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的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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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垃圾；经济效益

农村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场所，是农民实现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基地，伴随着经济迅猛增长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生活垃圾污染开始侵蚀农村，农村生态环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发掘农村生活垃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探讨相应的治理对策，将有助于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村容整洁目标的顺利达成与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为子孙后代的发展预留极大的空间。江西南昌市湾里区长年来乡村环境脏乱，影响外界对这个以旅游休闲为主业的山地县区的印象。

1.湾里区垃圾的来源

南昌市湾里区为开发区垃圾主要来源为工业垃圾，以及农业垃圾和生活垃圾等。

1.1 工业垃圾

南昌市湾里区近几年高速发展，导致原农村慢慢的向城乡结合部发展，使得建筑不断的增多，随着建筑的增加导致产生的建筑垃圾（塑料、石灰、砖块、包装袋等）无处合理处理。

1.2 农业垃圾

南昌市湾里区是以农业为主，所以每当收获的季节就会产生大量的秸秆，以及果园的的残留物，甚至包括农药袋和农药瓶。再加上就是家禽和家畜的排泄物等。

1.3 生活垃圾

南昌市湾里区的生活条件教过去三十年有较大的变化，家家变得富裕，生活垃圾的种类也多了，生活垃圾的成分主要是厨房废弃物（废菜、煤灰、蛋壳、废弃的食品等）以及废塑料、废纸、碎玻璃、碎陶瓷、废纤维、废金属、废电池及其废弃的生活用品等，组成十分复杂。生活垃圾一般可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目前常用的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综合利用、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可回收垃圾包括纸类、金属、塑料、玻璃等，通过综合处理回收利用，可以减少污染，节省资源。如每回收1吨废纸可造好纸850公斤，节省木材300公斤，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每回收1吨塑料饮料瓶可获得0.7吨二级原料；每回收1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比用矿石冶炼节约成本47%，减少空气污染75%，减少97%的水污染和固体废物。厨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等食品类废物，经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料。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等，这些垃圾需要特殊安全处理。其他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采取卫生填埋可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及空气的污染。

2.南昌市湾里区农村垃圾处理方式

2.1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传统模式

传统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中，生活垃圾被随意抛弃、露天堆放，有的甚至被堆放于河道两旁，形成了垃圾绕村围河的现象。生活垃圾的任意露天堆放，任雨水冲淋，形成了大面积的面源污染，也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垃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以及在堆放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被雨水冲刷后，混合流入农村居民的。地表饮用水源，是对农村居民饮用水健康的极大威胁。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不少农村己经意识到生活垃圾的危害性，为了达到“村容整洁、环境卫生”的目标，对堆积于村内的生活垃圾进行了清理，清理出村的垃圾进行了填埋、焚烧等处理，但仍有部分尚未处理，仅是将污染进行了地点转移，没有做到垃圾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而焚烧和填埋也只是露天焚烧、简易填埋，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不仅污染了大气和土壤，也为以后的环境健康埋下了隐患。

2.2 垃圾收集池式集中清运处理模式

这种方式相对于模式一，在村中建造了若干水泥式垃圾收集池，每个收集池辐射服务周围的约十几户农村居民，每户将自家生活垃圾混合收集后投放于垃圾收集池中，然后每户轮流派人定期派人将池中垃圾清运到远离村庄的垃圾集中处理点，进行填埋或焚烧。

3.农村垃圾处理的经济效益分析

我国农村面积较城市而言是其9倍之多，农村人口也占有总人口的70%，所以农村垃圾处理的合理性有必要的作用，也是我国的根基所在。

3.1 农村垃圾处理的经济效益分析之COD的分析

农村垃圾的多数处理都是被扔到附近河里，，导致垃圾随着水流到下游导致水污染的严重性，其中以云、贵、川、湘、鄂为主，污染尤其严重，汛期时被水带至地表，使得地表水被污染的极其厉害，导致需要加大力度处理被污染的水资源，导致地方财政的支出扩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3.2 农村垃圾处理的经济效益分析之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社会和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为缓解世界范围的资源、能源短缺、建立良性发展模式提供了思路，因而获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2006年废旧物资（垃圾）回用，已占世界主要工业原料的40%，产值超过2500亿美元，并以每年15%-16%的速度递增，由此可见，废旧资源回收利用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我国农村垃圾产生量大，可回收利用资源多，垃圾管理和处理都处于起步阶段，推行循环经济的潜力巨大。

4.结语

总之，农村垃圾处理的经济效益状况取决于当地垃圾处理的合理方式，需要带来正的效益就需要以恰当的方式来处理垃圾，以南昌市湾里区为例的调查研究就可以合理的体现出这一点。

参考文献：

[1]陈瑞生.城市生活垃圾现状与管理对策[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22）.

[2]詹亚平.突破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的瓶颈[J].农业工作透视，2007（7）.

[3]李颖.农村生活垃圾收运模式设计——以北京市菩萨鹿村为例[J].农业环境与发展，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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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农经济；官文化；传统文化

一、小农经济的产生

刘永佶教授在《官文化批判》一书中指出“官文化的力量来自民众的不觉悟，来自民众对它的认可与适应，即形成了普遍的小农意识。这是官文化统治的结果，也是继续统治的条件。”中国封建社会是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奴隶社会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的土地全部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描述的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遭到了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土地私有制度的产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制。同时也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出现，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从而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的形式剥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个体农民。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和依附于地主阶级的佃农两种人物构成。但无论是哪一种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既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影响，也是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在变法中都是以国家名义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

这种建立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使个体农户具有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是如此。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官文化作为两千余年来的集权官僚的统治文化，其作用包括巩固集权官僚制，协调官僚地主阶级内部关系，还有就是控制其统治对象的意识和行为，同时这也是巩固集权官僚制的重要方面。小农经济便是中国在集权官僚体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其“小”，是从生产单位和生产方式而言，它是以“家”为单位，以个人体力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农”则是所从事的职业，或者说是主要的谋生手段。自秦汉以来，中国在农业上是相当发达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力都领先于世界，而其根据就在于当时的集权官僚体制影响下，土地分散且地少人多，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成为了农民的重要生产方式。

二、小农经济的特点

小农经济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类型，以个体为单位，以精耕细作、男耕女织为方式，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的目的。因此其特点包括有分散性、封闭性、自给自足性等。分散性是指它以独立的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封闭性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性指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己家庭的各项生活需要。在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就是小农经济占主导，现在在偏远的农村，也存在有这样的经济现象。

在小农经济下，农民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农民经营规模很小，他们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为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压迫与剥削下，农民承担了沉重的徭役，小农经济变得十分脆弱，每遇旱涝瘟疫，多数农民家庭就会失去土地或者破产流亡，陷入贫困的境地。从此可以得出小农经济的弊端：农民经营规模小，缺乏必要的积累和储备能力；自给自足，生产经营模式老旧，技术难以突破固有模式，难以得到革新；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薄弱。

三、小农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并且流传下来的，由思想家提炼出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等精神成果的综合。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业自然经济其延续力最为持久，悠久昌盛的中国文化正是创造、繁衍、植根于这一经济土壤之上的，在历经数千年的文化变迁中，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中国文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特征，以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为基础，强调仁义礼智信等伦理思想。

（一）从思维方式来看，农业经济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干，它的最显著特点是“靠天吃饭”。农业生产对天地自然的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适宜的光热、降水量以及土壤、环境是农业耕作的必备条件，对自然及土地的依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活动空间相对狭小，交流、交往较多的局限于以血缘和姻亲为纽带的关系之间，重“和”、重“仁”的人际交往准则，培养了人们的“中庸”性格，养成农人注重实际的认识原则，中国古代圣贤一向倡导君子“务实”，久而久之，形成了中国人朴实无华，立身行事，讲究脚踏实地，实实在在，鄙视华而不实的做派，这些都表现了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注重实际的优秀一面，同时也由于对于自然的依赖，培养了中国人安于天命的性格，即“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则表现出对平安、宁静的生活的向往。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说，小农意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也是社会得以稳国的基础。在各种条件的约束下，农民既勤奋耕作，又安于天命，总是在不抵抗的自然环境中，循环往复的耕耘着，生活封闭而又单调。

（二）从国民品行来看，我国人民性格中最明显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轻人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农业是靠天吃饭，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注重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人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的思想，导致中国人民形成了自强不息、宽厚包容的心理品格和道德原则。《周易》中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方面，要求自己具有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对待他人，对待他物，又要有宽厚包容的精神。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虽经历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而能屹立于世界东方，并不断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精神支柱。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不敢为天下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下场最难看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中国农民稳重实在的一面，也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小农思想中，能精心伺候那一亩三分地，是极大的美德。但是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从而导致中国人不计划时间，不重视效率。小农与官僚是一把利剑的两面，相互对立存在。小农的理想是温饱问题，那么民主与自由，就永远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我国根深蒂固。

（三）从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来看，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经济状况要求有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主要特点在于其血缘宗法制度。血缘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自然的结合方式，中国的社会组织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父子、夫妇、君臣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中枢则由部族、宗族向家族下移，政治与伦理的承担单位在逐渐地缩小，对小农家庭作为经济与社会基础的功能不断强化，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辐射力在不断增大，以族立国阶段的小农社会已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秦国在与六国竞逐中脱颖而出，更是较好地利用了小农经济与社会基础；汉代的奠基更是强化了面向小农的无为而治；北魏以租庸调制对在汉末乱世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变换的政权所破坏的小农社会进行了修复，为隋唐大帝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一直到近代帝国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入侵和干预之前，尽管代有损益，中国社会与文化在本质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农这个根基。另一方面，这种国、家、个人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使每一个人都将自身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每个人的修养最终都落脚到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精神。

小农经济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至今，的确存在有一些丧失掉其合理性的部分，而面对外来多元文化的冲击，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注入时代精神，让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1]刘永佶.官文化批判[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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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奴隶制经济；小农经济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1

一、引言

文化纬度是所有涉及到跨文化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性概念。文化纬度理论最早是由荷兰学者Hofstede建立并提出的。近四十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大量以Hofstede文化纬度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范围涵盖社会学、组织行为学、跨文化交际、经济增长等领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是重要的文化维度，但到目前为止，对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纬度产生的原因的研究却很少见。为什么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衍化出了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本文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分析。

二、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

人总是要依靠别人的支持，单独一个人根本无法生活。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概率很小。所以，无论东方、西方，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必然的选择。

在儒教文化圈内，中国自周开始废除了奴隶制后逐渐形成了以血缘、地缘等各种关系为基础，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和以自耕农、佃农为主的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制度，并建立了“孝道”的制度安排，同时为了保障该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得以实现、深化、和扩展又建立起了刚性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文化纬度极大地适应了农业社会生产技术水平低，和劳动、土地的边际生产率递增的经济规律，从而带来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的农业社会超越西方的物质文明。在东方的中国，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到1820年，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三、个人主义的经济基础

与儒教文化圈不同，早期基督教文化圈形成的并不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集体主义制度设计，而是走上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庄园经济的制度设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个人主义传统的基本思想雏形。

至少从经济发展方面讲，西方社会古代文明的制高点出现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的罗马统治时期。战争对于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的罗马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生产方式。战争在给罗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给罗马人带来了廉价的人力资源。从人口结构上来看，从公元前225年到公元前43年，在意大利的自由人人数从440万人增加到450万人，增长了2.3%；而同期奴隶人数从60万增加到300万人，增长了400%。

之所以走上了与东方的小农经济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是由于伴随着罗马统治范围的扩张，奴隶制下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帝国的繁荣。当然这种繁荣为罗马公民（不包括奴隶在内）建立个人主义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物质保障。亚里斯多德认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是由生物学决定的，奴隶应该为主人劳动，使主人衣食无忧，有更多的闲暇发展文明的各种艺术，这是宇宙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奴隶制社会的经济繁荣又激励着罗马帝国继续不断的扩张，这样一来，罗马社会的奴隶制经济基础没有像中国在周代商之后慢慢消亡，并以小农经济取而代之，反而逐渐被强化为罗马帝国牢不可破的经济保障。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罗马公民的主导思想。

由于受到罗马流传下来的公民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自由民的劳动生产在道德上是被鄙视的，再加上君主、与君主实力相当的贵族和教会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得基督教文化圈内业已由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庞大生产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经济与儒家文化圈的小农经济比较起来，其发展水平则相形见绌了。经济基础和个人主义思想以及上层建筑的不匹配导致了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儒教文化圈。

一方面新大陆的殖民地的建立带来了久违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殖民者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个人的经济安全得到保障后得以继续和传播。可以说没有殖民地经济基础也就没有基督教国家的后来居上和由罗马帝国开始的个人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而真正的绝非仅保留于非奴隶的公民范围之内一般化的个人主义精神也只有到了奴隶制的废除和殖民地的独立，以及人们基于市场的信任，产业竞争力取代了武力的时代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各国对于殖民地经济基础的可靠性的坚持结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制度为保障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效率的竞争。法治化、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为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四、结语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集体主义是我们共同的起点。但在此之后，东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价值体系。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对内政体下的家族、血缘为根本的小农经济；它的自给自足式经济特点带来了自我封闭的可能，对外的殖民扩张因此也就没有了动机。而个体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农业时代是奴隶制的庄园经济，前工业化时代基督教文化圈对外殖民扩张的思想基础仍旧是罗马帝国时代就早已有之的奴隶制。而在工业时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就变成了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经济。此时的个人主义已经一般化了，并且成为了自由、民主的基石。

纵观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中国会演变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整套机制安排。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动摇，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化圈一定会取得与历史上同样令人敬佩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M].2009.

[2]韦伯.儒教中国政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和行会[M].韦伯文集：文明的历史脚步[M].上海三联书店，1997.

作者简介：杜 纯（1996-），女，内蒙古赤峰人，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国贸系2013级本科生。

黄平林（1994-），男，河北沧州人，大连民族大学国际商学院国贸系2013级本科生。

刘 岩（1977-），男，大连民族大学讲师，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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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农村小学；教学管理；困境；措施；探讨

在素质教育的新形势下，教育管理要求不断地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提高，希望缩小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距离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这一切给农村小学教育管理提供了非常宽广的发展空间。然而农村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教师构成不合理、缺乏高学历的教师，教师团队不专业，教育也相对落后。农村小学教育管理现状不容乐观，提高农村小学教学管理水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农村小学教学管理出现的困境

（一）教学指导趋向形式主义。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教师的教学方式影响着教学的成果。现阶段，农村小学教师的备课缺乏实效性，很多老师准备工作敷衍，备课就是旧教案的搬抄，教学缺乏创新意识，教学资源的能动性也无法充分的开发，教案设计的创造性优化亦难以落实。其次，由于农村条件落后，教育模式和理念无法紧随潮流，教师的教育还停留在“填鸭教育”的模式上，一问一答的机械教育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严重阻碍农村小学教育水平的提高。

（二）管理缺乏创新，过分依赖制度。管理者对管理制度过于依赖，教师的发展被忽视。现阶段，农村小学教育管理中存在一部分学校管理者盲目推行管理制度，没有对制度全面的剖析解读，也不理会管理制度是否契合自身管理发展的要求，只依靠自身的职权将管理制度推入教育管理工作中，忽视教师的教学主体地位，教师没有受到该有的尊崇，教学方面的主观能动性也被扼杀。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学校和教师之间就容易出现管理层面的“短缺”，教师与学校被放置在了“对立”的立场上，教学管理的实效性难以发挥，教师教育革新的意识也被逐渐淡化。

（三）缺乏专业化的教师管理。缺乏专业化的教师管理主要表现为如下四点：第一，备课敷衍，教学资源没有实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第二，课堂教育枯燥。教师与学生的有效沟通难以落实，互动少，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估难以发挥实效。第三，课后作业的布置没有层次性，重点不明，作业无法反映教育的实践、探索和拓展目标。第四，教师缺乏专业性，教育水平低，很多教师的自身素质不高，导致农村整体教学水平低下，教学管理指导性难以落实。

二、加强农村小学教学管理的相关措施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个性化管理理念。人本管理不仅仅是制度、行为、任务，而是一种思想，一种价值观，一种方法论。人本管理是指在教育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合理的应用人本思想，实现现代教育的目的，落实师生共同发展的根本要求。在农村发展“以人为本”的个性化管理理念时，需要注意师生个性观的重点培养，从师生的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出发，对师生进行有效的管理。对教师的管理需要照顾其兴趣爱好，通过有效的沟通了解其心理，增加教育管理者与教师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促进教育者能更好的落实教育工作。对学生的管理需要从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的角度出发，建立平等的交流关系，站在朋友的角度上对其进行管理，尊重学生，确保学生在快乐中完成学习的相关任务。

（二）规范教学管理制度，构建新型教学管理模式。首先，注重农村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教师队伍进行合理的管理。在农村小学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全面落实制度管理，施行“依法治教”，帮助教师管理全面落实规范化和法制化。其次，建立良好的教学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优秀人员的榜样力量，强化教师的聘任条件，使聘任的程序和方法更加的规范，明确教师的职责、权利，对考核措施进行明确的规定，凡是做到“有章可循和有据可依”；对违纪行为严厉惩处，帮助教职人员树立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全面提高教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最后，从备课、讲课、批改、辅导、考核、评价的角度出发，严格要求教师，使之回归教学教育的重点，全面提高备课、上课、辅导的实效性；强化教师的理性认识，激发教师的探索精神，优化课堂教学模式。

（三）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工作。教师的水平决定着教学的质量，教师在教育改革、社会发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现阶段，农村小学教师普遍存在综合素质不高的情况，学校在进行教学管理的过程中一定要对这一现象进行重点的考虑，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更是应该被设置成教学管理的核心内容。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工作需要做到如下几点：首先，加强教师的再教育，鼓励教师获取更高层次的文凭，为教师提供提高自身综合能力的条件；其次，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对教师团队“依法管理”，提高教师的积极性，继而发挥教师的创新意识；最后，加强管理阶层与教师的有效沟通，促使教师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整合校内有限资源，充分发挥教研组集体备课的功能与效用。

教育和人才是提升国家文化核心竞争力的最主要的两个因素。素质教育给我国农村小学教学发展和教学管理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虽然现阶段农村小学教学管理仍存在诸多的问题，但是通过相关策略的有效落实，相信一定能够有效的提高教育实效性，增加我国农村教育管理的综合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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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篇6

关键词：农村经济；金融约束；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4）-05-09-1

0引言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经济发展也趋于稳定健康发展的状态，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实效，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生活幸福指数也有所提高。但是，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农村金融约束就是其中之一。笔者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金融约束的原因。

1金融约束

金融约束就是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金融约束政策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其隐含的前提是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金融业，或者说政府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金融约束理论的核心内容：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压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金融政策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甚至对直接竞争加以管制，以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并通过租金机会的创造，调动金融企业、生产企业和居民等各个部门的生产、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政府在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为银行体系创造条件鼓励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进行储蓄动员，从而促进金融深化。

2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金融约束的原因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约束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属于二元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约束性；二是金融机构需要把信贷作为一种基础，在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供给补充的作用；三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采用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与现代的金融资本不匹配。

2.1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属于二元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约束性

一方面，在农村正规的金融机构很难正常运转。例如，如果农民的贷款用于消费，则增大了还款的风险。另一方面，非金融机构在农村属于合理的机构，这种金融机构的特点在于只能维持很简单的经济生产，没有向现代化的农业注入大量的资本。非正规渠道取得的资本在一定条件不能有效地运行。同时，非正规资本的利息过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多非经济性的问题。所以农村金融结构体系的二元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约束性。

2.2金融机构需要把信贷作为一种基础，在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一种供给补充的作用

现在的金融体系本身属于资本供给的中心渠道，非正规的金融体系属于自发的状态。虽然我国已经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但是农村的储蓄资本转向投资，流入到城市中，削弱了农村经济增长需要资本，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我国的金融资本市场本身处于转型和相互融合的阶段，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从农村经济的发展角度出发，这种金融借贷资本的形式会造成农民很难支付还款，农村经济增长受到高资本低回报的影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3农村经济发展中采用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与现代的金融资本不匹配

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体系资本不完善，制约了获得资本的方式。同时，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支撑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转移非农业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是暂时地离开农村，他们对小农经济仍然存在一定的依赖，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农村土地上。农户的非农收入需要进行有效的补充，不能替代农业收入，缺少现代的资本支撑使小农经济的简单生产得到全面扩张。现在的商业金融机构很难为小农经济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

3结语

篇7

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的强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对其演变的轨迹则有不同的看法。魏晋封建论者认为战国秦汉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十分繁荣的商品货币经济时代，或交换经济时代，并强调这种商品经济是与奴隶制生产相联系的。汉魏之际的变化是从商品货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它成为封建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1] 我们认为，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尽管相当发达，但仍然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它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汉魏之际的变化是自然经济范畴内和封建制范畴内的变化。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的眼光不应停留在人口增长还是耗损，城市繁荣还是萧条，钱币通行还是废弃等现象上，还应该深入考察当时基本经济单位的经济构成及其变化。

一、 战国秦汉农民和地主的经济构成

战国秦汉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有农民，有地主，他们经营的内容和规模有很大的区别，但其经济构成基本上都是自然经济（主要指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经济（主要指商品性生产和商业活动）的结合。

战国秦汉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小农，这是史学界公认的。战国秦汉小农比之战国以前的小农，与市场发生较多的联系，按孟子的说法，他们“纷纷然与百工交易”（《孟子滕文公上》）E┟裥枰谑谐∩瞎郝蛞恍┧窃偕匦氲纳柿虾蜕钭柿希饕褪恰豆茏印匪档摹榜珩曛逐Α焙秃捍芳谐3L岬降摹盃琅V质场薄N耍┟癖匦胂蚴谐√峁┫嘤Φ纳唐罚谒堑募彝ゾ弥校丫艘徊糠治私换欢械纳煌保笔迸┮道投室烟岣叩健懊袷呈参逯取钡乃剑┟褚灿锌赡芟蛏缁崽峁┫嗟笔康氖S嗖贰T谡庵智榭鱿拢哟呵镎焦士迹鱿至肆街智八从械耐怀鱿窒螅阂皇桥寮小！豆茏?#8226;乘马》说“聚必有市”，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都是指的农村集市。二是商人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他们利用小农经济力量薄弱、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灾害各地交替频繁发生等特点所导致的地区间、年度间、季节间的丰歉不均、余缺不均，从事贱买贵卖活动。又因此有政府平籴政策的出台。小农经济的这种变化，为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最广阔的基础。不过，战国秦汉的小农经济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在总体上仍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耕织结合，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它一再为人们所称引和强调。《尉缭子治本》说：“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于］布帛，则民不困。”就是这种耕织结合的典型描述。商鞅变法规定“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第一次明确把耕织作为农民的本业。汉代皇帝的诏书多“农桑”并提，地方官吏也把耕织结合作为劝农的基本模式。不从事家庭纺织而买衣穿的农家是存在的，但不能夸大其数量[2] 。战国秦汉农民也有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的，不过并不多见。

战国秦汉的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不过按不同情况各有侧重，从而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记载比较具体的有大家熟知的西汉末年樊重的田庄。史称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是一个拥有“田土三百余顷”、“赀至巨万”的大地主，他的经营以“陂渠灌注”的大田农业为主，包括畜牧业、渔业、桑麻、果树、经济林木、手工业、商业等项目，还放高利贷。他虽然也从事货殖活动，但经营活动的立足点是自我满足各种需要，如“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以致能够做到“闭门成市”。[3] 这种类型，我们姑称之为“田庄型”。崔寔《四民月令》描述的地主田庄，也属于这种类型，但时代已经比较晚。这些记载反映的都是较大地主的情况，中小地主生产规模不会有这么大，经营项目也不会有这么多，但恐怕多数以自给性生产为主，可以划归这一类型。另一些地主从事大规模商品生产。如《西京杂记》卷四载陈广汉资业：有米二囷，分别为七百四十九石和六百九十七石；有诸蔗二十五区，可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鸱三十七亩，可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另有羊豕鹅鸭、果蓏肴蔌无算。这些产品应该主要是为出卖赢利而生产的，但从产品种类的繁多并以粮食为大宗看，其中必然包含了自给性生产，或者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这种类型，我们姑称之为“货殖型”。《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不少以“千亩”、“千石”、“千足”计算单位的大规模商品性农牧林渔生产项目，其经营者应该就是“货殖型”的地主。不过这是为了计算“富比王侯” 收入可“与千户侯等”的假设数字，并不能认为它是普遍存在的形态，也不能认为都是纯粹专业化的商品经营。其实，即使是《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大商人和工商业家，也不是经营单一的项目，而是同时经营多种项目，并往往多兼营农业。如春秋战国之际著名商人范蠡，在辅越灭吴后至齐，“耕于海隅，苦身戮力，父子治产”，“致产数十万”。后至陶，“要约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訾累巨万”（《史记越世家》）。故《盐铁论水旱》云：“陶朱为生，本末异径，一家数事，而治生之道乃备。”又如入汉以后“以铁冶为业”的宛孔氏，“大鼓铸（冶铁业），规陂池（灌溉农业），连车骑，游诸侯，通商贾之利（长途运销的商业）”（《史记货殖列传》）。经营酒业、剪刀业等工商业的“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等，也同时是“兼并役使”的豪强地主（《汉书王尊传》）。对这类货殖家，司马迁以“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以经营工商业发财致富，又以兼营农业作为其支撑和保障）来总括之，说明他们也是以某种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4] 由此可见，所谓“货殖型”和“田庄型”的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

魏晋封建论者认为战国秦汉的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是与奴隶制生产相联系的，是很可商榷的。汉代的确存在使用奴隶从事农业的事例，但如前所述，王莽、荀悦等人关于汉代豪强地主普遍采取租佃制的描述，不是举几个例子所能否定的。而且魏晋封建论者所举的例子中并没有使用奴隶从事专业化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具体证据。汉代“豪人”常兼有地主和商人的双重身分，而“豪人”以“役使”依附性人口为主，当然也应该包括主要从事商品性经营的地主在内。这并不是单纯的推测，而是有据可查的。东汉末年的李衡曾“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汎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这就是大史公所说“江陵千树橘”、“收入与千户侯等”的一例，应属“货殖型”商品经营，而他所使用的劳动力是依附农——“客”。[5] 李衡的行为并非自出心裁，在他同时和以前应该存在类似的经营模式。如东汉末年东海郡的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后来他还送给刘备“奴客二千”[6] 。“僮客”即“奴客”，可以理解为僮奴和客两种身份的人，也可以理解为身份类似僮奴的客。无论如何，糜竺家族是使用依附性的“客”从事“货殖”活动的，这正可与李衡遣客植橘相印证。如果说，这些例子时代太晚，不能算数，那么，好吧，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宁成的例子吧。宁成经营土地是当作买卖来做的，所以他说：“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他是地主、商人一身而二任焉，属于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货殖型”地主，他“致产数千金”的家当亦足以与汉代最著名的货殖家媲美。如前所述，他这种货殖型经济是建立在租佃制的基础之上的，其出售的商品相当一部分当是来自租谷，或是从租谷转化而来的。[7] 至于商品性手工业中的生产者，使用奴隶可能较多，也未必都是奴隶，甚至主要不是奴隶。例如，在深山穷泽从事盐铁生产的“豪民”，主要依靠“役利细民”，而不是使用奴隶[8] 。这些事实说明，那种认为汉代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货殖家都是利用奴隶劳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上述材料我们还可以看出，汉魏的依附性佃农，主人是可以直接遣使他们从事某种劳动的，并不等同于后世经济上完全独立的佃农，但由于书阙有间，已难考其详了。

总之，战国秦汉时代，无论农民还是地主，其经济构成都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上看，主要从事自给生产的农民数量最多，是社会的基本的生产者；在地主中，也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为主的“田庄型”地主为多；即使是“货殖型”地主，也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依托于自给性生产。因此，这个社会尽管商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仍然属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与近代市场经济相悖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价值规律虽然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以至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某种类似平均利润率的倾向，但是，广大农民和很多地主，都不是根据价值规律来行事的，价值规律并没有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这个问题牵涉广泛的方面，限于篇幅，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的研究，人们注意到在长期战乱中人口的的耗减，耕地的荒芜，城市的萧条，钱币的废弃等等事实，作了不少很好的论述，但是，对于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农民和地主的经济构成的探讨仍然不够。我们打算对此作一些粗略的考察。这一时期自然经济的强化已是公认的事实，需要讨论的，主要是农民和地主经济中商品经济成分是否已经消失？ 注释

[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何兹全：《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使中国中古社会和前后社会区别的两大特征》，天津会议论文。

[2] 参阅拙著：《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对战国秦汉小农耕织结合程度的估计》，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 《后汉书樊宏传》，《水经注》卷29《比水注》。

[4] 参阅耕播：《战国秦汉工商业家兼营农业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 《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注引《襄阳记》。

[6] 《三国志》卷38《蜀书糜竺传》。

篇8

【关键词】 中国 发展

研究

中国社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国人自身的努力，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因素。而国人的行动又取决于国民性。综观中国历史，国民性的两大痼疾是流氓性与文盲性，或者也可以说国民性的两大痼疾是缺乏诚信和理性。

什么是流氓？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是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赖等恶劣行为。

流氓性不同于流氓。流氓是一种具体和表象，而流氓性是一种抽象和实质。流氓性的深层表现是缺乏诚信。

从观念的层面看，中国社会是非常强调诚信的。对诚信的要求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 “诚”即真实无妄，其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大学》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真实无妄是天道，而对诚的追求则是人道，故“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道德，如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正如《中庸》所说，“不诚无物”。“信”的基本含义就是诚心实意，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信”与“诚”是相通的品德。《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孔子把它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吕氏春秋》有《贵信》篇，把信当作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并主张人生以诚信为贵，“君臣不信，则百姓毁谤，社稷不守；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

但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社会又是非常缺乏诚信的。这里缺乏诚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经济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还与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有密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其次，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再次，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是导致社会诚信缺乏的文化温床。防止诚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诚信缺乏者的决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等处事原则为缺乏诚信者提供了温馨的避难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结果是增大了无诚信者的收益，减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这种游戏规则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诚实守法。

什么是文盲？辞海的解释是：不识字或识字极少的人。这里文盲性不等同于文盲。文盲性的深层表现是缺乏理性。不识字不等同于没有理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理性水平的提高。知识分子不是文盲，但不能排除知识分子具有文盲性。有些农村老汉斗大的字不识，但并非就一定具有文盲性。

在中国，文盲性的主要表现是：一是重迷信，轻科学；二是重实际，轻理论；三是重当前，轻长远；四是重幻想，轻理想。

与产生流氓性的根源一样，文盲性产生的深层根源也在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是产生文盲性的经济基础。落后与愚昧是紧密相连，“穷”与“愚”是互为因果。治“穷”关键在于治“愚”；同样，治“愚”关键也在于治“穷”。其次，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是催生文盲性的政治根源。专制主义总是与文盲性相伴而生。文盲性为专制提供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专制主义又不断催生着文盲性。再次，封建专制文化本质也是一种为强势服务的愚民文化，这种愚民文化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文盲性。

另外，流氓性与文盲性也是一对互补的范畴。文盲性催生流氓性，流氓性催生文盲性，二者构成一个循环的怪圈。

流氓性与文盲性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危害是深远和持久的。

首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高成本。诚信的缺乏，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无序。诚信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诚信的本质体现在诚与信两个方面。有诚者，则个人品格就高尚，而个人品格高尚，则社会竞争主体行为的合理化就能得到保证。有信者，则个人与社会的承诺就能得到遵守，而遵守承诺又是社会有机体运行有序化的重要保证。众所周知，健康社会应满足有秩序的基本条件。而当一个人自己既遵守对自己的承诺，又遵守自己对别人的承诺，这时，社会秩序也就有了保证。这样，对于一个社会竞争主体而言，预期就有价值 ，契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交换就能得到顺利实现，资源可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能得到有效配置。另外，理性的缺乏，也导致资源配置只有短期最优，而无长期最优；只有局部最优，而无整体最优；只有个体最优，而无社会最优。

其次，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建设。法治本质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遵守众人的约定。所以，有了诚信和理性，法治社会也就有了保证，法律就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另外，法律是一种外在约束，诚信和理性是一种内在约束。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所以，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须与内在的诚信和理性世界有机结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会的运行成本更小和运行更高效化。同时，内在约束同外在约束相比，内在约束是更为基础的约束。一个社会竞争主体，只有将外在约束建立在内在约束的基础上，并且能将两种约束有机统一起来，其约束才是最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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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精神。无民主精神的民主只有形式，而无实质。而诚信和理性也是民主精神的核心要素。因为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民主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伪民主。

第四，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面子”与“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秩序均衡。一方面，人们总是希望别人有诚信和理性；另一方面，对自己又是另外一套。于是，“面子”就应用而生。虽然“面子”是给别人看的，其对人的约束力是有限的，但相对于无序而言，

“面子”仍不失为是一种较好的约束。所以，“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无序竞争的自组织均衡。另外，“血缘”也是由于社会竞争中诚信和理性的缺乏所导致的一种合作均衡。人们产生合作的路径主要有：血缘、地缘、业缘等。其中血缘是产生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而在诚信和理性缺乏的条件下，合作一般会更趋向于路径最短化，所以，重血缘，讲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浓重的一道风景线。

第五，缺乏诚信和理性，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而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的滞后又进一步使诚信和理性更加缺乏。它们之间是一个互相作用和互相嵌套的结构，并共同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解决流氓性与文盲性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

首先，大力发展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社会建立起普遍而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这是消除诚信缺乏和建设理性社会的基础所在。这里，用经济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变量，也符合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这只是财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所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一切“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篇9

关键词：散户菜农；生产经营；问题

寮步镇位于东莞市中部，是珠江三角洲重点工业卫星镇之一。在这座卫星镇之中，有许多来自广西、湖南、河南等省份的菜农，他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联合承包闲置用地进行蔬菜种植，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地区，笔者通过和菜农深入访谈，发现经营生产过程之中仍然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问题，本文探析这些问题的所在，为解决散户菜农低效益问题提供基础。

1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低，依靠人手投入大

在实地调查发现，很少菜农使用农业机械，在他们仓库之中只有微耕机、抽水机和喷药机等少部分农耕机械，但是锄头、镰刀、打药机等手动农具却很多。经了解，由于散户菜农是小成本经营菜地，他们资金有限，不能投入昂贵的机械，同时，由于他们是联合承包闲置土地，一地多户使用，不存在实现大面积统一规划耕种的可能。由于散户菜农种植面积广，平均每户承包2001~3335m2的面积，依靠手动农具是不能完成种植任务的，他们只有加大人手的投入才能完成承包面积的种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散户家庭只要有闲置的人力资源，便投入到种植之中，散户菜农的孩子在放学之后便投入到种植生产之中，充分使用家庭的闲置人力资源，通过加了人手的投入，完成耕种任务。

2 缺乏科学规划，凭借个人经验种植

关于菜地种什么，怎么种这个问题，全凭菜农一个人决定的。大部分散户菜农都是文化水平较低，他们缺乏科学种植方法，依靠个人多年的种植经验耕作。菜农对于各品种蔬菜在全国的种植面积缺乏了解，种什么菜取决于他们所知道的种植习惯和价格行情，造成蔬菜面积不稳定，容易出现“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情况。同时，他们为了方便管理，单纯种植1~2种蔬菜，缺乏种植的多样性，容易出现滞销全亏本的情形。

3不了解市场行情，单纯依赖去年销售情况种植

散户菜农依靠上年蔬菜的售价作为今年的种植依据，使种植计划缺乏科学性、可行性和实时性。盲目依赖过时的信息，不了解今年的市场行情，必然导致种植的蔬菜出现不适时的结果。笔者在种子销售店观察到，销售员一般直接推荐当季适宜种植蔬菜，但是销售员不了解市场行情，适宜种植不一定适宜市场，盲目指导菜农的种植类型，导致应季蔬菜不应市，最后可能出现菜烂于地为肥料的无人问津的滞销情况。

4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土地退化严重

笔者和菜农交谈了解到每hm2耕地的肥料使用量为约280kg，远远超过单位土地面积化肥的使用量，多使用化肥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是菜农自我意识之中的多施肥，长得又快又好的潜意识，第二个是化肥销售商为了鼓励菜农多买肥，进行不科学的使用说明。同时，菜农为了打破四季交替规律种菜，使用大量农膜、农药、化肥等化学品，而这又势必对土壤、水体等造成一定的污染，污染之后又需要进一步加大化肥、农药的用量，在更大程度上造成污染，形成恶性循环。

5蔬菜自摘自售，单凭一个家庭完成

由于联合承包的土地面积小，供销商不对他们进行上门收菜，所以菜农必须自己的蔬菜自摘自售，他们在傍晚时摘完销售的蔬菜并装筐处理，然后通过三轮车或摩托车等交通工具运往蔬菜批发市场进行集中销售，多数供销商在蔬菜批发市场集中收购。散户菜农在整个过程之中是担任一个生产和运输的环节，这2个环节是靠家庭单位完成的，是典型的投入大利润小部分，散户菜农在销售过程之中充当一个廉价劳动力。

6结语

散户菜农在一定程度上是小农经济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具有更多的时代特征。同时，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下，他们的生产经营会优化，但是目前来讲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散户菜农作为农业的一部分，相信国家会正面对待该部分的问题和提出惠农政策，进一步充分调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王春明.辽宁蔬菜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J].农业经济，2006（9）

2 高新伟，赵文娟，余磊.建立稳定的产销体系 促进蔬菜产业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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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篇10

在许多国家，提起“农业经济危机”，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会是农作物歉收、农产品减产、农业经济萎靡、食品价格上涨等景象。美国农业经济危机则正好相反，尽管三次农业经济危机爆发时都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过剧烈的伤害，但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危机”这个词一方面说明经济面临的巨大窘境，另一方面也蕴含着高度繁荣的经济状态。与美国工业经济危机一样，农业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于“产量不足”而引起，而是由于产量太高、“生产过剩”所导致，属于农业生产规模过大、产量高度过剩、大量农产品无法消耗、剩余农产品在市场上严重囤积而产生的农业产业危机。具体表现为卖不出去的过剩农产品大量积存，农产品价格长期下跌，农户收支比价越来越不利于农户经营者，长久的农产品价格降低造成了大量中小农场崩溃，农户破产，农民收入锐减，农村失业队伍越来越多。但究其实际反而是美国农业经济整体发展迅速，农业机械化程度领先，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农产品产量剧增，美国的农产品不仅能够充分满足国内人口需求，而且还能供给国际市场，甚至于满足国内国际市场后还能有大量剩余农产品。美国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技术支持，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的出现伴随着农业机械化、社会化、科技化程度的飞跃。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美国1815年之后的发展表明，农业的扩大和工业的发展，起先是对应的，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齐头并进了。”［18］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欧美地区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技术突破，形成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同时推动了美国农业机器发明创造的到来，美国农业生产在19世纪90年代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故此，有人称这段时间为美国的“农业革命时期”，它标志着美国农业开始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新阶段。［19］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递增3%，全国耕地面积由4．07亿英亩增加到8．79亿英亩，农场数由204万个增加到643万个，农业生产总值由22亿美元增加到58亿美元，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了4～5倍，粮食和棉花产量增加了2/3，小麦的劳动生产率比内战前提高了17倍，小麦产量占世界小麦总产量的1/4。到190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但在出口贸易中农产品还是超过非农产品，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1%。［1］也因此自19世纪70年代前半期起引发了美国农业发展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一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稳定的社会环境、充足的劳动者、先进的生产工具、优质的劳动对象，决定了美国农业劳动生产力获得了大飞跃，农业生产已进入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美国650万农民耕种着35000万英亩的土地，养活了5倍于其数量的人口，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随之爆发。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现和各种科技产品的迅速普及，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到1970年，美国官方宣称，美国平均每一个农业就业人员的产品可以供应的人数，1910年为7．07人，1940年为10．7人，1960年为25．8人，1970年增长到47．1人。［1］换言之，当时美国农业中一个人的劳动收获量可以养活将近50人，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因此而出现。美国农业经济危机恰恰表明了美国农业经济的发达。纵观美国农业经济危机的出现，第二次技术革命、稳定的社会环境、第三次科技革命分别是三次农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美国农业劳动生产力大飞跃的原因。由于中国近代历史以及不同国情的原因，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痛失了最佳时机，错过了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因此，当代中国农业发展必须抓紧时间迎头赶上，在保持社会整体稳定的基础上通过自我技术研发、引进先进科技、加大推广力度等各种方式全面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上层建筑尤其应当加强对各地区具体环境下农业科技自主研发的重视，既改变农业科技落后的现状又摆脱依赖国外进口技术的困窘，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科技化发展道路。

二、粮食供给彻底解决后的自励性危机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农业经济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特别是进入当代社会后，工业、金融业发展的同时更要重视农业，无论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金融社会，农业都是基础，关系到人民的吃饭问题。尤其是人口大国，农业不但是经济支柱之一，而且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宁可生产过剩也不能生产不足。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过剩会使得农产品不依赖进口，不受他国控制本国命脉。譬如美国建国至今的发展轨迹中，只控制别的国家的农业经济而本国从来不受外界困扰。美国农业经济危机为美国建立经济良性健康发展模式提供了最根本的生活基础，农产品的相对过剩状态从根本上解决了美国人民的粮食问题。自殖民地时代至今，美国由一个300万人口的小国在短短200年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今天超过3亿人口的大国，但美国从来没有产生过粮食危机。当战争爆发、人炸、天灾出现，世界各地大批人民处于饥饿状态时，美国国内农产品价格极低，广大美国人民从来没有被粮食问题困扰过，从来没有经历过粮食短缺。因此也可以认为，是美国上层建筑选择主动保持农业经济危机状态以便于彻底消除粮食危机的威胁。中国人口众多，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政治统治稳定的生命线。中国2010年共进口175亿美元美国农产品，占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5．1%，首次成为全球进口美国农产品最多的国家，意味着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依存度增大。2010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为1158亿美元，继续位列全球第一。2011年1～9月，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107．1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其中，出口435．4亿美元，同比增长26．6%;进口671．7亿美元，同比增长29．8%。贸易逆差为236．3亿美元，同比扩大35．9%。［20］在工业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活跃、经济实力增强的今天，中国农业经济却面临着生产粮食赚不到钱、耕地面积屡冲红线、农产品进口依赖严重的窘迫局面。面对着中国13亿人口的粮食需求，上层建筑更要重视农产品生产，宁可“过剩”不能“不足”，“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政府更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制度上的优势，克服农业生产力与农业生产关系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国家上层建筑积极作用于农业经济基础，重视农业发展，推动农业走上不依赖国际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以海外倾销利益化解危机

解决农业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在减少农产品生产的同时扩大农产品的消费。美国历届政府曾通过加强管理、限制生产、保护关税、政府收购、停耕休种、维持价格等各种手段企图摆脱农业经济危机，但由于美国并不愿意大规模削减农产品的生产，历次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还是利用抓住机会、加强对外倾销的方式在解决危机困扰的同时摄取巨额的利益。将国内市场无法消化的过剩农产品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倾销到国外，既可以减少农产品的数量，又可以稳定农产品的价格，还能够赚取大量外汇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故此，历届美国政府在应付农业经济危机时，都没有忽视对外倾销这条道路。虽然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没能摆脱过剩农产品不断增加的局面，农业经济危机的不断出现在较长时间内导致了大量农产品无法在市场上流通，农民、农场主、政府花费大量时间、财力、物力在囤积农产品上;但是囤积居奇本来就是一种有效的商业手段，囤积的粮食可以选择对美国最有利的时机销售出去。伴随着一战、二战、冷战期间的海外倾销政策，非但所有库存农产品销售一空，而且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生产、销售、运输、囤积过程中的成本全部收回外，美国农业产业整体赚取了巨额的农业外汇利润，农业经济危机最终为美国农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和市场支持。当前中国农业生产相对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在于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生产投入大、产出少。尤其是在粮食生产方面，除了少数大农场外，广大农户从事粮食生产所获得的利益较少，因此广大农村的粮食生产正在迅速萎靡。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的扩张，整个村庄卖掉土地换钱的事情层出不穷。没有买方市场的刺激，缺少经济利益的驱动，长此以往，中国农业生产整体会呈现低迷状态。借鉴历史经验，政府支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要尽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解决国内粮食危机的同时囤积剩余农产品，再选择海外市场需求的有利时机扩大农产品的出口，实现农业经济产业的长期良性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共同增长的“双赢”局面。

四、危机推动了大农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

近代以来，纵观世界各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农业发展状态相对良好的国家，其显著特点就是大农场经济的确立。尤其是伴随着19世纪后半期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扩展，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大农场经济的优势也就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小农经济土地面积狭小、农作物种类单一、经济实力薄弱，农业机械化的需求相对较少，同时小农经济的产量也很有限，农产品价格的可调控空间相对较少。而大农场经济的机械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实现了从事农业人数减少和农业产量剧增并存的局面。在运输、流通、买卖等交易过程中，大农场经济可以通过薄利多销和囤积农产品等方式调控农产品价格，获得更多的农业利润，并进一步刺激农业发展。因此，建立大农场经济是农业发达国家的前提保证。但是在大农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小农经济破产、土地兼并、中小农场解体等各种情况，也必然会引起大量农民的反对，其建立过程必然会充满波折。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建立大农场经济，到今天都饱受指责;而法国则因为农户们的强烈反对，至今都没能建立起大农场经济，其农业发展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地广人稀的现象，大量移民变为自耕农。在西进运动中，西部免费或低价给移民赠送土地让他们耕作，建立农场和牧场，［21］这就形成了大量自耕农和中小农场主。随着南北战争、南方重建，尤其是1862年《宅地法》的出台，美国政府规定每个人只需交纳少量登记费便可获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后便可成为土地所有者，推动了浩浩荡荡的西进运动，促成了广大西部、南部地区自耕农阶级的产生和中小农场的发展，造就了大量的自耕农经济和中小农场主经济，这些小农经济的存在对后来美国农业经济的大发展是严重的阻碍。可是今天的美国西部、南部诸州，大农场经济早已确立，大农场的土地面积普遍达到十万英亩以上，粮仓里囤积大量“剩余”粮食。笔者认为，由自耕农盛行的小农经济向大农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农业经济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经济危机的长久持续，使得大批自耕农和中小农场主在农业经济萧条中纷纷破产，同时善于经营、有工业资本支持和金融资本背景的农场主趁机通过收购、兼并等种种措施扩张自己的农业势力，成为新兴的大农场主。所以，农业经济危机推动了美国大农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期间，由于危机持续的时间跨度太长，从1920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41年，因此对农业的破坏性也很强。根据美国农业普查资料，二十年间，美国先后倒闭的农场数(还不包括因欠税而被政府拍卖的农场)达到213．5万个;在1930年有抵押负债的农场达到416．3万个，占农场总数的66．2%。可是在大量农场破产、倒闭的同时，美国农业生产总值增加了17%，［1］农业获得了大发展。这就是因为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使得大量中小农场破产，背后拥有工业资本或金融资本的少数农场主趁机进行土地兼并，运用兼并、合作、购买、挤兑等方式扩张自己的农场规模，通过经济的、合法的而非掠夺的、暴力的手段，借农业经济危机的促动建立起大农场经济。在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过后，美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大农场经济，西部垦荒时形成的小农经济和中小农场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之后大农场经济凭借自身的土地优势和经济优势，继续蚕食鲸吞剩余的中小农场，终于促成了当代美国西部、南部大农场主集团的诞生。因此，农业经济危机在美国大农场经济生产模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无法有力反作用于农业经济基础，是因为土地所有权私有制，故上层建筑无法抑制大农场主凭借经济优势、使用经济手段、合法地进行土地兼并，践踏中小农场主和自耕农的利益，罔顾普通农民的生活。而且富人组成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上层建筑，很难对富人征税以保护穷人。例如当时的美国总统柯立芝就认为:“既然只有富人才是有价值的，因而政府应该谨防多数人的意见。由于贫穷是罪恶的报应，政府便不应该向高尚的富人征税，以援助卑贱的穷人。”［22］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上层建筑要注意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坚持土地公有制制度的前提条件下由国家合理合法地推动大农场经济的建立。保护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利益，可以采用税收杠杆与其他经济、行政手段调节分配体系，合理分配、平衡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使农民与广大人民共同富裕，增强国内市场的购买力，达到农产品供求关系平衡，在构建起大农场经济生产的同时兼顾广大农民的权益。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