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学伦理学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心理特征 自我意识 个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英语已经成为全球共同的语言，因此，大学生作为一个拥有相对高智商的知识群体，其英语学习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更多地学习外来的先进知识与理念，而且也为外国了解中国创造了更好的机会。然而，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本身，有其独特的地方。学生的心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大一新生，因为环境的变迁，他们的心理状况更具有特殊性。他们刚从激烈的高考竞争中解放出来，习惯了为高考制度而进行的教学方式，在高中时家长的过度保护、学校的严格制度一下子全没有了。但是他们面临新的学习环境，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正处在心理变化非常激烈的时期，容易产生心理矛盾，这些矛盾会影响着他们的英语学习。

外语教学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受到了很高的重视，对教学方法的研究也蓬勃兴起。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期，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一种教学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教学的一个新主张，“以学习者为中心”，却是教师们必须遵循的一个主张。所谓“以学习者为中心”，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的重点发生了迁移，由“教”转向“学”。

教学的目的是教会学生怎样学习而不是让学生从教师那里学到具体的知识。也就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主张，正是要求教师应该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帮助者，时刻从学生的需要出发，设计教学内容以及安排教学进程。因此，了解大一学生的心理特征，就成了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1.大一学生心理特征的独特性

心理是包括从认知过程到个性心理的一个非常广泛的范畴，从与英语教学有关系的角度看，我们应当主要了解学生的以下两个心理特征。

1.1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作为主题的人对自己存在的认识和把握，包括从自我认识（自我观察、自我分析、自我评价等）、自我体验（自爱、自尊、自卑和优越感等）、自我控制（自立、自制、自强、自信、自律等）。

刚进大学的大学生从年龄来看，在18-20之间，处于心理成熟而又尚未完全成熟的时期，自我意识仍在不断发展中，当代社会多元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都会影响他们的自我意识的发展。

从认识上看，大一学生具有了一定的自觉性和理性。离开家长和教师的严格管束进入大学，进行相对独立的生活，他们必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就必须清楚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然而，认识自我并不容易，尤其对于刚经历高考，达到进入大学这一奋斗目标的大一新生来说，他们对未来很茫然，不知道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对自身的长处或短处也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需要老师的正确分析并协助其确立新的人生目标。

在自我体验上，刚踏进大学校门的新生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着好奇，都希望有所尝试。对社团活动、兼职工作、谈恋爱、网络、游戏等等都充满了激情。同时，他们对别人的评价非常敏感，心灵比较脆弱，容易产生挫败感。

在自控能力方面，大部分新生缺乏自我控制能力。他们脱离了家长的严格束缚，成了放飞自然的小鸟，同时他们刚进入大学，大学的生活远远没有高中生活的压力和紧张，而有了更多空闲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但对于如何利用这些时间，绝大部分学生因为缺乏新的奋斗目标而无所适从。

1.2个性心理

个性心理包括个性倾向和个性心理特征。个性倾向性主要指人的需要、动机、兴趣、爱好、理想、信念等，它们不是某种心理过程，而是心理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指向性、选择性。个性心理特征主要是指人的气质、能力、性格等。其中对我们教学有意义的主要是作为倾向性的动机和兴趣。

心理学家往往用动机来描述个体发放出能量和冲动，指引行为朝向某一目的，并将这一行为维持一段时间的种种内部状态和过程。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驱动力，是激励和指引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需要。教育心理学往往把学习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是指人们对学习本身的兴趣而引起的动机。动机的满足在活动之内，它不需要外界的诱因，以奖励或惩罚来使行动指向目标，因为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动力。如果学生喜欢英语，有较大的兴趣说英语，就会抓紧一切机会学习并实践，与其他同学相比，他的学习进步快、成效大。这是因为具有内部动机的学生能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从学习中获得满足，并且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相反，外部动机是由外部诱因所引起的，动机的满足在于活动之外，也就是说，不是对学习本身感兴趣，而是对学习所带来的结果感兴趣。

对于刚告别考试的大一新生来说，很多同学已经不把考试当作唯一的目的。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他们也已经认识到了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很多同学都希望在学到语言知识本身的同时，能够在听说方面有更大的进步。根据笔者对大一新生的抽样调查，很多学生表示，学习英语的动机主要是希望把它更好地作为自己用来交流的一项工具。当然，也有很多同学表示学习英语完全是出于“证书”动机，为以后找工作多提供一门优势。学生的调查结果还显示，学生很多对外国的习俗、风土人情有很大的兴趣，希望多了解英语国家的人们的交往方式，平常的习惯爱好等等。这也反映出学生们对文化的重视，对于提高自身整体素质的迫切要求。

2.大一学生的特殊心理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对英语教师的要求

任何一个优秀的语言教师都必须具有丰富扎实的语言知识和驾驭语言的能力，以及广博的知识面和深厚的文化修养。然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主张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结合大一学生的特殊心理，对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中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2.1积极与学生沟通，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简单地教学生英语知识或学习方法，还应积极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困惑和需要并对其及时作出回应。比如，帮助学生认清他们的优缺点，协助他们确立长短期的学习目标，对如何支配课余时间提出好的建议等等。同时，老师也应该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偶尔对学生的嘘寒问暖就会让学生感到老师的爱。这样，学生才认为老师是他们的良师益友，才会从心底接纳他，而学生只有接纳了这个老师，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才能无障碍地吸收这个老师传授的知识，课堂气氛才会活跃。

2.2发掘和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兴趣、激发其学习英语的内在动力

兴趣是学习的最好的动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多介绍与课文相关的时事，或者发生在同学身边的事情以引起同学对文章的兴趣。在教授语法方面，尽量避免枯燥的语法条款讲解，注意演绎与归纳的并用。还有，通过电影练习听力；通过对短语或词组的核心词汇的联想来扩展和巩固记忆内容等等。通过各种友谊的探索，我们可以使学生在兴趣盎然中忘记英语学习的困难。

另外，教师也可根据同学的要求，在课堂上多介绍一些与文化相关的知识。注意多种教学方式的灵活运用，采用有趣、变换的形式呈现教学内容，完成教学任务。善于观察学生内在需要与实际困难，因势利导，采用幽默、会话、辩论、角色替换、看图讲故事等多种语言活动形式，始终保持学生的注意力和积极性，保证英语学习的成效。

教师同时还要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通过对材料的取舍、创新、设置问题情景等引起学生的好奇，通过启发、诱导缓解学生的紧张情绪，用贴近生活的问题使同学有话想说，创造宽松的语言环境使学生有话敢说，真正做到把语言学习与实际使用联系在一起，边学边用，激发学生继续学习的动力。

2.3善于肯定学生，培养学生的成就感

如前所述，这一年龄阶段的学生，自我体验比较丰富，情绪容易波动，比较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他们的自尊心很容易被挫伤，因此，教师应注意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应多鼓励他们，肯定他们。特别是在英语教学中，学生们在学习外国语言的过程中，容易犯一些让他们感到尴尬的错误，教师就应发掘学生的长处，给予适当的肯定，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在进步。

虽然他们的自我评价逐渐成熟，但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些相对基础较差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面对新的学习任务，容易丧失学习信心，这其实是他们没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们相信每一个正常人的潜力都是无穷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发现他们的点点滴滴的进步并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使他们在学习中不断地体会到成就感，逐渐树立学习英语的信心。

3.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应明确，大学生的英语教学活动也必须考虑教学对象的心理特征。对于英语教师来说，认清学生的心理特征，从学生的需求出发，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是成功教学的必要环节。

参考文献：

［1］胡春洞，王才仁，贾冠杰.外语教育心理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

［2］教育部人事司.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

篇2

1.“价值伦理”与“规范伦理”的不同理论思路

关于伦理道德，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立场，但最基本的仍然是以下两个截然不同的假设：一是价值取向的，二是规范取向的。价值取向的伦理学观点，一直尝试假定人类行动的一般原则、先验要求，例如柏拉图所谓的“绝对好”的想法，或者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普遍的极乐状态”。这种价值取向的伦理学观点考虑问题的一个标准就是“生活的成功、生命的延续”，而要追求这样的目标，就是要发展人类行动的特殊美德。

相反，规范取向的伦理学在讨论问题时会把焦点集中在“为行为设定规则”上，去有意地组织和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显然，规范伦理学更愿意专注于如何将这些目标、价值应用于实践中，而不是寻找行动的核心价值。这一理论主要是康德所提出的“绝对命令”，他认为规则是行动的唯一标准，因此对生命定义一个更高的目标如“美好人生”或“绝对好”，或者任何对价值的专门的界定，都是不必要的。因此，在规范取向下伦理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命名标准”，再根据标准设置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这些标准因人而异，因不同的政治、宗教或者其它原因而不同。这种伦理学观点和价值取向的伦理学观点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对普遍约束力没有先验性的要求。

价值取向基于如下假设：任何伦理道德都是显著有意义的，无论它们是否被建构成一套规范，它们的效果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个人的决定。如果说存在一种规范性，那么也是因为这些先验要求一种可能的延伸，不是价值之所以有效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伦理道德的意义仅取决于个人主观行为，而不论有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社会规范。如此看来，价值伦理学的问题，恰恰就是主观判定的价值，或者说基本价值的个人决定如何附加客观有效性的问题。在规范伦理学的观点下，这些问题得到了一些回答。和价值取向相反，规范取向的伦理学则声称自己是普遍有效的，没有任何因为个人而出现的例外情况。规范只有通过与价值相关的行为才能获得真实的人际状态，而价值需求不一定符合规范要求的状态。随着历史的变迁，这套理论方法的追随者试图制定规则规范，尽可能有效地创造某种约束力。康德先是提出表达约束性的一个格式，借以限定约束性的概念：人应当做这个或那个，而不应当做别的，换句话说，约束性说出行为的应当做与不应当做。“应当”表达行为的必然性。但不是每一个行为的必然性，都指示了伦理的约束性。康德区分不同的行为必然性：“方法的必然性”与“目的的必然性”。“方法的必然性”是指如果我要达到某项目的，我应该采取某一行为，因为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方法。再次，所采取的行为与目的是两回事，行为是达到目的所必要采取的手段。这种行为的必然性，康德又称为“有问题的必然性”，因为这种行为是解决问题所必要采取的方法。“目的的必然性”是说我应当直截了当地实践某行为。在此，行为与目的一致，行为是目的的直接实现。这种行为的必然性，又称为“法则的必然性”。康德只承认出自“目的的必然性”的行为具有伦理的约束性，不认为出自“方法的必然性”的行为也属于伦理约束性的范围。这种反形而上学的立场，旨在把对行为的动机、目标的讨论转化为一种对行为后果的一种现实估计。

2.体育行为价值的“义务论”与“目的论”

价值取向和规范取向的区别，若放在实践哲学中就是义务论和目的论两个立场之间的区别。义务论主要是根据先验原则来判断行为，大部分都排除经验事务，指一个行为的对或错，不是完全决定于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或目的，而是在于行为的类型。其主要的道德思维是以行为的动机决定的。而目的论主要讨论实际情况以及行为的后果，预期的目标也是强调要有效用的，主张一个行为的对与错，完全决定于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或所实现 的目的。简言之，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道德思考模式。虽然体育当中围绕伦理道德的讨论，有很多观点已经有义务论或目的论的特征，但这两个取向、流派至今还较少有人去论及。

体育与伦理道德从何时开始关联的，是一个很难回答清楚的问题。但至少，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以后，体育深深地与伦理道德目标相关联了。体育与伦理道德相关联，从最悲观的角度看，至少有助于证明体育在其发展历史中的各种罪过，是有助于体育自省的，自省从古代奥林匹克到西方现代体育，从注重仪式到注重记录，从宗教与文化到职业与商品……但是从更加宏观的实践层面看，这种体育与道德目标的关联不是也进一步证明了，体育行为的实际形式和道德价值是等同的，以至于体育活动本身最终也就变成了具有高度道德价值的行为了？特别引人瞩目的例子便是：在体育世俗化的过程中，或者说现代体育脱离传统文化和宗教的过程中，它在教育和人格养成方面的积极作用却被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样化地提出和重视。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体育活动所有的思想和道德目的有一个独特的表达方式叫做“体育精神”，这个词是对体育活动所有积极评价的一个模糊的总结。而有意思的是，“体育精神”是一种追求至善的修辞，强调的是教化人的品质，这种修辞将体育定义成一种教育手段，不仅仅是身体的训练，也是道德教育，即特殊美德品性的养成，如勇气、敢于表现、乐于助人、相互尊重、适应社会等等。

研究并不是想强调体育的教育功能、教育品质，也不是想批评体育的教育价值缺失。如上文所述，本文是想追问为什么体育活动被看作是有较高道德价值的，为什么体育活动与伦理问题息息相关？如果依据义务论的观点，一个行为的价值由行为本身决定。那么，体育就是一套行为系统，并且这套行为系统有它自己的价值标准。那么，为什么有些体育行为如兴奋剂、假摔、刻意地点滴地破纪录以获取奖金等等，无可争议地被冠以体育道德问题并遭受批评？义务论的观点并不关心如何把道德标准放诸相应的体育运动表现上，它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是，究竟如何来评判体育活动，也就是说体育的道德价值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问题换成：在什么条件下，体育活动会变成与道德相关的行为呢？那这个问题将更好得到回答。体育，就其本身单纯的动作执行的意义而言，这个行为没有任何伦理道德价值可言，只有把道德标准应用到体育上以后，这个行为才转换成一种有伦理学意义的行为。这就是典型的规范取向。正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指出的，所有人类行为，包括体育，都以事件的形式发生，都可以被事先解释，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个事先的道德标准了。对于如何把道德标准运用到体育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了这些标准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被应用的，也就假定了体育可以被判定为行为的道德形式。

义务论视角看体育行为，就意味着体育自身便可以通过相应的价值标准评判，而不仅仅是把一些价值标准应用到体育的一些行为表现上。一个行为，只有具备自身独特的伦理价值体系，它才可以被看作是有伦理意义的行为。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些标准或价值关系是体育自身独特的呢？我们先做个对比。与体育相对的一些行为形式，比如说言语行为或演说行为，即向某人承诺某事或讲真话的行为，它的存在是通过演说作为中介来表达相应的价值关系。体育活动对价值的直接关系只有在一个人把体育活动的某些形式当成一些连贯特征时，才能够被重构。但是体育行为本身的品质，并不受这些原则驱动才会发生、才能具备。虽然竞技体育的前提是公平竞赛，但体育活动根据相同的标准来判定。一些正规的原则常被打破。这也就是说，体育活动并不是由自身来判定，就像演讲活动一样。相反，它要么是因为与价值相关的制度设定，要么是因为行动者个人的价值体系，总之，这些价值关系绝不是由体育活动本身产生的。换句话说，体育活动是由于价值相关的外部条件决定的，或者个人价值决定赋予了体育活动某种伦理相关性。体育活动本身不具备任何特定的价值关系，虽然根据预先假设的道德价值，体育可能变得有价值，但体育永远不会因自己而构成价值。

因此，当体育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发生，或者以个人合理化的形式发生时，体育活动才变成有效的行动类型，这个过程不应受一定的价值标准牵制。体育发展过程中道德标准就是一直在不断变化的。更重要的是，义务论应用到体育活动上，似乎是值得怀疑的。在道德意义上，体育无好与坏之分，换句话说，体育不能被看作是与价值相关的。体育之所以经常被认为有一定的价值或价值标准，是因为人们将不同的价值附加给相应的形式。这本身并不使体育成为具有道德品质的行为，只是当我们说体育被滥用的时候，我们常常指责的是“不体面的价值观”，而不是指“体育”。所以，我们不应该批判体育异化了，异化的是附加给体育的诸多价值关系。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其它形式的行为，如“工作”。工作也有某些方面特殊的精神气质（如人们常说的企业文化或公司精神），但不能说工作本身本来就具有价值关系。虽然前文已经提到体育中存在公平和忠诚品质，但这绝不意味着公平和忠诚的价值就是体育活动的典型要素，就是体育活动本身的价值内涵。毕竟，在某些情况下，有人在体育运动中会有不公平、不忠诚的行为发生。这些所谓的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未必与体育的规则相矛盾，甚至符合体育那种“对胜利的一种强烈的冲动”所表现出来的特性。

综上所述，关于体育行为的价值内涵，存在两种明显相互区别的观点：一方面认为体育应有的价值内容是体育行为本身存在的绝对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认为体育行为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关系，有的只是外部附加的。本文要谈论的是体育运动受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操控，人们是如何根据个人的价值相关性来判断体育行为的。体育行为应该看成是规范设定的，或个人评估的。换句话说，体育的伦理价值不是体育行动本身具备的，是把相应的价值标准，应用到体育以后的一种形式。平时我们大谈“体育精神”，似乎是说体育自身有伦理道德的有效性，这种说法实际上模糊了我们的视听。类似地，体育的教育价值也 常常被当作是体育自身的价值所在，而实际上这都是一种规范设定。所以，体育行为不能根据自身正确的有效性来判定，体育的伦理道德有效性也不能仅仅以“体育”标准来衡量和判定。

另外，道德标准（行为的价值也好，规范也好）都是个人的事情，它不仅是一种规范设定，也不仅仅要局限在价值标准的应用上，我们不能仅从实际应用条件的角度看待体育行为的道德有效性。也就是说，如果说一个行为在道德上有好与坏的判断，那么这种价值标准同样可以应用到体育活动领域。反之亦然，如果某个价值标准只被体育活动接受，那么它将被其它社会领域拒绝。一个行为的价值不能降低到它的应用形式，区分“应用”和“判定”是很重要的。目前，体育行为更倾向于从义务论的取向上进行价值判定，而不是把特定的价值标准作为体育行为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因此，对体育行为的理解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思路，其实都取决于应用到体育上的不同价值标准。这些价值标准则是规范性的，并且是基于个人道德信念为基础的。

3.展望：以契约作为体育行为价值内涵的表现形式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假设：体育不能通过特定的、原初先验的价值内容来判定，只有一定的价值标准应用到体育中，只有这些标准被人认为有效时，体育才具有伦理相关性。如果这个假设是成立，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找出这些可能存在的应用形式是什么样的，这些对价值标准的认可形式又是什么。按目的论的观点，行为的价值是由行为结果的价值决定的，所以说这种理论取向专注于各行为实际的、精确的条件。虽然目的论也承认行为本身有一定的价值，但这种价值只有和它的实际应用的精确形式相结合才能被确定，而不是由行为本身作为目的的。那么，这个被目的论承认的“一定的价值”是不是竞争规则？

现代体育发展表明，很难给体育的行为体系赋予一个固有的道德意义。而现实中总的趋势却是：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大众体育，只要不禁止的都可以去做。或者，一旦制定了一个体育的戒令，那么，只要你不让自己错误的行为被暴露，你就可以放任自流。因此，现代体育似乎就是这样一个行为场域，它的行为常常超出每天处理的规范和惯例。体育行为有更加独特的法规，而且是跨领域性较强的竞争规则。所有的体育运动中，竞争的内在规律都有一个行为引导意义，而不是行为评估意义。比如说，竞争规则定义了踢球的思想与规则，如果我没有遵守这些规则，那我就不是真正地在踢足球。这些规则在组成上并不是强制性的规则。他们不判定“有人可能破坏规则”这个一般假设。游戏的规则是构建的，规则的判定是要循环论证的，而遵守这些规则并不意味着任何道德意涵。一个人如果被教导地越多，告诉他不要质疑这些规则，那么，他参与这个游戏带来的风险就越大，而这也将是完全违背道德意义的，即有一种道德反作用的意义，所以体育很可能并不能带来更多道德和教育上的效用，相反这些规则会被当作一般的、明确的东西而成为工具。事实上，如果没有规则，人们可能还为了义务，不去做什么，但有了规则，人们反而更有可能去想方设法规避规则或钻规则的空子。同样的假设，换个角度说就是：体育竞争行为的道德能力体现在体育规则的可靠性，而不是严格的遵守。根据社会语言学的观点，竞争规则可以被比喻成“限制性的语言规则”，只能满足象征功能，对自我决定、创造性的行动以及基于道德责任的道德意义没有任何帮助。只有竞争规则可以独立的变化，可以引入新规则或者接受法律效力，体育活动才能获得伦理道德的品质。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并试图揭示竞争规则以及体育行为价值内涵的表现形式：

（1）第一个问题：体育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有独特的特征，由特定的规则建构，即体育的自治性。我们可以先举几个体育规则，如目前100米短跑第一次抢跑就要被罚下的规则，如足球比赛中运动员有意识地用手臂触碰足球将被判罚，在手臂离开身体的情况下与足球接触，并且因此得到利益的也会被判罚，而队员在进行跑动或者是自我保护的动作，对方踢出的球太快，在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足球触及到了手臂，不会被判罚手球违例。当我们讨论体育的特性的时候，大多数人在大多情况下都从体育特殊的条件设定即规则人手，而较少或忽略了“体育的性质”，性质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与他事物不同的特征。体育的性质，或多或少还是一种美学品质，而麻烦的是，美学又常常被理解成一种形式，而非内容。竞技体育在形式美学意义上，有几个确定其特征的标准。如下：脱离日常生活、特殊的行为条件、行为本身是其行为的意义。即康德所说的“无用的有效性”，或者叫“行为的反身性”。

（2）第二个问题：体育活动导致的特定的结构，即“非语言性展演活动”。心理学上有个鸭兔原理，“鸭兔图”是格式塔心理学上的典型例证。它在表明：整体决定部分的性质，部分只有依存于整体才有意义。而在哲学上，哲学家却以此来思考感觉与认知的关系。比如，维特根斯坦就借助这个图形来说明：如果同一个对象可以被看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么，这就表明知觉并不是纯粹的感觉。我们必须在叙述知觉中注意若干方面。对知觉的报道承受着概念，是对经验与思想的结合。体育行为也总是在这样的原理下分析：一个是建构的角度，一个是评价的角度。建构的角度，体育行为的时空特征等构成了独立的体育世界，在这个独立世界里，体育行为的意义在于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评价的角度，即获得可用性的意义。体育的商品化、工具化可以类推为纯的体育价值，无论有没有推动体育创造的市场。当我们谈论体育的特性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假设以一种构建形式来解释，但这个角度会被实用注意方面的理论解释盖过。乒乓本来就是一个游戏，乒乓外交，却可以推动世界两个大国的交流；800米跑，本来是一个运动形式，却被附加了健康促进的品质、欣赏的品质等。

（3）第三个问题：体育行为中的契约伦理。关于体育的独特性，恐怕我们很难忽视它的竞争规则。竞争规则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①构成体育实现特定目标的具体行动框架；②规范 行为顺序。通过这两个功能，竞争规则才和日常生活相脱离，并具有正式的价值内涵。也就是说，这些规则决定了体育行为具有了伦理意义。在体育中，规则通常不需要因为特例而重建，一旦确定好竞争规则，每个人只需要遵守就好了，这一事实就表明，体育本来固有的“契约模式”——为建构一个决定正义原则的公平程序，采用契约方式决定其正义原则。这种“契约模式”的重要涵义有：①表示指导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由全体成员共同决定；②一个持久有效的契约，必须是立约各方在平等的立场合意者，契约论的模式即保证最起码的形式平等；③表示正义原则是自由、理性的人所选择的结果；④显示正义原则的公开性，也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原则是众人协议的结果，所以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所遵守的正义原则是什么。任何人，只要接受竞争规则，就要承担合同契约来发生行为，比如要服从红黄牌、踢足球除守门员外不能手球、篮球运球不能运两次、排球不能过网击球等等，参与人要始终承认这个契约的存在，要明白他们的行为是发生在体育的独立世界里的。接受契约的存在就意味着我们会根据这个规则来判断我们的行为对错。

篇3

虽然中国的医德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系统建设实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学科史研究中，考察一个学科是否形成通常看三个标志:是否有专门的大学教授讲席、是否形成专门的学术组织、是否举办本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医学院校从事医德教育的德育工作者转型为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教学研究人员，原北京医科大学等一批院校在医德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正式成立，同年《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创刊，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建制在中国医学院校站稳了脚跟。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医学伦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为一项事业在学术、制度和媒体等不同空间不断发展。在学术空间，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和研究的师资队伍日益壮大，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在组织和制度空间，伦理审查已经成为医学研究和医疗实践中的重要制度，从国家卫计委到各卫生机构都成立了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学被列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必考科日，《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一批与医学伦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先后出台。在媒体舆论空间，关于医患关系、安乐死、器官移植、新医改等医学伦理领域研究的问题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另一方面，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仍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学科，还很不成熟，存在着许多问题。学科的不成熟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学科名称上还缺乏共识:医学伦理学还是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是同一学科还是不同学科，抑或同一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学术界对此仍有很大争议。更深一层来看，还存在个体与组织、多元性与严谨性、国际化与本土化等多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个体与组织。长期以来，伦理学关注的重点是个体的道德行为、强调自由意志。但在医学领域，医生执业的模式已经逐步由个体行医为主转变为在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中执业为主。医生的行为受组织规章制度、政府医疗体制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在研究医生个体道德行为的同时，还要更多地关注组织和制度对医生行为的影响，研究医疗机构等组织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研究医院管理中的伦理因素和政府卫生政策的伦理基础。

篇4

临床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包括病情变化、药物反应、个体差异、性别差异等.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在收集医学数据的过程中,可最大程度地消除对不确定性个人观测的偏见,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进一步扩大了样本量和观察精度,获取的证据更多地减少了不确定性.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如果从业者因不了解那些为特定疾病已做出的最新研究结论而出现失误,病人病情不仅不可能改善,甚至加重.这不仅是决策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问题,你必须有“不了解”的原因或失误的理由,所谓“个人经验”或“专业水平”均不足以成为原因.在不确定性下,伦理要求并不是万无一失,但必须将病情变化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并在最佳证据支持下进行决策[9].

2实现最优化

医学行为的最优化包括决策的最优化和决策者自身素质的最优化.循证医学以科学研究的最佳结果为证据,以实现临床诊疗决策最优化为其目的,这等同于追求卓越的道德需求.实践循证医学可在有限的时间内,使临床医生迅速掌握当前专业研究最新进展,及时发现和纠正诊疗中存在的问题.循证医学为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水平,最大限度地使每个医疗单位、每位医生都跟上医学发展的步伐,达到一个共同的水准创造了条件,这也是当代医学道德进步即实现当代医学道德本质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10].开展循证医学可使临床医生发挥出求知的积极性,由获取知识转变为探究知识和创造知识,由阶段性受教育者自觉转变为追寻终身教育,提高和维系其专业素质,实现职业行为的最优化.

3生命伦理学观念下的循证医学教育

3．1教学目的

在生命伦理学传统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实习期间的循证医学教育,使带教者和实习医师进一步明确临床实践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专业素质与道德观念的关系,现代医学的辩证思维方法等.促使医学生在开始面对现实病例之初,就能对专业知识及技能的运用进行循证分析和伦理思考,并让这种分析和思考逐渐形成思维定式,内化为医德素质,为日后在工作中合理应用医疗资源,善待病人,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赢得社会信任打好基础.

3．2教学方法

3．2．1师资培训在既往循证医学教学的基础上,首先组织教师重点学习“尊重(自主)、不伤害、行善和公正”这四条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因为基本原则是构建医学道德规范的最根本、最一般的道德根据,被视作评估医疗行为的基本伦理规则.围绕着这四条原则诠释开展循证医学和循证医学教学的意义,力求删繁就简地让带教者和受教者共同参悟循证医学的伦理含义.3．2．2岗前讲座在实习医师进入临床的岗前教育中加入“循证医学及其伦理观”等专题讲座,使其在入科之初就植入“循证实习”的理念.3．2．3联系实际以课堂为基础的循证医学教学对增进技能几乎没有作用[8].岗前讲座只限于基本概念的复习或强化,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由有经验的老师指导反复操作.通常采用PBL或病床边随机教学模式,由带教老师或实习医师提出问题,首先阐明问题的性质、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和合理的方法,即伦理需求,使学生感到与以往的教学方式不同,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共同分析问题后,寻找解决问题的信息资料,并按证据的等级给予筛选评价,然后结合临床问题制定诊疗方案.3．2．4网络查询查询信息的第一步是在老师指导下,登陆院内局域网的西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康健)或中文医学期刊检索系统(清华同方).两套检索系统均为集文献检索、知识评价、全文揭示等多种服务为一体的医学文献知识情报服务平台,且内设循证医学专版.如欲扩大搜寻范围,则通过Internet网链接Cocbrane图书馆、Medline数据库、EmGbase数据库或其他循证医学网站.同一条检索主题词常能获取多个结果,教会学生识别和选择是保障信息质量关键.

3．3教学效果

为了解实习医师对伦理学和循证医学的认知现状和教学效果,我们曾针对性做了调查,158份学生答卷结果见表1.在我院实习的本科实习医师来自青岛大学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潍坊医学院和泰山医学院等,普遍综合素质好,医学专业基础知识坚实,英语水平较高,接受能力强,对所学知识有清晰的辨别能力.从调查表和课后交流可知,他们对这种内容和形式的教学感到新奇而充满兴趣,给予较高的评价.在意见栏中绝大多数学生表示,将两门内容生涩的课结合起来,形式新颖且易懂实用,受启发,有意义.个别学生毕业工作后还表示,该课是实习期间最好的课.教师的主要反映为“应从实验性教学上升为普及性教学,可提升教学医院的水平”,但也提出“因无大纲要求,随意性较大,对教师要求较高。

3．4教学调整

近年来面对择业、考研等竞争,实习医师自主意识均较强,学业上多有偏重,对自认为重复性培训和低水平的讲座常采取抵制态度.如何让他们对看起来“与专业无关”的课程感兴趣,教师的态度和方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将循证医学和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内容进行逻辑链接,并阐明其不可或缺的临床作用是本项教学的特征.一个拔新领异的讲坛才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满足其求知欲.多学科交叉尤其是医疗和伦理并重是现代医学的特征,也是临床教学的难点,需要教师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水平.教学中多采用对医疗措施提出针对性循证依据和伦理问题共同讨论,力求使实习医师在互动中不断地感悟,逐渐养成循证思维的习惯.也需要经常性检查和督促实习医师的循证实践,必要时作为实习考核内容之一,在一定的压力下强化其职业的责任感,培养良好的个性品质.

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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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医学教学中医德培养的价值

1．1为《医学伦理学》系统教学做铺垫和补充

基础医学中医德培养的价值首先是为《医学伦理学》系统教学做铺垫和补充，逐步培养学生为医者的自觉性。这也体现了医德培养的特点———长期性、实践性和潜在性。首先，人的身心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对医德的认知和行为强化都具有阶段性和长期性特点。医德教育需要长期不懈、循序渐进地进行，包括校内学习期间和校外工作期间。因而，有学者提出《医学伦理学》“一贯式”教育模式。［1］在基础医学中实施医德教育是其重要组成之一，是长期的“一贯式”教育的初级阶段，起到了早期开发学生医德意识，延长医德培养时效的作用。其次，《医学伦理学》不是抽象的、教条的理论，而是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性，在医学教学中实施医德教育正是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的过程。如医德要求医务工作者尊重和保护患者的隐私。不同的医学课程中涉及到与隐私有关的知识点不同:《诊断学》中教会学生如何查体更能够保护好患者的隐私部位;《胚胎学》中植入异常部位引起异位妊娠，而引起植入异常的原因包括患者的和性观念，这些也是患者的隐私;《妇产科学》教会学生如何对待出生有缺陷的新生儿和产妇等。第三，医德品质的形成和医学技术提高的长期性决定了医德教育效果的潜在性。这是因为医德与医术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高尚的医德以高超的医术为基石，高超的医术以高尚的医德为动力，包括医德知识在内的知识积累过程是长期的，而这些知识转化为人的行为更需要长期的过程。所以医德教育的效果常常不明显，需要经过多方面和多角度进行观察和评价。所以，从入学开始就对医学生进行医德教育和培养，每一门课程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应当从不同角度增加医德教育的内容，在反复教育、循序诱导和巩固强化过程中使医学生形成较为稳定的医德素养。

1．2促进基础医学教学

在基础医学课程中增加医德教育内容，增强基础知识与临床工作的联系性，体现了课程的实用性，可以促进基础医学教学;且学生医者自觉性的增强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比如，在中医院校中，《组织学与胚胎学》是一门学习和记忆均比较困难且不被学生重视的基础医学课程。这与多种因素有关:一是课程具有图多难辨、名词琐碎难记的特点;二是教师教学偏重于形态结构的讲解，忽略结构与临床实践的联系，也不重视医德的教育和培养;三是学生有重专业轻基础、重中医轻西医的思想。通过在《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中增加医德教育的内容，培养了学生为医者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自豪感，有利于学生转变思想，重视并接受基础医学课程琐碎、枯燥的学习过程，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达到了夯实基础，提高学习效果的目的。

2基础医学教学中医德培养的特征

基础医学教学中实施医德培养的教学实践可以体现五个特征:零散性、具体性、渗透性、灵活性和角色性。

2．1零散性和具体性

《医学伦理学》是运用一般伦理学原则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和医学道德现象的学科，对医德教育具有系统性、理论化、抽象化的特点。而在基础医学课程教学中的医德培养是将医学基础知识与医德相联系，是将医学伦理学中的某一理论具体化的表现。虽然医学知识是系统的，但是其中可用于医德培养的知识素材却是零散分布的。医德培养的教学内容完全由任课教师的医德知识基础及其与课程知识点的联想而确立，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这些教学内容在学生头脑中留下的也是零星的记忆，所以，零散的医德教学内容与具体的医学知识相联系，使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2．2渗透性

人的记忆一般对感性的、具体的东西更容易记住，对理性的、抽象的东西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基础医学教学中的医德教育是系统医德教育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少而具体，从小处着手，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随着课程的进展和多个课程的累积，医德知识积少成多，渗透到学生的头脑中，为后续医德知识的系统学习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的思想和品格。在授课期间讲解一些医者的事迹，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使学生体会和了解医者的责任和应具有的一些品质。如讲授胰腺的结构和功能时，可以介绍我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故事，或者介绍班廷医生提取胰岛素用于临床治疗的故事;在讲植入的部位时，引申到异位妊娠，可以谈谈医生细致的问诊和检查对诊断疾病的重要性，也可以谈谈未婚患者的隐私权;学习肾上腺皮质的结构和功能，联系到临床滥用糖皮质激素的现象等。

2．3灵活性

由于上述特点，在教学中可以采取比较灵活的教学方法，既可以由教师在讲课中提及，也可以要求学生查阅资料寻找答案。如案例教学中多一项提问就可增加相关内容，要求学生在写小论文中谈谈医者应具备的品质，更多可以在理论联系临床的教学过程中体现，其涉及的内容可少至一句话，亦可稍微充实些。

2．4角色性

为了能够起到较好的医德教育目的，可采取道德体验方式，［2］让学生提前进入职业角色，如提问时老师是病人，而学生是医生或护士，要求他们应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临床问题，有时也可让学生以患者的角度来思考。如运用解剖学、组织学相关知识分析急性胰腺炎的发病机制后，提问学生:作为医生或护士，请向患者解释，为何要禁食?为何要给患者留置胃管?患者不配合，你该怎么办?再如讲授神经管的发育异常可以导致无脑儿和脊柱裂等畸形儿的形成，作为产科护士，对这些婴儿是否可以擅作主张，不予精心护理?学生融入角色中后，学习主动性加强，不仅认真研读教材，还主动查找资料，参与问题的分析和讨论，甚至一些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运用至日常生后中。学习解剖学中动脉的走行及其压迫止血点，遇到外伤的同学，积极采用压迫止血法对同学进行急救。

3基础医学教学中医德教育的实施措施

3．1改变教育思想

只有教师的教学思想转变，才能带动学生的学习思想转变。教师教学的目的从单一知识传授，要转化为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并行，从思想上重视医德培养，将医德教育纳入教学设计中，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而学生在老师的教学影响下，认识到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并树立争做良医的思想，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

3．2收集、整理医德教育素材

关于医德教育的素材是举不胜举的，教师的责任在于区分和提炼相关素材，收集和整理与本课程知识点相关的素材，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首先要通读《医学伦理学》，熟悉其内容，并阅览《医学与哲学》、《中国医学伦理学》等杂志，了解伦理学的新发展;其次教师应将医学伦理学的知识细化和分解，抽取与本课程教学有关的内容，并收集古今中外良医事迹和医德素材;最后是设计教学过程，将素材和两门课程知识点结合起来。可见，收集、整理医德教育素材的过程繁杂而琐碎，是化整为零和聚散为整的反复过程，也是去繁存简、深入浅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教师对医德等医学伦理知识和专业知识都有了更高和更新的认识，提高了自身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

3．3调整教学内容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课堂教学的学时是有限的。若增加了医德教育的内容，势必要减少本课程的教学时间。因此，有必要整合教学内容，将本课程知识与医德内容有机结合，以达到减时增效的结果。比如在《组织学与胚胎学》绪论中讲到学习本课程的意义时，介绍了我国第一例试管婴儿正是组胚学专家和妇产科医师共同完成的事迹，并简单提及试管婴儿技术的相关伦理学问题，使学生体会到医学基础与临床治疗的关系，也体会到良医、医术、医德相互之间的关系，鼓励学生学做良医。除了传统的医德教育内容，现代医学模式提倡进行生命教育。］胚胎学是阐述人体发生、发育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实现生命教育的良好载体，能帮助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

3．4改革教学方法

3．4．1案例教学法为医德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将课程知识和临床案例、生活案例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法，也是使学生进入医生、药师、护士等职业角色的扮演，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医德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种教学方法结合问题教学法，加强了对学生的学习引导和指导，有助于实现课堂教学到课外学习的拓展，既解决了学时不足的问题，也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3．4．2在实验教学中培养医者之风。在实验教学中，采用师生互动，教师不断地设问，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分析操作中出现的问题，寻找错误的根源。在教学中逐渐培养学生细致观察、严谨治学、善于思考、应对突变的医者作风。

3．5学校和医院相互配合，联合开展医德培养活动

学校与医院联系，鼓励、组织低年级学生利用周末参加医院的志愿者活动，通过导诊、维持医疗秩序等活动为患者提供服务，了解自己未来从事职业的重要性，产生崇高使命感，并通过与患者近距离接触，提高自己进行医患沟通的能力。或者学校邀请一些名医，针对医德、基础医学教育的重要性等方面进行讲座，这些医生从自身工作实践出发，更有说服力。

4基础医学教学中实施医德教育的教学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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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咨询；治疗；伦理学；特征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2-7390-02

对于我国而言，有关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研究起步时间比较晚[1]，特别是在其伦理学特征的研究方面，还不够的成熟。同时，据相关调查研究数据显示[2]：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人员个人素质层次不齐，绝大部分研究人员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心理咨询理论、治疗方法的传授方面，对伦理教育的关注度不够。为了进一步研究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伦理学特征研究存在的薄弱之处，并指出相应的改善措施，本文以2008年1月――2013年1月期间，于我院进行心理咨询以及心理治疗的患者共计200例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总结并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08年1月――2013年1月期间，于我院进行心理咨询以及心理治疗的患者共计200例作为研究对象。200例患者中，男性患者共计65例，女性患者共计135例。患者年龄在25-45周岁范围之内，平均年龄为（35.2±1.9）岁。初中以下学历患者共计85例，高中学历患者共计50例，大学及以上学历患者共计65例。

1.2方法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患者对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中，在规范作业、保守秘密、知情同意、以及平等作业四个方面的满意率进行详细统计与分析，研究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伦理学特征研究存在的薄弱之处，并指出相应的改善措施。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问卷20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3统计学方法本文中的所有实验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期间比较以X2检验，并以P

2结果

200例患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规范作业的满意率为62%（124/200），对保守秘密的满意率为65%（130/200），对知情同意的满意率为58%（116/200），对平等作业的满意率为61%（122/200）。各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学特征研究满意率数据对比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详细数据如下表所示，见表1。

3讨论

本文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我院自2008年1月――2013年1月期间，所收治的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为：各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学特征研究满意率数据对比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以上数据提示：现阶段有关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伦理学特征研究各方面还比较薄弱，制约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发展。需要在规范作业、保守秘密。知情同意、以及平等作业各个方面加大研究，提高伦理学研究质量。具体而言，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首先需要认识到，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同一班意义上的医学治疗工作并不完全相同，针对当事人所采取的心理咨询以及治疗方案均应当体现其针对性、以及系统性[3]，严格按照规范程序开展各项工作，加强伦理性的技术规范教育工作，最大限度的避免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出现临床伦理方面的问题；②保守秘密是心理咨询与治疗活动开展中最核心的问题，但保守秘密需要除开一定的条件与情况，例如当事人被推断极有可能造成自伤、自杀的问题，或当事人被推断可能对他人产生攻击与伤害[4]，又或者在法庭需要取证有关当事人资料信息的情况下，可避免对保守秘密原则的遵循；③从知情同意的角度上来说，为最大限度的保障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整体水平，在当人事同意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活动之前，当事人应当被告知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费用开支、心理咨询与治疗的频次、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出现失约现象的处理方法、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主体对象的资格与能力；④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平等性的伦理教育内容是针对治疗师所提出的伦理标准，要求治疗师能够以公平的态度看待每一个当事人，杜绝其他因素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过程产生干扰。

参考文献

[1]钱铭怡，陈瑞云，张黎黎，等.我国未来对心理咨询治疗师需求的预测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24（12）.

[2]赵静波，季建林，程文红，等.来访者对心理咨询或治疗师的伦理行为评价[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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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域的非连续性：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

如果从“问题域还原”的视角审查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式，我们就会看到：由于以不同的还原策略面向生命伦理问题，人们不可避免地遭遇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的断裂。一般说来，生命伦理学的不同形式都有自己的传统和思想流派渊源，即使是在同一种类型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亦有明显的传统和流派上的分殊。比如，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存在儒家、道家、佛家之间的差异。不可否认，推动生命伦理学认知的一个关键动力是这些传统和流派的互竞互争。当人们考察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陈述是否推进认知发展时，其中一个重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参照系乃是：在将一种生命伦理学的论述与其竞争的传统和自身的传统进行比较时，勘定该生命伦理学论述的解释力和理论成就。这里所说的“一般性话语”通常由“历史还原”展现的文化路向和“逻辑还原”凸显的原则进路构成，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两种断裂的理论抽象：前者着眼于一种地方性文化知识；后者着眼于一种普世性原则诉求。而“具体项目”通常由“实践还原”揭示的“难题治理”之课题构成。尽管一般性话语通常诉诸公共论辩，且可能有益于具体项目的难题治理，但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并非某种直接的线性连接，其非连续性使得“问题域还原”产生了某种界划“理论分析”与“难题治理”的异质性分域之功能。从这一意义上看，“问题域”的非连续性表明：“一般性话语”的理论诠释与“具体项目”的难题治理并非某种漂浮在“云端中”的概念工具，它们只有在回归中国医疗实践和医疗生活之现实的意义上才构成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文化路向、原则进路和难题治理诸方面的“问题域还原”。因此，由“一般性话语”与“具体项目”之两翼出发，我们指证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须进行“问题域还原”的三种认知旨趣。

（一）“一般性话语”分析旨在辨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中国内地生命伦理学自1979年以来，“一般性话语”的陈述和分布基本上是以“原则进路”为主、借鉴西方生命伦理学的认知范式，存在着以“原则进路”遮蔽“文化路向”的片面倾向。例如，学者们注意到，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①。因而存在着以“原则进路”化约或者混同“文化路向”的倾向。这一片面激起了另一反向运动。近几年港台和海外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注意到从“文化路向”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然而，其中隐含着的以“文化路向”庖代“原则进路”的片面性亦不可不察。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一般性话语”分析只有从“问题域还原”的层面上，才能辨识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的各自问题范围及其功能边界。从问题域还原的视野看，“一般性话语”的核心是观点、理论、思想传统及其流派的多维性和相互竞争性。因此，有必要审查、检验和分析从文化历史语境而来的各种理论预设、意识形态前提、文化信念和价值观内容，并将之与全球化、高技术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普遍立法原则进行比较，以匡清不同理论范式的生命伦理学认知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从宏观视野上基于对伦理文化传统和现代性规范体系的领域界划，分析现代性医疗－技术现象和医疗－生命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歧见和道德论辩，就必须注意到“以文化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与“以原则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般性话语”之类型学上的层次区分。如果不避简化之嫌，该层次区分可以描述为：前者诉诸文化的认同原理，其话语核心落实到“伦理普遍性”；后者诉诸立法原则，其话语核心落实到“法律规范性”。一般说来，“伦理普遍性”与“法律规范性”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伦理是在“文化认同原理”和“价值普遍性承诺”的论辩、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规范体系的应用（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得好”与“做得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规范诉求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案例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如果说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一般性话语”在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两方面关涉“伦理”与“法律”，那么避免二者之间的“层次混淆”和“层次化约”便成为中国生命伦理学语境重构的必然抉择。此乃我们所主张的“一般性话语”分析的认知旨趣之所在。

（二）“具体项目”治理旨在诉诸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智慧“问题域还原”假设了生命伦理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是一个两级互动的过程，即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过程。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不仅要考察其中的各种一般性话语及其前提预设，还要考察随着具体的医疗技术实践或医疗卫生行为而展开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是“以难题治理”为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面向“具体项目”之治理，以寻求实践智慧的解决之道的一种认知旨趣。我们注意到，对生命伦理学的“具体项目”的关注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内地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焦点或热点，特别是生物伦理领域的公共道德论辩亟须在医疗政策和医疗法律层面寻求解决之道的情况，使得“具体项目”治理成为嵌入中国生命伦理学之“问题域”且对之进行实践还原的重要契机。然而，“具体项目治理”作为“以难题治理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旨趣，虽然与“一般性话语”分析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处于非连续性断裂的认知关联中，但如若没有卓有成效的“一般性话语”分析的支援，“具体项目”治理便不可能获得一种与“中国生命伦理学”之理念相匹配的“实践智慧”。

从21世纪现代医疗技术和医疗实践领域的最新进展所激起的“具体项目”作为难题治理所牵涉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看，人们确乎捕捉到了一种“伦理之复兴”的世纪征候①。“具体项目”针对两大类难题亦愈来愈引人注目，此即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所谓伦理难题，是指同一种行为的价值选择无法满足两种或多种互相冲突之伦理价值评价的二难处境，在这种处境中，无论行为人选择何种价值都会受到其他价值持有者的指责；所谓法律难题，是指人们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②。尽管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为生命伦理学的难题治理找到解决方案仍然存在很大问题，但以“具体项目”为重点对经验性难题进行抽象描述则有助于管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一种“问题域”的实践还原中所指引的“实践智慧”诉求。以现代医疗技术面临的生命伦理学难题为例，我们指证如下四类“具体项目”难题。

（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在一种伦理体系中得到允许的行为，在另一种伦理体系中可能是被禁止的。比如，基因治疗技术在世俗人道主义伦理中得到允许，但在基督教伦理中是被禁止的。此类难题治理的重点是探寻一种符合实践智慧的价值选择机制，以便“”。

（2）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同一种医疗行为可能存在着不同的道德辩护理由。比如，在知情同意问题上，有时存在相互冲突的道德理由都有理的情况。这类难题治理的重点是诉诸体现实践智慧的道德选择的价值程序，即在一种价值选择程序中化解道德间的冲突。

（3）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这主要表现为单位人的组织伦理与个人道德良知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为了非治疗目的要求医生使用现代技术，而医生认为这会导致技术滥用或过度医疗。解决此类难题的实践智慧是通过区分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的界限来寻找合适的伦理调节机制。

（4）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①。比较典型的伦理－法律难题有：现代医疗技术的市场准入问题，如伦理与法律在医疗技术的市场准入问题上不能形成相互支持而是彼此扞格的情况；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的人权保护问题，比如针对人体试验、安乐死、器官移植等问题出现的人权伦理难题；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的平等健康权问题，即在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医疗资源有限性与人的生命健康权的权利平等性之间产生了如何分配稀缺医疗资源的伦理－法律难题；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的医患关系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生命伦理语境下，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具有的高科技性、高风险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运用结果的难预见性，医患伦理－法律纠纷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现代精神疾病诊疗的伦理－法律问题，例如，精神病学的特殊角色冲突及可能发生诊治权的滥用和异化，精神病人强制住院、强制治疗等问题上的伦理－法律干预路径和制度建设等。解决此类伦理－法律扞格的生命伦理难题的实践智慧，是通过两种规范体系（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对勘与互释，以一种体现“途中道德”的临时法典，通向伦理－法律彼此贯通之“中道”。

（三）“具体项目”与“一般性话语”之关联旨在展现生命伦理学的双层伦理路线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进展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是：以难题治理为取向的具体生命伦理学项目与以一般性话语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论述之间存在着难于沟通的扞格。以至于人们很易于发现，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面临两大挑战：其一，原则进路或者文化路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般性话语讨论中，如何才能真实地面向或者进入现实的生命伦理学难题之解决；其二，生命伦理学的具体项目治理，如何才能认真地看待、评估和体现“一般性话语”的重要意义。这两大挑战的矛头直接指向在“微观－宏观”之沟通的问题域中处于生命伦理学实践层次上的策略性筹划与处于历史或逻辑层次上的解释性架构之间的非连续性关联。从“具体”到“一般”的沟通路径看，存在两种类型的关联路线：其一，具体难题治理，在一般性话语的解释性框架上引发了针对“原则”的质疑，但尚未触及其中的“文化信念”；其二，具体难题治理，在一般性话语的解释性框架上不仅引发了针对“原则”的质疑，而且还有可能动摇其中的“文化信念”。

这两种路线的区分，其基本认知旨趣是依据“具体项目”在治理生命伦理学难题时所涉及问题的“难易”程度和所涉及一般性话语的“深浅”程度，进行问题域的勘定。它展现了生命伦理学的伦理分层的“断裂带”，即第一层次伦理与第二层次伦理的分层。所谓第一层次伦理，是居于核心层的实质伦理，又可称之为“一线伦理”。由棘手的具体项目难题所引发的生命伦理学文化取向上的变革和原则进路上的重构往往会导致更为深层的第一层次的伦理问题。所谓第二层次伦理，是指居于非核心层的程序伦理，又可称之为“二线伦理”。在人们不动摇“文化信念”的前提下，由具体项目难题所引发的对生命伦理学原则进路的反复裁量会导致第二层次的伦理问题。①由此产生了一种由具体项目难题进入生命伦理学一般性话语之批判审视的“伦理分层”视阈。在我们看来，由于伦理分层方法涉及对经验性研究项目关联一般性话语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所进行的判定，因此对生命科技或生物医学之进步所引发的生命伦理难题的“问题域还原”便具有指导意义。

在现代医疗技术现象和医疗实践所产生的具体生命伦理论域中，运用伦理分层的方法，在诸种现代医疗技术的具体项目层次上详审生命伦理学一般性话语，涉及两个相关步骤。第一步是对现代医疗技术的分类。按照伦理分层方法，可将现代医疗技术分为常规医疗技术（引起详审相关原则的重大伦理问题的现代医疗技术）和高新生命技术（引起伦理世界观变革的理论难题的现代医疗技术）。第二步是在“宏观－微观”之沟通的问题域中呈现上述两个层次的生命伦理学问题。不难发现，第一层次的伦理与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有关。这一类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有两大特征。其一是由技术本身的“高”（知识、技术手段和资源的高度集成）、“新”（对传统医疗技术的突破和革新）和“发展性”（关于技术的原理和使用仍然处于不断更新发展的阶段）的特点以及技术本身的特殊风险所带来的伦理－法律难题，包括病人是否应该承担技术试验的风险，某些技术（如脑功能改造技术或基因治疗技术）有可能造成病人个体自然存在状态的激烈改变；等等。其二是这一类技术的发明、试验或使用有可能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改变了人们对生命、自我、疾病、健康之理解的自然范型，有可能对现有伦理的文化信念产生冲击。第二层次的伦理问题与常规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问题有关。它针对的是由20世纪以来广泛应用于临床领域的医疗技术所引发的诸种重大伦理难题。这一类技术主要包括针对身体、神经和遗传与生殖系统疾病进行的常规诊断、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其核心特征是主要以治疗疾病、纠正缺陷为行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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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生命伦理学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生命伦理学如何可能”的前提性反思密切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从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和实践旨趣三个层面对其“话语”进行还原分析。先从历史语境看。我们从一种历史的本土知识学的文化语境上产生了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问题。一个无需赘言的明面上的事实是:我们所言说的生命伦理学必定是由“中国话语”所铺展的生命伦理学。然而，一个令人感到吊诡同时又发人深省的事实乃是，汉语文化圈中的生命伦理学却一直存在且仍然存在着一个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一方面，不能否认，生命伦理学是在西方现代文明进程中晚出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与生命科学、生物医学、环境科学等关涉医疗、卫生保健和人类生命质素之改善的科学技术(包括医学)的最新进步密切相关的跨学科领域和前沿问题领域。它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敏锐的思想触觉，既有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结构，又有后现代性解构批判的锋芒，总是通过追踪最新的生物学(包括遗传学或基因工程)、神经科学、医疗技术等生命科技进步带来的重大难题和挑战以回应“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深度追问，思考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以及回应我们在此时空境域中“应该如何在一起”的前提性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两大课题:我们如何面对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压迫?如何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叙事中真实地展开我们自己的生命伦理学话语?这要求我们在话语方式上不能仅停留在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拿来”或“借鉴”，而必须从我们自己的“文化生命”的核心价值层转出一种全球视野和国际表达。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生命伦理学不是一种与本土文化传统或具体历史语境相隔绝的知识领域。生命科技及医疗技术实践的前沿领域的进步，在不断地将我们对身体、卫生保健、生命质量、疾病的意义和死亡的威胁等问题的认知引向深入的同时，敞开了理解我们自己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新维度。如果仅就问题的浅表看，进步似乎给现代人带来了更多的新的选择，并带来了以往未曾遇到过的一系列道德上的两难。但就问题的深层看，它往往又是自古就有的根源性问题，与文化的核心价值、生命的信仰本质和人们理解人性、尊严、公正和健康的生活的理智形式和精神感知息息相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总是在“与己相关”的历史文化境域中产生自己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即使对异域文化的强烈向往或憧憬依然源自一种浓郁的家园之感和本土文化情结。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文化的理论框架和核心价值，才应该是我们必须面对或正视的生命伦理学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方面。从这里产生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另外两个至关重大的课题:生命伦理学如何面对中国文化的话语变迁及“传统—现代化”的断裂及延续的问题?如何在生命伦理学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话语中兼容中国视野和中国表达?这要求我们所言说的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必须立足于中国语境和中国现实。然而，当我们这样说时，前提条件是，而且只能是，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①从理论逻辑看，生命伦理学从理论话语的逻辑层次上产生了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当代生命伦理学的问题背景是现代性道德世界观的破碎［1］19，人们从各自选取的某些道德理论的片断出发进入生命伦理学论题，带来了恩格尔哈特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领域长期存在的“文化战争”。这在理论逻辑方面，表现为多元化的道德话语之间互不相容、不可通约以及在极为不同的理论层次上相互攻讦的“诸神之争”。中国生命伦理学面对相同或者相似的“文明难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实质上是道德共识之坍塌及理论逻辑之混乱的表现。这无助于生命伦理实践问题的真正解决。比如，它在“应用论”(应用生命伦理学)、“建构论”(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和“实践论”(实践伦理学)等各种理论进路上分出纷繁复杂的理论和方法，以至每一种理论都可以找到理据驳斥其他理论为“不明所以”或“幼稚无聊”。［2］中国生命伦理学因此成为各种理论话语的试验田，且直观地呈现“大杂烩”的知识学面貌。［3］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人们从事各种理论方法的创建或论证时，一种质疑的声音是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对待的。邱仁宗如是问:“现实的、实际的伦理问题能够从伦理学理论推演出解决办法吗?”［4］这一朴素的追问，指向我们在理论逻辑方面未曾深究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在理论逻辑层面如何学会“说中国话”。第三，从实践旨趣看。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旨趣，往往通过具体的生命伦理学论题使价值观得以赋形。因而，人们在解决实践中面临的伦理问题时，亦产生了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研究表明，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旨趣主要体现在生命伦理学的基本要素中。按照易于为人们理解的方式表述，就是四个环节:1)在实践中发现伦理问题;2)对相关理论进行关联分析以澄清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或原则;3)将探究结果转化为政策;4)实现生命伦理学之目的。①在上述诸环节中，实践旨趣所呈现的价值观诉求，既不能脱离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资源性支持，又不能脱离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引，它所蕴含的价值观赋形其实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关联、反复博弈的价值实现过程。而对于当代中国的总体实践旨趣而言，它的最大的价值实现过程就是“现代化”。明乎此，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内核就不能脱离“中国现代性”的实践关切及其问题症结。因此，无论具体情境中的“殊案决疑”，还是对规范和原则的理性论证，抑或是关于信仰问题的深度辩论，各种表面上看来相距甚远(甚至互不相关)的异质性的生命伦理学探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意识到还是未曾意识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轴心展开:这就是“中国现代性”的话语凸显。而与之相关的根本实践旨趣乃是:在“遭遇中国现代性”中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

二、语境难题及“语境突围”的问题

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和实践旨趣的“话语症候”的初步分析表明:“语境突围”，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程序共识”和“中国现代性”问题，是推动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关键。循此，透过一种道德形态学的视野，管窥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谱系，就亟须进一步思考与之相关的紧要问题:1)我们如何寻求“语境突围”?2)我们如何达成“基本共识”?3)我们如何应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这三大问题由于关联到中国形态的生命伦理学在“话语”、“理论”、“实践”三个方面碰到的“普遍性—特殊性”之两歧的难题，如何定位这些问题的性质便需要先行予以说明。该问题的详细展开有待于一种“道德形态学”的理论视野之构画。②［5－6］我们这里仅限于指出，“道德形态学”是从物质形式的结构化及其过程出发，对道德话语、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形态过程进行观察或探究。从道德形态学视野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紧要问题，就是从生活世界本身出发揭示那些影响道德进步和文明传承的生命质素的改善是如何呈现为相关的话语方式、理论模式和“合理化形式”上的运动，而这种运动又是如何反作用于那些影响道德进步和文明传承的生命质素之改变的。依此而论，我们需要对中国生命伦理学在道德形态学层面遭遇的“语境难题”进行分析，以回应一个日益紧迫的与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相关的现实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总问题。这个问题的完整表述就是:中国生命伦理学如何寻求“语境突围”?中国生命伦理学在双重意义上遭遇“语境难题”。一是在一般的意义上，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本身即是建立在“语境差异”的基础之上，并以解决“语境难题”为优长。二是在相对特别的意义上，中国生命伦理学还面临自身特有的“语境难题”。就前者而论，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关于生命伦理学的各种定义，就会明了我们遭遇的“语境难题”的症结。生命伦理学通常被理解为:“运用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为、政策等进行的系统研究。”①［7］42克劳泽(Clouser)的定义是:生命伦理学是根据道德价值和原则对生命科学和医疗卫生领域人类行为的系统研究。［8］115－127亚洲生命伦理学联合会给出的定义是:“生命伦理学是从生物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于人类社会和生物圈中提出的哲学的、伦理的、社会的、经济的、治疗的、民族的、宗教的、法律、环境的和其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②邱仁宗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解是:生命伦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要与其他学科一起合作进行跨学科研究，处于伦理学与科学技术、医学的交集处，是规范性的、理性的、应用性的、世俗性的、讲求证据或立足实践的学科。［3］这些定义(或理解)虽然各有侧重，但也有相似之处，即强调“跨学科”或“跨文化”的特点，或是同时强调二者。如果从形态学视角看，我们还会发现它在某些论题的探讨或挖掘方面有“跨时代”的一面。［6］这使得生命伦理学往往在极为不同的语境层面展开，其话语的差异性分布异常广阔，涉及科学技术对人类价值之影响的诸领域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道德前提、不同价值诉求的实践主体互不相容的诸理论歧见。单就学科层面的语境差异而论，就分为四个公认的研究领域:1)医者与患者间共同面对的临床生命伦理学问题;2)关于律例与指引的规范生命伦理学问题;3)关注理性基础的理论生命伦理学，它来自哲学、神学，但也包括生命科学，如生物学，尤其是在传统医学上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基础;4)关注精神基础的文化生命伦理学，它把生命伦理与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及意识形态连接起来，探讨生命伦理学如何反映主流文化、核心价值和世界观。［6］［9］3语境差异从医患关系、政策法规、道德原则，再到文化根据，往往呈现出大异其趣的面貌，且各自在话语方式上也大相径庭。仅就文化根据而论，就呈现为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儒家生命伦理学、伊斯兰教生命伦理学等宗教语境层面的区隔。此外，即使处在同一语境层面(例如在医患关系层面)，也可再分出普遍主义话语类型和特殊主义话语类型的语境问题。生命伦理学的多重语境及其重组、重叠和分形演化，包括“大语境”或“小语境”的复杂格局，必须看成是它在跨文化条件下的沟通理解、跨学科条件下的交叉凝聚和跨时代条件下的传承转化的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语境差异的存在，才产生了跨学科、跨文化和跨时代条件下的生命伦理学。这表明，正视语境差异，进而尊重差异，而不是无视差异或削平差异，才是解决“语境突围”的关键。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生命伦理学这门学科得以可能的前提。由此，深入到语境差异发生的肌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语境突围的关键要素在道德形态学视域得到描画。按照笔者一贯的理解，将之概括为三个基本要素。第一，通过跨学科条件下的分类方法进行“问题域还原”［10］，突破单一学科语境下问题方式的话语僭越。“问题域还原”是要看清楚问题由以发生的语境以避免无谓的纷争，将各学科的话语资源调动起来融入多元视角，将道德见解或行为引向一种伟大的跨学科的智识平台。第二，通过跨文化条件下的比较方法进行“认知旨趣的拓展”［5］，突破单一文化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以揭破权力的道德伪装。认知旨趣的拓展就是要突破狭隘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藩篱，真实地面对道德多样性现实，将一种互镜式道德探究和互证式伦理商谈融入伟大的跨文化理解之中，于价值图式上进行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诊断和价值扩展。第三，通过跨时代条件下物质形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进行道德形态过程的探究，突破单一时代语境下伦理生活的“话语盲从”以祛除的幽灵。在“社会经济形态的话语批判”中锁定“语境突围”的根本目标:应对道德分歧;重新发现传统;通过“道德形态过程”澄清概念。①对于中国生命伦理学来说，上述一般意义上的“语境难题”同样存在，而且表现日益突出。从生命伦理学由西方发端而扩展成为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看，它关注的问题是那些跨越文化差异、学科差异乃至于时代差异的关乎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如“知情同意”就被视为一条全球公认的处理医患关系的医学伦理学规范。生命伦理学“四原则”(尊重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也被视为具有标杆性的普遍原则。［11］13应该看到，生命伦理学的这种普遍主义诉求是为了建立一种特定实践的平台。我们称之为西方普遍主义模式。从这种普遍主义话语看，任何一种带限定词的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佛家生命伦理学”乃至“中国生命伦理学”都似乎是多余的。②［12］255由此形成了一种“普遍理论—中国应用”的探究模式。简化地表述就是:“1)从与某些社会群体或整个人群的健康、福祉或基本人权相关的伦理问题出发;2)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法律、条例或政策的缺点或不足提出挑战;3)在通过论证和辩护进行伦理学探究或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法律或政策改革的有用建议。”［3］不难看到，这是一种由“问题—挑战—建议”构成的简捷明了的“应用伦理学”范式。然而，它用来鉴定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则主要来自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这产生了从中国视野进行“语境突破”的关键问题，即“如何化解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压迫”。比如说，备受公众指责的“手术签字制度”是否符合知情同意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这问题本身就是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压迫下产生出来的。实际情况表明，我国现行的“手术签字制度”具有中国特色。李恩昌等评论说:“知情同意的病人自主模式到中国演变为病人家庭决定模式是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具体国情的。……家庭的这种功能是西方文化所不能理解也无法给予的。”［13］78－79然而，在2007年发生了“孕妇李丽云致死事件”①后，面对公众对现行“手术签字制度”的指责，当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明确辩称:“……我们国家现行的签字制度符合知情同意的原则，也符合国际惯例。绝大多数国家目前也是实行了手术签字制度”［13］77。这里，我们把这个案例的是非曲直放到一边，单就一项在中国语境中有着重要意义的知情同意的语境探索模式(即“知情同意的家庭决定模式”)却要用“符合国际惯例”(实际上是符合欧美惯例)的辩词为之进行辩护而言，就足以表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对“中国话语”的压迫。事实上，一种通过“传统的重新发现”以突破西方普遍主义话语霸权的学术努力，一直是中国生命伦理学为自身条件寻求语境辩护或语境突破的特有方式。它强调从传统或本土的文化视角上理解生命伦理学，遵循“中国传统—现代建构”的建构主义进路。这一进路的探究模式所示范的语境回归(即回归中国传统以开出其现代性样态)使生命伦理学直接面对中国语境中“传统与现代性”的跨时代条件下的伦理生活的根源性难题———即从传统中开出现代性的问题。然而，相对单一的文化视角，使得建构论者所诉诸的“语境突围”策略往往受制于与“语境选择”相伴生的文化特殊主义的话语压迫。例如，以目前养老制度改革问题所带来的生命伦理讨论为例，建构论者认为儒家家庭主义理念再加上“孝道”伦理可以为当前中国社会开出“养老”药方———即回归儒化的“家庭养老模式”。然而，这一建议显然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相脱节，它更像是从儒家学说中转化出来的一种说教，带有明显的传统话语的压迫性痕迹。不难看到，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本身特有的语境难题表现为两个方面的话语压迫，即“西方普遍主义”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特殊主义”。这种日益紧张的“话语张力”，使得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似乎充斥着“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之间无妄的纷争。但换一个视角，透过其背后的语境难题，则不能不承认，它又是一种与“古—今”对看、“中—西”互镜的远见紧密相关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的张力”。在其深层，展现了一种世界历史观下话语展开之可能。可概括为与“语境突围”有关的两句话:一是“世界在中国”(即把世界看成在中国之中的世界);二是“中国在世界”(即把中国看成在世界之中的中国)。前者是通过在语境上突破“特殊主义”的局限，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能够海纳百川，具备包容整个世界和人类的胸怀，这是我们文化生命的根系之所在。后者是通过对“西方普遍主义”进行解蔽，使中国生命伦理学在体现中国价值或“说中国话”的同时，真正成为世界或全球生命伦理学跨文化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就是要正确看待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既要以“世界在中国”的中国话语转出我们的“国际化表达”，以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生命伦理学来消解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暴力;另一方面，又要以“中国在世界”的国际视野开放出我们的“中国化表达”，以跨文化对话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应对各种文化特殊主义的话语压迫。

三、两大挑战及其应对:基本共识和“中国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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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科 伦理风险 对策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879(2012)03-0242-01

儿科是医学临床专科性、专业性很强的科室，其服务对象是身心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小儿，而且具有不同于成人的特征及需要，因此，儿科病房中对患儿的诊断、治疗过程中会存在许多潜在的医学伦理风险，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国家庭人口基数的逐步减少，国人对后代的关注程度日渐加重，儿科病人的诊治与管理中，存在着许多涉及医学伦理的风险问题，在临床实践中如何有针对性地规避这些伦理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1 临床资料

作者在儿科临床病人的诊治、管理中注重研究相关伦理问题，并注重在实践中防范、规避伦理问题的发生。2011年3月至6月，管理患儿104人，其中男性66人，女性38人，年龄最小1岁3个月，最大13岁。在住院期间均未发生因伦理问题导致的矛盾或纠纷，出院时家属对治疗、管理的满意率达98%。

2 儿科临床诊治中存在的伦理风险分析

2.1 诊断检查不可避免造成患儿伤害的伦理风险。医学是一把双刃剑，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也会给病人造成不同程度的新的伤害，而且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儿科病人的诊断、治疗中常常会有一些技术操作直接或间接伤害及病人的身体，或者造成或加重病人的心理反应，比如，血液系统疾病的病人为明确诊断或观察疗效，需要反复骨髓穿刺；神经内科疾病病人，也需反复进行脑脊液化验；呼吸系统疾病病人可能需要反复进行影像学检查；也可能因为治疗进行腹部或胸部穿刺；或为保证输液畅通静脉留置管等。这些诊断、治疗措施给患儿造成伤害，患儿及家属因不理解引发误解或不满，是一种潜在的伦理风险，尤其是伤害严重或操作不当致失败，反复实施时，伦理风险就会增大。

2.2 治疗过程中药物副作用导致伦理问题。药物是临床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但是，“凡药均有三份毒”，说明药物也是有危害的，在儿科临床药物治疗中，由于明显的个体差异，以及某些药物的明显毒副作用，家属在护理、观察中发现后，由于过分关注患儿健康与治疗效果，就会对医生的处置产生异议或争论，比如红霉素类、甲硝锉类药物引发的消化道症状；先锋类导致的皮肤瘙痒等。

2.3 围绕患儿疾病问题医患双方沟通中的伦理问题。医院是极具专业特色的一种社会服务部门，病人和家属与医务工作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专业信息不对称之现象。儿科医疗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有沟通不足、审慎不够、管理不严等［1］。因此，在儿科病人的治疗、管理中，围绕患儿疾病问题，医生忙于应对对患者的治疗、处置，疏于与家属的沟通，或者沟通不到位，信息传达不明确等，就会造成医患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和不理解，出现相互设防、猜疑等，甚至因误解而引发矛盾。

3 如何在儿科临床中有针对性规避伦理风险

3.1 加强临床医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提升医生人文关怀理念。在医疗活动中，医务人员的道德素养直接影响到医疗工作，关系到病人的健康［2］。防范、规避儿科临床诊疗、管理中的各种伦理风险，首先要不断加强临床医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把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当做日常工作来抓，且要常抓不懈，使医生在临床工作中具有明显的伦理风险意识。不断提高医生的专业服务水平和专业服务质量，提升医生人文关怀理念，只有坚持临床诊疗工作中及时、准确、有效、择优的基本道德原则，才能杜绝因临床诊断和治疗不当导致的医患双方伦理争议或伦理矛盾与纠纷。

3.2 不断提高医生临床专科技能。提高医生临床专科技能与处置水平，是规避临床伦理风险的重要手段。临床医生一定要严格按照伦理要求开展病人的诊断、治疗活动，不能无原则地处置病人；同时要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诊疗能力，减少因技术、能力原因对病人造成的伤害。正确选择必要的辅助检查手段和科学的介入治疗方法，防止不确定的检查和治疗给病人造成新的痛苦，增加医患双方之间的伦理风险。

3.3 严格规范医生用药。任何药物都有双重效应，即治疗作用与轻重不等的毒副作用［3］。严格规范儿科医生的临床用药，杜绝医生为了增加药物提成而滥用、乱用、多用药物之现象，坚持医院药房药物审查制度，严格遵守临床药物应用道德，正确发挥药物的有利作用，防止用药不当或错误用药给病人造成的危害，规避药物使用中的伦理风险。

随着社会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征服疾病的方法和手段不断更新，同时导致的医源性伤害也与日俱增，人们在求医过程中的各种需要也随医学信息科普化不断更新，临床医生尤其是儿科医生如何在临床诊治、管理中，既能很好地满足病人及家属不断提升的心身需要，也能积极预防和规避各种伦理风险，构建新时期下和谐的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 郑普生，某医院儿科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建议《中国伦理学杂志》2011，（0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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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约纳斯；现代技术；新伦理；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075-04

美籍德裔哲学家约纳斯认为，要有效解决环境问题，首先要做的是对现代技术进行深刻反思，剖析现代技术的特征，从而有针对性地建立一种能对现代技术有效评估和制约的新的伦理学及其价值观。

一、新伦理提出的必要性

（一）现代技术的特征要求伦理的规约

约纳斯将现代技术与前现代技术学进行对比，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他指出，现代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有计划的活动，而非一种占有；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状况；是一个动力学的推动因，而非一个工具和技巧的库存。”[1]21从技术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来看，由于前现代技术的发展往往是缓慢的改进的过程，所以这类技术的目的和手段处于彼此相适应的、静态的平衡状态，前现代技术可以被简单理解为工具和制作程序。而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平衡状态，手段和目的之间不再是单向度的直线关系，而变成了辩证的循环关系。这种辩证的循环关系表现在一方面通过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们的欲望，另一方面技术也刺激了人新的欲望的生成，从而要求技术继续前进，尝试完成新的任务。正如约纳斯所说：“首先是不请自来的，也许偶然通过技术发明的事实生产出来的目标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一旦这些目标将来并入社会经济的习惯性食谱，这样一来，它们就给技术提出了任务：继续关心目标，并改善实现目标的手段。”[1]21现代技术之所以不再理解为静态的物，而更应理解为受诱因不断牵引的活动，在于它内部具有永不止息的驱动力。促使技术进步的驱动力源自于人类为了争夺利润、安全、权力、威信的竞争，另外人口持续增长伴随而来的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的压力，也作为技术进步的推手发挥着作用。约纳斯深刻地指出，技术的动力已经完全凌驾于人类的意志之上，主宰着人类的命运，“技术就是命运”。

现代技术的特点使得它必须被纳入到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来，这是过去伦理学所忽视的，正是由于技术的应用缺乏了伦理的有效评估，才造成了伦理的真空。首先，现代技术后果的两重性要求伦理的规约。前现代技术时期，人们可以将技术理解为静态的工具，对技术的伦理考察主要着眼于使用工具的人的意图。如果使用意图是好的，那么技术行为则是善的。但在现代技术时代下，“现代技术的道德和不道德使用就不再是一个具有自明的、质的区别的事件”[1]43，现代技术就是一把双刃剑，即使我们是善意地使用它，“技术仍有其危险的、能够长期起决定作用的一面。长期性以某种方式嵌入技术行为之中了。”[1]43现代技术带来的好处不可避免地总是与恶的后果同行，尤其是恶的后果往往是长远的和难以预测的。传统伦理学局限于对行为目的评价，忽视了对现代技术隐含地长期性恶果的评估，从而对现代技术缺乏有效的制约。

其次，现代技术使用的强制运动状态要求伦理的规约。前现代技术可以被理解为是工具和技巧，新的技术的产生是对以往整个科学技术库存的添加。新的技术产生和发展，并不意味着人们马上就去使用它，它可以安静长久的等待，等时机成熟以后，新技术才会按照愿望和主体的判断被使用。约纳斯指出现代技术本身的特征不允许这种长久的等待，它拒绝拥有和使用的善意分离。一旦科学有新的发现，技术本身的特点就会迫使人们大量地越来越多地运用它，并且使之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除非这种必需品被更新的、更好的东西所替代。这种强制使用状态源于前述所讲的竞争、自然资源短缺等压力，这种状态不会给人们留下充足时间留神新技术带来的善恶各自的量的计算。

再次，现代技术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全球化规模也要求伦理的规约。现代技术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长期性的，不可预测的。它的影响的计算维度是前现代技术所不能企及的。从空间上说，现代技术产品遍及全球每个角落，从时间维度来看，它的累积效果是可以延伸到无数后代，“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大多是自顾自的，我们就这样粗暴地影响着千百万在别处和未来生活、对此不曾有选择权的人们的生活。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和需要（为了那些大多自我产生的需要），我们把未来生活都押上了。”[1]46正是基于对于人类及未来的关注，约纳斯认为有必要提出新的伦理学，从而对现代技术的运用进行审慎地评估。新的伦理必须是以“长远、未来和全球化的视野”评估现代技术对人类带来的长期影响，它强调一种新的责任，即现代技术使我们的行为能够影响到未来人类的命运，我们也必然要对我们的后代负有责任，它要求我们在运用现代技术时，“尽量公平地为我们的后代做事，也就是说，他们对付那种抵押的机会不要预先就被褫夺了。”[1]46

最后，现代技术对自然及其它生物的权利漠视需要新的伦理规约。由于前现代技术时期人们改造自然的力度尚不足以打破自然的固有平衡，人类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不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所以与前现代技术时期相适应的传统伦理学将人的义务只限定于人类，更确切地说是与行为者发生联系的邻人，人们将地球上的整个生物圈摒除在义务的范围之外。全部旧有的伦理学都忽视了自然的价值和目的，以至于伦理学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而不能自拔，即使那种为了人类后代着想从而提出保护自然的功利主义观点也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的。事实上现代技术对自然造成的过度侵袭的事实早已证明人类中心论的立场的不合时宜。约纳斯认为只有将伦理视野扩大，逾越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的鸿沟，才能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目的。只有当人类认识到自然也具有不可剥夺地生存的权利时，人类才能自觉地将自然纳入到照顾范围之中，才能彻底摆脱人类中心论，“将富裕的生存本身引入人类的善中，因而对它的保持纳入人的义务，这超出有功利倾向的和任何人类中心论的观点。”[1]47，“任何任意的、不必要的消灭物种自身的行为都是犯罪，它完全不必考虑明智的自我利益这一原原本本的建议。”[1]47

现代技术的双重性影响，以及其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维度的扩大，使得人类和自然时刻处于技术的危胁中。技术不仅让自然以及其他物种的未来处于自身权利被剥夺的痛苦之中，也使得人从技术的主宰沦落为技术的奴隶，“当今技术中专制的要素本身（使我们的产品成为我们的主人，甚至强迫我们，继续成倍地增加这些产品）意味着一种自在地来自那些问题（那些产品具体地说，有多善或多恶）的伦理学挑战”[1]52。要应付现代技术所带来上述问题，约纳斯认为只能以非技术学的方式控制现代技术带来的累积性的影响，即通过一定适度的道德解决现代技术本身所带来的问题。

（二）传统伦理的缺陷

经由对现代技术特征的分析，约纳斯认为传统的伦理学不能胜任这一时代任务。传统伦理学的几个特征明显与现代技术呈现出来的状态不相适应：第一，传统伦理学均是通过行为的当下结果来评价行为善恶的，这同前现代技术时期人的行为后果影响的当下性有关，人的行为方式只会对眼下产生影响，而不会对未来产生效应。尽管体现在传统伦理学中各个类别的律令都不一样，但律令限制的行为主体都是同时在场的参与者，例如“爱邻如己”、“对待别人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自己一样”、“决不把你的同胞仅仅当作手段，而是更要当作目的”等。这些律令作用的时间范围都是由同时代人组成，以行为在场者的寿命为上限。第二，律令还带有明显的地域性，上述这些律令如“爱邻如己”等涉及的个体之间彼此相联，他们或是邻里关系，或是敌人关系、朋友关系、统治者或被统治者关系、强者或弱者关系等。第三，传统伦理学在道德的知识上也仅注重当下。传统伦理的道德知识建立在对人性恒定性的假设上，这种知识同科学理论完全不同，一旦当它转化为实践时就表现出非理论的状态。关于德行的知识完全同当前的具体情况相联系，行为的善恶完全取决于当时短期的情境。传统伦理学认为只要行为主体的意图善良的话，即使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后果，那么行为主体也不必对行为的欠缺负责任。

传统伦理学只注重当下的特征使它不能对现代技术进行有效评价和制约，从而约纳斯认为要建立一种新的伦理体系，这种新的伦理学是一种针对现代技术的特征而设立的，相较于传统伦理学注重当下的特征可以称之为“远距离伦理学”。它要求拓宽伦理规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两个维度。从时间的维度上看，伦理不仅要关注当下，同时也要放眼未来。我们不仅要关注同时代人的利益，我们也同样对那些未出生的，也不能为自己的利益提出要求的未来人类负有责任。从空间的维度上来看，新的伦理不仅注重人与人关系的协调，同时也要求人类对大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新伦理中的价值观

约纳斯主张用新的伦理思维对现代技术进行制约，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价值观，这些新价值在内容和目的上都迥异于旧伦理思维下的旧价值。约纳斯提出的新价值观无一例外都是针对人类的公共生活领域，但他也不是一味的排斥旧价值，约纳斯承认旧价值在私人领域里仍有它们的一席之地。由于现代技术这种异己力量已经不容置疑地将无数人的命运裹挟在一起，这种客观现实要求人们必须在公共领域里树立一种具有长远意义的新价值观。约纳斯并没有给新价值提供主观基础或客观基础以论证其合理性，而是直接将价值标准放入个体和集体的主体性中，进行实用主义的追问，未来的生活有哪些特殊的伦理规范是必须的。鉴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暂时好处是以全球性的、长期性恶果为代价的事实，约纳斯认为新的价值的目的旨在防止技术造成的不可修复的情况发生。

基于对人类未来总体状况的担忧，约纳斯提出了四种新价值。

第一个普遍价值，即最大限度地通报我们集体行动的后果。约纳斯解释“最大限度”的含义在于人类要在科学预测的客观基础上发挥生动的想象，以充分评估我们现在受利益驱动的行为。这个价值的新颖之处在于让我们的行为不再受眼前利益所蒙蔽，它要求我们在评估技术时将眼光看向长远利益。

第二个普遍价值是“恐惧”。它是针对现代技术带来的矛盾性后果所提出的。约纳斯在《责任原理》英文版序言中针对现代技术的两重性影响警示世人，我们也许会对原子弹刹那间爆炸的毁灭性灾难后果容易进行理性预测，但是我们对现代技术日常应用方面却显得不够谨慎。这种和平的、建设性的全球技术力量的影响往往是慢性的、长期的、日积月累的，但这种后果所带来的威胁解决起来更为困难，一旦技术达到极限之后，它将一无反顾的带着人类走向灾难[2]。因此，在灾难还未来到之前，人们必须学会恐惧。约纳斯赋予了恐惧一种新的价值，并将它的地位抬高到“一切价值的顶峰”。在传统伦理学中，它曾被视为是胆怯者的弱点，但在今天它变成每个人的伦理义务。我们每一个都要将自身置于开始学习恐惧的情境中。在鉴定技术的风险时，约纳斯从恐惧出发，提出了处理不确定性的简便易行的法则：“正在为邪恶而怀疑，一旦怀疑，你就要在更好的听觉面前做出更坏的预后诊断。”[1]67这项简易的法则鼓励人们去思考技术应用后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景象，从而在是否应用某项技术上保持警惕和谨慎以抵制短期利益的诱惑。

第三，约纳斯还提出了简朴的价值。他赋予了简朴新的内涵，我们不能在个人伦理学的框架里看待简朴，它“不再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完善相关，……如果简朴是在保持地球的整体平衡这一长远视角被要求，那么它是未来责任伦理学的一个缩影。”[1]69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紧密相联，扩大生产规模，就需要刺激消费。在利润的驱动下，人们被倡导不需要节俭，暴饮暴食式的浪费被鼓吹为是一种美德，甚至是一种义务。以经济社会的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的浪费实则是一种厚颜，当我们注意到未来人类的生存及自然环境将受到人口持续增长，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的威胁时，简朴的价值便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第四，约纳斯也给适度的价值进行了全新的阐释。适度，从传统的个人伦理学视角来看指的是个人自觉抑制，抑制享乐的德行，但现在约纳斯赋予了它新的内涵，适度的价值还包含了人对自己的日益增强的技术能力的理性克制。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尽管有些技术造成的消极后果可以用更好的技术来修复，但仍有些技术的后果可能是无法修复的，在对这样的技术进行评估时，约纳斯认为人类应该学会克制。“我们必须从克制使用力量（这种克制曾经总是有益的）走向克制掌握力量。因为处处都到了这样的地步：拥有力量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诱惑，诱惑人去使用力量，但使用就其后果而言可能是危险的，有损道德的，至少是完全无法预计的。因此根本不拥有所涉及的力量，也许更好些。能够说，是的，我们在此继续，还能得到更多，但我们可以放弃，这很可能在未来的批判性赌博中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德行。”[1]71

三、新价值观推行的可能路径

约纳斯列出的新价值是以整个人类的未来生活为旨归，而如何将新的价值观化为实践呢？约纳斯提出了三种可能路径：

第一个设想是利用风俗的力量改变现行的社会规范。约纳斯认为风俗是人际关系的剂，它在调整人际关系的基础上有效地将私人生活同公共生活分离开来，通过遮蔽私人隐私从而促进了两个领域的道德生活的共同繁荣。由于现代技术媒介将个人隐私向公共领域暴露，导致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的模糊从而造成社会羞愧感的消失，使得风俗价值日益衰微。在这些受技术学操控的现代野蛮人眼里，风俗是对个性的压制，是与诚实相对的伪善而已。在讲到未来社会应该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时，约纳斯认为现代社会不知羞愧地向个人推荐暴饮暴食的生活方式的现象就是风俗贬值的生动表现。要使上述的新价值观通过风俗的力量，变成全社会的价值规范，即使是人们不明白新价值的意义也会自觉遵守，若违背新的价值规范个人就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因此新价值要通过风俗发挥作用，最重要的就在于让羞愧感在全社会复苏。但风俗的价值提升，羞愧的复苏需要等待的时间太长，而现代技术绑架人类未来命运的事实又如此的刻不容缓，约纳斯认为只有通过第二条路径，即依靠国家的力量来促使大家履行新的价值观。他认为避免灾难性的到来是属于全体人类的共同事业。个人的力量与现代技术的巨大影响力相比是渺小的，所以新价值践行的主体是整个人类。但由于人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巨大的、无明显特征的、几乎无法捉摸的对象。所以它也不容易使人兴奋。”[1]72而与之相反的，国家是一个可以被感觉到的对象，个人可以通过文化、语言、幅员、民族来感觉到它。约纳斯将新价值的践行依托于国家的基础上，正是国家之间的合作才能有效地承担起对全体人类的巨大责任。“人类的超民族事业如果以拒绝亲密团结为条件，在实践上就是靠不住的。……人们必须在尊重民族性的前提下倾听人类全民族事业的声音，以便赢得民族性对它的承认，承认它是最高的事业。为此，超民族的人类事业必须能够更多地引证应该正确地理解国家的自身利益，为自己正名。”[1]73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及制裁的方法普行新价值观，但制定法律的方式不能依靠民主投票，因为参与投票的个人难免会受到眼前利益的影响，从而降低对国家应对危机的效力。约纳斯认为国家通过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强制颁布法律才是值得信赖的，虽然这会限制会妨碍个人的自由，但约纳斯认为为了人类的未来的生存而牺牲目前的自由是值得的，因为继续放纵目前短暂的个人的自由，只可能将人类带入救生艇的恐怖境地。

约纳斯的第三个设想是个人主动的践行新价值。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而言，约纳斯认为每一个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员，个人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看这个庞然大物是如何运行，而是作为其中的组成要素在发挥着作用。他将个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精英人物，要使正直个人的作用在制度化的集体中发挥到最大值的话，一是发挥他们的正确性的观点使之对国家政策方案的制定产生可能性的影响，二是他们能实施国家的权力。约纳斯对正直个人在国家中的作用的论述类似于柏拉图的哲学家在理想国中的作用，如果哲学家作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国家就会被认为是正确的实施权力，同样，如果正直个人能实施权力的话，国家就会正确的应对技术滥用的威胁。同时，约纳斯也向每个人发出呼吁我们每个人都要避免救生艇情况的发生，人必须存在这是摆在每个普通人面前的最高义务，个人应该为这一最高原则而进行自我约束，学会恐惧、简朴、适度、审慎的生活方式。只有每个人自愿变更生活方式，普遍接受新价值，全人类的事业才会得到巨大的推动。

约纳斯描绘的现代技术的成果将带来的灾难性的图景并非是杞人忧天，而是建立在约纳斯对现代技术理性反思的基础之上。为了避免生存危机，为了克服人类成为技术的奴隶以及内在价值的趋向贫困的命运，他提出要走出以工具理性对待自然及其他生物的思考误区。他的伦理之思将人的生存与自然的生存，现在人与未来人的生存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呼吁国家及个人两个层次普遍践行新价值观，这些新价值观可以降低人对自然资源的耗竭程度，可以有效地应付核危机、温室效应、能源短缺等问题，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