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的本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逻辑学的本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逻辑学 生命科学本质 判断 推理 策略

生命科学教育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当使学生认清科学的性质，领悟生命科学的本质。那么，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呢？科学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探究过程，探究中会发生思维活动，思维是人类认识的理性部分，它以抽象、概括的方式反映世界。概念、判断、推理等是思维的结构形式，属于逻辑科学的内容，逻辑科学为人类思维提供了必要工具。所以，在教学中合理运用逻辑科学，可以帮助学生透彻理解生命科学的本质。

下面，就运用逻辑科学指导生命科学教育的策略分述如下：

一、判断

判断是肯定或否定某种事物的存在的思维过程，在形式上用一个命题表达出来。什么是命题呢？

1.命题与判断

判断的对象是命题。生物学事实有不同的情况，当人们认识了事物的情况，并通过语句把这种认识陈述和表达出来，就形成了命题。这样，命题都会有所陈述，但命题的陈述是否正确，就需要判断。

2.将命题转化为命题形式

命题与语句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任何命题都是通过语句来表达的，没有语句，也就没有命题；另一方面，命题是语句的内容，语句是命题的物质载体。所以，要进行正确的判断，就需要从逻辑的角度对命题的语句进行分析。

命题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命题形式进行不同的分类，根据命题联结词的不同，将命题划分为否命题、联言命题、选言命题和假言命题。例如：

[例1] 否命题：决定果蝇红眼、白眼的基因都不是常染色体上的基因。

[例2] 联言命题：基因和环境都影响性状表现。

[例3] 选言命题：决定果蝇白眼的基因或者在性染色体上，或者在常染色体上。

[例4] 假言命题：如果果蝇白眼性状与性别相关联，那么决定白眼性状的基因就在性染色体上。

以上都是不同形式的具体命题，如果把命题事项用字母代表，舍去命题的具体内容，使命题符号化，则转化为逻辑形式。上述命题的逻辑形式分别为：

[例1] 所有的S都不是P，（否命题）

[例2] a与b有R关系（联言命题）

[例3] P或者q（选言命题）

[例4] 如果P，那么q（假言命题）

上例中的四个命题，通过转化形成了命题形式。[例1]是否命题，就是直接陈述对象不具有某种性质的简单命题。[例2]是联言命题，是陈述若干事物情况共同存在且有某种关系的命题。[例3] 是选言命题，是陈述若干事物情况中至少有一种情况存在的命题。[例4]是假言命题，是陈述某一事物情况存在是另一事物情况存在的条件的命题。

二、用论证法演绎推理

在演绎推理中，推理过程是逻辑证明的过程，要借助于一定的论证方式来完成，而论证方式是论据和论题的联系方式，即在证明中从论据推出论题的推理形式。论证方式是回答“怎样证明”这一问题的，常用反证法、选言证法、假言证法等进行推理。

1.反证法

反证法就是通过证明与原命题相矛盾的反论题的虚假性来确定原论题真实性的间接证明方法。

反证法的逻辑论证过程是：

论题：P

反论题：非P

论证非P假

所以，P真（根据排中律）

例如：

求证：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假设：X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证明：如果是Xb决定有病，则Ⅱ-3的基因型为XbXb，，那么Ⅰ-1为XbY应表现有病。Ⅰ-1无病，说明假设错误。

所以，这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2.选言证法

选言证法又叫做淘汰法。其证明步骤为：先找出与原论题有关的所有可能性，构成一个选言命题，其次，证明原论题外的其它所有选言支不成立，从而根据选言推理的否定肯定式，推出原论题为真。

选言证法的逻辑论证过程是：

论题：p

论证：p或q或r

且非q、非r

所以，P

例如：摩尔根果蝇杂交实验：红眼雌性果蝇与白眼雄性杂交，F1全为红眼。F1雌雄，F2红眼和白眼之间的数量比是3：1，但白眼性状只表现在雄性个体中。

求证： 白眼性状的遗传方式

假设：控制白眼的基因在X染色体上，或在Y染色体上，或在常染色体上。

证明：① 如果在常染色体上，则F2中白眼果蝇的性别还应当有雌性。F2无此现象，所以基因不在常染色体上。

② 如果如果在Y染色体上，则F1雄果蝇应为白眼。F1无此现象，所以基因不在Y染色体上。

③ 由于①、②的结论不成立，因此，剩下的只有最后一种情况。

所以，白眼性状的遗传方式是伴X隐性遗传。

通过上述求证，摩尔根及其同事后来做了这样的假设：果蝇白眼的遗传方式是伴X隐性遗传，Y染色体上没有它的等位基因，进而完成了教材叙述的假言推理，并用测交进行了验证，通过假说演绎法得出了基因在染色体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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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第一轮复习 基本知识 提高质量

第一轮复习要求教师立足所带学生的实际，植根于基本知识的落实，着眼于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知识能力的提高，聚焦于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归宿于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大幅度提升，为学生能够继续深造和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有些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在对基本知识把握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在此，我谈谈看法。

一、基本知识内涵的界定

学科基本知识大体包括三个层次：学科中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理论）和基本技巧、方法。

1.学科中的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是学科体系的“细胞”，是构成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科教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教师复习前有必要对学科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内涵与外延统一的方法、列表法、比较法、图示法等多种方法引领学生多角度全方位地理解，还要注意到与之相关的基本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同时精挑细选相关的题目进行针对性训练，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基本概念分析和解决部分问题，为学生进一步理解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奠定基础，并为第二轮复习时以基本概念为纽带构建知识体系或网络结构做好准备，而一般性的概念则可一笔带过。假如教师不分轻重主次地把所有概念都重新复述一遍，那么学生就无所适从、不堪重负。

2.学科中的基本观点和理论

基本观点和理论是构成教材体系的骨架和支撑点。这些是学生必须牢固掌握的，需要时能够快速地再现和回忆，属于“工具性”知识，是高考常考的知识，而且多以主观题（证明题、计算题）等形式出现，应该成为复习重点。对此，教师不仅要深入浅出地透彻地分析，而且要注意到知识的来龙去脉、纵横联系，通过分析比较，让学生深刻理解，还要举出典型实例（材料）让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和合作讨论予以解析，课后提供典型题目让他们及时训练，通过运用加强记忆，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如果学生离开这些“工具性”知识，就谈不上分析问题、思考问题，更谈不上灵活运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

3.学科基本技巧和方法

基本技巧和方法属于“方法性”知识。这类知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适合于本学科的共性的技巧和方法，适合于某些知识的个性化的技巧和方法，以及适合于运用方面的技巧和方法。第一个层次的技巧和方法应该在学科复习开始时做概括性的介绍，给予学生复习方法指导。第二个层次的技巧和方法应该落实到具体知识的分析讲解中，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基本知识。第三个层次的方法主要在运用中结合题目或实证材料进行点拨和指导。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一旦逐步掌握了一定的复习和运用知识的技巧、方法，就能如虎添翼，较大幅度提高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从而使自己的潜力得到有效挖掘。

二、基本知识的重要性

事实上，基本知识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问题是有些教师一走进课堂，却忽视了这个问题，误认为这些东西写在书上，印在资料中，甚至有详细的解析，上新课又讲过，所以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劳神费力，不如多讲点题目更实在，让学生依葫芦画瓢，功夫到自然成，熟能生巧，于是教材知识的复习犹如蜻蜓点水般被教师一带而过了。在教师的影响和暗示下，很多学生忽视教材知识的复习和巩固，终日埋头于“题海”之中，不停地忙于做题，甚至把教材抛到一边。不可否认的是确有少数学生，通过大量做题、反复做题提高了成绩，但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讲，依赖训练提高成绩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缺少必备的知识储备，缺乏必要的“工具”和方法，因此，教师在第一轮复习时要高度重视基本知识的落实，引导学生牢固地掌握基本知识。

只有基本知识落实到位，才能夯实学生基础。只有基础扎实，才能谈得上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快速提高，才能在高考中取得成功，有专家指出：立足教材，夯实基础是应试之基，是高考成功的“利器”和“法宝”。在这个问题上，世界著名的日本骏台学校，给出了很好的回答，该校在总结几十年办学经验时说：“如果认为我们是传授什么特殊的诀窍的学校，那就错了。建校至今，我们始终强调的都是牢固地掌握基本知识，如果基础不扎实，怎样拼命努力也是学不好的。”一句话，学生只有牢固地掌握基本知识，才能拥有“利器”和“法宝”，才能在高考中取得高分。

三、基本知识的有效落实

从教师复习角度讲，狠抓基本知识的落实，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1.搭建好舞台——备课

搭建好舞台，才能为演员充分展示技艺提供优质场所。教师课前充分而又精心的备课，是为自己展示风采搭建舞台，这样教师才有可能更好地、更自信地在学生面前展示自我。

课前的精心准备是有效落实基本知识的先决条件。教师要在研究考纲、高考真题、教材、教法、学法及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写好复习课的教案或提纲。教师在备课时要重点考虑：每个基本知识在章节、教材和模块中所处的位置，准确把握复习的重点和难点，合理分配复习时间；梳理与这些基本知识相关的知识间的联系，避免孤立地分析教材知识；适度地挖掘教材，进行必要的扩展延伸，让复习课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增加复习课的厚重感，而不是简单地“炒剩饭”复述知识；选择最佳角度帮助学生理解基本知识，深入思考知识如何讲解才能让学生更容易听懂听明白；揣摩基本知识考查的角度或方式；精选典型例题或材料，侧重于分析题型的特点与要求、解题的思路、方法和技巧，让学生领悟。教师要精选题目，让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训练，进一步巩固基本知识，最终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舞台上演绎精彩——课堂教学

复习课不能由教师唱“独角戏”，教师不能集导演、编剧、表演于一身。课堂应成为师生共同活动的舞台、师生联袂“表演”的场所。无论是知识的复习，还是例题的演示，不仅要讲究一定的策略和技巧，而且要让学生有动脑、动口、动手的时间和机会，让多种感官协同参与知识的记忆、理解和运用，让学生全员参与、全程参与课堂复习，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挖掘他们的潜力。师生共同演绎，教师能更好地了解学生，增强复习的针对性，减少无效性，从而提高课堂复习效率。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奥苏泊尔说：“假如要我把全部教育心理学仅仅归纳为一条原理的话，那么我将一言以蔽之，影响学习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生知道了什么，要探明这一点，并据此进行教学。”课堂上师生共同演绎，不仅使课堂气氛变得宽松活跃，教学过程变得轻松自如，而且能够让学生拥有更多的时间独立思考、自主探究与合作学习，从而有效地克服教师“满堂灌”的不良做法，有利于基本知识的巩固和掌握，进而大幅度提高课堂复习效率。

3.舞台的延伸——课后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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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人的本质；科学内涵；逻辑路径

【作者简介】陈秀，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安徽安庆246113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3—0010—04

人的问题，是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家永恒探索的斯芬克斯之谜，法国18世纪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过：“在人类所有的各种知识中，对我们最有用但是我们掌握得最少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以往一切优秀文化的成果，首次对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实践的、历史的、现实的系统而深刻的科学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伟大时代，更加系统地梳理和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重要论述，科学把握其逻辑路径，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内在逻辑关系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精辟论述，包含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内容。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体现。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问题，学界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亦取得了丰硕成果，综合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二是“劳动是人的本质”；其三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若要历史地、系统地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重要思想，仅将上述三个重要命题纳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范畴进行研究。难免缺少系统性、历史性和科学性。

深入系统地研读马克思在历史上的重要经典著作，会发现马克思在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上至少存在以下七个命题：第一，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第二，马克思在《导言》中进一步强调：“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第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肯定了黑格尔“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即“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第四，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论述强调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有意识的活动。”第五，在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强调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第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这段论述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第七，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上述七个重要命题，少有系统的梳理和思考。有人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是对人的本质的经典定义，把握此一命题足也。因此，往往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其他命题关注不够，甚至忽视其他命题的历史地位、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些研究者侧重于从概念性和常识化理解出发追问“人的本质是什么”，而较少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上去分析理解，以致于出现误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偏离历史语境。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命题的提出，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因此，在理解时，如果偏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仅从命题出发看命题往往会由于出发点的偏执造成误解。在“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这个命题上，有学者认为，不能把人的需要理解为人的本质，更不能抽象地把需要与人的本质等同起来，因为“需要”和“本质”属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有当作为主体的内在需要转化为人的外在的作用对象的实践活动，主观见之于客观，精神转化为物质，人的本质才得以生成，人的力量才得到发挥，需要才能得到实现和满足”。仅就命题本身而言，似有其道理。但是。如果联系马克思当时提出这一命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看。这样理解可能欠妥。因为，“马克思所谈的需要是与人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的需要本质上是自然物质长期进化的结果，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受社会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因此，人的需要是与人的社会存在紧密相联系的产物，它具有客观必然性。第二，割裂内在逻辑关联。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是系统的，但在学术研究中，有人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就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命题，这未免有失偏颇。因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思想是有机的逻辑统一体，且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系列命题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如果把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说成是某一命题而对马克思其他命题视而不见。势必割裂这一命题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之间的系统性和命题内部的内在逻辑关联。第三，理解缺乏整体性。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每一个命题都有其产生的科学方法，若断章取义，就会背离原意。有人在理解这个命题时，忽略了“在其现实性上”，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实际上，在这里，马克思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告诉人们把握人的本质要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给人的本质以一成不变的定义，即不是通过直观，而是通过现实的社会关系去考察。人通过劳动创造了社会关系，人是社会关系的创造者，社会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就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社会关系是人劳动的结果，而这一切的前提正是“在其现实性上”，如果离开了现实性，社会关系何以存在呢？

正确理解、科学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要求我们认真分析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善于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逻辑建构上去把握。在逻辑的建构上，马克思首先从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和扬弃作为切入点，以现实的个人作为逻辑出发点，阐述人的个体本质即现实本质，到人的类本质，再到人的社会本质即群体本质，通过内在的逻辑联系，使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内涵有机结合，从而构成一幅线索清晰、结构严密的逻辑图景。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逻辑起点

历史上看，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研究有着系列重要思想。马克思这些重要思想的形成同时经历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和扬弃、由唯心主义者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转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早期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影响，对人的理解还处于抽象人的本质阶段。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等同于人的自我意识，他肯定通过抽象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意识和创造性活动的能动性。因此在他那里，人成了纯粹理性的人，成为抽象的自我意识。针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抽象人”，费尔巴哈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确立了“人”的地位，提出了“自然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他把人看成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在他那里，人仍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抽象的人，人完全脱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实践活动，仅是一种自然的感性存在，是只有自然属性的人，而不是真正社会历史活动中的现实的人。马克思一方面同意费尔巴哈对宗教所作的批判，另一方面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像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则结束和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并从中找到了人的出发点。

以“现实的人”取代思辨哲学家的“抽象的人”，是马克思人的本质观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1844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充分肯定并扬弃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观点，指出劳动是人的现实活动，并把人的社会性和劳动结合起来，认为劳动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基础，人的类本质只能通过人的社会性劳动来体现。同时，人的本质是根据劳动性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通过对历史活动的深入研究，指出现实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创造一切历史活动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用精辟的语言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者的人的本质观，从社会关系中全面把握人的社会性本质。在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加深入地阐述了人的需要本质。可见，从黑格尔的“思辨人”到费尔巴哈的“自然人”，再到马克思的“现实人”，从批判“抽象的人”到扬弃“劳动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遵循着步步深入的过程，这是基于实践的认识而非形而上的独断，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非思想的判断，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彻底转变，实现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的质的飞跃。

三、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逻辑展开

从实践出发，从现实中把握人，是马克思与所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时说：“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可见，宗教神学是以神为出发点的。在马克思看来，“神”是异化了的人。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说：“哲学家无权构造一个人造的人，而必须描述一个实在的人。”而要对这个实在的人进行描述，就必须要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那么，如何才能了解人的生活为行为呢？卡西尔告诉我们说：“只有一条能揭开人类本性秘密的途径，那就是：宗教的途径。”可见，卡西尔了解人的途径仍然是宗教，而宗教使人神秘，人也始终是一个神秘的人。尽管他主观上也努力去把握现实的人，但实际上。“人”在他那里仍然是抽象的，因为他把“人”溶化到“符号”中去了，因此，使人失去了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

与唯心主义者具有本质区别的是，马克思一切人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同时，先后多次明确强调了他的理论出发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生命的存在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揭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内涵。而自然存在物必须以个体需要的生产和满足作为前提，以需要的生成与满足的动态关系为其内在动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的需要。个体的生命存在直接就是他们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因此需要是实现个人天然的内在必然规定性，只有它的力量才是本质的力量，所以，“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质”这个命题，无疑揭示了人的自然本质。需要作为人的自然本性并不局限于自然的界限中，而是在这一基础上打开了一个人与人交往的无限界域。人自身需要的满足往往以自己作为他人的需要为前提。那么，这里的“人”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马克思认为，要从对象、现实、感性的方面去理解，要诉诸实践的方式去理解，要从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中去把握人，而不是直观地去理解。人作为人而存在，是实践活动、劳动的结果。人的世界是人创造的，人创造了什么样的世界，就与什么是一致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从马克思原意可见，人是自我生成、自我所造的，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创造了自己。

人的个体本质与人的类本质之间有何关系呢？让我们认真审视来自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对进一步理解人的类本质和个体本质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绝不可忽视。在这个命题里，前后两个“人”所指向的内涵显然不同。“第一个‘人’指向的是大写的人即作为族类存在物的人，第二个‘人’指向的则是小写的人即作为个体存在物的人。”因此，“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可以理解为：“作为族类存在物存在的大写的人是作为个体存在物存在的小写的个人的最高本质，小写的个人要作为人存在，他必须具有作为族类存在物存在的大写的一般人的本质；否则，便不能作为人存在，或不能称作是真正的人。”换言之，每个个体作为人存在，就必须作为类存在物存在。而类本质是既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员、又作为人类社会的主体的人类每个成员所具有的共同特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充分揭示了人的类特性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我们常说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从人的本质的内在规定性上分析，如果没有这个类特性，人就不能成其为人。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作为自然界最特殊的存在物与动物界的根本区别。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从生物学角度讲是人，而从哲学角度讲不是真正的人，因为奴隶没有类的特性，没有自由自觉的活动，完全是被迫的。而只有人能够不局限于自然的界限，能够通过实践、劳动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通过人为了人”的生活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因此，马克思说，人是作为人的最高本质，只有具有类特性才真正是大写的人。

四、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系列命题的逻辑落脚点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步步深入、层层推进，这与人的具体的历史发展和“人”的概念的逻辑展开是一致的。“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这一命题，强调了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内在差异性、特殊规定性；“自由自觉的活动”无疑强调了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类特性、类本质。作为群体存在物，人与人之间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对人的本质论述的逻辑推进。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表现在其社会本质，是具体的人所具有的现实规定性。因此，把人类和动物相比较，马克思得出了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思想；把人和人相比较，得出了关于人的现实本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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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体育社会学的方法论原则是与其主干学科社会学相一致的，目前在体育社会研究中广泛运用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而逻辑实证则足根据一定的程序和策略来分析变量关系的逻辑方法，它更能考察到体育社会现象中人的社会属性，帮助我们探索到因果关系的本质。这两种方法在体育社会研究的资料分析中各有其特点，在作用上两者是相互补充的。因此，探究体育社会现象产生、发展、变化中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时，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的结合是必需的。

社会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体育社会学是在社会学发展的基础上，伴随着体育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育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理论观点为依据，来研究体育社会现象的一门学科。其具体研究领域包括体育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体育自身的结构与功能;体育和从事体育的主体—人的关系。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它的研究方法论原则是与其主干学科—社会学相一致的。实证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观点和方法，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广泛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收集人们对体育的态度、行为、观念等数据，经统计学分析得出相关体育社会现象的因果结论。然而，由于人类活动具有主观和客观的两个方面，因此在判断现象的因果关系时应充分认识统计分析与逻辑实证的辩证关系。

1、社会学中因果关系的本质

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其它科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解释现象。就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它是用社会事实来指出构成一些社会现象的原因。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就在其自己的范围内进行研究，要用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而不是用生理的、心理的来解释。

在自然科学中，一种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化是受自然界其它现象变化的影响，而不受人的意识支配的客观物质运动所决定的。其运动过程可以通过3种最基本的物理量纲—长度、时间、质量及其派生出来的速度、加速度、力等一系列指标体系加以准确的测量。对测量所获得的数据利用自然科学专业知识和数学的方法加以分析研究，认识和发现各种自然现象的本质、发展规律及其发生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可以重复出现(有周期性)的自然现象做出准确的预测和预报。这种如马克思所说的学科与数学相结合所达到的完善程度，是研究自然现象的所有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由此可以说自然科学所达到的完善程度是由自然现象的客观性，可用标准统一的纲量加以精确测量，以及大量自然现象的可重复性、同质性这样一些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而在社会科学中，社会现象是由在社会历史领域活动着的有意识、有思维、凭激情行动并追求某种目标的人所支配的。由于有人的主观性，由人主观意志所支配的运动过程往往很难用统一标准的来测量。尽管社会学工作者提出并建立了一套社会现象的指标体系，但还远远没有达到统一完善的程度。除此之外，很多社会指标本质上就是无法定量的，如性别的男、女差异就无法用定量来表达。从另一方面看，个人的活动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但由有理性的个人的活动所支配的社会现象也可以呈现统计学的规律性。这就像大量无规则运动的分子运动所形成的热物理现象，可以用分子物理学、统计物理学的理论来认识一样。社会现象也可以用对大量个体的观测所获得的信息，来认识其内在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用社会调查方法来认识社会现象，研究社会运动与发展条件和机制的一个基本思路。

从以上关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特征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研究比起自然科学研究来说要复杂得多。尤其在解释某一现象与其它现象的关系方面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说明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自然现象是客观的，是可以精确测量的，并具有重复的规律性。所以我们总能找到有关某一自然现象明确的原因与决定因素。如:植物生长这一自然现象是由于有“光合作用”的原因而引起的，而阳光、养分、水则决定了植物的生长。植物本身没有意志来控制其行为，吸收或不吸收阳光、养分和水来控制自己的生长。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采用与自然科学同样的决定论模式。但是由于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有时候因果关系太隐晦了.我们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数理统计寻找出确切的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研究中，社会学家希望发现哪些因素与哪些别的因素有关，哪些因素造成了别的因素发生变化，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第三个因素变化的影响等等。一般说来，社会学家总是用发生在后的因索去解释发生在前的因素。例如，在探究造成偏见的原因，就要探讨为什么一些人有偏见，另一些人却没有。可接受的原因包括:经济竞争、宗教意识、政治观点、童年经历、受教育类型和时间。如果我们知道受教育程度可以减少偏见，这种因果关系的解释，就是我们所能接受的社会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这种解释的逻辑，说明是否有偏见并不是研究对象自己选择或控制的，他们被一些力量，如童年经历、宗教信仰等无法控制的、甚至觉察不到的因素推到了有或没有偏见的其中一条路上。这就是说，造成是否有偏见的原因是人们无法控制的。有时候，人们对这种推理方式会感到不满，认为偏见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有些人之所以没有偏见是因为他们受过了教育。这就迫使我们对人们上学的原因作进一步的探讨，寻找原因背后的原因。使关于造成偏见的原因的研究进一步深人下去。从这一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引起一些社会现象的原因背后作深人的研究和解释。

2、体育社会学中数理统计和逻辑实证对资料分析的特点

体育社会学中，数理统计是用来证明体育社会现象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或体育社会现象与其它社会现象之间的，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一个变量与多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与多个变量的之间的某种关系。通过对按要求收集的数据进行数理统计，我们可知道两个变量是否相关，但我们要进一步知道两个变量在总体中的相关程度，我们还必须进行相关系数统计意义的检验。一般而言，P

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常需要知道造成某一社会现象一些原因背后的原因，这样才能使我们深人了解体育的社会学本质，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这就需要在数理统计的基础上，对体育社会现象的产生或变化的原因进行逻辑实证，既要从决定论的社会视角，又要充分从人的自由意志支配和人的社会属性特点，赋予看似僵化、稳定、划一的数据以新的活力和内在的逻辑力量。如:有一关于经济收人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研究，按数理统计的结果，人们的经济收入与体育消费水平呈相关(r=0.8186，P

3、体育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分析中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的结合

我国的体育社会学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较晚的学科。社会学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外来引人到中国化的过程。以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初级阶段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改革的实践为立足点，有鉴别地吸取西方符合中国国情的合理的东西，吸取现代科学发展的相关成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强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这是当代社会学家的使命。这就注定了作为我国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体育社会学，同样也必须努力探求中国化的道路，以求解决中国体育社会的实际问题。从这方面讲，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将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解释中国体育社会现象的实际情况。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中，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得出，与人们不参加体育活动相关性最高的是缺乏余暇时间。如果我们仅从数理统计的角度去解释，就会认为若有余暇时间，人们就会参加体育活动。但这种解释无法令人满意地说明人们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原因。因为另一个相应的研究表明，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有较多的余暇时间。有余暇时间当然是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如果我们结合逻辑实证进一步探讨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原因，就可能作出更深一步的解释。首先，从决定论视角，是否参加体育活动并不是研究对象自己选择或控制的。人们是被一些力量推动而作出是否参加体育活动的选择，而所谓的力量可以是受教育的程度、童年的经历、周围其它人的影响等无法控制的、甚至觉察不到的因素。这就是说，造成是否参加体育活动的原因是人们无法控制的。然而这种解释往往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第二，从个人选择的视角。是否参加体育活动是研究对象自己选择或控制的，人们可以在余暇时间里安排固定的时间参加体育活动，甚至在紧张的工作中抽出一些时间参加体育活动;也可以把余暇时间用于其它事情.而不参加体育活动。这就是说我们还应进一步探讨人们对参加体育活动的愿望如何，是什么原因造成人们没有余暇时间。实际上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欧美国家是不同的.人们对参加体育活动的愿望也可能不如外国人那么强烈。由于中国目前的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水平限制，人们在余暇时间更需要做其它事情，如:做家务、学习进修等等。

篇5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体系，就其最终所采取的形式而言，是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者构成的。逻辑学是整个体系的第一部分，也是全体系的灵魂和核心，而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则是逻辑学的应用或应用逻辑学。逻辑学是黑格尔整个著述中最能体现和表达其思辨哲学本质的著作，“是他思想的本体论或存在论”“是关于存在之规划，它是其体系的提纲”，它以语言晦涩，逻辑严谨，推理抽象被公认为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难读的经典著作之一。准确把握黑格尔逻辑学纯粹范畴的推演思路，是我们走进黑格尔哲学并对其学说作出合理评价的关键。本文以《逻辑学》第一部分“存在论”为参考，对黑格尔思想特征作一简要总结。

一、存在（sein）——逻辑学之开端

黑格尔在“扬弃”（anfheben）费希特和谢林思想的基础上，以“存在”（sein又译作“是”或“有”）为其整个体系的起点和开端。黑格尔认为“最初的开端绝不可能是任何经过中介或进一步得到规定的东西”[1]167，开端必须以直接的、最抽象、最无内容、最没有规定性为其标准，只有最抽象的东西才是最普遍、最能涵盖一切的东西。“存在”是一个“没有得到规定”的“纯粹的思想”，它只是一个“潜在的概念”，潜在地预示着某种规定性但其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的规定性。它的无规定性就决定了“存在”只能是一个最抽象的范畴，也只有在最抽象的“存在”中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演出其他一切具有规定性的范畴来。据此，黑格尔整个学说便以“存在”为推演起点。

概念一经被规定，就只能是具体的和有限的范畴。以“纯存在”为开端，可以具有规定性的范畴为开端所带来的逻辑困境，在本文由收集整理黑格尔哲学中，存在不仅满足于充当逻辑体系的开端和整个绝对精神的发端，它本身必须要在不断的矛盾对立中反观、充实自我，使其潜在的性质最终外化为现实的自然界和人类精神。因此以存在为开端，也同时蕴含着概念的辩证的、能动的发展本性。

二、存在（sein）——无（nichts）——变易（werden）

在逻辑学中，作为开端的“存在”或“有”除了表示一物或某物“是”以外，再没有任何规定性。“纯存在”本身再不具有规定性，而只是一个空虚抽象的无内容的概念。然而当人们更进一步地询问“纯存在”的实质时就不难发现，“纯存在”仅意味着“存在着一个无”。 因此，当作为逻辑学开端的“纯存在”反问自身时，便会从自身的自我否定推演出逻辑学的第二个范畴“无”。“无”（nichts）是存在的直接过渡，是存在自身直接的对立物，二者之间表现出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由于存在和无的对立是完全直接性中的对立，对立双方虽然在概念发展的过程中处于不同阶段，但就其本质而言，二者都是同样的无规定性，二者的区别“是一种意谓上的区别，或完全抽象的区别，这样的区别同时又是无区别。”[1]173存在和无是通过相互过渡证明只有把它们作为环节包含在内的两者的统一——“变易”才是它们两者的“真理”。“因此，存在和无的真理就是两者的统一，这个统一就是变易。”[1]195

这里就产生了逻辑学中的第一个具体范畴——“变易”（werden），“变易”是存在和无的动态统一，存在和无作为被扬弃的东西包含在变易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在存在和无的相互过渡中，变易表现出两种相互对立的规定性，即从无到有（存在）的“产生”和从有（存在）到无的“消亡”。

三、质——量——度

关于质与量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指出：“一般说来，质是与存在同一的、直接的规定性……某物之所以为某物，是由于它的质，它在失去自己的质的时候，就不再是某物。”[1]179“量是不复与存在同一的规定性，而是与存在分开了的。它是被扬弃的和转化成毫无所谓的质。它包含存在之变动不居，而事物本身，即存在（量是存在的一个规定性）并不会因它而遭受变动。”[1]179由此可知，“质”是一种直接的、抽象的、简单的并与存在同一的规定性，同时“质”是某物成其自身的本质规定性，质的改变也就意味着某物已经丧失了成为某物的本质规定性而成为他物。

在逻辑学中“质”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纯存在”—“定在”—“自为存在”的由低到高，由抽象到具体的阶段。质的规定使得特定存在成了与“他物”不同的“某物”，而“某物”的质又总是靠“他物”来规定。“某物变为一个他物，而这个他物本身又是一个某物，因此这个某物同一变成为一个他物，如此递进，以至无限。”[1]182黑格尔把这种“无限递进”称为“坏的无限”，他认为“这种无限时空虚的，知识有限之否定，而有限性仍然重复发生，还没有得到扬弃……这种无限乃是互相转化的某物与别物两项彼此交互往复之无穷进展。”[1]183“真正的无限”是包含有限在内的，不是对“有限”的存在的单纯否定，而是对这种否定之否定；即“在它的他物中也在它自身，或作为过程来表述，是在它的他物中同时也达到自身。”[1]183只有回到每个事物本身使之成为“自为的一”达到“真无限”，才能获得质的规定性。而其他各个“自为的一”则相对它来说便成了“多”，于是就有了“一”和“多”的关系，同时逻辑范畴的推演也就从质的规定进到了“量”的规定。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把“量”分为三个环节——“纯量”（die reine quantitat），“限量”（das quantum）和“等级”（das grad）。量是对质的扬弃和漠不关心，量的变化通常是渐进积累的，并不影响到质。但是一旦量的变化超过了一定的“度”，事物就会发生质的“飞跃”或质变，即从量变中产生出新的质。

四、存在论范畴推演之特征

转贴于

1.范畴推演之动因——范畴的自我推进

在《逻辑学》第一部分“存在论”中，黑格尔反对当概念进入到“质”的第二阶段——“定在”阶段时通过“他物”获得自身规定性的“无限”。他认为那种“无限递进，以至无穷”的推进方式不是对事物自身有限性的“扬弃”，而是仍然徘徊在有限性的层面上用“他物”否定“此物”，这是一种毫无结果的“坏无限”。而黑格尔认为“真正的无限”是包含有限在内的，不是对“有限”的存在的单纯否定，而是对这种否定之否定；即“在它的他物中也在它自身，或作为过程来表述，是在它的他物中同时也达到自身。”[1]183只有回到每个事物本身使之成为“自为的一”达到“真无限”，才能获得“质”的规定性。本文由收集整理“坏无限”或“恶无限”是一种简单的“线性追溯”，无限追问，因为人的经验的有限性就决定了这种直线式的追溯是没有终点的。而黑格尔所说的“真无限”或“好无限”其实是一种“圆圈”式的无限，这种无限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虽然从纵向来看范畴是无限推进的，但横向而言，范畴运转的范围和轨迹确实有限的。“真无限”不在通过“他物”来限制和规定以至于否定“此物”，而是“此物”通过自身并把自身看做“自为的一”，实现自己规定自己。逻辑范畴的推演其实是范畴的自我推进、自身发展。这一发展过程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

因此，在范畴发展的过程中不需要通过超然物外的“上帝”作为推动者，赋予范畴发展的动力。范畴的推演是在自我认识，自我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对自身的扬弃，让自身不断获得具体而且丰富的规定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范畴是“自足”的，而且每一个范畴都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这里也可以理解因何人们称黑格尔为“泛神论”者。

2.范畴推演之方法——“正反合”三段式

在整部《逻辑学》中，从最初的“纯存在”到“绝对理念”中间经历了诸多阶段。在阅读逻辑学著作时，如果仅仅通过范畴自我推演、自我发展，单纯地从前往后推演，从开端到终点的线性推理经常会遇到一些理解上的困惑。因为但凡理解黑格尔逻辑学范畴演进规则的人都认为，当阅读理解过程受阻于某一概念时，最应该从下文寻求“暗示”，而这种“暗示”在逻辑学中随处可见，这里其实把握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法——“正反合”三段式推理模式。

宏观上，黑格尔整个《哲学全书》是一个“正反合”的“大圆圈”，即逻辑学（正题）——自然哲学（反题）——精神哲学（合题）；再如作为逻辑学有机构成部分的“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螺旋式发展的“圆圈”，即“存在”（正题）——“本质”（反题）——“概念”（合题）。而当我们的理解深入到具体各部分时，同样会发现存在论中最初的“存在”（正题）——“无”（反题）——“变易”（合题）的三段式，以及“质”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纯存在”（正题）——“特定存在”（反题）——“自为存在”（合题）。

篇6

关键词：Peirce；科学家；逻辑学家；科学；指号学；化学概念

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其一生曾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悲剧”〔1〕，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也是美国至今产生的最有创造性、最具多才多艺的伟大思想家。他广博的研究涉及非常不同的知识领域：天文学、物理学、度量衡学、测地学、数学、逻辑学、哲学、科学理论和科学史、指号学、语言学、经济计量学和实验心理学等等。而且这里的许多领域，Peirce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倡导者、先驱甚至是“鼻祖”。Russell早就做出评价：“毫无疑问，他是十九世纪末叶最有创见的伟人之一，当然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2〕而当代在世哲学家H.Putnam称他为“所有美国哲学家中高耸的巨人”〔3〕。

虽然Peirce的思想具有极为广阔的视野，但当今学者所公认、Peirce本人也承认的他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却是科学和逻辑学。科学和逻辑学是Peirce毕生付出精力最多的两个领域，也是他在大学毕业后决定他一生将做什么时曾犹豫不决的两种选择。但在其学术兴趣上它们是他的孪生子，二者在理论联系上常常是融为一体，成为Peirce最倾心关注的焦点。而且，作为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经验是Peirce整个哲学系统构建的基础与出发点，是贯穿他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实际上，科学和逻辑学的共同追求正是Peirce为自己所界定的生活目标。把握他的这一显著特征，我们可考察作为科学家的Peirce与作为逻辑学家的Peirce之间的某些联系。

1科学家职业、逻辑学家志向

从实际从事职业来看，Peirce是位科学家，包括化学家、大地测量员、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实验心理学家等等；同时这也是他谋生的门路，是他最早获得学术名声的领域。

成为一名科学家，Peirce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同时这也是他的亲戚朋友尤其是父亲所期望的。Peirce出生于具有良好科学氛围的家庭，特别是其父亲BenjaminPeirce是哈佛大学天文学和数学Perkins教授，也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数学家。Peirce从小由其父亲教授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其聪颖智慧深得父亲欣赏。而Peirce本人也深受父亲影响，尤其是在父亲1880年去世之后，他极想遵照父亲遗愿而继承父亲的事业，从此专注于科学研究。

在Peirce十几岁时，他已经在家中建立了私人化学实验室，并写出了《化学史》；其叔叔去世后，他又继承了他叔叔的化学和医学图书馆。18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父亲安排他在美国海岸测量局（后来改名为海岸和地质测量局）野地考察队作为临时助手学习锻炼了一年；而同时他私下跟随哈佛动物学家LouisAgassiz学习分类学方法。1862年进入哈佛的Lawrence科学研究所，并于1863年毕业获得化学理学士。其间于1861年他再次进入海岸测量局，但这次是作为长期助手；1884年10月至1885年2月主管度量衡办公室；1867年父亲成为海岸地质测量局的第三任主管，Peirce于同年7月1日由助手(Aide)提为副手（Assistant），职位仅次于主管；他的这一职位上一直持续到1891年12月31日，时间达24年半之久。从1872年11月开始，他又负责钟摆实验；在1873—1886年间他在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站点进行钟摆实验。晚年（1896年直到1902年）主要为圣劳伦斯能量公司做顾问化学工程师。

同时，Peirce在1867年被安排在气象台从事观测工作，并于1869年被任命为副手。他曾是一次日环食和两次日全食现象的观测者，还负责使用气象台新获得的天体光度计。1871年其父亲获得国会授权进行横跨大陆的地质测量，Peirce由此又成了职业的大地测量员和度量衡学家。

Peirce生前虽只出版过一本科学方面的书（《光测研究》(1878)），为《theNation》杂志撰写的短评、书评现多收集在由Ketner和Cook编辑出版的《ContributionstotheNation》中；但他在海岸地测局和哈佛气象台的诸多贡献已经为他（也为这两机构）在很年轻时就赢得了国际（特别是在欧洲）声誉（Peirce1870年、1875年、1877年、1880年和1883年先后五次接受测量局任务到欧洲考察，同欧洲的许多科学家建立了联系，并极力主张扩大科学界的国际联系）。Peirce于1867年成为美国文理学院的常驻会员，1877被选为国家科学院的成员，1880年被选为伦敦数学学会成员，1881年被选进入美国科学进步协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现在Peirce已被认为是采用光波长来测定米制长的先驱。

然而，尽管他原本可以很好地专职于科学职业，并有广阔的前景；并且事实上，他也是由化学进入了各种各样的科学部门，并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和精力，成为美国当时杰出的科学家。但与逻辑学相比，它们只是他生命的第二焦点。

从理想志向来看，Peirce视逻辑学为其天职。早年在父亲指导下学习《纯粹理性批判》时就认为康德的失败主要在于其“平庸的逻辑”，要超越康德体系，必须发展一种崭新的逻辑。他声称在12岁时已经除了逻辑别无其他追求；甚至在生活潦倒、疾病缠身的困境中他依然坚持这一工作。他建有自己的私人逻辑史图书馆，他是近代以来少有的精通古代和中世纪逻辑的一位逻辑学家。他自己说，他是自中世纪以来唯一全身心贡献于逻辑学的人，并声称他是终生的逻辑推理学习者。1906年他在美国《WHO’SWHO》中把自己命名为一名逻辑学家，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晚年在Milford的Arisbe，他形容自己为田园逻辑学家、逻辑学隐士。与具有美好前程的科学职业相比，Peirce之所以热中于当时不可能成为谋生手段的逻辑学，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既定学术目标的追求：要发展一种有前途的逻辑。他对于逻辑的执著和热情，使得他在逻辑学上的贡献并不亚于科学。

年仅二十几岁时，Peirce就开始在哈佛和Lowell学院作关于逻辑学的演讲；从1879年直到1884年，在保持海岸地质测量局职位的同时，他作为JohnsHopkins大学（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研究生学院）的兼职逻辑学讲师（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获得的大学职位），并在这期间出版了他第二本书（也是最后一本）《逻辑研究》(1883年，Pei

rce主编)。这本书在当时的美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有较大影响。在1901年，他为Baldwin的《哲学心理学辞典》撰写了大部分的逻辑学词条。

虽然Peirce只有短暂的学院生活来传播他的逻辑理论，但在他那个时代，Peirce已经是一位国际性人物。在五次访问欧洲期间，虽然他是作为科学家去考察，但不仅碰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也会见了当时知名的数学家与逻辑学家，包括DeMorgan、McColl、Jevons、Clifford、Spencer等，还与Cantor、Kempe、Jourdain、Victoria夫人等保持着通信关系。1877年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W.K.Clifford评价“CharlesPeirce...是最伟大的在世逻辑学家，是自Aristotle以来已经为这一学科增加实质内容的第二个人，那另一个是GeorgeBoole，《思维规律》的作者。”〔4〕

而在今天，Peirce学者不断发掘出的Peirce的逻辑尤其是现代逻辑贡献更是值得重视。一般认为，他早期主要是作为一名布尔主义者（Boolean）从事代数逻辑方面的研究，而晚年他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图表逻辑方面，主要包括存在图表系统和价分析法。1870年Peirce的“描述一种关系逻辑记法，源于对Boole逻辑演算的扩充”是现代逻辑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为它第一次试图把Boole逻辑代数扩充到关系逻辑，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引入（比Frege的Begriffschrift早两年）多元关系逻辑的句法。在1883年之前他已经发展了量化逻辑的完全的句法，与直到1910年才出现的标准的Russell-Whitehed句法仅仅在特殊符号上有点不同。

在对于数理逻辑贡献的广泛性和独创性方面，Peirce几乎是无与伦比。与逻辑主义学派的Frege相比，Peirce的特殊贡献不在定理证明方面上，而更多的是在新颖的逻辑句法系统和基本逻辑概念的精制化发展上。他创造了十多个包括二维句法系统在内的不同逻辑句法系统。把实质条件句算子（在他那里的形式为“—<”）引入了逻辑学，比Shaffer早40年发展了Shaffer竖并仅仅基于这一算子发展了一完全的逻辑系统。还独立地系统采用了真值表方法和归谬赋值法，过早地意识到Skolem前束范式的技术。在JohnsHopkins大学教书期间，Peirce开始研究四色图猜想并发展了逻辑和拓扑学特别是拓扑图论之间的广泛联系。

我们看到，Peirce不仅是有着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逻辑学家。然而在二者关系上，首要的一点是：他承认自己热爱科学，但坦言对于科学的研究只是为了他的逻辑；因为逻辑的研究需要从各种特殊科学（还有数学）的实际推理方法中概括出一般的逻辑推理方法，而决不是仅仅从逻辑书籍或讲课中背诵、记忆和解题；多样化的科学研究正是为了逻辑之全面概括，由它们获得的材料形成了逻辑学的基础和工具。实际上，这种前后的“从属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晚年常常是以作为科学家的收入来维持从事逻辑学研究的时间。

2逻辑学作为科学

虽然上文表明逻辑学家Peirce与科学家Peirce之间有近乎目的与手段间的主从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它们还有更为深刻的一层关系，那就是：逻辑学也是科学。很显然，这是Peirce长期的实验室经历已经使得他以科学的方法处理所有问题（他有时的确称自己为“实验室哲学家”）包括逻辑学了。

我们首先看，科学在Peirce那里意味着什么？Peirce看到大多数人包括科学界之外的人都习惯于把科学视为特殊种类的（主要是指系统化的）知识，而他更愿意像古希腊人那样把科学作为认知的方法，但他强调这种方法一定要是科学探究（inquiry）的方法。知识开始于怀疑，为了寻求确定的信念我们必须要解决（settle）怀疑，一般解决怀疑的方法主要有情感方法（求助于自己的感觉倾向）、信忠团体的方法（选择那些最适合其社会团体的那一信念）和尊重的方法（求助于自己对于某特别个人或机构的尊重之感情）等；但这些方法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的非客观的方法，它们往往只通过怀疑者自己的行为、意愿来选择信念，缺乏足够的证据。而真正客观的方法只有科学探究的方法，在这种方法指引之下，探究者从经验出发基于科学共同体(community)的合作去寻求真理（TRUTH）或实在（Reality），这也正是科学活动；最终的真理性认识可能并不是由某一实际的探究者所发现，但只要是遵循这种方法、运用先前的结果，最后都必定会一致达到真理的。这正是Peirce在《通俗科学月刊》上发表的两篇经典性论文《信念的确定》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中所阐述的实用主义（与后来James版本的实用主义有很大不同）方法相一致的，事实上如Peirce所指出的，实用主义不是什么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方法，一种科学探究的方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Peirce把逻辑学视为设计研究方法的艺术，是方法之方法，它告诉我们如何进行才能形成一个实验计划；逻辑就是对于解决怀疑的客观方法的研究，是对于达到真理之方式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成为“科学人”。现代科学之优于古代之处也正在于一个好的逻辑，健全的逻辑理论在实践上能缩短我们获知真理的等待时间，使得预定结果加速到来。

但是我们发现，他在思想更为成熟的阶段是把逻辑学的科学属性放置于指号学（Semiotics或更多的是Semieotics）的语境中来考察的，虽然这种处理与以上把逻辑学视为科学方法之研究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

Peirce不止一次指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逻辑学就是指号学或关于指号的理论，仅仅是指号学的另一个名字。〔5〕它包括三个部门：批判逻辑学（CriticalLogic），或狭义上的逻辑学，是指号指称其对象的一般条件的理论，也即我们一般所谓逻辑学；理论语法（SpeculativeGrammar），是指号具有有意义特征的一般条件的学说；理论修辞（SpeculativeRhetoric），又叫方法论（methodeutic），是指号指称其解释项的一般条件的学说。〔6〕这种划分可能受中世纪大学三学科：语法、辩证法（或逻辑学）和修辞的课程设置的影响，指号学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于中世纪后期所理解的逻辑的现代化版本。而我们在此需要强调的是，Peirce把指号学视为经验科学、观察科学。推理就是对于指号的操作，观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号学同其它经验科学的不同在于它们实验操作对象不一样，在于其它科学的目的仅仅是发现“实际上是什么”而逻辑科学要探明“必定是什么”。但既然是经验科学，根据经验学习的科学人进行逻辑推理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可错的即准必然的（事实上，任何逻辑必然都只是相对于特定

推理前提而产生必然的特定结论）。

更进一步，Peirce把狭义上的逻辑学(logicexact)分成假设逻辑（abductivelogic）、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三部分。显然这比传统逻辑上演绎（必然的）、归纳（可能的）二分的做法多出了内容。Peirce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对于Aristotle三段论基本格研究的结果，他认为Barbara集中表现了演绎推理的本质，而作为特殊的演绎三段论Baroco（把Barbara中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小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和Bocardo（把Barbara中的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大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如果把它们的结论考虑为或然性的，则分别相应于假设推理(abductivereasoning)和归纳推理。但更重要的是，Peirce在此显示出了逻辑学与科学的最合理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演绎逻辑也即数学的逻辑，而假设逻辑和归纳逻辑主要就是科学的逻辑。在演绎逻辑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情况下，他终生的愿望就是要把归纳和假设（Abduction）同演绎一起坚固地和永久地确立在逻辑概念之中。在科学探究过程中，假设、演绎和归纳先后组成了三个不同阶段的科学方法，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科学探究能自我修正。

Peirce把假设放在首位，作为科学探究程序的第一步，目的在于发现和形成假说。假设是为解释违反规律（或习惯）的意外事实而产生假说的过程，它能产生新信息，Peirce把它视为所有科学研究甚至是所有普通人的活动的中心。但这种假设并没有提供安全可靠的结论，假说必须要经过检验。于是，还需要演绎来解释（explicate）和演示（demonstrate）假说即得出预言；再后由归纳回归到经验，旨在通过观察被演绎出的结果是否成立来证实或否证那些假说，即决定假说的可信赖度。在这连续的三种推理形式中，假设是从意外事实（surprisingfacts）推到对事实的可能性解释，演绎是从假说前提推到相应结论，归纳则是从实例到一般化概括。经过这样的科学探究，我们在科学共同体中将能不断接近真理。

3逻辑学中的化学概念移植

为更具体地论述Peirce的科学研究与逻辑学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在此可谈到Peirce对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向逻辑学研究的成功应用，这突出表现在化学上。因为化学是Peirce的大学专业，也是他进入整个经验科学的入口。

逻辑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领域，事实上从近代以来，就从数学（包括代数和几何）理论那里找到了非常有力的发展动力和理论技术。我们在此谈到的化学概念应用作为整个自然科学概念推广中的一例其实也是Peirce为发展逻辑学而提出的。

首先，Peirce晚年极为倾心的存在图表逻辑构想正是基于化学图表原理（可能还有拓扑学方法的启发）。存在图表是Peirce在其指号学背景下对Euler图和Venn图的重大发展，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其在自然、直观、易操作上要远胜于代数方法（包括标准的Peano-Russell记法），因为我们心灵的思想过程被同构地展现在推理者面前，对于图表的操作代替了在化学（和物理）实验中对于实物的操作。化学家把这样的实验描述为向自然（Nature）的质疑，而现在逻辑学家对于图表的实验就是向所关涉逻辑关系之本性（Nature）的置疑。〔7〕

第二个例子，现代逻辑（可能从《数学原理》开始）中的一对基本概念:命题和命题函项（或有时称为闭语句和开语句）原本就是来自化学中的“饱和”（Saturation或Gesättigkeit）和“未饱和”概念。Peirce用黑点或短线来代替语句中的“指示代词”（即逻辑中的自变元），得到形如“——大于——”、“A大于——”这样的形式，它们分别被称为关系述位（relativerhema）（区别于像系词一样的关系词项）和非关系述位，也即他那里的谓词（谓词是几元的取决于我们到底如何选择去分析命题）。他指出，述位不是命题，并坦言“述位在某种程度上与带有未饱和键（unsaturatedbonds）的化学原子或化学基极为相似。”〔8〕然而不无意外，我们发现同时期欧洲大陆的Frege也正在独立地从化学概念得到逻辑研究的灵感。他把诸如“……的父亲”的函项记号称为“未饱和的”或“不完全的”表达式，以与专有名词相区别。〔9〕超级秘书网

另外一个例子是Peirce提出的价分析（ValencyAnalysis）法。正如名字所显示出的，它同化学中的化合价概念密切相关，Peirce所使用的词语Valency直接源于化学中的术语Valence即化合价。价分析是Peirce在图表化逻辑思想指引下于存在图表（ExistentialGraphs）之外创设的另一种二维表现法。其中，显然他是把思想中概念的组合与“化学离子”的组合相比拟，如他采用类似“——”这样的结构表示带有“开放端（looseend）”(即黑点后面的横线)的实体，即谓词；这就是化学中离子结构的简单变形。由于它们的开放端导致的“不稳定”（正像离子本身不稳定一样），开放端之间就可能连接起来形成共同“键”（bond）。如“——”同“——”可形成“——”样式的新结构〔10〕。正是利用这样的离子组键技术，Peirce成功证明了其著名的化归论题，即对于三元以上关系都可化归到三元和三元以下的关系，但一元、二元和三元关系却不能化归。这一论题是他哲学思想体系中所坚持的三分法原则的逻辑证明。

综观Peirce的科学家经历和逻辑学家志向，Peirce把逻辑学视为对于各种科学推理方法的概括，同时又把逻辑学理论指导、应用于科学研究过程。二者紧密相连，互为作用。而更为突出的，他的逻辑贡献大都可追溯到其多样化的科学研究，他的逻辑独创往往也是其科学研究经验的启发性建议。笔者以为，研究Peirce的这些方面，我们至少可得出以下启示：逻辑学应从数学和科学推理实践中概括推理的一般本质；逻辑学家应尽可能学习、掌握科学（传统逻辑就因为没有这样做而失败，科学家非逻辑学家或逻辑学家非科学家都不能胜任于对科学推理的分析工作），因为拓宽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必将能加强逻辑学家对于逻辑科学的贡献能力；同时科学家要想更为一般地把握住推理方法也应了解逻辑学，但是前者在当前学术界值得特别注意。当前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逻辑学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加快发展自己；而经验科学（不再仅仅是数学）必能使得逻辑学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已经是被现代逻辑的发展史（特别是初创时期）所证实的。

参考文献：

〔1〕库克.现代数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61.

〔2〕罗素.西方的智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276.

〔3〕HilaryPutnam.PeircetheLogician〔J〕.HistoriaMathematica,9（1982）.292.

篇7

引言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形式逻辑课教学必须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灵活的应用到课堂之上，探索必要的教学方法改进，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下面，笔者在概述形式逻辑课的四大特点之后总结教学改革的三大原则，最后提出六条改进方法。

一、形式逻辑课程的特点――教改的难度

形式逻辑课是一门研究思维的课程和科学，它是对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研究。受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影响，其研究过程和其他学科有着本质的区别。想要讲清楚这门课程、让更多的学生取得学习的效果，就必须全面、准确的认识这门课程的特点和难点，从而有的放矢。

1.内容单调枯燥

形式逻辑学的知识点较少，内容较为单调，理论性东西短缺。例如，在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这一部分的内容中，仅仅只有同一律的基本内容以及违反后的逻辑错误这一点内容，如果不进行透彻的分析，只需要几句简单的话便可以完成，学生掌握难度较大。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需要不断地重复，不仅使得教师重复??嗦，也让学生无心继续学习，教学难度较大。

2.知识抽象、难懂

形式逻辑学的内容大都较为抽象，在进行判断时也要考虑判断的逻辑性，讲课时内容也十分抽象，常常听得学生昏昏沉沉、云里雾里，真正掌握其中内涵比较困难。

3.知识环节性很强

形式逻辑学的知识点之间衔接的非常紧密，从概念到判断再到论证往往一环套一环，任何一个部分存在弱点都可能造成知识缺陷，给整体的学习带来倍增的难度。

4.实际应用难

在学习了逻辑知识之后，大家在工作、生活、学习中需要不自觉的运用，但是在讲知识要点与具体实际联系在一起时比较困难，逻辑学的思维形式、思维规律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这些逻辑学的自身特点给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也给教师工作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想要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必须进一步深入了解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二、形式逻辑教改的思路――教改的原则

教学改革的大趋势下，教师必须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教法上有所提升，从实践中提高创新能力，坚持正确的原则。

1.课堂讲授为主的原则

课堂是教师进行传授的主要平台，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主要依靠教师的讲授。教师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之后，要在“怎么教”上面多进行研究，让学生能够在愉快的课堂过程中获得知识。教师要珍惜每一节课堂的机会，增强课堂教学动能，正确处理好联系、讨论、讲授等环节的相互关系，不能忽视讲授的主导地位。

2.精讲多练原则

教师给学生传授知识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在课堂讲授中，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必须要把握“准”字和“精”字，让学生通过课堂充分掌握所要学习的要点和体系，领悟到知识的切入点。逻辑学的课程虽然基本表述比较简单，但是运用困难、程序繁多，这需要教师在进行教学安排时，把练习贯穿到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通过练习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达到教学目的。

3.提高能力的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动脑能力。现如今学生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习的知识较为单一，机械古板，思考问题时逻辑混乱。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积极地引导学生，让学生能够运用知识和理解知识，举一反三的运用到实践中。

三、提高逻辑学教学效果的具体措施――教改的方法

1.精心备课

备课是每一节课的必要环节，也是好的教学效果的基础。备课时不仅要备教法、备内容、备教材还要备学生。教师需要针对实际情况，创设不同的课堂情境和教学过程，保证思路清晰、有备无患。

2.精选教例

形式逻辑学课程的内容大多比较枯燥，规则和形式比较多。想要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就必须在引用教例时多加注意。教例要能够集中反映事物的共同本质，有利于学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思维能力提升。

3.科学传授

传授内容确定之后，采取怎样的方法使学生能够掌握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课堂讲授力求表达准确、深入浅出、启发引导、层层递进，切忌似是而非、拖泥带水。不管是讲概念、判断还是推理、论证，都要从基本知识入手，使学生在充分理解的前提下，引导学生学会运用。在引用教例时要准确、适时、恰当，使学生在理论教学中学习知识，在案例教学中体验知识，把知识融化于实际中。

4.双向交流

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教师的教说到底是为了学生的学。要实现预期的教学目的，教师在优化讲授的同时，必?随时把学生引导到教学活动中来。不管是教学内容的设计，还是课堂教学的组织，都要调动、激发、引导学生进入教学角色。这样才能够通过良好的反馈机制促进双向交流。

5.强化训练

在教学过后要注重学生运用教学内容和课堂知识的训练，指导学生在正确的逻辑思维下解决实际问题。教师所安排的各个教学环节都应当紧紧围绕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行，方便学生接受更多的逻辑训练。

6.严格要求

教学质量的提升与教师的严格要求密不可分，教师在把握了认真教学的原则后还要注意对学生要求的严格性，通过对教法的不断探索，形成一套固有的传授模式。

篇8

关键词： 物理概念 内涵 外延 教学策略

一、物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例谈

通常认可的形式逻辑学著作中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描述是：概念的内涵，就是指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人们常常称之为概念的含义。概念的外延，就是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对象，人们常常称之为概念的适用范围。概念的外延可以是在客观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

内涵是概念质的方面，它说明概念反映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外延是概念量的方面，它说明概念反映的对象有哪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概念的内涵、外延的确定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概念的涵义和适用范围是确定的，不能任意改变或混淆不清。概念内涵、外延的灵活性，是指在不同条件下，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概念的涵义、适用范围是可以变化的。任何概念都是确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否认确定性，会犯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错误，否定灵活性，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下面举例来说明什么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课堂上，假如教师向学生提问“力”的概念，大部分学生可能会回答：“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但是也很可能有一部分学生回答：“像重力、弹力、摩擦力这样的就是力。”这里面，通常我们所认为的力的概念“物体对物体的作用实质上只是力这个概念的内涵，而重力、弹力、摩擦力等是力这个概念的外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再举一例：“机械运动”这个概念的内涵是“物体的空间位置随时间的变化”，其外延是匀速直线运动、变速直线运动、抛体运动等所有的机械运动具体形式。

通常教师要学生背诵概念，主要是希望学生指出概念的内涵而并非外延。在少数情况下，学生背诵的是概念的外延，如关于“机械能”的定义在高中阶段一般认为是：“动能和势能统称为机械能。”像这样的定义我们给它们起一个名字叫做“描述性定义”（关于“定义”的具体问题将在后文详述）。其实，在高中教学中我们通常所说的诸如“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说法说的是概念的“内涵”，我们讲的描述性定义说的是概念的“外延”。

但是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些教师在教学的时候更关注于概念的内涵，而忽略了概念的外延也是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一些教师将概念等同于概念的内涵，在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下，其对概念的教学就会是不全面的。比如，如果上例中的教师单纯地判定“像重力、弹力、摩擦力这样的就是力”这个答案是错误的话，那么就会导致学生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割裂开来。这显然是不利于学生学习概念的。恰当的做法是在概念教学中坚持内涵与外延并重，教给学生关于概念的完整知识。

关于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性和灵活性，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形式逻辑只研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性。灵活性是辩证逻辑所研究的问题。高中物理概念教学一般只涉及到概念外延的灵活性。其中，最典型例子就是“质点”这个概念。因为是否把一个物体看成质点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所以“质点”的外延到底包括哪些物体也就不能够确定了。这就是概念外延的灵活性。

二、相关教学策略

1.在概念教学中讲授内涵和外延的知识，并让学生加以练习。

正如刚才的例子所说，大家都能够认同例子中的教师问学生的问题必然是请学生说出“力”这个概念的内涵。如果教师能够在教学中学生发现这样的错误，则恰好就是向学生渗透“内涵和外延”知识的大好时机。教师甚至可以告诉学生什么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且引导学生针对所学的概念分别说出其内涵和外延。这样做的好处有四点。

（1）能够使学生从内涵和外延两个侧面去全面地认识所学之概念，加深对所学之概念的理解。“在教学中，如果只让学生了解物理概念的内涵，则学生往往觉得太原则、太抽象，即使从字面上理解了，但心里总不踏实，颇有不可捉摸、囫囵吞枣之感。反之，如果学生只了解物理概念的外延，记住了不少物理事例，却抓不住实质，就颇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感”。所以，让学生从两个方面对概念进行思考和学习，显然有助于学生更全面、更深刻地去理解和认识概念。

（2）可以让学生亲身体会到逻辑思维在物理学中的作用，从概念知识中学到逻辑思维方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思维方法是逻辑学中典型思维方法之一，而且其理解上的难度不高，大部分高中生都能够理解。学生学会这个逻辑学思维方法后，就可以亲身体验到逻辑思维方法在物理学习中的作用，从而慢慢习惯利用逻辑思维方法去思考所学到的物理知识，这显然是新课程目标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3）可以让学生更容易认可描述性定义。学生对描述性定义并不容易接受，认为其缺乏科学性、“不讲理”。但是如果学生知道了概念的外延也是概念的一个重要部分之后，就会发觉描述性定义也是具有逻辑性的，就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描述性定义了。这对学生认同教材内容的合理性是有帮助的，正如前面所说的，教科书编写者“希望学生通过学习感到物理是‘说理’的”，而引导学生发现教材中各种说法的逻辑性恰恰可以达到教材编写者的这一要求。

（4）客观上还可能提高一部分学生学习物理学的兴趣。对于大部分高中学生而言，“逻辑学”是很新鲜和有趣的，如果让他们在学习中接触一些逻辑学知识，并将其运用于物理学的学习之中，就可以提高他们学习物理学的兴趣。事实上，接触逻辑学知识也可以提高学生对其他学科的兴趣。

2.在适当的时机向学生渗透概念的确定性和灵活性的知识。

教师应该在恰当的时机向学生介绍上述逻辑学思想，但是这样做并不是希望学生掌握这个逻辑学知识，而是希望借此来培养学生这样一种价值观，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即使物理概念也是如此。但是也不能否认物理概念的确定性。广义地讲，任何事物都有其确定性和灵活性，“否认确定性，会犯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错误，否定灵活性，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也就是说，在遇到相应的物理学知识时，适时向学生渗透概念的内涵、外延的确定性和灵活性的思想，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与新课程理念的三维目标要求相吻合。

参考文献：

［1］闫金铎，田世昆.中学物理教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2版.

［2］叶春放.逻辑学与物理教学［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3.

篇9

关键词：“现象学”之谜|私人语言|现象学描述

有一种观点因颇具说服力而相当流行：自从维特根斯坦提出了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问题之后，以笛卡尔式自我反思为特征的“意识哲学”便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这在二十世纪哲学流派中首当其冲的是便是胡塞尔现象学。关于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和现象学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倪梁康先生与张庆熊先生几年前曾有过一场争论[1]，彼此相持不下。而随着国内近来对维特根斯坦在其思想转型期的所谓“现象学阶段”的关注和研究，以上这种观点又再一次地凸显出来[2]。维特根斯坦发现无论我们创造什么样的语言，都无法直接描述、或者说如“现象”本身那样把“现象”复制在语言中，而只能借助于公共性的范畴与普遍性语词来言说现象。所以他认为对现象直接描述的“现象学语言”是不可能的。显然，他后期的私人语言批判，是他这个所谓“现象学阶段”之后的一种自然归宿。

不过，笔者认为，胡塞尔现象学从未试图用一种私人语言来进行现象学描述。作为一门尘世的（Weltliche）学问，它需要能被所有人传达和理解。它从未试图创造一种专属于自己的“现象学语言”，它所使用的语言正是我们每天所言谈与理解的日常语言。然而必须承认，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以及维特根斯坦对自己所尝试的“现象学语言”的否弃，向胡塞尔现象学所提出的真正值得反思问题在于：使用一种公共性语言进行现象学描述所必然带来的解释学前设，与现象学还原所要求的彻底性，两者之间不矛盾吗？胡塞尔是否把捉到了这一问题，他又是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的？由此现象学描述、现象学方法还有怎样一种意义？

一、胡塞尔：对语词普遍性之承认与对逻辑范畴之还原

关于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对现象进行描述以及这种语言自身的特点，胡塞尔是有着清醒的方法论认识的。在《观念I》中他曾明确地指出：“属于表达行为本质的普遍性意味着，被表达者的一切特殊性绝不能在表达中被反映。意指层不是，而且必然不可能是一种对底层的复制”[3]。一方面，语言与存在是异质的，表达是普遍性的意指。胡塞尔所说的在现象学还原之后对于现象的直接描述，并不是要对于感觉予料进行直接的描述或者直接复制；他在其现象学工作中从来使用的都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如果说他对这种语言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只是“表达的忠实与无歧义性”。他说：[4]

在本身只不过是在纯直观中产生的本质理论的现象学中，我们在先验纯粹意识的例示性所与物上实行直接的本质看行为，并以概念或术语将其固定。使用的字词可能取自日常(allgemeinen)语言，这类字词含义分歧，由于意义多变而词义模糊。只要它们在实际表达的方式中“符合”（decken）于直观所与物，它们就具有一种确定的、当下实显的和明晰的意义。

因此，所谓忠实与“符合”、对现象的直接描述，不能误解为寻求与现象的直接同一，而是在“本质看”之后用范畴性的语言将直观到的范畴形式与共相固定下来，形成谓词表述的“事态”，这是一种知性对象性，它表达的是从感性对象中抽出的意义层面，而不是对直观充实的直接再现。现象学的构成不是质料构成，而是意义的构成；现象学描述就是要澄清在一系列意义呈现中那些意向与意向内容方面的细致的本质差异、规则与过程[5]。要做到描述的忠实，只是要排除各种已有的本质理论的影响，对它们实行现象学还原；要做到无歧义性，只是要求术语的严格与明确，而并不是另去创造一套理想的人工语言。

但另一方面，现象学的无“前提性”要求是否也必然涉及对逻辑范畴本身的还原？进而也涉及对一种用来理论描述的公共语言的悬置？对此，保罗·利科在法译本《观念I》的译者导言中总结道：“无庸置疑，自然态度也涉及逻辑，还原与其有关，而且存在着一个逻辑数学学科的构成问题……逻辑本身在一种原初主体性中有一种先验根源。”[6]因此在没有为逻辑规则以及谓词判断、谓词表述给出现象学的明证性描述之前，这些本质之物都是要被“悬置”起来的。

而且，实际上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和怀疑论的长篇反驳，以及在《观念I》中对经验论和实证主义的集中批评，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他认为经验主义及其怀疑论的根本失误在于它们一方面声称要一切从直观经验出发，但另一方面却没有让自己做出推论时所依据的那些逻辑推理规则本身也从直观中被明证地建构起来。为此，胡塞尔提出应该将实证主义提出的“一切原则之原则”贯彻到底。[7]只有当现象学自身为逻辑奠定基础时，逻辑的有效性才会得到承认，而在此之前必须“排除作为普遍科学的纯粹逻辑”[8]。他声称，只有自己的这种彻底性，才是一种“真正的实证主义”。所以逻辑范畴进而公共语言是要被“悬置”起来的。

一方面要保留公共语言作为现象学描述的媒介，另一方面又声称对所有的逻辑范畴予以排除；与此必然相关的是，一方面“悬置”自然态度及其所有本质科学，另一方面施行理论表述的现象学者又要作为世界中的人格主体来运用公共语言。这难道不会自相矛盾吗？对此在《观念I》中胡塞尔是这样来回答的——在谈及把形式逻辑和一切形式科学“置入括号”的可能性时，他说：[9]

现象学可能有机会去涉及的逻辑命题或许只是诸逻辑公理，如矛盾律等，这些公理的普遍性和绝对正当性，现象学可在自身所与物的例示中加以洞见。因此我们能明确地将排除性的悬置作用扩大到形式逻辑以及一般科学全体。

看起来只要能在自身的纯内在性中为这些本质学科奠定其正当性基础，那么现在暂且在理论表述层面上提前运用一下这些逻辑范畴是没什么不妥的。这样一种观点，他在§64谈及“现象学者的自我排除”时，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他说：[10]

我们排除整个自然界和一切超验—本质的范围……但是我们不是刚说过“我们”在实行排除吗？我们这些也是自然世界成员的现象学家们是否能使自身失去作用呢？

胡塞尔认为这种自我排除并没有什么困难，只要区分好这样两个方面：

作为现象学者，我们不应当不是自然人或在我们说话时设定自己不是自然人。但是，作为一种方法……我们对自己应用了现象学还原的准则……现象学家与任何其它本质科学家，如几何学家，并无不同。几何学家在其科学论著中往往谈到自己和自己的研究；但是进行数学思维的主体并不包括在数学命题本身的本质内容之中。

如果心理学家或逻辑学家在进行心理学或逻辑学研究时，他们自己的心理学自我或逻辑学自我是被排除或者说被“悬置”起来的，而这根本不会引起什么困难和误解，那么现象学家在进行现象学研究时排除他自己的自然态度中的自我，这又有什么困难和值得奇怪的呢？逻辑学、心理学的本质规律只是借助于那个思维的主体而被表述出来，它们在本质上并不涉及这个思维的主体本身。那么现象学的本质洞见不也一样吗？——它只是借助于自然态度中的现象学者及其语言表述而被表达出来而已。

但是，被表述的逻辑学规律与行表述的逻辑学家，它们毕竟都是自然态度中的相关项，逻辑学规律并不否定逻辑学家的自我存在及其表述的有效性，只要逻辑学自身能给出逻辑规则的证明，那么逻辑学家事先非反省地运用同一推理规则就仍然是合理的。然而现象学不只是在同一世界之中悬置与它自身处在同一层次上的一两门本质科学，而是要排除自然态度的“总设定”（Generalthesis），是要将世界设定本身置入括号；同时现象学者却是自然态度中的人，作表述的语言又是充满着超验—本质物的语言。用一种世界态度中的语言来描述一种非世界态度的直观，难道不会带入某种先入之见吗？

对此，在《经验与判断》中再次谈到语词的普遍性问题时，胡塞尔“警觉地”谈到了运用自然态度中的语言就有可能预先带有自然态度的理解。他首先说：[11]

为了达到前谓词经验的真正最终的原始明证性，我们将不得不……回溯到最素朴的经验，并为此建立外部作用的一切表达方式……因此我们纯粹只让感性知觉、然后让一般知觉发挥效用，我们把世界纯粹只作为知觉世界来考察……已经意味着在其中包含有对全部理想化（Idealisierung）的排除……

然后胡塞尔马上就指出，对这种经验的观察和描述本身“已经有某种程度的理想化了”，已经使用了共同体的语言、普遍的名称，其对象也已经被看作“为一切人的对象”了，但是对此他却认为：[12]

我们甚至必须不考虑这一点，并装作好像这些作用并不带有任何已被同时给予的某一共同体的预定轮廓，而每次都是我的完全原始的获得物似的。但这也就带来了诸多困难，即我们的语言表达必然是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性、交往性意义的表达，因而在使用任何一种对象标志的同时这种最初的理想化总是至少已被提议了，并且总是一再地需要作出新的努力，才能避开表达的这种强迫人接受的意义。

然而这种“装作”多少带有些自欺欺人的嫌疑，我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装作”？好像只要我们不断保持警惕，不断地进行现象学还原，就可以把自然态度的影响清除出去。但假如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避开某种“先入之见”呢？

二、世界视域与本质直观

之所以对公共语言的使用会带入“先入之见”，在胡塞尔自己的理论框架内看来，是因为这种公共语言承载了我们自身的视域（Horizont）。实际上即使是前谓词的知觉场境（Feld）本身也已作为一个先天可能的活动范围和统一性而成为“世界”，它在任何一种行为中都已作为前提。例如连续给予的红色，会使我们产生对下一刻再出现红色或颜色的期待。知觉场境一旦在时间绵延中展开，就会不断把这种期待作为习惯（Habitualität）沉淀下来，哪怕在最原初的状况中也预先规定了我们对下一刻现象之理解的可能类型。于是“世界对于我们总是已经有知识以各种各样方式在其中起过作用的世界……任何本来意义上总是有所经验的经验……必然已经具有预先的共识（Mitwissen）和前识（Vorwissen）”[13]。这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视域。

那么世界视域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语言视域呢？尽管在胡塞尔那里，不论是意义赋予行为还是被意指的意义本身都可以是前语言的，意义是语言的起源而不是相反。但是当我们对它们进行描述和谓词固定时，却已在使用语言了。在我们以为谈论的就是对象本身时，语言这种透明的介质却已在规约着我们言谈的本质可能性。谓词判断是我思的逻辑机能，所以我们无法越过谓词表述的透明介质而深入到它的背后——这在康德的范畴论中已被反复阐明过了。在这种意义上，世界视域成为了一种语言视域。

这样的话，当运用公共语言描述现象时，在现象那里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例如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通过回溯前谓词经验，发现“具有”（hatUrteil）判断与“是”判断有同样的起源，因为对象自身的组成部分就有独立的块片（Stück）和不独立的因素之间的差别。[14]但我们会问：这是否只是我们语言自身的反照？恰恰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已做出了这样的两种判断，我们才可能看到这样的谓词判断形式的所谓前谓词的起源、它们在现象中的相应区分？《经验与判断》是运用现象学方法来对具体问题进行描述的典范，在此胡塞尔系统地讨论了谓词判断的各种主要形式，例如主谓词、关系、质以及量词和判断的诸模态在这种前谓词经验中的根源。然而即使我们真能把我思、谓词表述从直接所予中作为明证性的真理发生学地构造出来，也仍然排除不了以下可能的局限性：这种构造或许仅仅只是能够在现象中映证语言自身的可能性——“我思”在现象中看到的总是它自己，它虽然确定了自己的合法性但仅仅是加深了对自我的理解而已。

同样的问题在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这里也存在。对于本质直观方法，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总结道：[15]

我们让事实作为范本来引导我们，以便把它转化为纯粹的形象，这些形象全都是与那个原始形象具体地相似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会自由任意地产生各种变体……在对一个原始形象，例如一个物作这种自由变更时，必定有一个不变项（Invariante）作为必然的普遍形式仍在维持着……这种形式……就把自己呈现为一个绝对同一的内涵，一个不可变更的、所有的变体都与之吻合的“什么”：一个普遍本质。

这种本质为所有的自由变更预先规定了界限，“它表明自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没有它，这一类型的对象就不能被设想”。但是，我们要问，这种想象变更之自由到底有多大？难道不正是我们的知觉场境本身预先给出了自由想像中的可能“类型”吗？那对所有的自由变更预先规定界限的不正是前此的世界视域本身吗？所以我们并不是通过想像中的例示性直观来获得全新的本质，而恰恰只是在隐含地预先理解了本质之后，才能对想像变更中产生的各种变体进行选择，最后才能确认那个同一的所谓“不变项”。

不过在此笔者也恰恰看到了调和世界视域与现象学还原之冲突的可能途径，因为作为现象学方法的本质直观，恰恰可以成为对我们世界视域自身的一种自我理解的方法。如果本质直观的说法能成立，那么它恰恰应该是对解释学前设的揭示，它所直观到的正是那从意识开端以来就逐渐积淀下来的并已构成我们先天认识类型与结构的东西。只有这样它才能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和“视域”学说相协调。这样，世界视域与现象学直观不再是绝然的矛盾，现象学还原之后被“本质直观”到的恰恰是世界视域的“类型与结构本身”，它们彼此就以这种方式融洽起来。

于是回过来再看看现象学描述，这种描述之可能性究竟是源于现象自身所呈现的自明的差异性，还是相反：这种差异只是我们语言结构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我们的回答倾向于前者。事实证明，即使某种概念区分（例如“颜色”与“广延”的区分）在一种语言系统中被忽略，而在另一种语言系统中被突出，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两种世界观的相互不可进入——由于知觉显现物毕竟是一样的，因此它们可以回到知觉的基地上来重新达到对于彼此概念区分的相互理解。由此可见差异是在现象中被自明给予的。而且即使对某种差异的把握的确会以我们前此的语言和世界视域为基础，但这种视域本身作为“智慧”也是一步步从现象中生长和抽离出来的。

并且公共的语言所带来的世界视域也不是绝对的。在现象学的行为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同一个充实直观的基础上是可以产生具有不同意向本质的行为的，从而此时这两个行为也就具有了不同的认识本质[16]。所以即使“现象学描述”最终所把握与展示的，只是自身的语言视域所包含的对于直观的理解，只是以此映证了自身的合法性起源，但对现象本身之言说的不可穷尽，已向我们昭示出：现象学描述并不排除其它的可能性、其他的理解；而且恰恰是通过现象学对事情本身的回溯才可能揭示出对现象的理解“本来可以不是这样！”。这是现象学方法的一种重要意义与后果。

我们处在尘世中，也只能用自然态度中的语言在向尘世中的人们描述与表达。无论何时我们不可能没有任何“叙述的模式”，不可能没有任何借以出发的梯子。想让现象本身没有遮蔽地呈现出来，那么我们只能保持沉默，然而在沉默的寂静中是既谈不上遮蔽，也更谈不上揭示的。事实上，“logos”本源的意思是“说出”，也就是说出“话语”以“把言谈之时话题所及的东西公开出来”，“把某种东西展示出来让我们看”[17]。它既不是要在和现象直接同一的基础上把现象复制给我们，也更不应是对现象的一种独断论——如果我们采取一种时刻谦逊的态度的话。因此，语言虽不是和现象的直接同一，并且总会带来语言自身视域的局限，但它却可以引领我们去看。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恰恰说明，语言只能起引导作用，而不能起完全的名实相应的指称作用。

现象学描述首先也只是在引领我们去看。在此，它不仅是的一种艰苦的自我理解，同时也是一种不断试图昭示出别样的可能性的努力，和一种促进“视域融合”的契机。

参考文献：

[1]Husserl:LogicalInvestigations,translatedbyJ.N.Findlay,Routledge&KeganPaul:LondonandHenley,HumanitiesPressINC.:NewJersey.

[2]Husserl:HusserlianaBandIII/1,MartinusNijhoff,theHague,1976.

[3]RobertSokolowski:TheFormationofHusserl’sConceptofConstitution,MartinusNijhoff,TheHague,1970.

[4]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月版。

[6]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

[7]倪梁康:《现象学的始基：对<逻辑研究>的理解与思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Keywords:puzzlesofphenomenology,privatelanguage,phenomenologicaldescription

[1]参阅倪梁康：《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开放时代》2000年11月，第22-28页；张庆熊：《自我、主体际性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25-53页。

[2]参阅R·艾姬蒂：《维特根斯坦对于经验的现象学再现》，《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第48-56页；徐英谨：《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复旦学报》2004年第1期，第78-86页。

[3]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7页。

[4]同上，第166页。在此胡塞尔对一种直观的科学提出了两个条件，首要的条件即是表达的忠实与无歧义性。

[5]同上，参阅第363-370页，即§151，152，153。

[6]同上，第P476-477页。

[7]同上，第84页；并可参阅第75-79页，即§19，20。另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7月，第72-74页，即§26的增补：关于经验主义的几个原则性缺陷。

[8]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3-155页，即§59：本质事物的超验性，排除作为普遍科学的纯粹逻辑。

[9]同上，第155页。

[10]同上，第164页。

[11]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74页。

[12]同上，第75-76页。

[13]同上，第47页。

[14]同上，第258-261页，即§52。

[15]同上，第395页。

篇10

不过,笔者认为,胡塞尔现象学从未试图用一种私人语言来进行现象学描述。作为一门尘世的(Weltliche)学问,它需要能被所有人传达和理解。它从未试图创造一种专属于自己的“现象学语言”,它所使用的语言正是我们每天所言谈与理解的日常语言。然而必须承认,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以及维特根斯坦对自己所尝试的“现象学语言”的否弃,向胡塞尔现象学所提出的真正值得反思问题在于:使用一种公共性语言进行现象学描述所必然带来的解释学前设,与现象学还原所要求的彻底性,两者之间不矛盾吗?胡塞尔是否把捉到了这一问题,他又是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的?由此现象学描述、现象学方法还有怎样一种意义?

一、胡塞尔:对语词普遍性之承认与对逻辑范畴之还原

关于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对现象进行描述以及这种语言自身的特点,胡塞尔是有着清醒的方法论认识的。在《观念I》中他曾明确地指出:“属于表达行为本质的普遍性意味着,被表达者的一切特殊性绝不能在表达中被反映。意指层不是,而且必然不可能是一种对底层的复制”[3]。一方面,语言与存在是异质的,表达是普遍性的意指。胡塞尔所说的在现象学还原之后对于现象的直接描述,并不是要对于感觉予料进行直接的描述或者直接复制;他在其现象学工作中从来使用的都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如果说他对这种语言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只是“表达的忠实与无歧义性”。他说:[4]

在本身只不过是在纯直观中产生的本质理论的现象学中,我们在先验纯粹意识的例示性所与物上实行直接的本质看行为,并以概念或术语将其固定。使用的字词可能取自日常(allgemEinen)语言,这类字词含义分歧,由于意义多变而词义模糊。只要它们在实际表达的方式中“符合”(decken)于直观所与物,它们就具有一种确定的、当下实显的和明晰的意义。

因此,所谓忠实与“符合”、对现象的直接描述,不能误解为寻求与现象的直接同一,而是在“本质看”之后用范畴性的语言将直观到的范畴形式与共相固定下来,形成谓词表述的“事态”,这是一种知性对象性,它表达的是从感性对象中抽出的意义层面,而不是对直观充实的直接再现。现象学的构成不是质料构成,而是意义的构成;现象学描述就是要澄清在一系列意义呈现中那些意向与意向内容方面的细致的本质差异、规则与过程[5]。要做到描述的忠实,只是要排除各种已有的本质理论的影响,对它们实行现象学还原;要做到无歧义性,只是要求术语的严格与明确,而并不是另去创造一套理想的人工语言。

但另一方面,现象学的无“前提性”要求是否也必然涉及对逻辑范畴本身的还原?进而也涉及对一种用来理论描述的公共语言的悬置?对此,保罗·利科在法译本《观念I》的

译者导言中总结道:“无庸置疑,自然态度也涉及逻辑,还原与其有关,而且存在着一个逻辑数学学科的构成问题……逻辑本身在一种原初主体性中有一种先验根源。”[6]因此在没有为逻辑规则以及谓词判断、谓词表述给出现象学的明证性描述之前,这些本质之物都是要被“悬置”起来的。

而且,实际上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和怀疑论的长篇反驳,以及在《观念I》中对经验论和实证主义的集中批评,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他认为经验主义及其怀疑论的根本失误在于它们一方面声称要一切从直观经验出发,但另一方面却没有让自己做出推论时所依据的那些逻辑推理规则本身也从直观中被明证地建构起来。为此,胡塞尔提出应该将实证主义提出的“一切原则之原则”贯彻到底。[7]只有当现象学自身为逻辑奠定基础时,逻辑的有效性才会得到承认,而在此之前必须“排除作为普遍科学的纯粹逻辑”[8]。他声称,只有自己的这种彻底性,才是一种“真正的实证主义”。所以逻辑范畴进而公共语言是要被“悬置”起来的。

一方面要保留公共语言作为现象学描述的媒介,另一方面又声称对所有的逻辑范畴予以排除;与此必然相关的是,一方面“悬置”自然态度及其所有本质科学,另一方面施行理论表述的现象学者又要作为世界中的人格主体来运用公共语言。这难道不会自相矛盾吗?对此在《观念I》中胡塞尔是这样来回答的——在谈及把形式逻辑和一切形式科学“置入括号”的可能性时,他说:[9]

现象学可能有机会去涉及的逻辑命题或许只是诸逻辑公理,如矛盾律等,这些公理的普遍性和绝对正当性,现象学可在自身所与物的例示中加以洞见。因此我们能明确地将排除性的悬置作用扩大到形式逻辑以及一般科学全体。

看起来只要能在自身的纯内在性中为这些本质学科奠定其正当性基础,那么现在暂且在理论表述层面上提前运用一下这些逻辑范畴是没什么不妥的。这样一种观点,他在§64谈及“现象学者的自我排除”时,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他说:[10]

我们排除整个自然界和一切超验—本质的范围……但是我们不是刚说过“我们”在实行排除吗?我们这些也是自然世界成员的现象学家们是否能使自身失去作用呢?

胡塞尔认为这种自我排除并没有什么困难,只要区分好这样两个方面:

作为现象学者,我们不应当不是自然人或在我们说话时设定自己不是自然人。但是,作为一种方法……我们对自己应用了现象学还原的准则……现象学家与任何其它本质科学家,如几何学家,并无不同。几何学家在其科学论着中往往谈到自己和自己的研究;但是进行数学思维的主体并不包括在数学命题本身的本质内容之中。

如果心理学家或逻辑学家在进行心理学或逻辑学研究时,他们自己的心理学自我或逻辑学自我是被排除或者说被“悬置”起来的,而这根本不会引起什么困难和误解,那么现象学家在进行现象学研究时排除他自己的自然态度中的自我,这又有什么困难和值得奇怪的呢?逻辑学、心理学的本质规律只是借助于那个思维的主体而被表述出来,它们在本质上并不涉及这个思维的主体本身。那么现象学的本质洞见不也一样吗?——它只是借助于自然态度中的现象学者及其语言表述而被表达出来而已。

但是,被表述的逻辑学规律与行表述的逻辑学家,它们毕竟都是自然态度中的相关项,逻辑学规律并不否定逻辑学家的自我存在及其表述的有效性,只要逻辑学自身能给出逻辑规则的证明,那么逻辑学家事先非反省地运用同一推理规则就仍然是合理的。然而现象学不只是在同一世界之中悬置与它自

身处在同一层次上的一两门本质科学,而是要排除自然态度的“总设定”(Generalthesis),是要将世界设定本身置入括号;同时现象学者却是自然态度中的人,作表述的语言又是充满着超验—本质物的语言。用一种世界态度中的语言来描述一种非世界态度的直观,难道不会带入某种先入之见吗?

对此,在《经验与判断》中再次谈到语词的普遍性问题时,胡塞尔“警觉地”谈到了运用自然态度中的语言就有可能预先带有自然态度的理 解。他首先说:[11]

为了达到前谓词经验的真正最终的原始明证性,我们将不得不……回溯到最素朴的经验,并为此建立外部作用的一切表达方式……因此我们纯粹只让感性知觉、然后让一般知觉发挥效用,我们把世界纯粹只作为知觉世界来考察……已经意味着在其中包含有对全部理想化(Idealisierung)的排除……

然后胡塞尔马上就指出,对这种经验的观察和描述本身“已经有某种程度的理想化了”,已经使用了共同体的语言、普遍的名称,其对象也已经被看作“为一切人的对象”了,但是对此他却认为:[12]

我们甚至必须不考虑这一点,并装作好像这些作用并不带有任何已被同时给予的某一共同体的预定轮廓,而每次都是我的完全原始的获得物似的。但这也就带来了诸多困难,即我们的语言表达必然是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性、交往性意义的表达,因而在使用任何一种对象标志的同时这种最初的理想化总是至少已被提议了,并且总是一再地需要作出新的努力,才能避开表达的这种强迫人接受的意义。

然而这种“装作”多少带有些自欺欺人的嫌疑,我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装作”?好像只要我们不断保持警惕,不断地进行现象学还原,就可以把自然态度的影响清除出去。但假如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避开某种“先入之见”呢?

二、世界视域与本质直观

之所以对公共语言的使用会带入“先入之见”,在胡塞尔自己的理论框架内看来,是因为这种公共语言承载了我们自身的视域(Horizont)。实际上即使是前谓词的知觉场境(Feld)本身也已作为一个先天可能的活动范围和统一性而成为“世界”,它在任何一种行为中都已作为前提。例如连续给予的红色,会使我们产生对下一刻再出现红色或颜色的期待。知觉场境一旦在时间绵延中展开,就会不断把这种期待作为习惯(Habitualit?t)沉淀下来,哪怕在最原初的状况中也预先规定了我们对下一刻现象之理解的可能类型。于是“世界对于我们总是已经有知识以各种各样方式在其中起过作用的世界……任何本来意义上总是有所经验的经验……必然已经具有预先的共识(Mitwissen)和前识(Vorwissen)”[13]。这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视域。

那么世界视域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语言视域呢?尽管在胡塞尔那里,不论是意义赋予行为还是被意指的意义本身都可以是前语言的,意义是语言的起源而不是相反。但是当我们对它们进行描述和谓词固定时,却已在使用语言了。在我们以为谈论的就是对象本身时,语言这种透明的介质却已在规约着我们言谈的本质可能性。谓词判断是我思的逻辑机能,所以我们无法越过谓词表述的透明介质而深入到它的背后——这在康德的范畴论中已被反复阐明过了。在这种意义上,世界视域成为了一种语言视域。

这样的话,当运用公共语言描述现象时,在现象那里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 例如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通过回溯前谓词经验,发现“具有”(hat UrtEil)判断与“是”判断有同样的起源,因为对象自身的组成部分就有独立的块片(Stück)和不独立的

因素之间的差别。[14]但我们会问:这是否只是我们语言自身的反照?恰恰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已做出了这样的两种判断,我们才可能看到这样的谓词判断形式的所谓前谓词的起源、它们在现象中的相应区分?《经验与判断》是运用现象学方法来对具体问题进行描述的典范,在此胡塞尔系统地讨论了谓词判断的各种主要形式,例如主谓词、关系、质以及量词和判断的诸模态在这种前谓词经验中的根源。然而即使我们真能把我思、谓词表述从直接所予中作为明证性的真理发生学地构造出来,也仍然排除不了以下可能的局限性:这种构造或许仅仅只是能够在现象中映证语言自身的可能性——“我思”在现象中看到的总是它自己,它虽然确定了自己的合法性但仅仅是加深了对自我的理解而已。

同样的问题在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这里也存在。对于本质直观方法,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总结道:[15]

我们让事实作为范本来引导我们,以便把它转化为纯粹的形象,这些形象全都是与那个原始形象具体地相似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会自由任意地产生各种变体……在对一个原始形象,例如一个物作这种自由变更时,必定有一个不变项(Invariante)作为必然的普遍形式仍在维持着……这种形式……就把自己呈现为一个绝对同一的内涵,一个不可变更的、所有的变体都与之吻合的“什么”:一个普遍本质。

这种本质为所有的自由变更预先规定了界限,“它表明自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没有它,这一类型的对象就不能被设想”。但是,我们要问,这种想象变更之自由到底有多大?难道不正是我们的知觉场境本身预先给出了自由想像中的可能“类型”吗?那对所有的自由变更预先规定界限的不正是前此的世界视域本身吗?所以我们并不是通过想像中的例示性直观来获得全新的本质,而恰恰只是在隐含地预先理解了本质之后,才能对想像变更中产生的各种变体进行选择,最后才能确认那个同一的所谓“不变项”。

不过在此笔者也恰恰看到了调和世界视域与现象学还原之冲突的可能途径,因为作为现象学方法的本质直观,恰恰可以成为对我们世界视域自身的一种自我理解的方法。如果本质直观的说法能成立,那么它恰恰应该是对解释学前设的揭示,它所直观到的正是那从意识开端以来就逐渐积淀下来的并已构成我们先天认识类型与结构的东西。只有这样它才能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和“视域”学说相协调。这样,世界视域与现象学直观不再是绝然的矛盾,现象学还原之后被“本质直观”到的恰恰是世界视域的“类型与结构本身”,它们彼此就以这种方式融洽起来。

于是回过来再看看现象学描述,这种描述之可能性究竟是源于现象自身所呈现的自明的差异性,还是相反:这种差异只是我们语言结构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我们的回答倾向于前者。事实证明,即使某种概念区分(例如“颜色”与“广延”的区分)在一种语言系统中被忽略,而在另一种语言系统中被突出,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两种世界观的相互不可进入——由于知觉显现物毕竟是一样的,因此它们可以回到知觉的基地上来重新达到对于彼此概念区分的相互理解。由此可见差异是在现象中被自明给予的。而且即使对某种差异的把握的确会以我们前此的语言和世界视域为基础,但这种视域本身作为“智慧”也是一步步从现象中生长和抽离出来的。

并且公共的语言所带来的世界视域也不是绝对的。在现象学的行为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同一个充实直观的基础上是可以产生具有不同意向本质的行为的,从而此时这两个行为也就具有了不同的认识本质[16]。所以即使“现象学描述”最终所把握与展示的,只是自身的语言视域所包含的对于直观的理解,只是以此映证了自身的合法性起源,但对现象本身之言说的不可穷尽,已向我们昭示出:现象学描述并不排除其它的可能性、其他的理解;而且恰恰是通过现象学对事情本身的回溯才可能揭示出对现象的理解“本来可以不是这样!”。这是现象学方法的一种重要意义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