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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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西方文化差异 英汉语言 文化意识 影响

早在1904年Jespersen曾说：“Learning about the culture is the highest purpose of language learning.”英语教学，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就开始接触中西方两种交际文化差异这个难题。语言离不开文化，文化依靠语言，英语教学是语言教学，当然离不开文化教育。

人类文化中有着许许多多共性的东西，但也不可否认，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在交际文化方面，中西方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给我们学习与正确使用英语带来一定的困难。由于交际文化涉及面非常广，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我们要在培养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同时，让其更多地了解中西方语言中的文化差异，否则，我们的英语教学只能是对毫无意义的语言符号的教学。本文通过阐述外语教学中文化差异对语言的主要影响，分析了加强文化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1.文化背景的差异产生语言意义的差别

维果茨基（1978）曾提出过“文化工具盒”。他认为，孩子所获得的母语的概念和意义来源于他所属的文化。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语言意义的差别。比如说，我们把亚洲最发达的四个国家和地区称为“亚洲四小龙”，在英语中很多人会译成“four dragons of Asia”，这是由于不了解文化背景差异所造成的。在英美文化中，“龙”是一种带有迷信、宗教色彩的动物，甚至是带有消极意义的动物。虽然最近十几年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形象，西方社会逐渐了解了中国的“龙”文化，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仍然不能接受“dragon”的这种“positive”（正面的）形象。在英语里，“亚洲四小龙”的正确说法是“four tigers of Asia”。

2.中西方文化差异影响其风俗习惯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习语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还影响到了风俗习惯，尤其是在节日和宗教方面，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习语。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如New Year’s Day）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Spring Festival，Dragon Boat Festival，Mid-autumn Day等；英语国家有Valentine’s Day，Easter，April Fools’ Day，Mother’s Day，Thanksgiving Day和Christmas Day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接受后一般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就可能招致“贪财”之嫌。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自古以来，中西方就存在着的不同，与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现在英汉语言中。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习语很多，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国家，人们信奉基督教，由此产生了很多相关习语：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God sends fortune to fools.（傻人有傻福）；God is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strongest battalions.（上帝总是站在实力雄厚的军队一边）；Whom the gods love die young.（好人不长寿）。也有God damn you！（该死的！），Go to hell！（下地狱去！）这样的诅咒。

3.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内在感情上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同一个事物会在我们的心里唤起相同或不同的表象，不论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往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感受同一事物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事物在具有不同文化意识的人的脑中所映射的表象也许是一致的，但对于其内涵意义，内在感情却是不同的。如“He is a wolf.”这个句子会使英美人理解成“他是个色狼。”，而中国人会想到“他豺狼成性。”，因为英美人所理解的“wolf”有“下流”等内涵意义，而中国人则偏重于“凶残”、“野蛮”这一类的内涵意义。英语国家的人在赞美一个事物美好时，如用“nice”则带有“女性”的特殊内涵的感彩，而用“good”则在内涵意义上是“中性”的，也就是不带文体和感彩，由于文化的不同，中国人对这两个词在内涵意义上的细微差别也许就不甚明了。

4.文化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禁忌语言

禁忌语和体态语言也属于交际文化范畴。我国电影的“金鸡奖”，先译成Golden Cock Prize，但“cock”一词除“公鸡”外，还有“雄性器官”的意思，在英语里属于禁忌语，后改译为Golden Rooster Prize。再比如，欧美人十分喜爱养狗，有狗户口、狗居室、狗罐头、狗洁身剂等。他们认为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不会离弃，更不会背叛，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之下，英语中的dog常用来指忠实的伙伴，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属于褒义词：jolly dog（快活的人），You dirty dog.（你这个坏小子，常带疼爱色彩，属褒义），to help a lame dog over a stile（助人于危难，仗义勇为），top dog（当权者），a big dog（大亨）等。形容人“累极了”用dog-tired。而中国人对狗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尽管近些年来养宠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言文化中，常常带有厌恶的色彩，在汉语中属于贬义或禁忌语，如，“狗仗人势”、“狗血喷头”、“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狗苟蝇营”、“狗尾续貂”、“鸡鸣狗盗”等。

总之，人们常常借助于语言来表现某种文化，文化是一种“载体”，文化上的错误比语法上的错误后果更为严重，语法上的错误只要不影响表达，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文化上的错误会给对方造成伤害，而对说话者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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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文化；姓名；文化内涵；文化差异；文化融合

姓名是个人区别他人独一无二性的体现同时又展现了人与人社会背景文化间的联系。姓名与文化关系紧密，不同的文化特征及观念决定了姓名观念及特点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差异。

一、中西方姓名的基本构成及其组成形式

中西方（指英语国家）在姓名的组成部分和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当代中国的姓名构成方式主要是：姓+（辈份名）+名。其中辈份名在中国有些家庭中已不存在，只有姓+名。当代西方的姓名构成方式为：名+（中名）+姓。中名可以由一个名构成，同时也可以多个名组成中名。

二、中西方姓名存在的主要差异

1.姓名构成顺序的差异

中国的姓/名排列顺序是先姓后名，而西方国家的顺序则为先名后姓。比如李小龙，姓是“李”，名是“小龙”；HarryPotter中Potter是姓，放在名Harry之后。

2.姓名构成成分的差异

在构成成分上，中国与西方存在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中名的命名要求上。在古代中国，中名一般都是辈份名，族兄弟采用同一字或同一汉字偏旁,同族不同辈分用不同的字表示。比如清代皇帝雍正这一辈皇子的名字,第一字皆用“胤”字，第二字皆用“示”旁，如胤祖、胤祺、胤提等。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现在中名的这一要求已被渐渐淡化了。在西方姓名中，中名多为母亲的姓，后来也渐渐发展到借用其他亲属或钦佩的人的名。比如英国王妃凯特的女儿取名为CharlotteElizabethDiana中Elizabeth就是为了纪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3.姓名的命取方式不同

中文名字以字为单位，一般为两到三个字为主，长辈取名时一般会考虑生辰八字与五行，如五行缺木，则会在名字中加入带木的偏旁部首的字，如“林”，“森”等。家人还对孩子的希望凝结在一个字里。除此之外名字中可能还会包涵“伯、仲、叔、季”等字来表示兄弟间的顺序。西方的命名以词为单位，因此所选用的词是有限的范围内挑选的，其中名字的来源多与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的人物相关，名字所代表的内涵与寓意也是固定的并且与名字的来源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月亮女神Diana代表了贞洁、自由与健康。有一点区别十分独特。在中国，后辈不可与长辈重名，在古代不可与皇帝与圣贤重名，需要对帝王名字进行避讳，如雍正皇帝即位后将他的兄弟名字中的“胤”全部换成“允”。而西方可以与长辈圣贤重名。比如英国GeorgeAlexanderLouis王子，George向女王父亲乔治六世致敬，Alexander在英文中对应的女名是Alexandra，取自女王姓名，而Louis则取自爸爸名字中的一节。这些名字与前辈均有重名，英国人正是使用重名来表达对先辈的尊敬和表达对后代的期冀。

4.姓、名发展的历史渊源不同

在中国，姓的起源比名要早，而在西方，现有名后有姓。至于美国黑人更是在南北战争后才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他们的姓是可以经常更换的。[1]

三、姓名差异反映的文化差异

1.重集体与重个人的差异

从中西方姓与名的前后顺序可以看出，中国人“重姓轻名”，而西方人“重名轻姓”。这种姓与名的不同排列顺序是英汉文化差异的明显例证之一，它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人名上的体现。[2]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姓氏维护整个家族成员的关系，他代表的是群体。[3]中国人将姓置于最前，体现了中国人将自己首先定义在整体关系中，然后再整体中才通过名来展现个体。这说明中国文化强调整体为先。而在西方，名置于姓之前，名代表的是个体。同时姓出现的时间较早也说明姓及姓的代表含义比名在中国人心中更加重要。西方人注重以个人为中心，强调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姓代表整体，置于名之后。并且西方名出现的时间比姓要早，并且姓可以更改，说明西方文化中更肯定个人的地位，重视个人的价值。

2.宗族观念的差异

中国人重姓轻名在文化观念上的另一种反映是中国人宗族观念强，重宗族意识。宗族世代同宗同姓，姓是一个人宗族归属的一个标签。中国人讲究追根溯源，讲究同一姓氏的发展。而西方则不强调宗族文化。从中名的命名方式上也可以窥探一二。中国中名含辈份名，说明中国文化强调代代之间延续性以及同代之间的联系性。有了辈份名，便是宗族间加强认同感的最好的纽带。西方中名多为母亲的姓，没有反映出同代人之间的关联性，也没有整个家族因素的体现。受儒家思想支配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由于儒家提倡齐家睦族，每个人都要尽了对家庭与祖先所应尽的责任，命名的内容大体上多包含理想与希望，那么承先启后延族敬宗自然是理想与希望的一大主流。在命名中，看看史书上所列举的历代人名表，如光祖、述祖、继祖、耀祖等，这些名字都是中国传统宗族思想最明朗的说明。[4]

3.宗教观的差异

汉人重儒家礼教观念,如“德、义、恭、文”等,如三国的刘玄德和张翼德等。此外，封建伦理“五教”中的“义、兹、友、恭、孝”和无常之道的“仁、义、礼、智、信”等字也常见于人名之中。西方英美人多信奉基督教，如男名Chritian,Joseph等,女名Angela,Elizabeth等。《圣经》中的人物名和基督教中德圣徒名丰富了英语的姓氏库，这充分反映了基督教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人们生活的紧密关系。[5]

4.中西方某些特有文化的差异

中国人起名字讲究生辰八字和五行。数千年来我国的五行和八卦对人们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往往根据孩子的生辰八字,确定命中缺少哪一样,然后由名字补上,使缺少的一行发达、昌盛。[6]如五行缺木，则会在名字中加入带木的偏旁部首的字，如“林”，“森”等。古希腊罗马文化是西方文化之根。[7]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语言也受其影响颇深，表现之一就是西方人的姓名。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有各神，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寓意，而姓名也传达出了不同的寓意。在西方尤其是英国，由于君主制的历史渊源，有一些名字本身有皇室名字的命名传统，而英国皇室在给继承人起名字的时候也会从中进行挑选。比如女性的名字有Victoria、DianaElizabeth、Alexandra,男性则有Charles、George、Henry和Richard等。这些名字都十分受欢迎。

5.婚礼与婚姻观念的差异

中国古代女子出嫁后随夫姓，夫姓后再加上自己的姓，如李王氏，李是夫姓。当代中国女性的姓名不再有此传统，女子结婚后姓名没有改变。当代许多美国妇女婚后仍改用丈夫的姓,但是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不少夫妇开始采用两人的姓作为新的姓,中间以连字符隔开。如MaryBrown和JohnWilliam结婚，婚后，二人的姓名变为MaryBrown-William和JohnBrown-William。女性姓名的命名方式的变革是一种语言现象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一种标签，标志着女性追求独立平等的精神风貌，同时也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和进步。[8]

四、中西文化交流与姓名发展

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发展，中西交流逐渐增多，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于那些来中国的英美国家的留学生有一个中文名字很重要的融入文化的一种方式。从他们取中文名的思路可以看出他们的姓名文化。有相当一部分人直接取得自己的名字与中国历史上的名人一致，比如李白，曹操等。随着他们对中国文化更深的理解，他们的名字也趋向多样化。这种对于姓名上的变化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相互理解，也促进了姓名这一语言现象背后的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对于起名字，我们不应只看语言文字的表面，更应该了解姓名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内涵以及外国人对于这个名字特有的文化背景下的理解。明白语言与文化之间相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五、小结

名是一种记号，亦是文字的前身，人类的文化起于制名。[9]人的名字和姓是一种语言现象，隐藏在它背后的是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语言现象，决定了姓名不同特点。中西方姓名这一语言现象存在明显不同，反映了背后文化的差异。各自的姓名的特点事实上是不同的文化内涵。不论中西，在社会时展中，姓名也在变化，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同时文化的发展也促进姓名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碧蓉.英汉姓名的文化底蕴及其翻译[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2]楼光庆.从姓名看社会与文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3）.

[3]芝.论英汉人名映射出的中西文化差异[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4]萧遥天.中国人名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5]葛传.新英汉词典[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6]黄碧蓉.英汉姓名的文化底蕴及其翻译[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7]王升.古希腊罗马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华章[J],2014.

[8]楼光庆.从姓名看社会与文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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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下的高职英语教学进行调查不难发现，学生英语基础水平低下、课时偏少以及教学工作任务要求高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扩招形式的存在，在英语教学上，往往通过多班级合堂的模式进行。教师无法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教学内容的互动，因此也就无法很好地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教育部在2000年给出了《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指出重视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在教学生通过交流的方式来提升学生语言技能。鉴于此，高职教师要想在教学工作上有所突破，就要转变之前的教学观念，将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视为教学中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能力；中西方文化差异；高职院校；英语教学；文化休克

所谓跨文化交际，指的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这门学科得以产生。在当下的国际交往中，跨文化交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最先针对跨文化交际展开探究是从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当时主要目的是实现汉语在国际上的有效推广。跨文化交际这门学科所涉及到的因素比较多，比如与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言语交际学均有着牵连，在文化语言学上，强调的是语言，在社会语言学上，强调的是社会，在言语交际学中，强调的是交际，而这三个内容，均以“语用”为重点，这是跨文化交际产生的基础。

在学习英语中，遇到问题是在所难免的，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主要是英语表达出现问题，导致交流无效，随着英语知识的不断丰富，两个人渐渐地能够通过英语来进行交流。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认为并不存在问题了，沟通是有效的，但是不然。通过调查发现，有时候英语知识丰富，并不意味着沟通没问题。在很长时间中，我们所提到的沟通，仅仅局限在表达上，因此大部分外语学者将“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理解为“跨文化交际”。而交际，就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过程中，便会牵涉到沟通这个要素。表达和沟通并不是一个概念，表达强调的是自己语言表达是否合理，而沟通强调的是对方是否知道了彼此所要表达的内容。鉴于此，“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被翻译成“跨文化沟通”更为合理。另外，通过沟通，是需要让对方知道你所想要表达的intendedmessage，也就是你想要表达什么，而不是你所说的话。Iknowwhatyouaresaying，butnotwhatyouaretryingtotellmeorwhatyoumean.而沟通则是在理解whatyouaresaying的基础上同时理解whatyoumeantosay。通过英语语言课程，重点是促使学生采用有效的语言来进行沟通，也就是在英语表达上做到准确无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如下几个途径进行。

一、语言知识和社会知识同步学习了解，加强西方文化的认识

在之前的教学中，教师教学目标主要是让学生明白语义，能够掌握语法规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并不能够对西方文化有基础的认知，因此也就不知道自己所学的英语语法规则和语义应该在何种情境下使用才恰当。比如“Whydid’tyouclosethewindow”该语句在语法规则上是准确的，但是这种语气并不适合与长辈进行交流，因此选择“Whynotclosedthewindow”更为贴切。再比如在夸奖对方做饭手艺不错的时候，应该用“Whatadeliciousfood！”这个句子，尤其是在夸奖外族人的时候，假如用“Ididn’tex-pectyoucanmakesuchdeliciousmeal！”（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则会显得非常不礼貌。因此学生要想将自己所学的英语知识用在合适的情境中，就须要加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鉴于此，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要适当地对西方文化加以介绍。

二、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谨防“文化休克”

“文化休克”一词是由文化人类学家KalveroOberg最先提出的。刚刚到一个陌生国度的人，一般会产生焦虑心理，这是不熟悉对方社交信号导致的，这样的心理焦虑被跨文化学中视为“文化休克”。对于学生来说，如果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结合汉语思维来分析英语语境，则一般会发生“文化休克”。文化和语言能够融合在一起，靠的便是思维。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之间的结合，所对应的思维模式是不同的。在英语教学中，还需要教师能够将中西文化不同之处和日常生活用语差异加以归类对比，促使学生可以对语言折射出来的文化内涵有个更加准确的认知，从而能够在不同的文化面前，有着高度的敏感性。思维方式是文化与语言的沟通桥梁，而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是产生思维方式的差异的本质所在。例如中国传统观念是女性偏于阴柔，男性偏于阳刚，西方则无此明确区分，中国人偏人文，西方人重自然；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偏理性；中国人好静、内敛、保守，西方人好动、张扬、开放；中国人求同、求稳，西方人求异、求变。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应该把日常生活用语中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异以及语言表达方式归纳出来，进行比较总结，有利于学生逐渐了解认清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培养跨文化意识，对文化差异应对提升敏感性和适应性。下面是几个案例：

1.赞美与祝贺。我们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赞美属于常用语，中国文化比较谦逊，西方文化侧重理性得体，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夸奖别人的时候，一般会采用夸张的方式，而西方人会将实际结合起来夸奖别人，比如“Youdidagoodjob.”和“Ilikeyourbeautifulshoes.”等，这些赞美的句子，一般用于谈话的开端，或者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友好。

2.提供帮助。在面对别人帮助的时候，中国人回答的句式往往为“接受+感谢”，而西方人回答方式一般是“谢绝+解释”，比如在他人这样提问“Wouldyoulikesomecoffee？”的时候，对方往往会通过委婉的方式拒绝，比如“Yes，I’dloveto，butnotnow.”或“No，thankyou.”。

3.文化禁忌。很多情况下，人们可以接受非本国人在语法上的错误，但是如果错误很严重的情况下，则不然，比如文化禁忌。对于英国来说，在第一次交流的时候，不会询问对方的体重、年龄、、婚姻状况和收入，同时问对方去哪儿或者吃饭了没有，也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4.交际势能强弱。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与熟人交流过程中，寒暄是常见现象，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拉近和对方的关系，比如我们会通过询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和家庭状况等来进行，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知道答案，而是为了加入谈话，假如这样的寒暄方式用于和西方人交流上，则容易让对方不快。在英语中，也有寒暄的语气，比如“It’sreallyaterribletonight，isn’tit？Yes，itis.”。英国寒暄语句的用途是为了转换话题，而不是询问对方私密性的问题。

三、创设交际语境，培养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

在英语教学上，语境的构建已经被重视起来，语境化教学被广大英语教师所认知，我们需要做的是将这种教学方式予以落实。比如新编大学综合英语Unit4“talkingfacetoface”中的对话内容教学上，我们可以将课程导入设计成这样，并掌握“祝愿”和“问候”的常用交际语句，我将课程导入设置为：Therewillbe“Englishparty”inourcam-pusonweekend.Areyouinterestedinmakingfriendswitho-verseasstudent？Howdoyougreetthethem？Andhowdoyourespondtotheirreply？让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沟通和分析，然后教师和学生进行交流，为其构建起情境，让各个小组的学生在场景中进行对话，做到学以致用。

在最近的几年中，多媒体设备在学校教学中得到普遍应用，在英语教学上，我们也要重视对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应用，这样为课堂教学增加更多趣味，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获取更多的与教学内容相关资料，提高学生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比如在“Interview”为主题的口语课中，我们可以先给学生放有关招聘的视频，然后给出这样的问题：Whatdoyouwanttodoforalivingafteryougraduatefromtheuniversity？Whatquestionsareprobablytobeaskedinajobinterview？然后借助于幻灯片为学生模拟招聘场景，各个小组的学生经过商议后，有的扮演经理、有的扮演服务员，有的扮演快递员，各个小组到讲台上进行表演，然后大家对表演结果进行评价，这样在促使学生对课堂知识加深印象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借助于多媒体教学设备和精心设计好的情境，推动学生能够在模拟的情境中进行新语言能力的构建，从而提升学生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蒋永远.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11）.

［2］柏音.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0，（2）：73-79.

［3］张卫红，张凯.外语教学中语用知识的应用分［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3）：329-331.

［4］尹锡荣.中西方文化差异与大学英语教学［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2，（6）：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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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维模式 英汉思维差异 语言 翻译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6-0088-02

林语堂先生曾经写道：“中国人向来不重逻辑……凡事只凭直觉……”林先生一语道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直观、内心体验和直觉等情感指向。而以说英语为代表的西方人，侧重逻辑、分析和推理等理性思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常使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时颇感困惑。

一、英汉思维差异及其在语言中的体现

思维模式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属于最隐含的文化内涵之一，拥有不同文化传统或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差异主要有：

1.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差异

中国传统哲学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整体中包含部分，突出先整体后部分，因此，中国的思维模式具整体思维的特点。而西方人持“天人相分”的观点，即人是万物的中心，注重个体的独立作用和细节，强调形式结构和规则制约，突出由部分到整体，个体思维特征明显。

2.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差异

中国的形象思维模式，常与外部世界的客观事物形象相联系。相比之下，西方人的思维比较重视理性知识，并主张通过实证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如汉字里的“山”字的字形很像自然界里山的形象。而英语属于拼音文字，由无意义的字母通过线性方式排列组合。如hill（山）这个单词只有词义性，没有事物的形象性。

3.主体思维与客体思维差异

汉语常用“人称主语”，注重“什么人怎么样了，谁做了什么事”；英语常用物或抽象概念等“物称主语”，注重“什么事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因此有“汉语多主动句，英语多被动句”的情况。汉语可用多种方式表达被动意义。如：“一锅饭四个人吃”；“四个人吃一锅饭”。

4.间接思维与直接思维差异

中国的思维模式以整体性为基点，重领悟而轻论证，呈螺旋式并具间接性。而西方思维模式以个体性为基点，强调逻辑分析，注重形式论证，呈线性并具直接性。在语言表达上“汉语多后重心，英语多前重心”。

二、英汉思维差异在翻译中的体现

翻译是语言和思维间的转换，上述思维差异会对学生的翻译实践造成一定障碍。主要体现在：

1.整体与个体

与散行的英语结构相比，汉语不仅结构性更强，还有周遍性重复等特点。

2.抽象与具体

由于缺乏对英汉思维差异和语言差异的理解，学生在翻译时往往局限于字面转换，使得汉语译文晦涩难懂。例如：

I talked to him with brutal frankness.

译文1：我用近乎冷酷的直率和他谈了话。

译文2：我以近乎残忍的坦诚跟他谈了话。

参考译文：我对他讲的话，虽然逆耳，却是忠言。

例句用了“brutal frankness”这个抽象的名词词组，学生基本是按原文结构翻译的，如译文1 将其译为“近乎冷酷的直率”；译文2 译为“近乎残忍的坦诚”。但拗口的译文反映出学生在抽象和具体间相互转换的意识不强。

3.主体与客体

由于没有深刻地意识到汉语以主体为主，英语以客体为主的思维习惯，学生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译文表达不自然的现象。 如以下例句：

The thick carpet killed the sound of my footsteps.

译文1：厚厚的地毯掩去了我的脚步声。

译文2：厚厚的地毯使我的脚步声变轻了。

参考译文：我走在厚厚的地毯上，一点脚步声也没有。

虽然学生译文并没有错误，但不难看出学生缺乏在物称与人称间转换的意识，用原句中的物“The thick carpet”做了译文主语，而参考译文的表达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4.间接与直接

由于对英汉差异的敏感性不强，在翻译时不能充分考虑句式因素，学生很难摆脱英语多前重心的形式束缚；因此，译文仍是流散句式，即使用连接词连接，还是有很多错误并且逻辑关系混乱。

Now the integrated circuit has reduced by many times the size of the computer of which it forms a part， thus creating a new generation of portable minicomputers.

译文1：目前，电脑组成部分之一的集成电路已经被缩小了好几倍，因而创造出了新一代的便携式微型电脑。

译文2：经过多次的综合线路的简化，在体积上使电脑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因此新一代便携的迷你电脑已经问世。

参考译文： 现在集成电路成了计算机的组成部分，使计算机的体积大大缩小，从而产生了新一代的袖珍式微型计算机。

原句的主干是circuit has reduced the size， 其他部分均是对基本成分的修饰。原句由连词（which）、介词（of）、分词（creating）连接，十分紧凑。而译文1首先理解有误，由于受到by many times 的干扰，理解为“集成电路已经被缩小了好几倍”；而译文2很难懂，将“the integrated circuit”误解为“综合线路的简化”，导致前半句理解错误。

三、结束语

翻译的过程实际上由理解和表达两部分组成。能否在充分理解原文含义并尊重原文文体和风格的基础上，进行符合目标语言习惯的表达，是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本文列举了中西方思维差异在汉英语言中的一些体现，这种探索无论对于教学还是翻译都是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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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茶文化；英语文学作品；内涵影响；创作理念

任何一种文学作品，其创作到形成独立的风格体系，都与其所依附的文化体系有很大关系。客观的讲，文化造就了文学作品。当然，想要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必须对其文学作品创作的根源进行有效融入。西方茶文化是在茶及饮茶逐渐融入西方生活之后所形成的文化体系，无论是其内涵，还是价值理念，都充分反映了社会生活与大众理念的体系化融合。而在西方茶文化形成过程中，其文化内涵也对英语文学作品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西方茶文化的形成过程分析

文化是一种意识理念，其形成基础是物质元素，任何文化形态都是基于一定社会元素所形成的，西方茶文化也是如此。通过对西方茶文化的具体内涵进行全面解析，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容纳了丰富的文化理念，而其从特点来看，主要分为英国茶文化和美国茶文化，而这两者共同特点都是以英语作为自身发展语言的文化体系，因此可以说，西方茶文化实际上就是以英美文化为载体的茶文化。西方茶文化并不是一直就有的，而是经过长期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体系。尽管西方茶文化也是茶文化的一种，但是该茶文化与我国茶文化之间有着重要差别。虽然两种茶文化都是以茶和饮茶生活为基础所产生的文化体系。但是从根本上看，茶文化都是茶与其基础文化相融合所形成的文化体系，因此其差异来自于其文化根源。1848年，英国人罗伯特来到我国，将茶树种子带到印度，而印度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为茶叶生产种植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空间，从此在印度形成了庞大规模的茶园。这就为英国茶文化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实际上，茶叶在很早就已经进入欧洲大陆，但是欧洲大陆人对茶叶太多欢迎。直到茶叶传入英国之后，其与英国文化便形成了体系化的文化融合，正是英国人对茶叶的热爱和推崇，加上饮茶习惯和风气不断成熟，从而形成了具有英国文化特色的茶文化体系。而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茶与茶文化也流传到美国。但是客观的看，英国茶文化与美国茶文化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在整个英国茶文化体系中，正是其形成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其整体资源比较丰富，茶文化中更多融入了享受、物质元素，整个茶文化极其讲究，充满贵族元素。而对于美国茶文化来说，其形成与美国独立之后，此时更多追求的是效率，整个茶文化中融入更多的是效益与效率，因此，在美国茶文化体系中，我们更可以看到美国茶文化恰恰是袋装茶的发源地。在美国独立战争历史中，波士顿倾茶事件是其重要的导火索，而这无疑证实了茶叶在美国的地位。英美两国作为当前世界上物质元素最为丰富的国家，其文化影响力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因此以英美茶文化为核心的西方茶文化就成为极具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体系。整个文化内涵不仅影响了社会生活，同时更是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2西方茶文化的具体内涵认知

研究西方茶文化时，通过研究英国茶文化和美国茶文化，就能形成体系化全面认知，尤其是英国茶文化，其实际上就是整个西方茶文化体系的内核。根据相关统计表明，在整个英国人的生活中，饮茶所占的时间超过了三分之一，尤其是红茶，更是以英国红茶享誉全世界。西方茶文化作为饮茶习惯与传统文化的体系化融合，研究该文化体系，必然能够为我们全面了解茶文化内涵提供重要基础。

2.1西方茶文化的相关内容阐述

西方茶文化的内容主要表现在茶与饮食习惯的有效融合。因此，在整个西方茶文化内容中，茶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生活习惯中的重要内容。比如，对于英国人来说，早晨醒来之时，要饮早茶。其对早茶的精心准备程度，就知道茶叶在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英式早茶的调制过程中，不仅要精选阿萨姆红茶，同时更要经过对浓度和色泽的把关，从而是其满足早茶的需要。而在工作时间，其在工作间隙中，也会使用上午茶作为调节工作气氛的主要方式，当然上午茶是整个饮茶过程中最简单的环节。而在英国人饮茶生活中，最复杂的则是下午茶，可以说，下午茶就是英国茶文化的核心，正宗的英国下午茶，不仅讲究，而且其中充分融入了相关礼仪内涵，在英国下午茶文化体系中，其与社交活动相融合，成为西方社交活动的重要工具和媒介。而美国茶文化则更倾向于便捷和生活化，在美国饮茶过程中，袋装茶就成为其茶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符号之一。

2.2西方茶文化体系中的具体内涵分析

通过对西方茶文化体系进行全面认知，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内涵主要包括：首先，其应用属性从药用、生活饮用到一种文化符号。茶叶在传入西方初期，其更多是作为一种药物来使用，在其看来，饮茶能够帮助人们形成清醒的心情，同时也能对很多疾病形成有效治疗方法。而随着其对茶叶的功能价值属性认知日益成熟，其贵族上层开始品茶，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展现异国文化及生活理念的一种行为方式。而随着全球交往日益便捷，茶叶正式进入西方大众生活，其不仅实现了饮茶方式和饮茶文化的本土化，同时也成为社会大众的重要生活习惯。其次，在整个西方茶文化体系内，包含了极显贵族生活特点，内容丰富精致的文化内涵。在西方，饮茶习惯从出现到形成，更多是在近代时期，此时，无论是社会生产力，还是物质基础，都实现了极大丰富，因此在饮茶过程中，其应用元素更加丰富。而饮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而是一种融入了丰富审美价值和生活价值元素的生活方式。下午茶文化的出现和形成，不仅标志了该茶文化体系中的文化属性，同时其对整个西方文化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认知西方茶文化，就必须对其下午茶形成有效认知。最后，在西方茶文化体系内，社会习惯与社会大众意识形成了全面融合。因此，整个茶文化就是对社会生活形成全面了解的基础。在西方茶文化体系中，其不仅对饮茶内容和品质有着较高要求，同时其对茶文化体系中的理解和认知也超越了任何一种价值理念。在西方茶文化体系中，其将现代社会的节奏要求与整个文化相融合，而这正是与我国传统文化所不同的行为阐述和理念表现。

3西方茶文化对英语文学作品创作的具体影响

文学作品创作实际上是对文化意识的有效阐述和全面呈现。如果想要对传统茶文化形成全面认知和了解，就需要充分借助文学作品这一创作进行有效了解。西方茶文化体系的核心是英国茶文化和美国茶文化，而这两者实际上都是英语语言下的文化体系。在西方国家中，除了英国外，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形成了独立的茶文化体系。茶文化作为独立的文化体系内涵，其以茶物质元素为基础，融入了丰富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同时形成了一大批与茶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创作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无论是其价值理念，还是对创作灵感的激发，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虽然西方茶文化与我国传统茶文化一样，都是以茶为主要创作元素的茶文化体系，而且都是社会文化与饮茶习惯的体系化融合。但是从根本上看，两者并不一致。我国传统茶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文化内涵，其根源是传统文化。而西方茶文化形成与近代时期，其根源是近代文明，同时其价值理念中更多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诠释和变革。从文学创作背景来看，任何一种良好的文学作品，其都只植根于一定文化体系之内，因此想要研究西方茶文化对英语文学作品创作的具体影响，就必须完善探究西方茶文化的具体内涵。当然，体系化研究其具体内涵，也能够帮助我们有效了解西方茶文化和英语文学作品的内容，进而实现对西方茶文化的有效传承。西方茶文化对英语文学作品的影响，表现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在很多英语诗句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有关喝茶场景的有效描述，诗人拜伦更是将茶成为泪水，其将茶作为阐述和表达一定情感的载体和基础。正是很多描述茶的英语文学作品让我们充分了解西方茶文化的具体内涵。其次，是该茶文化体系对散文创作的影响。散文写作有着独特特点，比如在整个散文创作过程中，其尤为重视价值情感的诠释和表达。想要创作出经典的散文作品，就必须结合能够有效激发人们价值情感的创作元素，而西方茶文化正是为英语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小说创作也是整个英语文学作品创作中的重要内容。西方茶文化不仅为英语文学作品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为其文学作品内涵立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英语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西方茶文化情节的有效描述和表达，特别是整个小说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作品，正是与其融入了文化理念有直接关联。

4结语

茶叶最早进入欧洲大陆时，其并未能得到欧洲大陆人们的广泛认可。而在18世纪时，茶叶进入英国，此时英国恰好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高速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极度富裕的物质生产资料，使得茶叶在英国实现了成熟发展，而在英国人逐渐形成品茶习惯时，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茶文化体系。英国人对茶叶的推崇和喜爱发挥到了极致，因此英国茶文化就成为西方茶文化的领军者。随着茶文化发展日益成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茶相关的词汇和生活元素。而这些内容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就形成了对英国文学体系的有效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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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学者戴维o刘易斯曾经用仪器测量过大脑对电视幽默广告的反映。生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大笑或微笑时，压缩的血管使更多的血液被挤入大脑，从而使大脑分泌内啡太，产生良好情绪，使受众心情舒畅，从而让人们从一个更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产品。研究同时显示，喜剧情节对大脑的效果与催眠很相似，在这种状态中，受众的注意力变得相当精准，热烈。因此幽默的广告最容易给人们灌输品牌意识。05年6月法国著名雷诺（Renault）汽车广告中，车库里的雷诺车异现成了一只活泼的宠物狗，那摇着后雨刷器的尾巴令观众忍俊不禁，拍案叫绝；好乐门（Hellmann）蛋黄酱的广告中，一个送丧人本应在葬礼上致悼辞，他却抱怨没有蛋黄酱，令人捧腹而笑。

其实国内的幽默广告历史也很早，不少人还记得数年前被人们传颂一时双汇火腿肠广告中，冯巩和葛优的一句经典对白：还想葛玲吗？葛玲是谁？。但是时至今日，似乎国内的广告创作大军并没有将幽默的火花发扬下去。事实上，幽默的用途遍布各个领域，这是它令广告上垂青的一大原因。广告心理学家戴维o刘易斯（DavidLewis）认为，幽默被惊人地用于众多领域。幽默是一把锋利的利器，广告商可以用它瞄准严格确定的人口群体和态度群体；又因它的普遍性，可以作为万金油，对每个人都讨巧。国际广告奖评委会经常奖励带有洗手间幽默感（lavatorialhumour）的广告，这一事实也助长了广告业内的一种看法——幽默是赢得眼球经济的途径。幽默在很多时候是共通共享的，但却很少有像英国人那样广泛应用幽默。三年前，⒐俅笱В║niversityofLuton）一项研究发现，近90%的英国啤酒广告运用了幽默手法。相比之下，荷兰和德国的同类啤酒广告只分别占三成和一成。英国人对幽默的依赖反映出该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事实上这种文化未必能完全被国内的人所理解，就好像一些英式幽默的肥皂剧拿到国内却令观众不知所云。

广告中的幽默盛行是英国民族文化中压抑的情感反应。对比其他西方国家，本土的英国人更倾向于抑制情感和自我贬低，并认为喜怒形于色是粗鲁的表现。在表达多样的情绪方面，美国等其他国家更为开放。美国广告中以情感为主题的广告范围就要比英国宽得多，他们广泛表达欢乐、爱情、雄心和欲望，这种方式是英国人所不能接受的。作家兼传播学者保罗o托维认为，英国人对销售的反感是幽默盛行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德国一类的重工业国家，由于崇尚工程的传统，人们可以直接了当地谈论产品质量和营销。与此相反，英国社会讲求万事平衡的闲散风格使人们更重视业余精神。英国电视广告的幽默便是以一种看似不在卖东西的方式，达到销售的目的。幽默和搞笑是有区别。相比那些情感宣泄的搞笑闹剧来说，幽默的手法更为含蓄。英国人习惯借用幽默来掩饰真实感受，因此英式的广告幽默便是静中取胜，创意里出彩。英国最大的Tesco连锁超市广告《主妇篇中》，借用一位十分幽默的吹毛求疵的老大妈来体现企业对细节的关注；某银行的信用卡广告，用一个白领摇摇晃晃的走钢丝来暗喻普通人日常经济开支的不堪重负，而当使用该信用卡后，白领在钢丝上便感觉如走平川。

一段优秀的幽默广告往往被人们竞相传颂，因此它还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成为社会凝聚力的来源。不同群体的人笑成一片，这是在分享共同的价值观。著名影星范伟为万通筋骨片做的广告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已经成为京城酒席，聚会上的一句经典的打诨话。这也反映出广告商的水准：要诙谐风趣，就一定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并关心外界的变化。只有在讲幽默的人意识到观众的存在及观众的反应时，那才是一个上乘的玩笑或真正有趣的广告潜台词。

英式的幽默并不是在每个消费领域都适合。英国电视广告人普遍认为，美容产品和汽车产品的市场虽大，但几乎比任何其他行业都更严肃，因为人类健康和安全不是一个开玩笑之事。大体上来说，幽默在无关大旨的零散产品上效果最好，如糖果、酒类和儿童产品，日用品等。作为销售工具，幽默也是各有利弊。一方面，它是拉近与消费者距离的最佳方法；另一方面，当幽默出了偏差时，它会对品牌造成极大的间接伤害（collateralinjury）。当目标观众认为你的广告令人捧腹不止时，其他群体极有可能意见相左。针对那些热衷于为品牌创造一种年轻气盛的啤酒广告商来说，尤其有这种危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伤害妇女和老年观众的感情。连锁超市Sainsbury在它1998年播出的广告中起用了著名主持人约翰o克里斯（JohnCleese）。广告中，这位明星通过麦克风冲着企业员工大声疾呼该企业的口号——大声疾呼的价值，却不想这个创意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企业员工的感情，并疏远了现有客户。后来，Sainsbury宣布其业绩不良时，这则幽默广告被视为是宣传不当的原因之一。另外，广告幽默还存在脱离品牌化的危险，观众时常会记住笑话却忘了品牌。为了保险起见，一些名牌产品如欧莱雅，CK，NIKE，奥迪等索性只打品味牌，彻底放弃对幽默的冒险使用。

中西方文化价值上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仁义为核心衍生出一个自成系统价值系统，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在电视广告中的渗透改变了电视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无论是妻子丈夫，子女父母，都在亲情上做文章。从脑白金到酒类，手机，牙膏洗衣机，洗衣粉，使其朝着融教育性与宣传性，娱乐性之中的方向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

国内电视广告的一个重要创作特性是讲究感性诉求。感性诉求与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社会和心里需求有关，许多消费者支持其购买决策的动机都是感性的，在进行购买决策时，他们对品牌的感觉可能比对这种品牌的特征或属性的了解更为重要。许多广告主在销售那些与竞争无重大差异的品牌时，既然理性的差异难于辨认，吸引消费者情感方面的诉求就会起到更好的作用。国内电视广告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现诚信。诚信是义理的核心，也是商业行为的基本要求，国内电视广告内容以此为支点。牛奶《光明牛奶》三重广告，《三鹿奶粉》安全新鲜保证。中国移动通信广告用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贯穿三个故事：音乐人小孟的恋爱，某公司老总的生意；2002年6月10日中国游客越南海上遇险。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滋养出了一种崇尚和谐统一的博怀。家庭美满，和睦，国家和平，富强，民族团结，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永久目标。

中国广告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群体的共性观念：强调整体，非常重视家庭与亲情；而西方广告则反映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和主体作用，重个性的张扬。从美学的典型理论角度上看，强调个性化的典型观是由类型化的典型观发展而来，效果自然要胜于后者。不妨还以酒类广告为例，国内几乎所有的的名酒广告都具有极力渲染亲情，友情爱情，讲求一团和气的共性。而英国酒类产品的广告创意则颇具个性，几乎每条广告都大相径庭。MONDARIZ.电视广告中，一个年轻人酒后醒来洗漱时，吃惊地发现耳朵和身上被别人趁醉穿了很多金属环，然后出现广告语：不想喝得太醉，应该选择MONDARIZ.。显然，这则广告暗示其产品MONDARIZ.是一种个性较温和的酒，即使贪杯也不会大醉。

中国广告语幅较长（highcontext），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往往通过营造一种美好的气氛使观众对其产品产生某种直觉或好感，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比较侧重感性认识：这类广告的往往是充满温馨的一家三口围坐

在餐桌前喝牛奶，广告语：关注您家人的健康，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友之友牛奶广告）。。英国广告通常比较客观，广告语精短，强调语言的精准，概括以及画面造型语言的推理和联想，因而理性的成分要偏多，整个广告多为一段有所寓意的画面作铺垫，最后给出画龙点睛般的广告语。我们先来看一则欧美的牛奶广告。首先出现的是牛奶挤到铁桶的画面和声音，然后镜头不断上移，令人意外的是出现的不是奶牛而是一只手在挤盒装牛奶，以此来比喻该品牌的牛奶非常新鲜。另一个广告是关于Begott奶油的，画面上首先出现的是陆续走过草地的一队奶牛，接着迎面又走过另一队奶牛。然后广告语奶油加工厂的交接班，画外音我们的奶油来自自然这则广告观众稍加一定的逻辑推断与抽象联想即可以得出产品新鲜自然的结论。

东西方在电视广告领域的差异与西方和中国传统美学上的主要差异——即写实（再现）与写意（表现）的差异不谋而合。雕牌牙膏中《新妈妈》篇中大段的独白就是典型的中国广告语幅风格：先为叙述二人情感世界的变化，后面才出现与产品有关的广告语：真情付出，心灵交汇，雕牌牙膏。再来看一则典型的画面语言讲故事的西方广告语。一辆运送旧家具的车停在一栋房子楼下，二楼的窗户不断有旧家具扔在车上。搬家具的车开走后，另外一辆小汽车开到楼下碰巧停在那扇窗楼下。开车人下车没走几部，从窗内又扔出一个旧沙发将他的车顶砸烂。这是出现一个名为store-brand保险公司的广告语：lifeisfullofsurprise.（生活中充满了意外的事情）。总体来讲，中文是螺旋式的，最后切题；而西方文字在语篇方面是直线型的，直切主题。这便是中西方文化在电视语言造型方面的一个显著差异。

其实，无论西方还是国内的电视广告创意都应以视觉效果为终极追求目标。视和听是电视所具有的两个功能，电视以视为主，主要靠画面语言来表现内容，听仅是看的辅助手段，那些尚未摆脱广播影响，一味凭借感性解说词来生存的电视广告是很难打下烙印的。因此，电视广告在创作时，必须以画面造型语言效果为中心，通过画面语言讲述故事。笔者认为，在摄制电视广告时，以画面语言效果为设计制作的落脚点，才是成功的关键。

大家熟悉的美国麦当劳广告baby篇，摇篮中baby摇前摇后的笑与哭，突出强烈的品牌意识。英国的一则数码相机广告中，没有出现类似国内广播广告一样的口述介绍防震特殊性能的方法。该广告的内容如下：一个仅穿着短裤的可怜虫在冬天的雪地里被黑社会胁迫着给一家人照相，于是哆嗦着双手拍下照片。冬天的雪地十分寒冷，可怜虫仅仅穿了一条内裤，而见到黑社会自然还有心里恐惧——这样情形下，照片效果却清晰无比，相机的防震性能不言而喻。国内广告也有一些用画面语言叙述的典型。美的空调电视广告，中心画面始终是一个虾和一个空调，一只煮熟的虾随着美的空调降温而逐渐从红色的体表变为褐色，最后竟然因为忍受不住冷气打了一个喷嚏，然后逃之夭夭。整个广告没有语言的强行推销，也没有产品的招摇过市，画面内容并无特殊性，镜头只有一个，但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却很有创意，让人觉得简单而有趣，接受起来就很容易。

西方电视广告的创意特点是常用反说法和异现法，在介绍产品的性能时，国内广告往往使用正面虚设为主的手法，不善于正话反说，直话曲说，言此意彼的方法。国外这种手法的例子举不胜举，英国著名StellaArtois啤酒广告靠着机智和大笔生产预算，在宣传品牌时将其定位为保证很贵，以此加深观众对产品质量的信赖；美国不粘锅广告，只在画面上显示煎鸡蛋在锅中流通汁液到成形的全过程，最后一个画面是此锅的商标。画外音讲：这种最好的不粘锅，只能粘住银石商标。

异现法是广告制作者应以丰富的联想为构思想象的前提，打破常规思维，创造出一种出人意料的广告语言。如啤酒广告，国内以亲友聚会和喝夸为主，语言不够含蓄，缺少新鲜感，而英国某品牌啤酒广告用网球球童不间断的来回往返跑（像网球比赛快速取球一样）取空瓶来引出该品牌啤酒在酒吧的盛行。英国非常有名的一则公益广告里，画面上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孩在玩许多玩具，玩着玩着不知不觉开始玩刀子，最后居然把刀子放到嘴里……紧接着画面推出字幕——吸毒等于自杀。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动物和儿童是经常出现在西方电视广告中的，这也是异现法的延伸。80年代中期美国广告界曾经被人们称为狗的天堂，今天四足类动物和儿童在广告中仍然非常频繁的出现，画面上天真稚嫩的动物和儿童被许多人认为是吸引观众眼球的有力武器。

电视广告应该重艺术性还是社会性？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虽然大众传播的属性使电视广告主要以信息传递为主要功能，但优秀的广告作品却往往都具有艺术性。艺术品是人类的记忆，其价值尺度必然反映着人类的价值发展，但反过来过度的艺术性又会湮灭传播的途径。电视广告的艺术性必须在非艺术假定或者说社会性的前提下来拓展空间，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换句话说：既要观众看得懂，又要新奇，上口。好比国内的脑白金广告，尽管它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但是销售业绩是明摆着的。而评价一则广告成功与否，最过硬的标准当然不是其艺术性，而只能是其推销能力。脑白金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奉亲养老，礼尚往来和现代社会中人情交易的社会习俗。有战略眼光的企业，总是能站在更高的文化战略高度，在电视广告中推销自己，宣传自己。电视广告作为一种承载文化的媒介，在宣传商品和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是所谓先做人，后做商。这种理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示范性和导向性的独特文化形态。国内一直火爆的哈药六厂系列的公益广告，注重的就是企业的品牌和文化责任，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哈药之后，哈药才打出自己的商品广告。

篇7

[关键词] 文化误读；叙事策略；文化建构

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下简称为《贫民窟》)挟奥斯卡奖项之威，如激流劲浪汹涌恣肆，在全球掀起或大或小的波澜，冲撞着异国的敏感文化神经，冲刷出一道道思想的隔阂和烙印。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印度，在面对电影《贫民窟》热潮的汹涌来袭，官方及民众的不同反应及具体的应对措施；以及结合欧美国家和印度本国的具体文化情势，与原著小说相比电影的文化叙事策略有何转变，来分析、厘清文化的误读、遮蔽与存真，来解读文化间的碰撞、角力乃至交流与互融。

一、电影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印度吗

――文化的误读与遮蔽

影片从一开始，导演丹尼・博伊尔就用娴熟的二元交叉叙事结构、迅疾的影像剪辑及手提摄像机的跟拍式手法支撑起一幅动感十足的社会画卷，呈现出印度最底层的人民艰苦、贫瘠的生活居住场景；与此同时，粗糙的生活环境孕育着鲜活的力量，它生气勃勃，如同刚出笼的馒头热气腾腾。

这是印度的真实呈现吗?

影片中描绘的贫民区即是孟买的达拉维区――亚洲最大的贫民区。孟买是印度极繁华的大都市，宝莱坞和国家金融中心均设于此，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紧邻孟买的黄金地段，却仍存在着一个贫民区域。贫民区里有无数所简陋矮小的房子，触目惊心的垃圾山，甚至连河道内亦飘满了垃圾。在这里，充分展示了生活的复杂诡谲，富庶和贫瘠并存，文明与野蛮共生。

电影中与之相呼应的一个细节是，当阿米达・巴彻――印度著名的动作巨星――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贫民区时，杰玛却被哥哥舍利姆困在简易厕所里。只为了想得到一个签名，他决然地跳下粪坑。杰玛浑身污秽却高举着照片，以防止弄脏。他兴奋地冲向偶像，神奇的是，他获得了签名。诚如导演丹尼-博伊尔所言“……这一段实在太棒了。它将贫民窟的污秽，对阿米达的崇拜，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那就是孟买，它有点像这座城市矛盾的味道：前一分钟你还闻到粪便的臭味，而下一分钟，你却闻到了藏红花或茉莉的芬芳。”…导演在处理这一个场景时，镜头没有出现阿米达・巴彻的正面形象，有的只是一个高大、无言的背影，甚至背影也不算。这时候的阿米达-巴彻实际上成了一个抽象的象征符号，象征着上层社会的高高在上、高不可攀，近距离的接触只能暗证彼此之间的巨大的差异和疏离，这和上述导演的感受可相佐证。

我们认为，电影《贫民窟》既显示又没有显示一个真实的印度面貌。一方面，达拉维区确实是印度最落后的一块区域，在真实生活中，“一天晚上，我们听说阿扎(小舍利姆的扮演者)的房子被了。他住在贫民窟，有时候理事会的人会去恐吓他们。我们派人到处找他，后来发现他睡在一辆车的车顶上。”-，-影片中贫民区大量生活细节的展示，生活中的更加令人酸楚的真实事件，无时不在提醒印度真实、脆弱的一面，现实世界充满着悬殊的贫富差距，充满了宗教和种族上的尖锐冲突，也充满了青春的迷茫和成长之痛。然而，影片中的大量跳跃、动感的画面呈现的是一种浪漫化了的贫民区生活状态，这些细节的展示无意中成了叙事的佐料，它使得影片更加细腻和客观，但同时它并不影响整部电影的叙事主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出现了某种偏移。影片的故事在愈来愈倾向于娱乐化以及愈来愈明显的励志主题倾移下，文化有意与无意间被误读了。文化和生活的真实被遮蔽。出现这样的结果，主要得力于电影独到的文化叙事策略。

二、电影《贫民窟》的文化叙事策略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述《贫民窟》的故事情节，即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金钱和爱情的双重丰收。就故事情节而言，它根本谈不上什么新意。关键就在于影片的文化叙事策略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电影开篇部分颇有史诗电影的气质，然而，当杰玛和舍利姆成功逃离黑帮，顺利爬上火车后，电影的叙事基调开始产生了变化。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体现在音乐上。我们注意到，当两兄弟由于在私人机场玩球而受到警察追逐的时候，这时音乐是磅礴的，伴着有节奏的鼓点，音乐流畅、悠扬，恰好和展示贫瘠而又充满活力的贫民区的画面相谐；当贫民区因为宗教和种族的冲突发生暴乱，母亲被杀害，两兄弟逃亡的时候，这时的音乐较为低沉，透露着紧张不安的气息；但是到了两兄弟在火车上叫卖的时候，音乐则转向了柔和、欢快。于是，叙事转向了浪漫主义叙事模式。而当两兄弟摔下火车而毫发无损，且奇迹般地达到了印度圣地――泰姬陵的时候，故事的重心已经完成了转移，剩下的就是表现杰玛怎样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中闯关成功，以及最终获得爱情。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将一个有潜质成为史诗的故事改编(拍)成一个普通的个人获得金钱和爱情的成功故事?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问题，我们不妨先将问题做一个转换，即先探讨电影内容和小说文本的主要差别体现在哪里?主要区别有三：

1　弱化宗教、种族冲突。这从主人公的名字改动上就可见一斑。名字的改动令作者维卡斯・斯瓦卢普心有不平，“令我感到遗憾的是，电影将主人公的名字从拉姆・穆罕莫德・托马斯改成了杰玛・马立克。”由此我们知道，在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必有作者的深意。粗谙印度文化和历史的人，看到拉姆・穆罕莫德・托马斯这个名字的时候，可立刻明了其中所蕴含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元素。原作者的用意显然是希冀主人公能够超越狭隘的宗教与地域界限，成为印度人的代表，而不是单单代表一支宗教、一个种族，这寄予了作者对印度本土多元文化融合的美好愿望。然而在影片中，主人公的名字却被改成了杰玛・马立克，一个普通的名字。美好的愿望被消解了。或者可以说，影片根本就无意致力该方面的表达，起个简洁的名字，让观众更关注故事本身，才是影片改名字的真实意图。

2　弱化苦难、冲淡人文情怀和理想。影片摒弃了小说中许多印度底层人的打拼和希望破灭的故事。“(小说中)底层的人，怎么样梦想自己将来会怎么样，突然又戏剧性的全部失去，这些东西不光是对孟买人、印度人、全世界的底层的人心理是一样的。这也是小说能引起很多共鸣的原因。”而这个共鸣的因素在电影中就彻底清除了，这正如影片最后的那一长段欢快的印度式的歌舞，以狂欢替代苦难，以娱乐消解沉重。

3　与此相对应的是，爱情线索的强化。这是最大的一处改动。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并不存在于原作中，在小说中，杰玛遇见了形形的女子，最终爱上了一个。爱情在小说中着墨并不多。而在电影中，爱情故事得到了强化。个人的故事比公共历史显得重要和迷人得多。对电影而言，这是一个极其讨巧的叙事策略。

至此，通过对影片和小说主要差异的分析，我们认为。 这部电影的叙事核心就是：去史诗化、去神圣化、去苦难化；庸俗化、娱乐化、狂欢化。这是影片叙事策略选择发生转移的内在原因。影片不是让你去接受、感触印度文化，而是让你在潜移默化中追求普世的幸福观和价值观，进而认同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本片无意也无力刻画沉重的苦难、野蛮和暴力浇灌的鲜血和泪水、底层民众的坚韧和生生不息。电影大众化了，它冲淡了人文情怀和理想，它远离了严肃的艺术精神探讨，但是它赢得了票房，获得了奥斯卡，满足了全球观众的猎奇心理和白日梦心态。

三、文化建构――在遮蔽中主动显现自身

格奥尔格・里朴斯梯兹说：“时间、历史和记忆在媒体充斥的世界成为质上不同的概念，电影和电视的消费者不再通过对共同的地点或祖先与过去联系，而是与他们从未见面的人们拥有共同的遗产；他们可以获得与自己没有地理或血缘联系的过去的记忆。”

从这个角度来看，《贫民窟》不仅想象性地重塑了印度这一国度的民俗、风情、经济和社会政治，同时也间接地重塑了他国对印度的集体记忆。在这里，印度的真实自我被遮蔽了，印度民众的粗砾、苦难但充满了生机勃勃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或者被浪漫化、理想化了，它成了手段、工具，表现它不是关注它本身，它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一个所指和能指出现游离的意念化合物，个体的痛苦感和幸福感被无限放大了，主人公作为游戏的胜出者受到了狂热的追捧，主人公个人的神奇般的境遇为无数的普通人找到了属于他们本身的那一个“自我”，个人的游戏遂演变成了集体大众的共同狂欢。

西方的文化叙事策略由来有之。上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即创立了所谓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当国人仍在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作无休止的争执时，西方的文化研究已经由理论的探讨、梳理转向对现实的干涉和介入，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这方面最显著的是对商业媒体和大众文化的研究，而焦点就在于好莱坞的经典叙事策略。

这给予了我们一个警醒，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明确无误的理念和实践，事实上是由“他者”来建构起来的，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西方的文明和文化价值观念――事实上，当我们在观影的时候。字幕显示的是中文和英文，英文是全球通用的；即使是作者本人在描述主人公的时候，用的也是中文和英文，印度本土文字消失了。说到底，底层民众还是不能够把握自身。他们不可能掌握真正的话语权来表达自我，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和精英阶层化被动为主动，致力于确证自身、显现自身独特的文化内蕴。

印度民众对电影《贫民窟》有节制的不满，和当年《卧虎藏龙》公映之后中国民众的批评态度何其相似。有人认为中西方的文化误读现象根源主要在于文化上的差异。作者本人并不赞同，至少可以说此种说法不全面。文化误读更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叙事策略选择，是为了文化价值观念的输出和覆盖，但被误读方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恰恰相反，文化误读，与其说是一个破坏性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建构性的机遇和过程。利用“文化误读”的契机。可以借机展示自己的独特文化价值和文化内涵。

篇8

关键词：自然；非自然；反自然；生态伦理；文化之根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1-0001-16

世界上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对自然的感悟和思考，极其重要地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从而产生不同的生态后果。人类自近代以来，在西方人把自然当作征服对象以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的观念影响下，导致了整个地球不断加剧的生态危机和人类本身的生存危机。在如此危急的严峻情势下，考察具有显著文化传统区别的西方民族和中华民族对于自然的不同观念，对于深入理解自然、非自然与反自然的关系，从而为当代的生态伦理提供一种更为深刻和牢固的文化根基，以促进全球生态环境的好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自然”一词在中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不同含义

“自然”这一术语，其含义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很大差异。学者们在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根据时，大多数都喜欢援引西方思想家的观点，而较少主动地去思考非西方文化传统思想的高明之处，尤其是探究中国生态文化传统的深刻智慧。笔者认为，西方文化传统在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方面，的确有一些明显的合理性因素，但是相对于中国智慧传统对于自然的理解和行为，在整体上和根本上则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因此需要我们从两个文化传统去加以分析比较，并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为主，结合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创造性地去弘扬和发展我们所需要的自然观或自然哲学。

在作为西方文化根源的早期希腊人那里，自然为physis或phusis，根据Gerard Naddaf的考察，phusis具有生长、过程和结果的含义。在笔者看来，早期希腊人在“自然”一词中对万物直接显示于人面前的整体直观现象的领悟和把握，与其他民族并没有什么突出的重要差异。不过，希腊人并未停留在对自然的整体直观的领悟和把握上。从爱奥尼亚学派到亚里士多德，希腊人由探究自然的本原开始，逐渐形成了西方典型的存在论的哲学传统，这个哲学传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自然观念的形成和演变。

众所周知，爱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把自然的本原归于某一物质成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则归于数。“巴门尼德率先关注自然物的存在问题，并且将所有的存在都归在分词意义上的‘being’名下使用。”巴门尼德借助于分词的用法，将任何事物的存在当做一种存在。但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变化只是存在的现象，是非存在，而存在的本质则是静止不变的永久在场。由此巴门尼德作出了本质与现象、真理和意见的区分。他的学生芝诺以悖论的形式从逻辑上论证了运动之不可能，从而论证了存在本身的静止不动。柏拉图吸取了巴门尼德本质与现象区分的主张，在其“理念论”学说中，将存在者的本质归结为对理念的分有和模仿，为论证理念本身的相互关系，柏拉图以西方特有的关于“是”（on，being）的语言并通过纯粹抽象的思辨和逻辑演绎建立起了ontology（过去译为“本体论”，现在译为“存在论”或“是论”），即西方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传统。柏拉图认为，这个生长着的、运动变化的感性世界是不真实的，它只是对超越一切现实世界的原型，即“理念”世界的分有和摹仿。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反对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理念的形式世界，但他同意用分词的存在作为最一般的范畴，并把第一哲学即人们后来称为“形而上学”的学科规定为对存在之为存在研究的学科。以存在为对象的形而上学是追求普遍性的真理的形式科学，也就是西方理性的思辨哲学传统。另外，理性对存在之为存在的原因的研究，自然会寻找所有存在者的某些最初的超验原因，于是，对存在的最终原因的探讨必然类推到它的神秘的始因，这就将存在论与神学结合起来，这又形成了西方哲学中以思辨理性的普遍形式追求确定性知识的存在论传统和追求一切存在者最终原因的神学传统的统一。当然，亚里士多德把physis理解为本质或本性，是在自然生长物与人工物的对比中分析出来的。在这种对比分析中，自然虽然优先于人类制作物，自然是生长物出自本性的自生自长、自我涌现的存在过程和方式，但自然作为与制作物对立的另一类存在者的一个领域被开辟出来，自然已经不是关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显现的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而是属于第二哲学的物理学。而且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作为本性的自然，最终需要上帝提供最初的动力因和形式因，因而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含义。到了西方的中世纪，上帝已经被当做是既超越现实世界，又是一切现实之物来源的存在（being）。中世纪的神学家通过“三段论”的逻辑推导，完成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为上帝创造万物和人类，为人类统治和支配自然界提供了理论依据。随着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近代人类主体理性日益高涨，不仅人类主体取代了上帝的地位，而且作为理性之成果的数学和逻辑的东西也越来越代替自然的内在本性，西方人日益形成了将自然视为外在的作为物质总和的自然观念。而且近代以来人们对技术中的制造物的设计等形式的人类理性能力的赞颂，构成了对自然之本质的机械自然观的理解，近代科学技术就上升为对自然进行征服和控制的形而上学基础。也就是说，近代的机械论的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观念和现实中的物质技术实践，取代了存在论与神学目的论的西方哲学传统。在自然概念中，作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和上帝造物的自然，已堕落为被机械论世界观指导下所开发和征服的自然界。

对于中国的哲学传统而言，“自然”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最早出现于道家老子的《道德经》中。老子所言的“自然”，是由两个单音词组成的，“自”是自己的意思，“然”表状态，也可作如此解，还可作为一个肯定陈述。两个字结合起来，是自己而然、自己如此的意思。老子所说的“自然”共有5处，即“道法自然”（第25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51章），“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第17章），“希言自然”（第23章）。这里的“自然”，虽然不是直接指包括天地万物总体的自然界的意思。但是，很明显“自然”一词也不可脱离道、万物和人的行为而用。显然，在这些文字中，“自然”包括道之自然、万物之自然和人类行为之自然三类存在物的习性之含义。

老子说，“道法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可见自然就是指“道”之自然或“万物”之自然，离开了它们，自然就成了完全玄虚、无可指称的东西。就此而论，中国先秦道家哲学的自然，是含有早期希腊人的physis相似的意义，也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言的事物本性的意思。不过，道家的“自然”一词并不包含希腊哲学中之存在论含义，也不包含神学目的论。因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根本就不存在以关于“是”的语言特性发展而来的西方哲学中的存在论传统，本身也就不存在一个脱离现实世界的本体世界，即使是“道”，也只能在整个宇宙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存在，而不能存在于天地万物的动态演变过程之外，不能作为现象世界之外永恒不变的本质世界而存在。在人与天地万物之外，没有一个造物主一样的神的存在，天地万物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神的最初起因。

因此，老子之自然，讲的是天道、人道之自然，万物生成变化之道的自然，以及作为整个宇宙间一切事物总体流行变化的过程之自然。显然，老子的自然，是天地万物和人自己如此的习性，即世界中一切事物变化过程的趋势和常态，它提醒人们要时时、处处明智地认识到这种常态，而不要违背这种常态而带来灾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第16章）由此，需要做到人类的自己而然以及遵从天地万物的自己而然，即人与天地万物出于自身的本性去生存和存在，去实现不受外力干扰和强制的自己如此的正常状态。这种正常状态就是“自然”，就是人与天地万物在从生存到消亡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本性去适应环境的常态和趋势。

在人类本身的自己而然方面，老子主要强调作为尊贵者的圣贤与王侯，要希言、贵言，信任老百姓，而无需用多余的号令、规章去管制与约束他们；人们的事业成功，要让他们都感到是自己做到的，而不知有尊贵者的干预；为了实现对百姓的自然，同时还需采取无为的态度，才能使人民做到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在天地万物的自己而然方面，老子强调要顺应天地之道，尊重万物的自生、自长、自养、自成，使万物能够自己而然，才能成就万物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而不能将人类的好恶强加于万物，更不能以人类的贪欲去役使万物。在通常情况下，人类无需去干预万物，而只需顺应万物，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万物不能实现自己的自然，人类才可以按照这些事物的本性去辅助万物，以达成万物的自己而然。这就是对万物的无为，无为即是遵从和顺随万物之自己而然，而不将人类的干预强加给天地万物。道家的这种看法，在《庄子》一书中得到了生动形象的绝妙发挥。庄子以“鲁侯养鸟”的寓言，提出了两种对待天地万物的方式：“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优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鳅鲦，随行列而止，委她而处。”（《庄子・至乐》）庄子反对第一种“以己养养鸟”的方式对待万物，因为它是人类违背万物天性的人为，即使是出于人的好意，也会给万物的生存带来毁灭性的灾害，而他主张第二种“以鸟养养鸟”的方式去对待万物，因为它合乎万物的天性，是道家主张的“无为为之之谓天”，它顺应万物生存的自己而然，有利于万物的自然生存和自由发展。

由于自然概念主要是老子最先阐述的，而儒家讲得较少，因此以上笔者主要分析的是道家关于“自然”一词的含义，而没有分析儒家对此的看法，儒家与道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关注重心的不同（第二部分将对儒家的重要思想相应地作一些分析）。不过，作为中国智慧传统的阴阳两极，无论是道家和儒家，它们都是一个源自易经所说的“生生之谓易”的生成论传统，这是一个遵循天地万物自然变化、唯变所适的智慧传统，而不是一个以“是”的语言和逻辑思辨建立起来的追求确定性知识的理性思辨传统。中国哲学传统只承认一个由道之本源产生出来的永远生生不息的流变世界，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没有一个超越于现实世界的静止不动的理念根源，没有现象与本质的分裂，更不存在一个作为一切存在物始因的上帝，也不承认事物的超越性根据。由于不追求精确不变的确定性知识，而是要以自身的不断变化的行为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因此中国古代也没有借助于数学和逻辑的工具建立起追求精确量化的确定性知识的自然科学传统，而只存在从变动不居的经验世界来体悟其奥妙之道的形而上学。这个道论的形而上学传统力求把握变易之机，努力达到与人的生存环境中天地万物整体的和谐，最终也就完全不可能由这个传统本身形成类似于西方近代以来对抗自然、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

二、关于自然与非自然之理解

根据中国文化传统，自然是天地万物之自己而然和人类的自己而然，也就是说，自然是人类和其他所有生物自身物种的行为习性或本性。但人类生命的自然与除人之外的万物的自然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差别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道家与儒家有不同的看法。道家认为，人类生命来源于天地，是天地自然而然地生成的，天地的自然最终也就是人类的自然，人类只需要顺应和效法天地的自然之道，就可以完全达到自身长久健康的生存；儒家则认为，人类来源于天道，因而人道内在地包含着天道，同时，人类除了要遵循天地之道外，还要尽天地所赋予的人性，以特殊的仁义道德规范来处理好人类世界的事物。可见，道家强调天道，而儒家则更加强调人道。在中国的智慧传统中，道家与儒家既存在区别，又是互补的。

天地万物有其自身的自然，而人类也存在于天地之中，并且由非人类的生物进化而来，这是不可否认的生物学事实。但是，人类在自然界中产生以后，就具有了不同于自然物的各种特征和能力，而与万物的天性存在着不同的根本特性，这就是人所独具的社会和文化属性。而人正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生物性与文化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但是对于作为这种“两栖类物种”的人类生命之本性，究竟是其生物性，还是其文化性，而这二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当我们追问人类这种生命形式的自然究竟是什么时，显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自然，指的是人类生命的这种生存习性，即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生物学属性之所在，这肯定是指他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属性。这一点，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也基本一致。孔子说：“人者，仁也。”荀子也说：“人能群。”即是说人之为人是靠人际道德规范关系、靠群体生活形成的。西方哲学传统也是如此，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城邦动物，也就是说，人是一种过社会生活的动物。但人类生命物种这种独特的生存习性来自何处，与自然存在物是什么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儒家和道家都将这种独特本性归之于天地，强调人类从万物中演化而来。而西方哲学传统则将其归之于人的理性，而理性最终是由外在于宇宙的至善的上帝赋予人类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属性虽然高于人类的生物学性和自然性，但是前者是从后者产生和演化而来的；而西方文化则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是由心灵规定的，而心灵最终又是由超验世界的上帝所赋予的，物质与精神是尖锐对立的二元关系。即中国文化传统强调人类的非自然性是从自然中演变而来的，西方文化传统则否定这一点，认为人类的非自然性与自然界无关。

我们之所以把文化称为非自然，其目的是想避免那种过高地强调人类文化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否定文化产生和进化的自然前提和对自然的依赖；同时也反对那种过分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解释文化，认为文化是作为生物的人类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从而否定人类文化发展的自由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们肯定作为人类区别于自然界中所有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习性的文化是非自然的，不是作为人类生命物种的生物属性、生态属性，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把人类文化的非自然性与人类的生物学性、生态属性割裂开来，否定人类文化的非自然性对人类物种的生物学性和自然环境的生态依赖。单一地强调人类文化的独特性与其非自然性，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是极端过分的和非常片面的，这会导致过分强调文化高于自然，人类可以超越自然，人类主体自由具有至高无上性，可以为所欲为，从而形成可以征服自然和操纵自然的狂傲态度。

三、对非自然与反自然之剖析

在生态伦理学领域，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是反自然的，文化的本性是反自然。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顿指出：“文化是为反抗自然而被创造出来的；文化和自然有冲突的一面。每一个有机体都不得不反抗其环境，而文化又强化了这种对抗。生活于文化中的人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我们重新改变了地球，使之变成城市。但这个过程包含着某种辩证的真理：正题是自然，反题是文化，合题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

余谋昌教授也赞同罗尔斯顿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的本性是反自然。“人类从制造第一把石斧开始，就梦想做大自然的主人。人类为了在自然界取得自己的生存，必须改变自然。这就是‘反自然’。”

以上这些说法，有一些片面、含混、逻辑不一致和简单化的地方，值得认真分析。首先，讲文化是反抗自然和自然环境的，但同时又说，有机体也反抗环境，这里实际上是在强调文化和一切有机体的性质都在对抗和反抗环境，而文化与有机体的不同只不过是这种对抗程度加强，这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既然有机体和人类文化都反自然，性质相同，只是程度不同，那么就不必突出人类文化反自然的本性，也完全不需要从反自然转变为尊重自然。反自然既然是人类文化和一切有机体的本性，而本性是事物不能改变的根本性质，一种事物连自己的本性都改变了，它就不是本性没有改变前的那种事物了，人类文化如果从反自然的本性变成了尊重自然，人类就不再是人类了，而会成为另外的存在物。

事实上，任何有机体为了生存，都必须适应和改变环境，只不过它们各自适应和改变环境的方式不同。如果有机体在适应和改变环境过程中与自然环境有一定程度的冲突，并不能称之为反自然，否则，所有的生物都在改变环境，都是反自然的了，那就没有必要说人类文化的本性是反自然；另外，说人类从制造第一件石器的时候，就想做自然界的主人，就是反自然，那也不对。根据动物行为科学的研究，许多人科类动物也会借助于后天的经验学习制造工具，那也具有与早期人类相似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但动物行为学家也未将其称为反自然。

正如前文已经强调过的，自然是除人类生命以外的天地万物，包括生物和非生物的存在性质。对生物而言是指其物种的生存习性，对非生物而言则是指其天然的存在特征。这种自然的性质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而非人类有意作为、加工和改变的结果。而非自然，则是指人类生命的存在习性，以及人类有意为之、进行加工和改变的东西。自然与非自然是有根本差别的，而人类文化所为的东西肯定不是自然的，而是与自然有区别的。但是文化这种非自然的事物，并不一定就是反自然的。笔者认为，不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他们各自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对自然物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改变，只要不是有意识地以危害、对抗自然存在物的天性、以破坏和改变自然物的存在方式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目的，从而造成天地万物的性质的根本改变、自然生态的严重退化，就不能称之为是反自然的，而只能说是非自然的。当然，我们说，文化是非自然的，无论是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还是对抗和征服自然的文化，即某种反自然的文化，都是文化，都是非自然的。不过，反自然的文化也是文化，只不过它是文化这种非自然事物的一种极端形态。在文化这一非自然的范畴内，以适应地球的生态规律来谋求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则不应该说其本性是反自然的。

以上只是笔者就文化的非自然与反自然所作的一般分析，如果具体历史地考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因其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的传承等因素的制约，对天地万物之自然的改变、适应和冲突对抗，则表现出各自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和习性，显然，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对待自然的观念和行为是非常不同的，因而人们不应简单地凭分析文化概念表面上的非实质性意义上的某些共性就武断地作出人类文化的本性是反自然这种全称性的归结性的断言。

世界各民族独特的文化起源，都是由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发展而来。在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中，各个氏族共同体是以极为简单的木、石等工具，直接地获取自然界中的现成产品，来满足必需的、简单的物质生活需要的。那时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的认识，只是以自然宗教和图腾崇拜的方式存在着，这在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后人研究的资料里保存着，事实上，现今的原始森林里还存在着一些原始的族群，也是以这种方式生存着。这种人类早期极为原始的简单地顺应自然的生活，并不具有反叛和对抗自然的意识，虽然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能够制造非常简单的工具来获取自然界的现成产品，但是制造工具只是人类早期生存活动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人们适应原始生态的非自然的文化整体中的一种社会性因素，其他的因素还包括语言、由性别和年龄决定的劳动分工、氏族社会的群体规模和类群凝聚力，等等，是这些所有因素有机形成的文化整体规定着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而不仅仅是其中一个制造工具的重要因素所规定的。说人类从制造第一件石器起，就已经是反抗自然，这是从文化起源的因素方面简单化、绝对化地看待工具对自然的性质，放大了工具制造在文化整体中的意义，以制造工具的能力替代了文化的社会历史意义的复杂性含义。笔者认为，在人类从人科动物中逐渐分离出来到农业文明产生之前的整个采集一狩猎文明时期，人类文化的进化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直接生存的原始状态所规定的，是受生态系统的规律根本制约着的，人类的整个文化都是为适应生态系统的规律而求得人的直接生存，人类制造工具、采集植物果食和捕杀动物，都是顺应自然而生存的，而不是反自然的。人类并没有有意识地要从根本上去改变自然界的生态过程和改变万物的生存习性，也不是以对抗和毁灭自然物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也不应该说这一时期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反自然的性质。

人类从早期的原始人向现代人的生理进化在大约5万年前完成，人类氏族社会组织的进化，人类心智进化和制造工具能力的相互促进，使人类经由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发明制造的积累，通过植物的栽种和动物的驯养而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在农业文明中，人类由于脱离对原始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的直接依赖，可以通过种植谷物和放牧牲畜来从事食物生产，并凭借手工业来解决日常生活之需要，人类得以定居下来并创造和发展城市，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下开始建立自己的人工环境，这就使人类的文化具有了反自然的可能性。但是，农业文明毕竟是建立在与具有生命的动植物直接打交道的基础上，需要维护其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因而也具有适应自然生态系统要求的一面。同时，不同社会的文化传统对直接生存的自然环境具有不同的认识，从而具有不同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例如，西方和中国就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在大约12000年前开始的农业文明的早期，乃至在此后的几千年时间里，世界上各个民族对于自然的态度大致是相同的。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生存压力的加大，各个不同生态区域的种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发生变化，就给不同种族的文化造成了特殊的重要的影响。就产生西方文明的欧洲来说，森林较少，草原较多，资源贫乏，夏季干燥，少有狂风暴雨，易于控制征服，而直接产生西方文明源头的爱琴海地区，海陆交错，山地贫瘠，可耕地面积少，不易于发展农业，但天然港口较多，利于航海贸易。在自然赐予的恩惠较少的情况下，如果人们不能通过认识自然法则而从自然中夺取更多的资源，就难以生存下去，所以西方人容易走上与自然对抗、支配自然的道路。而作为西方文明起源的希腊对自然的思考，正是这种生存问题的哲学体现。在希腊哲学产生之前，自然被思考为具有运动变化的整体存在，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试图找出其本性和把握变化法则的本原、数和没有运动变化的存在，这就是西方文明中的希腊科学理性传统，它为后来西方文明征服自然、统治自然、操纵自然、破坏自然的工业化开启了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数理的自然观、物质的自然观、机械的自然观的道路。但是，由于希腊时期的奴隶社会轻视工匠的实践活动，因而，反抗和征服自然在当时并没有发展为现实。西方只是到了近代社会，追求物质利益的冲动变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以研究自然的科学实验方法被社会普遍采用，自然被当成人类主体开发的客观对象，机械论世界观成为西方人的广泛共识，市场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机械化大生产的西方工业文明才得以迅猛地发展为征服和统治自然的全球文明。

作为构造西方工业文明前提的西方文化，是一种征服自然、统治自然、操纵自然、破坏自然的反自然的文化，这种反自然的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是以毁灭物种、让物种不能以自己的习性在地球上持续生存下去的方式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这就破坏了物种自己生存的自然；第二，它是以破坏自然界生态过程有机联系的整体性来建造和维系人类生存的人工环境，从而破坏了各种自然生态系统和整个地球生物圈的自然；第三，它是为实现经济利益而发明过多的非人类真正生存的健康物质需要，从而造成了人的生物学的不自然，可以说，现代人的物质生活是最不自然的；第四，人是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两栖类存在，精神引导与驾驭物质，这才是人的存在的本性（自然）。西方文化把人塑造成了以物质欲望为满足的人型机器、人型动物，让人失去了洞察世界的智慧、关爱他人的良心、守护生命的义务、保护环境的责任，导致人性本身的堕落，这是人的本性上的反自然。

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农业文明的典型，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中华先民在开创农业文明之初，就面临极其复杂的自然环境，我国土地广袤，经纬度跨度巨大，山脉纵横切割，江河、湖泊星罗棋布，气候类型多样，森林丰富，物类繁多，资源丰富，非常适合多种多样的农业生产，同时，也存在地质构造脆弱，容易产生地震、水患、旱灾等自然灾害，气候反差较大。中国先民在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对自然恩赐给人类生活资源的感恩戴德的深厚感情和顺应天地自然之道的态度，并升华总结为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生态文化传统，以至发展出上万年灿烂的农业文明。这个伟大的传统在情感上亲和自然，追求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在理智上主张顺应天地万物变化的节律和本性，在实践中要求保护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各种资源，在传承几千年之久的农业文明中制定了各种制度和法规来保护森林、土地、淡水、生物资源，基本上满足了人们自给自足的生活需要，使世界上唯一的古代文明得以长期延续下来。当然，由于有效生存空间的狭小和各种资源的有限，任何农业文明都无法应对长期增长的人口带来的环境资源的压力，从而产生对土地的过度开垦、利用，由此而来必然造成水土流失等经常性的自然灾害，加之气候变化，各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冲突，所以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经常性的局部生态衰退和各种环境破坏。但是，中国的自然环境总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周期性的震荡性调节而得以重新恢复，始终保障着中华民族生存的自然根基。倘若没有影响深远的生态文化传统，中华农业文明根本就不会延续下来，而是早就中断了。显然，从中华生态文化传统对自然环境的长期历史作用来看，不能说这样的农业文明是反自然的，而应该说是亲自然的。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简单地以纯粹逻辑形式的方式，来谈论人类文化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性质，是非常抽象和空洞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罗尔斯顿所言，正题是自然，合题是文化，反题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这种黑格尔式三段论式的辩证法，并不包含有多少关于文化性质的历史事实，更多的倒是一种概念式的游戏。又如余谋昌教授所说，文化的本性是反自然，人类文明的类型是从反自然到尊重自然，这也是一种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看法。事实上，人类各民族的文化，是由以非自然的文化去适应自然环境，然后才逐渐产生了更加强大的改变和影响自然的力量，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近代社会以后，西方物质文化的高速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机械技术和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这种反自然的区域性文化才从局部扩张到全球，才形成了反自然的全球性的文化。通过以上对西方文化孕育的工业文明和中华生态文化产生的农业文明的分析，阐明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文化不是自然存在，而是一种非自然存在，在对待自然的关系上，它既可以是反自然的，也可以是亲自然的。说文化的本性是反自然，是把人类某一个发展阶段的文化的主导倾向，如工业文明的主导倾向当成是人类所有文化不变的性质，这是一种以偏概全、以局部性代替整体性的片面观点。

四、生态伦理的文化之根何在

文化是世界上不同种族、民族独特的生存方式的总和，是由不同人类群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适应生存的自然环境逐渐演变而来的。作为人类的特殊生存方式，文化不是自然赐予的，不是像动物的生存行为那样由其生物遗传性规定的，而是人类创造的可以区别于所有动物生存方式的一切东西，文化是非自然的；但是文化的非自然性，并非说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可以脱离自然性，脱离人自身的生物遗传性和人类对自然界的生态依赖性，而是说人类在自己的生存过程中是以文化的方式去改变自己身体的自然属性和改变自然界的生态属性，但是这种改变并非一定就是反自然的。事实上，从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人类在迄今为止的生存的99%以上的时间，基本上都是适应自然的，只是发展到近代以后，尤其是近250年来西方工业文明的急剧发展，近代西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和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侵蚀，人类文化的主导趋势才逐渐转变成了反自然的。就是说，文化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的选择，人类既可以选择与自然友好的文化，又可以选择与自然对抗的文化，即反自然的生存方式。只不过世界上各民族曾经适应自然的传统文化，目前大多数已经被近代西方以来的反自然的文化的传播所改变和替代，难以重建亲自然的文化罢了。

生态伦理作为调节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道德方式，是面临全球生态危机的当代和未来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一个重要前提，需要深刻把握人的自然、自然与非自然以及非自然中的反自然的特征和关系。弄清了这些含义，我们才能从人类过去的文化中找寻到人类赖以继续生存的文化根源，并在新时代加以培植，使维护全球生态健康和安全的生态伦理具有可靠和牢固的文化根基。

生态伦理的文化之根究竟在哪里？笔者认为，从现实的层面看，显然它存在于不同民族感性的物质生存活动中，存在于人们直接与自然打交道的生存方式中。人们直接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需要以伦理的方式来遵循自然生态过程法则的要求。现今不同民族在自身特定的生态系统中生存，在自然赐予的物质资源和环境条件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每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生存经验形成了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自身文化传统，这些不同的文化传统在有文字以来几千年的历史中，是以语言和文字记载和表达的。然而，有文字以来的历史仅仅是完整的人类历史的不到百分之一的时间，因此，仅仅根据文字来寻找不同民族对待自然的文化是远远不够的。不过，文字又的确是人类在第一个真正文明时代即农业文明时代成熟时产生的，文字文明与过去整个人类历史相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它关系到人与自然依赖关系的传续和断裂，于是，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字之产生的不同途径和它对人与自然关系之传统的形成产生的影响，而这正是我们所能加以探寻的生态伦理的文化之根。

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典型的文字系统，一个是表意文字系统，一个是表音文字系统。中国的汉字系统和希腊的拼音文字系统是其突出的代表，它们都是在不到一万年中形成的。汉字系统是自源型文字系统，希腊文字虽然是西方现代各种语言的始祖，但它不是自源型文字系统，而是在借用和改造腓尼基字母的过程中产生的异源型文字系统。

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字系统来说，它是以象形为主的形、声、义俱全的完整文字系统，它保存着中华先民合理对待自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感悟和直觉智慧。

以象形为主的中国文字直接取象于自然物与人类的身体、行为特征，以记录人类生活、实现人类交流沟通的社会需要。所谓象形文字之象，即模拟、模仿自然之状态，即像，故《周易・系辞》说：“象也者，像也。”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如晴雨等天气，寒暑等气候，花草树木等植物，鸟兽虫鱼等动物，土地、山河等各种人类生存活动中打交道的自然物，人类自身的身体特征，都是人类文字创造最初直接模拟、模仿的原像。这些原像，最初都被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绘制和刻凿为岩画，陶器上刻绘的刻符、彩绘的图形，龟甲上刻写的符号、数字、文字等。然后又逐渐地演变为只具有特征性的更为简单的图形文字，如江苏连云港将军岩的岩刻图形文字，再由对图形文字的依类象形，整体综合，形成象征天、地、雷、风、水、火、风、泽类事物的八卦文字，即《易传》中所说上古中华先民伏羲氏开基立国时的情状：“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有了八卦文字之后，不仅产生了天地一体、天圆地方的直觉整体思维，而且形成了米字形约束的四正四隅的八卦九宫的方块文字的布局结构，使后来发明的各种文字都朝着方块字形的方向发展。对中国文字起源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王大有先生指出：“中国文字源于图腾徽铭和天文历法。图腾徽铭文化的第一性征是徽铭性，有徽根和徽族文化。而徽铭本质上是本初象形文字。图腾要义之一是合婚祖先像。”由图腾徽铭所产生的文字来看，它表达了氏族社会中人们的婚姻血缘关系的自然性质，如两个民族的合婚，同时又表达了人们生产的物质活动的文化性质，即以谋生的物类为徽标，狩猎民族选择陆地动物，渔猎民族选择水生动物，农业民族选择物候动物，山野民族则选择生命力强的植物，等等。显然，图腾徽铭非常显著地体现了中国先民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非凡智慧。

从天文历法方面来看，文字的创制是为了观测天象，记录观测结果，历法授时，以引导农业社会先民们的生产活动。“文”字刚发明时，原作。“所以这个‘文’字，上面的一竖‘|’，是天竿华表日晷；下面的‘∧’是立天竿的明堂危物和大山纪历时代的‘连山’‘艮’；在中间的‘∪’称为日出与日落之谷，名汤谷和禺谷，表示一年中一日中太阳的规律性出没；‘×’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日交午’太极曲线，又写作，今作‘五’，又作‘癸’和‘爻’，是代表‘迎日推策’，也就是制定历法。”自伏羲氏创制原始八卦作为观天测地的基准开始，炎帝神农氏“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易・系辞》）将原始农业发展为定居农业，创造了上古中华农业文明。同时为了农业生产生活的需要，神农氏作《连山易》，建立华表柱（炎帝柱，以羊角为图腾的木柱），观察天象以授农时。接着，黄帝轩辕氏变炎帝神农氏之《连山易》而作《归藏易》，命羲和占日作十月太阳历与旬日，令常羲占月作太阴历与十二辰，使大挠作六十甲子，确立木、火、土、金、水阴阳五气流变法则，制成新的黄帝历，用以指导上古中华先民的农业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

中华先民发明的文字，充分体现了上古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在时空中的一体和谐，即在农业文明时期天地人协调相处的状态。这种“天人合一”的传统在先秦《礼记》中的《月令》、《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汉代《淮南子》的《时则训》中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民族生态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内容。

与中国的表意文字系统相比，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文字，并不是一种白源型文字，也没有形成、演变的悠久历史，它是从其他民族借来字母基础上形成的表音文字系统。本来在希腊的原始文字中，存在着线型文字A和线型文字B，但是在公元前13世纪后，多利亚人开始进攻伯罗奔尼撒并毁灭了迈锡尼文明，希腊人随即堕入了没有文字的“黑暗时代”。直到公元前8世纪左右，希腊人才从闪米特族那里引入了腓尼基字母，通过结合口语的使用，并用24个拼音字母进行书写，希腊人才创建了自己的文字。

这种表音文字系统的特征，缺乏形，只是以字母为音素组成音节来表示词义，便于记录口头语言。尽管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都各有优点，但是拼音文字由于缺乏象形文字之象而成之形，因此少了象形文字对图画之模拟，而图画则是对现实可视之物的反映，所以，文字中形之一缺，不光是形、声、义三要素之一种要素的缺乏，严格说来，也算不得是一种完备的文字；而且从人与自然关系来说，它缺乏人对自然现实的原像即客观事物的直接经验感受之保留，因此，这种文字产生的文化是缺乏天地的自然根源的，是无根的。希腊文字的无根性，与其生存的环境和赖以生存的行为是紧密相关的。希腊民族是以地中海为背景的民族，缺乏可耕地，缺乏产生复杂的象形文字的丰富的自然环境，人们之间的交流主要依靠声音符号，希腊民族在拼音文字形成以前，只有线型文字和表达读音的拼音字母。希腊民族与其他民族在视觉上到处相同且极不稳定的海洋上的商业交往，只能依靠声音符号，才能够克服海洋的动荡不安，使之成为有效可靠的交流符号。可以说，以海洋为生存环境，以商业交换为生的民族，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民族，不是靠自然赐予的资源来进行生产以养活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文明是无自身生活根源的，也是无根的。另外，希腊哲学在探讨世界的本原时，总是否定真实存在的现象世界，而借助于始基、数字、理念、静止不动的存在等抽象的东西以作为世界的本质；而否定人类生存直接遭遇的永恒变化的现实世界，它需要一个人为假设的安全的生存根基，说明这种文化也是无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