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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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建筑创作中，每个建筑师不但需要从逻辑思维上将自己从形式逻辑上升到对称逻辑以达到建筑设计各要素的和谐，更需要非逻辑思维中的形象思维、灵感与直觉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努力寻求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有机结合，以展现建筑创作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紧密结合。

Abstract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each architect will not only need logical thinking from their own form of logic up to the symmetrical logic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armony of the element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but also requires a non-logical thinking in the image of the thinking, inspiration and intuitive thinking and creative thinking , to seek non-logical thinking and logical thinking combine to show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creativity closely.

关键词：建筑创作；思维方式；辩证关系；形象思维；创造性思维；形式逻辑；矛盾逻辑；对称逻辑

引言

建筑创作是科学的、哲学的、艺术的综合，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创作，是按照自然法则、社会法则、经济法则的准绳展开的；是一种有目的、有主体的创作活动。

因此，建筑创作是在情与理的双轨上运行；是理想与浪漫的交织；是一种有目标的控制性科学想象和以社会逻辑为原型的自由想象相结合的创意。它既要运用逻辑思维中的判断、推理和论证以促使建筑概念的生成；又要借助非逻辑思维中的意象、联想、想象乃至直觉与灵感，注入建筑以活力与神韵。那么建筑创作中的各思维方式的有着怎样的相互作用？它们的辩证关系怎样？建筑创作活动又是怎样由于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不断发展直至建筑产品的成功产生的？本文通过对蕴含在建筑创作中的各思维方式辩证关系的探索希望有助于建筑师在建筑创作过程中思维方式的合理运用。

一、建筑创作中的思维方式

建筑师在运用思维进行设计时，主要依靠的是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演绎等建立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的逻辑思维和具有直觉与灵感思维、形象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感性的非逻辑思维。也就是说建筑设计的思维特征是形象性和逻辑性。形象性具体地体现为使用视觉的思维工具，逻辑性集中体现在建筑设计是一个逻辑的解题过程。

1.1建筑创作中的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Logical thinking），是指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

逻辑思维在建筑创作中主要表现为通过分析与比较进行项目的确定与目标的选择，通过分析与综合对外部环境对该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建筑设计的内在各功能要求与关系进行逐个分析与总体概括，通过归纳与演绎分析意志与观念的辩证关系以确定建筑创作的主要思路与手段及对整个创作的过程进行不断地鉴定、修正、完善。

可以说，逻辑思维所运用的分析、比较、演绎、推理等手段是一种理性的思考过程，在建筑的哲学方面也反映了建筑的物质性。

1.2 建筑创作中的非逻辑思维

建筑创作中的非逻辑思维包括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和灵感思维、创造性思维等，其中形象思维又分为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两种手法，创造性思维又包含了发散思维和收敛思维两个方面。

形象思维在建筑创作中也称“艺术思维”，与艺术创作相似，都是在创作过程中对大量表象进行高度的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并需要通过二维图形-平、立、剖面来表达三维的形体与空间。

灵感与直觉思维是一种人们自己无法控制的创造力高度发挥的突发性心理现象，是未经逻辑推理就直接迅速地对事物做出理解和结论的一种思维方式。对建筑创作而言，灵感与直觉思维就是建筑设计师在设计过程由于受到某种因素的激发产生顿悟，而使问题豁然澄清的思维过程。

创造性思维是一种打破常规、开拓创新的思维形式，创造之意在于想出新的方法，建立新的理论，做出新的成绩。

二、建筑创作中逻辑思维的阶段性分析

逻辑思维要遵循逻辑规律，这主要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违背这些规律，思维就会发生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自相矛盾、形而上学等逻辑错误，认识就是混乱和错误的。

对于建筑创作而言，在其逻辑思维方面仍然要遵循逻辑规律，即建筑创作的逻辑思维要遵循逻辑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形式逻辑阶段、矛盾逻辑阶段和对称逻辑阶段。

在形式逻辑阶段，建筑师要做的工作即是对该设计相关资料的搜集及相关国家、地方规范的认知，构造出一个线性的演算系统，达到对该建筑项目的一个知性认识。

在形式逻辑阶段，建筑师已经对某个建筑设计项目的项目类型，所需规范以及对各功能空间的大小等有了一个宏观的认识，然而形式逻辑阶段只是逻辑思维的初级阶段，在建筑创作方面，当建筑师对所需功能空间、规范要求等有了线性的认识并再次回到具体的建筑设计项目时，必然会遇到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诸如，当地的软环境（文化属性、价值观念、审美准则、人口构成等）和硬环境（自然条件、城市形态、基地状况等）对设计的制约，技术手段的选择与预期目标的矛盾等，此时建筑创作便上升到了矛盾逻辑阶段，建筑师要做的是根据否定之否定原理合理的处理每一个宏观理论与实际项目相悖的方面，将每个矛盾各方面各就各位，找到合适的时空层次定位，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分析、综合、取舍，找出方案生成的起点。由于建筑设计的特点是没有唯一解，这就增加了对矛盾判断、评价的难度。但是，建筑设计过程总的趋势是问题越来越明朗化，只要抓住主要矛盾，设计就会沿着正确的取向发展，紧跟着出现的许多技术矛盾一般不会颠覆先前的成果。

当项目的一切矛盾趋于缓和并最终解决时，建筑师的建筑创作逻辑思维便达到了对称逻辑阶段，此时建筑师已对该建筑项目的各因素有了充分的认识，并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演算系统，在其设计中体现了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的对称性，建筑创作对称逻辑阶段也是建筑创作逻辑思维的最高阶段。

建筑创作逻辑思维的三个阶段的发展总体是由低到高线性发展的，它的发展也伴随着逻辑演算系统的不断完善，凝结着建筑师不断地判断、推理、演绎、论证过程，而一个建筑师在矛盾逻辑阶段的处理好坏往往决定了其最终建筑设计成果的优劣。

三、建筑创作中非逻辑思维的种类及辨证关系

建筑创作中非逻辑思维包括形象思维、灵感与直觉思维、创造性思维等。

形象思维是对形象信息传递的客观形象体系进行感受、储存的基础上，结合主观的认识和情感进行识别，并用一定的形式、手段和工具创造和描述形象的一种基本的思维形式。在建筑创作中，形象思维又包括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两种手法。具象能够启迪人们的联想，产生于建筑师设计意图的心理共鸣。例如萨里宁设计的纽约肯尼迪机场TWA候机楼，它像只苍鹰展翅欲飞，使人很容易引起对航空的联想（图表1）。抽象思维则是阴喻非自身属性的抽象概念，表现的是人们的感知与思维转化而成的精神上的含义，如勒・柯布西耶设计的朗香教堂便是抽象思维的代表作

图表 2 朗香教堂的奇特设计

。

建筑由于其不同于其他的一般设计产品和艺术品，在建筑设计过程中队许多可能性进行选择时，单靠逻辑思维是无法完成的，这时就要靠灵感与直觉思维。如伍重对悉尼歌剧院的设计。

创造性思维是设计思维中的高级而复杂的思维形态，它涉及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涉及到人的复杂心理因素。它的形式主要呈现为发散性思维和收敛性思维。

与逻辑思维发展的三个阶段不同，建筑创作中的非逻辑思维的几种主要思维方式并不是直接的线性的关系，而是贯穿在整个建筑创作的框架中连续性的、相互性的对建筑创作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并呈现不断反复、不断修缮的现象。

首先，在非逻辑思维的范围内首先给予建筑师创作帮助的是其形象思维，这是一个建筑师应该具有的基本思维能力，反映在实际操作中即是对以往建筑方案的图示收集与积累，利用其娴熟的绘画技术积累一系列与该项目有关的历史资料，并在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用图示的手法反映在二维的平立剖图面中。

其次，由于灵感是人们头脑中不断出现的新思想的顿悟现象，伴随着建筑创作的进行，建筑师的头脑中也不断出现着对于某个建筑项目新的顿悟，便有了建筑创作的新的灵感与直觉，这些新的灵感与直觉便反作用于建筑师的图纸中，使得已初步建立的图示思维、形象思维需要修正甚至重新洗牌。

第三，由于建筑设计的问题求解是多向量和不定性的，答案没有唯一解，这就需要建筑师运用思维发散性原理，从若干试误性探索方案中寻求一个相对合理的答案。在建筑师通过同向发散、多向发散、逆向发散对建筑项目进行求新途径探索后，建筑师需要对发散思维的若干思路以及所产生的方案进行分析、比较、评价、鉴别、综合，这便产生了对建筑创作的收敛性思维，而且，这两种思维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往往要经过发散―收敛―再发散―再收敛，循环往复，知道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总之，在建筑创作中，建筑师所用到的各种非逻辑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提升，而是伴随着时间上的循环往复与思维内容上的不断充实，三者彼此之间都存在着A―B―再A―再B的创作关系，在这种思维下，建筑师对于建筑项目的掌握也随之提高。

四、建筑创作中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关系

在建筑创作中，一般来讲常从逻辑思维入手，摸清设计的主要问题，为设计思路打开通道。特别是对于功能性强，关系复杂的建筑尤其要搞清内外条件与要求。另一方面，有时却需要从形象思维入手，如一些纪念性强或对建筑形象要求高的建筑，需先有一个形象的构思，然后再处理好功能与形式的关系。

在建筑创作中的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一方面是有区别的，前者以理性的抽象活动为主，后者是一种较感性的具像的思维活动方式。两者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共同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性与感性的互溶，第二阶段是通过感性形式表现出来。在建筑项目设计的初期，需要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理性思考，并从形式思维上升到矛盾思维，随着建筑设计的深入进行，非逻辑思维开始渗入到建筑创作的每一个要素，面对着矛盾思维的种种内在的对立统一，建筑师需要用形象思维、灵感与直觉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交织于创作思维中使得建筑创作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得到合理解决，最终在逻辑上达到建筑作品的对称逻辑。

在设计中，逻辑思维往往指导着非逻辑思维的具体运用。如形象思维的“深化法”、“分化法”、“变异法”等，多是在推导或建立验算系统的方式下进行的。以一个或多个命题为基础，建立多项验算系统，得到符合设想或构想的最终形象，体现审美规律的同时，满足其要求。

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发生先后不以各自的特点而独立地、明确地体现出来，更多的情况下，二者可能同时发生或间歇式发生，并无一定的先后顺序。在逻辑推理和逻辑运算中就包括了各种对对象的运用和理解；在运用非逻辑思维如发散思维时，也会有逻辑规律的运用和指导。

五、结束语

作为建筑业龙头项目的建筑创作领域，不仅仅有其物质性的因素，而且具有与其他建筑行业有着根本区别的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本文是站在建筑创作的心理方面分析建筑创作中各思维方式的辩证关系，只有将理性和感性融汇其中，以感性的非逻辑思维开道，以理性的逻辑思维证实，在逻辑思维走不通的地方，用非逻辑思维的方法打开通道，并及时地在新旧认识之间架上逻辑的桥梁，这样才能深刻的体现建筑创作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参考文献

[1]邱文鑫.建筑设计思维方式初探[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7（1）.

[2]黎志涛.建筑设计方法入门[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7-11.

[3]邢凯.建筑设计创新思维研究[C].哈尔滨工业大学，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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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逻辑思维障碍

高中物理较初中物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对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的判断、推理要求也就更高。因而学生在思考问题时，往往会出现思路混乱，弄不清规律和公式中各物理量的因果关系而造成逻辑性思维障碍。

案例1：不少学生在解下题时都出现了解题错误。如图所示，通电螺线管与电源相连，在螺线管同一轴线上套有三个轻质闭合铝环，b在螺线管中央，a在螺线管左端，c在螺线管右端。当开关S闭合时，若忽略三个环中感应电流的相互作用，则a向左运动，c向右运动，b不动。

分析：原因与结果常常是一一对应的，不能混淆。尤其楞次定律是职高物理电磁场教学中最难以理解的，学生难免会在感应磁场与原磁场磁通量变化之间的阻碍与被阻碍关系、感应电流与感应磁场间的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间找不到该题中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弄不清规律和公式中各物理量的因果关系而出现思路混乱，颠倒因果关系而造成逻辑性思维障碍。

策略：对于因果关系的颠倒而产生的逻辑思维障碍，教师应引导学生首先弄清楚当开关S闭合时，由通电螺线管所产生的磁场在铝环中的磁通量变化情况。然后，根据楞次定律得出各铝环的感应磁场方向与螺线管的磁场方向。接着，运用安培定则确定各铝环的感应电流方向。最后，运用左手定则可判断出a、b、c三个铝环的运动方向。利用比较、分辨等方法，对物理现象的基本概念、原理、规律加以区别，可以使概念之间的区别更鲜明。 

二、定式思维障碍

学生天天置身于千变万化的物理世界中，会自然地获得有关物理方面的感性认识，往往会按照某种固定的思路和模式去考虑问题，产生思维的倾向性和专注性。一方面，一定的生活观念和经验能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的思维推理能力。另一方面，错误的生活经验如果不遵循正确的思维习惯和解题习惯，往往会干扰学生对新学概念、规律的理解、掌握和运用。

案例2：运动员起跑过程中是加速度减小而速度增大过程；汽车以恒定的功率起动过程中，所做的运动也是加速度减小的加速运动。对于这一类“加速度减小的加速运动”的题目，学生在理解上普遍感到困难，无法处理和解决这一类问题。

分析：学生从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出发，错误地认为加速度减小，速度一定是减小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如果用力推桌子，推力越大，桌子移动的速度就越快；反之，推力越小，桌子移动的速度就越慢。而在职高物理学习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加速度减小而速度增大的运动，这类运动相对于匀变速直线运动要复杂。

策略：要克服思维定式的影响，就要引导学生善于变换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教师在讲解时，应展开充分分析、讨论，明确概念的形成过程，并用一些生动的物理实验或物理现象说明原有观念的错误所在。例如，弹簧振子向平衡位置运动过程中，加速度在减小，即每秒钟增加的速度在减小，但振子的运动速度在增大。同时，也可以利用图像及斜率的有关知识，反复矫正、巩固，以加深理解，达到克服学生思维障碍的目的。

三、片面性思维障碍

有些学生的思维具有片面性，不能全面地分析问题，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尤其是物理上有许多相近的物理概念，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容易干扰学生，如果学生只凭对事物的局部了解就草率得出结论，就更易产生片面性思维障碍。

案例3：有的学生认为，物体的加速度a大，速度v就大，加速度a变大时，速度v就随之也变大，有加速度a就有速度v。

分析：学生头脑中缺乏完整的物理情境，将速度与加速度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了，觉得两者要么同时变大，要么同时变小，没有考虑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是否一致，即使加速度变小，速度增加得越来越慢，但并不表示速度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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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由于学科特性，内容较为单一、枯燥，如果学生缺少阅读兴趣，是很难配合教师完成教学活动的。阅读教学是知识学习的基础，阅读能力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学生今后各类知识的学习与吸收，所以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应该迎合素质教育需要，紧跟时展进步，在充分了解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合理的教学策略，有针对性开展教学活动。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的开展学习活动，激发创新思维能力。由此看来，加强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为后续研究和教学活动提供参考。

一、阅读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在小学阶段，由于学生自身年龄较小，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无论是智力还是身心都处在发育阶段，对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助于形成发散性思维，能够从创新和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培养学生创新逻辑思维能力是当前教学工作的重要研究方向和课题。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中，需要培养许许多多优秀的复合型人才，具备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精神，能够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小学阶段，语文作为中国母语，语文教学从小就要重视学生的语文阅读，要“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以渔”，让学生学会阅读，在阅读中培养创新逻辑思维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对策

1.转变教学观念，坚持创新意识培养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逻辑思维能力，教师首先应该转变自身的教学观念，养成良好的创新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创新逻辑思维能力。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应该结合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实行创造性教育。对于以往陈旧的教学方式需要具备较强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能够明确素质教育背景下语文教师自身的职责，敢于创新和实践，释放教学热情，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2]。

2.营造宽松的阅读教学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该坚持以生为本，能够以培养学生创新逻辑思维能力为主，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语文素养，营造更加民主、和谐和自由的教学氛围，从而打造更具生动性的课堂。具有趣味性的课堂教学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全身心投入其中，积极主动的思考和探究，并且在欢快的学习氛围中享受学习带来的快乐，丰富情感体验。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对教材内容的挖掘，善于挖掘教材中潜藏的内容，更富有趣味性的知识，引导学生借助自身的思维能力主动探究。诸如，在教学《草原》一文中，第一自然段是描述了草原壮阔的景色，并在无形中表达出作者对草原的热爱情怀。课前我在课堂上播放配乐朗诵，尔后又范读一遍，让学生初步感受下文中所描绘的草原美景，加深学生的学习兴趣。

3.通过对比分析，激发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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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中生物 变式训练 学科能力

学生通过高中生物学习，可以丰富生物知识，进一步提高生物学科素养。其中，生物学科能力属于生物学科素养范畴，生物学科能力包括理解能力、思维能力、知识迁移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学生学习高中生物，一个很重要目标就是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那么，平时教学过程中该采用什么方法提高学生学科能力，进而获得能力提升和高考优异成绩的双赢结果呢？

通过亲自教学实践研究，我发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采用变式训练有助于学生能力培养。变式由来已久，我国自古就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教无定法”的古训，有学者认为教学中的变式运用是我国传统教学的结晶之一。变式是通过变换事物非本质特征，以突出事物本质特征，使学习者在鉴别的过程中掌握本质特征规律[1]。变式训练就是同种类型题目，换个角度考查其他方面或相似方面的问题，高中阶段变式训练往往不能采用相同思维方式。

生物学科教学中的变式使学习者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不同背景深刻理解知识内容，牢固掌握基本技能，并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2]。调查发现，实际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都会对一些经典题目进行改编以加强练习，帮助学习者区别不同生物现象，领会生物概念外延，讲述复杂生命规律，尤其复习课中常会运用“变式训练”方式。

其实，变式训练不止可以应用于复习课，还可以应用于新课教学中，同样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变式训练，助力学生理解能力培养

高中生物有很多概念，掌握了这些概念就等于掌握了高中知识的一半。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老师应十分注重概念教学。在新课教学中，变式训练有助于学生理解概念，提高理解能力。例如，在《遗传信息的携带者――核酸》一节教学中，我根据课后习题“豌豆叶肉细胞中的核酸，含有的碱基种类是多少”设计出变式训练：“人肌细胞中的核酸，含有的五碳糖、碱基、核苷酸种类数依次为多少。“通过这道变式训练学习，学生对核酸、核苷酸、脱氧核苷酸、核糖核苷酸等概念理解得很透彻，懂得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真正掌握难点知识，并懂得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以后学生再碰到考查同一知识点的类似题目就不会害怕了。课堂教学效率随之提高。

二、变式训练，助力学生思维能力培养

高中生的思维特点是从形象思维逐渐向抽象思维过渡，辩证逻辑思维日趋发展。因此，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养成抽象思维习惯，学习辩证逻辑思维能力。很多学生学不好高中生物是因为未能养成抽象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习惯。在新课教学中，变式训练有助于学生养成这两种思维能力。

例如，在《细胞核――系统的控制中心》一节教学中，我将课后习题“关于细胞核的叙述，正确的是哪一项”的选择题编制成一道画有细胞核结构图的填空题，很好地帮助学生从形象思维逐渐向抽象思维过渡，同时引导学生以后碰到一些只有文字描述的习题时，脑袋里再现出教材上相应的图片，并运用其包含的知识点解决问题。

经常进行这样的变式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提高，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自然跟着提高，学习成绩也会提高。

三、变式训练，助力学生知识迁移能力培养

知识迁移指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实质是知识、问题等呈现的情景和背景的变更[3]。迁移能力的高低，是学生学习水平高低的真实写照。具体体现为能否在变化的问题中再现相关知识并做出准确取舍，加以科学阐述和应用。选取典型试题进行变式训练，可以使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得到提高。

如在《能量之源――光与光合作用》一节教学中，课后习题第5题：科学家用含有14C的二氧化碳追踪光合作用中的碳原子，这种碳原子的转移途径是（ ）。

A.CO2叶绿素ADP B.CO2乙醇糖类

C.CO2叶绿体ATP D.CO2C2糖类

设计如下变式训练：光合作用过程中，能量流动的大致过程是（ ）。

A.叶绿素ADPCO2有机物

B.光ATP叶绿素有机物

C.光叶绿素CO2有机物

D.光叶绿素ATP有机物。

这样可以让学生在新的不同情境中运用光合作用的知识，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迁移能力，真正教会学生学习。

四、变式训练，助力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新既包括前所未有的创造，又包括对原有知识重新组合和对其使用价值的重新发现。对大多数人来说，创新是个人的一种新的经验或思想的产出和获得。每个学生都有巨大的创新潜能，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积极加以开发和利用。学生这种创新思维并不要求学习者创造出新的事物，而是具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自我升华的思维意识和基本技能。

如在学习《基因对性状的控制》一节中，当完成课后习题“下面关于基因、蛋白质和性状三者间关系的叙述，其中不正确的是”后，有些学生联想到教辅上的习题：如下图为脉孢霉体内精氨酸的合成途径示意图，从图中不能得出的结论是（ ）。

A.精氨酸的合成是由多个基因共同控制的

B.基因可通过控制酶的合成来控制代谢

C.若基因②不表达，则基因③和④也不表达

D.若产生鸟氨酸依赖突变型脉孢霉，则可能是基因①发生突变

学生能想到这道习题，说明已经懂得举一反三，学会将原有知识重新组合，并重新发现其使用价值，即学生已经具有创新能力。

总之，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知识迁移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新世纪的要求。课堂教学既是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又是培养这些能力的主战场。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变式训练有助于培养学生这些能力。因此，教师应该善于利用变式训练提高教学效率，进而培养学生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常孝.生物教学中变式训练的设计[J].中国教研交流，2007，1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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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通俗地讲就是一个企业在管理制度上和其它企业不一样的地方，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说包括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也就是企业在管理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上最基本的不同特征。一般来说，不同的国家的企业有不同的管理模式，而且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管理模式。目前在理论上比较公认的管理模式有日本管理模式和美国管理模式等。不同管理模式决定其管理特征的差异性，如美国管理模式的特点是鼓励个人英雄主义及以能力为主要考核特征的模式，它在管理上的主要表现就是规范管理、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以法制为主体的科学化管理。而日本管理模式的特点则是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年功序列制、禀议决策制等为特征，重视人际关系、以集体利益至上、家族主义等情感管理为主的特征。

管理由不同的文化所决定

什么是管理？“管理就是利用别人将事情办成”，这种定义代表了实用主义的看法，他们将管理看成是怎么利用别人来替自己办事的一种方法；“管理就是如何指导人，激励人的方法与技术”，这种价值观基本代表了人本理论的观点，将管理看成是发挥人的积极的方法；“管理就是如何使资源收益最大化”，这种价值观是典型的效益最大化的代表。从不同人对于管理定义的区别可以看出不同的管理定义其实是不同信仰和价值观对于管理理解的角度不同所形成的。

管理根植于不同的文化、社会、传统、风俗、信念及各种制度中，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国家不同的管理价值观，最明显差别是东西方的管理差别。所以，管理的本质是一种文化。

文化管理是管理对人性的回归

19世纪末，西方“管理学之父”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基本假设是将人当做机器一样看待，他要求人和机器达到一种最佳的匹配，最终使人成为机器流水线的一部分。

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管理的中心逐渐由物转向人。到了70年代，企业管理理论进入三论管理（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管理的重点放在人和机器系统的协调控制上。

到了80年代，由美国学者开始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强调“企业即人”，认为企业中人、财、物的管理应是一个有机系统，其中人处于管理的中心和主导地位。企业文化更强调企业精神、全体员工共同的价值取向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因而称其为柔性管理。

总结起来，企业管理的发展阶段可以主要分为三大阶段：经验管理阶段、科学管理阶段和文化管理阶段。这三大阶段反映了人类对于管理认识的侧重点及深化过程，特别是于人性的认识及提升，是管理发展的一项主要课题，所以第三阶段，文化管理阶段其实质是管理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管理的本质及重点是围绕人性的管理是不变的主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文化管理的形式称为第三种管理模式，将它与经验管理和科学管理区别分开，以确立文化管理在管理模式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在本书中，我们所说的第三种管理模式主要是在中国企业管理范畴上进行讨论，暂时不涉及到其它国家的管理模式，因此第三种管理模式就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中国式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是以企业文化战略为核心的公司战略和人力资源协同管理系统，也就是经盛强调的三环模式。

“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中国式管理模式

有没有中国式管理模式？

这个问题要辩证分析，一方面，从管理科学来看，管理是一门科学，它看得见、摸得着、具体明确，无论是那一个国家，管理的基本职能无非就是计划、组织、实施、控制，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管理定义来说基本都是一样的，全世界对物的管理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去管理，所以从管理科学角度分析管理在全世界都一样。但另一方面，从管理文化上看不同国家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又产生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对于同样的管理工具或者说管理模式应用起来就不一样，民族性不一样，管理哲学就不同，因此表现的的管理行为也就不同。所以我们知道美国企业、德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就不一样，他们对人的管理就有很大区别，例如用管理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方法来管理中国人多半行不能。总结起来，我们认为，从管理工具分析，管理没有什么管理模式之分，从管理思维或者说管理文化分析，管理肯定有管理模式的区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之“术”是一样的，但管理之“道”是不一样的，而管理之“道”决定了管理之“术”，因此我们认为管理是有管理模式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应该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中国式管理模式的根基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分析中国式管理模式之前，我们首先要分析中国文化和其它国家文化的差别。从大的方面分析，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思维为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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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

1.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思维艺术，其整体有机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以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2][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艺术，形成为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艺术的特点，按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解释：“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3][1]从仅仅可能的真实性中“抓住各种可能的变换，并且只凭想象或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4]③并引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构成假说——演绎推理程序。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在几何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揭开了这种思维艺术的序幕。英国著名希腊数学史家希思在总结泰勒斯在几何学上的发展的贡献时指出：“几何学开始成为建立在一般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5][1]毕泰戈拉及其学派推进了这种思维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同时，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绎为特征的思维艺术。后来欧几里德又进一步把这种思维艺术贯彻和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艺术。

这种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艺术，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的伟大成就。正由于这种思维艺术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使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并末能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艺术，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肯定和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这种思维艺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总之，西方思维传统中既有整体有机思维艺术，也有形式思维艺术，但后者长期以来占着主导地位，并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这种思维艺术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就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即辩证逻辑发展。即便这样，这种形式分析思维仍未丧失其价值。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腊和15、16世纪以来，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明证，因此今后还可以继续作出贡献。就西方来讲，当前更为需要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进入需要进行广泛综合的时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因此“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6][1]只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

2.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一样，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人类思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特征，正确概括和科学评价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长处和短处，探索它在现时代的转换趋向，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指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或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在于经验整合型的主体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辩证思维;就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两者的相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面貌。中国传统思维的经验综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对象因素;突出了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却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辩证思维。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7][1]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最显著优点在于辩证思维。这种辩证特性，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这表现在思维艺术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开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提出了“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

显然，传统思维艺术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价值和意义。除上述辩证思维对我国古代科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经验整合型的整体思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也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它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至于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

首先，必须补上形式思维这一环节。正如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这一环节一样，在思维的发展上，我们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维”这一阶段。而且，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经济上的“商品化”与思维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几乎是同步产生的，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形式思维把人类思维从笼统的整体性推向细节性、定量化，体现出思维的精确性。黑格尔把思维的形式化过程称为“知性思维”或“理智”。辩证法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说，没有发达的知性思维过程，就不会产生作为对知性思维的扬弃的辩证法。现代的辩证思维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对照我国传统思维艺术，不难发现它的要害之处在于缺乏知性思维的充分发展这一环节。它的优点是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但却是立足于直观性、类比性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扬弃”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维。明朝徐光启意识到了中国思维艺术的这一弱点，认为西方科学的长处在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把这一思维方式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而中国人没有掌握住这一“金针”。因此，加强我们思维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确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华民族思维艺术水平，把朴素的辩证思维提高到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和阶段。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知识。严复在比较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时，认为就思维对象或内容而言，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就在于以“古纸堆”为对象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区别。西方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并无超越中国人之处，后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国人则皓首穷经。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真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状态：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尽管四大发明源于中国，但却没能引起科技变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思维艺术的巨大变革。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现，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维传统，提高思维艺术水平，必须要从“古纸堆”中跳出来，改变轻视、打击和冷遇科学技术的恶习，要象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钻研和认真学习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思维的成果，以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使之更为科学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改造传统思维过程中还必须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现代思维的水平上对思维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对思维艺术的调整改造，无需简单重复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运用的观点，站在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高度上，对西方已经走过的思维道路以及现在的思维趋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水平上，自主地展开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艺术的交流。在现代的信息条件下，人类思维正不断趋于同步化;但这种同步性、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我们要形成的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维艺术的变革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思维艺术的变革决不是单项的，而是社会整个变革中的一项。现代思维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与行为、生活和活动的紧密结合，并具有较快的转化节奏和周期。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8][1]思维艺术的变革本身，就是人们要求变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体现;思维艺术只有与活动方式结合起来，才展现出变革的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辉历史。挖掘埋藏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宝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开放性的现代化思维，不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维进行交流，也需要吸取传统思维中的精华。可以确信，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鉴的珍品，并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异彩。

二、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思维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艺术，并不能全盘否定、先前的思维艺术，正如高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并不能否定低级的机械运动的作用一样。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艺术，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只是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不宜硬去比较孰优孰劣。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思维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之间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思维艺术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势。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有必要将中国与西欧两种学术思潮及思维艺术变迁的基本路线作个粗略的划分：

在中国，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兴起，为中国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开源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时期;大约公元前206－公无1644年，即由两汉儒学经术的发展经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直至宋明思辨“儒学——理学”，为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以带神学色彩的儒学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与今文经学至对儒学的批判，是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在西欧，从大约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腊英雄神话时代到古典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启蒙兴盛，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觉醒的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僧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的时期;从大约公元1100－1600年，即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导致的文艺复兴到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理性复活和科学兴起的时期。

上述中西方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变迁的脉络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国，带宗教色彩的儒学——理学统治时期比西欧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更长（约长800年）。不过，就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以人伦为中心，呈现出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体互溶的致思倾向;而西方传统思维艺术崇尚自然，呈现出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代的灾难性气候，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人们无力战胜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间的英雄。随着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人伦、轻视自然的倾向也由此而萌发。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维中，这种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的特征，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以逻辑的格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致思倾向，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显著特点。愈到后来，这种思维艺术就愈成熟，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思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与中国人文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从狭义上说，由这种思维艺术所建构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学”。

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特点。但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的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练就的思维艺术，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种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致思倾向，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认识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发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的准绳，“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括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其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符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伦常秩序（“礼”）不是由外面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个人通过修身、内省自然地推出来的，因而个人也就自觉地、诚心地服从它。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视野之外了。思维的中心内容，便只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是农业——宗法社会里思维艺术的典型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内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一般来说,主导方面是将自然包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以人为天，天人合一，还原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自然界）的界线划得很清，因此他们有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人则基本上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划出鸿沟，在传统的思维艺术中，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当然，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将两者分离的。

中国传统的思维艺术，从反天道、重人道，发展到将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体互溶，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一个基本倾向。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赐，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却不象中国原始民众那样始终受到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9][1]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廖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纯粹的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方面的长期落伍，固然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不在自然界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发反过来促进了思维艺术的发展。在古希腊，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世界被看成是从某种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思维艺术上，就表现为天然的纯朴的形式，表现为整体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到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力学和数学，各门自然科学正处在材料的搜集阶段。这种状况影响到思维艺术，就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18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各学科互相综合和渗透的阶段，自然科学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的和循环中运动着。”[10][1]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西方思维艺术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为视觉焦点的致思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而西方思维艺术则具有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特点。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都极低，原始人对自然未有精细的认识。在原始人类面前，自然界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力量。同时，原始人分化主客体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这一时期的思维就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

这种特点，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思维艺术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天然纯朴”的“天才直觉”的思维艺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5世纪以后逐渐被一种追求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的思维艺术所代替。在中国，自然科学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却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即没有象西方那样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学的停滞不前，以及农业型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大一统”宗法社会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却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有代表性的特点。

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内倾性;而直觉性则与内倾性有密切的关系。内倾性强调向内寻找，如“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等，这种内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确的言语表达，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们也就只能靠感觉、体验、意会、领悟来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逻辑思维的成分，因而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直觉虽然直到现代仍然是人类多种思维艺术的一种，在认识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维和实践活动在认识的作用，这样就歪曲了直觉思维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在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形态，没有一个分门别类作精确研究的阶段。进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整体性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是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整体性思维把世界看成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体，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转的过程。它注重自然和谐，习惯于融会贯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张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结合为一体，主张人参与自然界;自然界渗透于人“心”，所谓“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代思维虽然也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但它是在认识各个细节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科学把握。而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并没有经过对整体的剖析，其思维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朴素的认识阶段，因而有待向现代思维靠拢。

朦胧猜测的模糊性。以整体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固执于对事物的质的判断，而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准确清晰而往往带有朦胧的猜测成份;其思维范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方法上，则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这种思维艺术只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事物的模糊整体图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综观人类思维发展的全景，这种思维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发展。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应的场合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维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联系，与这种思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地渐进发展;而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却不一样，古希腊思维传统和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明显差别。近代以后，由于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思维艺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传统，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以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为特点的思维艺术。

以古代科学以经验为主不同，近代科学以理性为主，十分重视实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个方法的创始人是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他看来，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此实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本身就是实验的科学;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须用大量事实作依据，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单一的、个别的东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论。培根开创的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例证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维艺术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维艺术除了突出实证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形成了局部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从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是西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发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学，它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第一门独立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的，每个学科都只看到自己领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机械力学规律被片面夸大并用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培根和洛克最先把这种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带到哲学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运用和发挥，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西方思维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和量化发展，也带来了思维艺术上的精确性特点。近代数学的巨大发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学、力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领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近代的力学家几乎都在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实证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某一理论的建立，必须有精确的经验事实支持。这种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维艺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无论什么结论，西方人几乎都会问：有没有数字根据？统计是否精确？

西方思维艺术的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却难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实证性和精确性原则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对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阻碍对世界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

第三，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疏于逻辑推理，忽视理论体系;而西方思维则强调逻辑推理，重视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维中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万物化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对象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描述。中国传统思维虽然能系统地整体地思考对象，但却不注重逻辑推理。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往往通过体验、意会和领悟，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诚然，在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想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如先秦时期的辩者派和正名派，特别是辩者派中的墨辩逻辑，就曾兴盛一时。在先秦逻辑思想中，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有较发达的辩证逻辑思想，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萌芽。墨辩逻辑的“三物”（故、理、类）理论，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终究是不发达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国的逻辑思维不象西方那样有关于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墨辩》虽然是一部逻辑的著作，其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其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艺术，往往与伦理的规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术思想紧密相连，并屈从于伦理和政治，这样就削弱了对逻辑思维艺术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逻辑理论，大都偏于对某些概念、命题的论争，如名实之争，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争论等。同时，在说明一些逻辑观点和方法时，仍然采取“设象喻理”的办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艺形式等形象思维方式阐释甚至代替逻辑规则。其四，“设象喻理”的思维方法妨碍了逻辑向符号化、形式化发展。在中国先秦之后，逻辑思想基本陷于停顿，纯逻辑研究几乎没有了，更谈不上如西方那样发展到近现代逻辑，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

由于疏于逻辑推理，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强调“实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这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重现实，重人伦，强调理论必须维护伦理纲纪，必须有益于政治，认为探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用。而西方学者往往并不注重学术理论与人们实际利益的直接关联，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1]西方很多学者都是为了纯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这种学术传统使很多著名的理论体系得以诞生。而中国学术史上，这方面却是个弱点。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宏观、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而是采用“设象喻理”、“微言大义”、“语录体”等表达方式。“语录”需作详细注释、发挥，“微言大义”之义蕴何处也不很明确。因此，中国有一门独特的学问，称之为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理论体系的贫乏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这种状况。

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现代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在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以后，英国培根对逻辑学又作出了重大发展，他针对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他的归纳逻辑运用了“三表（本质和存在表、差异表、比较表）法”，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广为契合法、差异法和共变法，同时还创立剩余法，发展了归纳逻辑。逻辑思维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达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试图建立形式的演绎逻辑，并在逻辑的符号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为数理逻辑的先驱。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使逻辑形式化有了重要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化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即构成了最早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到2O世纪30年代，现代逻辑又取得了几项辉煌的成就。

西方现代逻辑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重视逻辑思维的传统在西方思维艺术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这种思维传统与中国思维传统相比较，就会看到，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现代逻辑的所有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国思维传统和西方思维传统的明显差别。

西方思维除强调逻辑思维外，还非常重视理论的体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着重发展知识论。各种理论体系象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亚里士多德以博学著称，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各个领域的知识汇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每一领域的知识也自成体系。在他之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到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形成了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则是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法国笛卡尔不仅建立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体系，而且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以及以几何学为标本的理性演绎方法体系。英国洛克在巨著《人类理智论》中建立了庞大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理论体系。德国人更不愧是构造理论体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著名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视知识论理论体系，理论自然科学的发达和哲学派流派的蜂起说明了这一点。

2.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经济文化背景尤为突出。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思想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就是说，思维艺术的起源和演变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产物，其最深厚的基础固然如马克思所说是“尘世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等，则是这种精神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分析中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背景，我们既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探究思维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从思维艺术所依附的社会子系统着眼，透视社会文明状态对思维艺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开放性的海洋环境不同，其特点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闭。自然的隔离带来与外部社会的隔离。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包括思维）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另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上述诸条件下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艺术迥异的中国传统思维艺术。

在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各民族、各国的思维艺术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分析西方思维艺术的产生条件，只能根据有比较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对思维艺术的影响，论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海上交通发达，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的开放带来向外部社会的开放。第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第三，在整个欧洲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而是小国林立，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混为一体，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欧洲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广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个体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相异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思维艺术。

三、中西方思维艺术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

1.中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条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艺术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产生过整体的、模糊的、直观的思维艺术，都把世界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把某种具体的物（或现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朴素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维艺术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思维艺术发展的轨迹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思维艺术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融汇合流、协同发展的趋势。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融汇发展，是以现代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是在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使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迅速接近和共同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为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沟通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觉地反省自身，博采对方之长，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思维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它对自身不断完善的要求，则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艺术，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过程中，这两种思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思维就不能充分地、科学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维自身也就停止了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正如人类的实践发展是不会停止一样，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质是综合思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使人类思维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个思维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思维艺术的互相取长补短、融汇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2.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容

中西方思维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文与科学并重。中国思维传统重人文，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西方思维传统重科学，以自然规律为视觉焦点;这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和科学互相渗透，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不可分离。即：人文领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科学领域中则摆脱不了情感因素和价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是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互相对话，互相吸收和互相补充，愈来愈显示出汇融的趋势。注重科学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愈益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如关心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自由等。在中国，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深刻反思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大胆的开放政策使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跨进国门，科学主义盛行起来。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一向重视人伦纲常，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某种理论时，不仅要问：它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如何？而且还要问：它是不是科学的？它有没有严格精确的论据？

正如中国思维艺术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主义传统一样，西方思维艺术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文主义传统。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社会，认为社会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注重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社会和群体的分子，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前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最后把人归于自然性;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本性，进而把自然也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两种人文主义，在当代也有融汇的趋势：西方人逐渐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则开始强调个体人格。

其二，模糊与精确并重。一般认为，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精确性是近代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思维的固有特性，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思维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是朴素的、粗浅的，抑或说是不得已的，当时的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对世界总画面的细节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体。不仅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本身也是模糊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想精确而不成的时代。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则不同，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基础上，同时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发展的某些模糊过程和环节。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精确而模糊的时代。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维本性的一种表现，它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维艺术那样在近代受到过精确的扬弃，因而直到今天，中国思维艺术中的模糊性仍带有古代朴素的色彩。

人类思维的本性要求精确地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确性，试图使认识尽可能真实地接近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精确性也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此精确性是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真实地存在许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性。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现代模糊思维的两种形式。传统数学竭力追求精确性，排除模糊性，结果遇到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2O世纪60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使数学获得重大发展。模糊数学精确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手段，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精确数学所做不到的。模糊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扬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维手段。传统逻辑是二值逻辑，它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对任何命题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断，不考虑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值的模糊的判断。因此模糊逻辑便应运而生。

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

其三，归纳与演绎并重。在西方哲学史上，归纳的传统和演绎的传统都是存在的。近代欧洲发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反对演绎法;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锐对立的两派哲学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当时，归纳法与演绎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倾向。洛克把理性演绎隶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对演绎法作出了经验主义的解释。莱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绎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抛弃了“理性直观”的绝对性，容纳了经验归纳法的某些内容。这段历史事实证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离。归纳法的缺陷在于，从个别的单称陈述推出一般的全称陈述并无逻辑必然性。演绎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性程度总是超不过演绎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绎的前提从何而来是演绎法本身无法证明的。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必须互相补充，同时并重，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重演绎轻归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和同”、“动静”、“常变”、“体用”、“本未”、“一两”、“理气”、“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进行理性演绎的概念范畴。当然，中国传统演绎法与西方有所不同，意会、领悟的成分比较多，不象西方那样重逻辑、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归纳和演绎问题上有两点不足：一是轻归纳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绎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思维领域中，片面地偏重归纳或演绎都违背思维规律，现代思维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使两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汇。

其四，横向和纵向并重。思维本身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宇宙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思维的对象，这是思维的纵向性;从空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遍布宇宙，宏观和微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思维客体，这是思维的横向性。

对于任何思维对象，纵向把握和横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前因后果，人们必须从过程中即从时间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与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参照系列，人们又必须从横向对比中即从空间跨度上把握它。纵向思维把思维者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能鸟瞰事物运动的全过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时性差异。

在西方，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传统，因此很少有思维的地域性屏障。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人思维的横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在中国，由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因此偏向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现代思维正将两者结合，成为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思维。

其五，直觉与逻辑并重。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艺术。直觉思维是人通过知觉对事物进行瞬时的、直接的选择和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逻辑思维则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在理论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艺术的必要环节。就直觉而言，有古代直觉和现代直觉之分。古代直觉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现代直觉则建立在敏锐的知觉能力、明确的思维定势和丰富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说明了直觉的科学性。

在现代思维艺术的发展中，直觉与逻辑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补充的趋势。直觉思维可以在瞬间“恍然大悟”而体验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强，效果难以保证。逻辑思维可以对事物进行严格科学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论可靠，其缺陷是中间环节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时效果。直觉思维的长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短处，直觉思维的短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长处，两者结合起来，则成为比较完整的思维。

在现代思维中，直觉和逻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使直觉思维有了更多的直观形式和渠道，更为完善化。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逻辑推理过程高度简化、形式化、自动化，经过反复练习，人们凭直觉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直觉思维进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规律也逐渐被人们所揭示，并被人们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运用到科学发现和生产实践中去。

其六，形式化趋势。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现的成果，它是现代思维艺术的重要标准。所谓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描述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并暂时撇开符号代表的意义而仅着眼于形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维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形式化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人们对于思维规律有比较透彻的把握，能用简洁的符号表达它的复杂的本质联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统，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统有运演的逻辑基础;再次，有严整的演绎理论体系，以适应推理方法与符号公式之间的转换，最后，有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思维的形式化过程，是思维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过程，也是思维的分解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科学要求语言无歧义地表达概念，用最简明的方式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形式化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它用符号准确无误地表达某个概念，用符号化的公理系统清晰地揭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越过了自然语言的障碍，使思维更加精确化、客观化。现代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数理逻辑的诞生，它为人类思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形式化思维艺术由于舍弃了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只着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维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形式化思维艺术在科学理论的研究甚至科学理论的发现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形式化思维还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思维元素用符号表示，思维过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代替，这样便能输入电子计算机，使电子计算机成为能够“思维”的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维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思维的社会机制和生理、心理机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以至于能通过脑电图破译思维语言，能通过射线摄影透视人脑思维的活动过程。人类思维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相信，思维艺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新的前景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4]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5]《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页。

篇7

中国哲学属于东方哲学这个大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东方哲学是对中国、印度、日本哲学以及伊斯兰哲学的统称。准确的说东方哲学应该称作东方国家的哲学。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是没有哲学的，认为哲学这个词汇是起源于西方古希腊的，哲学就是特指自古希腊开始不断发展至今的形成一定体系的西方思想。中国实际上只有中国思想没有所谓的中国哲学。但是不可否认，中西哲学中有很多讨论的内容是相同的，比如都有涉及本体论的讨论。由于本文探讨的核心不是对中国哲学的定义，因此暂且还是以中国哲学来称谓中国的思想。中西哲学由于其产生的民族气质、地理和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中西哲学既有共性，又有许多的相异性。共性和相异性是中西哲学需要互相学习和弥补的地方。

一、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从整体上来考虑问题，侧重综合性，具有辩证性；西方哲学传统思维则更侧重个体式的思维方式，侧重分析，具有逻辑性

中国古代先哲们强调“一体”这个观念，“一体”这一词最早出现于惠施的文章中，惠施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随后庄子在自己的学说中也说道，“生死存亡，是为一体”。“一体”这种思维方式是对中国哲学思维中整体论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整体论思维方式侧重从整个系统的层面来考虑问题，但是它缺乏对客观事物的逻辑化、细致化的分析。例如，在老子哲学中，世界万物产生的总根源是阴阳之间的调和，将“道”看做是天地万物运行发展的规律。在动静观上，中国先哲们则认为静为动之本，动必复归于静，对立面相互斗争的结果，不是使事物超前产生新的发展，产生新的质，而是最终要归复于一个统一体中。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一个整体的基础上调和差异与矛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所推崇的中庸之道被视为最高道德。

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中则注重把握个体，注重把握事物之中的差别与对抗性的成分。从最早的古希腊哲学讲世界的本原是水，由水组成了世间万物到毕达哥拉提出万物的本源是“数”，再到德谟克利特提出万物的本源是“原子”，世间万物呈现不同的形态是因为他们内在的原子在排列方式上有区别。对细致的单体进行分析，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专注于寻找整体性中的差异性。把客观整体的世界区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分门别类地加以进行深入的分析，展示出世界的多层次性和差异性，并从这些差异和对立中揭示出事物内在的规律性。

我们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的注重个别与分析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似乎中国的哲学思维方式抽象而不够严谨，但其实中国哲学思维中“一体”的思想体现了一种系统论或者说整体论的思想，这种思想相比西方传统的注重个别的思维方式来说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一些融贯几门学科的科目就需要中国哲学的整体论的思想方式予以指导，在众多不同科学之间发现他们中的共性成分，通过这些共性成分可以将不同学科结合起来促进科学研究的效率。西方哲学的分析的方式虽然可以将个别的问题研究的很细，但是由于其缺少整体论的宏观视角因此当将具体科学研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很难继续研究下去了。在现代由于知识量的不断增大，各门学科研究的程度也日益加深，许多的问题是需要跨学科之间的合作来进行的，比如人工智能就需要涉及到认知心理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一起进行综合研究。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的整体论观点在这里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虽然中国哲学的这种整体论具有其益处但是它也存在着自己的不足之处，它的不足之处体现在对客观事物的个体性认识不足，对事物的考察和分析不够细致入微。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维方式中形式逻辑和实证分析不足，从而桎梏了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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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西方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二、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视主观出发的体悟性与西方哲学思维的注重研究客观事物的理性思辨性

中国的哲学家大都侧重与对人伦和政治的研究，他们一般讨论一些具有现实性的问题，而对客观事物的规律则是存而不论。例如，孔子“罕言天道”，以“天何言哉”之类的言语明显注重对于主体精神的研究，而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研究存而不论。道家学派则更是否定客体与主体的区别，通过“类与不类，相与为类”的命题，力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的哲学家们以主体的自我精神为一切的出发点，通过主体的冥思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并在这种体悟中通达对于客体事物的认识。在先秦以后的哲学思想中，这种通过主体以通达对于客体的认识的思维方式则更为的明显。例如，张载肯定在人们的“天地之性”中有“不萌于见闻”而能“合内外于耳目之外”的“天德良知”;黄宗羲将知识分为“丽物之知”(即见闻之知)和“湛然之知”(即德性之知)，并认为“丽物之知，有知有不知;湛然之知，则无乎不知也”。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不仅讲究从主体出发去认识客体，同时也提出了按照客体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的观点。但所有这些都脱离不了主体性思维这个基础，因此也就没有超出用内心去体验的思维方式。

西方哲学家们与中国的哲学家们不同，他们讲究实证和思辨。他们所针对的对象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时期，哲学家们的著作中大多都以讨论自然的本源性作为其主题，都提出了带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世界观。例如，泰勒士说道“水是万物的本源”，毕达哥拉斯提出世界的本源是“数”，德谟克利特则提出万物的本源是“原子”。度过了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之后，使得西方的自然科学得到了新生，西方哲学家们借助理性之手，使哲学冲破了中世纪神学这扇压抑的“大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以弗朗西斯培根和休谟等为代表的经验论一派和以笛卡尔和斯宾若莎等代表的唯理论一派，经验论注重经验归纳性，讲究逻辑性，而唯理论则更注重先天的思辨性，他们之间论战的理论成果为后世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随后孕育出的德国古典哲学则将人类的思辨和认识的能力推向了顶峰。康德在其经典的三大批判中将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入其理论中，全面探索了科学以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和存在的条件。他认为，“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黑格尔则在扬弃康德认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主体与客体在精神和现实中同一的思想，并使辩证法思想在其理性思维中得到充分弘扬。

西方哲学家注重理性和思辨性，他们关注的对象是客体世界，并且形成了注重逻辑性和思辨性的思维方式，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在思维方式上过于拘泥于理性思维，则显的死板，缺乏灵活性。同时对于客观世界的研究则强调了人对于客观事物的征服、改造和利用。而中国哲学传统思维重视主体，这导致了中国的科学得不到发展，技术得不到进步。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的主体体悟式的思维方式比起抽象的思辨方式来说能更好的启发人的灵感，激发人的创造力。转贴于

三、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强调循环式的思维，而西方哲学思维则注重思辨性具有线性逻辑的思维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认为世间的事物是生生不息，循环变化的，并认为这种规律是符合天地间运行的规律的。中国成语“否极泰来”“满招损，谦得益”都是对这种循环思维的体现，《吕氏春秋》中写道“物动而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在《易经》中这种循环往复的思维则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六十四卦可以相互沟通，互相转换，形成整体大循环，表现出客观世界万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过程。而西方哲学思维注重于逻辑分析，逻辑学强调因果关系，认为世界上每一样事物都有其原因，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之间的关系不能颠倒。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三段论推理就是这种思辨性逻辑思维的最直接的体现。近展出来的数理逻辑则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更深入的发展。

宗上的两种思维方式看来西方哲学的这种线性的逻辑思维的方式推动了西方科技的发展，使得西方如今的科技水平高于中国。但是同时由于这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过于重视理性强调科技的发展最终导致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今的西方科学理性是弊是利已成为了讨论的热点问题。中国哲学的这种循环往复式的思维方式虽然无法在历史上推动科技的发展，但是其中却蕴含了中国哲人的深刻而丰富的思维，包含了中国哲人对于人生和宇宙的本质的深刻的思考。中国哲人重视客观世界，将人连同自然一起看做是一个循环的统一体，在科技理性成为主题的现代这种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思考方式对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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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生思维障碍的原因

在中学化学学习中，学生的思维障碍主要表现在：（1）感到化学知识繁杂，尽管学了不少化学知识，但遇到实际问题时则不知去“想”哪些知识；（2）课本上的概念、定义、公式都背会了，但在考试时常常用错；（3）考试时认为有的题目很眼熟，一看就会，但做出来常错或不全对；（4）在关键的解题思路处卡壳，出现“思维盲点”。

知识的结构是影响思维的重要变量。经验和研究都表明，在有序的结构中去提取有序的知识，必然是迅速而准确的。这是因为“新知识总是要停泊在旧知识的锚桩上。”也就是说学习的新知识一定要与旧知识进行联系，接受新知识总是在旧知识的基础上。含混不清的知识会对新知识产生严重的干扰，也使原有的知识含混了，导致新知识的学习出现似是而非的现象，给理解、记忆及应用造成极大困难。

二、克服思维障碍的对策

（一）诱导思维、激励思维、启发思维

高中学生的思维能力有了更高的抽象性，并开始由抽象思维向辩证思维发展，习惯于运用概念、判断进行逻辑思维，对事物能注意到具体分析，找到本质特征，能在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将已获得的理论运用到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若教学中给予学生更多的独立学习、探索、发现的机会，在实践中去分析、研究、解决化学问题，就能不断地激起他们求知的需求，满足他们探索的欲望，使他们享受成功的喜悦，这样获得的化学知识，易于记忆和运用。

1．程序设疑诱导思维。思维源于疑惑，有疑则思，有思则进。对某一问题的思考是激起学习欲望，激励创新的因素。教师要深入研究教材，精心设疑，围绕有关教学目标设计一个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的问题程序，使学生的思维从表象到本质向纵深发展。通过以上问题的解析，使学生的认知由浅入深，促使学生思维向纵深发展。

2．新颖问题激发思维。可采取换角度、换形式、提新颖问题的方式，吸引学生思考。要布置一定难度的课外思考题供学生去挑战。如讲分子间作用力后可布置“若水的沸点低于硫化氢，人类将会变成怎样？”让学生经常有问题可“想”。

（二）理清（内化）知识思路，缔结合理知识网络

如何塑造学生良好的知识结构呢？心理学指出，学生学习和掌握化学知识的过程是一个构建知识结构和发展能力的过程。教师要教会学生构建化学知识结构，要求并帮助学生做到应当会的和应当掌握的知识或技能一定要及时掌握，做到“日清月结”或“章节结清”。这包括：

1．对比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如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氧化剂与还原剂等，都可列表进行联系和对比。区别相似、相反概念间的异同点，使学生形成较清晰的局部概念体系。

2．以简驭繁。学习繁难知识，解决复杂问题，必须在基础知识上下功夫，努力寻找知识和思维的转化点。一方面将繁难知识转化分解为简单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从训练常规思维出发，用一般方法解决繁难问题。只有这样，在遇到问题时，才能应用知识网络，产生有条理的联想，再经过筛选、比较、判断、推理，形成通畅的思路，达到问题的快速准确解决。

3．准确掌握概念、原理、定理、定义和重要事实。这些“砖瓦基石”是建立知识结构的原材料，是学生进行思维活动所用到的原始的材料。

（三）熟悉掌握思维方法，不断优化思维品质

思维品质，诸如敏捷性、灵活性、创造性等，直接影响化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教师要教会学生常用的思维方法和技巧，使学生养成勤思、善思、深思的良好习惯，以促进思维品质的优化。

模仿醒悟。学生的思维往往建立在教师的“教”之上。会学习的学生则喜欢追根究底：教师为什么这样解答？他是怎么想到的？我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应当怎么办？本题还有没有其他解法等等。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学会在模仿中生疑，悟通疑点，突破难点。

灵活迁移。应用是认知的最终目的。如何达到会用呢？这就需要学会迁移。通过自学接受新信息，通过联想建立新旧知识间的联系，运用旧知识解决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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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特点

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人这一生物自出生以后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社会一直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发展。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永远不会满足现有的生存状态，总是在追寻更高层次的存在。这是人类的哲学本性，即不断追寻人类发展的终极。这也构成了任何一个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当前科学日益昌盛，但是仍然解决不了这个重大的命题，而且似乎离人类的终极关怀越来越远。虽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在对人的讨论上存在方式上的差异性，但是其本质目的都是一样的。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其对于世界的认知主要以“本体论”为主。[1]西方哲人一般通过从现象到本质的方法来构建高于外表世界的虚拟世界，即世界上所有事物存在的本质世界。从西方哲学的构建方式看，西方哲学都是通过逻辑模型构建的，不属于任何世界实体，从而表达了西方哲学家的终极追求。自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等人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之后，经过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和完善，西方哲学已经发展到了其高峰，大大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同时，西方哲学目前也面临着其发展中的困境，很多西方哲学家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而与此相对，中国传统哲学则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哲学从来都不为科学和思想解放而服务，而是关照人的生存问题。先秦著名思想家老子自其著作《道德经》问世之后，各种“道”的思想纷纷涌现。中国古人从不以逻辑思维作为思考方式，而是通过“悟道”的方式来实现终极理想。可以说“道”的思想是我国传统哲学甚至传统文化的根本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都是由“道”而来。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这与西方的本体论截然相反，但是其同样具有追寻世界本源和终极的目标和作用。根据老子的“道”的思想及其他思想家的学说，“道”是世界存在的本源，任何事物都是由“道”而生，随“道”而变。“道”既可以包罗万象，囊括天下于其中，也可以细微如尘，任何事物中都有“道”的存在。“道”的思想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实在太深远了，以至于我们现在说什么都讲“道”：茶有茶“道”，武有武“道”，棋有棋“道”。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说清楚什么是“道”，但是确实能够体察到它的存在，体会到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对人们的影响。古人言明证道需要体悟，是靠人的悟性来修得正果。可见，“道”这一存在与人的思想一样，虽然摸不着看不见，但是确确实实是存在的。“道”对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虽然西方哲学也在追寻超越人的思维之上的存在，但是其采取的是本体论的方式，在人的主观世界之外重新构建了一个独立存在的“概念世界”。[2]这里就涉及到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区别。任何哲学的起源都与宗教有关，西方宗教在探究人和世界的关系时是将人和世界分离开来的，中间存在上帝。人和世界的交流需要通过上帝才能实现。但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一直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是统一的，中间没有分离开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实现人的思想超越是“悟”，从世界的内在实现思想上的超越；西方哲学中的超越靠“证”，通过外在的形式来超越。随着西方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很多西方的思想理念都出现了种种的矛盾和冲突。按照西方哲学的说法，世界是以逻辑的形式存在的，“绝对真理”存在于逻辑世界当中。这样的哲学形式虽然表面上非常显明而直观，但是内在的逻辑矛盾层出不穷。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概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二者如何进行沟通，二者的桥梁是什么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没有实质性的障碍，人可以通过“悟”的方式来实现二者的统一。西方哲学本身就是超越科学的独立存在，而往往西方哲学家在研究哲学命题时采用科学的方式，这样就容易出现悖论。这都是因为西方哲学将人和外部世界分离开来，从人的理念的视角来研究外在世界，很容易走向世界这个对象是不可知的困境。西方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已经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重新审视西方哲学的种种问题，这是西方哲学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体系中，“阴”和“阳”的辩证思维是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占卜文化极为繁荣，“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支柱。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易”而生，生克变化往返不息。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没有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用逻辑思维，而是通过研究万物的特征来给其定性。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从狭义上来看仅仅包括老子《道德经》的道经部分，甚至排除了德经部分。因为狭义上的哲学是追问宇宙的终极，它涉及到的是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而德经包括后来各大思想家们都是在讨论人伦和人的生存的现实问题，并不是哲学的真正意义上的追求。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在利用辩证思维研究宇宙中取得了较为丰盛的成果，但是辩证法仅仅是哲学的低级阶段，远远没有达到高层次哲学研究的范畴。很多问题如果用辩证法来回答往往是无果的。[3]例如回答“阴”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够真正弄清其本质什么东西，只能用“它是阳的对立”来回答。而这样的回答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回答。虽然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缺陷，但是它通过对世界特征的归纳来研究意象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为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或者说是参照。

二、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价值宗旨

中国传统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在理论系统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西方哲学体系是围绕本体即自我意识本身来建立的，它以追寻宇宙终极为目标。而中国传统哲学以“天”和“道”为中心，讲究“天人合一”，并非追寻知识本身，而是通过探寻天和人的关系来教诲人应该怎样为人。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的价值观并不是像西方那样成为了独立的伦理学说，而是渗透在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人无论从哪一领域都可以探究人和天的关系，因为从任何一个角度发掘到最后都是相通的。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注重对事物和规律的认知，即使有些情况涉及到高深的科学知识也是浅尝辄止，从来不会应用到生活当中。中国传统哲学从实质上来看可以说就是道德哲学，因为其主要为道德和价值观服务。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知和行的统一，人和自然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在探索天人关系时主要通过顿悟而不是求证。[4]总体来说，中国传统哲学都是以生存为背景，以人伦关系为重点，主要通过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探讨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理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我国著名的学者张岱年先生就对这一点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在他的理解中，中国哲学家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生活现状，探寻更高层次的生活状态；中国的哲学不是以逻辑推导为基础，而是以生活实践为基础；西方哲学将人和外部的世界分离开来，用人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中国哲学注重人和宇宙的统一，从宇宙内部看待人和宇宙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认为真和善是统一的，追求真理也就是追求善，宇宙真理和人生至善是统一的。[5]张岱年先生的观点是非常中肯的，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在体系上有很大不同，但并不表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系不完善。相反，中国传统的哲学无论是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只不过这一体系都是围绕价值观建立的，所有的内容都和价值相关联。[6]先秦诸子百家在其著作中都阐明了君子之道，通过求知和为学等途径来完善自我，实现人生至善的目标。

三、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第一，重构太极图的形。我国传统哲学以《易经》为根基，通过辩证思维阐释了宇宙万物的生克变化。自宋明两代的“太极图”问世以来，我国传统的哲学发展到了高峰，“格物致知”成了中国哲人的主要研究方式。当前我国国学没落，传统哲学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而显得一蹶不振，有必要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昌盛中国文明。因此要再造“太极图”，延续中国传统哲学的命脉。当然，这里并不是主张恢复旧有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去粗取精，吸收传统哲学好的部分加以创新和丰富。[7]宋明理学讲求通达，主要研究身和道的关系。理学家认为追寻道应该从身出发，让自身回归到自然的世界中去，一切以身为开端。放在哲学理论中来讲，身在这里指的是处于宇宙当中的“此在”属性。身是宇宙万物的化身，通过对身的参悟可以领悟到宇宙的真谛。这和西方哲学中原罪等有本质的区别。通过对身的理解，中国哲学可以依靠其重新构建“太极图”的形，也就是将身作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围绕其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这样就避免了盲目地追寻传统哲学中无法捉摸的“道”和“法”。自“太极图”问世以来都是以“道法自然”为核心思想，但是缺少实际意义上的主体，导致哲学研究走入了困境。将身这一主体引入到“太极图”当中能够为“道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打好根基。太极中的两仪实际上就是阴和阳两种属性，以往对其的解释玄之又玄，如今引入了“身”的概念之后，在哲学研究中可以很容易将其理解为男性和女性。这样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因为古人所关心的事物都是和其生存有关的事物，很多现象在古人眼中都理解为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从而出现了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关系。它体现了古代生存环境紧张，古人关注生命形成转化的现实生存状态。从阴和阳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并不仅仅作为人而存在，而且是宇宙万物变化的关键，阴由阳而生，阳由阴而发。它体现了人伦关系，也体现了传统哲学追求生命生生不息的伟大愿景。

第二，重构太极图的势。除了要丰富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之外，还要对其研究方法进行相关的讨论和完善。自古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问题的方法都是理论和方法一体，理论可以当作方法，方法可以用作理论，这显然存在不合理的方面。[8]身是研究的主体，宇宙变化是其演化的环境。这种全新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另一大特点，是与其方法二重性相应的体用二者的兼备。实际上，阴阳两种属性可以作为方法论，而五行是演化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身即生命，生命由两性而来，两性形成家族群体；身又可以说由五行生克变化而来，五行构成了物质世界的体系。二者同属于研究宇宙万物的方法论，各自是独立的，不能混为一谈。传统的哲学将自然放在太过显著的地位，导致很多哲学讨论都陷入了虚无主义。当下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要将阴阳这两种自然属性严格地与其他研究方法区分开来，形成独立的哲学研究体系。中国哲学既需要传统的体察思维，又需要格物致知的观察思维。不仅要研究天道，找出自然生克变化的自然规律，还要研究人道，通过人的属性特征来弥补哲学体系中的漏洞。总之，要将人与天二者区分开来，独立进行研究，同时也要着力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整体上构建中国哲学的体系。

第三，重构太极图的义。“太极图”的阴阳属性带有强烈的生化含义。阴生阳，阳生阴，二者在循环往复中构成了宇宙万物的模型。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生命的讨论和西方哲学截然不同。西方哲学在研究宇宙生命的起始和发展过程时采用的是线性思维，而中国传统哲学采用的是回互性思维。无论是从阴阳的角度还是从五行的角度，生命的起始、发展、衰落和灭亡再到起始都是循环的，生是死的开端，死是生的结果。老子有云：出生入死，说的就是人从一出生就朝着死亡发展。因此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生命逻辑是共生的。我国传统的道教和从印度引进的佛教关于生与死即阴与阳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死亡绝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的生命的开始。道生一是万物的起源，也是生命循环不息的开端。中国哲学在研究传统的生命观上具有独到的建树。当下中国哲学更需要注重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从根本上弥补自然主义好虚无主义的缺陷，为研究人和宇宙的关系提供科学的方法。“太极图”的重构绝不是复原传统的阴阳和五行，而是要通过对事物属性的研究中找到研究天人关系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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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绘画性素描;设计素描;造型思维;造型方法

绘画性素描与设计素描同为艺术基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绘画性素描的雏形和胚胎大体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于上个世纪初被引入我国。作为一门绘画艺术基础课，以质感、明暗调子、空间感、虚实处理等为重点。它重视研究造型的基本规律，对客观物象进行分析与描绘，通过实践训练来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分析力、表现力、创造能力以及归纳能力。设计素描则相对年轻，上个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设计素描是现代设计的训练基础，它在强调实践技能训练的同时，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是设计师收集形象资料，表现造型创意，交流设计方案的语言和手段。设计素描大体分为结构素描还是表现素描两种。是平面设计、产品设计、环境设计及多媒体综合类设计等的重要基础。

关于造型思维

由于绘画性素描与设计素描两者之间的造型功能、目标指向的不同，因而在具体的造型思维活动过程中，其思维方式有一些过程上的和内容上的区别。即两者在思维方式上目标指向、造型观念等因素的差异。

绘画性素描着重对学生艺术表达能力、审美判断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其思维方式与设计素描在本质上是没有很大区别的。绘画性素描和设计素描，其造型思维过程都是从感性开始，逐渐向理性认识转化伸延，都遵循着感觉、分析、理解、综合这一基本认识规律。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不仅关乎到从绘画性素描顺利过渡到设计素描的思维连贯性，而且能从根本上保证设计素描的作为素描的本质要求。我们知道，在绘画性素描的造型过程中，通常是以感性为基础，把对形象的直觉感受通过理性通道，以感性和理性思维紧密结合、交替运行的思维活动方式而展开。与之相比较，设计素描的造型思维方式首先也应以感性的思维为基础。初始阶段形象思维的作用能使学生对表现方式的多种可能性和画面最终效果展开充分的想象。特别是在表现素描中往往强调的是对画面形式和形象的创造性探索，如果过早地被统摄在逻辑思维之中，就不可避免地限制其画面形式和造型的表现力。即使在理性思维过程占主要地位的结构素描中，也应主张遵循感觉、分析、理解、综合这一基本认识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使造型的表现力具有绘画的特性，从而有效避免把结构素描画成效果图。因此，无论绘画性素描还是设计素描在造型的表现中，特别强调思维的推理性、逻辑性和有序性之前，不应过多地对学生的思维加以限制，要鼓励以全新的方式观察事物，要鼓励有想象力和表现力的作业，这也恰恰符合艺术诸学科所需要的思维方式。

关于造型方法

绘画性素描往往是要求学生在二维的平面空间里，利用空间透视的视觉原理，以围绕再现画面三维立体的视觉艺术效果为主要目的。绘画性素描主要是培养和锻炼学生对客观物象的认识理解能力和表现能力，强调认识与表现的辩证关系。随着当代艺术教学的发展，人们开始重视从其它艺术学科中吸收营养，将具象造型中的抽象元素、写实造型中的变形元素、三维造型中的二维元素相衔接，注重培养学生在设计意识与创造意识方面的能力。有拓展学生的专业意识、审美情趣的积极意义。

设计素描与设计直接相衔接，其具体要求不仅要使设计素描严谨、规范，符合设计学科需要，而且能真正体现设计素描自身的独立。设计素描大体分为结构素描还是表现素描两种。结构素描通过结构分析素描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于自然的认知形式及其结构分析的观念，致力于对物象结构的分析来深入对于空间的自我感受。在对物象全方位的审视中，努力超越物象的表象而达到对其内在结构的理解，通过结构的启示进一步产生设计的构想。结构分析训练要使学生努力排除明暗色调、材质肌理等非结构的影响，要能够理性地推理和表现出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符合逻辑的、符合透视规律的、合乎物理性的内在结构，能够充分考虑到物体局部与整体的组合、分离关系等，将物体的比例、轮廓、结构转折等本质因素表现出来。还要让学生研究虚实线的表现力和结构因素在画面的张力，培养学生敏锐的感觉能力及理性的推理能力。

无论绘画性素描还是设计素描，在造型方法上的教学创新是一种源于对感知把握到原形潜在变异的洞悉，通过设计素描过程的造型演变，创造出具有深层意义的新的形象。

结语

作为视觉设计艺术学科重要的造型基础课程，绘画性素描与设计素描教学往往是学生初始接触的设计艺术学科教学课程之一。对许多重要基础性的课题的研究，必然先入为主的影响到学生未来的艺术观。建立符合学科需要的综合性系统教学训练模式，在教学观念、内容上打通从绘画性素描顺利过渡到设计素描的思维通道， 在教学方法与实践中厘清各自的侧重并创新教学观念和教学内容。唯有此，才能真正提升在素描教学的基础性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