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
时间：2023-11-20 17: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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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封建小农经济；小农经济起源；小农经济；农耕时代；小私有制；起源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6-0038-1
小农经济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起过巨大的影响作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我国的小农经济还依然普遍存在，并且对我国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程度依然存在，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从我们国家目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它也是我国广大农村农民发展农业的一种主要形式。因此说，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重要表现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自给自足，不去进行市场竞争与交换。从目前小农经济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来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稳定农村社会。但是对于现代的大农业来讲，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的加大，封闭的小农经济不利于抵制国际大市场的冲击。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才能使农业走上振兴之路。对此，本文分析研究了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基本内涵，并且对其起源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1 小农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
谈到小农经济，多数人对此的理解认为就是与农民种田方面的内容，因此有的人认为的小农经济是就是种植业；有的人则认为过去的经营地主也是到小农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还有的人把我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等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
对于小农经济的内涵，我们不要简简单单地从表面上去理解。实际上，小农经济是有其特定的科学的内涵的，从理论来源上来讲，这一概念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思把小农经济当做是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小生产的方式，其实它应该是特定指的是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方式。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小农经济有如下一些特点：
（1）小农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对此马克思曾经形象化地把小农经济称之为小家庭农业，也可以进一步地称之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习惯上把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称之为个体农民。
（2）小农经济的另一特点是与此相联系的生产孤立、分散和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与个体家庭为单位，这种经济与劳动生产的孤立性和分散性相适应，其具体表现为小农经济是一种小而全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农经济的表现仅仅是一种维持生计的农业。
（3）小农经济事实上是以个体家庭或者农民为主的一种个体经济，也叫小私有制经济。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小农经济是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个体经济小私有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工具相对简陋，也比较原始，虽然如此，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
2 我国小农经济的起源问题探析
从当前我们国家对于小农经济的认识程度来看，多数学者认为我们国家的小农经济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并且进一步论述小农经济的出现是封建制或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标志。如果说按照这种观点，在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国家就应该不存在小农经济，并且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中存在还是不存在小农经济，大多数学者也是不赞成的。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不但关系到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小农经济的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地关系到如何正确看待和准确把握我们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商殷到西周时期中国社会形态的如何划分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正如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以单个的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生产，这种生产以及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进行的。因此，对于小农经济的概念上，如果我们认真的进行分析和研究，就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个体家庭的形成。事实上，个体家庭的分散劳动和独立经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本人认为这应该视为我们国家最早的小农经济。
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学者对于考古研究来看，具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确实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通过相关的考古研究我们发现，我国中原地区，比如说河南、山东、陕西等地，从仰韶文化开始普遍发现小型的住房遗址。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种情况比以前更加普遍了，而且在以前的小小房子的基础上，又有了两室的房间，个别的甚至出现了套间的现象，说明比从前更加进步了。通过考古调查研究分析我们发现，住这种独立的住房的主人一定是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或者是小私有制经济的生产者。这些独立经济的个体不但具有生产的职能，而且还具有消费的职能。到了夏商时代，小农经济的历史发展遗迹依然浅析可见，从对当时的史实及文字资料的考证我们知道，我国的字诸如“众”和“小人”等的出现，基本上属于小农的范畴上加以巩固的基础上完成的。由此可见，我国西周时期的小农经济既是从属于种族的组织当中的，又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公社之中的一种原始的生产模式，这是我国西周时期小农经济的又一显著特点。
通过一些考古发现研究情况来分析，个体家庭在原始社会过末期不但已经出现，而且其独立经济已经有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就有所记载，比如说我国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就是这种小农经济的农村公社及其变体的表现，这也就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我国的小农经济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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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译本).中华书局.
1986.
篇2
银行商业化改革与农户资金需求高度分散之间的矛盾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银行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银行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部门看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从中国农村发展的需求看则应该另外评价。因为，商业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是不可能适应农户由于高度分散并且兼业经营而提出的资金信用需求的，商业银行和小农经济这两方面的对接有问题。我认为，农户经营高度化分散是其根本特点，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确实要求其追逐利润，规避风险。所以，银行和农户任何一方都没有对错之分。
目前的问题是，农村资金的短缺使之成为极度稀缺要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问题不是农户资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农业资金投入，而是市场化取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必然要求其退出农业。
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银行如对其贷款，利润就比较低。而任何银行它所追求的利润只能来源于相对有规模效益的贷款。因此，这就导致了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没有办法了解农户的贷款需求，农户也不可能拿出详尽的贷款报告给银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银行申请贷款。此外，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实际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连高利贷者也难以收回农户借款时的抵押品。
从近几年对农户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农户的存款增长幅度大于其贷款增长幅度，因此有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表面形式就是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吸纳农村的资金有所增加，银行给农户的贷款却是减少的。农民的信用需求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满足的只占到24，连四分之一都不到，这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假设：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匮乏。
作为龙头要素和最具组织作用的要素——资金，它如果退出农业，就会导致任何力图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实，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在整个国家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同时，农业经济无法实现市场经济。这怎么来解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调控的是什么？它是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作用之下调控那些递减的要素，使那些边际收益可能递增的要素替代那些边际收益递减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呢？很明显，是劳动力要素，而资金要素是过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在农村搞高利贷是最赚钱的。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益是上涨的，但由于银行资金供给与农户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没法通过国家金融部门进入农村，因此农村成为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一个领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转比例低。因此，尽管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效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它也当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们说，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控资源，在农业生产领域很难发挥作用，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农业结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当我们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上的时候，农业、农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与这种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间似乎就出现了不相一致。
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不能靠外资来解决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资不断增加来维持的。
那么，农业经济的发展能不能靠外资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外资是不会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农业经济的。因此可以说，既不能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不能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
简单地强调用市场化的路子来调整农业结构可能走不通，因为单纯开展“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走到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农业主产品的成本在“天花板”价格(国际价格)之上，此后小农经济条件下惟一能够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内部自己把劳动力的收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的一切政策设计，包括政府对农民直接进行补贴，其效果都不可能明显。
农村政策研究应该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借鉴的，那时候的城市仍然在维持计划经济；并且由于政府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放开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被设计好、被推行下去的，实际上是在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条件下，自发地与农村传统制度结合，才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来农村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则与城市改革从原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部门垄断体制以及在国家大规模对外开放进程中部门垄断与国际资本结合有关。这显然已经导致农村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以往的教训表明，再单纯地强调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不了农村经济的复杂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的深入讨论第一，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小农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其投入产出比下降为负值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东亚模式——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东亚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因为纯粹的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益，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又由于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补到每个单一的农民头上，因此，只能靠农业外部规模来补充农业内部收益下降的损失，政府只能是放开与农业相关的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进入。与农业相关的这些领域
包括：农村信用、保险、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的加工，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等。所有这些农业生产外部经营领域都能形成规模、产生利润，而惟独种植业产生不了利润。外部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补贴到种植业上去，否则东亚小农经济从事的农业就很难持续下去。
其次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要针对那些有组织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给农户。这还是由于政府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近年来提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等政策都是以为政府可以与九亿农民进行直接交易，其实五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对农村的投入和补贴不是用于部门或者部门下设的企业，而是直接用于农村基层合作经济组织。比如，政府对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计股(政府股权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证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权收益只能通过合作社内部分配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和农村公益事业开支。
不过，即使我们采纳了东亚的合作经济模式，也仅仅意味着我们其实将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不断推高的农业生产成本消化在其他涉农行业领域返还的利润之中，而这并没有解决农业规模不足的根本问题(美国劳动力人均土地面积为八百多亩，中国仅为四亩多，相差二百倍)，中国的农业依然无法与国际上的规模农业去抗争。
第三，现在必须尽快启动城市化，否则就很难解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难以带动国民经济整个一盘棋的发展。
这已经是被政策理论界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谈了十五年的老话题。按说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当务之急似乎只是如何操作的问题。但是，如果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放眼全球”，如果考虑到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我所做过的关于加快农村城市化的一切分析，就变得几乎没有意义。因为进一步的分析是，如果按照一九九八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定义的将来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中国所能够扮演的，只能是以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生产最低价格的一般制成品的角色的话，其结果可能要求我们只能像当年搞工业化资本积累那样维持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保证劳动力的低成本，否则追求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就走不下去了。
篇3
前的两三千年里，炎黄子孙在神州大陆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帝国，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在这漫长的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不同的关系及其亚种并存，也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寻见各种经济关系消长的轨迹。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封建始终是建筑在综合经济基础之上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封建社会中起这种作用的生产是农业，它的关系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地主通过出租占有的土地收取地租剥削佃农，是这种经济关系运动的轴心。在这种关系中，地主和佃农矛盾对立，相互依赖，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主经济、佃农经济以及与之并存的自耕农经济和各种小生产经济的总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体制，我称之为“地主制经济”。
地主制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多种封建经济类型之一。这种类型的封建经济是否也象领主制经济那样，其本质属性是经济的，或者说它也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并可由此进而认为，凡封建社会必然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呢？这个既不应该教条式地肯定，也不可根据一些表面现象简单回答，最好考察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的运转过程，它的带有普遍典型意义的经营方式，以导找适当的答案。
先看地主经济。所谓地主经济是指地主自身的经济，它是地主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它制约着并存的其他经济，影响它们的。地主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非生产者——地主占有土地经营农业，其经营形式大体分为两大类，即地主经营制和地主租佃制。
所谓地主经营制是地主在自己拥有的地产上进行农业经营；一般以使用雇佣劳动为主，有的使用奴婢劳动或僮仆劳动；产品往往是出售的，当其种植经济作物时尤其如此。所以地主经营大多不是自然经济。实行地主经营制的地主是经营地主，这类地主到明清才逐渐增多；但即使这时，他们在地主中也是少数。因此本文在对地主经济进行质的剖析时以租佃制地主为主要对象。因为租佃制地主才是地主经济成熟了的形态。就让我们用解剖人体去理解猿体那样，通过对租佃地主的分析去认识地主经济一般吧。
地主租佃制就是地主将占有的土地分散出租给佃户经营；自己坐收地租。中国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地主采取租佃制方式进行剥削。除一般民田外，族田、学田乃至王府庄田、官田屯田等等土地占有形式的经营方式的实质也都是地主租佃制，尽管它们的形式或有小异。所以说，租佃制是中国经济中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土地经营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制经济主要是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相伴随的农业经营制度。
租佃地主占有土地的面积大小不等。绝大多数地主占有土地量不是很大，而且往往没有草地、牧场、森林等多种类型的地产。有较少的地主土地占有量相当之大，特别是皇室、王府及缙绅。不论土地占有多少，他们把全部土地分割成小块招佃出租。有的地主留下部分土地自营。自营地的耕作不是采取令租佃土地的佃户提供劳役耕种，而是依靠僮奴、奴仆或雇佣长工和短工耕作。是为租佃地主兼经营地主。地主出租土地的目的是收取地租。有的地主要求佃农劳役，如为之看家护院，家庭服役等，但这是次要的；地主主要是从佃农那里收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的是谷物。通常的地租量是佃地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或于年节之际索些鸡鸭之贡，不占主要地位。地主一般不干预佃农的种植耕耘。当其为佃农提供耕牛、农具或种籽时，或对佃农生产施加某种程序的干预。这是因为提供生产资料带有租凭、借贷性质，干预生产以便于秋后获得满意数量的谷物，并非监督种植计划以满足地主的多方面需要。大地主设总管或管家，其主要任务是催租，是单纯的索取，不是去干涉佃农的生产活动。可见，没有自营 地的地主的经济活动内容不包括农业生产环节。这样的地主是不少的。
再看佃农经济。租地佃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另一种基层经济实体。他与租佃地主相依，无此无彼。这种经济实体主要以夫妻子女（有时包括双亲）组成的小家庭为单位，依靠佃入土地，自备其它生产资料，依靠家庭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佃入土地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家中劳动力数量的制约。他们从确定种植品种直到收获的全部生产活动都独立进行。收获时把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的二分之一左右无偿地缴给地主作为地租。其余二分之一自留，用作籽种、农具等经济条件的补偿、扩大再生产的追加和全家生活消费。有的佃家家庭兼营副业、手作为补充。租种同一地主的各家佃户自行决定所从事的副业、手工业的种类和规模，地主不作统一安排。出卖劳动力，充当短工，往往也是佃农收入来源之一；再不敷时，借贷则是不可避免的了。佃农自负盈亏，跟地主只发生佃地偿租、借债还钱的关系，其经济条件的补偿和再生产不在地主考虑之内。另有一部分佃农自己占有少量土地，同时租入部分土地，都由自家耕种，是为半佃农，其经营方式接近自耕农，属于自有的那块土地上的收获物与地主无涉。
还有自耕农经济。与地主、佃农时存在的相当大量的自耕农，也是由小家庭组成的经济实体。他们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堵阳自有的。土地占有量大体是家中劳动力所能耕种的，或者雇佣少数短工协助即可耕种的。一般地说，自耕农的经济比佃农优越，家中的劳动力也比佃农较多、较强。他们兼营副业、手工业的规模可能比佃农的大。自耕农自负盈亏，在分配方面不与地主发生直接关系；但需向国家缴纳赋税，承担差徭。与自耕农经济地位相仿的是小手工业者、小手工业作坊主，也可包括在自耕农经济这个范畴之内，不另叙。
在讲座自然经济的条件问题时，我们曾经提到，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往往既是强制本经济单位内生产者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劳役地租的有力保证，也是使劳动者按照土地所有者的需要进行分工的保证。这在领主制经济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封建社会中佃宵和地主的关系是因土地租佃关系才形成的。封建王朝也曾给予地主阶级某些特权，使之拥有对佃户的超经济强制力。例如，为保证社会治安稳定而将佃户的户籍编入地主户籍，为维护等级秩序而将佃户的地位置于地主之下，在人口稀少地区制止佃客离开租地他往，以保证劳动人手不致外流，规定佃户不交租应受刑法惩治，等等。这种超经济强制力使主佃关系带有等级特征。不过，由于我国封建政权历来实行中央集权制，朝廷赋予地主的权力，最大也没有达到准许地主拥有独立的司法权的程度。在生产方面，地主一般并不利用这些特权强制佃永按照他的意志进行分工。又由于土地买卖和其他原因，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并不长期固定，因此同一地主的各个佃户难以形成固定的内部分工。地主索来的地租只是清一色的谷物。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租佃地主家庭是不进行生产活动的全寄考消费经济单位。他们的需求却是复杂多样的。谷物地租的价值量足够支付地主一世所需物品的价格而有余，但从使用价值来看，单纯的谷物只能直接供给食物中的主食所需，远不能代其他食品、衣著、住房、车马以及精神方面的各种必需物品，也不能用以缴纳须以货币缴纳的赋税。实物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靠地主经济单位自身无法解决。唯有和其他经济单位彼此发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方能迎刃而解。他们只要出售租谷，就可得到货币，也可以得到一切。他们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因而没有必要强制佃户按照他们的需要分工生产各种实物。单一的实物地租丝毫不妨碍地主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地租形态得以久存。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单一实物地租形态不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的实现条件，租佃地主经济单位不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有一种论点认为，对地主制经济而言，实物地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的地租形式，或者说，实物地租长期占统治地位反过来又巩固了自然经济。这种看法是值的商榷的，因为这里忽略了单一实物地租和多种实物地租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租佃制使佃农相对独立于地主经济之外，佃农既不被强制提供劳役地租，又不按统一要求提供多种实物地租，地主经济要想实现使用价值形态自给是不可能的；那么，地主占有土地和拥有其他资源的数量多少，对于是否自然经济已经没有意义了。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的地主集中占有的土地量很大，在资源方面为实现自然经济提供了可能，租佃制下佃农分散独立经营和缴纳单一的实物地租，使这种可能性再也不能变为现实。
佃农和自耕农有许多共同之外，其基本点是：两者都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都是小农经济。他们耕种的土地面积大小，一般都与家庭劳动力（或加少量雇工）的负担能力相适应；他们的收获物都以农产品为主。作为一个生产型的经济单位，需要是多方面的。除去食盐、陶瓷器皿等生活资料外，要有锹、镐、锄、镰、犁等金属农具，磨、碾、碌碡等石器，乃至车、船等运输工具和耕牛、挽马等大牲畜；有些手工业更需另外一些工具，如织机等。这些都不是小农经济个体能够自给的。
地主和小宵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自都有使用价值形态的收入单一（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并且这个矛盾都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地主制经济总产品中相当的一部分须经过如下的转化：使用价值形态（谷物及副业、手工业产品）卖 价值形态（货币）买 使用价值形态（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经过这形态的转化，生产循环必将发生危机。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五个基本条件，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商品买卖活动对于地主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由地主制经济各个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所决定的。所以说，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条件的，商品经济在地主制经济的运转中不是附加的，不是外在的。地主制经济和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
在分析中，人们有时认为，为了换了 本经济单位使用价值的需要而生产部分产品出售，这不是商品生产，不属商品经济范畴。这个提法可以商榷。说为买而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是对的，但说它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值得重新。因为这实际是，为了论证某种经济单位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简单地根据是否以使用价值为目的来确定经济单位的经济类型。
经济单位生产活动的目的性可有三种不同情况，即（1）为了获得直接消费需要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用生产”，（2）为了换得本单位需要而又不能生产的使用价值，简称为“为买生产”和（3）为了价值增殖，简称为“为利润生产”或“为卖生产”。经济单位的生产目的性跟它的生产关系性质、经济类型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生产关系性质 生产目的 经济类型
非资本主义生产 （1）为用生产 自然经济
（2）为买生产 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 （3）为卖生产
从表中可以看出，（1）为用生产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经济类型不同但生产关系性质相同；（2）为买生产和（3）（为卖生产的经济单位。它们的生产关系性质不同但经济类型相同。（2）为买生产的经济单位虽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类型却是商品经济。经济单位的生产关系性质和它的经济类型，概括的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两者虽有密切联系，但无必然的统一关系。这是因为商品经济并不专门存在于某种性质的生产关系之中，非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必然是自然经济。因此，分辨生产关系性质时，考虑其生产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还是为了价值，分辨经济类型时考虑的却是达到目的的方式，即是否通过外部的货币交换关系。不要因为（2）为买生产是非资本主义经济就认定它不属于商品经济类型；也不必因为它是商品经济类型而认定它必是资本主义经济。人们为了说明（2）为买生产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而只看到其生产的目的和（1）一样都是为了使用价值，就认为（2）也是自然经济。这种看法忽视了使用价值的获得是否通过货币交换；而通过货币交换与否，却代表着看不同的经济类型。把（20为买生产看成自然经济，在上是把商品交换纳入到自然经济范畴之中；而商品交换恰恰是自然经济范畴所要排斥的主要内容，否定为买生产是属商品经济范畴，实质也就否定了小商品生产的存在。
我们还应注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买卖问题。地主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或破产而出售土地，自耕农出卖土地沦为佃农，或买进土地变为地主，佃农购入土地成为自耕农乃至上升为小地主等等现象，在中国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千年田八百主”的谚语，生动地反映土地易手之频率。既然土地是商品，土地买卖当然是商品货币关系。在正常情况下，想买土地就得先积攒货币，出卖土地得到的也是货币。小农是存在购进土地的可能性的。经济上升的欲望总在刺激他们扩大土地占有面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尽量扩大（2）为买生产，以便得到多一点货币。由此他们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更多了，而不是保持或发展自然经济。
如前所述，有与农业相结合和与之并存的多种手工业是自然经济的重要条件。地主制经济中的佃农和自耕农确有不少是经营家庭手工业的。为了增加产品、扩大收入，他们有必要这样做；在农业收入不足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他们也有可能这样做，因为家庭是由男女老幼不同的劳动力搭配组成的，便于内部协调分工；还因为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一年内有许多闲暇，佃农和自耕农都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一个小农个体同时从事的手工业项目毕竟是很少的，不可能经营多种手工业。他们选择哪种手工业，要考虑劳动力数量，原料来源、技术传统，更需考虑的是产品能否卖出支。通常的做法是致力于自家能够进行的手工业，尽可能多生产一些拿到市场出售。这也就谈不上家庭手工业是为了自给自足了。为了家用而制造一些手工制品，比如为扫地而自做两把扫帚，与其称之为家庭手工业，倒不如把这算做家务劳动更为贴切。自然经济必须有家庭手工业，但有家庭手工业不一定是自然经济。不能把有关家庭手工业的史料不加分析地统统用来证明自然经济，其中很多只是反映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而已。
许多著作认为男耕女织的耕织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典型表现。乍看起来，小农自种粮食以果腹，自织布匹而暖身，衣食具备，无复有求于他人，也就与商品经济无涉了。其实未必。如前所述，自然经济是有特定含义的，首要的是经济条件的自足。很显然，衣食两项是很重要的，但远非全部经济条件。单一的家庭手工纺织，并不能使经济单位得到使用价值形态的全部自足。不可否认，家庭手工织品中会有一部分是自给性生产，但不能仅仅看到这一部分因而否定出售部分的商品性。再者，如果说“织”是自给，就意味着该户农民自己植棉，自己纺纱，自已织布，最后自己缝制给够全家所需的衣服。可是，种、纺、织、缝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是自家不愿解决或根本解决不了的；如果进而想到这一系列劳动所需工具的来源，就更复杂了。其实耕种这类经济作物以及从事一系列手工业生产的农户的产品，大都远远超过自己家庭的需要量。一般地说，桑、麻、棉等经济作物总是作为商品作物种植的。农村中出售棉花、纱线、布匹，以及买棉纺纱，买纱织布成衣的，从来大有人在。麻亦类似，丝织尤其明显。在这里，买卖双方尽管都是为了满足本经济单位所需的经济条件，但都是通过货币运动进行的，商人活动其间尚暂不论。“男耕女如何”农户的产品从价值形态说可能收支相符，但这不意味着满足了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产品的使用价值形态对本经济单位来说，不论是自给不足还是自给有余，都将与商品经济发生联系；前者买进，后者卖出。可见，为了获得再生产必需的全部经济条件，耕织结合的小农也得藉助于商品交换。事实上，我国直到明清时期植棉织布的农户也从未达到总农户的一半以上，面织麻，织绸的更少，在考虑到大量农户的穿衣问题并不能依靠家庭自产解决时，可以设想其间普遍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何况小农之家机杼之声达旦，无非是为了明晨拿到市场上的布匹稍多一些。这种耕织结合越发展，市场上的商品量就越大，是不说自明的。男耕女织现象只能反映地主制经济下男妇劳动力的充分作用，说明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而不能证明农户个体或更大的范围内必然是自然经济。
总之，对于地主制经济来说，与农业相结合的单一的家庭手工业除去可能满足本经济单位某一种物质需求面外，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补充家庭经济收入，而不在于因之实现自然经济；它不象在领主制经济单位中的多种手工业那样，是多品种实物地租的前提。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在考察地主制经济时，不要看到哪里有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就认定那里必然是自然经济；事情可能相反，恰恰那种结合正是商品经济的表现，它跟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商品量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小农一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
说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并不排除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可能存在自然经济的经济单位。如前所述，凡具备平衡律实现条件的经济单位都可是自然经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有大型的庄田，它们包括大片地产，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足够的人身隶属于主人的劳动力，具备自然经济平衡律要求的条件。如果这类庄田是统计表的经济单位，很可能就是自然经济的个体。不过迄今对它们的组织、经营情况不甚了了，其中主人和劳动者间是否租佣关系，内部如何分工，所属店铺、店舍是什么状况，如此等等，史料语焉不详。我们姑且把它们看作是类似欧洲领主庄园那样的自然经济单位。不过这类庄田是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之一，一般来说，是不用它做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典型代表的。
说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差异。自北而南沿海堵省，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及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等地，经济水平提高，那里的区域间以及经济单位间的商品经济都比较发达。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很明显的。南方是北方、沿海和内地、中部和边疆、平原和山区、汉族和少数民族、近郊和远效、经济作物区和大田作物区，经济水平差别很大。有的地区生产水平极低，特别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困难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极少，呈相对闭锁状态。那里有的农民家庭自己生产所需的几乎一切物品，从而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虽然那里也是地主制经济。即使在一般地区，地主制经济各类经济单位产品的商品率也大不相同，他们之中有的绝大多数产品留自用或大部分自用。
是否可以由此认为自然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必然呢？不能。经济单位把部分产品留作自用，这和经济条件的自我满足是两码事，前者只是部分生产具有自给性，不能称之为自然经济。自给程度较高的现象并不是地主制经济运动方式内在决定的，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与商品经济联系很少的农民家庭往往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不掌握较高的生产技能，缺乏原料，因循守旧，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他们只得以最坏的经济条件从事最供销水平的生产。他们的产品仅够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没有多少产品能向市场提供，从而也极少右能从市场上获得较多的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单位再生产的经济条件低得和劳动力的生存条件极差而外，交通条件恶劣，运输工具落后，这是农民突破相对隔绝状态的重要障碍。这些都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诚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一般地说是较低的，因而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自给性。但应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基至可能在比封建主义先进得多的生产方式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若就地主制经济的各种经济单位的经营方式看，它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而且以商品经济为自身繁荣的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呈基本自给状态的地主制经济的经济单位，一量生产条件改善，产品有所啬加，商品经哜运动就会展开。生产力水平越高，商品经济就越发达，地主制经济也越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破坏地主制经济，没有改变它的本质，反而使之繁荣；相反，地主制经济并不以生产的自给性为条件。谁也不会认为，地主制经济越发展，生产的自给性定然起高。可见，中国封建社会中有些经济单位呈自给现象，并非由于它是地主制经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说以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西欧中世纪早期领主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可以的；称它是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不妥当的。
再有，所谓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A是B的基础，意味着B离开A就不复存在，或者改变本质。自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全然不是A与B的关系。即使佃户完全进行商品性生产，只要和佃关系不变，它仍然属于封建的地主制经济范畴。既然地主制经济是中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蹑在了两、三千年的封建经济制度，那么在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封建历史阶段特征时，当然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不加区别地统称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提法，也是不妥当的。
三
现在讨论一些有关的
先谈地方小市场的性质问题，我以为，地主制，也要把商品流通放在封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整个经济运动过程之中考察。不能只看上农的商品率较低，便断言商品经济仅仅是地主制经济与之略有联系的身外之物。而应注意到商品流通是地主制经济的交换形式，没有它，分配所得与消费（包括生产消费）所需对不上号，经济运动难以继续。地主制经济依赖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则，是私有制下小生产形成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不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这个矛盾是由地主制经济的经营方式决定的。
地主制经济的三类经济实体，地主经济、佃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含小手者经济）是我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细胞。出于细胞生存的需要产生了地方小市场，在地方小市场的基础上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以及域镇商业（这里暂时舍象对外贸易）。这种情况，在以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特征的社会，例如欧洲中世纪早期建立在领土庄制基础上的封建社会里，是看不到的。
有同志认为，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的品种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是劳动的直接交换，虽然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应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这个看法似可商榷。
市场是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概念。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商业以来，市场也和商人，商人资本、贷币、价值、价格等一系列关系一样，早已存在。价值也是十分古老的规律，在一切通过货币进行的交换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发生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市场为不同的生产关系服务，它的范围和性质随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如果商品生产的目的是 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价值增殖，那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时，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其规模扩展到空前的程度，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这标志着商品经济的高度，进入新的阶段。不过，不能认为仅只这种市场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
封建社会的国内商品流通曾经相当发达。城镇中的商品经济固不必说，地方的、区域性的乃至区域间的商品商场都早已存在。各类市场各有其主要的功能。其中地方集市墟场是整个商品流通的基层环节，它起着为大范围市场集中商品的作用，更重要提，通过它才解决了基本经济单位固有的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生产循环得以顺利继续。
市场，总是反映个人之间、经济单位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概念；大小市场都是一样的。地方小市场的贸易有许多是商人的活动。也有许多是生产者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生产者主要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他们的产品有一部分留作自己消费，蓁部分进入市场出售，就成为商品。不是为了出售的，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物品，是不会作为商品进入汉通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自发的社会分工使得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各式各样的需要，既不应以小农产品中出售部分的性质决定自用部分的性质，否定这部分生产是自给生产。也不该以自用部分的性质决定出售部分的性质，否定这种生产是商品生产。尽管在一些情况下，个体小农的产品中进入市场的部分可能不是主要的，但在市场上，他仍以小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小农根本无法分清哪一件是为了自消费，哪一件是为了出售而劳动。中交换中，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都不问题的性质，都被商品这一共性掩盖了。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时说，产业资本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是是商品生产，不论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生产的产品，还是中国农民的，印度农奴的、荷隶东印度的公社的、俄罗斯农奴制国家的或者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体货币和商品相对立，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分析封建社会市场进可以运用同样的。自耕农的产品也罢，佃农交租后自用有余的产品也罢 ，封建主利用奴婢劳动生产的产品也罢，地主收来的地租也罢。当它们作为商品出现时，共同构成市场客体，与货币相对立。地方小市场也不例外。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方小市场上，确有许多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是以物易物的。但不能把这看作是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劳动力的直接交换。从所周知，我国很早就有货币，至少到秦朝已经统一了货币单位，通行启蒙 及城乡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包括地方小市场在内的各级的以物易物只中表象，它不是直接的劳动交换，而是以货币价格为背景的。使用价值交换是不能离开交换价值。这里已不是一般等价物出现以前的以物易物，而是省略了货币转换过程的商品交换。这就意味着交换的产品不但有使用价值，而且也是交换价值的相当者，就是说，它是商品。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中产品交换过程表现为商品流通过程，前者与后者相一致。地方小市场也和更大范围的市场一样，是流通的场所，不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小市场不但和更大范围的商品流通市场是在同一体系之中，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不应把它们从性质上分开对待。
再谈谈经济单位的划分问题。所谓自然经济，是指一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条件通过内部的再生产补偿，而不通过与其他经济单位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与地方小市场是否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确定经济单位范围。
有同志认为，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单一的经济单位个当于一个乡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户，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边个意见也可商榷。“经济单位”范围的确定，可因研究的目的面异。例如：研究国际经济时可以国家或跨国公司算做经济单位；研究区域经济时可以经济区或行政区为经济单位。现在我们研究的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经济单位划分的原则宜以是否能够发生商品交换行为为据。所以，所谓经济单位，应指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自负盈亏的独立体，也是最基本的经济组织。本文有时也称之为经济实体。它有经常性的比较固定的收入来源，能够自行决定本单位范围内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和规模，在交换中是买卖的一方。其内，有决定全部经济活动的实际上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或者是主要劳动力，在封建家长制下，往往就是家长本人。其收入如果是来源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活动，它就表现为一个生产单位；如果是经营商业，则表现为一个商业店铺；如果是出租土地或放高利贷，则表现为一个地主或高利贷者家庭。经济单位可以是一个消费单位，不一定是一个生产单位，而生产单位总是一个经济单位。所以，经浊单位实际只表现它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而不反映其性质如何。中世纪早期西欧领主庄园中领主的自营地靠农妈的劳役地租经营，靠农奴缴纳多种实物地租满足经济条件。农奴虽有相对独立经济，他的生产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领主的需求，农奴之间有劳动交换而不形成商品货币关系。领主和他的农奴们共同成为一个不可分的经济实体。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地主佃农的经哜关系相比全然不同。因此，领主庄园作为一个整体是经济条件自我补偿和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中国地主制经济中的小农家庭（包括佃农、自耕农以及小手工业家庭）和地主家庭，则分别是独立的社会经济组织。一个地主即使占有大量土地，也是分租给许多佃户。佃户们用承担缴纳地租的义务换取土地使用权。地主如有自营地，并不靠佃户劳役耕种。佃户所缴实物地租是地主的经济来源，但不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地主对佃农经济的盈亏不承担义务。佃户和自耕农一样自行决定生产内容，他们的经济条件补偿和再生产过程并不包括地主的活动。地主既不是自己的佃户们的生产计划者、组织者，更不是一个村、邑县的经济级织者。因此，地主和他的佃户们只相互依存，而不是统一为一个经济单位；村、县就更加不成其为统一的经济单位了，如果把许多自负盈亏的独立个体，臂如说一个县范围内所有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和商人等都放在一起称之为一个经济单位，无异于把肌体说成是细胞。那当然会认为地方小商场是经济单位内部的事，那些经过商人的货币交换活动，也都被划为自然经济范畴了，把商品流通活动归纳在排斥商品流通的自然经济概念之中，这在理论上是费解的。
最后谈谈地主制经济下商品经济的特征及其它。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我认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相适应。
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以生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进行价值增殖。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产品必须全部出售，经过转化为货币这样一个产品运动阶段，否则，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不得补偿，再生产循环中止，利润也不能实现。机器、原材料等不变资本也是货币资本通过流通五一节实现的。因此，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转中的必要环节。流通从属于生产；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
地主制经济也以商品经济为条件，同样是在一定水平基础上的再生产过程的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各经济单位的生产循环过程，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不过，这里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小商品生产即简单商品生产基础之上的。佃农、自耕农、小手工业者等都是小商品生产者。他们是依靠家庭个体劳动的小规模个体所有者经济。商人资本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所以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W-G-W1）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
G-W …P…W′－G′）；以小商品生产为特征的地主制经济，也完全不同于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尽管地主制经济以商品经济为条件，但商品生产总是停留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商品流通也总是人属于地主制经济，为地主制经济服务。这样的商品经济，其发展程度无法和资本主义的相比，其结果也只能是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
小商品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时刻在向两极分化。它本身没有导向性，其上升的方向明显地受当时主导经济形态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主要上升为资本主义企业，是谓小商品经济第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在封建地主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小商品经济虽然有的也向剥削雇佣劳动式转化，从而产生具有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但它难以壮大为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其中绝大多数走向购买土地进行地租剥削的道路，向地主经哜蜕化。所以当小商品经济处于地主制经济的宽容度范围以内的时候，它的发展起不了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大，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度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地主制经济的作用。而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之在，可能大大超出了过去的理论设想的程度。因为实际上地主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时宽容的问题，而是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地主制经济中，土地自由买卖和诸子均分继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经济单位往往会分为小的，又或瓦解为自耕农或佃农。但地主经济却同时有不断再生的能力。由于遗留或力量强制形成的带奴隶主义性质的经济单位，最终也被地主经济“同化”。如下图(按，图略)所示，
地主制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发展的。如果这个示意图是三维的、全息的，就可以是看出图中的大圈随历史前进越来越大，其中诸半径形成的夹角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但它的结构将基本不变。图中的双线箭头（）表示的道路不被堵死，地主制经济的这个圈圈就难有重大的突破，建立其上的封建社会就当然地屹立不动。
由此而顺便谈及，解决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长的问题，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地主制为什么能长存，而这一问题的契机，则在于找到地主经济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原因。地主经济受到上层建筑全力保护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支持，出租土地坐食地租成为合理、合法、省心、安全的剥削方式。购买土地的欲望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投资意识，它对以各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的投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太阳，整个封建经济在围绕着它旋转。对解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来说，这里就是“罗陀斯”。
小商品经济和地主制经济的协调统一是因为，一则小商品经济和小规模经营相适应，二则小商品经济和适合分散操作的技术及低效能的工具相适应。小农、小手工业者都是依靠归个人所有的、只供个人使用的、小的、简陋的和数量有限的劳动资料进行个体生产。在那些小农能够买得起并且能使用的高效能机器工具和相应的技术出现、从而突破分散的小经营形式以前，小商品经济只能是小商品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状况决定了生产关系形式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至于生产力之所以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有其经济的、上层建设的意识形态的多方面原因，不能企望用任何单一的因素解释清楚，而这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在看到商品经济发展促进地主制经济繁荣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对小农的另一面的影响。地主得到的实物地租，一部分直接消费掉，一部分进行粮食投机，其余部分将投放市场换成货币，用于其化消费、缴纳捐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开张典当，放高利贷以及入柜窖藏。商人和高利贷者用一部分资金购买土地兼行地租剥削，更多的部分用于通过商业渠道或放债、抵押、典当等活动剥削广大农民。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也是地租的派生形态。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彼此相通，形成三位一体的结合。
小农生产的粮食自留部分中，除去一部分为了生产需要必须投入市场出售外，留作食用的部分，有时为了以细换粗品种调剂，也要通过市场。一些贫困农民则往往陷入如下的恶性循环：春耕时借贷，秋收后卖谷还债，春荒再次借钱买粮度日；自有粮食全得通过市场环节。这就出现了谷贱伤农、谷贵也伤的怪现象。农民明知两头吃亏，还不得不投入这种买卖关系之中；他们被卷入商品经济的程度不但很深，而且无力自拔。
由此可见，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地主制经济生产循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层层剥削活动的前提；而三结合的剥削反过来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某些方面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水平有所提高，不一定反映农民经济十分兴旺发达，也不预示生产关系方面将有什么重大变化或突破。但我们却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中看到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结合的依据。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地租的转化形态，同有商品经济也就没有这种转化。正是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在中国的封建经济中，商品经济是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联合对方大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削活动的工具。不同范围的市场网与三结合剥削网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表现。上面只是粮食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其他所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又何尝不是大同小异。如果认为小农纯属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基本无关，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排除于商人和高利贷者剥削对象名单之外了，那么，三位一体的剥削又从何谈起呢。
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是为整个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它和租佃制度一样，是封建经济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地主、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将其根系盘曲交错、密密麻麻地深扎在封建经济这块沃土之中，通过租佃关系、商品关系和债务关系三条管道，尽情地吮吸一切养分以自肥自壮，资本主义之芽要在此地萌生成长，难矣哉！
篇4
新一轮菜贱伤农事件来袭。近日，海南、福建、山东、河北、河南等多地出现蔬菜滞销现象，菠菜、芹菜、莴笋等价格持续走低，有的甚至跌到几分钱一斤。据媒体报道，河南中牟县明山庙村东头的路边，被扔掉的芹菜绵延200多米，菜农无奈之下甚至将菜直接犁进地里。
菜价加在流通环节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中久表示，蔬菜是集中上市的农产品，保存期很短，容易产生卖菜难的问题。
今年夏天南方蔬菜产量较高，南方蔬菜大量运到北方，成本比北方大棚低一半以上，价格很有竞争力，北方大棚蔬菜因此滞销。
菜农那里0.1元/公斤没人收的花菜，北京超市里仍然卖到每公斤6元左右。蔬菜的收购价格是如此之低，但城里市民却并未感到今年的菜价有多大变化。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赵显人表示，流通环节层层加码，使得最后到达市民手中的蔬菜价格并不低。
据了解，蔬菜从田间，通常要经过收购商、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小批发商，最后才进入菜市场，每一个环节都必然加价。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运输费、摊位费、卫生费、装卸费、管理费、人力成本等费用也必将摊到产业链的两头。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据了解，批发市场的每辆货车需要300元的“进门费”，而仅人工搬运费一项，就达到每人每天80元到100元。
正大集团副总裁杨小平表示，农产品的流通成本比一般工业品更高，对运输时间和运输条件有更高要求，而且体积大、附加值低，无形中增加了成本。光靠减少流通环节还不够，农产品流通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在中国，冷链物流仅能满足10%的需求，而美国可以满足90%，日本可以满足60%。同时，应培养大型流通企业，统一市场才能有专业分工。
据了解，美国农产品物流以直销模式为主，平均78.5%的农产品是从产地经物流配送中心直接到零售商，批发商销量仅占20%左右。较高的直销比例减少了美国农产品的流通环节，提高了流通效率，降低了流通成本。
农业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农业生产组织和销售组织的发展为缩短流通链条创造了条件，使生产者及其组织与大型连锁超市等零售终端组织能够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实现农产品的直销。
发展新型农产品经纪
分析此次蔬菜滞销的原因可发现，除气候因素，也有农民自身原因，如因去年行情好就盲目扩大生产。但归根结底，原因在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与现代经济的大市场之间仍缺少有效的产销对接，在市场上仍处于被动地位的农民难以应付市场上任何风吹草动。
据了解，对于短时期大规模上市而产生的蔬菜滞销，农超对接的缓解能力很有限，就北京地区而言，大规模实现农超对接的仅为物美、京客隆等大型超市，中小型超市对接程度有限。
蔬菜滞销不仅是农民之痛，更是农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之痛，是全体公众之痛。中国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会长于培顺建议，要充分发挥农产品经纪人的作用。
合格的农产品经纪人应是某一项农产品领域的专业人士，不仅要熟知农产品的基本特性，还要准确了解市场需求，能根据实际情况对农产品发展趋势作出合理的判断与预测，并对农产品成本作出正确核算，从而对农业生产起到指导作用。
曾被称为农副产品“二道贩子”的农产品经纪，现在已成为国家正式职业。农产品经纪人在农户和市场之间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目前，青岛农业大学已开始探索设立农产品经纪专业，从在校大学生中培养新型农产品经纪人。
美国农产品的生产以高度专业化、区域化和规模化著称。其产地市场集中，单个农场主的生产规模大，以“大生产大流通”为主要特点，正规高效的农产品经纪人制度在农产品流通中起重要作用。
篇5
随着新闻改革的日益深入，媒体逐步地走向了市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城市电视台由于受多方面的局限，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经过探索，城市台竞争的有力武器就是本地新闻，于是“新闻立台”成为大多数城市电视台的战略选择。为了城市台更好地竞争，本文将对城市台电视新闻进行初步的考察和分析，那么城市台电视新闻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考察城市台电视新闻的发展历史和轨迹，会发现其所具有如下的基本特征。
一、城市性
城市性是城市台电视新闻的首要特征。一般说来，大中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今社会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无一不产生于城市，新思想、新创造、新技术、新经验也主要产生于现代化的都市，城里有大量的、鲜活的和不断更新的新闻资源和新闻线索是新闻资源最多的地方，也是消费新闻最多的地方，许多有价值的新闻发生在城市里，引起观众的注意和关心，是城市台电视新闻主要素材来源地。尤其是在今天，城市早已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的经济状况、就业状况、环境状况、治安状况、文化与思想动态等，最终汇成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晴雨表”。它面对的观众也主要是城市居民。这个观众群具有非农产业（即第二、第三产业）人口占据大多数，知识层次高，生活节奏快，结构复杂，外来人口多等特点。因此，许多城市电视台，注意从市民的角度来审视和表现重大新闻题材。一般说来，城市台电视新闻更加注重贴近市民的生活实际，关注市民的衣食住行，反映市民的喜怒哀乐。在内容上贴近城市生活、鲜、快、广、深，信息量大。在形式上活泼多样，注重包装。城市台电视新闻关注城市，贴近市民生活，以市民为主要受众，是许多城市台的共识。当然各个城市在行政区域上一般都包含了一定的农村区域，每个城市电视台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农村观众，农村题材的报道应占有一定的比重，但是，构不成城市台电视新闻的主体。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域广，农民居住分散，农村市场经济不发达，生产生活的主要特点是简单、重复的小农经济。农民大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价值的新闻较少，即使发生了有价值的新闻，由于路途远信息闭塞等主客观原因。难以及时报道，常常是电视台得到线索已经时过境迁，失去新闻价值，况且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市场经济的建立，城市化进程
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脚步越来越快，进城工作生活的农民越来越多。即使留在农村生活的农民也希望了解城市生活，加快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城市台电视新闻农村题材的报道要用市场经济的理念，要用市民的眼光去审视和报道，一年到头唱“四季歌”的农村报道，城市居民不欢迎，农民也不爱看，因此在城市电视台的农村报道中，要尽量选择具有城乡纽带关系的结合点，报道城乡居民都喜闻乐见的新鲜事，传播城市的理念，推动农村进步和发展。
二、地域性
“任何一个城市电视台都建立、发展在一个特定的地域、服务于特定地区的受众。因此，作为龙头节目的城市电视台新闻节目就具有了传播的地域性和节目内容的地域文化特征。根据接近性原则，电视新闻节目对属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报道更容易受到当地观众的关注。为了满足当地观众的需求，城市台必须按照当地观众的要求发展新闻节目的形式和内容，植根于属地沃土。”如位于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广州电视台电视新闻节目带有浓郁的广州味、岭南味，形成了崇尚感性、质朴、开放的地域特色。石家庄电视台在形成和发展着燕赵都市味，反映着燕赵儿女勤劳、朴实，充满活力的风格，越有地域性节目，越有全国性。当然，制作新闻节目考虑地域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外来文化和信息。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三、贴近性
“城市台电视新闻的强烈城市性和地域性，以及基层的地位，使得电视新闻节目较之中央台、省级台更容易使用微观视角，更接民、更多地接近社会生活、群众生活，接近社会生产最基础的层面，从而具有贴近性的特点。”
贴近性使城市台电视新闻节目更多地关注百姓生活。近年来，民生新闻的兴起，就是城市台电视新闻的贴近性的最好体现。
民生新闻采用平民的视角，站在百姓的立场，播报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闻，评说百姓关心的事情，并为百姓排忧解难，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媒体对百姓的人文关怀。受到百姓的普遍欢迎。
贴近性使城市台电视新闻节目注重典型报道，注重挖掘社会生活中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典型意义。挖掘潜藏在身边普通人和事中的精神亮点，许多城市台新闻节目对当地先进人物，文明活动风气的报道，传播了社会新风，推动了社会进步。
篇6
我国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时代。现代化过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又是一个内容丰富、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其中，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文化现代化是最重要和最深层的因素，而经济现代化必须有相应的文化现代化作为动力和支持。
1. 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
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含义，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认为，“经济现代化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它包括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知识化，包括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包括经济福利的大幅改善以及国内经济公平和国际经济地位的明显变化，包括世界经济前沿和国际经济差距的变化等”。
1.1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所谓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制度、观念方面的文明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精神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制度形态与观念形态两方面），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一个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传承下来的。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一般来讲，文化包括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文化已经不仅仅是历史发展的足迹和成果，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大的促进作用。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深层推动力，并渗透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对经济发展都有巨大的意义。一个地区从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方针政策的制定、体制机制的创新，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经济行为，均会受到一定的文化影响。文化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支持作用，当然这种支持作用主要是通过文化对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影响来实现的。文化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作为一种“文化力”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由收集整理
1.2文化现代化对经济现代化的意义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经历的一场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以工业化为动力，促进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并引起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相应变化。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的：“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的变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是适应世界环境变化，追赶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来讲，现代化运动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化变迁运动，是一场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革、整合从而创造新文化的运动。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其经济实质，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在这里，“经济现代化”可以定义为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经济发展，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变过程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经济发展。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经济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现代化，在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文化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灵魂。文化现代化具有塑造现代人的特殊功能，可以加速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化过程，给经济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 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需求
文化具有传承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相对封闭和保守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具备中庸和稳定性的同时，也缺乏活力与进取精神，抑制民族的发展和创造力。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不断交流与冲突，在某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较强的力量；但与以民主、科学和制度建设为核心内容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封闭性、落后性和保守性的缺陷便凸显了出来，近代以来也曾经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我国是一个文化相对多元的国家，各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这些地区文化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了不同的意义，而且创造了很多新的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如温州文化、浦东文化、珠三角文化等。总体来讲，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对今天的经济建设是有利的，如诚、信、义等；但是，有很多文化特点，如：重自守轻开放，重稳妥轻创新，重自我轻合作，重公平轻效率，重道德轻法律，重权利轻规则，重眼前轻长远，等等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经济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3. 文化现代化的任务：建立市场经济文化
3.1经济现代化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现代世界多数国家，包括我们国家所实行的经济体制，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经济的形式，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主要依靠市场来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的经济要素都进入市场，通过市场竞争、市场整合、市场分配，实现资源配置的最高效率。这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认识。但是，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因为，不仅是市场范围空前扩大，而且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体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际交往和精神生活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变革。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说到底就是市场经济文化的建立。
3.2市场经济文化的内容
转贴于
建立什么样的文化，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文化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从根本上讲，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主流文化的性质和样式，取决于这个地区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市场经济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方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主要特点是：创新与效率、竞争与合作、开放与信用、规则与法制等。经济发展与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建立市场经济文化。本文由收集整理
其一，竞争文化与效率文化。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同时这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也必然充满竞争，竞争可以刺激经济社会发展。具备竞争意识、竞争思维、竞争能力，学会竞争，是市场经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文化要求。建立竞争机制，激发竞争，各种资源通过竞争机制的作用，在各地区、部门、行业、企业间实现科学配置，杜绝政府对地方经济的保护，鼓励地方经济参与竞争，在更大范围内的竞争，是使地区经济获得生命力的保证。当然，要避免盲目竞争和恶性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通过市场得到合理配置，微观经济活动充满效率。在微观经济活动中，效率优先是一个基本原则。当然，在经济发展中，不仅要重视微观经济效率的激发，还要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和协调，保证整个地区的宏观效率。
其二，人本文化与知识文化。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高度文明的市场经济，它发展到今天，已经从传统的以物为本、以权为本，发展到以人为本。所以，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个性，发挥人的积极性，是现代市场经济对社会的文化要求。由此，市场经济要求公平、公开、公正，要求消除权力本位和官本位现象，崇尚科学、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尊重人才，尊重社会成员的民主权利。市场经济同时是公平竞争型经济、质量效益型经济、法治规则型经济。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细、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也同时必然是宏观调控型经济、合同信用型经济。在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某些国家，由现代市场经济派生出诸如质量观念、法制观念、科学观念、人才观念等普遍的社会意识，这就说明市场经济本身蕴含着众多的文明因素。
篇7
一、我国“三农”问题现状
中国农村改革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农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与现行分散承包的土地之间的矛盾将正在逐渐加剧，而农业生产方式仍然停留在家庭作业、分散经营上，甚至很多地区都无法摆脱“靠天吃饭”的尴尬局面，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农业发展的停滞不前。其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这种小户家庭的经营模式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引用，农业的生产难以走上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二、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业生产条件低下；三、单个农户很难支撑起日益放大的市场化的发展，缺乏代表其自身的组织或团体，在市场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最终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
二、日本农村、农业基本情况和特点
日本的经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农业相当发达，总体上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通过考察我们了解到，日本农业的一些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1、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低，农业人口不断减少
自20世纪末以来，日本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人口逐渐向老年人集中，后继无人现象严重，导致农业逐渐萧条。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据日本内阁府经济统计委员会2011年1月31日的《国民帐户2009》报告显示，2009年日本农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4%。另外，日本的农业人口呈现减少趋势，同时也表现出高龄化特点。据统计，2009年日本全国共有农户252万户，比1990年减少131.4万；65岁以上高龄者占农业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60%。再者，日本农业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兼业农户比重大，目前已达到90%，仅有10%的农户专门从事农业生产，这样虽然提高了农民收入，但同时又阻碍了土地集中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使农业机械不能充分的发挥应有的优势。
2、农业基础设施完善，机械化水平高
日本田间沟渠配套，道路四通八达，各种基础设施齐全，农业生产基本实现工厂化、社会化和现代化。而且，日本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农机现代化，劳动强度大幅降低，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这正是农业人口老龄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得以向城市转移的深层次原因。虽然日本农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农业的萧条也不容忽视，现在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只有40%，而且粮食供应体系也非常脆弱。
3、农协作用举足轻重，重视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
说到日本的农业，不能不提到农协这个组织，自建立初期，农协就在日本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有全国统一的、遍布乡村的、庞大的农协组织体系，上有全国的农协联合会，下有综合农协，也有专业农协，全国99％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协。而且，日本农协具有强大的社会化服务功能，为农户提供生产、加工、销售的全程服务，在农户与市场、农户与政府、农户与农户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日本农协在保证农业生产顺利开展，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维护农民利益，消除城乡差距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日本建有由国立和公立科研机构、大学、民间组织等三大系统组成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为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还大力扶持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技术开发与应用，特别对民间系统的研究给予资助。日本的农业推广服务主要是通过政府农业改良普及部门和农协进行的，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人力支持。
4、财政支持力度大，政府对农业的保护程度高
日本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和保护程度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用于农业的投资高达农业总产值的15倍之多，主要用于土地改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日本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农业实行高补贴的国家之一。从农户的年收入来看，日本农户年收入的60％来自政府的各种补贴。日本农村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农户农业现代化装备的购置等支出，绝大部分由政府财政承担，需要农户支付的比重很小。
三、日本农业的对我国“三农”问题的借鉴与启示
毫无疑问，日本和我国的农业实际情况有着较大的差别，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日本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以行业协会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为载体，大力推进机制创新
日本农民应对市场的成功经验是组建农协，通过壮大经营实力来提升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我国农村受传统观念影响，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方式根深蒂固，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显得乏弱无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刚刚起步，处于弱势地位。目前，我国不少地区出现了农牧业规模化经营的趋势，我们要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因势利导，支持各种类型合作经济组织加快发展，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组织化程度，分产业把农民集结起来，凝成一个整体，增强农民在生产、经营、联合进入市场和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把单家独户经营的弱势农业变成规模化、产业化、社会化经营的强势农业。同时，我们应该积极完善法律制度，通过政策、法律支持以及强有力的扶持措施，有效地保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2、以扶植种养大户为重点，大力培育专业务农者
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农村人口稀疏、农业衰退、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国农业发展中难以避免的。为了稳定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我国必须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把培育科技种养大户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着力点，作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带动点，积极为种养大户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等方面的服务，竭力为种养大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要适应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趋势，大力扶持专业农户提高机械化水平，加强对专业务农者的技能培训，加大农村教育、科研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农业技术水平。
3、以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为前提，推进新农村建设
日本农业发展经验表明，农业、农村的发展需要政府财力的大量投入。我国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虽然对农业和农村建设的投入逐年增长，但平均到每亩耕地、每户农民还是很少。我们应当尽快建立“城乡统筹”发展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的比重。而且，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应完全由各级财政承担，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篇8
一、故意杀人犯罪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案发地点大部分在农村。在笔者调查的46件66人故意杀人案件中，发生在农村的有38件56人，件数和人数分别占82.61％和84.85％；发生在城镇的8件10人，分别占17.39％和15.15％。可见，农村是故意杀人犯罪的主要案发地。
（二）犯罪主体绝大多是农民和无业人员。在已审结的46件66人中，农民和无业人员有59人，占89.4％；其中，在农村犯罪的有50人，占84.7％；在城镇犯罪的有9人，占15.3％。农村中的无业人员指的是，极少数厌恶农村生活，不愿耕田种地而成为游手好闲的人员。
（三）犯罪分子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已审结的66名故意杀人案犯中，大、中专文化程度的各为1人，占3％；高中文化程度的4人，占6.1％；初中文化程度的25人，占37.9％；小学文化程度的30人，占45.5％；文盲5人，占7.6％。
（四）农村中农民因生活琐事、婚姻家庭等内部矛盾激化而故意杀人犯罪的情况比较突出，且突发性强。在农村发案的38件56人中，农民间因生活琐事引发故意杀人的22件32人，分别占57.9％和57.1％；因婚姻家庭内部矛盾激化而故意杀人的6件6人，分别占15.8％和10.7％。在这28起案件中，突发性故意杀人犯罪的有27件，占96.4％，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事前无预谋、无准备。都是在争吵过程中，一时恼怒杀人。如生产生活工具到处都有，随手可抓，抓到什么就使用什么，发案急。二是因小事争吵，继而引发杀人后果。农民间并无深仇大恨，杀人都是因一些区区小事引起的。这些事情在一般人看来，连吵架都不值得，更谈不上杀人。如2000年12月25日晚9时许，乐东县志仲镇志强村委会第十一队农民张亚管，因同村村民张亚满大声喊叫其已故父亲名字，非常气愤，酒后持一把山钩刀到张亚满家，将张亚满砍死。与内地一些省份相比，这就是我们海南农村中故意杀人犯罪的突出特点。
（五）犯罪手段多样化，持刀作案的多。综观46起故意杀人案件，有持枪、斧、棍、锄头、砖头杀人的，有采取投毒方式杀人的，有用皮带或衣服勒死被害人的；其中持刀包括菜刀、尖刀、水果刀、山钩刀作案的最多，有29件，占63％。
二、故意杀人犯罪案件在农村多发的原因
（一）农民文化素质差，文明程度低，处理问题简单、粗暴。据统计数字显示，在农村犯故意杀人罪的50名农民和无业人员中，小学文化的24人，初中文化的19人，文盲5人，高中文化的只有2人。这说明文化素质低下是农民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文化程度低，他们的思维简单，遇事不冷静，不能克制自己，不懂得寻求解决问题的正当途径，而更多的是争强好胜，刀棍相见，大打出手，不计后果。即便是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如文昌市重兴镇农民陈某在家里叫母亲拿钱给其儿子治病，母亲说没钱，陈某即动手打母亲。次日，陈某之胞弟得知母亲被打，便责问陈某为何打母亲，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并互相推打。在打斗中，陈某持尖刀朝胞弟身上乱刺，致其胞弟倒地死亡。本案中的陈某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二）农村经济落后状况比较严重，村与村之间、邻里之间、亲属之间常为一些经济利益发生纷争，处理不当，容易造成矛盾激化。海南中院管辖17个市县，大部分市县经济不发达，国家级贫困县4个，省级贫困县5个，大多数农民生活条件困难。由于长期生活贫困，使得农民那种狭隘的小农经济意识和私有观念、贪占思想根深蒂固。于是，村与村之间、邻里之间、亲属之间一旦因生产生活中的利益发生纷争，他们必定会“寸土不让，寸利必争”，其结果极易导致杀人案件的发生。如屯昌县新兴镇木头村农民王大苗、王大富、王大琼、王大德，因他村的俩村民偷伐木头村的树木，而用木棍、石头将其中一人活活打死；儋州市南丰农场陈某和廖某因使用木船和船浆的归属问题发生口角，双方在争夺船浆时，陈某将船浆折断，并先后用船浆、红砖猛击廖的头部，致廖死亡；儋州市排浦镇华头村农民麦某与其堂妹分别在相邻的稻田里放水灌溉，因彼此争抢放水而发生争执，继而麦某动手打了其堂妹。在收工回村途中，两人互相指责，麦某恼怒持锄头猛击被害人头部，被害人倒地后，仍继续持锄头击打其面部，致被害人死亡。这种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便要不顾一切后果地置对方于死地的事件，在农村似乎随时都可能发生。
（三）农民法制观念十分淡薄，对自身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及应负的法律责任缺乏认识，导致他们遇事好冲动，动辄杀人。从农村中犯罪的农民看，法制观念淡薄的问题极其严重，相当一部分农民对法律知识一无所知，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更不会使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一遇纠纷，就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甚至动刀动枪，拼个你死我活。可以说，农民法制观念淡薄是农村故意杀人案件多发的重要原因。
（四）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职能弱化。应该肯定，近几年海南农村基层组织对维护当地治安稳定、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部分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工作效率不高，战斗力不强，正气良苗不去树，歪风邪气不敢抓，群众强烈不满。二是一些村干部顾个人发财致富，对群众之间的纠纷不管不问，或互相推诿踢皮球，以致造成矛盾激化，酿成杀人案件。三是有的农村基层调解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业务水平不高，对易激化矛盾缺乏预见性，应变能力差，未能及时有效地化解农民间一些因琐事产生的矛盾纠纷，阻止由此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
（五）海南省是一个岛屿，受经济条件、地理位置的限制，农村生活较为封闭，与外地联系很少。特别是在交通不便、经济贫困的少数民族山区，农民们长年生活在封闭的村子里，视野狭隘，观念落后，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争执不下。在他们认为，使用暴力是使对方屈服的最好的方式。因此，每遇纷争，便极易使矛盾激化，产生故意杀人后果。这也是农村中故意杀人犯罪案件多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减少和遏制农村故意杀人犯罪应采取的对策
（一）加强农村文化教育，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山区文化教育方面的投资比例，实行多渠道办学，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教育事业，解决好适龄儿童的辍学问题。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结合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民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
（二）狠抓农村经济建设，提高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了，农民生活富裕了，民间因经济利益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就会随之减少。
（三）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增强农民法律意识。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法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公开审判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各种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要经常性地组织人员对那些文化素质较差的农民宣讲刑法方面的有关问题，使他们明白什么是违法行为，什么是犯罪行为，以及犯罪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努力把法律知识传遍农村的千家万户，让广大农民真正学法、懂法、守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还要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积极开展依法治村、制定“村规民约”等活动，强化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故意杀人犯罪。
篇9
关键词：“整村推进”模式；贫困山区；脱贫；顺平县李思庄村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0439-8114（2012）23-5528-04
Countermeasur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Mountainous Area Based on the Model of Whole Village Advancement
——Taking Lisizhuang Village of Shunping County as an Example
YANG Zhong-na1，TANG Ji-jun2，YU Xiao-ling1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arim University， Alar 843300， Xinjiang， China；
2. Department of Trace Detection Technology， China Criminal Polic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54， China）
Abstract：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Lisizhuang village where the model of whole village advancement was carried out in poverty alleviation. Countermeasur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ere proposed such as constructing rural infrastructure， using new thoughts in introducing projects， diversifying financing channels， carrying out market-oriented policy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and supporting local pillar industries.
Key words： model of whole village advancement； poor mountainous area； poverty alleviation； Lisizhuang village of Shunping county
2008年5月，国家明确指出“整村推进”是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举措[1]。政府主导下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是中国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中为适应新形势而普遍推行的扶贫工作新模式，并在全国各地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做好新形势下的扶贫工作，掌握目前“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现状，本研究以河北省顺平县李思庄村为例，进行了地毯式调查。
1 李思庄村基本情况
李思庄村位于河北省顺平县西北15 km处，三面环山，村庄坐落在太行山山脉的山坳中，是典型的偏远贫困山村。全村430户，1 600人，耕地面积100.00 hm2，人均耕地面积0.06 hm2，旱地约占60%，其中宜林荒山面积166.67 hm2（表1）。该村农业生产主要以蔬菜种植为主，主要种类有黄瓜、豆角，目前种植面积达66.67 hm2，蔬菜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66.67%。山区耕地远比平原分散得多，且交通不便，这样更加大了长距离的往返时间和运输难度，增加了资金投入和农田基本建设难度，致使山区的单位面积纯收益通常低于平原地区。由于太行山区自然条件差，干旱少雨，地下水处于断裂带，地下汇水区域非常小，故而造成水资源严重短缺，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困扰着山区农民的脱贫致富。
该村共有劳动力880人，外出务工劳动力130人，外出务工人员占总劳动力的14.78%，而80.69%的劳动力以种菜为生，说明该山村仍以传统的种植业为主。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劳动力中还有占2.28%的两后生，这部分人群属于劳动力中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其他劳动力来说，两后生的科技文化素质较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各分工情况如图1。
2 贫困现状
2.1 贫困人口调查
该村贫困人口1 091人，有297户完成了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村内低保户44户，享受低保人员44人。由表2可以看出，该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占总户数的69.07%，而贫困人口占该村总人口数的68.19%，说明目前该村的贫困人口数所占比例仍然很大。
2.2 收入水平
2007年顺平县统计局的统计结果表明，李思庄村农民人均纯收入1 812元，2008年人均纯收入1 977元，根据调查结果，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仅在790元左右，最低收入450元，远远低于河北省人均收入水平。由表3家庭年均收入来看，目前该村农民主要收入来源是以蔬菜生产、外出打工、养殖、经商为主，但是收入水平依然很低。造成这种收入结构的原因是由于长期种植品种的单一性，导致重茬现象严重，农产品质量低下，销售价格低；而外出务工人员大多缺乏技能，主要从事一些建筑、纺织、修理、服务等报酬较低的工作，生存竞争能力弱。就农民住房情况来讲，形成了明显的两极分化，条件好点的已住上砖房，但仍有10%的农民住在土房内。
2.3 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滞后
李思庄村地处内陆山区，地域偏僻，交通、电力、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水平还不高，等级公路少，且自然灾害频繁，因灾致贫率高。目前村内有近20%的公路未实现硬化，也没有任何的路灯照明设施；且农田水利设施不足，抗灾能力差，严重影响了农民正常的农业生产生活。
2.4 社会事业发展缓慢，脱贫能力差
社会事业发展缓慢具体表现在：首先是医疗卫生条件差。该村内仅有两个私人小卫生所，且医疗设施条件差；其次是教育水平发展不足，该村有一个四年级的小学及两个民办的幼儿园，各类设施严重不足，而农民的文盲半文盲率非常高，在农业种、养殖业中遵循传统方式，很难掌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三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那些年老体弱、有病、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子女照顾的农民，由于得不到村内相应的社会保障，大部分列入低保户范围内，很难脱贫；四是缺少文化娱乐活动，村里没有文化娱乐活动室、图书馆，农民生活单调。
3 导致贫困的根源
3.1 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恶化
李思庄村三面环山，主要以石灰岩为主，耕地面积小，土地贫瘠，资源贫乏。具体表现在：一是耕地面积小、质量差、宜耕地少、不利于农业生产；二是干旱少雨、农作物得不到及时灌溉；三是山高坡陡，造成水土流失和资源利用困难，恶劣的地理环境是导致山区贫困的根源所在[2]。其他如光照、温度等在部分地区也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因素，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且山区自然灾害频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该村的贫困[3]。山区生态环境脆弱表现尤为明显的是水土流失严重和森林覆盖率低，太行山区水土流失面积达188万hm2，约占该区面积的58%，每年流失土壤45亿t；且山场、土地退化十分严重，森林覆盖率仅为15.24%。特别是伴随着水灾次数的增加，导致森林覆盖率呈逐年递减之势[4]。
3.2 村民思想观念落后，市场意识不强
村民在转变思想观念方面较为缓慢，主要表现为落后保守的小农经济意识，不善于抢抓市场机遇和利用市场信息。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导致农民所得到的市场信息、技术信息等致富信息少且滞后。以养殖业为例，该村山地面积非常大，特别适合养殖业的发展，由于信息闭塞，至今村内还没有一户规模化养殖厂，只有少数人家散养绵羊，且绵羊肉质也都一般，所以也很难卖出好价钱。另外，该村缺少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农产品的附加值很低。当农产品成熟时，农民就直接卖给商贩，形成因2011年桃子价格低而导致农民砍桃树换种其他农作物的恶性循环怪圈，农民始终掌握不了市场信息，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3.3 自我“造血”能力不足
全村大部分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在初中水平以下，科技文化素质低，接受新科技、新知识的能力差，导致实用农业技术的推广及普及困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5]；长期受到国家扶贫资金的支持，导致“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严重，“造血”功能严重不足，这些都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扶贫开发进程[6]。发展经济的资金缺口极大，刚性投入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尤其是太行山区的农民，收入明显偏低，连必备的生产资料也买不起，普遍缺乏扩大生产、发展非农产业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自我发展能力比较薄弱[7]。
4 脱贫的优势
4.1 扩大主导产业规模，实现规模经济
该村三面环山，主要特点是春秋季光照充足，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寒冷干燥。该区光能资源丰富，热量条件充足，年平均气温在7.4～13.9 ℃，形成独特的小气候，由于光照充足，使所种蔬菜与该县同等地理条件下的蔬菜相比早熟1周左右，并且味道鲜美，驰名各大批发市场[8]。在立足该村资源优势的前提下，通过优化蔬菜种植结构，推广错季蔬菜种植，进一步扩大蔬菜生产规模，目前蔬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66.67 hm2，比上年增加13.33 hm2。为了加快该村的脱贫步伐，促进经济发展，目前已落实财政扶贫资金20万元，计划建温室蔬菜大棚50个，现已完成试点8个，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4.2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自2008年7月保定市扶贫大会以后，该村开始实施“整村推进”工程，在村“两委”班子及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扶贫资金已基本到位，基础设施得到了基本改善。同时，计划再建设周转棚50个，财政局已经拨款36.80万元用以缓解该村资金不足的问题。由于原来机井数量少，浇地难问题非常突出，浇一遍地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无法满足蔬菜生长需要，严重制约了蔬菜产业的发展。目前已在该村投资10.00万元，于2008年8月打了2口深井并修建了配套设施，埋设防渗管道5 000 m，全村浇地难题得到缓解。以前村内的街道主要以土路和沙石路为主，由于交通不便，严重制约着该村的经济发展。2008年10月开始对全村80%的街道进行硬化，计划路面硬化达8 700 m2，工程造价41.76万元，其中争取部门支持资金23.00万元，村自筹资金3.20万元，尚有15.56万元资金缺口（表4）。
4.3 发挥当地蔬菜批发市场的区域优势
由于该村长期种植露地蔬菜，在村东自然形成了3个蔬菜批发市场，一年交易两次，市场日交易量黄瓜为480 t，豆角为540 t，同时辐射北下邑、中下邑、南安阳等16个村庄，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还带动了周边村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
5 存在的问题
5.1 综合村力差
“硬实力”方面要完成其余20%的街道硬化任务，再打1口深井并修建配套设施，修建“两室”6间，规划建设娱乐活动中心一处，改造校舍危房15间，架设路灯50座，新建卫生所3间等；“软实力”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两委”班子的自身建设，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规模培训贫困劳动力，提高以蔬菜批发市场为重点的经营管理水平；“巧实力”方面主要是不断提高该村开发项目与外界资金、技术、人才、管理市场等的对接水平，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形成内在需求与外部帮扶的合力。
5.2 主导产业缺乏周转金
为了进一步扩大该村蔬菜种植业，目前已经建成蔬菜大棚8个，财政局尚有专项扶贫资金16.8万元。而每个蔬菜大棚的造价为4万元左右，许多农户根本无力承担，为了完成50个周转棚的计划，农户各自筹1.6万元，每个大棚落实周转资金0.4万元，仍需贷款83.2万元。但是该村经济发展落后，自从取消农业税后村集体经济积累很少，根本无力以实物作为抵押进行贷款，需要加大其他融资渠道，以扩大主导产业规模。
6 依托“整村推进”模式加快脱贫的对策
6.1 以市场为导向，培育自我“造血”功能
根据气候特点、土地条件、市场需求、经营水平确立适合该地区发展的农业优势项目予以重点扶持，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继续扩大蔬菜产业规模，兴建龙头企业，即选准投资少、见效快、成功率高、市场广阔，且覆盖面广的企业，带动家家户户解决温饱问题。依托科学技术，选择一些成熟可靠、容易掌握、增产增收效果显著的适用技术认真加以推广。如大棚蔬菜种植、牲畜品种改良、地膜种粮植树等，提高产品的科技附加值。
6.2 强化项目引资新思维
以山区资源为依托，积极开发该村166.67 hm2的宜林荒地，引进资金做好项目，以大项目带动一村一户都能干的小项目，逐渐形成产业优势，最终实现农民增收，既使资源变成发展的动力，又有利于保护环境，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
6.3 实施能人带动新战略
“一家做起几家跟，几家活动带全村”是许多村庄走上脱贫道路的成功经验。因此，要立足于山区农村特色资源优势，鼓励当地经营大户和能人创办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提升扩张非农产业，通过精深加工，培育发展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为非农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6.4 提高农民素质
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尤其对于像两后生这部分人群，需要加大培训力度。一方面通过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开展科技讲座、经验交流会、技术推广会等形式，向农民传授实用技能，加快培养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另一方面，组建以农业技术人员为骨干的农民科技培训服务队伍，建立有效的利益驱动和考核机制，鼓励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对农民进行现场指导，解决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积极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大力扶持一批科技示范户，提高他们的辐射带动能力[10]。
6.5 坚持融资渠道多元化
要健全财政支农特别是支持山区农村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个人参与扶贫的机制，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入，让广大农民在生产、生活上真正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和服务，抓住“村级互助金试点”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动农民入股，逐步解决村民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瓶颈”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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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惯用语 特点 结构类型 语义分析
惯用语是现代汉语中一种独特的结构，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极高，它同成语、歇后语、谚语等一样都属于熟语，是现代汉语中一种重要的语言单位。作为熟语的一部分，惯用语大多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活跃在人们的口语中。o论是结构长度还是使用的频率、灵活度，惯用语都是和词最接近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惯用语在汉语词汇中的位置
现代汉语惯用语用词少而含义丰富收效大。它不但能使语言变得生动、活泼、形象，而且能使表达含蓄丰富、语义幽默。它结构简短精炼，运用灵活，是人们喜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惯用语不但在日常口语中被频繁使用，而且在小说、戏剧、曲艺里，甚至在官方政论、新闻报道中也都被普遍地应用着。
在日常生活交际中，一些惯用语日益地固定化。于是人们就把这些惯用语当做现成的语言材料加以运用，不必临时组织语言就能脱口而出。它多以比喻的方式获得修辞上的意义转移，具有形象生动的特有表现力。惯用语不论在结构上还是意义上都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凝固性，在稳定性和凝固性的基础上同时具有灵活性的特点，精炼简短的形式中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内容。汉语惯用语广泛存在并运用于中国文化语言中。在其他普通语言中，为了追求语言的形象生动性都要借助惯用语来表达，这种现象同样广泛存在于其他常用语言中。
惯用语是汉语词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是极为重要的文化信息载体。惯用语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多棱镜，它可以从多角度折射出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对现代汉语惯用语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人民的价值取向。
二、惯用语的定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二百五”“白眼狼”“墙头草”等之类的词语。这些词语的格式大都较固定，具有意义特定、形式短小、口语性强等特点，这就是现代汉语中的“惯用语”。惯用语是一种固定的词组，既有以三音节为主的固定格式，又有灵活多样的结构特点和强烈的修辞色彩。惯用语生动活泼，常用来比喻一种事物或行为，相当于一个词或词组，其意义往往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去推断，如“狗腿子”不能单从字面理解为“狗的腿”，它实际上是指坏人的帮凶。
三、惯用语的特点
从惯用语的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其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语义特点
1.惯用语的语义具有双层性，除字面意义外，必须具有深层次的比喻义或引申义。通常是由一定的修辞手段形成惯用语的实际意义，常用来比喻一种事物或行为，表义精炼准确，如“吹鼓手”并不是指吹鼓的人，而是比喻鼓吹某事或吹捧别人的人。
2.惯用语绝大多数都是贬义的，使用时必须注意其褒贬色彩，如“小爬虫”比喻爱投机钻营品质很坏的人。
3.部分惯用语时代色彩很浓，生命力比成语较短，有些惯用语会逐渐被时代淘汰，如“黑五类”“”“洋插队”等富有时代特征的惯用语，在今天已基本淘汰而被新的惯用语所代替。
（二）结构特点
1.惯用语是一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成的固定短语，结构相对固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形式上为三个或三个以上音节，以动宾结构的三音节为主，如“变色龙”“软骨头”等，三字以上的如“打抱不平”“桃李满天下”等。
2.惯用语与成语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惯用语口语色彩浓，成语书面色彩浓；惯用语含义单纯，成语含义丰富。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其间可以依据表达的需要插入定语和补语。
有的惯用语既不能改变它的构成成分，也不能加进别的成分，这种惯用语更像一个词，如“巴不得”。
（三）语体特征
1.惯用语比较短小，自然简明。三音节惯用语只需要三个字就能组合出各种生动有趣的意思，如“糊涂虫”比喻不明事理的人。
2.在语体上，惯用语具有浓厚的口语色彩和感彩，感彩以贬义居多，如“妻管严”“夹生饭”等。
总而言之，含义简明、形象生动、通俗有趣，是惯用语的主要特点。
四、惯用语的结构类型
惯用语和熟语中的成语、歇后语、谚语等语言单位一样，都是按照一定的结构规律用词组织起来的，只是它的用词较少，语法结构比较简单。惯用语大都是三字的动宾短语，也有其它格式的，其构成成分和内部关系都相对较固定。结构类型主要有七类：联合结构、主谓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偏正结构、连谓结构。偏正结构分为“定中式”和“状中式”。
（一）联合式
联合式惯用语基本由形容词构成，组成“形容词+形容词+形容词”的三字结构，三个形容词独立开来联系并不大，组合起来却意义独特。例如：
老大难 马大哈 大老粗 短平快
（二）主谓式
主谓式惯用语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是被陈述的对象，后部分是用来陈述前部分的，前后两部分之间是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主谓式结构有三种：
1.“主语+谓语+宾语”格式，第二个动词后面必须带宾语。例如：
鬼打墙 狗吃屎 驴打滚 火上房
2.“主语+谓语”形式，这类惯用语的谓语大部分是由形容词充当的。例如：
耳朵软 眼窝浅 脸皮厚 嘴巴硬
3.“主语+谓语”形式，动词单独充当谓语成分，这类惯用语较少。例如：
龙虎斗 胡弥散
（三）述宾式
汉语惯用语的结构多为述宾式。述宾式惯用语也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表示动作、行为，后部分表示动作、行为所支配和关联的对象。前后两部分之间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这类惯用语的谓语大多由动词充当，宾语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充当，主要有三种：
1.“谓语+宾语”形式，大多表现为“A+BC”式。例如：
抬轿子 打埋伏 穿小鞋 出洋相
2.“述补+宾语”形式，这类比较少见。例如：
撕破脸 抓破脸
3.“状语+谓语+宾语”形式，谓语前面有修饰或限制的成分。例如：
乱弹琴 活见鬼 白磨牙
另外，惯用语的固定性是相对的，其结构形式在使用上具有一定自由度和`活度。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组合方式为动宾关系的惯用语上，其结构可以扩展，如：
碰钉子――碰了个钉子 抓辫子――抓了你的辫子
开倒车――开历史的倒车 打交道――打了几次交道
（四）述补式
述补式惯用语也分两部分，前部分表示事物性质、状态或动作，后部分是补充说明前部分的，前后两部分之间是补充说明和被补充说明的关系。述补类惯用语的结构主要有两种：
1.前部分中心词为动词，后部分补充说明前部分的动作。例如：
吃不饱 笑掉牙 拉下水 挂起来
2.前部分中心词为形容词，后部分补充说明前部分的性质状态。例如：
矮半截 冷半截
（五）定中式
定中式属于偏正类惯用语。偏正类惯用语的数量仅次于述宾式惯用语。定中式惯用语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修饰后部分，后部分被修饰。前后两部分之间是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定中式惯用语的结构是“定语+中心语”，主要有两种类型：
1.后两个为双音节词（A+BC），是惯用语的中心词，前一音节修饰后两个音节。例如：
母老虎 老狐狸 丑小鸭
2.前两个为双音节词（AB+C），后一个音节为中心词，受前两音节的修饰。例如：
定心丸 半边天 墙头草
（六）状中式
状中式同样属于偏正类。和定中式惯用语一样，状中式也分两部分，前部分限制后部分，后部分被限制。前后两部分之间是限制和被限制的关系。定中式惯用语的结构是“状语+中心语”，主要有两种类型：
1.中心词为动词，受前面状语的限制。例如：
连锅端 对着干 靠边站
2.中心语为形容词，受前面状语的修饰。例如：
满堂红 一场空 两面光
（七）连谓式
连谓式是由两个谓词性成分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前后两个谓语围绕同一个名词。连谓式惯用语的数量寥寥无几。例如：
没咒念 没牙啃 有戏看
综上可以看出，七种惯用语的结构分类很不均匀。
五、表示人的惯用语的语义分析
现代汉语惯用语中有很多以人为表达和影射的对象，这些惯用语形式多样，有的以动物喻人，有的以植物喻人；有的贬义，有的褒义。用语生动有趣，十分传神。
（一）感彩
惯用语来自民间，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口头创造出来的，表意准确精炼，感彩浓厚。惯用语的生活气息浓厚，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普通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怨，其中包含着人们对事情的看法和情感。情感具有主观性，是抽象的。而惯用语的运用使人们很好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情感态度。我们在使用惯用语时，首先应该注意辨析它的意义，弄清它所表达的感彩。
1.褒义色彩
因惯用语多是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情绪，所以现代汉语中表示褒义的惯用语并不多，但是生活中那些美好的、受人们推崇和赞美的事物在其中还是有所体现。例如：
（1）孺子牛――比喻鞠躬尽瘁、为人民造福的人。
（2）智多星――比喻足智多谋的人。
（3）活菩萨――比喻救苦救难的善人。
（4）半边天――比喻新社会妇女的巨大力量能顶半边天，也用来指新社会的妇女。
（5）千里眼――比喻眼光敏锐的人。
（6）活字典――比喻字词等知识丰富的人。
（7）顶梁柱――比喻起主要作用的骨干力量。
（8）主心骨――指可依靠的人或事物。
（9）千里马――比喻德才兼备大有作为的人。
（10）急先锋――比喻在行动上积极带头的人。
2.贬义色彩
惯用语中对现实的讥讽和批判要远远多于讴歌和赞美，其中反映的多是带有负面色彩的内容，特别是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负面现象和人性的弱点或恶习进行了描述和讽刺。惯用词带有贬义的比较多，讽刺意味比较浓。例如：
（11）绊脚石――比喻阻碍前进的人。
（12）耍贫嘴――比喻不顾对方态度唠叨不休的人。
（13）装洋葱――比喻对事情故作不知的人。
（14）长舌妇――比喻喜好搬弄是非的人。
（15）睁眼瞎――比喻没有一点儿学识的人。
（16）伪君子――比喻表面上正经，实际上卑鄙的人。
（17）小皇帝――比喻被娇惯坏了的独生子。
（18）马蜂窝――比喻难于对付的人或能引起麻烦或纠纷的事。
（19）和事佬――比喻无原则进行调解的人。
（20）半吊子――比喻不明事理、言行冒失或办事有始无终的人。
（二）含有动物名称的惯用语语义分析
惯用词形象生动，其中有许多添加动物名称为词，或赞扬，或讽喻，妙趣横生。惯用语中的动物有家禽、家畜和野生动物。现代汉语惯用语中出现的动物，家禽以“鸡”为主，家畜以“牛”“狗”“驴”为主，这些动物是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家庭饲养的动物。这些动物在动物惯用语中的高频出现，反映出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画面，体现了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特点。另外，虎、狼、狐狸等动物也曾经常出现在农耕社会中，所以在惯用语中也较为常见。在人们长期与这些动物交往的过程中，便形成了对各种动物的不同态度，使动物本身也具有了象征意义。例如：
（21）狗腿子――比喻坏人的帮凶。
（22）中山狼――比喻恩将仇报的人。
（23）笑面虎――比喻外表和善而内心凶狠的人。
（24）黑心狼――比喻心狠手辣六亲不认的人。
（25）地头蛇――比喻在某一地方仗势欺人的人。
（26）铁公鸡――比喻吝啬钱财一毛不拔的人。
（27）老黄牛――比喻默不作声、踏实工作的人。
（28）老狐狸――比喻非常狡猾的人。
（29）井底蛙――比喻孤陋寡闻、见识不广的人。
（30）哈巴狗――比喻趋炎附势、媚态十足的人。
（三）含有数词的惯用语语义分析
惯用语中含有数词的词语并不多，所表达的对象大多数以人为主，描摹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幽默生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二”作为文化符号是始终和阴阳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对偶、对称的审美趣味，所以包括“二”的惯用语数量不少。此外，中国的文化习惯里不爱单数，再加上“三”的谐音是“散”，在中国的文化内涵中并不吉利，故包含“三”的惯用语数量较之其他数字较多并且多为贬义。例如：
（31）二流子――比喻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
（32）万金油――比喻什么都做，但什么都不擅长的人。
（33）二杆子――比喻不务正业、好吹嘘的人。
（34）三只手――比喻好偷窃的人。
（35）丑八怪――比喻相貌丑陋的人。
（36）二把刀――比喻对某项工作知识不足、技术不高的人。
（37）二百五――比喻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
（38）三寸舌――比喻能言善辩的人，
（39）三脚猫――比喻徒有其表实不中用的人。
（40）百灵鸟――比喻歌喉甜润、清脆的歌手。
惯用语是一类重要的熟语，是现代汉语语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惯用语取材于民间及其口语性强的特点，决定了它与其它词汇的不同。惯用语的出现与流行通常是与一定的社会现象密切相关的。惯用语中出现的事物，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东西，是人们极为熟悉的。惯用语中与物质形态有关的动植物和衣食器具等，伴随着人类度过了漫长的历史，在长期的使用和接触中，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人们每天都在创造着新的惯用语，同时淘汰旧的惯用语。惯用语折射出来的世态生活，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的分析和对人性的感悟。惯用语所体现的中国人民一些传统的观念和心理，也正是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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