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主要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主要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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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5小题，每小题2分，共计50分)

1、中国人“家”的观念十分浓厚，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谱。族谱内容十分丰富，记载有本族世系源流、支派辈分、人物传略等，贯穿念其根、睦其族、尊其祖之宗旨，是连接海内外宗亲的桥梁和纽带。下列对中国人重视修订族谱的原因分析正确的是()

①古代宗法制的影响②传统小农经济的影响

③古代分封制的遗风④弘扬传统美德的需要

A、①②④B、②③④C、①②③D、①②③④

15.“雅典城邦的民主制的确是民主，只不过那个时代的‘民主’有那个时代的定义。”对雅典城邦“民主”成因的正确理解是()

A、古希腊小农经济繁荣B、城邦的主要特征是小国寡民、集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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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史观审视古代东西方文明，可以分别梳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在联系。

一、梳理基本内涵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部分组成。

1.古代物质文明。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中主要概述了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其成果，涉及一个专题，包含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两个重要概念，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需要，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或经济单位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在铁犁牛耕技术出现和普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之后产生。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享誉世界，官营手工业的发达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是当时手工业的主要特征。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2.古代政治文明。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两个专题，包含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三个重要概念。贵族政治就是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由世袭贵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就是政府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政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随意掠夺普通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即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我国开始出现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王位世袭制、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和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是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历经汉魏、隋唐至宋元，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势此消彼长，中央与地方争权斗争接连不断，最终皇权不断强化，中央集权逐渐得到巩固，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顶峰。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和选官制度的演变，是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三条重要线索。中央官制主要包括秦朝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明朝内阁制，清朝军机处等；地方制度主要涉及秦朝的郡县制、汉初郡国并行制、元朝行省制度；选官制度主要涉及汉朝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隋唐科举制。

雅典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体系宏大而缜密的罗马法，是被奉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代表。梭伦改革动摇了旧氏族贵族世袭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民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克利斯提尼改革基本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确立了雅典民主政治；伯利克里统治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公元前5世纪中期，《十二铜表法》发表，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在罗马帝国对外扩张过程中，公民法逐渐演变为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即“万民法”；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罗马法，汇成《民法大全》，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影响广泛的法律体系。

3.古代精神文明。这部分主要涉及三个专题。以儒学为主流的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蓄积深厚，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还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世界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明和发现，领先于同时期西方国家，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文明进程，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如诗词、小说、书法、绘画、戏曲等，异彩纷呈、绚丽多姿，具有多元一体、多民族融合、吸收外来文明成果、雅俗共赏等特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时代风貌。

古代希腊的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等人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把对神的关注转向人间，试图从实际出发探究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二、把握内在联系

古代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一定经济、政治环境的产物并在自身传承中得以发展，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例如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耒耜农业发展到铁犁牛耕农业阶段，适应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农耕文明的发展而形成的。此后，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成为了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保证，成就了中国古代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灿烂的文明成果。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度下君权的强化，是传统农耕文明高度发达与外来文明因素摩擦的结果。

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明清时期为例，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且在封建专制层层重压下缓慢地发展，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产生，首先在思想界里反映出来。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的思想家，他们批判继承了传统的儒学体系，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清朝实行闭关锁国，致使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科技与经济发达繁荣的中国。

古希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海外贸易、殖民活动及其他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使古希腊形成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并较早地接受平等互利的观念，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小国寡民、独立自主的城邦制度是孕育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摇篮。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雅典成为希腊政治和文化中心，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生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于是，在智者学派代表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的思想中，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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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 问题 措施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机制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其应对措施也应采取综合手段，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推动农村多项改革事业的发展。

一、生态文明及农村生态文明的涵义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概括的说，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的总和；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农村生态文明则是以生态农业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

二、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农民的生态环境意识不强

农村一些地方政府只重视经济利益，忽视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薄弱，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落后。主要表现：一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思想观念。“以粮为纲”的传统格局，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在农村仍然存在。二是故土难离的思想根深蒂固。现在的农村人多地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造成了农村土地对农民实际承载量严重不足。

2、农村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的制度缺失。虽然我国已颁布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但很不完善，有不少条文和规定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在农村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还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各基层政府把工作重点都放在经济建设上面，对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关注较少。

3、农村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村以破坏环境、消耗资源来换取粮食产量的做法仍然存在，农民对资源的依赖性， 导致很多生态系统功能遭到严重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超载放牧极其严重。二是农民大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及农用薄膜，导致很多有害的化学成分残留在土地中而破坏土质，导致农作物品质下降，市场竞争力差，影响农民增收，破坏生态环境。三是农村的生活垃圾露天堆放，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加上城市的垃圾也源源不断地送往设在城镇郊区的垃圾处理场，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严重恶化。四是污染大、能耗大的企业向广大农村地区聚集，使农村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保障事业薄弱

近年来，尽管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但农村的基础设施和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仍然滞后，长期成为影响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农村的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里了。

三、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应采取的措施

针对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扎实有效地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1、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关键在于农民自己是否形成科学的发展理念。由于历史和现实多重因素的制约，大多数农民的生态文明观念比较落后。首先，基层政府要进行科技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办农业知识补习班，让农技所的工作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为农民生产进行科技和技术指导。其次，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农民的生态意识，倡导绿色消费。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文化生活质量和水平，遏制封建迷信沉渣、黄、赌、毒现象和农村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畸形消费。提倡合理消费、绿色消费。最后，搞好环保宣传工作。要充分利用报刊、网络、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对乡村干部、群众、中小学生进行环保知识宣传，形成人人关心环保、参与环保的良好环境。

2、加大农村环境治理投入

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仅靠农村内部的资源和力量是不够的，应充分利用外部的资源和力量，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府部门除了通过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外，还应通过财税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进行环境污染治理。要鼓励农民积极探索环境污染治理的新方法，努力达到投资少、效果佳的目的；引导乡镇企业和农民节约资源，收集利用农村生产生活废弃物；对农村物业管理站或管理公司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等进行政府财政补贴等，用经济手段激励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农业生态化。

3、积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要不断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创建生态文明村活动，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整治。应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由于新农村建设以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内容为切入点，对改善农村基层文化设施状况，丰富乡村基层文化活动，加强农村的文化设施建设，满足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需要都起到一定作用，有利于农村形成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必然对农村生态文明工作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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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绿色贸易壁垒 安徽农产品 可持续发展

一、安徽农产品出口及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现状

1、徽农产品出口概况

1.1农产品出口规模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农业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农产品在全省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农产品出口虽有微小的波动，但总体呈稳步增长态势,农产品出口额由2001年的2.35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8.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15.7%。另一方面，安徽农产品出口占全国比重一直维持在低位水平，占比一直处于1.5%以下，这说明安徽农产品出口要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依然任重而道。

1.2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

安徽是我国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安徽每年出口海外的农产品达500余种，品种丰富，出口产品较全，但分布差距较大，主要出口产品有蔬菜、茶叶、蜂蜜、中药材等。表2-2显示了安徽主要农产品近年出口情况。

表2-2 2001-2009安徽优势农产品出口情况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2002-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

1.3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

目前,安徽省农产品已出口到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农产品出口地区多元化正在形成。其中亚洲是安徽省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出口份额占据全省出口额的半壁江山,日本、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份额占到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51.9%。但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纷纷构筑绿色贸易壁垒等技术性壁垒，我省农产品出口受挫,而新兴市场成为新的亮点。

二、安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原因

2.1外部原因

2.1.1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农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各国都想方设法保护本国。根据H-O理论，一国（地区）应该生产和出口该国（地区）充裕要素密集的产品，进口该国（地区）要素稀缺的产品。安徽省农业资源丰富，且具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安徽省出口的蔬菜、茶叶、蜂蜜、中药材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对进口国来讲，势必冲击其国内农产品市场。进口国往往以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环境、人类动植物健康等名义行贸易保护之实，对农产品的进入设置层层障碍，使农产品频频遭遇绿色壁垒。

2.1.2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不断筑高

我国加入WTO十年来，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不断升级，标准不断提高，新的认证制度不断推出。主要表现在:不断扩大农产品及其制品的受限范围；不断提高农产品检测标准和检验项目；推行复杂的绿色认证制度；对农产品的检验标准涉及整个产业链等。

2.1.3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默许

相关国际条约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动植物健康，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者推行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如WTO农业协定规定：“应为明确订立的政府环境保护或自然保护计划的一部分来加以确定……”；《贸易的技术壁垒协定》规定：“只要是为了保护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和环境。是不构成武断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不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缔约方可指定技术性规定”。正是因为如此，绿色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目前最流行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手段。

2.2内部原因

2.2.1小农经济的自身缺陷，农产品企业规模小

农产品企业总体规模小，综合生产能力不高。就安徽省农业总体而言，一家一户的分散小农经营，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农业组织化程度低、抵抗风险能力弱、农产品贸易纠纷应诉能力差。同时，安徽农产品出口企业大多规模较小，技术和装备落后，生产的产品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要求。

2.2.2标准化建设落后

长期以来，安徽缺乏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大多数农产品处于无标生产、无标上市和无标流通的状态。如我国《茶叶卫生法》仅规定铅、铜和六六六、滴滴涕限量，而日本、美国和欧盟对进口茶叶农药残留限量高达100多项，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远远不能适应产品出口需要。

2.2.3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

由于工业“三废”不合理地排入江河湖海，加之农用化学物质的大量施用，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土、气中重金属及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现象严重。如安徽怀宁血铅事件导致周边土壤不同程度的受铅污染、安徽临泉流鞍河污染严重等。这些都导致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不过线，难以逾越发达国家高筑的绿色贸易壁垒。

三、突破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的应因之策

1、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素质

舒尔茨在其著作《改造农业传统》中指出“在解释农业的生产量和增长率的差别时，土地的差别是最不重要的，物质资本的差别是相当重要的，而农民的能力的差别是最重要的”由此可见，农民自身的能力在农业生产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安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传统农作思想根深蒂固。面对发达国家不断升级的绿色贸易壁垒，首先必须对直接参与农产品生产和管理的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增强其市场经济意识、健康意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2、加快农业标准化建设

农业标准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和重要标志之一。目前，安徽省农产品的行业标准在内容和结构上很难适应国际化的要求，与发达国家标准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制定标准还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即有条件的企业应该积极采用国外最先进标准，或者自行提高检测标准，尤其是一些关键的或涉及卫生、安全、环保等方面的技术指标，采用最先进标准，可使农产品规避发达国家不断升级的绿色贸易壁垒。

3.合理规避绿色贸易壁垒

应对绿色贸易壁垒，除了加强农民培训、加快标准化建设外，还必须学会合理的规避绿色贸易壁垒。如积极开拓多元化的出口市场，从传统的日美欧向新性市场国家转移，分散出口风险；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FDI、对外劳务合作等方式变“销地”为 “产地”；加强国际农产品贸易复合型人才培养，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合理捍卫自我权利。

参考文献：

[1]林国华，林卿，王庆.农产品贸易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2]Anderson,K.and Blackhurst,R.,1992, The Greening of World Trade Issues 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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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文化；中原文化；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

Abstract: ZhongYuan culture is one of the key regional cultures in our country, which has immense impacts on th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talent aggreg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and features of th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talent aggregation, this paper has expounded the characters of ZhongYuan culture and its impacts on the technological talent aggregation, and then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reformation of ZhongYuan cul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henomenon of talent aggregation to turn to the effect of talent aggregation.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 ZhongYuan culture; technological talent; aggregation effect 

一、引言

科技型人才是人力资源中最优秀的群体，其作用发挥如何对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增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人才流动基础上形成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既能够产生1+1>2的经济性效应，也可能产生1+1<2的非经济性效应。这两种效应的产生无不与人才聚集的区域环境密切相关，这里的区域环境包括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等。

区域文化环境是影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和提升的重要因素，不同特点的区域文化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中原文化作为我国中部地区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研究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区域文化环境的对策，对于提高中部地区的人才吸引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中部崛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经济管理学界对中原文化的研究[微软中国1],多集中于中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1-3]，很少直接研究中原文化与区域内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之间的关系，无法指导人们运用区域文化对人才聚集效应进行管理，影响到科技型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基于此，本文在论述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对中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作用机理，提出了改良中原文化以推动科技型人才聚集经济性效应产生与提升的对策，旨在充分发挥中原地区科技型人才的作用，增强中原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

二、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分析

在区域要素边际收益差异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因素的引致和驱动下，科技型人才会从边际收益较低的不发达地区流向区域边际收益较高的地区，使科技型人才呈现出局部集中的特征，形成了人才密度大于其他地区的聚集现象。因此，所谓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随着科技型人才的流动，大量同类型或相关人才按照一定联系，在某一地区（物理空间）或某一行业（虚拟空间）所形成的聚类现象。

与其他经济现象一样，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二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

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是指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区域内聚集过程中所产生的人才聚集作用低于各自独立作用的效应。产生人才聚集不经济效应的主要原因是：（1）人才聚集没有形成人才之间有机的内在联系，仅仅是人才的数量增加了，不能产生人才的规模效应。产生规模效应的前提是聚集的人才必须建立一定的有机联系，缺乏有机联系的人才聚集实际仍然为众多独立的人才，是不能产生加总作用的；（2）人才聚集的环境不理想。人才聚集所产生的加总作用是在一定的内外部环境（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条件下发生的，失去了和谐的环境条件人才的聚集就会产生不经济性效应；（3）人才的流动性不够。人才的聚集效应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人才的流动是这个动态过程的基本前提。没有人才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动，人才的聚集现象就很难产生，即使产生也可能形成死水一潭，缺乏活力与激情，甚至出现消极现象，导致了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4）人才聚集过程中各种冲突的产生。人才在聚集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冲突，如若对这些冲突消减和化解不力，就会增加冲突的破坏力，产生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

所谓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指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的区域内以类聚集，在和谐的内外部环境作用下，发挥超过各自独立时的作用所产生加总效应。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其特征主要有：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集体学习效应、激励效应、时间效应、规模效应、区域效应[4-5]。

三、中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分析

（一）中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泰勒（Tylor）认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也就是说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信念、理想、价值观，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莫大的无形影响。

中原文化就其文化层次而言，属于区域文化的范畴。所谓的区域文化是指居住于特定区域的人群在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制度规范、心理特征、风俗习惯等的总称[6]。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文化作为一种软环境，对本区域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高技术产业和人才对区域文化环境更为重视[7]。199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丽·萨克森宁（Annalee·Saxenian）教授在其《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硅谷欣欣向荣与128公路地区日益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两地的区域文化差异所致[8]。这一观点证明了，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能只看其物质资本或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社会文化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其中的原因除了东部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支持外，区域文化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区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与本区域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李慕寒、沈守兵将我国的区域文化划分为：燕赵文化、秦晋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两淮文化、吴越文化、江西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云贵文化、关东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等十六种[9]。同其他区域文化一样，中原文化的形成也是中原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原文化在地域上以河南省为中心，涉及晋东南、冀南、鲁西南等地区，是覆盖范围较大、涉及人口较多、具有黄河中下游地域特征的代表性区域文化。河南省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之滨，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聚居地。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农业文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农耕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的核心。此外，中原地区位于中华版图的中心，人口密集、人才辈出，地理位置显赫，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很多朝代都建都在河南，对中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原文化依附的制度根基。

对于中原文化的特点，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王保国认为中原文化具有保守、务实、平和、中庸、尚古、安土重生、重人事轻自然等文化性格[10]；杨翰卿认为中原文化蕴涵着深邃的和谐精神与实学精神[11-12]；吴圣刚认为中原文化生态具有根基深厚、整体统一、稳固茂盛、动态发展、人地相关等特征[13]；刘双、刘万云认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人的群体人格特征主要有质直忠厚、勤劳节俭、守乡眷土、崇尚权力等[14]。站在研究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角度来看，本文认为中原文化的特点主要有：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稳固执着的本位精神等五方面 。

（二）中原文化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分析

1．“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生活习惯又促使人们养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原文化具有浓郁的农耕文化特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般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原文化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 “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春秋繁露》）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

对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而言，“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使人才更加顺从于管理者的规章制度，客观上消减了群体的矛盾与冲突，有利于营造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便于人才之间相互学习与沟通，容易产生信息共享效应、集体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然而，这种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禁锢了科技型人才的求异思维，使他们难以“离经叛道”，大胆革新，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倾向于引经据典，唯恐越雷池一步。试想，科学研究没有独立思维，没有求异精神，就意味着没有否定与创新。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严重阻碍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和区域效应的产生与提升。

2．“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中原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渗透与浸染[1]，而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15]。“中庸”教化使得在中原大地的社会生活中平均主义的理念、的精神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深入人心，“贵中尚和”成了人们行为处世的不二法则。

 “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具有积极的作用。它能够培养科技型人才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而这种精神与意识是人才从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产生和提升人才聚集效应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重大科技研究呈现出学科交叉越来越多，系统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任何一个自然人都很难单独完成，需要多学科人才的通力合作。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团队，是很难完成研究任务的。“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有利于引导成员融入团体，相互之间精诚团结，增强团队凝聚力，实现信息共享，促进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激励，缩短时间距离，产生和提升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集体学习效应、激励效应、时间效应以及规模效应。

当然，这种片面强调“集体主义”的处世之道也有其消极作用。它对科技型人才个性的张扬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使他们个体效能的发挥受到限制，而个体效能发挥的不充分自然会影响到整个人才聚集加总效应的产生。

3．“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长久以来，农耕文化养成了中原人民勤劳朴实的品格和讲求实际、实功、实用、实效的务实心理，也就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促进人才聚集过程中创新效应，特别是技术创新效应的产生和扩散。技术创新相对于科学创新更注重实用，基本上属于应用研究，而科学创新则大多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务实心理影响下，许多科技人员更愿意从事被他们认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研究，从而促进了技术创新，也容易形成创新效应。

另一方面，“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也会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科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会受到到削弱，造成科学创新能力的不足。由于科学研究是技术研究的基础，因此科学创新能力的不足会进一步影响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制约了整个科技型人才聚集的创新效应的增强。

4．“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经济基础是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形态。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它的基本特征是以一个家庭、家族为基本单位而进行的农业生产。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中原人往往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的伦理关系和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小农经济封闭的组织结构造就了中原文化“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

“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和提升的。因为它强调把团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激发了科技型人才的集体责任感，消减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时的各种利益冲突，维护了团体的和谐与秩序，增强了人才聚集的凝聚力和协调性，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与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受宗法观念的制约，中原人的思想缺乏开放性，对外部的一切异己事物持排斥态度居多，形成了较强的保守观念。从秦汉至近代两千多年间，在整个中原地区的学术界中，维护传统、弘扬传统的保守派居多，敢于破除传统的改革派却较少。同时，在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所谓的“权威”有着天然的崇拜。在学术研究中，视权威为领头羊，不敢对他们的观点提出异议，以致人云亦云，产生了“羊群行为”，而这是学术创新的大忌。没有创新，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和区域效应就很难产生。

5．“稳固执著”的本位精神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历史上，中原地区有相当长时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地位造就了中原文化以正统自居的优越心理。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原文化多次遭遇外来文化侵蚀与冲击，但一直保持着其根基与核心不变，从未实现与外来文化真正的、深入的融合。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往往以冷峻的态度迎候外来文化的纷至沓来，同时在骨子里却抱定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念和‘以我化人’，不允许‘以人化我’的心态”[16]。

“稳固执著”的本位精神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具有严重的负面作用，它易使人才养成“唯我独尊”的心理定势，导致人才思维与行为的灵活性、机敏性、变通性相对趋弱，适应外界变化的耐力和韧劲较差。此外，它还影响到人才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比较性认识，造成时间观念、节奏意识淡漠，危机感与紧迫感不强。时至今日，中原人的改革创新意识、风险竞争意识都比较落后[17]。因此，在这种本位精神的束缚下，人才不擅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阻碍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集体学习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创新效应的产生与提升。同时，这种固步自封的本位精神使得人才之间难以建立广泛而深入的有机联系。缺乏有机联系，人才的聚集仅仅是量的积累，很难产生质变，当然也就无法形成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

五、结语

中原文化是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她有其绚烂多彩的一面，对当今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的产生与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原文化作为一种农耕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对中部地区人才聚集效应的发挥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制约了中原地区的科技进步，阻碍了中原地区崛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客观地对待中原文化，在充分弘扬其积极精髓的同时，不断吸收和借鉴外来的各种文化中的有益的成分，兼收并蓄、整合创新，充分发挥中原文化在科技型人才聚集中的能动作用。然而，要彻底改变一个地区长期历史沉淀下来的区域文化也是很难的。因此，从科技型人才本身而言，也要主动接受当地的文化传统，淡化自身的文化背景意识，增强对中原文化的适应性[18]，避免产生文化冲突，促进科技型人才聚集非经济性效应向经济性效应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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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人伦日用；儒家道德；日常生活世界；儒家日常人生化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3—0058—5

传统中国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日常生活世界具有高度同质性和保守性，尽管王朝更替在二千年中不断上演，但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图式却几乎没有影响。若要探讨其关节处，这与儒家所倡导并实践的“道在人伦日用常行间”的理念不无关系。但这种亲密关系却在近代遭遇危机，无论是儒家伦理道德还是作为儒家寓所的日常生活世界都因为“欧风美雨西东来”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二者渐行渐远成了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

一、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异化及解体与儒家之道的动摇

我们知道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架构为“五伦”，而其中的社会骨架却是“三纲”，与“三纲”相适应是被称为“五常”的儒家道德，即“仁、义、礼、智、信”。据贺麟先生的理解，由“五伦”说进展为“三纲”说有其逻辑的必然性，从效果上讲，

“是由自然的人世间的道德进展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宗教意味的礼教。由一派的学说，进展为规范全国全民族的共同信条。”“五伦”发展到

“三纲”的意义，不仅仅是贺麟先生所强调由一派伦理观念而发展为传统帝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更是儒家全面社会建制化，由民间儒家升格为政治儒家，儒家制度化的象征。若从日常生活世界的视角观察，自汉以后，传统中国相对的“人伦世界”进展为单向、绝对的“三纲世界”，发生了性质上异化，即导致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全面政治化。

近代以来“人伦世界”的解体实质上是“三纲世界”的崩溃。“三纲世界”实际是上由家族制度（父子关系与夫妇关系的结合）和建基于其上的君主制度（君臣关系）的结合体，其包括了所指出的封建宗法四权的三种，即政权（君权）、族权（父权）和夫权（男权），这些权力都是以制度化和权威化的方式作用于传统中国人伦世界。“三纲世界”的崩溃，从制度层面来说，随着君主制度覆灭，，首先是君臣关系不复存在，“君为臣纲”的伦理义务自然随之灰飞。其次，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以农业耕作经营为基础的大家庭制度也难以为继，经验知识为科学知识取代。“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难以维持，制度化的“父权”、“夫权”也随着君主制度的崩溃而失去支撑，因此，此“两纲”发生戏剧化转向，即“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获得了平常身份。可以说，“三纲世界”崩溃的结果是“人伦世界”的回归，但近代“人伦世界”的回归是传统“五伦”世界变成了“四伦”世界。也就是说，随着夫妇关系和父子关系的恢复平常身份，同时意味着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获得平等身份。

“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随着“三纲”崩溃，儒家之道失去制度性的依托而在近生极大的危机。

“三纲世界”崩溃之后，首先意味着纲常伦理的等级性和片面性特征的解除。“五常德”由此发生转化，一方面解除了与“三纲世界”的连体关系，从而获得了相对独立。另一方面，儒家“五常德”相应地丧失了“常德”的优势地位，而成为五种平常的儒家道德。“人伦世界”的回归同时还带着传统儒家道德所不熟悉的西方近代道德价值观念，如民主、平等、自由、个性、竞争等等。儒家道德从而成为近代中国道德观念版图中的一极，显然，“人伦世界”已经不仅仅只容纳儒家道德，而成为多种道德观念的激烈争夺的地盘。

二、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现代转化及儒家道德的游离

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日用常行”主要表现为日常经济生活、日常人际交往活动以及日常信仰活动，这些活动是以家族中心展开的，重视“饮食”、“丧葬”、“祭祀”、“婚姻”等活动及其礼仪。

传统日常经济活动主要以家庭为经济生产和消费单位，由于是以农业耕作为主和家庭手工业为辅的生产方式。这种家庭经济模式使得家族成员必须依附于家庭而生活，而农业耕作方式主要依赖于经验性知识，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成为儒家孝道产生的物质基础。由于农业生产仰仗自然气候，农业收成有限且不稳定，为维持家庭成员的生存，从长远计，家庭消费自然需要量人为出，儒家倡导天人和谐、勤奋、节俭，鄙视懒惰、奢侈浪费自然能深入民心。

篇7

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前,主流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忽视了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尽管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曾讨论过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眼里,各种自然资源之间、自然资源与人造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而且技术进步可以解决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长期没有给予自然资源应有的重视[1]。在这些主流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稀缺的要素或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要不就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哈罗德—多马模型和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要不就是技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制度(制度经济学),其隐含的假定为自然资源是不会稀缺的,而且在将来也不会稀缺。它们关于长期生产和消费的宏观经济模型很少提及环境和资源[2]。生态经济学家H·E·戴利(Da-ly)曾指出,这种传统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经济看做是不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自然似乎是无足轻重的,教科书中关于发展理论的章节都是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依据的。在这里,生产只是表示为劳动与资本的函数,资源和环境被完全排斥在外。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索引中,你几乎找不到“环境”“自然”和“污染”等词条。在许多环境和资源经济学家看来,传统的经济学原理是只适用于开放性地球的(即认为地球既可无限地供给人类用于生产的物质,又可以无限地吸纳废弃物)。在这种开放系统下,人们就像美国西部开发中的牛仔,面对无边无际的草原,可以尽情地消费,不考虑资源的耗费和废弃物的吸纳,博尔丁(Boulding)形象地称之为“牛仔经济”。但地球物质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就像一只孤立的宇宙飞船,它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他形象地称之为“太空人经济”。在太空人经济中,资源的输入和废弃物的输出是受到限制的,因此,量度经济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生产和消费更多的产品,而是维持整个自然资本[3]。戴利也把经济增长看做是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的过程。人们之所以将一部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他认为随着这种转化的进行,自然资本日益从相对丰裕变得稀缺,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人类经济应该进入“稳态经济”,更多地投资于自然资本,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4]。

在非农产业部门自然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被人造资本所替代,在农业生产领域,自然资源禀赋则一直是决定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因素。虽然当今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经成功实现了由“以资源为基础的农业”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借助于科学知识和工业投入,成功地突破土地自然肥力的制约从而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摆脱了自然资源耗竭的陷阱,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的阶段,农业技术还没有根本的突破,自然资源不能有效地被人造资本所替代,土地等自然资源仍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普遍和最有约束力的限制。分析中国的“三农”问题,首先要分析中国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而不能像传统经济学理论那样,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自然资源禀赋看做是既定的因素而忽视其作用。

二、人均农业资源短缺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制约

中国在比较早的历史时期平原地带的人口密度就比较高,这种高密度的人口之所以出现,与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以及传统的地产继承习俗有关,当然也与封建时代的国家政策有关。中国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国君以及当时的许多思想家就意识到人口众多是国家强大的保证。正如《管子》中所言:“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齐国在齐桓公时期有男子20必婚、女子15必嫁的法令。越国的勾践也颁布过类似的政令,如家有30未娶的男子、17未嫁的女子,父母会被判有罪,多育子女的家庭则可获得奖励。到秦代,中国确立了中央集权和小农经济的结合体制的牢固的地位,秦代以后的各个朝代基本上执行着相同的政策,每个朝代在建立初期都试图遏制大土地所有制,并扶持小农经济。其结果是人口数量相对较多、密度较高,形成以种植作物为主、耕织紧密结合并大量投入劳动力进行精耕细作的小规模家庭农业。特别是自明清代开始,这种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人口明代时曾高达1亿左右,清中叶飞跃发展,乾隆当政的60年间,连续突破2亿、3亿大关,道光年间发展到4亿。尽管在近代中国由于连年战乱,人口增长有些起伏波动,但人口大国的地位仍然得以确立。1949年后,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营养健康状况的改善,加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和免费教育制度使家庭生育成本外部化,大多由社会来承担,从而使生育的经济约束趋于消失。中国人口从1952年的6.5亿急剧增加到1978年的9.6亿,使清朝以来本已严重的人地矛盾变得前所未有地尖锐。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农业人口密度(耕地上承载的农业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无疑也是世界上农业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之一。以耕地资源为例,目前中国人口已超过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数据,中国2003—2005年农业人口密度为5.5人/公顷,而世界平均农业人口密度只是1.7人/公顷,发达国家则仅有0.1人/公顷(见表1)。再以水资源为例,中国水资源总量为2.81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2200立方米左右,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被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在世界153个国家中排在第121位。而且,全国各流域水资源状况南方和北方差异巨大,北方耕地面积占全国的59.6%,人口占44.3%,而水资源量仅占14.5%,其中,人口和耕地分别占了34.7%和39.4%的黄淮海地区,水资源量仅占7.6%;84%的水资源量集中在人口占53.6%、耕地占34.7%的南方地区[5]。

中国的“三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均农业资源短缺是密切相关的,农业自然资源对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都有着很强的制约,从而影响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和进程。

第一,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状况制约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在劳动力与耕地这两种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投入要素方面,中国劳动力数量相对过剩,耕地相对不足,易垦荒地严重缺乏,人地比例关系极为紧张。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目标和土地生产率目标之间的关系。美国式的现代农业侧重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日本式的现代农业侧重于提高土地生产率。中国由于人多地少,资源短缺,农业发展的目标必然要以土地生产率为主,兼顾劳动生产率,由于提高土地生产率主要有利于增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增收,中国这种高土地生产率和低劳动生产率紧密结合的趋势,虽然有利于稳定农产品的供给,但也带来农民增收的困难。

第二,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状况制约着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商业化。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国家都是大规模经营,西欧国家的农业经营规模也都比我国大得多。而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只有美国的1/170,仅是加拿大的1/350。这种人口压力和人地比例失调一方面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农业剩余,使小农无法积累起足够的“资本”发展非农产业,同时也把传统农业推到了一个很高的集约化水平,但对于新式投资和农业商业化经营却起到了抑制作用。中国在明清时期由于无新的农业技术进步,又缺乏能够调剂劳动力的工矿业政策和移民政策,人口压力与繁重的封建剥削交织在一起,全部倾注到小农经济头上,这就像一条饥饿的鞭子驱使他们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找出路,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耕与织的结合。因为在这样小块的土地上,无论维持生活或致富,都非牢牢抓住手工业不可[6]。到现在,许多小农仍然存在种“口粮田”“应付田”的现象,商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低,兼业化程度高。

第三,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状况制约着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情形下,中国传统农业结构以农桑结合为主要特征,这与西方农业结构农牧并举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差异。西方的农牧结合,使得耕地上的一切作物都用人类的食物和家畜的饲料,比之于以农桑为主的中国农业,可以饲养更多的家畜,而更多的家畜不仅可以给人足够的衣食,而且可以给农业生产提供大量的肥料和动力,从而保证作物的丰收,使得西方的农牧业能得以协调发展。而中国农桑结合的农业需要比农牧结合多得多的劳力,在耕地不足且又面临地力下降的时候,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有限的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从而使中国农业走向深耕细作[7]。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畜牧业占很大比重的西方农业比种植业占很大比重的中国农业更具有适应性。英国在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从15世纪起毛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生产出大量的工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出口到欧洲及世界各地。这一切使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并走向富强。中国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丝织业的发展,使得种桑养蚕也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产业,于是出现了“桑争稻田”的局面。由于种桑养蚕较之于种植水稻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桑争稻田”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而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使农村人口减少、城市工业人口增加的情况。应该说,中西农业结构的这种调整趋向,正是人口与农业资源(尤其是土地)关系制约的结果。由于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目前耕地承担的农民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耕地是农民的“生存资料”,是农民活命的基础,而不是西方经济学里可以不断流向收益率高的行业的“生产要素”。因此,只要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农业结构的调整就十分困难。中国农业直到1978年,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还高达82.3%,而林、牧产值比重分别仅为3.3%和14.0%。到1984年,中国农业占农林牧渔业产值的比重仍高达78.3%,仅比1978年降低了3.9个百分点,林业占8.4%,牧业占13.3%。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或城镇,人地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后,中国农业结构的调整才出现加快的趋势,林业、牧业、渔业所占比重才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总之,目前中国的农业仍然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活动,在人口增长压力下,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程度日益提高,在人均自然资源禀赋急剧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是不容易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却强行把资源配置到工业部门来实现经济现代化,最终掉入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食品价格上升,迫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所谓“李嘉图陷阱”之中。可以说,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三农”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根源。

三、自然资源约束下的农业发展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自然资源的约束,劳动力/土地不利的比率直接制约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经营方式和经营规模选择,水资源的日益短缺也越来越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桎梏。中国农业发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约束条件,选择合适的发展策略。

1.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实现由资源型农业向科学型农业的转变

在农业发展的初期,土地是最普遍和最有约束力的限制。传统农业突破土地限制的方法,主要是设计出更为集约的种植且不引起土壤肥力退化的耕作制度。这种耕作制度的创新尽管能够很好地满足人口年增长率不到1%情形下食品需求的增长。但是,当人口年增长率超过2%时,它就不能保持足够长期的生产增长了。那么,在土地资源的严峻限制下,粮食产量的增长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速水佑次郎教授认为,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的发展是这一问题的主要答案。所谓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是指借助于科学知识和工业投入,突破土地自然肥力的制约从而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早在20世纪70年代,农业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就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长期效率低下的原因,不在于对现有生产资料使用的低效率,而在于农业技术的长期停滞与生产要素长期得不到更新。这样,农民世世代代只能沿袭古老的、传统的耕作方法,生产率低下,处于极其贫穷的地位。而在发达国家的农业中,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农业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20世纪60—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也兴起了一场以采用农作物高产良种为中心的“绿色革命”,其主要内容是配合灌溉、施肥等技术的改进,大规模推广矮秆、半矮秆、抗倒伏、产量高、适应性广的小麦和水稻等优良品种,曾大幅度提高农业产出。中国过去几十年里,能够较好地解决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杂交水稻的发明和推广、化肥的使用等农业技术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正在迎来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中国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增加农业科研的投入,提高农业科技创新的能力,实现农业由资源型农业向科学型农业转变:第一,政府要增加对农业科研的经费投入。由于大多数农业科技具有公共产品或者非竞争性产品的特征,决定了市场无法达到农业科技投资的最佳均衡点,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政府在农业科研投入和农业技术推广方面担当重要角色。第二,加快农业市场的开放。根据学者有关研究文献,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增加,生产者从农业科研投资中的受益幅度逐渐提高,而消费者则正好相反。在价格不变和市场完全开放条件下,中国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科研投入(如1元),所产生的社会总福利增加量在1997—2011年间总和将达到36.2元,即收益/成本比达36.2,在此情况下的投资回报率高达59.6%,但这时科研投资带来的社会福利全部由生产者获得。而在价格可变和不继续增加市场开放度条件下,农业科研投资的收益/成本比为28.6,投资回报率也高达55.8%,在此情况下,科技投资的受益者仅为消费者(因价格下降)[8]。因此,要使农业生产者从农业科技投资中获得充分的收益,就必须逐渐放开农产品市场,同时完善国内农产品流通体制,减少价格波动。第三,要积极引导社会投资进入农业科研领域。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有极高的回报率,但是中国农业科技产权保护制度却很不健全,农业技术产权在市场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阻碍着社会资金流向农业科技行业。因此,政府要致力于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来进行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第四,要改革农业科研的体制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农业科研机构和人员的激励机制,引导农业科研资源针对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针对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实际需求开展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

2.选择合适的农业经营方式,着重扩大农户外部经营规模

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现代化农业的必然要求。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实现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农民可以在自愿和保持土地原承包权不变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从而形成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这种在农户家庭内部实现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中的方式,可以称之为农户内部规模经营,这是农业规模经营最基本和最直接的形式。另一方面,农户也可以在不改变各自土地占用规模的条件下,实行一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联合,通过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跨区收割等农业服务体系,也可以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这种通过农业生产者联合和合作形成的规模经营可以称之为农户外部规模经营。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在中国实行大范围的农户家庭内部规模经营并不可行。一些文献研究也表明,单纯扩大农户的内部经营规模虽然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却会降低土地生产率。这是因为小农场复种指数高和劳动力投入多,实现精耕细作,因而单产相对较高。世界银行对肯尼亚的大小农场土地产出率比较研究的结果,就证明小农场有更高的土地产出率。可见,单纯农户内部经营规模扩大的结果,可能带来部门总产出减少。而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仍是政府推动农业发展的首选目标。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容忍以牺牲土地产出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发展农业。更何况农村土地集中和农户内部规模经营在微观层次来说也许是有效率的,但如果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制推行,则完全有可能损害整体的和宏观的效率,使社会付出更大的制度成本。许多国家现代农业发展实践表明,小规模农户生产同样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农民利用不同地区小麦成熟期不同的时间差,创造了小麦机收跨区作业方式。20世纪90年代扩大到全国大部分小麦产区。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逐年增加。2007年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达到41.8万台,完成机械化收割3.5亿亩,小麦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81%。联合收割机平均单台单季作业面积由400—500亩增加到000—1500亩,作业时间由5—7天增加到30—40天,有效作业时间200小时左右。高性能联合收割机的作业时间甚至能达到50天以上,作业面积达4000亩以上。有资料显示,美国、加拿大联合收割机平均单台作业1200—1800亩,作业时间120—180小时,日本的年作业量仅为300—400亩,作业时间60—80小时。农机跨区作业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农机跨区作业,开展社会化服务,有效提高了农机的利用率,增加了农机手的效益,满足了农民对农机作业的需求,大幅度提高了机械化水平,解决了“有机户有机没活干、无机户有活没机干”的矛盾。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开辟了我国小规模农业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进行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生产的现实道路,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3.调整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换取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农业问题,不能只靠中国自身,也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解决办法。中国人均资源少、经营分散,土地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处于劣势。但中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具有明显或潜在优势。这里所谓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主要指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以及水果、花卉等农产品,它们的特点不仅仅表现在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和价值量大以及附加值高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对劳动力吸收能力较强和受耕地资源的制约较弱上,中国的这类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以蔬菜生产为例,其产品单位价值产出所需的土地投入只有粮食的10%—30%,而劳动力需求则是粮食的4—5倍。所以,中国农产品出口重点应由土地密集型产品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要有组织、有计划地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换取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油料作物和糖料作物。中国油料作物常年种植18亿亩左右,并且主要油料品种在世界油料生产中名列前茅;糖料作物常年种植2700万亩,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劳动力价格比较低使中国的糖料生产具备了发达国家难以达到的自然和经济优势。二是水果。中国主要水果的价格都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苹果、鸭梨、柑橘的国内市场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50%左右,有的甚至低70%以上。三是蔬菜。近几年来,中国蔬菜出口量约为进口量的30多倍,出口金额约为进口金额的50多倍。四是畜产品和水产品。中国目前猪肉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低59%,牛肉低84%,羊肉低54%,并且在日本、东南亚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的市场上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在水产品生产上,由于中国的水产品养殖和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价格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9]。因此,中国应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随时调整农产品出口品种及其规格,发挥比较优势,抢占这些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引导国内农产品的结构调整。

4.发展资源节约型生态农业,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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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金融；二元经济结构；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35 献标识码：A 章编号：1003－9031（2006）09－0050－04

一、问题的提出

民间金融是自发形成的，属于正式金融体制范围之外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或其他组织之间的资金筹借活动，基本上没有被纳入国家金融管理机构常规金融监督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按照Mckinnon和Shaw的金融发展理论，非正规的传统民间金融是一种落后的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是经济的二元性在金融领域的表现。[1]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部门间生产函数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区域间、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导致的经济两极分化现象。[2]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领域的一个典型特征。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先进的现代部门和落后的传统部门并存，城乡差别大，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金融组织和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不断适应实物经济部门的需要和发展，为实物经济部门提供服务，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要改变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现状，金融的作用不容忽视。

我国的民间金融过去一直是政府限制的对象，但多年来始终存在，且近几年趋于活跃，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进行了实地调查，测算出2003年全国民间金融的规模在7400亿元至8300亿元之间。[3]200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了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肯定了民间融资在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紧急支付和民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求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我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当地的民间金融发展也很迅速，规模大且发达程度高，通常被看作是民间金融的典型代表地区，温州地区更被称作是“民间金融之乡”。这是否说明民间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性呢？民间金融的发展是否可以对改变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发挥作用？本文正是基于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试图从民间金融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联出发，对民间金融发展的作用进行分析，探讨民间金融的定位和今后的发展与规范问题。

二、二元经济结构下民间金融的兴起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其经济的二元性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在于：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能迅速集中国内储蓄资源支持国家发展规划，利用组建起来的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体系来“泵取”社会资金，流向政府支持的产业部门及企业。

另一方面，分布广泛的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个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却得不到国有金融机构很好的满足，他们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钱庄、合会、典当行等金融机构来获得零星的金融资源。有组织的现代国有大金融机构与无组织的传统金融形式并存的二元格局构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的特色。[4]虽然经济的二元性是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生产力限制而客观形成的，而金融的二元性除此之外更多地是政府人为干预的结果，但是现阶段民间金融的兴起扩大与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现状不无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的经济结构表现出产业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多重二元结构的特征。而这多重二元结构制约着国家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选择、实施，同时也为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国家通过计划体制将稀缺的资金投入工业，造成城市和农村进一步的分离。1978年首先进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曾使城乡差别一度缩小，但随着改革向城市推进，城乡差别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得更大。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农村资金供求一直就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这已经成为一些地区，尤其是某些农业省份严重的经济问题。正是在这种农村金融市场有需求，但大银行几乎不给农民贷款，农村信用社由于经营管理混乱不能完全满足农村贷款需求的情况下，农村民间融资便开始活跃起来。正规金融体制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国有经济垄断了正规金融的金融资源，而非国有经济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民间金融也因此得到生存空间，发展迅速。[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向沿海地区倾斜，实行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战略，使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扩大，而民间金融的发展也因地域而不同。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为例，当地非国有经济发达，资金需求较大，正规金融途径无法满足，再加上当地民间信用传统沿袭的影响，使得民间金融相对发达。

金融制度本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但我国原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制度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让位于聚集与控制金融资源，金融体系高度垄断。政府对市场准入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国家垄断一切金融资源，服务于国有经济。在经济主体逐渐向多元化发展的时候，金融体制却一直围绕着国有经济进行。这样的金融制度下，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也必然存在，这就为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土壤。正是金融制度供给不均衡造成了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可以说，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异常发达，规模异常之大，是政府实行金融控制，金融体系不健全、利率政策管制过严、金融垄断的结果，但从深层次看也受二元经济结构背景的影响。我国民间金融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和政府金融控制的双重特征下日趋活跃起来的，其发展过程是典型的市场主导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三、民间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解决农村劳动生产率低、城乡差别大的问题，其根本在于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大力发挥金融对农村、农业和农户的支持作用，充分考虑并尊重农村经济主体的内生金融需求。

小农经济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特色，以家庭为核心，由小家到宗族、到村邻，由村到镇、到县，再依次到地市、省等，逐渐向外辐射延伸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所特有的“圈层结构”。小农经济还呈现出典型的“拐杖经济”特点，农户以土地作为生活的基本保障，非农收入作为家庭经济的 “拐杖”，是农业经营的重要补充。因此，小农借贷的基本逻辑顺序是，在农业收入不足时寻求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内源融资，如果仍有缺口再寻求外源融资。寻求外源融资时，首先在家庭圈层结构内寻求友情借贷，其次则谋求国家信贷支持，最后不得已求助于带有商业特点的民间借贷或高利贷。[6] 正是“圈层结构”和“拐杖经济”的农村经济特征奠定了农村民间借贷的基础。我国农村地区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和交通状况等基础条件都远远低于城市。农业生产周期长，受限于自然条件，农民收入的总体水平低而且波动性大。商业性的正规金融机构不愿在农村开展业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因而民间金融的替代作用非常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维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和人员素质的限制，或者基于成本的考虑，往往不能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财务信息，甚至财务制度都不健全。中小企业贷款期限短、额度小、频率快，而且由于征信体系的不健全，正规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加上这类企业大多规模较小，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很难向贷款机构提供足够的抵押和担保。金融机构出于风险的考虑，支持的对象往往是优质客户，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正规金融途径的满足。而民间融资通过民间信用和亲朋好友的纽带与民营企业联系起来，借助亲缘和地缘优势能很好地掌握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特殊的失信惩戒机制也比较有效，再加上其手续简单、便利，为民营和中小企业顺利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民间金融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省份甚至是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对民间金融的容忍程度都是不一样的，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差异性的地方金融是可能导致区域性的经济绩效差别的，也就是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是可能加剧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别的，而民间金融在这其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实证研究发现了以下规律：民间金融在经济发展初期或者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这种增长主要表现为总量扩张。而当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后或者说在经济本身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将不再显著，甚至成为正规金融的一种补充，民间金融的占比会相对下降。[7]

中央财经大学的调查显示：全国15省份农户只有不到一半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全国17个省份的中小企业有超过3成的融资来自民间金融途径。[8]从东、中、西部三地的情况比较来看（见表1），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融资占比最高。调查结果也说明了民间金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相关联的规律。在经济落后地区，民间金融能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比重较大，而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正规金融逐渐完善，民间金融的比重下降，作用相对减弱，但民间金融的绝对规模已发展到一定水平，更发达，组织化程度更高。可以说，越是贫穷落后地区，政府越应该开放民间金融市场，以促进经济的起飞。

四、民间金融的规范和发展

大多数的民间金融组织都受人数和地域的限制，超过一定人数和地域范围后，其贷款成本开始上升，若不引进现代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技术和组织形式以降低成本，就只能走向业务萎缩和倒闭。现代正规金融对民间金融的压力也迫使其逐渐从互助型金融组织走向过渡性金融组织，最后成为营利性金融机构。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发展中国家，民间金融组织多保持其互助合作性，而在市场经济得到相当发展的国家，民间金融均有向正规营利性机构演变的态势。既然民间金融机构有进一步演化的内在逻辑，在保证民间金融产权独立的前提下，只要给予合适的环境，它就能很好地发展起来，如果一味地强调风险，强行管制，实际上割断其自发地向规范化发展的路径。民间金融合法化，在法律和正规金融监管下才能有效避免其经营的不规范和不确定性引起的金融纠纷和金融市场、社会的不稳定。

首先要承认民间借贷和合会等民间金融形式的合法地位；然后形成民间互质的正规民间金融组织，纳入国家金融监管范畴；随着其逐步规范和成熟，通过发展民营中小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逐步取代它们，最终转化为高级阶段的有组织的金融机构。传统的互质的民间自由借贷，其组织程度低或无组织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对此类民间金融形式，只要通过政策引导和规范使之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政府可监控的对象即可。与黑恶势力相联系的高利贷或非法乱集资、洗钱等黑色民间金融需要通过法制途径来打击遏制，不在正常金融发展的考虑之内。而针对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行为的有组织的金融活动规模更大，影响范围更广，运做不规范容易造成的社会危害，这才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研究，将其引导到规范化发展道路的民间金融。比如，日本1915年较早地颁布了《无尽业》法，日本的无尽（合会）于1951年转化为相互银行，进而于1968年升级为普通银行；台湾在1916年引入此法，当地的合会公司最终在1976年转化为中小企业银行。[9]

其次，对于民间金融的发展，还要注意其一个特点――区域性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对资金的需求形式不同，民间金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产生了集资、合会、银背、钱庄等多样化的形式，各地民间金融的发展程度也不一致。考虑到我国各地的地区差异，对民间金融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按照经济欠发达和相对发达地区分别对待，区别发展。

一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民间金融。从金融发展史来看，正规金融也就是从民间金融发展演进而来。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民间金融的交易规模已经较大，参与者的组织化程度也较高，资金的逐利目的明显，交易方式较为规范。这类民间金融已具备了正规金融的主要特征，可以将其逐步规范，转换为正规的赢利性现代金融组织机构。比如可以给予目前以地下形式运作的钱庄等组织化程度高的民间金融机构民间融资形式合法地位,之后通过市场机制鼓励它们收购、兼并,促进民间金融机构之间的优化重组,或者采取措施吸收民间资本进入民营银行，以行政区划或经济区域为单位形成若干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中小型民营金融机构。浙江省的银座信用社、泰隆信用社等城市信用社就是由钱庄发展而来。同时还可以利用民间资本的趋利性，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担保、典当、保险、证券等多种金融机构。随着国家对民间金融的态度改变，政策允许下，民间资本在市场导向下的扩散是不难实现的。

二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间金融。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而言，民间金融交易规模较小，参加者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方式较为传统。民间金融在这些地区的作用发挥更加重要，其发展方式和路径也更值得研究。基本原则是，民间金融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应该以发展合作金融和小额信贷为主，鼓励民间合作金融机构或组织以及民间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

合作金融机构是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组织，发展中国家民间金融组织多保持其互助合作性。目前我国广泛存在的各种合会、抬会等，都可以通过严格的监督管理，规范运作发挥其互助合作的积极作用，成立民间互助合作金融组织。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将互助合作型的民间金融向正规营利性机构转变。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本质也是农民自发组成的合作组织，服务于合作组织内的成员，但我国农村信用社也纳入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银行管理体制中。对于我国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应该严格按照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革，限制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干预，还其服务三农的合作性质的真正本质。同时，在放开民间金融管制后，可以让农户持有互助合作金融组织的股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持有信用社的股份，建立自下而上、真正贴近农户的金融网络。

国际上与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相联的小额信贷模式早就十分盛行，在拉丁美洲、亚洲、中东以及西欧，广泛通过这种金融产品来帮助中低收入家庭改善生存状态、满足住宅需求。我国的民间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目前只在山西、贵州等省进行试点。第一批民间小额信贷公司于2005年12月在晋商故里、票号发祥地―山西省平遥县正式揭牌成立。率先组建的日升隆和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纯粹由民间投资，分别出资1700万、1600万，公开招标后正式组建而成。国家对小额信贷公司的政策是：只贷不存；对小额信贷利率实行放开，但不得超过法定利率的四倍；主要服务于“三农”；只能在所在的行政区域经营，原则上不能跨区域；成立方式为工商登记注册。

以山西的“日升隆”和“晋源泰”小额信贷公司为例，“日升隆”是兴起于清代的山西的老字号钱庄，昌盛时曾经遍布全国。从2006年3月份正式营业以来，在3个月的时间里发放贷款已经达到了800多万元，占总资本金将近50％的比例。贷款都投放在农村，额度分布集中在5万元以下，10万元的贷款比例很少，目前只有一例。 而位于平遥县城的晋源泰小额信贷公司，贷款以分布在县城附近居多，额度是3000元到10万元，其中5万元到10万元的比例最大，放贷范围集中在农村的流通、运输、旅游、加工和养殖。日升隆和晋源泰这种相互形成补充的战略布局，基本上覆盖了农村小额信贷的全部空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出现为小额信贷市场引入了有效的竞争，为民间金融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10]

只贷不存的规定是出于风险的考虑，但是也会限制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存款能够提供帮有助于客户实力和信用状况的信息，而且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对客户来说同样重要，这些机构不能提供储蓄服务，不能满足客户日益增加的贷款需求，对客户也就缺乏吸引力，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为规避小额信贷运作中的金融风险，可以借鉴印尼的监管政策，允许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机构从公众募集资金、发放信贷。但是不允许接受经常账户、参与贸易交易以及外汇交易。如果存款超过一定规模，就应要求其改为农村银行，归属于银行体系。另外，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将其纳入存款保险制度，通过制定存款保险计划来规避风险。通过规范运作逐步成熟之后，民间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前景可以是社区银行或民营中小银行，而这也正是民间资本进入这个领域所看中的投资前景。

参考文献：

[1] 韩延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 彭建刚，周行健．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的加速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J]．2005,(10)．

[3][8] 李建军．中国地下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杨咸月．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及其微观基础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5] 中国人民银行阜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转型中的融资便利：非正规金融的比较优势及经济效应[J]，金融研究，2005,(12)．

[6] 张杰．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J]，金融研究，2005,(2)．

[7] 徐伟，郭为．民间金融与省际经济增长[J]，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9] 余赛．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变迁与政策研究[D]. 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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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农村劳务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素

1、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大。目前城镇劳动力中的工厂、企业下岗人员，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分流和减少冗员，促使失业和隐性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使得城镇难以接纳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进而影响到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

2、城市化进程缓慢，制约着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滞后，就业潜力巨大的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量就难以释放，城乡就业矛盾就难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将受到阻滞，最终使农村的劳务经济不能够健康发展。

3、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在总量上制约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水平，不利于农村劳务经济发展。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最具潜力的“朝阳”产业，1996年美国26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中就有240万个来自服务业，而我市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剩余劳动力必然增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起伏不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就业弹性下降，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十分有限，在总量上制约了农村劳务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

4、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低，越来越不适应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需要，影响和制约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虽有所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非常低下。首先是文化素质还比较低，有一技之长或有一定经营头脑的所占比例更少。由于文化素质低，他们未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劳动本领，未掌握市场信息，不了解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往往造成盲目闯荡市场的现象。其次是小农意总值比较浓厚，思想不够解放。由于中国受封建统治时间长，加上改革开放前政府长期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使农民习惯于自产自给的小农经济，思想保守，留恋故土，怕担风险，缺乏“敢闯”、“敢冒”、“敢试”的精神，致使劳务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三是“小富即安”的思想较为严重，根本不想外出务工。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绝大部分农民产生了安图享受的思想，认为外出务工是吃苦受累，因而不再外出务工，进而影响到劳务经济的发展。

5、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健全，制约了农村劳务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建设尤其重要，特别是生产要素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起步晚，与之相适应的配套设施、管理机构、规章制度等还未建方或健全，使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仍处在无序流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对于广大的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和边远山区的农村劳动力来说，由于他们市场信息不灵，不知道劳动力的需求地方、类型、特点、数量、质量等，经常处于盲目流动、盲目应聘之中，其结果往往是收效甚微或劳而无功；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保险及福利待遇上，往往使农村劳动力在得到不平等的对待、或同工不同酬等不平等待遇时，也不能得到及是保护，在不同程度上挫伤了农村劳力的积极性，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6、现有城乡社会制度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我国长期形成的旨在保护城市利益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等等，其核心是构筑在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口管理制度之上的。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原有的二元结构的物质基础有许多已不复存在，如城市口粮问题、医疗保障的相当部分等等。但二元社针结构中长期形成的观念问题并未消除，城乡融合的制度建设和保障办法绝大部分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相反，在目前情况下，一些城市在自身的就业压力下，出台了一些对外地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限制政策，部分关闭了向农村劳务力敞开的就业大门。这使得目前这种二元社会结构进一步加强，从而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二、促进农村劳务经济稳定发展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是促进农村劳务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渠道。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发展农村劳务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乡镇企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低，其就业生成能力比城市企业要高的多，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的制度环境下，乡镇企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都与城市企业展开竞争。在经济发展进入结构大调整、大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出现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乡镇企业要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在农产品深加工、发展第三产业上大做文章，努力改变目前乡镇企业发展同城市工业“同构化”的问题，走与城市在结构上互补的路子，使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充足的农村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

2、加快城镇化建设，是减少农业人口的重要途径。要加速实行多元城镇化战略，根据国家多元城镇化战略规划，编制好我市的城镇体系规划和发展规划，各级也都要制定好城镇发展建设规划，在规划中要把吸纳农村人口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我市的城镇发展和建设中，首先，要有大城市建设目标，使其成为一个吸纳农村人口的典范；要围绕交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前景，搞好重点城市的规模扩大建设。其次，是对县级市镇实施扩张性建设，吸纳农村人口。再次就是要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中小城镇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纽带，是工农、城乡的交汇点，加速中小城镇的建设有利于发展和繁荣城乡生活，增加就业。

3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条件下，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开拓就业门路。应当看到，目前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不高，特别是劳动力供求信息收集与、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劳动就业服务体系、劳动就业法律法规体系和就业制度方面，还不适应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要求。首先，要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风险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减少盲目流动而遭受的损失。其次，要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必须建立一整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市场组织体系以及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法规和制度体系。彻底消除各地方政府出台的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的政策，健全劳动力市场规则，使外来务工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再次，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户籍制度改革的背后是城市用工制度的改革的城市原有福利体制的改革。在就业制度上，应建立“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由择业”的市场化就业制度。在城市福利体制上，要逐步变国家财政暗补为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新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就是要建立对人口实行开放式管理的户口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可先在小城镇实行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取得局部突破的基础上，再循序展开。目前，在小城镇，非农业户口已没有多少特权，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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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族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

作者简介：刘薇（1978－），女，吉林省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干部学校助教，吉林大学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与市场营销。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9-0049-03

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采用的是家族企业组织和管理方式。从文化角度而言，家族式企业在亚洲文化环境下显示出了特定的竞争优势，这一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家族伦理的内部凝聚力、关系网络带来的信任和特许权以及在管理上降低监督、控制等方面的交易成本等。实际上，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家族式企业也是一种主要的组织形式。但是，我国的家族式企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体现在社会关系网络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相当重要。从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界定，所谓家族企业，就是按照血缘、亲缘以及地缘等特殊关系组成的网络。曾经阐述过我国传统社会关系与西方的“团体格局”的不同，即所谓的“差序格局”。他指出，一个以家文化为核心的“差序格局”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达成的网络。这一网络是某种在时间流程内相对稳定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式，其特征是相互联系和互利。家族式企业多是“弱组织和强网络”。所谓弱组织，是指以家族企业为主的组织形式；所谓强网络，是指家族企业之间以信誉为基础的联系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家族式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这种网络关系弥补了组织软弱的不足。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调节能力有限、社会规则不健全以及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强网络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廉价组织资源。因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下，应该肯定家族式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一、家族式企业产生的历史背景

家族式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它是一种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它的产生、发展、转变与消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的小农经济历史悠久，家族经济的根基较之其他国家更加根深蒂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家族式企业将会长期存在和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不断城镇化、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家族经济和家族式企业将会继续大量出现。

（一）市场竞争效率的必然

在企业组织形式中，能够在特定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下更好地整合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组织形式，就是有效率的。按照市场竞争的一般特性，国有企业的效率相对较低。而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尚短，其在中国扎根不深，不了解我国市场的文化底蕴，因此，不能担当我国配置市场资源的主力军。家族式企业在创业初期，以其小而灵活的特点，适应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在市场竞争中，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家族各成员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外部尤其是市场变化的信息能够很快地传递到企业的每位成员。同时，家长制的权威领导，可以使公司的决策速度达至最快。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管理模式在逐渐转变，而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尚未确立，家族制度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整合社会资源的责任。

（二）管理上的家长制

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员能够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这在创业的初始阶段发挥了主要作用。家族式企业的创立者或继承者，往往以其较大的股份、较高的辈份或独特的个人魅力，在家族企业中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家长”依托家族的血缘关系，将企业的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或家族内部，从而建立了集中、稳定而强大的领导实体。 但在很多时候，资产所有者和人的目标常常不一致，客观上也存在着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资产所有者可能面临着资产流失的危险。家族式的管理帮助企业降低了监控成本，因此家族企业的总成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更低。家族成员彼此间的信任以及了解的程度远高于其他非家族企业的成员，家族企业成员之间可能负担较低的心理契约成本。因此，在企业规模不大、市场范围有限、管理技术要求不高的创业阶段，民营企业所有者经营的家族治理结构是有一定道理的。家族管理模式符合最小成本的管理学原则。

二、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的优缺点

无论是内地近年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还是港、澳、台以及在东南亚地区久负盛名的华人企业，无一不是从家族式企业起家。他们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成功的文化底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华人在海外的创业环境，使他们必须以自我奋斗、依靠家庭成员协作、依靠同族、同乡帮助才能获得成功。因此，家族成员、同乡之间自然产生了一种信赖和亲情，管理中也就形成了以宽容、仁爱、平均为准则的伦理型管理模式。

（一）家族式企业的优点

尽管许多家族式企业的管理平庸、技术低下，但仍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这就是家族式管理模式特有的优点，其集中表现在：第一，企业的员工多实行终身雇佣制，员工稳定且很少流动，因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少，员工培训成本低，且能够确保员工的整体素质较高。第二，职工对企业的依赖性强，企业有较强的凝聚力。终身雇佣和年工资制使员工不愿离开企业，一旦跳槽到新的企业，工资福利就重新从零开始。因而将员工的利益和命运与企业联系起来，提高了企业的耐久力和抗风险能力。第三，内部人际关系和谐。家族式管理讲求以情动人、以行感人、以德服人，管理者使用职位权力较少，运用个人权威较多，因而劳资矛盾冲突少，企业的人事纠纷少，不易产生西方企业那种劳资对抗激烈，罢工、示威、成批解雇工人等恶性事件。第四，对新技术、新工艺有较强的吸收消化能力，能够有效地防止企业机密和技术专利的泄露，其内部技术创新也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第五，家族式企业中管理者和员工在感情上存在着“知恩图报”的内在逻辑。员工有视管理者为衣食父母的报恩心理，非亲缘员工也会有知遇之情、赏识之亲、重用之恩，他们会以加倍的努力去报答。

（二）家族式企业的缺点

家族式企业的最大缺点是管理者凭其优越感而滥用权力，亲疏分明，从而造成一些员工存有怨言。因而，这类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其弱点就表现得明显，常常导致企业的不攻自破。

家族式企业管理过分重视人情，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使企业内部人际关系融洽，为企业带来了和谐的利益。但企业不是家庭，而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其成员的个人目标和利益与企业目标和利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冲突，特别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管理者以及亲属或亲信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必须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用统一的制度和纪律来约束全体成员的行为，才能够形成客观公正的管理机制和良好的组织秩序。

家族式企业管理者的作用非常突出。他们的道德、行为端正，作风严谨，起到了奉公敬业的表率作用，业务素质上也要求有一技之长。他们大多是复合型人才，不仅是某个技术领域的专家，而且也是精明的商人和公关能手。由于他们的才能而限制了许多下属作用的发挥，压制了人才的成长，容易形成个人绝对权威。因此，这类企业经常会出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现象。同时，当此人不在或退位，组织会出现人才断档、权力真空的现象，造成企业一段时期内处于无组织的状态。

家族式企业管理任人唯亲现象严重。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按照亲疏远近而非因才适用。因此，在组织内产生“自己人”和“外人”的差别，造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家族主义氛围。“外人”为生存，也就趋炎附势，拉帮结派，容易造成企业内讧。因此，家族式企业管理，要么凝聚力很强、人际关系融洽，要么内部四分五裂、派系纷争严重。

总体而言，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关键是看自己的领导能力。

三、家族式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特征

社会关系网络在我国家族式企业经济活动中往往起着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在配置资源功能上显得尤为突出。

第一，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降低道德风险。有学者指出，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个人中心型管理是家族式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特征。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交易是长期的，信任程度较高。通过内部的人际网络关系，可以避免过高的行政费用和规模过大而缺乏灵活性。

第二，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协调企业与外部组织环境的关系。由于家族式企业缺乏搜寻、获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声望，进而在传统的市场上进行交易时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只有依靠其外部网络，来获得资源和完成交易。

第三，家族式企业对于社会关系网络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由于体制缺陷以及市场法制环境的不健全，家族式企业的管理高度依赖于企业家预先存在的社会网络。无论是创业初期，还是发展壮大时期，均是如此。

第四，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家族式企业的人力资本的影响是显著的。正是这种以血缘、亲缘、地缘以及业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特殊的信任和规范的强关系，使得家族式企业在用人上具有明显的“任人不避亲”和排外性。其人力资本具有高趋同性和高紧密型的特征。而且，这种特殊的关系还深刻地影响着企业职员岗位的分配和职位的提升，也使得外部的人力资源很难融入家族式企业之中。

四、社会关系网络与家族式企业的竞争优势

家族式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源的载体是复杂的、不可见的、独特的、隐性和专属的，因而使得其他企业难以模仿，具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具体而言，这种“异质性”决定了其获得高额经济回报率的可能。这些长期的、能够获取高于正常利润回报的特性，正是家族式企业在“有缺陷的”和“不完全的”要素市场中获取并开发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所决定的。

现代资源观也认为，独特资源带来的“隔离机制”是竞争优势的源泉。从内部而言，家族式企业拥有的关系资源与企业所拥有的其他资源是互补的。而且，其所带来的功效也是巨大的；从外部而言，其对市场中的制度规范有着正向的替代关系。利用外部网络所带来的暗含契约，能够更快捷地拥有信息，节约机会以及交易成本。尤其是依赖于企业动员、企业文化、外部联盟网络以及政治体系获取的关系租金，更是具有极强的制度性隔离效应，从而成为家族式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一个主要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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