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和有价证券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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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价证券契约中多元型要约条款的差异化阐述

阐释有价证券发行要约涉及到有价证券要约的定性和要约与目标公众的关联度的问题。首先,我们对有价证券发行要约的法律属性给予界定。通过有价证券发行,要约涉及的意向性条款被传递给合同第三人。此种契约概括为公司资本型契约(即公司资本募集型合同、资本型证券)或者是借贷型债权契约(债权型证券)。①针对特定或非特定第三人发出的要约的相关法律特征的鉴定通常伴随主体合同的认证。有价证券的发行同时也可被视为向“随机性认购人”发出的订立契约的要约,表明发行人愿意在一定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与投资人订立有价证券契约。[1]同时,在有价证券发行合同中也会涉及对认购人的保护,即在特定条件实现,有价证券认购人通过订立合同认购相关证券产品成为发行公司的股东。“要约———承诺”和“发行———认购”的“二元对称轴线”成为有价证券发行的目标模式而伴随有价证券发行流通全过程。从证券发行人利益的角度而言,有价证券要约旨在使未来“有价证券认购契约”成为发行公司“公司契约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证券认购人利益的角度而言,有价证券要约为其日后成为有价证券财产所有人提供了契机。上述双重利益衔接为有价证券要约运作之机理。从客观事实层面而言,有价证券要约的特征在于为债权相对性关系之外第三人提供了成为发行公司股东或公司债权人的制度平台。

1.传统私法之金融单方民事行为。[2]6按照传统法国民法理论,无论何种形式的要约都被视为单方民事行为。在有价证券发行法律关系中,发行完成以货币资金给付义务的履行为标志(即现金出资或借贷资金交割)。①依据民事行为理论,有价证券要约界定为在受要约人做出承诺之时,要约人旨在履行订立契约的义务。②诚然,有价证券的发行回应了上述民法关于单方民事行为的阐释。公司发行有价证券的意愿经过公司的决策机制并由公司权力机构做出。公司发行有价证券实施商事行为的法律效果最终通过有价证券发行予以呈现。就事实而言,发行有价证券的单方民事行为可以通过发行程式来呼应。有价证券的发行源于公司自身诉求,公司旨在推动其股东认购或推动市场上特定第三人成为其股东。[3]285发行方案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发行前的“询价协商机制”;另一方面,由无相互关联义务之市场潜在投资人策划形成。通过有价证券要约的外部拓展化,发行公司在要约有效期内对承诺人之承诺负有订立契约之义务。发行公司的单方行为效果通过特定发行程式而固定化,并且此种效果由成文法强制力予以保障。

要约单方民事行为之关联性。从有价证券发行程式而言,单方民事行为本身不应视为产生共有债之原因。由于对交易秩序的保护,发行有价证券之“要约”被金融立法者强制性规范,同时对有价证券要约之受众进行严格限制。对要约此种私法行为的“格式主义”要求不仅仅在保护交易第三人和潜在“认购人”,更重要的是对市场金融信息的精细组织并在金融法制框架内为有价证券要约的外部拓展化设定行为模式。上述双重强制性下的“格式主义”以法定信息技术模式化和条款化来实现。这种格式主义下的要约行为最集中表现在公开募集发行设立的股份公司之有价证券制度。在私募发行设立公司和已设立公司私募增资扩股之有价证券的程式中,其要约是否属于单方民事行为在法国学界存在置疑。笔者认为上述私募发行有价证券不属于单方民事行为。单方民事行为只针对公募发行之有价证券。具体而言,在私募发行中,由发起人针对特定对象通过协商确定有价证券契约条款。前置性谈判成为要约内容确定重要机制。相反,在公募发行过程中发行人或合格金融经纪人无法寻求事前磋商机制,要约完全出于设计人职业经验而为的单方民事行为。要约之失效。要约之撤回为最常见之要约失效的情势。在要约人发出要约并承诺承担义务的期间届满,要约视为撤回自动失效。如果要约人为明示要约有效期限,由法官确定合理期限作为要约有效期限。要约失效也可由于其他受要约人做出承诺而引起。针对公募发行和私募发行的不同,要约人可以在私募发行金融契约中设计“默示撤回条款”,只要受要约人未明示是否接收要约,可自动视为要约人自动撤回要约。此条款不适用于公募发行。另外,要约人在受要约人作出承诺之前死亡或者成为限制权利能力人则要约可自动失效。如果在要约法律关系中被人是法人,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不影响要约的效力。如果要约针对特定受要约人做出,受要约人做出反要约导致原要约失效。

2.要约内容之确定性和精确化。针对金融有价证券契约而言,要约区别于“金融条款协商阶段”主要在于其具有确定性的特征。要约在要约格式文本中明确系列特定条件,并允诺在特定承诺人满足最优条件即与其签订金融动产契约。确定性还体现在要约的目标和模式只能通过“要约进化”来实现,而要约进化通常通过当事人以“要约———反要约”的协商形式修改原有平衡。在金融法律关系中,要约内容之精确化是金融工程学的应有之义。要约精确化要求要约中应具体包含未来订立契约条款的各项基本要素。当要约内容与承诺内容契合时,要约可以即刻转换为金融契约。从受要约人而言,受要约人能够明晰地接收到做出判断的准确信息。要约内容之精确化还与相关有价证券涉及公司形式密切相关。譬如,有价证券认购人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或债券认购及转换成股权的条件就是由公司章程或准章程的法律文件确定,因此要约要明确向受要约人提供投资信息。要约的基本要素应包括未来有价证券公司的法律身份、发行有价证券的特征(价格、收益型权利、非收益型权利)、认购人限制性条款等等。上面所列要素为普通公司法规定的一般性契约性条款。法国公司法实践当中,有价证券发行通常适用1966年7月24日颁布的第66-537法案关于商事公司法的相关规定。①当有价证券金融产品公示信息含糊不清要约内容不能满足精确化的要求时,要约应被视为要约邀请。[4]譬如,公司设立之私募发行有价证券难以清晰鉴别“要约邀请———要约”,大陆法系实践中法学家通常将此种类型的有价证券契约视为“沉淀性协议链”。而不在“协议链”上精确“要约”。在界定要约精确化时,学者提出了“最低清晰化”(minimumclarte)作为衡量标准。即在契约条款化的过程中,缺少要素中的任何一项均使合同法律约束力无法体现。在有价证券契约中,要约的基本条款通常比较概括故需要参考相应法律文本。譬如,在公募发行的有价证券中,法律列举性的规定相关发行监管部门的评价作为重要的参考和保证。

二、金融集合型要约(offrecollectif)和受要约人之确定

1.概述。按照传统大陆法系理论,有价证券发行契约依然要适用债法一般性原理。通常学者以发行对象的不同分为特定对象之金融要约和非特定对象之金融要约。笔者此处详细分析非特定对象之要约即金融集合型要约(offrecollectif)的相关属性。金融集合型要约指要约人针对身份不确定之受众做出订立金融契约的意思表示,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不撤销要约。在金融规制市场中,受要约人确定前,要约人通过加重自身责任承诺,不随意撤销要约以利于保证金融秩序稳定。金融法制对要约撤回自由的限制有利于保证投资者利益,同时也避免了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金融集合契约通过向非特定受众发出要约以寻找合同“潜在相对方”。就机理而言集合型要约本身是一种“金融信息”要约,旨在固化要约条款中已经确定的“类型化特定对象”。从传统公司契约学说分析,由集合要约形成的公司依然符合公司“人合性”标准的要求。

2.集合要约之关联性效果———金融信息安全。从传统债权理论而言,单方民事行为旨在创设债务负担之意思表示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立法按照“格式主义”理路为集合型要约这种单方民事行为设定模板是为了满足其无法作为法律渊源之技术难题。通过严格的格式契约条款的设计为不确定第三人提供有价证券相关的“标准信息”。受要约人通过金融信息的接收为承诺的考量提供基础保障。因此,论证要约提供之金融信息合理性成为公司法和金融法共同关注的问题。从保证合同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统一性看,金融信息具有双重目标:一是具有发行人相对应之当事人利益;二是避免由于“合意”瑕疵导致金融交易无效引起的金融动荡的产生。从立法学考量,金融立法者倾向于通过信息规制来保障金融一级市场的有效运行。然而,对公募发行有价证券和私募发行有价证券(封闭型公司)在金融信息披露上采取不同的适用规则规制。就有价证券要约之对象而言,公开要约旨在与受要约人订立“招募合同”(contratd’adhe-sion)。在有价证券发行预定的框架内,发行人要约向受要约人提供完整充分之金融信息。就私募发行而言,受要约人如果是股东可以在要约前获得法定内部公司信息;如果受要约人为非发行公司股东,其可在有价证券契约程式终结前要求公司持续披露与发行证券有关的信息。相反,在公募发行中,订立“招募合同”的意向被传递给“潜在的缔约方”(eventuelscontractants)。“潜在的缔约方”通常没有对要约主要内容进行协商的余地。上述金融信息披露对合同外第三人是豁免的。在法国金融市场监管局成立之前(AMF),法国证券运行监管委员会(COB)在1988年第4号指令第3条第1款中明确规定:“金融信息披露应详细告知投资人发行人资产、发行人融资现状、发行人财务和赢利情况、以及发行有价证券的相关附属权利。”上述条款规定在于公开要约操作之本质和金融信息规范之目的。法国金融市场监管局(AMF)在信息披露的义务规范中又重新强调:“向公众披露之金融信息应本着准确、精细、诚信之原则。”比较有价证券发行要约和流通要约,它们有着共同的法律本质,旨在与“潜在认购人”或“缔约相对人”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缔约人之间的共同意思之内容遵循他们共同确定的严格信息披露标准。有价证券发行契约和流通契约运作机制被立法者整合为“公开吸收公众储蓄”。此种整合从观念上有价证券纳入金融法、证券法、公司法、公众投资储蓄保护法等等多元法律调整的框架。笔者更愿意将有价证券发行和流通纳入公众投资储蓄保护法的范畴,这样更利于严格保证缔约信息的安全和缔约当事人合意的诚信。

三、法国有价证券要约“二元主义”程式

依据对要约受众金融信息监管的不同要求,要约程式可以分为公开募集操作和私募发行两种不同类型的发行要约。法国商法典第L.225-2条关于公司设立、第225-142条关于增资扩股、及第L228-43条关于通过吸收储蓄发行公司债都强制性的规定了公司信息披露的重点:发行人相关的信息披露、发行有价证券产品的信息披露和有价证券附属权利的信息披露。按照传统民法理论,确保要约合意的真实和精确便成为民法视角关注的内容。

1.私募发行。在商业实践当中,欧洲私募发行的数量少于公开募集。尽管如此,早期金融监管还是对私募发行中的程式进行了规范。考虑到私募发行公司“封闭性”的特征,上述强制性规定被全部取消。私法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在私募发行契约关系外对双方当事人在负载其他任何行政性枷锁。由于私募发行的自治性,没有必要以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的名义对信息披露和行政程序提出严苛的要求。同时,私募发行也不涉及“招募契约”债权属性的问题。当然,以增资扩股为目的私募发行,原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法国法规定发行人以在认购程序启动前至少6个工作日以信件的形式函告原股东。该函件内容应包括公司简易身份认证和相关有价证券产品的信息。根据法国1982年金融产品融资法(laloidefinance1982)①第D156条第1款规定,原股东可以根据上述披露信息决定是否行使优先认购权。同时,金融监管机构豁免发行人在全国性法律文书公示媒体(BALO)上公开募集融资的信息。在金融实践当中,某些发行人为了避免公开设立公司繁琐的披露程序采取先私募设立然后在增加注册资本金的操作模式。[5]49金融监管机构出于规避商事公司金融风险的考虑规定:公司设立后实施增资行为,其注册资本金不能少于一定数额且要在公司设立后两年内才可实施。私募发行的优点在于其规避了公开发行严苛要求的发行前置信息披露,因此它比较适合较大规模的公司采取的融资方式。

2.公募发行。公募发行有价证券的规制主要集中于证券型有价证券和债权型有价证券的差异要求不同的信息披露。然而传统金融市场实践中,由于金融规则对发行人的无差异化规制使得各种金融产品的管制手段和效果大相径庭。例外,大陆法系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金融监管没有严格区别金融产品发行和金融产品上市流通的不同采取差异化的信息披露标准。下面笔者将根据债券型或证券型的公募发行金融产品对信息披露的标准进行类别化阐释。股份资本型有价证券公募发行。从商业实践的角度来讲,证券型有价证券公募发行可以分为设立公司为目的的证券型有价证券公募发行和以增资扩股为目的的证券型有价证券公募发行。

———设立公司为目的之证券型有价证券公募发行。法国证券监管委员会(COB)对此种公募发行中发行要约作出了严格要求:发行人前置性的信息披露义务。法国商法典第L.225-2条规定了两项强制性措施以保证潜在认购人做出的承诺符合金融消费产品的“质量标准”。同时该条第三项规定此强制性措施如未予遵守,任何达成之认购均视为无效。(1)公司设立章程应提交到公司营业场所所在地之商事法院商事管理事务书记员;(2)公司有价证券发行概括手册(notice)应通过商事法院向全国性法律文书公示媒体(BALO)上公开公开募集融资的信息,并且在BALO载体上的公示披露优先于其他传媒载体之披露。公司有价证券发行概括手册(notice)披露之内容应详细并能体现未投资公众人决策“信息担保”义务。披露之内容通常包括设立公司的法律身份各项要素:公司名称、公司类型、公司地址、公司设立目的、公司章程草案提交日期和地点。同时,内容应包括公司募集资本总额和发行有价证券产品的不同法律属性。从公司股东权利保护之角度,披露内容应精确告知潜在证券持有人所拥有的公司财产性权利。如果认股人拥有之证券含有参与公司民主管理的“政治性”权利,在披露中也应列明该有价证券的类别和名称。最后,在上述公司有价证券发行概括手册(notice)中应向潜在“承诺人”告知实现有价证券认购的具体行政性程序和资金结算方式。譬如,披露内容应指定特定金融机构或信贷机构作为有价证券认购人在认购后公司成立前的认购资金的保管人。同时,法国金融法案和商事法院判例还为保证整个有价证券发行过程中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做出了补充规定:发行人为拓展潜在投资人范围通过其他媒体制作的多种法律文件(招股说明书和金融通报circulaire);或在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的金融广告和信息均视为对公司有价证券发行概括手册(notice)披露内容的补充。

———以增资扩股为目的的证券型有价证券公募发行。针对此种募集金融产品,法国商法典和金融与货币法典也规定了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6]538商法典第L.225-142条、第L156条和1967年实施细则中详细规定了增资扩股中原股东的知情权。同时类似设立公司为目的的证券型有价证券公募发行,①金融与货币法典也要求发行人将公司有价证券发行概括手册(notice)在全国性法律文书公示媒体(BALO)上公布公开募集融资的信息。②披露内容应包括公司法律身份、发行总额、认购起始日期、发行佣金、原记名股东有价证券之价值、分配额度设计规则等。最后,披露内容应指定特定金融机构或信贷机构作为有价证券认购程序结束前认购资金的保管人,以及实物认购中资产评估机制。除上述金融信息披露规则外,金融货币法典D.159条确定一项补充性原则———“信息披露提炼规则”:要求发行人至少将金融产品之信息以符合金融产品消费的质量安全标准向与其无业务关系的潜在“消费者”传递,并保证该信息传递具备对在全国性法律文书公示媒体上公布公开募集融资的信息补充效应。在披露的公司有价证券发行概括手册(no-tice)中对上述强制性信息披露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7]856:(1)披露之信息目的在于通过公司类别化股东及其不同权利属性,使有价证券投资这种金融行为给有利于保护一般投资人利益。(2)通过信息披露可以达到周知有价证券持有人各项“公司政治性权利”之目的,从而在公司层面实现商业民主诉求。(3)信息披露符合商业流通自由的基本商业价值。对类别化的有价证券在发行公司利润分配、公积金、公司结算时剩余财产分配的“角色”进行多元化的契约设计可以保证商业产品自由流通之属性。

篇2

关键字:证券市场,证券,网络法,网络化

一、证券市场网络化程度的现状及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电脑的大量应用,使得证券的电子化交易方式具有高效、经济的优势已日益为世界各国主要证券市场接纳并认同,成为当今世界证券市场发展的潮流。如“NASDAQ已经将自己的网络与Internet连接在一起;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也关闭了其交易大厅,全部采用网络交易方式;巴黎MATIF期货交易所在引入网络交易方式的八个星期以后,关闭了交易厅;伦敦期货交易所不幸受到德国电子交易所重创,失去了最大的一个客户,不得不改变以往不接受联机定单的规定。联机证券交易服务的蓬勃发展是促使交易所本身建立虚拟交易大厅的原动力。目前,已经有74家互联网证券交易商能够提供全方位证券服务,他们不仅需要提供联机下单服务,而且需要进一步实现联机市场交易。未来大部分公司都能在互联网上面向全世界发行它们的股票,进行全天候的交易。电子化证券交易方式对投资者来说,简化了投资过程,因此降低了投资成本;对公司来说,能够在最大的范围内聚集到尽可能多的资金。”(1)同样,我国证券交易所的运作也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无形化和电脑化,建立了安全、高效的电脑运行架构。投资者除了在证券商柜台直接下单买卖证券外,也可以在家里或其他地方通过电话机上的按键或通过互联网下单买卖,其委托由证券公司柜台终端通过通讯网络传送到交易所电脑撮合主机,撮合成交后实时回报,投资者可以立即查询交易结果,整个交易过程几秒钟就可完成,其高效、快捷、方便的程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003年上半年我国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期间,电话委托、网上交易以及其他远程交易方式等整个非现场交易占比在大幅度攀升。随着4月28日中国证监会《关于做好证券、期货营业场所非典型肺炎预防工作的通知》的下发,使得以网上交易为主的非现场交易成了证券市场竞争的焦点。根据上报数据统计显示,2004年4月份,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交易量约为2077.06亿元,占沪、深证券交易所2月份股票(A、B股)、基金总交易量10536.82亿元(双边计算)的19.71%,比2003年4月上升了5.33%.通过对上报报表中客户数的统计,网上委托的客户开户数达533.42万户,占沪、深交易所开户总数一半3561.74万户的14.98%,比2004年3月增加了约1.87万户。(2)

由此可见,证券交易电子化最明显的标志-网上交易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特征,这是符合世界证券市场发展趋势的。网上证券交易作为一种全新的交易方式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发展,并大有替代传统证券交易方式的势头,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国际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与证券经纪业务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是和网上证券交易相对于传统的交易方式具有众多优势。如成本低廉,突破地域限制,信息广泛、快捷等等。但在实际上,证券市场的网络化的基础-网络化证券究为何物这一基本问题并未完全明确,其能否适用证券法,还是应该适用所谓的网络法规?本文将以网络化的证券作为切入点,对其性质及基本特征进行分析,以求能对某些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提供解决的对策。

二、网络化证券的性质及基本特征

证券是随着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是现代社会不可回避的产物。其作为学术上的概念却因为各个学科的研究角度不同而存在着较大差异,即使在法学学科内部,也因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传统法学上,证券是指表彰一定权利的文书,即记载并且代表一定权利的书面凭证。这种权利存在于证券之上,在通常情况下,权利与证券结合在一起,权利不能离开证券而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看到多种证券形式,如车船机票、各种入场券、邮票、存折、支票、股票、债券等等,这些证券本身就代表一定的权利,而不仅仅是证明权利的存在。证券的存在(有无)与权利的存在(有无)有密切联系。这是证券与证书的最大区别,后者的作用仅仅是证明某种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曾经发生过。(3)根据证券与其所表示的权利之间的联系是否密切,可以将其分为金券、资格证券和有价证券三大类。(4)

在各种证券中,有价证券应用最广。通常所称的证券即指有价证券。但它与证券法律制度中的证券外延仍不同,其只是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理论基础。有价证券依据不同的标准有多种分类,但其最主要的分类方法是按有价证券体现的内容,将其分为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两种,资本证券,又称投资证券,则是指基于筹资目的发行的,表彰投资人某种权益的可转让证券。其是有价证券的主要形式,一般认为狭义的有价证券仅指资本证券。其主要表现是股票、债券等。此外,有学者认为,在此种分类下还有一种货物证券,或称商品证券,即代表一定商品的有价证券。其主要表现为提单、仓单等。随着商品经济与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有价证券体系内部为适应经济活动的需要,发生了职能分化。一部分证券,如票据、仓单、提单等货币证券或商品证券,担负起支付功能和商品流通功能。而另一部分证券,如股票、债券等资本证券,分化出来,担负起筹资功能。对于前者,传统的民商法均有所规定,特别是票据制度已形成独立的法律系统。而后者也有某种独立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这便是现代各国存在的证券法或证券交易法。就这样,传统的证券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其已经被实际上的资本证券概念所取代,即一种基于筹资目的发行的,表彰投资人某种权益的可转让凭证。这也是在各国证券市场领域实际上存在的证券概念。尽管各国证券法调整的证券种类差异很大,但其均为具有流通性的直接投资工具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所强调的传统证券即是指这种资本证券。

传统的证券在存在形式上总是一种有形的实物凭证形式,一般为纸质凭证。其基本特征就在于一是表明财产权,证券上载明持有人的财产内容;二是证券票面所示的权利与证券不可分离;三是证券为权利运行的载体,权利的形式和转移以出示和交付证券为条件。(5)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形的实物证券逐渐向无形化转变。“证明股权关系的股票和债权关系的债券等证券不再是实物凭证,而成了电子符号或数据存在于数据库中。这种没有实物凭证的股权关系和债权关系被储存在电脑中,以电子符号或数据的形式证明发行人和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证券被称为电子证券。”(6)而所谓的网络化证

券是指传统证券在证券市场网络化背景下由于这种电子化、无纸化证券进入互联网交易,而被赋予一定特征时所 形成的一种证券存在形式。

(一)网络化证券的法律特征

网络化证券不同于传统证券的法律特征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存在形式的虚拟化

可以说,网络化的证券与传统证券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存在形式的虚拟化。即证券存在形式不再是以纸质为媒介。而是以一种电子符号或数据形式存在于相应的电脑或数据库中,实际上,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上所流通的社会公众股全是无纸化的网络化证券,即投资者并不是持有证券的实物存在形式,其能够看到的只是股票帐户上的数字而已。投资者对这种网络化证券所进行的转移等权利行为,也是通过电脑和互联网络进行所谓的数据交换(EDI),而不会再出现将股票等证券由一方手中交付给另一方的手中这样直接明确的转移行为。

在现代化的信息时代,网络化证券的存在形式只是一种虚拟的电子符号,其既不是文字,其载体也不能为人们所直接感知,(7)它完全属于一种虚拟化的存在,然而这种虚拟化的存在不会影响其固有的证券性质,即体现并表明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因为网络化证券的存在形式完全可以发生纸质书面证券形式的作用。几百年来,随着证券市场和股份制度的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证券已经逐渐完备与成熟,其固有的权利、义务也在相应的法律法规中加以明确,传统证券的纸质形式仅仅是一种表征,这样一种形式性的表征并不会改变内容,既然内容是固定的,那么相对于纸质形式所具有的记载、交流等功能,网络化证券的虚拟化存在形式也同样具备。“每笔以电子符号纪录的相同性质的证券,其名称、种类、票面金额及代表的股份数、发行者的详细情况、证券持有人的名称住址等资料都记录到相关机构的电脑中,并且留有备份,其解释不可能因人而异或被人有意歪曲,也不存在欺诈、伪证或伪造以及因事实变迁或距离遥远而改变。”(8)事实上,当证券从物理形式转移到虚拟形式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电子化存储系统的安全性问题。仅从技术上而言,不存在绝对安全的系统,其不安全因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信息网络本身,另一方面来自与外部攻击或破坏。但同样的,传统证券的纸制形式也可能出现篡改、复制、丢失等情况,所以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是网络化证券与传统证券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只不过解决的途径和方式不同而已。

2、流通方式的虚拟化

我们已经在上文中分析到,网络化证券的虚拟化存在形式导致物理状态下的转移交付为虚拟化的电子清算和交割方式所代替。在我国,证券交易的清算和交割统一的中央证券存管机构完成,(9)作为从事证券存管、结算业务专门机构,其为实现证券的无纸化,减少实物流转,使大量证券交易以簿记方式集中进行交收,从而提高交收效率,降低交收风险提供了可能。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证券投资者在参与证券交易所内的交易时,都开设了证券和资金账户,故交割交收时实为账户划拨。证券公司应向委托人交付交割交收清算清单,记载成交日期、成交证券名称、数量、成交价格和金额、税收、佣金等事项作为委托合同履行完毕的凭证。而“我国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采用计算机处理从投资人委托申报、交易系统主机撮合到成交回报全过程,其中没有中断和人工干预。1998年上证登记公司的参与人远程操作平台(ParticipantsRemoteOperationPlatform-PROP)投入使用后,实现结算数据后台处理再回到经纪人并通过经纪人提供给投资人的电子数据交换,至此,上海证券市场做到从投资人交易委托申报到证券与资金交付交收全过程STP.这在全球CSD中可以认为处于领先位置。”(10)

这种流通方式的虚拟化还表现在网络化证券交易中不受地域限制的现象。不仅因为网络化证券在互联网络中可以打破地域界限,交易可以跨时空进行,随着WAP(无线应用协议)为互联网和无线设备之间建立了全球统一的开放标准,使其成为未来无线信息技术发展的主流。WAP技术可以使股票交易更方便,通过WAP可实现多种终端的服务共享和信息交流,包容目前广泛使用的和新兴的终端类型,如手机、呼机、PDA等设备。用户通过手机对券商收发各种格式的数据报告来完成委托、撤单、转帐等全部交易手续。由此可见,未来几年基于互联网的移动证券交易市场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证券交易正在进入移动交易时代。

(二)网络化证券的性质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可以认为网络化的证券并没有改变传统证券的实质,其仍然是作为一种资本或债权的凭证。然而网络化证券的确具有一些独有的特征,这是否就意味着网络化证券与传统证券在性质上并非同一。这将直接影响到网络化证券在适用相关法律上存在较大问题。因为我国《证券法》并未对所谓的网络化证券或电子化证券加以规定,《证券法》是否就不能适用于网络化证券呢?公司法中有少部分内容对其有所涉及,其中的132条规定,“股票采用纸面形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形式。股票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登记成立的日期;(三)股票种类、票面金额及代表的股份数;(四)股票的编号。”股票由董事长签名,公司盖章。发起人的股票,应当标明发起人股票字样。第133条规定:“公司向发起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法人发行的股票,应当为记名股票,并应当记载该发起人、机构或者法人的名称,不得另立户名或者以代表人姓名记名。对社会公众发行的股票,可以为记名股票,也可以为无记名股票。”第167条规定:“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必须在债券上载明公司名称、债券票面金额、利率、偿还期限等事项,并由董事长签名,公司盖章。”从这些规定中可以得知,法律并没有对网络化证券的形式进行禁止性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实物证券之外,还存在一种簿记证券,即由证券发行人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统一格式制作的,记载证券权利的书面名册。“簿记证券不是一种实物形态的证券,而是通过记账的方式将证券持有人持有的证券种类和数额予以表现的一种符号。”(11)目前,我国已经发行了簿记券式股票和记帐式国债。这种证券将权利持有状况记载于统一的书面名册上,可以减少相应的证券印制成本,保管与清点更加容易,安全性更高,不易遗失或被盗,可以说是一种更为高级的证券形式,其具有证券无纸化的特征。从这个角度上讲,网络化证券的这种无纸化和电子化特征也应该不影响其法律性质。

三、结论

篇3

【关键词】公款；特定公物；犯罪对象

一、对”公款”的界定

有学者解释说，公款即公共货币资金。如果说所谓“公共”就是指传统的“公有”之意，即指国家或集体所有，并且仅限于现行刑法典第384条第1款之挪用行为，这种解释自然没有疑义。而这样一来，由公私资本混合而成的私人财产，不论公有成分占多大比例，都不能等同为国有财产或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可是，现行刑法典第2'/2条第2款又规定，被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的，同样以挪用公款罪论处，至于行为人所挪用的单位资金的性质，刑法典并未附加任何限制。可见立法者在此关注的并不是上述单位财产的性质，而只是行为人的身份。立法上如此规定是缘于一种考虑：既然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自然负有维护职务廉洁性的更高义务，因而无论其挪用的本单位资金性质如何，均应对较其他工作人员更为严格的要求。基于此，笔者认为，上述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现行刑法典第272条规定的挪用资金行为，只要达到了挪用公款罪的定罪标准，均应以挪用公款罪论处，至于该单位的财产性质是否属于公共财产，于本罪的成立不产生影响。处理挪用公款案件，必须弄清行为人所动用的款项是否确实属于公款，即归单位所有的金钱，其中包括归国有单位所有的资金和行为人被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所有资金。从资金的形态看，不仅包括正在单位入帐从而处于单位控制之下的资金，也包括应当收归单位所有但却尚未入帐的资金。例如，执法人员依法收取的罚没款项却不上交，截留挪用，即为挪用公款。

二、特定公物能否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根据刑法第384条和有关解释的规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是公款。根据刑法第273条的规定，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也只包括特定的公物。那么挪用非特定公物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挪用公物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经合法手续，擅自将公共物品暂时挪作个人使用。对这种行为应如何定性？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均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挪用非特定公物的行为就不能以挪用公款罪来处罚。另一种观点认为，公款与公物都属于公共财产，公款可以变为公物，公物也可以折价还原为公款，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挪用公款罪的对象还应包括公物。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追求的是“公物”的使用价值，那么其挪用公物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反之，如果行为人追求的是“公物”的价值，即将公物变卖后进一步挪用该项“变卖款”则构成挪用公款罪。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均有值得商榷之处。2000年3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请示的批复）指出：“经研究认为，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中未包括挪用非特定公物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对该行为不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如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定罪处罚。”这一司法解释是对上述第一种观点的支持。笔者认为该观点仅仅因为挪用公物的行为没有被刑法明确规定，便忽视了该行为的本质属性，认为不构成犯罪，这属于对罪行法定的、机械的、形式的生硬理解，无疑给犯罪分子一个法定的免责事由。第二种观点亦有不妥。首先，公物虽是用公款购买的，但是公款一旦转换成公物，二者的性质和作用就发生了变化。比如，公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中，可以增值，而许多公物却都是处于逐渐消耗和折旧过程中。挪用公款与挪用公物在数额相同的条件下，其实际危害程度是不完全相同的，把公物折价成挪用同等数额的公款相提并论，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

第三种观点，分情况区别对待，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其以行为人追求的是公物的“使用价值”还是“价值”作为挪用公物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区分标准，不能将所有挪用公物应当构成犯罪的行为，全部客观地包括到挪用公款罪中去，所以也不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笔者认为，挪用公款罪的立法精神在于：挪用公款的行为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而且公款作为一般等价物，直接进入流通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不能归还的危险，极容易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关键要看挪用的公物是否存在不能归还的危险，而不是仅仅看其是否利用公物的“价值”（或者“使用价值”）。如果挪用的公物有不能归还的危险，即使挪用的只是公物的使用价值，也构成挪用公款罪；反之，挪用的公物不存在不能归还的危险，则仅仅属于挪用公物的违法违纪行为，不应以犯罪论处，如果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定罪处罚。鉴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实质出发，立法机关应对挪用公物的现象，在挪用公款罪中一并作出明确的规定。具体的模式构想如下：在挪用公款中增加一项规定，挪用公物存在不能归还的危险，情节严重的，依照挪用公款罪的规定论处。这样规定，既可以防止最高司法机关为摆脱司法实践中处理挪用公物案件无法可依而进行越权解释；又可以严密法网，为司法机关处理这些案件提供法律依据，使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挪用公款罪的规定更趋合理、科学。

三、有价证券、优惠票证能否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有价证券“直接代表一定数额的货币，是货币财产的书面表现形式”。有价证券本身不是货币，但它是货币资金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程度不同地发挥着货币的职能作用。近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允许某些有价证券在市场流通，如股票市场；也允许一些证券的买卖，如国家制定的国库券买卖市场；一些有价证券本身就是支付手段，如支票。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有价证券可以视为公款。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7年10月13日（关于挪用国库券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有或本单位的国库券的行为以挪用公款论。所以说，挪用同样性质的股票、支票、债券等有价证券都应该视为挪用公款。有人认为，优惠票证只是供应紧俏商品的一种凭证，本身不具有价值，不应视为公款。也有人认为，有的优惠票证在市场上可以折价人民币，有的凭票供应的商品比市场价低的多，价值也不菲，因而认为这类优惠票证具有一定的价值，应视为公款。笔者认为，货币资金的主要形式是货币，即铸币和纸币，货币的主要属性是具有价值尺度，即其本身并无价值，而是一种价值代表形式，是流通和支付的手段。优惠票证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示价值，具有价值尺度和支付、流通等货币功能，因而应将其视为货币。

四、国有企事业单位“小金库”中的财物能否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在实践中，单位非法设立“小金库”的现象可谓相当普遍。在这一过程中，也常伴随有经营“小金库”的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大肆挪用“小金库”库款的现象，对这种行为能否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呢？笔者认为可以，理由如下：（1）单位非法截留的“小金库”库款依法应当上缴国家，因此其在性质上属于公款。（2）挪用这部分款项的行为虽谈不上对擅设“小金库”的单位的公款的占有权、所有权和收益权的侵犯，但最终侵害了国家对这部分款项的占有权、所有权和收益权。（3）以挪用公款罪规制这类行为，并不意味着默认私设“小金库’的行为之合法性，而是出于维护国家对这部分款项的所有权的需要。（4）对这种行为放任不管，不利于保护国家对上述款项的所有权不利于贯彻反腐倡廉的政策精神，有放纵犯罪之虞。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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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会计的对象是资金运动，企业财务管理的对象也是资金运动。但两者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曾经有一一种学术观点，认为财务管理是对资金运动质的管理，而会计则是对资金运动量的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我认为是有深刻道理的。财务管理侧重于资金运动的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对资金运动未来的预测、计划、预算以及现在按照什么要求、规则去运动。会计则侧重于资金运动的轨迹的描述、运动结果量的记录与报告，为财务管理提供重要的过去已完成的资金运动的信息。财务管理对资金运动的管理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而定性的多于定量的；而会计对资金运动的管理侧重于定量方面。企业会计在论及资金运动的表现形式的时候，分为七个方面，即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动与使用顺权债务的发生与结算；收入成本费用支出的计算：财务成果的计算与分配；资本基金的增减变动及其它活动；而财务管理在论及资金运动的表现形式的时候，则分为五个方面，即筹资活动、营运活动、投资活动、分配活动和其它活动。

2、会计讲投资，财务管理也讲投资。但会计上讲的投资是狭义投资，即企业对外投资，即企业对外购买债券、购买股票、联营投资等；而财务管理上讲的投资是广义的投资，即不仅包括对外投资，还包括对内投资。对内投资是企业把资金投放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其他长期资产的经济活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会计报表中现金流量表所列的投资项目则是广义的投资。

3、关于成本费用，会计与财务管理教科书上都有成本费用名字相同，但实际上有区别：

（1）会计上所讲的成本是制造成本或生产成本，即包括为生产某种产品、某批产品、某类产品或某步骤产品而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其他直接支出和分配米的制造费用等。而财务管理上所讲的成本多数是完全成本，即在制造成本基础上再加上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

（2）会计上对成本费用的分类认识侧重于科目式的、对成本组成式的或项目式的，而财务管理则侧重于成本费用的变动是否与产销业务量有关，如果产销业务量变了，成本费用也跟着变，而且是正比例变化关系，称其为变动成本费用；如果产销业务量变化了，而某些成本费用不变，则称其为同定成本费用。还有半变动变固定成本等。用公式表示为v　a十bx。

4、关于”现金”，会计上和财务管理匕都谈现金，但实际上是有区别的。会计上的现金仅仅指的是库存现金，也就是可供企业日常零星周转使用的现金、应支付给个人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现金，支付给采本文由收集整理购于个人物资款项和结算限额以下的其他各种采购款项。而财务管理上的现金绝大多数都是广义的现金，即不仅包括库存现金，还包括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3个月以内能够变现的短期有价证券投资等。

5、关于”利润”，会计上和财务管理上都很关注”利润”名字都相同，但实际上有所不同。会计上的利润计算与核算是分层次的逐级推进的，是按利润形成的先后顺序或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计算分类的，即先算出主营业务利润、其次算出营业利润、再算出利润总额、最后算出净利润。而财务管理的思维方式则不同，它是如何利用财务杠杆、经营杠杆即如何节约使用固定的理财成本和固定的经营成本。它是先计算出贡献毛益，即收入收益减去变动成本总额，而后再减去固定成本才是利润总额。

6、会计上的现金流量表与财务管理上现金流量表的区分。

（1）反映的期间和属性不同。会计现金流量表反映的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数据，而财务管理反映的多为预计未来的数据。前者只包括一个会计年度的现金流量信息，而后者则包括整个项目建设期、经营期，那么有可能只有半年，有可能是1年、2年、10年？。

（2）反映的对象不同。会计现金流量表反映的是特定企业的现金流量，而财务管理上反映的是特定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

（3）内容结构不同。会计上的现金流量表分为主表和补充表两部分，其中主表又分别按经营活动、筹资活动、投资活动、汇率的变动对现金流量的影响等反映其流量。而财务管理上的现金流量表的结构包括表格和评价指标两大部分。

7、筹资活动，是指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从不同的途径、来源取得一定量的资金的理财活动。会计与财务管理上都谈筹资活动，但有一定的区别。会计上的筹资活动，特别是现金流量表所示的筹资活动，仅仅是指实质性规范的筹资活动，即包括发行的股票、债券，吸收联营投资，向银行及其他单位或个人吸收贷款，融资租赁等，不包括非实质性的、非规范的、临时吸收的资金，如以商业信用（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方式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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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 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是公共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是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要举措，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必然要求，对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就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核算与管理方法探究如下：

一、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核算方法

（一）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核算科目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按流动性或存在形式划分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

新《行政单位会计制度》2014年1月1日实施后，行政单位涉及资产类会计科目增至17个，具体为：1001库存现金、1002银行存款、 1011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1021财政应返还额度、1212应收账款、1213预付账款、1215其他应收款、1301存货、1501固定资产、1502累计折旧、1511在建工程、1601无形资产、1602累计摊销、1701待处理财产损益、1801政府储备物资、1802公共基础设施、1901受托资产。事业单位涉及资产类会计科目17个，具体为：1001库存现金、1002银行存款、 1011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1101短期投资、1021财政应返还额度、1211应收票据、1212应收账款、1213预付账款、1215其他应收款、1301存货、1401长期投资、1501固定资产、1502累计折旧、1511在建工程、1601无形资产、1602累计摊销、1701待处理财产损益。

（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具体核算方法

在预算会计中，行政单位会计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为会计核算基础，特殊经济业务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事业单位会计则分别情况处理：事业活动部分采用收付实现制，经营活动部分采用权责发生制。本文主要是对行政事业单位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核算基础的方法进行探讨。

1.流动资产的核算

行政事业单位的货币资金、应收及预付款项应当按照实际收入和支出数额记账，行政事业单位的应收及预付款项一般不计提坏账准备。行政事业单位对货币资金、应收及预付款项相关业务要严格控制、健全手续、及时清理，不得长期挂账，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

行政单位的存货是指单位大宗购入、需要库存的物资材料，应当按照实际成本记账，在材料采购、运输进程中发生的费用不计入库存材料价格，直接列入有关支出科目核算。事业单位的库存材料在购入时，有两种情况：如果用于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不交纳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应含税入账;如果用于经营活动，需要交纳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应与企业材料一样处理。行政事业单位的存货、库存材料在发出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方法，确定当期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行政事业单位随买随用的办公用品，可以在购入时直接列作当期支出，不作为存货核算。

2.固定资产的核算

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应当按照取得或购建时的实际成本记账，一般与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相对应，除了融资租入固定资产之外，固定资产的账面余额与资产基金的账面余额应当是一致的。在取得固定资产时，应当相应增加资产基金，并视资金来源的不同列作当期支出或者减少专用基金中的修购基金;在处置固定资产时，应当相应减少资产基金。取得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时，应当同时确认固定资产和其他应付款，在支付租金时，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列作当期支出，增加资产基金，并冲减其他应付款和银行存款等。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一般不计提折旧。

3、对外投资的核算

行政单位的国有资产不能进行长期投资，行政单位的对外投资，是指行政单位用结余资金购买的国债。行政单位的有价证券，按照取得进的实际成本入账;兑付、转让有价证券取得的收入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收入;有价证券的利息在实际收到时确认为其他收入。

事业单位的对外投资一般与非流动资产基金相对应，投资分为债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股权投资），其核算略有区别。

债券投资，购入债券时，增加对外投资，同时减少事业基金，增加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期末不计提利息收入。收回时，按债券成本减少对外投资，按收到金额与成本的差额，计入其他收入，同时按债券成本减少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增加事业基金。

4、无形资产的核算

行政事业单位购入的无形资产，应当以实际成本作为入账价值;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应当以开发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支出作为入账价值。行政事业单位的无形资产应当予以合理摊销，不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单位，应当在取得无形资产时，将其成本予以一次性摊销，减少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并计入当期支出;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单位，应当在无形资产的受益期内平均摊销，按照摊销额减少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并计入当期支出。

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方法

（一）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目标和要求

管理目标，一是维护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实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三是实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有效利用。

管理要求，一是行政单位国有资产不能进行长期投资，二是行政单位国有资产不得用于对外担保，三是行政单位出租出借国有资产、处置国有资产变价和残值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具体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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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质押；法律问题；《担保法》；担保；质押

一、关于质押的一般法律理论

（一）权利质押的概念

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转移其财产的占有给债权人作为债权担保，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质权人有权以出质财产的价值优先受偿。权利质押是质押的一种形式，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拥有的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或者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移交给债权人占有，将该权利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将该权利兑现或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优先实现自己的债权。这里所说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为质权人，债权人享有的优先受偿的权利为质权，移交的权利为质物。可以作为质物的权利包括汇票、支票、债券、存款单、仓库、提单；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和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

（二）权利质押合同的订立和生效

设立权利质押，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应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三）权利质押的效力

1.权利质押对质权人的效力

（1）质权人有权占有和留置权利凭证。

（2）除质押合同另有约定外，质权人有权收取质物所生的孳息。

（3）质权人享有费用偿还请求权。质权人对于因保管质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享有偿还请求权。

（4）质权人享有实现质权的权利。

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直接收取作为质押标的的债权或者兑现质押标的以优先受偿。但收取或者兑现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出质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以载明兑现或者提货日期的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先于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可以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兑现或者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出质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权利出质后，出质人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经出资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但出质人所得的转让费、许可费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

（5）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物灭失或者毁损的，质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6）质权人负有返还权利证书的义务。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或者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权利证书。

2.权利质押对出质人的效力

（1）出质人仍享有质物的处分权。

（2）质押合同可以约定出质人享有质物所生孳息的收取权。

（3）股票的出质人，在股票出质后，除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外，不得转让股票。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的出质人，在权利出质后，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

（4）出质人仍享有对债务人的代位求偿权。为债务人质押担保的第三人，在质权人实现质权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二、人身保险合同能否设立质押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单是保险合同的主要形式，是保险人向投保人签发的正式书面凭证，记载着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险单能否成为担保物权的标的，要看保险单本身是否具有现金价值，是否为有价证券。

保险单的性质因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而有所区别。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是一种损失补偿合同，而损失补偿合同具有射倖性，保单持有人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取决于保险事故的发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财产保单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不是民法上的有价证券。因此，财产保单不能用来设立担保。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保险单能否用于抵押的复函（1992年4月2日法函〔1992〕47号）规定：“抵押物应当是特定的、可以折价或变卖的财产。财产保险单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证明，并不是有价证券，也不是可以折价或者变卖的财产。因此，财产保险单不能用于抵押。”

但人身保险合同，尤其是寿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不同，并非损失补偿合同，具有储蓄的性质。只要投保人交纳保险费达到一定的年限，人身保险单即具有了充分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是不可剥夺的。因此，在寿险合同中通常具有不丧失价值条款。也就是说，投保人交满一定期限的保险费后，如果合同期限届满前解除或因其他原因终止，保险单所具有的现金价值并不丧失，投保人可以要求保险公司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我国《保险法》第68条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自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人寿保险单所具有的这种确定的价值和有价证券特征，使其具备作为担保标的的特征和条件。因此，在国外，人寿保险单可以如同有价证券一样背书或者设定质押，与储蓄存单类似。对此，我国《保险法》第55条也有明确的规定：“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

也就是说，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是可以进行转让或者质押的。而且，以人身保险单质押贷款是国外保险业的普遍作法。目前国内的许多人身保险条款，尤其是寿险条款，也有保险单质押借款的规定，内容大致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如果本合同当时已经具有现金价值，投保人可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申请借款，最高借款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扣除欠交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后余额的百分之七十，每次借款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借款利息应在借款期满日偿还。未能及时偿还的，则所有利息将被并入原借款金额中，视同重新借款。当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不足以抵偿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三、人身保险合同设立质押的程序

以人身保险合同设立质押向保险公司贷款或者向商业银行贷款，应由投保人提出，并与保险公司或者商业银行订立质押合同。在质押合同中，投保人为出质人，保险公司或者商业银行为质权人。质押合同订立后，出质人应把人身保险单转移给质权人占有，该质押合同自保险单占有转移时生效。当然，以人身保险单设立质押，还要符合我国《保险法》的特别规定，即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要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才能设立质押，否则无效。不是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如果要设立质押，则不必经被保险人同意。

四、人身保险合同质押的效力

（一）人身保险合同质押所及的标的物的范围

人身保险合同质押所及的标的物的范围，包括人身保险合同本身及利息债权、代位物等。人身保险合同的利息为人身保险合同所生的孳息，除质押合同另有约定外，质权人有权收取。人身保险合同的代位物一般是指人身保险合同转让所得的价款，质押的效力也及于该代位物上。对于质押的效力是否及于保险金，值得探讨。我们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质押的效力一般不能及于保险金，理由如下：

保险单质押担保的标的，在表面上看是保险单，实质上是保险单所代表的权利，即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因为设立质押，必须是确定的财产，而且出质人对该财产必须享有权利。出质人不能对他人的财产设立质押。在保险单质押合同中，出质人为投保人，投保人仅对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享有权利，而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保险金请求权归属于被保险人享有。因此，投保人仅能以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设立质押，而不能以保险金的请求权设立质押。也就是说，保险单质押的效力不能及于保险金。如果债权人在行使质权时，被保险人已经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获得了保险金的请求权，债权人不得要求以保险金来满足自己的债权。即使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后设立质押，亦是如此，除非被保险人明示同意以将来可以获得的保险金设立质押。因为以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仅是为了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而不是表明被保险人同意以将来获得的保险金设立质押。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是以团体寿险保单设立质押，部分被保险人已届保险金领取期，质权人在行使质权时，仅能解除未到保险金领取期的被保险人所对应的保险合同来实现债权，不能要求以保险金来实现自己的债权。但如果投保人以保险单设立质押向投保的保险公司借款，在投保人未偿还借款时，保险公司既可以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来实现自己的债权，也可以保险金来实现自己的债权。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之所以可要求以保险金来实现自己的债权，是因为保险合同订有欠款扣除条款：“本公司在给付保险金、派发红利、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或保险费时，如投保人有欠交保险费或保险单借款未还清者，本公司有权先扣除欠款及其应付利息”。

另外，人寿保险单质押担保的效力仅限于设立质押时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及该现金价值所产生的孳息，而不应包括因投保人继续缴纳保险费所增加的现金价值。

（二）对质权人的效力

1、质权人有权占有和留置人身保险单。

2、除质押合同另有约定外，质权人有权收取人身保险合同所生的孳息。

3、质权人享有费用偿还请求权。质权人对于因保管人身保险合同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享有偿还请求权。

4、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权利凭证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人身保险合同灭失或者毁损的，质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5、质权人享有实现质权的权利。以人身保险合同设立质押后，如果人身保险合同设有保险单自动垫交条款，在投保人不交纳保险费致使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明显减少，足以危害质权人权利的，质权人可以要求出质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出质人不提供的，质权人可以提前处置保险单，并与出质人协议将所得的价款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出质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如果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对已经质押的人身保险单作出处置，用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一般来说，债权人可以自己的名义，向保险公司提交质押合同和保险单，申请解除保险合同，并以退保金来满足自己的债权。但债权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范围，应以未实现的债权为限。也就是说，在质押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超过未实现债权的情况下，债权人无权要求全部解除合同，仅可以部分解除。

6、质权人负有返还权利证书的义务。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的，或者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人身保险合同等权利证书。

（三）权利质押对出质人的效力

1、若质押合同有约定，出质人可以享有人身保险合同所生孳息的收取权。

篇7

第一部分研究了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类别问题和设立审批问题。从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看，将其归类于综合类证券公司是较为恰当的。我国证券法只划分了经纪类证券公司和综合类证券公司，主要依据是公司的业务范围。中外合资证券公司虽然不能进行A股的交易，但可以进行承销，以及从事B股、H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业务范围要远大于经纪类公司，很显然将其划归为综合类券商是恰当的。对于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审批，笔者建议采取许可制。

第二部分研究了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问题。随着证券公司业务的发展、地域上的扩张、风险控制的需要，证券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日益复杂化。与此同时，出现了决策效率低、机构重叠、风险控制不力等问题。因此研究证券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对于完善组织结构，解决组织结构难题有重要意义。

首先研究了管理学意义上的组织结构的演变和优化。对比分析了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结构、多维制结构的优势与缺陷。然后结合基本的管理理论对证券公司的事业部制的优化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考察了中金公司的事业部制的案例，说明了事业部制对于证券公司在专业化和风险控制方面的优势。同时，分析了现行证券公司事业部制的两大问题：本位主义和前后台脱离。最后，提出通过权力进一步分散化和后台职能的虚拟化来解决证券公司事业部制的问题，实现证券公司事业部制的优化。

综合类券商的区域管理总部问题是一个随着管理半径的扩大而产生的。笔者提出了“升级”和“降级”的两种思路，来解决区域管理总部的设置问题。即通过提升管理总部为分公司的办法，使其成为不具法人资格的区域性分支机构；另一方面，通过将其转为代表处，将一些业务职能转移给各事业部，而只保留行政事务性的管理职能。

风险管理是证券公司经营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介绍了美国投资银行在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方面的作法。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金融证券集团和子公司制。

首先论述了现资银行采取的组织结构形式的金融证券集团的形式。并分析了证券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事业部制同金融证券集团的内在联系。

其次，对证券公司集团化下的相关立法问题进行了分析。

再次，对金融证券集团内部的母子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进行了研究。在各项证券业务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立法上应允许专业化的子公司可从事相关的其他证券业务的建议。

第四，分析了同证券公司合并重组有关的问题。

最后，分析了除集团化以外的其他的证券公司的组织结构形式，提出了立法上应允许证券公司自由选择组织结构形式的建议。

正文：

证券公司的组织结构决定于证券公司的发展战略，同时又受到现有法律框架的约束。在即将加入WTO的形势下，我国的证券业面临对外资开放和自身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现有的证券公司将会受到国外投资银行的挑战，证券公司自身如何发展壮大，在组织结构方面如何与发展相适应是一个普遍问题；另一方面，组建中外合资的证券公司也是证券业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中外合资证券公司采取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形式？它同现有的证券公司在组织结构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紧迫问题。目前，证券监管部门正在起草和修改《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证券营业部管理办法》和《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这些法规对证券公司的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证券公司的组织结构问题。这里对证券公司组织结构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希望对有关立法工作有所帮助。

一、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有关问题

1.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类别问题

根据中美、中欧签署的关于中国加入WTO减让条款，在中国加入后3年内，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营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1/3.合营公司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从事A股的承销，B股和H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这意味着，从合营公司的业务范围来看，将不同于我国现有的法律对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的业务规定。《证券法》第119条规定，国家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并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其分类颁发业务许可证。

从中外合营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看，难以确定其分类与归属。笔者认为，应当将中外合营证券公司归类为综合类证券公司。主要有以下理由。

《证券法》对于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的划分，主要依据两点，一是资本金规模，综合类最低为五亿元人民币，经纪类最低为五千万元人民币。二是业务范围，经纪类证券公司只能够从事经纪业务，且公司名称中必须包含“经纪”字样。而综合类证券公司可从事经纪、承销、自营等多种业务。从业务范围来看，是否只从事证券经纪业务是区分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的重要标准。

从中外合营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看，虽不能从事A股的经纪与自营，但可从事B股及H股的承销、交易等业务。其从事的业务范围，要大于经纪类证券公司。而且，随着加入WTO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原则的实施，中外合营公司的A股的业务也将纳入其可从事的业务范围。因此，从现在和长远来看，中外合营证券公司应当归属于综合类证券公司。

2.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设立和审批问题

在中外合资证券公司设立和审批中，由于《证券法》和中美、中欧协议在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上存在明显的区别，所以在审批设立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操作障碍。笔者认为，对于合资证券公司的设立审批，可以采取许可制。即合资证券公司的设立，由中国证监会对进行审批，其许可经营的业务范围由证监会批准。

首先，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证券公司必须经证监会审批。据此，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设立也必须受《证券法》这一条的约束。

其次，对于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则可以不受证券法关于证券公司分类管理的要求。原因在于，尽管证券公司的业务上实行了经纪类和综合类的划分，但具体的业务范围仍然要由中国证监会核定。因此，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合资证券公司在经营范围的申请上，也须经过证监会的核定。笔者认为，对于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的申请，不仅要依据证券法核定，而且还要符合中美、中欧协议的要求。所以，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应在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一

条的立法精神下，主要依据中美中欧协议，对其具体的业务范围审批实行许可制。结合前述的合资证券公司应属于综合类券商的结论，其之所以不能从事A股的经纪业务是因为不符合中美中欧协议的要求。这样，在《证券法》和中美、中欧协议下，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证券法和协议的某些冲突之处得到了回避。

在我国的台湾地区和日本，证券公司的业务是实行的许可制。在未来修改《证券法》时，应当废除综合类券商和经纪类券商的划分，而代之以不同证券业务经营的许可制。这样可操作性就更强，实际上也更便于分类管理。

二、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

十数年来，我国的证券公司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伴随证券公司资本规模的增大和业务的扩张，证券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也从简单转向日益复杂化。一方面，随着业务从单一的买卖证券、股票的承销上市发展到投资咨询、以网上交易为主的证券电子商务、资产管理、兼并收购等新兴业务，事业部制的内部组织结构（或者叫作管理体制）在证券公司内建立起来；另一方面，随着证券业务从单一区域走向全国市场，证券公司之内的分公司、区域管理总部也纷纷建立起来，区域性的证券公司逐步走向全国化；第三，伴随着业务发展，风险控制的需要日益增大，导致了做业务的“前台”和负责监管的“后台”的分离，在证券公司内部逐步建立起来了行使监察、管理、服务、支持等职能的后台部门。证券公司组织结构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证券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然而，内部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决策效率低下、机构职能重叠、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脱离等。因而，完善证券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探索适合与证券公司发展相适应的内部组织结构，对于解决证券公司存在的组织结构难题，将有重要意义。

1.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优化

在探讨证券公司的公司内部组织结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对公司组织结构的一般性问题——组织结构形式的演变与优化进行分析。这对于更为清楚地认识证券公司组织结构的问题将有较大帮助。

公司内部组织结构有很多种形式，最基本也是最早的是直线职能制，后来又发展为事业部制，再后来又从事业部制中演生出超事业部制结构、矩阵制结构、多维制结构等多种公司内部组织结构方法。

1）直线职能制（U型结构）

直线职能制又被称为U型结构（UnitaryStructure）。其基本特征在于，将公司按照职能的不同划分成若干个部门，而每一部门均由公司最高层领导直接进行管理。直线职能制实现了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

2）事业部制（M型结构）

事业部制即M型组织结构（MultidivisionalStructure）。它是一种分权式结构，即在其总公司之下的各事业部或分公司都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利润中心。由多样性经营所引致的管理上的需求可以说是M型组织机构发展的基本动因。事业部的划分往往按产品、地区或国家来进行，各事业部一般都采用U型结构。

M型组织结构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组织创新形式，它将日常经营决策权下放到掌握相关信息的下属部门，总部只负责制定和执行战略决策、计划、协调、监督等职能，从而可以解决大规模企业内部诸如产品多样化、产品设计、信息传递和各部门决策协调的问题，使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既能摆脱日常经营的繁琐事务，又能和下属企业保持广泛的接触，同时也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因而成为现代企业广泛采取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然而，这种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a.总部与分部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增加。因为分部不仅有决策权，还有相对独立的利益。分部为了自己的利益有可能向总部隐瞒某些真实情况，如隐瞒利润等，总部难以确知各分部的情况，尤其是在一个大型的组织内部。

b.由于允许各事业部之间开展竞争，分部之间由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类似于市场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传出有利于自己的不真实信息。

c.由于企业的高层管理者通常以利润来衡量各分部的业绩，就容易导致分部产生本位主义，只顾眼前的局部利益，忽视长远的整体利益，从而影响各分部之间的协作。通常，总部为了协调上述矛盾，只能多设置一些中间管理层次和中层管理人员，不仅增大了监控成本，还会使企业的中间管理层膨胀，损伤了组织的运作效率。

3）矩阵结构

矩阵结构的概念是在人们对以工作为中心和以对象为中心的组织结构之优、缺点的争论中产生出来的。其根源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军事与宇航领域发展起来的项目管理的概念。矩阵制结构即在原有的直线职能制结构基础上，再建立一套横向的组织系统，两者结合而形成一个矩阵，它是U型结构与M型结构的进一步演变。这一结构中的执行人员（或小组）既受纵向的各行政部门领导，又同时接受横向的、为执行某一专项功能而设立的工作小组的领导，这种工作小组一般按某种产品或某种专业项目进行设置。

矩阵组织结构有以下优点：

（1）小组的领导负责项目的组织工作，行政领导无法干涉专业项目方面的事情。项目管理和行政管理的专业性都大大提高了。

（2）项目小组可以不断接受新的任务，使组织富有一定的灵活性。

（3）矩阵组织结构可集中调动资源，以高效率完成项目。

（4）矩阵组织结构有利于把管理中的纵向联系与横向联系更好地结合起来，可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了解与其合作。

（5）对各部门的专家，有更多的机会提高业务水平。

矩阵组织结构的缺点是：

（1）项目经理与部门经理之间为改善自己一方的工作绩效可能会发生争执。

（2）矩阵组织结构中成员受横向与纵向的双重领导，破坏了命令统一原则。

（3）双重领导可能使执行人员无所适从，领导责任不清，决策延误，项目小组成员对小组的工作任务缺乏热情。

4）多维制结构

多维制结构又称立体组织结构。多维即多重坐标，在这里指组织系统的多重性。多维制结构一般包括产业部门、职能机构、按地区划分的领导系统，即成为三维结构。若再加上按其他某一因素划分的组织系统，则成为四维结构，依此类推。但一般不会超过四维。多维制结构可以看做矩阵结构的扩展，因此可能存在与矩阵制类似的，由多重领导所带来的缺陷。

2.证券公司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的优化

权变理论（contingencytheory）认为，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而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权宜应变，灵活掌握。权变理论将企业看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究竟应采用何种组织结构，应视企业具体情况而定，不可能有普遍适用的结构模式。当然，采取何种组织结构还要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来作决定。证券公司虽无

统一的结构模式但其设计是有原则的。（1）服从公司的发展战略。证券公司选定的服务领域、服务对象与服务方针对其组织结构有重要影响。（2）适合公司的发展阶段。证券公司要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阶段的组织结构。（3）动态调整组织结构，使其适应公司成长的需要。

1）事业部制的特点——以中金公司为例

目前，我国证券公司大都采用事业部制的内部组织结构。这也是国际大型投资银行所普遍采用的内部组织结构。以业务为划分的事业部是独立的利润中心。由于不同的事业部的服务对象存在着利益冲突，通过事业部之间的“防火墙”，保证了证券公司经营上的公正性，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风险在不同事业部之间的扩散。

以我国现在唯一的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简称“中金公司”）为例，在其内部的业务部门就划分为投资银行部、投资顾问部、销售和交易部以及研究部。

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主要向国内的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和政府机构提供国际标准的证券承销和金融顾问服务，包括：企业重组改制、股本和债券融资、兼并收购、公司融资和项目融资等。股本融资项目包括国内与国际融资。投资银行部特别重视与客户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为客户提供长期的、广泛的高增值服务。对于每一位客户，投资银行部都在充分了解其本身情况和需求以及其所处行业的竞争环境的基础上，为客户寻找最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帮助客户实现目标。

中金公司投资顾问部从事企业上市前的股权投资，包括对企业投资结构的设计以及投资后的管理。投资顾问部的创业投资是长期的投资。投资顾问部通过与被投资企业管理队伍的紧密合作协助被投资企业完成发展战略，从而与其建立起稳固的伙伴关系。除投入资金外，投资顾问部还努力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支持，帮助企业改进管理体系，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使企业达到国际标准。

中金公司销售交易部成立于1997年4月，从事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股票与债券的一级市场销售与二级市场的代客与自营交易。销售交易部拥有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的交易席位，并已成为中国国债市场和企业债市场的积极参与者。销售交易部的主要服务对象为机构投资者，如国内外著名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及大型综合性企业。销售交易部为客户提供由中金公司研究部撰写的高质量的有关宏观经济、行业以及上市公司投资潜力的分析报告，提供及时的市场信息与投资资讯建议，以及执行客户的交易指令。在国内资本市场上，销售交易部建立了一整套市场分析交易执行和风险控制体系，为客户提供具有国际水准的经纪人服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销售交易部已创下"中国通"的品牌，为投资中国股票的客户提供第一流的研究、最好的上市公司介入以及准确及时的市场信息。

中金公司在北京和香港均设有研究部，为基金经理和公司客户提供及时、可信赖的经济分析及行业和企业研究资料。

从上述中金公司的部门设置来看，其内部组织结构是典型的事业部制。这种事业部制充分发挥了专业化和风险控制的优势，使得公司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得到保障。

2）证券公司事业部制存在的问题

（1）本位主义。

事业部制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组织结构。公司总部往往发挥统一决策协调关系的功能，而各事业部则在某一特定的业务领域（比如经纪、承销）发挥决策和执行的功能。证券公司内部的各事业部实际上是不同的利润中心。由于各事业部有其自身的利益，因而本位主义往往与事业部制联系紧密。

这种本位主义对于公司总部的统一决策和关系协调的职能的发挥有严重的制约作用。在许多证券公司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各事业部各自为战、各行其是的现象。要解决统一决策及关系协调问题，往往又派生出一些中间层次的机构。这样导致管理层次增加，决策效率下降。

对于事业部制的本位主义问题，有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加强总裁的权力或者采取设置专司协调的“超级事业部”的方案来解决。这一思路的出发点是：证券公司事业部制的本位主义是一个管理问题。但事实上，事业部制的本位主义是与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个组织结构问题，而不是一个管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组织结构方面进行其他的选择。

（2）前后台脱离。

证券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这一特点决定了证券公司必须在组织结构上建立严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同事业部制相联系，大多数证券公司建立了前后台分离的组织架构。所谓前台部门，也就是从事各项证券业务的事业部；后台部门就是专门进行监督、管理、服务的部门。在前后台分离的架构中，往往出现两种现象。一种是前台与后台的分离，导致后台部门对前台部门的监督、管理的弱化，使得财务监督、风险监控等后台职能难以充分发挥；另一种现象是同前一种现象相联系，后台部门出现萎缩或者“膨胀”（机构臃肿但效率低下的情况）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实质是后台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或者不正常发挥。

前后台分离中出现的后台部门功能弱化的情况，不利于证券公司管理水平的提高和风险的控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在于事业部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也在于对事业部制进行改革和优化。

3）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的优化

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企业为了有效地整合资源，以便达到企业既定目标而规定的上下左右的领导与协调关系。证券公司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服务型公司，所处理的问题有综合、复杂、多变的特点，项目性强，且每个项目都颇具独立性，对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调配要求高，在组织结构上要有较高的适应性、灵活性。一个项目往往要涉及多个领域、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地区，这就要有多个专业部门的协作与配合，以保证为客户提供的服务是最专业化的服务。从人员上进行考虑，证券公司有的投资银行专家会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为了保持并提高他们的专业性，也要求在组织机构上有合理的安排。这些特性决定了证券公司组织结构更宜于采取矩阵制结构和多维制结构。

前面提到的证券公司事业部制的本位主义问题，其实质是证券公司内部的不同业务之间的整合问题；而后台弱化的问题的核心从某一方面来说也是整合问题。因此，证券公司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优化就是要解决不同事业部之间、不同事业部与后台监管部门之间的整合问题。

（1）权力进一步分散化

在事业部制中，解决整合问题的传统的思路是通过集权的方式，即通过通过加强总部的权力来实现。从其手段上来看，往往是通过加强公司总裁在统一决策和协调方面的权力或者是设置专门进行不同事业部之间的协调的“超级事业部”。集权的方式在后果上导致了管理层次的增加和决策效率的下降，因此被证明是失败的。

根据矩阵制的特点，决策的中间层次是非常少的，决策的效率较高。因此对于事业部制的优化可以采取放权的方式，即进一步加强各事业部的决策权，同时加强各副总裁在分管项目上的决策权。权力进一步分散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整合问题更加突出，但实际上矩阵制的优势将得到充分的发挥，使得项目能够得到最好的完成，证券公司业务的整合问题也就

迎刃而解了。

（2）后台职能的虚拟化

所谓后台职能的虚拟化是指在不影响后台部门基本职能发挥的前提下，将后台的监管职能虚拟化，同时加强在前台业务部门内部的监管职能。后台职能的虚拟化对于解决前后台分离中所产生的后台监管弱化的问题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从证券公司的运作特点来看，前台部门在业务运转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一线监管的要求。而前后台的分离，实际上又导致了后台部门不能充分地及时地发挥监管的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加强前台部门内部的监管和虚拟掉后台部门的作法，来实现加强后台部门对前台的监督、管理、服务、支持的职能。

3.综合类券商的区域管理总部问题

我国综合类券商目前基本上采取的是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结构形式。对应于这种法定的结构，在证券公司内部则大都实行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从实践来看，事业部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证券公司业务的专业化，促进了业务的发展，有利于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随着证券公司资本金和业务的扩大，小型券商和地方性券商逐步在地域上扩张，成为全国性的大证券公司。与此相适应，则在管理体制上出现了分公司和区域管理总部。比如，华夏、国泰君安、南方等公司实行的是分公司制；大鹏、长江等公司则实行的是区域管理总部模式。区域管理总部模式对于缩小管理半径，提高管理效率，促进公司业务的全国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同分公司相比，区域管理总部不是法人组织，因而不利于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出现了“证券公司、证券营业部有人监管，而管理总部无人监管”的奇怪现象。

从证券公司的管理体制角度看，事业部制下的区域管理总部体制是一种混合的内部组织结构体制。一方面，证券公司的组织结构采取事业部制的管理体制，以不同的业务为划分标准，采取“纵向”管理；另一方面，设立区域性管理总部，采取“横向”管理。在实际运作中，这种混合的体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在一些公司的经纪业务管理中，既有经纪事业部管理证券营业部，又有区域性管理总部管理的营业部，造成了公司内部经纪业务的条块分割，不利于业务的管理与发展。又比如，区域性管理总部这一管理层次的增加，造成“中层膨胀”，降低了管理效率，同时也增加了管理成本。因此，应对这种混合型的内部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革。

综合类券商在内部组织结构上，还是应坚持“事业部制”的形式。事业部制具有专业化、风险控制等方面的优势。这种“纵向”管理体制也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向金融证券集团公司的改革建立了良好的组织结构基础。对于区域性管理总部的改革，应采取两种办法。一是降级。撤消那些业务规模较小的区域总部，将其转变为代表处。撤消后，区域总部的业务管理职能转给各事业部，而其事务性管理职能则可以由代表处来承担。另一种办法是升级。将业务规模较大的区域性管理总部升级为区域分公司。区域分公司是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区域性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经营范围和管理区域由公司总部授权。在分公司的内部管理体制上，也可实行事业部制。

4.风险管理组织结构

风险控制的要求是证券业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典型要求。由于我国证券业发展时间较短，因此在证券公司内部的风险控制组织上还很不完善。这也是证券公司内部组织结构上需要加以弥补的地方。下面主要介绍美国证券业在这方面的经验。

美国证券公司的风险管制结构一般是由审计委员会、执行管理委员会、风险监视委员会、风险政策小组、业务单位、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公司各种管制委员会等组成，这些委员会或部门的职能分别介绍如下：

1）审计委员会一般全部由外部董事组成，由其授权风险监视委员会制定公司风险管理政策。

2）风险监视委员会一般由高级业务人员及风险控制经理组成，一般由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兼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该委员会负责监视公司的风险并确保各业务部门严格执行识别、度量和监控与其业务相关的风险。该委员会还要协助公司最高决策执行委员会决定公司对各项业务风险的容忍度，并不定期及时向公司最高决策执行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报告重要的风险管理事项。

3）风险政策小组则是风险监视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一般由风险控制经理组成并由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兼任负责人。该小组审查和检讨各种风险相关的事项并向风险监视委员会汇报。

4）公司最高决策执行委员会为公司各项业务制定风险容忍度并批准公司重大风险管理决定，包括由风险监视委员会提交的有关重要风险政策的改变。公司最高决策执行委员会特别关注风险集中度和流动性问题。

5）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是一个专门负责公司风险管理流程的部门。该委员会的负责人一般直接向财务总监报告，并兼任风险监视委员会和风险政策小组的负责人，同时一般也是公司最高决策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风险管理委员会管理公司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公司交易投资由于利率、汇率、权益证券价格和商品价格、信用差（creditspreads）等波动而引起的价值变化。信用风险是指由于信用违约造成的可能损失。风险管理委员会还要掌握公司各种投资组合资产的风险概况，并要开发出有关系统和风险工具来执行所有风险管理功能。风险管理委员会一般由市场风险组、信用风险组、投资组合风险组和风险基础结构组等四个小组组成。

（1）市场风险组负责确定和识别公司各种业务需要承受的市场风险，并下设相对独立的定量小组专门负责建立、验证和运行各种用来度量、模拟各种业务的数学模型，同时负责确立监视和控制公司各种风险模型的风险集中度和承受度。

（2）信用风险组负责评估公司现有和潜在的个人和机构客户的信用度，并在公司风险监视和度量模型可承受风险的范围内决定公司信用风险的承受程度。该组需要审查和监视公司特定交易、投资组合以及其他信用风险的集中程度，并负责审查信用风险的控制流程，同时与公司业务部门一起管理和设法减轻公司的信用风险。该组通常拥有一个特别的专家小组专门负责公司资产确认和管理在早期可能出现的信用问题。

（3）投资组合风险组具有广泛的职责，包括通过公司范围内重点事件的分析使公司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运作风险有机地结合起来统筹考虑，进行不同国家风险和定级的评估等。该组一般设有一个流程风险小组，集中执行公司范围内风险流程管理的政策。

（4）风险基础结构组向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提供分析、技术和政策上的支持以确保风险管理委员会更好地监视公司范围内的市场、信用和投资组合风险。

6）除了以上有关风险管理组织外，还有各种管制委员会制定政策、审查和检讨各项业务以确保新业务和现有业务的创新同样不超出公司的风险容忍度。这些委员会一般包括新产品审查和检讨委员会、信用政策委员会、储备委员会、特别交易审查检讨委员会等等。

三、金融证券集团与按照业务划分的子公司

1.现资银行采取的普遍的组织结构形式是金融证券集团形式

现

资银行的组织结构经历了合伙制、公司制和金融控股公司制等形式的演变。目前，国际主要投资银行基本上采取公司制或者金融控股公司制的组织结构形式。金融控股公司成为了现资银行的组织结构形式的主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金融控股公司也有两种含义，一种广义的含义是指在金融混业经营基础上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另一种狭义的是指在专门经营证券业务基础上的所形成的包括承销、并购、经纪、资产管理、风险投资等不同证券业务的金融控股集团，这种形式一般又称为金融证券集团。随着金融混业经营日益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上述两种含义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界限在逐渐淡化。

金融证券集团最早兴起于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美林证券上市后，美林由一家单一的证券经纪公司转变为一家开展综合性证券业务的投资银行。美林随之采取的组织结构形式就是金融证券集团的形式。美林集团按业务进行划分，设立专业化的证券业务子公司。90年代日本进行金融业改革（日本版“金融大爆炸”）以后，日本的大型证券公司也纷纷进行金融证券集团化的改组。以大和证券集团为例，其前身为大和证券公司，改组为金融证券集团后则设立了十数家专业化的子公司。再如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证券公司，大都也是采取金融证券集团的组织结构形式。

金融证券集团的子公司组织结构形式是从事业部制的证券公司内部管理体制发展而来的。一般来说，子公司体制具有业务专业化、风险控制集中化、不同业务之间的防火墙等优势。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检验，金融证券集团的子公司组织结构是一种适合并促进证券业务发展的组织结构形式。

2.金融证券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相关立法问题

金融证券集团是在一家集团公司控制下的众多的从事证券业务的子公司、关联公司的一种特殊的经济联系体。金融证券集团本身并不是一个公司，因此它不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不具有法人资格。金融证券集团的核心企业是一家集团公司。该公司在集团中具有绝对的控制地位，因此也是一家控股公司。在集团内，集团公司以股份制为纽带，控制数家子公司。

金融证券集团采取的是控股公司的模式。控股公司按控股的方式可分为两类：纯粹的控股公司和混合的控股公司。所谓纯粹的控股公司是指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子公司的股权或其他有价证券，其本身并不从事其他方面的任何业务的公司。混合控股公司，是指除了掌握子公司的股份之外，本身也经营自己的业务的公司。在现资银行的控股公司模式中，大都采取的是混合控股公司模式。

我国《公司法》未对控股公司、集团公司进行规定。在国有企业改革深入的情况下，有关部委对企业集团、控股公司进行了一些规定。在证券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证券监管机关应该对证券公司的控股公司制、集团公司制进行一些规定，以利于我国证券公司的发展。对于立法中的有关问题考虑如下。

a.现有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理论上讲，综合类证券公司都可以成为集团公司，而分设一些子公司。在实际立法和审批中，对成为集团公司的综合类公司在资本金及业务规模上应提出更高的限制，以区别于证券法对于综合类证券公司的最基本的要求。这样可以鼓励那些规模较大、竞争力较强的公司进一步发展。资本金限制的主要原因在于，集团公司制的证券公司的风险较之于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制的证券公司的风险更大，而提高资本金是防范风险的重要途径。

成为集团公司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应该在公司名称中冠以“集团”字样。

b.综合类的证券公司可以用自有资本投资于其他的证券公司。若不能投资于其他证券公司，那么子公司实际上就不可能成立。因此综合类证券公司应不仅可以从事证券业务，而且还可以从事对其他证券公司的投资，这种投资不能低于新设公司资本金的50%.

c.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子公司也是综合类证券公司，除专门的证券经纪公司以外。这与中外合资证券公司情况类似。由于我国的证券公司只分两类，如果综合类券商的子公司不是综合类，那么它就只能够从事经纪业务了。事实上，就证券业务之间的联系而言，如果子公司只能够做某一种证券业务，那么这种业务事实上很难开展（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为避免综合类证券公司过多过滥不利于监管，在实际审批子公司过程中，可以对其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依据申请进行核定。

3.金融证券集团内部，母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

考察现代的投资银行类的金融证券集团，集团内部各公司的分工并非完全的专业化，确切地说，各公司的分工应称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在金融证券集团中，集团公司（或者叫母公司、控股公司）经营一部分证券业务，而非纯粹的控股，各子公司则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经营另一部分证券业务。在业务分工上，各专业化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业务出现交叉，这是由证券业务的特点所决定的。

比如，大多数金融证券集团中都有从事资产管理的子公司，但在母公司内，或者在专门从事承销的子公司内，也有从事资产管理的部门。如果纯粹从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角度看，集团内的资产管理业务似乎可以只由资产管理公司来经营就可以了。但是，某些证券业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在母公司（或者证券承销业务子公司）内也设有资产管理部门。从自营的角度看，母公司必须有资产管理部门来为公司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管理。从风险控制角度看，公司自营帐户与受托资产帐户是不能够、也不应该混合操作的。所以有必要在母公司内部也设立资产管理部门。再从包销业务来看。在证券包销中，存在着销售不出去的证券余额由承销商吃进的可能性。在非集团的证券公司组织结构情况下，承销商的包销余额可以由公司的自营部门进行操作，在二级市场上售出。而在金融证券集团中，如果专事承销业务的子公司没有资产管理部门，那么证券报销余额必须由承销商用自有资金（或者融资）垫付。这样就为承销商带来很大的风险。在风险和收益对称的原则下，那么专业承销公司就不太愿意采取包销的方式，这样就会对专业化的承销公司的业务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所以，在专门从事证券承销业务的子公司内部，也有资产管理部门来进行包销证券余额的管理。

对于投资银行类的子公司设立的审批，在业务许可方面除承销业务外，还应包括与承销有关的其他证券业务，包括资产管理、咨询等。对于经纪类的子公司，在经纪业务之外，可以允许从事投资咨询业务。对于资产管理子公司，应允许从事咨询业务。对于投资咨询子公司，可以允许从事投资银行类财务顾问业务及资产管理业务。

4.证券公司的合并重组问题

为促进证券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券商合并的方式来发展一批大型券商。根据前述的允许综合类券商成为集团公司制的证券公司及证券公司可以用自有资本进行对证券公司的投资的设想，小型综合类券商完全可以实现合并，并可以以子公司模式以新的形式存在。同时阻碍合并的地方税收问题也可以同时解决。

例如，两家在不同地区注册的综合类券商考虑合并。在原有政策下，由于地方主义的局限，往往难以实现合并。原因在于合并后，新公司可能不在原地注册，从而导致地方税收的流

失。

在集团公司制的综合类券商模式下，有合并意愿的两家公司可以用全部自有资本进行投资而新设一家证券公司。新设公司对公司内部的业务进行重组，而组成一些专业性的子公司，子公司可以在两家公司的原注册地分别注册。这样一家新的证券集团就成立了。新公司属于综合类证券公司，同时在内部组织结构上实行控股公司制。同时，由于子公司在两家公司原注册地注册，也兼顾到地方税收问题。

5.除金融证券集团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证券公司组织结构

在美国三大投资银行中，除美林和大摩实行金融证券集团的组织结构形式外，高盛仍然是实行的事业部制管理体制。在高盛的管理委员会领导之下，设有权益部、投资银行部、商人银行部、投资管理部、固定收益货币商品部、全球投资研究部、技术部等十个业务部门。事业部制并未制约高盛成为美国三大投资银行之一。这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对于证券公司采取何种组织结构形式，完全是证券公司自身选择的结果。在立法上，重要的是给与证券公司选择组织结构形式的法律空间，而并非规定证券公司必须采取某种组织结构形式。

四、小结——立法建议

1.证券公司分类管理的法律规定实行的情况下，应该对综合类券商的不同证券业务实行许可制度。这是解决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证券公司子公司的业务范围等诸多问题的基础。

篇8

1.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类别问题

根据中美、中欧签署的关于中国加入WTO减让条款，在中国加入后3年内，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营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1/3。合营公司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从事A股的承销，B股和H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这意味着，从合营公司的业务范围来看，将不同于我国现有的法律对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的业务规定。《证券法》第119条规定，国家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并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其分类颁发业务许可证。

从中外合营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看，难以确定其分类与归属。笔者认为，应当将中外合营证券公司归类为综合类证券公司。主要有以下理由。

《证券法》对于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的划分，主要依据两点，一是资本金规模，综合类最低为五亿元人民币，经纪类最低为五千万元人民币。二是业务范围，经纪类证券公司只能够从事经纪业务，且公司名称中必须包含“经纪”字样。而综合类证券公司可从事经纪、承销、自营等多种业务。从业务范围来看，是否只从事证券经纪业务是区分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的重要标准。

从中外合营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看，虽不能从事A股的经纪与自营，但可从事B股及H股的承销、交易等业务。其从事的业务范围，要大于经纪类证券公司。而且，随着加入WTO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原则的实施，中外合营公司的A股的业务也将纳入其可从事的业务范围。因此，从现在和长远来看，中外合营证券公司应当归属于综合类证券公司。

2.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设立和审批问题

在中外合资证券公司设立和审批中，由于《证券法》和中美、中欧协议在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上存在明显的区别，所以在审批设立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操作障碍。笔者认为，对于合资证券公司的设立审批，可以采取许可制。即合资证券公司的设立，由中国证监会对进行审批，其许可经营的业务范围由证监会批准。

首先，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证券公司必须经证监会审批。据此，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设立也必须受《证券法》这一条的约束。

其次，对于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则可以不受证券法关于证券公司分类管理的要求。原因在于，尽管证券公司的业务上实行了经纪类和综合类的划分，但具体的业务范围仍然要由中国证监会核定。因此，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合资证券公司在经营范围的申请上，也须经过证监会的核定。笔者认为，对于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的申请，不仅要依据证券法核定，而且还要符合中美、中欧协议的要求。所以，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应在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的立法精神下，主要依据中美中欧协议，对其具体的业务范围审批实行许可制。结合前述的合资证券公司应属于综合类券商的结论，其之所以不能从事A股的经纪业务是因为不符合中美中欧协议的要求。这样，在《证券法》和中美、中欧协议下，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证券法和协议的某些冲突之处得到了回避。

在我国的台湾地区和日本，证券公司的业务是实行的许可制。在未来修改《证券法》时，应当废除综合类券商和经纪类券商的划分，而代之以不同证券业务经营的许可制。这样可操作性就更强，实际上也更便于分类管理。

二．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

十数年来，我国的证券公司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伴随证券公司资本规模的增大和业务的扩张，证券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也从简单转向日益复杂化。一方面，随着业务从单一的买卖证券、股票的承销上市发展到投资咨询、以网上交易为主的证券电子商务、资产管理、兼并收购等新兴业务，事业部制的内部组织结构（或者叫作管理体制）在证券公司内建立起来；另一方面，随着证券业务从单一区域走向全国市场，证券公司之内的分公司、区域管理总部也纷纷建立起来，区域性的证券公司逐步走向全国化；第三，伴随着业务发展，风险控制的需要日益增大，导致了做业务的“前台”和负责监管的“后台”的分离，在证券公司内部逐步建立起来了行使监察、管理、服务、支持等职能的后台部门。证券公司组织结构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证券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然而，内部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决策效率低下、机构职能重叠、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脱离等。因而，完善证券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探索适合与证券公司发展相适应的内部组织结构，对于解决证券公司存在的组织结构难题，将有重要意义。

1.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优化

在探讨证券公司的公司内部组织结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对公司组织结构的一般性问题——组织结构形式的演变与优化进行分析。这对于更为清楚地认识证券公司组织结构的问题将有较大帮助。

公司内部组织结构有很多种形式，最基本也是最早的是直线职能制，后来又发展为事业部制，再后来又从事业部制中演生出超事业部制结构、矩阵制结构、多维制结构等多种公司内部组织结构方法。

1）直线职能制(U型结构)

直线职能制又被称为U型结构(UnitaryStructure)。其基本特征在于，将公司按照职能的不同划分成若干个部门，而每一部门均由公司最高层领导直接进行管理。直线职能制实现了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

2）事业部制(M型结构)

事业部制即M型组织结构(MultidivisionalStructure)。它是一种分权式结构，即在其总公司之下的各事业部或分公司都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利润中心。由多样性经营所引致的管理上的需求可以说是M型组织机构发展的基本动因。事业部的划分往往按产品、地区或国家来进行，各事业部一般都采用U型结构。

M型组织结构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组织创新形式，它将日常经营决策权下放到掌握相关信息的下属部门，总部只负责制定和执行战略决策、计划、协调、监督等职能，从而可以解决大规模企业内部诸如产品多样化、产品设计、信息传递和各部门决策协调的问题，使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既能摆脱日常经营的繁琐事务，又能和下属企业保持广泛的接触，同时也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因而成为现代企业广泛采取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然而，这种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a.总部与分部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增加。因为分部不仅有决策权，还有相对独立的利益。分部为了自己的利益有可能向总部隐瞒某些真实情况，如隐瞒利润等，总部难以确知各分部的情况，尤其是在一个大型的组织内部。

b.由于允许各事业部之间开展竞争，分部之间由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类似于市场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传出有利于自己的不真实信息。

c.由于企业的高层管理者通常以利润来衡量各分部的业绩，就容易导致分部产生本位主义，只顾眼前的局部利益，忽视长远的整体利益，从而影响各分部之间的协作。通常，总部为了协调上述矛盾，只能多设置一些中间管理层次和中层管理人员，不仅增大了监控成本，还会使企业的中间管理层膨胀，损伤了组织的运作效率。

3）矩阵结构

矩阵结构的概念是在人们对以工作为中心和以对象为中心的组织结构之优、缺点的争论中产生出来的。其根源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军事与宇航领域发展起来的项目管理的概念。矩阵制结构即在原有的直线职能制结构基础上，再建立一套横向的组织系统，两者结合而形成一个矩阵，它是U型结构与M型结构的进一步演变。这一结构中的执行人员(或小组)既受纵向的各行政部门领导，又同时接受横向的、为执行某一专项功能而设立的工作小组的领导，这种工作小组一般按某种产品或某种专业项目进行设置。

矩阵组织结构有以下优点：

(1)小组的领导负责项目的组织工作，行政领导无法干涉专业项目方面的事情。项目管理和行政管理的专业性都大大提高了。

(2)项目小组可以不断接受新的任务，使组织富有一定的灵活性。

(3)矩阵组织结构可集中调动资源，以高效率完成项目。

(4)矩阵组织结构有利于把管理中的纵向联系与横向联系更好地结合起来，可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了解与其合作。

(5)对各部门的专家，有更多的机会提高业务水平。

矩阵组织结构的缺点是：

(1)项目经理与部门经理之间为改善自己一方的工作绩效可能会发生争执。

(2)矩阵组织结构中成员受横向与纵向的双重领导，破坏了命令统一原则。

(3)双重领导可能使执行人员无所适从，领导责任不清，决策延误，项目小组成员对小组的工作任务缺乏热情。

4）多维制结构

多维制结构又称立体组织结构。多维即多重坐标，在这里指组织系统的多重性。多维制结构一般包括产业部门、职能机构、按地区划分的领导系统，即成为三维结构。若再加上按其他某一因素划分的组织系统，则成为四维结构，依此类推。但一般不会超过四维。多维制结构可以看做矩阵结构的扩展，因此可能存在与矩阵制类似的，由多重领导所带来的缺陷。

2.证券公司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的优化

权变理论（contingencytheory）认为，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而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权宜应变，灵活掌握。权变理论将企业看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究竟应采用何种组织结构，应视企业具体情况而定，不可能有普遍适用的结构模式。当然，采取何种组织结构还要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来作决定。证券公司虽无统一的结构模式但其设计是有原则的。(1)服从公司的发展战略。证券公司选定的服务领域、服务对象与服务方针对其组织结构有重要影响。(2)适合公司的发展阶段。证券公司要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阶段的组织结构。(3)动态调整组织结构，使其适应公司成长的需要。

1)事业部制的特点——以中金公司为例

目前，我国证券公司大都采用事业部制的内部组织结构。这也是国际大型投资银行所普遍采用的内部组织结构。以业务为划分的事业部是独立的利润中心。由于不同的事业部的服务对象存在着利益冲突，通过事业部之间的“防火墙”，保证了证券公司经营上的公正性，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风险在不同事业部之间的扩散。

以我国现在唯一的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简称“中金公司”）为例，在其内部的业务部门就划分为投资银行部、投资顾问部、销售和交易部以及研究部。

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主要向国内的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和政府机构提供国际标准的证券承销和金融顾问服务，包括：企业重组改制、股本和债券融资、兼并收购、公司融资和项目融资等。股本融资项目包括国内与国际融资。投资银行部特别重视与客户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为客户提供长期的、广泛的高增值服务。对于每一位客户，投资银行部都在充分了解其本身情况和需求以及其所处行业的竞争环境的基础上，为客户寻找最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帮助客户实现目标。

中金公司投资顾问部从事企业上市前的股权投资，包括对企业投资结构的设计以及投资后的管理。投资顾问部的创业投资是长期的投资。投资顾问部通过与被投资企业管理队伍的紧密合作协助被投资企业完成发展战略，从而与其建立起稳固的伙伴关系。除投入资金外，投资顾问部还努力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支持，帮助企业改进管理体系，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使企业达到国际标准。

中金公司销售交易部成立于1997年4月，从事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股票与债券的一级市场销售与二级市场的代客与自营交易。销售交易部拥有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的交易席位，并已成为中国国债市场和企业债市场的积极参与者。销售交易部的主要服务对象为机构投资者，如国内外著名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及大型综合性企业。销售交易部为客户提供由中金公司研究部撰写的高质量的有关宏观经济、行业以及上市公司投资潜力的分析报告，提供及时的市场信息与投资资讯建议，以及执行客户的交易指令。在国内资本市场上，销售交易部建立了一整套市场分析交易执行和风险控制体系，为客户提供具有国际水准的经纪人服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销售交易部已创下"中国通"的品牌，为投资中国股票的客户提供第一流的研究、最好的上市公司介入以及准确及时的市场信息。

中金公司在北京和香港均设有研究部，为基金经理和公司客户提供及时、可信赖的经济分析及行业和企业研究资料。

从上述中金公司的部门设置来看，其内部组织结构是典型的事业部制。这种事业部制充分发挥了专业化和风险控制的优势，使得公司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得到保障。

2)证券公司事业部制存在的问题

(1)本位主义。

事业部制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组织结构。公司总部往往发挥统一决策协调关系的功能，而各事业部则在某一特定的业务领域（比如经纪、承销）发挥决策和执行的功能。证券公司内部的各事业部实际上是不同的利润中心。由于各事业部有其自身的利益，因而本位主义往往与事业部制联系紧密。

这种本位主义对于公司总部的统一决策和关系协调的职能的发挥有严重的制约作用。在许多证券公司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各事业部各自为战、各行其是的现象。要解决统一决策及关系协调问题，往往又派生出一些中间层次的机构。这样导致管理层次增加，决策效率下降。

对于事业部制的本位主义问题，有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加强总裁的权力或者采取设置专司协调的“超级事业部”的方案来解决。这一思路的出发点是：证券公司事业部制的本位主义是一个管理问题。但事实上，事业部制的本位主义是与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个组织结构问题，而不是一个管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组织结构方面进行其他的选择。

(2)前后台脱离。

证券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这一特点决定了证券公司必须在组织结构上建立严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同事业部制相联系，大多数证券公司建立了前后台分离的组织架构。所谓前台部门，也就是从事各项证券业务的事业部；后台部门就是专门进行监督、管理、服务的部门。在前后台分离的架构中，往往出现两种现象。一种是前台与后台的分离，导致后台部门对前台部门的监督、管理的弱化，使得财务监督、风险监控等后台职能难以充分发挥；另一种现象是同前一种现象相联系，后台部门出现萎缩或者“膨胀”（机构臃肿但效率低下的情况）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实质是后台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或者不正常发挥。

前后台分离中出现的后台部门功能弱化的情况，不利于证券公司管理水平的提高和风险的控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在于事业部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也在于对事业部制进行改革和优化。

3)事业部制组织结构的优化

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企业为了有效地整合资源，以便达到企业既定目标而规定的上下左右的领导与协调关系。证券公司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服务型公司，所处理的问题有综合、复杂、多变的特点，项目性强，且每个项目都颇具独立性，对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调配要求高，在组织结构上要有较高的适应性、灵活性。一个项目往往要涉及多个领域、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地区，这就要有多个专业部门的协作与配合，以保证为客户提供的服务是最专业化的服务。从人员上进行考虑，证券公司有的投资银行专家会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为了保持并提高他们的专业性，也要求在组织机构上有合理的安排。这些特性决定了证券公司组织结构更宜于采取矩阵制结构和多维制结构。

前面提到的证券公司事业部制的本位主义问题，其实质是证券公司内部的不同业务之间的整合问题；而后台弱化的问题的核心从某一方面来说也是整合问题。因此，证券公司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优化就是要解决不同事业部之间、不同事业部与后台监管部门之间的整合问题。

（1）权力进一步分散化

在事业部制中，解决整合问题的传统的思路是通过集权的方式，即通过通过加强总部的权力来实现。从其手段上来看，往往是通过加强公司总裁在统一决策和协调方面的权力或者是设置专门进行不同事业部之间的协调的“超级事业部”。集权的方式在后果上导致了管理层次的增加和决策效率的下降，因此被证明是失败的。

根据矩阵制的特点，决策的中间层次是非常少的，决策的效率较高。因此对于事业部制的优化可以采取放权的方式，即进一步加强各事业部的决策权，同时加强各副总裁在分管项目上的决策权。权力进一步分散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整合问题更加突出，但实际上矩阵制的优势将得到充分的发挥，使得项目能够得到最好的完成，证券公司业务的整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后台职能的虚拟化

所谓后台职能的虚拟化是指在不影响后台部门基本职能发挥的前提下，将后台的监管职能虚拟化，同时加强在前台业务部门内部的监管职能。后台职能的虚拟化对于解决前后台分离中所产生的后台监管弱化的问题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从证券公司的运作特点来看，前台部门在业务运转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一线监管的要求。而前后台的分离，实际上又导致了后台部门不能充分地及时地发挥监管的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加强前台部门内部的监管和虚拟掉后台部门的作法，来实现加强后台部门对前台的监督、管理、服务、支持的职能。

3.综合类券商的区域管理总部问题

我国综合类券商目前基本上采取的是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结构形式。对应于这种法定的结构，在证券公司内部则大都实行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从实践来看，事业部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证券公司业务的专业化，促进了业务的发展，有利于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随着证券公司资本金和业务的扩大，小型券商和地方性券商逐步在地域上扩张，成为全国性的大证券公司。与此相适应，则在管理体制上出现了分公司和区域管理总部。比如，华夏、国泰君安、南方等公司实行的是分公司制；大鹏、长江等公司则实行的是区域管理总部模式。区域管理总部模式对于缩小管理半径，提高管理效率，促进公司业务的全国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同分公司相比，区域管理总部不是法人组织，因而不利于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出现了“证券公司、证券营业部有人监管，而管理总部无人监管”的奇怪现象。

从证券公司的管理体制角度看，事业部制下的区域管理总部体制是一种混合的内部组织结构体制。一方面，证券公司的组织结构采取事业部制的管理体制，以不同的业务为划分标准，采取“纵向”管理；另一方面，设立区域性管理总部，采取“横向”管理。在实际运作中，这种混合的体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在一些公司的经纪业务管理中，既有经纪事业部管理证券营业部，又有区域性管理总部管理的营业部，造成了公司内部经纪业务的条块分割，不利于业务的管理与发展。又比如，区域性管理总部这一管理层次的增加，造成“中层膨胀”，降低了管理效率，同时也增加了管理成本。因此，应对这种混合型的内部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革。

综合类券商在内部组织结构上，还是应坚持“事业部制”的形式。事业部制具有专业化、风险控制等方面的优势。这种“纵向”管理体制也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向金融证券集团公司的改革建立了良好的组织结构基础。对于区域性管理总部的改革，应采取两种办法。一是降级。撤消那些业务规模较小的区域总部，将其转变为代表处。撤消后，区域总部的业务管理职能转给各事业部，而其事务性管理职能则可以由代表处来承担。另一种办法是升级。将业务规模较大的区域性管理总部升级为区域分公司。区域分公司是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区域性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经营范围和管理区域由公司总部授权。在分公司的内部管理体制上，也可实行事业部制。

4.风险管理组织结构

风险控制的要求是证券业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典型要求。由于我国证券业发展时间较短，因此在证券公司内部的风险控制组织上还很不完善。这也是证券公司内部组织结构上需要加以弥补的地方。下面主要介绍美国证券业在这方面的经验。

美国证券公司的风险管制结构一般是由审计委员会、执行管理委员会、风险监视委员会、风险政策小组、业务单位、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公司各种管制委员会等组成，这些委员会或部门的职能分别介绍如下：

1)审计委员会一般全部由外部董事组成，由其授权风险监视委员会制定公司风险管理政策。

2)风险监视委员会一般由高级业务人员及风险控制经理组成，一般由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兼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该委员会负责监视公司的风险并确保各业务部门严格执行识别、度量和监控与其业务相关的风险。该委员会还要协助公司最高决策执行委员会决定公司对各项业务风险的容忍度，并不定期及时向公司最高决策执行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报告重要的风险管理事项。

3)风险政策小组则是风险监视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一般由风险控制经理组成并由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兼任负责人。该小组审查和检讨各种风险相关的事项并向风险监视委员会汇报。

4)公司最高决策执行委员会为公司各项业务制定风险容忍度并批准公司重大风险管理决定，包括由风险监视委员会提交的有关重要风险政策的改变。公司最高决策执行委员会特别关注风险集中度和流动性问题。

5)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是一个专门负责公司风险管理流程的部门。该委员会的负责人一般直接向财务总监报告，并兼任风险监视委员会和风险政策小组的负责人，同时一般也是公司最高决策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风险管理委员会管理公司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公司交易投资由于利率、汇率、权益证券价格和商品价格、信用差（creditspreads）等波动而引起的价值变化。信用风险是指由于信用违约造成的可能损失。风险管理委员会还要掌握公司各种投资组合资产的风险概况，并要开发出有关系统和风险工具来执行所有风险管理功能。风险管理委员会一般由市场风险组、信用风险组、投资组合风险组和风险基础结构组等四个小组组成。

（1）市场风险组负责确定和识别公司各种业务需要承受的市场风险，并下设相对独立的定量小组专门负责建立、验证和运行各种用来度量、模拟各种业务的数学模型，同时负责确立监视和控制公司各种风险模型的风险集中度和承受度。

（2）信用风险组负责评估公司现有和潜在的个人和机构客户的信用度，并在公司风险监视和度量模型可承受风险的范围内决定公司信用风险的承受程度。该组需要审查和监视公司特定交易、投资组合以及其他信用风险的集中程度，并负责审查信用风险的控制流程，同时与公司业务部门一起管理和设法减轻公司的信用风险。该组通常拥有一个特别的专家小组专门负责公司资产确认和管理在早期可能出现的信用问题。

（3）投资组合风险组具有广泛的职责，包括通过公司范围内重点事件的分析使公司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运作风险有机地结合起来统筹考虑，进行不同国家风险和定级的评估等。该组一般设有一个流程风险小组，集中执行公司范围内风险流程管理的政策。

（4）风险基础结构组向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提供分析、技术和政策上的支持以确保风险管理委员会更好地监视公司范围内的市场、信用和投资组合风险。

6)除了以上有关风险管理组织外，还有各种管制委员会制定政策、审查和检讨各项业务以确保新业务和现有业务的创新同样不超出公司的风险容忍度。这些委员会一般包括新产品审查和检讨委员会、信用政策委员会、储备委员会、特别交易审查检讨委员会等等。

三．金融证券集团与按照业务划分的子公司

1.现资银行采取的普遍的组织结构形式是金融证券集团形式

现资银行的组织结构经历了合伙制、公司制和金融控股公司制等形式的演变。目前，国际主要投资银行基本上采取公司制或者金融控股公司制的组织结构形式。金融控股公司成为了现资银行的组织结构形式的主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金融控股公司也有两种含义，一种广义的含义是指在金融混业经营基础上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另一种狭义的是指在专门经营证券业务基础上的所形成的包括承销、并购、经纪、资产管理、风险投资等不同证券业务的金融控股集团，这种形式一般又称为金融证券集团。随着金融混业经营日益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上述两种含义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界限在逐渐淡化。

金融证券集团最早兴起于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美林证券上市后，美林由一家单一的证券经纪公司转变为一家开展综合性证券业务的投资银行。美林随之采取的组织结构形式就是金融证券集团的形式。美林集团按业务进行划分，设立专业化的证券业务子公司。90年代日本进行金融业改革（日本版“金融大爆炸”）以后，日本的大型证券公司也纷纷进行金融证券集团化的改组。以大和证券集团为例，其前身为大和证券公司，改组为金融证券集团后则设立了十数家专业化的子公司。再如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证券公司，大都也是采取金融证券集团的组织结构形式。

金融证券集团的子公司组织结构形式是从事业部制的证券公司内部管理体制发展而来的。一般来说，子公司体制具有业务专业化、风险控制集中化、不同业务之间的防火墙等优势。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检验，金融证券集团的子公司组织结构是一种适合并促进证券业务发展的组织结构形式。

2.金融证券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相关立法问题

金融证券集团是在一家集团公司控制下的众多的从事证券业务的子公司、关联公司的一种特殊的经济联系体。金融证券集团本身并不是一个公司，因此它不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不具有法人资格。金融证券集团的核心企业是一家集团公司。该公司在集团中具有绝对的控制地位，因此也是一家控股公司。在集团内，集团公司以股份制为纽带，控制数家子公司。

金融证券集团采取的是控股公司的模式。控股公司按控股的方式可分为两类：纯粹的控股公司和混合的控股公司。所谓纯粹的控股公司是指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子公司的股权或其他有价证券，其本身并不从事其他方面的任何业务的公司。混合控股公司，是指除了掌握子公司的股份之外，本身也经营自己的业务的公司。在现资银行的控股公司模式中，大都采取的是混合控股公司模式。

我国《公司法》未对控股公司、集团公司进行规定。在国有企业改革深入的情况下，有关部委对企业集团、控股公司进行了一些规定。在证券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证券监管机关应该对证券公司的控股公司制、集团公司制进行一些规定，以利于我国证券公司的发展。对于立法中的有关问题考虑如下。

a.现有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理论上讲，综合类证券公司都可以成为集团公司，而分设一些子公司。在实际立法和审批中，对成为集团公司的综合类公司在资本金及业务规模上应提出更高的限制，以区别于证券法对于综合类证券公司的最基本的要求。这样可以鼓励那些规模较大、竞争力较强的公司进一步发展。资本金限制的主要原因在于，集团公司制的证券公司的风险较之于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制的证券公司的风险更大，而提高资本金是防范风险的重要途径。

成为集团公司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应该在公司名称中冠以“集团”字样。

b.综合类的证券公司可以用自有资本投资于其他的证券公司。若不能投资于其他证券公司，那么子公司实际上就不可能成立。因此综合类证券公司应不仅可以从事证券业务，而且还可以从事对其他证券公司的投资，这种投资不能低于新设公司资本金的50%。

c.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子公司也是综合类证券公司，除专门的证券经纪公司以外。这与中外合资证券公司情况类似。由于我国的证券公司只分两类，如果综合类券商的子公司不是综合类，那么它就只能够从事经纪业务了。事实上，就证券业务之间的联系而言，如果子公司只能够做某一种证券业务，那么这种业务事实上很难开展（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为避免综合类证券公司过多过滥不利于监管，在实际审批子公司过程中，可以对其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依据申请进行核定。

3.金融证券集团内部，母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

考察现代的投资银行类的金融证券集团，集团内部各公司的分工并非完全的专业化，确切地说，各公司的分工应称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在金融证券集团中，集团公司（或者叫母公司、控股公司）经营一部分证券业务，而非纯粹的控股，各子公司则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经营另一部分证券业务。在业务分工上，各专业化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业务出现交叉，这是由证券业务的特点所决定的。

比如，大多数金融证券集团中都有从事资产管理的子公司，但在母公司内，或者在专门从事承销的子公司内，也有从事资产管理的部门。如果纯粹从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角度看，集团内的资产管理业务似乎可以只由资产管理公司来经营就可以了。但是，某些证券业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在母公司（或者证券承销业务子公司）内也设有资产管理部门。从自营的角度看，母公司必须有资产管理部门来为公司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管理。从风险控制角度看，公司自营帐户与受托资产帐户是不能够、也不应该混合操作的。所以有必要在母公司内部也设立资产管理部门。再从包销业务来看。在证券包销中，存在着销售不出去的证券余额由承销商吃进的可能性。在非集团的证券公司组织结构情况下，承销商的包销余额可以由公司的自营部门进行操作，在二级市场上售出。而在金融证券集团中，如果专事承销业务的子公司没有资产管理部门，那么证券报销余额必须由承销商用自有资金（或者融资）垫付。这样就为承销商带来很大的风险。在风险和收益对称的原则下，那么专业承销公司就不太愿意采取包销的方式，这样就会对专业化的承销公司的业务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所以，在专门从事证券承销业务的子公司内部，也有资产管理部门来进行包销证券余额的管理。

对于投资银行类的子公司设立的审批，在业务许可方面除承销业务外，还应包括与承销有关的其他证券业务，包括资产管理、咨询等。对于经纪类的子公司，在经纪业务之外，可以允许从事投资咨询业务。对于资产管理子公司，应允许从事咨询业务。对于投资咨询子公司，可以允许从事投资银行类财务顾问业务及资产管理业务。

4.证券公司的合并重组问题

为促进证券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券商合并的方式来发展一批大型券商。根据前述的允许综合类券商成为集团公司制的证券公司及证券公司可以用自有资本进行对证券公司的投资的设想，小型综合类券商完全可以实现合并，并可以以子公司模式以新的形式存在。同时阻碍合并的地方税收问题也可以同时解决。

例如，两家在不同地区注册的综合类券商考虑合并。在原有政策下，由于地方主义的局限，往往难以实现合并。原因在于合并后，新公司可能不在原地注册，从而导致地方税收的流失。

在集团公司制的综合类券商模式下，有合并意愿的两家公司可以用全部自有资本进行投资而新设一家证券公司。新设公司对公司内部的业务进行重组，而组成一些专业性的子公司，子公司可以在两家公司的原注册地分别注册。这样一家新的证券集团就成立了。新公司属于综合类证券公司，同时在内部组织结构上实行控股公司制。同时，由于子公司在两家公司原注册地注册，也兼顾到地方税收问题。

5.除金融证券集团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证券公司组织结构

在美国三大投资银行中，除美林和大摩实行金融证券集团的组织结构形式外，高盛仍然是实行的事业部制管理体制。在高盛的管理委员会领导之下，设有权益部、投资银行部、商人银行部、投资管理部、固定收益货币商品部、全球投资研究部、技术部等十个业务部门。事业部制并未制约高盛成为美国三大投资银行之一。这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对于证券公司采取何种组织结构形式，完全是证券公司自身选择的结果。在立法上，重要的是给与证券公司选择组织结构形式的法律空间，而并非规定证券公司必须采取某种组织结构形式。

四．小结——立法建议

1.证券公司分类管理的法律规定实行的情况下，应该对综合类券商的不同证券业务实行许可制度。这是解决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证券公司子公司的业务范围等诸多问题的基础。

2.综合类证券公司应允许以自有资本进行对其他证券公司的投资，投资不得低于新公司资本金的50%。

3.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子公司也应该是综合类证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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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保基金 保值增值 问题 思考

一、我市社保基金的现状

（一）全市社保基金基本情况

截至2013年底，全市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32.35万人、18.3万人、21.51万人、24.58万人、17.4万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缴费人数达到9.45万人。全市社保基金当年收入共计24.92亿元，当年支出共计23.87亿元，总体来看，当年收支基本达到平衡，但各项基金之间相比，当年收支结余差异较大。

截至2013年底，全市社保基金累计结余38.59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25.87亿元，失业保险基金2.18亿元，医疗保险基金5.24亿元，工伤保险基金1.09亿元，新农合基金结余9400万元。

（二）我市社保基金征缴、管理存在的问题

2013年度，我市在社会保险扩面征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了省下达的各项社会保险扩面和征缴业务，但受全国经济下行、企业经营状况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我市社保基金征收、管理方面凸显出诸多问题。

（1）支柱产业经营状况不佳直接影响全市社保基金收入增长。我市经济结构以钢铁、纺织、机械加工等行业为主，各个行业之间发展不平。目前受国内大环境的影响，钢铁、纺织业形势依然低迷，相关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直接影响到了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的征收。

（2）社保基金支出压力大。与2012年相比，2013年社保基金收入总量基本持平，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下降2.52亿元，同时养老保险支出增长2.11亿元，养老金结余大幅缩水。支出大幅增长的原因：①截止2104年我市企业养老保险10连调，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取暖费等待遇大幅提高；②2011年我市实施办理大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致使最近几年符合领取养老金人员大幅增加；③近几年我市钢铁企业正处于退休高峰，退休人员增加较快。

（3）全市社保基金扩面资源几近枯竭。受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国家调结构、转方式的影响，企业经营状况普遍下滑，企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下降。

（4）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负担过重。近年来，我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持续较快增长，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负担较重。我市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多为国有企业下岗失业职工，目前此类人员参保人数已占到总参保人数的30%以上，他们年龄偏大、就业竞争力差，已面临缴不起费的窘境，今后断保人员会显著增多。此外，较高的缴费“门槛”也让那些未参加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望而却步，导致扩面资源的流失。

二、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对策和想法

（一）继续做好社保基金安全性工作

社保基金无论怎么投资运营，基金的安全性都是放在首位的。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市场最发达的国家，他们的联邦社保基金在其投资管理上，几乎全部只用于购买国债。我国的社保基金理事会直接运作的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仅限于银行存款、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其他投资需委托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和运作并委托社保基金托管人托管，并明确规定：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国债、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其中银行存款和国债的投资比例不低于50%，企业债，金融债不高于10%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高于40%。

（二）做好社保基金保值增值优惠政策顶层设计

社会保障属于政府行为，为保证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对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可实行更加优惠的特殊政策。一是规定对社保基金存款设定更高的利息。1998年人民银行发文规定社保基金存入各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按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计息，在现有的基础上，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制定更加合理的社保基金存款优惠利率，具体标准甚至可以参照CPI数据；二是保持对社保基金投资收益所得免征各种税费的规定；三是拓宽社保基金来源渠道，可以设立社会资金捐资基金会，广泛吸收社会资金纳入社保基金，最大限度实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

（三）提高社保基金统筹层级

为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管理力度，应将分散的基金集中统一起来，进一步提高社保基金的统筹层次。养老金纳入全国统筹，失业、基本医疗、工伤、生育等基金纳入省级统筹。由于市、县一级受社保基金管理制度制约，只能将社保基金存入银行来实现保值增值。如果将这些分散的基金按不同统筹层次集中起来，将有利于加强基金的监管和有效运营，最大限度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四）强化社保基金征缴措施

加大《社会保险法》宣传力度，提高社会保险的知名度和透明度。从上至下，制定基金征缴的配套制度，保证社保基金应收尽收，对不按规定缴纳社保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和个人采取不予验照或取消相关优惠政策等措施，保证社保基金的完整征缴。

（五）加快地方社保基金入市步伐

2012年3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受广东省政府委托，投资运营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1000亿元，委托投资期限暂定两年。从2013年的收益表来看，这笔养老保险基金运行良好，收益稳定。由此可见，稳步放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市场化投资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与社会保障基金的性质有着本质区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也不是地方社保基金的合法运营人。建议国家成立专门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机构，统筹全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解决目前地方社保基金投资渠道单一、收益不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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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金融扩张了投资者概念的范畴

由于互联网特有的广泛性和传播性，先募集资金后对接项目，容易形成资金池，甚至为支付前期贷款利息而采用的庞氏骗局，通过众多的互联网金融投资者的扩散，影响社会稳定，同时风险的链条式传染，会传导到正规金融体系，诱发系统性风险。例如P2P网贷平台的出借人多为普通自然人，容易被平台宣称的高收益所吸引，购买了与自身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不匹配的产品，其准确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难度较大，[1]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就更为普遍了。

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可得性较强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原本相对独立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银行存款人等身份逐渐模糊、趋于融合，且随着投资门槛的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应下降，在购买金融产品中面临的投资风险更高。加之普通投资者人数的放大，个体利益损失时的救济能力明显不足，相比于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更处于弱势地位，因而需要将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作一定的延伸和扩张理解，对金融消费者予以监管保护和独立考量。

（二）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决定了监管边界的延伸

传统学说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因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金融创新使分业经营状态下，原本泾渭分明的银行存款人、股市投资人以及保险投保人等普通金融主体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2]进而产生了外延更为广泛的"金融消费者"概念。[3]但鉴于消费者概念和消费者的权利保护的宗旨是为了平衡社会利益，保障交易双方中的弱势群体，[4]因此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范围不应扩大至非生活层面或者非个体市场行为，否则就违背了市场竞争环境中自由和平等的基本交易规则。[5]

所以，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扩大了金融监管的目标范畴，延伸了监管边界。虽然金融消费者概念并非发端于互联网金融，但互联网金融在普惠金融和金融可得性方面的贡献，促使大量普通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提高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我国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直接冲击不大，金融消费者的直接损失并不明显，故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动力相比于其他国家稍显不足，但是2010年左右开启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则再次强化了金融消费者概念的重要性和拓展金融监管边界的必要性。

二、克服传统法律规制弊端的解决路径

（一）金融法保护的滞后

首先，在分业经营的格局下，金融法同样表现为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的分立，且基本以金融组织法和金融行为法作为法律文本的主要构成部分，金融公法的成分与色彩更为浓重，掩盖了金融私法和金融交易的本质特征，无法适应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复合性，特别是对于不在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非标类产品，往往成为监管的阴影区域。

其次，金融行业主导下的金融立法，缺乏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市场主体的充分博弈，过多强调了金融行业的整体利益，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保障金融安全的代价往往是由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投资者承担损失或消化风险，无法完整地反映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平衡。

再次，由于金融法分业监管和分业立法导致规则的不一致，容易形成制度的套利空间。例如合格投资者规则在公司、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金、信托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并不统一，在投资者数量上，采取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有限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200人；采用信托形式的非公开募集基金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200人。人数上的差异使得采取不同组织形式可以调整投资者数量限制。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适应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其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因为强调"消费需要"作为是否符合"消费者"身份的构成要件和判断依据，导致金融投资者被排除在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范畴之外。但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其编写的《全国消协组织投诉调解案例选编》（内部资料）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6]中收录金融保险方面的投诉案件共计17宗，其中保险投诉案例为11宗，由此推断，消费者协会将调解保险投诉案件视作协会的固有职能，投保行为属于生活消费范畴。

另外，由于我国行政机关处于"条块分割"的局面，金融法由一行三会作为金融监管机构来执行，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由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实施，中国消费者协会及各地消费者协会分别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归口管理或者代为管理。[7]工商局只能针对金融机构设立登记等事项行使行政职能，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则往往难以直接依法行权，亦造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尴尬，即便将金融消费者纳入该法保护对象范畴，由于执法主体的局限，亦无法实际实现对金融市场中的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三、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对象是消费者，属于典型的经济法范畴，若考虑经济法的功能之一是维护市场健康运行，平衡市场与行政监管之间的平衡与良性互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实现可持续发展，则可以将金融消费者纳入经济法的保护对象范畴，以彰显法律职能。在我国，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是银监会于2006年12月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此后，在一行三会层面相继成立了消费者保护局。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与差异化立法

随着金融业务的复合与重叠，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泛，这些投资者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和银行存款人的概念，形成获得特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人群，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也逐渐向生活性商品和服务过渡。因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展了消费者含义的外延，而且也拓展了金融机构经营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

英国在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Financial Service and Market Act，简称FSMA）中首次使用了"金融消 费者"的概念，[8]排除了因贸易、商业、职业目的而接受金融服务自然人。此外，还在两个方面做了新规定，其一是金融监管的目标之一界定为"确保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适当水平"。其二"投资商品"覆盖领域扩大到存款、保险、集合投资计划单位、期权、期货以及预付款等。在界定金融消费者概念时，英国将其区分为两类投资者：专业消费者（Professional Consumer）和非专业消费者。2010年4月成立消费者金融教育局（CFEB），并于从同年7月开始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2010》，规定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约束。

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把"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主要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个体。"而在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中，则将保护金融消费者作为重要的立法目标之一，法案要求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下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障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能够获取全面、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防止在住房贷款、信用卡消费等金融产品购买环节出现欺诈性行为，以防范金融机构提品和服务时侵害消费者权益。其中，消费者包括"个人或人、受托人或代表行使的个人代表"，而金融产品或服务则包括"主要为了个人、家庭成员或家用目的而获得的金融机构提供的任何金融产品或者服务，但不包括保险业务与电子渠道服务"。此时，该法案对于金融消费者尚局限于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金融消费领域。而对于投资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个人投资者则被列入投资者而非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如投资累计期权产品的投资者。[9]

日本从1996年始效仿英国开展金融"大爆炸"改革，但由于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金融产品不断地规避法律框架，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故而在2000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和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均规范了金融机构在销售金融产品时的劝诱和宣传方式。在《金融商品销售法》中，"金融消费者"被定义为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10]总结出来，金融消费者包含两个要件：，所有金融行业的消费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金融商品和交易法》中，由于日本用统一监管取代了之前的分业监管，故而"金融产品"的概念拓展到有价证券、货币、外汇、金融衍生商品以及富有投资特点的金融产品，如外币存款及衍生存款、以外币计价的保险、变额保险和年金和商品期货等。[11]

而2011年台湾地区颁布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定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 第四条："本法所称金融消费者，指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下列对象：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所以，将三、四两个条款综合分析，台湾地区界定的金融消费者主要指"接受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金融服务业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人，但专业投资者以及有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除外。"[12]

从理论界来看，学者们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并接受金融服务"、"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因生活需求购买或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这些核心概念上。也有学者从个人的金融需求角度对金融消费者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界定--"个人的金融需求包括支付结算需求、信用需求和金融资产运用需求，因此，办理银行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投资股票债券、申请信用卡等诸多满足个人金融需求的主体都是金融消费者。"[13]

（二）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延伸解读

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交易在交易标的、交易内容、交易方式等方面颠覆了传统金融交易模式，因而互联网金融消费的特殊性决定了引入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的必要性。

第一是交易内容的信息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采用了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信息组合，在信息的解读能力和风险的识别能力方面不足，会导致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相比于普通消费者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局面。

第二是交易标的的无形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不仅区别于普通商品服务交易的有形动产或无形服务，而且也不同于金融交易中的凭证单据，消费者无法从网络中获得产品或服务的直观感知，消费者在交易决策中严重依赖于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

第三是交易方式的电子化。互联网技术在金融交易中的广泛适用，导致大量资金划拨依赖于电子结算机制，在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金融交易渠道的同时，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也加大了互联网技术风险。

第四是交易文本的格式化。由于互联网金融的交易基本通过网络平台来完成，故而作为投资方的金融消费者无法与融资方进行沟通，在文本选择和条款修订方面获得机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不仅要承受普通格式合同的合同风险，而且因信息不对称加重了风险承担。[14]

第五是互联网营销方式的高度劝诱性。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往往会通过特定的网页设计、点击程序安排，诱发消费者的激情消费。譬如正常浏览新闻或社交网络页面时，通过弹窗设计，吸引注意力，同时对高收益进行显目宣传，忽略或者需要通过多次点击方能获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全部信息及风险提示。

如上所述，互联网金融的特殊性决定了应当把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投资行为界定为消费行为，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则。对于传统金融产品，由于监管机构设置了投资者适当性规则，需要满足合格投资者条件，方能进入市场进行投资。但互联网金融所面对的客户群体则缺乏投资门槛限制，目前也不作投资者适格性的限制，故而可以通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来弥补目前投资者适格性规则的欠缺。

在互联网金融加剧混业经营情况下，将来监管应当统合监管，而不仅仅是对互联网金融经营者进行监管。立法必须突破权力主导和机构监管的传统思维。防止行政权力在中间的滥用，而是要以权利保障作为互联网金融立法与监管的基本宗旨。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用户至上、权利本位的精神应该成为将来立法的指导思想，金融监管者的主要任务是平衡互联网 金融经营者和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与义务，只有这样，互联网金融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身份的界定

金融消费者身份的界定主要考虑两大要素：其一，是否考察消费者的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及财产状况？其二，是否引入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风险识别与评级以区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以下详述：

第一，高风险或专业性金融产品或服务对投资者的适当性要求较高，包括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状况均设置最低门槛。所以，根据风险程度所区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视作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之间的界定标准。

第二，经济学中投资[15]与消费[16]是相互排斥的两个概念，区别在于投资属于高风险行为，投资财产既有增值的可能性也有减值的可能性，但消费则属于低风险乃至无风险行为。传统观念中，证券市场交易行为属于投资行为，而以个人或家庭身份的存款、保险等行为属于消费行为。[17]但由于传统观念中的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边界逐渐模糊。现代社会中个人或家庭不仅通过银行存款、购买理财产品、保险产品或接受类似金融服务，还倾向于将资产投资于证券市场以优化家庭资产配置，实现财富增值。[18]因而证券市场投资者出现大众化趋势。此外，传统观念中，投资者直接投资于发行人发行的有价证券，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投资者和融资方之间的中介机构越来越复杂，并随着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加入而不断拉伸交易链条，投资者和有价证券发行人，即融资方之间形成投资关系，而投资者与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则构成金融服务关系，此时的投资者应当界定为金融消费者。

综上，金融消费者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购买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其中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由于具备一定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而购买高风险金融产品或接受高风险金融服务，应当区分为金融投资者，故而金融消费者是总概念，金融投资者成为金融消费者当中的子概念。即便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如果不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不接受高风险的金融服务，只购买简单的理财产品甚至银行存款，则依然属于金融消费者序列。由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应当采取行为标准和主体标准的双重标准予以明确。

四、监管边界的厘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内涵分析

要实现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必须首先明确消费者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进行消费活动时的权利内容。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安全权

互联网金融非常依赖于网络技术，因而信息安全和技术稳定成为保障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条件。消费者安全权是保障其参与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权利，其权利客体主要是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其中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是人身安全的重要内容，而资金安全则是财产安全的重要部分。

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信息通过网络来传送数据和信息，故而信息安全保障异常重要，一旦发生信息泄露，不仅导致提供信息的消费者受到损失，而且平台信息的泄露会波及该平台的其他消费者利益。譬如第三方网络支付最重要的风险表现在平台资金账户信息安全问题。为防止第三方支付平台企业在消费者信息系统维护方面存在道德风险，银监会于2014年4月17日颁布了10号文《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其"为切实保护商业银行客户信息安全，保障客户资金和银行账户安全，维护客户合法权益"，要求商业银行"做好客户信息安全与保密工作。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开展各项业务，对涉及到的客户金融信息管理，应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的规定，严格遵照客户意愿和指令进行支付，不得违法违规泄露。"当然，不只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包括P2P、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机构均在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根据消费者提供的年龄、住所、资产规模、收入水平、联系方式，运用大数据分析提取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以便针对性营销。但若该信息因过失泄露而被他人恶意使用，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造成重大损害。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知情权（right to know）通俗而言是"公民对与自己有关的事务或者有兴趣的事务及公共事务有接近和了解的权利"。[19]在金融产品和服务逐渐丰富与专业的同时，交易双方不断失衡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金融消费者容易因误导和欺诈而受损，[20]金融消费者无从知晓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运作情况，只能依赖于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全面。[21]具体到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知情权主要指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应当知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必要信息。目前多数互联网金融平台在营销过程中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介绍、风险等级的说明、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政策风险等不同程度地出现不完全披露。同时，现行金融法规缺乏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且由于政出多门，各类相似金融产品的披露标准和程度有所差异，为经营者提供了政策套利的空间。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选择权

与前述权利相似，金融消费者选择权是消费者法定的自主选择权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中的延伸与复制。选择权的核心内涵包括两点，其一是自主判断自主决策，其二是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其中，自主判断自主决策要求能够保证主观上的自愿和客观上的自由。金融消费者选择权的法理依据是金融消费者的对投资资金的所有权和金融交易的平等权。孔令学根据金融牌照制度，将金融机构业务分为准行政性业务、准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并区分对应不同内涵的自主选择权。[22]互联网金融多属于竞争性业务，牌照特征并不明显。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接受其服务时，常见的三种减损其自主选择权的条款分别是金融机构免责或限制其自身责任的条款、金融机构单方收费条款和金融机构对于合同有争议的模糊地带拥有终局解释权的条款。

所谓的"自主选择"在互联网金融语境下的含义即包括三个层面：其一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或第三方不得强迫其进行金融消费；其二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交易对手和交易平台，不受限制；其三是金融消费者有权与交易对手自主约 定争议解决方案。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自主选择"能够确保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

注释：

[1]干云峰：《互联网金融发展和监管问题研究》，载《上海商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Part I. 5（3）.

[4]孙颖：《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5]马建威：《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为背景》，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

[6]中国消费者协会编：《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中国工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78页。

[7]叶林：《金融消费者的独特内涵--法律和政策的多重选择》，载《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8]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Part I. 5（3）

[9]参见黎金荣：《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与立法建议》，载《财政与金融》2012年第2期。

[10]参见张天奎：《英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评析》，载《商业时代》2010年第8期。

[11]参见刘迎霜：《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探析--兼论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借鉴》，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

[12]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3]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4]李健男：《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5]投资是指牺牲或放弃现在可用于消费的价值以获取未来更大价值的一种经济活动。

[16]消费则指换取社会产品来满足现实需要的行为。

[17]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8]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9]熊玉梅：《论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以美国CFPA法案为视角》，载《金融与法律》2010年第3期。

[20]楼建波、刘燕：《情势变更原则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律基础的冲击--以韩国法院对KIKO合约纠纷案的裁决为例》，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

[21]全面性是指金融机构应当就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的特点向金融消费者进行全方位的介绍，不能只介绍有利信息而不介绍不利信息；客观性是指金融机构在对金融商品或者金融服务进行宣传、介绍时，要实事求是，不得作虚假宣传或进行虚假陈述&及时性是指金融机构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信息披露，使金融消费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把握时机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否则可能会导致金融消费者投资的预期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