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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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农经济；三农问题；小农制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9-0-02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己达8亿，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不仅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正视并解决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农经济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从已有的关于小农经济的研究和论述看，如何定义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如何改造？这些疑问在学者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整理综合，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一、关于小农经济定义的争论

要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就要清楚小农经济的定义。而在对“小农经济”含义的认识上，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学者所说的“小农”只是指自耕农，而不包括依附农和佃农（刘昶，1981）；有的学者则把经营地主也包括到“小农（经济）”中去（黄宗智，1986）；还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类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并对“小农经济”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赵冈，1994）。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到的小农经济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马克思从批判的角度对小农经济进行研究。他认为小农经济是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可见，马克思强调了小农经济在所有制基础、组织形式、社会分工以及生产规模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学者分析小农经济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对小农经济一词进行解释。该书指出：“小农是居住在乡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经济学里，‘小农’一词有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用来指小农民（佃户或小自耕农），而不是农业劳动者或很大的地主。小农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主要由佃户和小自耕农来耕种”。

以前苏联学者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劳动—消费均衡学派认为，小农家庭以满足消费需要为首要生产目的，劳动供给与消费满足之间的均衡是决定其生产投入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因素。恰亚诺夫认为，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场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奥多·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则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了一种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追逐利润的农民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如同在特定资源和技术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价格反应灵敏，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为小农提供现代生产要素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而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则完全可以保留下来。

我国学者对小农经济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其本质内涵，一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即把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结合在个体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小私有制包括对土地、农具、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权。”

朱筱新认为：“小农经济，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组成单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中，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形成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格局。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更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的观念意识及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伏明认为：“所谓小农，是一个与‘大农’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产规模小—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与一个人或组织是否拥有土地及拥有土地的数量无关…这就是说，无论是地主、自耕农还是佃农，只要其生产规模小，以小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即是小农经济。”

通过对小农经济概念的综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最早提出小农经济的概念，其关注点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探讨，他较为准确的概括出那个历史时期小农经济的特征；恰亚诺夫的理论产生于当时苏联特定的社会环境。他迷恋农庄传统，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模式；舒尔茨的理论则建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对小农经济问题进行阐释。恰亚诺夫与舒尔茨的观点虽不相同，但他们从生产动机的视角来分析小农经济的研究思路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所启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学者都强调小农经济的内部结构，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的二重性特点。李根蟠的概念对小农经济的制度基础也有所涉及。

综合上边的分析，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情或体制环境、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小农经济的定义存在争论是必然的，因此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动态的、比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适的小农经济的定义。

二、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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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按照何种 “模式”进行？一些人的答案是，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资本替代劳动，以大机器生产代替手，以大工厂、大农场取代家庭生产等等，是最主要的一些措施，也是理想目标。这种答案可谓司空见惯，无须引证。但我们认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情的不允许。如上所述，中国是一个生存资源与人口严重失衡的国家，前景极为严峻。国情不允许我们去走以耗费极为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换取经济暂时发展的道路。其次是，经济学的根本原则是以最低代价取得最大收益。我们不应该不充分利用甚至丢弃自身最丰富的生产资源，而以最短缺的资源取代之；不应该完全丢弃适应国情的行之有效的经济行为准则，而代之以与本国国情差距极大的另一套作法。

另一些人设想，既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劳力替代资本，既然中国有应付人口资源失衡的传统办法，有否可能以传统小农经济的行为准则为主实行中国现代化道路呢？

答案仍然是行不通。小农经济在我国的古代封建中，是一种对生存挑战的最佳适应方式，但这绝不等于说小农经济是一种完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之体现。恰恰相反，这是生存环境极为严峻，庞大的人口争夺有限生存资料这种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传统小农经济虽有适应国情的诸多优点，但也有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诸多缺陷，约可归为：一，受家庭生产要素微小规模的限制，每个小家庭的生产能力很小。单个农民家庭除有简单劳动的生产要素优势外，其他如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等均相当匮乏，往往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难以扩大再生产。二，农民家庭的文化、水平极低，保守、闭塞，生产技术难以提高，也难以接受先进技术。三，每个小农家庭作为单独的经济单位，只从家庭利益出发行事，且往往只顾眼前之利，不顾（或无法顾及）整体与长远利益。整体小农经济内部、小农家庭之间如一盘散沙。农民的分散个体商品生产，难以适应新的市场需要，也难以与含量高的产品在市场上的有力竞争。四，小农付出的劳动极为艰苦繁重但收益甚微，生活水平低下，这既严重制约了它的产出力，又严重制约了它的消费水平。总之，传统小农经济很难凭借单个家庭的力量改进自身处境，更不可能去实现和全社会的现代化了。我国的农村改良事业的前辈曾将小农的特点归为“愚、贫、弱、私”，真可谓切中要害。

正确的取向，应该是学习利用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先进生产力和组织形式之长，又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经济及其行为准则的优点，改进其不足之处，行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具体而言，即必须用现代工业、科技、组织、管理的改造传统小农经济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的一面，重建农民家庭经济。在这种改造中，发展和壮大现代工业，实现大工业和农业的互补、协调发展和一体现代化；在这种改造中，实现劳力密集优势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与互补。这个思路绝非凭空想像，近代的丰富经验和惨痛教训，已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借鉴。以下仅从经济组织形式和适用技术两个方面，以近代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历史经验检讨之。

1 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相互关系与协调发展

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不同类型的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相互关系所引发，出现过小农经济得到局部改进，大工业和农村经济一体近代化发展的雏形。虽然这些工农关系的形式尚处于远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常常被旧事物所遮蔽乃至摧残，但对中国现代化来说其意义重大。这些形式可归纳为：

第一种形式，近代工业与小农户通过市场，形成产品相互供求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大机器工业—纱厂和用机纱织布的农户间的经济联系。对纱厂而言，农民是自己最大的主顾；对农民而言，纱厂是家庭生产原料的供应者。农民用机纱织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产数量，改善了产品规格，明显增加了市场的竞争力，使土布在数十年时间内有力地与洋布进行了竞争，避免了农民破产。而农村土布之发展，又大大增加了对原料机纱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纱厂的发展。

第二种形式，商业资本介入土布生产。不再由生产者而是由商人大批量地购买机纱，发放给农民；农民按商人要求生产，产品交给商人，领取工资或实物。最后由商人将布分类整理，投放市场，这大量存在于江阴、常熟、常州、无锡等地。在一些地区，商人还将织机发给无财力织布的农民按其要求定织，以扩大生产。

第三种形式，近代纱厂与手工织布工场、农民个体织户、近代机器染织厂组成的新型产业组合。纱厂向织布手工工场或小型织布厂出售特制的“盘头纱”，工场直接发给农户，这可以用省去农民一道工序，直接上机织布。分散的农户将布织成后交给工场初步整理，最后送至城市上的大型染织厂精加工，上市销售。这种形式以江阴至上海之间最典型。各地亦不乏由手工工场加工后直接上市者。

第四种形式，由地方绅士、商人、农民等共同组成农村农副业生产运销合作社，集体购买部分生产资料或设施，共同生产共同销售。这种形式广泛存在于吴江等地的蚕桑业中，在农村织布业中亦可见。

第五种形式，由大纱厂发起，向社会各界集资，组成垦殖公司，招募农民，以公司加农户的经营形式垦荒植棉，为纱厂提供原料，这体现在淮南盐垦事业上。

第六种形式，缫丝工厂直接改进农村蚕桑业，以期获得优质蚕茧。这体现在无锡的永泰、乾甡等大丝厂扶持建立蚕种场、培训各类蚕桑改良人员、控制茧行、大力组织农村蚕桑改良合作社等举措上。

第七种形式，各界人士（地方政府、士绅、农村改良机构等）共同组织农民，成立蚕桑丝改良生产合作社，在农村建立最先进的机器缫丝厂，形成从原料到精加工工业的近代合作生产组合。这体现在江苏女蚕校对吴江震泽开弦村的改良事业上。

第八种形式，农业改良机构租赁、改良丝厂，使其成为专为农民服务的，并代农民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这体现在江苏女蚕校对无锡玉祁、吴江平望、吴江震丰三所丝厂的改造事业上。

从以上近代企业与农户生产的不同形式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农村传统经济向现代过渡的一个由“低”向“高”的演进过程。这里所谓“高”“低”，系指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化和整体功能的强弱。

在农户以独立生产者身份在市场上购进机纱并自行加工出售的阶段，农民与大工业企业是在市场上相遇的，两者之间仅仅是一种出售购买关系。尽管农村手织业的兴衰在总体上与纱厂的赢亏密切相关，但二者并无生产组织上的任何直接关系。个体农户会因各自的资金多寡、农业丰欠等原因，形成对机纱购买量的诸多不稳定性。在商人资本介入织布生产后，尽管纱厂仍然不能直接施加于农户，但商人批量购纱，又批量收布，使纱厂与农村土布间的关系增加了稳定性。特别是许多地区出现的纱商布商系于一身的现象，使纱厂售纱、商人购纱与土布生产几乎联为整体。当发展到农民织户、手工工场、染织工厂与机器纱厂间的生产联系时，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大工业与农民手工业、城市与乡村组成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的雏形，小农家庭生产已被纳入了现代生产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对这个体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丝厂改造农村蚕、桑、茧生产，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乡村构成的纵向一体化生产雏形。与上述形式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工业、农副业之间的一体化。大工业资本为了获取优质原料，将工业资本直接用于改造千百年来的传统生产方式，以工业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经营“统分结合”的方式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值得深入的颇具特色的经济形式。

在张謇发起参与的淮南盐垦事业中，我们看到了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以现代大工业企业为核心，聚集大量社会资金，以小农为基本单位，组成垦殖公司开发沿海滩涂，种植棉花为大工业生产原料。这可以说是长江三角洲出现的第三种类型的工农业一体现代化的雏形。在这种生产形式中，工业企业、农垦公司、农户之间不仅在经济利益上而且在生产组织上已联为一体，小农户已成为近代工业和农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细胞。这种一体化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为工业企业本身的利益而设计之，而是考虑到为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提供一个生存途径，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精华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民本、民生精神。当然，并非所有垦殖公司均抱如此目的，各公司的经营最后亦颇不成功，但客观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仍有意义。

无锡、吴江等地出现的由政府、社会各界、科技机构等各种力量组织农民进行合作生产，并引进先进设备为农副业服务，更多地具有“横向一体化”的工农业生产组合色彩。这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也具有开启意义，实际上已成为我国今日工业“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的前驱。

虽然形式、层次不同，但我们可从各类大工业与农户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内部挖掘出一些共同特点，这就是：利益互补，利于民生；生产要素互补，实现生产的最佳组合；工农互补，城乡共同发展。

经济的基础是农业，人口的主体是农民，这既是中国的历史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到当代的基本特征。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农民、小农经济的现代化问题。长江三角洲虽是历史上较有发展区域之一，但农民生活仍然贫困。为了谋生他们在农业之外发展起各种家庭手工业和副业，但生产方法的陈旧和资金的短缺，工副业发展颇为局限。只是在近代，在国外先进机器工业导入中国以后，依靠先进原料如机纱，依靠先进技术去养蚕植棉，再依靠生产组织的改进，才使农民的家庭工副业得以进展。没有大工业的推动，这种历史性变化是难以发生的。

就家庭生产这种中国古老的经济组织形式来分析，也是在不断改进和发展的。从江阴、常熟、南通、常州等地的事例中可看到，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经济已发生了重要变化。仅从纺织业看，它早已突破了自种棉花、自纺自织的古代模式。在产品的物质构成上，由全系家庭内部生产物构成，变为利用大工业品为原料。在生产要素的取给上，由基本由家庭内部解决，变为必须部分经过市场交换，或通过商人、手工工场发给。在最终产品的完成方面，由家庭独立完成，变为与工场或工厂共同完成。在生产组织形式和经济关系上，由纯粹家庭形式变为家庭与工厂面手工工场的某种联合。尽管上述变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家庭纺织已融合进了社会化的生产和交换之中，突破了家庭经营范围的局限性，成为兼取传统与现代之长的经济形式的雏形。

大工业在带动农民家庭经济发展的同时，本身也获得了立足发展的条件。农村手织业的发展过程为近代纱厂造就出广阔的市场，而蚕桑业的改进和棉花种植的改良，又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优质原料。市场和原料是企业生存最基本的外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农业、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生存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2，重视适用技术、中间技术，大力推行节省资本、能源、又能充分吸收劳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广可由家庭分散进行的技术与行业。

日本的小野旭教授将后进国的技术引进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引进先进国家所开发的最新技术设备。但后进国一般劳动力丰富，工资低而资本短缺，使得这类以密集资本代替密集劳力的高技术难以发展，其经济、社会效益都不佳。这导致了第二种技术的引进。其特点是，对最先进技术加以改进，并将某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以重新组合，使之能适应后进国的资源配置，这种改良技术或改良设备，资本~劳动比例和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第一类技术，但由于充分利用了后进国低工资和充裕劳力的资源优势，从而节约了大量资本，其获取的利润反而较大。第三类，针对后进国的生产力实际水平和可能接受的价格水平，选择外国先进技术或设备中的某一部分予以引进。这类引进技术设备本身无从发挥其原设计的整体效用，但对后进国向适于国情的新技术之转化、改进生产效率会起重要作用。由此看来，对于所谓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特定阶段，适用技术的含义是，向世界先进学习，吸收最有利于自己的、与自己国情最匹配（要点是适应本国的资源与生产要素状况）又能发挥本土优势的技术，根本优点是能够以最低代价取得最大效益。

人们可能会认为，对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而言谈不上什么主动引进适用技术问题。但如果从农村手织业技术改进的整体发展过程来看，经过一个从无意识的甚至被动的到主动和有意识的过程，确可发现存在着密切结合国情的适用技术引进推广的趋势。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民放弃土纱用机纱织布；织机的改进；手纺与纺纱工具的变化和改进。

近代中国农民放弃自纺土纱而用机（洋）纱织布，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大机器工业对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破坏的第一步，其实国内外早有学者提出异议[1] 。笔者亦认为此说不尽妥当。当机纱刚开始进入中国时，确使农民手工纺织业受到冲击，但以后的进展，与其说农民自纺土纱是由于洋纱排挤而衰，不如说是农民主动放弃自纺，欢迎机纱。原因是，机纱较土纱更利于农民织商品布。在农民自纺土纱时，一个农妇用纺车一天至多可纺纱半斤，“每三小时至四小时所纺之纱只能供一小时之用”。[2] 而一架织机织布除需纱外，还至少要一个人做辅助工作。如此，若要连续织布，这已超过普通农户全家主辅劳力的利用的最大限度。土纺成为能否连续织布的最大瓶颈。当织布完全利用农闲时间，而土布市场需求量不很大时，纺纱与织布的矛盾并不突出，农户可在农活多时少织布，当纱供不上织时，也可以停机。但当市场需要旺盛时，农户的商品布生产力就受到重大限制。土纱还有不利于织布之处，“抗张力薄弱，用作经线时长度有限，因而所织之土布每疋长度都很短，织工为了短短的每疋布就要经过调纱、穿综、度经等费事的工作，不胜其烦”。而这一切问题在使用机纱后均可解决。也正因为如此，农户使用机纱后，土布生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极大提高。直至抗战前，尽管外国纺织厂和中国纺织厂的机织布生产能力和产量已极大增加，但农民手织布产量仍在全国的布匹总量中占73%左右[3] ，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极大。

农村织户放弃千百年来自纺纱使用机纱，在我国技术史上有划的意义。它表明，只要运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就既可以充分发挥中国本土资源之特长，又可以提高传统生产的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将大工业直接搬到农村中去，而是农民经济和城市工业的结合，小农的传统家庭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和近代先进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有机地结合。它不仅使充分利用劳动力的优势继续得以发挥，而且提高了棉布的产量和质量，以最低的经济成本，最少的社会代价，取得了最大的效益。

机纱得到广泛应用后，在农村纺织业中紧接着发生了织布机的技术改良。在织布机的改进和推广应用方面，也直接体现出可以以适用技术与传统生产组织相结合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即新技术与劳动力密集相结合，利用家庭生产优势，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充分发挥了人的劳动能力。

中国历史上使用了数千年的旧式织布机，是一种双手投梭的脚踏木机，一般称之为投梭机。这种织机生产效率低，一人一个工作日平均只可织布一疋，布面规格大体限于门幅一尺左右，长度二十尺左右。约1896年前后国内开始出现改良织机—手拉机（投梭机）。它把原来的投梭机从双手投梭改成一手拉绳投梭，另一手执筘打纬。用手拉机织布，布幅宽度不受手投力限制，布幅可至二尺。手拉机出现后在不少地区很快推广应用。[4] 投梭机改为手拉机的过程及其在中国的普遍推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旧式织机的改良是在机纱于中国广泛应用后才开始的，除手拉机外，国内有多处改造旧式织机的事例，几乎同时出现；手拉机的推广得到了官方半官方和商会等方面的帮助；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在土布的市场广为扩充时被大量使用；这些都大致说明，手拉机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使用机纱后农户织布工效提高、市场需求扩大、而旧式织机不能在量与质方面满足新需求的产物。其二，手拉机对旧式织机的改良是针对中国国情，有选择地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结果。手拉机的来源途径尚须详考，据现有资料，一途是由中国人从日本引进，另一途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在学习国外的基础上发明创造而成。不管哪种渠道，都是针对中国国情的人力丰富而又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迫切需要：“近更有参究西法独出新意者，即如鄞县王姓精于织造之学，能以旧机作新式东洋等布，专用女工，不籍汽力”[5] 等类记载，透出了发明者的创新意图和社会作用。手拉机对投梭机改进的关键是增添一个装置—飞梭，飞梭节省了人力的无效劳动，却更好地发挥了人力的技巧，增加了人工生产的功效。手拉机在中国出现时，动力全铁织布机早已从国外进入，并在大城市的纺织厂中开动了。它没有也不可能在农户中使用。连稍后出现的脚踏铁轮机在农户中的使用也远较手拉机为少，这是手拉机适于中国农民需要的证明。中国引进飞梭手拉机的情况几乎和当年日本引进织布机飞梭时如出一辙，日本学者将其作为引进适用技术的成功案例：京都府派了三名见习生赴法国里昂学习，他们于1873年回国时带回了佳卡德飞梭。值得深思的是，他们并未将最新式的动力织机带回国，带回的是已经发明了140年的过时的飞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人当时的判断标准是，回国后自己能否制造。动力织机的制造在当时的日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木制飞梭由木匠就可以简单制出，且可以将它安装到日本传统工艺的织机上。[6] 其三，若纯用机纱作原料，手拉机工效较投梭机提高50%~100%，[7] 该机价格低廉，20世纪初年大约每架5~6元[8] ，比旧式木机只高出少许。农户一般可能买得起。[9] 正因为方便价廉，手拉机推广很快，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江南织区就有宁波、硖石、江阴、常熟、松江、上海等地出现手拉机织的改良布。[10]

手拉机兴起不久，在1900年~1905年间，又出现了铁木机（即脚踏铁轮机）。铁木机是由日本传入的，后国人广为仿造。与手拉机比较，铁木机的特点是工效更高出50%~100%，用双脚踏板带动织机，所有织布工序都靠铁轮转动带动。所以它也是适宜中国国情的技术引进，受到欢迎。但铁木机的价格较昂贵，1906年在湖北的售价要银元60元[11] ，后几年在高阳50元左右[12] ，较手拉机高出10倍左右，普通农户难以问津；此外，铁木机织布较手拉机费力，一般妇女难胜任；这些，都影响了它推广应用的程度，农村中主要在北方的商品布生产中心的部分农户中得到使用。在南通，它的推广主要在30年代后，亦限于近城郊区。铁木机主要用场是城镇中的手工工场，乃至在织布厂中与动力机器混合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种改良手拉机，或称之为改良扯梭机。它何时出现不确知，可能会在铁木机之后。它的工作效率较手拉机又提高三分之一。这大约是进一步适应家庭资金、劳力规模较小，难以使用铁木机的农户的技术改良。

最后看看手纺与纺纱工具的变化。尽管大机器机纱生产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手纺，但仍有问题值得注意。在广泛使用机纱后，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运输等有颇多差异等因素，直至抗战前，手纺仍相当规模地存在。即便在一些靠近大城市和纱厂的商品土布中心，手纺纱也远未消灭。手纺纱之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本条件下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据30年代河北省定县的调查，农村从事纺纱者多为妇女，从十余岁到七十余岁均有。青年女子纺纱是为了赚些体己钱，老妇则是为了解闷，消磨时光。对不能干或无活干的妇女来说，纺纱是一种最合适的工作，，她们不干也要吃饭，能赚一文总比不赚好，如此“干活”，自然不较人工与时间支出 的费用。只要卖纱线的钱多于买原料棉花钱，就是赚了。以自己种的棉花纺纱成本更少。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这种家庭副业没有任何成本上的限制，不管产品的售价低到何种程度他们还是可以和国外生产的机制产品进行面对面的竞争。[13] 对纱厂主来说，机纱价格不可能低于原料、工资、利润和流通费用。赵冈等还指出，“自从机纱流行以来，乡间的三锭及四锭纺车便绝迹不见，而最原始的单锭纺车反而有人继续使用。”[14] 而这，也与单锭手纺车的使用与农户以最低成本充分利用劳动力有关，“效率最低的单锭纺车能够存留是因为它适合于那些没有机会成本的边际劳动力，而效率较高的多锭纺车，因所需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核算太高，反遭淘汰。”[15] 不过，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并不限于家庭这一种形式。抗战时期，由于机器纱厂生产能力受到影响严重，急需解决纱的生产供给困难，于是使用广泛使用人力纺纱。此时多锭人工纱机发挥了优势。1929年，海门邢广世曾发明新式纺纱机，“用人力，每人可使200锭，同时可容一人至二十人工作”[16] 。但未获推广。抗战时在四川的手工工场中大量使用了“七七纺机”。浙江余姚则大量使用“余姚式纺机”。余姚机锭子从64至120锭不等，每天可纺纱4至7斤。[17] 这表明，在必要时，使用适用技术，人工纺纱也有潜力可以发挥。

适用技术在近代中国运用的更有说服力的例证表现在缫丝等手工业中，有学者已有精湛研究，恕不赘述。[18]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劳动与资本在生产上的替代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关系极大，我国有些学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但在不同的行业中，以及在同一行业中，资本与劳力如何替代，何种比例的替代为最佳点，是应深入研究的问题。从中国近代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技术变化中，初步看来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一定的适用技术，资本与劳动力相互替代确实产生过，并对生产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这种替代不是简单的资金与劳力的分配划分问题，而是建立在传统积极因素的充分发挥及正确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的基础上，这使两者能在中国国情中最有效地自然融合。其核心作用是利用了传统小农经济合理性，又利用外来先进对之改进，提高了它的生产效率。三是这种替代是同时从几个途径、几个层面进行的。在各方谋求自身利益的驱动下，通过市场，大工业和小农经济、商人商业资本与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本身产生了经济关系，由此产生出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产要素配置的生产组织间发生原料、产品等的交换，适用技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长江三角洲近代化过程的经验，概括而言，就是外来先进事物和本土优势相结合，通过双方的相互适应、相互改进和相互配合补充，最终达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和“一体近代化”。所谓“一体近代化”即：对小农经济而言，既能充分发挥传统优势，又能在经济组织形式上作适应新形势的改良，采用适用技术，实现劳力密集生产下的生产效率提高。对城市大工业而言，是在以农民和农村经济为原料和市场的经济交换过程中建立和壮大自己的发展基础。可大致归纳为四点：

一，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中国国情下形成的生产要素的特长，尤其须重视世界上数量最多、价格极廉的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而绝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将其视之为阻碍“生产率提高”的负面因素。我国传统的工业、农业密切结合的“兼业型”家庭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值得高度重视的形式。其优点是，第一，家庭成员从事家庭劳动是不计工资代价的，由此可实现劳动力的最廉化。第二，家庭劳动可以用合理安排处理日常生活和农业、工副业之间的时间安排，以获得在单位时间内的最大量产出。第三，家庭劳动有利于节省工业生产用地和高额能源耗费。第四， 家庭经营不存在处理失业、劳资纠纷、社会福利等社会性问题。农工兼业，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其中一业不景气所带来的损失，将经济失利造成的巨大风险和社会矛盾消解在无数个兼业家庭之中。

二，上述家庭兼业经济当然不是回归到古代的颇大程度“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营中去，而是以现代的工业、技术、组织、管理的办法改造、重建农民家庭经济。近代史上发生的大工业与农户，大公司大企业与农户，城市与农村经济间的“纵向一体化”，各种形式的协调与组合等新型经济形式，是值得重视的。它们可以发生在原料生产与产品制造部门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产品的初级加工与精加工之间。可以发生在农副业与工业的范围内，也可以在纯工业纯农业的范围内。在农村内部、农户经济之间，还可以实行生产、加工、销售的“横向一体化”，通过纵、横一体化，将农户经济纳入大工业、大农业、大商业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去，使千家万户以极低成本核算生产的初级产品经过精加工，输往国内以至国外市场。

三，重视适用技术、中间技术的发展，大力推行节省资本和能源、又可较多地吸收劳动力、并有可能分散生产的技术和行业，而不能一味贪大求洋。历史上大工业以先进设备生产机纱，经过农民用改良织机加工制成布，仅为一例。

四，近代大工业将为农民和农村服务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业务之一，而不是相反，以“盘剥”农村经济求得一时发展。只有这样，在中国这个农业文明社会中，工业才有长远发展前途。

然而，极其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适应国情的殊为珍贵的初级形式和经验，但最终并未发展壮大，形成一条为国人所公认和共同致力的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其原因大致为：一，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两方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产生直接的破坏作用。近代中国的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互补关系，是建立在对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间的加工（如机纱与手织布，手织布与精染加工布），或同类产品不同层次的产品（如低档手织布与高档机织布）关系上，共同的市场或互补的市场使双方均能获益，是协调关系的基础。但外国列强凭借在华掠夺的种种特权，既霸占了很大部分的机器工业品市场，又霸占了很大部分的农村手工业品市场。洋货对技术含量低、更新换代慢的手工业品破坏尤大。导致我国农村手工业首遭重创后，机器工业联带受到影响，造成“一损俱损”之局面。明显的例子，是土布受洋布冲击后，民族纱厂工业的机纱销路大受影响，迫使纱厂改变经营方向，将产纱为主改为兼营织布，使机器纺织工业与农民手织业的互补协调关系变为排挤和竞争关系。而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特别是日本1937，全国陷于战火之中，直接打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二，农村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分配关系严重不均，使广大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缺乏问题更形尖锐。小农经济提高生产、改善生活的难度大为加剧，农村手工业难以大规模发展，并必然造成大机器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和农村手工业市场同时狭小、互相制约的局面。

三，国家缺乏正确的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合理的经济政策。后，中国丧失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是使历届政府无从对国家行使有效经济管理职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外国砲火轰击下中国国门被强迫打开，数千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农业国家的方略无法继续，在经济的巨变中政府不知如何处理完全不同的新形势。但新出现的农村经济与大工业的相互关系，若无国家产业政策的协调、经济政策的支持保护，在外国机制品的冲击下必难以持久。不妨和日本作一简略比较。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由于要发展新兴资本主义工业的需要，确定了“以土养洋”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依靠传统产业生丝等的出口，换取外汇购买国外新式设备。从1870年起在50~60年时间内，生丝一直占日本出口商品总额第一位，为进口机器和原料提供了约40%的资金，对其经济向现代化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而日本生丝产业的发展，得力于国家力量、教育科技界力量。蚕丝产销业力量紧密配合，其中国家的正确引导之功尤大。在生产组织上，形成大工业与小农生产的纵向一体化，以及小农生产之间的横向一体化；在生产技术上采用适度技术；而政府的各项政策保障和扶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 反观中国政府，在一个世纪的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未确立起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不知怎样结合中国国情和优势，吸取外来先进以发展自己。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世界生丝出口主要国家。直至1905年以前，中国生丝出口量及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均明显超过日本。但由于没有相应产业政策的保障、支持，1906年后，中国被日本超出，丧失了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1905年，中国生丝尚占世界主要产丝国生丝出口的59. 46%，至1930年只占21.76%。日本则由40.54%上升至68.04%。[20] 中国无锡、吴江等地虽然也出现在过出丝厂与农户间在原料、加工间的纵向联合，但它的出现要比日本晚数十年，此时中国蚕丝质量已有严重问题，在世界市场上已远远落后于日本。而这种联合，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丝毫看不到政府的作用，其影响作用是很局限的。

四，严重缺乏对中国最主要的特点—占有量居于全球22%的人—的作用的重视和对策。这里只讲对农民的教育。人口既是一种消耗资源的主体，又可以成为一种生产要素，重要条件之一是劳动力要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和知识。传统小农经济的改进不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大约只有很少数人对此有充分认识，并在几个县范围内进行了农村改良试验，作用十分有限。

五，社会经济认识的重大不足。对改进小农经济和农村手工业的重要性，对农村经济对全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近代中国的某些经济学者和社会改良及教育界人士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进行过很高质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和社会实践工作。可惜这些认识和作法没有在教育、研究、经济、政府及各界形成共识。在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途径上，缺乏一个有巨大影响的、能为多数人接受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似乎是相反的观念：小农经济、农民家庭手工业是现代化的对立面和障碍物，只有破坏它才可能建立现代大工业。这类观念，在当时的报刊中屡见不鲜。显然，这对在革新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宏扬其积极因素，建立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有机结合是十分不利的。在民国时期的政府经济建设政策中没有相应措施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本文对长江三角洲部分地区近代经济演变过程中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初步讨论，目的是认识我国早期现代化的本土特色，并尝试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探索现代化道路与国情的关系。由于仅仅涉及有限方面，自不能以偏代全，成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概括。应该看到，在不同时代，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经济水平的不同，“传统”与现代经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相互关系的联系渠道和具体形式会变化。能够与农村、农户发生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只能是部分的。以高资本代替劳动的“高精尖”产业对提高我国经0济实力，加强国际竞争力亦必不可少。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也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们在高度重视并极力推行最发达国家经验和模式的同时，仍需对一向被视为落后的、甚至是当作现代化阻力的我国传统经济的积极因素予以充分注意，注意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注意工农业的协调发展、高技术产业与普通技术产业、劳动替代型产业与资本替代型产业等的互补问题，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天的国情。今天的国情尽管较历史上有所变化，但在一些根本特点上是一脉相承的。而传统正是国情的某种沉淀和体现。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重复一些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所走过的老路，何况愈来愈多的西方人士也正认识到，需要对已走过的路进行反思，更何况当前中国的生态环境已不允许我们再走类似之路。

最后，我想以一位先哲—梁漱溟—在60余年前的一段话作为结语。我想，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梁先生的一些主要思想仍对今天极富启迪意义。他在谈到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时，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式的、又不同于西洋式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这正是中国今后一定的路线，自然而然要走上去的。......我敢断定，中国工业要在农村复兴中兴起，而今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于都市者，必无好转之望......中国的工业化，必将走一条不同的路，他是要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逐渐以合作的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21]

注释

[1] 参见赵冈 陈钟毅〈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史》第二卷，导言。

[2]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页195。

[3]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65页。

[4]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397。

[5]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401。鄞县王姓是否确为手拉机，还是一种其他改良织机，尚待考。

[6] 参见：[日]南亮进：《日本的发展》，对外贸易出版社，1989。

[7]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404~405。

[8]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406页。又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页198，铁木机价格约值洋10~15元。

[9]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页198。又

[10]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398页。

[11]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

[12] 吴知：《乡村织布的一个》，第11页。

[13]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1页。

[14]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15]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1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卷，第683页。

[1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四卷，第322页。

[18] 参见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三章；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论工场手工业》等。

[19] 有关日本传统产业和蚕丝业的情况，可参见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日]南亮近《日本的经济发展》，景文学译，对外贸易出版社1989年；[美]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徐秀丽译，上海出版社1996年等。

篇3

新娘哭着上花轿

长期以来,在庆阳地区有一种风俗,女子出嫁上轿时要哭泣。当迎亲的“大客”(庆阳对娶亲、送亲宾客的称谓)和女方家长“道答”(庆阳话,感谢、告别之意)礼毕,宣布新人上轿起程时,新娘就立刻在住处哭起来。被娶亲人背启上轿时,哭声更大,几近嚎啕。此时,唢呐声起,一曲《女望娘》吹奏得如泣如诉,凄婉哀怨,令人动容,新娘母亲更是哽咽不已,引起许多女客、女眷的一片欷[。

女子出嫁,乃大喜之事,何以会有哭的习俗呢?个中缘由,大体如此:在旧社会,女子嫁出,就成为“泼出去的水”,难免悲从中来。同时,对于女子来说,婆家、娘家两重天,出门之日,别情依依,难分难舍。况且,旧时女子,婚姻不能自主,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必然产生对未来命运的担忧。这样,离愁别绪与忧思交集,悲戚难忍,实属必然。长此以往,这种纯属出嫁女个人的真情流露,就会相沿成习,逐渐演变、固化成一种婚嫁风俗,代代流传下来。凡女子出嫁,不管是悲是喜、是真是假,都要按照风俗行事,即要哭泣,以至相传于今,一些乡村女子仍然遵循哭着上花轿的老例。可以说,此风俗鲜明地显示着人性化色彩,体现了对出嫁女感情的肯定与尊重。

新郎“迎花”转圆圈

庆阳小伙结婚,有“迎花”一俗。“花”者,新娘之喻也;“迎花”,即迎接新娘之意,透射着几多温馨、浪漫和诗意。娶亲之日,新郎不到女家去迎亲,而是待在自家等“花”到。花轿到大门口一落地,“迎花”仪式即开始。此时,花炮齐鸣,唢呐欢奏,观者如织,人声鼎沸。新郎披红插花,在一傧相引导下,先是向女方送亲的“大客”恭敬地作揖、磕头、敬酒,然后,围着花轿转圆圈,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转一圈作一揖。而后要给女方押轿的娃娃送红包,叫作“钥匙钱”。这类似于一种交接仪式,寓意陪嫁妆的柜子钥匙交给了新郎,从此新娘就是新郎的人了。“迎花”之后,傧相才能掀开轿帘,背起新娘,到院子里去,之后进行拜天地、入洞房的婚礼大典。

“迎花”围着花轿转圆圈,象征新郎走了长路迎新娘,表示对新娘的诚心迎接和深深爱意。同时,又为整个婚庆仪式的展开增加了一场精彩的序幕,是婚礼过程中一道绚丽多彩的风景。现在,庆阳新娘坐花轿已不多见,但“迎花”仪式犹存,惟一不同之处是,新郎不是围着花轿转,而是围着花车转圆圈,其他礼数,悉如以往,其寓意依然如故,红火热烈不减当年。

入洞房必撒粮、钱、草

庆阳是我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这一文明也渗透到婚俗中来。拜过天地后,新娘入洞房。在新娘将要进入洞房以前,新郎要提一木斗,内装铡成短节的干谷草(喂牲口的草料)、五谷杂粮、铜钱等,一把一把地向新娘头上、身上撒。含义是祝愿日子兴旺,五谷丰登,人强畜壮,财源滚滚。新娘进了洞房,上炕坐定后,伴娘要把早已压在炕席下的核桃和干枣撒向院子里,让娃娃们争抢,祈福新人早得贵子,圆圆满满,生动地体现了人们对新人的衷心祝福和新郎、新娘对婚后生活的憧憬与期盼。现今,此风俗在一些农村仍然延续着,只是形式稍许简化了一些。

新婚夜闹洞房之“特”

庆阳民间闹洞房之“特”,有两个环节和独特寓意,不仅要“耍房”(庆阳地方话,闹洞房之意),而且要“听房”。庆阳“耍房”和其他地方并无多大区别,图的就是一个热闹、吉庆、红火。

所谓“听房”是在新婚之夜新人就寝后,有些已婚姐妹、妯娌、好友偷听洞房中动静。胆子大的,敢于借着洞房里的长明灯,舔湿窗纸,向内偷窥。第二天,有意在新郎、新娘面前开玩笑,大肆渲染昨夜洞房之事,极尽捕风捉影、添枝加叶、绘声绘色、无中生有之能事。除了玩耍、嬉闹因素之外,更有深层意思,就是通过这种趣闹方式的渲染、启发与暗示,促进新郎、新娘生活和谐亲密,了却父母或公婆担忧,弥补婚前婚姻教育的空白。

三日入厨“考试”多

“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 庆阳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和几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结构,男主外,女主内。因此,针线、茶饭和持家能力就成为衡量女人的三项基本标准,也是公婆和丈夫对新媳妇的殷切期望和要求。与此相应,就有了“三日入厨”时既富情趣又独具小农经济文化特点的考新媳妇的婚俗。

篇4

【关键词】成语 六畜 中国文化 民俗

在我们国家，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动物当属十二生肖中的动物。十二生肖又称十二属相，它的起源与我国先民的动物崇拜有关，将十二地支分别配以一种动物，构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戍狗、亥猪”，使十二地支形象化。而传统的“六畜”，即“马、牛、羊、猪、鸡、狗”，占了十二生肖中动物的一半；“六畜”在成语中也有丰富的表现，为我们研究成语的来源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六畜”最早出现在《三字经》中：“马牛羊，鸡猪狗；此六畜，人所饲。”而在《三字经・训诂中》更是对“此六畜”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飨宴速客”。

古人把“马”作为十二属相与“六畜”之一，应该与马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相关。在古代社会，马是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以及两军交战的主要工具，因此欢快忙碌的田野、血雨腥风的战场，都会看到它矫健的身影，就连春风得意的游园、歌舞升平的节日也总会有它们轻捷的踪迹。

作为“六畜”之首的马，可以说是人类忠诚的战士：战场上纵横驰骋，冲锋在前，为帝王夺取天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所以有“马革裹尸”、“厉兵秣马”、“金戈铁马”、“马首是瞻”、“汗马功劳”、“一马当先”、“招兵买马”、“老骥伏枥”、“鞍马之劳”、“鞍前马后”、“鞍马劳顿”、“千军万马”等成语。这些成语从不同的方面描写了马与战争的关系。

此外，马又是人类得力的助手，由人驱使，任劳任怨。马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在我国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良马能够日行千里，不仅速度快，而且力气大。成语“一日千里”、“老马识途”、“马不停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马不解鞍”、“路遥知马力”、“快马加鞭”等就是马的这一特征的充分体现。

“六畜”中的第二位是牛，这或许与我国古代是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传统的小农经济讲求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在过去生产力极其不发达的封建社会里，除了利用一些用石器打磨成的工具以及后来发明的青铜器、铁器来辅助耕作外，吃苦耐劳、甘于奉献、体健力大的牛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当时的生产力，因此在古代生产劳动中出现了铁器和牛耕相结合的动人场面。反映到成语中，就有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九牛二虎之力”、“九牛一毛”、“牛高马大”、“汗牛充栋”等成语。

另一方面，对于渺小的人来说，牛可以算是庞然大物了，因此人们对于牛有了充分的联想，如“牛头马面”、“牛鬼蛇神”，用来泛指各种各样凶恶的人和妖魔鬼怪；“气壮如牛”、“土牛木马”比喻虽有其名但却让人觉得笨拙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马牛襟裾”等成语。

“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是一种本性温顺的动物。《三字经》中说道：“人之初，性本善”，其中“善”字从羊，体现了古人对羊的性格的充分理解与认识，而在成语中羊也多表现为一种被欺负的形象。如“如狼牧羊”、“虎入羊群”、“顺手牵羊”、“替罪羊”、“十羊九牧”等。

而除此之外，汉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释到：“羊，祥也。”古代和许多的民间艺术中，也多以羊代表吉祥，成语中则表现为“三羊（阳）开泰”、“爱礼存羊”等。

对于“鸡”，古人通常将其视为凤凰的前身，《尔雅》郭璞注说凤凰“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因此在成语中，涉及鸡的成语也大多数为好的形象。例如，“闻鸡起舞”、“三更灯火五更鸡”等成语，用来劝诫世人应该勤学苦读，意志坚定，不懈怠，成就一番大作为。而成语“金马碧鸡”则是汉朝时用来祭祀金马神和碧鸡神，看来，在汉代时，“鸡”甚至上升到了神的地步。诸如此类的成语还有“鸡尸牛从”、“金鸡独立”、“鸡犬升天”等。除此之外，“鸡”由于身体弱小，因此不少成语体现了其被宰杀的命运，如“牛鼎烹鸡”、“杀鸡为黍”、“杀鸡吓猴”、“杀鸡取卵”、“杀鸡焉用牛刀”等。

有关“鸡”的成语在民间还体现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吉祥的含义。如成语“石上大吉”、“冠上加冠”、“雄鸡一唱天下白”等。

“猪”在成语中出现的次数比较少，而在我国古代，猪多写做“彘”、“豕”、“豚”等。如，“行同狗彘”，指人，行为和猪狗一样；“豕突狼奔”，像猪那样冲撞，像狼那样奔跑，形容成群的坏人乱冲乱撞，到处骚扰；“豕交兽禽”，像对待猪那样打交道，像对待禽兽那样不尊敬，比喻对人不礼貌，不尊敬；“狗彘不若”，形容品行卑劣到连猪狗都不如的程度；“信及豚鱼”，信用及于小猪和鱼那样微贱的东西，比喻信用非常好。可见猪在成语中的形象并不是很好，大多是包含消极或贬义的色彩。现代汉语中，“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死猪不怕开水烫”、“怕得老虎喂不得猪”等俗语，依然表现出人们对猪的不好的印象。

“狗”在现代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但它虽有忠诚的美名，在古代成语中它的地位却并不高。如常见的有“鸡鸣狗盗”，指偷偷摸摸的行为；“狗仗人势”比喻坏人依靠某些势力欺负别人；“狼心狗肺”比喻心肠像狼和狗一样残忍歹毒；“蝇营狗苟”比喻为了追逐利益，不择手段，像苍蝇一样的飞来飞去，像狗一样的不知羞耻；“痛打落水狗”比喻继续打败已经失败的坏人；“狗血喷头”指大肆辱骂，言辞刻毒，形容骂得痛快淋漓；“狐朋狗友”比喻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狗尾续貂”用狗尾顶替貂尾，比喻用不好的东西续在好的东西后面前后二者不相称；“声色犬马”指那些公子哥的生活方式；“鼠窃狗盗”比喻小偷小摸或小规模的抢劫。

综合以上得知，“六畜”与成语的结合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根据自身生活的需要，选择了马、牛、羊、鸡、猪、狗等动物进行饲养和驯化，经过漫长的时间的积淀，这些动物逐渐成为家畜，进而成为人类的朋友。六畜的各有所长，为闭塞的农业社会里的人们提供了基本生产动力和生活保障，他们的存在也充实了我国的成语，为成语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更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增色添彩。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孔子 中庸思想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是中西方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所阐发的思想，在中西方思想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他们的中庸思想，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对古代中西方各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当代中西方各国依然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孔子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中庸观作为处世之道， 在中西伦理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的起源、含义及其差异原因等进行对比分析，中庸思想在价值观、行为方式等方面，以及对当今社会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进行简述。

一、《政治学》中中庸思想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是中西方不同文明的开创者，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但是由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但事实上，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推崇中庸思想，两人在对同一思想上的碰撞与交汇也值得探讨。

（一）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含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体系中，中庸思想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所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必须从至善说起。他在伦理学著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这样讲到：“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所以人们说得好，万物都是向善的。”

在《政治学》中也提到：“我们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

柏拉图将善比喻为普照万物的太阳。他认为善的地位要高于科学和真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延续了这一观点，并且对它做了全新的解释：认为只有那些自身被选择而永不为他物手段的事物才是至善。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引入了另一个重要的伦理学概念――幸福。“行为所能达到的一切善的顶点是什么呢？从名称上说，几乎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幸福。”如果说人生有各种各样的追求，那么幸福便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于是沿着善―至善―幸福―德性的路径，亚里士多德便开始了他的伦理学创建。他把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例如智慧、明智等；另一类则是伦理的，例如节制、勇敢、慷慨等，而伦理德性的实现就在于中庸，这就引出了他的中庸思想。

（二）孔子中庸思想的含义

孔子继承并且发展了“中”、“和”思想，同时他将“中”和“庸”联系起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孔子对中庸思想极为推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他看来，中庸作为一种道德的最高境界，民众己经长久的缺失它了。这句话对什么是中庸没有展开说明，但是在《论语》中，却包含了对中庸思想的一些具体解释。其一、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师指子张，商指子夏。子张过分，而子夏又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是否过分的比不及的更好呢？子曰：“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过分与不及同样都不好，因为它们都是偏离中庸的。

二、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中庸思想的不同表现

（一）伦理观与礼法的不同

孔子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出于礼法的部分，他没有在哲学方面做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亚里士多德则明确指出“中庸之道”是一种美德，是对激情的控制和支配，它是相对的，受时间、地点、条件的制约，因人因环境的差异有所不同。而孔子更多是从道德的角度强调如何做，没有指出为什么做，强调的是“过犹不及”，有初步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没有否认两端是不好的。

（二）历史背景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同处在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尚待确立，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之下。二者人生哲学的相同之处在于：认为人生的处境有其必然性；要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来面对人生处境；认为德性可以带来幸福。但是亚里士多德更强调人具有自由意志，他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幸福，幸福是一种最高的善；在人生方式中，他推崇中庸之道，重视用感悟来体验中庸的精神；认为德性就是仁。

三、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治国思想的异同

（一）亚里士多德“法治”治国思想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是中西方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的治国思想，在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已经当今思想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重视法律和法制思想，主张法治，而孔子则主张德治。亚里士多德是明确提出和阐述法治思想的第一人，他认为要建立和维护共和政体的稳定，防止革命的发生，需要做到两方面：一是教育，二是法治。同时他认为法治是最优良的统治形式。他把法治和人治观点进行了对比，并明确表示法治优于人治。

首先，他认为，人是感情动物，易于感情用事，而法治具有一种人治不能为的“公正性质”，指出法治是免除一切影响的理性之治。其次，法律是众人之治，多数人的力量和意见比一个或少数人会更正确。为了限制权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将权力适当分解为行政职能、审判职能、议事职能。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之法必须是良法。法治的根本在于法律至上。

（二）孔子“德治”治国思想

孔子则主张德治，其特点是“为政以德”，把伦理道德当作是治国之根本。这种治国的主张从道德的自我“修身”开始，到“齐家”，再到“平天下”。总体上就是把一种完美的德性，通过人的自觉和自我完善逐步推广到民众，从而创造出理想的社会。但是“德治”也具有不公正、不稳定、不明确的特点。同一个案件在不同的法官手里极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判决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判决。

孔子认为，要用道德来取消刑罚，即以德去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这里，孔子把政与德对立起来，把刑与礼对立起来，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主张法治，孔子强调道德，主张德治。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亚里士多德同时对道德也很重视，正义和美德一直是他热心讨论的话题，他也强调良好城邦的条件之一是能促进公民的道德。因此，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将道德寓于法律之中，法律即体现了道德；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不同，孔子将法律寓于道德之中，道德即体现了法律，因此孔子主张以德去刑。

四、亚里士多德与孔子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和影响

我国是一个曾经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国家，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运作模式，这种情况造成了国人封闭保守的小农性格。中国封建社会集权的等级政治又造成了中庸的圆滑处事的特性。但同时，儒家的中庸思想也铸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品格。在当今当我们大力提倡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塑造中华民族新精神的新时代，我们可以大力发扬中庸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新形势和新背景下建构起一种新的中庸思想。把中庸思想作为一种实践方法论，渗透到日常的学习、工作和具体社会实践中，运用理性把情感和欲望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有利于我们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提高自身的判别能力，从而清醒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提高工作水平、生活质量、实现个人价值。我们既要认识自己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又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客观评价自己、从容面对得失，这样才能正确发挥自己的个人价值，从而有用于社会，达到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体现的观点和思想，作为一个奴隶制时代的思想家，他在为统治阶级贡献治国智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他思想的局限性。因此，在学习前人思想时，我们首先寻找的应该是对现实有建设性意义的闪光点，注重实用性和可行性，而并非一味地批判。两位哲人思想家带给我们的美德和经验，会让后人更加勤于思勉，奋勇前进。

作者简介：郭昂（1993―），女，汉族，河南漯河市人，郑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单位：郑州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

[2] 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4.

[3] 《尼各马科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篇6

一、民间美术的基本特性

1、民间美术的生活实用性

民间美术的基本特性之一就是生活实用性，这种民间艺术品更多的是为了更好地运用于生活。因为在我国古代长期小农经济的经济背景下，人民多追求自给自足的生活理念，在这种观念引领下衍生出的民间艺术，也多是和经济适用性具有相关性的生活用品，只是这些生活用品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当代社会流行趋势不相吻合而逐渐没落，但是其中蕴含的是古代人们的艺术精神的结晶，其中的很多元素已经成为当今中华民族的标志性元素。比如，古代的小孩子穿的鞋子样式就有很多种，虎头鞋、无毒花鞋等，都是具备了很多美好的寓意，但其主要目的还是讲究实用性，是实用性与少许观赏性的有机结合，这种民间美术源于生活，最终又服务于生活，是民间美术生活实用性的典型体现。

2、民间美术的审美性

民间美术体现的另一显著特性就是审美性，但是这种审美性并不是贯穿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始终，只是在特定时展下衍生的产物，其体现的是当时社会中人们生活中的一种闲适状态，是在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阶段才产生出来的，其艺术作品的审美性也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状态的一种影射。只有经济发展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人们才有可能在生活中有超越物质性的精神方面的追求。以清代的青花瓷为例，当时的经济政策为重农抑商，农业实现了较快发展，农民丰衣足食，也就有了闲暇在一些器皿上作出精美的图案以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这种艺术品主要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而不是为了生活实用性，是为了给生活增添一种美感而实行的专门性的创造性活动。

3、民间美术的民俗性

我国的民间美术大多数都是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由民俗活动中衍生出来的民俗文化，大多都包含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期许，因此，这些民间美术多有着其美好的含意，其本身的文化价值已经超越了物质性价值。比如我国民间美术中的一些象征性的事物，风筝、年画等，其制作材料并不是一些稀缺珍贵的资源，但是在式样成型后，却总能带给人们心理一种美好的感受，使人们的精神寄托。

4、民间美术的本原性

民间美术是由最初的本原进而发展到二元和多元的，也就是说，开始的艺术创造是不讲究实用性和审美性的，只是一种单纯的适应，随着人脑的开化和生存环境的逐渐舒适化，人们才有了最初的实用性和审美性的模糊界限，将实用性和审美性明确分别开来又需要经过漫长的演变，进而才实现了最终的民间艺术的实用性偏向和审美性偏向。民间美术主要通过物质形态表现一种精神寄托，寓意会产生变化，但是物质载体却很少改变。

二、现代艺术设计的基本特性

1、现代艺术设计的经济性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艺术设计和艺术创作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艺术创作主要是作者为了向世人传达自己的某种价值观而进行的艺术活动，其只注重最终的形象传达，对于实用性没有要求。但是艺术设计的目的之一便是能够产生实用性，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相应的便利。这与当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不无关联，艺术设计要想在注重物质化的环境下存活，就一定要具备一定的功利性特点，满足人们对于艺术品经济性的需求。

2、现代艺术设计的高科技性

科技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高科技在现代艺术设计的广泛应用也是一种常态。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现代艺术设计带来了灵感，各种高科技物质设施和设计软件的出现为艺术设计这个行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种高科技性也确实能够完成诸多人力无法完成的项目制作，因此高科技的使用已经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实现了长驻。

3、现代艺术设计的社会性

社会性也是现代艺术设计所无法规避的现实，因为人们对于艺术设计的需求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小众效应，现代艺术设计已经成为涉及社会方方面面阶层的一种必需品，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楼梯的式样需要设计灵感的注入，现代意义上的楼梯已经超越了之前只注重实用性的时代，注重的是一种美感，要能体现出人们生活的一种态度，用当今社会的话来说就是要有一种“设计感”。一个简单的楼梯对于设计的需求尚表现如此，那么扩展到整个社会需求，可想而知，现代艺术设计已经无法规避社会性这一倾向了。

4、现代艺术设计的文化性

现代艺术设计不能规避的一个问题便是文化性方面的问题，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对于文化符号的运用都是不尽相同的，甚至会对一种文化符合的使用产生完全相反的含义。以此，在进行现代艺术设计时，就不得不考虑到这种状况。比如，许多国家是很喜欢绿色的，认为绿色是生命的象征，但是在日本、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家，人们认为绿色是不吉祥的，是灾难的象征。因此，在进行艺术设计时，这些文化因素都要被考虑在内，否则就不能实现理想范围内理想程度的传播。

三、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关系

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在表现形式上看似毫无关联，许多人也认为民间艺术已经不能展现出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和风采了，是一种过时的艺术。但是，只要对现代艺术设计稍有研究的人，便会明白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那就是现代艺术设计离不开民间美术艺术灵感上的激发，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设计有着共同的民族和心理起源，民间美术是对现代艺术设计的重要支撑。

1、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关系的误区

有许多人认为，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产生的经济背景、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都不甚相同，因此民间美术是一种过时的艺术，并不能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灵感上的支持，给予民间美术创作出的现代艺术设计也必将无法满足当代人们对于艺术的需求，必然是一种艺术上的失败品。这是一种对于艺术设计不甚了解的错误言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民间美术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不管经历了多长时间的演变，也不管社会主要形式发生了多少变化，只要是中华民族儿女，在民族心理认同感方面是有着无法改变的统一性的，民间美术相对于当今的现代艺术设计，也必然吸收了更多民族文化的精华。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代美术设计还需满足国际上对于设计美感的接受度，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要想艺术设计在国际舞台上绽放不朽光彩，也一定要立足于民间美术，立足于民族的本源，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现代艺术设计无本之木的尴尬局面。

2、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同源同宗

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不管在表现形式上如何创新发展，其实两者都是由同一个艺术源头泛化出来的，我们暂时称之为原始美术。原始美术的产生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给其物质资料以装饰作用，在满足了物质需求的大前提下才会考虑到精神美感的需要。而且反观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都是将实用性摆在了首要位置，审美特性虽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但是它还是实用性的附属品。所以说，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是有着相同艺术源头的艺术表现形式，两者同源同宗，现代艺术设计是可以从民间美术中汲取大量民族文化营养以增加自身文化积淀性的。

四、民间美术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启示

1、现代艺术设计必须走民族化的发展道路

在当今艺术设计领域流传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经典俗语，从这一观点中我们也可以得知民族文化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中坚支撑作用，没有了民族化的东西融入设计中，设计就相当于没有归属，也自然无法使人们对此作品产生共鸣，那么这种设计产品也是五意义可言的。因此，现代艺术设计必须走民族化的发展道路。以服装设计为例，我曾经在日本一家高档百货大楼里看到过一件日本民族服饰与现代流行装扮有机结合的衣服，这件衣服充满了现代感，又可以使人在第一感觉上就能知道是融入了日本文化在其中的，为流行加入了沉重的民族文化积淀，这件衣服也吸引了众多人的驻足观赏，由此可见民族特点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是多么重要。

2、现代艺术设计必须走人性化发展道路

民间美术十分讲究人性化，在情感表达与审美外形出现冲突时，其会不惜舍弃原定的审美外形，而力求将主要的情感表达完整展现出来。对于现代艺术设计者来说，人性化是必须遵循的一种设计理念，外形的表现力是掩藏不住其蕴含的真实情感传达的。

五、结语

篇7

关键词：现代农业；技术创新；未来局势

俄罗斯是世界军事大国，在综合实力方面与美国难分伯仲，但是俄罗斯的粮食产量却处于世界倒数水平，不得不靠大量进口粮食来满足国民生活需要。中国是世界粮食产量大国，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耕地面积少等因素，如何利用有限的耕地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依然是国家的巨大挑战。尽管国家早已着手解决三农问题，但是从全国农业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部分地区未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传统农业中对原有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低，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导致传统农业持续停滞落后，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如何通过农业技术创新来改造传统农业，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现代农业的概念

农业的发展经历了由原始农业、古代农业、近代农业到现代农业四个发展阶段。现在一般引用的“现代农业”概念，脱胎于近代农业的发展模式，通常也将两者并在一起讨论。“现代农业”，顾名思义，就是相对于男耕女织的传统小农经济而言的，利用现代新型种植技术发展的农业。目前世界上对“现代农业”并没有非常确定的官方定义，因为“现代”二词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现代农业”的含义，也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获得新的内涵。文章另辟蹊径，从三个特殊的视角，去解释现代农业的内涵。

1.1生产效率

古代农业，主要采取人畜手动劳作的耕种方式，生产效率低下。首先，古代都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一家一户的劳力难以推进耕种和收获速度；其次，古代的耕种技术落后，主要以“二牛抬杠”为主。即使华北平原开发了新的耕种技术，也因为古代闭塞的交通难以将先进技术传播；再次，古代没有先进的化学肥料以及人工降雨人工施肥等条件，农作物生长主要靠自然光照和降水，农作物遇到病虫害也只能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模式未知性太多；最后，古代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四季劳作不同还要受地主的压迫，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而现代农业不同，借助人工降雨人工施肥天气预报等先进科学技术，能降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先进的耕种工具，提高了耕种的工作效率并且保证了稳定的工作质量。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拥有自主选择权，收获的多寡都是自己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自然就得到了提高。

1.2机械设备

古代农业主要以犁、耙、铲、锨等作为耕种工具，是“二牛抬杠”式的耕种模式。这种种植方式速度慢，一次性耕种面积小，受天气，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大。农作物收获也只能靠镰刀等工具收割，人畜运载，消耗时间长但是效率低。现代农业建筑在工业技术发展的动力基础上，借助现代先进的农业机械，一天就可以完成古代耕种工具一个月的劳动量。在播种时，播种机一次性可以完成两米宽土地面积的播种任务，并且人只负责开播种机，更先进的西方国家，甚至实现了无人驾驶播种机的耕种模式。农作物收获时，更是省力，现代化的收获机械，可以实现一次性收割农作物秸秆，粮食颗粒脱壳，粮食装袋三项工作。是农业生产技术革命性的变化。机械设备是现代农业区别于古代农业最主要的动力基础。

1.3劳动者技能

劳动者技能也属于界定现代农业概念的一部分。古代农业的劳动者，在年复一年的耕种实践下，自然也积累了一部分耕种经验。但是这里要说的劳动者技能，是关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和发展的，关联新的科学种植新知识的劳动技能。为了促进农业更好更快发展，国家大力支持农民学习新的种植技术，也鼓励更多农民放弃传统的种植谷物小麦类粮食，转而去尝试养殖业，渔业以及新兴的蔬菜果树种植等新领域。政府也着力于投资农村果树修剪技术培训机构，养殖业培训机构等各种培训机构的建立，力求提高中国农民的种植技术，让科学知识帮助传统农业发展，让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带动整个农业生产界活跃起来。

2农业技术创新的作用

要探究农业技术创新的作用，首先要对概念进行充分了解。农业技术的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业技术创新仅仅指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发明改造的新的种植技术或者种植机械。广义的农业技术的创新还包括农业创新技术在具体种植过程中的应用结果，涵盖了农业生产新技术从开发到完善的过程，并对整个农业生产要素进行重新分配，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产生多种经济效益的总和。文章主要从广义角度阐述农业技术创新的作用。

2.1生产效率提高

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农业技术创新作用的体现。例如我国南方的水稻种植采用了套种模式，即稻田种水稻也养鱼。水稻的花粉散落在水田里，成为了鱼最好的饲料。鱼的游动也能帮助水稻松土，排泄物更能帮稻田施肥。农民一次性可以获得两份收入，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例如我国高原地区，山地多，平原少，传统种植方法所生产的农产品从产量方面无法与平原地区竞争，这就意味着面对耕地较少的实际情况，首先要发展高效农业，引导农户精耕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质量为目标，加强现代农业知识、技术的推广应用；围绕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产业化、规模化水平，加大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利用，结合高原、山地地貌特征，推广普及各类农用机械，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从而达到生产效率的提高。

2.2生产质量提高

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生产质量提高，重点表现在大棚蔬菜种植以及农田施肥上。以大棚蔬菜种植为例，现在大棚内都建有电子监测仪，能够随时监测蔬菜的生长情况，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土壤状态等，根据电子网络的精确分析，得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全自动的大棚管理模式，更会实现自己开棚顶接受光线，自动喷水施肥等种植技术。未来5G移动通信技术在蔬菜种菜方面的应用，更会实现蔬菜与电子系统的互联。针对播种的质量方面，以东北人参种植为例。人参作为珍贵的药材，其种子价格昂贵，一斤都在三百元左右，前期资金投入巨大。传统的人参种植，是采用人工手抓撒播的方式，手掌容量的大小，播种人员的经验，播种人员的专心程度，甚至自然风向都会影响种子撒播的均匀度和实际入土数量。人工难免会出现种子撒出实际面积的情况，种子的浪费在所难免。但是中央十套播出的《我爱发明》栏目中，有人发明了人参种植的机械，类似于大型小麦播种机，可以保证每一粒人参种子都能播种下土，提高了播种质量，受到大力推广。

2.3农民素质技能提高

农业创新技术的应用依托于农民的个人素质和技能。在传统农业时代，农民大都是“经验式”的播种和收获，利用牛、马犁地，几乎不需要很高的技能。但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农民掌握信息化技术、新兴种植技术、新型农用机械的使用等，而且要不断更新已掌握的的知识和技能，这无形中提高了农民的技能，提升了农民的素质。

3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的注意事项

凡事都有两面性，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也不例外。在大力推广创新农业技术的同时，也应当清楚看到创新技术背后，存在的隐患和挑战。具体如下：①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在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隐患。因此必须思考如何科学利用农业创新技术；②育种科技的快速发展，涌现许多高质高产的品种。这些品种大规模的种植，会间接淘汰低产品种，导致农产品种类单一，失去多样性。而单一品种容易产生病虫害；③农业技术的创新是建立在工业和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且必须消耗大量的水资源与土地。

4结束语

现代农业科技的大力发展和创新，一方面给人们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帮助，提高了粮食产量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给人与自然的相处埋下隐患。到底应该怎样科学利用农业创新技术，这是农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必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工济民,刘春芳,申秋红.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主要模式评价[J].农业经济问题,2009(2).

[2]石明权，陈宏.目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对策[J].农业科技管理,2009(2).

篇8

【关键词】会计意识；会计角色；会计环境；财务信息提供者

一、引言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于此同时，中国的会计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由会计环境决定的会计意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二、会计角色的变化

（一）会计的记录作用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会计就已经在原始社会形态下得到孕育和发展，这一时期约起始自170万年钱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云南元谋人，经历了蓝田人、北京人，渐入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人、马坝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河套人、山顶洞人等阶段。进入新时期时代后，经历了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原始文化阶段，以迄公元前21世纪。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标志，在旧石器时代，主要的生产工具包括砍凿器、刮削器、尖状器、手斧等。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人们普遍使用石制工具，如斧。镰、铲、磨盘等。当时采用的计量方法主要有实物记事、绘画记事、结绳记事、刻契记事等。当时主要采用盘点结算法。此时，会计只是起到一个记录的作用。

（二）会计是管家

到奴隶社会时期，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商代时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同时建立了十进制的数字系统，人们已经广泛的利用文字体系和数字系统进行日常各种活动的记录和计算。等到西周时期，已经建立完善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在这一行政机构中已设立职司国家财计的独立职官系统，负责对西周奴隶制国家一切收支经济活动进行系统的核算和考核，并确立了账务工作与实务工作的分工，以相互制约。司会是西周中央政权中负责财计管理工作的行政长官。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三柱结算法，入出记账法，单式收付记账法。

王爱国在《我的会计角色观——兼谈会计职能的社会转换》一文中指出，这一时期的会计，更准确一点是“簿记”，并没有从管家的职责中分离出来，还没有形成一个专职性工作，会计的角色实际上是由管家来扮演的。

（三）会计是“簿记”

随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小手工业、商品交换和借贷业的出现，会计职能逐渐从“管家”的附带工作中独立出来。在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重要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这一时期逐渐明晰会计的含义，并最终确立了“会计”的命名。在经济达到鼎盛时期的隋唐时期，隋唐时期的财计制度主要体现在户籍制度、仓储制度和度量衡制度。在唐代已经出现了如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告等相关的会计文件。并且会计的计量单位也发生了变化，由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采用布、帛、盐、米等一般的等价物行使货币职能进行商品买卖转变为以货币本身作为计量单位。

（四）会计是一个“核算人”

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时，也使得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解体，间接的促进了中国的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进步。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主要标志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会计思想的大变革、大繁荣——成本、折旧、所得税、资本保值、合并报表和持续经营等急需回答的问题已经不是“簿记（book-keeping）”可以囊括的了，“会计（accounts）”一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根据郭道扬教授的研究：进入十八世纪人们开始区分“簿记”和“会计”，到十九世纪上半期，会计才有了独立的含义。

我国早就有复式记账的思想传统。早在秦朝，就有了以“出、入”为记录符号的简明记账法，宋朝开始使用以“旧管(元管)、新收、开除（已支）、实在（见在）”为记录要素的“四柱清册”法，到明末、清初又出现了“三脚账”、“龙门账”和“天地合账”（李卫东，2006）。但是，西方复式簿记的传入大约始于1905年蔡锡勇、蔡璋父子在湖北出版的《连环帐谱》和1907年谢霖、孟森在日本出版的《银行簿记学》，然而，全面的介绍和引进则始于1927年创立会计师事务所和1928年创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潘序伦先生。

（五）会计是信息人

英国南海公司的破产倒闭，使无数债权人和投资者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他们强烈的要求严惩欺诈者并赔偿损失，经过初步调查，发现该公司的会计记录严重失实，存在明显的舞弊行为。英国议会为了加强对股份公司的监督，使其更好的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在19世纪中期连续制定、颁布了《公司法》，对规范股份公司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促进了注册会计师的产生。在此之后，随着公司法的颁布，英国民间出现了审计组织。此时，会计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的核算者，而是为投资者及潜在的投资者提供公司财务状况的信息人，与此同时，通过注册会计师的监督和审计，更好的规范会计行业，促进会计行业的发展。

（六）会计是管理人

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委托人制度，这一制度的本质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董事会作为企业的人，受股东的委托，领导企业进行业务活动，但其本身并不直接领导、管理企业，而是负责制定企业的重大决策，例如投资决策、分配决策等，具体的日常管理则委托给总经理。总经理则成为董事会的人，其职责是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执行决策计划，负责日常管理。会计处于委托与人之间，处于中介地位。会计是企业委托者和者的中介，沟通了委托者和受托者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会计是受托者的代表，代表受托者向委托者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七）未来会计角色——业务伙伴

知识经济是以信息化和网络化为基础的，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即网络时代。网络不仅仅是信息交流方式，而且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网络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存在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系统设计、会计理论、会计方法体系的构建，都必须以网络系统观念为基础，做到会计系统结构网络化、会计理论网络化、会计方法网络化、会计信息网络化，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会计观念、理论及方法体系的变革，必须纳入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变革中去。，华润集团CFO蒋伟对信息技术给财务模式带来的改变也是深有体会。“未来财务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IT，IT永远改变了我们的财务”。未来的会计将更好的运用信息技术，信息系统进入事件驱动会计阶段。

参考文献

[1]李心合.论现代企业关系与会计立场[J].财经问题研究,1995(5).

[2]于水木.社会角色论[M].上海科学院出版,29.

[3]转引胥宝毅.社会地位与角色[J].社会,1987,1.

篇9

《中关村》：近几年，各类园区在中国迅速崛起，在规划建设方面，也都不约而同地打出“生态”牌，您认为应该如何做园区的生态规划？

班勇：做园区的生态规划一定要将生态、景观和休闲结合起来。

2008年，诺兰特承接了北京电子城西区扩建的项目。在南边的2平方公里区域内，我们做了一个园区的生态规划。我们的创新之处在于比较系统地提出“生命周期”方法论，将这个最初存在于产品领域的概念运用到园区建设中来，这是以往的园区建设没有过的。

首先，我们构建了一个生态绿地网络。跟以往不同，这次的生态绿地网络主要偏向于生态网络，而非城市绿地网络。我们考虑到供小型哺乳动物穿行的绿色廊道怎么构成，如何给高科技研发人员提供舒适的环境，让园区充满活力，让景观看上去更养眼。

其次，我们强调自然利用。雨水收集利用对干旱的北京来说尤为重要，但是北京好多地方并没有单独的雨水管道，雨水流入排污管道，白白浪费了很多资源。我们采用了高新生态技术让雨水就地下渗，补充地下水。

再次，我们提倡绿色交通。园区生态规划为什么要提绿色交通？我们是从环境保护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道路不畅通，机动车的走走停停就会增加耗能和污染。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设立小街区、单行线、高峰时期的道路分流等。

大街区的左转区很多，会导致多个路口有交叉，影响交通效率，而小街区可以保证更多采取右转，这就能缓解交通堵塞。单行线最大的好处是，在人口密集的主城区，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在以研发为主的高新科技园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条双向8车道的路，上下班的时候，都是路的一侧堵，另一侧几乎没有车通行。这样的情况其实可以调控，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可以把另外一侧几乎没有车通行的2个车道调控到拥堵的这一侧，保证有6个车道通行，效率就会大大提升。

还有红绿灯的管制，适当改善一下也能提升通行效率。假如一条路上有10个红绿灯路口，我们现在的管制方法是每个路口亮红灯和亮绿灯的时间不统一，导致可能每个路口都要停下来。国外的管制方法是，亮红灯的时候全是红灯，亮绿灯的时候全是绿灯，这样通行速度就可以加快，提高通行效率。

《中关村》：您怎么理解生态的深层含义？对于园区来说，是不是把环境搞好了就能称为生态园区呢？

班勇：生态是一种文化，它关系方方面面。人对自然和环境的态度很重要，人与自然和谐就是一个根本的态度。我们提生态文明建设，最根本的内核是什么？是发展绿色经济，要将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园区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科技园区，这类园区聚集的企业更多的是研发类的，像北京电子城西区和海东科技园就属于这类园区；另一类是工业园区，这类园区聚集的企业更多的是生产型资源类的，比如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这类企业存在上下游问题，上游企业的原料和下游企业的废物要充分利用起来，通过循环经济形成上下游的链条。这类园区的生态设计更多的是从产业结构上着手，使上下游企业衔接通畅。

《中关村》：在您看来绿色经济其实就是生态经济的概念，那么您认为绿色经济的标识又是什么？

班勇：广泛地说，充分利用资源、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这就是绿色的经济运行方式。比如电脑的生态设计，它的每一个元器件都是自成体系的，如果要更换的话，只需把坏掉的那个元器件换掉就行，而不必更换整个电路板。同时，尽可能少地使用污染严重的重金属材料。

《中关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容易忽视的问题是什么？您在做生态规划的时候遇到过哪些突出难题？又是怎么解决的？

班勇：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定要提生态经济范畴，这是最容易忽视的。生态的保护和修复一定要和经济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生态的保护和修复需要不断投入财力，如果没有经济的概念，那将持续不下去。比如建一个公园，如果没有把自然规律利用起来，将增加很多人工成本。比如水体，它是有自净能力的，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可以在河岸有一些生态的做法，这样可以减少治理污水的投入。

生态问题其实与经济问题有连带关系。我们做生态设计的时候从来都是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比如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作为山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原来老百姓靠上山砍柴为业，现在不让他们砍了，我们就得让老百姓有新的出路才行，得有新的替代模式才行。

从2010年开始，我们参与了北京市山区经济建设的一些工作，这是生态与经济很好的协调。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的黄塔沟有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针对这个区域，我们提出发展芳香经济，大做野生花卉文章。我们打破了北京以往一村一品的家庭式小农经济的做法，扩大野生花卉的种植规模。发展芳香经济和生态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北京的山区定位是水源涵养为主，2010年所有的矿山都关闭了，这就涉及到经济转型问题，以前是黑色经济，现在要变成绿色经济，要发挥山区优势，把依靠山的产业转到旅游和特色农业上来，当地好多人就从事特色农业和旅游服务业了。

《中关村》：不仅是园区建设向“生态”靠拢，很多地方城市也都打出“生态”概念，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千城一面”，有特色的很少，您认为一个城市应该如何走好“生态”这步棋？

班勇：建设生态园区的做法，其实同样适用于生态城市的建设。如果留心观察，我们会发现中国很多城市变得千城一面，都像一个模子里克隆出来的。

要彰显特色，最基本的就是维持原有的地貌。2011年我们在湖南益阳承接了一个项目，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益阳是地级市，城区是丘陵地貌，特点是一山一水。但是为了建设方便，那些极具特色的小山丘都被铲掉了，城区变成大平地，毫无地方特色可言。我们承接的时候，还残存一些没有连根铲掉的小山丘，我们要求一定要保留下来。在我们看来，这些残存的小山丘就是未来生态的节点，是未来动物的避难所，动物可以在那里栖息。这些小山丘的面积大多在0.5-1公顷之间，如果把这些点连成一个网络，再与城市里的绿带结合在一起，往外延伸与自然山体结合，再建一些慢行道，就构成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绿地网络，整个城市就有活力了。

现在的城市建设太注重和强调人的能力了，实际上，和自然比起来，人是很渺小的。所以一定要给“生态”一个明确的定位，人类只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我们要顺应自然的规律，要保留自然遗物。

篇10

对教材的整合涉及不同版本教材的整合，同一版本不同模块和专题的整合，同一专题内不同子目内容的整合。下面结合教学实践从这三方面谈我的具体做法。

一、整合不同版本的教材，充分利用优质教学资源

我区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中使用较多的是人教版、人民版教材。虽然不同的版本侧重点不同，各有特点，但对课标的体现是一致的。不同版本的教材就是非常好的课程资源，在教学设计时可以充分利用，以博取众家之长。在教学实践中，我在使用人民版教材的基础上，经常参考编写体系严谨、条理性强的人教版教材。如在必修二专题一第一课时《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的教学中，参考了人教版教材内容的编排，把“贫者无立锥之地”（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和“沉重的赋税和力役”（古代中国的赋役制度）放到第四课时《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里讲，这样，第一课时的内容的编排就相对合理了，包括神农的传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从“刀耕火种”到“以牛田”（古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大禹和他的继承人（古代水利的兴修）。另外，在上这一课时的内容时，为了说明小农经济的特点，还引用了人教版学思之窗中的材料：黄梅戏《天仙配》中的《夫妻双双把家还》选段。

二、整合不同模块的知识，还原历史的完整面貌

高中历史三本必修教材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模块进行专题式教学，人为割裂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破坏了历史事物时序上的纵向联系和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不利于学生对历史全貌的认识，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有必要把三本教材的相关知识整合起来。如在必修二专题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的教学实践中，就有必要把必修一的、和必修三的甚至初中学习的等知识整合起来，使学生能把的产生与发展和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明确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根源。又比如在必修二专题五走向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教学中，就有必要把必修一专题七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确立与发展及必修三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内容整合起来，使学生能明确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是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经济基础的。以上的例子说明，通过这样的整合，有利于突出新教材比较模糊的时序性和整体性，在突出专题内容的基础上，又有利于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

三、整合同一专题不同子目之间的知识，宏观把握教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