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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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性 体育教学 原则

1． 引言

“人文性”体育教学起源于“人本主义”教学。而“人本主义”教学登上历史舞台是由于“科学主义”教学的片面性引起的。“科学主义”教学以学生的“理性”和“工具性”培养为根本出发点，忽视学生的“非理性”和个性特征。由此，引发了“科学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战争、环境污染、暴力、犯罪、吸毒、人性堕落等等。“人本主义”正是想通过“人文性”的教学来改变这种现状，通过培养人的人性、人格、个性特征，通过完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拯救世界、解决由于人自身的被忽略而引发的社会问题。

“人文性”体育教学有其自身的本质特点和规律性，教学过程遵循这些规律就会实现“人文性”体育教学的目的和任务，因此，研究“人文性”体育教学的规律，总结归纳其必须遵循的教学原则成为当务之急。

2．“人文性”体育教学原则

“人文性”体育教学是指体育教学不但向学生传授体育的科学理论知识、技术和技能，又要发展学生的认知、情感、理智和行为，实现学生的价值和尊严，培养学生的注意、意志品质，突出学生的自由、民主、平等、权利和个性特征，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强学生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

针对“人文性”体育教学的目标和特点，作者总结和归纳出以下教学原则，供体育教师参考。

2．1“以人为本”原则

“以人为本”原则是指在体育教学中以满足学生的需要为重点，以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提高作为目标的教学原则。该原则是针对实际教学中的“以知识、技术和技能为本位”的思想而提出的。在体育教学中贯彻“以人为本”原则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把学生的身份定位在“人”上，因为学生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其次才定位于学生。只有这样认识才能正确地从人的本质出发，从学生的需要和全面发展出发来设计人性化的教学内容、布置人性化的教学环境、采用人性化的教学方法、实施人性化的评价手段。

其次，学生的生长和发育有其自然规律，教师要认识和尊重这种规律。只有掌握学生成长和发育的基本规律，才能科学、合理、高效地对学生进行培养和塑造。

再者，应该减少外部强制力量对学生的约束。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学生有自发发展的能力和倾向，他们有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来塑造自己。从这一点来看，教师或者家长不应该将其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学生的身上，不应该将学生看作自己的附庸或者可以由自己任意修改的材料。

另外，每个学生都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每个学生在很多方面具有差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因材施教。

2.2“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相结合原则

第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共同发挥重要的作用，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只有具备这两种精神，人类的实践活动才丰富多彩，对世界的把握才更准确。

第二、体育教学具有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结合起来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培养的客观条件。体育教学不但向学生传授科学理论知识，使学生在科学理论知识的指导下快速、准确地掌握专业知识、技术和技能，而且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能够有计划、系统地对学生的人文主义进行培养，使学生的非理性因素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第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是体育教学的需要。体育教学离不开科学主义的支持，也离不开人文主义的积极参与。只有在正确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体育教学的目标才能够得以实现。如果学生学习的情绪低落、注意力分散、没有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那么，体育教学将会变得一无是处。

2．2体育教学过程的“以人为中心”原则

“人文性”体育教学观念要求体育教学必须以发展学生的整体素质为目标，既包括学生的理性因素也包括学生的非理性因素，使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在学生的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使学生成为知识渊博、技术熟练、富有个性特征、具有民主、平等价值观念、社会适应性强、道德品质优良的新时代人才。为实现这个目标，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就要时时处处运用既能培养学生理性因素又能培养学生的非理性因素的方法和手段，并且使教学过程中的各个要素都包含“人文性”思想。它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使教学内容充满“人文性”特点。体育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科学理论知识、技术和技能。但是，“人文性”体育教学观念指导下的教学内容还应该包括培养学生的非理性因素，即培养学生的情绪控制能力、注意力集中能力、具有顽强的意志品质、交往能力、适应能力、直觉能力、灵感等等。因此，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必须将重点培养学生的某方面的非理性因素放到教学任务之中，与其他任务一样受到重视。

教学方法和手段必须既能传授科学理论知识、技术和技能又能培养学生的非理性能力。例如：运用信息采集式教学能够使学生在掌握科学理论知识、技术和技能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注意集中能力，而互助合作教学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交往能力等等。

教学环境的布置一定要具有“人文性”的气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教学活动的场地、器材、服装等设施的设计、安排与设置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如体育教学周围活动环境设置必须卫生、安全，体育场、馆的颜色、光线必须符合学生用眼卫生和视觉的要求，器材、服装和设施必须符合学生的生理特征等等。

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教学中的师生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通过双方的认知情感沟通。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类随着自我的形成，产生了希望得到他人关爱的需要，即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指望从有关系的人那里感受到温暖、关爱、同情、尊敬、认可等。有效的教育教学必须以融洽的师生关系为前提，因而，教师需要有真诚的感情，表现出对学生信任、理解、关心和无条件地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尊重学生的情感、欣赏赞扬学生的优点等等，这样师生之间才能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够满足学生希望得到他人关爱的需要，从而促进学生自发、愉快、积极地学习，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将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情感化的师生关系实质上强调的是“爱的力量”，是“人文性”教学必须高度重视的方面。

3． 结论

3．1“以人为本”原则充分反映了以学生为主体的“人文性”体育教学的本质。

3．2“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相结合原则为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提供了保证。

3．3体育教学过程的“以人为中心”原则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贯穿于整个体育教学过程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了“人文性”体育教学的实质。

参考文献：

[1]吴刚．人文精神与新人文教育[J]．全球教育展望，2001，第9期：7～10

[2]严春友．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思考[J]．淄博学院学报，1999，第3期：9～15

[3]曹卫．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体育教育观[J]．体育科学，2004，第24卷，第3期：67～69

[4]王长明．语文教学应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J]．湖北教育，1999，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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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为我们所提供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结论，而是一种生成性思维。此种思维的特点是：以人的生成为出发点和最高诉求，以回归现实生活为致思趋向，用生成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它为的发展开辟了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关键词：马克思；生成性思维；特色

马克思的某些具体结论也许会过时，但作为一个整体是科学的。具体而论，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不是什么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甚至是哲学的结论，而是经由这些结论所展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理论中真正具有当代性的也正是此种思维方式。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与现代的其他哲学家基本一致的思维，即生成性思维。此种思维有三大特点，也正是在这些方面，马克思哲学显现出与其他现代哲学派别的不同。

一、 以人的生成为基础和目标

近代哲学对人的弘扬是以对人的抽象化为前提的，其考察人的思维是本质主义的。此种思维在人的存在、生活过程之前，先在地设定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早已存在，人的命运已然注定。而既然本质先于存在，命运早于过程，那么存在和过程便无足轻重。人只剩下一个或一些抽象的规定（如感性、欲望或理性），活生生的人反而沦为这些抽象规定的奴隶，人被贬低或异化了，近代人本主义因其本质主义思维走向其反面。

然而，人的自我意识一旦觉醒便不会被泯灭，人在事实上的主体地位也不允许对人的任何贬低，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的现代哲学由此出现。一般把现代哲学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对人的存在和自由问题的关注有目共睹。表面看来，分析哲学所关注的科学或语言问题与人无太大关系，但一方面，与近代的心理主义所研究的内在的意识过程相比，科学、语言问题更为贴近生活；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科学、语言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转向人的生活；科学分析哲学由逻辑实证主义转向注重科学生长的社会环境的后经验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由语义学转向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即人的关系的语用学。也就是说，现代哲学也是一种人文主义。

虽然同为人文主义，但现代哲学对人的观念与近代哲学却有了根本的不同，近代哲学把人看作本质既定、千人一面的理性实体，而现代哲学却视人为无限生成、一人一面的关系性存在或共在；近代哲学追求的是人的物质欲望的满足或实体性目标，而现代哲学关注的却是人的生成过程。

问题在于，马克思接受的是近代的人文主义还是现代的人文主义？早在撰写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就显现出与古典哲学家的差异：他不再把劳动看作外在于人的异己物，而是视为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我的生成；与此相应，自然也不是外在于人的、 始终如一的自在存在物，而是随着人的生成而生成着的、 人的对象性存在物。马克思的这样一种观念随着他对费尔巴哈哲学（也是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而得以更为系统、 更为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在这两个文本中，他对人的生成性、关系性的论述随处可见。换言之，马克思是一位现代哲学家。

所以，要讲马克思的人文情怀，单纯指出他的哲学以人为最高宗旨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生成的人或以自由个性为指向的人，是指他人、人的大多数或人类，如此才能把马克思哲学与同样是人文主义的近代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区别开来。

二、 生成性的思维方式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批判费尔巴哈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批判费尔巴哈虽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却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类，而不是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称赞费尔巴哈承认世界的感性存在和人也是感性对象的同时，进一步批判他对人和感性世界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直观和感觉，而没有将普通直观提升为能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哲学直观，没有把人理解为感性活动，没有把世界看作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马克思的此种批判决非无关紧要，而是他对整个近代思维方式的清算，标志着他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成性思维的形成和思想的成熟。

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是本质主义，它主要表现为：1.预定主义： 先在地设定对象及其发展过程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2.客观主义：世界是纯客观的、自在存在，人作为旁观者只能以这个自在世界为对象，作为判明对错的标准；3.实体主义：把对象看作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单子式的存在；4.理性主义：理性不仅是人的本质，而且是那个自在存在的世界的本质，其根本特性是广延性，遵循机械的力学法则。近代哲学，不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不论是唯物论，抑或唯心论，均持此种思维方式。黑格尔哲学虽然具有强烈历史意识，但历史在他的哲学中只是流，而没有变，因为所谓历史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固有本质的展开。费尔巴哈虽反对黑格尔的哲学，但他只是不满意于其唯心论性质，而并未触及其思维方式，他自己仍然沉湎于本质主义思维中。

反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是现代思想界的共同特征，马克思只是此种潮流发展的一个环节或派别。不这样看，马克思就不再是人，而成为了既超越了近代、又超越了现代的神。当然，由于生活在一个唯心主义盛行的时期，由于具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马克思的哲学直观与他身后哲学家的直观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大异其趣。这主要表现在，前者不仅看到生活世界的过程性、创造性，而且承认其历史性、继承性和客观性；不仅关注精神生活，而且把物质生活作为基础性的生活样式。而后者却由于不程度地否认生活的连续性、 客观性和物质生活而堕入相对主义。

这就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主要遗产。当然，存活着的、对 20世纪发生重大影响的并不限于他的思维方式，还有他的一些具体论断。比如，他的历史唯物论、剩余价值学说等等。但是，一方面，所有这些论断都是他的思维方式的副产品；另一方面，当把马克思的遗产归结为他的思维方式时，我们心里真正想的是如何消除各种条条框框、繁文缛节的限制。对于哲学家来说，回归现实生活并不是沉湎于具体的生活中，也不是直白地讨论具体的生活问题，否则，哲学与日常话语和其他学科便无区别，哲学就有可能沦落为注释。（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参考文献

[1] 李文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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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关键词？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人文价值

？眼作者简介？演朱天济（1968―），男，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思政部思政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研究、高校思政教学与研究。（江西南昌 330088）

一、人文

中西语言结合起来，汉语中的人文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含义：其一，作为某类存在物来讲，泛指人事，与人之外的自然现象相区别，是人本身或与人有关的种种现象，即与“自然景观”相对应的“人文景观”。其二，作为某类学问、知识讲，它和“科学”相对应，尤其和自然科学不同，因此形成“人文学科”。其三，作为某种倾向的思想观点来讲，它与（现代）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等等相联系，尤其是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形成一定的人类分工之后，如果只偏重于后者，就难免或多或少地走向这种思想观点。

此外，人文从字面上看应是人“文”，有人使对象“人化”或“人性化”的意义；人文中的“文”，古同“纹”，意思是“有条理”。而到目前为止，在茫茫宇宙之中，只有人才能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认识、探究并改造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所以人文又常引申为人类基于自己的目的、动机、利益对自身与外部世界及其关系的认识和改造，使之具有“条理化”和“人性化”。这一“条理化”和“人性化”过程就是常称的“人文追求”。

本文使用“人文”的意义为：外延是指“与人有关的现象”，即“人文世界”也即“与人有关的世界”。内涵是指人对“与人有关的世界”践行“人文追求”，使之“人性化”。有时也是指人文学科（人文科技）。

二、价值、科技人文价值

（一）价值

在我国，自1980年以来，学术界较为认同的是价值关系论。认为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需要的肯定或否定关系，是客体的本体属性价值化过程及其结果。从静态看，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肯定或否定关系，只要主体和客体发生关系和作用，就必然意味着客体对主体的存在和发展起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有益的作用或有害的作用），满足主体的这样或那样的需要，因而对主体有这样或那样的价值。价值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特定的关系，即客体以自身的本体属性对主体某种需要的肯定或否定的关系。价值范畴应是对价值关系全面的反映。

价值客体非仅指和人发生对象性关系的物质客体，还应包括知识客体、精神客体等。

价值除了取决于客体之外，还取决于主体生存发展的需要，离开了主体及其需要，客体只能是尚未价值化的东西，即是一种自在的无所谓的价值存在物。价值主体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人”。“价值”只有对人才能存在，离开了人就谈不上价值，及具有何种价值。对作为价值主体的“人”要作具体，历史分析。

（二）科技人文价值

结合价值关系论和人文的认识，从理论上，科技人文价值就是人通过科技对“人文世界”（或“与人有关的世界”）践履人文追求使之人性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显示出科技与各种主体的各种需要的满足之间形成的肯定或否定关系。从科技与人的生存发展实际关系来看，二者之间实质上就构成了人文价值关系，科技具有人文价值。人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而人之所以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又是为了满足人本身的生存发展需要。在这种价值关系中，科学技术作为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结晶不是表现为精神客体，便是表现为物质客体，这些客体是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和有效工具，是使世界为人服务，推进、保证人的生存发展的有效手段，因此科技是蕴含人文价值的价值客体。

从人的发展历史看，科技人文价值表现在：一是，人猿揖别的发生，在物种方面，人从其他动物中提升出来，成为“万物之灵”，劳动和技术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依靠劳动和技术（原始的技术），原始人进行刀耕火种，同各种山洪猛兽搏斗，确立了自己在自然界中地位，踏上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光明之路。二是，继“物种提升”发生之后，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掌握的技术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特别是后来科学的诞生，在科学和技术的共同推动下，人类生产和交往关系不断扩大，在进化的道路上，人类不断朝着“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即社会提升）的历史演进。这里标志着人的社会地位实现，凸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开发自己的聪明才智，促使科技不断地产生、发展、应用和创新，人类美好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欲望和需求一次次地被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实现。因此，立足于价值关系论，人类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与科技事实上构成了一种人文价值关系，科技在人类生存发展视野下显示了其人文价值。

科技人文价值还体现在“人文世界”（或“与人有关的世界”）的各个方面的人文追求上。

既然“人文”等同于“与人有关的现象”或“人文世界”，那么，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人文”应有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生态”层面追求人性化的含义，惟有五者兼顾，五者并重，才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人文”的全方位的意义。事实上科技已涉足人所涉足的各领域，科技人文价值自然应有“物质”价值、“精神”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之分，“物质”价值应体现于经济建设和人自身肢体的物质方面，“精神”价值应体现于社会，人自身的精神文化建设方面，“政治”价值应体现于人的政治生活之中，“社会”价值应体现于社会建设各方面，“生态”价值应体现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如此，从人文的外延来看，科技人文价值就有狭义和广义理解。狭义的理解，基本上将“科技人文价值”局限于精神和文化的范围内，更确切地说，将“科技人文价值”看作是科技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如早期人本主义（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的技术异化观点和法兰克福学派（弗络姆、马尔库塞等）的技术异化观点，仅仅看到了技术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控制（异化），而没有从技术的社会层面分析技术的价值正负效应，更忽视了技术在自然层面的负价值的现实。苏格拉底提出过：“德性就是知识”的论断。“德性”指过好生活或做善事的艺术，是一切技艺中最高尚的技艺。他认为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学会、或可以确定地知道的原则。在此意义上，他把“德性”等同于知识，在这里虽然知识还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科学技术，但已有“知识即美德”的意蕴。法国化学家M.贝特洛则进一步把未来科学看作是“人类具有最大幸福和崇高道德”的保证。

如果把“科技人文价值”仅局限于物质、政治、社会、生态中的任何单个领域内，同样也是一种狭义的理解。

广义的理解应包括上述五种狭义的理解。它将“科技人文价值”中的“人文”（“人文世界”）理解为既包括人的全部生活，而不像许多人文主义者那样只注重人的精神生活，当然也不像许多功利主义者那样只注重人的物质生活，某些技术统治主义者那样只注重人的政治生活。这样，科技人文价值就可以更宽泛地解读为：科学技术在各个方面对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一句话，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的价值或效应。

基于这一广义的理解，科技人文价值就可以从人的生存发展必须具有的物质环境、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五方面这一外在世界与人本身的精神及肢体二方面这一内在世界加以探讨。还因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肢体方面的物质条件与社会、和人本身方面的精神条件，所以，还可以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阐述人的生存发展之维的科技人文价值。

对科技人文价值作广义理解，其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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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教育;成人教育;体育发展改革

一、人文教育概念的界定

从人文主义的传统来认识“人文主义”一词是西方传来的,其英文是Humanism,它是从德语Hu-manismus转译的。1808年,德国一位教育家在一次关于希腊罗马经典著作与中等教育关系的辩论中,根据拉丁文词根humanus杜撰了德语Humanis-mus,成为“人文主义”一词的始创者。如果作进一步追溯,Humanism还可以溯源至15世纪末,文艺复兴的初期,那时意大利把古典语言和文学课程,以及法律课程统称为studiahumani-tatis,英译为thehumanities。humanitatis在拉丁文上又源出于humanitas,意为“人性的修养”可见,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核就是“德性的教化”。“人文”在汉语中,其原意也是“礼教文化”“,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对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

人文教育观是人文精神渗透到成人体育的理念创制和具体实践中的一种教育观念。其意义在于:探索人性、人生、人权、人的本质以及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提倡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遵循人的本性生活。教育是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以人为中心”是它的核心理念,教育人、发展人、完善人、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是它的基本功能。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全人教育”、“全面发展教育”是教育的终极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中心的教育观,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教师必须重视人主体性的发展,培养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加强人的人文素质修养,使人充分实现自身的主体价值。

教育学角度的理解,以“德性的教化”为中心内涵的人文主义“,教化”的功能可从教育学来认识。追溯到人文主义的源头希腊古典主义时期其“教化”的本质是依据共同体的形象塑造个体的自由,根据共同体的标准培养人的本性,把人性与宇宙的和谐自然地关联在共同体生活中。这样在“教化”中,本体性的向度就被让渡到人的本质中,人存在于与宇宙的有机联系中,这也是中国古传统文化中讲“天地人参”通融圆和的中庸精神。因此,古典精神的德性教化中,人不是对象化的结果,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是要将“标准”或“理想”通过个体展示为生命本身的存在,这也就是古奥林匹克运动这种身体运动文化的精神内含,也即是体育与“人文教育”关联性的切入点。

二、成人体育与人文教育关联的历史渊源

作为“德性的教化”的人文主义其历史渊源便是古典时期的古希腊精神,代表着古希腊精神的古奥林匹克运动,既是一种宗教仪式,又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教育方式,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已经制度化了。从纪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每4年称为一个奥林匹亚特,成为一种纪年的方法。古希腊人在运动场上捕捉到社会文化的价值,体育运动是希腊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它创造的氛围笼罩着一切、浸润着一切,所以研究体育与希腊学术思想,特别是“人文教育”理念的关系,既有搞清楚人文主义渊源的价值,又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奥林匹克运动是通过一种竞技形式具体表现的,这种竞技形式,不仅仅只是为了奖牌,而进行体力和体能的较量,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是直接的目的之一。这一精神亦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基础―――奥林匹克主义中得以继承。《奥林匹克》开宗明义地说:“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它所要建立的人生的道路是以奋斗的乐趣,以优秀榜样进行教育的价值和对一般伦理的基本原则的尊敬为基础的。它的目标是将竞技运动置于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的位置,以期建成一个和平的维护人的尊严的社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先生研究古希腊的教育,提出这样一个结论:重建希腊文化中最受重视的特性,那便是“发展肌肉以为道德教育之基础。”顾拜旦先生把体育看成是“培养人类的沃土”,这是深得“人文教育”理念之精髓的。因为希腊文明以教育(教化)为本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来源。公元前5世纪,智者运动的教育理念已经指出德性培养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面教育计划,从心灵和身体上全面训练。“健全的思想寓于健康的身体”,最能代表“人文教育”的思想精髓。因此,把体育、德性和人文精神联系起来,是希腊人文主义的创举和重要内涵。在古希腊,体育运动是全社会最重要的教育、娱乐活动,古奥运会更是全希腊最神圣的文化集会。人体的健美成为一切教育追求的目标,人体的健美成为一切政治追求的象征。古奥林匹克运动既是一个竞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过程。

三、成人体育与人文教育的意义所在

“人文教育”可以通过体育教育的具体形式来体现和执行。体育是学习人生的最好手段,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体育运动这种社会文化形式“对象性属性”的多元手段性决定了的。体育作为人的身体运动方式,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首先运动主体人的活动在社会中存在,是社会化的;其次,人的身体运动一旦被纳入社会关系体系中,便开始履行一定的社会职能,并为各种形式的人类活动所利用。体育运动就是这样牵涉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体现其作为“对象性属性”的多元手段功能。对象性属性是区别于本质属性而言的,有如一块卵石,在海滩边,它要占有一定的空间,其广延性就是本质属性,因为如若除此,则卵石不能存在。而当一个人看到这块卵石,捡起来欣赏其斑驳的彩色纹路和精致的天工造型,这种卵石的审美属性是因为有人的存在,在人与卵石的主客体关系中才显现的,这便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对象性属性。没有人的存在,卵石的审美属性是不可思议的。体育运动体现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审美的等功能,正是因为其具有对象性属性。体育运动的对象性属性体现于手段性,也就是外在的需求和利用,这是客观的社会现实。体育运动也正因其手段性,成为“洞悉世事”的最好手段。

四、成人体育和素质教育的联系

素质教育虽然也必须建立在掌握一定知识的基础上,但不同于单纯追求掌握知识技术的知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它更强调的是人的发展。体育在高校中对人全面发展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身体素质是人的基本生命条件,是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物质基础。体育可以全面提高人的身体素质。素质教育提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健康第一”作为指导思想的确立,这是基于对成人体育本质功能的认识。在意识层面上“,健康第一”的思想是人文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是人权思想、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在高校中的体育教育,目的不是为了学习多么高难度的技术技能,而是在学习技术技能的过程中全面发展人的素质。体育和人生的关系,如同数学和科学的关系一样。因为体育能够把人生中千变万化的现象,抽象为几个最简单的规则,不管你干什么专业,你总得和人相处、竞争,总会有成有败,有领先或落后的时刻,总有如何对待对手和裁判的问题。在这些境遇中,如何自处,体育都会教给你。可见,体育不但是体质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智育和德育发展的重要条件。

五、社会的运行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秩序

我们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但是社会的规则和秩序并不是我们生来就能理解和认同的。体育可以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社会的规则。现在学者经常讲的“游戏规则”便是从体育里来的。社会是契约性的,遵守规则就是遵守社会性契约。《游戏的人》一书的作者,文化思想家赫伊津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这一游戏将永远根据某些规则来玩耍,而真正的文明永远要求公平游戏,公平游戏只不过是用游戏术语所表达的忠诚信仰。”

参考文献:

[1]曾德琪.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探索[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3,(1).

[2]谭奇军.论罗杰斯的教育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3,(1).

[3]曲宗湖,杨文轩.成人体育教育探索[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1,4.

[4]李金龙.非指导性教学思想对体育教学改革的启示[J].体育学院学报, 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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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儒家学说上升为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后，基于生产上的原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以及思考的深邃性，《论语》和《礼记》成为中华民族元典的代表，蕴涵着丰厚的人文精神，其对于主体与客体隔阂消解的要义基于元典道德中的核心命题——“道德个人主义”。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精髓的人文精神，在当下的继承、吸取过程中，应该追本溯源，进一步深化对“道德个人主义”价值的体认，加大对“个体人”的观照。

本文提出的“元典道德”不同于一般的传统道德，对其本质内涵原创性的辨别梳理，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道德研究的深化，而且对我国当代道德文明建设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要辨别梳理中华元道德的本质内涵，首先就必须廓清中华民族“元典”的类属及其特性。按照当代学者冯天瑜先生的见解，其所指在于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发挥精神作用的书籍。若按照这一阐释，不仅儒家早期推崇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应属于中华元典之列，像《墨子》、《老子》、《庄子》、《荀子》以及儒家十三经中的《论语》、《孟子》等也都应归属中华元典范畴之内。但是，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的，事实总归是事实，而对事实的观念有可能是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界对于所谓的元典类属的概括并不一定就是事实。另外，按照英国史学家布朗的观念，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最初阶段都是一个综合的统一体，即所谓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都是渗透在一起的，而在这样一个几乎是庞杂无边的大系统内部，又孕育和萌发着后来完全分离的诸多文明因子。道德层面的发展历程就是如此：在众多的中华元典中，《论语》、《札记》较之其他典籍具有更为切近今天意义上的道德本体论的意义，由此成为道德元典的滥觞。这是本文把上述两部典籍作为道德元典对象的学理性依据。在这个基础之上，对于人文精神的生成问题，当然可以也应该从《论语》、《札记》开始。

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几乎从未离开过《周易》中心论，然而，一方面，虽然《周易》中首创了这种人文精神，但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道德体系，而且与《论语》和《礼记》相比，《周易》更多的是从哲学的角度看社会，与今天意义上的道德观念之间的距离相当遥远，而《论语》和《礼记》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周易》中所说的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而且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本质的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基于“道德元典精神”的人文关怀问题应该追溯到《论语》和《札记》，而并非《周易》。另一方面，只有《论语》、《礼记》两部典籍中体现出了鲜明的“道德个人主义”这一最基本的“元典道德”，中华民族广泛接受的强烈的和合相生的人文关怀正是在这一基本精神的影响下生成的。

一、中华“元典道德”中的核心命题：道德个人主义

欲辨别中华民族道德观念的基本精神，必须首先把这一论题置于人性善、恶的场域下进行分析才具有实体性的意义。在复杂多元的中华道德体系内，善、恶之别是最具有本体意义的，中国先哲从文明之初就高度重视“人性善”、“人性恶”这一道德核心话语的辨析。“人性善”、“人性恶”这一道德核心话语的着眼点正是以道德个人为参照对象的，“道德个人主义”由此而衍生。

人首先是受动的存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人的行为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属性的胎记，这种本能性的天然属性与后天教育获得的道德感形成两个鲜明的极端：一方面是本能欲望的强大内驱力让人依附于兽性，另一方面，人不等于纯粹的自然存在物，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正因为人的这种文化历史特性的存在，才使得人“性相近”却又“习相远”，二者对立统一。但人不能无限制地满足于官能情感的生理体验，获得心灵的自由必须具有超越物质性的束缚与诱惑的崇高姿态，社会化进程中生产出的道德羞耻感极力压抑本能的冲动，于是，道德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种对立冲突中凸显出来。那么，如何协调这种人性内在的道德冲突呢?西方人坚信康德所说的绝对的不可知的“道德律在我心中”的理念，从而导致了外在的道德律与内心之间的绝对对立，换句话说，作为道德的人就必须承担起社会强加的道德义务和责任，道德与感性两者之间是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调的。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道德和义务两者对立的程度远远不如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契约论那样坚实牢固，两者之间存在着相通性与协调性。这就是中华道德体系大厦的伟大设计师——孔子开创的“道德个人主义”。其精神实质主要体现在作为该种精神物态化载体的《论语》、《礼记》之中。

进一步来看，“道德个人主义”是孔子在道德层面上创造的中华民族“道德元典精神”的重要维度。孔子继承了前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又作了新的发挥和创造，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个人主义”，即追求人格独立的和谐，首先必须从个人的心性之“和”开始，然后向外延伸，进而推及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天地之和，即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曾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通过个体在道德实践中的严格自律，就可以获得一种心灵创造上的自由，它不是“向外寻求相对他人(物)的自由，而是向内寻求相对于自己的自主，即人格的独立和道德的自主。人只有实现在道德上的自主，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自己的理由，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

孔子开创的这种“道德个人主义”，不仅保留了外在环境对道德生成的意义，而且更强调外在的客观因素与自身主体性之间的和谐统一。这在《论语》中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是一种在自然本能压抑下的乐观精神。“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一方面是把社会性的人从动物性的人中区别出来，另一方面是在“有为”的过程中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个体实践精神被极大地张扬而积淀为一种面对困难不低头的崇高道德魅力，其最高境界乃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的苦中作乐的和谐。其次是人兽之别的对立冲突中的独立精神。“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面对功名利禄仍保持人格的独立，这不仅是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超越，更是对整个世俗人生的超然态度。这种“道德个人主义”的强大魅力和独特性并不在于心灵上实现了道德自律的伟大，而在于这种道德诉求是由本心肇始的，即所谓的“为仁由己”。

卢梭曾指出，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与之相比，孔子的“道德个人主义”较之西方的道德自律来说更具彻底性、人文性、自觉性，个体的心灵体悟与外界的实践相一致，从而达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和谐境界。道德的存在往往无法达到与非道德之间的和谐，甚至是完全对立冲突的，西方道德体系中依靠社会契约性质的强行道德自律来完成道德的存在就是鲜明的例证，而在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中，由孔子开创的这种道德个人主义基本精神却以和谐的形式表现出来，和谐的最终指向是人的心理健康和心灵秩序，要求人的精神世界的秩序与和谐。

二、基于“道德个人主义”之上的人文关怀

与西方道德精神不同，《论语》和《礼记》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元典道德”一方面表现出非对立性的和谐的道德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又充满着浓厚的人文精神；二者之间存在着“根”与“枝”的内在联系。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构成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人文”一词的出现，有的学者认为最早应该追溯到《周易》。《周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周易正义》对此注解为：“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一方面是这种“人之道”的人文与自然之道的天文不同，它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体人的主观精神的因素，又与没有后天环境教化下的非道德性精神的野蛮相区别，同时还与西方的神本文化语境下的道德神圣化不同，是一种强调“有文明而各得其分”的人伦关系和道德秩序。

这种人伦关系和道德秩序的建立是依靠“道德个人”的自我调节，而不是依靠社会的强制约束力或者神的某种谕旨，这一点正是中国元典道德的独特性所在。中国人最基本的活动是为个人的现实生活而生活，不唱高调，或无条件地赞颂所谓高尚抽象的理想，生活目的是为“个人”的。现代哲人张申府认为：“人类所最需、也就是中国人所最需，就是相喻，相信，相谅，相与为善，就大同，弃小异，取彼此之长，而舍彼此之短。但是，在没有饭吃的时候，说这个有什么用处呢?但是，不这样子，又几时才大家都有饭吃。”

然而，在理论上行得通的，在实践中未必行得通。由于人文精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经无数人的再三阐释不免变形，在新的历史区间中再生产出来的人文精神也往往是面目全非，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历史追溯视角的同时，结合现代视角进行阐释，然后相互比较，从而勾勒出中国人文精神的最本质特征。

在现代性视角下，对于人文精神阐释具有典范意义的观点是林语堂先生的人本主义。他把人文精神称为“人文主义”，其意义为：第一，对人生目的的确切认识；第二，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行动；第三，实现的方式是心平气和的，即中庸之道。就其思想源头来说，林语堂先生则认为，中国人生理想的这种现实主义，这种对世俗生活恋恋不舍的感情，来源于儒家学说。儒家不同于基督教，它是脚踏实地的学说，是有关尘世生活的学说。耶稣是浪漫主义者，孔子是现实主义者；耶稣是神秘主义者，孔子是实证主义者；耶稣是博爱主义者，孔子是人本主义者。在当代性视角下，对于人文精神的理解，一方面延续了林语堂先生的这种一元论思想，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回到发生学意义上的二元论阐释。当代学者万俊人先生曾经对元典人文最初的两种意义进行过颇有启发性的阐释。他说，就与自然天象相对的人类文明或文化而言，由于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之文明化的基本标志首在文化学识，且最初的文人学识主要集中于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科目，故所谓“人文”者主要指包括上述科目在内的“人文科学”。而就与自然物事定数相对的人事人理而言，“人文”一词因之获得与“物理”、“天道”相对应的“人性”、“人道”意义。嘲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也认为，人文学主要有两大块，一个是美学，一个是伦理学，分别讲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换句话说，作为人文学中的基本质子，所谓的人文就应该包括美学与伦理学。对人文精神的具体阐释往往是在美学和伦理学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古代中国的人文传统十分发达，其核心就是“礼”和“乐”，即用“礼”来生产秩序，相当于今天的法律、伦理规范等等，而“乐”则用来调节情感，目的在于让人获得快乐与自由，相当于今天的审美活动或者艺术教育。

结合上述一元论和二元论的思维方法及阐释意义，我们可以把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表述为一种关怀人的精神，可以认为它是对人的关切，有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有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关切。但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元典文化以及关怀人的精神，其根基却在于“道德个人主义”。具体地讲，《论语》和《礼记》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周易》中所说到的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而且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角度。

一是靠礼、乐等人文规范来调节个人情感而获得快乐与自由，这正是建立在道德个人主义之上的人文关怀的集中体现。文明道德的实施过程应该注重适可而止，没有把道德责任感完全抽象为一种僵化的道德躯壳，而是始终保持鲜活的血肉可感性，这保证了中华道德不同于西方道德中的高度机械化，避免发生道德与自然人性碰撞下的俄狄浦斯式的彻底毁灭性结局。虽然后来的孟子高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的道德观，但是比起孔子开创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以及“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人文性来说，孟子式的道德观念属于中华道德的一般精神，是从人文精神中偏离出来的道德责任感的强化，既无法达到建立在“道德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华“道德元典精神”中的柔和宽容的境界，也无法达到道德上的至善至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的大儒们即使做到了道德上的杀身成仁，也往往遗憾并检点自己道德上的太多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道德元典精神”是一种极其真诚的情感表达，而不是纯粹的道德理性，所谓的诚实守信，完全依靠的是道德个体的内心真诚，而不是道德秩序的强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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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传播学 主体性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48-05

从目前的传播学研究来看，对实际应用的层面关注的比较多，而对传播的本质、传播的哲学思考则比较少。在人类越来越依赖于传播的发展过程中，仅从操作层面去审视传播已显然不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必须从传播活动的本质、传播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根本影响上，来审视一切传播现象。在这里，我们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认识人类传播的意义，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视野和理论范式。

一、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渊源

尽管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不管是在学科领域、理论背景、发展历史、实践功能等方面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理论渊源的。①

在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中，最容易与传播学产生关联的是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传播论学派（diffusionist school）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大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德国，后又影响到美国和英国。这里“传播”的英文词为diffusion，是一个取之于物理学的概念，是“扩散”、“漫流”的意思，与现在传播学中的英文词communication有所区别。但它们所关注的对象都是人类文化，即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这无疑为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架起沟通的桥梁创造了很好的理论前提。

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德国、奥地利为主的历史传播学派，另一个是英国的极端传播学派。就学术渊源而言，德、奥传播论学派的理论先驱是德国的人类地理学家F・拉策尔（1844－1904），他通过研究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论述了人种、文化的变迁，“其著作中已经提示了一种传播模式的思想，是为后来传播主义人类学思想的端倪。”[1] （P114） 这一学派的中坚人物是格雷布内尔和施密特，他们把文化现象看成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化、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都是在世界某一个地方一次产生的，然后开始向外传播，与其他文化结合，从而形成一定的文化圈。这种文化传播、借用和被借的过程，便构成了文化历史的基本内容。英国的传播学派的理论支点在于：埃及是人类一切文明的惟一摇篮。其代表人物是极端的传播论者里费斯，他认为世界文明都是由埃及传播而来，即所谓的“泛埃及论”。尽管这个学派的观点十分武断和偏激，但还是对后来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以博厄斯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家对这种观点进行发挥和改造，提出了“文化区”的理论，其实质是多中心传播论，主要研究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异之处与互渗影响。对于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与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之间的关联，中国学者刘强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在对文化传播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证研究的同时，第一次触及到了人类文化中的传播问题，“这不仅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应该说也是现代传播学思想的滥觞。”[2]

在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产生之前以及之后近百年的发展史上，文化人类学曾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理论流派，比如进化论学派、历史批评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法国社会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等。如此众多的理论流派，预示着文化人类学完全有能力为现代传播学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从另一个理论层面上看，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不同的学科：一是考古人类学；二是语言人类学；三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关心的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包括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民族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以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现存文化的类型及其发展过程；而民族志主要是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详细描述和记述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在实际研究中，这两者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人类学的几个不同学科分别使用着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同样有理由、也有能力成为现代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20世纪上半叶以来，现代传播学的兴起和发展也表明，该学科一直都在有意无意中借鉴和吸收着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曾引用了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的观点说:“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到传播。”施拉姆还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会(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3] （P2-4） 在这里，施拉姆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揭示出人类传播的本质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推动了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整合，也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二、回归主体性：传播学关于人及其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传播学家们通常把传播学的母题规定为传播过程的研究，把传播学的主题界定为研究某个人传递刺激以影响另一些人行为的过程。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传播活动的本质――人的一种生命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传播活动的主体――人。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人本主义转向的重要性，比如施拉姆就曾指出：“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别人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互相建立联系的。”[4] （P4） 根据这种观点，他把自己所进行的传播研究称为人类传播研究。虽然施拉姆对“人”这一主体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其缺陷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播学者胡翼青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经验主义传播学在关注人的方向上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它还是不可能彻底超越自己。原因是不管是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其理论假设都对人复杂动机的研究一筹莫展。因此，“施拉姆的传播学研究就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关于人类传播的理论体系，他的研究体系依然不得不遵从经验主义的假设和基本理论框架，他并没有真正实现着重研究人的理想。”[5]（P207） 针对这种状况，胡翼青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传播学研究理念。他指出：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人文主义转向，传统与批判两大学派的融合，预示着传播学未来的出路，而“信息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核心，多元方法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路径。胡翼青基于人类信息传播发展历史提出了“信息人”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传播观念，无疑对传播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问题在于，对整个传播学研究而言，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呢？关于人的本质，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推进传播学研究对“人”这一主体性的回归呢？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恰恰在这方面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借鉴，同时也提供了开启传播学研究新视野的可能性。

在文化人类学看来，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当代人类学大师克里福德・格尔兹说，人是一种编织意义的网而又囿限于其中的动物，这个意义的网，即是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6] （P250）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成为人类本质最重要的展现。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文化是如此重要，必然成为任何社会科学门类所无法规避的话题；同样，文化的范畴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也必将为任何社会科学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当然，对传播学研究而言也不例外。事实上，对于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一些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比如莱斯利・怀特在考察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时，就发现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巨大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7] （P23） 哈里斯则更为直接地指出：“要说明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最有力的解释是传播。”[8] （P187） 而露丝・本尼迪克则强调说:“在对文化整合进行理解时，有一个社会事实必须予以考虑，这就是传播的意义。”[9] （P2） 显然，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建构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理论桥梁变得更为容易了。

文化人类学对现代传播学的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的吸收和借用，这主要表现为对人及其文化的重视，也就是所谓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回归；二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借用和发挥。对于传播学这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而言，方法论上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

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经验学派双峰并峙的流派结构和理论分歧。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对立的根源就在于，这两个不同阵营中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的预设，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分歧表现为坚持人文主义还是趋向于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主要致力于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主要关心人文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方法论原则，绝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与此相反，实证主义相信所有科学都只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他们认为，因果律是建立在能够通过经验证实之上的，因而就排除了科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对一般规律和科学理论的影响。因此，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应当模仿自然科学的传统和方法，对社会现象做出因果性说明，从而使社会科学成为精密的、实证的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正是在方法论的分歧和对峙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方法论上，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而美国的经验学派则更多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方法。因此，在传播研究领域中，一直存在着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两大传统。质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地调查、焦点团体访谈、深度访谈和案例研究等；量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这两种研究模型的学术传统分别来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10] 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着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踌躇不前，预示着方法论创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时候，文化人类学由于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进入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有学者指出：文化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具有毋庸置疑的方法论优势，因为它采用第一手的、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对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如果说，社会学家依靠从问卷、访问和统计报告获得的第二手信息，历史学家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所研究的人和事，那么，文化人类学家则进行野外考察，“直接参与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如何饮食、争吵、跳舞，倾听他们的日常交谈和嬉笑怒骂，并逐渐开始像他们一样地生活和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① 显然，文化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这种独特性，完全有可能为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借鉴。尽管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并不一定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但其借鉴意义仍不容忽视。

至今为止，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运用得最为普遍和成熟的文化人类学方法，无疑是民族志的方法。民族志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文化中去，从其内部着手，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整体描述与分析。这种方法强调，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与解释。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长期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并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同时做出理性的判断、分析与研究。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较早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早在1958年，理查德・霍加特就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其著作《文化的用途》中，这被认为“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 之后，民族志方法被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并深入到传播学研究中来。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比如，莫利于1986年出版了《家庭电视》，在这本著作中，他真正采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受众研究，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11] 这被认为是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中采用比较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案例。中国传播学者郭建斌曾把经验学派的量化研究方法与民族志的方法进行比较，他认为：使用量化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访问、调查时，所涉及的话题、问题，尽管也可以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总是不全面的。而民族志方法所强调的是，尽可能详细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解释。对传播学研究而言，“这与其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理念的革命。”[12] 由此可见在传播学研究中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不仅在实践上是可行的，而且对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乃至于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在经典传播学研究领域里，比如人际传播、受众研究等等，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的概念。

四、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引进能够拓展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这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这是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引进文化人类学方法的领域，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和莫利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此外，伯明翰学派的另一位大师斯图亚特・霍尔。霍尔在《编码・解码》中依托于文本、关注观众解码文本的理论模式，把关注点转移到电视观众的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从而获得别出心裁的研究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莫利研究的延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在未来的文化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传播学经典学派的创新和进步。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运用，使得传播学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民族志传播学，其关注的对象，就是语言社区中的人际传播。民族志传播学的先行者是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他在1964年首次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这一术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民族志传播学有着自己的显著特征：“1. 传播实践而不是语言形式是其研究的中心；2. 在自然语境下的传播实践才是其分析的对象；3. 传播实践是具有一定模式的；4. 模式化了的传播实践是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13] 由此，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使用，有助于传播学研究者深入语言社区中直接观察搜集资料，从而揭示传播实践所隐含的模式。此外，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于大众传播研究也同样适用，并产生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对受众的研究方面尤其如此，以至于有西方学者把对受众的接受研究归纳为三种不同的重要范式：即接受研究、受众民族志、建构主义视野。民族志方法在受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10] 可见，在经典传播研究中，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民族志方法的介入都给传播研究带来了更多的新鲜内容，也促进传播学研究的创新和进步。

第三，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使了传播学研究中“仪式派”的产生。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文化即为传播》中，对当今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综述。他认为：传播学研究领域一般采用两种观点，一是传播派，主要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二是仪式派，他们认为新闻不是信息，人们读新闻并不是通过它了解现实世界，而是通过履行这个仪式得到类似于参加宗教仪式或民间传统活动所取得的满足和安全感。传播学者借鉴了文化人类学中的叙事文文体分析法，对新闻的叙事性质进行研究。该学派的学者认为，新闻有神话的性质，与神话一样使人们从杂乱无章的、难以捉摸的大千世界中建立起一个井然有序的、可知的主观世界，从而消除我们的疑虑，给我们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阅读和观看新闻的行为与参加宗教活动、仪式、纪念活动，有同样目的。[14] 这对传统的经验学派传播学研究格局而言，是一种突破。

第四，文化人类学的引入对当代的大众传媒研究有着巨大的贡献。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萨拉・迪基1998年发表的论文《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给了人们很大的启示。这篇论文以其在印度南部做的人类学研究为基础，旨在探究传媒在建构当代想象、自我和权力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今天的人类学家对这些过程怎样理解，以及今后的研究应该何去何从才对我们有利等问题。萨拉・迪基的研究表明：“人类学对传媒的分析越来越多，它们关心的常常是传媒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借助关于抵抗和统治的最新争论，说明这些观念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打破的。”[15] 可见，文化人类学对深化大众传媒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新近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所著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本书主要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语境及电视在不断变迁的印度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着力于关注印度村民们的实际生活，并运用西方成熟的社会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观察、分析电视媒介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电视媒介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① 柯克・约翰逊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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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蔡骐、常燕荣. 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

[14]孙皖宁. 传播学研究中的仪式派――暨叙事文文体分析法介绍[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4）.

篇7

【关键词】数学教学；人文性

《数学课标》指出：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这意味着新时期数学教学以知识整合与人文精神弘扬为基点，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发展，在数学教学中如何体现人文性成为教师们探讨的课题，下面是粗浅的见解供参考：

1.教学目标中要渗透人文性

教学目标中要渗透人文性。①新的教学观要体现数学教育人本主义的目标，达到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目标的一种综合。积极提倡知识、能力、情感目标的分离与综合,是人文性数学课堂教学的前提。②相同知识点对不同层次授课班级，应有不同的侧重，采用不同的目标综合。如：基础班侧重于计算和性质的运用，重点班注重逻辑层次的思维。普通班与其它班级的教学也应有所区别，则适应不同层次学生的发展。③相同知识点在同一课堂中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应有不同的教学要求，即“分层教学”，充分尊重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发展。依据不同类型学生的接受能力，提出不同的教学要求，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得到充分的发展。课堂教学基本结构分为：分层设疑──看书自学──尝试练习──教师分类指导──归纳小结──分层作业。上课时，分层提出思考问题、启发思维，引导看书学习，不同类型的学生分层钻研、尝试练习。

2.创设以人为本的教学氛围，激发观察兴趣

兴趣是内在学习动机的集中体现，激发对观察产生浓厚兴趣采用：⑴利用数学自身的特征和特有的美，引导通过观察发现并发掘数学中的美，激发对观察的浓厚兴趣，激励求知的强烈愿望。⑵引导观察并解决实际中的数学问题，真正认识观察在解答数学问题的重要作用，培养观察兴趣。如：教学一元二次方程与系数时，提出：已知x1、x2是方程x2+（k+2）x－1=0的两个根，且kx1－11x1=x2，求k的值。师生互动讨论得出：①x1+x2=－（k+2），②x1x2=－1，③kx1－11x1=x2，根据与系数运用时含有的对称性，进行观察：A、③式中的x1与x2的指数是否相等；B、能否用x1的倒数表示x2；C、通过②③两式形变等式，能否表示成两根和与两根积。在观察中发现变形，实施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案。⑶师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鼓励主动观察，创设获得成功的机会和条件。结合教材内容，通过观察发现数学定理、解决数学难题的事例，并设计富有趣味性的练习，让其通过观察、分析，总结概括出数学概念，发现公式、定理的证明，掌握特殊题型的解题技巧，品尝成功的喜悦，调动主动观察的积极性。

3.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渗透人文性

3.1 用数学家富于独创的史实或数学中蕴含的美，激励对数学奥秘探求欲和浓厚兴趣，也可介绍在生产生活实际中应用，促使学好数学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进入新课引入。如：引入“平面直角坐标系”时，介绍笛卡尔生病在床上学习，观察墙角吊在空中的蜘蛛，发明坐标系。培养学习意识。在引入“比例线段”时，利用国旗上的五角星引发学习兴趣，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及美的教育。2、引入数学新概念时，通过揭示矛盾，寻找解决矛盾方法进行；通过新概念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对比，寻找联系、区别。如：教学零指数和负整指数幂概念时，通过在正整数幂的除法中，被除数指数不大于除数指数时产生矛盾，引入解决矛盾的新方法，规定：零指数与负整数指数幂的定义，但又产生底数取值缩小为非零数的矛盾，这通过矛盾产生、解决，培养问题意识及解决问题的主动探求欲。3、定理、公式、方法的引入，师要抓住时机，让学生参与到结论的探求推导过程之中，启发引导用辨证思想方法去探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如：推导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关系时，采用：特殊到一般，由简入繁，培养严谨的治学精神。4、知识迁移和应用，师利用实际生活中常见的问题设计训练，培养学数学、用数学的意识，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教学《连乘应用题》后，师出示：超市运进200箱牛奶，每箱22盒，每盒买20元，一共可以卖多少元？师：如果你是老板，打算怎么卖？生1：零售，“单价×数量=总价”先算共有多少盒？22×200=4400（个）再求一共可以卖多少元？20×4400=88000（元）生2：批发，“每盒价钱×箱数=总价”先算一箱牛奶要多少元？20×22=440（元）再求一共可以卖多少元？440×200=88000（元）生3：成套出售。先算一箱要多少元？20×22=440（元）再求一共可以卖多少元？440×200=88000（元） 师点评：咦！“每盒卖20元”与“运进200箱牛奶”两个条件似乎没有关系，你怎么凑到一起列式？ 生3：进货时会考虑到牛奶盒上的图案和颜色，会进200箱图案和颜色各不相同的牛奶，从每一箱中拿出一盒，将22盒牛奶组成一箱。因为一箱有22盒牛奶，所以一共组成200箱，再成套出售。 师：假如顾客不愿意成套购买，怎么办？生3：鼓励顾客购买，采用买一箱牛奶赠送“礼品”一份的方式。这样课堂成了虚拟的超市购物场。数学知识回到生活中，各位“老板”在“数学化生活”中各显神通：由于数学回归生活，一道普通的练习题成为丰满人性和潜在灵性的启发剂，充满浓郁的现实意味。点评：新课程标准下，学习是交流的过程，是文化的人性。建立人文化的交流平台，提倡用解题方法的多样性，解题过程的多样化，解题结果的多样性。哪怕方法、过程、结果是错误的、片面的，也要充分尊重学生，注重解题过程交流，而不是纯粹的对与错。如果学数学只是为了做数字运算，那使用计算机就够，但是数学不等于学算，计算机不能代替数学。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应当是生动活泼的、主动和富有个性的过程。不可能奢望每一个学生都成为数学家，但可提供一种数学文化，使他们留下更多的数学意识和素养，从而终身受益，便体现数学人文价值。

4.尝试人文性的评价方式

新课程背景下的数学评价体现以人为本的评价理念，对人格的尊重，人性的关怀以及人人和谐得以有力加强。①评价的主体有教师、学生、师生互评，还有家长和社区有关人员参与评价过程。评价方式应当多种多样，即：书面考试、口试、活动报告、课堂观察、课后访谈、作业分析、建立学生成长记录袋等方式。②在评价学习的过程中，要关注参与程度，合作交流的意识与情感、态度的发展。同时重视考察数学思维过程。如：成长记录袋能够反映学生发展与进步的历程，是学生开展自我评价、过程评价的一个重要方式。③评价结果采用：A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以定性描述为主。B定量评价采用等级制的方式。C定性描述采用评语方式，更多地关注学生已经掌握什么，获得哪些进步，具备什么能力。点评：评价结果有利于树立学习数学的自信心，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促进学生的发展。

5.改进评价方式，追求人文性评价

《数学课标》指出：对数学学习的评价关注学习数学的结果，更要关注学习过程；要关注学生数学学习水平，更要关注在数学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与态度，帮助认识自我，建立信心。这种以“人的发展”为目标评价方式，关注学生个性差异，保护自尊心与自信心，是值得反思和研究的。因此，在数学教学中，应以增进情感体验为导向，加大评价目标多元化，评价方法多样化，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如，在平常的教学中，以发展眼光来评价学生，注意对学生平时表现记载，采用民主评议的方式，让学生互评，师生互评，师评生，生评师，在民主评议的气氛中激励自已。对学生知识能力的检测，不光用一张试卷来考查学生，还应当增加一些面试、口试的过程，让学生动手操作，鼓励表现自己“得意”的技能，增强学习的信心，促进全面提高。

总之，人文素养的培养、人文精神的宏扬，应以人文学科为主，在数学中进行人文性的实践仅是人文学科的有力补充。但是不管怎样，数学教学应该以人为本这一宗旨不变，只有这样数学教学的明天才会更辉煌，更灿烂！这样数学与人文的结合会使数学课堂不再枯燥、乏味，而是充满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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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同时，它也对人类社会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丰富了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日益丰富的文化又继续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到了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觑。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不仅具有积极的反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具有消极的反作用，我们必须批判性的加以分析和对待。

虽然文化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期望它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积极作用。而积极意义上的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以文教化”，它的作用就是以一定的人文素养教育人们，净化人们的思想，提升人们的志趣，矫正社会的不良习气，使人类社会朝着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原本高雅的精神文化逐渐被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腐蚀，似乎很难再在人类社会的舞台上扎稳脚跟，文化自身的“物化”、“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什么是文化异化

要了解什么是文化异化，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异化？从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反观到文化异化的含义，即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产品反过来奴役了本文由收集整理人，限制了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也随之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

西方流派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方面成果显著，其中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等人的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陈学明老师在其所著的《文化工业》一书中，对这些人物的思想进行了详细梳理，对我们深入了解“文化异化”这一现象起着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文化工业》一书中，作者首先向我们阐释了三个重要概念：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精英文化，也称高雅文化、主流文化、上流文化。它淡化乃至超越实用功利的目的，以审美为主要或唯一的功能，不满足于仅仅供人消遣，更注重于陶冶性情。由于它需要接受主体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所以受众的范围较小。精英文化包括的内容有古典艺术、芭蕾舞、交响乐、油画、话剧等。”“大众文化又称市民文化、市井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不同，大众文化主要是现代文化，古典艺术一般不在大众文化之列。它的受众范围也比精英文化大得多，因为它只需接受者识文断字，甚至文盲也行。与精英文化相比，大众文化更强调实用功利的目的，如政治宣传、道德教化、情感宣泄、器物使用等，如果说精英文化是矫正人性的话，大众文化则是迎合人性。大众文化包括的内容有流行音乐、幽默、滑稽等艺术品种。”文化工业一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发明并使用的，他们所说的文化工业是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主要指借助大众传媒，在闲暇中操控大众的通俗文化；而“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文化的现代形态，主要指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文化工业即现代大众文化，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内涵，还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文化的产生越来越类似于现代大工业的生产过程。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不仅是为了创作，更多是为了营利，文化产品的生产完全是标准化的，类似于工厂生产产品，是成批的复制与拷贝；第二，文化的产生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使得大众文化对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和对接受者产生更大的强迫性。第三，文化的主体越来越不是作为文化消费者的广大人民群众。现代大众文化有专营的制作人、经营者，这些人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及其内容起着主宰作用。在大众文化的市场利益份额中，他们是主要得利者。”所以我们可以将文化工业视为大众文化异化后的形态。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精英文化持有很高的评价，对大众文化不置可否，但是对文化工业却持有很低的评价，这对我们反思现今社会下文化庸俗化、商品化、去个性化的现状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三、文化何以被异化

我们的文化被异化了吗？很多人也许会质疑：现代文化不是很丰富吗？文化不是很多元吗？网络的便利和出版业的发达使得各种文化产品如雨后春笋般走进千家万户，似乎每个人都掌握了与文化近距离接触的权利，拥有文化产品不再是少部分人的特权。我们的文化生活比起以前来，不是越来越丰富了吗？对，很多人都有这种质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文化异化已经渗透进大众的生活，除非对这种现状进行深入反思，否则很难发现文化已经被异化了。

文化的积极作用是什么？是教会人们如何思考人生、反思生活；是教会人们如何辨别真伪、独立剖判；是教给人们智慧，引导人们走向幸福生活。优秀文化就像一位智慧的老者或伟大的精神导师，与之相伴，我们才能感受生命的热情、思想的澄澈、人生的美好。但请我们认真感受一下，我们周围充斥着的现代文化果真让我们体会到了如此美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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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不，我们体会不到。相反，我们感受到的却是精神的痛苦和思想的贫乏。

法兰克服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文化异化的根源：第一，批判文化工业的商品化。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文化艺术已同商业密切融合在一起，文化产品的接受和生产为价值规律所统摄，文化创作由于一味的迎合消费者的心理，而失去了独立性，具有共同的商品形式和特性。第二，批判文化工业的标准化。文化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大规模生产各种复制品，如电影、唱片、照片、录音带等，它促进和反复宣传某个成功的作品，使风靡一时的歌曲和连续剧可周而复始出现，而这种做法恰恰扼杀了艺术的个性。艺术作品本身需要个性化，但是由于文化消费者的顺从听命和文化供应者的厚颜无耻，艺术创作性受到限制，导致经常重复性生产无创造性的作品，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假个性和非个性化倾向。第三，批判文化工业的强制化。由于文化工业的典型做法就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消费者的闲暇时间不得不被满世界的庸俗文化产品所充斥和占据着，因而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具有强制性。

四、人文精神及其缺失

“人文精神”通常被理解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它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严与精神，努力实现人的自我潜能。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这一理解对处于文化异化困境中的当代人来说，具有警醒作用，因为当代人最缺乏的就是这种人文精神。

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是“科学主义”、“商品拜物教”、“技术与工具理性”，这些现象都是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它们主要产生于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和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中。当代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高度一体化，使得商业化的生产-消费领域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切生产活动以单纯的经济效益为根本目标，甚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也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变得商品化和庸俗化，目的仅限于娱乐和消遣，而不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内涵。久而久之，人们被这些庸俗的文化产品所影响，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也变得越来越庸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又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就更加强化了文化产品的娱乐消遣作用，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社会庸俗化愈演愈烈。个人越来越成为这种畸形社会的被动适应者，日益丧失了自主性、创造性和批判性，没有了自由想象的空间和能力，成为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单向度的人”，人类社会也演变为“单向度的社会”。

五、如何改变文化异化的现状

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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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自由自觉”就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点就是人可以自由选择、规范、创造自己的生活，而动物只能消极适应环境。既然人能够自由选择，那就意味着人类不是仅仅被动的适应。通过理性辨别和省察，人能发现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并发挥主观能动性加以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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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技术美学:形式上人性化设计和工效主义本质的对立

技术美学的早期萌芽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1857年，英国艺术理论家罗斯铿两次发表讲演，论述了艺术与效用的关系。他认为，工业艺术、日用艺术是艺术大厦的基石，这种艺术的基础是人的天赋、美与效用三位一体，艺术的主要任务是同工业技术相结合，产生效益，使国家变得光明，人们生活变得美好。罗斯铿还认为，机器生产不仅会毁灭艺术，而且摧残劳动者，把他们变成机器。他主张返回到手工劳动中。—这个结论自然是错误的。同一时期的美国建筑师和艺术家莫里斯则从工场劳动实践中探索技术和艺术结合之路，让工人们按照艺术家设计的图案制作地毯、壁纸、窗帘和器皿等。用这种壁纸和家具装饰的房间，很快成为当时美国的一种时尚。后来，这种生产模式发展成为机器工业生产中的艺术设计，又称“迪扎因”(design)。

Design之所以不叫设计或者图案，是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工业设计或者草图，而是指艺术化、新奇的、巧妙的、美的设计。在20世纪初的德国建筑学界，成立了工业和艺术的联盟，通过两者结合，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这个组织影响很大，近1000名艺术家、企业家、大学教师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加人其中，创办了许多展览会和设计竞赛。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有了培养工业艺术设计的学校，即“鲍豪斯，’(建筑之家)。这类学校教育，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探索工业生产中美的形式、科学原理和工效原则的统一。技术美学也在这时兴起。1944年12月，美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技术美学组织。艺术原理不仅应用于生活用品设计，而且进一步扩大到生产工具和生产过程设计。二战以后，捷克艺术家图奇内通过分析生产工具、机床和仪表的使用情况，根据劳动中人的身体参数、姿势、动作、生理特点和心理因素，设一计出工具、机床和工作舱室仪表、手柄、按钮、杠杆的最合理布局，使人在工作中动作最自然，效率最高，而身心疲劳程度又最小，这就产生了人体工程学。

人体工程学(El’gonolnica)，或者人体工艺学，来源于希腊语中erg洲(工作)和nomo。(规律)的组合，它是一种综合科学，是技术科学、心理学、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研究人机系统中人的行为、条件怎样和技术相协调，从而把劳动条件、生产活动对人的神经系统和工作能力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比如，早期的飞机设计师在设计驾驶人员的操纵装置时，就是按照人的活动的身心特点设计的。手柄操纵杆有上下、前后、左右三个自由度，能围绕三个轴心转动。当飞机要升高时，驾驶员就把手柄拉向自己身旁;当飞机要降落时，则把手柄向外推;当飞机左右转弯时，手柄就向左右转动。这种操作符合运动逻辑和人的习’质心理，因而容易掌握，不易出差错。反之，在驾驶轮船时舵轮的转向和船的转向是相反的，这样的操作系统就要经过严格培训和适应练习才能熟练掌控。

人处在一定生产环境中，有最佳的人机和谐结构参数，它取决于人的身高、体重、心跳次数等。人体测量数据包括身高、手长、腿长、肩宽、人的体积、体重(质量)、体力和活动范围等，这些数据对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来说是不同的，在设计、制造产品时应符合使用对象的特征。劳动中的物质要素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形成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的其它物品。技术美学要求它们功用完善，又符合审美要求。这样构成人机系统，既可以减少体力耗费，提高劳动效率，又可以使劳动令人愉快，改变人们对劳动和生产的态度。人体工程学还研究生产环境中色、光、味、声等审美心理作用，布置色彩、照明、声音、气味、清洁卫生等协调和谐的环境，都可以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

回顾技术美学的兴起和发展，它起源于对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非人性化的反思。由于大量使用机器代替人的手工劳动，虽然在某些行业中减轻了人的体力耗费，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在生产过程中，人又不得不服从机器运动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人成为了机器的奴隶。工场手工劳动时代工艺操作的艺术性让位于科学和技术，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也抹杀了产品的个性。这一切都有着人被异化的色彩。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异化”是用来表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工人活劳动异己化的本质。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把属于自己的活劳动物化到自己生产的商品中去，使之对象化、客观化。“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周但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反比”。这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但在后来，西方者(如卢卡奇、沙夫、哥德曼)那里，异化成为理论的核心概念，批判异化劳动则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卢卡奇认为，科学技术被应用于生产过程，包括生产管理过程(如泰罗制)，生产者不仅在肉体能力上被异己化，而月_在精神(心理)上也受到操纵，成为客观生产体系的一部分，主体仿佛变成了消极的、非能动的旁观者，人被异化成机器{习。这是西方工业化中广泛存在的问题。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传统工业化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产生人口、资源、环境同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和谐。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理论、后现代主义思潮从不同角度关注这个问题。进人信息化社会后，技术的人文关怀成为新的自然观和科学技术观的重要内容。

二、信息化和高技术的人性化

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基本上完成了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变。此时，美国社会学家奈斯比特首先提出了高技术的“人性方面”。相对于高技术而言，传统技术是一种“强迫性技术”，它迫使人们服从机器快节奏运转，集中上班工作的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家庭消费同一种商品。但在高技术条件下，由于电脑和网络的广泛使用，不少人又可以重新选择在家里工作;但同时，又可以满足人们聚会、交流情感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愿望。电视技术、避孕技术、医疗技术满足了人们诸多方面情感生活的需要。计算机还解放了人们的繁重劳动，使人们能更快更好地从事学习和创造。奈斯比特说:“我们周围的高技术越多，就越需要人们深厚情感。那就是为什么提倡既有纪律又有责任的人的潜能运动是高技术和深厚情感的方程式中至关紧要的一部分。发掘人的潜能，我们参与人种的进化工作。我们发展内在知识、智慧，也许是我们技术探索指出的方向所需要的乙”“高技术和深厚情感。这个原则象征着我们物质和精神现实之问需要平衡。”闭

信息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物本主义”时代的结束。一方面，满足人们在吃、穿、住、行等方面基本物质需求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知识、信息的生产、传播、存储、转换、交换已经成为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人们对知识、信息的需求呈迅速上升趋势。适应这种社会生产和生活背景的发展变化，人在获取、交流存储、使用和创新知识信息方面的能力成为人的基本生存、发展素质，影响人们生存发展状况。于是，各种各样个性化的知识信息需求、精神情感需求成为社会文化潮流，引领着社会时尚，影响着社会大趋势。如多媒体技术满足了人们多维感官立体互动、把抽象的理论用形象化的艺术融合为一体的要求;网络技术满足了人们扩展交往空间、实现快速信息交流与信息检索、获取的要求，满足了人们参与、互动、自主表现的愿望;虚拟技术满足了人们通过新的实践形式指向未来、主动探索的要求。

社会信息化和高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还推动了人们价值观的变革，物质财富中心主义为“知识中心论”所取代，社会生产中“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逐步超越了“以物为本”、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经营哲学。由于技术创新的节奏加快，产品和技术方面的竞争趋势是暂时的，只有建立在先进理念基础上的卓越的文化，才能供生产经营主体获得一种起决定作用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当代技术人性化的趋势

当代技术人性化的趋势主要体现在技术战略、技术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等几个方面。

1.从技术战略上看，技术目标突破的选择更关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21世纪重大技术创新的突破口，一方面会延续20世纪末形成的高新技术若干支柱领域迅速发展的趋势，同时也会整合出一些有战略意义的新的方向。一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将会有新的突破。运用新的技术原理研制的芯片可以使计算机计算的速度有很大提高，在人工智能技术上会有新的突破，如人机对话、模糊识别、计算机情感化等。生物芯片可能被植入生物机体内，有效控制生物材料，如修补生物神经并研制出真正具有人或动物反应能力的机器人、机器生物等。二是生命科学技术的突破将使困扰人类已久的许多问题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蛋白质技术的突破可以解决生命细胞、组织蛋白质的结构、合成技术，使人工蛋白质成为21世纪人类的战略资源，这对于解决人的健康、医疗难题，认识生命的本质和规律有重要意义。这个领域的新进展，其意义将不亚于19一20世纪免疫技术、微生物学和抗霉素的发明。干细胞技术的突破使人类可以培育出修复人体组织的各种元细胞，肝病、血液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等医学难题有望解决。外科手术所要求的各种器官置换可望得到实现，与蛋白质和基因有关的人类疾病将会得到有效治疗，长寿也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生物技术为解决与人们生存发展关系密切的农业、环境等问题开辟了新途径。

2.从技术观上看，将从人类中心论转向人与自然平等和谐论的生态技术观

“人类中心论”是古代人文主义的核心思维，在当时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类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5，这种观念对批判宗教神学“以神为中心”的唯心主义自然观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技术发展以后，人类处处以自己的眼前需要为目标，通过改造、甚至征服自然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汤因比所说:“自从我们的祖先作为人开始生活以来，人类就一直不断地改变着自然环境，以求使其更符合人类自身的要求。不仅人类是这样，其他的许多生物也有同样的行为。”[6]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对自然破坏日趋严重。自然也以自己的方式在报复和惩罚着人类。

马克思在19世纪曾指出人与动物生产应有本质区别，在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都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_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闭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狭隘性，才造成了传统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从海德格尔到后现代主义者，都对传统技术观进行了反思，认为它们从根本上是出于机械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看待自然，从而把人异化为机器。当代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挑战让人们深刻反思这种技术观，从而提出“技术生态化”目标。

技术生态化主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充分吸收工业技术体系的合理成分，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按照生态学的规律，建立以生态化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技术为中心的生态产业技术体系。如英国学者舒马赫主张，未来的技术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这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首先，它能满足人们的真正需要，给人带来美好而安全的环境。其次，它的生产是个性化的、小规模的。再次，它是富于人性和创造性的，也是代价低廉的。这就要求我们评价、选择技术，要注意同生态环境相容。技术的构造原理要建立在生命科学尤其是生态学的基础上，要强化对技术和生产的环境生态评估，完善技术使用后果的监测机制，通过崇尚、学自然，使技术体系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性，实现生产的高效益和低污染。据美国环保部门调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原有的污染环境的产业采用新一代生态技术后，污染率减少10%一10。%，相应的投资回收期只有1个月到36个月。如药品产业用水溶剂代替有机溶剂，废物减少10%;设备生产采用过滤技术，溶剂油减少l(X联，;汽车工业用风力清洗取代苛性碱清洗，汽车污泥对环境的污染减少l。仪汤;胶片显影工艺中采用电子回收离子交换法，85%的显影液和95%的定影液中重金属得到回收再利用。

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和浪费的能源工业，如果能用新一代生态能源取代传统能源，在未来几十年内，能源的价格有望降低到传统能源的70%一10%。因而生态化技术又是最廉价的。

3.从方法论上看，技术人性将走向科学、技术与艺术的融合

在人类文明的萌芽时代，科学、技术和艺术是未曾分化的，人们的技艺和经验知识融合为一体。当时人类的大脑也许还没有充分的分化和分工。从近代科学兴起时开始，科学成了一种理性化的智力活动，技术则是一种实用的技能。但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学科领域的相互交叉渗透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整体化，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人性化又促进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科学技术创造活动中艺术思维对实现创新成果是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既要借助于艺术形式形象生动地表述自己抽象的内容，以促使它走向社会，同时科学技术主体—科学技术工作者、运用科学技术的人，只有借助于艺术思维和艺术形式才能使科学知识活化，获得应用的张力。

艺术、人文社会科学也离不开自然科学和技术。艺术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它离不开社会化了的科学技术。从社会生活的外貌到深层的文化，当代科学技术深深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艺术借助于高新技术表现自己，创新自己的形式。数字电视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艺术视野，色彩斑斓的艺术形象使人获得高于生活的艺术享受，不少人花在电视上的时间占据了闲暇时间的大部分。高保真音响设备使人的音乐审美需求空前提高。新出现的电脑、网络艺术、多媒体艺术、DVD艺术向人们打开了超越时空距离的艺术世界。艺术家不仅用传统技术、技法搞创造，而且也越来越多地用高科技手段创作艺术品。用电脑查询、下载信息、写作、阅读、设计、组合、制版、尝试效果、创造特技等等，不仅提高了创作的效率，也创造出许多新鲜的艺术效果。技术设计要更符合人性化的需求，就必须更美。技术史学者认为:“工程师，即使不是真正的审美者，但他所建造的结构和所设计的机器中，也总是具有丰富而正确的审美经验在内的。”[s1不论是高速公路的弯道，还是灵活动感的科学解说图形，往往都反映设计者的创造有令人赞叹的美感。

篇10

关键词：管理思想演变 真理性探讨 理论创新 价值观

管理实践古已有之，但系统理论的形成并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却不长。一般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的古典管理理论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此后，管理学经过百年发展，已成为学派纷呈、主张林立的学科了。从其发展的历史及内容来看，本人认为，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现代管理时代。管理学科的发展，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是在科学理性、制度理性和道德理性三者之间寻求一种“最优解”。

一、西方管理理论百年发展轨迹

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完善于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一）早期管理思想的形成

在早期管理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反商业、反成就和很大程度上反人性的文化价值观。管理思想大多散落在古代的史籍和各种著作中，没有相应的专著或出版物。如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提供了关于管理和组织的远见卓识：劳动力的专门化，部门职能，集权、分权和授权，配合与领导力等；我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关于战争原则的论述至今仍吸引着大量的读者，其中关于战争中的节制和谨慎、速度、灵活性和适应性、战略的运用等思想是与现代企业的战略管理思想息息相通的。然而，文艺复兴为工业化革命以及后来对于理性的、正式的、系统的管理知识体系的需要创造了前提条件。亚当·斯密（Adan Smith，1727—1790）在他的《国富论》中创立了古典学派，并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他提出：只有市场和竞争，才是经济行为的调节因素。市场上“看不见的手”将确保资源获得最好的配置和得到最有效率的回报，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将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繁荣。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第一个明确将管理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同土地、劳动、资本相并列。由此，人们开始考虑个人得失，但它必须适应某种理性的管理框架。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随着文化的改变人们的管理思想也随之改变而逐渐演变。

（二）科学管理时代

经过英国工业革命的洗礼，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产生了以美国的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51）、法国的朱尔斯·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1841—1925）、德国的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1864—1920）等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古典管理理论较系统地探讨了经济管理问题。泰勒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主要探讨了在工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是很大的。于是他们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所谓标准的操作方法。用这种标准的操作方法对全体工人进行训练，并据以制定较高的定额。这就是所谓工作定额原理。为了使工人完成较高的工作定额，除了使工人掌握标准操作方法以外，还必须把工人使用的工具、机器、材料以及作业环境加以标准化。这就是所谓标准化原理。为了鼓励工人完成工作定额，他们提倡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度。泰勒等人认为，通过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两者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提出了“一等工人”的说法和“人岗匹配”的管理术语。泰勒对设置合理的绩效标准和计件工资率激励机制以及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的评论是：产量提高的真正潜力并不是“更辛苦地工作”，而是“更聪明地工作”，“科学管理的本质就是伟大的心理革命”，体现了他主张劳资双方互利关系的哲学思想。此外，泰勒等人还对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的划分、职能管理制的采用和组织结构上的管理控制原理等进行了探讨。泰勒的代表作是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1912年泰勒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对泰勒制和其他工场管理制听证会上的证词，也是研究科学管理的重要文献。

法约尔的管理理论是以大企业的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而且他认为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宗教组织等。他的管理理论主要包含在1916年发表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他认为，管理不同于经营，只是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之一。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是：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这六种职能活动，是企业组织中成员分担，只不过由于职务高低和企业大小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至于管理活动，则又包含五种因素，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法约尔对管理的五种因素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十四条管理原则，即：分工、权限与责任、纪律、命令的统一性、指挥的统一性、个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系列、秩序、公平、保持人员稳定、首创精神、集体精神。法约尔还特别强调管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学会管理并提高管理水平。

韦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方面，他的贡献是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韦伯主张，为了实现一个组织的目标，要建立计划、分工、职权等级、权利、义务、指挥管理体系或阶层体系。组织中，任务分配、教育训练、薪金、升迁制度等要通过明文规定形成一种“职业的”管理，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规定的规则和纪律。这些规则和纪律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而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仅适用于组织内部，而且适用于组织与外界的关系。韦伯认为财富是评分机制，而非目标；他认为有钱的个人、国家是新教特点的代表，懒惰是坏的；勤奋工作才是要旨；专业化劳动分工是神圣的；过度消费是一种罪；应重视储蓄。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三）社会人时代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单纯地强调管理的科学性、理性化不能保证管理的持续成功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20世纪30年代，霍桑试验证明生产率不仅仅是取决于管理的科学化，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积极性和态度，而员工的积极性和态度又取决于员工家庭和社会生活以及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霍桑研究将人际关系运动推向前台，并提出了社会人的主题。这也是泰勒和科学管理的后继者们在组织中，以及管理者在如何应对新时代精神的工作中，发现了新的维度，由此也有了管理理论的一次重要转变：一是对人而不是对生产的更多关注；二是告诫人们降低组织结构的僵化程度，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三是只是将经济激励视为动机结构的一部分；四是更多地关注情感的非逻辑性，而不是效率的逻辑性。揭示了人际关系运动以及作为文化环境产物的几个基本观点：提倡社会的、人文的技能，而不是技术方面的技能；强调通过集体和社会团结来重建人们的归属感，以便克服精神的混乱；注重通过工会、参与式领导，将工厂中的正式组织和社会系统结合起来，使权力均等化；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为社会、组织、企业和全体社会人应对经济萧条（1929年经济大萧条）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理念支撑。从此，人际关系学派提出了“社会人”的概念。与此相适应，产生了“以人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这是管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在以后形成的行为科学中，则始终把人放在管理工作的重要乃至中心位置上，管理也因注入了人的感情而充满了感性。

（四）现代管理时代

二战后，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对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也随之提高，这时行为科学理论对此已力不从心。于是“理性主义”从沉睡中醒来，迎来了综合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的现代管理科学，强调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的有效结合、组织结构的创新与发展、管理问题解决范式；积极寻求对管理及其目的、职能和范围的更好理解，改善组织绩效和增强对人的理解，平衡个体和组织在寻求各自目标时的需要，把组合与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管理学理论研究更具专业化：一是源于教学、研究和实践所需对管理理论进行了综合探索；二是对组织中的正式要求与组织人的非正式维度之间的和谐展开了探索；三是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研究、管理决策量变分析；四是跨文化与全球化管理问题探索；五是商业伦理、公司社会责任感和管理思想发展新思路研究；六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更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实现了知识经济时代以能力特别是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本资本的价值，“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贯穿于理论创新和实践过程之中。纵观管理学的演变，现代管理思想的脉络可简单概括为：系统管理—科学管理—生产管理—运筹学研究—生产与运筹管理—计算机系统理论和管理信息系统；早期“人文主义”—社会福音派和工业心理学及社会学—人际关系和“社会人”—对霍桑试验的再考察—自我实践双循环学习—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及组织理论；对法约尔的重新发现—戈登和豪厄尔报告、皮尔森报告—管理者的角色及对管理者工作的研究—商业政策—公司理论、战略管理—一般管理理论；韦伯和正式组织理论—作为社会及技术系统的组织—企业的行为理论—组织理论的大量出现—组织与环境及跨文化管理。

二、管理学理论的真理性问题

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社会科学家大量涌入商学院，这对管理思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工具以及研究理念，由此也引发了关于组织和管理理论的激烈争议和评判。“已有的管理学理论并不是绝对的真理”的争论成为新的理论研究热点。本人认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涉及到管理学的科学性，也关系到管理学的真理性或真理标准，对管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有关管理学理论研究忽略了管理学范式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是认为“弱科学性”是由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由此回避了管理学真理性的本质讨论，回答管理学的科学性问题，就应当承认管理学理论是客观的相对真理。

首先，应当承认管理学真理性问题的提出，是与托马斯·S.·库恩的范式学说中的 “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概念直接相关的。所谓“范式”库恩（1974年）作出的明确描述是：指特定的学科共同从事科学研究必须要遵循的公认的“模型”，研究者应遵从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标准等科学研究相关的所有东西。“不可通约性”是库恩考察科学史后得出的想法：即使在最严格、客观的物理学中仍然有相互冲突的物理世界。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概念，对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表示两个范式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作出评判。不可通约性在管理学研究中可以包含三重意思：一是有关组织及其管理的科学标准不同，如什么是组织及其管理的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了管理学真理性问题；二是组织及其管理概念的变迁问题，也就是具有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问题；三是管理学研究者的世界观的差异问题。这里，我将重点讨论管理学真理性的本质问题，而这一问题涉及到管理学家们对组织及其管理中的多元化范式能否通约的看法。

第二，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约，其实意是“不可共量性”的意思，并不是说范式不可比较。因为过分地强调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约，可能导致人们在认识管理理论的思想方法上走极端的情况。范式的不可通约，可能导致范式的绝对不同，可能导致一种范式把另一种范式视为假想之敌的情况。这就可能否认不同的范式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特性，导致主观臆断和相对联想。应当承认不同的管理学范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这是因为管理学发展是常规性与革命性、连续性和间断性、继承性和批判性的统一；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各种范式虽有质的差别，但绝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替代，也绝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简单否定，而是辩证的扬弃，既新范式是对旧范式的批判和继承，新范式中包含着旧范式的客观的、合理的、正确的内容。本人认为，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存在着合理发展的链条，它既可以对前后发展的不同的管理学范式进行比较，也可以对同一时期在同一领域内对立的管理学范式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出管理科学不断演化的事实。

第三，应当从新视角认识管理学的真理性。作为历史科学的管理学范式中没有“不可违背的”东西，也没有“不可通约的”东西，一切都是可变的、可修正的、可抛弃的。鉴于管理学发展存在一时期同一领域内对立的管理学范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合理演化的客观事实，本人认为，不能用“弱科学性”来说明管理学真理的性质，而是应当承认管理学理论是客观的相对真理。而不能用一套超历史的理性标准来规定管理学，用简单的理性图式和理性标准来描述管理学发展史，这就是的社会历史观。

第四，在科学理论不断出现的过程中，同一个事物会同时出现不止一个的学说，这些学说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自然界中的每一个事物进程，都是由多种因素所控制和制约的，而因素是在不停的变化和转移当中。我们找到了事物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这就是我们要得到的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能够通过实践认识它，利用它。至于得到的规律是不是真理，就要看这个规律对事物整个过程的分析是否全面，是否完整，在自然界中同类事务中是否有普遍的适用性。真理揭示的是对事物全面完整的、系统的、抽象的、符合事物发展过程的逻辑关系。理论系统都像一座金字塔，真理就是金字塔的顶点。形成这座金字塔所有的基石都是真理的各种观点和看法。所以真理本身对人们的重要性，比不上人们追求真理过程的重要。管理学理论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的促进和发展，已诠释和验证了人们追求真理的过程，而探求真理的过程，使人类的历史放射出绚丽多彩的光芒。

三、管理学理论的贡献与创新

管理思想史就是一部人类如何提高效率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系统研究开始，泰勒、卡尔·巴斯、甘特、哈林顿·埃莫森、亨利·法约尔、马克斯·韦伯以及后来的行为科学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管理效率进行了研究，但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数量”中心，即如何增加产品的产量。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顾客的需求特征从量化、规模化转变为质化和个性化，他们对产品的质量、样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过去卖方市场的那种“以量取胜”的企业战略失去了实际意义，从而转向寻求“以质取胜”的道路，“质优者胜”成为了市场经济竞争中一条铁律。各个企业开始实行全面质量管理，质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也往更高层次发展，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界，许多知名学者都提出了有关质量管理的观念和理论，如戴明的“领导职责14条”和“PDCA循环”、朱兰的“重要的少数”与“有用的多数”及“三步曲”（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改进）、费根鲍姆的“9M因素理论”、石川馨的“全公司性质量管理”、克劳斯比的《质量不花钱》和《完美无缺—不流泪的质量管理》等等。“质量管理是企业经营的生命线”的观点逐渐成为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核心理念。

从回顾中不难看出，虽然每种理论都有所不同，但所有的理论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环境，都是围绕提高效率这一管理的核心问题而展开的。提高效率经历了从以“量”为中心到以“质”为中心的转变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转变。但无论是“量”还是“质”最终归宿都是管理效率的提高，使企业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效率是管理永恒的研究中心。正如雷恩所说：“人们并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因而通过理解这些本性，就可以揭开迄今未探索过的心灵的秘密。”人性观是管理理论的依据，也是构建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清晰地展示了人性假设与管理模式之间的必然联系。没有“经济人”假设，泰勒就不会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是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趋于一致；之后，梅奥从“霍桑实验”中认识到除了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外，人们对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没有“社会人”假设，梅奥就不会提出人际关系理论；当代管理学派中对人性的假设纷繁复杂，马斯洛基于社会中人的自尊与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提出了“自我实现人”，他认为人都是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接着，麦格雷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Y理论；在当今社会，人们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陶冶和洗礼，人性变得非常复杂，沙因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强调了社会中人的需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因各种情况采取适当的多样性模式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除了利己等特征外，在做出经济行为时，会有道德的自我约束，越来越考虑到或顾及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即“道德人”。通过对上述西方管理思想中人性设定的演变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由“经济人”、“社会人”到“自我实现人”、“复杂人”再到“道德人”，这条主线也反映了中国的古代哲理：以人为本，本理则固，本乱则国危。它将沿着人性假设的深入思考而不断深化和完善。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管理学发展的趋势也向着新方向快速迈进。一是研究对象不断外延，不只是组织内部的事务，更加关注组织与全球的关系；二是使命不断提升，不再是提高效率，首要任务将是精心培植核心竞争力；三是研究重点不断聚焦，直接对准组织间的竞合关系、文化融合、竞合双赢；四是管理内容不断深化，由对人、事、物的管理转变为对知识的管理；五是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突破定性分析，注重数学模型、经济学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应用。

四、管理思想的演变与文化价值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加之中国从官督商办到全民下海，从国家垄断到自由竞争，从中央计划到市场主导，中国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跑者，使得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管理模式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管理模式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是西方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管理科学与文化的融合带来了管理学革命性的变化。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大卫认为，对于这种源于中国式的管理，“我们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够将它与我们自己的组织形式进行对比并了解我们的环境内还缺什么东西”。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洽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法治。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点主要是：重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能动作用，注意各种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善于从整体的、长远的管理目标出发来决定各种管理措施，努力在管理的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倡导群体凝聚的精神，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产生了诸如系统工程思想、运筹学思想、信息思想、综合管理思想等实际应用的光辉范例。管理学理论植根于行为科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最早探索东方管理思想的学者复旦大学水教授认为，管理思想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从中方到西方、再从西方到中方的回归：其一是大家所公认的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其二是文化对管理发展的作用，其三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他认为，其具体表现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 权益制衡的“三为”管理思想的回归。

然而，当代西方管理兴起的“人本主义”思潮、现代管理思想中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出现路线分歧以及中国及东亚国家新经济所引起的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讨论都不意味着传统式的人文管理已可取代西方科学的管理，科学管理理论与新的时展现实相结合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科学管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会变得更合理。事实上，正是由于管理的成功，管理正迅速地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资源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要。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从作为人们的专门的研究对象，社会的经济机构，管理与管理者正成为发达社会中普遍的、独特的、本质的器官”。科学与人文的界限并非绝对的，人类的进程与一切事物的进程一样，合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合理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从外部看，管理思想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以及环境挑战和国际挑战影响下，不断实践和发展。同时，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汇合和互补，也将会形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管理体系，并成为当今管理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热点”，为管理学的不断创新插上腾飞的翅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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