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篇2

关键词：农业市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制约因素

改革是我国30余年的主题，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举措。在“十二五”规划的指导下，在十精神的鼓舞下，农业经济正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业市场化发展的重要产物，已成为拉动地方农业经济发展，构建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手段。但我国农业市场化发展不成熟，这势必孕生诸多影响因素，制约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所以，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跟进“十二五”规划，如何贯彻“十”精神，是客服不利因素，全面推进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关键。

一、农业市场不成熟，缺乏较好的专业基础

伴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产生了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其形成的背景与发展的前景与实际农业的市场化程度息息相关。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我国的农村市场经济逐渐朝着成熟的方面发展，但总体水平较低。于是，农户的实际经营效益较低，农户产品的商品转化率和市场率较低。并在半自给性的支配下，农业产品的市场元素缺失，尤其是农业产品的社会化和专业化进程缓慢。同时，在小农经济模式之下，自给半自给的农业经济形态消磨了农户的合作需求。据此，实现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商品，或以较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为依托，才是孕育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有效经济条件。也就说，面对农村经济发育的不平衡性和落后性，其较小规模下的专业生产，使得产品在质量和商品化上严重不足，影响了区域农业合作经济的组织与发展。

二、政策与法律的缺失，无法形成持续的效力

（一）相关法律的缺乏，无法跟进合作经济发展的需求

审视农业合作经济的发展势头，我国在相关法律的建设上显得不对称。2006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农业合作经济领域的法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伴随着该法律的颁布实施，我国的农业合作经济已储备了较好的各方面条件。在较早之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无法获得法人资格的，也就是说，农业合作经济的形态一直不是很明确，缺乏合法的认定。这就带给了农业合作经济在各方面的困恼，诸如融资、商标注册等。同时，合作经济组织在经营的过程中，缺乏基本的法律保护，在市场的竞争下显得比较的脆弱，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目前，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配套的相关地方法律也没有出台，缺乏切实的法律保障，进而依旧影响着农业合作经济的整体性发展。

（二）政策不完善，缺乏扶持力度

1.长期以来，对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政府相关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部门，在组织工作上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表现出“政策文件多、实操作少；政策多、实践少”的表面工作。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大打形象牌，“形象工程繁花似锦、实效惨不忍睹”的尴尬局面。所以，在政府部门经济组织建设上，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认识，没把农业合作经济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2.国家政府多、实效惨淡的现实比较普遍。目前，省部级都已制定了相关的扶持政策，但在县市层面上，政策的实施力度大大缩水，政策的操作性和针对性不强，且地方政府没有及时跟进的制度适应地方性的配套政策，造成了政策不全、适应性差的问题，农民在合作经济组织中无法得到有力的保障和实惠，自然会流失大量的群众基础。

3.缺乏有力的资金投入，使得政策扶持成为“空架子”。各级财政部门在对于农业合作经济的资金扶持上，可谓是“杯水车薪”，实际的扶持力度与实际的需求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所以，实际中的诸多合作经济组织由于资金支持力度的问题，而面临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解散的后果。

三、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行政介入方式不科学

（一）行政管理机制不成熟，出现一定程度的主体混乱

目前，我发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模式，不仅经济类型多样化，而且行业也多样化，于是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涉及面广，诸如工商、民政等部门，都是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方面。所以，基于管理涉及面广，行政因素多等特点，造成了管理主体混乱，在体制与事权上，出现不顺和不明确的现象。而且，各行政管理部门缺乏协调性，在管理的进行中无法形成较为集中的管理力度，进而无法构建有效的推进合力。

（二）行政介入缺乏正确性，尤其是介入方式的不恰当

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还不健全，与之对应的行政介入也表现出不当的问题。政府在介入的进行中，表现出“越位、争位”的现象，构成了潜在的发展阻力。同时，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由基础政府领办，其中表现出较为脆弱性和官办的色彩，对于外部的依赖性较强。并且，政府作为外部力量，过多的介入反而会影响农业合作经济的正常运行，使得原本纯洁的利益关系，牵涉成为利益冲突的纠结体。所以，实际的一些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已背离了其基本原则，成为了基层政府谋取利益的附庸。农业合作组织“变味”，造成群众基础薄弱，农民不愿加入着被“宰割”的合作形式。

（三）外界因素不“纯洁”，利益层面过于突出

据相关报道，农民登记注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需要缴纳来自工商和其他相关的费用，总计约千元以上。这对于经济不宽裕的农民而言，无疑是经济门槛，在精神层面上，消减了农门合作的积极性。这点在基层领域显得比较普遍，是全面推进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拦路虎”，值得政府部门的上下重视。

（四）业务控制过于死板，程序的东西过于繁杂

虽然，2006年我国以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在地方基层政府的实施上，由于解读理解的不同，表现出地方性的较大差异。一些地方争睹理解灵活，农户的相关注册或业务等，都比较的方便简单。而有些地方政府，是文件法规为教条，理解层面不深，出现了政策上的死板实施，出现“农民累、管理部门难”的局面。所以，从整体情况来看，这点影响了农业合作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四、合作组织成员素质结构不均衡，人才出现瓶颈

从实际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来看，农门缺乏组织建设的主动性，以及组织的自我管理能力。虽然部分农民掌握了相关的技术，但是仅仅是处于技术农民的层面，对于经营性农民的层面，还有较大的差距。农民现在是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但是既有技术、又懂经营善于经营的人大大的不足。也就是说，公共利益方面的人才过于的缺乏。同时，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快，优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大量农村优质人才进入城市谋生，成为了以留守儿童、老人为主体的农村结构现状。于此同时，有部分精英留在农村，但农业合作经济的利益成分少，其干脆选择了自我创业，不愿加入合作组织。所以，在外部条件而言，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缺乏企业市场的供给，在内部缺乏有力的组织领导，使得合作组织的发展基础不稳定，制约着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五、资金匮乏严重，缺乏投资激励

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面临着最为直接的问题，资金匮乏严重。农业合作经济与其他经济实体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在筹资的进程中是不面向于社会的，是无法构建有力的激励机制的。这些就造成了农业合作经济的发展受阻，缺乏本质力量的支持。同时，农业合作经济的主要来源是社员缴纳，但这种组织内部的筹资方式是无法满足于组织发展需求。拒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已注册的3万余户合作组织，其出资额度都在60余万。于此，组织内部的筹资模式在实施中也是较为困难，成员间的被动性较大，进而进一步加剧了资金匮乏的问题。加之在自由合作的背景下，使得合作资金流不稳定，难以稳定的为序组织健康发展。

在内部筹资困难的同时，外部资金的获取又难以进行，使得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举步维艰。基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合作组织缺乏一定的实力，银行在贷款扶持方面，显得“不给力”，无法构成有效的贷款扶持机制。所以，在面对内外资金确实的情形下，合作组织的实际活动无法开展，合作活动日益缩水，最终在孕育中“夭折”。

六、农民自身因素

（一）农民观念比较传统，滞后的价值观固化了合作组织的发展

推进农村建设的现代化，是全面实现小康建设的重要方面。但我国农民的观念比较传统，在传统的文化思想下，农民仍热衷于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对于经济合作的认识不足，缺乏意识上的驱动。同时，在传统的事务办理框架下、在人情世故的面子下，使得合作经济缺乏农民基础。所以，在农民合作组织的过程中，合作的制度、规章无法形成效力，缺乏实质性的合作组织。

（二）认识不深刻，与实际存在偏差

关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民层面上表现的比较缺失，农民没听说过，或认为是财产合并化，在认识上表现出较大的偏差。从实际的情形来看，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组织，主要是认识程度不够，在传统的思想和经验下，不愿意接受这所谓的合作形式，于是农民选择了自我经营。

七、结束语

“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重要篇章，在面对日益发展的农业市场，推进落实农业合作经济建设，是从本质上繁荣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重要方面。而我国农业经济市场还不成熟，在推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进程中，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多的问题，但我们也看到了其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相信在不断的发展中，其会成为繁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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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金怀.制约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原因[J].农业经济，2004（2）.

4.柳海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1）.

篇3

让我们静下本心，荣辱不惊地参悟互联网经济。由于题目是“互联网经济的本质”，而非“互联网经济”，因此我们只悟树根，不悟树梢。

互联网经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借鉴工业经济的说话姿式

对互联网经济略为入门又不甚了了的人，说话有个习惯，往往言必称互联网3字——带着很强的技术味——先是技术，后是技术应用，再后是技术产业等等。就象程咬金一样。由于许多人不懂技术，这种说话方式很容易掌握话语权。但有一点，这种话语，很难说服最该说服的人，例如在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人。这倒不是由于这些人特别顽固，而是因为言说的只是皮毛。当然，互联网才发展20年，说不到点上，不足为怪。

如果以1765年珍妮纺纱机为工业革命序幕的话，10年后即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不象我们现在谈信息经济那样，满嘴技术味，而专注于经济本身。到了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对工业经济的理解已完全专注经济本身，而不再提工业技术、工业技术应用、工业产业发展的经济。就象煮的是脱净毛的猪一样。而互联网经济发展20年后，我们谈互联网经济，还象在煮没脱净毛的猪一样。

分析斯密和马歇尔的说话技巧(实际是问题意识)，在于他们不是从山和水的表面(工业技术这个表面，或叫猪毛)看问题，而是从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内里(不是山、不是水的财富本体，或叫猪本身)看问题。本来，工业经济战胜小农经济，是生产方式从分散的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斯密和马歇尔在工业经济初起的时候，就把问题概括为同质化条件下的均衡问题。事实上，供求均衡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的一般。但同质化却是工业经济的特殊。而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变的一个关键魔术，就是把同质化的均衡(量的竞争)，当作了一般均衡。无形中就把个性化和定制(质的竞争)，当作不经济，排除出了经济学。

至于同质化是如何实现的(通过工业技术、工业技术应用和工业占比不断提高，经济日益标准化)这个皮毛，在《国富论》和《经济学原理》中，几乎被完全抹掉了——“做案”不露任何“痕迹”。与斯密和马歇尔的老谋深算相比，互联网经济鼓吹者嫩就嫩在，整天谈的都是皮毛，而对问题本身(即异质性——如个性化定制——是否经济)，则根本没有提出。

工业经济话语中“脱毛”处理干净是在1933年。同一年出版的张伯仑《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夫人《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是对工业经济本体问题的最后一次争论。争议之点在于，差异化到底算同质性问题，还是异质性问题。罗宾逊夫人认为是同质性问题(因此应是完全竞争的从属性现象)，张伯仑认为是异质性问题(因此应是独立于完全竞争的现象)。这场争论最终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垄断竞争理论纳入同质性轨道而告终。这意味着什么是工业经济的争论，在理论经济学上最终盖棺论定，是以把差异化当作无差异的特例，纳入无差异体系而告终的。它最适合支持的政策是以无差异的传统中国制造为主，差异化的中国创造永远不要反客为主，即使产能过剩也不改初衷，一意孤行追求量的增长，而非质的提高。

互联网经济的问题本体(“猪本身”)，恰恰是张伯仑问题。因为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或者说它不同于工业经济之处，在于它不是以大规模同质化生产(完全竞争)为取向，而是以小批量多品种的异质(垄断竞争，姑且如此称呼)为取向。当今经济顶层的重大关注无不与此有关：创新是差异化导向(对差异化的供给)、服务化是差异化导向(需求差异化，代表调结构的方向)、经济增长质量是差异化导向(质量阶梯)、提高国际竞争力是差异化导向(获得高附加值，代表经济升级的方向)、幸福是差异化导向；更不用说微观上的产品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体验)、因小而美、需求导向之类。但差异化恰恰在理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上，是没有根的。

因此，要想“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地界定清楚互联网经济，一定要回到1933年那场争论，回答差异化到底是现象还是本质，是树梢还是树根；其特性是从属于工业化的，还是独立于工业化。以此回答一个最至关重要的疑难：互联网经济到底是工业经济的同方向的附属性、延续性的肯定，还是有质的区别的革命性的扬弃。

相形之下，那些“皮毛”的问题(从信息技术、应用到产业)，只不过应该是战略上的一个附注，用来说明为什么差异化经济从技术和生产力发展上看是可行的。而这已不是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下属要处理的问题。不是“要实现什么”的实质性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的操作上的问题。

第三次工业革命？——如何在内涵上把握“体”

在界定什么是互联网经济的时候，还应注意到一种怪现象，就是用第X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X.0的方式定义互联网经济。

说它怪，就好比听一位农民这样向资本家解释什么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就是第X次农业革命，农业革命X.0。问题出在，操作上是对的，方向是错的；“如何实现”上是对的，但“要实现什么”是错的。

说到底，这还是1933年那场争论的延续。中国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年代已经吃过一次同样的亏了。当时慈禧太后把工业革命，误当成了第X次农业革命，农业X.0，结果造成的失利。如果还原成理论和定义问题，就相当于张伯仑与罗宾逊夫人争论何为体，何为用一样。互联网经济有没有自己的体，是否只是把皮毛长在工业经济这头“猪”身上，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这属于美国、德国政客想解决本国产业空心化的策略性提法，或者制造业部门想强调和夸大自身变革在全局中的地位，因此有把用夸张为体的修辞学用意，那都是可理解的。但如果这之外的人，把这些概念当作全局性的内涵把握，就会造成误导。例如，会把二产三产化(制造业服务化)的增值运动，误导向三产二产化(服务业制造化)的低附加值化反向操作，不久前的光伏产业发展就是一个教训。毕竟工业化在中国还剩6年即将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再重要，也不宜在终点上搞回光返照。

互联网经济内涵界定上的关键，就在于体的把握。既然把“革命”这种大话都放出去了，却不敢承认互联网经济是体变，那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有什么区别？这里不想进行繁琐的学术界定，以垄断这个概念。其实只要是以互联网经济为体，怎么界定都是可以的。

要重点谈谈的是，错的概念是从哪来的？明白当前以体变界定互联网经济的阻力和其中的道理，有助于人们自己得出正确结论。

那些从观念、利益到行动上抵触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的人，竭力把互联网经济贬低为用，把它嫁接在工业经济的体之上，这是非常自然和容易理解的。现在问题是，真正造成实质性概念混淆的，还是搞互联网的人，特别是出身技术的人，他们相当于现代的张之洞。由搞互联网出身的人说什么是互联网经济，一旦说错，造成的误导更加严重。轻则变成变相推销技术产品(虽然这样做也有推进生产力之功)，重则变成鼓励权力中枢或财富中枢主次不分，误判方向，贻误良机。

辩别这种声音很容易，它们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是极力反对探索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而片面强调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的相通性。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如规模经济)上有共通性这点不错，但把这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主要内涵不妥。这种片面的观点，在互联网经济发展早期积极作用较大，因为在工业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有利于推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为工业化服务。但在产能过剩条件下，它既不利于发挥互联网所长，又扬了工业化所短，负面影响慢慢显著起来。二是刻意强调不要把互联网经济与工业经济对立起来。这本来是对的。尤其对互联网经济的激进分子避免片面性，是一种逆耳忠言。但对于大多数思维还笼罩在工业化传统的人来说，本来就对两种经济质的差别缺乏认知，过分强调这一点就有成为迷糊药的副作用。关键在于这种话没有说全。二者关系说全，应该是扬弃，即一半肯定(继承)，一半否定(发展)。

互联网经济发展才20年，主要问题还不是人们对互联网经济的特殊性摸透了，并且已经在总体上走向极端，而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严重过头(表现为投资过高、产能过剩、分配失调等)，转型步履维艰，在这种现实面前，互联网启蒙不是过头了，而是严重不足。互联网出身的人，应把握好这个大局，珍惜时代赋予的机会。

互联网经济在内涵界定上，一旦失了体，就会魂不附体，空有形骸。

互联网经济的表征

互联网经济的表征，涉及的是互联网经济概念界定的外延。

长话短说，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国内外把互联网经济界定得太肤浅，强调的主要是ICT化。ICT化对于互联网经济来说，只是皮毛现象。

这种皮毛化，是由美国人开启的。1962年马克卢普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1977年波拉特的9卷本《信息经济》，开始了从技术特征(猪的皮毛)，而非经济本体(猪本身)来解释新经济的过程。马克卢普、波拉特这种语势非常弱，与斯密、马歇尔具有境界高下之差。因为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经济学子学科的位置，而没有从根上梳理(象张伯仑那样)。

信息经济一开始，就是打破经济同质化的过程。如果换了斯密、马歇尔再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恐怕要直捣黄龙，提出差异化——也就是异质性——的经济性这个根本问题，从经济学前提假设这个最高点开始，重新梳理思路。

马克卢普、波拉特带来的这种“皮毛论证法”的后遗症突出表现在新经济的外延划定上，信息产业和服务业成了两张皮(各统计各的)，信息经济理论与服务经济理论成了两个理论。后来的理论家一遇这样的问题就卡壳：农业、工业之后是什么，是信息业，还是服务业？

其实，如果不是从子学科看问题，而是从母学科(理论经济学)看问题，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这只不过从差异化经济这个本体的不同角度看同一件事：信息业是差异化(能力)的供方，服务业是差异化(解决)的需方。就这么简单。

从这个新视角望去，互联网经济的外延就忽然扩大了许多。除了互联网产业(包括设备制造、软件和服务)外，还要包容产业互联网(“互联网+”)，乃至整个经济(一产、二产和三产)的互联网化。各行各业的互联网化，实质在于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化。如果抽象到理论经济学，“基于互联网”这个条件也可以抽象掉，就只剩下服务化。抽象隐含的意思是说，如果不基于互联网，就不可能达到相关服务化的最优。因此这个条件成为不言而喻的。传统服务业，只不过是这种服务化的非最优状态(服务业的最优要以体验为标准)。而服务化的标志，是质量(用质的差异程度来测度的量)。互联网经济的增长属于高质量的GDP增长。

正如黄少军早在2000年就指出的：“现代社会服务化的本质实际上是‘信息化’”。这是道行极深的领悟，它给互联网经济外延划分以重要启示。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把原来不相干的事情，看成一体。这样才能把互联网经济参透。

互联网经济行规律：大而全到小而美的转型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经济规律永远不会变化。互联网经济也是经济，因此与一般经济的规律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认识言下之意，把互联网当作工具，而不是生产方式。认为互联网经济只是工具改变，但经济本身不变。既使认识到互联网代表不同生产方式，也会有进一步的观点认为，不同生产方式，经济规律相同。小农经济、工业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对应的是同一种经济规律。

这不是老百姓的一般见识，在专业经济学家中，这种见解也有深厚根基，这种根基就是经济学的普遍主义。经济学普遍主义的特点是把工业经济的特殊经验加以普世化，无限放大为所有经济的一般规律。究其实质，无非是近300年来，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的有限的道理。

回应经济学的普遍主义，不能仅靠经验的方法，罗列互联网经济中的反例，而需要透过经济学的保护带，在体系核心上把问题挑明。经济学普遍主义观点有一个著名的特点(也是软肋)——它不承认生产力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任何科技因素，都不可能改变经济规律，当然互联网也不例外，我们需要由此入手破解问题所在。

对症回应传统观点，关键是要从核心上说清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承认不承认技术的作用(技术是否内生，对应报酬递变规律)，是区分经济学两大主要流派的标准之一。持经济学普遍主义观点、不承认技术作用的，叫新古典主义理论，所持的立场是报酬递减或报酬不变；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立场则是报酬递增。

哪个对现实的解释性更强？自从上世纪中叶工业化越过后，在生产函数的实测中，资本和劳动要素之外的余值(相当于技术要素)对增长所起的作用，在美国已超过50%。显然，报酬递增的观点对现实的解释力更强，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看法，那种认为技术不具有对经济内在影响的观点，在经济学内部，已属占下风的观点。这意味着，认为互联网经济不会有自己的经济规律的看法，它在经济学底层逻辑上就不占上风。

从实践看，就在本月，中国正越过以资本和劳动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减型经济(工农业产值大于50%)向技术(包括信息与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增型经济(服务业产值大于50%，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的最后关口。因此认为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经济规律，会得到越来越多事实的印证。

但仅仅根据上述这一点，还不能把技术的作用具体锁定到互联网技术，不能具体说明互联网经济存在特殊规律。为此还要继续深算。

在同样支持技术内生、报酬递增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内部，有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支通向工业化经济，一支通向互联网经济。主流的一支，持规模报酬递增观点，认为技术对经济规律的改变，主要表现在规模经济与报酬递增的结合上，这一支目前已拥有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斯蒂格里茨与美国当红的学术明星克鲁格曼等；更新的一支还是支流，支持的是范围报酬递增，认为技术对经济规律的改变，主要表现在范围经济与报酬递增的结合上。

“互联网经济”具有哪些新的经济运行规律，其与传统经济的主要不同之处何在？现在到了揭晓时刻。经济运行规律千头万绪，但涉及传统工业经济与互联网经济区别，又能归纳到经济学主脉焦点上的，只有一条(其它都可称为鸡毛蒜皮)：传统工业经济(特别是近代以后)的基本规律是规模报酬递增，对应到现象上，就是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例如传统中国制造；互联网经济的基本规律是范围报酬递增，对应到现象上，就是小批量多品种，例如创新驱动的中国创造。互联网经济发展中许多现象级的规律，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上述逻辑之中。例如，作为互联网基本模式总结的长尾曲线，实际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等成本线，在“数量-品种”底平面的投影。描述的是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到小批量多品种的经济转型。这就是托夫勒指出的第三次浪潮趋势。

规模报酬递增这条规律，可以说是迟来的总结。工业化发展到尾声阶段，才发现支持经济增长的，不仅是资本和劳动，还有技术。只不过沿普遍主义思维惯性，经济学家把所有技术当成了一种技术，好比没有把人辩别为男人与女人。

范围报酬递增的发现——美国西北大学潘泽教授对此居功至伟——让我们发现，原来造就规模经济的技术，只是工业化技术，它让世界因大而美；而互联网技术，更多属于范围经济的技术，它让世界因小而美。在实践中，马云力主因小而美，可以视为对同一潮流的敏感的响应。

互联网技术及其生产力作用好比海面下的冰山，经济好比海面上的冰山。互联网技术及其生产力作用于经济，内化为经济规律，都可以归结为范围报酬递增。它就好比海面上能见的冰山。此刻，互联网技术及其生产力在经济学公式中隐而不见了，但它所推动改变的经济规律却象壮丽的冰山，巍峨屹立，成为新世纪的一道风景线。

篇4

关键词：农业技术推广；嵌入性；大学专家；示范点；乡土专家；“1＋2＋2模式”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思路

提升农业技术推广的工作效率，必须解决好农业技术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许多技术虽然可以依托农技推广体系“自上而下”传递，但却不能获得农户“自下而上”的积极回应，降低了农业技术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针对“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成因，学界有多种解释。王建明等认为，经费投入不足，极大影响基层农技员的工作积极性［1］。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发现，体制不顺、人员专业素质不高等因素限制了农技推广部门的职能发挥［2］———这种局面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农技推广机构的“断奶”之风，农技推广系统出现了“网断”“线断”“人散”的现象，削弱了农技推广的组织基础［3］。王移收研究发现，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低、市场意识薄弱，过度规避风险的思维定势阻碍了应用和改革农业技术的积极性［4］。此外，因为农户普遍处于资金短缺状态，无力承担农药、化肥、良种等农资配套，亦难以承担技术改革失败的风险，所以大大限制了农户应用新技术的能力［5］。笔者认为，考察农业技术在推广体系末端的现实困境，既要分析资金投入、农技队伍建设等体制性因素，又要关注农户文化素质不高、科技意识不强、经营资金短缺等现实局限性，更为关键的是要从国情出发理解农技推广工作的特殊性。我国农技推广对象并不是从事规模经营的大农场主，而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6］。分散的、小规模的、兼业的农业经营模式，极大增加了基层农技推广工作的难度。所谓“最后一公里难题”，究其根本，是“农技推广体系”与“小农社会”如何有效对接的问题。本文尝试从“嵌入性”角度对其进行探讨。波兰尼曾用“嵌入性”描述“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体系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7］。格兰诺维特发展了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行为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基于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或其他信任关系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影响着经济制度的运行［8］。嵌入性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技术并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而是“嵌入”在社会中。20世纪80年代，美国技术社会学创立了“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范式（theSocialShapingofTechnology），简称为SST理论。与先前的“技术决定论”不同，SST理论不仅关注社会因素对技术形成的影响，还认为技术应用者不是被动的、机械地接受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管理等社会性因素在技术选择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9］。从某种意义上说，SST理论包含技术的“嵌入性”思想，强调社会性因素对技术传播和应用的关键作用。技术“嵌入性”思想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具有启示意义。农技推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虽然推广对象是农户，但是无法绕过“小农社会”这一必要环节，否则将承担极大成本。因此，中国农技推广工作必须正视小农经济的基本国情，寻找农业技术“进村入户”的有效方式。小农社会有着自身的社会传统，乡村精英、熟人社会等因素均可加以利用，使之成为农技推广的乡土资源，发挥技术推广效应。进而言之，只有农技推广工作真正嵌入于农村社会结构中，才可能激发乡土社会的内在活力，提高农户学习和应用技术的积极性。本文以陕西P县猕猴桃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为例，从“嵌入性”角度探讨农技推广体系与小农社会有效对接的工作策略，剖析技术进村入户的嵌入点及其实践模式。

二、P县猕猴桃技术的阶段性推广策略

P县隶属陕西关中地区，处于渭河以南、秦岭北麓的百万亩猕猴桃优生区。1978年全国开展猕猴桃资源调查时，P县园艺站科技人员就在境内浅山区发现大范围野生猕猴桃。从1984年开始，县园艺站开始进行栽培试验，奠定了日后大面积发展猕猴桃产业的基础。1988年，县园艺站从省果树所引进一系列品种，经过筛选，最终选择“秦美”为主栽品种，启动大面积推广种植计划。（一）1989－1994年：进村建立试验示范点，以点带面推广计划起步阶段，P县果业仍以苹果为主，农民对猕猴桃十分陌生，对其经济效益不了解，更不懂种植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县园艺站首先采取的推广策略是“进村建立试验示范点，以示范点为中心带动辐射”。1989年，考虑到土壤条件、区域布局等因素，县园艺站在全县范围内建立5个示范点，J镇坡头村名列其中。园艺站动员坡头村民时，遭遇了较大阻力，只有4队少数群众同意，总种植面积还不到10亩。园艺站提供苗木补贴，承诺日后按每斤0．8元价格收购———当时苹果市场收购价为每斤0．4元。1992年，果农开始受益。1994年，市场收购价已经涨到每斤2元，当地农户纷纷种植猕猴桃并逐步扩大面积。案例1：坡头村3组村民ZSL说，看着4队赚钱，几分地就能卖上千元，把人刺激疯了。专家说垣上粘土不适合种植猕猴桃，我们不信这个邪！有人大胆尝试改良土壤，将玉米秸打碎，连同沙子一起拌进土里，结果证明方法可行，利于猕猴桃树根系呼吸。当时4队许多人已经掌握基本种植技术，外队亲戚朋友就找他们帮忙———全村都跟着4队学，种植规模越来越大。以坡头村为代表的猕猴桃试验示范点在技术推广早期发挥了巨大效应。具体表现在：（1）试验示范点具有技术试验的功能。当时县园艺站尚处于技术摸索阶段，田间地头的试验栽培显得格外重要。（2）试验基地建在村庄内，无论是种植技术，还是经济效益，都能起到显著示范作用。（3）试验示范点农户在掌握基本种植技术后，有可能成为技术传播不可或缺的力量。（二）1995－2004年：发挥“乡土专家”在农技推广中的关键作用试验示范点所在地农户因为赶上猕猴桃产业的“早班车”，所以快速获得经济效益。率先富起来的农户在改变生活面貌的同时，开始发挥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逐步参与到猕猴桃种植技术推广工作中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P县猕猴桃产业处于高速发展期。县乡农技推广人员活跃在产业第一线，是技术推广的主力军。但P县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农技推广体系受“断奶”之风影响，队伍建设受到较大冲击，无力单独支撑与猕猴桃产业发展态势相匹配的农技推广工作，紧缺掌握猕猴桃种植技术的科技人员。在这种局面下，园艺站5个试验示范点所在村一些“乡土专家”的作用得以凸显。所谓乡土专家，特指精通作物种植技术的农民，是村庄内部的技术骨干。其实，1989建立试验示范点时，园艺站就开始培养村庄内的技术员。这些技术员成为第一批“乡土专家”，在果树施肥、剪枝、防虫等方面达到一定技术水平。他们不仅指导本村农户种植猕猴桃，其影响力逐步扩展到村镇之外，在全县范围内发挥技术推广作用。1995年，P县成立猕猴桃协会，整合各村以乡土专家为主体的技术力量，为全县猕猴桃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案例2：第一任会长介绍：成立协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农民无偿提供技术服务。协会集中了一批有实际操作经验的猕猴桃种植“爱好者”，这些人技术过硬，不仅能对其他农户提供技术指导，还可以按照专家指导对新技术、新品种进行试验，然后再推广，这样可以避免大面积失败的结果。许多技术，我们先示范，其他农户再跟着学，这样效果比较好。概括地说，“乡土专家”在农技推广中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乡土专家的土地起着试验田的功能，可以针对新技术、新品种进行试验，降低大范围推广的风险。（2）乡土专家发挥着示范户的功能，对周边农户起到示范带动作用。（3）乡土专家是技术话语的转译者。他们活跃在生产第一线，能够将专家的技术理论用更通俗、利于农民接受的语言和方法讲授，深得农户欢迎。（4）乡土专家是农技推广机构和普通农户之间的沟通者。他们同更多农户打交道，能够收集和汇总新的技术需要，并及时传递给农技推广部门。此外，乡土专家不只是技术的传播者，因为他们学习能力强，善于钻研摸索，有时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现实问题。例如，猕猴桃套袋技术有利于减少日灼、叶磨，防治病虫害和果面污染等问题，这项被农户广泛应用、产生极大经济效益的技术并非源于专家的科学研究，而是来自于乡土专家的摸索。红旗村WYL发现本地新西兰“海沃德”品种的果面很黑，并不像专家展示的新西兰原产果那样漂亮。考虑到阳光、空气等因素，他用纸袋子将新生果罩住，进行试验，效果很好。第二年他就大面积套袋，第三年附近农户开始仿效，第四年就在全县大面积推广应用。乡土专家用自己的“土办法”，成功解决了国外品种到P县的水土不服问题。这个案例生动地表现了农村技术骨干在技术研究方面的潜力。正是凭着这股钻研精神，乡土专家在技术转化、技术应用和传播方面，具有现实影响力，可以担当农户家门口的农技员［10］。（三）2005年以来：建立农技推广的“县校合作”机制2005年，P县得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大力支持，双方共同建立农技推广的“县校合作”机制，由大学组建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撑，P县提供科研生产基地和项目资金支持，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合作体系，并实施“十百千人才培训计划”，为P县培养10名在全省有一定影响的猕猴桃乡土人才、100名中级专业技术干部、1000名农民骨干技术员和科技入户1000户。同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P县建立高规格的猕猴桃试验站，具备科学研究、教学实习、示范推广、人才培养、野外观测5大职能。试验站建立前，虽然P县猕猴桃面积持续增长，农民掌握了基本种植技术，但普遍经营粗放。试验站的重要功能就是研发和改进技术，并以示范的形式将相关技术“标准化”，让前来参观的农户看得懂、学得会。试验站同时肩负着品种选育的重任，培育既适合本地自然条件、又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良品种。目前试验站正着力培育改良适合出口中亚国家的“金香”品种，以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从技术推广的角度来说，县校合作机制缩短了从技术源头到技术推广末端的路径，提高了技术研发和传播的时效性。更为关键的是，P县猕猴桃产业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基本种植技术已被大多数农户掌握，技术改良、更新换代问题愈发紧迫，高校等科研机构的介入非常及时。以试验站为中心，技术专家重点负责研发、示范和推广规范树形、平衡施肥、充分授粉、无公害栽培、合理负载等高效栽培技术，对新时期猕猴桃技术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三、农技推广的“嵌入性”发展

P县猕猴桃产业从零起步，至今种植面积接近30万亩，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县域产业。对此，农技推广服务功不可没。在县乡农技推广体制力量相对薄弱的前提下，P县猕猴桃农技推广工作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农技推广实践中的“嵌入性”发展模式。与传统具有较强行政命令色彩的农技推广模式相区别，“嵌入性”发展模式尊重农户的主体性，注重发掘农村技术精英在学习应用技术方面的能动性，充分利用“熟人社会”在技术传播中的作用，逐步在乡土社会内部建立一个农技推广的小环境并与农技推广体制完成对接，形成技术与农户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一）嵌入点

嵌入性发展的核心目标是解决农技推广体系如何与小农经济有效对接的问题。嵌入性发展的关键环节是找准“嵌入点”。P县猕猴桃技术推广中的“嵌入点”主要有三个，分别是示范点、乡土专家和村级组织。1．示范点。县园艺站建立的猕猴桃试验示范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立的猕猴桃试验站，以及各村的示范户，都属于不同层级的“示范点”。示范点的核心功能是带动示范，以点带面。农技推广的终端虽然是“农户”，但是鉴于农户数量大、规模小且地块分散，以户为单位的一对一推广模式成本极高。示范点在技术推广方面的优势是改变了农技推广中“点对点”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点对面”，通过在田间地头建立一个个技术示范的“窗口”，为农户提供便捷的技术信息服务。以“示范点”为中心带动辐射，不仅降低了技术推广的成本，还符合农户学习技术的习惯。“农民种田就是看样子”，这个说法鲜明表达了绝大多数农民学习技术的方式。“看样子”就是找一个参照样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示范点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示范点”意味着标准化，但并不是一刀切，农户可以结合自身理解逐步探索。“看样子”并不是被动学习，而是在有困惑、遇到问题时再主动寻求解决方案，这样更能提高农户学习技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乡土专家。乡土专家之所以可以成为基层农技推广工作的嵌入点，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乡土专家掌握基本农业技术，可以成为技术推广团队成员；另一方面，乡土专家扎根乡土，是熟人社会中的一员。廖西元等研究发现，农户对农技员的熟悉度、信任关系与农技推广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11］。基于农户对乡土专家的熟悉度和信任感，乡土专家利用自己果园现身说法，同样可以产生对农户的技术影响力。不可回避的是，熟人社会具有“差序格局”性质，这种以“己”为中心“愈推越远、愈推越薄”的乡土人际关系特性，导致乡土专家推广技术时可能会因人而异、区别对待，从而使技术推广呈现“差序格局”特征，即那些关系亲密的人更容易获得技术信息。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技术传播的“差序格局”现象。（1）这是乡土社会本身的社会关系性质，任何推广模式无法回避和超越；（2）从村庄层面来说，血缘、姻缘、地缘、业缘关系共同编织着一张亲密关系网，乡土专家通过亲密关系向外传播技术后，接收者同样会沿着自己的亲密关系网传播技术。（3）从更大范围来看，乡土专家的亲密关系网同样会延伸到村庄之外，从而获得更大的辐射效应。总之，乡土社会内部“私人性”的熟人关系，不应该单纯理解为技术传播的障碍，反而可能成为技术推广的资源加以利用。充分尊重乡土社会内部的社会规则，这正是“嵌入性”发展模式的题中应有之意。3．村级组织。村级组织虽然不掌握技术，但却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可以成为农技推广的组织保障。为了更好服务猕猴桃产业发展，P县基层组织建设亦有一些配套措施，绝大多数行政村设有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村长，每个村民小组设有科技信息员，将农技推广列为村庄治理的一项基本内容。以H镇何家村为例，该村有科技副村长1名，每个村民小组设一个科技信息员，每人每年工资200元。村级科技工作主要职责有：定期组织农户培训、参观；及时通知农户开展施肥、剪枝、防虫等关键工作；组织村内技术力量为困难户提供技术帮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科技示范户的确立、职业农民培训班、专家进村授课、参观示范点、试验站，这些活动顺利开展，都需要有人动员、组织和协调。农技推广工作只有“进村”，才能“入户”。村级组织能够有效降低农技推广体系与农户之间的对接成本，从而成为农技推广工作在乡土社会的一个重要嵌入点。

（二）“1＋2＋2”农技嵌入模式

以示范点、乡土专家、村级组织为“嵌入点”，P县农技推广工作成效显著。从历时性视角来看，农技推广的“嵌入性”发展层层推进，从起初的园艺站为主导，到后来的乡土专家参与，再到新时期的县校合作机制，农技推广“嵌入性”发展模式日趋成熟。当前，P县农技推广模式被概括为“1＋2＋2”，即1名大学教授联合2名县农技员，再带领2名乡土专家。“1＋2＋2”推广模式的具体工作机制是：大学教授、政府农技推广员和乡土专家联合，在全县范围内选取10个村进行技术推广，实施“猕猴桃产业化科技示范与科技入户工程”；在每个示范村发展50个示范户，再通过他们示范带动50个普通农户；优化品种结构，推广规范化整形修剪、配方施肥、人工授粉、无公害栽培等关键技术；每个示范村每年开展大型技术培训4次以上，培训1000人次以上，辐射带动周围村组［12］。“1＋2＋2”模式有助于解决技术“从哪里来”的问题。专家“进村入户到田”，有利于产、学、研结合，通过发现农户生产实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快速应对，及时反馈，大大提高技术研究应用的效率。“1＋2＋2”模式还有助于解决技术“如何进村入户”的难题。乡土专家的积极参与，有利于技术推广通过乡土社会熟人关系网络快速扩散。“1＋2＋2”模式有效整合了大学农技科研机构、县级推广体系、乡土社会内生性技术骨干三种力量，形成强有力的技术推广团队。叶敬忠等认为，我国农技推广工作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个问题是研究者与推广员之间关系不畅，许多新技术成果不能对接推广员；另一个问题是推广员与农户之间关系不畅，技术进村入户存在障碍［13］。“1＋2＋2”模式有利于理顺研究者、农技推广员和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农技推广工作由先前以“农技员”为主体，转变为研究者、农技员和乡土专家共同参与的农技推广新格局，为P县猕猴桃产业未来发展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四、结论与讨论农技推广体系如何与小农社会有效对接，这是克服农业技术“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关键。陕西P县猕猴桃技术推广实践中，组建以“大学专家＋政府农技推广员＋乡土专家”为主体的农业技术推广团队，通过“示范点”“乡土专家”“村级组织”三个嵌入点向农村推广技术，形成农技推广的“嵌入性”发展模式。农技推广“嵌入性”发展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尊重农户在技术学习和应用中的主体性，遵循乡土社会内在的社会结构特征，发挥熟人社会、乡土精英等社会性因素在技术推广传播中的关键作用，变“政府主导”为“社会多种力量协同参与”。农技推广“嵌入式”发展模式既是对P县猕猴桃技术推广工作基本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亦是对新时期以大学生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有益探索，对其他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陈辉 赵晓峰 张正新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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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盛国荣．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SST解读———兼评“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J］．科学管理研究，2007（5）：39－42．

［10］张红．农业技术在乡村社会中的运作机制［J］．农村经济，2013（7）：91－96．

［11］廖西元，王志刚，朱述斌，等．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技术推广行为和推广绩效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7）：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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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政活动的发生至现代行政学科研究的确立，其间时隔数千年。文化作为影响制约行政系统的一个重要机制，直到近现代才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定。行政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受其影响，行政活动自身也相应地培养出具有一定特殊性的行政文化.行政文化由行政系统中的每一个体所应遵守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等构成。我国当今的现代化行政体制建设是在具有几千年行政文化传统的背景中进行的，因为文化具有连续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之间必定存在内在的联系;同时由于文化具有时代性，传统行政文化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与当今的现代行政文化的冲突也不可避免，故而探讨传统行政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实现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冲突中的统一，对于加强我国现代行政体系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行政文化特征及其两重性

(一)人文主义的行政模式。中国一面临海，三面紧靠大陆这样一种交通极不便利的自然环境，使中国古代产生出一种典型的大陆民族的行政模式—人文主义型的行政模式。表现为:绝大多数的行政活动都是紧密围绕着加强中央集权这一最为现实的间题而展开的，在长期对政权集中和国家统一这样一种大行政目标的追求过程中，不仅使中央集权不断经由破坏而修复最后走向稳定，也在民众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恋邦的强大向心力;此外，中国文化传统强调整体和谐，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整体和谐的思想移植到了行政活动中造就了传统行政文化强调统一，力主协同的显著特色;传统行政文化成长于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大文化氛围中，儒学重道德教化，以伦理关系作为调整人际关系的基础，这些方面对传统行政文化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使传统行政文化特别看重做人的道德价值，并强调整体的利益，形成了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主义原则。

(二)专制与民本一体的行政体制。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在这一农业社会中，存在着无数分散小型，以自然经济为主体，商品交换关系不发达的村落城镇，要维持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必须有种高高在上的集权行政体制。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所推行的专制统治，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维持农业经济的稳定。专制的行政体制等级森严、上下有序;要求服从和统一，抹煞个性与差别;重视总体成效，漠视个体利益。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和稳定是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同时产生了“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行政思想。专制与民本一体的行政体制适应了对农业社会的统治要求。民本与专制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构成了两者紧密合一的行政体制。

(三)中庸信条之下的具休行政运作方式。按《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孔子云:“过犹不及”，中庸之道成为传统文化观念中一则根深蒂固的信条。这不仅是人们立身处事的根本，也直接反映在具体的行政运作方式中。表现为力求行政活动不致陷入过份偏离稳定状态的“过”或“不及”，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和平衡。在处理行政事务时，保持稳定，避免极端，反对竞争和冒险。“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传统行政运作方式最为生动的写照。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长期的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如今更表现出鲜明的双重性，优劣互现.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积极性和优点主要是:有利于培养鲜明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向心力;通过行政手段使各种社会因家达到协调平衡;立足于从整体的长远的行政目标出发决定各种行政措施;努力在行政的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群体精神，培育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情操.这些对社会的进少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中国传统的行政文化是在封建的农业社会的环境中产生的，这也带来了它的消极性，直接表现为两大先天的缺陷:一是缺乏与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的有机联系，二是缺乏与市场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其不乏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狭隘保守、不思进取、嫉贤妒能、平均主义的表现。所有的这一切，都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要求影响下建立的现代行政文化格格不入，这些都需要在传统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加以认识并得到解决。

二、对传统行政文化三方面的否定

中国现代行政文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发展市场经济紧密相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因而具有丰富的时代特征与内涵。现代行政文化要求体现这一领域内从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到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变化，而变化的最终完成，必须经历对传统行政文化的三方面否定。

(一)以正确的义利观否定封建伦理至上观。儒家学说作为我国封建社会诸子百家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带有强烈的伦理至上观，它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置于首位，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视为“小人之为”。从历史上看，伦理至上作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从未在社会生活中得到真正充分的实现.另一方面，它是私有制、封建社会的产物，在相当程度上是服务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维护压迫与剥削制度的，它教导被统治阶层重义轻利，安贫乐道，不追求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稳固封建统治，带上了小农经济的烙印.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这无疑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文化观的逐步解体，急需树立起全新的道德伦理规范。因此，“两个文明一起抓”，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我们能正确处理义利两者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使之既区别于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又与封建伦理至上观有着根本的不同，以适应现代社会进步的要求。

(二)以法治、平等观否定人治、等级观。中国古代的行政制度中虽有大量的刑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从中体现了一定的法治原则，但封建专制制度下起到真正绝对作用的只能是人治。法治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走向，而中国现代行政体制所倚赖的法治原则直至令又仍受到“人治”传统的显著影响，成为行政改革中一块大的绊脚石。消除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人治积弊，是建设现代行政文化中的一项长期的工作。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也历来体现着一定的“平均”思想，但无疑与现代行政文化所推举的“平等”思想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前者强调结果的平等，后者则强调起点的平等。现代行政文化中贯穿的平等意识包含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命题之中，是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的价值尺度的变化所带来的，与传统行政文化在小生产基础之上孕育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任人唯亲、因人设事、裙带之风等正形成了激烈的冲突，并必将会实现对后者的否定。#p#分页标题#e#

(三)以竟争观否定中庸之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竟争的时代、发展的时代。我们有不可多得的机遇，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唯有强化竞争意识，不断创新、开拓、进取，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速发展。而深埋于中国传统行政文化血脉里的“中庸之道”，以“致中和”为万事之先，从本质上讲是完全排除和反对竟争的，是对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的一种抑制，在现代行政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摒弃。三、传统行政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广义的文化汤盖了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财富，具体包括人类不断发展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习俗、语文符号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规章制度。思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2页)行政文化作为政府官员或行政人员应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准则，必然要与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同一。因此，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积极向上的行政文化，对于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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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江航运；荆州；农产品；绿色物流

一、荆州市农产品物流发展现状

2011年荆州市全市生产总值1043.12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84.2亿元，占到全市的46.4％，可见农业的发展对荆州经济的拉动有着重要贡献。（1）荆州市农产品物流规模不断扩大，总体发展趋势良好。2010年10月，荆州市被商务部和财政部确定为全国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城市。为落实试点要求，“十二五”期间，荆州市将投资10亿元建设10大农产品配送中心；10亿元兴建两湖综合农产品专业仓储和柳林洲粮油仓储设施；新建和改造15个产地型批发市场；新建扩建冷库22座，组建专业冷藏运输车队10个。同时，力争在淡水产品、禽蛋、西甜瓜、水生蔬菜等特色农产品方面创出国际性品牌和国内示范标准。另外，荆州市投资1000万元构建的“中国农产品商务网”已于同年10月建成，初步探索出农产品流通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转型。（2）农产品物流中心和现代物流设施逐渐增多。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农贸市场在农产品流通中承担着主要零售功能。根据调查显示，荆州市现有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17个，其中，大型综合批发市场1个，综合性批发市场2个，专业批发市场4个，兼营性批发市场6个，产地型季节性批发市场4个，批发市场年交易总量360万吨，年交易额超过280亿元。另外，两湖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闵洪水产品批发市场、楚丰农产品市场和监南农贸市场被商务部纳入全国“双百市场工程”，荆州市现有农贸市场228个，其中荆州城区42个，县级城市56个，乡镇场130个。

二、荆州市农产品物流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不少鲜活农产品频现“农民卖难”与“市民买贵”并存的怪圈。供应链条上的首端是产地蔬菜收购价暴跌，不少菜农血本难归；末端是市场蔬菜零售价居高不下，多数居民不堪重负。（1）基础设施薄弱，阻碍了信息化的进程。农产品的供需矛盾存在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农产品物流涉及从生产、加工、储存、运输到销售的整条供应链，而供应链中各链条交易费用的多寡大小影响着农产品物流的运作和发展。并且荆州市本地的高附加值农产品少，多以初级生产为主，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偏少。（2）农产品物流成本过高，辐射范围较小。我国农产品的零售价和收购价之间存在巨大的差价——3～10倍。其重要原因就是农产品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主要包括：第一是运输成本高；第二是储藏加工保鲜成本高；第三是农产品运输损耗严重；第四是流通中介的运营费用和抽取利润高。基于这一原因，我国农产品的自营物流比重较大，第三方物流发展不够。并且其经营思路是就近销售。（3）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滞后，缺乏有效监督。由于我国采取的是小农经济，各家种各家的农作物，导致的结果是同一品种的农产品形状各异、大小不一和质量不同。这样的就极大的阻碍了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并且导致了在包装、运输和仓储环节上难以形成标准化运输包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大大降低了农产品物流的效率。（4）农产品冷链物流未跟上。荆州市80％以上的生鲜农产品是常温下进行保存、流通和初加工，最多租用廉价的劣质冷库贮藏农产品，结果使农产品品质严重受损。且农产品运输主要采用公路运输，公路运输中80％左右的生鲜农产品通过的普通货车运输，而冷藏车冷藏保温汽车数量少。目前，荆州市冷库储存量只占其库容总量的20％～30％，有的甚至达不到20％。

三、对策建议

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流通成为荆州物流业的生存基础。随着第一利润源——资本和第二利润源——人力资源的盈利空间越来越难以压缩，第三利润源——物流就更为我们获取更多的利益创造了机会。通过调查发现：1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运输需要花费6元到8元人民币，而从上海通过海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航运比公路运输的费用更低一些。因而，本文从长江航运开发来探讨荆州农产品物流的发展。绿色物流并不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从运费来看，水运比公路和铁路运输来看，运费要大大降低，对于低附加值的农产品来说，其成本的降低就能大大增加其产品竞争力。只有成本的降低，对于农业大市的荆州来说，是切实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大事，因而有很强的需求性。

（1）明确发展定位。首先，荆州长江经济带在湖北“一带两圈”战略中处于空间主轴，得江独厚，得中独厚，区位优势明显：黄金水道贯穿全境，长江流经全市483公里，占湖北省长江通航里程的45.4％，是流经和通航里程最长的沿江地级城市，主要城市沿江分布，所辖区域全部处于长江沿线，占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面积的26.7％。岸线资源十分丰富，岸线总长653公里，占湖北省岸线资源的35％，适合建港岸线共384公里，可开发潜力巨大。港航经济较为发达，沙市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成为长江通商口岸，目前全市拥有7个港口，荆州港为国家28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盐卡港区为国家水运口岸、国际集装箱港区和江铁联运中转港。荆州内河通航航道75条，总里程1780公里，2010年，货运量达到1998万吨，货物周转量达到62.55亿吨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1634万吨。湖北省总共航运货运量为9671.1万吨，货物周转量达到281.9920亿吨公里，其中粮食等农产品仅占到了运量的0.7％，为72万吨。可见荆州农产品的水运发展空间很大，并且符合绿色物流，是大有可为的。荆州长江航运的思路：立足湖北、辐射中部、面向全国，加快建设通江达海、沟通国际国内市场的内河航运中心，促进沿江产业结构优化和沿江经济带发展。其次，荆州的主要农副产品在全省占有重要位置，粮、棉、油料、淡水产品、生猪产量均居全省第一位，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棉基地，也是全国最大的淡水产品基地，还是华中地区最大的淡水鱼、禽蛋、香蕉、西甜瓜、姜蒜等农产品集散地。因而，我们长江航运的突破口应该是发展重点产业的集散中转，力图打造湖北的优势产业出口的海陆联运模式。（2）加快发展临港经济。湖北省长江航运滞后于沿江航运大省，其根本原因是湖北的航运市场不大。湖北除武钢年水路运量超过千万吨外，其他企业水路运量均较小。而安徽、江苏年水路运量超过500万吨的企业超过30个，为发展水路运输提供了巨大的货运市场。所以荆州市政府要扶持临港经济的企业做大做强。只有企业有了需求，航运企业才能去增加投资，改善设施落后的现状。农产品品牌驱动效应显著，随着新生力量福娃、洪湖浪的强势崛起，老字号白云边的迅猛发展，央企中纺、中粮的进驻，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措施的引导企业通过航运运输。（3）长江航运走向智能化。过去，我国内河航道建设和管理的重心侧重于“硬扩容”，就是将航道挖宽、挖深或者筑坝收束水流增加水深。但这样做不仅成本高、难度大，而且也有极限。建设数字航道，重点在于“软提升”，即通过加强管理向航道要潜能。这样，也能促进农产品的信息化，凸显与公路运输的区别所在。（4）提高湖北长江航运物流的信息化管理和服务水平。转变思路，从第三利润源要效益。通过采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以制造业和商贸业供应链物流为载体，通过连锁、配送、等现代物流方式，提供货物中转、信息处理、通关商检等便利服务，提高商品的流通效率。增加冷链物流的投资力度，让农产品的货损率大大降低。

参 考 文 献

[1]陈欢欢，李诗珍．荆州市农副产品物流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1108～1109，1112

[2]王松青．依托湖北长江航运物流促进湖北区域经济发展刍议[J]．大家．2010（9）

篇7

关键词：黄宗羲定律 精英主义 政府本位观 软政权化 农民组织化

“三农问题”和“黄宗羲定律”是当前学界、政府及社会人士关注较多的一个话语。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对农村税赋系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历史上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即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改一次，负担就反弹一次、加重一次。事实也多是如此，“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已成为我国经济繁荣中抢眼的暗点之一。如2004年7月农业部出台的《关于切实加强监督管理 制止向农民乱收税费的紧急通知》中就指出，一些地方出现在农村乱收税费、乱罚款和强行集资，挤占、挪用各种政策补贴款，特别是少数地方仍组织小分队强制向农民收缴税、费等现象，有的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1]。正因为此，为使治理的思路及政策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阶段而投向“治本”的高度，我们极有必要站在反思哲学的层面上对先前的求解理念从决策学或方法论上做出一定的检视。一、求解理念上的精英主义思维范式与“政府本位观”的困境无须置疑，“三农”问题和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可以说是政府及学界目前关注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而对于这一议题的求解，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的论者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求解方案。中央政府提出了城乡统筹、解决农民进城就业和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学界就当前来看，总括起来有两种路径：一种强调“改革”，明确地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基本出发点，农民负担在减轻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并保持长期稳定，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另一种则从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工业经济的区别入手，提出要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使每个人都能在经济增长的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一份”的结论。当然，与此相关的，还有论者不断呼吁进行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解放农民的身份；强调农村应当建立与完善农业税费制度以公平税赋，以及建立规范的公共财政体系，优化财税支持结构和提高政府财政效率等论旨。汇总上述的诸种方略和求解理念，若作仔细思考，实际上不难发现，其共通之心路都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思维范式。直接地说，就是问题的解决最终是要依赖政府及其人来进行，强调它们是扭转农民负担过重的力源，而理应是初级行为主体——基层社会的广大农民则无缘参与税费改革运动中，反而是居于被动、坐享其成的位置。这显然是一种官本位，或者说是国家本位的理念。由于体制与观念上的原因，中国人的习惯是任何地方一出问题，就寻求依赖政府来解决。农民问题也是如此，许多人一提到农民问题，就把希望寄托于政府的作用，寄托于政府的力量。这种思路，不仅是与现代化的精神相违背的，而且也是将税费改革成功与否之关键转化成为对政府及其对人的“违规行为”的抑制上来。这样，问题也就在于，政府的管制能力，究竟还有多大。客观言之，现在的各级政府，根本不可能保持上个世纪50年代的政纪政风，因为现时的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政权机构，其扮演的角色已经不在是改革开放前的一个对国家意志的贯彻及对上级指令、政策的服从与执行的“型政权经营者”；而是一个已经转化成为既是国家利益的人，又是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谋利型政权经营者”[2]。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中所说的，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软政权化”，社会普遍缺乏对法规和政令的敬畏，各级政府机构人员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随意释解政府颁布的法规与政令，“常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在违法和抵制法规的基础上，为一己私利进行交换”，同时也是依据自己的私利来决定政府法规和政令的执行与否[3]。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自然也不例外。而且，值得指出的是，税费改革所要革去的也正是这些政策执行者的既得利益。所以，在此约束和政府的“要求”之下，指望已经患上“寻租”饥渴症的“政策工具”来抑制税费的增加，减轻农民负担，不能说是与虎谋皮，至少也可以说是苍白无力！其结果，一方面是基层的乡镇政权在中央政策的驱迫下采取了“强有力措施”以制止农民负担反弹，另一方面又不断增加寻租机会。弄来弄去，最后的受害者，还是弱势集团——农民和低收入阶层。这样的事例，可以说在中央政府的“强令”之下仍是屡见不鲜、俯拾皆是：如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及其附加的征取不易乱开口子，一些地方便在农民的“发展费用”上变换花样、“巧”做文章，在中小学乱收费便是如此，据粗略统计，2002年底至2004年2月底，安徽省价格举报中心接到投诉电话1355个，其中927个反映农村中小学收费混乱。收费名目繁杂，如补收杂费、搭伙费、班费、讲义费、考务费、桌椅费等，有的学校强迫学生缴纳保险费、以“给教师发钱”为名明目张胆地要钱。再如税费征取中的违规操作现象。有的地方把应当“缘事而设、协商收取”的收费项目固定化，且违规多收；有的地方乱立名目、新开口子、加重负担。安徽凤阳县一些乡镇在农民建房办证的5元“工本费”上叠套新费，强制性地累加到了数百元。有的地方仍在继续收取早被废征了屠宰税等税种。有的地方搞了一张看似中规中矩的“负担卡”遮人耳目，卡内卡外两本帐、两张脸。[4]凡此种种，都是以“多收的钱取之于农、用之于农”为由，替违规违法之举找借口、逃脱责任的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寻租”行为。而且也说明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随着乡镇政权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改革开放前比）,它是以更“积极的态度”来扩充自己的政策和制度空间，同时也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和上级政府的政令。这也就是国家凭借“政策工具”或者说是“制度规范”自上而下地要求将税费改革落到实处的困境之所在。经济学已经充分证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绝对不能没有经济利益主体的自主参加，并发挥作用。否则，制度变革的绩效会大打折扣[5]。也就是说，以“官本位”、“政府本位观”等理念为支撑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路径，是税费改革难以彻底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的一个束缚。因此，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改变传统的依赖政府与依赖“干部”思路。也就是说，谁也当不了农民的救星，只有农民放在制度交易的公平地位上才能使其自主地去解放、拯救自己。“救星”、“父母官”的思路是精英主义的，其只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起着某些作用。而且现代化的实质是个人的自主与自由的发展[5]，所以，要从农民个人、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 二、彻底走出“黄宗羲定律”的关键所在——政府与农民社会关系机制的重构如前所言，“黄宗羲定律”的核心是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经历一段时日下降后的“反弹”，即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终而走向改革目的之反面。从这一点来上看，要使税费改革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避免所谓的“积累莫返之害”，其关键应是找出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再次“反弹”的根源所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重蹈历史上之覆辙。众所周知，在传统小农经济时代，拘囿于生产力之水平和有限的土地资源，尽管说经济收益基本上是固定的，但农业和土地仍是历朝统治者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而，统治者的唯一选择就是“以农养政”，由此围绕着税收问题，统治者与农民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即所谓的“零和博弈”，统治者之所得即为农民之所失，统治者得到的越多，农民就失去的越多。然而造成此种格局的根源，简单地说，笔者认为就在于博弈双方处在权力绝对“非对等”的位置上。统治者特别基层的统治者作为国家政权的“人”，手中握着权力，处于“强势地位”，形成了“强势阶层”而且往往也是吃税费的既得利益者；而广大农民则如一盘散沙，居于“弱势地位”和被动状态，没有凝聚和表达自己利益的媒介来与统治者打交道，因而无缘、也不可能参与到改革当中去，只好是任其宰割，或是乞求于能体察民情的“清官”来为他们做主。通常在负担可以忍受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忍”了，但一旦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其反抗便会以“极端的方式”突发出来。由此看来，“黄宗羲定律”能够长期生效的主因：一方面是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缺少一种权势均衡以对基层统治者的“问题行为”加以有效制约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改革造成的“困境”所致，因为变革的推动者、执行者往往也是“吃税费”的既得利益者，变革等于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从这一点上来看，单纯地强调改革、发展经济和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就可以使“黄宗羲定律”失效，似乎有点将农民问题简单化了。这其中的道理很浅显，因为经济发展了，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权利”相对贫困的农民的负担就可以减轻，更不能保证国家的基层人从民众身上所得就可以减少，两者之间没有一种内在必然的联系。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自一开始就是受益者。但是，随着土地联产承包制释放出来“能量”的殆尽和农民比较利益的不断下降，农民负担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凸显出来。其中造成农民负担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乡基层政府机构和行政人员普遍过于庞大，形成农村管理体制的高成本运行，故为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县乡政府自然将财政支出的缺口转嫁到农民身上。虽然中央制定了有关政策和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三令五申地限制地方和基层政府的“乱收费”、“乱摊派”与“乱集资”等“非规范”，但在实际运作中，各级政府为了自身需要，往往还是通过“搭便车”的方式来增加农民应缴的税额和增加收费项目。结果中央的有关农业税负政策并未改变，而农民的负担不但未减，反而逐年增加。农民也只好在“中央政策很好，基层政策好狠”的哀怨中去继续重复昨天的“故事”。可见，造成当今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起因已多少有别历史，但究其实质至少有一点是类似的，就是农民依然是一个“弱势群体” 。处于“弱势地位”而又原子化的个体农民（无组织的多数），是一个社会权利相对贫困（包括与社会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贫困等原因所造成的）的阶层，故无力与控制着话语权的乡镇政府或更上级的政府权力抗衡，更无法与基层国家人进行有效的利益博弈，因而也就不可能对被基层国家人视为“国家行为”的谋利行为及其它不合法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终使他们可以比较便利地逃脱国家的监控而恣意胡为，而农民不能合法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现行的税费改革要想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当务之急就是要由目前的中央制定政策、依靠干部、通过行政权力完成减负的“精英主义”思维范式（领导习惯讲的一句话：“我来解决问题就行了”，及政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全能主义”），向政府供给制度、面向民众、依靠社会力量使“农民自己保护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施政理念过渡，改善政府与公民社会力量的不对称状态（有组织的少数与无组织的多数），克服基层的“软政权化”现象。具体地说，就是要确立乃至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允许和帮助农民组建自己的“中间组织”（如农会、社区性组织等），使之成为凝聚与表达自己利益的媒介，让农民自己能够直接发出与他们人口比例相称的声音；同时也可借这些组织“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方式，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扭转他们在变革中的被动、“坐享其成”的状态，实现对基层政权的充分监督与制约，让其在制度允许的范围中活动，避免部分权力在追求租金最大化的动机下被滥用。惟有这些既能实现农民经济行为的组织化，而且又具有合法性的“实体资源”的大量存在，方有可能使税费改革从其自身所造成的“悖论”（即：先前“吃费税”的既得利益者——县乡干部，作为基层国家人，既是被“革”的对象，又是革自身“命”的变革制度的执行者、推动者）中走出[7]。就此而言，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问题，更不是一个单纯的机构裁并、规章制定的技术性操作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机制的重构问题。因此，税费改革的前途在质上是依赖于这一机制的进展，在现行的“强政府弱社会”（也可称之为“大政府弱社会”）政治体制尚未有真正突破性的变革举措的情况下，税费改革要想彻底地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至少可以说是距人们所希望的是比较远的。总之，“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农民的利益只有农民自己能代表，也只有农民自己才能实现，除此而外，谁也不能真正体现和代表农民的利益。因此，使“农民自己发展自己、自己保护自己”之意识应该成为中央制定各项农村政策、制度和施政路径的一个出发点、着眼点。只有上（中央及各级政权机构）下（基层农民组织、社会力量）协作、互动，才可能克服基层政权的“问题行为”，使国家权威及合法性及时有效地深入到乡村中去，并由此推动乡村社会的治理和经济的进化。为此，必须寻求一种“恰当制度”，以改变基层农民的社会权利的贫困，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社会权利的公正，正如西方发展经济学家鲍威尔森所言：“在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恰当制度的一个中心作用是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如在贵族和农民之间，建立权势平衡，并确保下层次的集团拥有‘杠杆’，即他们能从上层权势那里得到支持。只有当权势得到扩散，才会出现基础广泛的持久经济发展。”[8]否则的话，即使经济现代化了，也不能确保农民在经济增长的“蛋糕”中分得的更多、更大。乡村、农民也只能会在“不是上面的政策不好，而是下边的经念歪了”的话语和“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中去循环演绎着历史上的“悲剧”。因为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政治经济问题，现实是由多种(而不是一种)因素、多种矢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改革只是社会乃至于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社会及改革之间的关系，乃至于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平衡的社会政治结构，其终极也只能会进一步加剧“三农”的边缘化，使之难以获得自主性和能动性而进入现代制度与市场的规范运作，从而无法谋求问题的根本性解决。

参考文献：

[1]农业部．关于切实加强监督管理 制止向农民乱收税费的紧急通知[R]，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 agri. gov. cn，2004-07-04．

[2] 杨善华、苏红．从“型政权经营者”向“谋利型政权经营者”[J]．社会学研究，2001（1）．

[3]参阅[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世界反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4]农业部．农村税费改革的果实不容蚕食[R]，见.cn，2004-07-07．

[5]参阅[美]V•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美]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6]参阅[美]英格尔斯著，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篇8

关键词：内卷 发展 大分岔 中西比较 18世纪

彭慕兰认为，欧洲的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the great p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都与欧洲了无差异。易言之，与过去20年来的学术研究让我们相信的情况相比，1800年以前欧洲的发展要远为低下，同期的中国也更少内卷化。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在他看来，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到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主要是因为英国非常偶然而幸运地获得了易开发的煤炭以及来自新大陆的其他原料材料。

彭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但他的讨论颇有吸引力。它似乎基于这样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即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一内卷的趋向。对许多人来说，它蕴涵了“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欧洲这一很有吸引力的诉求，这种诉求不仅针对欧洲的“启蒙现代性”，也针对我们或可称之为“启蒙经济”的东西。对中国专家来说，它还附加了将前近代中国置于与欧洲同等地位这样一种有相当吸引力的论点。在一些中国学者中间，它甚至可能引起某种民族主义的情感共鸣：近展过程中欧洲的胜利与中国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欧洲的扩张，而非欧洲内在的某种特性。此外，诸如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得以发展之类问题的探讨，在提示偶变性——而非现代化理论主张的单线必然性——方面，似乎也彰显出其方法论上的力度。

然而，我们不能只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情感的原因就简单地接纳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追问：有关证据能否以证明这一观点起码可能是正确的？

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

乍看起来，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不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本文不准备对该书进行面面俱到的评论，而是集中探讨它的核心经验论证，即它涉及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论证。 这是彭慕兰这本书立足的基石所在。

英国的农业革命

彭慕兰认为1800年时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水平大致相当，无论哪一方都不比对方发达或内卷。他的主要经验基础涉及农业资本投入和人口转变动力。笔者将会讨论这两方面的论题。但是首先必须扼要地回顾一下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有关研究和证据，这些正是彭著所完全忽视的。

正如安东尼·瑞格里的研究所示，英格兰在17——18世纪的二百年间总人口增长了110%（从411万万增至866万），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却缩减了近一半，从70%减少到36.52%。换言之，到1800年时占总数1/3强的人口有能力为另外2/3的人口提供粮食。考虑到当时食物进口相对较少，[3] 这就意味着在18世纪“每单位农业劳动力产出”至少增长了3/4。[4]

罗伯特·艾伦在更为直接的证据基础之上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基于庄园调查以及当时诸如阿瑟·杨(Arthur Young)——他于18世纪60年代游历英格兰，记录了几百个农场的详细资料——等人的观察，艾伦提出18世纪期间农业劳动人数保持稳定，而农业产出（包括谷物与家畜）却提高了不止一倍。这场的“农业革命”是在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完成的。艾伦甚至估计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由于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规模效益而降低了5%。[5]

瑞格里鲜明地区分开总产出的增长与单位劳动产出的增长：“我考虑的是那些在实质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无论按小时还是年度来衡量——的变化。”[6] 瑞格里这里所讲的正是拙著中称作的“发展”（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区别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内卷”（指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以及“密集化”（指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增加）。[7] 瑞格里以如此的问题作为结束，即英国农业“在一个久已充分定居的地区上”何以能够摆脱“李嘉图定律”，即单位劳动与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8]

埃里克·琼斯、艾伦和马克·欧维顿（Mark Overton）关于18世纪农业的论述给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答，同时也刻画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鲜明的对照。在圈地运动之前，种植业与畜牧业是分开的。前者在私人土地上运作，后者则在共有土地上展开。17—18世纪圈地的拓展，使生产者得以把种植与畜牧业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系统地结合起来。在典型诺福克(Norfolk)式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体制（该制度在阿瑟·杨18世纪60年代从事调查报告时已成为英国农业的普遍模式）中，粮食作物（小麦、大麦）与牧畜以及其他牲畜饲料作物（芜菁、三叶草）交替种植。[9] 这一制度首先提高了牲畜产量。据艾伦估计，18世纪期间牲畜（除耕马以外）增长了73%。[10] 另据琼斯计算，从1760年到1800年，耕畜以及其他牲畜均有增长，其中耕马增长了69%，其他牲畜则增长了35%。[11] 此类增长也意味着农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畜肥、畜力使用的增加以及饲料作物的固氮作用对土壤肥力的提高。[12] 最后，诺福克制度下的耕地可以和牧场轮流交替，形成“转换型牲畜饲养”(convertible husbandry)，从而恢复或提高地力。[13] 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其他原因，包括种子改良，新牲畜品种、宰牲方法的改进、规模效益等等。但与长江三角洲相比，所凸显出来的变化乃是或可称为单位农场劳动的“资本化”，亦即畜力畜肥使用的增加。

长江三角洲的农业

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区域——大约占总面积的一半，在1816年时人口多达1200万，而耕地面积只有1500万亩，即250万英亩（6亩=1英亩）。这与英国不同，后者在1800年时总人口为866万，“农业用地”则为3560万英亩，还有牧场、草地和公共用地。[14] 而且，相对英格兰种植业、畜牧业混合的农业体制而言，长江三角洲几乎是单一的种植业经济，单位劳动的资本化程度也相应较低。对比愈发鲜明的是，当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资本化不断增长之时，长江三角洲却正往更高的劳动密集化这一相反的方向演变。结果无疑是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亦即我所说的内卷。下面逐一检视这些趋势。

（一） 单一种植业农业

英国农业体系中耕地与牧场轮替，其中耕地又轮流种植饲料作物与粮食；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几乎完全种植粮食。典型的长江三角洲农田种植春水稻，然后是冬小麦。[15] 没有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农田里一般种植棉花或者桑树（下面还有讨论）。只有数量不多的紫云英（红花草）作为冬作物来种植，而且主要是用作绿肥，有时候也会用作家畜饲料（20世纪30年代比较精确的数据表明，在三角洲地区紫云英的种植面积占总播面积的0.9%）。[16] 农户饲养的家畜主要是食泔水的猪，而不像英格兰那样主要是食草的马、羊或者牛。

农业史家都熟知一个基本事实即在既定技术水平下，单位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较之牧畜（即提供肉、奶以及乳酪）能供养更多的人口。卜凯(John Losing Buck)在其就中国农场经济的宏篇大著中提出，这一比率为6：1中7：1。[17] 这意味着在土地数量既定的前提下，如果缺乏重大的技术变迁，高人口密度将最终将排除畜牧业而使土地利用走向单一的种植业的格局。在英国（及欧洲），其农业产出中庄稼和牲畜部分通常情况下大致相等；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至少从17世纪起就已经基本上只生产粮食。[18] 1952年的精确数据显示，当年牲畜（包括渔业）仅占中国农业总产出的11.8%。[19]

18世纪英国的种植业—畜牧业的混合型农业与中国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的基本差异，也解释了两地人民在饮食方面的基本不同。在英国人的典型膳食中，粮食（面包）和乳酪、黄油、奶、肉所占比例相当。[20] 中国人的食谱则主要由粮食组成，再辅以比重较小的“菜”——对农民而言仅包括蔬菜，特殊场合下也有肉（主要是猪肉，间或有禽、蛋）。

饮食之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比较衣着。依靠畜产品供养人口的逻辑同样贯穿于衣着方面，例如，为既定数量的人口供应羊毛远较供应棉花所占用的土地为多。而且，种植棉花要比养羊以出产羊毛要求更多的劳动投入。18世纪的英国人主要依靠羊毛裁制冬装，而同时期的中国农民则几乎完全靠棉衣过冬（虽然上层阶级的确消费不少丝绸）。这也展示出两种农业体系中畜牧业所占比例的不同。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前提下，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农业显然形成了更为“资本密集”的农业体系，亦即单位劳动更多地使用畜肥和畜力，以及增强土壤肥力的饲料作物。而在单一型的种植业农业经济体系中，土地上的人口压力排挤掉了畜牧业以达到单位土地产出的最大化，但这不可避免地通过单位劳动较少的资本投入从而是较低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

日本满铁（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学者20世纪30年代的田野调查留下的资料，清晰地展示出这一逻辑。在30年代的华北平原，一个男雇工的工资实际上限制在和驴价相等的水平，仅相当于马或者骡子（可以提供两倍于驴的畜力）价格的一半。这样，一个带驴佣工的人就能得到相当于两个人的工资。这一等值基于如下事实：农忙时节饲养驴的耗费和人相当，而饲养骡子或马的耗费则是人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农事中牲畜的使用逐渐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即仅仅用于生产周期中那些单靠人力难以完成的环节（主要是犁地）。食用型牲畜（除了猪这种可以喂泔水的家畜以外）饲养也基本被排除。随之，畜肥（除猪粪以外的）使用减少，这进而也意味着必然的低劳动生产率。[21]

琼斯在其有关英国农业的研究中强调了混合型农业体系的重要性。彭慕兰讨论了琼斯的著作及其分析，却声称英国（欧洲）与中国农业在资本投入方面并无差异。他认为英国与旱作的华北平原每英亩的肥料使用“大致相当”（第31—34、302—306页）。这里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论证逻辑。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给定单位面积不同的劳动密集度，再来说单位面积肥料投入在两个地区大致相当，实际上是为中国单位劳动非常低的资本投入事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彭慕兰在这里及其著作中的其他地方，没有把握住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以及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度和单位劳动资本化程度之间的重要区别。

实际上，中国的单一种植业经济采用的肥料本身就与英格兰的混合型经济很不一样。土地的稀缺排除了那些土地需求大的施肥方法，如英格兰的转换型畜牧业所采用的通过退耕还牧来提高地力的方法。即使是绿肥，也由于会占用土地而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因此，紫云英等作物在总播种面积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此外，像诺福克体系中的芜菁与三叶草这类可以肥田的家畜饲料作物也甚少得到采用。无论长江三角洲还是华北地区，主要肥料都是由家家户户各自储积的猪（和人）粪（尿）。虽然施这种肥料尤为耗费人力（特别在运送到田间以及施洒过程），但其土地要求却最少（因为猪可以靠家庭圈养）。

18世纪时长江三角洲地区豆饼使用增加——在海禁撤销之后从东北沿岸经海运而来——应该在这一大背景这下来理解。豆饼是大豆榨油后由豆渣制成的副产品，它在三角洲地区逐渐成为猪粪“基肥”施加之后的辅的“追肥”（有时候则是紫云英或河泥，然后猪粪、而后豆饼的第三通肥料）（第98页）[22] 彭慕兰在这点上错误地提出三角洲农民是为了节省劳动而用豆饼取代猪粪。[23] 李伯重曾基于颇具启发性的数据提出，增加投入使用此类肥料未能促成产量的提高。三角洲地区的水稻产量历经明清两代增长微乎其微或根本没有提高，即使在增加肥料投入之后也始终徘徊在1—3石（1石容量等于100公斤，重量上则大致等于160市斤或176磅）之间。李认为这是由于肥料的的效度递减（或土地的肥力递减）所致：1石稻米产出在明代后期需要53斤（1斤=1.1磅）肥料，清代则要115斤，而到20世纪50年代则已增至200斤[24] 。输入的豆饼肥料很快就服从于这一劳动力丰富型经济的逻辑：其价格涨到较穷的农民无力购买或者只能付出高利从商人手中赊购而得的地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春耕至秋收间的利率为100%）。[25] 因此，劳动回报很快被压低到该单一种植业经济中流行的一般水准。

（二） 劳动密集化

在前现代的牲畜饲养方面，我们可以设想三个不同层次的劳动密集度。密集度最低的是使用草场，其次为芜菁和三叶草等饲料作物，而劳动密集度最高的则为粮食。18世纪英国农业一般结合使用草场和饲料作物，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几乎没有草场，饲料作物也比较少。耕畜一般在家闲时节靠农田“副产”如粮食作物的秸秆和叶子来喂养（亦即“粗饲料”），在农忙时节则辅以粮食这样的“精饲料”。[26] 这意味着耕畜和人在土地生产的有限生存资料上处于直接的竞争状态，亦即今日所谓“人畜同粮”。这是劳动密集型单一种植业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

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除了畜牧业本身，以及英国畜牧业的发达与中国畜牧业相对缺乏之间的差异外，它们在耕作本身的劳动密集程度上当然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可以利用艾伦从托马斯·贝奇勒（Thomas Batchelor）的详细估算中选出的数据，对英国种植业的劳动投入进行初步的估计。那些数据显示，一英亩小麦要求相当于成年男子25.6天的劳动投入，按中国的度量来说是每亩产4.27天。这与长江三角洲每亩7天左右的投入相比较，比率为1：1.6。[27]

在英国农业中，小麦是诺福克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体系中劳动最为密集的一种作物。根据艾伦对贝奇勒数据的计算，这四种作物所需劳动的比率约为4：3：3：1。[28] 而且如我们所见，在诺福克体系下，耕地常在“转换型牲畜饲养”中更换成劳动密集度更低的草场。也就是说，英格兰单位农业土地的平均劳动投入，要比小麦种植劳动投入低一半还不止。

与此相对，冬小麦在长江三角洲是所有庄稼中劳动密集度最低的作物。在这里，水稻所需劳动约是小麦的1.5倍，或为英国小麦所需劳动的2.4倍。[29] 然而，18世纪典型的长江三角洲农户不能单靠种植水稻或者水稻加小麦维持生存。三角洲的水稻单产（所有粮食中单产最高）在每亩1.5石到3.0石之间。这一水平在苏州府的高产地区早在11世纪就已经达到了。[30] 如果我们取2.25石米作为（不同等级土地的）平均亩产量，一户平均拥有7.5亩土地（见下）的5口之家可收获16.9石米。由于每人年均粮食消费至少是2石，因此如果这户人家只种水稻的话，在交付地租之后（通常是收成的40%到50%），则仅仅能够维持其粮食消费的需要，即使我们不计算其他的生产费用。冬小麦略可补助——每亩总收入增加1石，但稻米辅以小麦仍与充分供应家庭总消费相距尚远。[31] 这就是长江三角洲农民转向棉花与蚕桑这类高劳动密集度高产出作物的缘由所在。

在长江三角洲东部地势较高的松江府，18世纪时大概有一半耕地逐渐种植了棉花（有时继以冬麦或豆类）。三角洲其他地区的植棉区则占耕地的1/5到2/5。[32] 这一状况系棉布长期广泛的传播所致：在1350年至1850年间它几乎成为农民惟一的衣料。在这一过程中，长江三角洲逐渐成为其他地区主要的棉布供应地。从水稻转向棉花——即使就中国而言，乃是密集化加剧的一大步。单位土地上种植棉花的所需劳动一般两倍于种植水稻，即上面提过的每亩20个劳动日与10个劳动日之比。这又在小麦与稻米的差异之上加了1：2的差额。

但这仅仅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对于一般的长江三角洲农户来说，棉花的种植不过是他们投入到棉布生产的劳动的一小部分而已。这里的农户一般自己植棉、纺纱、织布，此即众所周知的花—纱—布三位一体的生产体系。一亩棉花一般可出产30斤皮棉，需要共160个左右的劳动日，用来纺纱（91天）、织布（23天）以及弹棉、上浆等（46天），最后生成23匹布（1匹=3.63平方码）。[33] 换言之，如果一家农户将水稻改种为棉花，就需要多投入18倍的劳动。[34] 这与一茬小麦的劳动投入差异达到27：1。

植桑同样如此。众所周知，桑树在三角洲南部低湿稻田的圩堤上广泛种植（部分是为了巩固田圩），形成别具一格的稻桑配合格局。此外，晚明以来，长江三角洲养蚕业大幅度发展，以至出现所谓“桑争稻田”的情形。蚕丝生产的劳动需求包括：每亩桑耕作劳动48天，养蚕30天，缫丝15天。这一系列工作一般在农户家庭内部完成，类似于植棉—纺纱—织布（虽然丝织由于其织机昂贵的资本要求而通常在城镇里进行）。如此一来每亩总共就需要93天劳动，而水稻则只需要10天。换言之，对将稻田改作以蚕丝生产为目的的桑田的农户来说，劳动增加了大约9倍。[35] 这与一茬小麦的差异是13.5：1。

综合这些劳动密集度上的差异，我们就能理解18世纪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场平均规模的差别：英国南部为150英亩，北部为100英亩，[36] 而长江三角洲平均起来仅为0.92 英亩到1.58英亩（即5.5亩到9.5亩）。[37] 如果我们取简单的平均数，则差异为125英亩与1.25英亩，即100：1（如果不是拿长江三角洲与英国比较，而是拿旱作的华北平原的话，差异仍达125英亩比3英亩，即42：1）。[38]

另一种考虑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差异的方法是比较农业人口的人均农业土地。19世纪初英国为11.3英亩，而长江三角洲为0.25英亩，也就是45：1的差别。[39]

上述劳动密集度、农场规模以及人均农业土地等方面的差异，不仅对农业，而且对农村手工业以及收入和消费各方面的内卷与发展，都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而这些基本的情况，在彭著中是完全没有讨论的。

（三） 内卷

彭慕兰断言长江三角洲地区在1800年并没有经历比英国更为严重的人口/资源困境。但是，在前现代农业的技术条件下，上述密集化程度的差异真的不会带来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亦即我所谓的“内卷”吗？显然，作为一个有机体，土地的产出是不会随着劳动投入增加而无限增长的。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虽然也强调农业总产如何伴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但他仍然认为增加了的土地产出通常是以劳动时间的不相称增加为代价而获得的[40] 。

由于施行两熟制，长江三角洲耕地面积（区别于播种面积）的单位产出自然高于英国。在长江三角洲，每英亩水稻加冬麦的产量为13.5石米（每亩2.25石）及6石小麦（每亩1石），亦即19.5石的总产出。与之相较，英国每英亩小麦产量为21.5蒲式耳，即大约7.6石（1石=2.84蒲式耳）。用磅来度量，长江三角洲每英亩的产量约为3432磅，而英国则约为1290磅。[41] 这样，长江三角洲与英国单位土地粮食产量的差距约为2.7：1。

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产出差距是靠更大的劳动差异获得的。如果比较劳动生产率而非土地生产率的话，这个比例是会倒过来的。如前所述，英国的小麦是以较少的劳动力（4天，相对于长江三角洲的7天）来获得较高的产量（每亩1.27石，相对于三角洲的1.0石）的，结果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就是2：1。

在长江三角洲内部，冬麦的种植和一年一季的水稻相比，本身就意味着内卷。水稻10个工作日的产出是2.25石，亦即每日0.225石，而小麦7个工作日的产出是1.0石，即每日才0.14石。换言之，长江三角洲从一年一季水稻改为稻麦两熟，即已降低了农业单位劳动的报酬。

然而，长江三角洲的内卷主要还不是体现在小麦，而是体现在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丝、棉生产当中。我们知道，纺纱——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户的花—纱—布综合生产体系中最为耗时的环节（160天中的96天）——的收入，仅仅相当于耕作或者织布所得（这两者每劳动日所得大致相同）的1/3到1/2[42] 。这意味着当一家农户从水稻改种劳动更密集的棉花时，是以少于水稻的每劳动日平均报酬来换取单位土地产出的增加的。这正是我在拙著中所说的“内卷”和“内卷型商品化”的部分内容。

同样的逻辑当然也适用于养蚕业，其生产过程中通常由妇女完成的养蚕和缫丝部分的报酬仅为农业劳动的一半。根据李伯重最近的计算，每亩桑田的净利产值为稻田的3.5倍，而总劳动需求如我们所知则是稻田的9倍。[43]

显而易见，内卷及内卷型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情形正好相反。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当然可以通过采用内卷的运作方式（棉、丝生产）来提高农场总产，因为这将意味着就家庭劳动而言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尽管平均每日劳动报酬减少了。此即我所谓没有发展（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就总产而言）。就一个一定规模的农场来说，内卷可以藉使用迄今未得到就业或低度就业的家庭劳力（妇女老幼）从事低报酬劳动来提高家庭的年收入。这一过程我称之为“生产的家庭化”。内卷甚至可能以超越劳动日报酬递减的比例而增加劳动日数来提高每个耕作者的年产出和收入。但诸如此类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局限，应该与“发展”清晰地区分开来。“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

正如我在1990年的著作中所澄清的，内卷化农业构成了灿烂的中国传统文明与落后的近代中国经济这一矛盾事实的基础。[44] 在被有限的食物供给所控制的前工业化地域范围内，一个拥有（非内卷的）100万人口以及生存所需30%以上剩余的地区，可以供给一座30万人口的城市（即相当于中世纪伦敦的规模）；而拥有内卷化了的1000万人口以及只有10%剩余的同样面积的地区，则可以供给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即唐代长安鼎盛时的规模）。[45] 这或许就是复杂的城市体系、发达的文化和成熟的国家机器的逻辑基础。然而，鉴于下面即将予以澄清的因素，正是这内卷的经济，意味着对现代节约劳动的农业资本化的抵制和随之而来的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维持，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低收入。这就是我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观点的核心所在。

上面已经提到，由于没有对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进行区分，彭慕兰误解了我的内卷概念的涵义。他在书中别的地方把内卷等同于一个简单的描述性概念，即在生存界限之下的劳动报酬和简单的贫困化（附录E，第320页）。然后，他进而又坚持用不切实际的纺纱与织布收入来批驳已被错误理解的内卷。他先是错误地幻想生产布匹的7天当中有3天用于报酬较高的织布（第322页），而事实上织布仅占7天中的1天时间，另外4天用于低报酬的纺纱（彭遗漏掉的是弹花及上浆等要花费2天的工作）。然后，通过幻想出一个高度发达的棉纱市场——事实上直至20世纪现代纺织厂出现才真正有了市场化了的商品纱，他又把属于例外情况的只织布而不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农民当作典型的农民生产者（第102、322—323页）。正如徐新吾所表明的，迟至1860年，中国所消费的棉纱还只有不到15的份额是从市场上购买的。[46] 对长江三角洲基本生产状况的这些误解，导致彭慕兰得出了他对棉布生产收入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估计（详后）。

转贴于 注释

* 在此我谨向下列同人致以谢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斯蒂芬·哈勒尔(Stevan Harrell)、艾仁民(Chris Isett)、李放春、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苏成捷(Matthew Sommer)、张家炎、Jorunal of Asian Studies的三位审稿人（罗威廉[William Rowe]和两位匿名评论人），以及特别是白凯(Kathryn Bernhardt)、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夏明方。他们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评论。此文由我的博士生李放春翻译，谨此向他致衷心的感谢。译稿由我自己五次校阅，基本准确。

[1] K.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 China， and Making of the Mor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31—34.为节约篇幅，以下凡引彭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2] 埃里克·琼斯(E. Jones， Agriculture 1700---780. In F. Roderick， 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ume 1: 1700——1860， Cambridge ，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66—86)、罗伯特·艾伦(R.Alle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oderick，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roy of Britain Since 1700， Second Edition， Volume 1: 1700—1860.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96—122)以及安东尼·瑞格里(E.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y， xv :4 (Spring 1985); 683—728)均已指出，有关18世纪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数据非常少。大多数关于“英国”的研究主要基于取自英格兰的数据。这里我也按照他们的做法而不试图对英国与英格兰做过分明确的区分。

[3] 据琼斯估计，大约仅占食品消费总量的10%（Jones 前引文，第68页）。

[4] Wrigley前引文，第688、700—723页。

[5] Allen 前引文，pp. 102，104， 107。当然，艾伦在他1992年的著作中讨论了两次农业革命：17世纪的“自耕农革命”和18世纪的“地主革命”（R. Allen， 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 Wrigley前引文，第728页，注38。

[7] P.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以下简称Yangzi Delt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P.1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1页。

[8] Wrigley 前引文，第726页。

[9] Allen 前引书（1992年），第111页；M.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gnland : The T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

[10] Allen前引文（1994年），第109、113——114页。

[11] Jones前引文，第73页。

[12] 此外，芜菁也有抑制清除杂草的作用(Overton前引书，第3页)。Overton在同书第118页提供了诺福克体系整体效果的定量表述。

[13] Overton前引书，第116——117页。

[14] 这些数字所指包括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及无锡县与江阴县，但不包括其北的通州、其南的嘉兴与湖州府，以及常州府的其余部分。这中间的一半是我1990年的那本著作论述的中心。这里给出的数据采自Huang，Yangzi Delta 附录部分，表B.1，第341——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39——340页。英国人口数字采自Wrigley 前引文第700页。“农业用地”数据指的是英格兰与威尔士，采自Allen 前引文第104页。

[15] Li Bozhong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以下简称Jiangna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 pp.39——40，50；参较第6、15页。

[16] （清）姜皋：《浦泖农咨》，上海出版社，1963年，第7页（上、下）；陈恒力、王达编《补农书校释》（即《沈氏农书》（无出版日期），以及张履祥的《补〈沈氏农书〉》），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5页；0.9%的数据来自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an :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7）第178页。需要注意的是，紫云英比首蓿更为常用。

[17] 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P.12.

[18] 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姜皋前引书。

[19]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

[20] J.Drummond ， A. Wilbraham， The Englishman’s Foo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8[1939]，pp.206——210。

[21] P.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an (以下简称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8章，特别是第148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53页。

[22] 参见如姜皋前引书，第7页（上、下）。

[23] 感谢艾仁民提醒我注意到彭慕兰的这一错误。

[24]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的程度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25] 同李伯重上引文；另参Huang ， Yangzi Delta ， pp. 130——132；黄宗智《长江》第133——134页。为了论证长江三角洲地区较早的发展以及“肥料革命”，李伯重改变了以前的结论。他引用包世臣观察到的每年有“千余万石”“豆麦”从东北运往上海，并主张这一数字采用的是东北的计量单位（关东）石，等于通用（江南）的2.5市石（Li Bozhong ，Jiangnan， p. 114， p. 209n. 35，引自吴承明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5、657页）。因此，他提出18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运往上海的“麦豆”实际应为2500万石。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估计很可能有2000万石左右的大豆留在江南使用，最后得出结论：如果输入的大豆的豆饼全部投入到水稻生产中的话，每年2000万石的豆饼将可以使水稻总产增加4000万石，亦即每亩产出增加1石。此处有一系列很成问题的跳跃性分析。首先，包世臣“千余万石”多半不是关东石。李伯重所借助的吴承明本人在同一观察基础上计量国内长途贸易时就视之为通用的市石（吴承明编前引书，第273页）。其次，该数据并非只指大豆，而是“豆麦”，而其中的大豆多半有相当部分用于制造豆腐和酱油而非豆油与豆饼肥料。第三，即使我们权且接受李的主张，即所有大豆都被用作榨油而出产豆饼，也不能认为所有或者大部分的豆饼被用作了肥料。正如李自己说：豆饼大部分是用作猪饲料（从而只是间接成为猪粪肥料），而没有直接用作肥料（Li Bozhong ， Jiangnan， p. 114）。李伯重在这个新论中没有讨论他本人以前提供的关于肥料回报递减的证据。

[26] 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第86、88页；Huang ， North China ， P. 148；黄宗智：《华北》，第153页。

[27] 这里的英国劳动投入数字系通过艾伦的总劳动耗费除以他的日平均工资数字而得出（Allen前引书，1992年，第158、162页）；参较T. Batchelor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Bedord (London : Sherwood ，Neely ， and Jones ， 1813)， p. 582。

[28] Allen前引书，表8——3，第158页。

[29] Huang ， Yangzi Delta ， PP. 84，125；黄宗智：《长江》，第83、127页；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tatistics ， p.314。

[30] Huang， Yangzi Delta ，p.89；黄宗智：《长江》，第89页。

[31] 关于长江三角洲18世纪时的小麦产出，见姜皋前引书第10页（上）；参较Li Bozhong ， Jiangnan ，p. 124。感谢艾仁民提醒我进一步说明总产与净产的不同。

[32] 见李伯重引叶梦珠17世纪末语（Li Bozhong ， Jiangnan， p. 52）。关于稻麦两熟制，见同上书，第52—53页。20世纪30年代的系统数据表明，松江府超过60%的耕地种植了棉花，太仓为40%—60%，而嘉兴为20%—40%（Huang ， Yangzi Delta ，图4，第26页；黄宗智：《长江》，第25页）。

[33] Huang ， Yangzi Delta， pp. 46，84；黄宗智：《长江》，第46、84—85页；吴承明编前引书，第390页；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以下简称《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34] 如果我们把伴随水稻耕种的副业生产（主要是用稻秆搓制草绳）所需劳动——每新加坡需要8天也考虑进来对这一数字加以修正，比率将仍然达10：1（Huang ， Yangzi Delta， p. 84；黄宗智：《长江》，第84页）。

[35] Li Bozhong ， Jiangnan ， pp. 9095，148；Huang ，Yangzi Delta ， p. 79；黄宗智：《长江》，第79页。或5：1，如果我们将草绳制作算入的话。

[36] Allen 前引文，第99页。

[37] Huang ， Yangzi Delta，附录的表B.2，第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40页。

[38] Huang ， North China，附录的表B.1，第322页和表C.1，第327页；黄宗智：《华北》，第330——331、337页。

[39] 英国的数字基于瑞格里的314万“农业人口”的数字和艾伦的356万英亩“总农业用地”的数字(Wrigley前引文，第700页；Allen前引文，第104页)。长江三角洲的数字系由1.25英亩的平均农场规模除以5口人的平均家庭人数得出。或者，如果我们估计1200万总人口中1000万人为农业人口，而使用的耕地总面积为250万英亩的话，可以得到同样的数字。

[40] E. Boserup，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 Chicago: Aldine ， 1965，第4、5章。

[41] 英国的小麦产出采自Allen 前引文（1994）表达式5.7，第112页。这里的18世纪英国温彻斯特（Winchester）蒲式耳（35.238公升，不是相当于36.3678公升的帝国蒲式耳）与中国的石（100公斤）——二者均为容量单位——之间的等量重量磅数当然只是大约数字。英国史学家一般采纳1蒲式耳小麦相当于60磅重量，亦即每石170.4 磅；这与中国1石稻米的重量（160市斤或者176磅）相当接近。我感谢罗伯特·艾伦为我澄清了英国的度量单位。

[42] Huang ， Yangzi Delta，pp. 84——85；黄宗智：《长江》，第85页。

[43] Li Bozhong ， Jiangnan ，pp. 95，148；另参Huang ， Yangzi Delta，p.54；黄宗智：《长江》，第53页。尽管李伯重自己提供了证据，但他不认为存在内卷。

[44] Huang ， Yangzi Delta，pp.332——333；黄宗智：《长江》，第331——332页。

篇9

一、中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

1.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思维艺术，其整体有机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以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2][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艺术，形成为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艺术的特点，按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解释：“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3][1]从仅仅可能的真实性中“抓住各种可能的变换，并且只凭想象或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4]③并引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构成假说——演绎推理程序。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在几何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揭开了这种思维艺术的序幕。英国著名希腊数学史家希思在总结泰勒斯在几何学上的发展的贡献时指出：“几何学开始成为建立在一般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5][1]毕泰戈拉及其学派推进了这种思维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同时，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绎为特征的思维艺术。后来欧几里德又进一步把这种思维艺术贯彻和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艺术。

这种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艺术，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的伟大成就。正由于这种思维艺术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使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并末能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艺术，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肯定和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这种思维艺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总之，西方思维传统中既有整体有机思维艺术，也有形式思维艺术，但后者长期以来占着主导地位，并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这种思维艺术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就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即辩证逻辑发展。即便这样，这种形式分析思维仍未丧失其价值。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腊和15、16世纪以来，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明证，因此今后还可以继续作出贡献。就西方来讲，当前更为需要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进入需要进行广泛综合的时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因此“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6][1]只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

2.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一样，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人类思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特征，正确概括和科学评价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长处和短处，探索它在现时代的转换趋向，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指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或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在于经验整合型的主体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辩证思维;就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两者的相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面貌。中国传统思维的经验综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对象因素;突出了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却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辩证思维。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7][1]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最显著优点在于辩证思维。这种辩证特性，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这表现在思维艺术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开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提出了“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

显然，传统思维艺术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价值和意义。除上述辩证思维对我国古代科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经验整合型的整体思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也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它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至于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

首先，必须补上形式思维这一环节。正如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这一环节一样，在思维的发展上，我们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维”这一阶段。而且，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经济上的“商品化”与思维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几乎是同步产生的，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形式思维把人类思维从笼统的整体性推向细节性、定量化，体现出思维的精确性。黑格尔把思维的形式化过程称为“知性思维”或“理智”。辩证法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说，没有发达的知性思维过程，就不会产生作为对知性思维的扬弃的辩证法。现代的辩证思维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对照我国传统思维艺术，不难发现它的要害之处在于缺乏知性思维的充分发展这一环节。它的优点是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但却是立足于直观性、类比性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扬弃”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维。明朝徐光启意识到了中国思维艺术的这一弱点，认为西方科学的长处在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把这一思维方式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而中国人没有掌握住这一“金针”。因此，加强我们思维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确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华民族思维艺术水平，把朴素的辩证思维提高到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和阶段。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知识。严复在比较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时，认为就思维对象或内容而言，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就在于以“古纸堆”为对象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区别。西方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并无超越中国人之处，后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国人则皓首穷经。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真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状态：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尽管四大发明源于中国，但却没能引起科技变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思维艺术的巨大变革。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现，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维传统，提高思维艺术水平，必须要从“古纸堆”中跳出来，改变轻视、打击和冷遇科学技术的恶习，要象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钻研和认真学习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思维的成果，以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使之更为科学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改造传统思维过程中还必须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现代思维的水平上对思维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对思维艺术的调整改造，无需简单重复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运用的观点，站在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高度上，对西方已经走过的思维道路以及现在的思维趋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水平上，自主地展开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艺术的交流。在现代的信息条件下，人类思维正不断趋于同步化;但这种同步性、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我们要形成的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维艺术的变革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思维艺术的变革决不是单项的，而是社会整个变革中的一项。现代思维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与行为、生活和活动的紧密结合，并具有较快的转化节奏和周期。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8][1]思维艺术的变革本身，就是人们要求变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体现;思维艺术只有与活动方式结合起来，才展现出变革的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辉历史。挖掘埋藏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宝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开放性的现代化思维，不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维进行交流，也需要吸取传统思维中的精华。可以确信，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鉴的珍品，并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异彩。

二、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思维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艺术，并不能全盘否定、先前的思维艺术，正如高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并不能否定低级的机械运动的作用一样。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艺术，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只是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不宜硬去比较孰优孰劣。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思维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之间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思维艺术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势。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有必要将中国与西欧两种学术思潮及思维艺术变迁的基本路线作个粗略的划分：

在中国，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兴起，为中国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开源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时期;大约公元前206－公无1644年，即由两汉儒学经术的发展经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直至宋明思辨“儒学——理学”，为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以带神学色彩的儒学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与今文经学至对儒学的批判，是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在西欧，从大约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腊英雄神话时代到古典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启蒙兴盛，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觉醒的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僧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的时期;从大约公元1100－1600年，即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导致的文艺复兴到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理性复活和科学兴起的时期。

上述中西方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变迁的脉络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国，带宗教色彩的儒学——理学统治时期比西欧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更长（约长800年）。不过，就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以人伦为中心，呈现出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体互溶的致思倾向;而西方传统思维艺术崇尚自然，呈现出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代的灾难性气候，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人们无力战胜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间的英雄。随着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人伦、轻视自然的倾向也由此而萌发。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维中，这种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的特征，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以逻辑的格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致思倾向，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显著特点。愈到后来，这种思维艺术就愈成熟，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思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与中国人文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从狭义上说，由这种思维艺术所建构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学”。

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特点。但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的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练就的思维艺术，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种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致思倾向，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认识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发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的准绳，“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括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其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符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伦常秩序（“礼”）不是由外面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个人通过修身、内省自然地推出来的，因而个人也就自觉地、诚心地服从它。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视野之外了。思维的中心内容，便只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是农业——宗法社会里思维艺术的典型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内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一般来说,主导方面是将自然包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以人为天，天人合一，还原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自然界）的界线划得很清，因此他们有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人则基本上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划出鸿沟，在传统的思维艺术中，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当然，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将两者分离的。

中国传统的思维艺术，从反天道、重人道，发展到将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体互溶，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一个基本倾向。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赐，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却不象中国原始民众那样始终受到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9][1]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廖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纯粹的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方面的长期落伍，固然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不在自然界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发反过来促进了思维艺术的发展。在古希腊，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世界被看成是从某种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思维艺术上，就表现为天然的纯朴的形式，表现为整体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到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力学和数学，各门自然科学正处在材料的搜集阶段。这种状况影响到思维艺术，就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18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各学科互相综合和渗透的阶段，自然科学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的和循环中运动着。”[10][1]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西方思维艺术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为视觉焦点的致思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而西方思维艺术则具有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特点。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都极低，原始人对自然未有精细的认识。在原始人类面前，自然界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力量。同时，原始人分化主客体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这一时期的思维就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

这种特点，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思维艺术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天然纯朴”的“天才直觉”的思维艺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5世纪以后逐渐被一种追求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的思维艺术所代替。在中国，自然科学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却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即没有象西方那样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学的停滞不前，以及农业型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大一统”宗法社会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却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有代表性的特点。

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内倾性;而直觉性则与内倾性有密切的关系。内倾性强调向内寻找，如“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等，这种内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确的言语表达，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们也就只能靠感觉、体验、意会、领悟来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逻辑思维的成分，因而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直觉虽然直到现代仍然是人类多种思维艺术的一种，在认识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维和实践活动在认识的作用，这样就歪曲了直觉思维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在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形态，没有一个分门别类作精确研究的阶段。进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整体性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是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整体性思维把世界看成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体，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转的过程。它注重自然和谐，习惯于融会贯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张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结合为一体，主张人参与自然界;自然界渗透于人“心”，所谓“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代思维虽然也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但它是在认识各个细节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科学把握。而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并没有经过对整体的剖析，其思维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朴素的认识阶段，因而有待向现代思维靠拢。

朦胧猜测的模糊性。以整体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固执于对事物的质的判断，而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准确清晰而往往带有朦胧的猜测成份;其思维范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方法上，则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这种思维艺术只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事物的模糊整体图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综观人类思维发展的全景，这种思维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发展。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应的场合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维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联系，与这种思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地渐进发展;而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却不一样，古希腊思维传统和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明显差别。近代以后，由于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思维艺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传统，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以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为特点的思维艺术。

以古代科学以经验为主不同，近代科学以理性为主，十分重视实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个方法的创始人是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他看来，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此实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本身就是实验的科学;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须用大量事实作依据，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单一的、个别的东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论。培根开创的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例证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维艺术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维艺术除了突出实证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形成了局部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从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是西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发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学，它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第一门独立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的，每个学科都只看到自己领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机械力学规律被片面夸大并用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培根和洛克最先把这种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带到哲学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运用和发挥，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西方思维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和量化发展，也带来了思维艺术上的精确性特点。近代数学的巨大发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学、力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领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近代的力学家几乎都在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实证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某一理论的建立，必须有精确的经验事实支持。这种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维艺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无论什么结论，西方人几乎都会问：有没有数字根据？统计是否精确？

西方思维艺术的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却难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实证性和精确性原则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对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阻碍对世界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

第三，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疏于逻辑推理，忽视理论体系;而西方思维则强调逻辑推理，重视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维中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万物化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对象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描述。中国传统思维虽然能系统地整体地思考对象，但却不注重逻辑推理。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往往通过体验、意会和领悟，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诚然，在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想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如先秦时期的辩者派和正名派，特别是辩者派中的墨辩逻辑，就曾兴盛一时。在先秦逻辑思想中，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有较发达的辩证逻辑思想，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萌芽。墨辩逻辑的“三物”（故、理、类）理论，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终究是不发达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国的逻辑思维不象西方那样有关于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墨辩》虽然是一部逻辑的著作，其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其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艺术，往往与伦理的规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术思想紧密相连，并屈从于伦理和政治，这样就削弱了对逻辑思维艺术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逻辑理论，大都偏于对某些概念、命题的论争，如名实之争，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争论等。同时，在说明一些逻辑观点和方法时，仍然采取“设象喻理”的办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艺形式等形象思维方式阐释甚至代替逻辑规则。其四，“设象喻理”的思维方法妨碍了逻辑向符号化、形式化发展。在中国先秦之后，逻辑思想基本陷于停顿，纯逻辑研究几乎没有了，更谈不上如西方那样发展到近现代逻辑，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

由于疏于逻辑推理，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强调“实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这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重现实，重人伦，强调理论必须维护伦理纲纪，必须有益于政治，认为探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用。而西方学者往往并不注重学术理论与人们实际利益的直接关联，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1]西方很多学者都是为了纯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这种学术传统使很多著名的理论体系得以诞生。而中国学术史上，这方面却是个弱点。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宏观、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而是采用“设象喻理”、“微言大义”、“语录体”等表达方式。“语录”需作详细注释、发挥，“微言大义”之义蕴何处也不很明确。因此，中国有一门独特的学问，称之为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理论体系的贫乏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这种状况。

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现代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在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以后，英国培根对逻辑学又作出了重大发展，他针对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他的归纳逻辑运用了“三表（本质和存在表、差异表、比较表）法”，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广为契合法、差异法和共变法，同时还创立剩余法，发展了归纳逻辑。逻辑思维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达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试图建立形式的演绎逻辑，并在逻辑的符号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为数理逻辑的先驱。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使逻辑形式化有了重要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化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即构成了最早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到2O世纪30年代，现代逻辑又取得了几项辉煌的成就。

西方现代逻辑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重视逻辑思维的传统在西方思维艺术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这种思维传统与中国思维传统相比较，就会看到，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现代逻辑的所有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国思维传统和西方思维传统的明显差别。

西方思维除强调逻辑思维外，还非常重视理论的体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着重发展知识论。各种理论体系象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亚里士多德以博学著称，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各个领域的知识汇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每一领域的知识也自成体系。在他之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到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形成了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则是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法国笛卡尔不仅建立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体系，而且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以及以几何学为标本的理性演绎方法体系。英国洛克在巨著《人类理智论》中建立了庞大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理论体系。德国人更不愧是构造理论体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著名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视知识论理论体系，理论自然科学的发达和哲学派流派的蜂起说明了这一点。

2.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经济文化背景尤为突出。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思想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就是说，思维艺术的起源和演变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产物，其最深厚的基础固然如马克思所说是“尘世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等，则是这种精神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分析中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背景，我们既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探究思维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从思维艺术所依附的社会子系统着眼，透视社会文明状态对思维艺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开放性的海洋环境不同，其特点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闭。自然的隔离带来与外部社会的隔离。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包括思维）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另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上述诸条件下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艺术迥异的中国传统思维艺术。

在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各民族、各国的思维艺术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分析西方思维艺术的产生条件，只能根据有比较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对思维艺术的影响，论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海上交通发达，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的开放带来向外部社会的开放。第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第三，在整个欧洲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而是小国林立，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混为一体，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欧洲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广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个体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相异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思维艺术。

三、中西方思维艺术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

1.中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条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艺术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产生过整体的、模糊的、直观的思维艺术，都把世界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把某种具体的物（或现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朴素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维艺术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思维艺术发展的轨迹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思维艺术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融汇合流、协同发展的趋势。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融汇发展，是以现代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是在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使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迅速接近和共同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为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沟通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觉地反省自身，博采对方之长，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思维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它对自身不断完善的要求，则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艺术，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过程中，这两种思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思维就不能充分地、科学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维自身也就停止了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正如人类的实践发展是不会停止一样，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质是综合思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使人类思维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个思维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思维艺术的互相取长补短、融汇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2.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容

中西方思维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文与科学并重。中国思维传统重人文，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西方思维传统重科学，以自然规律为视觉焦点;这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和科学互相渗透，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不可分离。即：人文领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科学领域中则摆脱不了情感因素和价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是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互相对话，互相吸收和互相补充，愈来愈显示出汇融的趋势。注重科学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愈益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如关心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自由等。在中国，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深刻反思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大胆的开放政策使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跨进国门，科学主义盛行起来。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一向重视人伦纲常，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某种理论时，不仅要问：它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如何？而且还要问：它是不是科学的？它有没有严格精确的论据？

正如中国思维艺术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主义传统一样，西方思维艺术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文主义传统。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社会，认为社会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注重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社会和群体的分子，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前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最后把人归于自然性;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本性，进而把自然也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两种人文主义，在当代也有融汇的趋势：西方人逐渐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则开始强调个体人格。

其二，模糊与精确并重。一般认为，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精确性是近代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思维的固有特性，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思维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是朴素的、粗浅的，抑或说是不得已的，当时的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对世界总画面的细节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体。不仅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本身也是模糊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想精确而不成的时代。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则不同，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基础上，同时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发展的某些模糊过程和环节。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精确而模糊的时代。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维本性的一种表现，它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维艺术那样在近代受到过精确的扬弃，因而直到今天，中国思维艺术中的模糊性仍带有古代朴素的色彩。

人类思维的本性要求精确地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确性，试图使认识尽可能真实地接近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精确性也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此精确性是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真实地存在许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性。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现代模糊思维的两种形式。传统数学竭力追求精确性，排除模糊性，结果遇到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2O世纪60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使数学获得重大发展。模糊数学精确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手段，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精确数学所做不到的。模糊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扬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维手段。传统逻辑是二值逻辑，它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对任何命题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断，不考虑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值的模糊的判断。因此模糊逻辑便应运而生。

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

其三，归纳与演绎并重。在西方哲学史上，归纳的传统和演绎的传统都是存在的。近代欧洲发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反对演绎法;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锐对立的两派哲学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当时，归纳法与演绎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倾向。洛克把理性演绎隶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对演绎法作出了经验主义的解释。莱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绎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抛弃了“理性直观”的绝对性，容纳了经验归纳法的某些内容。这段历史事实证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离。归纳法的缺陷在于，从个别的单称陈述推出一般的全称陈述并无逻辑必然性。演绎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性程度总是超不过演绎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绎的前提从何而来是演绎法本身无法证明的。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必须互相补充，同时并重，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重演绎轻归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和同”、“动静”、“常变”、“体用”、“本未”、“一两”、“理气”、“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进行理性演绎的概念范畴。当然，中国传统演绎法与西方有所不同，意会、领悟的成分比较多，不象西方那样重逻辑、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归纳和演绎问题上有两点不足：一是轻归纳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绎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思维领域中，片面地偏重归纳或演绎都违背思维规律，现代思维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使两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汇。

其四，横向和纵向并重。思维本身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宇宙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思维的对象，这是思维的纵向性;从空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遍布宇宙，宏观和微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思维客体，这是思维的横向性。

对于任何思维对象，纵向把握和横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前因后果，人们必须从过程中即从时间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与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参照系列，人们又必须从横向对比中即从空间跨度上把握它。纵向思维把思维者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能鸟瞰事物运动的全过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时性差异。

在西方，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传统，因此很少有思维的地域性屏障。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人思维的横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在中国，由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因此偏向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现代思维正将两者结合，成为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思维。

其五，直觉与逻辑并重。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艺术。直觉思维是人通过知觉对事物进行瞬时的、直接的选择和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逻辑思维则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在理论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艺术的必要环节。就直觉而言，有古代直觉和现代直觉之分。古代直觉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现代直觉则建立在敏锐的知觉能力、明确的思维定势和丰富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说明了直觉的科学性。

在现代思维艺术的发展中，直觉与逻辑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补充的趋势。直觉思维可以在瞬间“恍然大悟”而体验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强，效果难以保证。逻辑思维可以对事物进行严格科学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论可靠，其缺陷是中间环节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时效果。直觉思维的长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短处，直觉思维的短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长处，两者结合起来，则成为比较完整的思维。

在现代思维中，直觉和逻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使直觉思维有了更多的直观形式和渠道，更为完善化。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逻辑推理过程高度简化、形式化、自动化，经过反复练习，人们凭直觉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直觉思维进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规律也逐渐被人们所揭示，并被人们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运用到科学发现和生产实践中去。

其六，形式化趋势。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现的成果，它是现代思维艺术的重要标准。所谓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描述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并暂时撇开符号代表的意义而仅着眼于形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维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形式化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人们对于思维规律有比较透彻的把握，能用简洁的符号表达它的复杂的本质联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统，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统有运演的逻辑基础;再次，有严整的演绎理论体系，以适应推理方法与符号公式之间的转换，最后，有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思维的形式化过程，是思维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过程，也是思维的分解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科学要求语言无歧义地表达概念，用最简明的方式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形式化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它用符号准确无误地表达某个概念，用符号化的公理系统清晰地揭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越过了自然语言的障碍，使思维更加精确化、客观化。现代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数理逻辑的诞生，它为人类思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形式化思维艺术由于舍弃了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只着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维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形式化思维艺术在科学理论的研究甚至科学理论的发现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形式化思维还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思维元素用符号表示，思维过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代替，这样便能输入电子计算机，使电子计算机成为能够“思维”的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维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思维的社会机制和生理、心理机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以至于能通过脑电图破译思维语言，能通过射线摄影透视人脑思维的活动过程。人类思维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相信，思维艺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新的前景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4]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5]《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