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出现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出现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零售商品经济的创业成本非常低廉

零售商品经济的低成本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进入成本相对较低,二是退出成本也比较低。作为创业者来讲,无论是生存性创业还是发展性的创业,如果进入成本过高,或者退出成本过高,都会影响创业的积极性。目前我国关于创业者成本的负担还主要是创业者自身负担的模式,这样的一种成本负担模式,妨碍了创业机会的扩大。投资者创业的初始成本主要是借贷或者多年的储蓄,如果创业失败,可能比目前的状况还要悲惨或者更加糟糕,尤其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低水平,不完善的条件下,这样的担忧更是不可避免。这也是很多创业设想者最终没有付与实施的原因。创业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建设全民创业性城市,创业既带有个人得利的性质,同时,如果创业成功,也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具有公共性质。推进创业性城市建设,让更多的人参与创业是题中之意,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创业,就必须有合理的成本负担模式。针对不同的创业对象,不同的行业,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尽量从政策或制度层面甚至资金层面降低创业者的创业成本。同时,政府也需要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等机构对创业组织或者个人的支持。上海复旦大学在支持学生创业上很有成效,虽然他的范围和对象仅仅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但是其意义却具有延伸性。复旦大学的具体做法是设立创业基金,在学生申请的创业项目中有选择的进行支助,如果失败了就是创业基金的沉没成本,如果学生创业成功了,创业基金就变成了股份,在适当的时候退出。创业基金并不以赢利为目的。复旦大学的创业基金减少了学生的初始投入成本,如果学生投资失败,承担的也仅仅是初始成本,退出成本也较低,对学生的生活或者学习并无大的影响。在创业基金会的支持下,创业已经成为复旦大学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借鉴复旦大学的经验,减少创业者的成本,可以考虑将城市看成一个复旦大学,设立共同基金,共同基金由财政纳入预算,每年进行财政补充,共同基金不以赢利为目的。也可以将城市划分成若干个复旦大学,由社区或者其他政府或社会组织管理共同基金,支持管辖范围内的创业者创业。当然共同基金也要接受社会的监督管理,避免成为腐败的新土壤。

二、零售商品经济消费需求旺盛

零售商品经济具有很强的需求,这也是零售商品经济具有生命力的原因。零售商品摊主卖的商品以日常消费品还有其他的一些装饰品居多,这样的产品具有广大的市场。零售商品经济相对其他卖场的价格要便宜的多,并且常常设置在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所以零售商品经济就具有了竞争力,能够从其他的卖场中分得市场。作为创业者来讲,要顺利的创业成功,选对行业非常重要。古人云:“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可见行业的重要性。投资者要创业,要结合行业对自身作个正确的定位,这是提高创业成功率的需要,也是对家庭的一种责任。著名的管理大师波特留给我们的五力模型是重要的参考依据。许多零售商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生意相对红火,正是其不知不觉的运用了波特的五力模型。一是零售商品经济基本上没有新进入者的威胁,很难看到卖同样产品的摊主在同一个零售商点出现,即使出现,价格上也是惊人的一致,没有恶意的竞争。二是作为零售商品经济的替代品,其他卖场的产品对零售商品经济有着直接挤压。但零售商品经济往往可以“避实就虚”,零售商品经济由于其流动性,消费者往往担心质量问题,所以零售商品经济往往选择一些耐用消费品,或者其他低价装饰品,零售商品中基本上看不见需要经常维修或者维护的产品,一旦出现了质量问题,消费者也不会因为是“一锤子”买卖而懊悔不已。三是零售商品经济面对的是直接的消费者,消费者的谈价还价能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零售商品经济消费者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零售商品摊主面对强大的谈判对手,也练就了更强的谈判能力,能对产品进行识别,对消费者进行识别。四是零售商品经济所选择的商品基本上是饱和商品,由于摊主一次购买量比较大,具有很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五是零售商品经济由于价格低廉,并且经常出入于消费者容易接触的地方,给消费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自身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创业者在创业的时候,要对行业作慎重的选择,如果能够选择市场大或自身竞争力强的行业,创业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篇2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

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

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

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

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

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篇3

关键词：重商政策；关税；商品经济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考察这一时期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推行重商政策的原因

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必然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商业税收，增强其经济实力，有利于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田税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但源源不断的商业税收无疑也是各诸侯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发挥着重要作用。《战国策》里面的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共有其赋，足以富国。”这里，就把征收关税作为“富国”、“存韩安魏”的一个重要途径，说明关税收入是相当可观的。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带来的直接关税收人对于诸侯国的重要性。对此，《管子》说得更明了，把“修道途，便关市”作为“输之以财”的重要方式之一。《孟子》曾记载了宋国大夫戴盈之和孟子商量关税税率的事情说：“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在戴盈之看来，如果免征关税或降低税率，就有可能要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统治。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商人在给统治者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直接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和统治者建立了密切联系。据《左传》记载，郑国从建国之初就一直和商人保持着密切联系。郑桓公在西周末年，听从史伯建议，率领族属与商人东迁于虢、郐之间。并与商人“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商人在郑国创业奠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郑国统治者的政治支持。由此，郑国统治者与商人订立了互信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只要商人不背叛国家，国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双方“恃此质誓，故能相保”。后来，当晋国人韩宣子向郑国一位珠宝商人购买玉环时，这个商人就回答说：“必告君大夫”，即要报告给政府。可见，郑国商人和政府之间的互信一直很牢固。《左传》记述的“弦高犒师”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还紧紧地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的利益。而作为回报，统治者也就给予商人一定的特权，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

二、重商政策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商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通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采取了“通商”政策。晋文公即位之初，就下令“通商宽农，懋穑劝分”，使晋国很快摆脱了窘境，“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公元前658年，卫国被狄人侵劫迁往楚丘后，卫文公制定了“务材、训农，通商、惠工”等政策，使卫国很快富强起来，以致“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哟了维护列国之间的正常商业贸易，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上，也都把维护正常商业交往，作为重要的内容写入盟约。如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即有“无忘宾旅”、“无遏籴”的内容，即要保护客商，不阻碍粮食流通。这表明各诸侯国都很重视商业活动。

“轻关易道”。关税是商人的货物过关时缴纳的税款。《逸周书·大聚解》说：“关市平，商贾归之。”这说明关税税率的轻重直接关乎商人的利润，进而影响一个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实行了“轻关易道”的政策。晋文公即位之初，为加强国力，发展经济，下令“轻关易道”，“以厚民性”，重视发展商业。齐桓公即位后，采纳管仲的建议。“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这些政策的实行，降低了关税税率，减轻了关税负担，保障了交通畅通，有利于吸引商人进入本国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实力，为其称霸诸侯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有司者治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设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管理机构，“有司者治之”。“司市”作为市场总的管理机构，“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其具体的职责是：“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以量度成贾而征值，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蔬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此外，设立了“廛人”、“胥师”、“司稽”，分掌收税、监督、保卫等职责，负责维护整个市场秩序。同时，制定规章制度，对商品种类、规格等都作了严格的限制。如，为维护礼制和贵贱等级秩序，规定体现贵族身份的“礼”品，如“圭璧金璋”、“命服命车”、“宗庙之器”、“牺牲”等都不得“粥于市”。

三、商品经济的繁荣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地域差异和社会分工的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就已经产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获得了重大发展，特别是各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政治保障，促进了商品经济繁荣。

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如《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城之市”。楚国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现了“齐桓公宫中七市”的现象，据说齐桓公的这种行为还遭到了国人的非议。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乡之间也都普遍设有市场。战国时期，“市”的建立更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商品经济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篇4

论文摘要：当前进行的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具有以往争论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实际上，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草之间矛盾的理论表现。而这一矛盾却是这场争论的实质内容。它表明：这一矛盾在改草之初，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进一步研究、探讨这个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回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社会理论工作者不能回避的责任。

一

当前，以晏智杰教授与卫兴华教授为代表的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具有已往争论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特点，突出地表现在:(1)双方争论的焦点，已经不在是劳动价值论的个别问题，而是其根本问题;(2)争论的双方，不再是共同承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展开的争论，而是其中一方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科学性提出质疑，认为应该加以修改或突破而展开的争论。

这场争论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诚如晏教授概括的:“你说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重新认识经济学的价值概念，他说这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概念不相符合;你说价值源泉不仅有劳动，还有其他要素，他说这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观点;你说生产要素价值论并不一定否认剥削，他说这不可能，理由是:马克思就是这样批判萨伊三要素价值论和三为一体分配公式的;你说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历史局限性，应该对之有所突破和超越，他坚决反对，理由是:这样做就是否定劳动价值论，就是反，……”晏教授用“你说，他说”的形式，概括了双方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所说的“你说”的你，指的就是晏教授本人以及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他说”的他，指的就是卫兴华教授以及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双方争论的这些主要问题，即从价值概念、创造价值的源泉，直到劳动价值论是否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等问题，涉及的都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本性和实质性问题，即劳动价值论本身存亡筱关的问题，因而，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注意。

在这场争论中，晏教授表示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的正确性和科学性的质疑，明确表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要求，应该修改和突破。如他所说:“其实我对劳动价值论的缺点和不足所做的说明都是一些尽人皆知的基本事实，例如，我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预见，因为按照马克思经济学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就应当寿终正寝;又如我还指出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同样超出了原来的预想，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真理，而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同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是势不两立的，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我根据世界发展潮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也难以从传统经济学得到理论的支撑，其间的距离和抵触该是何等的巨大，对我们改革和发展的命运该是何等的关切。”.

在这里，我们不去对所谓“尽人皆知的基本事实”进行是非的讨论，也不想对“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是否科学等而展开辩论。需要指出，引起人们关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对“尽人皆知的基本事实”和晏教授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定的”，如果不对这些否定，那它“就不是马克思经济学了”。晏教授把市场经济改革的事实和理论与马克思经济学说之间的对立、不相容等说得如此明白、透彻。这正表明晏教授已经深刻地感到马克思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间存在着极其深刻的难以弥和的对立和矛盾。

面对这一矛盾，晏教授试图用修改、突破和超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的办法，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提出:“传统劳动价值论有历史局限性，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该对之有所突破和超越……。” “哪怕是劳动价值论这样的基本理论，在新形势下甚至会被要求加以修改和突破同样不可避免。’也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诸如“价值源泉不仅有劳动，还有其他要素”，“生产要素价值论并不一定否认剥削”等等。然而，正是这些所谓“新的科学论断”，在卫兴华教授等人看来，非但不是什么“新的科学论断”，而且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的“丑化、窄化和矮化”，是对的背离和否定，故而加以反驳和批判，从而展开了这场意义重大的争论。

这场争论所反映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个间题上，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下，能不能搞商品或市场经济?这是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提出来，但未能很好解决的老间题，现在又被重新提出来了。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的回答是，社会主义不但不能搞商品或市场经济，而且，还要消灭商品或市场经济。如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会被消灭。”主张并坚持社会主义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人们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在内)的条件下，不但可以也应该搞商品或市场经济，而且，还要大搞商品或市场经济。

这样两个鲜明而又对立的观点通过劳动价值论的这场争论充分地表现出来，一是要坚持并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必然是反对社会主义走发展商品或市场经济改革之路。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说对资本、对私营经济、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定的，否则就不是马克思经济学了。反之，而要坚持走商品或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必然要提出修改、超越和突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因为，改革的行为和理论都“难以从传统经济学得到理论的支撑……其间的距离和抵触该是何等的巨大，对我们改革和发展的命运该是何等的关切。”

二

晏教授等人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间存在矛盾，并以此为由，提出修改、超越、突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这种根据或理由是片面的，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们同样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符合基本原理或不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来否定这种改革实践。这两种说法各执一端，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像这样重大的间题，必须要有更充分的不容辩驳的事实，才能进行说明。基于这种要求，像晏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可是，却没有说明“成功实践”指的是什么?是指社会主义已经成功地搞起或搞成了市场经济?还是指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成功地巩固、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指的是前者，是不会有异议的，因为，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把市场经济搞起来，而且，还会使它不断完善、健全。然而，搞起来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巩固、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方面需要用建立市场经济以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变化的事实来说明。

关于这个间题，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曾告诫过:“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人那些为自己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个纽带，最初，……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共同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的耕地;最后，货币促成了遗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在这里，恩格斯清楚地阐明了商品经济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否定、瓦解公有制，使人们似乎有身临其境目睹其过程之感，首先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化;然后，破坏为自己生产而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各个纽带。最初，使个人耕种代替共同耕种;后来，取消了定期重分耕地;最后，把剩下的一点公有部分也分了。

历史的事实也充分地证明了商品经济必然否定、瓦解公有制。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之间发生了商品交换，这是商品经济的萌芽状态。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逐渐渗透到公社内部，其结果，不是巩固、强化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相反，加速了原始社会公有制的破坏和瓦解。当然，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原始社会公有制的瓦解，促进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如果不是从社会的进步而是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它也充分地说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二者之间是不相容的，是商品经济否定、瓦解公有制的历史证明。

遗憾的是，现在有些人把原始社会末期出现商品经济和公有制并存这一事实，看作是商品经济与公有制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可以相容的历史证明。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欠妥。事情很清楚，假设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能够相容，那就一定会相得益彰，即商品经济发展了，公有制也能得到强化和巩固。然而，事实相反，商品经济发展了，公有制却逐渐地被削弱、瓦解。可见，把原始社会末期出现和存在的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作为商品经济与公有制之间没有矛盾，可以相容的证明，是不科学的、不恰当的，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曲解。

三

中国改革实践也在继续证明发展商品或市场经济，必然削弱、否定、瓦解公有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加以说明。

一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改革以来，采取有偿转让的形式，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转为集体企业或私营企业，也有的国有企业被私人企业兼并，使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了。

二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相对地缩小。改革过程中，国家采取允许、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几年来，它们发展很快，在个别地区还占有绝对优势。就全国来看，在数量、固定资产、商品零售额、上缴税收等方面的比重也在迅速增加。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经济部分对当前经济总量的贡献，已经不是1/3了，而是超过了50%。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报告显示，截止2001年年末，我国一共有法人单位510.7万个，其中私营单位数量已占总数的43.7% ，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数量。这一切表明全民所有制经济明显地在相对缩小。

三是中、小型国有企业越来越被个人所控制。在实际存在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广泛推行着承包等形式的责任制。在这些责任制中，权力、责任和利益越来越集中在承包者个人或私人身上，他们有决定和左右企业和职工命运的权力，承包者越来越成为企业生产.的组织者和支配者，同时，也更明显地成了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种现象，即生产或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将成为企业“本身的主人”。随着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加大，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四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向私有制演变，这主要表现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私人成分在不断扩大。如果说在承包等形式的责任制中，私人成分还没有以它本来的面目直接地出现，那么，在改革进一步深人并广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股份制中，私人成分则以它本来的面目出现、存在和扩大着。

就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可能采取的股份制形式，不外有这样三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的各个企业通过互相参股或出资创办的股份制企业。这种股份制形式能不能解决全民所有制产权不明确的问题呢?显然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构成这种股份制的各个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的产权不明确，即资产、资金等产权都是不明确的。当它们拿着自己握有的那部分产权不明确的资金去购买股票，即把产权不明确的资金换成了股票，那么，这些股票的产权是不是就明确呢?显然，是不明确的。因为，这里改变的不是资金的产权，而是资金的存在形式，即把原来的货币形式变成了现在的股票形式。第二种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其他公有制形式的企业通过购买对方股票或互相参股而组成的股份制形式。同样的道理，全民所有制企业用来购买对方股票的资金，其产权是不明确的，现在换成股票了，其产权依然是不明确的。第三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其他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共同建立的股份制经济。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把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只用私有制经济来代表。即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

一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改革以来，采取有偿转让的形式，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转为集体企业或私营企业，也有的国有企业被私人企业兼并，使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了。

二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相对地缩小。改革过程中，国家采取允许、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几年来，它们发展很快，在个别地区还占有绝对优势。就全国来看，在数量、固定资产、商品零售额、上缴税收等方面的比重也在迅速增加。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经济部分对当前经济总量的贡献，已经不是1/3了，而是超过了50%。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报告显示，截止2001年年末，我国一共有法人单位510.7万个，其中私营单位数量已占总数的43.7% ，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数量。这一切表明全民所有制经济明显地在相对缩小。

三是中、小型国有企业越来越被个人所控制。在实际存在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广泛推行着承包等形式的责任制。在这些责任制中，权力、责任和利益越来越集中在承包者个人或私人身上，他们有决定和左右企业和职工命运的权力，承包者越来越成为企业生产.的组织者和支配者，同时，也更明显地成了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种现象，即生产或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将成为企业“本身的主人”。随着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加大，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四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向私有制演变，这主要表现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私人成分在不断扩大。如果说在承包等形式的责任制中，私人成分还没有以它本来的面目直接地出现，那么，在改革进一步深人并广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股份制中，私人成分则以它本来的面目出现、存在和扩大着。

就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可能采取的股份制形式，不外有这样三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的各个企业通过互相参股或出资创办的股份制企业。这种股份制形式能不能解决全民所有制产权不明确的问题呢?显然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构成这种股份制的各个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的产权不明确，即资产、资金等产权都是不明确的。当它们拿着自己握有的那部分产权不明确的资金去购买股票，即把产权不明确的资金换成了股票，那么，这些股票的产权是不是就明确呢?显然，是不明确的。因为，这里改变的不是资金的产权，而是资金的存在形式，即把原来的货币形式变成了现在的股票形式。第二种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其他公有制形式的企业通过购买对方股票或互相参股而组成的股份制形式。同样的道理，全民所有制企业用来购买对方股票的资金，其产权是不明确的，现在换成股票了，其产权依然是不明确的。第三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其他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共同建立的股份制经济。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把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只用私有制经济来代表。即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改为股份制时，可以将国有资产折合成许许多多有一定面值的股份或股票，其中国家可以按比例握有绝大部分的股份。比如握有80% 、70%…的股份，其余的20%、 30%…的股份可以以股票的形式由私人经济所购买，这样，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成了股份制企业，问题是，这种股份制形式能不能解决全民所有制企业产权不明确的问题呢?很显然，也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国家握有的或占有的80%、 70%…的股份，是由全民所有制企业产权不明确的资产或资金转化而来的，这些产权不明确的资产或资金转化成股份或股票其产权显然也是不明确的。

篇5

关键词：商品经济代位权债权人清偿

在传统民法中，基于债的相对性，债权人的履行请求只能针对债务人，原则上是不及于第三人的。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民法中的债的担保制度已经不再能全面地满足确保交易稳定安全的要求。因此，债的保全制度产生了：法律为防止因债务人的财产不当减少给债权人的债权带来危害，允许债权人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所采取的保护合同债权的法律措施。其包括代位权制度，即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债务人现有债权的权利。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之下，个体经济的规模不断膨胀，个人自由的过少限制使其他个体遭到了损害，交易与流通秩序无法得到很好的确保。因此，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找到了其存在的空间。代位权制度是在近现代民法中出现的，而其法律体系的最终形成是在最近的一百年间。

传统民法理论代位权行使的效力遵循“入库规则”。所谓“入库规则”，是指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应先归入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然后依据债的清偿规则由债权人从债务人那里接受清偿。其效果，并不是为了满足债权的实现，而是准备债权的实现，其强调保全债务人的财产以期确保各个债权人能平等地受偿。当代位债权人在保持住债务人财产后，应把行使代位权诉讼所取得的财产先“入库”，先归属于债务人，然后由债务人向债权人进行平等清偿，此即“入库规则”的意旨。“入库规则”的内在涵义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并非是一种直接满足债权的制度，而只是一种保全债权的制度。因此，通过代位权所取得的财产只能作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代位债权人与其它债权人平等受偿。同时，它也体现了债的平等性，债权人在收取自己债权时一律平等。

在代位权制度中，按照传统的保全机能，代位债权人无权直接请求次债务人向自己给付。可是，若债务人拒绝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保全机能将无法实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产流转速度的日渐加快，传统的保全机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些国家的学者或法律允许债权人请求第三人直接向自己履行。有些学者称之为债权人代位权本来的趣旨与现实机能的悖离。

在我国，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交易中的纠纷不断增加，为了逃避债务,有些债务人故意不主张或者放弃自己的债权，使不少债务案件的判决难以得到执行。同时，存在很多企业体制僵硬，经营观念陈旧，长年亏损，企业间相互推诿债务，经济流转停滞，出现了难以解决的“三角债”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国家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在立法时就采取了直接清偿原则。

关于代位权，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履行清偿，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从此条可以得出，《合同法》解释进一步地改变了债权代位权制度本来的功能，代权人代位权直接承担起了债权实现的机能，脱离了其传统意义上的保全功能，因为代位债权人可以直接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使自己的债权得到清偿。

立法者对直接清偿原则的规定，可能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虑：担心债务人在次债务人清偿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保障债权的实现，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直接向债权人清偿更有效率，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便于及时清结债权债务，符合诉讼法。

但是，《合同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导致我国的代位权制度与传统民法理论不一致，在实行中存在很多问题。代位权行使的目的是为了让债务人的一般担保财产恢复应有的状态，是对债务人故意违反诚信的补救。若代位权的目的由保全债权扩充为实现债权，将造成对债的相对性的严重破坏。

再者，《合同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代位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这点值得商榷。当债务人的财产存在无法履行债务的可能时，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也有保全债权的必要，但是并非每个债权人都能得知其债务人的债权情况。代位权人的债权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都是没有担保的一般债权，若使代位权人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则将造成债的平等性的破坏与违背。

在我国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为妥善解决我国的“三角债”问题提供可行的途径；另一方面，对于实现代位权的立法初衷，对于债的相对性与平等性不可加以违背或破坏。立法者应将上述因素均纳入立法的考虑范围，从而使优质、善良的法律得以制定与贯彻，使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交易安全与良好秩序得到维持与保护。

参考文献:

[1]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法律出版社,199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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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作物一直以来是农业经济中最基本的农作物，粮食生产自古以来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据20世纪70年代编写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五册记载，珠江三角洲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和旱粮两类，其中旱作粮又包括麦类、薯类、豆类和粟类四大类作物。[1]珠江三角洲的稻谷栽培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是我国稻作起源地之一。栽培作物的起源，是由野生稻的逐渐驯化而来。著名的水稻专家丁颖于1926年在广州市东郊犀牛尾发现野生稻，以后陆续在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增产、从化、三水、清远及开平等县都有发现。[2]野生稻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栽培稻作起源地之一。周晴对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北部的的低塱区的深水稻和水生植物进行讨论，指出16－20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北部的低塱区分布着面积广阔的湖沼湿地资源，这里的作物栽培及水生植物群落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3]珠江三角洲历来都是以稻谷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直到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逐步有所发展，稻谷生产的发展，逐渐为其他作物代替，稻谷开始出现紧张以至供不应求的状态。除水稻外，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开始普遍种植番薯、玉米和木薯等旱粮作物。实际上，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进改变了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王双怀认为，明代中后期，华南地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密切，从海外引进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番薯和花生。[4]吴建新等讨论了明清时期番薯、玉米、花生、烟草在广东的引进和传播情况，认为明清时期，中国传统作物结构及种植制度，由于外来作物的引进及其广泛的传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5]对于粮食作物的研究，学者们大多从粮食生产与贸易的角度进行讨论。谢天祯、潘燕萍对宋元明时期广东的粮食生产与贸易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宋、元、明三代，广东曾是我国一大粮食产区，每年均有大批商品粮运往外地，接济闽、浙及东南亚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不仅是广东的主产区，也是广东米粮贸易活跃的区域之一。[6]吴建新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广东农业商品化过程中，粮食生产并没有像经济作物一样快速增长，相反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相对减少，以至于出现了明中叶以后广东的长期缺粮问题。[7]乃至到民国时期，广东的缺粮问题依然严重。曾伟对民国广东的粮食状况进行了论述，认为民国时期广东出于缺粮状态，尤其是抗战时期广东的缺粮问题更为严重，各地出现严重的粮荒，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8]对于清代广东的缺粮问题，陈春声认为，在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广东人选择了种植更多的高价值的非粮食作物，使单位面积耕地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并使其收益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所需粮食则从市场上获得的方式来解决。

二、关于经济作物的研究

经济作物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种植的重要农作物之一。经济作物的种类包括甘蔗、蒲葵、茶叶、花木、蔬菜和水果等。20世纪70年代编写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其中第四本关于珠江三角洲蚕桑业发展史，第五本关于珠江三角洲主要作物和畜牧、林木历史，第六本关于珠江三角洲果木业发展概况和荔枝龙眼、柑桔、香大蕉、菠萝四大（笔者认为是“五大”）水果生产发展史，这些都涉及到了珠江三角洲经济作物种植的历史。[10]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作物种植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主要经济作物专业区。据叶显恩等人的研究，明清时期在珠江三角洲开始逐渐形成甘蔗、茶叶、蒲葵、蔬菜、花木和水果等专业种植区。例如甘蔗的种植，至明末已经形成以番禺、东莞和增城为中心的甘蔗产区。[11]刘正刚等对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果树栽培进行了讨论，指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对果树的认知、分类更为细化，通过接枝、驳枝等技术培育果树的新品种，在实践中注重气候、土壤、防护等对果树栽培的影响，对果品贮藏也进行了新的尝试，进一步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商业化发展。[12]陈伟民对宋代岭南的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产经验进行了讨论，经济作物论述主要分副食作物、纤维作物、辛香作物、果树作物、糖料作物、花卉作物和林木作物七大类分述。[13]王双怀讨论了明代华南的棉花、蚕桑、诸麻、甘蔗、茶叶、芝麻、油菜、油桐、乌桕、荔枝、龙眼、槟榔、杉树、诸竹、诸菜、香料、染料和药材等经济作物的分布及其地域特征，认为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经济作物的生产具有较大刺激作用,而经济作物的增长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4]司徒尚纪讨论了明代广东农业和手工业分布的特点，认为明代广东农业中，经济作物种植业是最发达的商业性农业，其中蚕桑、甘蔗、水果、鱼苗、蒲葵、种香、花卉、蔬菜等，已形成商品性集中产区，成为商品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地理特征。[15]唐森、李龙潜分析了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认为由于粮食作物品类的单调，水稻所产又不足供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在明以前肯定受到极大的限制。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出现了新的趋向，诸如明清广东经济作物品类繁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推广，专业化的农作物区的出现；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种植的目的，已不单纯地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的需求，而是作为商品生产投入流通领域去获取交换价值。[16]李华分析了明清时期广东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认为广东农村种植经济作物有悠久的历史，但经济作物大面积生产，农产品的商品化，则是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开始的，到了清中叶，广东有些府州县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江南五府而跃居第一位。

三、关于农业商业化的研究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农业的商业化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可以促进农业的商品化，另外一方面，农业的商业化也带来了经济作物更大范围的种植。叶显恩对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商业化发表了系列论文，讨论了农业商业化的兴起、增进,及其发展水平、性质，认为明代晚期，珠江三角洲的各种经济作物陆续形成各自的中心产地，商品性农业专业区域逐渐出现和扩大。[18]在农业商业化发展的基础之上，明中叶以降,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墟市所呈现的繁荣景象。[19]蒋祖缘讨论了明代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发展的原因、状况及其影响，认为自明代嘉靖以后，白银流通更为广泛，珠江三角洲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大，专业区域开始形成。[20]姜守鹏讨论了清代前期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认为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及其加工业的商品化和迅速发展。[21]平比较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指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在农业生产上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单一的自给性粮食生产，形成了以经济作物为主要内容的商品化种植业生产，农业的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22]程明讨论了清代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在明末清初曾遭受重大破坏，自康熙朝起，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表现为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商品性园艺作物的大量栽培、手工业生产部门的专业化趋势和墟市的普遍繁荣。[23]刘志伟指出，清代广东的粮食贸易，主要是由于珠江三角洲等地农村在出口贸易的刺激下，大量发展经济作物，从事日益专业户的商品生产，形成了广阔的粮食需求市场。以国内外贸易为基本内容的商品流通形成的市场刺激，是清代广东商品生产发展的直接动因。[24]

篇7

[关键词]马克思 经济危机 根源 坚持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1-0182-01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经济危机根源，由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而现实状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程度上的承受这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2007年底，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的也卷入经济危机，比如说中国。而辩证地坚持和发展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适时地调整措施来发展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的理论又成为重中之重。

一、坚持

究其根本原因，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就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对剩余价值不断追求，迫使其盲目扩大生产。而在这个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又会造成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最终致使无产阶级贫困的发生。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不仅带来了股票大幅度跌落、房地产价格缩水等影响，同时也使得失业率急剧上升，CPI指数更是日渐攀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最终使得受害最深的还是普通劳动群众，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突出表现表现在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切实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没有办法解决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却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矛盾，也就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之中发生的作用。但从唯物史关的角度上来看，要想切实地解决经济危机，缓解经济危机带给社会的各项问题，就要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再次，研究经济危机最初是以19世纪成熟的欧洲资本主义为分析对象，那时候的商品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生产还未完全实现社会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还未形成统治地位，因此经济危机还缺乏统一的国际市场条件。但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市场发达，依赖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动也逐渐成熟，这就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创造了更伟重要的市场条件。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经济危机不再是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的某个环节，而是在连续不断地循环过程中不断存在并显现出来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解决经济危机，要从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着手把握，而不只是从某一个阶段来解决。

二、发展

在分析和解决经济危机根源问题上，我们在坚持的同时，更主要的是结合实际情况发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结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也从不同的发展阶段考虑了商品经济，进一步揭示经济危机发生和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易过程中，货币的产生尽管克服了物物交换的局限，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但其流通的职能也可能会使市场出现商品买卖脱节、交易的中断、生产的中断等现象，这就伟经济危机的出现造就了必要条件。渐渐地，货币的支付职能逐渐发生作用，但是在促进商品交易的过程中，也容易会由此形成交换者的多角债务关系，信用关系收到威胁，经济危机可能性就会进一步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会使得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使得经济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理论和事实证明，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不成熟，经济危机不会真正的发生，而只有成熟的市场经济才会真正地孕育经济危机。在现实生活中，在考虑经济危机的社会经济制度因素的同时，社会市场制度因素更是不容忽视。

社会市场制度主要是指市场配置资源的运行机制和制度，这其中主要包括企业组织制度、市场交易规则、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这种社会市场制度成为了造就经济危机的基本因素。而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现实情况也表明，经济危机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只要是这个社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占主导，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企业目标与社会生产的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信用制度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市场后，虚拟经济则日益脱离实体经济，“泡沫”的破裂逐渐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日渐稳定成熟。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手段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了我国目前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不断融入国际市场，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往来更是日渐增多，在受益的同时也存在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等各项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深深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种市场经济突破了国家和所有制的各种限制，将整个世界市场连为一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通过这些渠道传导到中国。

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危机的根源，事实上这与其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认识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企业组织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而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剩余价值。而社会主义则消除了商品经济的重要条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样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及不存在了。现在看来，马克思的商品经济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前社会对商品经济原因的认经突破了所有制限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已经完全适应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利益主体也客观的存在着，都需要交换商品来进一步实现经济利益。那么，我们对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也要有所发展。因此，一般说来，商品经济、市场制度的各种弊端，包括经济危机，也必然会发生在所有采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社会。

总而言之，在解决经济危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用辨证的角度去看待各种经济理论和问题，这样才会创造出符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经济发展才会逐渐日趋成熟稳定。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篇8

“喝茶”在粤方言里称作“饮茶”，有“饮茶粤海未能忘”诗句。在广州，民间以茶相待已成为一种礼节，如有客到。第一件事便是奉上一杯“靓茶”，第一句话是“请饮茶”。以此表示主人的热情、友好和礼貌。由于岭南自古具有“重商”的价值取向，“饮茶”也从家庭走向市场。使广州的茶文化具有较浓的商品经济的特色。广州较早出现人们聚集饮茶的居所，如茶室、茶馆、茶寮、茶居、茶楼等，名目繁多，形式各异。至清代。广州的茶市渐趋兴旺，出现一批颇具特色的茶楼。民国时期。广州茶市的兴旺势头有增无减，经久不衰。

说起广东早茶的来源，要追溯到咸丰同治年间。当时广州有一种名为“一厘馆”的馆子。门口挂着写有“茶话”二字的木牌。供应茶水糕点。设施简陋。仅以几把木桌木凳迎客。聊供路人歇脚谈话。后来出现了茶居，规模渐大，变成茶楼，此后广东人上茶楼喝早茶蔚然成风。直到今天。广东早茶中茶水已经成为配角。茶点却愈发精致多样，这种传统文化随着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但没有消失的迹象，反而越来越成为广东人休闲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饮早茶”是广东茶文化最具特色的重要内容。早茶习惯，遍于各阶层，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苦力”；饮茶去处遍布城市乡镇，广州茶楼之多可为全国之最。

篇9

关键词:民法;市民社会;私法自治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1-0210-02

有人说,观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民法的命运呢?笔者认为,是民法的理念。民法的理念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和习惯,形成了民法的性格,从而造就了民法在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探讨民法的理念,必然要从民法所产生的社会基础考察起。

一、民法产生的基础是市民社会

民法是市民之间的法,是市民与市民交往的法,而市民与市民之间交往的总和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民法就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产生的基础是市民社会。

第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并以商品经济为经济条件。作为民法产生基础的市民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含义[1]。我们知道,民法主要源于古代罗马的市民法。而罗马是一个古代的市民社会,罗马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概念产生于欧洲中世纪末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在经济上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实力,并开始和封建势力做斗争,他们用市民社会的平等、自主等观念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这时,市民社会作为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名词开始有了其特殊的含义。

在这里,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它与政治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政治国家,它是指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它是在家庭和国家之间、或者说个人和国家之间的这部分领域,以及存在于其中的组织和制度的总和,包括家庭、社区、作坊、工场、公司等等社会组织的总和。在市民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上,所有人身份平等而且自主,任何人都没有超然于他人之上的地位,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都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理、对自己有利的方式与他人交往;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市民社会相对独立于国家,国家仅能有限地通过法律或政策合理地干预,但不能像在政治社会中那样,通过命令,要求市民社会的成员之间发生某种法律关系,或分配社会财富;同时,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本质是自由交换,商品经济要求交易主体意志自由,身份平等,这正和市民社会的平等、自主相契合。

“我们将以市民社会中经济人之间形成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并以人为出发点,以规制人的行为和关怀人为其终极目的,亦即将使命定位于确定和保护合理人性的法律,称为市民社会法”[2],也就是民法。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平等是民法的精神,也是自由的前提。而“确认当事人地位平等并尽力让其独立意志得以充分体现是市民社会独有现象”[2],所以,商品经济、市民社会、民法在基本点上是相通的,也就是平等和自由。商品经济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民法的经济基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也是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法;市民社会就是以商品经济为经济基础,以民法为基本法律的社会。

第二,中国民法长期不发达,市民社会的不发达是其重要原因。中国古代法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民事刑法化”,即民法的问题用刑法来解决,民事纠纷往往用刑法的手段来处理。比如,在西周的《周礼》中就记载:“凡民间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货财”就是借贷,西周的时候就有了借贷契约。如果违反契约规定,还不出钱,或交不出利息,怎么办呢?在现代社会,承担的是违约责任――继续履行、赔偿损失。但是在西周,要“刑罚之”,要当做犯罪来论处。而且,中国古代这种“民事刑法化”的传统一直到清末都没有根本的变化[3]。所以说,民事刑法化、民法不发达是中国古代法律一个重要的特点。

实际上,直到近些年中国的民事法律体系才刚刚建立,而且远未完善。与此相适应的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市民社会一直很不发达,到现在仍然是“大国家,小社会”。

古代中国是中央集权发达的国家,国家权力十分庞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什么会出现“民事刑法化”的现象?犯罪行为侵害的是国家、集体的利益,而民事侵权行为、违约行为,侵害的是私人的利益,本应由私人去主张救济。但是,当国家权力、公权力足够发达、足够强大的时候,个人已经被淹没了,一切犯罪行为,包括一般违法行为都被认为是对国家的侵害,那么,就需要国家运用强制力来制裁。因此,国家权力过于发达导致了本应属私人交往的社会领域受到抑制,难以发达。同时,自然经济的长期主导使得市民社会丧失了其发展的经济条件。

建国以后,我们废除了一切资产阶级的法律,开始向前苏联学习。前苏联有一个认识,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私的东西,也没有私法,民法也是公法。那么私人的一切领域,国家就无所不干预、无所不控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强大的国家权力干预一切:生产领域的一切都是国家来干预、来控制;生活领域的一切国家也要来控制,个人消费什么,国家来计划。“大国家”则必然“小社会”;市民社会弱小,民法则必然不发达。我们要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要给市民社会以自我适应、自我调整、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空间,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社会以及民法的健康发展。

二、私法自治是民法最基本的理念

第一,民法包含了公法与私法划分的全部意义。公私法的划分是西方法律史上源远流长的对法律的分类。早在古罗马时期,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就提出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此后,出现了各种关于公法和私法划分的标准和学说,①但这些学说无一例外地认为民法是私法,或者说私法主要就是民法,或者说民法和商法。

一般认为,商法起源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自治城市,并由商人习惯法发展而来。在民商分立的国家,民法和商法是彼此独立的,它们都是私法。但在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实行民商合一制,即民法包括商法,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而存在。同时,由于商法所调整的商事行为和商事组织的特殊性,商法也产生了自身特殊的规则,商法本身也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国际性,使得商法和传统民法相区别。然而,商法毕竟也和民法一样,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要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仍然属于大民法的范畴。

我们看到,在谈论公私法划分的问题时,人们也提出了很多的批评,认为这种划分太过机械,割裂了法律的内在联系,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法和私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开始质疑这种划分是否有必要。但正如上文所述,不论何种分类方法,都把宪法、行政法、刑法划为公法,民法归入私法。实际上,公私法划分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法所特有的私法传统与理念。那么,民法作为私法,它有着什么样的理念和传统呢?

第二,私法自治是民法最基本的理念和最重要的传统。如前所述,罗马人已经把全部的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是政治国家的法,其主角是权力,其运作有赖于权威、命令和服从,其内容体现为政治、公共秩序以及国家利益;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它以权利为核心,以私人平等和自治为基本理念,其内容体现为私人利益。学者认为,罗马人把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对权力的猖獗抱有警戒之心,试图划出一条“楚河汉界”[4],国家在公法范围内活动,个人在私法范围内活动,其终极关怀是私人的平等和自治。

私法自治,又称私权自治、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可依自己意思和理性判断,去设计生活,管理事务,形成各种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真谛是尊重选择,其基本点是自主参与和自主责任[2]。简单地讲,就是在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能够自己来决定一些东西,而不需要其他人,更不需要国家来加以干预。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对私人及其领域的利益和安全予以保障。

可见,私法自治正是市民社会的应有之义。民法根植于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中,人人平等而且自主,没有人可以超人的特权命令他人,或干预他人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不违反法律,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怎样去行为,从而形成市民社会的自治。而在政治国家中,为了保证私人领域的自治,公权力只能遵循“法无授权不得为”的原则。

私法自治在物权、债权、婚姻、继承和商事领域表现为五大自由:财产自由(所有权自由)、契约自由(交易自由)、婚姻自由、遗嘱自由和营业自由(投资自由)。然而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比如物权法上的国家征收、合同法上的无效合同就是对所有权自由和合同自由的限制。因此,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要对私法自治进行干预。诚然,西方各国的私法均经历了从崇尚绝对的个人自由到重视社会利益的转变,然而私法自治始终作为民法最基本的理念而存在。尤其是,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历史上国家权力十分庞大和发达,市民社会尚未成型,平等和自治的理念在今天还需普及和发展,强调私法自治的民法传统则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永军.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6-11.

[2]张弛.民法性质论[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1).

篇10

【关键词】契约；合同；契约制度；合同制度

一、古代契约制度的发展

（1）契约的种类。据《周礼》记载，西周后期及春秋时期有过相当发达的契约制度，这是商品经济关系的必然产物，也是民法制度自然起始的状态。其种类主要有以物易物的交换转让契约、买卖交换契约——“质剂”“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师徒契约、租田契约、借贷契约——“傅别”有息借贷契约、赏赐契约等。战国及秦朝时期，国家是建立在个体家庭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国家推行重农抑商和国家专营专卖的政策，使得商品货币经济以及保护商品货币经济的物权、债权和契约关系的民事法律都被窒息了，汉代最发达最典型的契约关系发生在西北边塞屯戍地区和丝绸之路的通道上，就契约种类而言，已有买卖、雇佣、租赁、借贷、租佃、合伙、承包、信托和遗嘱继承等九种之多。到了唐代，又增有质押借贷契约、抵押借贷契约、典卖契约、委托契约等，并且在房地产买卖契约中已有了绝卖、典卖活卖之分。后继朝代基本上在此种类上进一步发展。（2）契约的形式。人类早期主要依口头协议，并以一块刻有刻痕的竹木片作为这项协议的信物、提醒一方履行义务的提示物。古代称之为“契”。在经济生活进一步发展后，又形成了双方各持一片这种信物的“券”。随着经济的发展，契约内容日益复杂，人们开始在竹木契券上书写协议的内容，而不是仅仅将契券作为提醒当事人回忆协议内容的信物，口头契约由此发展为书面契约，古代称之为“书券”、“券书”。用竹木书写中间剖刻的契约形式，是比较原始的契约形式，夏商周三代没有发现这种契约文书，文献记载始于《周礼》。如质剂、傅别。东汉以后，随着纸张的发明，竹木简的契券被淘汰，而代之以纸张作券。形式主要有两种，一为判书，二为下手书。判书沿用自秦代，即将契约中分为二，双方当事人各持其一，以为履约和争讼时合券以证。大约从十六国开始，契约又称“和同”，即“合同”开始是在书契两札合处骑写一个“同”字，后来骑写“和同”二字，有的骑写一吉祥语，以此代替刻画。

二、古代契约制度与现代合同制度的比较

（1）经济基础不同。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简单商品经济虽然存在但封建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品经济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而且中国古代政治上实行维护封建皇权的专制集权统治，人身依附性很大，主体地位上极不平等，所以古代虽然有契约制度的存在但有着较大的局限性。而现代合同制度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它必然会较为发达。（2）契约自由的不同。契约自由作为私法自治的核心内容，强调契约拘束力的根源在于当事人双方的意思或意愿，而不是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涉。中国古代，从西周到汉代时，契约仅注重其制定的形式和考虑其在财产争讼中的凭证作用，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国力强盛，对外的贸易往来频繁，为契约概念发生质的变化提供了条件。当时契约的签订，已强调必须由双方合意，体现了一定的自由。《唐律·杂律》也规定凡买、借贷都必须“两情和同”。现代合同制度则充分体现了契约自由，其已被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普遍接受而成为一项法律的基本原则。如《法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这是各国立法例中关于契约自由的最为典型的规定，它确认了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的产物，并将契约提升到相当于法律的地位，从而将契约视为当事人为自己制定的法律。（3）调整方法不同。现代合同制度则属民法范畴，私法领域，对合同的调整由民法确定，如我国还制定专门的合同法，大多数为任意性规范。违约责任属于一种典型的民事责任，按现行合同法规定，违约责任是严格责任，只要违约方有违约行为，没有法定或约定的免责事由，违约方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

契约作为商品交易流转关系的法律形式，早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已经出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契约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用现代法律术语讲，具备一种私法公法化的特征，而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存在使契约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市场中，财富的转让、资源的配置和劳动力的使用都是通过契约来实现的，不受限制的交换使各种资源得到了最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契约自由为近现代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无穷的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

参 考 文 献

[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