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划分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逻辑学划分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逻辑哲学的探究

逻辑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是对现代逻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反思，因此学习逻辑哲学首先应将现代逻辑主要特征的了解作为前提。

20世纪以来现代逻辑的发展主要是符号逻辑即数理逻辑的发展，区别于以自然语言作为主要的工具语言的传统逻辑，数理逻辑的工具语言是符号语言。一阶逻辑是数理逻辑的基础部分，也是数理逻辑在日常思维中最具应用价值的部分，也是和传统逻辑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它的特点（1）体现在处理语词、命题上，一阶逻辑只考虑到语词或命题的外延；（2）在对命题真值的研究时，一阶逻辑只考虑到两个真值，即真值真与真值假，它认为一个命题非真即假而不存在其他真值情况；（3）在对一阶谓词逻辑的量词研究上，一阶逻辑认为所有的量词都存在含义，即不存在个体域为空的空词项。

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针对一阶逻辑的特点，通过对现代逻辑的理解将对语词、摹状词、语句、命题、陈述、判断、主词、谓词、量词等逻辑的基本概念的精细、深入的分析并对类似逻辑是什么、逻辑的对象是什么、逻辑与非逻辑的区别是什么等问题将逻辑这一学科进行整体的分析。此外，逻辑哲学还对例如休谟难题等现代逻辑所未能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哲学层次的分析探讨。

2、哲学逻辑的探究

哲学逻辑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个新兴学科体系。《逻辑哲学导论》中，陈波对哲学逻辑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哲学逻辑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开始兴起、50年代至70年代蓬勃发展的一个新兴的逻辑学科群体。它以数理逻辑（主要是一阶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学科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构造出各种具有直接哲学意义的逻辑系统。”

对哲学逻辑的涵义，众逻辑学家哲学家理解各异，莱斯彻与冯.赖特等逻辑学家认为哲学逻辑的主体是“逻辑”，他们认为哲学逻辑主要是只例如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非经典逻辑系统；斯特劳森与沃尔夫拉姆等逻辑学家认为哲学逻辑的主体不应该是“逻辑”，而是“哲学”，他们认为哲学逻辑就是对逻辑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以及对逻辑学的哲学研究；格雷林等逻辑学家则认为哲学逻辑的主体是“哲学”，他们认为哲学逻辑就是将逻辑中的哲学问题放入到一个更一般的哲学背景下研究，它讨论的是关于语言性质、思想、世界的结构与内容等问题。由此可见众逻辑学家对哲学逻辑的涵义理解主要有三种，根据之前我们对逻辑哲学的理解可以看出，以斯特劳森和沃尔夫拉姆为代表的逻辑学家所理解的哲学逻辑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逻辑哲学，而以格雷林为代表的逻辑学家对哲学逻辑涵义侧重理解为在语言上的哲学研究，从字面上理解这实际上是语言哲学。

对于哲学逻辑的涵义，我国的逻辑与哲学学者陈波先生在其《逻辑哲学导论》一书中是这样理解的：“这个学科群体包括两大子群：一个变异逻辑（deviant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扩充系统（alternativesystems）；一是应用逻辑（applied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的扩充系统（extendedsystems）。”陈波认为变异逻辑是由否定或修改一阶逻辑的某些基本假定而形成的逻辑分支，具体包括相干逻辑，直觉主义逻辑，自由逻辑，偏逻辑，反事实条件句逻辑，多值逻辑，量子逻辑，模糊逻辑等；而应用逻辑则是利用经典逻辑的工具，去分析某些具体学科特别是哲学中概念或范畴而建立的逻辑学分支，具体包括模态逻辑，道义逻辑，时态逻辑，认知逻辑，问题逻辑，命令逻辑，优先逻辑等。

英国著名逻辑学家苏珊.哈克在其《逻辑哲学》一书中对形式逻辑有如下划分：“总而言之，作为形式逻辑，我将包括：‘传统’逻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经典’逻辑：二值语句演算、谓词演算‘；扩展’逻辑：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优选逻辑、祈使逻辑、疑问逻辑‘；异常’逻辑：多值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量子逻辑、自由逻辑。‘归纳’逻辑。”由此可见，其中的扩展逻辑实际上是经典逻辑（二值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新增一些逻辑算子和相应的公理系统而成的一个新的逻辑分支，而异常逻辑则是对原经典逻辑中的同一语词做个本质的改变从而形成的区别于传统逻辑的一个新的逻辑分支。因此，根据上述对哲学逻辑的认识，在苏珊·哈克划分中哲学逻辑实际上等同于是“扩展逻辑”和“异常逻辑”两大类。

3、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根据上面理论的阐述我们可以清楚的区分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区别，下面我们从模态逻辑这一个例子出发，从而对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做进一步的了解。

在陈波对哲学逻辑学科群体划分中，模态逻辑属于应用逻辑；在英国逻辑学家苏珊·哈克对形式逻辑的划分中，模态逻辑则属于扩展逻辑。根据哲学逻辑的涵义我们知道哲学逻辑的主体是“逻辑”，它是以一阶命题逻辑和一阶谓词逻辑为基础，因此对于模态逻辑，模态逻辑中模态命题逻辑、模态谓词逻辑形式上分别是在命题逻辑与谓词逻辑的基础上加上了必然（）与可能（）两个算子进而构造出一个新的逻辑系统。

根据哲学逻辑的性质，我们知道模态逻辑除了以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为基础而形成之外，它还直接借助于命题逻辑与谓词逻辑的概念和方法，例如：古典模态逻辑就是满足下列条件的古典命题逻辑重言式集的扩集：（1）（pq）（pq）∈S；（2）S在分离规则下封闭：若∈S，∈S，则∈S；（3）S在带入规则下封闭：若∈S，则’∈S，这里’是的代入特例；（4）S在弱（哲学都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在坚定立场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体现哲学体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只有这样，哲学体系才能日趋成熟和完善，具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在这种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二者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也才能推动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篇2

关键词：法律思维 法学教育 法律逻辑学 教学方法

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在法律教育和学习中，法律逻辑不但是基础，是工具，而且更是目的。这正如台湾著名的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所言：“学习法律，简单言之，就在培养论证及推理的能力”。

当前，法学教育困惑于怎样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逻辑学教学困惑于怎样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法律思维训练。对此，本文结合讲授法律逻辑学的体会，总结一些法律逻辑学的教学方法，就教于同仁。

一、强调逻辑自律意识，引导学生重视逻辑思维

人从2岁左右就开始逻辑思维，在成长的过程中，逻辑思维能力不断提高，但是逻辑自律意识淡薄却是大家的通病。有一些人，我们不能说他逻辑思维能力欠缺，但在写论文、教材、专著中，在讲话、演讲、辩论中，在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时，却犯了一些不该犯的简单错误。例如：《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的两篇文章。

《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辩正》第167页：“根据通说，犯罪的本质在于它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简单地说，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显然，它是一个全称判断，即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于是，反对者很快反驳”这里，作者明显在偷换论题，从“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推不出“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只能推出“有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全称肯定判断不能简单换位，只能限制换位）。

《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第109页：“客观真实论者一方面声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另一方面又将刑事诉讼定义为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这样一来，在诉讼中，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可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而所谓真理无非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一种认识，因此，上述命题可以进一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作者在这里混淆了概念，将辨证思维中的“同一”理解为普通思维中的“同一”，依此作推理，结论肯定不正确。“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指的是辨证思维中的“同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同一，而不是普通思维中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同一。

当然，讲到这里，老师还要告诉学生：出现逻辑错误只是作者和编辑缺乏逻辑自律意识的结果，核心期刊还是核心期刊，法学专家还是专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全部（作者的文章还是有创新之处，这个例子还可以用来讲解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关系等），需要注意的是，核心期刊的编辑、专家尚且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们更应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逻辑自律意识，把自发的逻辑思维转变为自觉的逻辑思维。这是学习法律逻辑学的第一个目的。

二、用法律逻辑学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提高法律思维能力

法律思维由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组成，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相互依存，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法学专业课讲授法律思维内容，法律逻辑学讲授法律思维形式，各有侧重，但在培养和提高法科大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法律思维训练时，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彼此相依，形式离不开内容，内容也离不开形式。法律逻辑学教学中融入法律思维内容，法学专业课讲授时注意法律思维形式、方法和规律，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目标。举两个例子：

在法律逻辑课堂上，我让学生把“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表示出来，大部分学生把行为划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在违法行为中划分出犯罪行为。他们认为，一种行为，要么合法，要么违法，为什么？他们说“不违法的就是合法”，“法不禁止即自由”嘛！且不说这样给合法下定义不合逻辑规则，也先不提合法的定义到底应该是什么，就举个例子，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另一个人上来打他一下，不重，也不轻，违法吗？不违法。合法吗？没法回答，说是说不是似乎都有问题，但你肯定不能说这种行为合法。还有更多的例子，不违法的并不能说合法。“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应该这样表示：先将行为划分为法律调整的行为和法律不调整的行为，然后，再将法律调整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中有一部分是犯罪行为。想一想，“法不禁止即自由”是多好的一个借口啊，法不禁止的就是自由的，但逻辑理性告诉我们，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

转贴于 在和学生一起聆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一位教授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修改为“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执法公平”。目的是希望“依法治国”落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上，而不是“依法治民”。但是如果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那么，凡是官和权都要依法而治。行政是权，我们呼吁依法行政，司法也是权，为什么不说依法司法呢？是现在我国的司法已经依法了，还是司法需要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司法依不依法并不重要，至少不如行政依法重要，只要公正就可以了？而什么是公正？司法官说了算吗？这是从逻辑三段论推理想到的质疑。当时，正好讲到三段论推理，学生感触非常深刻。

以上说明尽管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

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分析案件，让学生产生学习期望

“案件分析是指对案件事实进行分解、条理剖析，并提出应如何适用实体和程序法律意见的活动。”案件分析是法学专业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案件分析在于揭示案件中的法律理由，包括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二者在法律上的逻辑结合。事实和法律都是由概念组成命题，由命题进一步组成推理，以此来论证法律理由。所以，案件分析也可以从概念、命题和推理入手。

例如，某地方法院判决的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案。原告和被告结婚时订立书面的婚姻合同，上面约定了违约金条款：任何一方有第三者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25万元给对方。现在被告违约，原告起诉请求违约金。法院审理本案，遇到的难题是：本案是婚姻案件，应当适用婚姻法，但婚姻法上没有违约金制度。违约金是合同法上的制度，而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明文规定：婚姻关系不适用合同法。

怎样解决这一难题？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讲，合同和婚姻，一是财产法上的行为，一是身份法上的行为。但两者均属于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其属概念。法律行为与合同、婚姻两个概念之间是属种关系。因此，法官可以适用关于法律行为生效的规则，具体说就是：其一，意思表示真实；其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三，内容不违反公序良俗。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本案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行法对此并无强制性规定，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因此认定该违约金条款有效，并据以作出判决：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5万元违约金。

四、提问式教学，使学生学会思考

提问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是老师不断向学生提出问题，务求达到学生被穷追猛问，难以招架的地步。其目的是促使学生思考，通常不会问问题的人，也就不会发现问题，不会提出问题。因此，要在不断的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学生不仅会回答问题，更主要的是会注意问题、发现问题、并以适当的方式提出问题。

有人说，律师的作用就是重新组合案件事实，寻找法律理由，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怎样在复杂的案件事实中找到突破点？借鉴MBA逻辑考试的方式，针对一个案件，请学生总结各方当事人的可能观点及证据，思考怎样支持、加强、反驳、削弱某一方的论证，怎样解释、评价某一方的观点和论证。同学之间可以假设案情，展开辩论。

在个案分析中，不断提问的方式可以启发学生的思路，鼓励学生们积极思索，互相反馈信息，并与教师沟通，在提问、反问、自问自答、互问互答中，探求解决问题、难题的路径与方法。

五、适当课堂辩论，引用典故事例，设计课堂游戏，激发学生听课的兴趣

逻辑学是在“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我国古代，逻辑学也称为“辩学”。“诉讼”的目的就是找到法律理由，说服别人，维护自身利益。故辩论对于学好法律逻辑学而言，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辩论的题目可以是学生生活、学习中的热门话题。辩论要求语言流畅，有的放矢，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理服人，分正反两方进行。如“法学教育应侧重于理论（实践）”等。这是一大部分大三学生所困惑的问题，大一、大二学习了一些专业知识，大三开始思考未来发展时，发现所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有差别，而又不知道怎样解决。辩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辩论的一个作用。此外，辩论中，学生的思维过程展现出来了，逻辑问题也出来了。如：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明确，机械类比、循环论证、诉诸无知等等。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师可以提醒学生注意，引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法律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法律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工具性学科，学好它对于我们的法律学习、司法实践大有裨益；同时，它又是一门交叉学科，高度抽象的逻辑学学科溶入具体的法学学科，概念多、规则多、符号多、公式多，法科学生学起来有一定难度。鉴于课程的抽象性和应用性，有必要设计一些课堂游戏，活跃课堂气氛，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例如，为强化学生对等值命题的理解和运用，在课堂上用10—15分钟做“换一句话说”的小游戏：第一排学生写一个命题，后几排学生换一句话说，然后在传回来，前排学生评价是否等值；讲到法律规范逻辑时，为了引起学生对“应当”、“允许”等规范词的重视，请学生们课后研读法律条文，寻找三个相关法律条文，编造“两个事实与一个谎言”，上课时，请其他同学判断那一个是谎言；讲法律概念时，请学生用三个词语编一段故事；讲推理时，做“谁是作案者”、“故事接龙”的推理游戏等。

六、既讲普通逻辑学的知识，又讲辩证逻辑学的知识，寻找法律的生命

对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研究，因而逻辑学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又多层次的学科体系，如今人们通常把逻辑学分为普通逻辑、辩证逻辑。普通逻辑形成最早，它侧重于静态地研究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及逻辑规律，研究单向的思维；辩证逻辑研究动态的思维，研究多向的思维；恩格斯说“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就象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辩证逻辑思维时针对某一方面的论述同样要遵守普通逻辑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在通常情况下，对于简单案件，人们使用普通逻辑思维就可以了，但对于复杂案件，必须使用辩证逻辑思维才可以维护法律的正义。毕竟，人类已经进入辩证逻辑思维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道德、经济、政治是统一的，经济效益有国家、集体、个人之分，有近期、中期、长远之分；道德上善与恶的标准、政治上利与弊的权衡也因出发点的不同而有差异；谈到法律，当它确定时，我们以合法性为标准进行法律思维，当它不确定时，我们怎么进行法律思维呢？而什么是合法？为什么法律如此规定呢？答案是，以当时的政治、经济、道德为标准所制定。所以，当我们讲用法律来思维时，我们仍然要考虑到政治、经济、道德的因素，当法律确定时，是立法者考虑；当法律不确定时，是司法者考虑。这样，法律就是活的法律，而不是死的法律；合法性仅仅是法律思维的重心，而不是法律思维的唯一前提。

因此，既要讲普通逻辑的知识，又要讲一些辨证逻辑的知识。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告诉学生，形式推理重要，但仅有形式推理是不够的，在形式推理解决不了的地方，需要使用辨证推理。这样，学生分析案例发现逻辑知识并不能简单地应用时，就不容易产生“法律的正义是个变数”等消极看法。

法律离不开逻辑，法律的长足发展要求每一个法律人思考逻辑、应用逻辑，寻找法律的逻辑。法律逻辑学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它的成熟需要逻辑学者和法学学者的共同努力，这也是法律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秦玉彬.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困境探微.dffy.com，2004-2-26 20:45:34

[2]林吉.法律思维学导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3]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事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全国工商管理硕士入学考试研究中心.2005年MBA联考综合能力考试辅导教材逻辑与写作分册.[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7月版

篇3

关键词：Peirce；科学家；逻辑学家；科学；指号学；化学概念

中图分类号：B81-095文献标识码：A

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其一生曾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悲剧”〔1〕，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也是美国至今产生的最有创造性、最具多才多艺的伟大思想家。他广博的研究涉及非常不同的知识领域：天文学、物理学、度量衡学、测地学、数学、逻辑学、哲学、科学理论和科学史、指号学、语言学、经济计量学和实验心理学等等。而且这里的许多领域，Peirce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倡导者、先驱甚至是“鼻祖”。Russell早就做出评价：“毫无疑问，他是十九世纪末叶最有创见的伟人之一，当然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2〕而当代在世哲学家H.Putnam称他为“所有美国哲学家中高耸的巨人”〔3〕。

虽然Peirce的思想具有极为广阔的视野，但当今学者所公认、Peirce本人也承认的他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却是科学和逻辑学。科学和逻辑学是Peirce毕生付出精力最多的两个领域，也是他在大学毕业后决定他一生将做什么时曾犹豫不决的两种选择。但在其学术兴趣上它们是他的孪生子，二者在理论联系上常常是融为一体，成为Peirce最倾心关注的焦点。而且，作为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经验是Peirce整个哲学系统构建的基础与出发点，是贯穿他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实际上，科学和逻辑学的共同追求正是Peirce为自己所界定的生活目标。把握他的这一显著特征，我们可考察作为科学家的Peirce与作为逻辑学家的Peirce之间的某些联系。

1科学家职业、逻辑学家志向

从实际从事职业来看，Peirce是位科学家，包括化学家、大地测量员、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实验心理学家等等；同时这也是他谋生的门路，是他最早获得学术名声的领域。

成为一名科学家，Peirce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同时这也是他的亲戚朋友尤其是父亲所期望的。Peirce出生于具有良好科学氛围的家庭，特别是其父亲BenjaminPeirce是哈佛大学天文学和数学Perkins教授，也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数学家。Peirce从小由其父亲教授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其聪颖智慧深得父亲欣赏。而Peirce本人也深受父亲影响，尤其是在父亲1880年去世之后，他极想遵照父亲遗愿而继承父亲的事业，从此专注于科学研究。

在Peirce十几岁时，他已经在家中建立了私人化学实验室，并写出了《化学史》；其叔叔去世后，他又继承了他叔叔的化学和医学图书馆。18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父亲安排他在美国海岸测量局（后来改名为海岸和地质测量局）野地考察队作为临时助手学习锻炼了一年；而同时他私下跟随哈佛动物学家LouisAgassiz学习分类学方法。1862年进入哈佛的Lawrence科学研究所，并于1863年毕业获得化学理学士。其间于1861年他再次进入海岸测量局，但这次是作为长期助手；1884年10月至1885年2月主管度量衡办公室；1867年父亲成为海岸地质测量局的第三任主管，Peirce于同年7月1日由助手(Aide)提为副手（Assistant），职位仅次于主管；他的这一职位上一直持续到1891年12月31日，时间达24年半之久。从1872年11月开始，他又负责钟摆实验；在1873—1886年间他在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站点进行钟摆实验。晚年（1896年直到1902年）主要为圣劳伦斯能量公司做顾问化学工程师。

同时，Peirce在1867年被安排在气象台从事观测工作，并于1869年被任命为副手。他曾是一次日环食和两次日全食现象的观测者，还负责使用气象台新获得的天体光度计。1871年其父亲获得国会授权进行横跨大陆的地质测量，Peirce由此又成了职业的大地测量员和度量衡学家。

Peirce生前虽只出版过一本科学方面的书（《光测研究》(1878)），为《theNation》杂志撰写的短评、书评现多收集在由Ketner和Cook编辑出版的《ContributionstotheNation》中；但他在海岸地测局和哈佛气象台的诸多贡献已经为他（也为这两机构）在很年轻时就赢得了国际（特别是在欧洲）声誉（Peirce1870年、1875年、1877年、1880年和1883年先后五次接受测量局任务到欧洲考察，同欧洲的许多科学家建立了联系，并极力主张扩大科学界的国际联系）。Peirce于1867年成为美国文理学院的常驻会员，1877被选为国家科学院的成员，1880年被选为伦敦数学学会成员，1881年被选进入美国科学进步协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现在Peirce已被认为是采用光波长来测定米制长的先驱。

然而，尽管他原本可以很好地专职于科学职业，并有广阔的前景；并且事实上，他也是由化学进入了各种各样的科学部门，并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和精力，成为美国当时杰出的科学家。但与逻辑学相比，它们只是他生命的第二焦点。

从理想志向来看，Peirce视逻辑学为其天职。早年在父亲指导下学习《纯粹理性批判》时就认为康德的失败主要在于其“平庸的逻辑”，要超越康德体系，必须发展一种崭新的逻辑。他声称在12岁时已经除了逻辑别无其他追求；甚至在生活潦倒、疾病缠身的困境中他依然坚持这一工作。他建有自己的私人逻辑史图书馆，他是近代以来少有的精通古代和中世纪逻辑的一位逻辑学家。他自己说，他是自中世纪以来唯一全身心贡献于逻辑学的人，并声称他是终生的逻辑推理学习者。1906年他在美国《WHO’SWHO》中把自己命名为一名逻辑学家，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晚年在Milford的Arisbe，他形容自己为田园逻辑学家、逻辑学隐士。与具有美好前程的科学职业相比，Peirce之所以热中于当时不可能成为谋生手段的逻辑学，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既定学术目标的追求：要发展一种有前途的逻辑。他对于逻辑的执著和热情，使得他在逻辑学上的贡献并不亚于科学。

年仅二十几岁时，Peirce就开始在哈佛和Lowell学院作关于逻辑学的演讲；从1879年直到1884年，在保持海岸地质测量局职位的同时，他作为JohnsHopkins大学（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研究生学院）的兼职逻辑学讲师（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获得的大学职位），并在这期间出版了他第二本书（也是最后一本）《逻辑研究》(1883年，Peirce主编)。这本书在当时的美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有较大影响。在1901年，他为Baldwin的《哲学心理学辞典》撰写了大部分的逻辑学词条。

虽然Peirce只有短暂的学院生活来传播他的逻辑理论，但在他那个时代，Peirce已经是一位国际性人物。在五次访问欧洲期间，虽然他是作为科学家去考察，但不仅碰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也会见了当时知名的数学家与逻辑学家，包括DeMorgan、McColl、Jevons、Clifford、Spencer等，还与Cantor、Kempe、Jourdain、Victoria夫人等保持着通信关系。1877年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W.K.Clifford评价“CharlesPeirce...是最伟大的在世逻辑学家，是自Aristotle以来已经为这一学科增加实质内容的第二个人，那另一个是GeorgeBoole，《思维规律》的作者。”〔4〕

而在今天，Peirce学者不断发掘出的Peirce的逻辑尤其是现代逻辑贡献更是值得重视。一般认为，他早期主要是作为一名布尔主义者（Boolean）从事代数逻辑方面的研究，而晚年他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图表逻辑方面，主要包括存在图表系统和价分析法。1870年Peirce的“描述一种关系逻辑记法，源于对Boole逻辑演算的扩充”是现代逻辑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为它第一次试图把Boole逻辑代数扩充到关系逻辑，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引入（比Frege的Begriffschrift早两年）多元关系逻辑的句法。在1883年之前他已经发展了量化逻辑的完全的句法，与直到1910年才出现的标准的Russell-Whitehed句法仅仅在特殊符号上有点不同。

在对于数理逻辑贡献的广泛性和独创性方面，Peirce几乎是无与伦比。与逻辑主义学派的Frege相比，Peirce的特殊贡献不在定理证明方面上，而更多的是在新颖的逻辑句法系统和基本逻辑概念的精制化发展上。他创造了十多个包括二维句法系统在内的不同逻辑句法系统。把实质条件句算子（在他那里的形式为“—<”）引入了逻辑学，比Shaffer早40年发展了Shaffer竖并仅仅基于这一算子发展了一完全的逻辑系统。还独立地系统采用了真值表方法和归谬赋值法，过早地意识到Skolem前束范式的技术。在JohnsHopkins大学教书期间，Peirce开始研究四色图猜想并发展了逻辑和拓扑学特别是拓扑图论之间的广泛联系。

我们看到，Peirce不仅是有着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逻辑学家。然而在二者关系上，首要的一点是：他承认自己热爱科学，但坦言对于科学的研究只是为了他的逻辑；因为逻辑的研究需要从各种特殊科学（还有数学）的实际推理方法中概括出一般的逻辑推理方法，而决不是仅仅从逻辑书籍或讲课中背诵、记忆和解题；多样化的科学研究正是为了逻辑之全面概括，由它们获得的材料形成了逻辑学的基础和工具。实际上，这种前后的“从属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晚年常常是以作为科学家的收入来维持从事逻辑学研究的时间。

2逻辑学作为科学

虽然上文表明逻辑学家Peirce与科学家Peirce之间有近乎目的与手段间的主从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它们还有更为深刻的一层关系，那就是：逻辑学也是科学。很显然，这是Peirce长期的实验室经历已经使得他以科学的方法处理所有问题（他有时的确称自己为“实验室哲学家”）包括逻辑学了。

我们首先看，科学在Peirce那里意味着什么？Peirce看到大多数人包括科学界之外的人都习惯于把科学视为特殊种类的（主要是指系统化的）知识，而他更愿意像古希腊人那样把科学作为认知的方法，但他强调这种方法一定要是科学探究（inquiry）的方法。知识开始于怀疑，为了寻求确定的信念我们必须要解决（settle）怀疑，一般解决怀疑的方法主要有情感方法（求助于自己的感觉倾向）、信忠团体的方法（选择那些最适合其社会团体的那一信念）和尊重的方法（求助于自己对于某特别个人或机构的尊重之感情）等；但这些方法本质上都是自我中心的非客观的方法，它们往往只通过怀疑者自己的行为、意愿来选择信念，缺乏足够的证据。而真正客观的方法只有科学探究的方法，在这种方法指引之下，探究者从经验出发基于科学共同体(community)的合作去寻求真理（TRUTH）或实在（Reality），这也正是科学活动；最终的真理性认识可能并不是由某一实际的探究者所发现，但只要是遵循这种方法、运用先前的结果，最后都必定会一致达到真理的。这正是Peirce在《通俗科学月刊》上发表的两篇经典性论文《信念的确定》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中所阐述的实用主义（与后来James版本的实用主义有很大不同）方法相一致的，事实上?鏟eirce所指出的，实用主义不是什么世界观，本质上是一种方法，一种科学探究的方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Peirce把逻辑学视为设计研究方法的艺术，是方法之方法，它告诉我们如何进行才能形成一个实验计划；逻辑就是对于解决怀疑的客观方法的研究，是对于达到真理之方式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成为“科学人”。现代科学之优于古代之处也正在于一个好的逻辑，健全的逻辑理论在实践上能缩短我们获知真理的等待时间，使得预定结果加速到来。

但是我们发现，他在思想更为成熟的阶段是把逻辑学的科学属性放置于指号学（Semiotics或更多的是Semieotics）的语境中来考察的，虽然这种处理与以上把逻辑学视为科学方法之研究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性。

Peirce不止一次指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逻辑学就是指号学或关于指号的理论，仅仅是指号学的另一个名字。〔5〕它包括三个部门：批判逻辑学（CriticalLogic），或狭义上的逻辑学，是指号指称其对象的一般条件的理论，也即我们一般所谓逻辑学；理论语法（SpeculativeGrammar），是指号具有有意义特征的一般条件的学说；理论修辞（SpeculativeRhetoric），又叫方法论（methodeutic），是指号指称其解释项的一般条件的学说。〔6〕这种划分可能受中世纪大学三学科：语法、辩证法（或逻辑学）和修辞的课程设置的影响，指号学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于中世纪后期所理解的逻辑的现代化版本。而我们在此枰康鞯氖牵琍eirce把指号学视为经验科学、观察科学。推理就是对于指号的操作，观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号学同其它经验科学的不同在于它们实验操作对象不一样，在于其它科学的目的仅仅是发现“实际上是什么”而逻辑科学要探明“必定是什么”。但既然是经验科学，根据经验学习的科学人进行逻辑推理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可错的即准必然的（事实上，任何逻辑必然都只是相对于特定推理前提而产生必然的特定结论）。

更进一步，Peirce把狭义上的逻辑学(logicexact)分成假设逻辑（abductivelogic）、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三部分。显然这比传统逻辑上演绎（必然的）、归纳（可能的）二分的做法多出了内容。Peirce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对于Aristotle三段论基本格研究的结果，他认为Barbara集中表现了演绎推理的本质，而作为特殊的演绎三段论Baroco（把Barbara中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小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和Bocardo（把Barbara中的结论的否定作前提、大前提的否定作结论），如果把它们的结论考虑为或然性的，则分别相应于假设推理(abductivereasoning)和归纳推理。但更重要的是，Peirce在此显示出了逻辑学与科学的最合理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演绎逻辑也即数学的逻辑，而假设逻辑和归纳逻辑主要就是科学的逻辑。在演绎逻辑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情况下，他终生的愿望就是要把归纳和假设（Abduction）同演绎一起坚固地和永久地确立在逻辑概念之中。在科学探究过程中，假设、演绎和归纳先后组成了三个不同阶段的科学方法，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科学探究能自我修正。

Peirce把假设放在首位，作为科学探究程序的第一步，目的在于发现和形成假说。假设是为解释违反规律（或习惯）的意外事实而产生假说的过程，它能产生新信息，Peirce把它视为所有科学研究甚至是所有普通人的活动的中心。但这种假设并没有提供安全可靠的结论，假说必须要经过检验。于是，还需要演绎来解释（explicate）和演示（demonstrate）假说即得出预言；再后由归纳回归到经验，旨在通过观察被演绎出的结果是否成立来证实或否证那些假说，即决定假说的可信赖度。在这连续的三种推理形式中，假设是从意外事实（surprisingfacts）推到对事实的可能性解释，演绎是从假说前提推到相应结论，归纳则是从实例到一般化概括。经过这样的科学探究，我们在科学共同体中将能不断接近真理。

3逻辑学中的化学概念移植

为更具体地论述Peirce的科学研究与逻辑学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在此可谈到Peirce对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向逻辑学研究的成功应用，这突出表现在化学上。因为化学是Peirce的大学专业，也是他进入整个经验科学的入口。

逻辑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领域，事实上从近代以来，就从数学（包括代数和几何）理论那里找到了非常有力的发展动力和理论技术。我们在此谈到的化学概念应用作为整个自然科学概念推广中的一例其实也是Peirce为发展逻辑学而提出的。

首先，Peirce晚年极为倾心的存在图表逻辑构想正是基于化学图表原理（可能还有拓扑学方法的启发）。存在图表是Peirce在其指号学背景下对Euler图和Venn图的重大发展，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其在自然、直观、易操作上要远胜于代数方法（包括标准的Peano-Russell记法），因为我们心灵的思想过程被同构地展现在推理者面前，对于图表的操作代替了在化学（和物理）实验中对于实物的操作。化学家把这样的实验描述为向自然（Nature）的质疑，而现在逻辑学家对于图表的实验就是向所关涉逻辑关系之本性（Nature）的置疑。〔7〕

第二个例子，现代逻辑（可能从《数学原理》开始）中的一对基本概念:命题和命题函项（或有时称为闭语句和开语句）原本就是来自化学中的“饱和”（Saturation或Gesättigkeit）和“未饱和”概念。Peirce用黑点或短线来代替语句中的“指示代词”（即逻辑中的自变元），得到形如“——大于——”、“A大于——”这样的形式，它们分别被称为关系述位（relativerhema）（区别于像系词一样的关系词项）和非关系述位，也即他那里的谓词（谓词是几元的取决于我们到底如何选择去分析命题）。他指出，述位不是命题，并坦言“述位在某种程度上与带有未饱和键（unsaturatedbonds）的化学原子或化学基极为相似。”〔8〕然而不无意外，我们发现同时期欧洲大陆的Frege也正在独立地从化学概念得到逻辑研究的灵感。他把诸如“……的父亲”的函项记号称为“未饱和的”或“不完全的”表达式，以与专有名词相区别。〔9〕

另外一个例子是Peirce提出的价分析（ValencyAnalysis）法。正如名字所显示出的，它同化学中的化合价概念密切相关，Peirce所使用的词语Valency直接源于化学中的术语Valence即化合价。价分析是Peirce在图表化逻辑思想指引下于存在图表（ExistentialGraphs）之外创设的另一种二维表现法。其中，显然他是把思想中概念的组合与“化学离子”的组合相比拟，如他采用类似“——”这样的结构表示带有“开放端（looseend）”(即黑点后面的横线)的实体，即谓词；这就是化学中离子结构的简单变形。由于它们的开放端导致的“不稳定”（正像离子本身不稳定一样），开放端之间就可能连接起来形成共同“键”（bond）。如“——”同“——”可形成“——”样式的新结构〔10〕。正是利用这样的离子组键技术，Peirce成功证明了其著名的化归论题，即对于三元以上关系都可化归到三元和三元以下的关系，但一元、二元和三元关系却不能化归。这一论题是他哲学思想体系中所坚持的三分法原则的逻辑证明。

综观Peirce的科学家经历和逻辑学家志向，Peirce把逻辑学视为对于各种科学推理方法的概括，同时又把逻辑学理论指导、应用于科学研究过程。二者紧密相连，互为作用。而更为突出的，他的逻辑贡献大都可追溯到其多样化的科学研究，他的逻辑独创往往也是其科学研究经验的启发性建议。笔者以为，研究Peirce的这些方面，我们至少可得出以下启示：逻辑学应从数学和科学推理实践中概括推理的一般本质；逻辑学家应尽可能学习、掌握科学（传统逻辑就因为没有这样做而失败，科学家非逻辑学家或逻辑学家非科学家都不能胜任于对科学推理的分析工作），因为拓宽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必将能加强逻辑学家对于逻辑科学的贡献能力；同时科学家要想更为一般地把握住推理方法也应了解逻辑学，但是前者在当前学术界值得特别注意。当前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逻辑学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加快发展自己；而经验科学（不再仅仅是数学）必能使得逻辑学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已经是被现代逻辑的发展史（特别是初创时期）所证实的。

参考文献：

〔1〕库克.现代数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61.

〔2〕罗素.西方的智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276.

〔3〕HilaryPutnam.PeircetheLogician〔J〕.HistoriaMathematica,9（1982）.292.

〔4〕MaxFisch.TheDecisiveYearandItsEarlyConsequences〔M〕.WritingsofCharlesS.Peirce:aChronologicalEdition(Vol.2).Bloomington,Indiana.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4.Introduction.

〔5〕〔6〕〔7〕〔8〕CharlesSandersPeirce.CollectedPapersofC.S.Peirce(Vol.1-8)〔C〕.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1-58.2.227，2.93，4.530，3.421.（按照Peirce文献的通常标注法，这里如“2.227”的记法，小圆点前面的数字为卷数，后面的数字为节数）

〔9〕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624.

〔10〕RobertBurch.ValentalAspectsofPeirceanAlgebraicLogic〔J〕,ComputersMath.Applic,Vol.23,No.6-9,1992.665-677.

Peirce：TheScientistandLogician

篇4

关键词：法律推理　法律逻辑　法理学　非单调逻辑　非形式逻辑

英国逻辑学家Toulmin建议，既然在数学之外论证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其语义形式而是取决于它们辩护的争论过程，那么，那些想研究实践推理的逻辑学家们应当从数学那里离开，转而去研究法学[[1]]。Toulmin的建议无疑给法律逻辑学家们的工作以充分肯定，但同时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如何定义法律逻辑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但又无法回避的。翻开国内的法律逻辑教科书，我们会发现：这些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根据传统逻辑教科书的逻辑定义来定义法律逻辑的。可是，国内传统逻辑教科书中给逻辑的定义本身是值得商榷的，即传统逻辑教科书给出的逻辑定义本身只具有描述性，并没有反映出逻辑的本质所在，并未反映出逻辑学的动态。我们当然不采用这种逻辑定义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至少需要根据国际主流逻辑的观点来定义法律逻辑。

根据主流逻辑的观点，如果把逻辑定义为“研究把好（或正确）推理与差（或不正确）推理相区别开来的”[[2]]，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法律逻辑定义为“研究把好（或正确）法律推理与差（或不正确）法律推理相区别开来的科学”。根据这个定义，法律推理显然是法律逻辑的核心概念之一。必须意识到，这里所给出的法律逻辑的定义是基于主流逻辑（主要是指形式逻辑）观念的，因此，这个定义不是最优的。如果引入非形式逻辑或论辩理论，我们还可能需要进一步修改该定义。

一、概念问题：法律推理的两个层面

我们可以把法律推理区别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法律逻辑研究对象的法律推理，即逻辑层面的法律推理；第二个层面是作为法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的法律推理，即法理层面的法律推理。学界通常所说的法律推理往往是指第二个层面。不少学者常常把两个层面的法律推理混淆起来使用。表明，第二个层面上的法律推理实际上包含了第一个层面上的法律推理。我们可以把前者叫做狭义的法律推理，后者叫做广义的法律推理。

不管是法理学家还是法律逻辑学家，通常都把法律推理分为两种类型，即形式推理（formal reasoning）和实质推理(material reasoning)，并认为前者只研究推理的形式，而后者则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并考虑到推理的具体。这种观点几乎成了当今法理学界和法律逻辑学界的共识。毫无疑问，这里的“形式推理”就是指传统逻辑中所讲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①]。在法理学家或法律逻辑学家看来，“实质推理”恰恰是法律逻辑或作为法理学分支的法律推理有别于传统逻辑中所讲的推理之处。我们认为，从法理学角度来讲，如果认为实质推理是把法理学中的法律推理与普通逻辑中所讲的推理相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准，那么至少我们目前似乎找不到更合理的理由来反驳它。但在法律逻辑中也采用这种观点，这似乎有些超越了“逻辑”范围，即把法律逻辑看成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了。这就大大限制了法律逻辑学家作为一个逻辑学家而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也许Edgar Bodenheimer对法律推理的分类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他把法律推理分为“analytical reasoning”与“dialectical reasoning”。邓正来在翻译Bodenheimer的《法理学：法律与法律》一书，分别把这两个概念译为“分析推理”和“辩证推理”[[3]]。这一译法代表了我国学界的一种普遍观点。然而，在Bodenheimer看来，前者意指解决法律问题时所运用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而后者乃是要寻求“一种答案，以对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陈述中应当如何接受何者的问题做出回答”。若把“dialectical reasoning”译为“辩证推理”，由于受黑格尔哲学和哲学的，人们很容易把“辩证推理”与辩证逻辑中所讲的“辩证推理”等同起来。Bodenheimer显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dialectical reasoning”的。他的这一概念实际上来源于Aristotle的《工具论》。Aristotle提出了“dialectical argument”概念。张家龙与洪汉鼎把它译为“论辩的论证”[[4]]。根据Aristotle的观点，论辩论证是“论辩术”(dialectics)的核心概念，它是指从大多数人或权威人士普遍接受的观点出发进而引出矛盾的论证。因此，我们建议把“dialectical reasoning”译为“论辩推理”。这将为逻辑学家研究法律逻辑留下足够的空间。当然，Bodenheimer并没有注意到非形式逻辑的发展，但他的“论辩推理”概念却与非形式逻辑殊途同归，因为根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非形式逻辑”词条，论辩术(dialectics)是非形式逻辑所依赖的三种方法之一[②]。

二、逻辑学家的困惑：法律逻辑何处去？

我国对法律逻辑的研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起步的。由于的原因，早期对法律逻辑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何传统逻辑知识来解释司法实例问题上，实际上是停留在“传统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应用”这一层面上。这种研究方法谈不上任何创新，至多是一个“传统逻辑原理＋法律领域的具体例子”框架。基于这个原因，“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现实意义一直是学界感到困惑而富有争议的问题，甚至有许多曾从事法律逻辑研究的专家学者因怀疑究竟有没有“法律逻辑”而不敢使用这一术语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我国法律逻辑研究的起步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大大推动了国内法律逻辑甚至法理学研究的发展。我们可以把这种研究法律推理的方法称为“传统逻辑方法”。

正当法律逻辑学们忙于用传统逻辑框架来构建法律逻辑学体系之时，形式逻辑学家们喊出“逻辑学要化”的口号。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少数法律逻辑学家开始大胆尝试和探索“法律逻辑现代化”之路，于是，涌现出一批研究基于von Wright的道义逻辑法律逻辑学家，他们试图建构基于现代逻辑的法律逻辑体系。遗憾的是，这种研究方法收效甚微，成果甚少，至多是丰富了哲学逻辑研究的内容，其实际意义几乎未得到学界尤其是法律逻辑界和法理界的认可。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研究方法毕竟与逻辑学的发展“与时俱进”了，丰富了哲学逻辑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为“现代逻辑研究方法”。至此为止，我国法律逻辑研究实现了第一次转向——法律逻辑现代化转向。

传统逻辑以演绎逻辑或形式逻辑为主体的，现代逻辑实际上就是指现代形式逻辑，演绎逻辑研究的是从语义和语形的角度来研究推理形式问题。逻辑有强弱之分，演绎逻辑是最强的逻辑，它假定了一个所有有效推理的完备集。单调性是演绎逻辑的本质特征。所谓单调性是指：如果公式p是从一个前提集中推出的，那么它也能从前提集的每一个子集推出。通俗地说，任何演绎推理，一旦被判定为是有效的，不管有多少新信息加入到前提集之中，其结论仍然是有效的。即使加了一对矛盾的前提到前提集之中，其有效性也不会扰[[5]]。那些从事实践推理的逻辑学家们常常把演绎推理叫做“理论推理”（theoretical reasoning），以对应“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6]]。

可是，单调性与日常生活中的推理是相冲突的。正如可废止逻辑（Defeasible Logic）的提出者美国乔治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onald Nute教授所说，“人类推理不是且不应当是单调的”[[7]]。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在一定时间内结论是可接受的，后来随着新信息的增加而变成不可接受的，这是很的事情。法律推理作为一种实践的人类推理，它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具有单调性，即：法律推理本身是非单调的。

法律推理的基本模式是法律三段论[③]。其前提由两个部分组成，即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在法律推理中，刑事法律推理、民事法律推理、行政法律推理虽然在需要确证事实以及确证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会遇到事实问题。随着举证事实数量的增加，推理的结论就可能被改写、被证伪或被废止。有时，即使事实已经很清楚，在使用法条时仍然会出现例外情况或无法得出推理结论的情况。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审判制度中，“二审终审制”就是表明了法律推理具有可废止性特征。即便是终审后，仍然有申诉的权利，这又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已从法律上规定了“法律推理结论的可废止性”。

基于传统逻辑观点的法律逻辑学家们困惑了，因为他们无法回答法学家尤其诉讼法学家提出的质问：“根据法律三段论所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不可靠的，那么，法律逻辑究竟有何用呢？”。

三、法理学家的无奈：实质法律推理的提出

有效性是演绎逻辑的核心概念，其基本思想是前提真而结论假是不可能的。这一思想是通过分离规则来实现的。分离规则的形式是p， pqÞq。如果推理是有效的，或者(1)p是真的或者（2）{p， pq }是假的。分离规则具有保真性，换句话说，只要前提为真，那么结论为假是不可能的。

法律推理是保真的吗？也就是说，在法律推理中我们总能从真的前提推出真的结论吗？在国内几乎所有普通逻辑或形式逻辑教科书都会这样写道“要保证一个推理的结论是真实可靠的，必须同时两个条件：一是前提真实，二是形式有效”。法律逻辑教科书也不例外。形式逻辑学家其实只管形式有效问题，研究推理的哲学基础是可能世界，即在假定前提为真情况下推出结论的真值。至于前提何以为真，他们不管。

但事实上，推理是有效的并不能保证其前提事实上是真的。说某个推理是有效的，即是说了关于这个推理一些积极的特征，并没有说明推理的其他性质，以及适用范围。它不一定在各方面都一样好。况且，并不是所有好的推理都是有效的，比如，归纳推理是好的，但它们不是有效的，它们不能保证结论的真实性，只能产生一种可能性。因此，在分析推理时，有效性并不是所要担心的唯一的东西。

至于前提是否真实，前提支持结论的程度的大小，那不是形式逻辑所要关心和研究的问题。这就又引出了两个问题：（1）形式有效的推理一定是好推理吗？（2）形式无效的推理一定是差推理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一定”。换句话说，形式有效的推理不一定是好推理，其结论也不一定是真实可靠的；形式无效的推理也不一定是差推理，其结论也不一定是不真实可靠的。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法律推理的非单调性。

当法学家们质问“法律逻辑究竟有何用”时，法律逻辑学家们已很难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了。美国法理学家拉格斯大学教授L. Thorne McCarty提出，研究法律逻辑应当从法律开始，而不是从形式逻辑开始[[8]]。为了回应这些质疑，在采纳了“形式法律推理”这一概念基础上，法理学家提出了“实质法律推理”概念，试图解决法律逻辑学家的困惑。所谓实质法律推理，就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于某些特定的场合，根据对法律或案件事实本身实质内容的分析、评价，以一定的价值理由为依据而进行的适用法律的推理[[9]]。我国的法律逻辑学家们也把这一概念借到了法律逻辑领域，提出了“法律逻辑的法理化”问题。我们把这称之为我国法律逻辑研究的第二次转向——法律逻辑的法理学转向。

与第一次转向相比，这次转向是比较成功的。文献表明，基于法理层面的法律推理研究，成了当今法律逻辑研究的主流。从现象上看，法律推理似乎成了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法律推理的逻辑成分似乎已经成熟得没有再进一步研究的余地了。

四、法律推理的逻辑基础：非单调推理

在形式逻辑学家中，虽然“逻辑就是指形式逻辑”这一提法已得到了共识，但在其它领域并不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特别是在律师、法官以及其它对法律有兴趣的人群之中，我们会经常听到“实质逻辑”（material logic）或“非形式逻辑”（nonformal logic/informal logic）这样的术语，而且对逻辑的这种描述被认为是非常适合所谓的“法律逻辑”[[10]]。

基于传统逻辑框架来研究法律推理显然会使法律逻辑学家感到困惑；基于现代逻辑来研究法律推理又把法律推理从实践推理抽象到了理论推理的高度，离法律推理的语境——法律生活越来越远；基于法理层面来研究法律推理似乎又不是法律逻辑学家的事情。因此，法律逻辑的研究必须寻找新的逻辑出路来研究法律推理。

如前所述，根据传统逻辑或普通逻辑的惯例，把法律推理分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这似乎已经无可厚非。但就主流逻辑而言，这样的分类似乎有可商榷之处。主流逻辑实际只把推理分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两种类型，并认为除了这两种类型之外没有第三种类型。在这里，类比推理只是当作归纳推理的一种特例来处理的。

以加拿大为中心的北美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的崛起对这种经典的论证划分法提出了严厉的挑战。在非形式逻辑学家看来，推理除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以外，还存在第三种类型。这第三种类型是什么呢？Peirce把它叫做“溯因推理”或“回溯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11]]，Walton称为“假定推理”（presumptive reasoning）[[12]]， Rescher称为“似真推理”（plausible reasoning）[[13]]，等等。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采用Douglas N. Walton的观点，用“似真推理”特指第三种类型的推理。

在演绎有效的推理中，前提真结论假是不可能的；在归纳上强的推理中，前提真结论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不大可能的；而在似真推理中，前提真结论假则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把这三种类型的推理用公式表示如下：

演绎推理：对所有x而言，如果x是F，那么x是G；a是F；因此，a是G。

归纳推理：对大多数或特定比例的x而言，如果x是F，那么x是G；因此，a是G。

似真推理：一般情况下，如果x是F，那么x是G；a是F；因此，a是G。

从本质上讲，法律推理既不是演绎推理，也不是归纳推理，而正好是第三种类型推理――似真推理。似真推理的大前提是考虑到了例外情况。遗憾的是，主流逻辑学家们倾向于不把这第三种类型的推理当作逻辑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认为逻辑应当是研究精确性的科学，而似真推理是不精确的[④]。

人工智能的发展又使得主流逻辑学家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推理——非单调推理。非单调推理是相对于单调推理（演绎推理）而言的，它显然既不同于演绎推理也同于归纳推理的一种另类推理。非单调推理是似真推理的一种形式。似真性是非单调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基于这种思想，我们就很容易解释无罪推定的逻辑问题。国内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思想，无罪推定的逻辑基础是诉诸无知[[14]]。可是，传统逻辑学家和非形式逻辑学对诉诸无知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形传统逻辑学家把诉诸无知纯粹看成是错误的应当拒斥的东西，而非形式逻辑学家则认为有时候诉诸无知是一种很好的论证型式。无罪推定当然不可能纯粹错误的东西，它肯定有其逻辑合理性。但是，如果把非单调推理看成是无罪推理的逻辑基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非单调推理预设了“当我们不能证明p为真时，我们便假定它为假”这样的思想。这正是无罪推定的基本思想：当我们不能证明某人有罪时，我们便假定他无罪。换句话说，假定他无罪，并没等于说他无罪，一旦有新证据证明他有罪，法庭可以重新判决他有罪，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五、结束语

非单调推理是人工智能逻辑的核心概念。人工智能逻辑在研究非单调推理时，毫无疑问要进行形式化处理，即必须设法把本来是似真的或非单调的推理通过某种方式转化为单调的，进而构造非单调形式系统。在法律推理中，我们当然不必这样去做。其解决途径就是引入非形式逻辑思想来解决法律推理的非单调性或似真性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法律逻辑的非形式转向。这样，一方面，法律推理作为一种实践推理，其逻辑基础得到了比较满意的回答，另一方面又解决了法律逻辑学家的困惑，回答了法学家们提出的质疑。 --------------------------------------------------------------------------------

[①] 严格意义说来，形式逻辑是指演绎逻辑，它是传统逻辑或普通逻辑的核心之一。在传统逻辑或普通逻辑中，除了传统演绎逻辑以外，还有归纳逻辑、简单的逻辑等内容，因此，我们必须把形式逻辑与传统逻辑、普通逻辑相区别开来。

[②] 根据《斯坦福百科全书》（2002年版）的“非形式逻辑”词条，谬误论、修辞学和论辩术是非形式逻辑的三大来源，参见plato.stanford.edu/entries/logic-informal/网站。

[③] 三段论究竟的逻辑基础是演绎逻辑中的直言三段论呢，还是假言三段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把中项看成是对法律事实的描述，而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小前提是对法律事实的描述。我们在此选择持后一种观点。

[④] 这种观点显然值得商榷，逻辑并不绝对是精确性的不允许犯错误的，例如：非单调逻辑明显就是允许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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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erry Prakken， From Logic to Dialectics in Legal Argument，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Washington DC， USA， 1995 ，pp. 165-174，.ACM Press; Stephen Toulmin， Uses of Argu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7-8.

[2] Irving M. Copi & Carl Cohen， Introduction to Logic， 9th eds.，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8-1990， p. 2.

[3]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502页

[4] [英]威廉涅尔和玛莎涅尔著张家龙译《逻辑学的》，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页。

[5] Kenneth G. Freguson， Monotonicity in Practical Reasoning， Argumentation， Vol. 17， 2003， pp. 335-346.

[6] Douglas N. Walton， Practical Reasoning: Goal-Driven， Knowledge-Based， Action-Guiding Argumenta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1990， pp.348.

[7]Donald Nute， Defeasible logic， O. Bartenstcin et al. (Eds.): INAP 2001 2543， pp. 151-169，2003. Springer-Verlag Heidelberg

[8] McCarty， L. T. (1997)， Some Argument about Legal Arguments.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ACM， New York， 1997， pp.215-224.

[9] 雍琦、金承光、姚荣茂合著《法律适用中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10] Arend Soeteman， Logic in Law: Remarks on Logic and Rationality in Normative Reasoning， Especially in Law，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p. 10.

[11] Charles S. Peirce， Pragmatism and Pragmaticism， Vol. 5， ed. Charles Harshorne and Paul Weiss，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pp.99.

[12] Douglas N. Walton， Argumentation Schemes for Presumptive Reasoning， Mahwah， N. J， Erlbaum，1996.

篇5

关键词：形式逻辑；系统；企业组织结构；分类

目前，在国内出版的管理学相关著作中，通常把企业组织结构形式划分为直线型、职能型、矩阵型和事业部型，等等。这种分类方式存在着普遍性的逻辑错误。本文即针对这个问题，探讨分类的前提及分类时应该遵守的逻辑规律，目的在于揭示进行逻辑学教育的重要性，从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1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前提

对事物进行研究的前提，就是明确对象。确定研究对象时所应用的基本方法和所遵循的基本思维规律就是“一分为三”。确定研究对象的过程，也就是把世界“一分为三”的过程。现代系统论认为构成宇宙的物质的基本存在方式就是系统。所谓系统，就是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

如果以系统来划分空间，宇宙可以在任何一个层次上分割为3部分：系统、系统的内部要素以及系统的外部环境(系统、要素、环境)。宇宙中每一个层次的系统都可以作为研究和思维的对象。针对某个企业而言，可将宇宙分为：企业内的要素、企业本身(以系统整体存在)、企业环境(企业系统边界外的部分)。企业的要素在这里指的是针对企业整体的下一级组织，可能是职能部门或事业部或项目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系统是以层次性体现出来的，分类即用某个标准，对企业这个系统向内进行的划分，逻辑上只能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逐步进行。显然，在思维中产生对象的过程就是把时空“一分为三”的过程。

2分类时应该遵守的4个逻辑原则

2．1每次分类的标准要同一

对某个事物进行分类时，每次分类的标准(根据)只能是1个，不能是2个或2个以上。否则，就犯“分类标准不同一”的逻辑错误。如把“文学”分为“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民间文学”，就同时采用了3个不同的分类标准对“文学”进行分类。针对“企业组织结构”，假如按照“企业对管理工作的高度授权是基于项目、产品或区域的选择”的标准，企业组织结构可分为：项目型和职能型，或产品事业部型和职能型，或区域事业部型和职能型。

2．2分类后各子项外延之和必须等于母项外延

分类后的各子项外延之和与母项的外延必须相等，否则，就犯“多出子项”或“子项未尽”的逻辑错误。“多出子项”指分类后的子项外延之和大于母项外延。如把“高校教学人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见习助教、研究生”，就多出子项“研究生”。研究生虽然有时也承担部分教学任务，但他们是学生，不是教学人员。“子项未尽”就是分类后的子项外延之和小于母项外延。如把“生物”分为“动物和植物”，漏掉了“微生物”。

针对“企业组织结构”，假如按照命令传输是否是线性的标准，结果只有两类：直线型和非直线型。而非直线型往往以矩阵型组织为主。

2．3分类后的子项之间互不相容

违反这条原则，就会犯“子项相容”的逻辑错误。例如，有辅导员把“班级里的学生”分为“三好学生、积极分子和后进生”，就犯了“子项相容”的错误。“积极分子”与“三好学生”是交叉关系，与“后进学生”也是交叉关系。“子项相容”的逻辑错误通常是由分类标准不惟一引起的。如把“企业组织结构”分为“直线式、职能式、矩阵式”3种类型，即犯此错误。因为同时采用了2个分类标准，导致了“直线式”和“职能式”有交叉的共同部分——直线职能式。

2．4分类应当按层次逐级进行，不能越级

事物以系统方式存在，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具有层次性，其上有属概念，其下有种概念。分类就是把一个属概念分成几个并列的种概念，如果需要，可以将种概念再分为次一级的种概念，这样逐次进行。如果在分类时混淆了属种层次，就会犯“越级分类”的逻辑错误。例如，汉语“词”可先根据能否充当句子成分这一标准，分为“实词和虚词”，然后可再把“实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等，把“虚词”分为“介词、连词、助词等等”，如果需要，还可继续分下去。但是，如果越过“实词和虚词”的层次，将不同层次的概念并列，如把“实词”与“介词、连词、助词”等等并列，就属于“越级分类”。

3企业组织结构分类中存在的逻辑问题

3．1企业组织结构的定义

什么叫组织结构?可定义如下：组织结构指组织中对人的责任、权力和利益的安排所表现出来的结构特征。其表现为职能部门和岗位的设置、部门之间的指令关系的界定等等。责任，即职责，就是分内应做的事；权力，指个人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利益，即回报，是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总称。

实现组织目标是进行组织结构设计的目的。因此，企业组织结构可定义为：指企业中对人的责任、权力和利益的安排所表现出来的结构特征。

3．2相关著作和教材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分类时存在的主要逻辑问题

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分类并不复杂，然而目前在许多的管理学教材和相关专著中，往往把企业组织结构分为明确的几种类型，这是很不恰当的。把企业组织结构描述成几种固定的类型，会导致学习者思维的僵化，非常不利于培养学习者的独立思考能力。事实上，对相关基础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是对事物进行深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相关文献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分类时，存在2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疏于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精确而严谨的定义；二是在分类时，不遵守逻辑原则，导致出现逻辑错误，表现如下。

3．2．1分类标准不同一

管理学教材中，在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分类时，存在许多逻辑问题，却鲜有人论述。例如，文献[3]把企业组织结构分为：直线型组织、职能型组织、直线职能型组织、事业部制组织、矩阵制组织、委员会制和网络组织；文献[4]则把企业组织结构分为：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制、控股型和网络型。文献[5]则用组织部门化的概念取代组织结构的概念，也指出了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形成不同的部门化形式。把组织结构分为：职能部门化、产品和服务部门化、区域部门化、顾客部门化、流程部门化、矩阵型结构、动态网络型结构。文献[6]把企业组织结构分为职能型组织、项目型组织和矩阵型组织。

文献[3]和文献[4]的不足之处在于：对组织结构进行分类时，同一层采用的分类标准不惟一。文献[5]的不足则在于：没有给出依据某一个标准划分后的全部分类结果。比如说，按照产品管理职能是否部门化的标准，对此标准进行肯定的回答，表现为职能部门化，却没有指出否定情况下，表现为什么。文献[5]中，其他几种类型的划分也都存在分类结果不完整的问题。文献[6]中，出现了3种平行的组织结构分类结果，却用了3个标准来划分。

篇6

1.逻辑的对象

逻辑的对象就退指逻《研究的对象。目前国内许多逻辑学家认为，逻辑研究的对象是思维形式及典规俾,而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宽泛。首先,思维规律衔许多种。例如，从n.体的方面上说，我们有儿童的思锥规沛、精祌病人的思维规律。这些规律通常是心理学家而不是逻轲学家要研究的东西。从一般的方面上说，我们有人的认识规律。例如，“从感觉上升到知觉，丙上升到表象’’逛一种认识规律，甚至通常所谓的“从概念到判断W到推理”也是一种认识规律，它们是(哲学)认识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逻辑研究的对象。

其次，思维形式也柯许多种。例如，从典体的方面上说，绘画中的抽象派和立体派的作品，表现了画家的一种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显然不是逻辑要研究的。从一般的方面上说，理论数学(即趟础性很强的数学分支，例如，数诒、几何、拓扑)，以及像模型论或鴃太古的形式语法理论都可以说足研究相当一般的思维形式的，至少是从t个侧面讪行这样的研究D而这些东西也不是逻辑要研究的I靑则人们也不描耍在它们以外幵辟一门称为逻辑学的东西。总之.逻辑不仅不研究具体的思维形式，也不研究全部的、即便足较一般的思维形式。

那么，逻辑研究的对象倒底是什么？有一种说法是：“逻铅研究的对象足推理'如果这是对外行人做通俗的解释，倒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作为一个学术性的定义却远远不够，不仅很不严格，而且会引起严的误解。因为推理具葙许多性质，例如，排理的形式、推理的内容、推理的长度、推理迕结构上的复杂度、推理的表述、拙理的可接受性、推理的内容也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具体内容和抽象内容?逻钳不应该也没有必迤研究推理的所有性质，比如说逻辑不应该研究推理的异体内容。为此，一呰逻辑学家进~步指出：“逻辑研究的对象是推理形式”。这种说法我认为也很有问题。一方面，逻辑不应该研究全部的推理形式，例如，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哲学)的“正一反一合”也足一种排理形式，这样的抑理形式不应该由逻钳来研究。另一方面，逻辑除了研究推理的形式以外，还应该研究推理的某种抽象的内容，即与真(假)莉灾的内容.这种内容通常用正确性或有效性来表达4儿正确地说，逻辑应该研究某类推理形式和推理的某种性质(某种内容)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认为下列说法比较合玴。通俗地说就足：“逻钳研究的对象足推理形式的,IE确性'更严格(史带学术性)地说就是：“逻轲研究的对象埕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当然这里橄要紧接葙补充一个说m,即“正确性”或"有效性”都必须用“真”这个概念来定义(因为从理论上说，我们完全有可能用推理形式的其他性质(其他内容)来定义“正确性"或有效性”。例如，我们可以用推理的长度或结构的复杂度来定义)这样的“有效性〃也就是王路先生在其《论“必然地得出w》中阐述的那个从前提到结论的“必然地得出”关系（《哲学研究》，1999年染.10期)。顺便说一句，归纳推理不是逻辑要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没有有效蚀。目前所谓的归纳逻洱.H不过逛研究归纳推理之间的必然关系(有效性)，实际上仍是亦研究演绎推理(归纳推理之间的推理)的有效性。当然，逻辄研究的对象足推理形式的有效性迪种定义，不仅沙及推理的形式，而且还涉及如理的某种内容——打效性，甚至强调了后葙。我认为，只有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才能把推理的形式和某种内容(用真(假)概念定义的有效性)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把逻辑和诸如理论数学、蒙太古理论那样的形式化理论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明确地把有效性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研究，而后者却并非如此，它们只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当然这类东西如果看作是用推理表述的，则它们也隐含地(在元理论意义上)断定这类推理的正确性，但甚至是所有的学科，只要它们研究的东西是真理性的东西，都具有这种性质，只是形式化的程度不同而己。

明确规定逻辑研究的对象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才能消除国内许多人所持有的两个严重的误解。有一部分人认为，逻辑只研究推理的形式，不研究推理的内容。事实上，毫无内容的纯推理形式没有任何意义，逻辑没有必要去研究。另一部分人认为，既然逻辑也研究推理的内容，所以，与推理宥关的内容(即便这样的内容与真(假)无关)都是逻辑研究的对象，所以T这一部分人热衷丁?研究推理的认识论性质、方法论性质，甚至泛文化性质，并且认为这是对逻铒的发展和创新。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叨确了逻辑研究的对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逻辑的形态。明确逻排的研究对象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就能使我们严格地定义什么是逻辑：逻辑足一个刻面推理形式的系统使得这个系统相对某个(解释排J1形式的)语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语义是形式化的，通常是从具体推理的直观语义中抽象出来的)具有可靠性和完全性。可靠性表示它包含的推理形式都是有效的，而完全性则表示有效的推理形式它都能包含。因此，我定义的逻辑是一个形式(语形>和内容(语义）（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形式语义也是一种内容，尽管它是一种抽象的内容）相匹配(统‘)的东西。所谓逻辑学(作为一个学科)就是研究这样的逻辑的学科。

2.逻辑的分类

我们知道,理辑学家研沆过的和正在研究的逻辑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分类。这里，我们主要通过对逻辑的分类来讨论两个问题1,什么足应用逻辑？2、普通逻辑是何物，.有无研究之必要，荷无花大学中讲授之必要？闪为在这些问题上，许多人，包括许多摘逻辑的人，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下面我首先提出自己的分类理论，然后论和澄济上述误解。

粗略地说，与逻辑具有密切关系的理论有五大类：逻辑哲学、逻辑恶础、蕋础逻辑、应用逻辑、逻辑的应用理论，与中只有驻础逻辑和应用逻辑是逻辑。更详细地，我们可以如下说明：

1、逻辑哲学：讨论真(假)概念的理论、讨论可能世界的本质的理论。

 2、逻辑蕋础：集合论、模型论、递归论。

3、蕋础逻辑：经典命题逻辑、一阶谓词逻辑(这种逻辑不涉及函数运算).

4、应用逻辑：

①数学领域：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指.涉及函数的一阶逻辑)、概率逻辑。

②人工智能领域：非单调逻辑、欠缺逻辑.

③哲学领域：本体论方面：模态逻辑、时态逻辑，认识论方面：认知逻辑、，伦理学方而：道义逻辑。

5、逻辑的伙用理论:卡尔纳普的归纳语义理论、紮太古的形式语法理论。

爻于这个分类理论，我们柯几点铞要说明：第一，逻射哲学圯用分析、思辩的手段讨论逻辑的哲学趣础的理论，厉于哲学，而逻辑蕋础则是—些形式理论，它们是支撑遝纠的形式化蕋础。

笫二，公理集合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宥作是~种比较特殊的逻辑，而不是逻辑蕋础，但通常我们把它们归入逻辑恶础，因为人们在研究公理集合论时通常注重的是有关集合的规律，而不是可靠性定理和完全性定理。

第三，蕋础逻辑也称为纯逻辑，可以说其他所衔逻轲都是它们的推广或修正。在这样的笟义上，我们称它们是基础逻应用逻辑是基础逻树应用于架个具体领域而产生的逻辑。

第四，我们把所有的逻辑简单地分为菡础逻辑和应用逻辑是相当简约的，这只足为了回答什么是应用逻辑这个问题。-K实，有些逻辑只不过是蕋础逻辑的直接推广，它们可以算是应用逻辑，也可以不算，因为它们毕竟不足应用于架个具体领域的逻辑。例如，高阶逻辑、无穷逻辑、广义量词逻辑。

第五，应用逻辑和驰础逻栂之间没衔严格的界线。这句话一方面是说，驻础逻辑可以转化为应用逻辑。例如，用二元谓词可以定义函数。另一方面是说，应用逻铒经过历史的积淀也可以转化为蕋础逻锄。例如,现在国内招收逻辑学研究生强调要学好两门蕋础课：数理逻辑和模态逻辑，这就说明渉及函数运算的一阶逻辑已经成为驻础逻辑，模态逻辑也转化为一种避础逻辑.

第六，逻辑的应用理论还不足逻辑标志是还没有抽象出一个相对某个形式语义具荷可靠性和完全性的形式系统。

上述分类挫论所奉行的标准相蛊程度上逛国际皿用的，只袈读者参阅一下国外的逻辑杂志(例如，《纯逻钳与应用逻辑》、《符号逻钳杂志》、《哲学逻辑杂志》）就一目了然。但是，国内目前还祈许多摘逻辑的人，由于各种损因，搞不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等应用逻铒的本质，就把我们上述总义上避础逻辑和应用逻机都涪作逛纯形式的逻ti,而把自己一些览名批妙的东西宥作足应用逻辑。例如，他们通常花普通逻辑的框架中加上一些法_上或经.济上的例子就自称建立了一门法律逻辑或经济逻辑，当然，我在此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建立一门法律逻辑，而是说上述做法行不通。如果我们用骓础逻辑去研究法渖领域的摇本概念，从而定义法律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我们是可以逑立一门法律逻辑的，但这样的逻辑并不等于普通逻辑加上法俥方而的举例。这狴人之所以衔上述误解，主要是因为往他们看来,形式化的逻辑(匹配形式语义的形式系统)不可能煶应用逻纠，他们不了醉某个具体领域中的概念也可以从中抽取出形式语义，从而建立一门既是形式的又是应用的逻辑！

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普通逻辑煶什么东西，还有无研究之必要，有无在大学中讲授之必要？这里之所以讨论此间题是因为它也涉及到逻纠的分类理论，目前国内逻软界流行这样一种分类标准，即把逻辑分为普逝逻辑和现代逻前者皿常也称为传统逻辑、形式逻铒(形式逻辑这个名词有些滥用，国内的人通常用它来表示普通逻枓，国外的人通常用它来表示符号逻辑.我认为用它来指称符号逻辑比较恰当），后者称为符号逻辑.国内有许多人之所以提出普通逻辑和现代逻辑的分法，是因为他们认为普通逻钳和现代逻钳足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至少足两种相当不同的逻辑，不能混这些人弄不懂符号逻辑，只好以研究和讲授普通逻辑聊以。我们只要苕卷国内这一二十年出版的有关普通逻辑的大量论文和教科书就能知道。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做法正在把逻辑学引向误区，导致我国逻辑学研究和教学向非常不健康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只葙在研究逻辑丈时，把逻辑分为传统逻辑(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和现代逻辑，并对此进行研究才有意义，正像在研究数学史时I把数学分为传统数学（《九竞算术》式的数学）和现代数学并加以研究才有总义一样。呙外，在一种非常弱的总义上还有必要进行区分,正像我们可以把数学分成初等数学和商等数学并花中小学和大学分别讲授那样，我们也可以把逻辑分成初等逻锄和岛等逻铒卯扭中学和大学分别讲授。高等逻辑就是指我们的分类理论中提到的驻础逻辑和应用逻

它们应该在大学中讲授；初等遝栂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逻铒，它足一种还没有成熟的逻辑，只是罗列了常姐维中常用的正确椎理形式，例如，三段论推理和诺如充分条件的带定后件式那样的推理形式，它们应该枉中学中讲授(中学语文教科书一度明确包含初等逻辑的基本内容，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取消了)。事实上，中学的语文课和数学课，通过改病句、写作论说文f以及做数学、几何的证明题等形式，己经初步牮握这些方法#由于诸如充分条件的否定后件式那样的推理只足经典命题逻辑的一些粗浅的碎片，而三段论那样的推理充；R:量只是一阶谓词逻辑的子逻辑（这里的“充其量”是指后人用高等逻辑已经证明：三段论理论可以用谓词逻枓的一个子逻辑来表述），所以只要往大学讲投高等逻m.就能使学生系统而又深入地掌握初等逻辑f没有必要洱在大学开初等逻辑。

我们说初等逻辑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时并没有提到普通逻辑，因为在我看来，普通逻辑只是一个哲学分析方法、实验科学方法和粗浅的逻辑碎片的人杂烩。现往我们不妨用点篇幅来考察一下普通逻辑倒底畏由什么样的内容组成。目前为大学生编写的普通逻辑教科书通常分为五大部分：概念、判断、推理、思维规律和论证，尽管有许多改头换面的表述形式，但仍万变不离兴宗。下面我们稍为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五大部分倒底包含了什么内容:概念部分主要由中学语文的内容组成，加杂一些认识论的东西。后者主要是指对概念特性的哲学讨论，例如，讨论概念是否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前者主要是指以下内容：概念与语词的关系、概念的种类、概念之间的关系、定义和划分。这些内容是中学语文课上己经讲授过的内容，虽然在那里可能没有明确这样提述。从普通逻饵要求概念明确也可以看这种迤求也屈子中学语文的要求这就赴为什么向当代火学生讲“妇女”和“运动员”这两个概念是交叉关系只能使他们?到乏味的原因。判断部分的愔况如同概念部分的情况，所以我们就不W儿加分析，推理部分通常分为两个部分：归纳推璀部分和演绎推理部分。前希大部分是科学方法论的内容，小部分仍是哲学认识论的内轾。科学方法，特别是判断因果关系的五种方法，都是一些实验科学的方法。

    这些内容大部分在中学理科的实验课己经讲过或者己经运用过，演绎推理部分我们上面己经讨论过了，它们只是高等逻辑的一些碎片和子逻辑s思维规律部分主要是哲学认识论的内容，大学的哲学课会涉及这一部分，没有必要通过齐通逻辑来牮掘.况且替通逻辑也没有比哲学更进一步8论证部分罗列了一些常见的证叨方法，通过中学语文的论说文写作，做数学、几何的证明题等己经使中学生初步掌握，没有必要在大学里专门通过普通逻辑来讲授。事实上在我国，最需要论证技巧的理工科大学生逛不上普通逻辑课的，他们以及他们的老师认为没有此必要，这正好说明普通逻辑枉理工科大学中是不需要的。倒是有一些大学理工科在开设高等逻辑的课程，有的甚至有高等逻辑的专业，如南京大学数学系。至于为扦么我国一些文科大学生现在还在上普通逻辑课，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原因，正像刘壮虎先生在北京市最近召开的“中国学术百年"研讨会上指出的那样，婼我国大学文科的老师没有多少人其正悝高等逻辑U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苷到f为什么普通逻辄在当今的大学，特别是在重点大学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原因。我们可以说，往大学、特别是在研究生中,讲授普通逻辑是一种智力浪费和历史倒退！好在现在有许多有识之士己经初步意识到这一点，正在努力压缩甚至取消普通逻辑的课程。

3.逻辑的有用性

目前国内有许多人认为逻辑无用，甚至在逻辑学界，许多搞不慌符号逻辑的作用的人也持这种观仏在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下，许多人为r使逻钳有用.在逻辑中引入许多科学方法论的东两，引入许多语言分析的东西，引入许多传统文化的东西，如此等等。引入的这些东西，有的b逻辑遛无关系，有的只是与逻辑哲学沾点边?这实呩上是对逻辑使.命的一种严重的误解，逻辑的使命究竟是什么，逻辑倒底冉什么用，如采有用又表现在什么方面？下面我们提出自巳的观点。

诚然，逻辑不可能像经济学那样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不像数理化(这里的数学指应用数学）那样直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不像巧宋学那样通过兑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较为间接地促进社会在各方面的发展。逻辑远离社会。但这不等于说逻辑.就无用，关键是如何看待“宥用”这个向题。我们知道，逻铒学属〒思维科学，它所研艽的举辑从一个侧面(有效性)刻画了一部分思维规律(正确推理)，所以逻辑的衔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真理性。逻钳的使命是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把有效的推理形式从;K.他的推理形式中区别出来，从而把真理(有效公式的直观解释)和郛他命题区分弁来。这样的真理也表述了人类与有的正确的思维规律。追求和把握真理总能促进社会健康地发展，不管这种促进作用如何间接虽然追求和把握真理也是其他学科的使命，但逻辑直接而又明确地以追求和把握真理为自巳的目标，就这一点而言，其他学科决不能与逻辑相提并论。

2、严密性。逻辑的严密性是不言而喻的。JE因为如此，所以它才成为数学、计算机编程等学科的坚实蕋础。逻辑的严密性:当然来自逻辑的形式化(形式系统、形式语义)，但本成上还逛来自对日常思维规律的正确抽象6因为如果一个理论是不正确的，则无论仆么样把它形式化都不能使这个理论更严密。现在国内育些人把所谞的辩证逻辑(辩证逻辑由于历史的原因才被称为逻辑，国内还辑学界许多人热衷于研究辨证逻铒是不正常的，在我看来，它只是一种哲学，应该由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去研究)简单地形式化，所得的东西仍然是不严密的。

3、深刻性。逻辑的深刻性表现在它对人的思维形态进行了深刻地刻画。例如，对“必热”这个概念的刻画。我们知道“必然”是一个含义模糊的哲学概念，模态逻辑把“必然”视为一种思维形态，对此进行了精细的刻画，深刻地揭示了不冏领域中的“必然”具有不同的含义，而且这呰不同的含义可以用不同的可达关系精细明确地揭示出来.不仅如此，模态逻辑还揭示了人们现在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的领域或还没葙进行研究的领域的各种不同“必然”的含义。在没有建立模态逻辚以前，没符哪一个学科，包括哲学，对必然性做过如此精细的研究。

4、简洁性。逻辑的简洁性一方面表现在它能简浩地表述曰常进维中的正确推理*例如,归谬推理。另一方面，这种简洁性还表现迕它能简洁地表述和证明数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中的问题。我们知遒，在数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在一些难题，这些难题用本领域的技术来处理有时相当繁琐，而逻辑则由于它强大的概括能力和推演能力可以相当简洁地解决这些雉题。

5、创迨性。逻辑的成果体现了人类智能的创造性，而且逻辑的长足发展更敁示了人类在智能方面的创造性持续离速的发展。这种创造性不仅体现在逻钳获得的结果的创新，也体现往获得这些结果所使用的方法的创新方SK就像资技体苜(这里我把体育分为竞技体育和对机体育，前者指田径、体操等有最好成绩和纪录的运动，后者指球赛、博奕等有输赢的运动}体现了人类体能的创造性一样。

我们知道，竞技休育是向人类体能的极限发起挑战的活动，以更品更快、更灵巧为目的，而逻铒是向人类智能的极限犮起挑战的活动.以获得见莴深、臾粗致的智黠结呙。逻辑的这种作用如同理论数学的作用。例如，对哥德巴赫猎想的解决。

篇7

对知性思维的内在性批判仅仅说明了它的局限性并没有揭示它的真理性，仅此还无法解释它如何是我们认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启蒙所宣扬的自由能够像黑格尔所说被扬弃的话，那么扬弃这种自由的新哲学就必须能够在论证自由的同时顺利地协调与知性思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批判性地肯定知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下，论证自由的可能性。因此，当黑格尔把对哲学的需要界定为“当统一性（Vereinigung）的力量在人的生命中消失，对立丧失了它们的生动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获得独立性时，哲学的需要就产生了”［4］，这种对立就是上文所分析的以知性思维方式为工具的传统形而上学所产生的对立，即知性无法把握作为理性对象的普遍物所产生的对立，以及作为概念的诸规定性自身相互之间的差别，那么作为统一性的哲学就必须能够说明这种对立的相对性，进而使之被扬弃。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它是一种精神的和解，并且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和解，这精神在它的自由里和在它的丰富内容里把握住了自己的现实性”［5］。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黑格尔所采取的论证策略是：把哲学的发展界定为“返回自身的圆圈式发展”。一方面，这个圆圈式发展意味着哲学作为克服了知性思维方式对立性的统一性体系，在其开端处同时也是一种统一，而这种统一同时必须能够向前发展推演出知性的诸规定；另一方面，这种知性的规定作为总体的一个环节又是必不可少的，但仅仅是总体的一环而已，它必须能够向前过渡到统一性之中。所以，这个最终的统一性原则摆脱了抽象性，是一种具体的统一性，之前的对立的知性思维方式也被统摄在其中。这种统一性思想并非黑格尔首创，而是斯多葛学派关于统一性思想在当时德国学界影响的结果。迪特•亨利希认为，斯多葛学派关于自然的统一性学说通过一定的阐释方式，甚至能够揭示黑格尔哲学中的核心思想［6］。他认为如果把该学派中的统一性思想（它被表达为“多中之一”，即“henpanta”）与其“熟知自身”（oikeiosis）的思想相结合，就能阐释一种观念论意义上的理性存在者的思想。首先，“多中之一”所表达的就是宇宙多样性的统一性，必须贯彻在一个统一性原则之中才能得以保证。这个统一性原则，就是各个有限的部分之间互相的“化学混合”（chemicalmix－ture），通过这种混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质，即统一性。因此，宇宙的统一性原则是渗透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但不能被还原为各个组成部分。其次，人类只有在熟知自身的情况下才能保存自身，如果不能熟知自身就意味着一种自我异化（allotriosis）的状态。这种熟知只有通过自身意识成功地反思并了解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之后才是可能的，达到这种状态的存在者就是理性的存在者。显然，斯多葛学派对这种意识的状态的界定与黑格尔关于意识最终状态的概念并无本质的区别。当然，斯多葛的统一性思想还只是初步的自然哲学，它并没有结合认识论去探讨参透其中的统一性原则是否能够被认知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在思维本身当中证明这种统一性原则是可以认识的，那么关于它可以认识的论断就很容易走向神秘主义，例如通过神秘的启示等方式获得。黑格尔与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他把这个统一性原则置于人类理性当中去理解，通过思维自身的发展去论证它的可能性，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述就是：“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7］10按这一理路，黑格尔关于统一性哲学的构建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是：在思维当中，如何找寻这种绝对的统一性原则，并且如何能够从中演绎出它与世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作为统一性的理念如何自在自为地体现在纯粹思维当中，并且如何以外化的形式体现在自然界当中？进一步阐述黑格尔对此难题的解答并非本论题的任务。通过上述勾勒，我们只想阐明，黑格尔通过理性来建构统一性哲学体系的构想，决定了该哲学的开端含义与近代哲学对开端的理解大相径庭。因为由上述对统一性哲学的构想，我们能够推论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哲学开端必须一方面具有“本原”的意义，即理解世界或一切存在的首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也是我们思维中首要的东西，是我们一切意识行为的前提。而在古希腊哲学中，开端仅仅具有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近代哲学的语境中，则仅具有第二方面的含义，虽然它常常被认为是关于第一个方面的证明。

二、逻辑学的开端：从纯粹的自我意识到存在

既然黑格尔把最高的统一性原则（理念）置入主体的思维当中，把纯粹的思维等同于最高的统一性，那么为何黑格尔把逻辑学的开端界定为纯存在，而非纯粹的自我意识或自我的原始同一性呢？

（一）纯粹自我意识与哲学的开端从先验哲学的角度，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最高的统一性原则，似乎能够作为《逻辑学》的开端。首先，因为这个纯粹自我意识始终是同一个自我。理由很明显，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任何的思想或认识归结为同一个自我的意识，我们便无法意识到一个能够思维任何对象的自我。既然我们能够意识到能够思维一切的自我，这个自我就必须是同一个自我。其次，由此便容易推出，这个自我意识具有统一性，它能够把一切的思想综合到纯粹的自我之中。这就是康德所说的“我思必须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再次，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也是空无一物的自我意识，它是抽象掉一切内容的纯粹的我思，否则的话它就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同一性的自我了。由于这个纯粹自我意识既具有统一性又是最抽象的，它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那么这个纯粹自我意识似乎是符合一般意义上开端的含义，即作为直接性的东西。“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并非是说抽象的纯粹“我思”无需任何对象还能被我们思维到，因为只要是“我思”就必须要有思维的对象，而是指只要对象被给予意识，意识对此进行思维时，我们便能够直接意识到纯粹的我思。但是，这里的纯粹自我意识不是反思的结果吗？它怎么能够是直接性的呢？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地区分认识事物的中介和事物本身的中介。比如说某物X，如果我们要说出它是什么，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知性范畴才能对之进行规定，这被称为认识事物的中介；当我们说X只有在Y的条件下它的存在才是可能的，这就被称为事物本身的中介。因此，纯粹自我意识既然不能够通过特殊的知性范畴对之进行界定，那么它显然就不能够通过认识的中介来被认识。在观念论中，它一般被规定为“理智直观”，它无需认识的说明，是我们直接就能够体验到的。但这并没有排除它本身的存在是经由中介得出的，即只有在一定的对象被给予的条件下，才能对我思进行理智的直观。因此，这个进行理智直观的纯粹自我虽然是中介的结果，但它仍然可能是直接性的。当然，黑格尔并没有否认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最高的统一性原则。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就已论证，康德的作为彼岸存在的自在自物世界其实就是纯粹的自我意识的抽象［7］113－114。在《小逻辑》中，黑格尔直接认为康德的理性对象“即无条件东西或无限事物，无非是自相等同的东西，或者说，是已经提到的思维中的自我的原始同一性。理性就是把这种纯粹同一性当作对象或目的的抽象自我或思维”［3］110。但是，黑格尔却明确反对它能够充当逻辑学的开端。在对费希特以自我为哲学的开端的批判性考察中，黑格尔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首先，黑格尔认为，虽然费希特以自我为出发点并考虑到“一切后继的东西都必须从最初的真的东西演绎而出”和“最初的真的东西是一个已知的、尤其是一个直接确定的东西”［8］61，但是由于这个纯粹的自我并非在意识中是直接现成的，所以以它作为哲学开端便是不当的。黑格尔所指责的这个自我不是直接现成的，是指这个纯粹自我是在除去意识的一切具体性之后的一个纯粹的综合活动，也就是费希特所说的“本原行动”。黑格尔虽然正确地指出了费希特的自我在此意义上并不具有开端的直接性含义，但是当他把存在作为逻辑学的开端时，也遭受到人们这样的指责（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具体指出这种指责）。其次，由于这个纯粹的自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与客体对立的主观自我，而是客体与主体统一的纯知，既然如此，在黑格尔看来，就没有必要再以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的纯粹自我作为开端了。它不但容易引起人们把它与普通的自我相混淆，而且通过更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它仍旧是一个主观的自我。因为从自我出发的科学真实发展，“表明了对象经常具有并保持着对自我说来是一个他物的规定”［8］140，所以这个自我并非是完全克服了主体与客体对立意识的纯知。最后，黑格尔认为纵使作为理智直观的纯粹的自我能够作为开端，但是一方面由于科学（逻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自在的或内在现成的东西，而是“思维中内在的实存（Dasein）和这思维中这样的实存所具有的规定性”①，［8］64，另一方面理智直观固然是没有认识的中介，能够被我们直接体验，但是它说出来的东西，都比简单直接性要更多些，比方纯粹的自我、绝对等。因此，黑格尔认为，纵使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统一性原则，即克服了意识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但是它仍然不能充当逻辑学的开端。

（二）《逻辑学》的开端和存在与无的相互转化虽然黑格尔从开端所具有的直接性含义方面否定了纯粹自我意识能够充当逻辑学的开端，但是这里仍然具有的疑问是：在科学还未得以论证之前，我们如何知道科学必需要有一个开端？显然，我们对此的任何说明将是前科学的，也就是说，这种先行的界说无法合理地证明自身就是科学的。对此，费尔巴哈曾用一种反讽的口吻说道：“人为什么一般地要有这样一个开端呢？难道开端的概念不再是一个批判的对象，难道它是直接真实并普遍有效的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开始的时候抛弃开端的概念，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9］黑格尔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他在《小逻辑》中明确指出：“哲学的开端仅仅与决意作哲学思维的主体有关，而不是与这门科学本身有关。”也就是说，在我们对科学本身进行论证时，我们必须要有个出发点，至于这个出发点是什么才是最合理的，在科学本身得以论证之前，我们确实是不知晓的，但我们进行哲学思维时必须要有个出发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用一个事物或假设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因为只要我们假定任何一个具体事物作为出发点，我们就必须对此进行说明，而这样的说明在科学本身尚未界定之前无疑是不合理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必须用什么作为科学的开端才能无需另外的说明？这也是上文所说的，它无需通过认识的中介才能被我们意识到，尽管它本身可能是中介的结果。黑格尔有时干脆把这样的开端称为“无规定的直接性”（dasunbestimmteUnmittel－bare），即它是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就能被我们意识到的东西。至于费尔巴哈最后的指责，即“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回答过相似的质疑。这种质疑是，既然存在和本质的真理是概念，那么为何不用真正真的东西作为开端，反而用不真的东西作为开端呢？黑格尔明确地回答：“在求得思维认识的地方，之所以不能以这个真理为开端，是因为这个真理在构成开端时，是以单纯的保证为基础，而被思考的真理本身却必须向思维证明自身是可靠的。”通过上述这番说明，黑格尔为何把逻辑学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同时也称为存在的问题就不难被回答了。我们知道，存在（Sein）在德语中是经由系动词的原型（sein）名词化得来的，由于它一方面是任何定义必须首先要使用的，包括对它自身的界定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切存在物总体的抽象，所以我们无法按传统的“种加属差”的方式对之进行定义。但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没有妨碍人们对它的使用，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在对存在的使用中，我们“‘无需深究’，谁都懂得。谁都懂得‘天是蓝的’、‘我是快活的’。然而这种通常的可理解不过表明了不可理解而已”［10］。这与上文中所指出的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含义是一致的，即我们仅仅知道我们的思维必须要有一个开端，但这个开端是什么，我们则毫无所知。在此情况下，把存在界定为《逻辑学》的开端就是最恰当的选择了。从这一层面来看，存在并非完全不同于纯粹的自我意识。上文已经指出，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也是最抽象的不可定义的东西，并且它能够被我们直接意识到，所以，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在此意义上就是纯粹的存在。黑格尔由此认为：“假如纯粹作为形式，还应该被认为与纯有的统一体有所不同，那么，纯有也就是纯知的内容。”［8］57既然黑格尔是从《逻辑学》的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方面推出它同时也能被表述为存在，那么显然，从无规定的直接性中也能直接推出它就是无①。因为无规定的直接性已经蕴含了否定性，即它是对一切规定性的否定（un－bestimmt），也是对一切中介的否定（un－mittel），所以它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否定。因此，有和无是相互过渡的统一体，当我们谈论纯粹的存在，其实它已经是无，当我们谈论纯粹的无，它已经是纯粹的存在。但是，从“无规定的直接性”出发论证存在与无的辩证关系，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见解，无需任何怀疑。黑格尔在世时，就已经有大量的异议针对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为了使人们避免一些可能的误解，黑格尔在《逻辑学》阐发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一章中增加了在篇幅上远远超过正文的四个注释。尽管如此，在黑格尔逝世后，他的诸多阐释者和反对者对存在能够作为逻辑学的开端以及对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的解读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争论仍然不断。

三、对逻辑学开端的批判与反批判

根据迪特•亨利希的考察，在历史上，人们对黑格尔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的批判粗略地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否定的批判，他们认为根据黑格尔所阐发的开端观念，不可能发展出存在与无的统一性的辩证法，并没有什么思想的前进运动；第二类是肯定性的批判，他们认为如果黑格尔整个体系要能够保持一致性，那么人们就必须放弃黑格尔所阐发的开端的辩证法形态［11］76－84。由于本文主要是从黑格尔对统一性哲学思想的构想推出逻辑学的开端所必须具有的含义，而第一类的批判基本是针对这样的解读理路，因此下文将集中阐述这类批判。

（一）对逻辑学开端的否定性批判这类批判主要认为，从无规定的直接性出发，我们无法推论出黑格尔所阐发的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亨利希对这样的批判理路勾勒如下：如果我们假定，存在和无确实是能够相互区别，那么，第一，它们要么是一个相同的思想规定即“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方面（Aspekte），在其中，它们能够被区别开来；第二，它们要么是两个相互区别的思想，无规定性和直接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第三，如果我们相反地假定存在与无是无区别的，那它们就仅仅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的名称，这个事物就是无规定的直接性。这样，无论经由哪个方面，我们都无法得出存在与无的相互过渡。在第一个反驳中，存在与无不存在相互过渡主要因为：①存在与无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相互反对的方面，这意味着直接性被设定时，它是存在的，但当它没有任何规定性，所以它也是无。如若如此，这个无规定的直接性就不是直接性的了，而是被设定的，即仅仅被设定为没有内容的形式，那么它由此也就成为一个反思的规定，而这与开端的含义不相符合。②在黑格尔看来，存在与无的过渡是指，存在本身中已经蕴含着过渡到无了，而无中已经蕴含着过渡到存在了，或者说存在直接就是无，无直接就是存在①。因此，存在与无并非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不同的要素，它们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整体，是相同的；同时也具有绝对的差异，因为如果它们有关系的话，它们各自就需要一个他物的中介，那么它们就不是无规定的直接性了。所以，如果存在与无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方面，那么无规定的直接性就不是真正的直接的东西，而是通过反思被设定的思想规定，由此便无法从中推出存在与无的相互过渡。第二个反驳与第一个相类似。如果存在与无是两个相互不同的思想，同时无规定的直接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那么无规定的直接性和存在与无就必须首先是直接性的，其次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区别，这样它们就必须是被中介的了。这显然与黑格尔所指出的存在与无的差别是无需中介的直接的和绝对的差别相矛盾。第三个反驳主要是指出，即使存在与无能够等同于无规定的直接性，但它们只不过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不同名称而已，如果人们不想采用其他称呼，只用无规定的直接性，那么存在与无是可以被丢弃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从无规定的直接性推出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在这类否定性的批判中，一个由阿多尔诺提出的批判值得一提，尽管这个批判没有完全被阐发出来，我们将在勾勒这个批判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它所包含的真正的批判性要素。阿多尔诺不仅否定存在与无的辩证法，而且通过对这个辩证法的否定，试图彻底否定黑格尔统一性哲学的建构，认为它不是事情本身的表达，而是思想对事物本身的歪曲和统治。他认为黑格尔的存在与无的辩证法，是一种概念间不合理的偷换，即把存在是“无规定的东西”（dasUnbestimmte）悄悄地偷换成了“无规定性”（dieUnbestimmtheit）②。首先，把存在界定为“无规定的东西”意味着概念与事物之间并没有任何差别，也意味着范畴与这个无规定的东西没有差别，所以，这个存在既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思维概念，也可以是未规定的某物。其次，当这个“无规定的东西”被置换为“无规定性”时，它本身作为无规定的存在就被置于“无规定性”这个概念之中了，所以这是思维的抽象活动，即把“无规定的东西”所可能表述的两个方面被抽象为一个方面，即概念的无规定性，这就意味着事物本身被剔除出去了。所以，阿多尔诺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并非如其所述的那样完全是表达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而是思想对事物的剥离和统治。当然，黑格尔可以否定说，如果没有思想的抽象我们根本无法形成某物的概念，所以问题不在于思想的抽象，而是思想是否能够具体地把握对象本身。阿多尔诺的这个指责所包含的真正的批判性因素不在于此，而在于把“无规定的东西”置换为“无规定性”，如果仅仅是概念抽象的话，那么从无规定性的存在推出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就仅仅是反思的思想规定。因为这时存在与无的辩证法无非是指：这个无规定性，在概念的抽象形式的意义上而言，是存在，同时由于它没有任何内容，仅仅是空洞的形式，所以它也是无，但这个无内容的形式也是一种存在，所以它也是存在。显然，这与黑格尔的表述相冲突。因为，在思维的开端处，形式与内容的划分尚未出现，它们是在反思的逻辑中所出现的范畴，所以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不能被认为“只能在存在某物条件下过渡到无，或在非存在的条件下过渡到存在”［8］94。因此，从存在的无规定性无法推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统观这类反驳，如迪特•亨利希所说，它们无非是想最终证明：无规定的直接性与存在与无的辩证法是相互割裂的，从前者并不能推论出后者，因为无规定的直接性本身是一个反思的思想规定［11］79。

篇8

关键词：墨家的名；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论；研究目的；分析方法

墨家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墨经》是中国古代逻辑学创立的标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是西方逻辑学之父，他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在《墨经》和《工具论》中，都对概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二者有相似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不同。

一、墨家的名概述

中国古代的逻辑学称为名辩学。名是其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名的主要含义是概念，有时也有名称或语词的意思。墨家对名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首先，墨家对名的实质进行了阐述。《墨经》中的名，既指概念，又指语词。《墨经》说：“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又说：“名，实名。实不必名。”这就说明了名与实的关系，即实先名后，名要服从实，这表现了墨家极为朴素的一种唯物论思想。后期墨家在总结前人思维成果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以名举实”。这表明利用语词列举事物的性质、特征，模拟事物的本来面目，就象画虎来表现真虎一样。形象地说明了概念的名与语词的名的关系。虎是虎，以名列举模拟，名又要以语词表达出来，将实、词、名的关系阐述的非常清楚。

其次，《墨经》区分了名和指，进一步说明了名的概括作用。指，是用手来指具体事物。是比名更原始、更直接的交流思想的方式。《经说下》说：“或以名示人，或以实示人。举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也。 “指”，这种表达方式没有摆脱实物的具体形象和感官对眼前实物的感觉，所以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对象不在眼前，指就失去了作用。而名则不受感官与具体事物的限制，它有抽象性和概括性。

第三，《墨经》从外延上对名进行了分类，即达名、类名、私名。《墨经》说：名、达、类、私。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就是说，名从外延上可分为达名、类名、私名三种。达即周遍、全面之意。即只要是这样的事物，具有如此这般性质的事物都一定可以用这个类名来称谓。如凡是具有“一中同长”属性的事物，均可以用“圆”来称谓。私名，是指称一个特定对象的名。如“臧”（一个奴隶的名字）这个名，它仅仅限于指称臧这个实。

二、亚里士多德概念论概述

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论分为两部分，一是十范畴体系，一是四谓词理论。亚里士多德从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三方面提出范畴问题，并建立了范畴理论体系。他在《范畴篇》中提出十个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从逻辑上来看，“人”、“马”这些语词或用语，是表示实体的范畴；“在家里”，是表示地点的范畴；“今天”是表示时间的范畴。而人、马、在家里、今天，只是语词或用语，它们本身不是范畴，但它们所表示的内容都属于一定的范畴。

除了主词和谓词的最高种类的范畴之外，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四谓词理论。为什么要研究四谓词？亚里士多德说：“论证所由出发的材料同推理所由产生的题材，在数目上是一样多，而且是相同的。因为论证从‘命题’开始。每一个命题和每一个问题所指明的或是一个属；或是一个专门固有性； 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实际上是要表明谓词和主词的关系有四种，即属、固有属性、偶性、定义。他分别定义了四谓词，并详细地进行了解释，其中涉及到了概念问题的一些根本方面。

（1）属。属是对一些不同种类事物的本质范畴的述说。也就是说属以下可以有很多种，属可以述说种，种不可以述说属。如可以说“人是动物”，但不可以说“动物是人”。属和种是亚里士多德范畴、概念论中的重要概念。

属和种是不能分开的，属离不开种，种离不开属。单独一个概念无所谓属或种，在一个命题“人是动物”中，动物这个谓词相对于人这个主词来说是属；而人相对于动物来说是种。属和种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

（2）固有属性。固有属性不表示一事物的本质，但却是此事物专有的，并且可以和它相换位述说。如“人是能学习语法的”也可以说“能学习语法的是人”。

（3）偶性。偶性即偶有属性，非必然属性。它可以属于或不属于某事物，或属于或不属于同一事物。也就是说，如果p是s的偶性，那么p可以属于s，也可以不属于s，或属

于其他对象。“白的”和“坐着”，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偶性。因为人可以是白的，也可以不是白的；人可以坐着，也可以不坐着，或别的动物坐着。所以，以偶性为谓词构成的命题，主、谓词不能换位。我们可以说人是白的，但不能说白的是人。

（4）定义。“定义是表明某事物的本质的词组”。什么是本质？“是事物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一种属性，例如人之能获得真知是其一种本质属性”。也就是说一个命题，其谓词如果是表述对象本质的，那么它就是定义。

三、二者的比较分析

墨家和亚里士多德都对概念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相似之处是关于概念的论述都有浓重的自然语言逻辑色彩，都不很全面系统，如，关于虚概念、空集则接触甚少，或有所忽略；就具体内容而言，《墨经》中的达名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除此之外，二者的差异是很大的。

首先，二者研究概念的目的不同。

《墨经•小取》提出名辩的六大任务:“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这六大任务涉及解决政治、伦理、是非、对错等多方面的实际问题。这表明他们对“名”的研究是以关怀社会秩序为中心，以解决现实社会的伦理、政治问题为目的。这一状况促使墨子在关注名的社会规范意义之外，也注意到名自身的认识论问题。这样，墨子就开创出墨家的名辩学。但是，就两者的关系看，后者的研究是为前者服务的。但是，他们对“名”的讨论仍以社会关怀为目的，注重语言对社会秩序的调节。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前分析篇》开篇就指出:“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研究的对象以及这种研究属于什么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是证明，它归属于证明的科学。”“我所谓的证明是指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所谓科学知识，是指只要把握了它， 就能据此知道事物的东西。”这说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目的是获取科学知识，即“求知”，而它的任务是“探索(求知)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推理即三段论。研究推理就要研究推理的成分以及其成分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对概念的研究就是为推理，为求知服务的。

其次，二者对概念的分析方法不同。

墨家侧重名实关系（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关注名的本质，无论在外延上还是内涵上对名的划分，进行的都是词意和语用的分析。。墨子就曾讲:“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以其取也。”(《墨子•贵义》)这就是说，我们关于“黑白”、“仁与不仁”的知识其实并不是根据“名”来的，而是根据实际的经验，是我们根据经验赋予“名”实际的意义。墨子这里非以其名、而以其取的论述阐明了取实予名的思想。墨子之后，这一经验主义的语言观又为墨子后学所继承和发挥。《经上》讲:“举，拟实也。”《经说上》讲:“举，告以之名，举彼实也。”对名的分析必须就“实”来讨论，所以，墨家在将名分成三类时说，达名是“有实必待之名”，类名是“若实也者必以是名”，私名是“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在这里对名的分析也就变成“名实”关系的讨论了。所以，墨家对名的分析方法不可能是纯粹语言分析的，而是以“实”为依据的、对语言的经验分析，这是墨家一贯的经验主义立场。

亚里士多德对概念的分析方法和墨家相反，是侧重词性和语法的纯粹语言分析方法。他注重属种之间的关系，重视下定义的方法。从分析三段论的前提即命题入手，把命题分为主词、谓词，通过对主词、谓词以及主、谓词之间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四谓词和十范畴理论。

综上所述，从研究目的上看，与亚里士多德概念论的“纯粹求知”的本体论目的相比，墨家的名缺乏知识层面的“纯粹性”，它以社会关怀为中心，注重解决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现实问题，它的目的是实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论体现的是一种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理性思维方式，墨家的名体现的则是社会、实用、经验三位一体的经验思维方式。二者如此不同，绝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等同起来。

【参考文献】

[1]张家龙.逻辑思想史[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25

[2]杨百顺.比较逻辑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73

[3]马玉珂.西方逻辑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31

[4]杨百顺.比较逻辑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74

[5]亚里士多德.工具论[A].亚里士多德全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247

篇9

关键词：日内瓦学派 逻辑中心主义

1 日内瓦学派简介

日内瓦学派又称为皮亚杰学派，是当代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中的重要学派之一。该学派的知名学者，如心理学家皮亚杰、心理语言学家辛克莱、逻辑学家格里兹、数学家帕匹特等都一直从事于跨学科的研究，旨在通过对儿童的科学概念和心理运算起源的实验分析，探索其智慧的形成和认知机制的发生发展规律。发生认知论是日内瓦学派的理论基础，也是欧洲机能主义的重大发展。作为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认为，发生认识论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是一种研究认知的结构、发生和发展过程及其心理起源的学说。发生认识论是皮亚杰在研究生物学、心理学、认识论以及数理逻辑领域，广泛采用现代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等新成果的基础上，于二十世纪中期初步构建而成。

2 日内瓦学派中逻辑中心主义的表现

皮亚杰认为，知识与生命有机体一样，也包括结构和机能这两个维度。关于认知的机能，他从生物学撷取范型加以说明；关于认知的结构，皮亚杰则借用了当代数理逻辑和抽象代数学的许多概念和术语,将其加以形式化。最后，他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形成了皮亚杰的运算逻辑理论(即心理逻辑学)。

皮亚杰的心理逻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心理逻辑,包括上述的四种不同形态的逻辑；而狭义的心理逻辑只研究运算逻辑,即具体运算阶段的类逻辑和关系逻辑以及形式运算阶段的命题逻辑。其中，命题逻辑为其研究的重点,所以人们有时也把心理逻辑称作为形式运算逻辑。

皮亚杰的心理逻辑所刻画的是心理运算。心理运算是在心理上可以进行且为内化的动作。此外，这些动作的特性是可逆、守恒和集合成群的，但这种运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并且逐渐完善的过程。皮亚杰把这一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

2.1 感知运动阶段

在感知运动阶段中，儿童最初是通过无意识的动作把无意中遇到的物体同化到先天的无条件反射的图式中，并逐渐使这种图式得以加强。随后，先天的图式通过顺应机制发生改变。经过同化与顺应的不断平衡，动作的图式（认知结构）会逐渐协调和扩展，但此时的动作图式仍属于初步阶段。

2.2 前运算阶段

在前运算阶段中，儿童逐渐学会利用表象符号来代替外界事物，重现外部活动。此时，内化的动作仍然是不可逆的。因此，这两个阶段也被称为前逻辑或半逻辑阶段。

2.3 具体运算阶段

在具体运算阶段中，儿童的思维开始出现守恒和可逆的特点，因而可以进行心理运算。但是，这个阶段的运算还不能离开具体事物的支撑，也不能组成一个整体的结构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2.4 形式运算阶段

在形式运算阶段中，儿童可以在头脑中把形式和内容分离开来，根据假设进行逻辑推演。皮亚杰的心理逻辑所刻画的正是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的结构。其中，具体运算结构包括四种群集运算：组合性运算、可逆性运算、结合性运算和同一性运算。同时，他在四种运算基础上又提出了八个群集，即类的加法群集、类的替换加法群集、类的二元对射乘法群集、类的多元对射乘法群集、不对称关系的加法群集、对称关系的加法群集、关系的二元乘法群集和关系的多元乘法群集。形式运算的结构包括：（1）16种命题的组合：完全肯定、完全否定、合取、合取否定、不相容、条件性的、非条件性的、反条件性的、非反条件性的、双重条件性的、互反排斥等。（2）INRC四元转换群：每一种运算和其他运算之间的反演（N）、互反（R）、对射（C）和同一（I）转换规律，即：N=CR，R=CN，C=NR，I=NRC。

3 关于日内瓦学派存在逻辑中心主义倾向的思考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在发生认识论的研究中，皮亚杰学派把理论的中心放在了展示思维中数学逻辑结构和形式运算系统的心理发生过程，突出自然思维向形式化思维转换的机制，因而他们是对思维整合机制的发生学分析，仍然无法摆脱以逻辑认知为单一轴心的模式。

3.1 重视逻辑结构的研究，忽视非逻辑结构的分析

主体的认知结构本来是逻辑（理性）和非逻辑（非理性）的对立统一体。虽然皮亚杰也肯定非逻辑结构（如知觉、表象和直觉）在认知中的作用，但他又极力强调它对逻辑运算的从属和依赖，认为只有逻辑运算才是认识的本质方面，甚至把逻辑运算（可逆性、守恒）看成是衡量儿童认知发展水平的唯一尺度。他所提出的反省抽象和自我调节机制，也只是为了说明逻辑-数学结构的动态演进。因此，认知结构的历时性整合，被皮亚杰描绘成一个从不可逆、不守恒运算到可逆、守恒运算的纯逻辑的一维演化过程，并认为这一过程的最终归宿只能是形式运算。在这里，皮亚杰完全漠视了非逻辑结构的活动及其功能，其结论也不符合认识结构的实际演进过程。

3.2 皮亚杰重视评价结构中的认知成分，忽视了道德、情感等动力因素

皮亚杰不仅研究儿童的道德、情感等评价心理从服从外在法则的他律转向自我与社会相协调的自律的过程，而且认为行为的情感、社会性和认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但是，皮亚杰在阐明评价心理演进过程时，把主题的认知结构和评价结构割裂开来，认为评价心理的发展完全依赖和从属于认知结构的演进，它只不过是认知结构从感知运动水平转向形式运算水平的过程的派生物。

由于皮亚杰坚持唯科学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立场，把复杂的、多维的主题结构简单地归结为一种逻辑-数学结构，因而他用以说明认识演进的反省抽象和自我调节机制，最终也只能说明逻辑-数学机构的建构，而不能真正地解释主题的思维从无序到有序的实际演化过程。

篇10

关键词：三支式 因三相

因明学是印度的古典逻辑学。正如因明学这个名称所强调的那样，印度古典逻辑学家十分注重对因的研究，他们不仅提出了三支式这种推理的形式，而且提出了因三相的理论。对于这些理论，不少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因三相是三支式形式有效的充分条件，并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向一些专家请教。

一、 三支式的形式结构

形式逻辑是一门研究思维形式结构的科学，对因的研究也应该放在特定的思维形式结构――即三支式中进行研究。

对于三支式，在学术界通行着这样一种比附：

三支式

三段论

此山有火，（宗）

凡有烟处必有火，

（大前提）

以有烟帮；（因）

此山有烟；

（小前提）

凡有烟处必有火，如灶。（喻）所以，此山有火。（结论）

这种比附说明，三支式近似于三段论，宗近似于三段论的结论，因是个多义词，一种含义是近似于三段论的小前提（在三支式中省略了小词），另一种含义是相当于三段论的中词。喻（实际上是同喻）相当于三段论的大前提。

如果进一步分析因（中词）的位置，可以看出三支式近似于三段论第一格。三段论第一格有6个有效式，那么三支式是不是也是由6个式构成的逻辑系统呢？沈剑英认为：“三支式只近似于三段论第一格中AAA和EAE两式”[1]（P146）本文认为，这种意见不精确，因明的三支式只相当于三段论第一格的AAA式（以下简记为AAA―1）。这是因为第一格的AAA和第一格的EAE是有区别的：第一格AAA式的结论是全称肯定命题，结论的宾词的外延与结论主词的外延是属种关系，结论宾词的外延大于主词的外延；而第一格的EAE式的结论是全称否定命题，结论的主词和宾词的外延是全异关系，结论的主词和宾词的外延大小是不可比较的。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三支式结论（宗）的主词与宾词的外延关系。在因明理论中，结论的主词（或小项）叫“有法”，结论的宾词（或大项）叫“能别”。在《略论因明的宗》一文中，沈剑英反复强调：“宾词的外延一定要大于主词的外延才能成为宗”[2]（172）“因明立宗其有法（主词）与能别（大词）只能是属种关系，而不得有同一关系的情况”[2]（P173）。沈剑英的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从沈剑英的这些论述只能得出，三支式的宗是全称肯定命题，却无论如何得不出是全称否定命题，只能得出三支式相当于第一格AAA式，却无论如何得不出相当于第一格的EAE式。

那么，三支式能不能推出语义上含有否定的结论呢？当然能，不过它有其自身的思维结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以“声是无常”为宗的三支式的结构：

宗：声是无常

因：所作性故。

同喻：凡诸所作，见彼无常，例如瓶。

异喻：凡是其常，皆非所作，例如空。

在这个三支式中，“声”叫有法，相当于三段论的小词，“所作”叫做因，相当于中词，“无常”叫能别，也称同品，相当于大词，“常”能别的矛盾概念，在因明学中叫异品。不难看出，这个三支式相当于这样的一个三段论：

所有M是非P∧所有S是M所有S是非P。

在这个三支式中，宗在语义上是否定的。但这不等于说宗是全称否定命题，全称肯定命题和全称否定命题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具体命题的语义上，而在结构上，也就是在逻辑常项“是”或“不是”的区别上。按照焚文文法，一个命题的主词和宾词，并不是用联系词来联系的，而是以啭声来表示两个宗依之间的关系的，只要两声啭声相同，就能构成命题。关于这一点，沈剑英以“声是无常”为例进行说明。他说：“如‘声’为第一啭，‘无常’也是第一啭，就构成了‘声是无常’这个命题”[2]（173）沈剑英的这个分析说明，在“声是无常”这个宗中，“无”不是联系词，而是宾词“无常”的一部分，因此，这个宗的结构形式只能分析成“所有S是非P”。事实上，非P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表现在宗上，而且最有说服力的是，它作为整体成为同喻的一部分，在同喻“凡诸所作，见彼无常”中，我们是不能将“无”和“常”拆开的，如果那样，就势必导致同品和异品的混乱。

总之，一个三支式，从命题方面分析，三支式由宗、因、喻三个支构成，喻这个支由两个命题组成，一个命题是“正喻”，正喻相当于三段论的大前提，另一个命题是异喻，异喻实质上是正喻的逆否命题，由于三支式相当于第一格的AAA式，宗、因、正喻都是A命题，从概念方面分析，它包括四个项：有法（小词）、因（中词）、能别（大词，也叫同品），大词的矛盾概念（异品）其中有法（小词）要周延，因（中项）也至少要周延一次。

二、 因三相是三支式形式有效的逻辑规则

三支式相当于AAA-1，AAA-1只包含小词（A）、中词（B）、大词（C）三个项。这三个项间的外延关系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前分析篇》53b中说的那样：“如果确实地A是属于B全类，而B又必然属于C全类，则A必然属于C的全类。”[3]（P54），三支式由“有法”“因”“能别”“异品”四个项组成，其中因（中词）起着媒介作用，在因明理论中，为了保证三支式形式有效，它不仅分别规定了有法（小词，用A表示）、能别（大词，用C表示）与因（用B表示）的外延关系，还规定了与能别（大词）具有矛盾关系的概念-异口（用C表示）与因的外延关系。从理论上说，因明在规定这些概念间的外延关系时，还必须保证在喻支上有同喻依和异喻依。下面就来具体地分析一下因三相理论是怎样确定这四个概念的外延关系的。

因三相的第一相是“遍是宗法性”，它是三支式中因（小前提）的规则，“遍是宗法性”中的“宗”不是指宗整个命题，而是指宗的前陈―“有法”，“遍是宗法性”中的“法”作属性解，在这里特指“因”，“遍”是量词，它对有法进行全称限定。连贯起来理解“遍是宗法性”就是所有有法必须具有因的属性。这条逻辑规则，从质上分析，它蕴含了第一格的特殊规则“小前提必肯定”，这就使得三支式具有第一格的共性，从量上分析，它对有法（小词）的全部外延作了断定，即前提的小词周延，这就保证了三支式推出全称结论的特殊性质。一句话 “因的范围等于或超过有法是可以的，而不足便不能成立”[4]（P12）吕先生的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它说明了“遍是宗法性”这条规则规定了有法的外延必须包含于因的外延之中，这和亚里士多德的“A是属于B全类”实质是相同的。

对于第一相这条规则，沈剑英认为“‘遍是宗法性’相当于三段论的中词至少周延一次的规则”[1]（P147）。本文认为，这种意见值得讨论。三支式的因（中词）或者在小前提的主词位置上或者在小前提的宾词位置上，如果三支式的因在小前提的主词位置上，那么三支式不相当于三段论的第一格，然而由上面的引文知，沈剑英认为：“三支式只相当于三段论第一格中AAA和EAE两式”，显然，这种理解中隐藏着逻辑矛盾。如果三支式的因在小前提的宾词位置上，由于宾词位置上的因周延，这必然得出小前提为否定命题，违背了第一格的特殊规则，小前提必肯定。无论上面那种情形，沈剑英的看法都不成立。

因三相的第二相是“同品定有性”，它是三支式中，同喻的规则，理解同品定有性有两个难点。一个难点是“同品”这个概念，另一个难点是“定有”这个概念。首先，我们讨论什么是“同品”，对于同品，《因明入正理论》这篇经典著作是这样定义的：“云何名为同品异品？谓所立法均等义品说明同品”。[4]（P13）什么是所立法？吕先生认为：“所立法是相对能立法说的。所立法是宗中法，是立论者所要成立的，如立声是无常，此无常是所立法”，[4]（P13）这些论述说明，同品就是能别，同品相当于三段论中的大项。与同品有关的概念是“定有”这个概念，“定有”是个量词，在因明著作中，“定有”和“遍”是有区别的，“遍”可理解为所有，“定有”是一定有，或者可理解至少有一个，同品定有性是说，在同品中，至少存在着同品一定有因的属性。或者说“同品”（大词）与因（中词）的外延存在着交集。因此，因的第二相，从语义上保证了同喻（相当于三段论的大前提）是肯定命题，同喻绝对不会是否定命题，如E命题，这再次证明了本文开始提出的论题，三支式相当于三段论第一格的AAA，不相当于第一格的EAE式。但是因明第二相明显存在着缺陷，同品定有性这条规则只保证正喻，即大前提是肯定命题，不能保证正喻是全称肯定命题，不能保证中词（B）在正喻中周延。这和亚里士多德的“B又属于C全类”相比又略显逊色。特别是联想到前面所分析的，因的第一相只保证小词周延，不能保证中词周延，因的第二相也不能保证中词周延。因三相的前二相不能保证中项周延一次，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

我们一方面指出同品定有性在理论上的这一缺陷，同时也应指出，在因明理论中，对于这一理论缺陷是有其它理论来弥补的，这涉及到因的第三相。

因三相的第三相是“异品遍无性”，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条规则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逻辑要求”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什么是异品？《因明入正理论》指出：“异品者，谓于是处无其所立”[4]（P14）。什么是所立？《庄严疏》卷一云：“所立者，即宗中能别法也。……但无所立宗中能别即名异品。”[2]（42）联系前面《入论》关于同品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古印度逻辑学家划分同品和异品时，坚持用一个标准：能别。具有能别属性的是同品；不具有能别属性的是异品。异品遍无性中的“性”，仍然指的是因，这样，异品遍无性的含意，是指所有的异品都没有因的属性。如果用概念的外延关系来表达，那就是异品与因具有全异关系。异品与因具有全异关系，蕴含了因（中词）外延包含于同品（大词）之中，假设中词为B，大词为C（同品）异品为C。

证明：

这个推导，从异品遍无性推出了亚里士多德的“B又属于C全类”，也说明了因的第三相以迂回的形式保证了中词B在三支式中周延一次。其实，异品普遍性与亚里士多德的“B又属于C全类”是两种等价的理论，下面，从B属于C全类推出异品遍无性。

证明：

的含意是非C与B具有全异关系，即异品遍无性。这样，就从亚里士多德的“B又属于C全类”推出了异品遍无性。

总之，因的第一相，“遍是宗法性” 与亚里士多德的“A是属于B全类”等价，从质上看，它保证了第一格小前提（因）必肯定，从量上看，它保证了有法（小项）周延，这就为三支式推出全称结论作好了准备。因的第二相“同品定有性” ，要求同喻（三段论AAA―1的大前提）是肯定命题，与因（小前提）结合，可推出三支式的结论是肯定命题。因的第三相异品普遍性对因的第二相进行了补充，本文证明，因的第三相与亚里士多德的“B又属于C全类”等价，这一因明独具特色的逻辑规则，保证了中项B周延，从理论上说，因的第三相，对喻支符合有效形式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因此也可以说，因三相也是三支式有效的充分条件。

参考文献

[1] 周云之刘培育沈剑英周文英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学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 刘培育周云之董志铁因明论文集M兰卅甘人民出版社1984

[3] 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选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