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意识形态工作重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意识形态工作重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总体工作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为主线，着力提升城市建设品质，夯实行业管理基础，增强为民服务效能，重点做好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集中供热、城乡统筹、房地产市场和建筑市场行业监管等各项工作，努力开创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建设生态美丽健康幸福新作出积极贡献。

二、工作重点

（一）提升品质补短板，全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是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实国家和省市城乡融合发展实施意见和相关政策，积极争创省级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二是大力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启动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6月底前，制定出台我县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并同步制定项目清单；7月至12月份，按照项目清单内容组织实施。三是提升公用事业保障水平。购置无线宽带集群传输专用设备，6月底前完成人防基站建设；配合环海管道燃气输配公司完成李庄调压站手续办理。四是大力推进21项黄河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建设，打造黄河亮点工程。

（二）聚焦工程促建设，全力提升城区居住品质。一是加快实施棚改安居工程。在城乡融合发展指挥部的领导下，制定沿街补偿安置办法和具体安置方案，全力推进古韵慢城项目剩余户和文安路南侧、东门大街南侧沿街房屋拆迁。针对棚改安居工程因疫情延误工期的实际，“奖勤罚懒”、倒排工期，督促施工企业采取增加现场作业人员、材料提前进场、交叉施工等措施，将延误的工期抢回来，确保6173套安置房10月底前竣工交付。二是加快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按照“设施完善、功能配套、清爽有序、安全规范”的新型住宅小区改造要求，通过成立工作专班、加强横向联系、规范建设程序、严格施工管理等措施，6月底前完成17个、8月底前完成44个老旧小区改造，改造面积38.5万平方，惠及群众3803户。三是实施城镇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通过前期小区自愿提报、现场核实筛选，确定对25个小区66栋楼进行改造，10月底前改造完成17.2万平方。四是实施集中供热管网建设。早谋划、早实施，确保雨季来临前完成察院街1200米、工业路2050米和武圣大道、闫北路2370米管道铺设工程建设，9月底前完成在建棚改安置社区一级供热管网铺设，增加供热能力200万平方，满足群众供热需求。五是加快建成城区“15分钟民生幸福圈”。督促辖区内开发项目，按照开发项目和其配建的公共服务设施同步开工、同步建设、同步验收的三同步要求，配建公共服务设施。

（三）聚焦民生抓改善，全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一是推进清洁取暖建设。根据全市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建设要求，进一步扩大农村清洁取暖覆盖范围，10月上旬完成17627户清洁取暖建设和240户房屋围护结构改造任务；二是安居工程建设。积极推进118套安居工程试点项目建设，确保9月前全部开工，有效解决乡村教师、医护人员、乡镇干部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三是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借助“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全力完成1.66万户不享受政策建档立卡贫困户房屋危险等级鉴定和1072户危房改造任务，保证困难群众的居住安全。四是农村改厕规范升级和长效机制建设。深化“厕所革命”，完成2358户旱厕改造和28个试点村改厕规范升级，进一步健全完善“维修、清运、处理”长效管护机制，提升群众满意度。五是推进美丽村居建设。积极和省市部门对接，对省级美丽村居试点村淄角镇石张村、皂户李镇康家堡村进行整体打造提升，争取第三批省级美丽村居试点。以省级试点村庄为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推动我县美丽村居风貌提升。

（四）抢抓机遇促发展，全力推动行业转型升级。一是推广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推动建造方式变革，发展绿色建造、智慧建造，提高建筑业科技创新能力。城市规划区内新开工政府投资的民用建筑项目全面实施装配式建造，装配式民用建筑使用面积占全县新开工建筑面积的15%以上。绿色建筑面积完成30万平方米以上。二是推动建筑业发展。积极推进“四上”企业纳新，年内新增4家建筑企业；加强对建筑企业统计数据的指导，全力做到“应统尽统”、“应列尽列”，确保建筑业总产值完成年度目标增速。三是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规范市场发展秩序，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2020年，全县商品房销售面积、房地产业单位从业人员、房地产业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增速完成年度目标增速。

篇2

为期一天的县委十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圆满完成了预定的议程，即将结束了。这次会议是在全县上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5531”工程，全年工作时间过半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午，县委书记高克平同志代表县委常委会作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客观地总结了今年上半年的各项工作，深刻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下半年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讲话充分体现了凝心聚气、真抓实干的拜城精神，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对于全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会议期间，部分乡镇（场）和县直单位作了典型发言，与会同志围绕高书记的讲话展开了广泛深入地讨论。通过讨论、交流，起到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增强信心，鼓足干劲的作用，为全面落实县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开创县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开出了压力，开出了动力，开出了信心，开出了决心，是一次号召全县各级党政、各族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的动员会，是一次围绕目标、自我加压的鼓劲会，是一次加快发展、务求全胜的誓师会。

贯彻好这次会议精神，不仅对做好下半年的各项工作，而且对今后一段时期加快我县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全面实现“十一•五”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我讲几点意见：

一、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必须进一步形成共识、坚定信心

高书记的讲话，紧紧围绕全县既定的发展目标，针对当前我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要求，全县各级党政、各单位要认真组织传达贯彻，真正把全县上下的思想统一到这次会议的精神上来，统一到既定的发展目标和要求上来，统一到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关键举措上来。要加强对讲话的学习讨论，以认识上的深化推动工作上的落实，以时不我待、机不可失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脚踏实地、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要大力弘扬凝心聚气、真抓实干的拜城精神，坚定信心，创新克难，努力完成年初三干会确定的工作任务，为顺利实现我县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宏伟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二、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必须进一步把握思路、突出重点

实现县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宏伟目标，任务十分艰巨，需要全县上下围绕中心工作，把握重点，全力以赴组织突破。县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5531”工程和“五个牢牢把握”（即：用足区位优势，做大资源文章，拓深招商内涵，创新工作机制，弘扬“拜城精神”）的发展思路和高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工作重点和关键举措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主攻方向，各乡镇（场）、各部门要按照会议的要求，立足自身实际，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和责任，扬长补短，发挥优势，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在工作重点上，坚持把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点，抓好粮食、畜产品生产加工、优质林果、特色种植四大基地建设，培育优势支柱产业，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坚持把煤焦化、煤化工、煤电能源三大产业和石油石化产业、矿业开发作为实现经济跨越发展的龙头，不断拓宽思路，做强载体，优化环境，内外并举，务求突破；坚持把项目建设、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作为工业经济的重要抓手，加大开发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发展层次，积蓄发展后劲，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坚持把创业富民、协调发展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目标，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积极落实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扶持中小企业加快发展，把我县真正建成“投资兴业的热土”。

三、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狠抓落实

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是确保这次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到各级各部门，准确把握会议确定的各项工作重点，圆满完成全年预期奋斗目标的关键。这次会议安排布置的工作比较多，任务比较繁重，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在认真领会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对照年初三干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层层落实责任制，指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任务分解方案，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局面。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对分管行业工作落实情况的督查，开展形式灵活的调研，及时准确地反馈汇报会议精神落实情况。

四、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必须进一步强化措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各级党政、各单位要大力弘扬凝心聚气、真抓实干的拜城精神，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把上级的部署要求与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长远奋斗目标与当前任务结合起来，讲实话，想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踏踏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对既定的工作部署，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工作思路和切实可行的落实措施，努力解决好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要善于创新、勇于创造，坚持以创新的思想、创新的方法、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切实做到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开放有新局面，各项工作有新举措，在创新实干中走出一条富有拜城特色的发展之路。

五、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关键是要立足既定目标，突出工作重点，扎实抓好下半年各项工作

上半年已经结束，但很多工作没有达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对此，各乡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强烈的发展意识、忧患意识和抢抓机遇意识，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认真总结经验，全面查找问题，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努力推进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顺利完成年初三干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一）扎实抓好农业生产各项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抓好农业农村各项工作。各乡镇（场）及农口部门要以市场为导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科学确定本乡镇的主攻方向及主打品种，并在此基础上尽快调整秋播布局，提前做好小麦播种面积和地块落实、良种统一供应等秋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为明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奠定良好的基础。加强农作物田间管理和农产品销售工作。各乡镇（场）及农口领导干部要深入田间地头，严格落实农作物管理措施，促进田间管理再上新台阶，确保全年农业丰产丰收。贯彻落实自治区粮食“敞开收购，敞开直补”政策，加快粮食收购进度，加强粮食市场监管，严禁压级压价、抬级抬价，规范粮食市场秩序，确保我县粮食安全。加强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协调沟通，做好今年棉花、酱番茄、亚麻等农产品收获、交售环节的各项工作，防止损害农民利益现象发生。继续加强林果业质量管理，林业部门要针对我县冬季寒冷的特点，制定和落实果树安全越冬的各项技术措施，促使林果业早见效益。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与恢复工作，相关乡镇（场）和林业部门要进一步做好说服、教育、引导工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秋收后及时解除所有已开垦湿地的土地承包合同，恢复已经开垦的湿地。林业部门要加快建立湿地保护与恢复的长效监管机制，严厉打击破坏、开垦湿地等违法行为。进一步强化畜牧业基础工作，突出抓好细羊毛销售、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牲畜疫病防治、转场和青贮饲料制作等工作，加快牲畜饲养出栏周期，提高养殖效益，巩固畜牧大县的地位。继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充分利用农闲的有利时间，加快建设进度，持续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围绕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推广、产业化经营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充实完善项目库，加强已申报项目的协调管理工作，加大正在申报项目的争取力度，最大限度地争取项目资金。对今年争取到的国家及自治区的项目和年初我县纳入建设规划的项目，要做好工程设计、审核认证，尽快招投标，组织实施，尤其是水利工程项目，时间紧、投资大、任务重，要抓紧建设。当前我县已进入汛洪期,要统筹安排好建设资金，保证按时开工，在10月底前全面完成建设任务。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工程管理，加快工程进度，保证工程质量。不断总结建设经验，整合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力量，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抓好城乡抗震安居工程建设，目前时间已经过半，下半年建设任务相当繁重，施工时间只有三个月，因此，各乡镇（场）要高度重视，把抗震安居工程建设工作责任落实到具体领导、具体部门和具体岗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按期完成建设任务，使建房群众在入冬前全部搬入新居。继续推进农村清洁能源建设，今年各乡镇（场）沼气项目建设普遍滞后，开工率很低，没有开工的要立即组织开工，已在建设的要加快进度，去年建设的沼气池要全部投料点火使用，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推广和技术指导，切实将这一惠及广大农牧民的民心工程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以“五清五改”为主要内容的村庄环境整治工作力度，同时，综合考虑新农村建设水、电、路、园、渠等综合设施配套工作，从整体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大力抓好经济运行的预测和监控工作，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实现新突破

严格落实招商引资“三个有利于、三个不能”的要求，加大项目前期投入，以煤炭产业、油气精细化工产业、矿业开发、特色农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为重点，筛选评估出一批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项目，进行论证、储备、包装和推介，狠抓招商项目履约率，要强化项目信息的跟踪推进工作，抓好重点项目建设的协调服务工作，做到意向项目抓签约、签约项目抓开工、开工项目抓达产，确保顺利完成全年的招商引资任务。积极协调解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原材料、资金等生产要素供应问题。下半年，要加快西矿区电厂至音西铁热克煤矿35KV输变电工程、东矿区黑英山至梅斯布拉克煤矿35KV输变电工程的建设进度，协调好矿区道路规划建设的相关事宜，突破优势资源转换的瓶颈因素。要及时协调解决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投资方加大资金调拨力度，切实解决部分项目进展缓慢的问题，保质量，保工期，确保今年纳入地区考核的重点建设项目如期完成年度建设任务。采取积极措施，加快推进重化工工业园区建设步伐，进一步完善园区各项基础设施；大力推进园区项目建设进度，切实加强园区管理和服务，确保园区企业运行良好，如期达产达效；全面落实污染减排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引进项目环境准入制度和“三同时”制度，把好环保准入关，加快企业节能降耗改造，严格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切实维护好区域环境安全。要充分发挥县矿业开发投资公司和新疆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拜城基地的作用，对县域内各种矿产资源进行勘探，建立健全矿产资源数据库，做好优势矿产资源开发的可行性论证，为招商引资储备资源。进一步完善矿业权管理，有效整顿和治理圈而不探、探而不采、大矿小开甚至倒卖资源的行为，进一步理顺矿产资源管理体制，规范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行为，促进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要加强经济运行的预测和监控，科学有效规避经济发展风险。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大对食品、药品、卫生、医疗等市场的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哄抬物价、欺行霸市、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确保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维护市场公平有序的竞争。

（三）努力抓好社会各项事业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在大力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必须注重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大力实施“科技兴拜”战略，从政策上引导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不断加大农业科技和工业技术的推广力度，积极抓好重点科技项目和科技示范园建设，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的积极作用，强化对农牧民的科普知识宣传和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顺利通过“全国科技考核通过县”的复检验收。继续把“两基”攻坚作为教育工作“一号任务”，及时协调解决“两基”攻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力抓好校舍建设和“八配套”设施建设，所有建设项目必须在8月底前全面竣工，投入使用，确保“两基”工作以优异成绩通过自治区验收。深入开展“自治区文化建设先进县”创建活动，全面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推进“西新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提高广播电视的覆盖面和播出质量。做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各项工作，把农牧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完善农村公共卫生体制的一项新举措，加强乡村两级医疗机构的建设与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农牧区新型合作医疗各项制度，切实解决好农牧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使广大农牧民真正从中受益；继续加强卫生行业内部管理，深入开展药品市场安全专项整治，全面做好地方病、传染病的防治和妇幼保健等卫生基础工作。

（四）高度重视稳定工作，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篇3

下面，我代表局党组先谈一些认识、体会和意见，供大家讨论研究。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增强推进广播电视大发展大繁荣的责任感使命感

党的**向全党发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李长春同志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代表团审议时，要求我省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重大贡献，在加强文化建设方面，为全国带好头。为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和李长春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的重大战略任务，制订了《**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20**）》指导性文件，提出了深化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这一战略部署，是深入实施省委“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我省软实力建设的重大举措，也是对建设文化大省的再推进、再动员。这一战略部署，为推动全省广播电视大发展大繁荣指出了更加明确的前进方向，提供了更加坚强的政治保证，带来了更加有利的发展机遇，注入了更加向上的强大动力，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全省广电系统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好省委工作会议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履行重要职责，发挥主体作用，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投身于推动广播电视大发展大繁荣的实践中去。

一是要解放思想，充满激情。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打开工作局面的一大法宝。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了推进工作的力度和事业发展的速度。激情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朝气蓬勃、昂扬向上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执著的事业心和旺盛的战斗力。只有充满激情，才能焕发革命精神，追求更高思想境界，为解放思想、推动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源泉。面对广播电视大发展大繁荣的新任务、新要求，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转变观念，坚决冲破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与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弊端和条条框框，为广播电视大发展大繁荣创造条件。要充分调动内在潜能，燃放工作激情，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敢为人先，锐意进取，努力做到在广电发展思路上有新突破，在破解难题上有新举措，在推进工作上有新成效。

二是要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创新是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广播电视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省委提出文化发展理念、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的创新要求，为我们广播电视发展繁荣指明了创新的方向。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把握广电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着眼于激发创造活力，以改革的精神来推动广播电视工作的创新发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来总揽工作全局。要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形成鼓励创新创造的措施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和管理方式，不断解放和发展广播电视生产力，努力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要善于通过改革创新，找到市场经济规律与文化发展规律的结合点，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点，促进广播电视事业产业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要把创新的成果充分体现在提高广播电视舆论引导能力、影视艺术精品生产能力、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保障能力和增强事业产业发展壮大的竞争能力上，把全省广播电视的大发展大繁荣健立在更加扎实有效的基础上。

三是要克难攻坚，与时俱进。我省是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从总体上看，全省广电系统在改革中积极探索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也要看到，改革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制约着我省广电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改革是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必须坚持和推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困难，应该以发展和改革的理念、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决不能碰到一些问题就消极悲观、丧失信心，更不能互相埋怨，怨天尤人。应当避免和摈弃一切热情不足、精神不振的现象。我们要围绕省委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共同目标，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和谐团结，克难攻坚，在大局下行动，为全局工作服务。要调动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顺应发展趋势，主动抢抓机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要坚持与时俱进，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针对发展中遇到的薄弱环节和难点问题，选准突破口，高起点谋划，务实性推进，在重点工作上用实劲、出实招、求实效。还要注意克服功利主义、浮躁作风，扎扎实实地抓好惠民性、基础性和长效性工作，使我们的工作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历史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切实肩负起推动广播电视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职责和光荣使命。

二、抓住重点，集中精力，在推动全省广播电视大发展大繁荣的主攻方向上努力实现突破性成果

广播电视是建设文化大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20**）》对广播电视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全省各级广播电视部门和单位，都要明确任务，理清思路，确定主攻方向，抓住工作重点，细化工作项目，制订工作抓手，做到工作规划项目化、项目实施目标化，把发展繁荣的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广电系统要紧密围绕广播电视发展繁荣、安全管理、文化惠民三大主体任务，在以下六个主攻方向上取得新突破、新进展、新成果。

1、加强广播电视主流媒体建设，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和文化引领能力。

广播电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重要的舆论工具，是弘扬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具有非常强的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鲜明指出，新闻舆论是意识形态的前沿，对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有着重大的影响。同时又强调，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失误，误党误国误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出了加强主流媒体建设的极其重要性，全省各级广电媒体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重在建设。一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广播电视工作的首位，在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上把好关。二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体现党的主张和体现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要遵循新闻规律、传播规律、艺术规律，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和文化引领能力。要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健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机制，在第一时间权威信息，引导社会舆论，抢占信息传播的制高点和话语权，不断提高广播电视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在影视艺术生产方面，既要遵循规律，又要适应市场，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生产出更多叫好又叫座的影视精品，起到文化引领的重要作用。四要坚持和深化改革。这次全国广电局长座谈会，重点研究探讨了市县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广电制播分离、新媒体发展、推动广电单位加强内部改革等问题。目前，我省广电管办分离、局台分设、三局合一已基本完成。我们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和方法，着力研究解决制约广电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重点抓好广播电视单位内部制度机制创新，真正把体制搞顺，把机制搞活，激发广播电视事业与产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2、要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为重点，大力促进影视动画业发展繁荣。

我省影视动画业发展有良好的工作基础，我们要尊重影视动画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市场化和组织化并举，继续大力推动我省影视动画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当前我省影视动画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反映在中小企业居多，融资比较困难，高端人才缺乏，抗风险能力较弱等，这已成为当前推进我省影视动画业发展的瓶颈。我们要针对这些问题，找出解决方法，推动持续发展。一是要支持国有、扶优民营，重点推动民营影视动画企业发展壮大。要注意保护好民营企业投资影视动画文化产业的积极性，重点支持和培育一批骨干影视动画企业，使之成为推动发展的一大工作亮点。二是要积极引导影视动画文化产业调整，优化结构，转型升级，合理布局。引导支持具有竞争能力的影视动画企业，通过并购合资、上市等资本运营手段做大做强。目前全国上市影视公司一共七家，**华谊兄弟影视公司的上市请示已获总局批准，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三是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继续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我国动画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争取出台我省实施细则。要完善落实影视动画规划、公示和奖励政策，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四是要培育影视动画产业市场，大力开发影视动画衍生产品，促进动画产业与相关优势产业的结合，寻求加快走出盈利发展的模式。要继续办好中国国际动漫节和义乌文博会，支持杭州建设卡通城，打造动漫之都，发展动漫、卡通、游戏为主的数字娱乐产业，促进各类文化产品与要素市场的规范发展。五是要大力推动内容精品生产，全力打造知名品牌，重点跟踪一批具有**特色**风格的剧目，提高全省影视动画业的整体竞争力。六是要支持动画基地的建设，促进产学研结合，推动校企合办、师资互动，抓好动画高端人才和基础队伍的培训工作，增强我省影视动画产业的发展后劲。

3、要加快推进全省有线数字电视联合发展和整体转换工作。

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有关部门《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明确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县级以上城市，有线电视在20**年前要基本实现数字化，20**年，要基本停止播出模拟信号的电视节目。中央的目标非常明确，要求也非常清楚，我们全省广电系统应该认清形势，立足实际，加快进度，积极推动数字电视联合发展，实施整体转换。一是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纲要》精神，以华数为主体，构建全省统一的数字电视发展平台，整合优势资源，合理配置要素，兼顾各方利益，充分调动省市县参与的积极性，有效推动全省数字电视联合发展。二是要加大有线电视数字化工作的扶持力度，优化投融资环境，加强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在加快以市级城市为重点的整体转换基础上，推动有线数字电视向县城铺开，向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延伸。三是要重视数字电视内容生产，加大节目内容和信息服务的开发，加强对数字电视节目制作、集成、播出各环节的监管力度，确保数字电视内容导向正确和安全播出，真正实现内容生产和产业发展双赢的格局。

4、要注重现代高新技术的运用，推动新媒体的发展和网络文化建设。

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讯技术的应用，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发展势头迅猛，影响日益扩大。全省广电系统要从政治、全局和战略发展的高度出发，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全力谋划新媒体的发展，推动广电网络文化建设。一是要积极推动各级广播电视抢占网上宣传新阵地，成为新媒体发展的主力军。要把目前可供网上传播的内容、节目加以改造、包装、整合，通过网络媒体进行延伸宣传。要以发展壮大**网络电视联盟为抓手，推动更多的广播电视单位加入这一平台，开展新媒体工作，现在全省已有40多家广播电视台加盟，尚未加盟的台要尽快行动。二是要大力发展网络文化产业。重点培育网络广播电视、手机电视、手机广播、数字广播等新兴的广播电视业态，建立天地一体、星网结合的移动多媒体网络体系。努力扩大产业的规模，延伸产业链条，形成网络文化的产业优势，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要大力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和新媒体的内容建设。各级广播电视台要通过数字化改造，盘活传统节目资源，努力满足多种数字播出平台、多种接收终端的需求。要深入研究新媒体受众分布和收听收视习惯，创作生产出更多适合新媒体传播的视听产品，使广播电视台成为网络视听节目和新媒体内容生产基地及信源集成运营主渠道，牢牢把握网络文化产品和新媒体内容的主导权。

5、要全力推进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我们要带着对农民群众深厚的感情，认真抓实抓好这一体系建设。一是要加强联网，抓好电视“村村通”工程、广播“村村响”工程、广电“低保工程”，做好农村广电覆盖工作。“村村通”工程要查漏补缺，不留死角，年内要基本完成任务。“村村响”工程部分资金已经下拨了，今年要完成计划的40%。从现有统计数字来看已达到58%以上，各地要抓好进度，确保质量。对“村村通”无线有线都不能覆盖的地方，要把直播卫星作为“村村通”扫尾的主要手段，有针对性地实现全覆盖。二是要抓对农节目的落地工作。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特别是县一级广播电视台，要把对农宣传作为主要的任务和永恒的主题，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真正实现对农栏目主题化、节目传播融合化、对象覆盖分众化、宣传效果整体化。要抓好广播电视对农节目的内容建设，推动对农宣传服务节目在丰富内容、提高质量上有大的进步，更好地满足农民群众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的信息需求。要加强力量整合，善于借用涉农相关部门的资源和力量，扩大对农通用性节目的制播和交流，拓展对农节目的范畴，更好地发挥对农节目的效用。要深入开展“广电惠农送服务”活动，把惠农服务引向机制化、常态化。6月以来，省局“广电惠农”小分队到丽水、衢州、舟山送服务，受到了基层广泛欢迎。我们要建立专家库，为基层提供更多、更直接、面对面的服务。三是要加强广播电视入户工作，在“村村通”工作的基础上，下一步要把提高“村村通”入户率作为一项突破性的工作来抓，让更多的农民都能够看上电视，享受广播电视发展的成果。广电“低保工程”是提高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重要途径，省局已经在龙游、武义、青田试点，将在试点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向全省推广。有关实施广电“低保工程”的政策措施，省局和省财政厅正在协商，争取为这项工作编制预算，积极争取为全省低保家庭减免广电入网费、视听维护费。今年减免的入网费**00万已编入预算，现在正在争取视听维护费的减免工作。省局将尽快将这项工作布置下去，确保在今年和明年两年内完成。我们要把农村广电“低保工程”、“彩虹行动”和广电入户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惠民能力。

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证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简言之，就是要在联网、落地、入户上狠下功夫。在整个体系建设中，要基本建立和完善以县级为中心，以乡镇村广电站室为基点，以转播好上级台节目和办好地方新闻与对农服务节目为主干，以传输覆盖为保障的全省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使我省这项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6、依法加强行政管理，为广播电视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保障。

管理工作是我们广播电视的生命线。广播电视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依法管理、科学管理、综合管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把日常性的管理工作上升为制度性规范管理，切实解决行政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要通过严格管理，树立起广电行政管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一是要强化广电宣传导向管理。这是广电行政管理部门履行政府职能，体现意识形态属性管理的重要职责。要建立健全广电宣传管理制度，强化节目规划、播出审查、视听评议，严把播出关。要继续深入开展净化荧屏声频、抵制低俗之风活动。二是要强化广播电视播出秩序管理。充分履行许可、审批、查处等职能，加强播出机构频率频道和节目的审核报批工作，坚决堵住擅自多开频道、滥办节目的问题。要加强资格管理，进一步引导播出机构规范办台、规范办节目。要继续推进播出机构和频率频道的层次化、专业化分工和品牌化建设，保质保量转播好中央和上级台广电节目。三是要强化广电社会管理。建立健全监测机构队伍，做好传输和播出管理，提高人防和技防能力，防范非法插播，确保广电安全播出。要依法打击违法设置播出前端、破坏广电设施、违规占用广电频率、影视侵权盗版等违法活动。要严格整治非法安装境外卫星设施行为，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创建“无小耳朵”社区和村庄。国家广电总局明确中央直播卫星覆盖只限于符合20户以上自然村不能覆盖的盲区，要严格审批监管，不得擅自扩大范围。四是要加强新媒体和网络文化发展管理。要认真贯彻中央和省里有关互联网视听节目管理的规定，进一步完善网络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健全网络文化信息服务和市场准入，严格实行年检制度。要加强网络行业自律，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加强对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举报查处，坚决删除危害社会稳定的有害信息，确保我省网络视音频节目服务的良好秩序。

三、着力抓好下半年广播电视的几项工作

下半年，全省广电系统要把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广播电视大发展大繁荣作为重中之重的中心任务，狠抓落实，有力推进。与此同时，还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精心组织好北京奥运会，纪念改革开放**周年的宣传报道工作。

这是下半年十分重要的宣传任务。我们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根据“把握节奏、把握力度、逐步升温、不断深化、形成”的要求，切实做好迎接、举办奥运会的相关宣传报道，大力营造欢乐、喜庆的舆论氛围。要精心策划、组织好奥运主题宣传报道，增强相关栏目和节目的吸引力。要大力宣传全省人民期盼奥运、参与奥运、奉献奥运、支持奥运的精神风貌。深入宣传“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积极引导树立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展示**人民的良好形象。要做好中央台奥运各项赛事的转播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对奥运会的热切关注和精神文化的需求。要把赛事宣传、主旋律宣传和国际化宣传有机的结合起来，在报道内容上，要注意反映体现国际社会、国际友人、各国运动员参加奥运的场景。要谨慎把握涉及奥运安保、民族宗教、食品安全、空气质量、交通保障、非正常上访等问题，加强正面宣传报道，尽量避免和减少负面问题的炒作，防止授人以柄。要严格把关，不要由于把关不慎，管理不严，造成全国性的影响问题，给全局工作添乱。

要结合我省改革发展的实际，精心设计和组织好纪念改革开放**周年系列主题宣传报道。要展示伟大历史，反映辉煌成就，阐述宝贵经验，指明前进方向，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严格宣传纪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必须符合中央有关决定和文件精神。对否定改革开放成就和方向的观点，要加强引导，澄清是非，确保纪念活动宣传报道的健康、有序进行。

2、要抓好奥运会期间我省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略）

3、抓好支援**广播电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按照中央“一省帮一重灾县”的部署要求，现在我省对口支援**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已经全面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在工作机制方面，省与市县建立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省里的主要职责概括为“六统”：即统一负责支持**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统一制订援建项目标准及相关政策；统一筹措和安排援建资金；统一与**县协商确定三年援建项目规划，以及分年度项目实施和资金安排计划；统一规划协调跨县跨乡镇的线性工程，以及重大城乡住房、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建设；统一汇总上报和考核援建计划实施进度及工作情况，做到“规划一个本子、项目一个盘子、资金一个口子”。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市、县主要职责概括为“五分”：分别负责对口支援乡镇援建工作的组织协调；分别帮助对口支援乡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编制；分别按照省统一援建项目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负责相关项目计划的实施和质量检查工作；分别帮助对口乡镇开展劳务输出和培训，以及急需人才、技术等其他方面的支持，分别负责对口支援乡镇援建工作的情况汇总上报等工作。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安排，支援**县广播电视恢复重建工作内容，已列入我省首批援建项目。我们将把这项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明确任务，明确责任，明确要求，指导协调灾区抓好规划设计和项目实施。

各市及有关县广播电视部门、单位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下，积极主动参与对口乡镇广播电视恢复重建工作。一要了解和掌握对口支援工作部署情况；二要积极承担参与本地需要广播电视部门参与的相关工作；三要加强与省局工作联系，便于相互协调工作；四要在统筹安排广电技术、智力支持情况下，做好组织选派工作。此外，各地要继续抓好抗震救灾的宣传，特别要宣传好各地参与灾区恢复重建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工作经验。我们要发挥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确保对口支援任务的完成，以抓好广播电视繁荣发展的优异成绩来支援灾区恢复重建工作。

4、抓好广电队伍建设，为推进广播电视大发展大繁荣提供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篇4

关键词:城乡;体育;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5-0056-04

Abstract:Uses literature methods andSo on material investigation andStudy, questionnaireSurvey andStatistical analysis, take the Zhujiang Delta as the concrete investigation case, in the whole conducts the research to our country city and countrysideSports development's presentSitua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 The result indicated: Our country city and countrysideSports infrastructure, the organization instruct, aspect differences andSo onSense of participation to be remarkable; Causes the difference the reason to exist in aspects andSo on history, economy,Society and management. Propos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with realizes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publicSports toServe reduction disparities andSo on multiplication managementSystem which the even equalization goal adapt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Suggestion.

Key words: city and countryside;Sport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本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改变。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由于忽视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理念,中国农民阶层在社会地位上始终处在不利的位置,这集中表现为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不均,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区域间协调发展是实施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可以显著解决我国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同时改善农民阶层的地位。2007年党的十七大就提出,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可以说,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又一重大改革任务,是“十一五”时期改革的攻坚战。作为公共服务内容之一的公共体育,城乡居民都应有均等的享受权利。然而,在我国公共财政积极推进的转型时期,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计划经济惯性等原因,政府并未能很好履行其应有的公共职责,公共体育服务呈现城乡、地区供给不均、发展不协调现象,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体制无法实现均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当前,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城乡体育协调发展问题,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应用价值。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文章从珠江三角洲具体调查入手,以我国城乡体育发展现状、影响其发展的内外界因素及城乡体育发展的策略规划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调研

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广州体育学院图书馆、惠州市图书馆和惠州学院图书馆等途径,搜集阅读、整理有关城乡体育发展现状及研究进展方面的相关资料,从而为本文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1.2.2 专家访谈法

通过对北京体育大学、温州大学、广州体育学院和惠州学院的体育学、社会学专家的咨询和访谈,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思路和探索目标。

1.2.3问卷调查法

1.问卷内容依据研究需要而设计,采用专家评判法对问卷进行“很有效”、“有效”、“一般”的检验。将问卷呈给13位体育学教授及相关专家对问卷进行了评价。其评价结果如表1。

2.问卷调查于2009年3月―4月开始,共发放问卷1225份,收回问卷1193份,其中有效问卷1175份,有效率为98%。从表2和表3所示,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结构和学历层次分布科学合理。在收回的有效问卷中,城区665人、乡村510人。

3. 根据调查规划和设计,于2009年4月份对各市、县、区、乡镇主管体育工作的领导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30份,收回117份,回收率90%,有效100%,并对访谈笔录进行了整理。

1.2.4 数理统计法

通过运用spss13.0、EXCEL等办公软件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从而对文章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城市与乡村的地域界定

在我国,“城市”和“乡村”是两个相对的地域性概念。“城市”是指“人口集中,居民以农业人口为主,工商业、运输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村”则是指“农业人口居住的地方[1]。”

《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对“城乡”作了以下界定:“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中,经本规定划定的区域。城区包括: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城市公共设施,居民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居民委员会地域和村民委员会地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镇河其他区域中,给本规定划定的区域。镇区包括:镇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镇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村民委员会地域;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技单位、大专院校、农场、林场等特殊区域。乡村是指本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其它地域[2]。”

2.2 城乡体育发展差异对比分析

2.2.1 城乡居民经济收入差异对比分析

经济是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作为社会事业组成部分的体育事业,其发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我国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不仅仅反映在两区域间具有的GDP绝对量上,而且在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方面,呈现扩大趋势(表4)。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在建国初期实施优先发展工业战略,通过农业哺育工业,价格“剪刀差”来保证工业化的实现。但是这种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及城乡二元化的战略造成了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大量流失,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具体到对体育事业的影响:竞技运动成绩、参与欲望、设施建设、服务水平等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由于经济发展的失衡,造成了城乡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协调。

2.2.2 城乡居民年均体育消费支出差异对比分析

体育消费是指消费者在体育健身方面的个人消费支出是现代消费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解放和发展了乡村社会生产力,为乡村体育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经济方式转型、文化变迁及传统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给经济滞后的广大乡村农民体育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因素,抑制了个体体育的消费,使得城市与乡村居民的体育消费差距呈扩大趋势(表5),这种不平衡、不协调性,究其原因主要有:其一,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制约着乡村体育消费的发展;其二,传统生活方式的羁绊,消费意识的淡薄,乡村居民还没有从健康的角度审视体育消费文化的真正内涵。其三,广大乡村居民体育认识的滞后是阻碍体育消费的绊脚石。其四,是政府对城乡直接或间接的经费投入的不均等,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对乡村居民体育消费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2.2.3 城乡居民对体育设施需求满意度的对比分析

体育场地设施是城乡体育的发展基础,也是影响居民体育兴趣的主要原因[7]。表6的调查反映出居民的体育设施需求与社会供给程度的状况。从结果来看,城区居民的满意度与乡村居民的满意程度差异显著。

从体育场馆资源的分布情况来看,我国现有近70万个各类体育场馆,其中占国土面积的16.5%和人口的39%左右的城市,占全部体育场馆的比重为79.8%,而占国土面积83.5%并拥有61%左右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却只有20.2%的体育场馆资源(2002年《中国社会体育调查结果报告》)。政府投入的城市偏好造成了乡村体育场馆设施的明显滞后,影响了城乡间体育的协调发展。

2.2.4 城乡居民体育健身意识对比分析

体育健身意识是指人们在参与体育活动过程中对体育健身及其重要性的认可,以及由此产生的理想观念、心理活动的总和[4]。社会研究表明:现今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人口密度、人口同质性、职业、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组织、环境、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等有差异。生产方式是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城乡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是决定城乡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人们所谓的“现代城市文化――传统乡村文化”是当今城乡文化差异的基本反映,这种文化差异首先反映在意识观念上。社会学研究结果表明,相对城市社会,农村文化具有较为封闭性的特点,农村居民囿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人们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意识和观念与城市有较大差别。表7的调查结果来自于居民就表7的4种提法,按“同意”的进行多项选择,最后统计得出结果,从结果中发现,城区与乡村在体育健身认识上存在较大差距,乡村居民对体育健身的认识仍然模糊,观念认识滞后,这与乡村居民的教育程度、乡村经济状况、乡村体育文化氛围和宣传有关,也与政府和社会为城区和乡村提供的体育信息服务的水平有关。

2.2.5 城乡居民获取体育健身指导的途径调查分析

体育健身指导是居民的基本体育需求之一,也是衡量体育公共服务水平的主要指标内容。从表8结果看:通过咨询朋友、同事来获取满足的差别不大;而通过网络图书、协会组织、专家社会体育指导员等途径来获得指导的差异显著,两者差值达30%。说明城区和乡村体育服务水平、氛围、环境、体育组织、网络建设、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发展不均衡不协调,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2.2.6 城乡年均组织体育活动次数比较分析

体育活动是体育的本质所在,是公共体育服务的核心[6]。推动某一区域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活动是不可缺少的核心载体。结果表明(表9),城乡居民参与体育权利和机会有差异,城乡居民享受的体育服务权利与机会差异显著,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从宏观上讲,城乡居民享受体育服务的平等性长期受到严格结构体制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农村居民受到户籍制度的严格控制,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隔离于城市之外,自然很难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体育服务待遇[9]。从微观上讲,城乡居委会虽然都是开展城乡基层群众体育活动的操作单元,然而它们在管理职能和活动经费上有着较大差异,影响着城乡居民实现平等体育权利与机会。综合来看,体育活动的开展与其环境、经济、文化氛围、财政来源等关系密切,政府应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上保持均衡的同时,还应注意乡村体育环境、氛围的培育与发展,以及乡村经济水平的提升。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城乡体育协调发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内部各因子之间,内部和外部之间必须保持相互促进的关系才有利于我国体育事业协调、持续、稳定的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但其体育事业发展并不平衡,城乡资金投入及发展差异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区和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着居民的体育消费欲望和需求。二是政府对于公共体育服务支出的相对偏好,“重城市、轻农村”的资源配置理念,造成了城区和乡村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指导、体育信息等发展不协调,不均衡。三是城乡分割的自治管理体制,城乡体育一体化缺乏政策支持等。现阶段,我国整体上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时期,城乡体育差异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是不相符的。

3.2 建议

3.2.1调整城乡制度格局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一元结构,从制度上逐步消除工农“剪刀差”,城乡体育的“二元化”,切实加强农村经济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形成城市反哺乡村的新格局。

3.2.2 构建与实现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目标相适应的管理体制

政府部门推动体育发展依靠的主要是其自身的行政力量,政府体育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全体人民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方向。一要真正重视城乡间的差异,加快乡村基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农村基层体育设施严重欠缺的现象。二要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村基层体育服务能力,加强体育健身宣传,建立和完善乡村各类体育组织,切实提高基层体育组织的咨询,指导能力,及时调整乡村人们的生活行为,以及价值观念,引导他们形成自觉的经常锻炼习惯,从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三要健全和不断完善体育服务组织网络,加快体育服务科技进步,保障乡村居民咨询、诉求等信息路径的畅通,科学合理的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体育需求,推动城乡体育的协调发展。

3.2.3 健全和完善多元化的体育管理体制,建立城乡体育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

从目前的现实来看,由于城区和乡村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不平衡,农村体育与城市体育在管理体制方面应有所不同,农村体育依靠政府管理体制,进行经济倾斜扶持;城市体育需要社会管理体制,国家给予政策保障。一方面农村体育因为体育基础,体育文化传统,体育资源经济水平等劣势,体育组织松散甚至没有,必须建立一定的体育行政管理组织。政府管理应是主导力量,在政府管理中,经济方法应是主要管理方法,加大对农村体育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城市体育紧跟经济、社会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一定规模,社会管理体制已经形成,社会组织成为市民体育的主要力量。政府应由“办”转向“管”,提供一定的政策服务,保证体育正常发展。

3.2.4 弘扬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

加强既有民族地域特色又具有时代先进性的农村体育的挖掘和引导,传承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这样既适合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又能丰富城市市民的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Z].广东省统计信息网:htt://gdstats.省略/63k.

[2] 吴建逊,郭子坚.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居民休闲体育消费现状的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8(2):70-73.

[3] 于军等.从农村体育发展的影响因素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下山东省农村体育发展战略[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2):22-26.

[4] 王才兴.构建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J].体育科研,2008(2):1-13.

[5] 肖林鹏等.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概念开发及其结构探讨[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7(6):472-475.

[6] 王才兴.构建完善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J].体育科研,2008(2):1-13.

[7] 曹可强.完善上海市体育服务均等化及其财政政策选择[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2):32-36.

篇5

进一步提升文化体育工作公共服务能力

文化体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对于凝聚全县各方面力量，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建设美好家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文化体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形势下，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组成部分的文化体育工作，如何加强公共服务，优化发展环境，给文体部门以及所有文体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任务与要求。为此，我们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有关精神，夯实文体基础，强化文体服务，依法治文治体，进一步提升文化体育工作公共服务功能，以更好地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一、文化体育公共服务工作现状

加强文体公共服务、优化社会发展环境，意即提高文体社会贡献度。近两年来，我县各级文体部门依托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强化依法治文治体，加快文体发展步伐，各项文体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文体部门社会影响力及作用地位与日俱增，社会贡献度显著上升，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县域经济发展后劲。

一是阵地建设势头良好。当前县博物馆工程进入征用土地的实质性阶段。县图书馆新馆于去年月落成开放，同时积极创建国家一级图书馆，现已通过省、市评估验收。该馆的“知识拥军”工作成果显著，在全市文化系统单位作出了示范。县文化馆近年来充分发挥群文工作龙头作用，强化职能履行，社会效益明显，目前已跻身国家一级文化馆行列。象山艺校加强实践教育，培养、输送优秀艺术人才，成立企业化运行的艺术剧团。我县“东海明珠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已建有省市级“明珠”颗，建成率达。村落文化示范点创建势头好。在已建有个市县级示范点的基础上，今年全县又有个村申报创建。社区文化示范点建设也在有序跟进，瑶琳社区已创成县级示范点。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建设深得民心。在已建县体育场、游泳池、灯光球场、体育馆等一批公共体育设施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前提下，我局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安装健身路径器材，打造群众喜爱的“十分钟文体活动圈”。至目前，已累计投入多万元，共安装了余套路径器材。

二是文体活动丰富活跃。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第六届、第七届中国开渔节文艺晚会、开幕式、国际海钓、开船仪式等各项指令活动，联办了石浦“三月三、踏沙滩”系列民俗文化活动，承办了宁波市第二届农民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暨民间艺术大会串等，还积极实施高雅文化活动次，组织举办人民广场文化活动和系列节庆活动多次，普及开展以“文化春风遍象山行动”为载体的文化下乡活动余次，而且活动真正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从“办文化活动”转向“管文化活动”。二是从“职能萎缩、错位”向“充分实现职能”转变。目前，我县一些部门、企业、社区、乡镇街道的大型文化活动均实现了文化部门全面参与、辅导、策划。另外，由县体育中心承接的首届“步步高”杯全国男子排球大奖赛级别高、影响大，创下了我县中央电视台直播的记录。全县个单项体育协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积极性，举办大小活动赛事多次，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参与体育健身的良好氛围。

三是作品和人才令人瞩目。充分动员广大文艺骨干深入生活、深入基层，开展特色文艺创作活动。在宁波市民间艺术节里，我局重点推出了创编民间灯舞《象山海螺灯》和“打造民间剪纸艺术品牌”两大项目。小品《家有喜事》、歌曲《丝路渔港》等在“三个代表”题材文艺作品评选中获奖。《关注农民工文化享受》等调研文章获全国一等奖，受市委领导批示。《石浦渔灯》、《渔家号子》、东门渔岛女子船鼓队、爵溪渔鼓队等节目及表演在省市获多项大奖。纪云飞获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银屏奖，实现了我县群众歌手走向全国的零突破。

四是专业和特色文化建设全面铺开。一是文博工作得到加强。我们扎实推进文物保护与开发工程，促使我县文物事业取得了很大进展，已先后公布了五批文物保护单位，现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处，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处。同时我们加强了“国保”单位的申报工作，张苍水兵营遗址、渔山灯塔日前已申报第六批国家级文保单位，渔港古镇石浦也正在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二是渔文化研究开始起步。从去年始，我局启动了妈祖文化研究工作，成立了妈祖文化联谊会，对全县妈祖庙遗址情况进行调查，同时举办了东门岛妈祖谢洋巡会活动。今年还成立了象山县渔文化研究会，全面收集、挖掘、整理渔文化历史资料及遗存，分课题、全方位进行渔文化研究。三是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保护开发工作进展顺利。以全国性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为契机，整理出版了民国《象山县志》新校注本，全面调查县域民间特色文化，对一些流传至今且有影响力的民间艺术品种进行了重点挖掘与整理，并已确定丹西街道珠水溪母子龙、石浦渔灯、昌国马灯、东门船鼓以及竹根雕、剪纸、农民画等十多种民间文化艺术为重点保护对象，还相继出版了《谢才华剪纸艺术精品集》、《民间艺术家高妙兰画集》，成立了象山民间文化整理小组，同时积极协助筹建谢才华剪纸书苑、张德和根艺馆，全力做好茅洋乡创建宁波市“一乡一品”和农民画传承基地的工作，推进剪纸和农民画的产业产品化进程。在此基础上，我们已于今年申报省、全国文化先进县。

五是依法加强市场管理。坚持日常监管与突击检查、联合行动、专项整治等相结合的办法，注重对网吧、电子游戏机室、演艺厅、音像店、出版物市场和校园周边文体市场的治理以及文体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有效处理和缓解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完善监管机制，实施管理新办法。重视从社会各个层面聘请义务监督员工作，共聘请了名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监督员。通过媒体公布文体市场举报电话（），对网吧零点执法行动和部门联合行动均邀请媒体记者参与并进行跟踪报道。积极探究并施行文体市场“条块”结合管理新模式，即分区划片、片块结合管理，努力维护文体市场良好经营秩序。加强宣传教育，坚持正面引导。通过举办各类经营者培训班，切实提高文体市场经营户的法制意识。在对印刷企业的管理中，我们还通过成立行业协会，举办主题性活动，加强行业自律行为。

六是竞技体育跃上新台阶。近两年，我县竞技体育喜讯连连。王成意在第届雅典奥运会射击比赛中获得铜牌，这是宁波籍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唯一的一枚奖牌，也同时创下了宁波选手在奥运会上单人项目的最好成绩。同时，由我县输送的射击运动员江浩俊、康宏伟、项晓晓等，在国内比赛中也屡创佳绩。我们还积极组织青少年代表队参加省、市比赛，锻炼队伍，挖掘苗子。在全县所中小学校建立体育苗子输送联络员网络。截止目前，共向上级体育训练部门输送体育苗子近百人，其中在国家队就训达人，竞技体育工作走在了全市前列。

二、文化体育公共服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县各级文体部门在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上作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工作开展过程中还存有不少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体公共服务能力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一）城乡文化发展存在着不均衡性。县城、次中心城镇、其他乡镇之间，文化发展存在着较大差距。丹城不仅拥有一批诸如人民广场、体育馆、图书馆等标志性场馆阵地，而且文化市场项目多、类别广、居民文化生活丰富、跃跃，但在石浦，作为我县南部中心城镇，常驻人口万，至今除了石浦文化馆一座小楼外，几乎没有象样的国办文化设施。此外，一些个别乡镇，区域内居然没有一家登记在册的文化体育经营单位，农民群众忙闲时文化生活可想而知。另外，在基层农村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在创建“东海明珠工程”或村落文化示范点时，积极性很高，创建力度也比较足，但创成后，少数明珠楼却出现了长期闲置，造成了资源浪费。

（二）文体标志性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文化体育基础设施是开展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传播先进文化、普及全民健身的重要阵地和必要载体。文体设施的建设情况也综合反映着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品位档次。近几年，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我县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力度有所加大，但从整体看，与横向比，还比较薄弱。如在××××年就已列入县政府重点工程的国办群众文化标志性建筑——县文化活动中心，至今没有动工建设；又如县博物馆工程，虽已列入政府工作要点，但进展缓慢；再如县体育中心二期工程（标准体育馆和游泳馆），现在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这些标志性文体设施的缓建和滞后，从一定程度上说影响着我县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制约着我县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

（三）文体市场执法手段、方法有待完善、提高。目前我们现有的执法队伍状况及执法力量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文体市场突飞猛进的发展需要，导致市场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文化市场整治的高压态势下，部分网吧、电子游戏机室业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还时有接纳未成年人的行为；一些流动摊贩还在街头、集市兜售非法音像制品等。另外，从客观上讲，残疾人、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开办的文化体育经营单位为数不小，对我们执法处罚带来了一定困难。

（四）文化体育事业经费明显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化体育的需求以及对文体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与日俱增，政府对文化体育事业经费上的投入虽然每年略有增加，但增长的幅度达不到全县增长的水平。而且由于政府未安排专项的节庆日活动和体育业余训练等经费，但实际上我们要支出不少经费，造成了整个文化体育事业经费的不足。另外，随着国家加大对意识形态市场的整治力度，文化体育市场的整治行动一个接着一个，但经费又没有增加，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五）文体队伍整体专业力量不强。目前，我局系统文艺专业人才青黄不接、未形成梯次的问题日益凸现，主要业务门类人才急需引进，这也是导致精品创作少的直接原因。部分局属单位的专业人才也相对缺乏，需进一步完善结构，充实力量。乡镇（街道）文化站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有待加强，理论和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六）人员机构编制性质不顺畅，不利于工作开展。其一，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局行政编制为个，实际在岗人；事业编制个，实际在岗为人，多出的人是通过系统内借用、调剂、超编安排以及临时聘用的，这样的人员编制性质，必然会削弱、影响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其二，作为文体市场管理的行政执法机构——县文市办和稽查队，目前前者属全额事业性质，后者属差额事业性质，不利于执法队伍的稳定和执法工作的开展。

三、下步工作打算

针对目前我县文化体育系统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下步工作重点是：

（一）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的文体执法氛围。一是要牢牢把握当前正在开展的“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型机关”契机，抓紧抓好机关干部特别是执法人员的法制教育。因为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的水平直接关系着依法行政和文体市场行政执法水平。二是要加强文体市场经营者的办班培训工作，利用日常检查、专项行动等各种时机，定期不定期的对管理相对人进行文体市场法律、法规、规章宣传。三是要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增强社会对文体部门工作的监督力度。文化体育工作范围涉及方方面面，相应地，文体工作就需要各级各部门的齐抓共管和社会舆论的强力监督，如单靠文化体育部门的力量来依法行政，那将是捉襟见肘，而且也难以发挥出最佳的管理效益。在全社会大力宣传文化体育法律、法规、规章和党的方针政策等，提高全社会的文化体育法律意识，必将大大增加监督力度，推进文化体育依法行政工作。

（二）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切实维护文体市场经营秩序。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以网吧、出版物市场的专项整治和“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为重点，强化文体市场管理。在全县范围内加快统一安装《净网先锋》管理软件步伐，建立网吧技术监管平台，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管力度。增强日常监管稽查频率，实施小时举报响应制度，从快、从重、从严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对检查中发现不规范、不守法的业主不仅要予以严惩外，还将单独“开小灶”进行补课。另外要加强与公安、工商等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开展联合执法行动，营造声势，增强实效。

篇6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从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指标的恩格尔系数来看，1978年，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7.7%，城市家庭为57.5%。2005年，这一比例已经降低至45.5%和36.7%。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的恩格尔系数标准，标志着我国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准得到了提高,城乡的消费水平已分别达到小康和富裕水平。从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指标的基尼系数来看，改革开放以前是0.16，上世纪80年代初为0.3多一点，90年代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5年这一比例逼近0.47。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的“0.2～0.3比较平均，0.3～0.4相对合理，0.4～0.5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标准，说明我国目前居民收入极不公平。

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和基尼系数的升高表明，在人们总体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加大，而且贫富差距非常悬殊。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正确看待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

中国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0.16增大到目前的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单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的贫富悬殊已经突破合理的限度并有继续扩大之势。但对问题的认识，不但要看结果，更要看结果的产生机理和产生过程。基尼系数所反映出的只是作为结果的全社会收入分配非均等的程度，并不表现该结果是怎样形成的。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们的收入普遍较少，恩格尔系数长期停留在60%左右，全国有几亿连温饱都无法保障的人口。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基尼系数不到0.2，在80年代初为0.3多一点，那时的高值恩格尔系数和低值的基尼系数代表的是普遍的短缺与贫困。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在分配方式上打破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标准，代之以按劳分配并辅助以按要素分配，鼓励劳动致富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摆脱了普遍的贫穷与短缺，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了快速提高，从而使得恩格尔系数不断地下降。与此同时，由于人的个体天生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势必会反映在收入的分配上，人们的收入差距必然拉开，又使得此期间的基尼系数也在扩大。所以，收入差距加大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阶段所不可避免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收入差距的加大并不都是通过按劳分配或按要素分配得来的，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一些非正当手段获取的，这给我国和谐社会的建造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二、收入悬殊的成因分析

（一）政策致富

1978年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行了改革开放，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农村实行了“”，造就了像华西村、、小岗村等一大批农村富人；在城市进行的“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放权让利和分配体制的改革使部分职工和城市居民致富。为了实行对外开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从1980年开始，我国在沿海和内地相继设立了经济特区，并开放沿海城市。特区的建立，扩大了对外贸易，吸收了外资，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形成了辐射效应和带动效应，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资源致富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一古老的经济原则在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大量增加，诸如煤电油等能源资源趋于紧张，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受利益的驱动，拥有这些资源的地方，一部分人靠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了大量财富，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矿主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据山西省省委研究室所作的一个调查表明，山西省孝义市的一个村子，有441户农户，总人口为2024人。该村最富裕的88户总人口为430人，拥有该村总收入的81.2%；而最贫穷的89户总人口为395人，仅拥有该村总收入的1.6%，相差46.6倍，户均收入差为49.8倍。更为残酷的是，由于滥开滥采，安全事故频发，给矿工及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知识致富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知识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经济是一次新的经济革命，是一个头脑致富的时代，它预示着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格局：谁掌握了知识、创造了知识，谁就能赢得财富。位列2003年胡润富豪榜榜首的丁磊，1993年毕业于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凭着网易创始人和首席架构设计师的身份，拥有91亿元人民币财富，时年仅有32岁。据《南方周末》的中国顶级富豪调查中，40岁以下的富豪占调研对象的21.2%，但财富比重达33.2%，而且他们都具有硕士学历，这表明中国内地富豪中，年龄越小，学历越高，其创造财富的效率越高。

（四）权力致富

经济体制改革使国家和人民走向富裕的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本身的缺陷(如缺乏健全的权力监督机制)，法制的不健全以及西方观念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权力腐败浮出水面。在各式的行政审批制度主导的活动中，如项目审批、物资调拨、土地使用、许可证的发放、指标的分配等方面，一些公职机构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设租”“寻租”获得高的收入，违法致富，腐败致富，不公致富，在短时间里积聚了巨额财富。由此造成的贫富差距更易造成人的心理失衡，对社会道德的破坏力也最大，将对社会稳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五）垄断致富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形成了一些靠政府庇护成为享有特权的行政垄断性质的经营性行业，比如，电信、电力、金融、邮政、铁路、民航等。这些行业中，高经济收益的取得是与行业具有的行政垄断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含有大量从非公平的竞争中取利的成分。他们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获得稀缺资源进行垄断经营获取垄断利润，其他市场主体及国民则要承担垄断后的福利损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等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这些数字表明了垄断造成的收入差距的严重性。

三、对策与措施

（一）树立正确消费观，发挥富人财富的增殖效应

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10%的富人掌握着社会70%以上的财富，因此，首先要充分利用并发挥这部分财富的增殖效应。一是引导富裕阶层树立正确消费观，促进适度消费。二是倡导国外富人的财富观，营造捐赠光荣的社会氛围。捐赠一方面可以让富裕阶层用自己的边际效应近于零的财富给更需要的人带来幸福，更是弥合贫富差距的一种精神沟通。三是政府适当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富人投资创业。富人投资企业能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量，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实现富人财富的增殖效应和社会发展的双赢。

（二）加大对腐败和垄断的监管和治理力度

腐败和垄断造成机会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将当前贫富差距拉得更大。缩小贫富差距，就要把腐败治住，把垄断部门解放出来，实现市场化。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二是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首先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严格成本开支范围；其次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三）建立民主、法治体制，整治非法收入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官员与其他个人和组织一样，同样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要整治非法收入，必须要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制体制。具体措施是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

（四）对利息税进行改革，由比例税率改为累进税率

1999年，为扩大国内需求,刺激居民消费和投资，把居民存款赶到市场上来，我国决定征收利息税。而2003年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既然政策出台的背景已发生了转变，政策就应取消或调整。考虑到我国近年来经济形势的好转，人们收入的增多，利息税不应取消，而应对其加以改革和完善，由按比例税率征收改为按累进税率征收。因为随着教育、住房、医疗体制的改革，居民手中一部分用来消费的资金被迫用于储蓄，因此储蓄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利息所得也成为一种类似薪金的经常所得，应采取累进税率征收。这样，既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又和国情相一致，有利于调节贫富收入差距。

（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力度

我国弱势群体主要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包括就业困难弱势群体（如下岗失业职工）、医疗需救助弱势群体（城镇低保人员、农村特困户等）、身份性弱势群体（进城务工的本地农民和外地农民）等。针对弱势群体的不同情况，应采取不同措施：对社会成员中的老弱孤寡、体残多病等无法从事正常社会劳动的，政府应通过转移支付，使其在分配方面得到特殊照顾，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对下岗失业者，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优先提供给发展的机会，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要；对农民，政府应加大对他们的经营指导，避免出现“谷贱伤农”“菜贱伤农”等丰产不丰收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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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教育学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也是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社会工作，其主要功能是补充和协助家庭教育以及学校教育。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国内率先推动“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建立与发展，探索和创立一种崭新的华仁工作模式。本文以“华仁模式”为例，从社会教育学的视角探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作为一个综合领域的理论基础、功能定位、实践操作和职业发展。在界定基本概念并阐述“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关系之后，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了“华仁模式”的主要特点：应对隐性社会问题、理论基础、功能定位、服务内容、反思性视角、本土文化视角、对专业性和专业素质的理解，并分析“华仁模式”对国内丰富和发展社会教育学领域的推动意义。

关键词 ：社会教育学 社会工作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 华仁模式

[中图分类号] 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2015)01-0003-32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5.01.001

张威，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德国开姆尼茨科技大学博士（成都610065）。

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工作领域，在探讨如何应对涉及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一系列问题时，人们惯于使用“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这些概念。然而，第一，对于这四个概念，目前社会工作领域尚无统一界定，并且由于它们所面对的工作对象和所触及的工作环境相似或重叠，故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有多重交叉之处。第二，尽管“儿童青少年”这一未成年群体以及“家庭”和“学校”这两个社会化基础机构均与“教育”息息相关，但人们依然执着地使用着“社会工作”概念，并热切地在各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寻找理论依托和实践模式，而“教育学”这一核心视角却被遗忘和冷落。

成立于2013年1月的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全新理念致力于应对涉及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各种“隐性社会问题”，在中国大陆首次推动“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建立与发展，努力探索崭新的“华仁工作模式”（下文简称“华仁模式”）。2014年7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并与华仁负责人深入交流社会工作、了解“社会教育学”在成都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华仁的工作得到了默克尔总理的高度肯定和赞赏。

那么，“华仁模式”究竟有何独特和创新之处？本文在分析和阐述“华仁模式”特点之前，首先对几个重要的基本概念“社会教育学”、“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华仁模式”进行界定和论述，并阐述和分析“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

一、什么是社会教育学？

在欧洲大陆国家，社会工作领域中有两个概念并存，即社会教育学和社会工作。社会教育学的起源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形成社会教育学？什么是社会教育学？社会教育学的主要服务领域有哪些？它的核心理念和观点是什么？它的相关立法或法律基础是什么？

社会教育学的起源和定义。社会教育学概念形成和起源于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国家。教育学家海尔曼·诺尔(Herman Nohl)认为，社会教育学从教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人类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一种体现。他用五种“精神能量”（即社会运动）概述社会教育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1)工人运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1848年）；(2)新教教会的“向内福传”运动（1849年）；(3)妇女运动(1870年)；(4)社会政策运动（1870年）；(5)青少年运动(1900年左右)(Thole 2002)。教育学家和政治家盖尔图特·波尔摩(Gertrud Baumer)对社会教育学的最初界定是：“所有关于教育的，只要不是家庭、不是学校，都是社会教育学”。这一定义虽然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界定，但它确立了社会教育学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教育领域的地位。盖尔图特·波尔摩同时强调，社会教育学虽然是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但它并不是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毫不相干，相反，社会教育学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甚至社会教育学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互融合。由此，欧洲大陆国家在面向儿童青少年与家庭以及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领域中，形成两种不同的传统职业分支：以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教育学(sozialpadagogik)（起源于面向儿童青少年的救助工作）、以及以面向成人为主的社会工作(sozialarbeit)（起源于面向成人的救助工作）。在当今的欧洲大陆，虽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依然并存，但这两种历史性职业分支和职业领域正在逐渐趋于融合，专业人士尝试着使用一个涵盖两者的上位概念Soziale Arbeit即社会工作来表述。

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尽管如此，在今天的欧洲大陆，无论是大学的人才培养领域还是专业服务领域，社会教育学仍然是人们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社会服务时的综合性专业术语。在实践领域中，社会教育学的工作领域和服务范畴也被统称为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kinder-und jugendhilfe)，在欧洲大陆国家，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所涵盖的范畴绝不仅仅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而是范畴宽广、分支细微、内容繁杂，它涉及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各种性质和各种内容的服务，是一个庞大、系统、专业的综合体系，而这一领域的形成和这一概念的出现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早在1922年，魏玛共和国为了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部分儿童青少年失去了家庭的照护和教育，也为了聚集和利用分散的社会力量，同时将当时的两个工作领域，即面向大众的青少年业余生活、校外教育工作(jugendpflege)以及面向“问题青少年”的救助工作（jugendfursorge）合为一体，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教育学专业性官方机构即青少年事务局(jugendamt)，并颁布了《帝国青少年福利法》(RJWG)。该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有义务设立青少年事务局。该法律一直实施至1990年。从1990年起，该法律被修订并编人《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 SGB VIII/KJHG)。该法律因此成为“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重要法律基础和依据，并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事务局作为社会教育学专业性官方机构的地位。

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SGB VIII/KJHG)第11～60条，“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任务主要含“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他任务”（第42～60条）两部分。第11～41条规定了以下四种任务类型或工作方向的服务项目和内容（见表1总结）：

第一类任务是促进儿童青少年（自身）的成长与发展（第11～15条）。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青少年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教育性儿童与青少年保护工作等。青少年工作与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区别在于，青少年工作主要是指面向所有儿童青少年的开放性工作，比如校外教育、业余生活与体育活动、青少年之家或青少年联合会的工作；而青少年社会工作主要是指面向有特定问题或特定需求的青少年群体，其中包括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两个重要的服务领域。这一类任务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

第二类任务是促进对家庭的教育（第16～21条）。其中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家庭培训、家庭咨询、家庭休养、分居和离婚咨询等，其目的是面向家庭和成人，协助其建立良好和睦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正确处理分居和离婚等情况。这一类任务主要面向家庭和家长。

第三类任务是促进日间照管机构中儿童的成长（第22～26条），其中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托儿所、幼儿园、小学生课后照管机构、自发组织的团体等。在此笔者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德国，幼儿教育属于社会教育学的工作范畴，其财政开支和人员数量在社会教育学领域中所占比例最大。这一类任务主要面向儿童，其功能很清晰——对家庭教育进行补充和协助、使年轻父母减少或摆脱育儿和工作之间矛盾的困扰。

第四类任务是协助、补充或替代家庭教育、协助精神残障的儿童青少年融人生活、帮助年轻的成年人（第27～41条）。其中包括以下两类服务项目和内容：一类是流动型协助或补充家庭教育的工作，如家庭教育咨询、小组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另一类是固定型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如寄养家庭、收养家庭、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等。“流动型”一词基于社会工作形式中的“来结构”和“去结构”：“来结构”是指服务对象来到社会工作机构或服务处，主动寻求帮助，比如，家庭教育咨询；“去结构”是指社会工作者来到服务对象处（如服务对象家中或者经常逗留的地方），为服务对象提供帮助，比如，家庭社会工作、街头社会工作。因此，此处所说的家庭社会工作是专指社会工作者进入案主家中开展工作。一般来讲，不超过6～8周，每周3～5次。“固定型”一词是指服务对象较长时间地处于一个固定住所或机构中，比如，寄养家庭或者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其中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面向所有无监护人以及有监护人但因各种原因其监护人不具备抚养和教育能力的儿童与青少年，或者是面向被忽视、身心得不到照顾、无法得到教育的儿童与青少年。也就是说，“流动型”工作的主要功能是补充和协助家庭教育，而“固定型”工作的主要功能是临时性或永久性替代家庭教育。

以上四种类型的任务是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核心服务项目和内容。承担和提供这些服务项目的可以是国家（官方）机构（公立型机构），也可以是非政府机构（自由型机构）。但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3条规定，自由型机构“可以”承担这些任务，而公立型机构则拥有法律义务、“必须”承担这些任务。

除了以上所述任务之外，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42～60条规定，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还需完成其他任务。此处的其他任务（第42～60条）是指主要由公立型机构承担和完成的任务，比如，国家庇护、以及在监护法庭、家庭法庭和青少年法庭上，青少年事务局有义务协助或参与各类法庭的工作，比如，来自青少年事务局或某个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的青少年法庭社会工作者，为青少年法庭的法官提供有关某青少年日常生活环境和成长状况的报告，并向法庭提出教育或惩罚措施的建议。自由型机构一般不承担这类任务，而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受国家委托承担这些其他任务，也就是说，青少年事务局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委托某个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承担这些任务。

在此，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以上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他任务（第42～60条）中虽然包含了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但是第一，这三个工作领域只是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众多服务内容中的三项，而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服务内容极其广泛、服务领域非常细化；第二，如上文所述，这三个概念所包含的内涵也极为明确：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主要领域包括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主要面向有特定问题或特定需求的青少年群体；而家庭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直接进入案主家里展开工作。因而，欧洲大陆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服务领域方面，立法与服务已非常成熟，国家与社会机构的合作由来已久，服务体系和操作模式已非常系统，服务领域已非常细化。出于该原因，本文在此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或者学校社会工作或者家庭社会工作，而是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综合性上位概念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

如前文所述，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是社会教育学在实践工作领域中的统称。也就是说，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核心理念来自于社会教育学思想。下面从两个方面简要分析来自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基本核心观点，它们既构成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理念的基础，也体现出《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与其他社会立法的不同之处：一是关于儿童与青少年的权利；二是对儿童与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的理解。

儿童青少年权利的特殊性以及儿童青少年权利保护的实质。关于儿童与青少年权利的主题，涉及国内外各种不同的法律和规定。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众所周知的国际层面儿童权利法律文本。但值得思考的是，《儿童权利公约》是基于联合国《人权宣言》发展而来的，它是以自由宪法的形式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规定：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拥有社会参与权与决策权，故较为成人化，而儿童权利与成人权利（保护）存在本质差异。儿童权利是一种间接权利而非直接权利，它主要通过家庭保护和监护人责任得以体现，因此，把儿童权利成人化存在一定问题。儿童由于身心发展的未成熟状态，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无法感受和实现自我权利的保障，而是通过成人（父母／监护人）的保护和照顾来实现，因此儿童权利处于一种特殊地位，而且非常棘手，尤其是在家庭与儿童双方愿望发生冲突时，儿童权利常常被忽视或被侵犯。因此，儿童权利保护的实质更多的是指，为儿童的成长与发展提供和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并促进儿童与其所处环境的良好互动。儿童权利保护的总体目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在参与原则的指导下，为儿童的教育、成长与发展过程提供良好和积极的条件，促进其健康成长和发展；儿童权利保护体现在监护人（或抚养人）的责任和义务实施上，监护人要承担起儿童权利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为此，需要首先明确儿童青少年一父母（家庭）——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而确定三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辅原则”(subsidiaritat)，这一原则也是保守型福利国家构建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框架的基本原则之一。

辅原则由天主教社会学说所提出的三大原则发展而来，即人的原则、团结互济性原则、辅原则。人的原则(personalitat)强调每个人都拥有尊严，其尊严不可侵犯。团结互济性原则(solidaritat)强调机会均等与社会公正，倡导通过团结互济促进人类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安康。西方福利国家构建社会政策（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所遵循的三大原则是保险原则、福利原则与救济原则，其中保险原则充分体现了团结互济性原则的精神，而救济原则充分体现了辅原则的思想。

辅原则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由个体到家庭到社会组织到国家的自下而上的层面。在此层面上，下一方有义务首先对自己负责和承担起责任，只有当自己无能力自助时，才可以求助于上一方，此层面强调自下而上的自我责任和义务。另一层面是指，从国家到社会组织到家庭到个体的自上而下的层面，该层面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辅助和协助义务：当下一方因各种原因无能力自助：无法实现自我责任和义务时，上一方需伸出援助之手进行协助和帮助。但上一方的义务仅局限于辅功能，而不是取代下一方的职能和作用。这种自下而上的自我责任和义务与自上而下的辅助功能和义务被称为辅原则。

辅原则和多样化原则(pluralitat)，今天已成为保守型福利国家构建社会工作体系的核心指导性原则，以及确立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重要依据。其中，辅原则的思想已被明确纳入联邦德国《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4条。该条文针对“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与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的合作”作出以下规定：(1)为了确保年轻人及其家庭的幸福与安康，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应与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进行伙伴式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公立型机构应尊重自由型机构（即社会组织）在确立目标、实施任务和组织结构方面的自主性。(2)如果具备资格的自由型机构有能力提供所需的服务或活动，那么公立型机构就应放弃官方的服务措施。(3)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应按照该法典规定对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进行资助，并加强自助团体的各种工作形式（《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4条）。在此，辅原则确立了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伙伴式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关系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承担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社会组织具有优先权；若具备资格的社会组织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服务，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财政资助，但社会组织在制定目标、实施操作和组织构架等方面依然拥有自主权。辅原则的这一基本思想，即一方面尽量避免国家的涉人，国家的功能是从属和辅助的；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有权利得到国家资助，这一思想使得社会组织被置于国家和个体／家庭之间的位置上，并由此形成新合作主义。

因此，辅原则明确了个体、家庭、社会组织和国家四方之间的各自功能与相互关系。在儿童青少年权利保护方面，首先应该承担起责任的是家庭，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家庭遇到子女教育问题和困难、但仍有能力教育子女的情况下，国家及社会组织有义务支持协助或补充家庭教育、增强和促进家庭的社会化功能，比如，为家长提供预防性家庭教育咨询，协助儿童健康成长和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拥有最高监督权，监督家长或监护人履行教育和养育子女的义务。当家庭教育功能缺失，或家庭出现结构性问题、无力自助时，国家有权监督家庭教育／监督家长。比如在家长缺位或失去监护能力的情况下，国家有权撤销其监护权，并承担起临时监护权。这种情况下，国家就从监督者的角色转变为教育者的角色，由此，公立型或自由型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是临时性或永久性替代家庭教育。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出现儿童权利与家长权利相冲突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应谨慎处理矛盾和紧张关系，并需要相关立法支持，以及通过法律诉讼程序进行裁决。

社会教育学对“教育”的理解。传统教育概念特别强调：作为成人的教育者和作为受教育的孩子两者之间存在着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差异，教育行为的焦点也是两者在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差异，因此传统教育将教育过程简单地理解为老师“教”和学生“学”。但是，现代教育概念并不是将这种差异简单地理解为知识和经验的差异，而更多的是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因此，教育是一个双方相互合作的过程，在具体的社会或环境框架下，所有参与者之间所产生的一个互动过程(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

因此，社会学家尼可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提出，教育行为具有“技术缺失性”(technolo-giedefizit)。即在教育学领域中，人们无法像在技术领域那样，如，机械师修理机器、木工制作桌椅，能够通过运用简单的工具（方法和技术）达到某一特定的教育目标。教育行为中的技巧、方法与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和效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和确定性(Niklas Luhmann，1982)。教育者所能起到作用的，只是推动和激发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即自我学习和自我理解的过程。教育过程需要一种持续不断的自我反思和重新定位。

从社会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儿童青少年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都是促使他们学习、推动他们成长的契机和载体。社会教育学家米夏尔，温克乐(Michael Winkler，1988)在他的《社会教育学理论》中提出教育行为的两个决定性基本条件：教育地点和主体。“社会教育学永远都无法肯定，主体是如何在教育地点成长和发展的”(Luhmann/Schorr，1982：282)。温克乐想要用“主体”这一概念说明，教育工作者所接触的工作对象，总是与他们的环境处于某种关系状态中，而这种关系状态又是他们通过自身的行动自主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在这种关系中改变自己。这也意味着，儿童与青少年自身是积极主动的，他们会分析和探讨周围的环境，并且能够在积累的经验基础上改变自己。

教育学家海尔曼·诺尔(Herman Nohl)提出，教育工作成功的前提是建立教育关系纽带(pada-gogischer bezug)。教育关系纽带这一概念是指，一种以同等程度将教育者．被教育者以及客观世界（社会文化环境）三方连在一起的纽带。因此，教育者处于受教育者（主体）和客观世界（客体）之间的位置，他的任务是权衡两者，或者说教育者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他要促进个人（主体）的成长与发展；另一方面他要向个人传授客观世界（客体）所要求的价值观体系。对于这两种任务和职能，教育者应做到不过度偏重哪一方，比如只注重传授客观世界所要求或所希望的价值观，而忽略了儿童自身的成长与需求；或者只注重儿童自身的需求而忽略了向其传授客观世界的价值观。海尔曼·诺尔强调，建立这种教育关系纽带需因人而异、因情景而异，它是所有教育工作成功的基本前提。

由此可见，社会教育学所理解的教育是一个教育者、受教育者（主体）和客观世界（客体）之间的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需要注意的是，一要权衡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二要关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之间的互动过程，三要认识到教育的技术缺失性，清楚教育的实质在于推动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过程。

社会教育学对成长与发展的理解。社会教育学认为，成长与发展概念与社会化息息相关。社会化是一个个体在与所处的社会和物理环境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状态下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对儿童青少年而言，它是一个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发展过程。在《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中，儿童与青少年成长与发展的目标或出发点是，使他们成为“为自己负责”和“为公众和他人负责”的人。由此该法律明确表述了“达到成功社会化过程”这一总体目标。因此除了独特的教育理念，“努力为儿童青少年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这一目标也是《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的显著特点。这一目标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社会科学学者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1981)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模式以及教育学家迪特尔·巴克(Dieter Baacke)的社会生态区域理论模式。

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式认为，社会化过程由个人（主体）及其所处环境（客体）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组成。人们在环境中所获得的经验时刻影响着个人，而个人又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改变着所处环境。这一互动过程是一种个人（主体）不断分析和探讨所处环境（客体）的过程。人们通过行动适应环境，同时也对环境产生影响。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成长与发展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和持续进行的。因此，布朗芬布伦纳强调，一个发展中的个人是动态环境中的实体；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个人与环境的交换体现在不同层次。布朗芬布伦纳还将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分为四个层面：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宏观系统。他认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化始于微观系统。

微观系统。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的个人、群体、组织或机构，比如家庭、学校、同辈群体、邻居等。微观系统是个人生活中最直接、最核心、最重要的环境，也是儿童社会化的基础结构，直接影响个人的行为与发展。微观系统既隐含着促进儿童发展的潜力因素，也潜藏着妨碍儿童发展的危险因素。

中间系统。指在个人所处的微观系统之间发挥连接和中介作用的系统。它们自成一体、构成各种社会网络。例如家长会或者班主任与家长的定期联络，它连接学校和家庭两大微观系统，这两个微观系统相互影响，儿童青少年本身并不处于该中间系统中，但受其间接影响。

外部系统。指个人与之没有接触或很少接触、但却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人的群体、组织或机构等。例如父母的工作环境或工作岗位就是儿童的外部系统，儿童本身虽然没有身处父母的工作环境中，但父母工作环境的状态与变化（如工作紧张或常年外出打工），会间接地影响到儿童的身心健康与发展，比如母亲在工作岗位上生气或不满，回到家中将这种不满情绪发泄在家庭生活甚至孩子身上。通常，源于这种外部系统的影响会被人们忽视。

宏观系统。指能够对外部系统产生直接影响的制度、文化、意识形态、民族信仰、风俗、法律等。例如，某些地区因区域性贫困外出务工的现象突出，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现象、户籍问题、民族信仰、地方风俗、教育体制的城乡差异等，都属于间接影响儿童的宏观系统。或者说，宏观系统是某种特定文化或特定社会的可视性结果。

布朗芬布伦纳尤其强调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生态过渡期。当一个人的角色发生转变，或者当他的生活内容或生活环境发生改变，就会产生生态过渡期。对儿童青少年来说，对其影响较深的生态过渡期有入学、转学、退学、从父母家中搬出去住。这些时期，中间系统可能会转变为微观系统。生态过渡期是儿童青少年生理变化和环境变化共同带来的结果，它是一个个体与环境相互适应的过程。每一个生态过渡期既是成长过程的结果又是成长过程的助动器。在这些生态过渡期中，尤其可以看到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和危险因素，它们也显示出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某些敏感阶段。因此，处于生态过渡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尤其需要环境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教育学家及儿童青少年研究者迪特尔·巴克( Dieter Baacke，1991)将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模式运用于“儿童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行动与经验空间”理论中。他认为，儿童青少年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以行动的方式获得生活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适应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活空间和环境。

迪特尔·巴克对儿童青少年的生活世界进行结构性研究，包括儿童青少年成长的时间性、人际性结构以及成长环境的空间性结构。巴克还将儿童青少年的生活世界划分成以下四个社会生态区域：

社会生态中心，包括家庭和家以及与此相关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人。

社会生态近区，指儿童首先接触的外界关系和外部区域，比如邻居、城区、游玩场所。

社会生态特区，指具有特殊功能和任务的区域、承担着特定角色和特定目的的经验场所。最重要的社会生态特区是学校。

社会生态外缘，儿童与这些区域只是偶尔接触或计划外触及。

迪特尔·巴克指出，通常这些区域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但是，比如在家庭出现危机的时候，这种区域之间的渗透有可能会受阻。儿童青少年的活动可能发生于所有区域中，而某些活动却只在特定的区域中进行(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58～63)。

《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1条第1点表明：“每一个年轻人都有权利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帮助、得到教育，以使他成为能为自己并能为公众和他人负责的人。”社会教育学的理念在该法中通过成长和教育两个概念被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两个概念对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塑造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这两个条件的好坏也直接决定着儿童青少年年能否过上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负责的生活。因此，让儿童青少年实现他们的权利，即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帮助、得到教育，成为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的基本任务，这一基本任务在该法第1条第3点中得以具体表述：如“协助和促进年轻人的个人成长和社会成长、避免或减少社会歧视；协助家长和其他家庭教育成员教育子女并为其咨询；保护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安康与权益不受危害；致力于维护或创造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Raetz-Heiniscl1／Schroeer/Wolff，2009:56～57)。”

类似观点在《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中还有更具体的表述，如，第11条第1点：青少年工作(jugendarbeit)“为了促进年轻人的成长与发展，应为他们提供青少年工作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需符合年轻人的兴趣、并由他们共同参与制定，其目的是引导和促使他们成为具有自我决策能力、并拥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义务感的人。”这表明，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被理解为一种（人为创造的）积极环境，该环境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各种与其兴趣相连的服务项目和内容。并且在此过程中，儿童青少年是积极参与服务内容确立和制定的主体。国家或由国家委托的机构有义务提供这类服务，但个人并不具备合法要求。

而第30条，则规定，在符合相应事实条件并呈交相关材料的条件下，在“促进协助补充或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范畴内，可以为受助者提供家庭教育辅导的服务（即个人具备“合法要求”）。具体地说，一位专业教育工作者，如社会教育学工作者或社会工作者，将专门为某一个儿童或青少年服务，协助他的成长。这种工作通常在儿童或青少年的家庭中进行。该法第30条原文是，“教育辅导员或教育照管员应在尽量考虑儿童青少年社会生活环境的情况下，协助他们克服成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在尽可能维护儿童青少年在家庭中成长的生活条件下，协助家庭提高自主功能。”该法律条文还明确体现出，在完成日常生活任务的过程中，儿童青少年是一个积极行动着的主体。“完成”一词显示出儿童或青少年的主动特性，专业教育工作者只是“在他们完成日常生活任务的过程中”协助他们、推动他们的成长。

因此在促进儿童青少年“成长”“教育”方面，《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具有以下“双重视角”的特征：

第一个视角是从儿童青少年自身出发。儿童青少年是其成长过程的行动者。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自身是积极主动的。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应协助他们更好地完成日常生活的任务。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将社会教育学工作地点看做一种人为创造的积极环境，这种环境也可以是某种具体的助人形式，比如启蒙、教育、咨询与危机干预。

第二个视角涉及构建社会生态环境。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需要积极构建健康的社会生活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以及符合儿童和家庭需求的社会环境，都属于社会生态环境，它们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简而言之，《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中的成长与教育概念，需要在双重内涵中理解。它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对教育主体即儿童青少年的帮助；二是构建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在这种成长与教育的交叉互动式理解中，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一方面是积极的主体，即儿童与青少年；另一方面是积极的社会生态环境(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64-65)。

综上所述，无论在学术理论还是在立法或服务操作层面，在欧洲大陆，社会教育学作为一个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综合性专业领域，其功能、任务、目的、内容以及服务对象的权利等等，都已构成一个完整、系统、成熟的体系。

二、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是什么？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和传统的角度来分析。在欧洲大陆国家，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职业分支发展脉络，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从12～13世纪起，到14～16世纪，在面向有困难的群体提供帮助时（包括物质性救济和精神性帮助），人们对未成年的儿童青少年群体和成人群体已有所区分。最初面向儿童青少年的服务，主要针对最困难的群体，比如弃婴孤儿、贫民子女、无人监管的“问题青少年”，人们将面向他们的照管工作称为“青少年救助工作”(jugendfursorge)。从17～18世纪到18～19世纪再到20世纪，面向“问题青少年”的“青少年救助工作”逐渐扩展为面向大众儿童的“幼儿园”以及面向大众青少年的青少年业余生活和校外教育工作(jugendpflege)。此外，受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影响，除了生活照管和物质救助，教育的思想和理念被加入进来。到了20世纪，面向大众青少年的青少年业余生活和校外教育工作以及面向问题青少年的青少年救助工作两个领域又被合并为社会教育学。

而人类最初面向成人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对穷人的物质性帮助或经济性救济，如14~16世纪的济贫工作(armenpflege)，这类工作被统称为“成人救助工作”(erwachsenenfursorge)。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向成人的服务工作从物质性救济扩展到了精神性帮助，服务人群也从穷人阶层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从17～18世纪到18～19世纪再到20世纪，面向穷人的“救助工作”逐渐被面向大众的福利工作(wohlfahrtspflege)所取代。到了20世纪，面向大众的福利工作又被社会工作(sozialarbe-it)这一概念所代替( Schilling/2eller,2007)。（见图5）

从图5中可以看出，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教育学和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存在着传统的职业发展分支。但今天，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将两者连在了一起，当今两个工作领域逐渐地趋于交叉、重叠和相融，但同时，这两个领域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工作领域等方面仍旧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性。

鉴于这种状况，对于专业概念的使用，专业领域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为了简单起见，用社会工作（soziale arbeit“社会”与“工作”分开写）这一上位概念来涵盖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教育学(sozialpadagogik)以及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sozialarbeit社会”与“工作”连写）这两个概念。例如，德国社会工作职业联合会(DBSH)称其为“社会工作者（‘社会’与‘工作’连写）、社会教育学工作者、康复治疗教育工作者和幼儿教育工作者的专业联合会、工会和职业联合会”。按照这种界定，社会教育学被看做是上位概念社会工作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见图6）。第二种是将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教育学以及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社会”与“工作”连写）作为同义词或近义词使用，在面向不同群体和不同服务领域时人们使用不同的表述。

因此，也可以从工作领域以及立法角度，对两个概念进行进一步区分。社会教育学的工作领域主要是指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如上文所述，《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SGB VIII/KJHG)第11～41条中，明确列举了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四类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他任务（第42～60条）。而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服务领域：老人工作（老人专业工作）、残疾人工作、瘾病社会工作（吸毒、酗酒、赌博）、无家可归者社会工作、失业者社会工作、精神病院社会工作、监狱和司法社会工作等。这些工作领域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法律基础／立法，如，《社会法典》的其他几部法典。此外，某些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也含有很多行政性成分，如面向贫困者和失业者的社会救济局和面向大众的卫生局的工作。当然，如前所述，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学这两个工作领域在某些时候有交叉重叠之处。

最后从大学教育中的专业名称和所获学历来分析。在欧洲，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始于20世纪60～70年代，从那时起，大学开始开设社会教育学专业，所获学历为社会教育学硕士。而专科大学开设的专业名称更多是社会工作或社会福利与保障事业，所获学历亦为社会工作硕士。近几年来，一是受博洛尼亚进程改革的影响，二是受法律对两种学历同等认可度的影响，很多高校在开设专业时，对专业名称有所调整。比如很多1971年以来招收社会教育学专业的大学，将专业名称‘调整为社会工作。而有些专科大学则开始开设社会教育学专业，或者将两个概念在专业名称中合为一体，即社会工作（社会教育学），比如德累斯顿新教社会工作专科大学，或法兰克福社会工作与社会教育学研究所。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发展角度、从服务领域和立法角度，还是从大学教育的专业名称和毕业文凭角度，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体现在两种形式的理解上：一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被作为同义词使用；二社会教育学被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领域和组成部分使用。为了简单起见，专业领域通常将两个概念合二为一，即使用社会工作（社会教育学）这一表述方式。本文将社会教育学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领域使用。

那么，社会教育学与社会教育又是什么关系？两者虽有联系，但有着截然不同的外延和内涵。在国内，人们通常将社会教育理解为个体在家庭和学校以外的社会这个大课堂所获得的学习、体验、实践和教育，即社会性教育、社会性宣传，包括社会实践、校外教育和媒体教育。如果具体到儿童青少年这一未成年人群体，社会教育更多的是指：未成年人在家庭和学校之外所获得的个人体验、社会实践、校外教育和学习成长。可以看出，国内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教育，实际上是社会教育学庞大领域中的一个较小的组成部分，即以补充和辅助家庭教育为主要功能、只针对儿童青少年自身、以培养未成年人综合素质与能力为目的的儿童青少年工作，比如校外教育或非正式教育（包括道德思想教育、行为素质教育、能力培养）、社会实践、业余生活与文娱体育活动等等，这类工作带有明显的预防性社会工作性质。

而社会教育学的社会功能和工作领域非常系统和庞大，它是一种从系统性角度出发、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所提供的各种综合性社会工作服务总称。它不仅具有补充和辅助家庭教育的功能，也有替代家庭教育的功能；它不仅只面对儿童青少年自身工作，也针对未成年人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工作，比如，家庭、学校和同辈群体环境；它不仅提供面向全民的预防性社会工作服务，也面向有特殊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咨询性和介人性社会工作服务。因此，社会教育学是一个较为系统的上位概念，它涵盖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教育”这一分支领域（如图7所示）。

三、本文为何使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这一概念？

在中国大陆，如果将社会工作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这两大概念联系起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务领域中，能立即发现以下概念：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或者这几个概念的相互排列组合。从文献分析中很容易就能看出，这几个概念在多介层面均有重叠交叉之处，如，服务对象、工作环境、应对问题或服务内容等。而对于这几个概念或服务领域的具体区分或界限，社会工作专业领域中却没有明确统一的论述和说明。

比如，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多以工作对象儿童青少年为界定标准，而从其理论依据或理论基础以及服务内容的角度看，它不仅仅涉及儿童青少年这个群体本身，也涉及其主要的微观生活环境如家庭和学校。而学校社会工作的工作环境、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也绝不仅仅拘泥于学校和学生，家庭社会工作所面对的服务对象虽然主要是家庭，但也同样隐含儿童青少年这个群体。这种重叠和雷同不仅仅体现在概念界定上，从所应对的问题和服务内容上也可看出，比如，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所应对的问题有贫困问题、心理情绪问题、亲子关系、厌学问题、青春期教育、网瘾问题、早恋问题、偏差行为、就业问题、特殊家庭问题、儿童受虐待／被忽视等；学校社会工作所应对的问题有贫困问题、青春期教育、心理情绪问题、亲子关系、早恋问题、网瘾问题、师生关系、朋辈／同学关系特殊家庭问题、儿童虐待、职业规划等；家庭社会工作所应对的问题有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家庭暴力、家庭教育、特殊家庭问题等。此外，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几个领域的理论依据大多出自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比如，对社会工作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认知行为主义、心理动力理论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以及系统（社会生态）视角等等。但涉及儿童自身成长和教育的教育学视角基本被忽视。

因此，目前中国大陆社会工作领域中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这几个概念无论在服务对象、理论依据还是在工作环境、所应对问题以及服务内容方面，都有多处雷同，几个概念的本质区分和边界问题较为模糊。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内容层面上的雷同和重叠也是必然的，因为：第一，儿童青少年这一群体自身和家庭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他们所处的核心社会生态环境是类似或相同的。

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相互关系决定了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以上三个服务领域都很难系统全面地体现面向该群体的服务理念和服务体系。因此本文在社会教育学的框架下，使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这一概念。第一，避免在使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概念时所出现的重复，如，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也就是说，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所提供的服务项目有可能既涉及儿童青少年，同时也涉及家庭和学校；第二，从系统性和过程性角度，兼顾和考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群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共同的微观系统或社会生态环境，比如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而不是机械地将其分隔于某一领域中，比如通过使用某一概念；第三，立足于社会教育学，以儿童青少年自身及其所处环境两个层面为工作出发点，确立服务目标、制定服务项目。

因此，笔者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界定为，以促进儿童青少年自身成长以及为其创造良好环境双重视角为出发点，以确保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为目的、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所提供的各种综合性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这一双重视角决定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目标在于，一方面，注重将儿童青少年培养成为自己负责和为他人和公众负责的人，即自身能力的培养和公共责任感的培养，也即儿童自身工作；另一方面，又注重为儿童青少年的成长创造最佳环境比如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同辈群体环境，即关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状态和契合程度，也即环境工作，这两个目标是否达到，体现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能否确保他们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是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服务工作者的位置界于主体（服务对象）与客体（客观环境）之间，其角色和作用更多的是协助、辅助或推动服务对象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或调适状态，使得服务对象最终能自己掌控生活、使其日常生活顺利进行。

四、“华仁模式”的界定和特点

华仁是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简称。华仁从成立初始就确立了独特创新的模式。华仁所面对的服务对象是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华仁从成立初始就确立了社会教育学的指导思想，并决定使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这一概念来表述本机构的服务领域。由此也确定了华仁的双重总体目标：即促进儿童青少年的自身成长以及为其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该机构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的所有服务均围绕着这两个目标进行。

“华仁模式”即华仁工作模式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工作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专业文献对社会工作模式的界定不一，一般来讲有两种界定方式：一是与社会工作理论等同，即主要来自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的理论模式，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工作模式时，就会想到诸如人本主义模式心理动力模式、行为主义模式等概念。专业文献对社会工作模式的第二种理解是界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种相对固定的操作或运行范式，但对于这种范式所含的具体内容，文献中少有说明。本文中的“华仁模式”是一种社会工作机构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其功能目标、理论依据、实践操作、服务性质、关注焦点等层面所呈现的综合特点、相互关系和特有结构，它既是一种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教育领域的工作模式，亦是一种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综合性社会工作服务的工作模式，因此，它与专业文献中的以上两种理解均有不同。

（一）“华仁模式”的界定及其新之处

1．“华仁模式”这一概念主要含以下几个层面，其新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1)理论依据。含两个层面，其中不仅包括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即主要来自心理学领域的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提供目的和方向性指导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尤其是引入社会教育学的思想和理念，这部分理论目前在国内尚属空缺。这一点也是“华仁模式”之新的体现。

(2)服务目标与功能定位。提出社会工作的核心服务功能链：即预防一咨询一介入，并强调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方面，华仁确立了两个明确的服务目标，一是针对提升儿童青少年自身能力的工作，二是针对改善微观环境（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在服务目标与功能定位方面强调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华仁的各项工作以此三种功能为主。假如此功能链继续逐级扩展，在“介入”之后将出现“治疗”和“救助保护”等功能。

(3)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方式。强调反思性社会工作的视角和意识。在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的基础上，华仁赞同汉斯-乌韦·奥托(Hans-UweOtto)的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观点，因此也赞同社会工作有别于体系外观察、而因此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社会工作的这一特殊的科学性质，使得理论无法直接套用于实践，进而使得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即社会工作者能否关注其与案主之间的互动过程、能否根据具体情境，灵活机动地应对各种问题。因此华仁强调，以反思性视角连接理论与实践，或者说，对于一个社会工作者来说，除了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其工作成功的最主要前提是：他是否具备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这一点也是“华仁模式”之新的体现。

(4)对待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或方法的态度。因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因此在实践操作层面，华仁倡导跨理论为跨方法的操作模式，而反对将某一种心理学模式直接套用于某个案例的服务对象身上。这一点也是“华仁模式”之新的体现。

2．“华仁模式”所含层面及其新特点，已从侧面彰显了它与国内现有社会工作理论及实践的关系以及不同

(1)理论层面。现有国内的社会工作理论大多来自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或哲学的理论，即社会工作实践理论。而华仁的理论依据含两个层面：（来自本学科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以及（来自其他学科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前者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方向性依据，后者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操作性基础。

(2)服务目标与功能定位。现有国内的社会工作实践大多聚焦于面向弱势群体的救火式工作，即把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于有了问题之后的介人工作。华仁所提出的社会工作服务功能链，科学细化了社会工作的逐级功能，并强调以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为主，同时兼顾介入功能。这对社会工作职业的功能定位以及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意义。

(3)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方式。因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上对社会工作学科定位的模糊不清，在探讨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面，国内普遍存在着理论用于指导实践的观点。华仁强调反思性社会工作的视角和意识，从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的观点出发（理论不能直接运用于实践），主张社会工作者用反思能力连接理论与实践。华仁的这一立场直击国内社工和学者越来越对直接运用来自心理学的社会工作理论持怀疑态度的现状和根本要害，为未来专业领域探讨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和战略性参考依据。

(4)对待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或方法的态度。在现有社会工作实务领域或专业文献中，存在着一种试图将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如，心理动力模式或行为主义模式）一对一套用于案例的取向和倾向。这种对待方法的态度使得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屡屡受挫。而华仁所倡导的跨理论、跨方法操作模式，基于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是一种较为灵活对待方法的方式。

以下本文将从应对隐性社会问题、理论基础、功能定位、服务内容、反思性视角、本土文化视角、对“专业性”和“专业素质”的理解这几个角度，进一步详细分析和探讨“华仁模式”的特点和崭新之处（见图8）。

（二）“华仁模式”的特点

1．应对隐性社会问题

华仁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国内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及实际需求，比如，独生子女的成长问题，孩子、老师和家长之间的恶性沟通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和家庭问题，他们在家中受宠，入学后首次面临家庭以外的社会交往，当遇到同辈群体的批评、嘲笑或讽刺等负面反应时，如果孩子不知道如何应对、逐渐形成心理问题或行为问题，成绩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沉迷于游戏、不知道如何与陌生人交往等问题会接踵而至。而这时，如果家长不清楚原因也不知该怎么办，会把来自老师的压力继续传递到孩子身上，孩子的“症状”会越发加重。这时，家长会更加焦急、越发催促孩子，就此形成孩子、老师、家长恶性循环。如果是三代同住家庭，这种恶性循环又会多一个环节一祖辈的隔代亲和过度疼爱。而学校考试所导致的过度聚焦于成绩的现象，又进一步促成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加剧。

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家长的心情，也会引发家庭矛盾和家庭问题，比如，父母因孩子问题产生争执、祖父母又有着完全不同的教育观念，孩子整日生活在成人的争执和矛盾之中，家中缺乏一致的教育声音和主导的教育角色。不仅孩子生活在矛盾状态中、毫无方向和目标，而且成人之间也由此产生矛盾、影响情感，比如，由此产生的夫妻矛盾、甚至夫妻离异并不少见。在华仁所服务的家庭中，有很多三代家庭存在严重的家庭矛盾问题。

以上提到的儿童成长问题、家庭教育问题、家庭关系问题等，华仁将之形容为隐性社会问题，即尚未爆发和显现、但在特定条件下会恶化甚至影响家庭环境和家庭稳定的各种问题。此类问题涉及很多家庭，只不过每个家庭应对的能力、应对的方式和应对的效果有所不同。华仁所做的各种工作，就在于应对隐性社会问题，帮助家庭改善家庭环境和家庭关系，或对其进行能力建设、使家庭具备自我调节、自我成长的能力。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直接开展家长或家庭工作，不是很实际，中国人万事不求人、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使得很多家庭即使问题重重，也不愿求助于陌生人。因此，华仁找到一个切入点开展工作，即孩子问题，比如孩子的成绩问题、性格问题或行为问题。大多数家长关切孩子的成绩问题，也愿意因此寻求专业帮助。专业人员在与家长和孩子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发现，大多情况下，孩子的问题或症状是家长问题或家庭问题的载体，比如家庭关系问题、夫妻矛盾、三代家庭问题、父母的心理投射、或在离异家庭中的子女父母化等问题和现象。由此，专业工作会从孩子问题转向家庭问题、并涉及家庭问题的方方面面。

2．理论基础

“华仁模式”的理论基础与众不同，华仁是一个既以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又以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为华仁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和目标功能性定位，同时，华仁对待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态度和方式也与众不同。

昂斯特·恩尔科(Ernst Engelke)将社会工作理论分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和外延社会工作理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是阐述社会问题如何形成、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工作是什么、社会工作功能与目标的理论。正因为它是阐述本学科自身功能与任务的理论，所以带有极强的普遍性，故被称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此类理论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都尚为空缺。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主要涉及社会工作过程中观察、判断和行动的三个阶段，是社会工作实践操作的理论依据，这类理论大多来自心理学领域（如心理动力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等），因这类理论仅仅涉及社会工作的某个特殊方面如实践操作，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被称为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国内目前大多数人所理解的社会工作理论就是这类理论。

笔者认为，昂斯特·恩尔科所提出的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功能性目标与方向，也就是说，明确社会工作的功能、目标与方向，是所有社会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必不可少，因此，笔者称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为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张威，2012)。笔者认为，昂斯特·恩尔科所提出的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主要涉及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层面，即社会工作该如何做，因此笔者称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张威，2012)。本文选择使用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和社会工作实践理论这两个概念。

华仁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同时基于基础理论和实践理论。前者为其提供了方向性依据，后者为其提供了操作性基础。尤其是华仁引入的社会教育学思想和理念，为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领域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功能性定位，即社会教育学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其主要功能是补充、辅助、协助甚至是替代家庭教育。如前所述，替代家庭教育的功能主要由国家（官方机构）来承担，比如，当监护人失去教育子女的能力时，为补充、协助家庭教育的功能，可以由国家、也可以由社会工作机构承担。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是在成都市锦江区民政局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华仁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有着极其鲜明的社会教育学理论指导思想，其主要功能是补充、辅助家庭教育、协助家庭完成其社会化功能。

3．功能定位

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为华仁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性指导和目标功能性定位。这点具体体现在机构功能定位与服务功能定位”两个层面。

第一，机构功能定位。作为一个专业性社会工作机构，华仁首先对本机构的双重功能进行了明确定位。按照社会教育学家（社会工作学）者汉斯·替尔施(Hans Thiersch)的观点，社会工作机构承担双重职能或双重任务即助人与监督(张威，2012)。监督职能是指社会工作机构支持国家政体、完成国家委托，并受国家之托监督社会风险因素，确保社会稳定。助人职能是指社会工作机构为大众百姓以及需要帮助的个人和群体提供服务和帮助，使其确保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而这一缓解矛盾和化解冲突的工作过程，同时又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助人与监督的双重职能也隐含着社会工作既维护社会稳定又促进社会发展的辩证性作用和功能。然而，履行双重职能或完成双重任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阿西姆·梅尔谢(Joachim Merchel)认为，它取决于以下三方面的状态和质量：社会政策的现有框架、机构的经济性和机构的专业性。这三者之间相互补充，但在特定条件下也会相互制约甚至相互矛盾，而此时，起决定性作用则是伦理道德性原则与反思(Mer-chel，2006)。

由此华仁对双重功能进行了明确定位：助人与监督。这一双重职能使得华仁与所有其他社会工作机构一样，处于国家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位置。因此，如何权衡两者并在其中找到实际可行的行动空间，既支持国家政体、完成国家委托、履行监督职责，又能为百姓提供专业服务和帮助，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出于对这种双重职能的理解以及完成这一职能所需的三大必要前提条件，华仁不仅仅致力于面向服务对象的微观社会工作，努力确保机构的经济性和专业性，更提倡社会工作者也应该成为社会政策的推动者和倡导者。因为助人自助的目标，只有在服务对象的各种物理和社会环境得以改变以及社会政策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才能彻底得以实现。

第二，服务功能定位。在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层面上，“华仁模式”引入了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尤其是社会教育学理论和理念。在当今中国教育制度极受应试制度制约、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过度聚焦于学习成绩、家庭教育缺乏适度引导和支持、社会教育学几乎完全缺失的情况下，华仁决定将“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建立起来，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是协助和补充家庭的社会化功能（包括家庭教育）以及协助和补充学校的社会化功能（如图10所示）。

华仁基于社会教育学对儿童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的理解，其工作重点在于两方面：儿童工作即儿童青少年自身能力和公共意识的培养（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以及环境工作（比如家庭）。这一双重目标也决定了华仁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均具有多重视角，即在培养儿童青少年自身能力和公共意识时所需的教育学视角，以及在开展环境工作时所需的空间上的系统性视角、时间上的过程性视角（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具体情形下的灵活性和辩证性视角（哲学视角）。正因为具有教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元视角，使“华仁模式”能清晰地区分于大陆现有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所持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

围绕以上两个核心目标，华仁提出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该功能链用以描述和概括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领域所应承担的一系列社会服务功能。根据社会化基础机构（如，家庭、学校等）所处的不同功能状态以及服务对象所面临问题的程度不同，该功能链由浅入深、从不涉人个人私人领域到逐级涉人个人生活领域，承担起以下几种逐级递增的社会服务功能：社会化和预防预防和保障咨询介入和干预保护（救助）治惩罚(见表2/图12)。华仁目前所承担的主要社会服务功能集中于：预防咨询介入。

社会化和预防。主要由社会化基础机构承担，如家庭、学校、媒体等。社会化和预防功能面向全民，其主要目的是发挥基础机构的社会化功能和预防作用。

预防和保障。主要由以预防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和以保障形式为主的官方社会政策机构承担，其主要功能是预防和社会保障（又分三大范畴：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该服务功能面向全民。正常情况下，如果社会化基础机构如家庭能够充分发挥其社会化功能，则不需要社会服务或社会工作。但是社会变迁、经济改革和人口发展，如，家庭结构变化、人口流动、贫困、失业、人口老龄化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使得某些社会化基础机构（如，家庭）无法充分发挥其社会化功能和预防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预防和保障功能的主要目的是协助、补充或保障基础社会化机构发挥作用。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内容可分两类：一类是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的、以物质性帮助为主的社会保障，如，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低保）；另一类是以协助和补充家庭社会化功能为主的预防，比如，儿童与青少年校外教育（非正式教育）、小学生课后托管与教育等。

咨询。主要由以咨询形式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担，其主要功能是协助、帮助（辅导）、咨询，面向全民以及弱势群体。咨询功能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况：当儿童青少年或家庭遇到困难、需要帮助，但仍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时，为其提供咨询，协助其解决日常问题。因此，其主要目的是为儿童青少年或家长提供咨询，协助他们提高自己掌控生活和应对问题的能力，使其生活恢复正常化。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内容可以是协助、补充家庭教育的咨询性工作，比如，儿童青少年心理辅导、家庭教育咨询、家长学校、家长培训、家庭咨询等。

介入和干预。主要由以介入和干预形式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担，其主要功能是危机处理、危机介入（干预），面向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弱势群体和特殊问题群体。当儿童青少年或家庭出现了结构性问题或危机，已经力不从心、不具备自助能力、无法自己解决问题，社会工作者直接介入服务对象的私人生活领域、协助其处理危机。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协助家庭完成社会化功能、或协助和补充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介人性工作，即针对儿童青少年偏差行为或家庭特殊问题的社会工作，如青少年瘾病社会工作（吸毒、赌博、网瘾等）、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等。这类工作可以由国家、也可以由社会组织来完成；另一类是替代家庭教育的介入性工作（详见下段）。

保护（救助）。主要由国家机构承担，主要面向弱势群体服务。由于各种原因，若儿童的身心健康安全和发展受到危害、被忽视、缺少保护（比如，监护人失去监护和抚养能力），儿童则需进入限制自由的机构，对其进行强制性保护措施，比如，将儿童从所处环境中解救出来。其目的是保护儿童权益，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和发展。这一层面的服务内容主要是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它又分两类：一种是临时型（流动型）的，比如国家临时庇护服务机构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或针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中心；另一种是长期型（固定型、住所型）的，比如，家庭寄养、家庭收养、儿童福利院、或其他儿童与青少年集体寄宿教养机构等。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主要由国家（官方）机构完成。

治疗。主要由以治疗形式为主的机构承担，比如医疗体系f包括一般医院的精神科、心理卫生中心或精神病院），其主要功能是治疗。在此层面上，社会工作只是辅助行为，医疗体系和心理疗法占主导地位。但一旦案主离开此类情境，社会工作则成为主导地位。该功能主要面向弱势群体服务，由于案主出现身体或心理方面的疾病，需要对其进行治疗。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治疗达到康复。该层面的实务领域有诸如医院或康复机构、精神病院等。

惩罚。主要由以惩罚形式为主的机构承担，比如公安、司法体系，其主要功能是惩罚。但在面向未成年人时，惩罚的功能要基于教育。也就是说，惩罚的最终目的还是教育。在此层面上，社会工作也是辅助行为，公安司法体系占主导地位。但一旦案主离开此类情境，社会工作重则成为主导地位。该功能主要面向问题群体，由于案主触犯法律，需要对其惩罚和教育。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惩罚和教育使案主重新融入社会。

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中，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主要以三种工作形式进行：流动型、半固定型和固定型。流动型（临时性）一词基于社会工作的“来”结构或“去”结构。“来”结构是指服务对象（如，家长）自己来到服务机构接受家庭教育咨询；或者流浪儿童自己找到救助管理站或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要求帮助。“去”结构是指专业服务人员（如，家庭社会工作者）去服务对象处（如，进人家庭）开展工作；或者社会工作者走上街头寻找流浪儿童，并采取救助措施。流动型工作的目的是临时性协助和补充家庭的社会化功能（包括家庭教育），它与长期性替代家庭教育的固定型工作形式相对。固定型（住所型）主要是指服务对象处于某一固定场所，且逗留时间相对较长，比如家庭收养或儿童福利院。固定型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替代家庭教育。而半固定型工作的例子比如小学生课后托管与教育一小学生只是放学后逗留于服务机构，晚上回家过夜。

在此功能链基础上，华仁倡导汉斯·替尔施(HansThiersch)的“以生活世界为本的社会工作”思想，即社会工作的核心焦点是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世界，社会工作的目标是协助服务对象确保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而非“成功”的日常生活）。因此，HansThiersch强调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他提出初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概念。初级预防是指为服务对象创造良好稳定的生活环境，避免矛盾和危机的出现。二级预防是指在可能出现问题或危机的情况下，提供专业工作、防患于未然。三级预防是指在问题发生之后的紧急处理工作(张威，2012)。HansThiersch在此所说的预防是一个较为广义、宽泛的概念。相对而言，华仁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中所提出的预防是一个较为狭义、具体的概念。因此，华仁将HansThiersch的初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分别解读为预防、咨询和介入。在此社会工作思想基础上，华仁倡导社会工作服务功能的重心从介入转向预防，以面向全民的预防功能为主，同时兼顾面向特殊问题群体的介入功能，从根本上避免或减少社会问题的出现。

纵观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史，每当社会工作成为一种职业正式走上社会舞台时，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它都是首先以消防、救火的功能出现的，人们总是用社会工作去应对那些已经出现的严重问题或帮助那些已经处于危机状态的特殊问题群体。而半个世纪、一个世纪过去后，人们发现，救火型的社会工作花钱多、效果差，于是人们开始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长期性的预防。华仁从社会工作发展史的角度、也从国内社会工作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将社会工作的重心从救火转向预防，并提出将社会工作常态化、正常化、持续化、大众化，而不是临时化、阶段化、边缘化、表面化，让社会工作服务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期从根源上防止和解决社会问题。

4．服务内容

在以上理论基础和功能定位的框架下，华仁将其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服务项目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预防性社会工作。此类工作面向所有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也就是说，在服务对象方面没有选择性，所有服务对象均可参加。华仁目前所提供的预防性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儿童综合素质与行为教育班、儿童成长小组（面向小学生）、家庭教育讲座（面向家长）。

第二，咨询性社会工作。此类工作面向有服务需求、具备自助能力的儿童青少年和家长。其服务原则是自愿性，也就是说，服务对象通过各种渠道自己找到华仁，希望得到帮助。咨询性社会工作的核心目的是帮助家长修复教育纽带，即协助家长重新建立或修正与孩子之间的教育关系纽带。大多数服务对象在得到一段时间的帮助后，能摆脱对专业工作者的依赖，独立解决问题，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华仁目前所提供的咨询性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儿童青少年心理辅导（面向儿童青少年）、家庭教育咨询（面向家长）、家庭咨询（面向整个家庭）、家庭小组（亲子小组）（面向家长及其子女）。

以上两种预防性和咨询性工作是华仁目前的核心工作，其目的是：培养儿童自身能力以及公共意识。同时以孩子成绩问题或孩子行为问题为切入点，以家庭为单元，以家庭教育中的主要问题为主线，引导家长或其他监护人认识和找到孩子问题的真正根源所在，并协助家长改善与子女的沟通模式和相处方式，或协助整个家庭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状态和沟通模式。比如在家庭教育咨询中，咨询员通常会引导家长发现表象问题背后的真正问题（如家长问题或家庭问题），让家长意识到孩子的症状通常是家庭问题的载体，因而家庭教育咨询的核心主题通常为家长教育子女的方式、家庭关系、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沟通模式，比如夫妻之间如何在教育子女问题上达成一致，而不是意见相左、发生分歧，导致孩子生活在成人的矛盾之中；或者如何处理好三代家庭之间的家庭系统边界问题；或者如何让家长意识到自己的心理投射或子女父母化问题。如果在协调家长和子女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时，咨询员需要与家庭中的多个成员一起工作，这时，家庭教育咨询会演变为家庭咨询。

第三，介入性社会工作。在这一层面上，华仁只提供协助家庭完成社会化功能或协助和补充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介入性工作①，即针对儿童青少年偏差行为或家庭特殊问题的社会工作，如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等。介人性工作主要面向有结构问题或处于危机之中的儿童青少年或家庭。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对象大多是被送来的或被介绍来的，比如被学校老师、被家长或被其他亲戚送来接受帮助的儿童或青少年。因此工作人员所面对的阻抗，工作难度相对较大。目前华仁已启动的只有青少年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尚在筹备之中。

以上三种性质的服务项目虽然逐级递增，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相互之间的界限和区分并不是僵化静止的。一方面，很多情况下，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明显，反倒是常处于转化和过渡的状态中。比如家庭教育讲座、儿童综合素质与行为教育班、儿童成长小组的服务对象在有特殊需求的情况下，就可以成为家庭教育咨询、家庭咨询、家庭小组的服务对象。而家庭咨询的服务对象如果面临危机或结构性问题、需要较长的服务时间，又会成为青少年社会工作或家庭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另一方面，各个服务项目之间并非完全孤立、互不相干，而是相互配套和互为补充的。因为华仁通过实践研究发现，每个服务项目虽然都能带来一定程度的成效，但也会因其工作形式的限制而存在某些局限，比如，家庭咨询和家庭小组两种服务形式，存在着各自不同的优势和局限，需要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也就是说，接受家庭咨询的家长和孩子可同时参加家庭小组，而孩子可同时参加儿童成长小组。

5．反思性视角

工作模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性，也离不开社会工作的实施和过程性。既然工作模式涵盖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就必然涉及从科学知识向实践行动转化的过程，而这一转化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则是社会工作者所需具备的一种特殊的专业能力，即反思能力。此外，虽然社会工作或社会教育学的概念和理念均来自国外，但如果希望该领域能够为维护社会安定与社会和谐做出一份贡献的话，社会工作就必须在中国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发展的框架性视野和文化性视角。因此，“华仁模式”是以下四个核心层面的有机结合体，即，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和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过程、反思性看待社会工作科学与职业的视角和能力、本土文化视角（见图14）。

现在重点聚焦于“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过程”层面，可称为第二个核心层面。在这一层面上，华仁特别强调的原则是，处于工作核心地位的，应是案主的需求以及案主与工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工作方法和技巧。也就是说，社会工作者更应关注的是案主的生活世界、状态与需求，社会工作者应首先自问：“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我帮助吗？如果是，他需要我帮他什么？”而不是首先思考“我该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之后，社会工作者需要以一种与案主沟通和协商的方式与其共同寻找解决途径、达成一致，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替服务对象做主或做出决定。同时，社会工作者需要关注自己与案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关系为双方带来了哪些影响和变化？换而言之，工作的焦点应是案主的需求和双方的互动，而不是如何设计和实施工作方案，更不是僵硬地把某一种理论或方法套用于案主身上。如果实践过程与案主需求脱节、社工没有通过与案主谈判达成共识、而是一厢情愿地做出决定，将导致最终工作效果不佳、工作过程流于形式的结局。

第三个核心层面是反思性视角和反思能力：社会工作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职业②。贝恩特·德维(BerndDewe)与汉斯一乌韦·奥托(Hans-UweOtto)提倡“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他们认为：社会工作界于科学理论与反思理论两者之间、必须在两者的关系中进行定位。因此，社会工作是一种反思性职业、或一门职业化反思科学(Dewe/Ott02002)。这就意味着，科学知识无法直接运用于实践工作，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工作基础理论还是社会工作实践理论，都不是社会工作实践操作的成功保障。因此，在整个社会工作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至关重要、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反思能力主要是指，相对地、辩证地（而不是用绝对的眼光）看待知识和能力，清楚知识与能力各自的独特和局限之处，并能根据具体情境灵活处理和应对各种问题，将科学知识、行业知识、生活经验、日常知识等转化为实际行动；关注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过程。

华仁之所以将“反思能力”列入“华仁模式”，并反复强调，基于对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科学理解。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反思理论”，有别于常规的“科学理论”。在常规的科学理论（如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中，观察者是从外部角度阐述客体，因此可以忽略（外部）观察者这一因素。而在反思理论中，不存在外部观察者。因为观察者本身就是反思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反思理论中的观察是一种体系内部观察。这种体系内部观察与体系外部观察之间的差异，也恰恰表明，为什么反思理论比常规的科学理论更具有不确定性（张威2012）。正因为如此，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能力在工作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很多试图将某些理论或方法标准化的做法，就是因为对社会工作科学的本质认识模糊不清而导致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将社会工作等同于常规的科学理论，认为理论可以直接运用于实践，也应该直接运用于实践，进而完全忽略了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性作用。

正因为如此，“华仁模式”强调跨理论、跨方法的实践操作模式，这并不意味着无理论、无方法，也不是将某个社会工作理论或方法技巧僵硬地套用于服务对象身上，而是从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同的工作阶段、不同的工作场景、不同的工作目的灵活机动地对待理论和方法。

6．本土文化视角

“华仁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社会工作本土发展的框架性视野和文化性视角。大陆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和社会文化特性为社会工作提供了独特的框架性条件和丰富的文化性资源，社会工作者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要善于挖掘和利用这些独特资源，在辩证性对待知识和能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思考中国文化特点，将文化视角灵活机动地融人到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关系之中。

比如对大陆求助关系特殊性的思考，王思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求助关系的哲学基础，儒、释、道这些相互矛盾的哲学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融合起来，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规则。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上儒下道。儒家的孝悌和亲亲、道家的自守自持成为指导一般民众的基本求助哲学。笔者认同王思斌教授提出的中国社会求助关系基本特点：消极的求助模式、相对主动的助人行为、感情介入（王思斌，2010：336-337）。华仁在与儿童青少年和家长工作的过程中，也研究中国家长和家庭典型的求助行为特征，比如，在家庭教育咨询中，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中国家长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为了孩子”，只要咨询员能从家长所关心的要害环节和切身利益出发，便能很快获得家长的信任，而一旦咨询员赢得了家长的信任，家长便会口若悬河、倾诉衷肠；或者当家长前来求助时，一般是急切地寻求一种方法，期望直接使用某种具体方法、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或者，家长通常提出一些表象问题，比如，孩子学习不专心、成绩下降、突然不说话、整日玩游戏等，而经过咨询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原因在家长身上等。

再比如，对中国式专业关系和信任关系的思考，西方意义的专业关系认为，专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应该保持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私人关系不应牵涉其中。这一界定背后的社会人文基础是西方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常规范式，即人们在工作的时候，保持着纯粹的工作关系、同事关系、主顾关系，工作事务和私人事件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晰，公是公、私是私，即便私介入公也是短暂、有限度的。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工作领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它是有限度的；私人生活是一种权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大家不约而同所遵循的原则是，我不会去破坏你的自由和权利，但你也别干涉我的自由和权利。工作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分明，使得人们尽量避免公私之间纠缠不清的做法。在这种西方普遍认同的工作关系模式下，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应该保持纯粹的工作关系，就显得顺理成章、容易理解了。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还是无处不在的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手段，抑或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中庸求和思想，抑或是中国人挥之不去召之即来的面子观念和思想，这些根深蒂固带有中国烙印的特色，都使得无法将公私分得清清楚楚。工作关系中隐含着各种人际关系，其中包括私人关系和人情世故。在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各种人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所谓纯粹的工作关系，而是面子和人情以及与其相连的各种不成文的、人们心照不宣的习俗和章法，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不单单取决于个人工作义务的履行，更多是与人情世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必须对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专业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和界定。很多一线社会工作者表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当他们以美国的专业关系界定标准审视自己和案主之间的关系时，常常会陷入困惑之中。因为他们发现，在中国，专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完全隔离开来。中国人对自己人和陌生人有着清晰的界限，按照的差序格局，自己人首先是家人亲戚，然后是朋友熟人，两者的共性是，“我们有着紧密的私人关系”，“紧密的私人关系也意味着信任关系”。换句话说，“纯粹的工作关系不足以让我把你看作自己人”，“不足以让我充分地信任你”；或者反过站在案主的角度来说，正因为我愿意信任你，我想把你从陌生人变成自己人。因此，案主经常会邀请专业工作者参加各种家庭聚会或私人交往，或者有些案主表示想添加咨询员的QQ号码。假如工作者拒绝，案主会觉得很没“面子”，会无形中影响两者的关系和工作的进展；假如工作者接受，又会无限制地扩大两者之间的关系，感觉自己很累无法抽身。这种情况下，专业工作者就需要启动反思的能力，辩证灵活地对待自己所面临的情景。也就是说，既然完全隔离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是不现实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对度的把握了。专业工作者要思考，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才能既让案主感觉没有受到伤害，不影响工作效果，又能让自己不至于过分疲劳甚至影响个人生活呢。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专业工作者的反思能力。

因此“华仁模式”所理解的中国式的专业关系是指，专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在建立和维护工作关系的同时，需要对私人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保持一种开放、灵活和反思的态度，即在适合案主情况、有利于工作进展和工作效果、同时又不妨碍和影响工作者个人生活的三重前提下，不排斥熟人交情的存在。

再比如，“当案主不说真话时，是他不信任我吗？”案主的叙述有时和真实情况不符，案主有所保留或有所隐瞒，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种原因，有可能案主与咨询员的信任关系还未完全建立，随着关系的稳定和深入，案主会逐渐透露出更多的信息；但是如果从深度层次分析，无论咨询员表现出怎样的真诚和接纳，咨询员和案主之间仍然处于一种不对等的权利关系，所谓“绝对平等的专业关系”是现实中无法达到的。这种情况下，案主对自己的话语和表达会有所取舍，而取舍的准则来自他各方面的考虑，其中包括维护其本人和所处生活环境的面子和关系的因素。这点在中国的文化环境和语境中，经常会发生。因此，在中国式的专业关系中，咨询员大可不必寻求一种绝对的信任，即认为只有案主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才是对咨询员的绝对信任。中国的面子文化和人情世故决定了他们在与陌生人交往时，是具有双重行为特征的，即一种是他可以向外人展示出来的东西，另一种是他不得已需要保留的东西，后者更多是出于自我保护和自我隐蔽的原因，而不是对咨询员不信任。因此对咨询员和案主专业关系和信任关系的思考，必须基于中国自身的文化环境和语境，而不能僵硬地用来自国外的伦理准则来衡量咨询员和案主之间的关系。

7．对专业性和专业素质的理解

“华仁模式”所涉及的四个核心层面：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过程、反思性视角和反思能力、本土文化视角，也直击社会工作专业性这一核心概念。无论在社会工作教育领域，还是在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抑或在社会工作研究领域，人们都在谈论社会工作专业性，但对专业性这一概念的界定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最为简单和狭隘的一种理解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或获得社会工作师资质者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因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亦为专业社会工作。假如毕业生带着这样一种认识去工作，将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会认为自己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就代表着专业性，因而会出现一种试图将书本上的专业知识套用于服务对象身上的倾向和做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忽视服务对象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如中国本土实际国情）、忽视服务对象的需求和状态（如中国人的求助行为与求助方式特点），（而聚焦于操作方法）、忽视自身能力的缺乏（而只关注知识本身）、忽视与服务对象工作时的具体情景（而聚焦于书本理论）、忽视非专业人员的巨大能量和潜力（而过度强调自身的专业性）……而当套用失败、所谓的专业性被证实无效时，他们又会心灰意冷、抱怨学校里学的东西没用或感慨自己处于困惑困境之中、甚至对社会工作失去信心。

因此“华仁模式”认为，社会工作专业性这一核心概念既涉及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层面，也涉及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层面，更涉及两者的连接层面，即对社会工作者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视角的强调。在未来的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服务中，需要加强对社会工作者反思意识、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视角的培养。因此“华仁模式”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专业性应体现在理论基础、实践操作、反思能力、文化视角四个层面。而截止目前为止，第三个和第四个层面基本上是被忽视和忽略的。正是因为无论在接受社会工作教育时还是在社会工作服务中很多工作者都缺乏这些视角和能力，才会出现诸多困惑、困境。

按照这一理解，“华仁模式”认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所应具备的专业素质应包括以下四个核心要素：知识、能力、价值观（道德观）、将前三者相连接的反思视角、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视角。知识包括专业知识、行业知识、生活经验、日常知识等；能力包括实践能力、社会能力、自我能力、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等，其中社会能力是指社会交往能力（包括建立关系的能力）、决断能力、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协调和领导能力等；自我能力是指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责任感、性格与个人特质、感知和感受能力（悟性）、观察和判断能力等。社会能力、自我能力直接影响着实践能力，这些能力以及能否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又均取决于一个人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

“华仁模式”之所以提出第四个核心要素，其原因在于：知识、能力、价值观已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专业素质组成要素，但对于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连接方式，人们并没有进行更多思考、似乎它们相互之间各自孤立地存在着，或者说，只要知识、能力和价值观排列组合在一起，似乎就意味着社会工作者自动具备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或具备专业素质。而出于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这一科学立场，“华仁模式”认为，在具体情形和具体案例下，一个社会工作者能否充分发挥他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将三者灵活机动地结合起来并将其转化为一种适宜于具体情形和案例的行动，是需要一个媒介因素的，而反思视角、反思能力在促成知识、能力、价值观相连接的这一方面恰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图15所示）。正因为如此，“华仁模式”非常强调对社会工作者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强调社会工作者需具备本土文化意识和视角。

五、“华仁模式”的意义

纵观国内当前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现状，“华仁模式”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或者说对未来国内建立社会教育学领域、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工作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能够带来哪些推动和启示？

（一）在理论基础层面

“华仁模式”不仅基于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亦基于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虽然发源和形成于欧洲，但因其是阐述社会工作功能、任务与目标的理论，因而具有普遍性特征和指导性功能。尤其是对社会教育学概念和理念的引入，将对国内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工作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起到一个“合理化”定位和推动作用。其原因在于，在国内过度强调学校教育、相对忽视家庭教育、而社会教育学几乎为空白的情况下，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以及社会工作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分支工作领域，极易确立其合理化的功能定位、完全契合广大家庭和当今社会的需求，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极有可能在中国发展成为社会工作的一个独特的职业领域，在中国拥有极其广阔的发展潜力和职业前景。

（二）在功能定位层面

正因为“华仁模式”同时基于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因而能够提出非常明确的功能定位。华仁所提出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社会化和预防预防和保障咨询介入和干预保护(救助)治疗惩罚，是对社会工作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进行的全方位梳理和高度概括，它是对未来中国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领域的功能定位和方向性指导。在此功能链基础上，华仁提出社会工作的核心功能集中于预防咨询介入。华仁对社会工作服务功能的科学细化和分类概括、以及对社会工作预防功能的强调，对社会工作社会功能的合理定位以及社会工作职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性和战略性意义。

（三）在实践操作层面‘

“华仁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视角和反思能力、打破理论可以直接用于实践的观念和做法，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质进行重新思考。“华仁模式”出于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科学立场，强调对社会工作者反思性视角的培养，这一点将是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或高校社会工作教育的必要补充，也将有效地诠释和应对高校社会工作毕业生在理论无法运用于实践方面的困惑，同时也会对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化发展带来重要启示。

（四）对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意义

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建立和发展，对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工作服务功能之合理定位以及社会工作职业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此外，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作为综合领域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领域中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等交叉重叠性职业领域的科学整合与整体发展。

（五）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意义

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教育领域的确立，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和协助。长期以来，社会巨变和应试制度为儿童青少年和家长所带来的个人压力和家庭问题，个人和家庭只能独自承受和应对。假如社会教育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领域在中国建立起来，将是对广大儿童青少年和家长的巨大支持。社会教育学实践领域即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将从儿童工作和环境工作两个角度对家庭教育进行补充和协助，促使儿童的健康成长、促使家庭的幸福和谐。

（六）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

“华仁模式”提倡将社会工作的功能重心从面向特殊问题群体的介人性工作转向面向大众百姓的预防性工作，提倡将社会工作日常化、常态化、正常化、持续化，而不是将其边缘化、临时化、形式化和表面化。华仁提倡以面向大众的预防性社会工作为主，同时兼顾面向弱势群体的介人性社会工作。因此华仁所应对的问题主要为涉及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隐性社会问题，以期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从根源上避免或减少社会问题的出现，促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因此在支持国家政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性意义。

综上所述，“华仁模式”作为一个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新兴工作模式，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它对社会工作在此领域的功能定位、职业发展、实践操作、专业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性和参考性，对社会教育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社会稳定、百姓安康、家庭幸福有着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值得讨论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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