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主要功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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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证券市场虽然起步比较晚,至今只经历了短短的几十年的发展时间,但是发展速度十分惊人,上市公司从最开始的几十家,迅速增长到了一千余家,证券市场发展态势良好,投资者数量急剧上升,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时间比较短,而且体系不够成熟,特别是制度保障方面,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侵权行为频发,一些上市公司以及证券公司为了谋取利益,泄露内部信息,非法获取资金,短线交易,损害的通常都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证券行为进行法律规制,一定要理清证券侵权行为因果关系。

就证券侵权因果关系的本质内容,要坚持普通侵权因果关系理论,并且重点结合特殊性进行讨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证券侵权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种侵权形式,这种侵权行为既包括普通侵权的特点,又具有独特的特质。证券侵权主要是在商事领域中,侵权人与被侵权人都是从事商业相关活动,侵权主体具有群体性特征,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可能没有关系,人数也较多。证券侵权行为并不具有实时性,因此可控性较差,侵害的客体也并非单一的,可以是物权、知识产权等,或者是一种合法的商业利益。

其次,因果关系相对的是一般侵权行为,通常情况下,一般的侵权行为的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是有过错,采用过错的归责原则,特殊侵权除了过错归责原则,还有无过错规则原则、公平责任原则、过错推定等。证券侵权在很多要素上满足特殊侵权的基本条件,特别体现在归责原则上,通常以过错推定原则为主,而一般侵权则是以过错责任为主。以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为基础,即“某事实仅现实情形发生某种结果,尚不能就认为有因果关系,必须在一般情形,依社会的一般观察,亦认为能发生同一结果时候,才能认为有因果关系。”

最后,在证明责任方面,因果关系研究坚持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侵权人要承担举证责任,而侵权人无须承担举证责任。

二、证券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重要性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在法律法规方面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制度设计方面还有一些不足,在证券法中过多地强调其公法的特性,忽略了私法意识自治的特征,这有悖我国的法制社会建设原则。因此,对于证券相关法律要不断细化完善,使体系不断成熟。法律对于经济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保障,能够规范证券市场主体的行为,维持政权市场的秩序。证券侵权行为因果关系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探讨证券侵权行为因果关系以及侵权责任,从民法法系的角度,有利于完善侵权责任类型,更好地规范政权市场的秩序,特别是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主体的行为,以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被侵权者得到相应的赔偿,并且加强市场监管。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侵权中侵害的主要为财产权益,因此只有赔偿损失,才能弥补被侵权者遭受的损害,尽管在其他部门法中也有赔偿损失这一责任承担形式,但是这也会导致民众对于证券市场产生失望、畏惧等心理,进而减少投资,无形中也减缓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

民事责任的主要功能就是弥补和复原,通过这种手段来满足被侵权者的权益损害,而且还能实现预防和惩戒的目的,侵权者要承担过多的财产性责任,也是从经济的角度对其进行惩戒与警告,但是这两种功能并不显着,其主要在公法体系中比较明显。证券侵权过程中,如果触犯刑法,那也会面临刑事责任,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即使有也是通过行政处罚的形式来进行罚款等,也很少通过刑事程序来承担责任。如果对于证券侵权不规定相应的民事责任,那么对于侵权者而言,很可能会产生一种侥幸心理,因此如果将证券侵权责任纳入到民事体系中,那么在每一次的侵权之后,侵权主体都要进行经济的赔偿,这样也约束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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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票市场 融资 功能

股票市场的功能是什么，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股票市场具有融资的功能、配置资源的功能、分散投资风险的功能、信息传递的功能、产权复合重组的功能、宏观调控的功能。在这些功能中，最主要的功能是融资和配置资源。

正确认识股票市场的功能，对于科学地把握股票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正确的指导股市发展的方针和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股票市场是筹集资金的一个渠道，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但是，我们能否由此认定，融资是股票市场的一个主要功能呢？换句话说，只要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就可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吗？我们认为，股票市场确实具有融资的作用，但融资并不是股票市场主要的功能，依靠股票市场是不可能满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本的需求的。

股票市场在一国资本积累过程中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

毋庸讳言，股票市场在一国经济起飞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假如必须等待资本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建设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一些同志由此认定股票市场在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股票市场，就没有现代化的大企业，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当然，股票市场在实现资本集中和重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通过股票市场，我们可以迅速地将大量的资本集中起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筹集到进入某一个领域所需要的最低资本额度。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股票市场在一国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许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证明。

1956年-1983年是日本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在这个长达27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日本依靠企业内部积累筹集的资本占44.4%，通过银行贷款形成的资本占45.7%，而通过股票市场筹集的资本仅占4.7%。1970年-1991年是韩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韩国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筹集到的资金也只占到新增资本的15.2%，而通过企业内部积累和银行贷款形成的资本分别占到了41.5%和42.4%。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是这样，发达国家更是这样。1970年-1990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美国企业的新增资本中，有91.3%是依靠企业内部积累和银行贷款解决的，通过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融入的资金还不到8%，而在此期间，由于大量的公司回购发行在外的股票，使得美国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融入的资金为负数。其他发达国家，如法国、德国和英国同美国的情况也大体一样，通过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直接融资的比例也都在10%以下。

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无论是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股票市场融入的资金比例都远远低于通过企业内部积累或通过银行等其他金融市场融入的资金比例。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股票市场的融资比例并没有显示出一个持续增长的趋势。不是股票市场的发展引导经济的发展，而是经济先发展起来了，然后促进了股票市场的发展。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股票市场在一国资本积累过程中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股市融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融资并不是股票市场最重要的功能。

股票市场在一国资本形成过程中并不具有最重要的地位

以上的实证分析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能不能找到理论上的依据？实际上，能够证明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在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来了。“顺序理论”早已为经济学界所熟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斯教授在提出这一理论时就已经证明，在公司融资的三种（内部积累、发行债券、发行股票）形式中，最经济的是内部积累，最不经济的是发行股票。他的结论是，对于一个理性的企业来说，要扩大投资规模，首先会使用内部积累的方法，如果仅靠内部积累确实不能解决问题，再使用发行债券的方法，假如发行债券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最后的办法只能是发行股票进行融资了。米尔斯教授用事实和严密的逻辑证明，上述顺序是公司在融资问题上的最优决策。无独有偶，米尔斯教授的这个结论，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证明。诺斯教授在资本选择的“信号理论”中指出，如果一个公司选择发行股票，实际上是向公众发出了一个不好的信号，说明这家公司对自己信心不足，否则，他们不会选择“不必还本”的股票筹资方式。反之，如果一个公司采用发行债券和向银行贷款的方式筹资，实际上是向公众发出了一个好的信号，说明该公司的前景不错，所以才敢用“既需还本又要付息”的筹资手段。

两位教授的理论告诉我们，股票市场在一国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排在最后位置的。它的作用既不如银行贷款，也不如发行债券，更不如企业的内部积累。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国外一些学者的论述中得到辅证。好几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建议我们一定要审慎地对待股票市场，特别是不要对股票市场的筹资作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1994年初，我国经济学消息报社曾经派出记者赴美国对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了专访，征求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在采访萨缪尔逊教授时，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对中国来说，股票很热，那是一种赌博，那一张纸并不足以代表相应的生产，不要指望通过股票市场就可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问题。另一位不久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兹教授，1993年就指出：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获利很高，而在美国，人们常说股票市场只是有钱人游戏赌博的地方。股票市场当然重要，但是，股票市场并不是筹措用来投资的资金的十分重要的场所。

过分强调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是我国股市缺乏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近期，关于我国股票市场为什么缺乏吸引力的讨论成了热门话题。我们认为，中国股票市场之所以问题很多，缺乏吸引力，与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过分强调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在评价股市的效率时，一直把融资规模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志，认为融资规模越大，市场功能就越强，成绩就越大。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指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维持一个高高在上的股票价格，股价只能上涨不能下跌，否则，资金就会很快流出，融资愿望就会落空，股票市场就没有成绩，就会受到批评。试想一下，这样的一个股票市场，怎么可能具有投资价值。在这样一个不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市场上，投资机构不坐庄造市，赚取不义之财又怎么可能保证自己的生存；上市公司不造假欺骗，制造股价的泡沫，又怎么可能从这个市场上圈到所需的资金。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广大中小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就只能是投机了。这样的股票市场，又怎么可能会具有吸引力。

由于市场功能长期被锁定在融资层次上，股市本身所具有的投资功能和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受到极大抑制，致使股票价格奇高，投机之风盛行，市场风险不断积聚，各种矛盾和问题日趋严重。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股市目前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应从理论上正确评价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不应再继续夸大股票市场在融资过程中的作用，把股票市场当成是低成本取得经济建设资金的一块宝地。

参考资料：

1.冯丽华，证券投资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04

2.吴晓求，证券投资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11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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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巨人网络退市案例介绍

1.巨人网络公司简介

上海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月18日，是一家以网络游戏为发展起点，集研发、运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互动娱乐企业。2007年，上海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于2007年11月1日顺利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总市值达到50亿美元，成为当时在美国发行规模最大的中国民营企业。

2.退市过程

2007年11月1日，巨人网络于登陆纽交所，开盘价18.25美元，当天收盘价为18.23美元，较开盘价下挫0.11%，在随后的盘后交易中再次上涨1.48%，报收18.50美元。募资总额超10亿美元，上市后市值达到50亿美元。随后几年中，巨人网络股价表现持续低迷，到2011年中，一度跌至4美元以下。

2013年11月25日，史玉柱以及霸菱亚洲投资基金组成的财团提出非约束性私有化要约，拟以每股11.75美元收购巨人网络所有在外流通股，交易价格为28亿元。

2014年3月17日，巨人网络宣布已达成私有化最终协议。公告称，巨人网络已就私有化与Giant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称“母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Giant Merger Limited签订了最终合并协议和计划。

2014年7月18日，巨人网络与史玉柱以及霸菱亚洲、弘毅资本、鼎晖投资组成的买方财团签订并购协议，拟以30亿美元收购巨人网络在外流通股，每股存托股价格为12美元。同时，巨人网络也于当天正式从纽交所退市。

二、巨人网络退市的动因分析

1.企业的战略调整的需要

企业一旦上市，就处于大众的监管之下，必须对小股东负责。因为企业的长期战略有时会与其短期成果不符，在短期内看不到效果，但是基于上市之后受到的监管，企业有时不能合理的安排经营战略。企业退市之后，就能获得较大的自主性，可以自主决策未来的前进方向，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当企业有更好的融资方式或者本身资金实力较为雄厚时，可以选择适当的时机退市。巨人网络旗下的端游《征途》、《仙侠》为公司取得了丰厚的利润，但当前行业背景下，网游已经进入成熟期，手游快速发展，巨人网络调整战略，开辟手游这一新领域，开始“二次”创业。

2.股价持续低迷，企业估值不高

近年来，中国在美上市企业股价低迷，融资能力差，同时却要付出高昂的上市成本，如审计费用等，不符合成本收益原则，企业市值被严重低估，因此主动退市成为一些企业的选择。

回顾巨人网络的价格变动趋势，从2001年11月1日以18.25美元的开盘价曾融资十几亿，之后股价继续上升，然而到2011年持续下跌到不足4美元，之后虽然有所回升，但也保持在14美元以下。

从估值上看，2007 年 11 月 1 日， 巨人网络在纽交所上市时的发行价为 15.5 美元，募集的资金多达十几亿美元。上市早期，市盈率长期在10倍左右，美国无法理解中国游戏股在未来的增长，而公司的总收入以及利润率则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根据新浪财经数据，巨人网络的贝塔系数为2.13，即巨人网络对市场的敏感度较高，而市场预期收益率较高。

综上所述，巨人网络的预期发展优于股市所反映的价值，公司价值被低估。在国内被看好的巨人网络却没有获得美国的认可，因此主动退市也是合理的选择。

3.摆脱融资困境，寻求再次上市

在海外上市的巨人网络由于没有得到恰当的估值，导致其融资困难，同时，还需要负担高额的财务审计、法律等费用，不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因此，通过收购在外流通股，实现主动退市，选择“Public-Private-Public：PPP”策略，在香港再度上市。因为国内市场更了解巨人网络，相比美国有更大的信心，因此在国内上市有望获得较高的市场估值。在成本最低的时候采用私有化方式退市，待到收益好的时候再上市，充分发挥融资的功能。选择最佳时机利用上市退市的有效机制，能够充分实现企业的融资需求。

此外，铂睿11号 的产品说明显示，巨人网络私有化后资本路径已明确，计划于2016年，在香港重新挂牌上市。预计市盈率能够达到12-18倍的市盈率。

三、巨人网络有限公司退市案例的启示

1.游戏行业企业上市需更加谨慎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据证券日报统计，登陆美国市场以及港交所的中国游戏公司约为23家，再加上国内A股逾20家游戏概念股，我国已有超过43家游戏公司上市。游戏行业在A股市场的集中上市与海外市场的退出形成了对比。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完善，游戏行业的企业需更加谨慎的选择上市退市，在更新率极快的游戏行业，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落后对手。因此企业必须衡量上市退市的成本收益，以企业长远利益为依据，做出选择。

2.理性对待企业上市

现在，我国国内普遍将上市看做是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因为通过上市，企业可以在短期内获得低成本的融资，使企业在短期内实现大的发展，提高企业知名度等等。公司一旦符合标准上市之后，管理者往往会忽略一个企业的真正目标，一味融资，却放弃了其长远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完善，与国外有很大差距，在上市前门槛很高，上市后的监管却不严格，导致企业钻空子，没有很好的利用筹得的资金促进企业发展。这与我国不健全的退市制度有很大关系，一旦上市，几乎没有企业想要主动退市，实际上，上市与退市是基于证券市场上有效配置资源的两种途径。上市不一定能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不能盲目追随市场潮流，将上市看成企业发展的不二选择。企业应该理性看待上市，充分衡量上市之后的权利与义务、成本与收益，最终决定是否上市，同时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上市之后企业的发展战略。

3.客观看待企业退市

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上市和退市是资本市场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如果只有上市不存在退市，那么资本市场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没有淘汰机制，没有退出机制，会使整个资本市场丧失活力。正因为存在退市制度，才能激发企业不断创造，不断前进。而且，基于一定战略调整的私有化退市，反而能够使企业摆脱上市之后各种规则的制约，更好的为企业的长久发展制定战略。同时，主动退市还能更好的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如我们案例分析中的巨人网络，站在新的游戏市场平台上，审时度势，确定了公司手游市场的新方向。进一步整合资源，在退市阶段寻求新的发展契机。我们看待私有化退市的角度需要客观，以企业最终的长远发展为导向，在证券市场选择合适的上市退市时机，实现企业的最终价值。

4.关注中小股东利益

企业退市的过程中，一般都由大股东决定了公司的方向，而中小股东很难有话语权，其利益容易受到损害。在退市决策中，公司管理者不能忽视小股东的利益，要秉承负责任的心态，力求让退市这一决策的利益损失降到最低。关注中小股东的利益，还能够提升企业形象，企业的任何一个决策都应该考虑社会责任。

5.进一步完善国内资本市场的退市机制

2014年11月16日，中国证券市场开始实施新的退市制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到该退市制度实行前，一共有退市企业78家，比例小于3%，而美国的证券市场，退市率在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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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中央商务区;金融集聚;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2

一、相关概念及理论综述

中央商务区（CBD）一般指国家主要商务活动以及金融，贸易最集中的区域，在区位条件，国际交流以及交通，建筑等方面具有普遍优势，汇集专业服务性办公楼和企业总部的所在地。城市中央商务区的主要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商务，经济，金融以及信息等第三产业，在国家发展及国际化进程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金融产业是集合金融产品及中介服务的经济组织和系统。金融中心代表着产业聚集的高级形态，通常分为三类：世界级金融中心，例如公认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东京及伦敦;区域金融中心，指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金融中心，包括韩国首尔，中国上海等。金融集聚通过将相关产业，资源，信息及客户在地理上集中产生内部经济效益以及外部辐射效应，可以理解为金融产业成长，效率提升的动态过程，也是金融机构的有机组合。

二、国际中央商务区金融集聚效应研究

中央商务区金融聚集根据产业结构分为单一型和混合型，根据发展模式又分为自发形成（市场主导），政府主导，前者体现为需求效应，即随着产业扩张产生金融集聚适应性发展;后者为供给效应，通过金融政策推动和金融创新，加速金融集聚。为了力求全面介绍国际CBD金融集聚效应对我国中央商务区建设的影响，在分类前提下研究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心城市。目前纽约，伦敦和东京市世界级金融中心，新加坡及香港是亚太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和巴黎是欧洲金融中心。通过了解金融聚集区发展现状，总结优势条件及影响因素，对促进我国CBD金融业集聚效应意义重大。

1.国际重要金融中心概况

美国纽约曼哈顿CBD国际金融中心作为世界级CBD代表，纽约的中心商务区金融集聚程度高，对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属于混合市场主导型。曼哈顿CBD总面积约57.91平公里，人口逾150万。位于曼哈顿的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汇聚了全球顶级金融机构，证券交易所，美联储，投资银行总部，保险信托公司，世界五百强企业，金融市场规模空前，产品丰富，体系完善，资金流动自由，国际化程度发达。

英国伦敦CBD国际金融中心处于泰晤士河北岸，中心商务区约1平方英里，该地采取限制性分区政策，加速金融聚集，使得就业人数占人口总数约80%。具有世界一级的国际保险中心及黄金，证券交易市场，较低的人力成本和税收，金融资本流动性高同时经济高度外向型，为CBD金融集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推动了东京作为世界级城市的主导地位，其新宿CBD国际金融中心属于混合型政府主导，上世纪50年代，新宿在原CBD基础上依靠政府力量发展成为副都心。CBD总面积16.4公顷，人口约31万，中央商务区金融业受惠于政府政策和方针的支持，聚集效应日益显著，提升了日本金融业国际地位。

新加坡CBD亚太金融中心是典型的公司合作型政府规范金融集聚模式，中央商务区位于中部地区中心，面积约6平方公里，政府利用其优越的时区条件和地理位置，一改最初的封闭低迷态势，大力迎合国际金融机构发展需求，通过业务指导和税收优惠吸引外资企业，从而带动本国经济增长，尤其是银行，外汇和保险等金融产业。

2.国际中央商务区现状分析

首先，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金融化发展，国际CBD在面积和容量上需求加大，以吸纳金融机构入驻和强化金融集聚功能，同时在地理上形成了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和中小型新兴金融公司分化的态势。其次，政府推动积极设立副中心，将深化内涵和扩大外延并举，提高现有地段的使用效率和就业密度，通过向地上多层和地下深层开发相结合的模式，以高档写字楼为主要载体实现改扩建;构建多核心模式可以提高原金融中心的承载力以及新一轮细分金融聚集发展。同时，各国在CBD金融业发展过程中兼顾传统与现代建筑的融合，以及人与自然地和谐共处。第四，各国CBD金融产业建设落成主要由政府机构或者政府管辖的开发公司负责，使得政府，市场和金融产业之间达成帕累托最优。最后，中央商务区金融产业向高端化，个性化演变。通过引进高档物业管理公司，支撑金融产业聚集;差异化和多样性也使得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实现合理高效的分工与整合。

3.国际中央商务区金融产业集聚经验

第一，国家经济增长对金融集聚提供基础与保障，中心商务区的发展离不开国内经济环境的支撑，尤其是金融产业更依托于国家宏观贸易的稳健。

第二，区位优势与人口因素不容忽视。纽约作为美国最大港口城市之一，联通与其他各大洲的贸易往来以及交通线路，为市中心的曼哈顿CBD提供了完善的交通网络以及便利的资金融通，大范围的吸收了客户以及同业资源，加速了信息流动和知识外溢。另外东京以轨道站点为中心，打造扇形交通网络，大力开发地下空间，疏散人流同时繁荣商业。通过降低运作成本，加快了资金流和物流的运转，使新宿CBD金融集聚效应一跃居上。

第三，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是关键。曼哈顿CBD兼容并蓄了整个金融产业链生态圈，减少了资金时滞，有利于扩大金融市场规模，吸收优质资源。东京建立多中心发展结构。新兴的城市多中心结构承载了金融机构的转移和集聚。

第四，政府适当引导推动金融产业集聚。单凭市场力量容易诱发信息不对称，信用危机和垄断风险，通过政府积极引导和调控，加强了中心商务区功能，优化了金融生态，提升了金融业整体协同运作效率。例如东京政府通过设立相关政策指导金融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热电站，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

三、北京中央商务区金融业集聚现状与启示

1.北京中央商务区金融集聚现状分析

北京朝阳CBD作为我国三个国家级中央商务区之一，承担着本国与国际资本融通的枢纽地位，尤其是金融集聚效应日益凸显，数据显示，北京中央商务区金融业收入占朝阳区超过90%且稳步上升，已成为朝阳区发展的支柱产业。但限于其发展历程和经济环境，相比国际大型金融中心具有一定差距，在像世界级中央商务区迈进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发达国家中心城市CBD的经验，结合本国特色渗透金融集聚，未来北京CBD金融产业将为首都乃至全国提供经济提供支撑和引导。

2.北京中央商务区金融聚集发展对策

（1）政府制定政策引导扶植CBD金融产业发展

由于经济环境的限制，北京不具有纽约，伦敦等国际都市的历史积淀和地理优势，决定了政府在CBD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地位。通过金融监管，政策调控，投资引进外资等措施提升金融集聚效应。在完善立法的过程中强调征信为重点，设立信用评级机构，防范银行信用风险，健全金融预警机制;同时加大管理风险投资和私募公司的运作流程，以及新三板挂牌和准入机制，规范做市商制度;协同市场自由发展的原则，做到权责分明，财务透明;确保证券市场的有效运作和公司退市制度，保护金融机构，银行和客户的合法权益。为加大外资吸引力度，一方面放宽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设立条件，同时提供优惠政策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化金融协调发展。政府要着眼于北京CBD作为全国金融集聚中心的战略地位，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从全局角度谋求北京CBD金融集聚效应的提升。

（2）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提供便利的交通，先进的配套化服务以及个性化设置吸引金融机构入驻。世界级CBD的经验显示，日本新干线极大提升了新宿C中央商务区的金融产业集聚效益，而北京很大程度存在高峰时段地铁拥堵，地面交通不畅的现象，这为航运及海运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通过嘉庆与周边城市的合作实现。其他产业集聚方面，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和支撑力度，但仍需要向高端化发展，提高物业设施的档次以及管理服务水平，优化周边环境。

（3）培养与引进专业化高素质人才

加强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在会计，咨询，律师事实所等行业加大投资。从纽约，伦敦等世界级中心商务区的经验得出，人才优势是其发展的不竭动力。北京名校云集，但受限于中国应试制度，创新能力欠缺，研究能力有待提高，尚不能实现金融集聚效应的提高。应一方面针对性地培训，输送优质人才海外交流，同时引入国际高级管理人才，为其提供发展渠道和激励机制，为背景CBD金融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4）加强品牌建设

纵观世界级中央商务区，CBD品牌优势是金融集聚的无形资产，北京坐拥五千年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创新型产业园区，应以传媒，社交网站以及社会科学发展基地为平台提升北京CBD的整体形象，推动北京CBD金融集聚。

参考文献：

[1]李秀茹.CBD金融集聚与产业集群“共轭效应”互动发展问题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3：63-64.

[2]茹乐峰，苗长虹.我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与空间格局研究.经济地理，2014：68-64.

[3]Lixia Yu;Huifang Liu，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Elements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ial Cluster，Journal of Servic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2015， 77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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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会计信息 经济分析

会计信息是一种经济现象，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因为它具有一般产品的基本特征，如属性、功能和成本等，但它与一般产品又有不同的地方，如属性不是单一性而具有公共性等。具体来说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会计信息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它的属性具有社会公共性。会计信息的消费对象（即使用者）是一群消费者而不是像一般的产品为某个特定的消费者服务。二是它的使用价值（即产品功能）具有多样性。一般的产品只具有一种主要功能，如冰箱的主要功能是冷藏食物等，而会计信息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具有多功能性。三是它的成本性。会计信息在产生的过程中也有耗费，如会计人员的工资等。另外，经济生活中的产品有真货和赝品之分，会计信息也有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之别。下面笔者从经济的角度对会计信息做一些粗浅的分析。

一、会计信息的社会公共性分析

1.为企业内部的消费者群服务

根据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公司的组织结构主要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的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再聘请高级经理，高级经理在授权的范围内经营企业，并聘请会计人员。会计人员根据会计准则对企业的会计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加工，然后形成会计信息，并以报表的形式作为“产品”传递给企业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分享。

2.为企业外部消费者群服务

由于市场主体利益多元性的存在，对企业会计信用的分享除了企业内部的消费者群外，企业外部与企业具有利益关系的经济主体也要分享企业会计信息，主要包括：政府、税务、债权人以及其他与企业有经济关系的经济主体。

二、会计信息的功能分析

产品的功能是指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某种需求，如钟表能显示时间，汽车能运货物等。会计信息的功能是为使用者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并为其进行经营决策和预测服务。会计信息是一种多功能产品，它可以同时满足多个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1.企业会计信息能满足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的需要

企业是国民经济细胞，其经济状况代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经济管理部门国民经济实行调控。因此，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必须通过企业会计信息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然后才能做出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决策。

2.企业会计信息能满足税务部门的需要

税务部门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征收机关，代表国家监督企业的纳税行为。税务部门主要是通过企业的会计报表或其他会计资料确定并检查企业的经营情况，以此作为纳税或罚款的依据。

3.企业会计信息能满足企业债权人的需要

企业债权人是将资产借给企业经营的经济主体，他最关心的是到期是否能收回本金并获得事前约它的利息。企业会计信息揭示了企业债权人所需要的有关企业偿债能力和支付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一旦企业的偿债能力产生危险信号，企业债权人就会及时采取措施调整经营决策。

4.企业会计信息能满足企业所有者的需要

企业所有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会计报表了解其投入的资产是否保值和资产的增值情况，因此，他要求会计人员把会计信息分成资产和收益两个方面，然而就有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之分。在资产增值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还要决定采取何种形式对收益进行分配，这样利润分配表就存在了。企业所有者最怕在收益分配时，把老本也吃掉了，所以他非常关心企业的资产、利润和利润分配等信息。二是需要会计信息为其经营决策提供依据。目前很多企业的所有者就是经营者，他们要通过会计信息及时了解企业经营情况，一旦发现有好的或不良的会计信息，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或减少损失，如一旦发现某种产品库存积压，它们将会采取赊销或其他措施减少库存。

5.企业会计信息能满足企业管理者的需要

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受托经营企业，其社会地位、报酬以及提升完全取决于经营成果。因此，企业管理者主要是通过会计信息了解企业的经营成果，为其获奖或提升寻求依据。

另外，还有一些潜在投资者也要通过企业会计信息了解企业经营情况以便做出投资决策，如证券市场里的散户在买股票前总要看一看企业会计报表，然后才决定是否购买。

三、会计信息的成本分析

会计信息的成本是指为完成其功能而发生的费用，主要有以下几项：

1.会计信息的制造成本

会计信息的制造成本是指从财务信息系统的建立到会计信息的披露完成整个过程所花费的一切支出。制造成本按其习性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固定成本是指不是严格随着制造会计信息数量多少成正比例变化的成本，包括会计人员用的办公室，软件，电脑等。变动成本是指基本上随着制造会计信息数量多少而变化的成本，包括会计人员工资，账本，凭证，办公用品，差旅费等。

2.保管成本（也叫维护成本）

保管成本是指会计信息披露后，还要对有关会计资料妥善保管所产生的成本。如凭证，账本，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的装订，并为其存放需要的柜子以及“售后服务费用”等。“售后服务费用”是会计信息披露后有关咨询或查账等发生的费用。

3.竞争劣势成本

竞争劣势成本是指企业以外的竞争对手或合作单位利用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及时调整其谈判策略和决策，从而使企业处于被动地位所引起的成本。当然企业本身也可以利用竞争对手或合作单位的会计信息，及时调整策略使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这时可以获得收益。只有当劣势成本大于优势收益时，净劣势成本才发生。

4.信用成本

信用成本是由于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而失信于利益相关者造成的成本。如企业存在大量的应收账款，其数量一旦超过企业的正常现金流量，就会出现现金短缺，或者不能按时发工资，失信于员工，或者不能按时支付贷款失信于合作伙伴等。

5.风险成本

风险成本是由于会计信息的披露而产生的风险费用。如大量的应收账款存在，会夸大企业的经营成果，影响对企业偿债能力和支付能力的评价。一旦应收账款变现能力差，就会使报表使用者高估企业的偿债能力和支付能力，这就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成本。应收账款一旦变现能力差，还会影响的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带来生产计划，销售计划无法完成等风险。

6.诉讼成本

诉讼成本是指由于会计信息的披露引起法律上的争端而产生的成本。如有时会计信息会夸大经营成果，一旦出现某种不利因素就会出现财务危机，从而造成诉讼成本的增加。

7.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是指由于会计信息的披露而引起的罚款等费用。如果企业的会计信息显示企业利润水平过高或者费用水平不合理以及其他的不合理的现象等，企业就有可能因为政府部门或税务部门查账等而承担“超额”的社会负担，如查账费用，罚款等。

四、会计信息的收益与成本的不配比性分析

一般的产品遵循配比原则即谁付费用谁收益并且收益与费用在同一时期配比。但会计信息却不遵守会计配比原则。

1.会计信息不遵守配比原则

会计信息不遵守配比原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是谁付费用谁收益。我们知道，会计信用的制造成本是由企业所有者承担，但企业所有者不是唯一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此外还有政府管理部门，税务部门，企业债权人和其他与企业有经济关系的经济主体等，他们都免费使用企业会计信息的，亦称搭便车者。二是会计信用的使用（产生的效益）与成本发生不在同一时期。会计信息是通过会计报表传给使用者的，而企业报表是第二个时期才呈报，但制造信息的成本却由本时期承担，如年度会计报表在第二年的一季度末才呈报，但会计人员的工资等费用却由本年承担。

2.会计信息不遵循配比原则的原因以及引起的后果

会计信息不遵守配比原则的原因是会计信息不计算效益。为什么人们不计算会计信息效益呢？其原因在于：一是人们对信息的价值认识不足。信息的发展也是近些年的事情，人们开始感到信息对经济发展和生活的重要，但还没有认真去研究它，所以作为信息之一的会计信息也不知道其价值在哪里。二是没有计算信息的价值尺度。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计量信息价值的尺度。

会计信息不遵循配比原则是引发虚假信息的原因之一。由于会计信息是免费给别人使用的，那么会计信息制造者对会计信息的质量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另外，由于是免费使用别人的信息，会计信息使用者也没有理由要求别人提供的信息一定是真实的。因此，虚假的会计信息就越来越多，不管会计准则制定得如何具体，如何严格，都不能阻止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如果会计信息是有偿使用的就会阻止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其理由是：一方面，会计信息使用者是有偿使用企业会计信息，那么就有权对会计信息的质量提出要求，如果由于虚假信息造成损失，就有权提起诉讼。另一方面，由于有信息使用者的监督，会计信息制造者就会保证会计质量，一旦其提供虚假信息就会招致：轻者失信会计信息使用者，给企业增加信用成本；重者被诉讼，增加诉讼成本，大大降低企业信用，甚至导致企业倒闭。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偿使用会计信息可以防止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因为它形成一个强大市场压力，督促企业只能提供真实的信息，一旦提供虚假信息就要增加成本甚至承担倒闭的风险。

虚假会计信息也叫会计信息失真。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有两个类型：一是会计本身的局限性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如会计制度滞后以及会计人员在处理不确定会计事项时掺有估计因素等。二是人为的因素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它又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会计人员的工作失误或水平低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如确认，计量出错等。二是由于会计人员故意制造假账，如会计人员受到某种外在的压力或个人利益的驱动，有意地制造虚假会计数据等。会计信息有偿使用只能阻止人为的因素造成会计信息失真而不能防止会计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因为虚假会计信息诉讼案还要用会计准则来检验。

参考文献:

篇6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业跨国发展，金融活动按全球同一规则运行，同质的金融资产的价格趋于等同，巨额国际资本通过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运转，从而形成全球一体化的趋势。

金融的全球化浪潮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在麦金农与肖等人的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着手打破“金融抑制”，推进本国金融的自由化和国际化，以金融因素的增长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启动和发展，其中取得较明显效果的突出代表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它们的发展经历在相当大程度上为金融深化理论提供了实践证据，并极大刺激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金融全球化已蔚然形成一股浪潮，具体表现为金融市场迅猛扩大、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管制越来越松、资本流动速度大大加快、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各国金融政策相互影响程度不断增大，因此越来越倾向于一体化。然而，金融的全球化浪潮给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的不仅仅是推动促进作用，伴随这股浪潮而来的是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及由此引致的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举其大者而言就有1992年英镑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及拉美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及嗣后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等若干起。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引致的严重后果使人们对金融全球化的评介进入反思阶段，反映在具体国家金融发展路径选择上，就呈现出各行其是的多样化状态：在马来西亚宣称重新思考金融开放路径的正确性并走向其反面开始推行一定程度的金融封锁政策的同时，欧盟却正积极酝酿并在不久之后催生了欧洲统一货币——欧元。进入新千年以来，尽管各国对本国的金融开放路径安排和政策选择表现出并不完全一致的态势，理论界对全球化的利弊分析乃至争论也持续展开，但金融的全球化(尤其是区域内的一体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则是人所共见的。事实证明，金融因素的国际渗透和融合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单凭一国力量已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在这样的世界金融格局下，我国于2001年12月10日正式加入了wto，承诺在10年的准备期后将全面放开国内金融市场。这表明了我国顺应金融全球化潮流，实现金融领域全面、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态度。wto的加入就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演变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变迁而言，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尽管如此，我国现有金融因素的脆弱和不完善又使人们有理由对如何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保障本国金融安全心存疑虑，4年前的东南亚各国是否会成为我国对外开放金融业的前车之辙呢?于是，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本国金融安全的保障遂成为目前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论题。

二、金融全球化：基于新兴古典范式的一个分析框架

金融全球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浪潮，这是由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金融的演进变迁所决定的。

何谓“现代经济”?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基本概念。按照新兴古典(newclassical)分析框架，分工演进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变，因而定义现代经济也需以分工为出发点。依据这一框架，所谓现代经济，即指实现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它在物质上的标志是工业革命；在制度方面的标志则是一个“非人格的”、“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的法律系统的建立和实施。工业革命是分工演进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从那时起，知识的积累和分工的加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进行，从而使人类进入一个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先局限于一国内部甚或是一个区域内的小规模资源配置和社会分工日益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知识和信息的积累与交流改变了原先不同交易区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技术的进步和交易条件的改进则为不同区间的交易成为可能并日渐频繁。而如我们所知，一个“非人格的”、“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的制度框架在事实上就成为一个“扩展秩序”的最好机制：在这一框架下，由于交易契约的“非人格化”特点，区外交易者可以无阻碍地进入交易范畴，进而参与分工，而“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又为跨区的交易和分工提供了经济法权上的保护；随着跨区交易和分工的不断展开和日益频繁，原先的区际间隔不复存在了，现代经济的“秩序”于是得到“扩展”。简言之，不断的“扩展秩序”是现代经济的一大特点。如果说在工业革命后的数十年里，秩序的扩展还主要局限于一国内部(的不同区间)的话，那么，一旦一国的国内统一市场6逐渐形成，秩序的跨国扩展就是大势所趋了：一国的资源禀赋和人口禀赋有其先天限制，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知识信息的积累和社会分工的展开则要求突破这一限制，而“非人格化”的契约制度框架则为这一跨国秩序扩展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就这个意义上看，称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并不为过。

如果说现代经济在制度方面的主要标志是一个“非人格的”、“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的法律系统的建立的话，那么，金融因素的作用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如黄仁宇所说的，“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为新型商业管制方式所取代”，其等价的表达方式是“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这可从现代经济的两个标志性特征中看出。从分工角度看，如上所述，货币的出现使价值形式独立出来，为知识的积累和分工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信用则将不同地点和时点的价值凝聚，使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内生出对扩大分工的要求。从制度(法律)角度看，“非人格”的法律系统之能得以建立并付诸实施，其前提是“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这才能为之提供客观而明确的确立依据和仲裁依据；而使经济乃至社会因素数字化和精确化正是货币与信用的主要功能。具体而言，现代经济的交易关系主要通过金融契约连接和深化，马克思曾说过，“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这使契约自由成为可能，交易频率和规模因之大大提升，从而产权博弈得以展开，产权制度框架逐渐构筑；而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这一转化从根本上重构了经济社会的微观构成，并成为现代经济“扩展秩序”的起点和加速器。简言之，现代经济的分工演进和秩序扩展都深深依赖于金融；同样，作为现代经济一大特点的经济全球化也是以金融要素为主要媒介展开的，因此，经济全球化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即是金融全球化的宏观表现。

不仅如此，金融本身就具有不断扩展其自身秩序的特点，不是为经济全球化充当媒介而才具有全球化趋向。这是因为金融本身是一种“以数目字管理”的手段，它的出现使千差万别的经济要素和资源要素得到统一的可比较的数目字表现，并使不同时点的经济要素得以在同一的基础上进行对比(通过信用的形式)权衡，这一机制一旦形成，则无待于经济的全球化对其提出诉求，金融因素将自发展开其扩张进程。一个最具说明力的例子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伊始，就在西、葡、荷、瑞士和意大利各城邦筹款20万英镑，其动因不在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因素，而是为英法战争中的英军筹措军费。其时光荣革命刚刚发生，资本主义经济才初露端倪，统一的国内市场远未形成。金融(信用)市场的扩展不仅先于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甚至先于经济的全国一体化，由此可见金融市场的自发扩张趋势之强烈。

经济的全球化必须以金融契约的形式通过金融媒介展开，这为金融的全球化提供了最为强大和持久的动力；这又与金融的自发扩张性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终使金融全球化成为现代经济的一大特点。

三、金融安全和金融创新

1.金融安全是相对金融风险而言的

我们知道，金融的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的一大特点，而在金融交易外延不断扩展、各国金融往来范围越来越大的同时，不同国家地区间不同的金融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circumstances，包括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无形因素)和制度结构(institutionstructure)的碰撞和矛盾遂不可避免。而如我们所知，交易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下进行的，宏观制度性信息在交易双方被视为默认信息发挥其社会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的作用，保证契约在有限的成文条款之外还受社会理性和无形的社会公约的制约。而在交易双方分属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的情况下，由于默认信息的不尽相同(不对称，asymmetric)，社会共同知识的作用无法发挥，其对交易双方的默示性制约也就处于不对等的状态，由此可能滋生出制度性风险；而事后(expost)的风险概率的存在又使事前的关于交易结果的稳定预期难于形成，国际交易规范也无有囊括所有细节的信息基础，于是金融风险的国际分摊遂难于实现；其间又因制度信息的“误认”(miSUNderstanding)可能衍生出新的金融制度性风险。

如果说金融制度性风险基本上是由交易双方共同承担的话，那么，金融技术性风险则更多地是由发展中国家交易者来承担。这是因为就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技术的发展演进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是远远地走在了前面，对于这些金融技术性知识的占有上，发达国家交易者和发展中国家交易者处于严重的不对称状态；交易前的信息分布情况决定了交易后利润分配情况，在这种条件下，显然交易利润更多地为发达国家交易者所攫取，而交易风险则更多由发展中国家交易者承担。

在微观层面上，发展中国家交易者既成为国际金融交易的主要风险承担方，则在宏观层面上，其金融体系稳定也就受到因微观风险不断积累而越来越大的宏观金融风险的持续冲击而日显脆弱。而作为一个金融不发达的国家，其金融资源有限，金融风险的识别、防范、监管、抵御能力也相当有限；于是，在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金融全球化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一大特点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和金融保障课题遂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不可分割的伴生物为各国，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广泛关注。

2．实现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促进金融创新的不断演进

金融创新(financialinnovation)指在金融领域内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从而实现金融领域各种要素——包括金融产品、交易方式、金融组织、金融市场——的重新优化组合和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实现金融风险的消弭和经济发展的平稳展开。具体而言，金融创新可大致分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类，前者指各种金融制度(包括广义含义上的制度，即也包括了制度结构和无形的制度环境)的主动被动演进，后者指交易技术的改进。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谓金融创新，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实现本国金融领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也即在坚持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源禀赋和金融发展现状特点的基础上顺应金融全球化的潮流，实现本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交易技术与国际的接轨。只有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发展中国家才能改变(或至少是减小)与发达国家在制度和技术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状态，逐渐消弭(或减小)因信息居劣而不得不承担的金融风险，进而保证本国金融的安全。

在技术层面上，创新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上所述，发达国家在近几十年里由于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发展出一整套先进、完善的金融交易技术，极大减小了交易费用，扩大了交易量和交易范围，从而使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交易的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方面，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十分明显的劣势地位，只有通过不断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交易技术、实现本国交易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持续的现代化转变，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为保障本国的金融安全提供技术层面上的支持。

如果说技术创新相当于“硬件”的升级的话，则制度的创新则可以说是“软件”的升级。如上所分析的，金融制度的作用在于为金融交易提供一个社会共同知识环境和框架，俾使金融交易得以在一个相对简单的契约文本约束下顺利展开，并使交易双方对交易结果形成稳定预期。在金融全球化已达相当高度的今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交易日益频繁，在彼此金融制度提供的社会共同知识存在相当大相异性的条件下，由于发达国家具有更雄厚的金融禀赋和更久远的跨国金融交易经历，主要是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主导着国际金融交易规范的方向和具体制定，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只能通过修正本国的金融交易规范去适应国际规范(也即发达国家规范)来逐步实现对国际规范及其隐含的(国际范围)公共信息的内在化，并逐步在其交易者中建立起将国际规范作为默认信息包含入成本——收益分析的行为模式，以此减小其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所承担的制度性风险。倘若不然，在对制度默认信息彼此不对称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将因无力将本国制度及其隐含的默认信息推进至国际范围使共同遵守而使自身处于持续不断的信息劣势地位，从而使本国作为国际金融交易风险的主要承担方的地位难以扭转，于是本国的金融安全也就难以实现。换言之，为减小国际金融交易风险，保障本国金融安全，发展中国家除在交易技术上应致力于创新和改进外，还应从金融制度的重构上着眼，充分吸收发达国家金融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实现本国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和“创造性转化”，以期能顺利“与国际接轨”。

四、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金融安全和金融演进

2001年11月，我国顺利加入了wto，这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经济开放程度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就金融领域而言，则意味着在完成为时10年的过渡期准备后，我国金融将全面融人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去，直接面临来自国际的挑战。在新的竞争形势和竞争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应如何合理作为和积极应对，才能有效控制、消弭既有的金融风险和开放后将不可避免面临的技术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充分保障自身的安全，并在一个国际范围的竞争环境中确立自身的竞争优势呢?笔者认为个中关键在于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充分参考国际规范，推进金融制度安排的创新和金融制度结构的整体演进，实现我国金融业规范化转变和与国际的接轨。

就间接金融领域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过近10年的“商业化”改造后，至今仍未真正实现市场化运营和商业化运作，“国家的银行”性质根深蒂固，由此衍生出种种问题，如信贷业务质量不能有效提高、不良资产比重始终居高不下、经营管理思想保守并严重趋同、机构臃肿、运转效率不能有效提高q等等。如果说在我国加入wto之前，国有银行仍可依靠其长期以来对国内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继续按既有模式运行而不虞受到严重威胁的话，那么，wto的加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银行业的开放形势及由此打开的国际竞争大门，将使其不得不因市场竞争地位的转变而对其既有制度模式进行反思。要实现国有银行制度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使其真正的银行商业化，从而使其与国际银行业处于同一的默认信息背景中，笔者认为关键在于逐步淡化、最终消除其“国有”属性，实现银行制度结构的现代化演进，这就要求国家在银行产权方面逐渐退出，国有银行的股份化改制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至于具体改革程序的安排，笔者赞同“三阶段”论，即组织体系改革――银行控股公司组建――上市。当然，这只能作为一个大致的方向，具体时机的掌握和行为的确定仍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确定。同时，应注意银行股权分配(认购)的优先次序(国内先于国外、机构先于个人)，并可借鉴波兰经验，引进国外大银行，与之建立比较固定的关系，俾使我国银行的再造得到有益的襄助和经常的引导，这也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更快地适应国际游戏规则和默认信息体系。值得强调的是，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应该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其国有属性的淡化更必须是渐进性的，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否则将会使信息替换机制出现真空(旧的已破，新的未立)，从而导致市场主体信心危机，酿成金融――经济灾难，前国家(尤其是前苏联)转轨的失败便是前车之辙。国有银行的根本性制度演进须假以时日才能完成，而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却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其间必然存在时间上的矛盾：在制度演进完成之前和为时10年的过渡期结束之后，我国商业银行只能通过在原有制度结构框架下的适当调整和应时作为，以减轻国际竞争压力，保护国内银行业安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7个方面着手：(1)在国际竞争中立足本国特点、扬长避短、发挥既有优势；(2)积极寻求与国外银行的业务合作之路；(3)推进银行组织体系的扁平化改造，完善内控机制；(4)尽快建立起比较合理的用人制度，力争在短期内建立起报酬与绩效相对应、权益与责任相挂钩的人才激励――约束机制；(5)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清理既有不良资产；(6)积极寻求银证、银保合作途径；(7)强调我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充分利用过渡期，实现市场配套措施的推进。

就直接金融领域看，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和高风险是人所共见的，其根本性原因归根到底在于我国证券市场建立和嗣后发展的动因也即制度变迁起点的扭曲。我国股票市场从一开始(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的较大规模发展，就不以国企的转机建制或为市场交易主体提供流动性保护为目的，而是在政府的规划设计下为国企融资寻求新的途径，以及间接融资渠道的不足，这使我国股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走向一条“岔道”。市场建立的动因和制度变迁的起点决定了市场的特点和其自发发展的方向，目前股票市场上广为人们所诟病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无不植根于此：不可流通的国有股(包括国有法人股)占据2／3比例造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是出于国家控制国企、保证上市公司“国有”性质的必要手段；国家股和可流通a股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的不合理现象是因为如此才能实现圈钱的杠杆效应；上市公司凭仗信息优势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信息隐瞒或信息欺诈是因为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本结构状况下上市公司基本上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风险和发生败德行为；市场中介和监管部门行为的不规范则由市场微观基础(上市公司)不规范所导致，是其对市场的对策性适应。我们知道，制度变迁的进程倘若没有受到大的外力的震动，将因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特点基本上循其制度起点的发展逻辑继续演进；反之，一旦外力的冲击足够大，则将予制度演进进程以较大的路径歧异(pathdivergence)动力，改变其既有演进方向。wto的加入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演进就是这样一个可能导致路径歧异的外部冲击力。在市场与国际接轨的前景预期下，这一市场的种种不规范(或称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现象日益凸显出来，在此背景下，为保证市场的安全和将来的健康发展，对之实现规范化改造、推进市场演进的路径转换、促进市场逐渐与国际规范和惯例接轨、从而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机制的努力就是迫在眉睫的一项任务了。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国证券市场决策层才在近一年来不遗余力地推进规范和监管、加大各种市场改造性措施的推行力度。当然，在短短的10年期间将我国的证券市场改造成与发达国家一样完善成熟的程度是不太现实的，因此笔者认为在这一期间，关键在于构建起一个大致的制度结构框架，形成路径歧异本身的不断自我强化趋势，从而克服既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性，改变制度起点扭曲造成的演进路径扭曲，为今后更长远的发展和演进奠定基础；至于具体某项制度安排的完善化，则非当务之急。具体而言，显然目前市场演进的重点就在于如何合理、有序、渐进式地妥善解决国有股份的流通问题。至于具体方案设计，目前研究已多，在此不再赘述。

五、结论

篇7

从北京市的实际情况看，近年来，国有商业企业在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发展新兴业态为契机，在探索多种形式改革中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目前，大中型骨干企业已有80％完成改制，一半以上的小企业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亏损企业的亏损面有所下降。但严格地讲，北京商业结构还未得到根本改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以国有商业为主体的首都商业布局和结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在“首都经济”发展过程中，现有的所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商业领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合理发展。

第二，国有商业企业固有的管理体制陈旧、运行机制不活等问题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员多、负担重、经营不够灵活、职工积极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彻底革除，这些包袱使国有商业企业在竞争中难以抢得先机，也就很难适应对外全面开放商业领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三，从国有商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来看，不景气的仍占大多数，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几年，国有商业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成长性等几方面都表现不佳。北京市非公商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与此同时，国有商业企业商品适销性低，库存率高(平均存货/销售成本)，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商业企业的年资金周转率仅为1.7次。资金利用效率几乎与工业企业水平相同。而根据一般规律，商业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应当比工业企业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种不良局面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市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明显障碍。

国有商业资本继续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国有商业企业，既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商业流通领域整体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国有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事实上，当前北京市有许多应该有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国有资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国有资本的投入严重不足。北京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现状就是一个明证，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发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国有资本在公共卫生方面和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方面投入的严重不足。因此，为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对整个地区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有资本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国有商业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势在必行。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北京市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的总体目标应当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国有商业资本布局的战略调整，提高北京市商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北京市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二是通过调整，将国有商业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促进首都经济的繁荣。从短期看，北京市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应是整合现有的国有商业资源，通过在“进”与“退”中的产权优化重组，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有效资产，提高国有商业资本的市场价值。进而为国有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实现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这一长期目标做准备。具体说，近期北京市商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思路是：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在一些重点企业中，国有资本仍可占据控股地位。这类企业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业态清晰，主营业务突出，经营管理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二是经营业态新，发展前景好，业绩突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连锁企业。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多头管理和职责界定不清一直是困扰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因素，近几年虽经调整，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战略调整中应构建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的统一。国有商业资产连同其他国有资产一起由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而且管资产和管事管人相统一,不再多头管理。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三个层次职能的分离。第一层次：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同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的分离。第二层次：实现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同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国有商业资本的经营权应以授权方式交给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营运。第三层次：国有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通过出资对企业或公司参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权益，实现出资人最终控制企业同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离。在原专业局基础上组建的行政性商业企业应视其具体情况给予撤销，有条件的通过改制转变为实体性公司，不再保留行政职能。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北京市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城市商贸流通必须发展相应的业态和市场主体。根据北京市场的规模、基本特点和现有资源状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议重点发展“六大商业板块”，即百货业、连锁超市业、专业连锁业、批发零售业、中式餐饮业以及食品加工业。每个“板块”都应当形成以集团化、连锁化为主体，以信息化、网络化经营为主要运行方式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应在市场竞争中产生。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国有商业资本整合重组，应以“企业自愿、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为原则。政府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在运作过程中要重点突出，措施得当，力求实现商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除盐业、烟草等特殊行业可继续保留国有独资外，对其余国有商业资源，应本着“靓女先嫁”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促进优质商业资源有效集中，将其培育和发展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商业集团，进而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变现国有资本，实现退出。具体的退出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减持国有股。可考虑通过出让国有股、放弃配股权、置换股权等形式，由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或参股转变，同时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以资金、技术和市场参股、控股。对已上市的商业企业，可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和证券市场运作，减持国有股。二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合作。与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具备条件的一些非国有大企业合资合作，是实现国有商业资本退出的另一个现实的选择。（二）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国有中小企业退出问题

商业领域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采取放弃控股、减少参股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中型企业可通过改制，出让国有资本的控股权，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私营资本的进入，待条件成熟国有资本逐步退出。小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最好一次性全部退出。通过产权出售的方式，将国有资本整体出让给企业经营者、职工和社会自然人等。要将企业彻底推向市场。供销社系统企业应当进一步理顺各级供销社的组织管理体制，理顺与区县公司的产权关系，取得规模效益。通过改革与调整，努力构建优、特、专、精的企业群体。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国有商业企业的扭亏脱困工作应当与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任务结合起来。一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应当退出市场，以便集中国有商业资本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建议北京市政府每年对商业领域中的亏损企业进行一次清理。对连续3年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政府要采取关闭注销、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有效措施，果断予以淘汰；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商业企业要实行扭亏目标责任制，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无法实现盈利的，国有资本应当彻底撤出。同时应完善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亏损超过规定期限的企业要及时进行清盘，不应允许亏损企业长期存在。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根据北京市目前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办法，商业领域中现有大型国有商业集团应重新审视本企业的发展战略，明确集团总部的主要功能。对于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可开发资源优势的企业，应当逐步由实体经营转为资本经营。国有商业集团应当收缩商品经营管理业务，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过渡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从以往管“一个个企业”到管“一块块资产”。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品牌经营优势的企业集团，可兼有资本经营和商品经营双重职能。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在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本仍将在首都商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具体到企业来说，没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在商业企业中的主导地位。

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不应忽视。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情况看，政府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把握进退的“度”是关键。上海市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经构建了一批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大型商业企业。但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未能预见。而广东政府对于商业领域的产权构成调整更多采取了市场自发竞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好处是政府需要支付的转轨代价较小，但可能使企业优胜劣汰的时间较长。我们认为，政府在调整商贸流通业产权构成和国有资本优化配置问题上应当引导市场，主动出击。取代市场不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竞争也不利。具体地说，政府应主要在制定战略调整的总体规划，引导、推进和监督战略规划实施以及适时调整战略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对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本身就是所有者一项重要的权利，而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涉及众多的行业和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规划，并对规划实施的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同时针对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对战略规划作出调整，这些职能理应由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代表的政府行使。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国有资本进行有进有退调整，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导和带动作用，因此，对商业流通领域国有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应是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甩包袱，将效益差的、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卖掉，而将效益好的继续保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得退出的过程困难很大，增加了改革成本，也很难收回足够的资金去加强该进入的领域。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防止在实施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策略过程中，因程序不当造成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从而加大改革成本。但另一方面，对收益低、历史负担尚未解除的国有资本，其市场价格低于评估价格的现象，不能简单认为是国有资本流失。国有商业资本的出售或者兼并重组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程序的公正性。要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找到符合市场游戏规则的处理程序。在出售过程当中，要吸收内部、外部多家参与，通过竞争程序保证价格的公开、透明和公正。

篇8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文化企业；融资；问题与成因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5－0090－09

2009年7月，国务院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标志着发展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产业发展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文化产业投融资问题近年来备受重视，201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九部委在联合《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实现金融资本与文化产业的有效对接，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对作为我国文化产业主体的文化企业的金融服务，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迎来投融资时代。然而，文化企业的融资瓶颈并没有本质改善，发展受到明显制约。

一、我国文化企业融资的趋势

发展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资本是文化企业发展的关键，当前我国文化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对文化产业发展形成硬约束。在此背景下，我国文化企业纷纷更新观念，通过各种渠道来满足自身融资需求，呈现明显的趋势。

(一)政府成为文化企业融资重要推动力量

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掌舵的作用，金融单位和文化企业之间通过政府用一系列手段撮合，使文化企业单位更好、更快地融通资金。为贯彻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精神，2010年5月14日，“文化部文化产业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同时开通“文化企业信贷申报评审系统”。“文化部文化产业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委托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运行管理的，以促进文化产业和金融业结合发展，不断完善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建立健全服务于文化产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的网络公共服务平台。平台主要功能是最新资讯、政策法规、项目及产品、行业资料等信息，在线受理信贷申请、产权交易、补贴申报等业务，开展项目推介、上市推荐、产品、业务咨询等服务。首批进入“文化企业信贷申报评审系统”，与文化部建立合作机制的银行机构为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北京银行等。文化企业信贷申报评审系统是文化部为加强文化企业与银行机构之间联系和有效沟通，建立起的文化产业信贷渠道而建设的互联网在线服务系统。其功能是为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提供在线申请银行贷款服务。

各省市地方政府为推动本地文化产业发展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大力倡导，为取得资金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各地加强政府与银行合作、创新担保方式(主要针对文化企业无形资产比重大，缺乏足够的有形资产抵押物特点，银行积极转变传统抵押担保思路，允许文化企业的信贷业务中采取设备抵押、仓单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担保方式，同时积极探索与文化产业类担保公司合作，采取联保联贷方式，建立风险分担机制，解决中小文化型企业的融资问题)、提供特色产品(针对中小型文化企业设备进口、设备租赁、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需求，银行相继开展了进口开证、供应链融资、固定资产贷款、融资租赁贷款等融资服务)。

(二)私募股权基金逐渐进入文化企业

私募股权基金进入文化企业，尤其是在影视业内表现得相当活跃。私募股权基金进入文化企业，不仅可以为亟需发展的文化企业引入资金，更重要的是帮助它们建立一整套制片预算方案、审计和财务管理制度。通过投资方对资金的用途实施有力的监管，可以保证文化企业成本最小化。目前，私募股权基金主要运用在影视业，国内影视业的PE主要有IDG新媒体基金、由中影集团等发起的中华电影基金、A3国际亚洲电影基金、“铁池”私募电影基金、红杉资本、软银、韦恩斯坦(TWC)亚洲电影基金等。国外大型投行和汉能、易凯等PE以及海外的影业公司也在密切关注在我国的投资机会。政府不仅在政策上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引导资本给予文化产业实质上的支持。

(三)文化企业积极寻求上市融资

国家针对文化产业不断释放积极的政策的信号给资本市场以鼓舞，文化产业开始与资本市场融合，大量文化企业需求通过上市满足融资需求。2009年9月到2010年8月，在全球资本市场实现IPO的国内文化产业企业有7家，其中5家登陆A股市场。同时，众多文化企业即将上市或在为上市做准备。

这些公开上市的公司或集团大部分是传统媒体行业，尤其是国有的大型传媒集团，这也与国家在推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趋势相符。

(四)文化企业并购重组融资

随着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各种投资机构的资金开始进入文化产业，文化企业已经开始涉足金融业，而且广告、保险等行业资本也开始进入文化企业。近些年来，文化企业进行了多起并购重组，华闻传媒、新华传媒及出版传媒是并购重组最为活跃的境内上市文化企业。2008年6月，人民日报社通过股权转让放弃对华闻控股的控股地位，人保投资以持股55％成为华闻控股的控股股东，备受关注的华闻系重组出现实质性进展。同时，华闻传媒积极进行战略架构调整，与控股子公司先后收购辽宁盈丰传媒、重庆华博传媒、天津华商广告、北京华商盈捷广告、新海岸置业、精工钢构等公司股权，并将所持海口汇海典当、深圳金兆典当行股权转让出售，完成了新一轮扩张与退出。2008年6月，新华传媒控股股东上海新华发行集团也完成股权变更，解放日报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华书店投资公司通过无偿划拨受让新华发行集团股权，从而以持股50.8％获得绝对控股地位。上海精文投资及上海文广集团从新华发行集团退出。同期，新华传媒及其全资子公司完成了上海嘉美信息广告公司及上海杨航文化传媒公司的收购，进一步完善其产业链条。2009年末时代出版以2572万元现金对安徽人民出版社100％股权的收购。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11月，中国互联网行业共披露并购事件20起，涉及金额4.66亿美元，其中包括联合网视收购百度影视，完美时空收购昱泉国际等重大并购事件。此外，广告界并购交易也很活跃，去年10月，户外数字移动电视广告

运营商华视传媒宣布，斥资1.6亿美元收购地铁视频媒体运营商数码媒体集团。辽宁出版传媒上市后，整体收购其控股股东辽宁出版集团持有的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和辽宁音像出版社100％股权。韩国移动通讯企业SK电讯2008年宣布收购一家中国本土唱片公司北京太

合麦田42.2％的股份，国际资本首次进入中国娱乐产业。同年，汤姆森路透收购和讯网40％的股权，成为和讯网第二大股东，而澳洲电讯先后收购皓辰传媒、泡泡网等。

(五)设立文化产业基金支持文化企业融资

从投融资的角度来看，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和收益的相应稳定性，并为金融运行提供了市场经济竞争多呈现的效率较高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储蓄向投资转化就是通过金融中介，把盈余部门的资金导向资金短缺的部门，促进资本的形成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2010年5月，由中央财政出资设立的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已经启动，现已经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复，首期募集资金达到60亿元，这是一只由财政部、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以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等联合发起的私募基金，计划吸引一些文化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等认购，同时也意欲吸纳民间社会资本进入，基金总规模为200亿元。这只基金是中银国际在国内发起设立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后的第二只产业基金，这只基金应该有着明确的投资方向和社会责任感，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示范和杠杆作用，起到对文化产业推动力的项目，带动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最终为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做出贡献。

另外，各地政府也在积极地寻求资金支持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2009年4月，国内首个专注文化与传媒行业投融资的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审批，基金规模50亿元，日前已经完成首期20亿元的人民币资金募集，正式投入运营。基金的主要发起方及出资方，包括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SMG，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控股的上海东方惠金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上海大众集团资本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下属的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招商局中国基金下属的深圳天正投资有限公司、宽带资本等机构。2009年5月，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牵头，联合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和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等国有资本共同组建的东方星空文化基金；山东省财政将设立一只总规模为10亿元重点扶持动漫游戏、影视制作等文化产业的山东省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北京华控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机关服务中心合作成立的北京国新华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设立了一支规模在20亿至30亿元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苏州成立首期规模为10亿元的华映苏州文化产业基金；达晨创投拟发起成立湖南达晨文化旅游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主要投资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领域的30亿元文化旅游基金；由三湘集团有限公司和亚洲资产旗下公司发起设立，主要在香港募集资金，重点投资于湖南省内及全国具有独特竞争优势及增长潜力的文化产业的中国炎帝发展基金(外币)等等，共同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截止2010年10月，全国已经有23个省市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将有更多的文化产业基金设立支持文化企业融资。

二、我国文化企业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当前文化产业金融环境不利于文化企业融资

文化产业融资环境，是指决定和影响文化企业融资活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外部因素和状况的组合。文化产业的融资环境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是决定文化企业投融资发展的基本条件。总的来说，融资环境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硬环境，指自然地理环境、基础设施等物质基础等；二是软环境，主要指软件和非物质条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价值体系、民风民俗、情报信息等。因此，融资环境是一个整体有序的、具有动态性、差异性和层次性的高度复杂的系统。

笔者从三个层面对当前文化产业融资环境的现状进行评价，即总目标层、次目标层、具体指标层。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笔者参考目前较为流行的层次分析法和较为成熟的区域投融资环境分析体系构建评价体系。文化产业融资环境指标系统可分为融资环境次级目标层和具体指标层三个层次。其中次级目标层系统涵盖了文化产业结构、投资潜力、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四大子系统，分别从文化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文化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值等17项统计指标描述和度量我国文化产业的融资环境，见表2。

具体目标层的17个统计指标相关数据可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及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获得。为统一比较口径。笔者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确定各因素的权重时，可以运用主观赋权法(具体使用AHP，即层次分析法)。计算时首先构造层次结构模型，目标层为文化企业融资环境，准则层为五个子系统，再构造判断矩阵，即成对比较矩阵。这里，笔者采用1―9标示法，分别是：1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3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5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显重要；7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强烈重要；9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极端重要；2、4、6、8表示两相邻判断的中值。由于计算的过程过于复杂，此处不列出具体计算过程。四个子系统的权重分别为：0.17、0.29、0.44、0.10。确定权重后，可以据此得出综合得分为：

综合得分=0.17×文化产业结构+0.29×投资潜力+0.44×经济发展水平+0.10×环境。

根据原始数据得到标准化数据后，采用因子分析法，运用SPSS软件，可以计算出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及其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

笔者以文化产业结构子系统为例，说明因子分析的过程。文化产业结构子系统分解为4个指标：文化产业比重、第i产业比重、文化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值、文化企业个数。通过采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形成产业结构调整子系统的标准化数据，如表3所示。

对上表的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上表检验结果可知，KMO抽样适度测量值为0.702，Bartlett检验值为106.327，sig.=.000，表示原始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根据上表的标准化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得出各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其公共因子旋转前后的特征值及贡献率如表5所示。

贡献率代表了公因子对原始数据反映的信息量的大小。从表5可以看出，因子2和3这两个公因子的贡献率已超过90％，即经过正交旋转的公因子代表了原来4个指标90％以上的信息量，可以作为原指标的转换体系来评价文化产业结构的水平。根据这两个主因子的载荷，可以进一步计算出各个因子的得分系数，然后得出各地区的因子得分，并以各个因

子的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各地的综合测评得分。其他子系统的计算方法均与文化产业结构子系统一致，表6列出综合得分前十位的省份的情况。

由计算结果可知，就整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文化产业的融资环境明显好于西部地区，而且经济水平基本上与融资环境相一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融资环境一般都较好。另外，融资潜力较大的地区，整体融资环境也较好。从分省情况来看，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融资环境较好，因为这些城市有大量的金融机构，并且对外交往较为活跃。另外，浙江、广东、江苏等省份由于投融资潜力较大，民间资本实力较强，文化企业的融资环境仅次于直辖市，在全国名列前茅。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融资环境差距较大。这一方面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源与设施环境相对一般有关；另一方面由于计量的指标有些采用的是平均数据，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口基数较大省份融资环境排名靠后的情况。

根据以上对我国文化产业融资环境的分析，结合整个文化企业融资规模可能面临的困难，本文认为当前我国文化企业融资环境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文化企业融资政策协调不够，融资平台不易搭建。

我国不同地区的文化企业融资政策协调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文化产业结构系统明显比西部地区完善，尤其是直辖市和沿海地区。相对而言，西部地区对文化企业融资政策的重视力度不够，文化产业比重和产值都相对偏低。同时，整体的融资潜力较低，融资平台的搭建显得很不完善，这一点亟待提高。

二是市场交易不够规范，交易环境有待优化。

通过对不同地区文化市场交易环境的分析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内陆地区的文化市场环境明显不够完善，不论是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还是出口额都低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一方面与当地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当地在文化产品的交易和市场化开发方面做得还不够好，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加强的地方。

三是相关法律制定较为滞后，法律环境亟待完善。

当前我国在文化企业融资领域的相关法律还很少，对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设立的相关规定更是一片空白。就现有的法律制度而言，多是一些方向性的指令，如何具体执行、发条细则都还很不完善，法律上的漏洞还很多。这些都对整体融资环境的完善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二)文化企业普遍不了解融资渠道及程序。缺乏专业的融资团队和先进融资理念

文化企业融资理论上可以通过企业自筹资金、政府财政扶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等渠道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资金，但根据调查显示，大多数文化企业(大型文化企业和中小型文化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以自筹资金为主，银行借贷为辅，利用其他融资方式获得资金的文化企业只是少数。我国资本市场门槛高，证券市场主要向大型文化企业倾斜，中小文化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直接融资较为困难，而且中小文化企业缺乏在证券市场上融资的途径。一般企业发行债券要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加上金融体系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等影响，中小文化企业很难获得发行债券的资格。同时，我国现阶段担保体系的不完善，缺乏专门针对中小文化企业贷款的金融机构，中小文化企业自身信用水平低、财务状况差，管理不规范，缺乏自主创新，产品同质性多，缺乏可抵押资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加上抵押贷款手续繁琐，评估费用高，耗时过长，与中小文化企业贷款需求批量小、贷款风险大、频率快的特性增加了银行贷款的管理成本和风险等特点，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需求也难以实现。如武汉世纪长青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目前企业资金缺口在1000万左右，需求周期为2年，而且公司在发展中一直致力于多渠道融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成功，目前公司融资的主渠道是自身积累和民间借贷，以自身积累为主，资产负债比例不到20％，资金的缺乏直接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政府政策性资金也应大力支持文化企业融资，但是其执行力度以及效果还有待检验，而且其资金有限，获得政策性资金支持的文化企业毕竟还是少数，使得文化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数量不足，限制了文化企业的发展。据调查数据显示46.7％的文化企业资金成为阻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有60.8％的文化企业通过私人关系获得融资，46.7％的文化企业通过市场获得融资，还有34.2％的文化企业通过主管部门融资(政府)，13.3％的文化企业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获得资金。

文化企业不了解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也是文化企业融资难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被调查的文化企业中有14家文化企业“不了解”融资渠道及方式，占11.7％；有41家文化企业“了解一些融资渠道，但不了解操作程序”，占34.2％；有32家文化企业“了解大部分的融资渠道及其相关程序”，占26.7％；有33家文化企业“比较了解常用的融资渠道和融资程序，并有成功融资的经验”，占27.5％。文化企业不仅缺的是创意研发方面的人才，更重要的是缺乏融资方面的人才，没有人才就谈不上先进的融资理念，文化企业融资离不开融资方面的人才。文化企业经营者视野不开阔，在经营活动过程中需求资金时首先想到的是银行借贷，其他方式融资由于融资知识缺乏无法实现。现阶段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大多数涌向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文化企业亟需融资人才的加入，为文化企业融资发展建言献策，运用先进融资知识和理念，开发多种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指导文化企业融资发展。在文化企业中，拥有专业融资团队的文化企业只占19.2％，6％的文化企业通过聘请专业融资团队进行融资，其他文化企业内部没有专业的融资团队，文化企业对融资渠道及程序的陌生严重影响了其融资的成效。

(三)融资成本高、风险大

调查显示，10％的文化企业期望将融资的成本控制在融资额1％以内，45.8％的文化企业期望将融资成本控制在融资额5％以内，30％的文化企业期望将融资成本控制在融资额10％以内，10％的文化企业期望将融资成本控制融资额的15％，仅有4.2％的文化企业可以接受融资的成本占融资额的15％以上，也就是说超过75％的文化企业希望将融资成本控制在10％以内。但实际融资成本大多在10％以上，且附加一些苛刻的条件，文化企业融资成本普遍较高。

目前，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在执行国家信贷政策中，对贷款人要求较高，一律按照国有大中型企业授信的标准执行。利率一般按基准利率上浮20％－30％。在抵押物方面，多数国有商业银行只愿做不动产，即土地、房屋等。但大多数文化企业都属于轻资产，寻求担保加重了其融资成本。以武汉天鹰动漫发展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处于成长阶段，没有属于自己产权的土地、房屋等有形资产，只有寻求担保。各种评估、公证费用通常都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20％－30％。在动产抵押中，银行由于自身利益的缘故，对抵押人的抵押物价值大打折扣。在动产抵押方

面，银行将原来普遍实行的押2贷1，变成押3贷1，甚至变成押10贷1，这大大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和风险。

(四)私募股权融资不发达

私募股权融资是国外文化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私募股权基金融资周期一般为5―7年，比较符合文化企业投资周期、投资回报相对较长的特点。在美国，私募股权基金交易量占GDP的3.2％，而在我国私募股权基金交易量还不到GDP的0.1％，可见，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上涨空间比较大。文化企业的发展需要私募股权资金的支持，但现阶段我国在私募股权基金方面法律不健全，私募股权机构管理不完善，缺乏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方面高级人才，退出渠道不畅通，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产品成果评估等方面没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我国发展私募股权市场在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国外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不断成立，这对文化企业来说算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他们在文化产业方面所投入的资金与文化企业所需求的资金还有较大差距。

(五)文化企业“轻资产”抵押难，融资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

文化企业多为无形资产，文化企业在融资时，资金供给方因为风险普遍要求资产抵押，文化企业的特点及其本身资产结构决定了文化企业难以提供有限的有形资产作为抵押，况且文化企业成立时都是自有资金起步，很少有资产抵押较高的物品，资产抵押物变现能力差，资产抵押率低等因素造成文化企业难以从资金供给方获得贷款。有的文化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但是这种无形资产怎样评估，还需有专门机构进行测算，申请贷款时间长，成本高，都是导致文化企业资产抵押困难的因素。以湖北远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例，2010年，该公司急需融资1300万元开发一个原创动漫项目。该公司自身投资300万，通过友人企业的短期拆解筹集300万，但面临的缺口仍高达700万。为解决公司发展原创动漫项目的资金缺口问题，2010年7月该公司首先同汉口银行、华夏银行等几家银行接洽，商谈贷款事宜。银行方面虽承认国家在对文化创意企业的贷款上有贴息、免税等优惠政策，他们也愿意贷款给文化创意企业，但要求企业能提供相应价值的有形资产做抵押，如房、车、设备等。而该公司刚迁来武汉，在武汉并无房、车，且设备价值也并不高，故而银行最终以无物质抵押品的理由拒绝放贷。银行贷款无果后，该公司又试图采取另一融资渠道――向担保公司借贷，但是担保公司在审核其申请材料后，仍以无物质抵押品的理由拒绝放贷。最终该公司只能以自身设备(主要是电脑等办公设备)向邮政储蓄银行申请到10万元的小额贷款，但这笔贷款对于其急需的资金缺口而言仍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

文化企业要获得贷款，必须有专业担保机构对其担保，融资担保是保证债务履行和债权实现、承担债务履行和债权实现过程中风险的金融业务。商业性融资担保特点有商业信用为主体、市场化运作、担保费用高、担保机构自负盈亏、被担保企业融资成本高等；政策性融资担保特点有不完全市场化运作、由政府信用背景、担保费用不高、扶弱不扶强、由外部风险补偿机制等。它是一项有着高风险、收益以及风险不对称的金融业务，文化企业融资难，就是融资供求关系上的不对称造成的。而且文化企业普遍缺少有形资产作担保，版权又难以质押，无法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因而造成企业规模偏小，难以做大做强，不利于形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文化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目前，文化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中小金融机构对文化企业的支持力度都不够，是导致文化企业融资困难的普遍现象。我国现在成立了很多信用担保机构，但是由于信用担保机构不能够按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出于对风险的控制和资金运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商业性担保、互担保以及信用担保分工不合理，文化企业取得信用担保门槛过高，很难满足中小文化企业融资担保需求。

(六)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品种单一

尽管现在我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品种不断增多，但是针对文化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品种单一，主要还是以银行借贷为主，缺乏专门针对文化企业融资、财务、经营管理等一系列金融咨询服务。而且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大型文化企业融资方式主要是银行贷款，很少利用其他融资形式的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而中小文化企业大多数资金来源是内源融资及民间融资，很少能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即使有少量中小文化企业获得贷款，也多为短期、高息贷款，与文化企业投资周期相对较长的特征不相符合。

(七)中小文化企业发行债券及上市融资困难

发行债券是企业从资本市场上直接融入资金的另一条重要途径。然而，由于调整我国债券发行关系的法律、法规在规则设计上存在一些缺陷，致使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筹集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我国《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规定的投资主体排除了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众多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小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的可能性，而《公司法》则以所有制为标准，将基本上属于中小企业的全部民营企业统统排除在债券发行主体之外。还规定了比较苛刻的发行债券的条件，这就使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中小文化企业也面临着直接发行债券融资难的问题。

我国《公司法》规定的企业上市条件很高，中小文化企业想在主板上市几乎不可能，在我国虽然创业板市场已经建立，但是其上市条件依然苛刻，多数中小文化企业还是难以在创业板市场上市融资，只有符合以下条件的文化企业才可以在创业板市场上市融资，条件如下：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有形资产80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后，总股本不少于2000万元，公司发行股份达到公司股份的25％以上，发行股东人数至少达到300人，在申请股票发行的审计基准日，资产负债率是否不高于70％；不要求有较高的盈利状况，但应至少具备2年以上的经营记录，并能充分反映其高增长性；主营业务必须占其销售收入的70％以上；主营业务的销售收入、利润递增额要求在30％以上等。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创业板市场条件相对主板市场上市条件较低，营业记录必须显示公司有两年的“活跃业务记录”；不设置盈利要求；股票于上市时至少必须达到3000万港元且须占已发行股本的20％－25％；最低市值在上市时不得少于4600万港元。中小文化企业很少能够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而且上市条件与程序要求较高，大多数中小文化企业还是采用传统融资方式，很少采用上市融资。

三、当前中国文化企业融资问题成因分析

文化企业融资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把握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才能为融资政策设计创立条件。本文主要从文化产业属性

及企业自身层面、金融机构层面、金融服务层面以及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层面加以分析。

(一)文化产业属性及企业管理层面

从文化产业属性上看，一是文化产业项目盈利能力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较大。比如，有些动漫制作类和演出类项目，其设计的故事、人物形象等能否赢得市场认可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项目能否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的判断；二是文化活动社会影响大，相关环节多，风险较大，影响金融机构的判断。从中国人保财险近年来开展文化产业保险的尝试来看，出现损失的频率和损失的程度都比较严重，需要支付较高保险费。而文化产业经营利润有限，在保险需求和保费支付能力之间存在较大缺口；三是文化活动专业性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隐患。如在非典时期，北京数百场大型演出活动被迫取消或延迟，导致众多演出商的前期投入的巨额广告费用血本无归。不过其中也有例外，主办“滚石”北京演唱会的北京时代新纪元公司就躲过了这一劫，因为他们事先投保了“偶发事件保险”，而从保险公司获得了250万元的保险理赔款，而从投保到演出取消只有12天的时间，这样就很难确定演出取消的计划或想法是不是在投保之前已经产生了；四是一些文化产业项目的投资规模没有行业参考标准，不同类型项目差异也较大，因此银行在研判项目投资金额合理性时难度较大。

从文化企业自身层面上看，一是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文化企业经营历史不长，规模小，内部管理制度尤其是财务管理不善，大多缺乏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往往企业所有人决定一切，这种状况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般难以评价其资信，在考虑风险的情况下，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金融机构自然不愿意对这类企业放贷；二是个体中小企业资金需求不大，金融机构放贷成本较高，在资本逐利驱使下，金融机构不愿意分配过多资源给文化企业，致使文化企业融资困难；三是多数文化企业对资本市场认识不足，我国文化企业大都是从事文化艺术的人来经营管理，缺少投融资艺术和能力，大多数文化企业不熟悉金融市场，除了贷款融资之外，甚至不知道风险投资、产权交易、上市融资等其他融资方式，同时专门的人才也非常缺乏，也影响了文化企业投融资决策。

(二)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普遍陌生，金融工具创新动力不足

长期以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投融资模式：有形资产抵押加上资质评价。一些商业银行信贷程序较为复杂，主要还是指银行的授权授信制度，其特点是集中信贷审批权，资金向大中城市汇集，有效控制了信贷风险；贷款向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倾斜；建立了综合信用评级制度，增强授信工作的科学性；完善信贷决策机制，并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了“绿色通道”，区别对待“好企业”和“坏企业”等。这种模式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也较好满足了金融机构自身风险规避的需求。但作为文化产业市场主体的文化企业大多以“创意”起家，缺乏有形资产，而金融机构对“创意”这种无形资产的认定存在着较大的疑虑，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理应选择自己熟悉的领域投资了。

其次，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对文化企业业务不熟悉，影响了文化产业的信贷效率和效益。文化产业属于新兴产业，发展时间不长，大多数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对文化产业属性并不了解。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债抵押贷款危机以来，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意识越来越强，中国人民银行也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贷款加强了考核的力度，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的意识进一步抑制了对文化企业的贷款。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的意识主要表现在实行信贷授权授信制度和贷款负责人激励制度两个方面，前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基层银行的贷款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贷款权上收，基层银行缺乏贷款权，而基层银行虽然对其范围内文化企业的状况了解，但是无款可贷，贷款权都被集中到省市级的商业银行手中，加上基层银行申请贷款权的程序复杂，使得部分文化企业贷款困难；后者主要是指贷款负责人为规避风险不愿意向风险较高的文化企业发放贷款，因为贷款能否收回与贷款负责人的工资、奖金、职位晋升以及福利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贷款负责人受到这种激励，是不会将贷款贷给风险高的文化企业的，这也是文化企业获得贷款难的一个直接原因。

再次，金融机构针对文化产业的服务创新不够，仅仅提供一般的担保、有形资产抵押等传统信贷业务，缺乏专门针对文化产业、文化企业和文化项目的信贷管理办法和金融产品，如针对版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的金融产品控制的要求，而在其他合作方式中又面临无形资产难以估价和入股困境。

最后，金融机构创新文化产业金融工具动力不足。当前，国家收紧银根，新一轮调控正在进行，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上调，金融机构资本使用的机会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也就失去了专门针对文化产业的金融工具创新的动力，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针对文化企业设计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不足。

(三)文化企业金融服务平台不完善

从操作上看，文化企业“轻资产”的状况在财务报表上无法明确反映，资产负债表不直接反映品牌、客户资源与受众的价值，资产负债表承认硬件不承认软件，致使文化企业可向银行提供的担保资源不足。目前，尚未达成行业共识的版权资产价值评估体系，包括理论、工具和模型等，尚未形成版权等无形资产交易市场，难以确定文化产品含有的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为银行科学设定版权质押率、确定版权质押额度设置了障碍，文化企业也因此无法以其拥有的无形资产向银行申请抵(质)押贷款。

从信用上看，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是创意，创意直接凝结在文化产品与服务之中，这种精神产品没有明确的外在标识，在企业诚信状况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评价企业产品合理授权、侵权状况等成本较高，使得金融机构将文化企业资信实力定在较低水平，导致其很难从第三方获取贷款担保。

从法律上看，《物权法》与《质押合同登记办法》在表述上还存存差异，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抵押物可以重复抵押，以期获得更多的信贷利益，而且可以实行浮动抵押，即企业可将预期的产品进行抵押。这与质押合同的相关表述存在区别，处于强势地位的金融机构往往在动产抵押中，对抵押人的抵押物价值大打折扣，致使双方交易难以达成。

从交易上看，对比版权价值评估体系，版权的交易市场、交易价格也非常重要，如果质押的版权卖不出去等于没用，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版权交易市场尚不活跃，版权交易渠道或交易体制尚未与市场对接。

(四)信息不对称所致的道德风险阻碍了金融机构与文化企业交易

文化企业有形资产较少，金融机构与其合作必然要求较高的信用水平，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道德风险，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成因还可以从文化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进行研究。

由于文化企业与银行存在信息不对称，文化企业在银行融资过程中占有信息的优势，文化企业在申请

贷款以后，银行有贷款和不贷款的决定权，银行在实行贷款以后企业有还款和不还款的决定权，因此就产生了道德风险。当然，如果文化企业不还款，银行可以追究，但是由于追究成本太大，银行可能放弃追究。如此，文化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博弈是一个动态博弈。

文化企业银行融资博弈模型假：①金融市场中只有一家银行和一家文化企业，且两者都是“经济人”；②两者都是风险规避者，文化企业得到贷款以后有两种策略，按期偿还和不按期偿还(文化企业一般不会逃废贷款，在这里假设银行贷款风险只是逾期风险)，如果文化企业违约，银行针对文化企业也有两种策略，容忍和追究(这里追究主要指银行以法律手段进行追缴贷款)，由于两者都是风险规避者，两者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自己的策略；③银行贷款额为s，银行预期贷款收益为r，银行吸取存款s时需支付成本n；文化企业投入贷款s以后收益为q，申请贷款成本为c，并且支付利息为t(这里笔者假设利息在还款时支付)；当文化企业违约后，银行的追究成本为T(x)，这里x指贷款抵押物；而且文化企业违约之后无论银行是否追缴贷款，文化企业都会受到信用损失M，这里假设信用损失M是一个一个增函数，也即信用体系越健全，M就越大；最后当银行追缴成功之后文化企业接受惩罚b。

由上述动态模型可以看出：

1　如果文化企业不去申请贷款，那么文化企业和银行得到的收益为0，其支付函数为(0，0)。

2　如果文化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而银行处于风险的考虑、政策对银行的约束等原因，银行此时“惜贷”，则银行的收益为0，而文化企业在申请贷款时支付成本为c，此时的支付函数为(0，－c)。

3　假如文化企业申请贷款成功，而且文化企业成功运用贷款获得收益并且还贷，此时银行和文化企业的支付函数为(r－n，q－t－c)。

4　假如文化企业获得贷款由于经营不善或发生财务问题等原因不能够按时按合约规定还贷，文化企业信用受到损失M，银行采取容忍策略不予以追究的情况下，此时银行和文化企业的支付函数为(－(S+n+t)，S+q－c－M)。

5　假如文化企业获得贷款由于经营不善或发生财务问题等原因不能够按时按合约规定还贷，银行采取追究策略，如果追究成功，此时银行要付出追究成本T(x)，文化企业不仅受到信用损失M，还要支付惩罚b，此时银行和文化企业的支付函数为(r－T(x)－n+b，q－t－c－b－M)。

6　假如文化企业获得贷款由于经营不善或发生财务问题等原因不能够按时按合约规定还贷，银行采取追究策略，但是追究未成功，银行不仅要损失贷款s，还要损失既得利益r、追究成本T(x)以及吸取存款时成本n，此时银行和大型文化企业的支付函数为(－(S+n+T(x)+r)，S+q－c－M)。

在此博弈中，笔者将博弈分为四个阶段，从上面的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银行和文化企业之间的博弈属于一个有限的动态博弈，整个博弈中包含四个决策结，三个子博弈，在最后一阶段，银行选择是否追究的策略是一个单方博弈，而在第三阶段文化企业是否违约策略与银行是否追究策略构成一个双方博弈，一般情况下是采用逆向归纳法来解决这种含有子博弈的动态博弈问题，以实现纳什均衡解。

在讨论之前，假设文化企业违约，银行采取追究策略成功的概率为P，追究不成功的概率为1－P。

由于文化企业产品风险加大，银行对无形资产评估水平还未达到一定水平，加上信用担保体系和融资的法律体系不完善等众多因素影响，银行追究贷款的成本相对来说也就比较大，而且追究成功率较小，主要是因为文化企业一旦不被市场接受，其将面临破产的风险，虽然这类企业违约企业信用损失M较大，但对于濒临破产的文化企业来说也就顾不上信用损失了。

在博弈的第四阶段，当文化企业违约时，银行如果选择追究文化企业的责任，其收益为P[r－T(x)－n+b]+(1－P)[－(S+n+T(x)+r)]，假如当P趋近于0时，而且追究成本T(x)较大，P[r－T(x)－n+b]+(1－P)[－(S+n+T(x)+r)]>－(S+n)成立时，理性的银行会容忍态度不追究，以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

在博弈的第三阶段，文化企业在选择是否违约的策略时，理性的文化企业考虑到采取违约时银行可能采取容忍策略，比较违约前后的收益与违约前收益，违约后银行采取容忍策略时文化企业收益为(S+q－c－M)，由于M的损失对企业相对来说不是很大，所以(S+q－c－M)>(q－t－c)，此时的文化企业会选择违约，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

在博弈第二阶段，假如银行对文化企业做出一系列评估后，知道文化企业一定会违约，而且本息无法追回(因为企业的信用丧失以及无形资产不容易变卖等因素)，理性的银行会考虑将这笔贷款s投放到其他较为安全的地方，如购买金融产品以获得保守的收益，以实现银行本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不再将贷款贷给风险较大的文化企业，这也就是目前文化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博弈解释，从而造成文化企业融资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