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在法学中的重要作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逻辑学在法学中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法律逻辑学课程的重要性

法律逻辑学作为研究人的思维形式之逻辑结构与逻辑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法律领域有逻辑现象和逻辑问题的一门科学，乃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法律逻辑学课程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不同于部门法学或理论法学，其教学方法也有别于法学一般课程教学。探讨法律逻辑学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既有助于学生对课程教学内容的掌握和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也能够为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工作提供充分的逻辑学知识和逻辑思维方法。

（一）法律逻辑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

在培养法学学生时，法律思本文由收集整理维能力的培养相当重要。“法学专业课讲授法律思维内容，法律逻辑学讲授法律思维形式和规律，各有侧重，但在培养和提高法科大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法律思维训练时，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彼此相依，形式离不开内容，内容也离不开形式”[1]。法律逻辑学这一注重法律思维形式、方法和规律教学的学科能够为学生更好地学习法学，理解更深层次的法学内涵，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强大的后盾。

（二）法律逻辑学有助于提高学生表达和思维的严密性

法律工作者离不开说话和写文章，包括法律文书、学术论文、著作等。如检察人员要提起公诉，写起诉书，参与现场法庭辩论；审判员要参与审判活动，理解辩论双方的陈词和话语要义，制作判决书等；律师要撰写辩护书、当庭辩驳、询问证人等。将来需要从事法律工作的学生，在口头表达和论证过程中必须做到严密、准确，以维护涉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三）法律逻辑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法律论辩、识别谬论和驳斥诡辩的能力[2]

合乎逻辑的推理与论证乃是法律思维方式正当性与有效性的前提与保证。“理性法律论证概念的说明是要通过对一系列规则和形式加以阐述来进行的，论证必须遵循这些规则并且必须采用这些形式，以使其所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3]。法律工作者在开展法律活动时，通常要通过论证自己的观点以及驳斥别人的观点来进行。法律逻辑学的知识，一方面能够通过事实性的根据和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在立法主张、法律规范、法律解释或法律学说理解中的正确性；另一方面能够发现别人语言中或者论证过程中的错误，甚至能够拆穿别人的诡辩，有效地进行反驳。

（四）法律逻辑学能为学生提供实用的逻辑知识和逻辑方法，用以解决现实法律问题

法律逻辑学提供的不是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方法和手段，其中之一就是能够提高人们的推理能力，由已知探求未知，这对法律工作的开展有着独特的作用。例如，在侦查工作中，犯罪分子为了使自己逃脱法律的制裁，往往采用非常隐蔽的方式，有时候甚至故意制造假象、销毁犯罪证据，说谎等，因此，侦破工作就比较困难。我们必须在占有事实材料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侦查假设、逻辑推理和事实证明等来实现。在此过程中，法律逻辑学的知识能够为这些工作提供武器，帮助侦查人员理清思路，步步推演，最大程度准确地完成侦破工作。

二、法律逻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的技能性得不到发挥

一般高校法律逻辑学课程的学分为2学分，课时量在32课时左右。法律逻辑学的内容较为抽象，许多知识都是抽象化的符号和公式，在讲解过程中需要耗费较多时间让学生的思维实现由实质到形式的转化。所以，受课时的限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集中精力讲解逻辑学的基础理论知识，课堂练习的时间较少，许多学生课堂上理解了基础理论知识，但印象很浅，时隔一星期就忘记，案例教学无法得以展开。逻辑学课程是传授方法的学科，学是为了用，而现实中因受课时的限制、练习的缺乏，学生往往无法实现学以致用，理论的掌握不能成为技能用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知行脱节。

（二）轻视其涉法领域的特质

法律逻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首先是一门逻辑学，另外它还是一门具有特殊性的逻辑学应用学科。目前，逻辑学教材大多偏重一般逻辑学的知识，而轻视它与法学的结合，应用于司法活动过程的知识。法律逻辑的教学模式一般是先讲解形式逻辑的基础知识，而后在此基础上与法学知识相结合，阐述涉法思维活动中的特殊思维形式和规则。然而由于前一部分形式逻辑的教学已经耗费了较多课时，导致后半部分涉法思维的讲解只能草率一些，如侦查逻辑、法律规范逻辑等。“法律逻辑学科体系，应围绕法律思维方式有的放矢，选取与法律人实际思维密切相关的逻辑内容，结合办案思维与大陆法系法律推理模式，汇集法律逻辑内容”[4]。但现有情况是教师在讲解基础逻辑知识时，没有突出其在涉法思维领域中的运用。从整体来看，该课程丧失了其涉法思维的特色。

（三）有脱离经验生活的取向

法律逻辑学更多地关注形式上的、符号化的知识无可厚非，这是本学科存在和推演的基础。但是过于强调形而上学的思辨也难以实现法学教学和法学应用的目标。人们之所以走法律程序的途径，一般而言是为了解决双方或多方无法解决的问题，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单纯形式上的思辨无法达到相应目的，解决现实纠纷。在法律逻辑学教学中，比较重视知识的灌输、形式的推演和论证辩驳，却较少地与司法实践中的素材和需要相结合。

三、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思路

（一）让学生认识到法律逻辑学的重要作用，培养并保持学生对法律逻辑的学习兴趣

法律逻辑学是法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它所教授的知识在法学专业学习和实践的全过程都具有重要价值。词项逻辑和命题逻辑等，对具有最强规范性和约束力的法律文件的制定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归纳推理和侦查逻辑等对侦查人员办案的法律思维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法律规范命题和法律论辩逻辑等对庭审中双方辩论的进行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从最具现实性的角度出发，在学生就业时，我国许多地方在公务员考试时，各用人单位的初次能力测试中都有许多需要运用法律逻辑学知识的考题。凡此种种，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明确这门学科的重要性，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除了深入浅出地讲授理论知识外，还要广泛搜集与法律逻辑学相关的案例，运用到教学当中，加强课堂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结合。无论是课堂的导入还是案例的使用都要讲究一定的技巧和艺术，防止枯燥无味的符号化信息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重视一般原理的同时，注重涉法思维的训练

首先，要完成逻辑学一般原理的教学，思维形式、思维规律以及简单的逻辑方法都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在讲解逻辑学一般原理时，既要将知识讲解透彻，也要有相应的配套练习，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其次，要特别重视法律逻辑学有思维的训练。“一方面，法律逻辑将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律与司法活动过程，从而探讨涉法思维活动的一般逻辑形式与逻辑规律；另一方面，法律逻辑要结合法律与司法活动思维的特殊性，研究涉法思维活动的特殊思维形式及其合理性规则”[5]。简言之，既要学习逻辑学的一般知识，也要学习其在法律领域的特殊形式和规律的逻辑理论，使逻辑学知识与法律能够完美结合，为法律实务提供科学方法。

（三）逻辑与经验相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法学学科与现实联系十分紧密，从立法到司法再到执法，每一步都要面对和解决社会上纷繁复杂的纠纷，这些既需要法律从业者具有丰富的逻辑学知识和超强的思辨能力，同时也需要法律从业者积累丰富的社会经验，具备解决现实中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法律逻辑的课堂教学中，要着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法律论辩能力等。这些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倚仗逻辑学的思维形式、规律和逻辑方法，另一方面需要社会经验作为支撑。因此，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搞社会调查，参与侦破工作的分析过程，旁听法院庭审等，让学生在获取间接经验的同时尽可能多地获取直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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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观研究方法归纳演绎一、语言观、语言研究观和语言研究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语言观、语言研究观和语言研究方法这三个概念。

“语言观”由“世界观”派生而来，也可称为“语言哲学观”，指的是语言研究者对“语言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就是语言研究者对他的研究对象――语言的本体存在方式,由于采取了某些特定的观察角度之后所做出的基本假设。”①例如：功能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交际工具；结构主义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一个由能记、所记结合而成的符号系统；生成语法派认为语言是无限的句子集，是人类先天具有的区别于动物的语言官能的体现。

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就意味着有什么样的语言研究观。语言研究观是从语言观推导出来的。

语言研究观是如何看待语言研究的问题，包括语言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的切入点，研究的方法等。

语言研究方法是人们在观察、分析、探求语言现象本质和规律时所采用的工具和手段。研究方法是人们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出来的。由于人们认识问题的角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等因素，而且研究方法本身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所以对研究方法的分类目前很难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我们认为语言研究方法至少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哲学层面上的语言研究方法，例如：经验论、唯理论、怀疑论、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实用主义等；第二层，逻辑学层面上的语言研究模式，例如：归纳法、演绎法、对比法、比较法等；第三层，语言学中在对具体现象作处理分析时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操作程序或分析技巧，例如：替换、删除、添加、移位等。

语言观、语言研究观和语言研究方法三者之间有着什么关系呢？

首先，在哲学层面上，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反映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决定着不同的方法论。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研究者们在不同的语言观影响下会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语言观首先决定了语言研究观。语言研究观是如何看待语言研究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语言的研究方法。因为各种语言观凸显的侧面不同，所以运用的方法也会有主要和次要之分，即一种方法有可能在这种语言观下着重使用，而在另外一种语言观的影响下只起到验证或补充作用。

我们认为，语言研究方法是有层次的，从高到低至少可以分为哲学层面、逻辑学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且较高层次的方法特征决定着较低层次的方法特征，低层次方法只是高层次方法的细化或某一特征的凸显。针对语言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我们想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法为例来作一下阐述。

二、哲学层面上的语言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的层级上，第一层自然是哲学层面上的语言研究方法论。例如：经验论、唯理论、怀疑论、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实用主义等。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哲学上的方法论主要是经验论。经验论者认为，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由外界的刺激产生的，可以根据以条件反射为基础的刺激――反应行为习惯来解释。所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经验是人的一切语言知识的唯一来源，语言研究的对象首先应该是语言符号系统本身，是真实的语料，语言是一连串刺激和反应的行为。所以，他们主要依靠真实语料来验证结论的正确性。而生成语法在方法论上主要是唯理论。唯理论认为，人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是从先天的、无可否认的“自明之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的。在生成语法者看来，人的大脑中存有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是这种机制使得人区别于不会说话的动物。因为有这个机制，所以人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一门语言，而动物没有天生的机制，即使对它们做再多的语言刺激也不可能使其说话。所以，生成语法家往往依靠心理现实性（即“内省”）的方式来验证结论的正确性。

三、逻辑层面上的研究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操作模式是归纳，重在描写、分析语言事实；生成语法主要的操作模式是演绎，偏重于演绎和综合，重视理性的作用，建构理论体系以及解释对语言事实。这里之所以说“主要的操作模式”，是因为二者在使用各自主要的研究方法的同时，还采用其它的研究方法。比如，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可以运用演绎法，生成语法也可以运用归纳法。生成语法学的研究模式主要是先对一种语言现象作出假设性解释，然后再在扩大语料范围的前提下，依据语感以及各种操作手段对该假设进行验证（test）。若假设得到验证，则可被作为新的假设赖以构建的基础；否则的话，要么否决该假设，并以新的假设替换之，要么对原有的假设进行修正，并再次展开验证过程。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模式主要是先收集语料，进行观察，通过对比和比较的方法提炼出语言单位和语言规则。生成语法的研究模式则是先对大脑中的语言机制提出假设，建立理论模型，再用心理现实性来验证。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都使用比较法和对比法。结构主义语言学利用划分出来单位的分布不同进行对比，例如对同样的语音环境中进行不同音素的替换，看是否会起到区别词的作用，这实质上是在不改变意义的前提下，对两种音素的对比，从而概括出音位，成为划分音位的第一原则――“对立原则”；生成语法中应用对比的方法主要体现在建立“最小差异对”，将合乎语法和不合语法的结构进行对照，以便准确、快速地找到语言材料的关键特征，进而提出合理的假设与解释。

当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们把各种具有相同的差别的单位归为一类时，他们运用的是比较法，也就是将各种差别特征进行比较，归纳出有相同差别特征的为一类；而生成语法中比较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两种或多种不同语言的现象进行比较，提出解释，从而发现各种语言的普遍规律。他们总是先对其中一门语言的语法现象进行充分描写，然后再与其他语言的语法现象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哪些特性是各种语言所共有的，将这些特性组成普遍语法中的原则部分；同时，他们还会确定哪些特性是个别语言所特有的，并将这些特性组成普遍语法中的参数部分。

四、操作层面上的研究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语言看成是一个“结构”。所谓“结构”，即可以切分，有规则的整体。他们运用切分、等同、分类等方法来分析语言。切分面临怎么切分，在哪里切分的问题。这里，又用了替换和对比的方法，目标是找出最小的单位。等同是把一个个切分出来的单位确定出“位”和“素”。分类是将众多已经确认好的单位，按照其分布的特征或者形态的特征归入一类，这里又用了替换和互补分布的方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哈里斯指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支――描写语言学的工作程序，主要就是对替换手段的反复运用，以达到确定音位、语素等单位，归并语素、形式类等目的。哈里斯在“位”和“素”的基础上，将“位”观念贯彻到语法研究中，提出了核心句到非核心句的变换分析方法。他将“变换”定义为结构不同的等价序列之间的替换。为了得到结构不同而语义等价的序列，他运用了四个分析手段：替换、删除、添加、移位。生成语法很好地继承了替换、删除、添加、移位，但除了移位，其他的都成为测试手段。我们认为，各个层面上的方法实际上都是相互贯通的。如生成语法中的“理论逼近法”，实际就是逻辑层面演绎法的重复使用；再如结构主义语言学操作层面上“替换”，实质就是逻辑层面对比法的实现，和生成语法中的“最小差异对”是一致的。

五、语言研究方法的重要作用

世界观决定方法论，而方法论也会影响世界观。这也说明了语言研究方法对语言观的确定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操作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同，这会进而影响人们对语言这个对象的看法。面对一种语言现象，语言研究方法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方法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思维的逻辑是否严密，甚至会影响到结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例如有些学者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分布和替换这种分析方法存在着不少弊病。因为要进行分布分析的前提是单位已经划分好了，而按照分布分析法，单位又是依靠分析、替换得出来的。这就是说，分布、替换取决于单位，单位又取决于分布、替换，存在着循环论证的问题。同样的语言现象，可能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对我们来说，从事语言研究，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以及严格的操作方法，这样才更有利于我们进行科学探索，还原语言最本真的面貌，找出语言最本质的规律。

本文受到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大勤先生所授“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启发，特此感谢！

注释：

①刘大为.我们需要怎样的语言观[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1995，（3）.

参考文献：

[1]岑运强.语言学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3]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桂诗春，宁春岩.语言学方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1997.

[5]宁春岩.什么是生成语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6]温宾利.当代句法学导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7]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8]张绍杰.语言研究与语言研究方法[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

篇3

    关键词:公理化;几何原本;西学中源;逻辑;传播

    Abstract: In the late of Ming dynast and in the early of Qing dynast, much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missionaries, so the axiomatic method came to our country together. The axiomatic method really was use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then Chinese did not attach the importance on it. According the fact of then, we think there were three chief reasons.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Chinese edition of Elements was very difficult to read,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e idea that all western knowledge originated from China belittle the axiomatic method, the third one is that no logic knowledge came with it then. These three reasons let the spread of axiomatic method stagnate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Axiomatic method; Elements; the idea of all western knowledge originate from China; logic; spread

    一 引言

    明末清初,随着大批西方传教士航海东来,大量的西方科技文献也传入到了中国,特别是数学和天文,传入的尤其多。由此,在西方社会盛行了多年,被当时的科学界奉为圭臬的专门用来系统地整理知识和研究知识的公理化方法也来到了中国。这种方法中国古代没有,其简便性、实用性和逻辑性为国人前所未闻,其在应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条理性和严谨性等特点也很好的弥补了我国古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不足。所以,这种方法传入之后,本应受到极大的欢迎,并很快应用到我们的科学研究中去才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公理化方法自从传入之后,大约二百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其研究和应用很少,就是知道的也并不多,以至于其默默无闻了很久。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西方科学技术在我国的传播,对于弄清楚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很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关于此问题,就目力所及尚无人深入研究,故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各位专家。

    二 公理化方法东来

    1583年,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首次进入中国大陆,开始在我国传教。起初,他们的传教工作并不顺利,国人不信任他们。由此,他们开始转变策略,给国人展示一些其从西方带来的新奇物品,如地图、日晷、星盘等,企图以其高深的科技来吸引国人,唤起国人的对其教义的信任。实践证明,此招果然奏效。其在当时不仅吸引了不少平民百姓,而且也吸引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如王泮、瞿太素等人。瞿太素甚至还拜利玛窦为师,成了利玛窦的学生。瞿太素是明末礼部尚书瞿景淳的二公子,从小聪敏伶俐,但他却忤逆孔孟,偏爱炼金等奇技巧[1]。他拜在利玛窦门下,主要是为了学习西方科技。然而,当时的西方科技都是建立在西方流传了近两千年的欧氏几何基础上的。由此,学习之初,利玛窦先给瞿太素讲授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讲授的过程中,瞿太素勤于笔记,细心整理,不久就写出了一个《几何原本》第一卷的汉文本[2]。这是历史上《几何原本》在我国的第一次汉译。据研究,在这个汉文本里面有定义、有概念、有公理、也有命题和证明,基本上就是后来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第一卷的样子[3]。由此,那个时候欧洲的公理化方法就开始传入我国了。

    1599年利玛窦到了南京,由于其前段时间不断的宣扬西方科技,也由于他的学生瞿太素的游说和吹捧,其开始名声大噪。这样,来向利玛窦求学的人多了起来。这其中有一个叫张养默的,他原本是当时着名的学者和医生王肯堂的学生。王肯堂当时不住在南京,拜会利玛窦不方便,于是其便派遣了他的一个弟子来向利玛窦学习。张养默聪敏努力,利玛窦非常喜欢他,给他讲授了不少西方科技知识,当然也包括欧氏几何知识[4]。据载,张养默自己曾印刷了《几何原本》第一卷。由此我们看出,在南京西方公理化方法又一次得到了传播。

    1601年,利玛窦到了北京,结识了李之藻等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随与他们经常探讨西方天文、地理和数学等。据载,当时利玛窦经常参考的书籍是其在罗马学院时期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神父的新书《论星盘》[5]。这是一本介绍天文仪器的书,主要讲述了如何制作星盘。但其在阐述的时候,完全采纳了公理化方法,是按照《几何原本》的形式写成的[6]。并且没过多久,利玛窦还在多种西方文献的基础上写成了《天主实义》一书,宣传了天主教的旨义,用西方逻辑清晰地论证了上帝的存在[7]。所以,利玛窦甫到北京即把公理化方法也传播到了那里。

    1604年,徐光启来到北京,不久即结识了利玛窦。随后他们共同探讨各种学问。那个时候徐光启已经入教,所以,其深知利玛窦来京的实义。1606年徐光启建议利玛窦还是通过翻译一些西方科技文献来实现传教目的更为有利。于是他们开始翻译《几何原本》。之所以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曾说:“中国人最喜欢的莫过于关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原因或许是没有人比中国人更重视数学了,虽然他们的教学方法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命题,却都没有证明。这样一种体系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数学上随意驰骋自己最狂诞的想象力而不必提供确切的证明。欧几里德则与之相反,其中承认某种不同的东西,亦即:命题是依序提出的,而且如此确切地加以证明,即使是最固执的人也无法否认它们。”[8]由此,一开始,利氏就有传入公理化方法的心意。

    到了1607年5月间,他们顺利的翻译成功了《几何原本》前六卷。这六卷本的《几何原本》是我国首次对西方数学较为系统的探讨和介绍。其全面包含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中为建立公理化方法而给出的概念、定义、公理、公设等。对于正文中给出的命题,完全采用西方逻辑给出了严格论证,完全使用了原来的排列顺序。前六卷虽然只是平面几何知识,但在公理化的组织下,近180个命题已经成为了一个紧密和严谨的网络。所以,《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成功,标志着公理化方法正式在中国着陆了。

    徐光启对于《几何原本》中使用的这种特殊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应该说是很有感触的。他在几何原本杂议中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9]由此看见徐光启对公理化方法的推崇之意。

    在徐光启和利玛窦的推崇下,公理化方法在当时也还是很有影响的。比如,在此后李之藻刻印的《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同文算指》中和徐光启编着的《测量异同》、《勾股义》、《简平仪说》中,以及孙元化写成的《泰西算要》、《几何体论》、《几何用法》等书中经常看到公理化方法使用的影子的。当时的学者——有的甚至不是天主教徒,如着名学者叶向高,也很喜爱《几何原本》。可是,自此以后,谁也没料到,公理化方法就逐渐地没落起来。从徐光启以后的二百多年里,遍览当时国人撰写的科学和数学着作,除了数学证明被保留了下来,其它的一些公理化的做法几乎都遗失殆尽。尽管后来又有《崇祯历书》的编写和《西洋新法历书》的实施等活动再次传入公理化方法——给公理化方法的传播注入强心剂,但这些都似乎于事无补。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的中后期。

    公理化方法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它的理解和应用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由其组织起来的科学知识。所以,弄清楚公理化方法在中国开始受零落的原因,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国人是如何学习和理解西方科技知识的,从而对那段历史有一个更深刻的把握,下面我们就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三 影响公理化方法在我国传播的原因

    明末清初是一个政权交接、朝代更替的时期,此时即有政党之间的斗争,也有学术派别之间的论辩,还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的各种碰撞和纷争等。所以,仔细分析起来,影响公理化方法在我国传播的因素应当是很多的。不过,从当时科学研究的环境和状况出发,这其中对公理化方法的传播有直接影响的和重大影响的,我们认为主要还是以下几个:

    1.汉译《几何原本》的生涩难读阻碍了公理化方法的早期传播

    在公理化方法传入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虽然也有其它的书籍带入了公理化方法,但是,在早期关于公理化方法的描述、介绍以及应用最好的、最深入的还是徐光启与利玛窦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当时,对公理化方法比较了解的人,如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人,都是通过学习和研究《几何原本》来达到目的的。利玛窦在介绍天文学和其它知识的时候也间或有公理化方法的输入,但由于都没有《几何原本》讲解的清楚和深入,也都未有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

    但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虽然,关于《几何原本》翻译,利玛窦曾高度赞扬过徐光启,说他学习不久就能用清晰优美的中文来写他学到的一切了[10]。后来,梁启超也曾说他们二人翻译的《几何原本》是:“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11]但是,考虑到利玛窦是外国人,并不熟悉中文,梁启超作为文学家未必通读过《几何原本》,他们的这些溢美之词,未必可信。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徐光启说:“(此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有初览此书者,疑奥深难通,仍谓余当显其文句。余对之:度数之理,本无隐奥,至于文句,则尔日推敲再四,显明极矣。尚未及留意,望之似奥深焉,譬行重山中,四望无路,及行到彼,蹊经历然。”[12]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请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讲授西方数学,他们二人翻译了另外一套《几何原本》。在这一套的序言中他们说:“《几何原本》(利玛窦着,因文法不明,后生难解,故另译)乃度数万物之根本……”[13]当时的大数学家梅文鼎也曾说:“(几何原本)行文古奥而峭险,学者多畏之。”[14]

    由此看出,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实际上并非是一部容易读的着作。这一点徐光启本人也清楚。其不仅内容深奥,而且语言和行文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再加上,他们二人在翻译的时候创造了不少新名词,如几何、三边形、对角线、钝角、圜(圆)、半圜、斜方形(菱形)、比制(比)、同理之比例(比例)等等。所以,其生涩难读、难于理解应当是在当时给人们的较为普遍的印象。

    其生涩难度,自然就给人们对它的学习和研究设置了一道艰难的障碍。人们既然连其内容都不能很好的理解,那何谈能了解隐藏在其后的公理化方法呢?显然是不能的。所以,我们认为明末汉译本《几何原本》的难于让人们理解和学习是影响公理化方法早期传播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

    2.“西学中源”说限制了公理化方法在清初时期的传播

    1634年,在徐光启的领导下,总册数为一百三十七卷的煌煌巨着《崇祯历书》编纂完成。当时尽管由于多种原因,其没有施行,但其一部分还是刊印了出来,并流传到社会上,引起了很多反响。到了十年后,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汤若望精简部分内容,改《崇祯历书》为《西洋新法历书》,并得到多尔滚的支持得以实施,此书的影响就更大了。此书是西方传教士参考了西方多种书籍,按照西方科学的组织方法编写而成的,大量采用了公理化的方法。而此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成就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如黄宗羲、黄百家、薛凤祚、王锡阐、李子金、方中通、梅文鼎、梅珏成等。他们几乎都研究过《几何原本》,有的还写出了相关的着作,如李子金曾着有《几何易简集》,梅文鼎曾着有《几何补编》、《几何通解》等。同时,此时的康熙皇帝也非常喜爱西方数学,曾命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重新翻译《几何原本》等。由此,此时本也是公理化方法在我国广泛传播的大好时机,可是也未能如愿以尝。原因是此时兴起了“西学中源”说,并很长一段时间在学界占据着上风。

    “西学中源”之说,发端于明朝末年的学者黄宗羲和方以智,后来,清初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和阮元也加入进来,支持这种学说。还有当时的康熙皇帝也欣赏这种学说,提倡这种做法。这样,在当时学界就逐渐形成了一股强烈的贬低西方科学的先进性,极力推崇祖国传统技术优越性的潮流。这股潮流如此之强烈,竟使当时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面对着自己写的作品都不敢承认这是从西方来的。这股潮流兴起之初,还有“西方科技发源东方,东西先人共同研究”的意思,及至后来全然就是“西方科技盗取东方”的说法了。这样,就极大的影响了当时的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人们开始逐渐地对于西方科学技术中的先进的东西充耳不闻,对于他们的书籍中有的而我们的文献中没有的东西不屑一顾,开始认为什么都是我们老祖宗的好。比如,对于科学研究中的论证说理这种做法,我们明显地缺乏,这是公论,本来是应当向西方好好学习的,可是王锡阐竟也认为无所谓,他说:“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知也。”[15]

    论证说理是公理化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理化方法的应用中,论证说理给人们的感受最为深刻,也常被认为是最实用的。我国当时的学者连这个都屏蔽掉了,何谈对其相关全部知识的了解和研究?论证说理需要推理和概念,而推理和概念的建立需要形式逻辑等。由此,对论证说理感兴趣,对其深入研究才能导致对公理化方法的全面学习和研究,对于公理化方法全面研究了才能知道其特点和优越性,才能推广和应用。

    所以,我们在那时的科学家的着作中看不到公理化方法采用的影子。就是在对《几何原本》曾有过深入研究的大数学家梅文鼎的科学着作中也没有采用定义、公理、公论等来组织其讨论过的全部知识的现象。在其着作中,虽然有的有命题和论证,但是多数没有用概念、定义、公理等,更没有使用这些组织起来的系统。有的甚至连概念、定义和公理都没有,直接就是命题和解。这显然还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组织知识和研究知识的方法。由此,我们认为,明末清初的“西学中源”说在公理化方法早期不被人理解的基础上,又给其泼了一头凉水。其对公理化方法的忽视和贬低,直接打消了公理化方法传播的希望,由此致使其在那个时期传播和应用的停滞与没落。

    3.公理化方法传入的不完整是导致其影响不大的根本原因

    从前面公理化传播的过程我们看出,当时传入公理化方法的途径不仅只是有数学,而且还有天文学、水利学等,载体很多。但是,这其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是当时公理化方法的传播并非是作为一种被人们特别关注的知识传进来的,而是作为传入欧氏几何和天文学等知识的帮手顺便捎带进来的。这样就造成公理化方法在当时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即是不完整,缺乏必要理论基础。

    公理化方法产生在古希腊时期,它的成功不是短时间内爆发的,而是也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包含了许多先贤们的心血。首先是爱奥尼亚学派的泰勒斯把逻辑引进数学创造了证明,然后是伟大的数学家毕得哥拉斯在数学中广泛地验证了这种证明的合理性,再然后是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逻辑推理建立了相应的规则,最后才是欧几里德将其合理综合、概括和应用,使之成熟并彰显于世。[16]由此我们看出,公理化方法有着深厚的历史,也有着广泛的理论基础。它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形式逻辑。另外,根据现在方法论专家的研究,公理化方法在使用的时候,还必须坚持定义和定理选择的基础性、最少性、相容性和封闭性等,还必须坚持在各命题推理的过程中有严谨性和逻辑性等。[17]其实,其规则是很多的。

    可是,回顾当时公理化方法的传入,当时的传教士和有志贤士只是传入了进来公理化方法的使用,但对于其基础是什么?在使用的时候坚持哪些原则?具体使用的步骤和过程又是怎样的?等等,一系列问题一概不管,未作任何的说明和解释。比如,在传入公理化方法最全面也最深入的《几何原本》中。其虽然给出了概念、定义、公理和证明等,但是,至于什么是概念?什么是定义?公理又是什么意思?证明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和要求等等,这些都未给出解释。[18]《几何原本》在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欧几里德版本,一个是张诚和白晋翻译的巴蒂版本。后一个版本是一个足本,但同样也没有解释。不仅数学着作没有,就是在天文学和其它科学着作中也不曾有过关于上述内容的说明。这样在当时就难免使国人不理解公理化方法真正的含义了。不理解其真正的含义,自然也就无法重视它,无法学习研究它,也就无法将其推广开来和应用到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去了。所以,当时关于公理化方法知识传入的不完整和不系统性是造成公理化方法影响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这个原因不是外来的,是公理化方法自身带来的,所以是内因,是导致其影响不大的根本原因。

    至于到了1627年,李之藻和付汛际写成了《明理探》,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传了进来。[19]1683年,南怀仁又集合其它传教士的逻辑与科学工作写成《穷理学》,并献给康熙,说“穷理学为百学之门”,极力传播西方逻辑学。[20]可惜那个时候的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西方来的科学知识,还有那时“西学中源”说已经大行其道,所以,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里的逻辑学和几何原本中表现出来的公理化方法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因而,其也就没有对公理化的传播产生什么影响。

    四 结语

    明朝清初,西方传教士传入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同时也带来了在西方的流行了近两千年的公理化方法。这种方法是我国没有的也是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本应受到我国学者的欢迎和广泛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利玛窦和徐光启等人传入公理化方法之后,不仅没有多少人使用,研究的也很少,致使公理化方法在当时影响很小。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我们认为有三个原因是主要的。一、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生涩难读影响了其早期的传播;二、后来《西洋新法历书》的实施,本来是公理化方法崛起的好机会,却又赶上“西学中源”说的盛行,阻碍了其在清朝初期的传播;三、回顾公理化方法传播的历程,其实公理化方法从一开始输入我国,就是不完备的,缺少很多相关的内容,特别是逻辑基础,这是造成公理化方法本身不强大不突出,从而也没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认为,公理化方法在当时被动的处境主要是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引起的,特别是内因。其自己不完备,别人就无从了解、研究和使用了。这给我们现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启示是:我们引入一种技术和方法,应尽力将相应的知识基础也带进来,使我们的学习者对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更好的使用它们,其也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沈定平.瞿太素的家世、信仰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J].中国史研究,1997(1).

    [2][4][8][10]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 256,351,517,518.

    [3]Peter M. Engelfriet. Euclid in China[M].Boston: Leiden Brill, 1998.132,133.

    [5]H. Bernard, S.J. Matteo Ricci's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to China [M]. Peiping: Henri Vetch,1935.52.

    [6]C. Clavius. Astrolabium[M].Romae:Ex Typogrphia Gabiana,1593.

    [7]利玛窦.天主实义[M].天学初函[Z].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65.

    [9][12]徐光启.徐光启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6-78.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台湾:台湾中华书局,1958.8.

    [13]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115.

    [14]吴文俊.中国数学家大系(第七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49.

    [15]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2).

    [16]C. B. Boyer. A History of Mathematics[M].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Inc..1968.91-133.

    [17]王鸿钧,孙宏安. 数学思想方法引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275-303.

    [18]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徐光启着译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篇4

关键词：语境吸收说 语用意义 会话含义

一、引言

对意义的研究不限于语言学，哲学和逻辑学也研究意义。在构成语言的单位中，语素以上的单位都有意义。因此，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都涉及意义的研究。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派最初忽视意义，但在其构建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困难或困境，从而不得不正视意义（Chomsky，1957;1965;1972;1995）。功能语言学派向来重视意义，从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子观（Firbas，1964）开始，功能学派就把意义置于重要的地位，而Firth的情景语境理论（1957）将文本以外的情景语境纳入表述言语事件、解读语言意义的做法则可以视为语用意义研究的萌芽。Austin和Grice在建立语用学两大基石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意理论时多少受到了情景语境理论的启发。自Grice提出合作原则和会话含意（1975）以来，语用意义的研究经历了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的视角转向，而意向性、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学者们先后建立了多种语用意义推理的模式，但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或瑕疵。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试图提出一个涵盖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的语用意义推理模型――语境吸收说。

二、语用意义研究面面观

（一）逻辑学视角――（新）会话含意理论

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和合作原则绑定，基于逻辑学，以说话人的意图为中心，建立了言语交际的“意图―推理”模式。在这个交际模式中，要推导出语用意义，主要关系到说话人意图表达什么意义以及听话人如何成功识别说话人意图表达的意义。然而有些情况下听话人很可能没有识别说话人的意图。因此，Sperber和Wilson（1986/1995）认为Grice以意图为基础的交际模式的解释力是不够的。他们的补救措施是把意图做更为细致的划分：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

Verschueren（2000）也指出，意图不是决定话语意义的唯一因素，对话语意义的研究必须与认知、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

此外，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也存在着未能包含一般会话含意、合作原则下各个准则之间关系不明确、不能解释说话人为何倾向采用间接表达等问题（何兆熊，2003）。

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新格莱斯主义（Neo-Griceanism）学者（以Horn，Levinson为代表）对合作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二元模式（R-原则和Q-原则）和三元模式（I-原则，Q-原则和M-原则）。

Horn（1984）借鉴了Zipf（1949）的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简化了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推出Q-原则和R-原则。认为交际双方最终协商确定的意义是基于Q-原则推理和R-原则推理的平衡。

Levinson（1987，1991，2000）指出，Horn没有能区分语义最小化（semantic minimization）和表达最小化（expression minimization）。他沿用了荷恩等级（Horn Scale）等概念，提出了更为合理的I-原则，Q-原则和M-原则。在每个原则下都有说话人准则和听话人推论的阐述，并且对三个原则的适用顺序做了阐述，即Q>M>I（Q-clausal>Q-scalar）。（Yan Huang，2007）

二元模式和三元模式较Grice的合作原则和四条准则的优点在于，它们同时关注了说话人和听话人，对于会话含意的阐述更为透彻。尤其是Levinson的三原则是以常规关系为支柱、以研究一般会话含意（除方式原则外）为核心的，所要解释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因此可以直接应用于交际活动，也有助于解释表达中的某些语言技巧，使语用原则具有更多的覆盖面。（何兆熊，2003）

（二）心理学视角――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学者（以Sperber，Wilson，Blakemore等人为代表），从认知的视角，以说话人的话语意向性为中心，阐释听话人在交际内容互明的前提下，根据关联原则对会话含意的推理，从而建立了言语交际的“明示―推理”模式。

关联理论在Grice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会话的一般规律，强调了寻找关联性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加深了人们对关联性的认识。Sperber和Wilson分别从语境、交际个体和现象三个角度对关联性作出了界定，突出关联性的大小取决于产出的效应和投入的努力之间的比率。这些探索基本上都是合理的。但他们对于关联性的探讨并不统一，他们的“关联性”有时仅等于“产出的效应”，有时仅等于“投入的努力”。更严重的是虽然他们意识到“关联性是可以通过表达无关设想实现的，只要这个表达行为本身是有关联的（Sperber&Wilson，1986/1995：121）”，他们并没有深入研究这种关联性，并把这种关联性跟其他关联性区分清楚。而用关联性囊括交际活动中的一切要素，则是不合理的。（姜望琪，2003）

（三）社会学视角――交际原则与互动意义

不同于以上两个视角，社会语用学家（如：Mey，Thomas）把语境看作是动态的。Mey（2001）认为语境是交际者在言谈交际时不断变动着的环境。交际者在这样的环境里进行言谈交际，并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对交际言语的理解。同时，语境是以语言使用者为指向的，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语境感受会不同。语言使用者运用的是具有社会规约的语言表达形式，语境决定了语言的运用，因此，语用意义的理解受到多种社会文化参数的制约。

基于此，Mey（2001）提出了交际原则――人们交谈的目的是要向对方传递一定的内容。这是人们在交际中必定要遵循的，是一切言谈交际默认的前提。会话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交际，要尽量被正确理解，不被误解。这样，交际就要在交际双方共同认定的语境下进行，谈什么决定于在一定的语境下可以说什么和根据对方的期望必须说什么。

Thomas（2010）认为，语用意义就是互动中的意义（meaning in interaction），语义的生成与理解都须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即单一话语的抽象意义不能生成语用意义;交谈者不能独自一人生成这种语义。语义的生成和理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以下四个要素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说话人与听话人对意义的商榷讨论，话语发生的语境及和话语本身所能表示的潜在的语义的可能性。简而言之，Thomas的意义理解有下列步骤完成：

理解句子的抽象意义（在语境中确定意义和所指）理解话语的语境意义理解话语的语力（force）。

（四）生物学视角――生物言语交际模式

Millikan的言语交际理论建立在语言形成的生物基础之上，而不是把言语交际分成直接解码获得的语义内容或者间接推理获得的语用含义。首先，人们在交际中的言语理解过程类似直接知觉过程，即从说话人的语言直接转换成听话人的信念（Millikan，1984：67），中间并不需要推理这个环节。我们对世界的信念，往往都是通过被告知而形成的，很少通过听话人的验证。其次，在交际中使用的都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这些规约符号的出现是一种复制再生现象，好用的符号被保留，不好用的符号被废弃，而不是遵循了某些内在规则演化出来的。换言之，语义内容并没有其独特的言语表达式。同样，也没有任何言语规范能够规定应该产生什么具体形式的言语。最后，Millikan认为理解语言不是意图推测。例如：你听到有人喊“张三”，你要知道张三是谁，并不是根据推测说话人头脑中怎么想，而是根据自己对说话人的了解，说话地点等等，划定“张三”是谁的大致范围。（冉永平、张新红，2007）

语用意义研究的逻辑学视角的推理基础是逻辑，不能解释言语交际中的辞不达意现象（说话人角度），也不能解释说者有心、听者无意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现象（听话人角度）。

语用意义研究的社会学视角基于社会规约，忽略了听话人解读话语时要涉及多重意义的选择和加工;而认知视角则过多关注听话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因素对话语产出的限制。

以上几种视角的共同缺点是没有（或没有具体）论及听话人在言语交际中通过推理得出的适切的话语意义和说话人意义对其以后的会话活动的影响，更未论及在推理过程中被排除的那部分意义对交际者的交际能力的作用。

语境吸收说尝试解决以上难题。

三、语境吸收说

笔者顺应以上的研究趋势，从生物学角度切入，尝试建立一个涵盖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的语用意义新模型――语境吸收模式，并推而广之，用以解释人类言语意义的获得。

（一） 基本设想

笔者借鉴皮亚杰的生物同化理论，认为人类理解话语含义的过程也是听话人认知构建的同化过程。此过程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M+C）IM+i

M为听话人听到话语的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C为该话语的语境Context，包括听话人的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知识（社会因素），I为从C优选的信息Information（I=0，或I≥1），此信息被吸收到M，成为当时语境下的会话含义IM（Implicated Meaning），而i（information）为从M和C中排除掉的信息。在听到一句话后，听话人从语境中选择最恰当的信息吸收，而排除不适合当时语境的信息，获得IM，即说话人的交际意义，从而达到成功交际;当听话人的语言知识或语言外知识不足时，可能出现“I=0”的状况，即听话人不能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义，此时交际不成功。转化过程“IM+i”中的每一个变项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即这三个变项的特性在I和i之间以及在M和i之间都是相互交流的，而从I到M则是单向的。它们的参数也相应地不断变化。在初次同化中没有被遴选上的两域的特性集i中的变项有可能在下一步同化时被作为主要信息优选上。这解释了同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下被相同的听话人理解为不同的含意、或在同一语境下被不同的人理解为不同的含意的现象。同化过程递归出现，交际者的认知内容和能力也不断扩张。人类对意义的认知就是这样的意义建构过程。

（二）前吸收阶段

一个智力正常的言语交际者在其具有一般的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时，对其使用的语言包括声音、句法和语义有系统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可能是下意识或潜意识的。该言语交际者也必然对在何种情境下说什么话，以及用什么方式说有系统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社会化的结果，需要通过一定的学习（学习的方式可以是正式的，如：在学校里老师教学生见到老师要用“老师好”之类的表达表示问候，表现礼貌;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在法语中一个学生以用于平辈或地位相当的人之间的“tu”来称呼老师，结果请教问题屡屡遭到拒绝，而别的同学用“vous”称呼老师则可以获得老师的指导。知道了对师长要用“vous”称呼，因而改为用“vous”来称呼老师）;言语交际者对周边的自然环境或物理环境，如：天气阴晴、气温、周围的噪声、所处的场所、其他交际者的表情、姿态、声音等有合理的感知，同时对周遭的社会环境，如：场合的正式程度、参与交际的人物的地位差异、关系亲疏等有一定的合理的感知。这种言语交际者对其使用的语言的认识、对交际双方的认识、对交际发生的环境的认识，概括起来构成其正确理解话语含意的语境Context。总之，此处的语境概念包括交际双方或多方的生理、心理状况、认知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交际语言的知识。

（三）语境吸收的优选条件

如前所述，言语交际者在表达思想、理解话语时，可以从语境中吸收的因素或信息很多，是一个信息的集合{I}。究竟要吸收哪种信息，就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或条件。语境吸收的优选条件包括常规关系和目的原则。

1.常规关系

常规关系（stereotypical relation）指的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在头脑里建立起来的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间的某种依存关系，是事物在各种条件下与它物产生关系的规约性概括。如：将常规关系运用到语言表达上来，它可指语句中提及的事物同另一事物惯常性的规约性的关系。常规关系主要是由共轭关系、前提或蕴涵关系、相关性等要素构成。共轭关系用于对象，它们所形成的关系由关系轴联系在一起，如：上义―下义、同义、反义、共下义、整体―部分等关系;再如：父―子、教师―学生、司机―汽车等，他们都处于关系轴的两端。蕴涵或前提关系用于事物。如语句陈述了A事件就必然导致B事件发生，即A蕴涵了B;如语句陈述的A事件以B事件为其预先设定的条件，则A是以B为前提。相关性可以概括为语言运用的相邻/相似律（徐盛桓，2007：4-5）：

相邻/相似律：HY：x∧x≌yHY：（x）y HY表“话语”;∧表“合取”;“”表“内在地蕴含着”或“可推衍出”;“≌”表“曾相邻/相似”;表“可能”。以上的公式可读作：在话语HY中出现x，如果在某一可认定的情境中（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实际出现过的和只是想象的，等等）x曾同y相邻/相似，则HY：x可能成为HY：（x）y。在认定了x曾同y相邻/相似这一前提下，这可简化为因果式：x（x）y（读作：如果x则可能（x）y）。

共轭关系主要反映词义之间的关系，前提或蕴涵关系反映一定的逻辑关系，而相关性反映的是一定的联想关系，常规关系是由词义关系、逻辑关系和联想关系所构成。

常规关系在语句理解中的体现，可分解为如下四点（徐盛桓，1996）：

（一）将词语所谈及的事物分解为一定的常规关系;

（二）对常规关系的分解和选择主要的依据是由语句和语境相互作用所生成的语义指向;

（三）在词语表达和某一常规关系之间形成对应关系;

（四）用常规关系的具体内容对对应关系作出解释，这通常是以阐发或补足的方式，最终达至对语句的理解。

另外，关于现实关系和常规关系的认定次序问题，现实关系优先于常规关系。如：

（1）（裙子的）拉链坏了，小兰只好再买一条裙子。

该例中，“裙子”和“拉链”不能是常规（共轭）关系――坏了的“拉链”不是再买的那条裙子的拉链，而是现实关系。这种现实关系优先于常规关系的认定。常规关系推理可以解决大部分的话语含意的理解。解决不了下面句子的所指问题：

（2）The dean1 expelled John because he？ discovered his？ secret.（Green，1989.参见何兆熊，2003：205）

这里“he”和“his”的所指不明，如果“he”指“John”，那么“his”就指的是“the Dean”，即本句意思为“The Dean expelled John because John discovered the Dean's secret.”而如果“he”指“the Dean”，则“his”就指的是“John”，即本句意思为The Dean expelled John because the Dean discovered John's secret.究竟表达哪种意思，决定于说话的意图或目的，这就需要听话人对此种目的进行识别。对此类话语的理解就需要参照目的原则。

2.目的原则

廖美珍（2005）明确提出了言语行为目的原则的描述性表述，“任何理性（正常）的人的理性（正常）言语行为都是有目的的，或者说，任何理性（正常）的人的理性（正常）行为都带有目的的保证――‘交际目的’。说话就是表达目的，说话就是实践（实行）目的，说话就是实现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说话不是手段，说话是生存; 语言不是工具，是生命和生存的展布。”

目的关系是目的原则的核心部分，廖美珍将各种目的从人际关系着眼归纳为三类：目的一致，目的冲突（包括目的竞争），目的中性。这样归纳目的关系的意义在于： 不同的目的关系会影响到互动双方合作与否，会影响到互动的话语结构，也会影响到话语成本等。

目的原则认为意义存在于对目的选择、目的追求的互动中。首先，目的使话语有意义。其次，目的是说话人的目的，所以意义首先是说话人的意义。第三，说话人的意义要得到听话人的理解或者诠释。也就是说，说话活动是一种互动，意义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实现。此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说话人的意义了，还包括对话语意义的理解。目的原则的目的强调的是交际目的，即两个或多个头脑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交际目的”可以理解为说话人以某种目的为指导说出一句话，该句话所承载的目的被听话人识别，并进行一定的言语或非言语的反馈（互动），即这里的交际目的是动态的，可商榷的。

综上，语境吸收的两个优选条件或原则为常规关系和目的原则。在听话人吸收语境信息时，先按常规关系的相邻/相似律建立联系，吸收关联的信息I，排除冗余信息i。如果不能按常规关系吸收，则考虑目的原则。就是说常规关系优先于目的原则：

常规关系>目的原则

（四）后吸收阶段

通过语境吸收后获得的意义IM被听话人储存在认知系统中，并可能在连续的会话或语篇中被调动使用。而在一轮（或多轮）会话中没有被吸收的信息i在连续的会话中也可能被优选吸收，形成新的IM。一次言语事件中获得的IM将会进入交际双方的长期记忆当中，在以后的言语交际中，一旦可以，就会通过常规关系触发激活，而被调动使用。使用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IM。这样的情况递归出现，一名语言使用者的意义系统就不断的扩张，他所能理解和使用的语言意义就不断增加。

四、语境吸收说的理据

（一）生物进化认识论

生物进化认识论是研究认识论的一种自然方法，它强调自然选择的两个重要作用：一是选择生成并保持了我们可靠的感觉机制和认知机制，并使这些机制适应世界;二是尝试错误学习和科学进化理论被分析成自然选择的各种过程。（Michael，1989）

生物进化论认为，生物不断地进行“问题-假设-验证”以适应社会文化从而产生新的认识，而人类的进化就是知识的增长。将这种理论应用到语言，就是强化机制（直接选择相关特征）造就了语言甚至是语言的功能运作。在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中，多向适应被视为同化（生物吸收一种新的元素）和调解（生物由于同化而发生变化）的均衡。同理，学习语言即人类吸收新的语言单位（意义）并由此增加意义识解的过程。

Sapir（1921）指出，言语是一个异常复杂并不断变化的调解网络――在大脑中，在神经系统中，在发声和听觉器官中――调解的结果是达到需要的交际目的。Jakobson （1970）认为，在人类的语言中存在一个进化连续统（evolutionary continuity），很难做出自然遗传和后天不断学习的切分。

（二）社会化理论

“社会化”这一术语被广泛地应用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教育学中，指的是继承和传播规范、习俗和意识形态的终生过程。社会化为个人提供了参与并融入社会必要的技能和习惯。它是社会和文化连续性得以保持的途径。

个人的社会化一般分为初级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和次级社会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在初级社会化阶段，儿童学习作为特定文化的个体应持有的适宜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这个阶段的影响主要来自家庭和朋友。在次级社会化阶段，个体学习在一个小团体中作为一名成员合适的行为。儿童和成人在这个阶段学习在不同的情形下如何做到行为得体（Clausen，John A.，1968：5）。无论是学习价值观还是学习行为规范都离不开语言，因此，语言学习也是社会化的一部分。

综上，语境吸收说的阐释符合生物进化认识论和社会化理论两大一般性理论，具有坚实的理据。

五、语境吸收说应用举隅――会话中的含义理解

（一）以常规关系为优选原则

日常会话中，语言使用者会使用很多间接的表达，而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影响交际，是因为交际者自觉地应用了语境吸收模式，在会话语境中择优选取了相关信息，推导出了说话人话语的交际意义。例如：

（3）《年代秀》节目开场介绍嘉宾

欧哥1：我听说你们（苏醒和张远）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对不对？说是什么球友啊……

苏醒2：球友、牌友、损友……就是最好的兄弟，就是跟对方最直接的。而且说到这个，我觉得我要深刻一下了――因为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很优秀、很出色、很重感情，同时才华仅次于自己的兄弟。（观众哄笑）

欧哥3：我觉得除了刚才那么多“友”……还有一个称呼――据说张远他有个外号……“苏太”就是你吗？（观众哄笑）

苏醒4：这话听着我有点背疼！（观众哄笑）

欧哥5：为什么叫苏太啊？

张远6：我是认为男生之间尤其是兄弟之间、友谊之间，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比爱情还要刻骨铭心……

苏醒7：还是背疼……还是背疼……（观众哄笑）

――《年代秀》2011年12月2日节目

应该指出，在这个言语事件中，交际者不仅仅是欧哥、苏醒和张远，还有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观众的哄笑（和电视机前观众的笑）也是言语互动的一部分，是他们参与交际的方式。在观众对“这话听着我有点背疼！”哄笑时表明他们理解了这句话的会话含义。但这句表达跟上句的“‘苏太’就是你吗？”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话轮4是如何被理解的呢？简要分析如下：

“M”为“背疼”的本义，即一种生理性的不适;

“C”包括的因素很多：

a.语言知识――交际者使用汉语，上句中提到的“苏太”等;

b.物理环境――时间为（2011年12月2日）晚上9点多，地点为深圳《年代秀》录制现场等;

c.社会环境――《年代秀》是一档娱乐节目，欧哥为节目主持人，苏醒和张远为节目嘉宾、艺人，主持人有相对较高的权势，但主持人和嘉宾之间关系较近;

d.认知、心理环境――观众观看娱乐节目心理放松、具有储存大量信息的记忆等。

“M+C”所形成的语义集比较大，其中的信息量也很大，初次听到“背疼”自然不解，于是观众向早前的话轮中搜索信息，搜索到“苏太”一词，并调动其意义“苏醒的太太”，由此得出“背疼”描述的不是一种生理状态，而是对“苏太”这一称呼的回应。一个男人被称为另一个男人的“太太”，表明两人的关系“不正常”，有同性恋之嫌。那么“背疼”和同性恋有什么联系呢？听话人需要调动其认知系统中储存的信息，由常规关系的相关性（确切地说是相邻性――背疼和断背相邻，断背是背疼的原因），联想到《断背山》中以“断背”隐喻男性同性恋，而获得IM――你这话听着怎么像把我们当成同性恋了。而在下面三个话轮中，欧哥进一步质询张远“为什么叫苏太”，结果张远的解释“男生之间尤其是兄弟之间、友谊之间，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比爱情还要刻骨铭心……”的表述让人觉得苏、张二人同性恋的嫌疑更大，于是苏醒在话轮7中无奈地说还是背疼……还是背疼…… 在这个话轮中观众不必再从大量的语境信息中努力做吸收优选，直接调用话轮4中“背疼”的含义即可，即在后吸收阶段，IM已经成为听话人意义系统的一部分。这期节目过后，“背疼”已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流行语，这也证明IM已经成为听话人意义系统的一部分，并应用在言语交际中。

（二） 以目的原则为优选原则

常规关系并不是唯一的信息优选原则，在常规关系不适用的情况下，听话人会启用目的原则，从说话人的意图中做出推理。例如：

（4）（笔者和一个学生在谈论电视剧《后宫甄执》）

笔者1：《甄执》拍得不错，台词、人物……歌曲都很好……

学生2：可是情节太狗血了！

笔者3：狗血？……你是说情节太夸张，不合理？

学生4：是太老套了，没一点新意！还不是一个天真少女经历重重磨难，变得心机毒辣，终于成为一代后宫之主吗？！

在以上四个话轮中，“狗血”一词是焦点。笔者在乍听到“狗血”一词时，从其自然意义“一种（犬类）家畜的血”，结合当时谈论电视剧的情景，并不能找到两者的衔接点。应用常规关系，从“狗血”联想到“洒狗血（民间驱邪行为）”“狗血淋头（形容骂得很凶，使被骂者如淋了狗血的妖人一样，无言以对，无计可施）”，都不能与话轮2找到相关性。于是听话人启用目的原则，根据话轮2中的“可是”推测学生对《甄执》的情节持负态度，于是得出学生的意思可能是“你是说情节太夸张，不合理？”并以此跟学生商榷后者话语的交际意义。而这里的“不合理”在话轮4“是太老套了，没一点新意！”得到了部分印证。可以说，这里的I=1，笔者对话语的理解仅仅达到了话语交际刚刚成功的程度。由此，通过互动产生的意义IM――影视、文学作品的情节老套，没有创新――将会储存在交际者笔者的记忆中，成为其意义系统的一部分。

有时，言语交际者也可利用常规关系，在C这个大的集合中故意地选择看似与当时语境不十分契合的信息，即刻意曲解，以达到某种交际目的。如（5）所示：

（5）（郭德纲相声《美女幽魂》）

郭德纲1：枪打出头鸟。

于 谦2：噢

郭德纲3：堤高于岸，浪必摧之。

于 谦4：咱们就是浪摧的……（观众哄笑）

在话轮4中，于谦在对“浪必摧之”理解时，故意选取“浪”一词的脱离当时语境（引言的），吸收I“放荡”的信息，形成IM=咱们就是两个的男人，说相声就是把这展示给别人看。这种刻意曲解达到了相声幽默的效果。而在这段相声下面的话轮中，“浪必摧之”的这种刻意曲解已经成为观众意义系统的一部分，请看（6）（同上）：

郭德纲1：（高调的人）上公共汽车，拿出月票来看看，“有月票啊”，揣好了，又掏出一百块钱来，给大公共这司机――“小费”。

于 谦2：真是浪必催之，我看……（观众哄笑）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吸收了语境信息形成的IM作为交际者意义系统的一部分，可能会造成对话语的错误理解。

例如：

（7）A和B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讨论了不同型号的计算机的优点。在讨论中他们使用了286，386，RS/6000等术语。C则在旁边听着，没有加入讨论。过了一会儿，B问了C一个问题：

B1：Do you know what fifteen fifteens are？

C2：No，I don't know much about computer hardware.（何兆熊，2003：37）

在这个例子中，一个简单的算术题被C当作是关于计算机的一个复杂问题，是因为C听了A和B关于计算机的讨论，吸收了数字表示计算机型号的IM，这种意义成为其意义系统的一部分，所以才会把“fifteen fifteens”当作是一种计算机的名称，即形成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现象。

六、结语

语用意义的研究是语用学这一学科永恒的课题，学者们对语用意义的探索就是对人类意义习得的探索。语境吸收说在这条漫长的探索之路上迈出了稚嫩的一步，然而这稚嫩的步子已经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这种综观模型不仅能够解释会话含义的推导，更重要的是它还阐释了在一次言语事件中获得的意义对言语交际者以后交际的影响，解释了言语交际者对意义的操控。语境吸收说对翻译、广告语的设计和评价都有切实的指导意义（笔者将另文讨论）。我们相信，在言语交际的广阔领域中，语境吸收说将会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参考文献：

[1]Austin J 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2]Bradie，Michael，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as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A].in Issues in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C].K.Hahlweg and C.A.Hooker（eds.）， Albany，NY：SUNY Press，1989：393C412.

[3]Chomsky，N.Syntactic Structures[M].The Hague：Mouton，

1957.

[4]Chomsky，N.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M].Cambridge，

Mass：MIT Press，1965.

[5]Chomsky，N.Studies on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M].

The Hague：Mouton，1972.

[6]Chomsky，N.The Minimalist Program[M].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72.

[7]Clausen，John A.（ed.）Socialization and Society[M].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68.

[8]Firbas，J.On Defining the Theme in Functional Sentence

Analysis[A].in Travaux Linguistique de Prague[C].Prague，1964：267-280.

[9]Firth，J.R.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7[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10]Green，G.Pragmatics and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M].New Jersey：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1989.

[11]Grice，H.P.Logic and Conversation[A].In Cole，P&Morgan，

J.L.（eds.）Syntax and Semantics3：Speech Acts[C].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5：41-58.

[12]Horn，L.R.Towards a New Taxonomy for Pragmatic Inference：

Q-based and R-based Implicature[A].In Schiffrin，D（ed.）Meaning，Form，and Use in Context：Linguistic Applications[C].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84：11-42.

[13]Jakobson，R.Main Trends i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M].

NY：Harper & Row，1970.

[14]Levinson S C.Pragmatics[M].London：Longman，1983

[15]Levinson，S.C.A Review of Relevance[J].Journal of

Linguistics，1989，（25）：455-472.

[16]Levinson，S.C.Pragmatics and Grammar of Anaphora：

A Partial Pragmatic Reduction of Binding and Control Phenomena[J].Journal of Linguistics，1987，（23）：379-343.

[17]Levinson，S.C.Presumptive Meanings[M].Cambridge，MA：

MIT Press，2000b.

[18]Mey，J.L.Pragmatics：An Introduction[M].北京：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2001.

[19]Millikan，R.G.Language，Thought，and Other Biological

Categories[M].Cambridge，MA：MIT Press，1984.

[20]Sapir，E.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M].NY：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21.

[21]Sperber & 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1986/1995.

[22]Thomas.J.Meaning in Interaction：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23]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北京：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24]Yan Huang.Pragma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25]Zipf，G.K.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M].Cambridge，MA：Addison-Wesley，1964.

[26]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27]姜望琪.当代语用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8]廖美珍.目的原则和目的分析――语用研究新途径探索（上）

[J].修辞学习，2005，（3）.

[29]廖美珍.目的原则和目的分析――语用研究新途径探索（下）

[J].修辞学习，2005，（4）.

[30]冉永平&张新红.语用学纵横[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31]徐盛桓.常规关系和文化教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

（1）.

篇5

[关键词]贡布里希；修辞学；人文主义；艺术风格；新艺术史

按照新艺术史家诺曼·布列逊的看法，贡布里希立足于认知心理学，将艺术史视为一种视觉图式的发展和修正史，完全将图像研究孤立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外，拒斥将语言学、符号学引入艺术史，对话语理论持批判看法。贡布里希的确倾心于视觉心理学的研究方式，但是，他同时也是将语言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先驱，并且强调修辞学对于艺术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又是将语言学、修辞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奠基人，而这又直接启发了后来新艺术史家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实践。探究贡布里希如何将语言学、修辞学方法应用于艺术史，有哪些创见，以及他这种研究方法与新艺术史家到底有何关系，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艺术史和视觉艺术理论问题。

一、作为修辞学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现代艺术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从而成为艺术史研究必须加以考察的课题。按照布克哈特的看法，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古典学术复兴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发现了世界和人的价值的时代，是现代的开端。人文主义主要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强调人性价值和追求现世幸福的理论体系，它使人们走出了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枷锁，恢复了人性的尊严。因为布克哈特的巨大影响，强调对于人的发现和人性价值，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般看法。贡布里希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从修辞学角度重新定义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源于一些从事修辞和语言研究的人文学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贡布里希认为布克哈特的观点无法解释以下历史现象：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虽然强调人性的尊严，但当时的人们也没有对宗教神学大加鞭挞；人文主义复兴了古希腊罗马的学术，但它与中世纪之间并没有截然而立的鸿沟，不能因为注重文艺复兴对于古典学术的复兴就忽视它与中世纪的直接联系。

以布克哈特为代表的19世纪学者更多地从古典学术的复兴、艺术的繁荣、人与世界的发现等角度看待文艺复兴，强调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分歧与差异，将文艺复兴时期视为现代的开端。贡布里希虽然认同前者的结论，但他更加强调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联系，认为把文艺复兴看作一个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时期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把问题简单化了，似乎文艺复兴是突然来临的历史转变。贡布里希将文艺复兴视为“运动”而不是“时期”，意在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及复杂性：恰恰是中世纪文化孕育了文艺复兴。贡布里希认为，文艺复兴与基督教世纪之间的对立被19世纪的人夸大了，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被轻视了，而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的重要文化纽带正是语言，是当时占据人文学科核心地位的修辞学。不同于19世纪一般学者的观点，贡布里希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联系出发，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主要与中世纪的“七艺”学术传统有关，“文艺复兴是三种初级的学艺对四种高级的学艺的反叛，那些教语言而不愿充当次要角色的人的反叛”*。“三种初级学艺”是指语法、修辞和逻辑，之所以被称为“初级学艺”，是因为它们都是关于语言的基础学科，人在学习其他高级学问之前必须先学会如何表达；而“四种高级学艺”是指天文、算术、几何、音乐，这四科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们比较抽象，其学习一般安排在“三门初级学艺”之后。“三种初级学艺”和“四种高级学艺”并称“七艺”，构成中世纪的学术传统。一直以来，“三种初级学艺”在地位上似乎要低于“四种高级学艺”，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从事语法、修辞、逻辑的人文学者不满自己的“初级”地位，进而强调自己的“高级”和“基础”地位。贡布里希认为，我们现在理解的“人文主义”是19世纪的发明，而不是原初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前者更接近于“人道主义”，而后者来源于“语文主义”——即强调语言重要性的主张，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这些人文主义者主要是语言学者、修辞学家。“人文主义者这个词对我们来说不再表示他们是‘对人的新发现’的先驱，而是表示umanisti，即这样一些学者，他们既非神学家亦非医生，而是专心研究‘人文学科’，主要是语法、辩术和修辞的trivium[三艺]”。*

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的研究支持了贡布里希的观点，他指出，人文主义“是迟至1808年才由一个德国教育家F.J.尼特哈麦在一次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最初用德文humanismus杜撰的，后来由乔治·伏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首先用于文艺复兴，书名是《古代经典的复活》，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这比伯克哈特的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早一年”，文艺复兴时期也不是没有与“人文主义”相关的词，“十五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使用了一个词叫umanista，英文即humanist，这是学生们用来称呼他们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的。”*也就是说，人文主义的概念源于humanist(人文主义者)，而人文主义者是指从事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或学者，而不是指重新发现人的价值的先驱者。文艺复兴研究的权威学者克里斯特勒也说，“人文学者把自己当作演说家和诗人”*，不能从人的价值这种现代意义上讨论人文主义，而应该在文艺复兴的具体语境中考察人文主义，将之视为人文学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与复兴，而修辞学在此时的人文学科中占据核心地位。“文艺复兴修辞学的重要性和所需要的研究和关注，都大大超过了过去几代大多数学者所愿意承认的程度。”*克里斯特勒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修辞学》一文中指出，修辞学不仅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法学、诗学、历史学、道德哲学、逻辑学等人文科学有直接影响，而且对神学、法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医学和数学都有影响。在文末，克里斯特勒不无赞同地说，已经开始有学者将修辞学与当时的音乐和视觉艺术研究联系起来。贡布里希正是将修辞学与视觉艺术研究结合起来的最重要的艺术史家。克里斯特勒认为，中世纪有三种现象促成了文艺复兴的兴起，分别是在中世纪意大利流行的形式修辞学(formalrhetoric)、研习拉丁文法、学习拜占庭传统的古典希腊语与文学，这三种现象都直接与语言学和修辞学有关。形式修辞学(formalrhetoric)又称为arsdictaminis(手札艺术)，是书信、文件和公开讲演的谋篇技巧，用于培养起草文书的秘书和书记员；研习拉丁文法是指在中世纪的学校一直有着拉丁文法的教养传统，并且与阅读古典拉丁诗歌和散文结合起来；转向拜占庭东方的传统是指，意大利人文学者除了研习拉丁文学和形式修辞学，又开始学习古典希腊语与文学，继承了拜占庭传统。*当时这些复兴古典学术的“人文学者是专业的修辞学家，即作家和批评家们不仅希望说出真理，还希望从他们的文学趣味和标准的角度说得优雅”*。

贡布里希不仅强调修辞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地位，把人文主义理解为“语文主义”，而且他还第一次明确指出，修辞学对于艺术领域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修辞术是劝说的技术，在古代的教育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我希望这些论文能够说明，这种对于合适的演说风格的关注，如何传播到其他的艺术领域。”*通过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学术考辨，贡布里希揭开了修辞学与视觉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得出了在古代修辞学就是视觉艺术理论的结论。温故知新，通过追溯修辞学传统，贡布里希批判、解构了人们的现代艺术观：第一，不同于布克哈特强调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对于人和世界的发现的观点，贡布里希强调人文主义的修辞学基础及其与中世纪学术传统的联系，也就批判了简单地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截然分开的历史观点。第二，因为修辞学是一门致力于演讲说服的实用学问，揭示视觉艺术的修辞学渊源也就打破了艺术无功利的现代艺术观，从根本上批判了艺术自律论。第三，揭示视觉艺术的修辞学渊源，打破了把语言与图像截然而立的一般看法，更在语言学和图像学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为后来的艺术史研究打开了新视野，开启了新路径。

二、修辞学与艺术风格学

按照现代的一般看法，修辞学是关于语言的学问，风格学(本文特指视觉艺术风格学)是关于图像的学问，二者之间相距甚远。然而，贡布里希却常常从修辞学的角度理解艺术问题，阐释其艺术理论。他认为，关于语言的修辞学与关于视觉艺术的风格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古代的理论中，修辞和艺术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语词与图像、修辞学与艺术风格学之间被夸大的鸿沟，很大程度上源于把艺术分门别类的现代艺术观，对现代人来说，将艺术分门别类已成为本然之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修辞学是关于语言的风格学，艺术风格学是关于视觉的修辞学。鉴于修辞学在西方有古老的传统，西方人在古希腊时就非常注重在演讲和辩论中修饰辞藻、讲究布局，以达到最佳的说服效果。这些关于语词、语调、句式、篇章的语言形式的研究，既是修辞学的核心，又与诗学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并直接成为视觉艺术风格研究的理论来源。

修辞学属于语言学，艺术风格学属于艺术理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可是“当今称之为风格学的相当一部分早已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一连串论述修辞的文章之中”*。“风格”这个词原来主要用在修辞学领域，主要是指演说家的演讲风格，也可以表示作家的写作方式，“希腊、罗马的修辞学教师的著作对风格的各种潜力和类别所作的分析至今仍是最精妙的分析。”*所以，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艺术风格学是修辞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风格分析才逐渐开始从修辞学领域移入视觉艺术领域，而视觉艺术风格学的成熟则迟至18世纪中期，其标志是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著作。不过，从“风格”(style)一词的起源来看，它恰恰与书写或语言无关，而与“雕刻”、视觉形象有关。根据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威克纳格(1806—1869)的考证，“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στυλos，意为“木堆、石柱”，或“一柄作为写和画用的金属雕刻刀”，后来拉丁文将之译为“stilus”，取其“雕刻刀”的意思。*无论是“木堆、石柱”，还是“雕刻刀”，“风格”一词的原意都与视觉形象相关。拉丁文用“stilus”表示语言风格，是取其比喻义，而不是其作为“雕刻刀”的本意。我们现在说用语言“刻画”某个对象鲜活生动，倒是更接近风格一词的本义。词源学考察告诉我们，风格既可以指代视觉对象，也可以指代语言，在风格学的视野中，语言与视觉艺术之间并没有截然而立的鸿沟。不过，因为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就已经是一门非常发达的学问，所以修辞学要远比视觉艺术研究(包括艺术风格学)成熟得多，自然也就成了其他艺术样式的理论渊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视觉艺术声誉渐著，研究也逐渐发达，但修辞学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古代演说术的风格问题也是视觉艺术的问题。”*风格从根本上来讲是艺术形式的问题，贡布里希认为，正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的发达，导致人们注重语言表述及其形式，并且逐渐从对语言形式的关注过渡到对视觉艺术形式的关注。作为修辞学家或演说家的人文主义者，奠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正是在那些人中，正是在那个时刻，对文字的关注和态度开始向视觉艺术风格的变化直接转移，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从瓜里诺那里了解到，尼科利对书籍中的‘点、线、面’有多么操心。”*通过考察人文主义者尼科利与其他学者的论争，贡布里希详细阐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革新以修辞学为基础，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就是当时的修辞学，而当时的艺术理论家基本上是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即修辞学家。贡布里希还饶有兴味地指出，达·芬奇虽然认为绘画胜过文字，但他极其热衷于探索语义相近或相同的词汇在使用时的不同表达效果，这实际上是对语词风格的研究。*

修辞学是炼词造句、布局谋篇的学问；艺术风格学是择取与组织点、线、面、色彩、图式等视觉语言的学问。贡布里希认为，风格源于“选择”，没有对于不同表达方式的选择就不会有风格。他援引斯蒂芬·厄尔曼(StephenUllmann)的《法国小说的风格》(StyleintheFrenchNovel)中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有关表现力的全部理论的中心就是选择的观念。如果没有替换表达方式可供说话人或作者选择，那么无疑也就不会有风格同义[synonymy]——就这个术语的最广意义而言——是全部风格问题的根源。”*简单说来，语言风格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即语言风格源于说话者对于语词的选择，不同的词语会引起不同的感受；同样，视觉艺术风格也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它源于艺术家对于视觉语言的选择，不同的点、线、面、颜色和图式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贡布里希从新词汇的引入会影响人们的感知入手来说明这一问题。新词汇的引入扩展了语言使用者的选择范围，那么，同一语义的新词与旧词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人们在使用语词时就会斟酌，哪一个词能够更加微妙地表达自己想要的风格或效果。“当剃头匠[barbers]变成理发师[hairdressers]，抓耗子的人[ratcatchers]变成捕鼠手[rodentoperatives]，相比之下，剃头匠、抓耗子的人听起来就有点俗气了。”*也就是说，新词汇的引入绝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同一语义的不同说法；相反，新词汇增加了对不同措辞之间的微妙感受，包括对于旧词的理解和感受。换言之，选取不同的词汇和语言，就是选择不同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效果。艺术家在绘画时，也有很多先在或潜在的视觉语言供他选择，他选择不同的图式和画法，就是选择不同的视觉风格。绘画中新画法的引入，正如语言中新词汇的引入，扩展了艺术家的艺术语汇和表达空间，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旧有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象的感受，甚至改变了整个艺术史的风格体系。

贡布里希也注意到艺术风格与生活风格的复杂关系，他仍然从修辞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古代世界的典型艺术是演说术；关于演说术的得体理论如此发达，以至于它和西方艺术的古典传统一样根深蒂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得体理论”。不同阶层、社群的人拥有不同的生活风格，这种生活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艺术风格，反之亦然。不同阶层、社群的人拥有不同的艺术风格，这个风格源于他对语言、视觉乃至行为方式的选择，选择的标准是“得体”——符合特定的社会阶层、社群和生活情境所规定的“得体”原则。不同的人对生活风格的“得体”有不同的要求，艺术风格亦是如此。艺术风格会影响人的生活风格，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艺术风格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否定了艺术自律论的观点，认为艺术能够建构人们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和认同。但是，艺术风格和生活风格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贡布里希拒绝对艺术风格作庸俗的的解释。

人们现在把修辞学与视觉艺术看作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这是现代艺术自律论的结果。“是克罗齐提倡在他所称的修辞学与他看作纯粹表现的事物间的最基本的区分。修辞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因此他会把在阿尔加罗蒂那里发现的工具的艺术观归类为修辞学的观念。”*贡布里希在此指出了现代人把修辞学与艺术分裂开来的思想根源，克罗齐作为表现主义美学的代表，坚持艺术自律性，排斥艺术的实用性，甚至排斥艺术的制作(他认为艺术在直觉中即已完成)，也就自然不会把纯粹、自由的艺术与服务于实用目的的修辞学联系起来。然而，修辞学在古代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学问，而且古人也没有在实用的修辞学和纯粹表现的艺术之间进行区分。贡布里希立足于艺术史传统，批判艺术自律论和现代艺术观，认为艺术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领域，它始终具有修辞学意义上的实用性和目的性，把修辞学与艺术分裂开来使现代人很难真正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甚至很难全面理解现代艺术，因为即使在现代艺术中，视觉修辞也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只是转移到大量的广告中去了。巴尔特在1964年发表《图像修辞学》*，把图像视作一种视觉修辞，用符号学的方法去分析广告、服装、电影中的话语建构。对于图像的修辞学维度的重视与发掘，使得以尊重传统著称的贡布里希的艺术观不但不守旧，反倒走在时代前列，甚至比后结构主义者更早地注意到视觉艺术的修辞效果，揭示了图像符号的话语建构功能，在艺术史领域内部开启了将语言学、符号学应用于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为“新艺术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视觉修辞学与艺术符号学

在最新的艺术史研究视野中，不论是绘画的底边、画框、透视法，还是雕塑的基底，都被视为一种视觉修辞，一种塑造、规范人们观看行为与视觉方式的符号。*贡布里希正是20世纪将语言学、修辞学引入艺术史，研究图像修辞的先驱者。

他在艺术史研究中对于语言学与修辞学的倚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其代表作《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最早被命名为“可见世界和艺术语言”，他本人甚至称之为“图像的语言学”*。他尤其注重图像的修辞学研究，在《象征的图像》中，贡布里希主要探讨了图像的象征和拟人；在《艺术与错觉》中，贡布里希花费了大量笔墨探讨图像的隐喻。在所有的修辞手法中，贡布里希最强调语言的隐喻功能，他从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维科的观点，不仅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手法，而且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将其理解为一种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这使他倾向于把图像视作隐喻符号。根据英国符号学家泰伦斯·霍克斯(TerenceHawkes)的考证，“‘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metaphora，其字源meta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则是‘传送’。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学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一个对象的诸种方面被‘传送’或者转换到另一个对象，以便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以被说成第一个。”*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意义上，世界先在于语言，语言是为现存的世界贴标签，这个标签似乎是把意义固定于特定事物的封印，而隐喻是把意义从一物转移到另一物，也就是揭开封印，使人们看到意义的转移，从而揭示出对象世界的丰富性与共通性。然而，贡布里希既不认同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是对事物贴标签的看法，也不把隐喻看作意义的转移，“有一个现代语言学派则以激进的方式颠倒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他们坚持认为，是我们自己通过语言创造了范畴，甚至创造了经验中的固定物体。……语言范畴可以使我们区分事物和过程，因为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名词和动词。从这一激进的观点出发，隐喻不再代表一种意义的转移，而是代表世界的重组。”*贡布里希所说的现代语言观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语言观有两个根本不同：第一，是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后者看来，语言是为现有的世界贴标签，世界先在于语言，语言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对已然确定的实存事物的“命名”。然而，现代语言学却认为，语言不是为现有的世界贴标签，并不是先有一个现成的世界，然后我们再寻找与之对应的语词。对于人类来说，世界在对其命名之前并不存在，世界是与语言一起诞生的，甚至可以说，是语言创造了人类经验的世界，因为人不能脱离语言把握和理解世界。作为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语言发生变化，语言所揭示的世界也为之而变，这就颠倒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第二，是语言与修辞的关系问题。在传统的修辞学中，隐喻只是比喻的一种，是以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的修辞手法，是对逻辑语言的背离、对语言规则的故意破坏。然而，按照现代语言观，隐喻既不是对逻辑语言的背离，也不是对语言规则的蓄意破坏，而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有语言处必有修辞。从根本上来讲，语言就是按照隐喻原则运行的，甚至人的认知方式也遵循着语言的隐喻原则。“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单是词语的事。相反，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如果语言及人的思维过程本身就是隐喻性质的，那么，不仅仅人类的诗歌、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是隐喻性质的，连整个人的现实世界都有隐喻渗入其中。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就基于我们关于世界的隐喻之上。这就彻底颠覆了本质主义的世界观和理性主义的语言观，把世界都视为一种符号建构。尼采早就指出，“事物的绝对本质截然不可体知”，“比喻(tropes)，这非字面的意指活动，被看作是修辞的最具巧艺的手段。然就其意义而论，一切词语本身从来就都是比喻。”*与尼采强调语言的修辞本质如出一辙，贡布里希这样强调图像的隐喻性与修辞功能，“我认为，艺术史家有时所忽视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我的博士论文)正是那种戏剧和修辞的维度。当我们谈到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时，我们没有必要认为这件作品意在宣称真理。”*因为人既不能离开语言来言说，也不能脱离图像去观看，言说和观看决定了人类思维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而语言和图像无法根除其隐喻性质。那么，人们通过语言和图像所把握的世界，就是一个隐喻的世界、一个修辞学意义上的符号世界。

众所周知，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是“图式”，多数学者从知觉心理学的维度去理解他的“图式论”，这固然不错。但忽视了“图式论”背后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维度，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图式论”的内涵和价值。“‘艺术的语言’一语并不是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即使是用图像去描写可见世界，我们也需要一个成熟的图式系统。”*可见，贡布里希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阐释其图式论，将图像的图式系统视为语言系统，认为语言和图像都描绘同一个可见世界。“图式论”强调人没有天真之眼，人们在观看世界之时，其实是用带着先入之见的图式去烛照世界，并且不可避免地将图式置于图像的感知、创作与欣赏之中。贡布里希是以理解语言的方式理解图式的，图式是世界和观者之间的中介，正如语言是世界和言说者之间的中介，图式内置于图像的制作与欣赏活动，正如语言内置于言语活动。从根本上说，图式是关于世界的图像语言，是世界的视觉化的象征或隐喻，人们透过图式观看世界及其图像。“图式”的改变，意味着观者世界之改变，反之，世界的改变，也会改变人们的视觉和观看，进而修正人们的视觉图式。图像制作中产生的新图式，标志着一种新的烛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的诞生。正如隐喻——语言修辞——的变化，标志着世界的重组一样，图式——视觉修辞——的改变，也代表了视界/世界的再调整，标志着人们所见世界及其图像的改变。比如，透视短缩是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视觉图式，这种图式作为一种视觉修辞，“不仅涉及图像或符号的修辞策略，还涉及对受众的观看方式的影响。”*作为隐喻的语言与作为图式的图像一样，都是一种象征符号。因此，贡布里希的“图式论”既是“图像的语言学”，也是艺术符号学。图式作为图像的生成方式、视觉主体的观看方式，是世界的隐喻，是关于世界的符号系统，本身便可以被看作一种关于世界的图像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