”延续至今。在初创时便已是声腔、器乐、打击乐并用的综合表演形式。因经词是配以音乐曲调且在打击乐的伴奏下唱出的，因此清水道教音乐注重的是“一写二念三吹打”。其常用的经词约有60部180多卷，句式多为四字、七字和十字句，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幸福吉祥是其主要内容。

3、天水皮影戏，皮影的制作工序较为繁杂，主要选薄厚适中，透明显色，质坚而柔的优质牛皮制作而成。在制作时巧妙地继承了“镂空”为主的剪纸手法，然后以刀具或刻或凿，先繁后简，先内后外。人物脸谱，一般是按黑忠，红烈，花勇，白奸，空正设计，“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以寓褒贬于其间耳”，分布在花牛镇、三阳川、琥珀、西山坪等地天水皮影戏，历经千年而不衰。

4、天水雕漆技艺是天水市秦州区的传统木器制作技艺，采用独特的雕刻填彩技法，天水雕漆技艺在中国漆艺中占有重要位置，精湛的雕刻技艺和艺术价值，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才能和和艺术创造力，是西北地区传统手工技艺的典型代表。天水雕漆制品造型古朴优美、图案精致、色泽光润、形态典雅；并有耐酸碱、耐高温、耐腐朽、绿色环保等特点。其工艺集雕刻、镶嵌、髹漆于一身，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历史价值。

5、天水社火，主要是农村群众在春节期间普遍开展的传统民俗娱乐活动，它将歌舞、戏剧和各种小型文艺表演融为一体，包括舞蹈、杂技、杂耍、武术、鼓乐、高台等，是群众在年节庆典、庙会上自娱自乐、表演性强的民间歌舞技艺活动的统称，由纸马舞、旱船舞、高台、耍狮子舞等节目组成，每个村子表演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庆祝节日和祈祷来年吉祥为目的。表演时间上每年正月初八左右开始，十八左右结束，多数地区以自然村社开展活动，也有几个村庄联合活动的。

6、秦安小曲又称秦安老调，是形成并主要流行于天水市秦安等县境内古老的曲艺品种，形成于16世纪时的明代中叶，历史悠久，属于曲牌体的唱曲形式，秦安小曲采用秦安当地的方言演唱，表演形式或为一人自弹中三弦自唱，常用的曲牌有“越调”、“越尾”等40多个，曲调高古而通俗，旋律简洁而丰富，唱法柔媚而雅致。

7、秦州夹板舞，又称打夹板，是一种古老的舞蹈，属于汉族祭神古乐的延续。主要分布在天水市秦州区东关及玉泉镇的东方红村、陈家庄、金家庄、枣园村等地。该舞蹈原主要用于“朝山会”祭祀活动，后发展成为民间社火表演形式，是农村文化的重要表演形式。

8、麦积高抬，又叫铁芯子、抬阁，也称高杆戏、亭子，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活动，是天水市麦积区春节社火中的重要表演形式，主要分布在麦积区的甘泉镇、马跑泉镇、花牛镇、社棠镇、伯阳镇等乡镇。其特点是注重扎制、彩绘的民间艺术，以民间塑匠、纸花匠、画匠、木匠、戏剧行家为主，各行家里手通力合作共同制作完成，高抬具有险、巧、精、绝的视觉冲击力，它是综合性的空间造型艺术，四面皆可观赏，艺术效果突出，而且内容丰富，不拘一格，可以表现出深刻的社会现实，创造出特殊的艺术效果，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

三、重视古村落文化项目的保护和发展

古村落既有珍稀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有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双遗产的综合体，是我们宝贵的物质和非物质财富，既是传统社区的遗存形态，也是作为现代社会一部分的村落文化。天水村落文化的保护，应该从其古建筑形态、古建筑历史、民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着手，关心古村落居民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这在对其文化价值的研究方面至关重要的，使古村落获得可持续发展，保持文化的原生态性，应让建筑突显出优美的历史特色，让文化传承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从重视保护、修复古建筑的物质层面，结合完整展示、合理传承与古建筑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着手保护、展示，这样才能使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得以传承和发扬，真正让古建筑、古村落文化在文化建设，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