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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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形态；动力；解决途径

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旧的社会历史理论往往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人们的思想动机或精神力量，未能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奥秘。唯物史观超越了唯心史观，它没有停留在“精神动力”的层面上认识社会历史，而是透过历史的表象，进一步探寻并发现了社会历史深处的“动力的动力”：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这就是说，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社会领域也不例外。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从社会领域中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社会矛盾有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之分。社会基本矛盾是指贯穿社会发展过程始终，规定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趋势，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根本的推动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

一、指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他“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其全部“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也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曾经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贯穿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矛盾，并做了总体性的科学揭示。但是，他却并没有在贯穿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上，明确地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恩格斯和列宁在论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曾分别指出，“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是“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但他们使用的这个“基本矛盾”概念主要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根源，并没有赋予它以贯穿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囿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他们只能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致方向做出一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预见，而没有也不可能对推动这一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运动，作出系统和明确的科学分析。此后，经过相当长的理论探索和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直到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才进一步地解决了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它的这个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在的发展史上，这是第一次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概括为贯穿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的矛盾”。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极其伟大的科学发现。

二、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并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制约着生活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生产条件极为简陋，发展速度极其缓慢。为了生存，人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物质生产中去，而获得的生活资料却极端贫乏，因此，人类生存需求与自然条件的矛盾是原始社会的主要矛盾，同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状况相适应，人们结成了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劳动产品并实行平均分配的关系，建立起原始社会的经济模式。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和人的劳动技能的提高，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人们的劳动能力有所提高，生产的产品除了维持劳动力简单的生存之外还有剩余，即开始出现了剩余产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代替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过时的原始社会生产关系，进而奴隶主在经济和上层建筑居于主导地位，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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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李嘉图；劳动；价值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13. 058

[中图分类号] F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13- 0136- 02

0 引 言

劳动决定价值，是威廉・配第最初提出的，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较为系统的劳动价值论的人，并使他的全部经济学说和他的劳动价值论有了联系。李嘉图批判地继承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坚持了正确的一面，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克服了他的错误，使古典经济学达到了比较科学的程度。

1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产生的背景

劳动价值论是说明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价值量是怎么决定的理论，它的产生需要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资本最开始是出现在流通领域的，然而，它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中成立，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是由商人和小生产者变成产业资本家来实现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总的生产过程就包括了流通，所以，人们的视野就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产业资本家需要购买工人的劳动进行生产，在生产的过程中，劳动的耗费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根据一般情况来看，产业资本家离开劳动谈论价格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从生产与劳动的耗费中寻求价格形成的基础有了可能性。

2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2.1 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

斯密把价值做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李嘉图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他比斯密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斯密曾错误地指出，没有效用的商品也是有交换价值的，而李嘉图则正确地认为：对于交换价值来说，使用价值是必不可少的，可以看出，李嘉图已经把使用价值当作了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在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做了区分之后，李嘉图进一步研究了是什么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李嘉图那里，商品被分成了两类：第一类商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稀有性，比如罕见的雕像、珍贵的葡萄酒，这种商品比较少见，他研究的重点不在这里。第二类商品可以通过人类的劳动来无限制地增加它们的数量，李嘉图研究的重点在这里，这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是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而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斯密将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相混淆，李嘉图批判了这一点，在李嘉图看来，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才能决定商品价值，它的大小同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且，斯密还认为，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出现后，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而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的，李嘉图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三种收入是价值的分割，不论怎样分割，都不会改变它本身的大小，价值始终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

2.2 价值和生产价格

在李嘉图那里，价值和生产价格是相混淆的，所以出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即价值规律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矛盾。如果依据价值规律，所有企业的产品都根据价值销售，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利润就低于平均利润；相反，就高于平均利润，这样，按照这一规律，同样多的资本就不得到同样多的利润。但是，假如所有商品根据平均利润率销售，企业可以得到平均利润，于是却与价值规律相悖了，因为有机构成低的企业，低于其价值出售商品，相反，则高于其价值出售商品。

李嘉图是在讨论工资涨落对商品相对价值的影响时发现这一矛盾的。李嘉图之前始终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工资的增加或减少只会使利润发生变化，但是不会影响价值。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工资的变动是不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然而当他进一步研究时，发现了矛盾，就是只有当各部门的有机构成相同时，工资的变动才不会影响价值。所以，李嘉图感到之前的理论出现了例外，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原理需要修正。

3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

3.1 不研究价值实体，只研究价值量的决定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仍然保存着斯密价值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不研究价值的实体，只研究价值量的决定。因为他不研究价值实体，就不可能科学地说明价值量的决定，所以，对于为什么从产品变为商品，劳动就具有两重性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能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分开，于是到最后，自己也发生了矛盾。此外，不研究价值实体，正确说明价值量的决定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也就不懂得价值为什么会表现为相对价值，他认为自然就表现为相对价值，所以也就不会研究相对形式的发展，在他看来，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更不懂得商品生产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不但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而且会让相对价值形式从一般形式到最后的货币形式的发展，进而不理解货币的本质。进一步，他看不到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不懂得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首先需要社会承认它的质为前提，然后再由社会计算它的量，即价值量的决定，从而使得他的货币理论出现矛盾。

3.2 阶级局限性

李嘉图是为资产阶级说话的，他所研究的劳动价值论是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自然的存在，是确定不变的事实，资本主义不但使个人的最大幸福成为了可能，还使得生产率持续发展。他虽然也看到了阶级之间有利益的冲突和对抗性，但是，不能从社会经济制度出发去找其根源，而是当作自然规律看待。于是，一切经济范畴在他看来不是历史的范畴，而是自然的范畴。

客观说，李嘉图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成长起来的，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的时代，生产和资本还没有集中，金融垄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条件，对他的眼界有一定的限制。所以，他看不到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进而不知道它们是造成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不承认资本主义世界可能爆发全面经济危机，也就看不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参考文献

[1][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陈其人.李嘉图经济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赵峰.新编经济学说史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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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的阐述了商品拜物教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了。而商品拜物教的产生根源是从商品形态、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三个方面来分析的。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态包括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关键词：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价值形态

目前，人们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研究虽然很详尽，但是由于商品拜物教理论是伴随着《资本论》始终的，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深入的对商品拜物教进行研究。有了对商品拜物教的准确认识才能有助于我们研究《资本论》及其影响。在《资本论》的第一章中商品拜物教理论被单独列出来，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重视程度。在这一节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商品形式本身、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对商品拜物教产生的重要作用。并且通过分析揭示了价值的本质，充分体现了劳动价值论的精华。

一、商品拜物教的内涵

马克思借用光线对视神经的刺激的物理实例引出对商品拜物教的含义，他指出“商品形态及表示商品形态的劳动生产物间的价值关系，是和劳动生产物的物理性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绝对没有关系了。那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人看来，这种关系，居然幻想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譬喻，我们必须逃入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生产物好像是赋有生命、而互相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物一样。在商品界里，由人手造的生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个叫做拜物教。”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本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却被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掩盖，人们对这种虚幻的形式的崇拜就产生了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无疑是研究商品的，马克思把商品拜物教放到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和价值形态之后来研究，就更证明了商品拜物教与商品价值形态的关系。而所谓的价值形态就是人们交换商品时的形态，简单来说就是货币形态，这种形态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进行了交换。交换必然产生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种种社会关系，正是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社会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商品产生了一种看似很神秘的性质，所以产生了人们对于商品的崇拜。从商品拜物教的本质上来看，人们所崇拜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崇拜这种商品给人们带来的东西，因为人们通过商品的交换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商品，也正是因为有商品拜物教，人们才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获得更多商品所带来的东西，而不断地制造商品。因此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增加了劳动的生产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商品拜物教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强大的动力。

二、商品拜物教产生根源

马克思明确的指出商品谜一样的性质既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其价值内容，而是从商品形式本身产生的，劳动产品通过交换而取得了商品形式。所以商品形式本身就是产生商品拜物教的根源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述过其中包括的三种情况。首先，人类的各种具体劳动必须转化为质上同一的抽象劳动。这种劳动的同一性，又必须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人类劳动就表现为价值，才使人们难于看到本质。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人类劳动的平等性，具体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相等的价值对象性。”②其次，生产商品所支出的劳动力消耗本来应该用劳动时间计算的，但是商品经过交换之后，就采取价值量来代替。也就是用商品价值量代替了产品的劳动量，所以马克思指出：“人类劳动力的支出，由时间计算的，则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价值量。”③再次，生产劳动产品的生产者用自己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换，表现的应该是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社会关系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表现。所以，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人们才看不到其本质而使商品产生了一种神秘性质。马克思认为：“生产者的关系――他们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就是在这种关系上成立的――又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关系。”④

商品形态之所以会产生商品拜物教观念，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商品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指出：“商品形态所以有神秘性，只因为在这个形态内，人们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看成了劳动生产物自身的对象性质，看成了劳动生产物的社会的自然性质；从而，生产者对总劳动的社会关系，被认为是生产者外界诸对象物间的社会关系。”⑤这就是说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意愿生产产品，不管生产什么都是生产者自己的事情，所以使劳动具有了私人性质，即为私人劳动。然而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社会中，生产者必须拿出自己的商品来跟他人交换，而且由于社会分工，每个私人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所以，生产商品的劳动既是私人劳动也是社会劳动，也就是说生产者的劳动因为具有了特殊的社会性质所以产生了商品形式，然而商品形式又掩盖了这种特有的社会性质，所以就产生了商品拜物教。

接下来马克思又分析了商品拜物教的来源正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因为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正是产生此矛盾的原因。马克思指出：“私人劳动的复合，形成社会的总劳动。生产者既然是因为互相交换劳动生产物，才有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也是在这种交换上显现出来；换言之，私人劳动之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是因为交换在劳动生产物间并间接在生产者之间，树立了一种生产关系。”⑥商品经济中的基本矛盾就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而产生这个矛盾的原因正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而且这种特有的社会性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表现出来。所以，这样又使商品本身具有了一种神秘的性质。另外，马克思把这种私人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还具有二重性，马克思指出：“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在事实上，取得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它必须当作某种有用的劳动，来满足某种社会的需要，从而，在自然发生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当作总劳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所以能满足生产者的复杂的需要，仅因为每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皆能与他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与他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等。”⑦这二重性简单来说就是私人劳动的有用性和可交换性，就是说这种私人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需要对他人具有使用价值，从而使它和其他商品在相同的质上相交换，在量上相比较。但是由于这种二重性质不能被生产者所察觉，单单看到交换时的商品的表现形式，而不能看到本质，所以使私人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被掩盖了，由此产生了商品拜物教。这也是产生商品拜物教最根本的原因。

这三种商品拜物教来源是相互补充、相互佐证的。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是产生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的主要原因，而商品形式的产生又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而又对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产生反作用而产生商品拜物教。因此，商品形式只是商品拜物教的直接来源，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以及商品的劳动的特有的社会性质，才是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最根本的来源。

三、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态

商品经济是商品拜物教存在的必然条件，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商品拜物教发展的不同形态，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态包括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商品拜物教不断发展，也使其自身的形态不断地发生改变。人们通过商品之间的交换，发现了一种特殊商品，这种商品就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产生货币以后，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又一次被掩盖了，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转变成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货币成为了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货币除了可以购买一切普通商品，还可以购买人类认为所有可以出卖的东西，有了货币人们产生了货币可以购买一切包括人们的身份、地位、名誉和良心的错觉。谁占有的货币越多，谁的财富也越多，从而谁的权力也就越大。人们也因此对货币产生了与商品本身相同的一种幻觉，认为它也具有了神秘的性质，因此商品拜物教就发展成了货币拜物教。关于货币拜物教马克思认为货币形式作为商品的发展形式，用商品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而没有把它们揭示出来。货币拜物教其实就是商品拜物教，只是用货币代替了商品，只不过这个变化使人们更容易发现它。

商品拜物教的另一种发展形态就是资本拜物教，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品经济同时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货币也转化为资本，货币拜物教也必然发展为资本拜物教。而资本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完成形态，马克思认为，资本价值通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预付到生产中，都在产品的价值中体现出来。因此，就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具有了某种神秘的性质，剩余价值的起源也因此被掩盖了。所以，资本也具有了一种神秘的性质，让人们以为那些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本身能产生出剩余价值，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资本拜物教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掩盖了剩余价值、资本的来源。资本拜物教甚至派生了地租拜物教，让人们以为地租是由土地给予的，是自然恩赐的，而看不到其根源决定地租的土地所有权的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使拜物教发展到了顶峰。

要消除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就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方式，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为消除商品拜物教的有效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崇拜已经根深蒂固，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商品拜物教一定会被消除。

四、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现实意义

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对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商品拜物教，在中国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根据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领域的确存在对商品、货币过分崇拜的问题，而且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并不是商品拜物教灭亡的必然条件，因为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外，还包括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例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因为这些领域非常容易引发人们对商品的崇拜，明白了社会主义也存在商品拜物教之后我们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运用商品拜物教理论来指导社会发展，如何克服商品拜物教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我们要认清商品拜物教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对商品乃至货币顶礼膜拜，不能认清其虚幻的本质，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掩盖。我们通过对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认清商品本质，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投入自己的力量。其次，我们要通过学习商品拜物教理论，来正确对待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商品经济中必然存在商品拜物教，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社会主义不产生资本，所以货币与商品的关系就尤为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价值来体现，而货币又是用来反映这种关系的形式。而货币的表现形式在今天来说就是价格，政府需要通过对价格的调控，来保持市场的稳定，为广大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在今天仍然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它揭示了价值本质的重要性，它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补充，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消灭商品拜物教的不利影响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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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篇5

摘要：如何在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当代经济学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一方面，我们必须解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原创含义与当今社会经济的结合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解决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兼容问题。首先讨论了“劳动”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认为凡是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并且能直接或间接与现实的或潜在的商品有一定联系的劳动（或者说这种劳动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现实的或潜在的商品价格），都能创造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物化劳动与价值创造、价值量的衡量、劳动价值论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价值创造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几个热点问题；最后指出，我们要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必须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采取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深化，才能使劳动价值论更加符合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当代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3－0001－03

在2002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创始人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研究和认识。”[1]在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劳动价值论在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以及科学劳动价值论创立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还不太发达的时期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面临新的挑战。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原创含义与当今社会经济的结合问题

由于马克思创立科学劳动价值论的时代特点，使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与当今社会经济的现实出现了一定的差距。要使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关键是要重新界定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范围。

1．活劳动的重新界定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行文的字里行间看出，他所说的活劳动主要是指在生产线上直接作业的工人。如果按照这一界定，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可以比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出更大的价值，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雇用了更多的劳动力。而现实的情况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比劳动密集型产业能生产出更大的价值。

2．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的价值创造问题。按照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只有创造物质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任何非物质生产部门都不创造价值，只参与社会再分配。但在当代社会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越来越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其就业人数与产值比重就全世界而言均已超过物质生产部门，如果说不创造价值显然不正确。

3．脑力劳动的价值创造问题。既然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认为只有生产线上直接作业的工人才能创造价值，那么像科学研究、生产精神产品、教育、管理等脑力劳动就不能创造价值，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是脑力劳动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这显然矛盾。

（二）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兼容问题

马克思形成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资本主义社会全社会的资本家阶级及其统治管理部门在整体上都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任务就是要剥削阶级，实现劳动者当家做主。而现在我们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再存在，劳动人民已经当家做主，用劳动价值论来证明我们社会是否合理、正义的作用己不显重要。我们深化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继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精神，即把劳动作为个人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的评价指标，旨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最基本的理论支持。

1．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兼容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最根本历史逻辑基础是私有制，因为在私有制下，出现了生产的私人性与生产的社会性的矛盾统一。生产的私人性使得生产的劳动过程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劳动，而生产的社会性又要求劳动具有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性质，要求个别劳动从一开始就为社会劳动并最终被社会所承认。于是，商品交换就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必须。在商品交换中，商品价格的形成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马克思认为，这时起作用的是价值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形成的思维逻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这种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内在统一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就受到了挑战，也就是我们必须解决劳动价值论的思维逻辑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逻辑是否仍然能够内在统一的问题。

2．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兼容问题。按照传统上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我们认为价值创造与收入分配之间是一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即创造多少价值就应该获得多少收入，否则应视为不合理，或者说是剥削。而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制度却是按劳分配为主、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分配制度中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不合理的，是一种剥削收入呢？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理顺劳动价值论与分配制度之间的关系呢？

二、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些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围绕如何在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形成几种有代表性的思路。

1．在重新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坚持劳动价值论。这种思路是在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框架下，通过考证马克思等人的有关论述，并结合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现实、新问题产生的。这种思路要求准确理解马克思创建科学劳动价值论的真正用意，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基本精神运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形成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

2．在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坚持劳动价值论。这种思路主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应该“与时俱进”，主要是通过扩展“劳动”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并用重新界定的劳动价值一元论来解释当代社会主义现实。

3．在调和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这种思路企图将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结合起来，认为这两种理论的差别主要在于研究角度与分析侧面的不同，它们各有缺陷，但把它们结合起来则能解释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许多现实问题，比如说，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结合既可以说明价值源泉，同时也可以说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性。

当然，还有一些专家学者由于接受了西方经济学中传统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等思想，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原创含义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实问题，因而主张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或效用价值论等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是这种思路不可能成为我国价值论思想的主流。

在上述发展劳动价值理论的思路中，我们赞成第二种，即通过扩展“劳动”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并用重新界定的劳动价值一元论来解释当代社会主义现实。

三、发展当代劳动价值理论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按照上述第二种思路来发展当代劳动价值理论，我们认为首先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劳动”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哪些劳动创造价值？我国理论界从重新界定“劳动”的科学含义出发，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一种主流思想：不仅仅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精神生产劳动、社会服务性劳动也能创造价值，这样，“劳动”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以重新的界定。但笔者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从质的规定性来说，都只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也就是说，凡是直接或间接与商品价值形成有关的劳动耗费，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因此，马克思所界定的劳动价值其精神实质是以此作为个人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的评价指标，创造价值的劳动不一定要与生产的产品（包括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以及服务性劳动产品）相对应，凡是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并且能直接或间接与现实的或潜在的商品有一定联系的劳动（或者说这种劳动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现实的或潜在的商品价格），都能创造价值。遵循这一思路，创造价值的劳动就不能够被劳动的三种具体形态所概括，因为有些劳动，比如说宇航员的劳动，就很难说它是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还是服务性劳动，但它确实对人类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并且这种劳动也与潜在的商品（比如说未来开发的太空游）有着一定的联系，也能创造价值。

2．物化劳动与价值创造。我国理论界对物化劳动是否也参与价值的创造观点不完全一致，大多数同志认为物化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但也有少部分同志认为物化劳动也创造了价值。比如有同志就认为，从企业角度看物化劳动实际上是社会意义上的活劳动，价值是由社会劳动（包括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创造的，绝对剩余价值来自活劳动，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则主要由物化劳动创造。所以，含有物化劳动的资本、土地获得利润、地租也是合理的。那么，究竟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呢？笔者认为，既然价值本身的精神实质是以此作为个人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的评价指标，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物化劳动与商品之间所体现的是一种物与物之间的物质关系，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物化劳动不论在商品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都不可能是价值的源泉而只能是财富的源泉，因而也就不可能创造价值。

3．价值量的衡量。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有关价值量的衡量标准唯一的是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却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命题：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力（率）成反比。马克思提出这一命题时暗含了两个基本假定：一是一个企业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无论生产出多少产品，其价值是一定值；另一个是无论在这一时间内生产出多少产品，工人的总工资不变。这一命题显然无法解释现实中劳动生产力（率）越高，社会生产的价值和财富越大的现实。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对创造价值的个人的劳动所作的社会贡献的量作一个全面的衡量。就像马克思在指出价值量的衡量标准唯一的是劳动时间的同时又指出，劳动有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分，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也就是说，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在单位时间里创造价值的倍加，个人劳动在社会中的贡献不仅仅要从时间（量）的角度考虑，同时也要从劳动的复杂性（质）角度来考虑。马克思提出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力（率）成反比的时候显然没有考虑到劳动的质的角度，这是一个失误。当然，劳动的质仅仅通过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来区分是不够的，劳动的质有两个测量维度[2]，一是劳动的重复性，即劳动的内容与方式在不同时间里是简单重复，还是每一次劳动都要涉及对新信息的处理与新情况的应对；二是劳动成效的可测度性，即劳动成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定量的测量。劳动的重复性程度与可测度性程度越高则劳动的质越低，劳动的重复性程度与可测度性程度越低则劳动的质越高。所以，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与劳动的量与质成正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价值量是与劳动生产力（率）成正比的，因为劳动生产力（率）越高的劳动其劳动的质也越高。

4．劳动价值论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劳动价值论与公有制经济是否兼容的问题，其实质就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是否兼容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将公有制为主体的财产制度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统一起来。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我国目前公有制经济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高度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差别。在马克思所设想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是一种纯公有制经济，劳动价值论己经没有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不存在兼不兼容的问题。而我国目前还仅仅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并且公有制内部有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还只能实行市场经济，这己是被反复证明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价值论与公有制是兼容的。

篇6

今天,当我们使用流行文化概念的时候,自然受到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理论发展语境的限定。在这个限定之下,“流行文化”所指对象,就是在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发展中,特别是20世纪以来,新兴的大众化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与传统的文化类型相比,流行文化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流行文化是现代社会生活世俗化的产物,它不仅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直接构成一种商品经济的活动形式;第二,流行文化以现代大众传媒为基本载体,并且在大众传媒的操作体制中流行、扩展;第三,流行文化是一种消费性文化,呈现出娱乐性、时尚化和价值混合趋向。由于这个三个基本特征,流行文化的兴起不仅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文化活动,迫使它在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体制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层次传型,而且使当代文化发展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危机运动。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种普遍的文化危机感为契机的。

文化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首要功能是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特有的意义和价值。文化建设的要义就是为人们的日常活动建设具有普遍性、持续性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又被界定为发现和建立理想的活动。 流行文化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失效、瓦解。相对于传统文化以宗教为内含的精神至上原则,流行文化推行的是一种世俗化的非精神原则,即以个体的享受、娱乐和为动机。由于这个文化原则的转换,在18世纪直到19世纪中,在传统文化崩溃的背景上,流行文化的早期发展表现出一种精神溃败(颓废)状态。卢梭作为现代文化的启蒙者同时成为它的第一个批判者,乃是因为他对这种精神溃败状态的预言家式的敏感和不满。他以个体自我的精神自由的建设为目标,反对现代文明确立的流行的(社会化)生活方式,主张向自然的真实性和独立性回归。席勒则认为,现代文明建立的是一种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分裂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性的完整性被破坏了。他认为,重建完整人性的途径是对人进行审美教育,建设为人的自由完整生活提供基础的审美文化。

流行文化的世俗化发展开拓了现代文化民主的空间,在对感望和自由享受的肯定中否定了经典和权威的文化权力。这就导致了流行文化在总体上混乱无序的非理性(“无政府”)状态。针对这个状态,19世纪中期阿诺尔德(M. Arnold)提出了一种反对流行文化的(中产阶级)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把文化限定为“在本世界中被思想和表达的最好的事物”,并主张文化是只能由少数精英创造和发展的事业。 阿诺尔德的精英立场无疑包含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而不得人心。但是,他仍以偏激的形式指出流行文化的第二个问题,即文化活动是否需要保持其内在统一性和超越性的问题。所谓雅—俗之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坚持或反对文化的内在价值和超越意义的争论。无疑,流行文化是否定文化的内在价值和超越意义的。这反映到流行文化的产品形式中,则是流行文化产品中普遍存在的机械复制、拼贴、重复等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形成的对文化差异的消解(文化同质化)。在现代社会运动背景上,对文化产品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它应以其独立完美的存在形式成为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象征性表现。这是文化产品的现代美学价值。但是,流行文化产品不仅否定了现代意识对文化产品的原创性和独立性要求,也成为对人自身的独立和自由价值的象征性否定。 这是阿多诺(T.W.Adorno)、麦克唐纳(D.Macdonald)和詹姆逊(F.Jameson)诸人反对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作为人的一种基本行为方式,怎样保证、体现人类自我存在的独立和自由,是现代文化意识的核心所在。在这个核心点上,流行文化面临着第三个问题,而且是它致命的问题:在大众传媒和市场经济的联合操作下,流行文化的生产和接受方式是否能够保证它是人的独立和自由的体现?阿多诺(T.W.Adorno)认为,流行(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产物。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操作的标准化、合理化生产,对它的消费者(大众)施行自上而下的有目的地整合和统治。文化工业的整合实现了对大众自我意识的物化,即意识被整合为一致性的非意识。 “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于,它用统一取代了意识”。 在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中,阿多诺非常重视大众传媒对文化生产和接受的意识形态控制力量。这是阿多诺的深刻处。但是,如费斯克(J.Fiske)所指出的,流行文化在承担资本和技术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的同时,也为现代的文化民主提供了空间,为大众的自我表达提供了资源。 霍尔(S.Hall)引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念,把流行文化界定为一个不同阶级争夺文化霸权的战场。他反对把统治者与大众、主流文化与流行文化做非历史的、静态的二元对立的理解,认为在争夺文化霸权的斗争中,对立的双方互相作用、影响并转化着对方。他认为大众作为被统治阶级,也不具有单纯的统一性,他即不是纯粹的主流文化霸权的被动接受者,也不是纯粹的反抗者。大众在流行文化中生活于反抗与顺从的矛盾运动中。

2, 当代艺术

流行文化在整体上改变了传统文化的生产方式、接受模式和价值体系。但是,在所有传统文化形式中,艺术的转型是最基本的,最具有主导意义的。因此,研究流行文化,必须把艺术的转型作为主要对象。实际上,在上面讨论的文化理论中,无一例外地都把艺术的转型作为识别文化变化、转型的基本标志。为什么艺术转型对于流行文化的形成具有主导意义?这有四个基本原因:第一,在传统文化活动中,高雅文化的三种基本形式,艺术、宗教和哲学,艺术是最接近日常生活的,而且传统流行的民间文化主要是以艺术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当代文化的流行化转型,必然以艺术为主体;第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宗教的衰落留下了价值实践体系的真空,艺术实际上代替宗教成为价值实践的新体系。因此,当艺术失去了为宗教服务的作用以后,艺术不仅被直接挪用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而且成为现代个体自我确认、自我表现的基本方式;第三,艺术与大众传媒在制造形象化文化产品上的统一性,决定了两者相互促进和统一的前提。艺术与大众传媒统一的发展,不仅构成了流行文化的主要景观,而且实际上是流行文化的基本(主导)形式。第四,艺术的流行化转型所产生的巨大商业价值是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可比拟的。流行艺术成为流行文化的主导形式,有商业动机的驱动,而且充分表现了流行文化的商品经济属性。艺术在现代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不仅是现代文化理论家特别关注艺术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美学在现代文化中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艺术从传统文化进入现代文化,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艺术从对宗教的附属关系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自由的形象塑造活动。这就是现代性所赋予艺术的自律性,也是美学得以确立的一个直接前提。康德美学作为美学的奠基,原因之一,在于它第一次以哲学的形式明确系统地阐释了审美和艺术的自律性。根据康德,艺术的自律性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艺术是自由创造的产品;第二,艺术是非功利、无目的(以艺术品自身为目的)的创造;第三,艺术是艺术家(个人)的天才的产物——不可重复的原创品。 但是,转型为流行艺术,艺术在同样的三个方面丧失了自律性。大众传媒作为流行艺术的主要生产机器,从内容到形式,从工具到手法,都控制了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把他们整合到传媒体系中,先天地决定了流行艺术的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方式。因此,本杰明(W.Benamin)认为大众传媒的发展使艺术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艺术的机械复制在取消艺术家的独创性的同时了取消了艺术品存在的自律性――艺术品作为原始手工作品的唯一性和独立存在。这不仅使艺术品丧失了奠基于原创性的神韵,而

且使之丧失了基本的神学仪式价值,取而代之以纯粹的观赏价值。本杰明肯定这个转型,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机械复制第一次把艺术从它对神学仪式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无疑,解放为艺术的文化民主和非宗教的精神自由提供了前提,但是也使艺术作为主体自我确认和自由的表达形式失去了内在前提和先天的基础。因为作为机械复制的艺术,艺术不再是艺术家自己自由独立的产品,因此也不再能够直接成为他的个性和自由的体现。阿多诺反对流行艺术,原因就在这里。反对向流行文化转型,艺术的重要课题就是寻求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可能性。先锋艺术运动,则是以一种拒绝认同和介入大众(传媒)文化的立场和相应的激进反叛形式,坚持着艺术独立的文化价值。阿多诺和麦克唐纳都把先锋艺术作为一种抗议的文化形式而寄与希望。但是,先锋艺术本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使它的反叛和抵抗不可能作为一种基本的和常规化的文化反叛形式。第一,因为先锋艺术拒绝认同和介入,它相应地拒绝了交流的可能性,这使先锋艺术的反叛对于大众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而没有内容的意义――因为通过形式进入内容的途径被截断了,而且事实上先锋艺术运动的发展本身是向不断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方向展开的。第二,先锋艺术发展的不断形式化、技术化,导致了它的制度化发展。制度化发展不仅使先锋艺术失去反叛机能,而且注定了它被商业和传媒合作的流行文化同化、整合的命运。正是在先锋艺术被整合的意义上,今天我们才面对先锋艺术的衰落:先锋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反叛形式被流行文化保留和吸收,但它反叛的动机和力量都消解了。反体制的先锋艺术被体制化,它的反叛形式被审美化为一种流行风格,融入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中。

艺术自律性的丧失, 也就是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的取消。结果是,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的文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唯美主义成为艺术活动的主导精神,即艺术的形式主义原则取代或压制了艺术的精神理想原则。这使得艺术活动被简化为审美――娱乐形象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因此,艺术和商品经济、大众传媒共同组合成了大众传媒操纵的商业流行文化。这种商业流行文化以形象娱乐为主题活动,极大限度地消除了传统文化界限,而使自身成为无界限的流行物。在商业流行文化中,消费主义和游戏精神实现了最好的结合,它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刺激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整合一切的流行文化不取消什么,而是消解一切深度,使被纳入其中的一切都趋于同质的平面存在。就此而言,流行文化是非意识形态的、或多元化的文化。但是,它在表象之下仍然推行着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共生的意识形态,并把这种意识形态化成无条件合理的生活欲望在大众文化生活中展开和扩张。流行文化的解放意义和压抑意义都表现在这里,而大众在流行文化中的自由与被动性也表现在这里。在流行文化的影响下,大众的形象消费欲望被极大限度地扩张了。这又刺激了流行文化的形象生产扩张。在20世纪下半期,由于电子技术的加速发展,极大限度地扩大了流行文化的形象生产能力,实际上形成了全球化的形象生产过剩。结果是,如鲍德里亚德(J.Baudrillard)所指出的,传媒形象生产的扩张,在根本上取消了现实与虚拟、原型与摹本之间的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形象代替真实事物的世界。 对真实知觉和感觉的危机,是流行文化面临的根本危机。这个危机在极大限度扩张艺术的形象塑造功能的同时,也把艺术活动转变成为流行文化的基本症候。

3, 美学的文化功能

流行文化的发展和艺术的流行化转型,不仅产生了商业与文化的相互渗透、转化,而且形成了商业文化的普遍扩张。詹姆逊认为,商业文化把形象生产普遍化,使审美形象弥漫在一切现实活动中。现实普遍地被转化为视觉形象,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商品化。商业文化的扩张打破了审美形象的封闭空间,使它向既有的整个文化环境开放。因此,审美独立的传统区别模糊或消失了,与之相应的是审美的自律性结束,美学的自律性结束。詹姆逊把这个转变定义为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他指出,必须认识到,审美形象在后现代时代中的复兴是商业文化体系统治的表象。在后现代的文化活动中,遵循商业逻辑的形象生产渗透和代替了一切活动。“形象是今天的商品,这是为什么不能期待它否定商品生产逻辑的原因;归根到底,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美都是商品的原因。当代伪审美主义对美的呼唤,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花招,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求助。” 因此,詹姆逊宣告美学的终结,而且否定美学复兴的主张。

詹姆逊揭示了当代文化运动的基本趋势和美学所面临的深刻困境。那么,在流行文化整合和消解文化差异,把文化普遍形象化的时代,美学是否真的失效而必须终结呢?我不能认同詹姆逊的美学终结论。在流行文化中,艺术自律性的瓦解和文化普遍形象化产生的意义危机,的确导致了对美学的审美—艺术自律原理的否定,并且使美学的审美(精神)升化原则落空。但是,詹姆逊宣布美学的终结仍然包含了对美学的误解和对流行文化的简单化理解。在其中,他有两个基本错误:第一,他把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绝对化,并且把美学限定在现代的范围,认为随着后现代对现代的取代,美学必然成为现代的殉葬品;第二,他把审美—艺术的自律原理等同于美学原理,实际上把美学限定在艺术自律的封闭空间中,认定这个空间的开放就意味着美学基础的瓦解。正是由于这两个基本错误,詹姆逊轻率地抛弃了康德、黑格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美学为当代文化提供的思想资源,并且在流行文化研究中,武断地用社会学研究取代美学研究。我认为,根据流行文化的基本特点,社会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必要和重要的层次。但是,一方面,艺术形式是流行文化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流行文化的重要问题在根本上是与美学问题联系的,甚至本身就是美学问题,因此,美学研究同样是流行文化研究的一个必要而重要的层次。进一步讲,在流行文化研究中,社会学对文化与社会运动整体联系的描述和社会批判的功能,是美学所不能取代的;同时,美学对文化(艺术)的内在机能和意义的阐释,对文化的内在建设的功能,也是社会学所不能取代的。如果我们要积极地,既是批判性地、又是建设性地研究流行文化,必须重申和开拓美学的文化功能。

在现代文化发展中,美学的第一个文化功能是对以自由与独立为内含的现代人文精神的阐释和张扬。艺术自律性之所以成为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对于现代人文精神的基本象征意义。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存在的物化,艺术品的自律存在(审美形式)形成了一种文化抗议形式,如马尔库塞(H.Marcuse)所言,“是认识和控诉的手段” 。但是,艺术自律性也包含了深刻的矛盾,因为它的封闭原则在形式上、象征性地肯定主体自由的同时,也成为对这个自由的内在性和现实性的否定。美学的进一步展开就是寻求对自律的封闭原则所包含的否定性的克服。席勒、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通过对生命、精神、自然、社会和历史内容的引入,拓展或开放了审美—自律的空间,并且使之具有丰富的精神内含和真实内容。实际上,从18世纪中期确立以来,美学的整体运动总是在自律与他律的基本矛盾中展开的。这不仅保证了美学对人文精神的象征性的展示,而且把这个展示发展为人文精神本身矛盾运动的深化。个体与整体、感性与理性、自由与统一、有限与无限、形式与内容,这些矛盾关系是现代人文精神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是美学在审美—艺术活动中研究和寻求解决的主要矛盾。更为重要的是,美学面对这些矛盾,坚持通过审美—艺术的自由创造寻求一个审美升化的统一境界。在这个意义上,美学已经发展为一种包含了人文精神和理想性的审美精神。今天,针对流行文化对人文精神的物化和理想性的消解,重申审美精神是非常必要的。重申审美精神就是坚持文化活动的人文精神立场,就是坚持理想性对于文化的必要价值。无疑,重申审美精神应落实为美学对流行文化活动的批判性的介入。“在真实的意义上,文化不仅要使自身适应人,而且同时要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物化关系提出抗议,把光荣给予他。” 美学的批判性介入,就是在当代文化运动中,构成美学与流行文化的张力关系。这个张力关系是保证文化和人文精神不被流行文化的商业操作完全整合和同化,保证人在文化中存在的光荣。

美学不仅在审美、艺术活动中贯彻以人文精神为内含的审美精神,而且把这种审美精神实现为一种辩证的审美方式。美学的审美方式,在肯定审美对象感性存在的丰富性的基础上,追求审美对象精神意义的丰富性。美学既承认审美对象个体的特殊性,不可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