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财的根本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理财的根本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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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生；理财；零用钱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迅速提升，家庭中对经济的承受、把控能力逐渐增强。高中生在家庭中对经济的认识越来越重要，理财教育问题已成为多个发达国家关注的时事热点。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理财教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由于缺少理财教育，许多学生都缺少理财意识，养成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如何通过理财教育提高中小学生的理财意识，也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现在大多数高中生都拥有宽裕的生活费，过年也能得到大量压岁钱，然而对于这笔富余的零用钱，大多数人都选择娱乐花掉。高中生学习理财知识已经显得格外重要。高中生虽然学习紧张，但作为社会的一份子，需要更多融入社会，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了解一些简便易行力所能及的理财方法。毕竟经济和一个人的一生是分不开的，闲置的资金在通货膨胀下一直在贬值，从小养成理财的习惯，对将来升入大学，走进社会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本文将针对高中生理财意识的相关问题，分析原因并给予相应的对策，为提高高中生理财观念提出有效建议。

二、问题说明

理财（Financial management），指的是对财务（财产和债务）进行管理，以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为目的。目前在经济日新月异地发展中，人们的消费理念不断更新，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而90后的高中生在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消费理念与理财观念也早已与父辈甚至兄长不同，值得大家关注。欧美国家的孩子们从小开始凭自己的付出赚取零花钱，并自行支配零花钱，而我们却习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缺乏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和基本的理财观念。我们高中生作为社会中最具青春活力的群体，既是消费主体之一，有着独立的消费意识和消费理念，同时也处于消费习惯和理财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不能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必然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消费结构的改善等方面产生影响。近年来，我国教育逐渐认识到了高中生在经济消费理念方面的漏洞，在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素质教育中逐渐开展理财教育，对我们的理财观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还远远不够。

21世纪的青少年，尤其是高中生，正面临着高考的巨大压力，毋庸置疑，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当中，少有时间处理生活琐事，需要消费购买生活用品时就由家长直接帮助购买，没有时间和机会自己自行实践与消费，因此在此方面是缺少经验的，部分人很不具备理财观念。对于多余的零用钱与压岁钱，习惯好一点的同学会把钱存起来，而大部分同学缺乏理财观念把闲置的钱通通花在了和同学的娱乐项目上。这其实与父母最初给我们的零用钱让我们吃好穿暖的本意是违背的。高中生已十分有必要掌握一些理财知识，更加有效地利用好自己的零用钱。

三、问题分析

1.理财观念教育的缺失

高中生全身心投入到了学习当中，所学课程只限于高考所需的文化知识，没有机会学习理财基础知识，从而也缺乏理财观念。我们平常忙于学习，很少有时间和机会自己购买生活用品，因此我们实践方面是缺少经验的，不具备理财观念。而现在中小学的理财课程几乎为零，在学校学不到理财知识，高中生了解理财知识的途径又少。作为高中生，我们也不太明白钱多钱少的概念，给多少就能花多少，根本没有想过如果能剩下一部分钱应该拿来做什么。或者说想了也不知道省钱干什么，干脆能花就花。家长给我们的零花钱没有一定得限度，使得我们盲目消费，对于消费的质量也没有评价，盲目追名牌。这样的我们急需要理财方面的教育，以更新消费理念。

2.缺乏理财知识

高中生对理财有着简单的了解，并对此兴趣不大，了解途径单一。各种新闻、网络、纸质等媒体的传播是高中生获取理财知识的主要途径。部分高中生对于理财知识完全没有兴趣了解，笔者并不认为是高中生没有能力理财，而是因为在从小的家庭、学校教育中，家长、老师一直疏忽了对孩子理财知识的教育，因而高中生大多数意识不到理财知识对自己生活的影响。

3.金融机构服务不到位

媒体的传播使部分高中生拥有理财意识，但是现在银行的理财产品大多是向着有一大笔闲钱的成人的，高中生很难找到适合于自己的理财产品。高中生作为一个群体，尚不具备独立的经济实力，所以不太能够得到金融机构的关注。就目前而言，市场上还没有针对高中生的投资理财产品。但是，高中生作为一个群体是有投资理财的能力和需求的。希望高中学生能够成为被金融系统所关注的一个群体。

4.理财思想匮乏

我们90后的高中生大多不具备理财意识，对于理财的看法也存在很多误区。现在高中生对理财的认识普遍存在三种误区：1.没有财可以理。现在正在求学阶段，所需费用及生活用品都有家长供应，零花钱数目有限，理财有难度，等将来上班自己赚钱了再理财。2.没必要理财。自己有需，父母就会帮着解决。自己虽然不会理财，但自己不缺钱花，因此没必要理财。3.理财就是挣大钱。许多学生认为理财就是赚大钱，只有有许多钱的人才理财，对理财理解片面。针对这些错误的理财观念，高中生大多没有理财的动机和想法。。

四、问题对策

1.加强理财观念的家庭教育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对孩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最大的因素。家长的理财观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因此家长要给孩子树立榜样，让健康的消费行为和理财观念，自然而然地伴随孩子的成长，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拥有健康的理财观念。尤其对于当下独生子女为主的家庭结构，父母更应当注重培养孩子健康的消费理念和正确的理财行为，而不是一味地满足他们的所求。比如，父母要主动告诉孩子家庭收支情况，培养孩子的理财意识；帮助孩子有计划地储蓄和规划零钱，养成独立理性的理财观念。

2.加强学校的消费教育和引导

老师和家长都认为高中生的主要任务是为考上好大学而努力学习，学校所学课程也仅限于高考所需，教学过程中更是疏忽了对学生健康消费行为和理财观念的引导和培养，这其实与现在推行的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青少年的目标是相悖的。老师作为教书育人的教育工作者，应当认识到良好的消费习惯和正确的理财意识对于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影响，继而应该在日常教学工作中积极渗透和引导学生正确消费和理财。例如班主任在班会上给大家讲解有关消费方面的知识，并结合分析身边好的消费理财案例让学生接受教育；或者开设理财专题讲座，结合高中政治的经济学知识给大家传授理财的基本知识和方式，让学生对理财和投资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培养同学们健康的消费理念和理财意识。

3.参加理财夏令营

理财夏令营是以理财规则和理念教育的夏令营活动，是近年来我国悄然兴起的，它着重学生的财富主体意识的培养，目的是使学生通过活动养成勤俭节约、自我管理钱财的习惯，使学生初步形成投资理财意识。因此，我们高中生可以利用假期，参加理财夏令营活动，并通过活动了解理财相关方面的知识，然后，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始理财管理，开展投资活动，不断丰富自己的投资手段，提高自身的理财能力和投资技巧，为自己将来在经济化社会中拥有更好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4.多样化的理财方案

我们中学生，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管理好我们的压岁钱和零花钱，就是我们理财的主要任务。我们怎么来管理这些钱就取决于我们的消费习惯和理财理念。我提供几点有意义的做法供同学们参考：交学费：既可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也能培养同学们的自立精神和家庭责任。订购报刊杂志、学习资料等：可以帮助我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购买学习用品及益智玩具：不仅能帮助同学们学好功课，也有助于启迪思维，增长智慧。为自己办理保险：如少年儿童终身幸福保险、医疗保险等，解除我们健康成长和升学成才的后顾之忧。献爱心、捐希望工程：为贫困落后地区的小朋友奉献爱心，帮助失学少年儿童上学，开展一帮一活动等，培养助人为乐的精神。参加储蓄：参加储蓄或购买国库券，支持国家建设，也能够培养我们自己理财和节俭计划开支的良好风范。给长辈或孤寡老人赠送小礼物：在长辈或孤寡老人生日或者有意义的节日，送点经济而有意义的小礼物，增进亲情。贴补家用：帮助家里解决一些经济困难或购买急需物，培养我们的责任感。

5.从身边做起，向有经验的人学习

金融理财是一门复杂的知识性学问，它需要不断的学习。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为了普及理财知识，宣传科学的理财观念，会定时不定时地开展一些理财知识讲座和理财知识宣传活动。学习之余，我们要积极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丰富我们的理财知识，提高我们的理财意识，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同时我们也要谦虚地向身边有成功理财经验的人询问、请教、学习，然后结合自己的经济状况，制定理财计划，选择与自身经济状况相匹配的理财产品，以优化自己的理财知识储备和投资。此外，我们还可以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社会调研活动，珍惜能接触理财教育的机会，积累理财智慧。

五、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高中生的理财观念，揭示了高中生对理财A狭义理解，或根本就没有概念与想法。由于教育的缺失，大部分高中生毫无理财观念，有多余的零花钱不能合理使用并使之更有价值；由于金融机构的不完善，少数拥有理财观念的高中生也难以合理理财。为解决高中生理财知识匮乏的问题，我国相关部门应做出相应的努力：比如，相关教育部门应该注重当今中小学生的理财教育问题，从小培养理财习惯；在高中生课程里增加理财方面的课程，教育培养高中生的理财理念，激发理财兴趣，使他们主动学习和接触合理的理财方式。当然，培养高中生健康的理财理念需要社会、家庭的共同努力，高中生树立了科学的理财观念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李昊.高中生零花钱运用问题分析[J].中国经贸，2016，（2）：80. DOI：10.3969/j.issn.1009-9972.2016.0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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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成本 融资决策 投资决策

研究资本成本，在企业的日常财务管理中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由于对理财学的研究起步较晚，还我国目前存在着资本成本的约束性和管理性缺乏等，如流通股股东普遍缺乏投资意识，重投机取利而轻投资增值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国有股股东对经营者的约束机制是缺位的，还有资本市场上的战略投资者是缺位的。这些问题限制着我国资本成本的研究和应用。本文以定性的理论研究方法为主，定性与定量结合，会计学科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对以上做了相关的研究分析。

一、资本成本的内涵及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

（一）资本成本的内涵

传统意义上的资本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金面付出 的代价，但是这种认识单纯地以企业为视角，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理解，这种定义有失偏颇。笔者认为，资本成本是投资于某一项目或企业的机会成本，也是投资者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

通常而言，投资者所期望的必要报酬率会随着所投资企业或项目的投资金额、投资周期和风险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而这种报酬率是企业不能决定的，但其大小可以用投资者所要求的报酬率来衡量。所以，从投资者的的角度去理解资本成本这一概念比站在企业的立场上认识要中肯一些。

（二）资本成本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

资本成本是企业投资决策与筹资决策之桥梁。投资者将自身拥有或者筹集到的资金放到资本市场上就是为了获得报酬，投资之前考虑做多的就是资本成本和必要报酬率之间的对比关系。而使用这些资金的企业无论采用哪种回报方案，首先保证它的边际资本成本效应与企业投资决策时所使用的假设资本成本相适应。所以，资本成本在投资决策中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在资本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目前我国资本成本的现状

（一）我国的资本成本缺乏约束性

首先，我国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的股东无法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这是因为一般国有股份的产权代表都是政府专职机构或政府授权的国有公司法人，股东因持有股票而获得的权利手就是一种典型的“廉价投票权”。基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的管理现状和基本国情，这种权利的代表意义高于实际价值，他们根本无法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

其次，我国当前资本市场上缺少战略投资者的角色。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的资本市场上，最有资格充当战略投资者这一角色的应该是券商等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但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的发育还不成熟，国有产权占控制地位的比例依然很高，股东和控股人的法人产权特征不明显，无法有效发挥“大股东”的正常作用。这种现状的直接后果是投资和经营不能科学分离，资本市场上缺少战略投资者的角色。

（二）我国缺乏资本成本约束的根源

我国缺乏资本成本约束这一问题既是我国长期坚持计划经济的结果也与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足、财务管理理论的转换上存在内在缺陷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制度性改革资本市场，对西方市场经济学习不充分有关。

学术界在理论上一般把财务管理分为宏观财政和微观财务两个研究层次，并根据研究重心的变化，以财政职能替代财务职能，把微观财务并入国家宏观财政体系进行研究。有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微观财务的本质属性是“资金运动”，而在经营活动中，企业对国家的依赖关系又是最主要的，这种主要表现在为资金的无偿调拨、优先使用和必要利润上缴之间的关系。所以，国有企业根本不存在筹资管理问题。

但是长期财政性拨款造成了我国国有企业“政企不分”和政府职能转换不法实现的问题，不仅使国有企业过度依赖财政，生命力和竞争力脆弱不堪，还造成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划分不清，政府工作沉重，企业效益低下等阻碍市场经济进步的问题。当然，这种经济结构和政企关系下，国有企业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去考虑资金的机会成本与收益率的问题，自然也根本不存在资本成本的概念。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发展缓慢的现状是缺乏必要的历史传承和忽略了对外国经验的借鉴双重原因造成的，而他的结果则是致使我国资本市场建设长期滞后。

后来，在特殊资本市场制度的安排下，我国证券市场得以迅速建立，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传统银行主导融资制度向现代公开资本市场融资制度的切换。但是，正是这种外力主导下的制度变迁，使得我国资本市场出现了外在制度安排与资本市场自主调节和财务理念内生发展规律与外力催生理论等功能缺陷，在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与摩擦，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低效率埋下了隐患。

三、完善资本成本约束的构想

（一）资本成本约束的重要意义

如果把资本市场的基本架构和市场经济体制看作一个系统，那么具有硬约束的资本成本就是一个关乎这个系统安全性和稳定性的关键要素。

首先，从整体性上看，具有硬约束的资本成本是资本市场整体健康运转的保障。虽然在学术和理论研究时，，我们一般从便利性上考虑，把资本市场这一复杂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分解成若干要素，然后在专门领域分别对各个要素进行分析和研究。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资本市场并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由多要素统筹共同作用下的系统工程。在这一系统中，资本成本是基本要素。而具有硬约束的资本成本则是可以提高资本市场的安全性，是资本市场整体健康运转的保障。

其次，从动态性上看，具有硬约束的资本成本是资本市场整体健康运转的保障。健康的资本市场是一个由多要素环环相扣组成的动态系统市场，而上市公司则是这一系统中的一个活跃因子，它的系统和非系统风险使得资本市场风云变化、阴晴不定。一般而言，上市公司的非系统性风险会使本公司的股价发生相应调整，但基本不会改变原资本成本的结构。而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的变化，则导致资本成本结构的变化和资本市场相应的股权变动，并带动资本市场整体价格的上扬或下跌。所以具有硬约束的资本成本决定着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转的基础。

（二）完善资本成本约束的主要措施

第一，培育资本市场上战略投资者。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经验表明，只有股东成为资本市场是的战略投资者，能够决定公司的发展战略并可以监督和制约公司管理者时，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分离的优越性才能体现。所以对于目前我国正在发展壮大的机构投资者来说，当前工作的重点的不仅是扩大规模，更重要的是成为资本市场上的战略投资者，提高自身对公司经营的参与和掌控程度，可以在公司治理和管理者的调整方面自由的提出意见。

第二，完善我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系统系决定了自身的多层次性，它的组成主体要适应市场的要求。资本市场改革初期，为了安全性考虑，我国资本市场的主体一国内投资者为主。从国外资本市场的发展经历来看，境外投资者的运作体系完善科学，有利于增强国内投资者的资本成本意识，进而规范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最终为企业债务融资提供更多机会。所以，我国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已是大势所趋、不得不举。

第三，强化公司管理者的资本成本意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很大优越性，但并非无可挑剔。企业的经营者受雇于股东大会，与企业受益的联系稀疏，是资本成本控制的巨大漏洞。如果能从监督约束和利益联结两方面强化公司管理者的资本成本意识，就会从源头上把住上市公司的质量，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四、结束语

论文的研究结论：本文综合地使用了经济学、分类学等人文学科、理工学科的知识和会计学科的知识相结合来探讨资本成本问题。论文的创新之处：在对资本成本概念辨析的问题上，强调阐述了资本成本和传统定义的不同及它自身具有的特征，注重研究资本成本在财务决策中的作用和目前我国资本成本意识的现状及改善的建议；本文在对资本成本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主要地选取了几个关键部分。在研究思路上，论文力求创新突出研究的重点，不强求能对资本成本各个方面的问题能够研究的面面俱到，同时尽量避免重复其他人的研究思路。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特色。

参考文献：

[1]张风琴，张仁博.谈资本成本在现代企业理财中的作用[J].理论界，2004，（02）

[2]陈昌权，陈立.企业资本成本与最优资本结构的确定[J].财会月刊（综合版）， 2007，（04）

[3]葛桂芹.关于资本成本的几点看法[J].集团经济研究，2006，（26）

[4]刁伍钧，徐俊杰.资本成本、债务成本与WACC的比较[J].财会月刊（理论版）， 2006，（05）

[5]张敦力.论资本成本的计量及运用[J].会计研究，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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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个人消费信贷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至今其业务范围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扩大，主要包括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个人住房装修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个人存单质押贷款、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个人助学贷款、个人旅游贷款等业务。有的金融机构还开展了个人小额信用贷款、个人综合授信额度贷款等业务。我国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迅速，从1999年的726.3亿元，截止到2009年6月末，我国居民用户的消费性贷款余额已经增加到了43891.64亿元。虽然如此，但是由于我国各种配套的体制及相关法律还不是很健全，决定了我国个人消费信贷市场总体规模仍然偏低、消费信贷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发达国家、消费信贷中个人住房贷款占绝对比例的现象还很严重。随着我国消费信贷业务的逐年发展，制约其发展的风险问题逐步暴露和突出。

2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消费者方面

2.1.1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

我国人民有“量入为出”、“勤俭节约”的消费习惯，先储蓄后消费而不愿超前消费。虽然中国居民对消费信贷的认知度呈上升趋势，发展空间巨大，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多数的消费者还不是很明了消费信贷的根本意义及其用途，严重影响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进程。

2.1.2消费者收入支出预期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家庭的收入预期受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下岗人数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而下降,支出预期受教育、养老、医疗等改革的影响而上升,从而使得消费者负债消费的意愿大大减弱。

2.1.3个人信用风险

首先，我国的居民收入还不能完全货币化，透明度不高，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与名义上的收入有一定的差距，进而给银行增大了放贷的风险。其次，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存在。我国个人信用体制的不健全以及社会部门间信息沟通共享渠道的不畅，则无从判断借款人的资信程度，在消费信贷过程中，借款人的多头贷款、故意不还款或是恶意透支时有发生。这些因素都会对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

2.2商业银行方面

2.2.1银行体系管理不完善

就银行内部来看，管理水平不高,缺乏个人消费贷款这类零售性质信贷业务的管理经验和人员的培训准备,存在着信贷人员贷前调查不深入、贷中审查不严格、贷后管理不力的松懈行为。更有为了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擅自降低贷款标准和担保条件，造成新一轮的风险积聚，严重影响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进程。2.2.2资金融通渠道存在的风险个人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等主要消费贷款期限都是比较长的,而银行存款期限相对较短,出现了“短进长出”的格局。同时银行无法通过市场的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建立融通长期资金的渠道,这就使银行资金紧张，增加其经营的流动性风险，不利于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

2.2.3抵押物风险

银行在对个人发放消费贷款时往往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物。但抵押物可能会因各种自然、人为灾害或周围经济、交通环境的变化而造成价格下降或价值灭失。处置抵押物时，操作环节多，交易成本高、造成商业银行人力、财力、物力的耗费。这些因素都增加了银行的风险。

2.3法律制度配套设施不完善

一方面，尚未出台一部完整的《消费信贷法》，目前银行主要是依据《商业银行法》、《担保法》、《贷款通则》以及《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对消费信贷进行管理，其针对性不强。另一方面，个人信用制度、个人破产制度等与消费信贷配套的制度政策尚未建立或有待完善，特别是在个人贷款的担保方面缺乏法律规范，也缺乏对失信者的惩罚机制。由于存在种种风险问题，大大延缓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进程。我国应尽快出台防范措施，促进消费信贷稳健快速的发展。

3我国个人消费信贷风险的防范措施

3.1消费者方面

3.1.1转变消费观念

必须要引导消费者改变陈旧观念，提升消费者适度超前消费的经济理念，导出合理科学的消费模式。培养科学合理的理财观念，正确处理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从总体上提升国民的素质，使其更易于接受一些超前的消费观念进而促进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

3.1.2提高消费者的收入水平

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关注力度，加大对民生的关注力度，政府可以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来弥补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从根本上改善国民的收入，增加消费的信心。

3.1.3提高个人信用意识

应该从消费者自身抓起，让消费者认识到违约后果对他自己的严重性及危害性，进而使消费者明白违约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守约的成本；增加消费者的相关信用知识、责任感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消费者个人信用意识的提高。

3.2商业银行方面

3.2.1完善现有产品种类及拓展新业务在切实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注重信贷产品的创新。有针对性地对产品功能、价格策略及服务手段进行科学组合和优化，如对农户和务工人员可积极开展农机具贷款、住房装修贷款、小额生活贷款、打工消费贷款等消费贷款业务。尝试性发展新型消费信贷业务，如住房二次抵押贷款、综合循环贷款、信用卡等等。。

3.2.2完善金融机构的信贷操作体系。严格按照相关条件发放贷款,严禁银行业务人员的暗箱操作，要增强忧患意识,严格审批贷款的各个环节,切实防范信贷风险,逐步建立相对简便的评估程序和贷款手续，减少不必要的交易程序，降低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

3.2.3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

加快个人信用征信机构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基础信用信息数据库，充分利用政府的力量整合协调，设立专门性的全国个人信用管理机构提供服务。逐步形成拥有全国基础信用信息资源的大型的、综合性的征信机构和各具特色的区域性、专业性征信机构，形成能适应不同征信需求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征信机构体系来防范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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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部评级；信贷管理；价值创造

中图分类号：F24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4-0134-02

一、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倾向及其影响

（一）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的两类倾向

1.非中心城市行信贷业务发展滞后。从实施“中心城市行优先发展战略”以来，商业银行中心城市行的市场竞争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在中心城市范围内，商业银行在业务规模、经营效益、资产质量、市场份额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进展，与同业比较，商业银行各项资产负债业务、盈利水平均名列前茅。然而与中心城市行信贷业务快速发展相对应，非中心城市行信贷业务多年来却发展缓慢，有些行甚至趋于萎缩。

2.贷款向大客户聚集。自“双大”战略以来，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主要围绕着“优质大客户”做文章。“中心城市行优先发展战略” 实施后，商业银行针对“优质大客户”的信贷业务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优质大客户”是大型商业银行的重点客户，对商业银行在较短时间内提升信贷资产质量，扩大市场份额意义重大。“确保服务于大中型企业的优势地位”成为了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的战略导向。在战略的指导下，商业银行各项政策指标也体现了投向大客户的牵引作用，在此导向下，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主要集中投向于大型客户。

（二）信贷业务当前发展倾向对商业银行未来的影响

1.对信贷资产收益的影响。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优质大客户”这块金融市场，一方面，始终处于“白热化”的竞争状态，优质大客户成为了各家商业银行竞争的重点对象，大客户对贷款的议价谈判能力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大型客户的资金自给能力增强，对商业银行贷款的需求将日益下降。即使其有资金需求，大客户也会利用资本市场或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产品获得低成本的融资，“脱媒”现象日益突出。从客户角度出发，多与一家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就多拥有一条融资、结算或理财的金融渠道，还可以在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寻价，获得更多收益。与多家金融机构发展合作关系是大客户的基本策略。在此情形下，“让利”成为了各家商业银行竞争大客户信贷业务的重要手段。信贷资源集中投向优质大客户，不可避免的带来资产收益率不理想的局面。

2.对服务能力的影响。对于服务行业而言，渠道建设往往决定了市场竞争的成败。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取决于金融服务能力，其中网络渠道是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大型商业银行的服务渠道资源是很重要的竞争壁垒。中小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在短期内很难具备成规模的全国渠道，从而决定了中小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市场竞争的局限性。通过多年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建成了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点，占据了成熟的经营口岸；建立了全国资金结算系统，保证了客户资金结算的安全、高效等等，这些网点和系统构成了商业银行的服务渠道。保证商业银行服务渠道的健全、高效是商业银行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基础。一些全国性的大型公司之所以选择与商业银行合作，在很大程度上看重的就是商业银行的网络渠道。双方成功合作，除了主办行的积极努力而外，协办行的大力配合功不可没。

在当前层级管理的体制下，各个分支行仍是独立考核单位。各分支机构KPI指标的完成情况，决定了全行员工的收入以及参与全行内部资源配置的能力。在信贷业务仍是商业银行利润主要来源和业务拓展重要手段的现实条件下，一些经济欠发达的非中心城市行信贷业务发展缓慢严重制约了该行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导致部分非中心城市行网点建设投入不足，员工士气和工作技能受到影响，进而影响了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非中心城市行如果长期得不到良性发展，服务能力下降，将形成商业银行网络渠道中的服务“短板”，将使得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大打折扣。

二、内部评级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的影响

1.内部评级系统的指标设计较宽泛，用单一标准衡量各行业客户，评级结果的精确性不足。商业银行现行的内部评级系统从系统性风险、财务风险、信用记录和基本面风险等方面对公司客户信用等级进行评价，其中，系统性风险评价包括区域风险。这些评级指标的设计实际上是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把全国各地的客户进行排队衡量。

由于设定了区域风险，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被赋予了较高的系统性风险，导致这些地区的所有客户信用评级结果整体低于其他地区。客户信用评级是信贷管理的基础，后续的信贷准入、授信审批、经济资本占用等都由此发展而来，如果在客户信用评级偏低的条件下拓展业务，一方面，需要提高贷款定价、增加贷款担保等合作条件来抵消较高的经济资本占用，不利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由于整体客户的信用评级偏低，在行内信贷资源分配中又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非中心城市行信贷业务发展滞后的局面，促使信贷投入的两极分化，在信贷资源的配置上容易出现“马太效应”。

2.信用等级与客户规模直接挂钩、基本面指标过于笼统等不利于客户细分。客户的规模是商业银行客户信用等级的一项重要要素。从一般意义上讲，“客户资产规模大相应的违约概率小”，这个命题基本成立，但其逆命题“违约概率小就必然资产规模大”是否成立就值得商榷了。受此规定影响，一些经营稳定，效益尚好的客户由于资产规模不够大，内部评级结果往往在A及以下等级。

另外，从理论上看，内部评级基本面分析是很重要的评级因素。基本面分析可以较好地体现客户自身的管理特质。但分析商业银行现行评级系统，其中的定性分析指标过于笼统，而且指标的选择缺乏统一的规范，随意性较强。从实际评级结果来看，定性分析对评级结果的影响程度较低。客户的财务指标分析对评级结果影响力相对更大，这种评级设计模糊了客户的特性，同样不利于了解客户，发现其经营亮点，改善其评级结果。

三、对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改进意见

1.辩证认识风险量化技术，重视管理者的经验。内部评级是数理统计分析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数理统计分析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以往历史数据的分析来预测未来。受数理模型中变量有限、历史数据来源不足等等因素的制约，数理统计分析结果可能与实际情况出现偏差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内部评级我们应坚持辩证的态度，一方面，重视内部评级的合理成分。推行内部评级不仅是适应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量化风险，满足测算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行内部评级可以统一全行的风险偏好，规范全行经营行为，牵引各级行执行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当前的内部评级还处于初级阶段，数理模型量化风险，准确反映现实风险的能力还有限，因此，不应将内部评级模型形成的结果绝对化，而应允许适当的修正。

2.树立“生态层”的观念，细化内部评级。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存在不同层次的经济主体，其间有特大型的企业，也有微小企业以及赤贫者，不同的经济主体形成了不同的“生态层”。不同层次的经济主体都有其特定的金融需求。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领导的孟加拉“穷人银行”――格莱珉银行的“意外成功”说明，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每个经济层次都有市场机会。商业银行与那一层次的经济主体进行业务合作取决于这家银行的战略定位以及相应的风险管理能力。当前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倾向于发展中心城市和大客户这些经济社会的“高端生态层”的根本原因还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能力的不足。

从实际情况看，能够与大客户打交道的毕竟只有一部分分支机构。商业银行大部分的分支机构，尤其是非中心城市行在其经营区域内缺乏大客户资源，这些分支机构的发展方向只能是做好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其市场机会在于“中层生态层”。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现实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努力巩固、扩大大客户信贷市场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眼光探寻不同经济区域的中小客户信贷市场的风险管理技术，为以后的发展培育新的价值增长点。一方面需要我们调整信贷业务的发展策略，调整业务流程，另一方面需要我们改进内部评级体系等风险管理工具，建立中小企业的评价体系，客观认识中小企业的真实风险，把握不同“生态层”的风险特点，为信贷业务拓展提供技术支持。“锦上添花”相对容易，而“沙里淘金”则需要高超的技能了。

3.建立对特别事项的评级机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类交易活动千差万别，商业银行按部就班的信贷管理流程有时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的需要。商业银行现行的管理制度适用面较宽泛，关注了客户的共性，却没有细分不同客户的特性，执行中没有余地，既影响了效率，又容易丧失商机。本着“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从提升市场竞争力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审视自身的信贷业务流程和风险控制手段。落实到内部评级，商业银行目前的内部评级只能满足通常情况下基于客户本身资信能力开展的传统信贷业务，而对于基于特定经济活动产生的融资需要，现行的评级方法就无“用武之地”。从“违约概率”的本意出发，我们能否建立一套评级机制，通过分析计量借款人的特定的经济活动，来判断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不能按合同要求偿还贷款本息或履行相关义务的可能性，从而得出评级结果。如果能够建立这种机制，将有助于商业银行开拓中小企业信贷市场，促进公司业务转型。

参考文献：

[1]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 武剑.内部评级理论、方法与实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3] 才立忠.开展业务创新 增强市场竞争力[N].建设银行报，第2277期.

[4] 孙淑丽，宋久明.加快战略转型 发展对公业务[N].建设银行报，第2308期.

篇5

【关键词】企业税务筹划；筹划管理；筹划误区；误区避让

税收是一种调节国家财务的手段，是价值分配手段之一。与此类似，税务筹划也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是为了保护纳税主体在税务上的利益，通过该手段，纳税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税收政策对该公司经营的影响，规避一些风险，在合法的前提下获取更高的既得利益。税务筹划是普遍发生在与税收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所界定下的边沿性地操作，这就造成了税务筹划的危险性和高级属性，因为一旦操作不慎，就有可能违反法律，造成严重后果。现实中也常常容易踏入某些误区，在税务筹划的过程中要正确的认识到常规性的误区，并以有力措施实现税务筹划误区的避让。

一、企业税务筹划内容概述

（一）企业税务筹划概念

《国际税收词汇》对于企业税务筹划的概念分析是这样的：税务筹划指的是经营或私人事务能够在遵照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为纳税主体降低税务，减少税收安排，同时，其还指出，这里所说的纳税主体可以指自然人，也可以是指企业法人或者是其他的组织。我们可以按照目前的情况，将税务筹划这样理解：企业或者其他纳税主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对该企业或者个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出现的各项有关于金融投资、金融财务管理等行为，进行开展税收统筹规划等相关工作，该项工作要以纳税方案的合理优化作为基本准则，以降低纳税人的税收成本作为工作目标，以纳税主体能够在纳税之后获取最大的利益为标准来进行，最终为实现纳税主体效益最大化而做出贡献。

从本质上来说，税务筹划是一种规避风险、获取最大效益的手段，这种手段是为了保护纳税主体在税务上的利益，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在遵守和践行国际税收方面的惯例且尊重并遵守我国的税法的基础上，寻求企业经营中的整体税负的最小化和经营价值最大化。

（二）企业税务筹划特点

税务筹划是在相关税法的约束之下进行的活动，首先具有合法性的特点，这主要是指税务筹划必须要以遵守国家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为基础，逾越税收法律法规界限的税务筹划将被界定为税收违法行为。

税务筹划是一种事前规划，目的是为企业带来与在没有开展税务筹划之前相比更为可观的效益。不合理且带有盲目性和随意性的企业税务筹划，极有可能因为不符合企业的发展需求，非但不会给企业带来税收方面的利益，还会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

企业的税务筹划作为一种事前的统一规划和设计，是纳税企业在对本企业内部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探究之后，结合税务缴纳相关事宜重新进行的一项规划工作，来实现企业财务收益的整体最大化。这就要求企业事务要具备严密的筹划性，着眼于企业经营管理中长远性及整体性赋税的降低，而非单个税种或个别税种的短期降低筹划，并在税务筹划活动的开展中，依据当前社会环境、经济形势、企业发展需求及发展现状等，对税收筹划方案作出及时必要的调整。

二、企业税务筹划中的误区

前文提到，企业税务筹划工作是发生在与税收相关的法律法规所界定下的边沿性的操作，具有较高的危险性和技术属性。此外还要注意的是，我国的税务筹划发展时间很短，无论是税务筹划的普及程度还是税务筹划工作的成熟程度，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仍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及较多的研究等才使将其不断完善，近几年各大企业所开展的税务筹划工作表现出的误区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税务筹划观念上的误区

我国的税务筹划发展时间很短，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整体水平上相差很大，这就造成了我国的纳税主体对税务筹划的认知偏差，在很多人心目中，税务筹划甚至与偷税、逃税、避税等违法行为画上了等号，这无疑是错误的，税务筹划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在国家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允许下进行的，与偷逃国家税款不同，后者是通过隐瞒企业的营业收入及利润等，来获取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的少缴纳机会，该种行为虽然可以降低企业税收支出，但却并不隶属于税务筹划，而是违法行为。

在税务筹划的认识上存在对成本的忽略。税务筹划在能够给企业带来税收负担的降低及税收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还需要企业为此承担必要的成本及费用，企业为获取更为优化的税收缴纳方案，为开展税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研究所付出的人员培训方面的费用、费用等，均属于税务筹划中的成本，要将该部分成本计入税务筹划中，如税务筹划成本高于税后经济利益，筹划方案依然是失败不可取的。

（二）税务筹划目标上的误区

部分企业存在着将减少短时期内的税额负担作为税务筹划目标的现象。在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过程中，过于侧重短时期或当前的税后利益，并没有综合考量企业长期的经营效益，而缺乏长期经营下的税负规划极有可能给企业的长期经营效益带来负面影响。

企业税务筹划以纳税方案的合理优化作为基本准则，以降低纳税人的税收成本作为工作目标，以纳税主体能够在纳税之后获取最大的利益为标准来进行，最终为实现纳税主体效益最大化而做出贡献。很多人以为税务筹划与税负降低是划等号的，这是一种片面的想法。如果想降低企业的税务支出，就可采用分期收款的方式来进行税务筹划工作，在缴纳税款延缓期间获得该部分资金对应的时间价值，最终完成减小税务支出的目的。从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性目标来说，采用分期收款可使客户较长时间占用资金，所以，这种税务筹划方式应该考虑一个问题：企业资金成本的损失与税金延缓缴纳期间中得到的补偿是否能够达到平衡状态。

（三）税务筹划风险上的损失

税务筹划多是在税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边沿进行的边缘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税务筹划与其他的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相同，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风险性，但目前企业在开展税务筹划活动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为实现税务负担的降低而忽视税务筹划有可能带来的潜在性危险，极有可能给企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丧失获取更大利润的机会。如果无法对税务筹划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彻底的排除或规避，那企业就需要进行利弊的权衡以制定最佳的税务筹划方案。此外，税务筹划人员要面临岗位及筹划理财目标等各个方面的压力，心理负担及精神压力相对较大，在该种状态之下，极易造成税务筹划风险的增大，对该现象的忽视是税务筹划中的一大误区。

（四）税务筹划信息上的误区

企业的税务筹划是一种事前的统一规划和设计，它是一项系统性和复杂性都较强的工作，不合理的企业税务筹划极有可能因为不符合企业的发展需求，非但不会给企业带来税收方面的利益，还会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对经济活动开展必要且合理的预控分析，在对未发生的活动进行控制时需要以以往的统计资料作为预测及策划的依据及基础，然后组建相应的财务模型等，如果这期间存在任何环节上的统计资料不完备、数据信息不准确或者对企业内外部环境相关的信息获取不及时，就会造成企业税务筹划工作开展过程中的信息缺失问题。

三、企业税务筹划的误区避让

（一）正确认识企业税务筹划理念

正确认识税务筹划与偷税、漏税及逃税等违法行为的本质区别，明确合法合理的税务筹划是法律赋予的可降低企业税务负担的正当行为。以不违反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为基础，对投资经营、运行管理及理财活动等进行事前的合理安排，以降低企业税务负担，使企业的纳税缴税行为更加的科学化、规范化，从而实现税收负担的降低及经济效益最大化。

企业要有针对性的提高自身在税务筹划工作中的成本意识。从纳税主体的角度出发，个体及企业所缴纳的税款带有很大程度上的无偿性，多是个人或者是企业资产中的净流出，但并没有可以与之相对应的收入来源，这就要求企业在税务筹划活动中，要强化提升筹划人员的成本意识，以便于税务筹划更加合法合理的开展。

（二）科学订立企业税务筹划目标

在订立企业税务筹划目标的时候，要将企业所要支付的税款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进行压缩，尽量减少支出。税务筹划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降低企业税负负担，但在开展企业税务筹划相关活动中，追求税务负担的片面降低并非是开展税务筹划的根本目的，如果税务负担的降低引起企业经济价值随之降低（下转第103页）（上接第101页）等问题，那就说明税务筹划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时，企业税务筹划的工作人员要同时综合考量企业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对国家税收政策、市场经济以及企业自身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吸取以前的经验，多多加强相关优秀案例的学习培训，本着降低企业成本的原则，以增加企业利益为前提，进行筹划工作，为实现最优目标而奋斗。

（三）加强税务筹划风险意识

在税务筹划的过程中要正确地认识到常规性的误区，加强税务筹划风险意识，并以有力措施等实现税务筹划误区的避让。这就要求相关筹划人员首先要保证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在进行税务筹划的时候，要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开展，税务筹划人员要深入的学习了解税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在熟悉各项法令制度的基础上构筑企业内部的安全税务筹划环境；其次要真正实行事前筹划原则，对税务的筹划要先于企业纳税行为发生之前进行；再次要将税务筹划放置在企业整体性经营决策中进行综合考量，并立足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具体环境，将税务筹划确立为企业获取最大经济价值的手段和方法，而非最终目的。针对纳税人的地域、经济状况、履行义务的实际情况等，采取不同的法律依据、处理流程及方法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四）系统获取企业税务筹划信息

税务筹划多发生在纳税人真正践行纳税职责之前，是对未来的纳税事项采取的事前规划、安排及设计等，这就要求税务筹划要贯穿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中。企业要在涉税行为发生之前，就业务和生产活动中涉及到的各种税项、优惠政策、法律法规等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就税务编制中需要的历史数据、文献资料等进行科学全面的收集汇总，确保各类支持及依循数据的准确性，就已经发生的应税行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定，从而确立起对税务筹划的正确认识，保障税务筹划工作切实实现企业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四、总结

企业应当选用低赋税且总体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税务筹划方案，也可在税法的允许范围内采用延迟缴纳税款的方式，以便获取延迟期间的税金所对应的无息贷款。但无论采用何种税务筹划方案，均需要避让税务筹划中的误区，以达到降低企业税务负担、进一步提升企业经济价值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长熙.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税务筹划问题探讨[J].管理观察，2011（34）.

[2]宋东国.浅析税务筹划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J].企业导报，2012（06）.

[3]王汉英，申明江，金姝楠.浅析企业税务筹划中的风险及其防范[J].价值工程，2012（31）.

[4]陈玲.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中小企业税务筹划研究[J].财会通讯（综合版），2011（10）.

篇6

一个安居的梦，做了上千年，周而复始地耗尽一代代人的毕生精力。从没有一件事，像房子这样直接地与人生、与民生联系在一起。

承受不起高房价，又死不了买房这条心，这就是多数中国人无奈的现状。房价涨到头了吧？该降了吧？出手？再等等？我们惴惴不安地在安居梦想和高房价的现实之间挣扎。

一、追踪省会石家庄楼市变迁：从住房难到高房价

1998年之前，中国百姓的住房大多数是单位分配的，主要拼职务、工龄，住房需求处于严重压抑状态，够住已经不错了。

住房改革后，很多人依旧抱着单位分房的想法，也不大接受住房贷款，房产市场温吞吞的。2000年时，最贵的也不过3000元一平，有的只卖1300元一平。

房改推广，福利分房已成绝响，单位集资建房也渐渐退出，住房自备成为必然趋势，房价开始快速增长。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房价像打了鸡血，一路飚升。

2008年，金融危机致使房价短暂地下跌，之后是持续地、大幅度地快速增涨。房子已成了比黄金更保值的硬通货，房子除了居住之外，成为平民百姓的一种被动理财方式。

2011年，信贷紧缩，一线城市房价有所松动，二三线城市房价坚挺。

二、房市4探

“限”时代，拉得住房价吗？

马亦敏43岁购房意愿：

我又开始看房子了，这样的事情我已经干了3回。

第一次是10年前。丈夫通过公开招考已于3年前录入石家庄某局任职，而我一直在老家行唐，如何解决两地分居一直是我们的心头痛。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俩一咬牙：买房。先把我和儿子的户口落进石家庄，甭管我调入还是儿子上学都有了顺理成章的说辞。

钱当然不够，我们办了3成按揭，除去首付背负20万元的债务。

就这20万，差点儿把妈妈愁死：“这么多钱可咋还哪？按揭说得好听，其实就是银行和卖房子的把人按在地上，慢慢揭下一层皮来。你们年轻人真是胆大，怎么敢借这么多钱。”

我也是没办法啊，除此之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做好了过苦日子的准备，总比恩爱夫妻分居两地强。

我们很幸运，之后几年，公务员工资改革，丈夫收入有了很大提高；我调到石家庄一家培训机构，公司效益不错，准备背一辈子的贷款竟然用6年时间就还完了。

2007年，我们动了再买一套房子的心思。公婆年事已高，老家医疗条件不好，不把他们放在眼前，怎么也放不下心。

我们在附近找到一套60多平米的小户型，这两年房价涨得凶，别看房子小，总价却已经逼近了我们自住那一套，我们重又背上贷款，利率负担比上一次还重。不过这一次，却没人对我们自讨苦吃的行为表示惊讶，连“揭皮论”的妈妈都没异议：“买房比存钱合适多了，搭点利息就搭点利息，过几年房价能差出好几倍利息来。”

今年之所以又想买房子，一来是因为儿子已经考上大学，结婚生子已近在眼前，给孩子置办一套婚房是传统习俗，我们也不能免俗；二来这两年通货膨胀实在吓人，手里的钱存一年贬一截，总得给它找个稳妥的去处，平民百姓想不出什么高明的投资理财方式，房子算是最简单可靠的了。

我的第三套房看起来碰到了限购令的门板，但实际上根本构不成实质的阻碍，比如我们，用公婆的名字买就行了。至于有人猜测，限购令一再加码会拉低房价，我认为希望不大。如果真的认为它有用，那还真就得快出手，因为限购令都是有时限的，哪天解禁房价一准井喷，我可不想当那没味的垫背。

真的，该买就买吧。

时评：买房真的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心头好”？其实我们自己也没弄清，一代代人都需要住房，为什么偏偏到我们这一代就出现了购房狂潮，让房价在不可承受的高位上久飞不落。

限购令对房价，可能有辅助的调控作用，指望用它拉住房价，似乎又不那么容易。

首套房首付利率上浮，“刚需族”伤不起

董妍艳28岁购房意愿：

最近一段时间，我连做梦都是房子，沮丧得无以复加。

恋爱6年，家里一直在催我们结婚。可结婚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事，我们想为未来的小家准备一个基本的物质基础，那就是房子。

但这房价，真是让人崩溃。2009年初我们开始看房子，同事向我推荐谈固大街上一个城中村改造小区，户型确实不错，小区配套齐全，规模也大，两年后交房，均价3800元。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小户型，最小的两室也得近90平，摸摸兜，我俩黯然走出售楼部。

尽管首付只要两成，房贷利率还可以享受7折优惠，8万元最基本的款项也足以让我们这两个刚刚工作两年的年轻人铩羽而归。

以后3年，我俩一边继续关注房产市场一边拼命干活拼命挣钱，越看越着急。尽管收入增加了不少，但房价涨得更快，我们曾经看上的那套现在交房了，单价已经上升到了近7000元。

眼看奔三，父母都急疯了，最佳生育期也快到上限，房子迟早要买，晚买不如早买，否则连下一代都要耽误了。

我们最终选定了二环外1000米处的一座楼盘，精装修，每平米6200元，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已经是准现房，付12万首付款，两个月后就可以入住。

我们交了订金，单等售楼处准备好购房文件和贷款手续后通知我们办手续。

谁知道一周以后，售楼小姐给我们打来电话，不是催促我们办手续，而是告诉我们一个令人绝望的消息。他们的合作银行已下通知，首套房首付提至4成，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两成，让我们追加首付款，而且要快，因为银行房贷额度很紧，尤其到了年底，不抓紧的话能不能申请下来都不好说。

我倒想追加，可是谁能告诉我，两个年轻人从哪弄那么大一笔钱去追加？

买房梦再一次破灭，郁闷至极。真不明白，我们不过想有一套遮风挡雨的落脚之地，是最应该保护的住房“刚需族”，怎么那么多针对房地产商的调控政策全是“空调”，而这回调整却结结实实把我这种真正需要房子的人调控到了买得起房子的人之外，让人情何以堪？

时评：首套房客户多为自住需求者，满足这部分需求是楼市调整的根本目标。现在，银行与开发商将房贷比例与支付比例上调，引发首套房贷款越来越难，本意也许是积极的，但即便是积极意义下的误伤，也让“刚需族”承受不起。

楼市冬眠，涨跌难料，我们要不要再hold会儿？

魏慧慧31岁购房意愿：

从2001年初开始，我心里就七上八下没消停过。为什么？那还用问，现在没有一件事能像房子这样，让人“为伊消得人憔悴”了。

房子要买，可咱小老百姓钱少啊，房子是居家过日子最大件，一平米涨100就得多掏1万多块钱，一平米降100就能少出1万多块钱。要是像北京似的，普遍跌个一两成，那我们就可以把两居室的过渡房变成三居室的终极目标；要是像北京某楼盘似的打5折，干脆又能多出一套房子来，这么大的利益驱动，不优柔寡断就怪了。

2011年初，“新国八条“横空出世，把限购推向全国，我们很欢欣鼓舞了一把，想着石家庄房价肯定会降，想等它降了再买，但预期中的降价潮似乎并没出现；紧接着3次加息又从资金方面加大房地产的调控力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和“一房一价”等直接干预房价的政策出台，让我们更有等降的信心。但房地产商还真是hold（把持）得住，死撑着不动弹；到下半年，首付提了，二套房不说连一套贷款利率都涨，让我想开发商都该傻了。

可是奇怪，我们看中的裕华区楼盘价格大都依然坚挺，这回开发商不傻换我傻了。

买？还是不买？售楼处不再像往常那样人流如织，但售楼小姐很淡定，对我们是否降价的质疑，她们报以一笑：“姐，您自己说石家庄房价高么？跟唐山、秦皇岛这些地级市比都差不出什么。国家调控是要把房价中不合理的泡沫挤出去，可咱没沫啊。北京二环一平四五万，开发商随便一松口降几千不伤筋骨，咱这二环上满打满算才6000元一平，你说往哪降？不涨就不错了。快买吧，等大家回过味儿来，看谁后悔！”

我真有点hold（把持）不住了，理智告诉我再等等，可售楼小姐说得不无道理，要是买房旺季一到，房价不降反升我跟谁哭去？

真恨不得自己也会冬眠，一觉睡去不问世事，到春暖花开时睁开眼睛，房子按人头发，那多省心。

时评：调控政策步步紧逼，楼市随之降温，政府调控楼市的决心显而易见，难怪买房人的观望情绪浓厚。调控让高昂的房价低头，这是每个买房人梦寐以求的事，但真的降了，买房人反而更多地作壁上观：说不定还会降呢，再等等。这不但让降价效果打了折扣，也使得那些待售的楼盘无所观望。

房价降不降是综合因素，买不买得上合适房却是个人眼光和智慧的考量。

为什么我总买不上房

贾秀清37岁购房意愿：

说句实在话，我是真想买套房子。

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公婆留给我们的一套40多平米的一室一厅里。孩子小的时候还觉不出什么来，孩子懂事之后，3个人睡一个屋实在不太方便。

从他5岁开始，我就琢磨换套大点的房子。2004年底，我们看上了一套房子，南北通透的户型，格局不错，总价23万，基本达成了购房意向。可等我返回头考察小区环境跟邻居聊天时才知道，这套房子一月份时在中介挂上，房主要价21万，那两万是中介自己加上的。我顿时有种被骗的感觉，这中介也太黑了，哪有这么涨价的。

我跟中介交涉好几回，中介一口咬定，现在房子就这价，要就快点办手续，不然恐怕还得涨。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蒙谁呢？半年涨两万，不然还得涨，你当房子是发面馒头么？我做好了跟中介拉长锯的准备，没想到一周之后，这套房子真卖了，成交价23.2万。听中介洋洋得意地说了战果，我恨不得抓过买房人揍一巴掌：真没骨气，干吗捧黑心商人的臭脚。

之后陆陆续续看了很多套房子，可心的几乎没有。房子是一辈子的事，户型、物业、价格，甚至邻居都得考虑在其中，等我下决心凑合一下，房价又不凑合了。最明显的是我比较来比较去最后决定买一年前看过的香榭里的房子，可是一问价，相同户型居然比一年前高出10万！你说谁能甘心掏这个钱？

现在儿子都13岁了，已经长成了一米七的小伙子，只能窝在客厅的沙发里，写作业趴在茶几上。为了照顾他学习，客厅的电视常年不开，我们夫妻晚上就呆坐着看报纸织毛衣，别提多无聊。

买房的愿望是如此迫切，可是我等，死等！我就不信攥着人民币会有买不上的东西。

时评：据说世上有7种人不管房价涨跌永远买不上房子，这7种人是：觉得房价还会跌的人、比别人慢一拍的人、永远不相信开发商和中介的人、总是看而不买的人、永远相信专家的话的人、等待房价跌到谷底的人、想买套十全十美的房子的人。

房子人人想买，买房的智慧就不见得人人有了，有人嚷好几年买不上，有人不声不响一套高性价比的房子到手。所以买不上房子怪高房价的同时，还得反醒反醒自己是不是该出手时没出手。

三、房市展望：调整还将是常态，买房回归理性时代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了大中城市房价，部分城市房价松动，另有1/3持平、1/3环比涨势平稳，种种迹象表明，房地产市场正在降温，楼市拐点是否已经出现成为舆论焦点。

7成市民认为房价没有降，数据上的松动和真实感受有比较大的差距，降价大多是房价已经畸高的一线城市或只是开发商变相忽悠，二三线城市房价依然坚挺，类似2008年出现的房价大幅下降的现象没有出现。

其实房地产是一个区域性质很强的产品，各地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发展策略。以石家庄为例，它的房价基数原本在全国省会城市已不算高，且每年购房增长人数在10万左右，“刚需”健在，房价有支撑；不但如此，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运营：城市改造、道路拓宽、危旧房淘汰等方面因素也都加大了住房需求，这些因素决定了它的房价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中国很大，情况很复杂，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房产市场进一步规范和有章可循估计还需要假以时日，未来一段时间调整还将是常态。

房价降不降，降多少，既要看消费者的需求和能力，也要看开发商的实力，最重要的还要看国家政策走向。

作为购房者来说，理性一些，不要跟风听音，衡量本身购房目的和能力范围，找到适合自己的房子才是上策。

四、本刊视点：什么时候买房都合适

篇7

关键词：企业 价值创造 现金流管理

现金流的管理作为整个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该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实际的投资规模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并直接的决定了该企业的发展情况。但我国在现金流管理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其研究的深度也比较欠缺，这也就导致了我国许多企业在现金流管理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并严重的阻碍了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企业要想实现自身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就必须充分的加强其自身的现金流管理，这也就使得现金流管理在整个企业进行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现金流管理与企业价值创造的概述

（一）现金流管理的相关含义

现金流管理指的是将现金流量的管理作为整个管理的中心工作，并且在此基础上，围绕着企业的经营、投资以及筹资等多项活动所构建的一种管理体系，并是一种能够对当前与未来一段时期中的现金流动进行合理的预测、计划与控制工作，并对其工作的流程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一般情况下，现金流管理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种：一是与现金流的预算体系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与程序安排，并且与此相关的计划实施工作以及计划的系统；二是讲收入系统、支出系统与调度系统三者结合起来的执行以及控制系统；三是在某一时期内加速整个现金的流转工作，并在公司的资金出现盈余的情况来进行合理的投资分析；四是在企业出现了资金缺口的情况下进行融资；五是进行现金流预算的执行情况以及其本身的信息进行分析与研究。

而现金流作为整个企业进行价值创造的源泉，在进行企业现金流的管理工作时也应当以整个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为其管理工作的终极目标。而现金流的管理作为整个企业财务管理中的核心工作，其目标与相关的内容也应当随着财务管理策略的改变而随之做出适当的调整。这也就需要在进行现金流的管理过程中应当将整个企业的价值创造作为其管理的导向，并借助于预测、决策、控制以及报告分析等方式来进行一种全面动态的企业价值管理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将现金流的管理作为整个企业战略管理的重中之重。而进行现金流管理的对象也不应当仅仅的局限于企业的现金资产，还应当是渗透到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中所产生的资金运动过程中。

（二）价值创造的概念

价值的创造是一个动态的连续过程，一般意义指的是对价值的追求，并且需要借助于企业的结构、相关制度以及拥有的资源等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与整合，从而实现整个企业的价值增加。而在企业进行价值创造的过程中，也包含有价值的发现、转移、递加与控制等多个过程。而在竞争的战略框架中，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往往处于一种中心的地位，而资源在此过程中往往也只是一个中间介质的作用。企业的资源可以借助于企业的绩效活动来从各个环境下进行购买。而在这种逻辑中，讲企业的价值活动放在了一个有限的位置，因为一个成果的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不仅仅需要着许多的资源与技术，还需要一个成功的组织管理与控制系统。因此在进行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相关的管理层应当充分的重视该企业自身企业价值的创造，从而进一步的提升整个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并促使该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得以持续的发展。

二、现金流与价值创造两者的联系

（一）现金流是企业进行价值创造的源泉

首先，现金流是整个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第一要素，一个企业只有拥有着足够多的现金，才能够在市场上获取到相关的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这就为该企业进行自身的价值创造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一旦开始经营，就需要拥有充足的现金来进行原材料以及生产机械的购买，并且需要用现金来进行劳务费用以及员工工资的支付。因此一个企业只有拥有着足够多的现金，才能够保证整个企业可以正常的进行相关的经营活动。

其次，只有利用销售进行现金的收回，才能够实现整个企业价值的创造。虽然说整个价值创造的过程是发生在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但是要想有效的创造出企业的价值，还需要看其生产的产品能否满足社会的需求，并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实现销售并且进行资金的收回。而在资本的循环原理中则清晰的表明了这一点：企业自身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全部都转变成为了现金并且收回，这样才能够使得企业的价值创造得以实现。而企业的经营销售环节也是一个进行价值创造的过程，但正常的开展相关的销售活动也需要充足的现金来进行支持，这也就使得整个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必须依靠着现金流来进行。

（二）利用现金流能够有效的反应出企业的赢利质量

对一个企业而言，其现金流比利润更能够说明该企业的收益质量。在现实的经营过程中，许多企业都会出现有着利润但是没有现金这种情况。而这种借助于权责发生制而确定的利润指标往往也无法有效的反应出一个企业的具体收益情况。而借助于现金流的指标则能够有效的弥补权责发生制在企业经营成果反应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企业可以通过对自身现金流的关注，来甩干整个企业中利润指标中的水分，并有效的防止了企业出现坏账等情况的发生，并使得投资人与债权人能够对该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以及赢利情况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因此在进行企业经营活动的考察过程中，应当认真的分析该企业的现金流情况，从而更加有效的进行该企业盈利质量的评判，并进一步的确定该企业的价值创造。除此之外，企业自身的股票的市场价格与其利润指标的相关性变得越小，而与其现金流的相关性变得越来越大，这也就需要企业充分的重视自身的现金流。

（三）现金流与价值创造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价值管理其核心在于进行现金流量的管理以及自身价值的创造，而价值也直接的决定了该企业未来一段时间内所创造的现金流量的现值。因此在进行价值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充分的依靠现金流量的相关研究基础，并且将现金流量作为整个企业价值管理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来进行内部的系统分析。而在进行价值管理的过程中，通常强调了财务的战略、相关财务制度的安排以及财务活动的有效整合，其宗旨应当是进一步的促进整个企业的现金流量，并进行企业整体价值的提升。因此企业在进行财务行为的过程中，都是将企业价值的提升作为整个财务行为的大前提，并且围绕着现金的流量系统来进行开展的，这也就说明了现金流量在整个价值管理的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也是整个企业实施自身价值管理的目的，其扮演的角色示意图如图1所示：

而现金流量也是一个企业进行理财活动的起点以及终点，而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有的决策行为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到该企业的现金流量。这也就使得企业的现金流量与其财务的决策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并且成为了现代的理论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在进行价值管理方式的运用下，来实现整个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也使得企业的现金流管理成为了其价值管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可以说，现金流量不仅仅是一个结果，它更多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是一个进行价值管理与行为管理连接的重要纽带，这也是人们在现金流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企业价值管理研究的基石所在。

而在企业的风险既定这一情况下，该企业中的一切财务决策也都应当围绕着带来更多的现金流来进行，这一观点在投资的决策中显得非常明显。通过MM理论，在市场充分有效这一情况下，企业自身价值的提升完全取决于其相关的投资决策，而一个科学合理的投资方式往往也能够直接的增加该企业的自身价值，错误的投资决策则会进一步的减少其企业价值。

三、基于企业价值创造的现金流管理策略

（一）在现金流流向方面进行企业的价值创造

企业进行最佳现金流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进行企业现金流流向的进一步优化，而流向决策的优化也是企业进行现金流管理的一项关键。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发展战略往往直接的影响到了整个企业的现金流流向，而在进行企业战略规划的过程中往往也直接的决定了该企业的发展方向以及相关的发展模式，这也就决定了该企业能否有效的提升自身的企业价值。因此，将企业价值的创造作为目标的现金流管理其首要任务便是进行现金流流向策略的进一步优化，并需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市场的变化趋势来对企业自身的现金流流量进行整体性与长期性的规划，而现金流的流向策略这一全方位的战略工程往往也对整个企业的现金运用以及资源的利用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在确定现金流向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对企业所在的环境影响因素以及相关的企业战略进行分析，来使得现金流能够与市场环境的变化有效的协调在一起。这也是企业战略所具有的长期性以及根本性所决定的。而通过相关的企业战略，还可以使得现金流的流向不会偏离整个企业战略所规定的大体范围，这就能够很好的提升整个现金流流向战略的效果。除此之外，还应当根据企业战略自身的要求以及相关的投资客观规律来进行其现金流流向战略的有效制定，并进一步的提升整个企业自身价值的提升。图2为现金流向的战略确认过程：

（二）在现金流评价的标准上进行利用企业自身价值增加战略的选择

基于现金流的评判标准也能够帮助企业进行自身价值创造战略的有效选择，而现金流的管理一般情况下是将企业的价值创造作为整个工作的导向，而企业在进行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将企业的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与相关的现金流评价体系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在传统的企业价值评价过程中往往是将利润的指标作为重点，但是利用利润指标也难以很好的反应出该企业的实际赢利水平，这也就使得利用现金流来进行企业盈利指标的评判变得越来越常见。现阶段常用的估价方式有着现金流估价法、相对估价法以及期权估价法等等。一般情况下，一个上市公司自身价值最为直观的指标便是其股价的高低，但是这种评价方式中也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因此许多投资者长期以来都寻找着一种能够有效进行企业业绩评判的评价方式，并希望能够直接与该企业的股价进行挂钩。而近年来，人们也经常运用EVA的方式来进行企业价值的评估工作，而EVA受到广大投资者青睐的原因也在于它不仅仅能够根植于企业的财务评价系统之中，还能够有效的考虑到该企业所拥有的债务资本成本以及权益资本成本，而在EVA的评价体系中，企业只有赚取了超过自身资本成本的经济利润时，其企业的价值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增长。而在经营利润的增长没有占用额外的资金这一情况下，就是使得EVA出现增长的情况。而EVA通常直接与整个企业的内部市场价值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并且是企业在整个股票市场中能够实现价值溢价的一种驱动力。但是借助于EVA指标进行企业价值的认定过程中，其主要指认的指标依旧是会计利润这一因素，因此一旦在利润的核算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会直接导致EVA难以有效的反应出该企业的价值增长情况。

而现金增加值CAV这一指标就适合用于企业的各种评估与评价过程中，要想充分的理解CAV这个指标，就需要先对现金赢利值CEV这一指标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这一指标指的是在现金制的条件下通过现金流量表所提供的一些财务信息来进行企业自身现金净收益的计算。而现金的赢利值=其现金的流量+股利与现金收现+债券利息收现-利息与筹资费用付现。而CAV则是CEV扣除了分配股利付现后的余额。通过CAV指标，能够更好的反映出一个企业其经营业绩的本质，并且充分的符合了企业自身进行价值创造的本意。

四、结束语

现金流的管理在整个企业的财务战略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借助于现金流管理的各项战略，能够有效的实现整个企业自身价值的提升，并进一步的提升该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本文就现金流管理与企业价值创造进行了阐述，并就现金流相关策略与企业的价值创造两者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基于企业价值创造的现金流管理策略。

参考文献：

篇8

关键词：区域统计 核算 建议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06-5954(2010)07-063-03

统计制度是统计工作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基础性制度。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统计资源的投入方式、统计活动的产出质量以及统计工作的总体效益。目前，全国的统计工作正处于难得的发展战略期，北京市各级统计部门在服务科学发展的同时，也加快了自身的科学发展。

一、北京市统计调查管理的沿革

(一)行政隶属统计延续阶段(1978--1993年)

这一时期全市各级统计部门继续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隶属统计，即依照行政隶属关系对被调查单位实施统计管理。市统计局负责中央在京单位和市属单位，区县统计局负责区县属单位和少量的无主管单位，街乡统计科负责街乡办的企业，经过层层汇总、逐级上报，最终形成反映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数据。

(二)区县在地统计实施阶段(1994--2002年)

经市政府批准，1993年开始，推行区县在地统计，即： “由各区县统计局(分局)负责组织辖区内各种统计调查、资料汇总、分析并上报市统计局和区县政府。”实施区县在地统计是一次统计调查渠道的重大调整，是一项风险较大的统计改革，为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市统计局采取了“分步走”的战略：第一步，1993年年报将中央在京企事业单位和市属商业零售、餐饮企业的统计下放到区县，实行在地统计；第二步，2001年年报除民航、铁路、保密等系统外，将市属单位的统计调查与管理调整到区县，形成以“区县在地统计为主体，单位直报为补充的统计调查模式。”这一时期，区县政府统计部门所掌控的统计资料是不完整的，主要任务还是满足上报的需要。对区域经济的调控，城市建设与管理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度。

(三)区县在地统计发展阶段(2003--2008年)

这一阶段，区县在地统计逐步完善、成熟，各级政府统计部门的职责逐步理顺、到位。市统计局负责全市统计调查项目审批、统计方法制度设计、统计直报单位的数据采集、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汇总、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和下算，数据、统计分析预测、数据处理程序编制以及组织实施统计执法等项工作；区县统计局负责本区内统计调查项目审批、在地单位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数据质量评估、统计分析预测以及统计数据和统计执法等工作。

(四)区域GDP(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区县GDP核算始于1995年，核算范围主要是区县所属单位，与全市GDP不挂钩。2002年，按照区县在地统计的范围开展GDP核算，但由于数据资料的缺口及核算方法的不统一影响到GDP核算质量。2004年，通过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北京市统计局对统计调查对象划分、核算原则、计算方法等进行了规范，制发了《北京市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方案》，并实行下算一级，各区县不再核算GDP，而由市统计局统一核算并负责反馈，提高了GDP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增强了区县与北京市及区县之间GDP数据的协调性和可比性；提高了GDP核算的透明度，便于用户理解、监督和正确使用。

二、当前区域统计核算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从海淀区执行北京市统计制度的情况看，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统计问题

海淀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包含五个部分：限额以上企业、限额以下企业、商品市场、连锁经营企业和大型购物中心。其中连锁经营企业和大型购物中心按现行的统计制度对海淀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计算影响较大。

连锁企业执行法人总部在地统计原则。2007年连锁企业总部在海淀区、而分支机构在外区县的实现零售额为15亿元；企业总部在外区县的、经营分支机构在海淀区的实现零售额为98亿元。

海淀区新建两个大型购物中心，即金源时代购物中心和中关村广场。金源时代购物中心是北京市2003年60项重点工程之一，占地18.2公顷，总投资38亿元，总建筑面积达68万平米(王府井商业地产的面积仅为39万平米)。

海淀区委区政府为连锁经营企业和大型购物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土地资源，修建了市政配套设施，治理了周边的环境，保障了水电气热的供应等，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作为客观描述经济现象的统计指标因法人经营地的统计原则，这些成果却得不到真实的反映。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金源时代购物中心实现营业收入9.1亿元左右，其中批零业营业收入约为8.1亿元，餐饮业营业收入约为0.65亿元，服务业营业收入约为0.33亿元。由于金源时代购物中心的入驻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分支机构或分店，按法人经营地原则，纳入海淀区统计范围的营业收入只有2.5亿元左右，仅占27.5％，其中，批零业收入为1.6亿元；餐饮业收入为0.62亿元；服务业收入为0.3亿元。

(二)关于海淀科技园统计的问题

中关村科技园区是高技术企业的集聚区，有注册登记、审查审批的准入制度。为了准确地反映海淀科技园区的规模、速度和效益，按照科技部的要求，结合高技术企业的特点，北京市统计局批准建立了一套以注册企业为统计范围、技工贸总收入为总量指标的园区统计报表制度。随着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科学技术转化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高技术企业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考虑海淀区的土地成本及园区优厚的政策待遇，一些新成立的高技术企业在园区注册，海淀区外经营；一些园内企业经过孵化、发展、成熟三个阶段，为进一步作大作强，把生产经营场地迁往海淀区外，形成了“外溢”现象。海淀园区经过20年的发展，上述两种情况所造成的企业注册地和经营地分离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同时，按“法人经营在地”和“法人注册在地”所统计的数据差距也越来越大。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严格执行法人经营在地原则，海淀园的GDP为369.4亿元，而按照科技园区的统计制度，“法人注册在地”原则进行核算，GDP为508.1亿元，两者相差138.7亿元。

(三)关于GDP核算的问题

中国各级政府均承担了管理经济的职责，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党委和政府都需要掌握GDP的数据。北京市在第二步区县在地统计实施后，各区县统计局相继开展了全口径的GDP核算。因“法人经营在地”的统计原则执行地不严谨，加之海淀区又有一个以“法人注册在地”为统计原则的科技园区，所以GDP核算范围既包括区内经营的、

也包括了本区注册的而在区外经营的企业和单位。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严格执行“法人经营在地”的调查原则，GDP由市统计局下算一级，核算结果差距很大。2004年根据初步统计数据进行测算，海淀区的GDP为1057.7亿元，朝阳区为800亿元；根据普查资料，北京市统计局下算海淀区GDP的数据为1144.2亿元，朝阳区为1118.2亿元。与年度初步核算相比，朝阳区净增318.2亿元，海淀区净增86.5亿元。剔出普查因素，造成海淀区GDP增长较少的原因主要是注册地的问题。

三、对策建议

(一)树立全方位的服务理念

统计部门的服务对象，从方向上看大体有三个：一是为党和政府的宏观决策服务；二是为企业经营管理、提高效率服务；三是为百姓生活、投资理财服务。在第一项服务中，统计部门往往比较注重对本级党委和政府的服务，而对下一级党委和政府的服务考虑不多，帮助下一级统计部门为党和政府提供优质服务的措施和建议也很少，就如专业人士指出“专业抽样调查在样本容量和抽样样本时，往往仅考虑满足市级统计数据需求，未充分考虑区县一级的统计数据需求，使调查样本覆盖范围不够，不能实现多级兼容，抽样结果仅对全市具有代表性，不能满足区县推算总体数据和分组数据的需要”。

在区域经济不断强化，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的新形势下，市委、市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全面落实中央的工作方针，应对挑战，共克时艰。经济指标分解到区县，实行量化管理，细化对领导班子的绩效考核。为此，区县党委和政府对统计信息的需求空前高涨，对统计咨询服务的需求更加迫切。各区县政府统计部门为应对这一需求，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对北京市统计局制发的统计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如缩小规模(限额)标准，扩大统计范围；增加抽样调查的样本数量，增强区域的代表性；加大调查频率，提高时效性；补充统计指标，反映区域经济特色等。但这种补充和完善是在全市统计制度框架内进行的，而因统计原则、核算规则引发的问题，区县统计部门是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上级统计部门――北京市统计局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统计的科学发展中切实加以解决。

诚然，统计制度具有强制性和一致性特征，但要更新观念而不被束缚，创新制度而不被禁锢。在制度的设计上、原则的确立上，应该以反映实际、满足需求为惟一标准。

(二)尽快实现统计核算原则与GDP核算原则接轨

现行的统计调查管理是以“区县在地”统计为主体，“单位直报”为补充的工作模式。区县“在地统计”执行的是法人单位经营在地原则，如法人与其产业活动单位不在一个区县经营，产业活动单位随法人经营地上报。GDP是常驻单位原则(国际通用)，即只要能够形成增加值的经济体，无论是法人单位还是产业活动单位都是核算对象，并按照经营在地进行核算。以区县经济为单元，当法人单位与产业活动单位出现异地经营时，造成了统计核算的范围与GDP核算的范围不一致，生产、消费等专业统计数据与GDP宏观数据不相匹配。

统计核算是以法人单位为基本核算单位，按法人单位所从事的主营业务归属行业。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法人单位涉及多种行业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多。行业特点更多地体现在产业活动中，如仅按主营业务归属行业，其他行业的经营活动就被“屏蔽”掉了，不能真实反映某一行业的发展情况。上述分析表明，统计核算原则应尽快从“法人单位经营在地”向“产业活动单位经营在地”转换，实现与GDP核算相接轨。实现“转换”和“接轨”，最大的障碍是现行的法人核算的财务核算原则。如果以产业活动单位为基本单元进行统计，那么涉及到财务报表资料的统计指标就无法填报。鉴于多产业单位的法人单位主要集中在物质生产部门，是否可以建立并完善产业活动单位的生产经营统计，对涉及财务资料的统计指标，可根据法人单位的关联数据，运用科学的方法(相关关系、比例、结构等)进行分劈。目前，区县GDP核算中这种办法部分得到了运用。

(三)完善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统计

中关村科技园区(前身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自1988年建立统计，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园区内注册单位为统计范围、以总收入为总量指标、较契合高技术企业特点的统计报表制度，并实行单独统计。由于历史原因，法册地的统计原则一直沿用至今。中关村科技园区也是北京市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中惟一执行注册地统计原则的区域。在反映海淀区整体经济发展的统计中，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切换成经营在地原则的数据。从目前情况看，既不能将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统计原则由注册地调整为经营地，也不能改变北京市区县经营在地的原则，还需双轨运行一段时间。

当前，海淀区政府统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海淀园的统计。一是加强对高技术企业名录库的维护更新，以高技术企业重新认定为契机，与中关村管委会密切配合，扎实做好园内企业的清查、清理工作。切实扭转“只管生，不管死”的状况；对新入园企业加强统计专业培训，使他们准确填报相关报表。从动态上及时掌握园区内每个企业的基本情况，如行业特征、规模大小、经营方式、所有制形式、经营地变更等。

二是加强对规模以下企业的统计。现行的园区统计制度规定，进度统计对规模(限额)以上企业进行重点调查，年报实施全面调查。为了减轻基层企业负担，建议对经济总量仅占5％左右的一万家规模(限额)以下企业取消年报的全面调查，改为抽样调查。以园区为抽样框，按照高技术企业的特征指标抽取样本，然后推算总体。

三是继续深化园区统计制度改革。园区是高技术产业集群，是一批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新型经济组织的集合。如何准确描述和科学反映这种新型的经济组织，是对传统的行业统计的一大挑战。由于园区企业这一特征及园区相对的独立性，应继续深化园区的统计制度改革，从基础工作上细化生产、营销、研发等行业统计，开展企业增加值核算，逐步替代总收入指标，并分别计算注册地和经营地的GDP。建立一套以满足GDP核算为目的，以企业增加值为龙头，以产业活动为基础，准确描述高技术企业特征，组合功能较强的统计指标体系。这样既可从经济总量上、行业构成上考量园区的发展，也可以与政府统计相衔接，数据资料相配套。

参考文献

1　崔述强主编，《统计知识简明读本》

2　许宪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分析》

3　侯小维，《认真总结经验，深入调查问题，不断改革创新》

篇9

【关键词】转投资；公司法；决议机制；违法转投资

【正文】

“转投资”问题在我国公司法上可谓历久而弥新。1993年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旧《公司法》）对“转投资”的规定庶几成为众矢之的，不绝于耳且频现的批判之声促成了2005年《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修订时对其的改变。笔者注意到，在《公司法》修订之前，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讨论有两种倾向：一是很多学者一触及到“转投资”的字眼，就很快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笔锋转入对“交叉持股”的探讨，于是“转投资”就被“交叉持股”所架空，转投资自身的存在域及其独立价值被莫名其妙地忽略了；二是缺乏合理的法学方法论指导，不注重法律解释方法的恰当运用，毫无原则地摇摆、徘徊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立场中（这应该是上一个问题在方法论上所留下的深刻印痕），从而缺失了学理研究所必须的严谨性、推论性素质。基于这些判断，本文试图有针对性地做一些拨正工作：首先，展示新《公司法》在转投资问题上的新内容及时代特征；其次，尝试把“交叉持股”从“转投资”的论述中剥离，以便形成转投资的专有体系；最后，也是更重要的，即坚守“解释论”的立场，通过诸多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来确保现行法秩序的权威得以有效维护，使新《公司法》中有关转投资的规定在付诸实施时具备严密逻辑性和学理正当性。

一、对“转投资”概念的争议

（一）我国公司法对“转投资”的界定

在我国公司法上未曾出现过“转投资”这一概念，追根溯源，其纯粹是学者们对旧《公司法》第12条和新《公司法》第15、16条（部分）规定的学理称谓。然而，这一概念诞生后并没有产生多少积极影响，相反，人们对于上述条文的相异理解均借着“转投资”的名义生发出不休的论争，致使“转投资”这个概念本身的存在随之变得价值大跌。除了极少部分人依凭法律直觉亮出自己对转投资的定义外，多数人则是举出了财政部1992年的《企业财务通则》（以下简称旧《企业财务通则》）第6章“对外投资”的例子，认为理应以之作为界定“转投资”的依据。[1]与此对立的观点认为，《企业财务通则》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甚广，应该作出限缩性的修正。围绕限缩的程度差异，人们又在诸如公司债权投资是否包括在内、短期投资是否排除在外等方面再现歧见，疏于沟通。[2]

笔者认为，我们必须暂时抛开针锋相对的技术细节，回归目的解释的方法论，明确《公司法》对“转投资”作出规定的目的何在，同时，弄清楚旧《企业财务通则》作为行政规章的宗旨，这样才可能厘清“转投资”在概念上的难解困惑。尽管“转投资对于活跃资本市场和企业集中规模经营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它已成为企业间相互联合的一种特别重要的手段和工具”，但它同时又暴露出“虚增资本，董事、监视利用投资控制本公司股东会”等危险和流弊。[3]因此，公司法规定“转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力求保障公司财务结构良好，保护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权益，这似乎更能唤起学者们的共鸣，[4]相关公司法律的解释类作品莫不于此一点尽显华章。[5]的确，从饱受批评的旧《公司法》第12条——主要是其机械化的额度设计、严格地限定投资对象和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等问题——到新《公司法》第15条放开投资额度的同时仍将合伙等民商事主体排除在转投资对象之外，以及新增加的第16条关于公司转投资的决议机制，其间所折射出的意蕴与学者们的解释似乎也是相合拍的。

旧《企业财务通则》第6章包括3个条文。其中第23条第1款即是对“对外投资”的界定：“对外投资是指企业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或者购买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方式向其他单位的投资，包括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尔后的两款以“1年”为边界分别规定了“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涵义。第24条规定了不同投资方式下的相应帐务安排。第25条则是企业投资损益在账面上的分别规定。由此可见，上述内容是国家强化对企业具体财务操作的特别规定，体现了行政机关直接干预企业财务处理，将之模式化、固定化的要求。如此，把企业的一切对外财务行为总括入“对外投资”的概念之内当在情理之中。显然，若以强调企业财务管制为目标的规定去解答公司法上的“转投资”乃有缘木求鱼之嫌。另外，根据财政部企业司负责人就新的《企业财务通则》（财政部令第41号，2006年12月4日颁布，2007年1月1日施行）答记者问时的介绍，一条基本的思路就是“转换财务管理观念”，“将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具体财务事项转变为指导与监督相结合，为企业的财务管理提供指引，企业根据《通则》和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6]于是，在新《企业财务通则》中就没有了关于“对外投资”等可以引以为“转投资”的界定了。[7]这样一来，参照旧《企业财务通则》的内容以明确“转投资”的涵义庶几成为歧途，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注意不同法律语境下同一或类似术语的实质区别。

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转投资”呢？刘俊海教授在考其诞生过程时指出，转投资乃“中国的土特产制度”，历史上也只存在于我国1929年《公司法》、1993年《公司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数次修订前者后所形成的现行“公司法”；而后两者的转投资制度又共同源于1929年《公司法》第11条“公司不得为他公司之无限责任股东，如为他公司之有限责任股东时，其所有股份总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实收股本总数1/4”的规定；此后台湾地区又在1966年、1980年、2001年数次修改“公司法”时变换额度之限制，尚有台湾学者评论曰，“转投资限制仅具形式而无实效性”。[8]照这样来看，将我国公司法上的“转投资”定性为股权投资是有其历史因素方面的根基的。此外，就体系解释因素而论，我国旧《公司法》第12条第1款的内容作为转投资后的公司责任承担形态的专门规定与该法第3条后两款关于股东责任的规定高度一致，即通过责任的法律定位来表明公司转投资的法律效果——公司成为投资对象的股东。于是，公司转投资的意义在于股权投资适成其理。

新《公司法》第15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依据主流观点，其于此处一改旧《公司法》中的表述方式——“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是为了把非公司制企业法人，主要是指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外资企业法人等容纳进来，以便更符合我国的经济现实。[9]历史上堆积起来的繁杂无章的诸多企业形态增添了我国体制转型时期经济、法律制度的混乱色彩，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政策的落实，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蔓延，上述背离于市场经济的企业形态已经并且必将继续发生历史性变革，最终退出历史舞台。[10]具体来说，就是清理我国在商主体立法方面的逻辑线索，解决传统上依据所有制、外商投资和企业财产责任形式立法所造成的重复、交叉、冲突的现实问题，逐步确立以财产责任形式为标准的单一立法逻辑，有计划地让所有制形式和外商投资形式的企业法淡出。[11]可能正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该问题，赵旭东教授、施天涛教授倾向于采用限缩解释的方法——由于我国没有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等法定类型，这个条文的意思是在原则上公司没有作为合伙人的资格，“我们的解释是公司不能做其他合伙的合伙人，因为合伙人要承担连带的责任。”[12]只有将合伙排除在转投资对象之外，才能减轻公司的投资风险和可能发生的公司债务负担。[13]那么反过来讲，就是公司转投资的对象便是以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为最突出特点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已，顺成下来的逻辑即是把“转投资”局限在了股权投资的范围之内。

此外，从社会层面上看，“转投资”制度成为法律体系中的一环并非空穴来风，实乃对于“法人资本主义”现实、理论的积极回应。作为二战后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现象，股份公司中的股东形态由个人或家族股东渐趋转变为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崛起很快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中普遍化，日本即是最典型的国家，公司法人股东是主要的法人股东形态；在欧美国家公司法人股东化也有较大发展。[14]经济领域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不能有法律制度的缺席。将公司转投资的概念架构在股权投资的范围有其社会根源和强烈的现实意义，而断不可如浮萍般毫无稳固基础地随意指涉或者任意解析。

有关“转投资”的一个广为流传的经典定义出自我国台湾学者武忆舟先生的大作：“所称‘转投资’，应以章程有明文规定，照必须长期经营为目的之投资，并经认股手续缴纳股款者而言。其一时收买股票等理财目的之投资不包括在内。”[15]在这里，武忆舟先生将“转投资”限定为以“长期经营为目的”，排除了所谓的“一时收买股票等理财目的之投资”。其中原委可能在于后者情形下，公司股东对于所投资之公司的治理结构冲击甚小，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所受不利影响较少使然。作为追随者，许多内地学人怀着对旧《企业财务通则》的迷恋将其中第23条后两款移植过来，就有了以“1年”作为区分“长期”、“一时”的标准。[16]这一区分在企业经营中的财务会计上或许有其相应价值，但如何将之在法律上表现出来，并取得切实的法律意义似乎是一个问题。至少就过去以及现存的各法域中就公司转投资制度的规定中，还没有发现上述所谓的法定区分机制。这多少使得上述学人的论断归于一厢情愿。[17]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曾将其“公司法”上所规定的转投资的目的解释为长期投资，后来却发生了直接否认所作解释的立法转向。[18]

这一史实应该算是对笔者之看法的一个有力印证。

笔者认为，公司“转投资”的概念要点在于：第一，本质上是股权投资，但形式多样。比如通过购买、接受赠予、继承等渠道获得对于其他公司的股权。特殊情形下，债转股也是转投资的表现形式：取得其他公司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并行使转换权后作为转投资的类型，《公司法》已经具备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应规定；一家公司本来享有的是对其他公司的普通债权，经过双方公司的合同行为，使之转换成股权。前者在实务中运用频繁，很容易理解；2007年2月份湖北省随州中院在一起债务纠纷执行过程中创造的作为和解方式的“债权转投资”即为后者的一个生动例子。[19]上面的阐述大体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情形上的，即一家公司转投资于其他已然存续的公司，这当然可以看作是横向式的转投资。而一家公司独资或与其他民事主体合资设立子公司则堪称为纵向转投资，并且根本上又是股权投资性质，当非为不可。第二，转投资主体的法人性。

这就是说，转投资是专门针对公司而言的，那么合伙是否可以进行转投资行为呢？由于学界对于合伙是否具有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还讨论得不是很清楚，[20]我们遭遇到了前提上的制肘，所以暂时不宜给出明确答复。事实上，学界对转投资的研讨一直是围绕着公司法的特定条文展开的，在此，我们也没有必要抛开这个原点。与之相对，转投资的对象是否限于公司呢？由前面的论述可知，公司转投资即意味着股权投资，即公司股东化。况且这也和法律严格限定转投资的对象是公司的态度相一致。那么，在此一方面限制公司权利能力的立法例有其合理性吗？公司难道真的不能作为合伙人吗？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公司可以转投资于合伙。[21]稍后将试着涉及一些论证工作。第三，转投资是公司的一项商事行为。这就是说公司转投资被看作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运作，是公司推行多元化经营，拓展业务活动的有益策略。“参与经营与否，只能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一种可选择的手段。考查公司法之立法本意，在承认转投资的前提下，对转投资予以一定的限制以维持公司的资本和支付能力，而不在于其是否参与经营，或者是属长期投资行为或短期理财行为。”[22]第四，转投资必须有法律依据。“转投资”这个概念源于学者们对公司法上相应制度规范的学理总结，无法脱去其实定法色彩，并且还要以之为关注对象。公司的任何商业活动、组织安排都不能背离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中的强行法，斯为题中应有之意。

比如一家公司以转投资的方式设立全资子公司就要遵守有关公司设立的法律规定，以通过证券市场取得其他公司股票的方式实现转投资的话，就必须遵守证券法上有关股票交易的规定即是。

一切定义都是危险的，但法律概念对于法学又是不可避免的。综上考虑，笔者认为，转投资就是公司以依法取得其他商事主体的股份或财产份额的方式成为其成员的法律行为。

（二）公司转投资于合伙的可能及限度

按照新《公司法》第15条的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遵从前文的解释方式，这就是说，在原则上公司可以自由地向其他企业投资，其边界在于不能成为合伙人；但是如果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则能够突破上述限制，得以“成为对所投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只要这个解释在逻辑上成立，公司通过转投资成为合伙人就不再是绝对不可能的，紧要的一点在于“法律另有规定”了吗？

2007年6月1日生效的《合伙企业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了“合伙企业”的涵义：“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其中，用列举的方式清楚地说明了法人能够成为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而公司作为典型的法人形态自然是涵盖在内的。于此，合伙可以作为公司转投资的对象总算是找到了法律依据。然而，这个法律依据并不那么四平八稳，该法旋即在第3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这种立法技术的功用在于依靠第3条的除外规定去削减第2条的部分内容，使原本涉及广泛的第2条实现“瘦身”。结合本文公司转投资的主题来看，某些特殊主体（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可以通过转投资成为有限合伙人，却被禁止成为普通合伙人。那么，这种禁止性规定是否合理呢？笔者认为，法律自身无法开释这个疑问，因为这实际上已经归入一个国家公共政策（PublicPolicy）的范围，至于如何确立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以及反思其正当性是异常复杂而全面的工作。基于这一点，笔者对此问题不予理会。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就此做如下归纳：除某些特殊公司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外，公司有权利向合伙企业转投资。

二、公司转投资的决议机制及其问题

新《公司法》第16条规定了公司转投资和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议机制：“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就转投资而言，其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其一，公司转投资的决议主体由公司章程做出选择，或者是董事会或者是股东（大）会；其二，新《公司法》取消了旧法中规定的额度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再有任何额度控制，相反，法律给予了公司更多的自治空间，公司可以自由地在其章程里面做出规划，比如对投资总额、单项投资数额的限额规定即是。

在现实操作中，相当多数的公司章程粗糙、简略，甚至相互随意抄袭、拼凑应付差事的情况可谓是司空见惯。那么这里的疑问是，当公司章程没有规定由董事会还是股东（大）会作出转投资决议时该怎么办？于此场合，理应先去依法修改公司章程，增加转投资决议主体的相关记载，之后再来应对具体的转投资实务。虽然这种做法本也无可厚非，但对于商机转瞬即逝的投资、经营市场而言，对于临时突现并要求尽速作出决议的具体情况而言，上述循规蹈矩的操作肯定是无效率的。这个实务性很强的问题，至今似乎还少有人关注。转投资作为公司的商业经营行为内含无限商机亦附不测风险，为了避免因为公司章程欠缺此规定而给公司带来损失，实有详加探讨的必要。

（一）公司章程未记载转投资决议机制情况的法理依据

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记载事项的规定，通常依照其效力的差别分为三类：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

从规范性质上说，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旧《公司法》第25条明文列举的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中的前7项，及第82条明文列举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中的前11项，都属于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而把依第25条的第8项和第82条的第12项，即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视为任意记载事项。但鲜有人提及《公司法》中哪些是公司章程的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23]而笔者认为，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对公司转投资及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议机制的规定，在性质上，就是一则公司章程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

理由在于，按其性质，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是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记载于其章程的事项。虽然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和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同在公司法中以有明确规定为表征，但在公司章程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会导致章程无效一点上显然不同；而其区别于任意记载事项之处在于公司法是否提供了相应的制度资源以便于公司做出自由选择。转投资的决议机制要求在公司章程中有所体现，当可认定其属于公司章程的必要内容。而其在新《公司法》中是有明文以为据的，自然也不能纳入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之列了。那么在公司章程中缺少了转投资决议机制的记载是否会导致公司章程无效呢？而公司章程的无效必然会进一步使得公司的设立无效。在公司章程中，转投资决议机制的空缺是否有如此大的能量呢？正如前文反复强调的一样，转投资是公司的一项商业运作行为，尽管对公司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远非是“与公司设立或组织活动有重大关系的基础性的事项。”[24]远非于公司而言不可或缺。进一步说，将那些持有严格限制转投资立场的人的观点推向禁绝转投资（转投资决议机制自然也就没必要出现了）这一极端，则公司债权人、中小股东的权益会有更坚固的保障，与此同时，谁又能说公司的章程、公司的设立会因此而步入无效的境地呢？

（二）董事会，还是股东（大）会

自新《公司法》第38条、第100条、第47条和第109条可得知，该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职权的规定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职权的规定是相同的。这样我们的讨论就有了统一的基础，从而该结果将能够对两类公司一体适用，也照应了转投资制度处于《公司法》总则这样一个位置的合理性。

股东（大）会、董事会在分别列举了各自的法定职权之外，都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这样一项公司通过章程实现职权扩张的自治规定作为补充。回到我们的问题，当公司没有在章程中记载转投资的决议机制的情景下，我们当然也就只能聚焦于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法定职权。在《公司法》所列举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各自的10项法定职权中，只有股东（大）会的第1项即“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和董事会的第3项即“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足资考辨。

这是“貌合神离”的两组概念。二者区别何在呢？刘俊海教授认为：“首先，公司的经营方针比公司的经营计划更宏观、更根本，董事会制定公司经营计划时必须遵循，而不应偏离公司的经营方针。其次，投资计划要比投资方案更确定。而且，投资方案可以有多个，而投资计划则必择其一。”[25]在没有得到更权威的资讯前，笔者认同这种解释的说服力，姑且信之。而依从该说法来分析，对公司转投资作出决议的职权似乎可以贴切地归入“投资方案”，因为“股东会的法定权限重要但不多，这是基于股东会判断能力有限的假设，与知识、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必须明确地授权的原则一致。”[26]而转投资表现为投资方案很可能有多个，尤其具有细节性、临时性、灵活性，是一项具体的措施，董事会更能胜任去积极行使该职权。

刘俊海教授在谈“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外的第三人债务作但保时，章程对决策机构约定不明时的处理”这个问题时，认为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附带了三点理由：股东思想、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职权限定论。[27]如前所述，由于新《公司法》在第16条第1款将转投资与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外的第三人债务作担保两种情形并行规定，适用相同的决议机制，[28]如此可以认为，刘俊海教授所持观点的适用范围当然地获得延伸，也能够适用在公司转投资时章程对决策机构约定不明、没有约定时的处理。

然而，笔者并不赞同刘俊海教授的观点，其所提出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首先，源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股东思想已经落伍。[29]按照越来越流行和普遍化的学理及立法例，股东只是公司的原始出资者，并且随着出资的完成，对于公司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为内容的股权；公司设立后成为独立的企业法人，且随着公司在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以强调公司社会责任为旗帜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学说已经颠覆了股东思想。[30]具有釜底抽薪意味的是，许多主张公司社会责任的学者，还试图藉由经济学上的理论以为驳斥股东为公司所有权人的说法，其中久负盛名的当推“团队生产理论（TeamProductionTheory）”。[31]新《公司法》第5条明文规定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当不只是一句漂亮的修饰语。事实上，刘俊海教授对此倒是评价颇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司法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立法者对世界公司法的一大贡献，”“新《公司法》不仅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理念列入总则条款，而且在分则中涉及了一套充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制度，”“在公司设立、治理、运营、重组、破产等各个环节适用与解释《公司法》时，也应始终弘扬公司社会责任的精神。”[32]在面对一个实际问题时，再度拿出自己本已抛弃了的理论以为敷衍显得很不合时宜。其次，股东会中心主义于此有些文不对题。尽管笔者也认同新《公司法》仍然没有摆脱“股东会中心主义”，跨入“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立法阶段，但在这里须申明的一点就是，股东会中心主义下的股东会无权越界，法律明确规定属于董事会的职权不能被股东会褫夺，“在现行法下，章定股东会专属决议事项应以公司法具体明定之董事会权限事项为其界限。亦即，现行法明定由董事会决定之事项，即不得以章程之方式，将之列为应由股东会决议之事项。”[33]以维护法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正常运作。在公司章程未规定转投资的决议机制时，由前文所知，董事会的法定职权内容足以将之恰当涵盖，就没有必要绕道远行去硬生生地推给股东会。最后，董事会职权限定的说法尚待重新推敲。自新《公司法》第47条、第109条可知，“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往往打破董事会职权限定主义的传说，此外，董事会的法定职权不容僭越的原则将构成对股东会中心主义的修正，也可以看作是股东会中心主义意图跃迁入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一个契机。不管怎样，这个理由本身距离作为中心议题的转投资决议机制来说，已经是鞭长莫及了。

综上，笔者认为，当公司章程中对转投资的决议主体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时，由董事会作出决议较之股东会更为合理。

（三）经理能否被授权对公司转投资作出决议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得知，董事会行使公司转投资的决议权有两种途径：一是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董事会的决议主体资格；二是在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规定不明时董事会得以获得决议的主体资格。那么在这两种情形下，董事会是否可以授权公司经理来行使转投资决议权呢？笔者对此持肯定看法。

其一，新《公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公司法》在第50条和第114条分别规定了两类公司中经理职位的设置，并列举了可行使的职权范围。其中，与有限责任公司中经理职位设置的任意性规定相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经理的设置具有法定性，但这并不妨碍两类公司均设经理情况下，法律规定其可行使的职权范围相同。新《公司法》细致地列举了7项具体的职权，并附加了一项“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这样看来，董事会自然可以另外授予法律所列举的职权外的内容，而这当然包括我们上面提到的董事会关于公司转投资作出决议的职权。然而引人关注的是，新《公司法》第50条的第2款却另有深意地规定：“公司章程对经理职权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就意味着，前述列举的职权将受制于公司章程的相反规定，所列出的职权只是法律提供的补充性规范，具备“选出（OptOut）”的特点，即除非有了不同规定取而代之，否则按照其制度配置行事。从这里多少也可以反映出，公司经理并未取得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股东通过公司章程实现自治的空间很大——法律给出指导意见作为参考标准，降低了当事人合意决策成本的同时，仍然授权公司按照实际情况划定经理的职权界限。至此，我们在《公司法》上的总结就是，除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经理能够被董事会授权作出转投资决议。

其二，公司运营实务透露出了现实可行性。伴随着公司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公众性质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规模不断膨胀，股权分散化加剧，公司经理人在公司中的地位渐趋突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加推动了这一阶层的形成，进而成长为公司运行机制的核心，甚至还把作为公司常设机构的董事会挤到了“二线”。“到了法人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提供资本的人以股息形式取得报酬，同时雇用专门的人员来经营资本，这些人可以不是资本的所有者，但必须是精通经营管理的专家，这就形成了以经营企业为专门职业的现代企业家阶层。”[34]

换言之，在现代公司实务中，公司的经理层实际拥有的地位和权限似乎远远超出了法律的完美预设，与法律限定的所谓董事会的附属机构、执行机构绝非相称。“转投资的实质，是公司对自己财产的支配和自主经营行为，是形式投资决策权的表现，属于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范畴，服务于公司经营战略和追求盈利的需要。”[35]而前述现象的形成又委实与经理的实务技能、经验、知识分不开，作为商事行为的转投资活动同样归属于公司的经营领域，不宜脱离经理的职权范围。林其屏教授最近撰文指出，随着中国企业中的两权分离的逐步到位和经理更换机制的生成，我国也正在发生“经理革命。”[36]因而，在企业权力结构与发达国家趋同的大背景下，前述解释于我国的公司环境中同样有其适用余地。

为了避免因这种授权不够谨慎而引发公司经理的决议不当，以致给公司、债权人、股东等带来灾难性后果，新《公司法》在第6章规定了经理任职资格的同时，又专门对经理的信义义务作出了规定，在注意义务、忠实义务两个方面加重经理的责任，尽管在细节上尚不尽善尽美，[37]却可抵消人们的诸多顾虑。另外该法第152条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38]、第153条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等都能够强化经理的责任意识，落实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

三、公司违法转投资的法律后果

我国法律对于公司转投资虽然设定了“”，但奇怪的是新《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却没有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条款的责任，这样一来，公司违法转投资实难得到有效监管与司法判决，无疑也使相关规定成为具文。

在现行法秩序下，着力去讨论违法转投资的法律后果便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根据施天涛教授的概括，在这个问题上，学界目前表露出无效说与有效说两种截然相对的意见。[39]无效说的理由在于：第一，法律对转投资的限制也就是对公司法人的权利能力的限制，公司一旦超越其权利能力行事也就相应地被认定无效；第二，公司转投资行为受限制的目的是维护一定公共政策，如有违反，应属无效；有效说的立论根据与无效说适成对照，首先是针对法律限制转投资的规定能否构成对公司法人权利能力限制表示怀疑，并且认为会导致妨害交易安全；其次，转投资的限制规定属于与“效力规定”有别的所谓“训示规定”，违反的后果并不导致行为无效，但应该处罚公司负责人。归纳起来，上述争点有三：其一，法律对转投资的限制规定与公司法人权利能力的关系；其二，限制转投资所表现的公共政策与“训示规定”的关系；其三，公司违法转投资与交易安全的关系。

就争点一而言，无效说其实是在为限制公司转投资的实定法的法律效力寻找法理根源。也就是说，从理论传统出发，法律限制是法人的权利能力受到限制的三个内容之一，违反该等法律限制即逾越了法人得以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资格的界限，将因之而不对法人发生法律效力，而公司转投资的限制性规定恰恰构成法律对公司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从上面的原理推论，任何违反该法律规定进行非法转投资的行为必然归于无效。有效说事实上是对于法律限制能否作为法人权利能力受限制的一个方面提出了质疑，以达到使上述原理因失去前提条件而无法运转的目的。但可惜的是，有效说的持有者没有进一步申明反对传统学说的理由，于是其反驳的力量也就削弱很多。学术研究中，确实有学者为了廓清多少令人迷茫的法人权利能力理论而不息劳作，焦点之一就是把法律限制排除在法人权利能力范围受限制因素之外，比如认为法律限制是对法人的具体权利的限制，而不涉及法人权利能力的高度。[40]但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往往只顾法人权利能力理论之一端，而没有试图去分析这样一个话题：法律限制脱离了法人权利能力理论之后，其自身的法律效力从何发端？总不能说出法律规定本身就该有效的话吧？自我解释等于不能解释。“发现个别规范、规整之间，及其与法秩序主导原则间的意义脉络，并以得以概观的方式，质言之，以体系的形式将之表现出来，乃是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41]除了立法者基于某些公共政策作出的特殊法律规定之外，任何法律规范都应该有其自身的意义脉络，环环相扣，方成规矩。

故此，笔者认为，有效说意图借助否定法律规定为法人权利能力所受限制的内容之办法不能奏效，而无效说的第一个理由是成立的。

争点二不是一个容易破解的题目。赖英照教授指出：“强制禁止之规定，依其性质有效力规定与训示规定（或称命令规定）之分，违反效力规定者，其行为无效，违反训示规定者，其行为并不因此而无效。”[42]在假定赖英照教授这个分类有意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训示规定”的宗旨即在于用强行禁止的方式发挥警示、提醒的功能，任何反其道而行之的行为，即使是刻意为之，皆不使该等行为本身因此而无效。概括来说，立法者对于公司转投资的强行禁止之规定是出于特殊公共政策的考量，那么，这一强行禁止之规定如果如赖英照教授所言在性质上是训示规定的话，那么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依法被禁止成为普通合伙人的民商事主体的违法转投资行为将不能得到无效判定，法律背后的公共政策必将流于破产，一发而不可收拾，法律的权威亦会随之坍塌。所以，至少应就转投资的禁止规范而定，不能轻易地认定为训示规定。如果是因为法律没有对违法转投资作出无效规定的后果而有如上判断的话，则有循环解释的嫌疑。但除此之外，从施天涛教授的转述中，还确实很难看清到底赖英照教授为何给予转投资的禁止规范以训示规定之定性。

争点三的涵盖面较大。保障交易安全是商事法律的一个永恒追求，然而却不应该是没有原则的盲目苛求。在法律应经确定无疑地禁止公司转投资的情形，一切违反者都无权拿“交易安全”作为挡箭牌、杀手锏。道理很简单，任何人不能借口不知法律而去违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假如出现了公司代表人违反章程规定的程序要求或者限额进行转投资的行为，该如何处理？笔者认为，这种场合的交易安全应该得到切实、有效地维护。公司的行为能力通过法定代表人付诸实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公司的行为。而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须得依靠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方能够对外发生效力，[43]当法定代表人的对外行为缺乏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董事会之决议基础时，保护公司利益与保障交易安全之间的冲突势将不可避免。有学者认为，法律既然要求公司章程作出相关规定，那么就意味着“这种决策程序由公司内部要求上升为公司法上的要求，其效力范围就发生了改变，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同时，相对人负有审查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义务，违反该审查义务者，导致的违法转投资行为应归于无效。[44]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由本文前面部分的分析得知，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绝非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从而不属于强行法性质，相反，《公司法》授权公司通过章程自行安排决议程序及限额，是一种附带指导意见的补充性规范。新《公司法》第12条后段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照此看来，公司章程中以《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为指导的相关设计无论如何是不能约束到第三人的，转投资的相对人无义务审查对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这样，依照外观主义原则，交易安全应该受到维护，有效说于此胜出。

综上可知，公司违法转投资的法律效果不能一概判定为有效与否：公司违反新《公司法》第15条与新《合伙企业法》第3条的规定进行的转投资行为无效；公司违反其依照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在公司章程中设置的规定时，该行为有效。

四、公司转投资与关联企业

新《公司法》尽管出现了“关联交易”的禁止性规定，[45]以及“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等法律用语和相关规则，但总体观之，该法仍旧维持了以单一公司为调整目标的传统规范模式，既缺少对于公司经济走向规模化、集团化的前瞻性体察，又没有足够的胆识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立法例，致使新《公司法》无法具备足够的新世纪所要求的精神气质。

伴随着国家对公司转投资的管控放松，公司客观上提高了自由利用资本的程度，增强了公司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但是，公司转投资的重要后果就是能够促进关联企业的形成，换句话说，转投资是关联企业形成的一种常规方式。但紧要的是，关联企业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果不可小觑，给传统的公司法理念与制度造成的冲击和挑战推动了法秩序的巨大变迁。令人倍感尴尬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联企业法律制度存在。[46]各国商法、公司法调整关联企业的代表性模式有“康采恩模式”、“分散模式”两种，[47]到底我国该如何选取，怎样设计具体内容，仍是不得不继续深化研习的作业。[48]当然，即便是局限在公司法领域，这仍是一项宏大、复杂的课题，尤其考虑到这是一个公司合法转投资后的法律调整问题，已经溢出了“公司转投资”的包容范围，笔者不再涉及进一步的论说。

【注释】

[1]这方面的例子较多，比如杨世峰：《转投资法律问题研究》，山东大学2005年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欧阳明诚、王鑫：《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山东法学》1995年第2期。

[2]参与上述讨论的文章很多，这里仅列举部分以为佐证。参见花金昌：《公司转投资法律制度研究》，郑州大学2003年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廖军、谢春：《关于公司转投资限制的法律思考》，《河北法学》1998年第4期；戴德生：《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刘红、孙淼：《浅析公司超额转投资的效力问题》，《理论界》2005年第3期。

[3]施天涛：《公司法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4]这种看法很普遍，现只列出代表性的著述。江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王彦明、傅穹：《论公司转投资及其立法完善》，《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郭懿美：《商事法精要》，沧海书局1998年版，第209页。

[5]刘俊海教授对这个主流意见表示了怀疑。参见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6]同前注5。

[7]“对外投资”仅出现在第27条、第28条中，但这两个条文只是要求企业对外投资应当遵法守纪的规定。

[8]同前注5，刘俊海书，第37～38页。

[9]参见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耿法、刘金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解读》，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10]可以说，这场变革自始就贯穿着学者们的热情参与和不懈研讨。最新的成果可参见王妍：《中国企业法律制度评判与探析》，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1]参见朱弈锟：《商法学》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12]赵旭东：《新<公司法>的突破与创新》，《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3]同前注3，施天涛书，第132页。笔者在本文中采用与赵教授、施教授同样的解释方法，没有将上述“社会主义特色的企业法律形态”纳入研究视野，后文中也不再涉及这方面的叙述，特此说明。

[14]参见何自力：《法人资本所有制与公司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15]武忆舟：《公司法论》，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6页。

[16]这方面的文章较多，兹举两例为证：同前注4，王彦明、傅穹文；邓振刚：《论公司转投资法律制度的修改》，对外经贸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17]这看上去似乎与梁慧星教授批评的《物权法草案》（第6次审议稿）第126条的情形相类似。梁教授认为该条所规定的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不统一会导致缺乏操作性，并出现非常荒唐的后果。参见梁慧星：《物权法草案第6次审议稿的若干问题》，

《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1期。

[18]魏振兴、鲁雪：《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律师世界》2003年第10期。

[19]参见叶锋、余功超：《债权转投资和解获双赢》，2007年2月23日访问。

[20]尹田教授近期提出反对合伙具备第三民事主体资格的鲜明观点。参见尹田：《物权主体论纲》，《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

[21]施天涛教授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也肯定了公司可以转投资于合伙的观点。参见施天涛：《新公司法是非评说：八二功过》，载王文杰主编：《最新两岸公司法与证券法评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22]施天涛：《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06页。

[23]关于这一点，王涌教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可以认为我国公司法所列举的公司章程内容包括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但缺少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对于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公司章程意识淡薄，公司章程运用能力低下的情形，这样的立法模式有制度供给不足之嫌。”同前注15，赵旭东主编书，第180页。

[24]“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一般都是与公司设立或组织活动有重大关系的基础性的事项，例如公司的名称和住所、公司的经

营范围、公司的资本数额、公司机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同上注，第179页。

[25]同前注5，刘俊海书，第367页。

[26]陈小洪：《公司法的经济学分析：理论和若干讨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3期。

[27]同前注5，刘俊海书，第105～106页。

[28]在该条的第2款、第3款规定的是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特殊决议机制。

[29]股东主义认为，公司作为私有财产为出资者股东所拥有，公司为股东而存在，其利益归股东所有，即使在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之今天，公司经营者仅不过为股东之“人”，其行为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基础并受其制约。所以经营者在理性上与股东统一，其利益与股东一致。此种股东主义的观念赋予股东在公司法中的主流地位。庞德良：《论日本法人相互持股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世界经济》1998年第12期；转引自杨伟文等：《金融控股公司法》，华泰文化事业公司2003年版，第308页。

[30]在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亨利·汉斯曼教授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内捏尔·克拉克曼教授撰文指出，公司法的基本结构已转入股东中心（或者“标准”）模式（Share-OrientedModelorStandardModel），传统的三个模式，即经理中心模式（Manager-OrientedModel）、雇员中心模式（Labor-OrientedModel）、政府中心模式（State-OrientedModel）都“最终丧失了吸引力。”而利益相关者模式（StakeholderModel）“本质上只是过去的经理中心模式和雇员中心模式一些构成要件的糅合。因此，那些使得经理中心模式和雇员中心模式失去吸引力的因素同样会影响利益相关人模式，而使其不具备与股东中心主义模式相抗衡的实力。”[美‘]亨利·汉斯曼、内捏尔·克拉克曼：《公司法的终极》，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340页。

[31]该理论认为，公司的产品是由不同的群体一起协作又无异向的策略行为（StrategicBehavior）的结果，而且不能轻松地识别各个群体的贡献程度，如此，则股东的所有者地位得以模糊化，堪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在证成方面的一大进步。SeeMargaretM.Blair&LynnA.Stout，ATeamProductionTheoryofCorporateLaw，85Va.L.Rev.247，249（1999）.

[3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53～555页。

[33]林国全：《章定股东会决议事项》，《月旦法学教室》2007年6月第56期。

[34]这就是经济学家讷克斯·罗斯托和加尔布雷斯等人所称的企业家历史上的第三代企业家。参见思乐其培训学校：《浅谈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家阶层》，2007年2月22日访问。

[35]孙平：《对公司转投资额度限制的思考》，《四川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36]参见林其屏：《中国正面临“经理革命”》，2007年2月26日访问。

[37]施天涛教授认为我国公司法对受信义务规定的不完善之处有二：“一是对受信义务内容的规定主要侧重于忠实义务（即便是对忠实义务的规定也是不完善的），而对注意义务，除了原则表述外，几乎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二是对受信义务的规定缺乏在司法上可执行的监测标准，这将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执行上的困难。”同前注22，施天涛书，第379～380页。

[38]蔡立东教授认为新《公司法》第152条第3款中的“他人”一词指代不明，是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一个立法缺陷，并建议参考《日本商法典》上的“准用”模式加以改进。参见蔡立东：《论股东派生诉讼中被告的范围》，《当代法学》2007年第1期。当然，蔡教授行文意在扩大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范围，具体到本文，无论是从目的解释，还是体系解释来看，该制度对于公司的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都有直接适用性。

[39]施教授持有效说。同前注3，施天涛书，第135～136页。

[40]参见严雪峰：《论法人的权利能力及其限制》，《河北法学》2004年第4期。

[41]同前注32，卡尔·拉伦茨书，第316页。

[42]同前注22，施天涛书，第118页。

[43]方流芳教授正是因此而对公司股东（大）会是否为“公司的权力机构”表示质疑。参见方流芳：《关于公司行为能力的几个问题》，《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3、4期。

[44]同前注19，赵旭东主编书，第201页。

[45]施天涛教授评论说，新《公司法》中关联交易的规定存在两个瑕疵：其一为“定义不明确”；其二为“缺乏司法审查标准”。同前注27，施天涛文，第55～56页。

[46]我国台湾地区于1997年6月27日在其“公司法”中增加了“关系企业”条款。其“立法总说明”谓：“关系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公司如因业务需要及获利要求，转投资于其他公司，不但可以稳定原物料的来源，而且可以分担企业风险，原是值得鼓励之事。惟以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之间有控制因素的存在，从属公司在经营上部分或全部丧失其自由性，往往为控制公司的利益而经营，导致从属公司及其少数股东、债权人之权益受到损害，甚而由控制公司控制交易条件，调整损益，进行不合营业常规之交易，以达到逃税之目的，影响公司之正常发展甚巨。又鉴于关系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企业经营方式上，亦已取代单一企业成为企业经营的主流。而我国公司法自民国18年制定公布以来，一贯以单一企业作为规范对象，对关系企业之运作尚乏规定。兹为维护大众交易之安全，保障从属公司少数股东及其债权人之权益，促进关系企业健全营运，以配合经济发展，达成商业现代化之目标，考外国立法例，并衡酌我国国情，订定关系企业专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