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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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形态；动力；解决途径

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旧的社会历史理论往往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人们的思想动机或精神力量，未能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奥秘。唯物史观超越了唯心史观，它没有停留在“精神动力”的层面上认识社会历史，而是透过历史的表象，进一步探寻并发现了社会历史深处的“动力的动力”：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这就是说，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社会领域也不例外。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从社会领域中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社会矛盾有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之分。社会基本矛盾是指贯穿社会发展过程始终，规定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趋势，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根本的推动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

一、指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

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他“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其全部“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也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曾经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贯穿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矛盾，并做了总体性的科学揭示。但是，他却并没有在贯穿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上，明确地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恩格斯和列宁在论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曾分别指出，“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是“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但他们使用的这个“基本矛盾”概念主要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根源，并没有赋予它以贯穿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囿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他们只能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致方向做出一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预见，而没有也不可能对推动这一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运动，作出系统和明确的科学分析。此后，经过相当长的理论探索和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直到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才进一步地解决了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它的这个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在的发展史上，这是第一次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概括为贯穿人类社会一切形态的“基本的矛盾”。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极其伟大的科学发现。

二、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并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制约着生活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以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生产条件极为简陋，发展速度极其缓慢。为了生存，人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物质生产中去，而获得的生活资料却极端贫乏，因此，人类生存需求与自然条件的矛盾是原始社会的主要矛盾，同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状况相适应，人们结成了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劳动产品并实行平均分配的关系，建立起原始社会的经济模式。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和人的劳动技能的提高，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人们的劳动能力有所提高，生产的产品除了维持劳动力简单的生存之外还有剩余，即开始出现了剩余产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代替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过时的原始社会生产关系，进而奴隶主在经济和上层建筑居于主导地位，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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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nstitutional reasons,socio-economic system that i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especially its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break out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the capitalist system,inancial capital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2-0011-05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爆发至今,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危机已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全球正面临自二十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二、当前对金融危机成因的探讨

此次危机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由美国虚拟经济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理论界对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一)美国信贷市场上宽松的信贷条件

2001年以后,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房地产市场繁荣,贷款机构预期未来市场持续走高,加大贷款力度,盲目扩大住房贷款业务。在市场繁荣时期,次级贷款也有很高的回报率,在满足优级及次优级抵押贷款后,贷款机构积极发放次级贷款。为了将次级抵押贷款出售给低收入者,贷款机构尽可能地降低进入门坎,不断创新次贷产品,降低贷款条件。实质上是贷款机构放松了风险监管,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随着后来利率的不断攀升,低收入阶层无法承受还款压力,从而导致大量违约。长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助长了经济的泡沫。

(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低利率和流动性过剩,推动了住房需求和房价上涨,这又降低了房贷的风险,刺激了房贷需求。由于住房按揭支持债券(RMBS)的存在,任何贷款机构在对不良信用评级的个人贷款后无需置于其资产负债表内,而只需转手卖给RMBS的投资者。由于RMBS信用级别低,市场流动性不强,不易脱手,诱发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根据期限和信用水平将RMBS打包成抵押债务凭证(CDO),从而进一步刺激了RMBS的发展和CDO市场的极度膨胀,形成了CDO,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当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由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的上升,引发贷款机构资金链的断裂,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缩水,最终引发这场金融危机。

(三)信用评级不严和金融监管的缺位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08年7月份发表的调查报告,在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评级时,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存在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同时,评级机构对次级债券和衍生产品给予了与风险不对称的评级结果,在相关债券信用质量严重恶化时,未能及时更新信用评级,助长了危机的蔓延。此外,美国信用评级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而评级机构出于利益考虑,没有动力去纠正这些缺陷。

在信用评级不严的同时,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市场上的金融创新监管松懈。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次级抵押贷款在一轮又一轮的创新中加长了链条,衍生产品的定价已经脱离了原有贷款产品的风险,而仅取决于发行机构公布的回报率和评级机构评定的等级。监管的缺失,纵容了金融机构盲目追逐高额利润的行为,也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出现问题

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是利率的不断提高,房价下跌,使贷款人无力偿还次级贷款,金融机构信用紧缩,房地产泡沫破裂,最后引起金融恐慌及危机爆发。美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较大,存在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在宽松的信贷环境和美国式的过度消费文化模式下,低收入人群同样追求高消费和超前消费,从而导致物价和房价的大幅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联邦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不断提高利率,最后引发次贷危机。

(五)投行杠杆比例过高和金融衍生品开发过滥

据有关统计显示,美林的杠杆率从2003年的15倍飙升至2008年的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杆率攀升至33倍,高盛也达到28倍。华尔街利用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在次贷基础上设计出了系列衍生金融品: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CDO)、信用违约掉期(CDS)和CDO的平方、CDO的立方等,在高杠杆盈利模式下,放大了次贷的金融效应,铸就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传递链条。

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的因果关系,对次贷危机成因进行阐述:即利率上升―房价下降―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次级抵押贷款还贷困难―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信用紧缩―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的资金链断裂―金融资产缩水―投资衰减―金融恐慌―次贷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危机。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和新特征

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表现为国家金融的超级垄断、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的特征,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一种趋势。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是金融资本的高度虚拟化、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

(一)金融资本高度虚拟化的资本主义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虚拟资本也在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品种,出现大量的金融衍生品,这些虚拟资本是对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再次虚拟。虚拟资本也成为当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体地位的资本形态。

(二)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的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生息资本为G―G’,实际上是省略了中间实体资本的增殖即G―W―G’。但发展到巨大金融寡头垄断市场的层面,金融创新使G―G’成了买空卖空的连锁交易,脱离创造价值的实体运动,脱离价值决定价格的根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在资本市场利用资本垄断实现高度投机,获得高额利润。

(三)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称霸全球

当代资本主义利用金融资本控制整个世界,通过美元霸权,特别是以纸币美元为武器影响世界。历史表明,经济震荡,由通货膨胀急剧变为通货紧缩,正是经济危机的一种症候;石油价格由过高急转直下转为狂泻,也是一种市场危机,反映了实体经济下降、需求严重不足,使石油产业遭到重创,达到以美元优势控制石油的目的。

当前美国GDP与虚拟资本的比例大体为1:36,其中有70%左右的泡沫。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跨越式地成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把金融与工业的结合蜕变为脱离并统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世界。而与高科技结合,进一步引发由经济泡沫酿成泡沫经济,在实体经济的下降与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大下,表明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手段――超级虚拟化。经济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和在世界的金融霸权,折射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

四、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对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从美国的信贷政策、金融风险管理政策等角度出发,分析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属于操作层面和现象层次的分析;缺乏从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历史的角度的分析,不能认识危机发生的制度性原因。因此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出发,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源。

(一)从视角分析金融危机形成机制

马克思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建立在经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各方强制统一的一种方式。马克思将金融危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为生产和商业危机先导阶段的金融危机;第二类是作为资本市场核心的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规律以及资本市场赌博投机的本质特征的金融危机。

1. 第一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认为,导致第一类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是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剩造成的。导致生产过剩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生产和消费的对立,在现实中表现为生产扩大与市场扩大之间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

第二,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主要方式,资本主义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动力,资本过剩从而商品过剩是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以商业信用为主的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导致商业货币的膨胀,进一步刺激了生产过剩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商业资本的独立化,商品价值的回流时间往往早于商品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容易产生虚假的需求;在商业货币不断膨胀下,这种虚假的需求积累起来,商品过剩程度进一步加剧。

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属性,它们决定了生产过剩的必然性。而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并不是商品过剩的必要条件,不是商品过剩的充分条件,只是加剧了商品过剩的累积程度。第一类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奏,其形成机制(图1)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之中。

2. 第二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将第二类金融危机成因归结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而导致的虚拟资本过剩。虚拟资本的过剩同样可能导致虚拟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而与货币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从而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引发金融市场的危机。

首先,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虚拟资本实际上是基于预期收益资本化的幻想的资本。

其次,虚拟资本是伴随企业资本扩张与商品流通发展而产生的,但却能摆脱生产和商业的束缚而依靠信用制度获得自身的发展。“虚拟资本巨大的扩张潜力与信用制度的过度发展相结合,为金融市场虚拟资本商品的过剩创造了条件”。

最后,虚拟资本特殊的运动规律极大地满足了资本家通过赌博投机实现价值增殖的要求。一方面,“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金融杠杆化”;另一方面,“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当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使得金融杠杆化的比例不断提高,以致虚拟资本商品过剩严重,一旦货币发生紧缩,将导致债务支付链条断裂,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

第二类金融危机本质是在金融市场过度的赌博投机与信用制度的膨胀相结合的情况下,过剩的虚拟资本与货币形成尖锐的对立,最终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导致危机爆发。其形成机制(图2)揭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是危机发生最重要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与二十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截然相反,以房价下跌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为导火索,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部门开始,进而波及实体经济部门,造成实体经济部门的流动性短缺,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从而由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制度。

(二)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1. 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潜伏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马克思从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体现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潜伏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中,这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制条件下,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对矛盾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构成了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商品所内含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决定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矛盾的进一步演变,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进一步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私有制使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越来越激化,具有深刻的对抗性和不可克服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

2.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有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商品经济内含的危机可能性转变成必然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使危机的产生成为现实。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中,货币越来越背离商品,虚拟经济越来越背离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

3. 金融资本的逐利性、贪婪性和杠杆性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直接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一方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具有逐利性和贪婪性;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经济发展,具有对生产强有力的拉动性。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并未改变,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资本的贪欲更加膨胀。在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阶段,为了创造业绩和赢得巨额利润,银行家们不断推出创新的金融产品,制造高风险的虚拟资本。利用金融资本的杠杆性,实行高杠杆的运营模式,通过将金融资产证券化、衍生化,从而获得巨额利润。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的高度膨胀,将直接导致金融危机。

4.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无法克服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引起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金融危机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本次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的效应,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持续的影响,世界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

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

(一)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以往的危机多半起始于物质生产领域,然后向其他领域扩散,而这次危机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之后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以往危机大多表现为生产过剩,而此次危机在发达国家则是实物生产日趋萎缩,整个国民经济虚拟化。以往的危机表现为广大居民购买能力下降和消费不足,在发达国家之间也有相当强的传染性和扩散性;此次危机则是这些国家各个阶层包括工薪层在内的超前消费或过度消费,国民经济形成了严重的“消费泡沫”;这次危机不仅扩散的面更广,几乎传播到了世界所有国家,而且传染更加迅速、更加猛烈。这些特点,都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演化相联系的,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特点。

(二)金融资本恶性膨胀,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在继续使用这种商品输出和不等价交换手段进行国际剥削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资本输出和资本直接剥削外国劳动的作用,国际剥削的重点已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国际剥削的重点由昔日的以工业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逐步向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转移。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垄断资本之所以积极推动这种转移,是因为金融资本的输出具有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所不具备的特殊的国际剥削和压榨功能。

金融资本已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和维护国际垄断资本所需要的国际经济乃至政治秩序的最积极的推动者。总之,金融垄断资本已成为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生活的主宰,在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其世界统治和盘剥的增强,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化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国民经济的虚拟化,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这次世界性金融风暴的形成,是金融垄断资本长期统治、横行的必然产物。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金融泡沫,而且使这些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日趋虚拟化。表现为:

第一、金融资本横行,金融衍生资本泛滥,金融资本越来越与实体经济相脱离。金融资本超前发展,资本家与生产过程脱离,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如今,全球金融交易额已达世界GDP的十倍以上。金融资本不仅在数量上是空前的,而且其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不仅完全脱离了生产活动,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而且凌驾于整个社会生产之上,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宰,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金融资本的发展。

第二、在金融资本泛滥的同时,实体经济却相对乃至绝对萎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以各种服务性消费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到上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相继完成了工业化过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物质产品的需求相对饱和,资本通过发展物质生产而增殖的途径日趋狭窄,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工业品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所谓产业空心化趋势。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资本越来越多地从实物生产领域向第三产业转移。银行、保险、证券等虽然能给资本带来利润、增加产值,但却不能为国民经济增加物质财富,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本身就含有泡沫成分,成为国民经济虚拟化的重要因素。

(四)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横行,进一步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增殖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脱离实体生产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转移的过程,也是国际垄断资本组织发展跨国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还表现为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的恶性发展、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和沉沦。不仅各行各业的资本家和经营者在从事各种投机活动,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利用各种货币金融杠杆或货币金融政策从事国内外的投机活动。总之,金融投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一种基本途径。

(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权势的增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的虚弱性、垂死性更加明显

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从来都是不一致的,不仅广大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根本对立,而且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利益也有矛盾,而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矛盾和对立则在进一步暴露和加深;矛盾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全球化的浪潮,比发展中国家还要强烈。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经济相对平稳发展时期结束、新的动荡时期开始的一个突出的信号。从国际方面来看,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日益恶化。

六、结语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对当前金融危机

的成因的认识,不应单从其体制层面和技术操作层面进行阐释,更要从制度层面、本质层面对其剖析。美国的次贷危机,不可遏制地蔓延成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真理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需要从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规避和防范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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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万焕. 国内关于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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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原始社会；社会习俗；法的社会历史类型

引言

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类型的更迭，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相匹配的有不同的法的社会历史形态：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原始社会虽然没有法，但是在这一时期存在的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的原始社会习俗对于之后阶级社会的法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法来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社会习俗的异化

原始社会是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相对单一且缺乏。个人的生产生活能力不足以独自对抗来自于自然界的灾害以及其他氏族的入侵，由于这种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束缚，促使了群居成为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生存的唯一方式——一种建立在原始共产制基础上的群居生活。人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劳动成果，没有阶级社会中阶级的划分，也没有代表阶级利益的各种机构和组织，没有政治国家和法律，其社会秩序是通过原始习俗来调整实现的。

原始社会习俗的形成具有其独特的方式。这种习俗首先是由个别人选择出来，进而被其他人来反复实践，最后被全体成员所遵从和接受。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进而采取相同的手段，并在整个氏族部落之间流传开来，随着时间的发展演变成一种习惯，进而形成一种风俗。一个人想要参与一个氏族部落，就要接受这种习俗，采取这种习俗所确认的行为方式，这时才能被氏族部落所接受。在氏族部落内部，采取习俗所承认的行为方式才能被接受，违背习俗所承认的方式就要受到来自氏族部落的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并不同于之后阶级社会的法的强制力，但确实有其约束力存在，甚至这种约束力有时更为残忍和血腥。

原有的社会习俗已经无法维护新型的社会秩序，新的秩序必须有新的社会规范来加以维护，在此情形之下，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原有的一部分社会习俗开始产生异化。一部分原有的社会习俗丧失了原来的属性，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从原来代表社会整体成员的意志，逐渐的反映少数剥削阶级的意志，进而上升为国家意志。至此，原本属于体现氏族全体成员意志的习俗，变成支配着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异己力量——国家认可的习惯法。①英国的法社会学家科特维尔说：“法律起源于或者说应该起源于民德，民德渐渐演化为法律。”，“立法必须在原有的民德中选择立足点，……，立法为了自强必须与民德相一致。”②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的法是来自于原始社会习俗的异化，是来自于原始社会社会规范的异化。

二、 法的社会历史类型的释义

资产阶级法学家根据法的传统以及法的外部特征，将具有相同的历史传统以及法的外在特征的两国或者各国法律体系划分为同一法系。将世界上大概分为五种法系：中华法系、印度法系、阿拉伯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但是这种法系的划分仅仅反映的是法的外在形式的划分，并不涉及法律的本质，是无法探究法的社会历史类型这一问题的。至此，法学家根据法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以及阶级本质将法律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历史类型，凡是处于同一经济基础的法并且处于体现同一阶级本质的法就属于同一历史类型的法，至此总结了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现实生活中正在存在着的法。而由于原始社会没有法，所以伴随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这几种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相应的产生了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也促进了法从低级向高级的历史发展。这四种法的社会历史类型大体上代表了法的四个发展阶段。

三、 法的社会历史类型的更迭规律

首先，法的社会历史类型更迭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法的社会历史类型的更迭并不是法律自身转变的结果，而是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影响。社会基本矛盾是指，在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无数矛盾中，起着本源的总制动作用的那个矛盾，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法作为一种社会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所决定，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此同时，法这种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因此法的发展规律同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密不可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法的社会历史类型更迭的根本原因。

其次，法的社会历史类型更替的基本条件是社会革命。新的社会历史类型的法代替旧的社会历史类型的法不是自发地、顺其自然地产生的，而是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社会革命主要体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在历史上存在的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典型的社会革命的例子。经过社会革命，旧的法律制度被新的法律制度所取代，完成了旧的法的社会历史类型向新的法的社会历史类型的更迭。

四、 奴隶制法

奴隶制法是人类社会出现的第一种历史类型的法。是奴隶制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由奴隶社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奴隶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是用以维护奴隶主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其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公开的保护奴隶制生产关系。在这种社会历史类型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奴隶主不仅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同时还占有奴隶本身。奴隶主不仅直接掠夺奴隶的劳动成果，同时完全占有奴隶的人身。在法律规定上，奴隶并不是人，不是权利的主体，而是权利的客体——物。奴隶主可以随意的处理奴隶，可以买卖、赠与、继承、甚至是杀戮或是充当殉葬品，并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利用宗教迷信以及残酷的刑罚借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将法律披上神权的外衣，将奴隶主阶级的残酷统治宣称是神的旨意。确认并且采用极其残酷的刑罚来维护奴隶主的私有制。

第三，公开的确认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奴隶的无权地位，同时明确的划分了自由民内部的不同等级以及他们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严格的划分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界限，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和奴隶主内部上下等级之间的关系。

第四，保留原始社会公社的残余。

五、 封建制法

封建制法同封建国家同时产生，是在奴隶制法之后出现的有一种私有制社会历史类型的法。是封建制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这一种历史类型的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了很长时间，西欧从公元476年日耳曼人消灭西罗马帝国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约1200年。中国从战国时期算起到，大约2400年。这一时期的封建制法的共同特征是：

首先，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封建制法的所有法律规定，归根结底都是源自于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来服务的。

其次，确认和维护封建制的等级制度。维护专制王权。

最后，刑法极其残酷野蛮，罪名繁多。

六、 资本主义制法

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这种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法的社会历史形态也随之发展着。由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的独立所有权的发展开来，个人的主体意识加强，人们逐渐体现出其独立性，冲破了既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使得人们独立的创造使用价值成为可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商品的交换关系，原先存在的“人的依赖关系”也逐渐的被“物的依赖关系”所代替，在此基础上所孕育出来的“天赋人权”以及民主自由思想都为原来的“义务本位法”向“权利本位法”的过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资本主义制法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孕育的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最终确立的。是资产积极国家所确立的依法治理的统治方式。它确认保障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巩固了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革命胜利的成果。这种历史类型的法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为基础的，其所体现的国家意志来源于社会中占少数的资本家阶级。

资本主义制法的主要特征集中体现在如下的基本原则之中：

1、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这一原则首次出现在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中：“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须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这一原则是资本主义制法的首要原则。为交易安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障，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重大作用。

2、 契约自由原则。这一原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在法律上的体现。这说明法律赋予人平等的地位、独立的人格。在法律的范围内平等的处分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交易场合下，在双方达成合意的前提下变更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这一原则出现在《人权宣言》第1条和第6条：“人们在自由上而且在权利上，生来是平等的。”，“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保护或者处罚都是一律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这一原则是等级社会和专制国家宣告死亡的标志，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义务本位法”向“权利本位法”的过渡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这种进步无不反映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配合着相应的经济条件，法律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那就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时期，这种以义务作为保障的法维持了“人的依赖关系”这种社会形态，而到了商品经济时期，以权利为本位的法维护了“物的依赖关系”这种社会形态。“权利本位法”并不是在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关系的结构中不要义务，只要权利，而是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确立权利的主导地位，确立设定义务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权利的实现。

七、 社会主义制法

前三种法律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反映的是社会中占少数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因此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历史类型的法。而社会主义制法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反映的是工人阶级代表的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因此是社会主义类型的法。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制法向社会主义制法的过渡，反映的是一种从低级向高级的法的过渡，无疑社会主义制法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法。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属于社会主义历史类型的法，其主要具备如下特征：

1、 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从阶级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制法体现的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从具有阶级性这一点上看，社会主义制法与其他类型的法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是这种法律制度的阶级性与人民的关系不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2、 国家意志与客观规律的统一。社会主义制法反映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这种意志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的，是一种同客观实际相协调一致的动态性统一。

3、 权利确认与权利保障的统一。社会主义制法在确认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权利的同时，切实的保障每个人的权利。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权利的保障还有很多缺陷，但是通过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这种保障可以逐步的得到提高，得到解决。

4、 强制实施与自觉遵守的统一。虽然任何法律的实施都要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加以保证，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法反映的是社会上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意志，所以更多的是全体人员对于法律的自觉遵守。

5、 一国与两制的统一。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展开了“一国两制”这一基本国策。形成了以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为主题，香港实行英美法系的资本主义法治，澳门实行大陆法系传统的资本主义法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下，两种法律制度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是中国当前法律制度的重大特色。

6、 国情与公理的统一。社会主义制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法律，是同中国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法律。而在法律之外，政治、经济、文化等体系都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这就要法律不仅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同时要体现公理。

结语

法的社会历史形态是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主义原理，以经济基础和阶级本质的不同作为划分，第一次对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现在正在存在着的法所进行的分门别类。是区别于资本主义法学家对于法所进行的只具有形式意义的法系划分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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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在理论框架下，对美国次货危机爆发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虚拟资本的生成与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运用理论分析研究金融危机的意义三方面来时这场金融海啸进行解读。

从2007年夏美国开始爆发次贷危机，到2008年秋全面恶化，独立投资银行模式在美国消失，金融市场几近崩溃。虽然美国政府实施了规模空前的救助行动，但并未消除市场对美国经济的担优，危机进一步向其他国家蔓延，一步步演变成如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笔者认为，除了从操作层面来描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技术性失误和政策性弊端以外，还应当运用观点来分析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和实质，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来加以认识。

1.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货币的出现，生产过程之前和之后的交换产生了时空上的分离，一旦这种分离导致商品卖出受阻，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的危机就会发生。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资本运动过程中才出现了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使货币与商品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因为卖出商品取得了货币的人，不一定立刻购买，这意味着货币退出了流通，而商品却在市场上等待。这种买和卖的分离或独立就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信用的发展，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不是同时出现，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出现在未来。如果一个企业依托信用所发生的商品交换的债务债权不是恰好在同一时期内相互抵消，而且它所获的进款不能清偿债务，就出现了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

2.虚拟资本与金融危机的发生

虚拟资本的运作直接表现为分配和交换关系。虚拟资本并不直接进人生产领域，也未直接用来消费，它处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一般来说，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是没有生产成本的，其价格取决于人们在市场上对它的估价，也就是取决于人们对这类资产未来收人的预期。因此，可以将这类资产的价格看作是由人们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包括地产、证券、无形资产等，构成了虚拟资本系统。虚拟资本积累，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与实体资本积累相脱节的，即虚拟资本积累反映的价值符号可以与实体资本的真实价值无关。虚拟资本的量与实体资本的量不一致，且信用经济越发达，虚拟资本的量就可能更多地超过实体资本的量。一旦超量过大，交易主体的预期和信心就会受到冲击，虚拟资本量相应会急剧缩小，这就可以直接引发金融危机。据马克思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就是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在这种金融系统超常发展条件下，只要证券市场的资本注人停顿、银行收缩信用、金融投机者或金融机构失败，都会直接触发金融危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接触到金融风暴产生的深层原因，即处于交换和分配领域的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相脱节以及生产和消费领域存在的严重矛盾。实际上，引起此次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市场问题，就首先表现为住房信贷的虚拟资本与建筑业实体资本的脱节，而这种脱节又源自于生产、消费领域的不理性行为和贫富两极分化。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不计后果大玩“绕过生产过程来赚钱”把戏所造成的。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催生泡沫经济，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在华尔街危机爆发过程中，次贷危机只是起到导火索作用，深层原因则在于虚拟经济的严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失衡，资产价格泡沫化，并导致虚拟经济累积的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它同上个世纪20年代末发生的经济危机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生产过剩危机。只是在上次古典金融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而在此次现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由消费信贷推高的消费能力。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现在推到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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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理论教学；课堂讨论；教学效果

近两年高校的理论课改革把原先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改为基本原理概论，内容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共54学时)，教学内容增加了，教学课时减少了，且三门课属于不同的学科，各自有着特定的内涵，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好、教师教好都不容易。可以说这对学生、教师都是严峻的挑战。怎样在有限的学时内做到教师教好、学生学好，是每个两课教师的职责，也是教师应该努力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重视课堂讨论在原理课教学中的作用是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本文将从课堂讨论及其在两课教学中的作用、实施、检验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课堂讨论及其在两课教学中的作用

课堂讨论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交流活动。是在教学过程中沟通师生交流的重要平台。比较而言，我国传统教育方式，即教师从头到尾满堂灌的方式，充分体现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但忽视了学生作为教学主体的作用，不利于师生沟通、交流，不利于检验教学效果，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配合讲述式教学的课堂讨论把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

在教学中完整的教学过程包括：复习旧知识、讲授新知识、教师小结、课堂练习或课堂讨论、布置参考书或思考题。其中，讲新课前的复习和讲课后的课堂讨论都具有呈前启后的作用，但比较而言，课堂讨论的意义更重要。首先，课前复习旧知识具有检查、验证教学效果的性质，而课堂讨论是学生消化、吸收新知识的过程，具有转化、深化和强化的性质。转化是指通过课堂讨论把教师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转化为学生的知识；深化是指学生通过课堂讨论加深对新知识的理解；强化是指学生通过课堂讨论加强对新知识的记忆。其次，从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角度看，课堂讨论也有着重要作用。我们把教师单纯的讲述课和讨论课做一比较。如下图：

两种授课方式比较(见表1)：

很明显，在讲述方式中教师把教学内容传达给学生，“在这种方式中没有让学生的反映作出反馈，所以不能考察反映的强化作用和学生的理解程度。”特点是教学过程的单向性，缺乏学生的反馈。而在课堂讨论方式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提出问题，组织学生讨沦，最后作出总结，它“能熟练地按照学生的反映，随时引出一系列适当的提问，使大多数学生能高效率地达到学习目标。”特点是教学过程的双向性。相比较而言，在讨论方式的教学中给学生提供了参与教学过程的机会，激发了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兴趣，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学生的讨论过程中，会提出很多问题，迫使教师思考并回答学生，也有利于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讨论不仅仅是学生之间的文流，也是师生之间的交流，所以也有利于密切师生关系。另外，课堂讨论以教学内容为依据，以论题为中心的论争，有利于活跃课堂教学气氛。

二、课堂讨论在教学中的准备、组织与实施

课堂讨论的准备是一堂好的讨论课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必须做到三个熟悉，即熟悉教学大纲、熟悉教科书和熟悉教学参考书。因为教学大纲规定了各章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的重点、难点，是开展教学工作的指导方针；教科书是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依据；教学参考书提供了服务于教学工作的综合资料，是丰富教学内容、拓宽教学视野的工具(桥梁)。只有切实做到三个熟悉，才能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以纲为纲(教学大纲)、以本为本(教科书)。其次，课堂讨论在内容安排上，应难易搭配，有概念理解题、原理阐述题、辨别分析题和联系实际分析题。这样既能使学生通过讨论熟悉所学内容，也能训练学生适应不同的题型。再次，教师做好应对焦点、难点问题的准备。第四，了解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了解学生，熟悉学生的想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生是教学的对象。熟悉学生的想法，使教学活动更有针对性，也使课堂讨论中教师对学生的问题有所准备，做到胸中有数。

课堂讨论的准备(见表2)：

课堂讨论的组织与实施是一堂好的讨论课的关键。根据讨论内容的多少，可分为两种。一是结合一个单元内容进行的讨论，目的是通过课堂讨论，加深学生对这一单元内容的理解和把握，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本单元的内容。由于内容少，在时间上可安排10到15分钟。比如讲完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的内容后，我们出题：“怎样认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把握这部分内容要求学生对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劳动的两重性以及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都要熟悉。这是考察学生掌握单元知识的连贯性和总体把握，有一定难度。二是结合几个单元内容的讨论。由于内容较多，在时间上可安排l5—20分钟。比如，在讲完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后，要求学生“把握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着重了解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实践的基本特点，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方法。”就几个单元的内容进行讨论，难度要大些，因为这需要对几个单元的教学内容进行梳理、总结。为调动学生的讨论积极性和便于统计平时成绩，教师在组织讨论时，应把每个学生的发言情况做简要记录，讨论结束时，发言好的给予表扬，发言不足的给予鼓励。同时，对讨论做出总结。

课堂讨论的实施(见表3)：  

课堂讨论的准备既包含当堂课的准备，也包含长期的准备。长期的准备既是教学材料的准备过程，也是教学研究的过程。没有材料准备，不可能进行研究；仅有材料的准备，没有研究，对问题的把握不可能深入。

三、课堂讨论效果的检验

课堂讨论效果的检验是对讨论过程和效果作出科学判断的活动，也是改善教学效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课堂讨论效果的检验应从师生两个方面。从学生方面看，可以观察学生发言的积极性、踊跃程度；对基本概念、原理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比如，学生普遍发言积极、踊跃、对所学内容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掌握较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把握的较好则为优。从教师方面看，可观察所布置讨论题的内容、形式；教师对课堂讨论进程的把握是否到位以及对课堂讨论内容的总结。讨论题内容设计全面、形式多样；教师对课堂讨论进程把握的较好；最后的总结准确、无误则为优。实际上，在课堂讨论的进行过程中，无论是学生方面还是教师方面，都会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从教师的总结方面看，一节课下来，你会发现课堂总结不到位，或是内容有遗漏，或是内容总结不完整、不准确，应及时记录下来，并将其补充、完善。这就是一个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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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

    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篇7

关键词：一般均衡；价值规律；自由竟争

Abstract:Thegeneralequilibriumtheoryisnotthepatentofwesterneconomics.Beforewalras,Marxhadexpoundedtherelationbetweengeneralequilibriumandparetooptimum,thenatureofexistenceandstabilityofgeneralequilibriumminutely,andputforwardsystematicalgeneralequilibriumtheorythereby.AlthouthMarxiangeneralequilibriumtheoryhasnotobtainedastrictform,itisdeeperthanthewesterngeneralequilibriumincontent.

Keywords:Generalequilibrium;Lawofvalue;Freecopetition

在中外经济学界，一提起一般均衡理论，人们就会立即想到瓦尔拉斯体系和阿罗—德布鲁模型。这样，一般均衡理论似乎就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专利。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在瓦尔拉斯之前，马克思就深入分析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对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等问题，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从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一般均衡理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虽然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但它的提出不仅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早，而且在思想上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一、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

在经济学中，均衡的严格意义是指经济主体行为的相互一致。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就说明卖者的销售行为和买者的购买行为相互一致，市场实现局部均衡。如果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同时相等，就说明所有卖者的销售行为和所有卖者的购买行为相互一致，市场就达到一般均衡(1)。马克思十分重视一般均衡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他明确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2)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总劳动量根据不同的社会需要量在不同产品生产之间按比例进行分配的问题，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必需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基本经济问题，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社会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的具体形式会有所不同。显然，如果社会总劳动量按不同产品的社会需要量进行了正确的分配，那么，各种产品的社会供应量和社会需要量就都相等，人们对所有产品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就是严格一致的。因此，社会总劳动量按正确的比例在不同产品之间分配的状态，实际上就是一般均衡状态。

以上所述是一般均衡最一般的含义，它对任何社会都是适用的。在商品经济社会，一般均衡将采取某种特殊的形式。“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3)这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取得了商品的形式。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商品生产者都是独立地进行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劳动产品也归生产者自己占有和支配，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私人的性质，是私人劳动。“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4)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商品生产者又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的，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了社会总劳动，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又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私人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5)私人劳动的这二重社会性质，前者反映为产品必须对别人有用，后者反映为产品必须具有共同的社会实体。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是矛盾的，这种矛盾表现在：作为私人劳动，生产纯属个人的私事，生产者可以自由支配生产，产品也归私人所有；作为社会劳动，他的生产不能离开社会来进行，他的产品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一矛盾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来解决。如果商品生产者能顺利地把商品卖出去，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可实现为社会的使用价值，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得到解决。反之，如果商品卖不出去，那就说明，尽管他的商品是为社会生产的，但事实上社会并不需要，他的私人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不能实现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不能得到解决。因此，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个基本矛盾，使得支配资源配置的依社会需要量“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取得了价值规律的形式。

价值规律实际上表明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实现为社会劳动的数量界限。因为价值规律首先是关于商品价值决定和实现的规律。而商品的价值决定和实现，实际上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单个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和实现问题。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看作人类劳动的凝结，认为商品的价值量应该用它所包含的人类劳动的量来计量，后者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但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时间，不是个别生产者生产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6)这就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个层次是某种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和实现问题。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首先指出了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必要性。他写道：“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7)这个“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8)如果把一个部门生产的商品总量当作一个商品来看，它的价值就由该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指将社会所支配的总劳动量，按照对每种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按比例地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每个生产部门依此分配的劳动量，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才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是才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9)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大，那么这种商品生产上耗费的社会劳动量就有一部分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实际实现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这个商品量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卖不出去。与此同时，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量，同要由这种商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这些商品在市场上实际实现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们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大得多，这些商品必然要高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它们的一部分社会需要甚至不能得到满足。只有当生产所有商品的社会劳动量都是按社会需要量所决定的正确比例进行分配时，这些商品生产上耗费的社会劳动量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些商品才能全部按市场价值出售。此时，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市场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当一般均衡实现时，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不可能在不减少其他商品产出的情况下增加某种商品的产出。因此，一般均衡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的。

二、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马克思在论述一般均衡的含义时，实际上提出了价值体系和均衡价格体系的概念。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值是商品的内在属性，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一个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过程中，通过与之相交换的另一个商品才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中，一个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与之相交换的货币来表现的。因此，价格是商品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商品的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就其表现形式来看，也就是商品的市场价格。当各种商品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恰好相等时，各种商品就按各自的市场价值出售，这样的一组市场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体系。因为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所以，各种商品按与各自的市场价值出售，实际上就是按与各自的市场价值相一致的市场价格出售。因为这样的一组市场价格保证了所有市场同时出清，所以，这组市场价格实际上就是均衡价格体系。

那么，这样的一组均衡价格在理论上是否存在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格是商品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均衡价格是和价值相一致时的市场价格，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和各自的市场价值严格一致的。因此，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价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而商品按价值出售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10)“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时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11)因此，价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又可归结为各种商品供给和需求同时相等的可能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供给和需求相等的条件是在商品生产上分配的社会劳动量和商品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对某一种商品来说，“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12)对所有商品来说，“如果这种分工（指社会分工——引者）是按比例进行的，那末，不同类产品就按它们的价值（后来发展为按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这种价格是由一般规律决定的这些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变形。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殊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13)因此，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可以进一步归结为社会总劳动按不同社会需要的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可能性问题。那么，社会是否可能作到按由各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所决定的正确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量呢？

在马克思看来，至少从理论上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如果经济社会根本不能作到依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时间，那就等于说经济社会天生就是不稳定的，总是处于供需失衡状态，资源配置永远不可能达到最优状态，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一提法本身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价值规律自发的、事后的调节作用，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有逐步接近其均衡价格的趋势。他指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14)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商品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保持均衡，从而各种商品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相一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经常趋势”；第二，这种保持均衡的“经常趋势”是通过各种商品的供求失衡，通过各种商品市场价格对均衡价格的不断偏离而实现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以价值或均衡价格为中心而上下波动，不仅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且是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唯一可能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15)

马克思不仅肯定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而且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时，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瓦尔拉斯定理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因为社会产品的全部实现，意味着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已经全部转移到需要它们的各个购买者手中。如果社会产品可以全部实现，那么社会产品就可在价值形态上补偿生产中消耗掉的全部资本价值，同时在实物形态上补偿生产和生活中所消耗的全部物质资料，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就可全部得到解决。所以，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也就是社会产品总供求的均衡问题。只要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均衡的，那么社会产品价值的实现就不成问题，社会总劳动就能全部得到社会的承认。只要社会总劳动是根据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的，那么，各种商品就都能实现供求均衡，社会产品的总供求就可以实现均衡，社会总劳动消耗就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社会资本再生产就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如果社会总劳动不是根据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的，就会导致一部分商品就会供过于求，另一部分商品求过于供，社会产品的总供求就不能达到均衡，此时，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可见，各种商品同时实现供求均衡，是社会总产品实现总供求均衡的充要条件。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生产n种商品，社会产品实现了总供求均衡，同时n-1种商品实现了供求均衡，那么第n种商品也必然实现供求均衡。

三、一般均衡的稳定性

如果一般均衡是存在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果经济体系最初不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它能否实现一般均衡？或者说，如果经济体系偏离了一般均衡状态，它能否恢复到均衡状态？马克思在评价布阿吉尔贝尔的劳动价值论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布阿吉尔贝尔是经济学说史上最先提出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济学家，从而也是最先认识到一般均衡重要性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社会生产各部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使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发展，就必须使这些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各种商品按由劳动耗费决定的“真正价值”进行交换，是实现这种比例关系的前提；自由竟争是实现各种商品按“真正价值”相交换的社会过程。马克思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这种见解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写道：“布阿吉尔贝尔就他在这方面（指劳动价值论——引者）来说，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竟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16)这说明，在马克思看来，通过自由竟争的社会过程，价值规律可使社会总劳动按正确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论述了自由竟争实现一般均衡的机制——自由竟争调节社会总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实际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总量都是个既定的量，因此，按社会需要量正确地分配给各个生产部门的社会劳动量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由此决定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之间，也存在相应的比例关系。所以，各种商品的市场价值和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都具有相对的意义。这样，如果某些商品生产上分配的社会劳动量过多，则另外一些商品生产上所分配的社会劳动量就必然过少。其结果，前一类商品供过于求，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将把商品的市场价格抬高到市场价值以下，后一类商品求过于供，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把市场价格压低到市场价值以上。结果，前后一类商品市场价格的下降将导致生产条件较差的商品生产者退出市场，使这类商品的生产和供给减少。另一方面，这类商品市场价格的降低又会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总的结果是，这类商品的供给将比原来减少，需求将比原来增加，市场价值也将比初始水平略高。对后一类商品来说，市场价格的上升导致生产条件较差的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使这类商品的生产和供给量增加。另一方面，这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又会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减少。总的结果是，这类商品的供给将比原来增加，需求将比原来减少，市场价值也将比初始水平略低。这一过程将一直进行到所有市场同时出清，所有商品的市场价格都达到市场价值的水平为止。因此，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经济体系确实有达到一般均衡的客观趋势。

上述自由竞争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在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下，通过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趋向其市场价值来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机制只适合于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一机制会发生部分的变异。他指出，“如果商品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那就象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利润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较高的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17)这段话包含这样几层含义：第一，在剩余价值率相等的条件下，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有机构成不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同，其利润率也必然不同；第二，各部门利润率的差别将导致部门之间的竞争，使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第三，部门之间的竞争和由此引起的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将使社会总劳动在各生产部门进行重新分配；第四，这个过程将导致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从而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因此，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后，自由竟争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通过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使市场价格趋向于生产价格而不是市场价值来实现的。不过，由于社会的生产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相等，同时价值的变动调节着生产价格的变动，所以，生产价格对市场价值的偏离以及生产价格对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价值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

尽管马克思承认，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经济体系有达到一般均衡的趋势，但他又认为，经济体系由失衡到均衡的调整过程，是一个充满摩擦的过程。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18)在发达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因此，商品的供求失调是一种经常性的状态，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在达到一般均衡之前，一些商品供给过多，而另一些商品则供给过少。在前一种场合，一部分社会劳动被浪费掉了，在后一种场合，又有一部分社会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在这两种场合，商品交换都只能在“错误的”的价格上进行。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会导致结构性的失衡，而且会导致总量性的失衡。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贫富两极分化，贫富两极分化使广大群众的消费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从而导致总的有效需求不足，引发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状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9)经济危机的存在及其导致的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表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尽管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但它又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

四、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与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比较

前面的论述表明，马克思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一般均衡理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与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在含盖的内容上是基本相同的，都涉及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理论基础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价格论，均衡价格论主要关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对价格的确定问题。这种相对价格不仅取决于商品本身的供求关系，而且取决于相关商品的价格，从而取决于相关商品的供求关系。这种均衡价格论只是停留在价格的现象形态上，它不涉及价格的内容——价值及价值的实体和本质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没有价值论作基础的价格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个理论来说，价值的实体和本质是价值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把价值视为商品经济所特有的一个范畴，并从分析价值的现象形态——交换价值出发，指出价值是进入交换的所有商品包含的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劳动——一般人类劳动。这样，马克思就把价值的实体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认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只是个现象，其本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与劳动的交换。这样，通过对商品价值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换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第二，分析方法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是由瓦尔拉斯最初提出的，后来经过帕累托、希克斯、诺伊曼、阿罗、德布鲁和麦肯齐等人的改进和发展，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从它产生至今，始终注重运用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效率性等问题进行严格的证明。马克思十分重视对数学方法的运用，他在分析一些理论问题，例如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时候，也运用了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但是，由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过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问题进行文字说明和理论论证，而没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用高深的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进行严格的证明。因此，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尽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对一般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不同。由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和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对一般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则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因此，尽管西方一般均衡理论也认识到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不一致和非市场出清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这个理论把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绝对化，所以，它总是试图在理论上寻找避免非市场出清条件下出现交易的可能性。为此，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是设想存在一种机制使得人们根本不可能在错误的价格上进行交易，二是设想价格的调整过程是如此迅速以致于人们来不及进行“错误的”交易。前一设想就是瓦尔拉斯和埃奇渥斯的“重订契约特权”，后一种设想就是马歇尔的“瞬时调整过程”。然而，无论是“重订契约特权”还是“瞬时调整过程”，都不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前者，人们不知道那位全能的“价格制定人”是谁，也不知道谁可以赋予交易者以“特权”。对于后者，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成本不为零决定了价格调整的速度不会很大，更不用说接近无限了。如果交易者没有“特权”的保护，而价格调整的速度又不会很快，那么在非均衡出现之后和调整到均衡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就一定会出现市场非结清条件下的“错误”交易。因此，西方学者所谓的一般均衡，只不过是一种与现实经济生活无关的假想状态。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则认为，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现实的状态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往往是不一致的。但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的不一致，或者说，市场价格围绕均衡价格的上下波动，不是说明价值规律失效，而正是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的表现形式。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具有一种不断逼近其均衡价格的经常性趋势。因此，一般均衡是可以达到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但是，一般非均衡向一般均衡的调整是一个充满摩擦的动态过程。因此，市场经济又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更现实，也更能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

最后，对市场经济命运的看法不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价格调节机制假设交易费用为零，认为一般均衡的实现是无摩擦的，市场经济是完全有效的，对经济运行进行社会调节是不必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而且应该一直存在下去。这显然是一种把市场经济理想化的做法。在这种做法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信念，即不能承认市场经济有缺陷，如果承认它有缺陷，就等于承认要抛弃市场经济。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则认为，一般均衡作为一种趋势是存在的，但通过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有摩擦、有成本的。因此，市场经济是可行的，但它又是有缺陷的，即存在“市场失灵”。这突出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经济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表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的这种局限性，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得到消除。“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20)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和有缺陷的经济制度的看法，已被大量经验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但有三个问题马克思似乎不曾考虑过：第一，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那么它的缺陷可否通过某种改良的方式，如政府的宏观调控，至少部分地加以克服？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可以得到大量事实的支持。第二，如果代替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是可行的，那么它是否就没有任何缺陷？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考虑的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模式(21)，而是现实存在的计划经济，那么回答似乎应该是否定的。第三，如果没有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制度是“理想”的，那么经济制度的优劣就只是相对的。因此，进一步的问题似乎应该是，判断和选择经济制度的标准是什么？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明确的，即经济制度只能根据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就此而论，大量的经验事实明显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市场经济虽然有缺点，但它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经济制度。

注释

(1)这个定义没有考虑自由物品的情况。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5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0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2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6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717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1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4页。

(15)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页。

(1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2年，第43~44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8~219页。

(1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9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48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页。马克思认为，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社会的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所有。而这又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的生产力都得到充分发挥为前提。“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页。

(21)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对一种并不存在的经济制度进行判断似乎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主要参考文献

(1)哈尔·瓦里安，《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

(2)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0年。

(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1996年。

(4)鲁有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

(5)汤在新，《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0年。

(6)汤在新，《〈资本论〉续篇探索》，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1995年。

(7)刘涤源、谭崇台，《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1990年。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

(1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篇8

教学目标

1.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前夕欧洲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中国的科技发明对欧洲的社会和生产力的影响；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影响。

2.通过学生自学本课内容，使学生从整体上掌握有关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和理论原理；加深学生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的认识。

3.通过学生自学中国四大发明对欧洲近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大影响这一史实，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通过学生自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过程中的雇佣劳动关系的形成、农村中农民破产的过程，使学生认识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的本质和不人道的方面；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一贯残酷地剥削劳动者的过程。

教学建议

教材地位分析

本节课虽然属于阅读课，不列入考试范围，但本节课的内容十分重要。因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预示着世界近代曙光的初现，揭示了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本节课的内容与后面许多章节的内容密切相关，对本节课内容掌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以后有关章节知识的学习效果。

教材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分析

（1）通过学生自学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历史过程，加深学生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的认识；并且培养学生运用上述原理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初步能力。

（2）本节内容理论性强，逻辑关系严谨，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的能力和逻辑思维的能力。

重点分析

本节课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是构成本节教学内容的核心，本节教学内容都是围绕此问题展开的。而且，掌握此问题对理解本章后三节课的内容有着重要作用。

重点的突破方案

通过学生阅读课文回答以下四个问题：①欧洲技术进步的表现及影响、②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欧洲社会发展的作用、③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的条件及过程、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影响，使学生掌握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

难点分析

本节课的难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发展及影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经济能由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发展成为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的关键。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关于难点的分析：本节课的难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发展及影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经济能由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发展成为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的关键。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难点的突破方案

通过学生阅读课文讨论回答以下两个问题：①农村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怎样出现的？有何作用？②比较中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分析两者在产生、发展以及影响上的异同。使学生理解“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发展及影响”这个问题。

课内的探究活动的设计

教师利用设计的学习目标引导学生自学。对于较难理解的内容，教师应采取学生讨论；教师启发、引导、点拨、详细讲解等方式，使学生理解该内容。

教学设计示例

第一节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

重点、难点

本课重点：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

本课难点：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及影响。

教学手段：以学生自学、讨论为主，教师引导为辅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作为高中世界历史的第一节课，教师应简介世界历史的梗概。

二、引言分析

让学生阅读引言，了解本章的主要内容及其联系。引导学生认识到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引发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发生，包括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等。这些重大事件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的背景下发生的，又反过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三、引导学生完成学习目标

先让学生根据学习目标阅读第一节内容，然后分组讨论较难解决的问题，最后教师让学生一一解答，不全的地方教师补充。

1.完成第一目标

①欧洲技术进步的表现及影响。

②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欧洲社会发展的作用。

③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的条件及过程。

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比较复杂，要帮助学生理清资本主义产生的途径。

教师还要强调，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仅是生产关系的萌芽，即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生产的方式仍是手工劳动。然后让学生简要比较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的异同。

④农村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怎样出现的？有何作用？

这一问题是本节课的一个难点。关于怎样出现，教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再用投影仪打出事先设计好的图示：

在解决这一问题后，教师可进一步设问：标志中国的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是什么时候的什么事件？比较中国与西欧的货币地租有何不同？

第二问教师应引导学生分析：西欧的货币地租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推动了欧洲农村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中国货币地租的出现是封建政府所为，是便于农民向国家交纳封建赋税，没有促使中国农村产生资本主义。

⑤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影响

教师应在学生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是开辟新航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源，而这些事件的发生反过来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得出第一节与第二、三、四节内容的关系是互为因果关系。

2．完成第二目标

①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没有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推进了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为帮助学生分析这一问题，可用投影仪打出下面一则史料：

鲁迅在《电的利弊》中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教师可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只要言之有理，都要予以肯定。最后教师进行总结，供学生参考：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根深蒂固。政治上是专制统治，到明清时期进一步强化；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再加上政府采取“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思想上，儒家思想、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等，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人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日益变得愚昧落后。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使中国的四大发明未能在中国的国土上发挥其应有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欧洲的封建社会相对短暂，封建势力较弱。并且在地中海沿岸有许多城市国家，商品经济极为发达。资本主义在欧洲席卷的范围广，发展的程度高。制别是在农村的发展，严重冲击了欧洲的自然经济。思想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一切都使得四大发明在欧洲的应用有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成为推动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动力。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相对独立的自由城市里，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封建统治阶级极其严密控制的城市中产生，所以，西欧城市里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迅速波及到广大的农村，封建经济的最顽固的堡垒很快被攻破，迅速走向资本主义。

②比较欧洲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分析两者在产生、发展、以及影响上的异同。

教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可做以下总结：

从产生来看，都是生产技术进步、社会分工扩大、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从发展来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在城市发展迅速，并且深入农村；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因为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发展缓慢，仅出现在个别地方和少数的几个部门，没有深入农村。

从影响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发展，瓦解了封建社会，并且使欧洲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在后即被阻断，没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教学设计思想

本节课是阅读课，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并在各自阅读的基础上独立解决问题或分组讨论，来体现学生主体地位；

通过教师设计学习目标，在处理较难解决的问题时适当给予启发、引导、点拨，必要的时候进行详细讲解，并提供一些有助于学生理解问题的资料，以此实现教师主导作用。

本课小结

利用知识结构对本课内容进行小结。

板书设计：

第一章第一节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

一、欧洲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

1．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2．社会分工的扩大

3．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

二、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

1．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2．资本主义产生的两条途径

3．资本主义手工生产的形式

篇9

(一)劳动报酬

所谓劳动报酬是指劳动者借助一定的劳动工具，通过自身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从中获取的与自身所付出的劳动相当的价值回报，即劳动者通过创造社会价值而获得的自身价值的实现，从而为其进行进一步的劳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劳动报酬解释了劳动者劳动成果的贡献程度，是对劳动者体力及脑力劳动的证明。Krueger 认为劳动者劳动报酬是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紧密相关的，它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同时劳动报酬的存在证明了劳动者人力资本价值的存在，他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来源出发，将劳动报酬可以区分为初级劳动报酬和高级劳动报酬两种。劳动报酬的实现有多种途径，在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报酬的实现，主要包括工资、实物、社会保险三个部分，其中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报酬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是指企业或公司依据法律法规、行业规定等，通过向劳动者支付货币工资、补助以及各种津贴等实现劳动者的自身价值，它具体包括了按日、月、年等不同支付方式的工资;而实物报酬主要包括企业或公司向劳动者提供的各种物品，比如劳动者日常生活用品、生活必需品等，这些物品的提供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低于成本价值的供给;劳动报酬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它是指公司或企业通过向劳动者提供工伤、医疗、养老、救济等保险金，使本公司员工得到应有的实惠，社会保险一般由政府筹办，企业参与，是一种具有所得重新分配功能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安全制度。劳动报酬是劳动者进行生产和劳动的原动力，是对劳动者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有效证明，劳动者只有获得了合理的劳动报酬，才能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从绩效管理模式考虑，合理解决劳动报酬问题，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提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与员工关系的融洽。

(二)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计算劳动者工作效率的一种方法，它是指劳动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与其付出的劳动之间的比率。劳动生产率对于劳动者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有着直接的表现，日益成为企业衡量生产能力的重要工具。Timothy J.Coelli指出劳动生产率属于部分生产率测度指标，主要针对劳动这一生产要素进行解释，他认为劳动生产率对于劳动情况和企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是衡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库兹涅茨认为生产要素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当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进行流动，从低收益部门流向高收益部门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也会随之提高。

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一)劳动报酬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1.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分析劳动价值理论有助于研究劳动报酬的社会属性，同时作为劳动报酬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理论解释了劳动报酬中社会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内各自创造的价值。所以为了进一步分析劳动报酬的社会含义，首先有必要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从而为深入研究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关系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同时又对原有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进行了继承和改进。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劳动创造了社会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一切商品的价值变动，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又引申出了商品价格变动规律、劳动价值增值过程、劳动补偿、折旧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哲学观点出发，对原有的劳动价值观念进行了批判继承，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劳动价值理论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同时进一步研究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这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有力工具。

2.剩余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劳动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获取的价值，它是在劳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时间分配而得到的。剩余劳动价值同时具有劳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所谓的普遍性是指剩余价值是劳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通过劳动者的社会劳动获取的;剩余劳动价值的特殊性则在于劳动性质的独特性，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过程也被定义为劳动过程、价值增值过程。剩余劳动价值从本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状况下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之间具体的劳动关系，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学术关系，充分体现了社会生产过程中注重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各个企业家注重劳动者报酬的提高，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激发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理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也是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重要尺度，个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则对社会的贡献越大，那么他的人生价值就更容易实现。此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依据，劳动者剩余价值的逐步增多表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二)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1.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成分，同时指出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生产率理论的基础。对于劳动生产理论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劳动的物质属性和唯物史观两方面展开。首先，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基础，因此应该把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分析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条件。其次，政治经济学把劳动生产率理论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劳动生产率要以社会基本矛盾相对应，即满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的理论，对劳动生产率的经济学分析不能只局限于劳动者生产过程中产品的产出和原料投入，同时要注重劳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劳动者心理倾向等。此外也要关注劳动生产率变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

2.劳动生产率的二重性。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同时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他指出劳动生产率是静态意义上的生产率，它需要处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样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才有其经济学意义;同时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的发展有其特殊规律，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分析不能局限于单独的某一阶段的发展，而要从整个社会的历史演变规律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加以解释。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是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形式，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深刻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是从哲学高度加以解释的生产关系。劳动生产率的二重性为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通过将生产商品的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并对这两种劳动的生产力进行分析，得出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价值的本质问题，使劳动价值理论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

企业活力是企业不断创造社会价值的源动力，而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提高企业活力的有力保障。提高劳动报酬，按劳分配方式和企业的报酬水平有利于带动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促使劳动者更加努力的参与到劳动中来，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最终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和产值增加。企业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效益，这又为企业员工提供了更多的报酬，促进了企业效益的良性循环。我国经过长期的企业所有制改革，原有的劳动者与企业的工作终身制在大部分民营企业中已不复存在，实行更多的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合同制。合同制的优点在于能够根据员工的表现，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和工资待遇，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此外，劳动合同制还使得在工作选择上，劳动者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会根据企业提高的薪资状况选择职业，所以提高劳动报酬也成为了企业寻觅员工的手段。

篇10

［关键词］民法精神; 民法教学; 职业品质

自从 18 世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法的精神这一伟大而不朽的命题以来，法学界一直探讨和研究着这一命题，部门法学则进一步深究着各部门法的法律精神。民法学教育者也充分认识到民法精神对于法律职业和法律素养的重要性，努力探索着如何在民法教学中科学、有效地培养法律人的民法精神。

一、民法精神的内涵

民法精神是适用于民法领域的法律精神。关于法律精神的内涵，学者们的见解不尽相同。李步云教授认为，法的精神与法的形式、法的内容共同构成法，是法的三个基本要素，法的精神是法的神经中枢和灵魂，法的精神集中反映在立法旨意和法律原则中，法的精神就是在处理法律与人类、个人与社会、利益与正义、效率与公平、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时做出的既符合事物的本性和规律，又体现人类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时代精神的正确选择［1］。郭道晖教授认为，法的精神“是指由一定历史时代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客观法权关系所体现的社会共同意志关系的本质概括”。“法的精神主要是指法的时代精神( 由一定历史时代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法的本质、法的理念) ，而不是指法律的阶级精神( 当然，顺应社会发展的进步的阶级精神能与时代精神相一致。”［2］卢云教授认为: “法的时代精神就是一定的法符合一定时空范围内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方向和要求的一种社会精神和价值取向，说到底就是法不同程度地协调和缓和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给社会广大成员带来了符合那个时代公平、正义愿望的满足的一种社会精神和价值取向。”［3］卓泽渊认为，所谓法的时代精神，就是法的所应当体现的作为特定时代所必须具有的价值取向［4］。

笔者认为，法的精神与法的时代精神虽然有所差别，但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法律精神是法律根本价值取向和立法宗旨的反映，是包含在法律制度中并指导和制约着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的核心理念，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之本质要求的体现，它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稳定性和继承性。

关于民法精神的具体内涵，学术界探讨得并不多。牟瑞瑾教授认为，“民法精神是指民法所体现和追求的法律价值取向，是人们头脑中基于对这种价值取向的认知和认可而形成的理念，是民事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及法律监督的指导思想。”［5］魏振瀛先生提出，民法精神即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是贯穿于各种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准则，是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与民法观念的综合反映［6］。王泽鉴先生认为，民法精神即民法的基本原则或价值，“此等原则或价值，乃历史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13］“自由是当代法的时代精神”，“在现时代，法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但最根本最主要的应当是自由。自由，不仅在现代，而且永远是现代及其以后法的发展的精神内核。法的最高价值是人的彻底解放，是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则是人类走向彻底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动力、途径和始终相随的法律精神。”［4］所以，自由应当成为民法的主要精神之一，甚至是民法精神的核心内容。

自由精神是市场经济规律在民法上的反映。首先，市场主体是独立的生产经营者，也就是独立的利益主体，这种独立的经济地位必然要求市场主体在法律上的独立性。其次，在市场经济关系中，市场主体被假定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此，市场主体在市场上进行的各项自由选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障，并排除国家和他人的非法干预。再次，市场主体必须在意志自由的条件下表达对资源的需求，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才能正常发挥。因为，市场价格是配置资源的调节器，价格必须反映市场主体对资源的真实需求状况，否则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就难以准确地体现供求关系的要求，即可能无法合理地配置资源。最后，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汰，市场主体参与竞争就意味着要冒失败的风险，由于失败的风险是由主体自己承担的，因而，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一切行为都应该完全由主体自己决定。如果竞争行为由他人决定，而失败后果却由主体承担，那是不公平的。

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在法律上的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 第一，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独立自主地进行意思表示，按照自己的意愿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不受他人干涉。民事主体第二，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应该符合其真实的意愿。并非因为受欺诈、胁迫，或有重大误解而作出的不符合其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否则，民事行为就是可以撤销或可以变更的。第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须经各方协商一致，方能成立。任何一方都不能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强迫他人与自己进行民事活动。第四，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就应该是有效的。对于民法的任意性规范，民事主体有自主决定是否适用的权利。

意思自治原则的核心是契约自由原则，主要表现在商品交换的自由和市场竞争的自由。意思自治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只是在近代民法中才得以确立，但一经产生即成为近代民法三大原则之一。虽然在现代民法中，契约自由已经不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为了保障社会公平，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各国民法都会通过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等对契约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但是，意思自治原则仍然是民法的生存基础，甚至可以说是民法的精髓，它也是平等原则的必然推论。

自由精神永远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谐社会的本质不仅在于稳定和统一，更在于充满着生机和活力。而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正是源于和而不同，即自由。一方面，社会成员的主体独立性得到充分的尊重，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切实的保护，正是社会成员对个体利益的不懈追求和努力才给社会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发展动力，才使社会能够不断创新和进步。当然另一方面，社会成员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又必须是理性的，即合法的，因为自由是相对的，如此才能维持社会成员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和统一，而这也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而且，只有在和而不同的社会，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才能与社会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并形成巨大的合力，进而使社会实现加速度的发展。所以，自由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前提，没有自由社会就难以产生和凝聚发展的动力。

(三)私权精神是民法的宗旨

民法的私权精神就是要尊重私权，保护私权。可以说，民法是私人权利法，在强大的公权力之下，确认和保护私人权利是民法的出发点，也是民法的根本任务和使命。保护私权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

民法所规范的民事权利即私权，是在社会成员享有的各项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因为，第一，私权所追求的利益包括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是社会成员最重要的利益。第二，私权是社会成员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如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所有权等，没有私权就没有社会的个体，也就没有社会。第三，私权是社会成员享有和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没有民事权利，就不可能享有和行使其他权利。第四，私权所保障的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脱离个人利益就不可能存在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律首先需要确认和保护的权利是社会成员的民事权利即私权。如果私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即个人利益可以任意被他人或公权力侵犯，就不可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就不可能构建和谐社会。

如果说自由只是和谐社会形成发展动力的必备条件，那么私权精神则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4］“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15］可以说，利益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和动力，而私权所追求的利益又是最重要的利益，因而私1402011 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4 期根本上真正保护私权。所以，公序良俗精神对于民法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

三、培养民法精神的重要意义

法律精神是法律人必须具有的最重要的专业素养，我国法学教育所培养的学生是否具有健全的法律精神，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法治建设的成败。只有让法律人掌握了健全的法律精神，才能实现公众所追求的司法公正，才能有效地监督执法活动，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因此，法律精神的培养应成为法学专业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17］。因此，法学教育应当对未来的法律人不断地灌输、渗透和培养法律精神。

(一)民法精神在法律精神中居于关键地位在法律精神中民法精神居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培养法律精神必须首先培养民法精神。民法之权利本位即私权精神，是现代法的精神之首要因素，契约自由是现代法的精神之内核［18］。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如平等、自由、公平等无不源于民法精神。因此有学者指出，民法是现代法制的基础，西方法理学主要是民法精神的升华和概括［19］。因此整个法学教育都应当重视民法精神的培养。

(二)指导民事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民法精神是贯穿于各项民事法律规范之中的灵魂，它不仅是制定民事法律规范的根本依据，也是民事法律规范实施包括司法、执法和守法各环节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所以民法教育必须有效培养法科学生的民法精神，并使之成为法律人的信仰和品性。惟有如此，才能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制定始终遵循各项民法精神的要求，才能实现民事司法的公正，才能保障民事法律关系的真正平等、公平，才能在民事法律的实施中既保护私权，又维护公序良俗。因为，如果法学教育没有或者不能成功地进行民法精神的培养，法律人就不太可能秉承民法精神去制定和实施民事法律规范，而在法律人都不能坚守对民法精神的忠诚时，又怎能希望大众在民事活动中尊重民法精神以及遵守在此指导之下制定的民事法律规范呢?(三)促进民法素养的提高法学教育必须重视素质教育，这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而法律精神尤其是民法精神就是法科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正如谭兵教授所言: “法科学生的素质教育，除应符合素质教育的一般要求外，还要特别注意培养他们公平正义的理念，崇尚和献身法治的精神，清正廉洁的职业道德，忠于法律和维护法律的使命感与责任感。”［20］霍宪丹教授认为，法律人除应当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法律技能外，还应该具备包括法律精神在内的基本素养［21］。可见，民法精神的培养是法学素质教育的应有之义，它可以有效提高法科学生的基本素质尤其是民法素养。

(四)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建设和谐社会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需要法律的系统规范、促进和保护。民法的基本理念、平等原则、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等即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22］。“要成功地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大力弘扬民法精神，并使之贯穿于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之中，进而潜移默化于人们的意识和行为。”［11］民法的平等、自由、私权、公序良俗等精神都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不能保障社会的平等、自由、公平、诚实信用、私权和公序良俗等，和谐定然无从谈起。

(五)提高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

法律精神的教育自然应当包括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是培养法律人的首要价值标准，平等、公正、正义、“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诚实信用等思想是法律人职业道德品质的应有内容。

法律和道德同为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法律是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确认和保障。民法精神与道德更是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其内容大多直接源于道德规范，如诚实信用、公平、正义。因此，民法精神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道德教育，民法精神如果能够内化为法律人的品质，就可以极大地提高法律人的职业伦理水平。由于法律人的职业道德水平是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支柱，司法是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最后防线，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一支高水准职业伦理的司法队伍，就必然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正因如此，近代法律教育家孙晓楼曾说过: “一定要有法律道德，才有资格执行法律。”［23］四、民法教学培养民法精神的基本措施在明确了培养民法精神的重要意义之后，自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才能有效地在民法教学中培养法科学生的民法精神。阐述这一问题也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应当是必要的。 142

2011 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4 期权精神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私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的情况下，人们才会积极地追求私人利益，并实际地享受着私权下的利益，而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和享受就直接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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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序良俗精神是民法的保障

公序良俗精神是指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不能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诚然民法应当以平等为根基，自由为精髓，私权为宗旨，但是在现代社会或者说现代民法中，形式平等不能产生实质的不公平，程序平等也要兼顾结果的公平; 自由、意思自治不是绝对的，如契约自由就受到必要的限制; 私权包括私人财产所有权也并非如近代民法所说神圣不可侵犯甚至至高无上。公序良俗精神就是民法之平等、自由、私权精神不能逾越的界限。从广义上说，公平、诚实信用、禁止滥用权利、不得损害他人利益等要求，都是对民事主体行使自己的自由和私权所必须恪守的规范。

民法的公平首先表现在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权利义务的对等，既包括质上的对等，即任何一方都不享有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特权，任何一方都没有资格强迫另一方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民事活动，一方所享有的权利和对方的权利是同等的，不存在一方权利高于另一方权利的可能，因此民事主体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同时，权利义务的对等也包括量上的对等，即双方的权利义务在价值上应该大体相当。

公平也表现在所有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同等地享受法律保护，即在同等条件下，不同民事主体受法律保护的方式、程度等应该是同等的。在民事权益遭受他人侵犯时，都可以同等地请求国家机关保护或者自力救济。公平还应该表现在民事主体应该同等地承担法律责任，即任何民事主体只要侵犯了他人的民事权益，就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且在同等条件下，民事责任的性质、方式、程度等应该是同等的。

和谐社会必须强调公平，没有基本的公平，社会成员之间不仅不可能互相包容、互相融合、互相帮助，而且必然产生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和矛盾。古今中外，社会成员之间的严重不公平不可避免地都导致了社会的动乱。因此，“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在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取得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和认同，使出台的措施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从而得以顺利实施。在调节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才能取得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广泛支持和接纳，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与合作。在为实现国家的整体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并自觉自愿地为之奋斗和献身。”［16］如前所述，有学者提出了诚实信用精神，但是笔者没有将诚信独立为民法的一项精神，并非其不够重要，而是以为公序良俗的内涵和外延更为恰当、广泛，从实质上分析公序良俗也可以包容诚实信用，甚至诚信本身就是一种公序良俗。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反对一切非道德的、不正当的行为，维护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和安全。因此，《民法通则》第 4 条规定: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 6 条也规定: “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的基本要求在于: 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或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应以善良的动机、谨慎的方式为之，不得因过错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民事主体应自觉履行自己的各项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包括各项附随义务，违反义务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应主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应该真实，不得捏造或隐瞒与民事行为相关的重要事实，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民事行为应是无效或可撤销可变更的; 民事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因故不明确或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各方应本着公平互利的精神，经协商一致，公正合理地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 法官及仲裁员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应以事实为依据，依法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平衡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 民事主体所承诺的义务应与其实际的履行能力适应; 当法律条款规定不清、不协调或是空白时，应依诚信原则之本质和精神进行解释、适用。当然，诚信原则的内涵极为丰富，远不是以上所述可以穷尽的。

以诚信、公平等为核心的公序良俗精神是对近代民法的私权神圣、契约自由绝对等原则的修正和调整，尤其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必要约束，它标志着民法的权利本位已从自由经济时代的个人本位上升为现代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本位。公序良俗精神在本质上是对私权的合理限制和理性规范，其核心要求就是民事主体应以善意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不得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 其宗旨就是通过对私权施加一定限制，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因为，绝对的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私权至上必然导致个人权利的滥用和个人利益的过度扩张，进而必然产生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冲突和利益矛盾，而这种冲突和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反过来破坏社会的稳定，毁灭平等、公平等基本价值取向，也无法在141宁清同: 民法教学与民法精神的培养经验的积淀，社会现实的反映，未来发展的指标”［7］。

综合而言，笔者认为，民法精神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之根本价值取向和立法宗旨的反映，是普遍存在于民事法律制度中并指导和制约着民事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的核心理念，是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之本质要求的体现。民法精神与民法的基本原则大体上是一致的、重合的。

二、民法精神的主要内容

民法精神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学术界并无完全一致的意见。史尚宽先生指出: 自由、平等、博爱，即民法之精神［8］。温世扬教授提出: “民法精神强调平等互助、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这与和谐社会的要求相一致，两者高度契合。”［9］可见温教授首倡的民法精神是平等互助、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王歌雅教授认为，民法的精神应界定在四方面: “平等、公平、诚信与人格。”［10］笔者曾经提出平等、自由、私权和诚实信用等民法精神［11］。由此可见，多数人关于民法精神具体内容的观点是以民法基本原则为核心和依据的，在此基础上有所调整。

笔者仍然认为，平等、自由( 意思自治、私法自治、法无禁止即自由) 、私权是民法精神最重要的内容，禁止滥用权利、公平、诚实信用等则可构成公序良俗精神。

(一)平等精神是民法的根基

我国《民法通则》第 3 条规定: “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民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因此，平等是民法的基本原则，甚至是民法的本质。因为，平等原则“最集中地反映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 尤其是经济行政法) 的主要标志”［12］。民法主要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而商品经济的实质内容在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无论是商品交换还是市场竞争都要求主体各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

平等精神是指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民事主体的法律人格即民事权利能力是独立的、同等的，民事主体有资格自主、自由地进行民事活动，并且在相同条件下民事主体的法律人格应该是相同的，不能实行歧视待遇。其次，民事主体的行为资格即民事行为能力是同等的，不能因种族、宗教信仰、文化程度等而有差异。再次，民事主体的民事责任能力是同等的，只要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就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外，平等还要求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不能显失公平。

民法所保障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平等是市场经济关系的本质要求，而市场经济的平等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它决定着上层建筑领域的平等，尤其是政治上的平等。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只有实现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即民法的平等，才能进而实现其他领域的平等，人们也才会对政治等领域的平等有迫切的要求。而且，只要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发展得到一定程度，并得到充分的体现，就必然促进社会其他领域的平等，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市场经济的平等为基础，即使强制推行其他领域的平等，也是不可靠的，难以长久的。可见，民法上的平等是社会最基本的平等。

平等精神是民法的根基，也是民法精神的根基。因为民法的其他基本原则和精神基本上都直接或间接地源于平等精神，是平等的内在要求，同时平等也是实现其他民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平等要求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即公平的; 平等要求民事主体是自由的、自治的，任何他人都无权非法干涉，也只有实现了平等才能保障自由; 平等要求切实保护私人权利和利益，也可以说平等是最重要的私权; 平等要求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权利侵害他人权益，更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就是损害多数他人的利益; 平等要求民事主体之间相互诚实信用。

(二)自由精神是民法的精髓

我国《民法通则》第 4 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但是自由原则更能反映民法的本质、价值取向和民法所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规律和要求。自由原则又可称为意思自治原则、私法自治原则或者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其中心内容是民事主体可以独立、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民事活动，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其实施的民事行为就是有效的，受法律保护的; 只要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立法通常不会设立强制性法律规范，因而民法以任意性法律规范为主。

自由或者说意思自治、私法自治、私权精神是民法的精髓。“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之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废除或限制自139(一)确立民法精神在民法教学中的重点地位为了有效地培养法科学生的民法精神，首先就应当合理确立民法精神在民法教学中的地位，它不仅应当成为民法教学的重点，而且还应当将其贯穿于民法教学的全过程，始终成为一条主线。民法教师不仅应当重视对民法精神的研究，而且必须对如何在教学中传授和灌输民法精神，进行充分准备和科学设计，积累翔实的资料，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教师不仅要讲授民法精神的内涵、内容、基本要求等理论问题，还应当向法科学生充分阐述民法精神的重要性，只有在主观上真正重视了民法精神，才有可能接受和信仰民法精神。

(二)尽可能采用讨论式、辩论式、启发式教学民法精神虽然是民法的根本准则，但却隐形于民法其他基础理论和民事法律规范之内，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认识和理解民法精神的地位、内涵和要求等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因此，民法教学应当尽可能采用讨论式、辩论式、启发式教学，积极引导法科学生逐步地抽丝剥茧，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最后进入民法精神的殿堂。教师除了组织法科学生深入讨论民法精神的内涵、内容、要求等问题之外，还需要组织法科学生讨论或辩论民法精神与民法其他理论、民事法律规范的联系，以使法科学生在讨论中加深对民法精神的理解。讨论式、辩论式、启发式教学虽然润物于无声之中，但却可以帮助法科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理解和接受民法精神，加深对民法精神的印象，最后形成对民法精神的信仰。

(三)充分结合民法精神讲授民法其他基础理论问题民法精神是整个民法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它与民法其他基础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逻辑关系，甚至可以说民法精神是民法其他基础理论得以确立的依据和基石。如: 讲授现代民法的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就应当清楚地阐述其根本依据就是民法的公平精神; 讲授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效力待定民事行为，就应当让学生认识该理论的基石就是意思自治精神。因此，民法教学必须帮助法科学生系统地认识民法精神与民法其他基础理论的逻辑联系，这既是法科学生科学理解民法其他基础理论的前提条件，也有利于培养法科学生运用民法精神去分析、思考和辩论其他民法基础理论问题; 而且结合民法精神讲授民法其他基础理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法精神的再教育，可以使法科学生更加透彻地理解民法精神在民法中的根本地位，从而更加主动地接受民法精神，巩固民法精神在其法律意识中的地位。

(四)启发学生正确认识民事法律规范与民法精神的内在联系民事法律规范是处理民事案件的直接依据，法科学生不仅需要掌握民法的基础理论，而且必须熟悉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然而民事精神是指导民事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的根本准则，民事法律规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民法精神的体现和贯彻，因此，民法教学必须启发法科学生科学认识民法精神与民事法律规范之间的辩证关系。如: 我国《合同法》第 66 条规定: “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法律之所以要求当事人双方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就是为了平衡双方的利益，以保障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和公平。我国《合同法》第 36 条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该法第 37 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更加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实现意思自治。法科学生如果正确理解了民法精神与民事法律规范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可以更加领会民法精神的实质，也能够巩固关于民事法律规范的知识。

(五)积极引导学生运用民法精神分析处理民事案件民法学是兼有很强理论性和突出应用性的学科，在民法教学中通常都会采用案例分析、模拟审判等实践教学方法。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应当精心选择一些典型案例，通过自己对个案的剖析或者法官对真实案件的判决，引导法科学生在案例讨论或模拟审判中运用民法精神去分析处理具体的民事案件。一方面，这可以让法科学生意识到民法精神不是抽象无用的理论，它可以实际应用于民事案件的处理，尤其是在民事法律规范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时候，从而提高法科学生学习和研究民法精神的兴趣; 另一方面，通过此种训练，可以让法科学生掌握运用民法精神分析处理民事案件的方法，增强其应用民法理论的能力。

综上所述，平等、自由、私权和公序良俗等民法精神，反映和体现了民法的根本价值取向和立法宗旨，法律人是否具有民法精神的信仰和品性则是社会能否实现和谐、正义的重要前提，而民法精神能否内化143宁清同: 民法教学与民法精神的培养为法科学生的信仰和职业品质，是法学教育能否培养合格法律人的关键之一，因此民法精神的培养应当成为民法教学的重点任务之一。为此，应当充分认识培养民法精神的重要性，大胆改革教学方法，并在民法教学的各个环节始终贯穿民法精神这一主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