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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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现代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和现代服务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集群化的产业发展道路。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因推动现代服务业不断向集群化道路发展，有效借鉴发达地区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经验，发现现代服务业的集群化发展中制约着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采取合理有效的解决措施实现安徽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目标。

关键词 ：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127-03

1 前言

现代服务业是随着工业发展程度的不断推进而兴起的，依靠国内外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催生出一批为现代化企业服务的服务型产业。[1]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特点。从现代工业的发展过程和国际产业发展经验来看，集群化发展是现代化产业优化布局的新方向。

近年来安徽省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2013年安徽省通过不断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物流、金融、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实现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逾两千亿元，增速达到了17.1%，增速居全国第2位。通信网络、数字媒体、创意会展、动漫网游等现代服务业不断涌现，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体系的完善。传统优势的服务业发展和新兴的现代服务业企业的不断涌现，改善了现代服务业产业链的构成，使现代服务业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和产业关联度的不断加深。

现代服务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新兴的企业对于整个地区经济的产业布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就现在的产业发展而言，学习发达地区经验和产业结构升级方向，从产业集群的视角下发掘新的模式和发现现存模式的不足无疑是一种改进产业结构的途径。

2 安徽省现代服务业的集群化分析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现代服务业产业部门的不断扩大，迫使产业从事者开始寻求最佳发展模式。近年来，安徽省现代服务业的不断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模式也开始呈现不断趋向于集群化的发展。

2.1 安徽省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

安徽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也在不断演进，现代服务业自身的发展特点和产业发展环境促使安徽省现代服务业不断走上集群化发展的道路。

2.1.1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

企业的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企业在市场运营过程中必然会走成本最小和利润最大的发展路径。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角度来看：第一，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大量的相关产业和相互支撑产业的集聚，从而使企业经营成本等交易成本下降。第二，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有强烈的溢出效应。集群化发展可以加深产业的纵深化发展，产业部门内的相互采购形成有效需求。

2.1.2 产业转移政策是集聚的重要动力

产业转移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相关企业地区性转移的一种经济现象，产业转移的方向和内容往往带来被转移地区相关产业的集群化发展。设立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示范区，集中落户一批具有特色和发展潜力的现代服务业的企业，通过接收苏浙沪地区的外溢资本和过剩产能，不断拉动新的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增长点，形成制造性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联动发展。

2.2 安徽省现代服务业集群化发展模式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很好地迎合了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道路，通过产业集群，充分发挥主导企业的作用，带动相关产业和相互支撑产业的发展，增强产业之间的关联度。通过追溯以往的经济发展经验和借鉴现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探究现代服务业集群化的三种主要发展模式。

2.2.1 商贸性现代服务业集群化发展模式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前期，主要凭借着商贸服务和金融服务的发展，主要特点在于迎合市场需求，以商贸服务和金融服务为主要业务的产业集聚区。CBD型产业集聚区大多建立在城市经济的中心城区，集中布局了高端酒店、展会中心和娱乐休闲场所，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现代服务业集中化的发展模式。而有效需求是地区性商贸金融中心的形成的决定性条件，消费和投资的需求才能形成资本的流动和资金的投入，这些是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的建设的基础。

借鉴国际经验和国内的发展状况，创建地区性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充分挖掘本地的市场需求的情况，建立起适合城市发展的中央商务区，以最高密集度的空间设计来满足城市发展，充分实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目标。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重点发展商贸、商务服务业，推动金融服务、文化旅游和会展展览等联动发展，促进中央商务区的合理有效发展，充分提高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发展产量和质量。

2.2.2 生产性现代服务业集群化发展模式

生产性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通过对传统工业注入现代化的经营模式和管理理念，从而推进现代服务业和工业制造业的共同发展。生产性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是为满足生产制造企业的市场需求而产生的，为生产性产业提供研发产品信息、设计制造创意、采购物流方案和市场营销手段等多种服务功能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为从事工业制造企业提供专业化的市场建议、管理理念以及人才技能培训等服务。

集聚区内通过积极引进金融保险类服务行业部门为工业制造类企业的发展运营提供资金和保险业务的支持，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周转的问题；通过市场运营管理和需求分析企业的入驻，帮助企业进行专门化的市场分析和进行客户群体的定位。生产业的集聚不仅能够促进生产类产业的发展，也为相关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安徽省拥有许多传统工业城市，如马鞍山市和铜陵市等，发展受制于单一的工业化发展，对经济和环境形成了一定的不协调性。充分利用生产产业的集聚，改善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完善传统工业急需的金融业务支持和产品市场化的营销需求，建立起迎合市场需求的现代化物流产业园区和工业发展支持产业园区，运用现代化服务业的支持可以使传统工业焕发新的活力。

2.2.3 现代服务外包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模式

现代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借助于世界资本和国家或地区政府的政策支持，近年来发展迅速，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外包型现代服务业主要指达到国际水平并且具有高附加值的信息类产品，往往集中于软件开发和动画制作的现代化产业。这些新兴的产业大多前期投入较少，依靠专业化的技能和熟练地技术操作完成国际业务往来，借助于政府的政策措施和资本支持往往能推动产业迅速成长，并形成专业化发展的产业集聚区。

安徽省的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较晚，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通讯设施的发展，政府优惠政策和相关产业的改革为安徽省的现代服务业外包迎来了发展的重要时机，不断加大对技术的投入和改进传统的管理理念，促使通过加强对技术的投入和对管理理念的创新，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外包产业园区。通过促进一大批中小型服务外包公司迅速兴起，初步形成软件信息系统研发、动画创意制作、数据分析和其他的信息类的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区，建立起产业连锁反应链条，统一推进地区性的技术和信息贸易的建设，加速地区的经济发展。

3 安徽省现代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问题

近年来，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已成为一个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安徽省现代服务业产值近年来不断增长，充分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吸收就业的作用。然而，安徽省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存在着许多亟待处理的问题，制约着产业的现在的发展空间。

3.1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均衡

3.1.1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地域分布不均

安徽省目前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合芜蚌地区凭借固有的经济优势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截止2013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合肥有892家，芜湖有218家，蚌埠有193家，马鞍山有162家，四市合计占全省55%，其他12个市仅占45%，合芜蚌地区加上马鞍山市占到了55%以上，其他城市仅占剩余的45%。空间结构设置的不合理使得安徽省现代服务业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联动性不足。

3.1.2 现代服务业的产业集聚效果差

近年来，安徽省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众多的小微企业成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主体，占到了现代服务业的企业数量的九成以上，小型企业的创造性较强但集聚性效果不佳。且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多是同类产业集聚，缺乏功能性的产业集群，产业链条上相关企业的联动发展的功能性集聚效果较差，同类相关的产业过多集聚会带来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往往会造成产业的集群化发展的效果难以发挥。

3.2 安徽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协调

3.2.1 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缓慢

安徽省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2013年全年安徽省现代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增长了近15个百分点，达到了千亿元的营业收入水平。但是新兴现代服务业行业部门增速没有达到预期，如科学技术研究部门的营业收入增长速度仅为8.1%，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等行业部门的增速在新兴行业部门类增长较快，仍低于整体行业发展近3个百分点。

3.2.2 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联动发展不足

安徽省现代服务业的生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也没能充分发挥潜力，安徽省的工业发展的历史较长，拥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生产性企业，而近年来安徽省关于生产性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模欠缺，没能充分发掘制造业的优势带动生产业的发展。

3.3 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欠缺

安徽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处于发展阶段，人才的流入和发挥人才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现代服务业是科技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安徽省的人才成长环境还比较欠缺，造成省内大量的知识和技术性人才流出。企业人才培训环节也是企业发展的短板，企业往往无法在短期内衡量人力资本的收益作用，人力资本的投入不足。

4 安徽省现代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解决措施

安徽省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迅速，如何近一步提升产业的可持续性和加速经济转型成为重要议题。现代服务业是是各地区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充分发掘现代服务业的潜力，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优越的发展环境，加速推进目前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模式的完善。

4.1 统筹规划，加强功能性集聚区的建设

现代服务业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近年来产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区域之间的总体经济发展存在一些差距，区域发展的协同并进往往存在一些困难，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来不断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布局和结构，促进地区间的共同发展，整体效益的提高。

通过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和产业模式的选择，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联动发展和加强集聚区内的功能性集聚。安徽省皖江城市带的设置以及中央商务区、现代物流园、外包服务园等现代服务业的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加强对这些产业园区的功能性集聚建设的指导，促进现代服务业产业内部的协调性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稳步前进。

4.2 支持新兴部门发展，推动产业联动发展

新兴企业的快速发展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且易于形成更强的产业结构和优越的产业发展环境。鼓励科技研发和工业设计等行业的发展，为科技产品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推进现代化物联网的建设，更好地促进现代化服务业的发展；推进现代化商务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够充分发挥新兴的现代服务业的产业链的衔接。

传统的制造业发展仍然是安徽省目前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生产性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于为传统工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优势。促进生产性现代服务业的集群化发展，能通过引入金融服务行业能够为传统的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也能够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集中市场研究、运输仓储、营销策划等各方面的服务产业部门，能够使生产业与工业制造业相互联系、相互发展。

4.3 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现代服务业具有专业化和创新性的特点，人才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产业要求在于不断加强员工技能培训，积极引进现代化服务业发展的紧缺性人才，促进人力资源的发展，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安徽省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吸纳和引进优秀的人才，并且为人才的发展提供优越的职场环境和职业发展前景。完善校园人才培养体系无缝对接目前的社会型人才需求，多层次的人才培养计划能够为现代化的产业发展提高不同类型的人才，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人才建设的工作。追随国际化的发展方向，促进安徽省内现代服务业的人才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1）代文，秦元建。基于产业集群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模式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03）：123-125.

（2）裴长洪，谢谦。集聚、组织创新与外包模式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理论视角[J]。财贸经济，2009（07）：5-15

（3）何骏。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是加快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突破口以上海为例[J]。经济纵横，2008（03）：77-79.

（4）程利华。安徽现代服务业发展状况及在全国的地位[J]。中国统计，2012（11）：40-41.

（5）张益丰。生产业产业集聚的有效形成：鲁省证据[J]。改革，2013（11）：55-64.

（6）崔日明，李丹。我国现代服务业演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对策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12）：37-41.

（7）朱吉玉。安徽崛起之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J]。绥化学院院报，2013（8）：12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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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首先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浙江省服务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经国际比较得出服务业发展明显偏离国际标准结构和一般规律的结论;通过对2005年投入-产出延长表包含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和国际比较,描述并评价生产业的发展水平及对国民经济和三次产业的影响;最后提出促进浙江省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生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 投入-产出分析

全球产业发展自20世纪中叶出现崭新迹象,服务经济时代开始来临,服务业创造的GDP和就业所占比重超过第二产业,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经济服务化进程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革命性”影响(Fuchs,1968),不仅彻底转变了理论界对服务业的忽视和低估,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运用到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实践当中。

服务业除创造就业和产值以外,还通过为其它产业提供生产而对国民经济及三次产业产生影响。生产是为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生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占服务业的比重在发达国家超过2/3,在发展中国家超过一半;二是制造业价值增值的主要环节,对提高产业竞争力有关键作用;三是服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推动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浙江省通过制造业的开放式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之一。然而,以制造业为主的“块状经济”形态也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在全球实体经济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大环境下,制造业在2008年出现了产能过剩、大批企业破产歇业、工业增加值不断下滑等情况,浙江省经济受其拖累,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速度出现历史最低值。面对危机,如何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是浙江省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浙江省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及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和三次产业的影响进行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描述,经国际比较评价其服务业发展水平并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方法和数据

本文从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两个方面描述浙江省服务业发展现状,并依据代表性国家的水平和钱纳里等(1988)提出的标准结构,对浙江省服务业发展水平做出判断。在选取统计数据时,将服务业等同于第三产业,依据是第三产业自1985年确立范围起就作为服务业的同义语使用。为了能够全面反映浙江省自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变化的情况,本文选取1978-2008年间可获得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的全部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浙江省统计年鉴》。

在分析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及三次产业的影响时,很难回避的一个操作性问题是如何确定生产业的范畴,常见的方法是按照人为的划分方法,将银行保险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作为生产业的代表,从特定服务部门出发进行研究。但是,程大中(2007)认为这种方式无法对生产业的发展状况给予全面的反映,他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把国民经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中包含的中间使用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投入-产出表编制困难,不是每年编制,本文选用浙江省2005年投入-产出延长表数据,并以13个OECD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的相关数据作对照系。浙江省投入-产出表包含的16个服务业部门和OECD国家投入-产出表中包含的服务业部门不尽相同,为方便对比,把16个服务部门合并整理成8个(见图1)。浙江省数据来自《浙江统计年鉴(2006)》,OECD经济体数据整理自程大中(2007,2008)。

浙江服务业发展状况

(一)总体发展状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8.6%提高到2008年最高时的41.0%,而1978-2008年,比重则提升了22.4个百分点。期间在1992年和2002年分别出现过两个阶段性最高点,之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经过3-5年的调整后均再次出现上升,但是上升的速度都较之前放缓。同时,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985年的13.4%上升至2007年最高时的33.1,1978-2007年,比重提高了19.7%个百分点。期间在2002年接近32%以后经历4年调整,到2007年又出现了增长的迹象。

从GDP和产业指数看,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GDP指数加速上升主要得益于第二产业指数快速上升,第三产业指数虽然始终高于GDP指数,但是明显低于第二产业指数。21世纪的头8年,第三产业年均增加值温和上升,第二产业则起伏偏大,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有6年(2004年和2005年除外)高于第二产业和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升级迹象显现。2008年的数据显示出了金融危机对浙江省外向型经济的冲击,除第一产业略有上升外,第二、三产业出现明显下降。但是,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分别比第二产业和GDP高2.8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在危机中显示出了对经济增长强于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

尽管第三产业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并且在危机下表现出好于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成长性,第三产业在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上仍然没有超越第二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较大差距。王子先(2008)的研究表明,2001年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在60%-70%,最高的美国是75.2%,即便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巴基斯坦也到达了33.5%。从服务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看,2004年世界的平均水平达到68%,发达国家为72%,发展中国家为52%,浙江省的数据显然低于上述参照值。此外,按照钱纳里等揭示的标准结构,2007年浙江省人均GDP达到4883美元,相应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是40.7%和33.1%,显著低于标准结构为3000美元时的产值比重(48.7%)和就业比重(51.6%)。

(二)生产业发展状况

服务业投向各产业的服务价值之合为中间使用合计,其与服务业各部门总产出的比重为服务资本品率,可以反映服务业部门的生产性,比重越大,生产性越明显。以资本品率是否超过50%的国际惯例为标准判断服务业部门的生产性质,浙江省仅有旅馆餐饮业和公共服务业不属于此类;与OECD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也只有旅馆餐饮业和公共服务业的生产性低于OECD平均值,如表1所示。

虽然服务业部门大多具有生产性,由于服务业总体比重小,生产业在国民经济和整个服务业中的重要性仍显不足。浙江省生产业产出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仅为11.4%,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如美国1998-2003 年生产业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都保持在25%以上,英国则从1992年的19%左右上升到2002年的26%左右。浙江省生产业产出占服务业总产出的比重仅为55%,而发达国家该比重约为70%。

此外,浙江省生产业的结构不够优化。按照要素密集度可以把生产业分为传统生产业和现代生产业,前者主要包括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运输仓储业等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后者主要指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业、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等带有较高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含量的服务部门。从表2可知,第一和第二产业主要使用传统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第三产业主要使用现代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从具体的服务业部门看,批发零售业和运输仓储业把绝大部分服务投向了第二产业,只有住宿餐饮业对第二产业的投入比重比第三产业少12.1个百分点;金融保险业和研究开发服务业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投入比重相差不大,但是房地产业和通信服务业对第三产业的投入比重是第二产业的一倍。

浙江生产业对国民经济及三次产业的影响

由于生产业和加工制造环节相比具有高附加值性,生产业在投入产出活动中占比越大,国民经济就越具有高附加值特征。以国民经济中间投入率和国民经济增加值率衡量国民经济附加值的大小,可以发现和OECD经济体平均水平相比,浙江省2005年国民经济的增加值率明显偏低,而国民经济中间投入率明显偏高,究其原因是国民经济中间投入中物质性消耗过大、服务性消耗过小。从投入的角度看,服务业为三次产业提供的服务性投入和第一、第二产业为三次产业提供的物质性投入之间的价值量之比接近1:7,而OECD国家的这一比例接近1:1。从产出的角度看,三次产业的产出中使用的物质性中间投入是服务性中间投入的5倍多,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为1.24倍,如表3所示。

生产业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可以通过影响力系数(Fj)和感应力系数(Ei)的大小进行判断。如表4所示,Fj的含义是某部门增加一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剩余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及波及程度,Fj>1表示第j部门生产对国民经济影响程度超过各个部门影响力的平均水平,该系数越大,第j部门对各部门产出的拉动就越大;Ei的含义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部门由此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即需要该部门为其它各部门生产而提供的产出量,Ei>1表示各部门生产使第i部门受到的感应影响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感应程度,该系数越大,第i部门受到的需求压力就越大。

浙江省服务业整体的Fj和OECD的Fj比较一致,都小于1。Fj较小,说明服务业对其它各部门产出的拉动作用较低,即其与各后续生产部门的关联程度较低。浙江省细分服务业部门的Fj和OECD细分服务业部门的Fj都小于1,且水平相当,但是金融保险业和研究开发业的Fj明显低于OECD的水平,也是在所有服务业部门中最低的。浙江省服务业整体的Ei明显低于OECE的水平,全部细分部门中只有4个高于1,2个高于OECD的水平。Ei较小,表明浙江省服务业受到的需求压力相对较小,其生产业的功能相对较弱。综合Fj和Ei两个系数可知,浙江省服务业存在“双不足”现象,即对其它产业产出拉动作用不足,受其它产业发展的推动也不足。而且,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软件服务业等通常被看作国民经济关键性产业的服务业部门,其实际表现并不理想。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对浙江省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其对国民经济和三次产业的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服务业不发达,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偏低;生产业总量偏小、结构不够优化;生产的市场化需求程度低。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调整传统的差别性产业政策,把服务的发展与创新放在与制造业同等重要乃至相对优先的位置,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重制造、轻服务”的产业政策设计。尽管出于比较优势考虑而外移的制造业环节进入门槛低、其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资源的特点,严重影响了制造业竞争力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在对国民经济进行产业布局的时候,需要站在新的高度重新认识服务业。结合浙江省的具体情况,应该通过拓展和深化原有服务业部门,培育和发展新兴服务业部门等方式,促进劳动力更多地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有针对性的劳动力培训和人才引进等措施,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效率,进而提高整个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比重,扭转现有的国民经济增长以制造业为主的模式。

以制造业升级转型为契机,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与融合,从而带动制造业对生产业、特别是高端生产业的需求。生产者服务业脱胎于制造业又基于制造业,由于我国制造业仍处于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型的转换过程中,高能耗、技术含量低、规模不足的特征导致对生产者服务业需求的不足,抑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为此,要及时修正现有制度中任何有利于制造业企业以较低生产成本维持利润水平的内容,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企业外部成本过低等,要做大、做强制造业企业。很多对制造业升级和核心竞争力提升有关键作用的生产业都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只有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制造业企业才可以为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稳定需求。

采取措施有效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相关企业对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生产的依赖程度,进而促进生产业的发展。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的因素多种多样,需要积极推进服务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减少和消除扭曲,增强服务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需要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以及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行业准入制度,促进有序竞争;需要倡导“规范服务”和“诚信服务”,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打造诚信经济。在开展这一系列工作的时候还必须意识到,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特别关注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创新和动态调整,以便以促进服务业发展为核心的各项措施发挥合力。

参考文献:

1.程大中.中国生产业发展报告2007.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2.程大中.国际服务贸易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王子先.关于中国生产业发展的研究报告中国生产业发展报告2007.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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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具备教学、生产、技术服务、产学研平台等功能，不但为学生实践教学和高职院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条件，而且将传统的“消耗型”实训基地变成具备自我造血功能的可持续发展型实训基地，因而成为高职院校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模式和发展热点。如何保证生产性实训基地建成之后能长期良性运行，确保在正常的实践教学的同时通过市场竞争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切实体现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各种功能与内涵，是各职业院校需要认真对待和研究的课题。

一、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市场策略

1.汽车维修环境与客户心理分析

近年来汽车市场保有量大幅增长，据相关资料统计，2010年全国汽车销售量达到1806万辆，而中山市2011年上半年上牌新车就有24g34辆，据此预测，中山市全年新增车辆的入厂维护和钣喷维修的业务量可以支持新开15家大中型的汽车维修厂，如此旺盛的市场需求情况，为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加入到汽车服务市场创造了条件。

汽车校内实训基地进入市场也充满了挑战。据经验数据表明，目前汽车4S店售后服务业务组成中，进行维护保养的车辆占了总车次的50%左右，事故钣喷车占了30%-40%，其他维修类只占了10%～20%。小型维修厂和连锁店承担了大量的保养业务，技术门槛较低，竞争比较激烈，消费群往往定位在小区附近的车主，经营方式灵活，以方便快捷为竞争优势。还有的维修企业以钣喷事故车辆维修为主，一般和各保险公司、交警部门等有较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4S店的服务部门则以销售车辆的售后服务为主，具有新车质量担保、原厂配件、功能强大的原厂设备、汽车新技术资料等优势资源，例如汽车电控系统的匹配、编码、防盗解码等功能都需要通过密码认证等，检测与诊断都可以远程在线操作，这些是汽车生产企业控制售后服务业务的关键，而职业院校的校内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则不具备上述优势。

汽车服务性企业必须重视客户满意度，从客户的期望出发，从客户最关心的维修质量、服务效率、服务的性价比等方面着手，制定规范的运作流程，建设高效的服务团队。由于汽车维修经验对维修质量、效率和安全有着较大影响，因此客户大多不希望自己的车辆由学生来承担维修工作。按汽车维修企业一般布局和运作要求，汽车保养和小修等服务是在客户休息室的视线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实训学生的表现对客户信心影响很大，关系到校内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实训教学能否顺利开展。

2.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的组合服务策略

为配合实训教学的需求，实训基地的维修服务项目应尽量全面，为此实训基地应当采用组合产品策略，充分利用各种实训设施，通过提供多种服务项目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以中山市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根据目前中山市的汽车后市场特点，该院汽车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宜建立以下的部门：（1）以前店后厂形式建立汽车4S店或二级销售网点，其中汽车维修厂以某一主流品牌车型为主，兼营各种汽车维修服务，强化钣喷和机电大修能力，便于为合作企业分担维修周期较长的维修业务，也有利于实训教学的开展；（2）建立自动变速器翻新维修中心，主要承接各维修厂送修的自动变速器；（3）建立机械加工中心，以发动机缸体大修和曲轴加工为主，兼营柴油机高压油泵调校、光磨制动盘等业务；（4）设立汽车电子工作室，承接各种仪表调校、防盗解码、电控单元维修与匹配等技术要求较高的电器维修工作；（5）与企业合作设立专业人才培训机构和专业技能鉴定机构；（6）建立科技研发和技术服务部门。采用多种服务组合的经营模式，能提高基地抵抗各种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可以快速提升实训基地的知名度，有利于创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3.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品牌策略

校企共建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可充分利用合作企业的品牌知名度，采用多品牌市场策略。汽车行业合作对象常常是汽车经销集团公司、维修保养连锁集团、老牌汽车维修企业等当地知名企业，汽车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可以借助这些合作企业的品牌效应，建立二级经销网点和汽车综合维修厂，吸引基地周边客户及部分合作企业的潜在客户前来接受服务。汽车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也可直接建立某种品牌的汽车4S店，利用汽车的品牌优势，以该品牌客户为目标市场。不过汽车4S店投入资金较大，而且在运作上汽车生产厂家的服务管理制度、生产服务流程、岗位人员配备与培训、设备与备件供应等要求比较严格，与职业院校的教学管理存在如何有效衔接和协调的问题。

4.价格策略

学校实训场地和设备纳入学校的固定资产折旧，生产性实训基地可以以较低租金租用，同时结合实习学生相对较低的人力成本，采用成本领先战略，制定具有吸引力的服务价格。以较高的性价比作为企业竞争优势，建立生产实训基地的较稳定客户群。

二、生产性实训基地的管理机制

1.传统校内实训基地的管理模式

在现行高职院校实训基地的管理中，管理对象和内容相对简单，主要是教学资源的管理，一般可分为三种模式：集中管理模式、分散管理模式和交叉管理模式。集中管理模式是学校设立实训中心，将学校所有的实训教学资源全部集中管理，优点是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重复投资，提高设备利用率，但不便结合专业教学内容开展实训项目。分散管理模式是将实训教学资源分配给各教学部门自行管理，优点是便于各专业教师使用和教学安排，缺点是设备利用率和维护水平低，易出现重复建设情况。交叉管理模式，即将实训教师、实训场地、实训设备的日常使用维护、实训课程安排交由教学部门负责管理，实训设备的计划、采购、报废、更新、二级维护维修等交由独立部门负责。这样便于教学工作的安排，同时提高场地设备利用率，避免重复建设。

2.校企合作生产性实训基地的管理模式

与传统校内实训基地管理模式不同，汽车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以企业性质参与市场的竞争，在经营管理上应具有独立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所以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管理模式与机构。教学资源管理只是其运作管理中的一个环节，基地管理的重心将放在如何确保生产服务的正常运作和教学的顺利开展上面。

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管理模式有企业或个人承包管理模式、校企合作管理模式、股份制管理模式。承包模式是将实训设备、设施使用权承包给某企业或个人，承包人按协议承担学生实训责任，并按要求上缴一定数额的承包利益。优点是学校管理方法简单，但对承包方的控制力度小，可能出现承包方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减少学生实践学习的机会，损害学生实践学习利益的情况。校企合作管理模式，是校企双方协作共同实施基地的运作管理，一般由企业委派基地经营责任人，或由学校内有相关企业管理经验的人出任，经营与教学任务协调进行，在尽量保证学生实训任务完成情况下，谋求基地的经营利益最大化。这种体制管理责任不够清晰，易发生各自为政的现象，形成类似校外实习单位的学生实习效果差的情况。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比较适合采用股份制的经营管理模式，由学校与企业合资共建一个以汽车维修服务为主的股份制公司，采用相应的股份制管理模式，其特点是负责公司经营管理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的人事关系保留在学院，工资由学院负责，通过学院制定的激励考核制度进行激励和考核，公司其他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则由公司负责。公司出现盈利，按股权比例分红；发生亏损，也按股权比例承担责任。由于董事、监事、总经理及其他员工均明确了各自的岗位，职责，而且奖罚分明，容易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三、建立高效管理团队

1.重点培养基地的领导与骨干队伍

汽车后市场服务比较注重现场管理和客户应对经验，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要正常运行，必须有一支懂经营、会管理、重教学的管理团队，其关键是选准一个带头人，诚如日本管理专家竹田阳一所言“员工少于100人的中小型企业，其业绩的98%是由老总的战略实力决定的”。这个基地经营负责人应由学校从有企业管理经验教师中选取，或从企业中聘任，由他负责组建起一支开拓创新、踏实肯干的经营团队。基地的运作必须以实训教学任务为根本，企业领导者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并接受相应的教学任务完成情况的考核，避免因追求企业经营利润最大化而牺牲学生的利益。

在生产性实训基地中，维持其正常运作的骨干力量必然是一支双师素质的教学与生产队伍，他们身兼两职，既要负责完成企业生产任务，又要完成对学生实训的指导与教学。基地成立之初，在学院和企业中各挑选一部分骨干人员，先由他们互相合作，取长补短，在保证实训基地生产运作的同时，满足学生实训教学的需要，最终形成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双师”素质队伍。

2.建立完善的激励与考核机制

校企合作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运行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学校必须对基地负责人具有控制权，以确保基地的健康发展和各种功能的正常发挥，尤其是保证学生实践学习的利益不受侵害。这种控制可通过对基地负责人制定激励机制，实行绩效考核来实现，考核结果与其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并直接影响其聘用情况。基地负责人则应将经营考核目标进行适当的分解，制定企业内部工作计划和激励机制，对自己的经营管理团队推行绩效考核的激励制度。考核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学生实践学习任务和效果；二是基地经济效益完成情况；三是“双师素质”教师培养与专业能力提升状况；四是基地设备设施管理状况；五是基地可持续发展情况，例如基地科研与技术服务项目开发、汽车维修服务的客户满意度情况等。

四、生产性实训基地的教学管理

1.实训教学应考虑汽车维修服务的行业特点

汽车维修服务除了车辆的保养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其他维修项目是随机的，故障车辆的数量和故障类型、项目等都不可确定，因而对于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而言，其实训教学的组织形式与传统的方式不同。

汽车维护作业是在客户视线下进行的，保证客户满意度对实训教学的开展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是因为：首先，客户在思想上抵触自己的车辆由学生维修；其次由于客户车辆型号与故障类型的多样性，学生要能独立完成维修工作需要的实践时间长难度大；此外在维修时间上，客户要求的时间紧迫，与实训教学的过程要求有一定矛盾。因此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在建设之初，必须规划好基地的构成，要设置专门的基本技能实训室，使学生具备基本维修技能才能到车间生产岗位上岗，同时从形象上到思想上都应以企业员工的身份来要求学生。

由于按中型汽车维修企业规模建设的实训基地，在不影响维修质量情况下可供同时进行实践学习的同种类岗位数量不多（最多的机电维修工岗位一般也只能提供15个左右），因此可结合汽车维修类专业就业岗位多的特点，充分利用销售、保险理赔、服务接待、机电维修、钣喷维修、配件营销管理等岗位，将学生分组轮换进行实训学习，以适应企业岗位特点。

2.“工学交替、分组实施”的实践教学模式

为充分利用汽车生产性实训基地的真实生产环境，结合上述汽车服务行业的特点，汽车运用技术等专业课程体系应进行相应的改革。首先是课程内容的解构与重构，按企业岗位工作任务的知识与技能需求进行课程内容重组与设计，设立如“服务接待与营销”、“备件与库房管理”、“保险与理赔”、“维修质量检验”等岗位课程，“维修企业管理”课程也分解成几个主要的管理岗位模块，以便于学生在岗位工作中学习。其次在时间安排上，主要采用“工学交替”的课程教学模式，将汽车故障诊断与检测、汽车装配与驾驶实训、汽车维修综合实训、顶岗实习以及三年级所有课程、部分“教学做一体化”专业核心课程都安排到生产性实训工厂内进行。其中第二学年下学期的课程由两个班级以半个学期为周期互相轮替，第三学年课程由两个班按上下学期课程进行轮替，目的是保证汽车维修服务人员在整体数量和质量上保持相对稳定。第三是“分组实施”，针对维修企业同时提供的同种类岗位数量不多的问题，将全班同学分成十五个小组，采用分组轮换的方式，分别在企业内的五个机修班组、两个喷漆班组、两个钣金班组、一个美容服务小组、一个服务顾问小组、一个备件管理小组、一个保险理赔小组、一个客户关系小组以及管理小组等九个岗位十五个小组轮换实习。每个小组的组长或师傅同时是实训指导老师，负责监督和指导学生的工作。另外专业课教师每周抽取一定时间讲授岗位理论知识。

3.实训教学质量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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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常态；互联网；生产业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新阶段，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新的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未来发展方向。其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协同式发展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生产型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变。加快生产业发展，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促进制造业向服务链条延伸。促进信息技术服务，在“互联网+”背景下，鼓励生产业如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外包、检测、环保、物流、融资、人力资源、品牌等，建设生产业公共平台、建立生产服务基地和功能区，增强服务业的辐射能力。互联网经济下，服务业占比国民经济行业比重49.5%，服务业同比增长8.4%。

二、生产业与制造业融合的理论分析

生产业是指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批发经纪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

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思想起源来源于让’巴蒂斯特’。萨伊提出服务创造效用，他认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服务保证生产顺利进行，服务会创造财富。

1.生产业与制造业融合过程分析

佩恩指出随着服务经济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补充和替代的关系。生产者服务制造业高级投入要素，影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国际竞争力，影响货物贸易的流向、贸易模式和收益分配（Markusen，1989； Marrewijk， 1997；Nordas，2010）。

Diaz（1999）生产业与制造业互动的内涵：生产业与制造业相互作用、依赖，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随着制造业发展对交通、金融、社会服务等生产业需求增加，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而生产业业增长依赖制造业中间投入发展。（Bathla，2003；李江帆、毕斗斗2004；陈宪、黄健锋 2004；Preissl，2007）。对生产业与制造业关系持有互相依赖、互相协调、互相发展的“互动论”观点，具有“一体两翼”的特点（刘书瀚，2010；徐索亚2010）。

顾乃华（2006）从社会分工角度，分析格鲁伯、沃克的奥地利学派基于Fisher提出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即生产业在制造业中的角色，使生产更加专业化。

由于交易成本效应，生产者服务协调控制专业化生产过程，促进交易便利化和交易成本降低，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细化，满足生产企业对生产者服务多样化需求，产生服务多样化福利效应。生产业利于提高下游制造企业生产率提高（Gorg和Hanley，2003；郑吉昌、夏晴，2005，2007；）。

生产业部分细分行业如：交通运输、邮政、金融、保险四个生产者服务部门的进口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发展。要素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存在互补性（Markusen1998； Mazumdar2005）。

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影响，表现为生产者服务业开放度，生产者服务部门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提高制造业生产率、行业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经济整体产业关联度上升，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的直接和完全需求系数均有较大幅度提高，但需求结构需要改善（魏江、周丹，2011；彭水军、李虹静，2014）。

原毅军等（2009）服务型经济的发展程度是衡量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高端化和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制造业生产效率利于产业链的拓展和价值链的增值。

基于产业链视角，魏江、周丹（2010）从价值链、产业链角度把生产业与制造业分开演讲。顾乃华（2010）引入地理距离、政策环境、工业企业整合价值链分析生产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效应。

基于产业关联特征，白清（2014）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生产业与制造业的机理和机制。提出生产业通过外包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和生产效率，生产业与制造业协同定位实现制造业规模收益递增，二者融合促进制造业附加值提升。

2.生产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实证分析

鉴于生产业在制造业过程中“迂回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粘合剂”作用（Ka-touzian，1970；Riddle，1986）。最早实证生产业与制造业可以互动发展，生产业占服务业发展的比重大。是实证分析了加拿大和部分OECD国家1947年-1984年数据分析，上述国家生产业占GDP比重28%-33%（Grubel H G， Walker MA，1989）。Park（1999）实证分析1975年-1985年亚太国家地区声喊醒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

基于OECD国家研究证实制造业对于生产者服务业影响，指出制造业是服务业的主要需求来源，因此制造业基础是决定一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Guerrieri和Meliciani ，2005）。

服务业作为中间需求、终端需求，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生产业降低制造业中间服务的成本，利于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竞争力。首次证明交易成本下降10%，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约0.5%，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约0.5%。印度经济学家（Handsda S K， 2001）实证研究印度1993年-1994年间投入产出表，计算前向后向拉姆斯姆林指数分析各部门间关联性，结论是生产部门对制造业前向后向联系利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显著。印度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制造业作为生产者服务的主要需求者，其基础的巩固又将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实现了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间产业互动的良性循环（Ban-ga 和 Goldar 2004）。

顾乃华（2005，2006）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两部门为基础，从产业和企业层面，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研究1992年-2002年中国服务业技术进步速度慢于制造业技术进步，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技术外溢高于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技术外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导向作用。由于外包的作用、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外溢效应（顾乃华，2006）。

从生产业行业细分和区域角度，江静（2007）实证分析中国1998年-2004年中国生产业提升制造业效率的内在机理，提出生产业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但研发产业有滞后性。有学者利用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1999年-2006年面板数据，分析生产业各行业对制造业、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涂锦，2008；冯泰文，2009；席艳乐等，2012）。

采用动态最优化的方法，计算生产业的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的增长率呈正比。选择Malaquist指数法，测算不同行业的生产业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制造业服务外包对服务业产出、生产率、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原毅军等2009）。关系性潜入生产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潜在规模经济；结构性潜入生产效率提升，需要社会分工技术、社会环境和人力资本等综合因素（刘明宇2010）。基于产业链视角，从价值链、产业链角度把生产业与制造业分别研究（魏江、周丹2010）。引入地理距离、政策环境、工业企业整合价值链分析生产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效应（顾乃华2010）。

利用1987年-2007年间投入产出表，利用完全需求需求、产业间联系指数、直接需求系数、出口诱发系数，计算产业关联度，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中间投入需求关系，制造业出口的生产者服务（彭水军、李虹静2014）。

通过计算德国物流业的影响力系数、感应力系数、中间投入率和中国物流业中间需求率，物流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分析中德两国物流业、制造业产业关联现状、互动程度、融合均衡度。以德国为例分析德国物流业和制造业互动发展经验（杨依杭、鞠颂东，2015）。

三、发展对策

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产业升级变革的方向：智能制造、柔性制造和网络制造。金融服务产品的创新：供应链金融+互联网；电子商务发展，电子数据交换等新兴网络技术发展，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商务服务业和市场营销服务的重要途径是基于网络技术和网络营销、商业智能和手机移动支付。网络营销和商业智能互联网、技术创新结合推动生产业发展，新兴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发展新兴生产业态。当前生产业新模式有：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生产业增长点和生产业新业态。

发展高端生产业，增加产业附加值。优化产业价值链，充分发挥物流、营销、环保等方面的作用。

鼓励创新驱动生产业发展。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思路，鼓励企业发展新兴生产业态，实现专业化的生产业体系，生产业解决就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互联网+”促进生产业发展，经济结构转型的新动力，促进服务业发展成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互联网+”生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途径是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一致的观点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制造业服务化，以服务为导向，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发展，由制造产品向提供服务转型。我国信息技术、通讯设备、装备制造、智能设备服务化的水平比较高。

参考文献：

[1]彭水军，李虹静.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制造业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4（10）.

[2]束俪，柏干华.走出服务业制造业融合发展之路[N].新华日报，2015年4月.

[3]徐索菲.东北地区生产型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探析-基于长三角经验的启示.

[4]赵伟，郑雯雯.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贸易成本：机理与实证[J].经济学家，2011（2）.

[5]彭湘君，曾国平.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生产业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的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4（12）.

[6]王文.孙早，牛泽东.资源配置与中国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7）.

[7]毛艳华，李敬子.中国服务业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研究.

[8]张亚军，干春晖，郑若谷.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内生与关联效应[J].产业经济研究，2014（6）.

[9]毕斗斗，方远平，谢蔓等.我国省域服务业创新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动力机制[J].经济地理，2015（10）.

[10]司增绰.需求供给结构、产业链构成与传统流通业创新[J].经济管理，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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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C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8-0154-02

进入21世纪，快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对金融、保险、证券、信息技术等方面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呼唤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力度，推进现代服务业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机制的不断创新，促进现代服务业人才脱颖而出，对现代服务业的又好又快发展，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

1　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背景分析

1．1　一体化

“服务”的几个传统特性――非实物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存储性以及不可贸易性正受到空前的挑战。譬如，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存储性一并被打破，同时服务业务也被大量地体现在跨国和跨地区的贸易之中；此外，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使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与商品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服务与商品的有机组合与叠加已越来越成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

1．2　扩张化

服务业扩张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拓展和垄断经营格局的形成。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从“世界工厂”变为“世界办公室”。服务型的跨国公司利用其在资金、技术、信息、品牌和网络上的巨大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抢占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市场来实现服务产业链的延伸、拓展和扩张。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中心城市因此逐步显现出“总部经济”效应。随着服务业市场壁垒的进一步降低，全球正掀起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为了能够向遍布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全球网络型组织构架正成为目前许多服务型跨国公司所采用的组织形式，如跨国性的旅游酒店集团、商业零售商店等。此外，项目外包则成为跨国公司广泛应用的经营形式。

1．3　主导化

服务业正在向生产领域渗透，其范围也逐渐同生产领域相融合。这一趋势使得从生产领域内独立出来的服务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主导性和核心化趋势。当代经济中的许多生产部门已成为服务业的附属部分，它们的生产将围绕着“服务”这一主导目标而展开。譬如新兴的会计咨询、法律咨询等中介服务部门，这是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特征，也是现代服务业的最终发展趋势。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经过产业的结构升级，国民经济的实际增长大都来自于为生产者服务的现代服务业。在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经济结构中，制造业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是互动的，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和产品品质的提升，依赖于服务的附加和服务业的整合。

1．4　创新化

随着以知识创新为动力的新经济逐步取代传统的工业经济，在现代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中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新经济的典型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务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增加值的比重增加最多，其他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变化不大；知识密集的服务行业发展最为迅速，新兴服务行业主要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服务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自身的创新活动，成为新技术最主要的使用者，促进了多项技术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发展。正是由于能够不断地吸纳最新的信息、知识和科技成果，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发达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之一，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1．5　知识化

现代服务业科技含量高且能为消费者提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服务，使知识在服务过程中实现增值。现代服务业本身就是依托电子信息等高技术或现代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产业，它植根于信息化，是由现代的经营理念发展而来或经过信息化和现代的经营理念改造提升而来。尽管传统服务业经过改造提升也可发展成为现代服务业，但现代服务业在更大程度上是信息化进程的产物和结果，是人类社会由以能源为主向以信息为主转变中产生的新兴行业，是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

2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呼唤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既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素养与知识水平，又具有比较高超的动手能力与操作技艺，能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素质高、技能强的服务业创新人才。建设一支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要求的高技能创新人才队伍，形成高素质的现代服务业产业大军，对实现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优化、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创新人才的本质属性是掌握了必需的现代服务业专业知识，练就了较强的专业基本技能，具备了良好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创新型应用技术专门人才。即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创新人才既要掌握“必须够用”的现代服务业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掌握基本的专业实践技能，关键是要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和专业基本素质，熟练掌握现代服务业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精湛的操作技能，能够在工作实践中运用关键技术来创造性地解决复杂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能够在加快现代服务业产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进程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见，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创新人才职业特征明显，职业岗位重要，社会需求急迫，我们应该深刻理解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创新人才的职业特征，努力掌握现代服务业高技能创新人才的特点和成长规律，积极探索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创新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要求的高技能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促进现代服务业人才脱颖而出，使现代服务业的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步入良性、健康、持续的发展轨道。

3　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笔者以为，校企合作是实现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有效之举。因为高职院校是培养现代服务业高技能创新人才的摇篮，现代服务企业是高技能创新人才成才的重要基地，高技能创新人才培养的许多关键环节必须在实际生产岗位及在接近或等同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中完成。因而校企合作应该作为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主要路径。高职院校必须打破封闭式的办学模式，实施工学结合、校企联姻、学工交替、打包配送、任务驱动、项目导入，进行校企共建(合作)办学。真正打开校门，走出去，请进来，建立起较为紧密的校企合作平台，与企业合作办专业，合作办班级，实行“订单教育”，真正实现“近距离”办学。

在校企合作培养现代服务业高技能创新人才的过程

中，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主体性作用，二是如何发挥学校的育人优势，并充分利用和挖掘企业的资源。校企双方应充分意识到，高技能创新人才的最终使用者是企业，所以，必须从企业的用人标准出发、从企业生产岗位的实际需求出发，去设计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式，特别是技能训练环境必须接近或等同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尽量利用生产现场和岗位进行实训，或建立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按照技能人才的成长规律，科学、合理地去培养现代服务业高技能创新人才。为此，必须强调：

3．1　实施培养方案共商

这是建立新型的校企合作关系，进行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的关键。培养方案共商是指人才培养方案需由学校和企业共同谋划商定，它至少应包含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两大支柱。院校和企业要依据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按照企业岗位的实际要求，通过设立咨询机构、定期召开咨询会议等形式，联合商定人才培养方案，联合制定课程标准，联合开发项目课程，联合编写教学教材及其他实训教材，确定培训考核方法。在合作模式上，可以采取校企联培、合作培养、订单培养、工学结合、学工交替、顶岗实习等多种方式。

3．2　实施育人资源共享

这是学校和企业合作进行现代服务业高技能创新人才培养的条件保障。对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来讲，常用的基本实验实训的设备是必需的。同时，建立紧密型的校外实训基地，把实践教学尽可能搬进现代服务业企业，搬进校外实训基地，不但可以解决学校设备不足的问题，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合作企业经验丰富、技能出色的兼职实训老师，大大提高职业院校实践教学的质量。同时，高职院校也应该建立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来校进行实训教学。

3．3　实施校企订单联培

校企订单联培模式是指由现代服务业企业根据其对不同规格的人才需求情况，提出订单，由学校按照企业提出的规格、数量进行培养。订单式的校企联培模式，实现了学生人口、培养过程、出口的有机统一，按订单要求培养的学生，由于其既了解企业的实际，又熟悉企业的作业流程，具有较强的职业岗位能力，进入角色迅速，可以迅速成为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创新人才，因而，深受企业欢迎。

篇6

关键词：生产业；区位模式；国际比较

一、理论回顾

传统的产业区位理论是针对制造业的发展产生的，但由于生产业的特性不同于制造业，因此，传统区位理论不足以解释生产业的区位选择。多数生产业的区位研究一般都从部门就业和增长模式来探讨产业，如Harrington(1995)对美国的研究认为生产业对区域就业、收入和税收具有直接和非直接的贡献，并对区域活动生产率和竞争具有贡献；也有学者对生产业区位模式的影响因素和组织形式展开研究。本文主要集中讨论后者。

(一)生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生产企业具有高度知识密集性，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非是劳动力成本、交通运输、自然条件、土地价格、原材料和政府税金等成本驱动型因素，而主要考虑与接近相关(接近顾客、同行和外部信息)、与易达性相关(如交通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等)和与环境相关(如社会文化环境、市场环境等)等准成本或非成本型因素。影响生产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四方面：范围经济、生产的固有特点、技术进步和跨国公司内部等级关系。范围经济主要指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整合程度，表现为企业的垂直或水平一体化的程度。生产本身具有高度知识密集型的特点，对信息具有高度依赖，因此其区位选择可看作是对信息的需求，信息的核心属性是它的空间属性．而接近性就成为获取信息的关键。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服务可贸易的程度。从而促进生产业的集聚；但另一方面，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又增加了企业扩散模式，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组织形式。跨国企业内部的等级关系也影响其区位选择。为了给分散的分支机构提供服务，跨国公司总部的中心功能凸显。总部形成生产的主要市场，由于总部工作中面对面交流的需要增加，因此，形成了生产的中心区位模式。此外，生产业的不同区位模式还与它们之间的交易强度相关，那些不复杂的、能够实现标准化的服务交易活动会在空间布局上趋于分散，而那些复杂的、不能实现标准化的服务交易会选择集聚的布局模式。

(二)生产业组织形式的演变涉及区位空间的两种基本组织形式是集聚和扩散。从生产业区位模式的演变过程来看，最初多数生产企业均选择集聚模式，这是其追求外部规模经济的必然结果。波特认为，产业集聚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交互关联的企业和法人机构以彼此的共同性和互补性相互联结。Markusen(1989)提出生产业自身呈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从而刺激产业聚集和区域发展。“集聚”有利于企业便利地享受相互间的服务，增加实现前向和后向联系的机会；有利于企业找到更合格的人才，节约人才搜寻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声誉，降低企业与顾客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企业可通过集聚学习获得竞争优势。生产的集聚主要通过“全球城市”的形式实现(如纽约、东京、伦敦等)，这是由其必须接近客户的性质所决定，实现交易成本节约、易达性增强及业务量增加等优势。Daniels(1985)指出，虽然显著的面对面联系方式在减少，但许多其他因素(如传统和威望等人为因素，以及劳动力、工资和房价等经济发展因素)仍然导致生产服务业办公场所依然集聚在大城市的中心商务区(CBD)。生产业在特定城市的集中，造就了全球城市的浮现，改变了全球经济空间的尺度和结构。全球城市的功能和特色，在于提供便于企业全球运作的服务；其具体表现就是生产业的集中。

从20世纪80年代起，生产业扩散趋势非常明显。依据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当集群的收益高于其成本时，集群规模会不断壮大，这样会吸引新的生产性企业加人集群；但当集群达到一定规模．突破临界点时，集群内的拥挤和竞争现象会加剧，集群内企业的进入和成长速度就会降低，最终会导致集群的衰落，而呈现出扩散模式。依据Francois Perroux(1950)提出的“成长极”概念，发展良好、规模适中的企业网络本身就是具有潜力的成长极，极本身能够引发成长与扩散效益，带动区域内其它经济产业成长。扩散模式是企业追求内部规模经济的必然结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企业品牌效应的市场扩散；边际成本为零的技术、信息以及管理经验在更大范围的重复运用；融资条件和讨价还价能力随规模的增大而改善等。总之，生产业的区位模式是集聚与扩散并存，且二者是动态发展的。

二、国内外生产业区位模式的具体比较

(一)国内外生产业的集聚模式比较Naresh和Gary(2003)借用了Markusen提出的关于集群模式的分类方法对英国包括伦敦、南苏格兰和英国西南部三个金融服务业集聚区的模式进行了研究。从国际范围内来看，生产业的集聚模式主要有四种：马歇尔式新产业区模式、中心辐射模式、卫星平台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如表1所示)。

其研究结果表明：英国西南部金融服务业集聚区属于卫星平台模式，伦敦和南苏格兰的金融业集聚区属于中心辐射模式。

就我国生产业的集聚模式而言，金融服务(银行、保险)和电信服务等发展迅速的行业，主要呈卫星平台模式、许多银行、保险公司和电信公司总部集聚在北京、上海等地，通过各地的分支机构开展业务。专业(会计、法律与咨询)、计算机应用业、广告业等发展较慢的行业，主要呈现马歇尔式新产业区模式，许多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充分获得更多的外部经济性。以广告业为例，目前国内的广告业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其广告业经营额之和占全国广告业经营额的80％以上(如表2所示)。

2005年度，中国广告公司(前50名)营业总额为3356528万元，其中地处北京的广告公司共12家，营业额达1376979万元，占总额的41.02％；地处上海的广告公司共22家，营业额达1379018万元,占总额的41.08％；其他地区的广告公司共16家，营业额达600531万元，占总额的17.90％。从上述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广告业呈现出的高集群效应。

(二)国内外“全球城市”的竞争力比较 JayKandampully(2001)指出，当一个国家、地区或组织在寻求竞争优势时，服务业集聚可能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从国际范围内看，纽约、伦敦、东

京等全球城市占据全球经济中生产方面的支配地位。他们因生产业的集中而成为对全球经济发号施令的中心。实证研究尤其突出了他们作为金融中心、支持全球资本流动的关键角色(Daniels,1995,p15)。其服务范围及水平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以伦敦为例，伦敦经济的强大优势就是拥有一系列的生产产业集群，伦敦有大大小小的产业集群共计56个，其中大部分属于生产业范畴，主要有金融服务业集群(11个)、商务服务业集群(4个)、计算机通信服务业集群(4个)、产权和房地产服务业集群(3个)等．大都具有相当的国际化程度。

而国内生产业主要聚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国际化水平与日俱增，正在向“全球城市”迈进。以研发中心为例，据商务部外资司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以各种形式设立的研发中心已经超过700家，主要分布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等行业。从地域来看，北京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多以IT业为主，尤以美国公司居多；汽车、化工业是上海80多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主力，比重超过50％，IT行业较少，其中欧洲公司占50％以上；广东省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则基本聚焦IT和电子业。这一分布与三地的发展基础和方向保持一致。

应该指出，“全球城市”并非由一组硬指标来界定，它更多地体现一种国际化的“过程”。所有城市都有一部分核心区行使着全球城市的功能，还有着大部分区域与全球脱节。全球城市体现的是为全球经济网络提供制度和空间的中介服务。因此，对于我国生产聚集的城市而言，我们可以用“全球城市”对他们加以界定，关键是要洞察他们是如何体现生产全球化的发展路径。以上海为例，上海被定位为生产业的国内中心和国际中心。在吸引外资的结构方面，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已占60％以上。同时，总部经济集聚效应开始显现。上海已成为国内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之一，目前，世界500强已有174家落沪，185家外资研发中心落户上海。外商投资综合效益不断提高，2005年在上海的外商投资企业销售经营收入比前年增长了35％。至今，上海已累计吸引外资企业逾4万家，合同外资超过1000亿美元，实际到位的外资超过600亿美元。目前，已有包括日本先锋、美国蓝霸等4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与上海西郊生产集聚区签署了入驻意向，预计到2010年集聚区总投资额将达到230亿元，年交易额1000亿元，年税收60亿元，成为全国面积最大、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辐射最广的知识化、生态型、枢纽级生产业集聚区。虽然北京、上海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但广州等其他城市生产业的提供仍局限在珠江三角洲和广东省等局部区域，国际化程度不高。因此，从整体上讲，我国“全球城市”的竞争力与国际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产生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制造业(特别是低端制造业)对生产的需求相对较小，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的需求相对较大。我国低端制造业的比重高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并未形成对生产的有效需求，从而制约其发展。

(三)国内外生产性跨国服务企业的全球扩张能力比较 随着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以及东道国市场需求的增加，跨国服务企业开始向全球市场扩张，其扩张能力主要表现为企业的扩张范围及扩张速度。我国生产企业在全球扩张能力方面远不及国际企业。以广告业为例，国际知名传媒集团WPP已经在中国大陆拥有了数量最多的子公司，并延伸出孙公司。它在海外的各种著名广告和公关公司已经基本都进入了中国大陆。从企业拥有的广告客户的角度讲，国际跨国广告企业也把持着国内外众多具有知名品牌的公司客户(如表3所示)。

从2005年中国广告公司前10名的排序上我们也能得到证明(如表4所示)。

在2005年的广告公司前10位中，合资企业与国有企业虽各占5家，但与跨国公司合资的公司占据前5位，而国有广告公司占据后5位；从营业额上看，合资形式的广告公司营业额均在24亿元以上，而国有广告公司营业额均在20亿元以下，可见其竞争实力的差距。相应的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广告公司中却没有一家中国企业。由此可见，国际广告企业的扩张能力及市场竞争力要远胜于国内企业。

(四)国内外生产业FDI的流向比较 从国际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相互投资仍然是全球服务业FDI的主体，2001年，发达国家服务业FDI存量占全部FDI的71％。从各国情况看，2000年，日本服务业FDI中，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占92％，而在对外服务业直接投资中81％投资于发达国家：2001年，英国服务业FDI中，来源于发达国家占90％，而在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中89％投资于发达国家：2002年，德国服务业FDI中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占87％，而在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中70％投资于发达国家。全球服务业FDI主要表现为生产业的流动。据统计，2004年，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有1／3投向金融保险领域；欧盟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媒体、金融等领域；日本跨国公司在英国的投资50％以上集中在金融保险部门。因此，全球服务业FDI的流向特点也可以反映出全球生产业FDI的特点。

从国内来看。我国与生产相关的FDI主要以接受发达国家FDI的“流入”为主，但FDI流入受到制约。以“流入”为主是由于我国在技术与高级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端服务方面资源短缺，不能满足进驻我国的跨国公司对中间服务的需求。这就为跨国生产企业的投资提供了市场条件，他们往往伴随国际制造业产业的转移而转移，如麦肯光明广告公司随其客户可口可乐公司进驻上海；花旗银行随其客户摩托罗拉进驻天津等。而“制约”则体现在市场需求和市场准入两方面。由于我国的制造业大多属于低端制造业，其本身对生产的需求相对较小；同时，生产具有的知识密集型和服务产品差别化的特性，使得生产的质量在消费前难以作出准确判断，服务提供者和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可避免地产生道德风险，故国内高质量服务需求者对外资企业提供的服务还不能完全接纳，进而形成市场需求方面的制约。而在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在电信、金融、贸易等领域均给跨国生产企业设置了一定的壁垒。

三、我国生产业区位模式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提高中心城市的开放度和美誉度生产作为独立的产业，是一国经济中的最重要部分之一。生产的发展不能闭关自守，应该对外开放。只有这样，才能激活竞争，破除垄断，促使跨越式发展。因此，政府应适当降低对国外生产业的进入壁垒，鼓励其在我国中心城市的集聚，充分发挥其集聚的扩散效应，通过集聚学习带动我国生产业的服务质量和供给能力，进而提升其国际化程度。通过打造国内知名的“城市品牌”。提升国际化中心城市的美誉度，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并对中心城市的周边地区起到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篇7

[关键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化动因；创新系统

abstrac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components of 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 have intensified the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this further makes the nis as a whole to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because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kibs) are playing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any nis, there should be an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se two. based on a critical review of existing theor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unctions of kibs in the nis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drivers of kibs from a nis perspective.

key words: 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internationalization drives; innovation system

一、kibs国际化动因现有理论研究及评价

由于服务的不可储存性、异质性及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与制造业明显不同，服务业进入国际市场不能采取线性的方式逐步推进，而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1]早期关于服务业国际化动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上。如dunning（1989）将基于制造业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应用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认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也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并且只有同时拥有上述三大优势时，才能进行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2](5-39)之后，很多学者从更多角度对国际化动因进行了分析。lovelock和yip（1996）从市场驱动、竞争驱动、技术驱动、成本驱动、政府驱动五个方面分析了服务业国际化的动因。[3](64-86)李慧中（2004）认为，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是不突出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产品差异条件下追逐规模报酬的产业内贸易导致的结果。[4]郑吉昌（2004）则将服务业国际化动因概括为生产性和消费的拉动 、供给的推动（专长、劳动力）、服务业的竞争、进入壁垒降低（标准成本化、全球范围优势）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赢得信赖以及全球学习。[5]魏江等（2004）认为，kibs国际化是需求拉动及供给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需求方面是企业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及竞争的需要，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它更擅长的企业，实现价值链的分工，使kibs企业有了进一步生存的空间；供给方面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而主动向国外扩张。[6]

以上学者尽管从不同角度对服务业及kibs国际化动因做出了解释，也注意到服务业与kibs、与制造业的差别，但是，这些学者更多地是从产业角度来进行分析，注重的是服务的特征。kibs不仅仅在于具有服务性的特征，还具有创新性特征，这也是kibs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现有的研究忽视了kibs具有创新功能的特征，忽视了kibs在创新系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根据kibs的特点，在借鉴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创新系统的视角对kibs国际化动因进行分析，以期获得更为圆满的解释。

二、kibs创新特性及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及功能

在知识经济下，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并逐渐取代了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及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创新过程的关键所在。kibs具有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的功能，在创新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非一般的生产和消费部门。

（一）kibs创新特征

kibs创新是指发生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创新行为及活动，是kibs与客户利用各自的知识及技能，为完成一项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任务而做出的一系列合作行为。知识密集型服务创新具有显著的高客户相关性，即 kibs与客户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创新服务质量的高低依赖于kibs与客户的交互作用。在创新中，客户与kibs之间的知识流动是双向的：kibs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服务，在交互中传播现有的知识，同时通过客户反馈也加强了kibs本身的知识基础，扩大了kibs的知识存量，并可能引起新的交互作用。strambach（2001）建立一个模型（见上图），将kibs知识过程分为明晰知识和缄默知识的获取、知识的重新整合、知识向客户企业的转移与扩散三个阶段，说明了kibs与客户间的这种知识流动及交互作用。[7](53-68)

（二）kibs在创新系统中的角色

kibs创新具有高客户相关性，这不仅仅促使其本身必须具备高的创新性，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也使其有可能将创新性知识传递、扩散给客户，即kibs不仅仅具有知识生产的功能，也具有知识扩散的功能。具体而言，kibs在创新过程中主要有三个角色：创新推动者（facilitator）、创新转移者（carrier）及创新来源（source）。[8]

1.创新来源（提供者）。kibs在进行创新时是创新主角，kibs为制造业或其他服务行业提供服务或知识，提供创新概念及思想，并与客户企业紧密联系共同完成创新。hertog（2000）认为，kibs作为知识及创新的合作生产者，是一种私人知识库，即所谓的“第二知识库（the second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或“新知识库”①。[9](491-528)如广告商为客户开发并组织实施一个新的广告策略。

2.创新推动者（合作者）。kibs企业为客户的创新提供支持服务，但创新本身不是来自kibs，也不是由它从别的企业扩散到客户企业。如管理咨询公司协助客户开发一种新的服务分销渠道或引入一种新的会计制度，在这里，kibs为客户传递它们需要的知识或服务来支持创新。

3.创新转移者（购买者）。kibs企业将现有的创新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传播到另外一个行业或客户企业，创新本身不是从kibs产生的，kibs只是一种中介。此时，kibs也扮演着购买者角色，即kibs从制造业或者其他服务行业购买知识、设备及资本品，但kibs在购买后还承担一个重任，即将该产品客户化，适应客户的需求。如kibs企业为客户引进及实施一个先进的、创新性的erp软件，并将该软件客户化。

可见，kibs在创新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它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的功能，是创新系统的节点及桥梁，是创新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kibs在创新过程中扮演多种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kibs本身作为一个创新主体，在不断进行内部创新的同时，也为创新系统中的其它主体提供了创新的平台，对创新起到催化作用。

三、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扩展——kibs国际化的动因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式的、国际化的系统，国家创新绩效取决于该国利用全球创新网络及全球创新资源进行创新的能力，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已成为促进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toivonen,2005）。[10]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自身创新系统的不完善及创新资源的缺乏，通过国际化获取创新资源，提高本国创新系统竞争力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及必要的途径。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发展，增强了作为创新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kibs国际化发展的动力及压力，主要体现为实现如下四个效应的需要：　（一）国家创新系统边界的国际扩张效应

coase（1937）认为，企业的扩张与收缩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11](386-405)创新系统也存在由于交易成本节约而导致的边界扩张与收缩。创新系统边界的扩张表现为创新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创新行为的融合与协调两个方面，前者是单一组织形式下的规模扩张，后者是对创新系统的改造 。[12]创新系统革新的动力来源于知识在系统内流动的机制。信息通讯科技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创新活动之间的互动与依赖日益加深，为了获取更多、质量更高的创新资源，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创新主体主动向外扩张，实现国际化发展。kibs国际化一方面是实现本身规模经济的需要，另外一方面降低了知识在创新网络接点传播的交易成本，使报酬递增得以实现，并促进其他创新主体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同时，kibs作为知识扩散的桥梁及中介，它的国际化有利于改造跨国创新组织结构，建立灵活的组织创新网络，有效降低创新主体在国际化进程中由于规模扩大而带来网络接点之间连结不稳定的风险（规模扩大与风险加大之间存在“两难”问题），实现创新系统质的扩张。（二）知识的放大效应及国际扩散效应

知识系统要么是网络结构，要么是层级结构，而无论哪种结构，kibs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网络结构中，kibs加强了不同网络接点之间的知识流动。在层级结构中，kibs有利于知识沿着层级进行流动，如典型的专业会计服务就属于这类。而创新系统竞争力的差异在于知识创造和扩散通过不同的中介和组织交互作用来进行。[1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各国国内市场日益与国际大市场融为一体，产业全球化以及企业生产、研究活动的国际化，使国际间的知识流动愈加强烈。由于kibs具有知识生产性和扩散性并重的特征，kibs在国际化发展中不断吸取国外知识，并通过对知识的整合、加工，不断进行知识创新，放大知识存量，提高了知识流动的质量，促进知识在创新主体之间的国际流动，在不同类别的知识网络中传递，加强了国家创新系统知识生产子系统及知识扩散子系统功能，通过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效联结来提高学习和创造能力，使国家创新系统立足于国际创新前沿，利用国际创新系统的优势，迅速提高创新能力。

（三）制造业、服务业创新子系统的国际互动效应

kibs所具有知识生产及知识扩散功能，使传统的创新系统发生了变化，服务业创新子系统与制造业创新子系统出现融合的现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创新活动互相表现对方的特征。它们之间存在信息、知识及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并通过这些流动使两者产生极强的互动作用，互相为对方的发展提供支持。制造业生产的国际化产生了对金融、会计和法律等服务的需求，为了满足国内制造业国际化的需要，kibs企业跟随进入东道国提供服务。随着服务水平的提高及在国外提供服务经验的不断丰富，kibs企业有能力主动在国外寻找发展的机会，实现从跟随战略到主动寻求新市场的国际化战略转变。跨国制造业规模经济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服务的能力而不是制造产品的能力，[14](45-56)在制造业国际化程度较高情况下，kibs国际化是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要。

（四）国家创新网络的国际综合协同效应

创新系统创新效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各创新主体本身的高效运转，更取决于各创新主体间相互联系和合作形成的网络协同。在强调知识流动的创新系统架构中，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愈趋复杂。创新主体之间存在正、负向反馈及增强、抑制作用，有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要提高创新系统效率，不仅要提高内部效率，即各子系统（如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内部管理过程的效率；更要提高外部效率，即各子系统之间（包括区域创新系统、国家创新系统与国际创新系统的联系）合作与交流的效率。kibs作为连接国际、国内及区域三个不同层次的知识系统的重要桥梁，只有与国际接轨，保证知识在各个层次的创新系统、各个创新主体及创新主体各要素之间的横向与纵向流动，产生互动和作用，形成创新网络的国际协同，使国家创新系统在国际环境下有效地运行，降低创新风险，减少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篇8

近几年，围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从未停歇，话题不断更新，层次逐渐深入，气氛愈加热烈。这是一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念碰撞，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众说纷纭，或针锋相对，种种纠缠不清的争论，多因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概念语言不通的缘故。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还乱，无果而终。只有站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看清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从而理清思路，得到有价值的成果。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5]董德刚《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前线》，2002年第2期第13页。

篇9

服务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看作是非生产的。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通过一个仆役的工作没有能提供可以交换的东西，从事服务业的工人就不能从事食品和其他物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不能制造进行国际贸易的商品。本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费布尔在研究经济成长问题时提出了三次产业的概念，此后克拉克更为完整地提出了三次产业的分类，这第三产业，一般指服务业。三次产业的概念及分类，表明现代经济分析已完全抛弃了服务的非生产性的观念，强调了商品与服务两者同样提供效用、增加福利的共同性，甚至有时统称其为“商品”。

由于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而服务的生产与流通(贸易)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服务是―种由劳动活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是无形商品，服务的贸易便不表现为物和货币的交换，而是劳动活动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是一个过程，它的生产与消费一般是同时发生的，服务一般不能离开劳动过程而独立存在，生产一结束，产品也就不复存在，服务是不可储存的。第三，服务产品的非实物性。一般来讲，服务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要高于货物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因此当收入增加时，资源将流向服务行业。

就其实际效用而言，可以划分为追加服务与核心服务两大类。追加服务（complementary service）通常是指伴随商品生产和交易所提供的补充服务。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这种追加服务业已成为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非价格竞争的重要因素。核心服务（individuality service）通常是指与商品的生产和交易无关的，作为消费者单独所购买的，能为消费者提供核心效用的服务，而服务消费的不断扩大则是由于人们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收入和自由支配的时间的结果。服务业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WTO对全球服务部门进行分类，包括12个大类，除传统的运输业和旅游业以外，绝大多数新型服务业，都是在战后兴起，进而获得空前发展与繁荣的。

世界经济史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也是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发达的经济都有很高的服务业就业人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现象，是劳动人口从农业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服务业相对地位的提升只能放在与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结构变化中去考察才能理解。截止2000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62%，其中34个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43.5%，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2%，22个高收国家为65%；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为60%-78%，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为45%-62%，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30%-45%（见表）。

在先进经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结果，最终出现“服务业革命”；那些按人口实际收入最高的经济地区，今天正经历着可与工业革命相比较的服务业革命。这个发展的新阶段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长期过程的顶点，由此出现有50%或以上的就业人口从事于无形商品生产的经济。可见，服务业取代农业和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服务业革命：与制造业的关系

以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其重要表现为，各经济体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逐渐上升，在发达经济体，这两项指标均已超过60%，有的甚至高达80%，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较大的提高。在西方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鸿沟正在填平。世界经济越来越体现出服务经济的特征。

1、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中间投入服务）服务业，正在成为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货物商品竞争能力的关键投入，更是企业构成产品差异和决定产品增殖的基本要素。

中间投入服务的增加，使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正在变得愈来愈密切，界线越来越不明显。与工业产品一样，服务也可以被划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现代工业生产已经融入了愈来愈多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中间需求的扩大是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有数据表明，在1980年一1990年间，多数OECD国冢产品生产中的投入发生了变化：服务投入增长速度快于实物投入增长速度。

同时，服务业和某些经济活动特别是制造业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经济活动由以制造为中心已经转向以服务为中心，最为明显的是通讯产品。同时，某些信息产品却可以像制造业一样进行批量生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服务业在北美行业分类中就被归为制造业。另一方面，以服务为中心也体现在制造业部门的服务化上，表现为：(1)该制造业部门的产品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而生产的，例如，通讯和家电产品；(2)随产品一同售出的有知识和技术服务；(3)服务引导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

中国服务业进口的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对服务业需求的最好佐证。今天的工业生产力与获取的、价格合理的金融、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紧密相连。在国外寻找市场的企业在市场研究与开发、广告和售后服务支持方面的花费比以往多得多。

2、制造业企业活动外置带动新兴服务业的发展。

企业活动外置指的是企业从专业化的角度出发将一些原来属于企业内部的职能部门转移出去成为独立经营单位的行为，或者是取消使用原来由企业内部所提供的资源或服务，转向使用由企业外部更加专业化的企业单位所提供的资源或服务的行为。现代企业内部服务业呈现外部化的原因：第一，现代经济的发展加深了职业的分化，分工深化的趋势不断增强。第二，企业内部的服务性经济活动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其服务有“标准化”的趋势。第三，服务业本身的专有化资产要求不高，同时随服务业的“标准化”程度的加深，其资产的专有化程度不断下降，降低了这些服务外部化的成本。

企业活动外置所带来的好处主要有：一是外置化使组织集中力量培养和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为现在社会的信息和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快，处理越来越复杂，使得组织维持竞争力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所以只有关注于自身的核心能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发展；二是外置化可以使组织减少成本，由于可以将一些自身本不擅长的事交给专业机构完成，而专业机构因为经验丰富和存在外在竞争，收费较低，企业也节省了费用；三是组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由于核心能力的培养也越来越高，生产的效率也就越来越高，企业自身的盈利性和发展潜力也就越来越好。正因为企业活动的外置有以上的好处，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在自身的重构和变革中考虑到了这点，而使得企业活动的外置越来越多。

随着企业活动外置所发展起来的服务行业多是新兴服务业，因为企业活动外置使得企业增加使用服务中间投入，而中间投入的服务主要是新兴服务业。由于企业活动在近10年中开始大量的外置化，新兴服务业在这些年中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新兴服务业成为服务业增长中的“主导”行业。所以说企业活动外置是服务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服务业革命：给工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服务业革命给工业带来的影响包括从提高效率到国内市场更激烈的竞争。同时开放服务业外国服务提供者进入我国国内的服务业，将迫使以前受到高度保护的国内相关产业通过采取效率更高的服务提供方式来提高其竞争力。从总体上讲，服务业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改进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竞争力，因为制造业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得到的电信、银行和保险服务水平。

1、贸易和分销体制的改革将大大加深我国市场开放的程度，促进工业企业之间的竞争。

入世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了其在中国生产的产品的分销权，外国服务提供者可以设立合资企业，从事进口和国内产品的佣金、批发和零售。在入世法律文件中，中国承诺逐步开放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权的范围和可获性，加入后3年内取消贸易权的审批制，允许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及外国企业和个人，在中国全部关税领土内进口所有货物(议定书附件2A所列保留由国营贸易企业进口和出口的产品份额除外)。但是，进口商分销货物须依照中国在GATS项下的具体承诺减让表进行。因此，分销权和贸易权的开放，一方面，会直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扩大外国商品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制造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重要机会；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跨国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也会大大提高，中资企业在拥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的同时还要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服务提供者进行竞争，过去由国有企业垄断或控制的行业将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由于我国工业品的分销体系不够完善，工业品利润的一半来自流通领域，分销权的开放对中国工业造成的压力很大。

长期以来，我国只将贸易权授予国有贸易公司和数量有限的企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权(进出口权)和分销权(包括佣金、批发、零售及特许经营)进行比较严格的限制，贸易权和分销权的限制被视为保护国内市场的重要措施。实际上，我国加入WTO之前的贸易和分销体制不仅严重地限制着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制约着我国企业的发展。在原来的体制中，这两类企业的贸易权和分销权的配置刚好错位，外商投资企业拥有贸易权，但仅限于根据企业的经营范围供生产目的的进口和出口，其在国内市场销售在中国制造的产品收到严格限制。我国企业，虽然拥有完全的分销权，却不具有自营进出口权，其进出口只能通过国有贸易公司这个中介进行。这种错位既限制了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市场的直接销售，也限制了我国生产企业直接接触世界市场，并与之相融合的程度，限制了生产企业了解、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

2、企业产品销售可能更加依赖外国服务提供者的营销网络。

一个产业的成长必须克服固有的“市场屏障”和“学习效应”，解决后进入企业在质量、成本、品牌和营销渠道方面的问题。因为，即使拥有领先的技术和加工能力，甚至控股权，但没有自己的营销渠道和品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仍将为外方所把持；入世以后，外国服务提供者将在5年以内逐渐取得除盐和烟草以外的所有产品的分销权，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所蕴藏的商业机会必然为众多的跨国公司所觊觎。

例如，自加入时起外国服务提供者可以设立合资企业从事汽车的进出口(有配额限制)和分销权(有股比限制)，包括售后服务等附属服务。自加入时起允许外国银行从事消费信贷(有地域和客户限制)，对国外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汽车消费信贷没有限制。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仍然像以往那样，仅仅注意合资企业中中方的股权比例而忽视合资企业是否拥有自己的营销渠道和品牌，企业将很难形成自己的营销渠道，产品销售渠道、客户资料和品牌可能长期为包销产品的外方所控制。结果，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经营网络中，我国将主要作为它们的亚太生产基地和全球重要的产品销售基地而融入其中，相应地，我国工业企业的成长也将更加依赖外国服务提供者和跨国公司的营销网络。不过，外国服务提供者和跨国公司的营销网络对于我国来讲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得好不仅不会拖累企业发展，而且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具效率的营销渠道，促进企业与市场的联系。

3、服务业国际化程度提高，从而改善工业发展环境。

为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紧迫课题。入世后，中国将按着承诺，有步骤地开放服务业，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根据中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扩大对外开放地域、数量和经营范围，服务业向中国转移的壁垒大为降低。在这种背景下，服务业将随着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而转移，尤其是诸如设计、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会计、审计、簿记、法律、广告、管理咨询、分销、金融保险等直接作为制造业投入的服务业，从而改善工业发展环境。

4、服务业的开放促进工业生产组织结构变革和分工的深化。

篇10

一、切实提高对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认识

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是建设创新型城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现实要求，是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对优化全市科技资源配置、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科技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我市科技服务业存在整体规模小、服务水平低、服务能力弱、科技服务业人才缺乏等问题。要充分认识到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对加快科技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其在企业自主创新中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重点领域

根据我市产业发展特点，以“研发设计服务业、技术交易及科技咨询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业、节能环保技术服务业、检验检测技术服务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和科技金融服务业”等七大领域的科技服务业为重点，促进科技服务业创新创业。“十二五”期间，全市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占服务业的比重逐年提升，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15年，全市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达到15亿元。全市培育科技服务业示范项目10个，科技服务业示范企业10家，科技服务业示范基地2家。全市建立科技服务中介机构10家以上，其中市级3家以上，各县区至少1家。

（一）研发设计服务业。支持专业研究院所的建设，特别支持依托矿业集团、中化三建、淮化集团、凯盛重工、电力企业等大型企业的研发机构和技术服务机构的建设。鼓励和引导大型企业的研发设计机构和技术服务部门与主业剥离，注册为独立法人，推动我市研发设计行业做大做强。围绕“四煤”发展战略，组建新型煤化工、煤机装备制造等若干个战略研究院。

（二）技术交易与科技咨询服务业。鼓励发展研究创新、技术转移、技术需要分析、咨询评估等高端科技中介服务业，积极支持办好以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和生产力促进中心为依托的技术市场及产学研创新服务平台，开展咨询服务，落实相关政策、培育提升技术市场的服务水平，促进咨询业发展。

（三）知识产权服务业。建立我市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四）节能环保技术服务业。围绕节能环保重点领域，健全节能环保评估、认证、技术转让、咨询、设计、检测、培训等服务体系。鼓励专业化节能环保服务公司为中小企业、公共机构实施节能诊断、融资、改造和运行管理一条龙服务。

（五）检验检测技术服务业。引进、培育和壮大一批与我市重点产业关联紧密的检验检测机构，积极扶持检验检测机构发展壮大。积极推进煤机装备制造业检测、防爆电气产品检测和农产品安全检测、食品药品检测、安全生产检测、煤化工检测等公共检测业务的服务外包。

（六）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加快互联网技术和软件技术在商贸、物流、金融、旅游、文化、公共服务、农业生产经营等领域的推广应用，大力发展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七）科技金融服务业。积极推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探索企业融资模式，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兴办科技创业投资机构。

三、营造科技服务业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

（一）为支持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安排一定的财政资金用于科技服务业示范项目、示范企业和示范基地建设。

（二）培育和发展科技服务业示范项目。鼓励企事业单位面向生产性技术需求，研究开发和组织实施一批服务类技术创新项目。

（三）培育和发展科技服务业示范企业、示范基地。组织开展科技服务业示范企业（包括事业单位）认定，科学制定科技服务业示范企业认定标准。培育和发展科技服务业示范基地，搭建科技服务业公共平台。加快“科技路路通”平台建设，2012年底前全面开通运行。

（四）加强科技服务业人才队伍建设。搭建科技服务业专业化人才市场，实现科技服务业人才的合理配置。支持各类专业化培训机构的发展，加大科技服务业专业人才培养和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