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基本观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伦理学的基本观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商榷

2007年版“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之一的《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已经于2007年秋季使用于高等学校2006级学生的教学。这套教材的出版和发行，凝聚了众多从事理论教学和研究专家的智慧和力量，确是一套高质量的理论教学教材。本人作为一名从事高校理论课教学的教师，本着使这套教材精益求精的目的，对《基本原理概论》中的有关教学内容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1.“资本循环是资本从一种形式出发，经过一系列形式的变化，又回到原来出发点的运动。产业资本在循环过程中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与此相联系的是资本依次执行三种不同的职能。第一阶段是购买阶段，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购买阶段。它属于商品的流通过程。在这一阶段，产业资本执行的是货币资本的职能。”(《概论》143页)这里的问题是，处于产业资本循环第一阶段即购买阶段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货币是属于商品的流通过程还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如果说是处于商品的流通过程，从表面上来看，或者从形式上来说产业资本家付出货币，购买到的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与一般的商品流通过程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产业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到的商品并非是一般的商品，因为除了购买到生产资料以外，它还购买到作为劳动力的特殊商品，正是由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殊属性，即它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产业资本家才去购买，或者说产业资本家之所以去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正是看到它具备生产剩余价值的特殊能力或属性。因而，正是由于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购买到的商品的特殊性从而使这一流通过程与一般的商品流通过程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这一流通过程属于形式上的商品流通过程，但从实质上来说它却是资本的流通过程。显而易见，教材中的表述是欠妥的。

2.“社会总产品在实物上得到替换，在价值上实现补偿，客观上就要求两大部类内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和两大部类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既要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更要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概论》144页)这里的问题是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扩大再生产比简单再生产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既要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更要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实现”的说法呢?

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原理既适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原理，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扩大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的发展和结果。只有首先满足简单再生产的要求，然后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联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生产其特征是扩大的再生产，但是，不管如何，不管在何种社会历史条件下，扩大再生产依赖于简单再生产，没有简单再生产，就根本谈不上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相反，这是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根据语言学的规定，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那么，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用修辞结构来表达的话通常来说用并列结构就可以了，原因正如上述，一方面简单再生产比扩大再生产具有优先性，另一方面，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扩大再生产是现代社会再生产的特征，二者各有自身存在的特征和意义，因而不能一般的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所以，教材中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既要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更要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实现”的“偏正结构”值得推敲。

3.下引内容紧接上文：“生产资料的生产既要满足本部类对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也要保证两大部类扩大生产规模后对追加生产资料的需求。消费资料的生产则既要满足两大部类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也要满足扩大生产规模后对追加消费资料的需求。”(《概论》144页)按照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不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内部与两大部类之间存在三大交换关系，即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部类)内部的交换，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部类)内部的交换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第一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既要满足本部类对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同时也要满足第二部类对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当然，第二部类对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是通过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即第一部类用自己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第二部类生产出来的消费资料相交换从而满足两大部类各自的需要的，即一方面第二部类在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得到了补偿，另一方面，第一部类通过出卖自己生产的生产资料交换回消费资料从而使得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需要得以解决。通过上述的两大交换过程，可以使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部类的简单再生产进行下去。至于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简单再生产以及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在上面的表述中已经涉及。当然，为了进一步揭示这一部分关于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表述内容的缺憾，可以通过和第二部类即消费资料的生产部类的简单再生产的表述进行比较的方式能够对这一问题看的更清楚。撇开扩大再生产的因素，因为在教材的表述中，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内容的表述是无可挑剔的。教材上对消费资料简单再生产的表述为“消费资料的生产则既要满足两大部类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显然这是指消费资料的简单再生产，既然已经满足了两大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所以说教材上对消费资料简单再生产的表述同样是无可挑剔的。然而与此相对，教材上对生产资料简单再生产的表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既要满足本部类对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那么我们随之要问，第二部类即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在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如何补偿呢?没有第二部类的生产资料补偿，也就没有第二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没有第二部类的简单再生产，同样也就没有第一部类的简单再生产。这是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为我们揭示的基本原理。

篇2

[论文摘要]在对生态伦理学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生态伦理学所涉及的主要流派对其内部自然观念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指出生态伦理学发展的基本理论趋向；进而厘清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发展路向，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关于生态伦理学的界定问题，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生态伦理学是环境伦理学内部以生态学为依托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的环境伦理学。…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生态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自然界有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生态系统，所以生态伦理学强调人只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而非其中心。正由于生态伦理学以生命实体乃至整个自然为研究范围，关注生态系统中所有自然存在物，强调生态的整体利益，所以理论相对较为激进，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

就生态伦理学的特点和关注的问题而言，可以把动物权利论／解放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涵盖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其中，生物中心主义立足传统伦理学理论，以生命个体的权益作为自己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而生态整体主义立足于生态学，以生态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试图把伦理关怀的范围由生命个体拓展到整个自然系统。

在生态伦理学内部，针对自然的伦理观念从生物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经过了一个从关爱生命实体到关爱整个生态系统的过程，其目的都是要扩展人类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而这种自然伦理观念的转变恰恰体现出它的两条基本致思理路，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一、生物中心主义视角：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物中心主义包括施韦泽‘傲畏生命的伦理学”、泰勒“生物平等主义伦理学”以及辛格“动物解放的伦理学”、雷根“动物权利论的伦理学”，它们的基本观念是把人以及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个体纳人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之内。

1923年，施韦泽提出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冲破了传统伦理学只限于关注人与人之间行为和关系的观念束缚，力图把善赋予其他的生命。在他的哲学视域里，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不在于他是否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不在于他是否具有内在的善，而在于他是否把一株植物、一个动物的生命看得与自己的同胞的生命同等重要，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敬畏生命的基本原则就是：‘菩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生命原理。”这一伦理观念的显著特点就是要求我们对生命采取一种敬畏的态度，其目的是通过直觉、体验等培养、提高我们的德性。本质上，这种伦理观对以往的传统伦理观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使人们发现伦理在本质上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

泰勒尊重自然的伦理思想是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生命在施韦泽的观念中不仅仅指的是人类的生命，还包括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像动物、植物等。泰勒继承和发展了施韦泽的生态伦理学思想，以善为基础概念提出，任何生物均是由自己的本性决定了它们都拥有自己的善，善是对其生命事实的描述，所以，人类与其他的生命形式一样都拥有绝对平等的天赋价值和道德价值。

从理论形态上看，这类生态伦理学关心的对象仅限于生命个体，只重视生命个体的权利和价值，而对生物共同体所具有的实体属性却视而不见，而且也没有看到人对生物种群及生态系统的道德责任。但是，无论是动物权利论还是动物解放论，乃至生物平等主义都是从关爱个体生命出发，试图重建人类对自然的伦理观念。

二、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从生态整体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态整体主义以生态学思想为理论范式，利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把自然界的有机体、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整体都预设为道德主体。其目的是通过道德主体范围的拓宽，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出伦理解答。生态整体主义主要有三个流派：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伦理学。

三个流派通过对问题的解答，力图转变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建立一种生态的、整体的观念。例如，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基本思想是要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他说“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0141193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被大地伦理学视为最高的善。利奥波德同时认为现代生态学已经证明人类只是生物共同体中的一员，他曾这样表述道：“……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我们人类要学会像山一样思考，大地伦理学的建构不能缺少人类对自然的情感体验，共同体的拓展过程不光要依托生态学所提供的知识，而且也需要我们的情感。

从理论形态上看，同前类生态伦理学相比，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不仅生命个体具有道德主体的地位，而且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个道德主体，所以人类应把自己伦理关怀的范围从个体生命延伸到整体生态系统，应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道德义务和责任。为此，生态整体主义的哲学家们都从整体生视角出发，依托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力图对生态系统所具有的道德主体地位的合法性进行确证。他们认为，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其他有机个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其中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处于相互依存、内在关联之中，生态系统本身固有的整体性、过程性、相关性使其具有不依人为判据的内在价值，所以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主体、伦理主体。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理论视角，生态伦理学内部形成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条基本进路。这一方面是源于生态伦理学内部自然伦理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担负着一个责任，即为解决环境危机所表征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指导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但在理论实践上，它却无现成的伦理原则可以直接运用。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从起源上说，应用伦理学不是单独发展了传统伦理学中‘原理’之后的‘应用’这一部分，而是起源于现实生活中无法‘应用’传统伦理学的原则来加以理解和解决的问题领域，换言之，是起源于现有的原则在同一问题上的相互冲突、以至相悖而使现实实际上无原则的问题领域”。所以，生态伦理学采用了多元化的方法来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是它的两条基本路向。

三、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进路：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如何把道德身份拓展到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既是个体主义路向，也是整体主义路向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一般意义上，传统伦理学只承认人的道德身份，认为人对自然并无直接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所以，道德身份范围的拓展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拓展的问题，是生态伦理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作为个体主义路向主要流派的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是以人之外的生命个体作为道德的主体，从个体生命的权益、价值出发论述它们应具有何种道德地位、道德权力和责任等问题。在本质上，这些理论是建基于传统伦理学的情感范畴框架之内，用人的情感来感知动物，所以具有西方传统情感主义的理论特质。就具体而言，个体主义路向的生态伦理学是对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康德的道义论思想的借鉴和运用，其实质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及概念的延伸和移植。例如，辛格对平等的基本准则进行重新诠释和扩充，试图使平等原则运用于其它物种，论证了所有动物拥有平等权益的正当性。他提出，各种动物之间感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成为他们能否享有平等原则的依据。这一思想直接源于边沁功利主义伦理学，边沁认为感受痛苦和享受快乐的能力是获得权益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整体主义路向在对个体主义路向进行批驳时，首先肯定了个体主义路向以生命本身作为判据对道德身份的拓展，是伦理思考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思想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推及到自然界的大多数生命存在物，从而赋予伦理学新的理论意义。但是这一思想过于强调生命个体的权益，而没有考虑非生命自然存在物和生态共同体的实在性以及整体性，使其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显得过于片面。而‘一个完整的伦理学必须给非生命的自然物体(比如河流和山川)和生态系统予以道德关注……生态伦理学应当体现‘整体性’，比如物种和生态系统以及存在于自然客体间的关系等生态‘总体’应当受到伦理上的关注”。整体主义路的这种观念的确立，完全得益于生态学思想蕴涵的整体性。现代生态学的深入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的物种是普遍联系的和相互依存的。受到现代生态学对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间紧密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启发，整体主义路向的学者通过强调系统的整体『生使道德身份拓展到人类以外的其他非生命存在物。他们基于生态学的相关知识提出，这些非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系统整体的观点来看，它们本身就具有价值，这种价值是道德身份的判据。

篇3

关键词：现代企业；道德经营；研究；评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017-02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志丹博士的专著《道德经营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已经出版，我有幸捷足先登，拜读了此书，在饱览清晰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创新深刻的学术观点的同时，深感敬佩。我们知道，经济伦理学自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兴起，渐成为“显学之显学”，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拓展，涵盖了企业伦理、劳动伦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伦理等在内的诸多领域，学科体系日渐完备，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关于企业伦理的研究成果和论著更是灿若群星，不胜枚举。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在一个前人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的领域，想要再开辟新的研究视阈，提出新的论题并系统论证之则实属不易。难能可贵的是，志丹博士却另辟蹊径、锐意创新，一改以往纯学理研究企业伦理道德问题的理路，聚焦企业究竟应该如何“用德”、“践德”，进行企业道德经营的研究。可以说，这决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更蕴含着一种新时代的经营哲学的诞生。

《道德经营论》一书主要内容和基本脉络是：该书由王小锡教授的“序”、“绪论”以及十章内容组成。“序”里重点对“道德经营问题产生的背景以及该书的创新点”进行了高屋建瓴地分析厘清；在“绪论”里重点论述了道德经营研究的学术基点、研究发展趋势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一章“道德经营的概念”重点梳理了以及道德经营概念、强调“道德经营”的缘由）；第二章“道德经营的合法性”着重分析了宏观层面的经济道德本质维度、中观的企业道德本质维度以及微观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道德本质维度以及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危害四方面驳斥企业非道德经营神话，从而论证了道德经营的合法性；第三章“道德经营的核心价值”主要分析了道德经营的核心价值——义利统一的概念和正当性、企业义与利的概念、统一及其三个层面；第四章、第五章“道德经营的基本价值”着重阐述了道德经营的基本价值以人为本、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绿色发展和合理慈善；第六章“道德经营的关键环节”基于领导力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并深入地阐述了企业道德经营的关键环节就是道德领导和道德决策；第七章“道德经营的人格范式”揭示了经济道德人的合法性根据、合理性边界及其互利的行动原则，有力地回答了道德经营的主体依托和主体模型建构的问题，并深入而全面地回击了对互利主义的质疑；第八、第九、第十章“道德经营的时代境遇”则集中分析了当代道德经营遭遇到的责任伦理、人权伦理、财富伦理、信息伦理、时间伦理、空间伦理等时代性问题，使得道德经营植根于当代实践的沃土、直面时代性的伦理问题。

纵观全书，其特点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

1.概念范式创新。著者在企业伦理学与企业经营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企业“道德经营”的概念范式，这在国内经济伦理学界尚属首创。著者认为：“所谓道德经营，是指在经营的过程中，企业及其核心利益相关者主张道德价值观驱动经营活动，坚持义利统一的基本原则，以及以人为本、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保护生态和合理慈善等基本价值，遵循伦理道德理念与规范来规约自己的经济行为、经营活动，保持经营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及合目的性和合理性之间的有机融合、辩证统一，从而实现企业的经济目标与道德目标相统一的战略性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企业经营的行为习惯、内在品质和道德境界。”[1]简而言之，道德经营就是企业按照道德理念来指导自身的经营行为，合乎道德地谋取正当的利益，从而真正建构起企业的战略经营模式。这一崭新的概念范式，既是企业伦理学、企业经营学以及管理学研究的理论新范式，也是分析企业问题的理论新范式。

除此之外，这样的概念范式或论题的创新在专著中还有很多，如“道德竞争力”、“经济道德人”、“互利的边界”、“慈善责任的合理性边界”、“时间伦理“、”空间伦理”、“道德致用主义”等。这些原创概念不仅对经济伦理学、企业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和深化拓展的作用，而且对于其他学科方向的研究也具有范式创新的意义。

2.分析视角独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伦理学科体系的完善，经济伦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已经成为现实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在现实中，一些企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道德是企业发展的无形资本和精神资本，是企业经营的基本理念和根本原则。但问题是，如何使这些经济伦理学的理论能够真正“面向实践”（恩德勒语），为企业经营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则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更具现实意识、问题意识和担当意识，突破现有的研究“瓶颈”，选择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

与以往的研究相异，本书的著者在挖掘企业经营哲学范式嬗变的历史脉络基础上，提出了企业道德经营这一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以企业道德经营为切入点，关注企业如何“践德”和“用德”，力图整合经营与道德，实现两者的交融互涉、良性互动。与此同时，专著对道德经营之“道德”的强调，对道德经营合法性的本体论论证，对道德经营人格范式的诠释等，都不仅为企业伦理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大大增强了立论的力度。

3.体系构建完备。对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而言，理论体系的构建和问题的研究总是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始终是前提，唯有特色学科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才能奠定学科应有的地位；而问题的研究也必然是理论的依据和基础，唯有关注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感”的经济伦理问题研究，才能诠释伦理道德之于经济生活的应用价值。因此，真正的学术创新一定是“形而上”与“形而下”自觉结合的产物。

专著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道德经营问题，构建了道德经营的基本理论体系，不仅深入系统地聚焦了道德经营的一般逻辑，探讨了道德经营的概念、合法性、核心价值、基本价值、关键环节、人格范式，而且多层面地透析了道德经营中的现实问题，将道德经营遭遇的责任伦理、人权伦理、财富伦理、信息伦理、时间伦理、空间伦理等突出的富有时代意蕴的论题都涵盖在内，可谓体系完备、逻辑合理、自成一体，堪称经济伦理学“形而上”与“形而下”自觉结合的最新成果。

4.研究视野开阔。专著以中国与西方结合、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历史与现实交融、理论与实践互涉的“视阈融合”方式，深刻而有力地回答了道德经营的概念解析、原因探秘、实践路径和时代境遇等四大问题，涉及的论题广泛，研究视野十分开阔。

比如，书中对时间伦理、空间伦理的探讨，就是研究的亮点之一。企业道德经营离不开时空元素，而经济伦理学中时空伦理的研究却相对贫乏。著者从人之存在的两个基本维度“时空”出发，探讨了时空的伦理意蕴，揭示了现代企业经营所要面对的主要时空伦理问题—企业劳动伦理和企业经营的空间正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者以生存论意义上的社会之间概念为基点来透视时间伦理，以资本逻辑与空间伦理建构为主线来研究空间伦理问题，这种大胆而深刻的探讨，对目前的经济伦理学研究具有补白之功。

除此之外，对企业目的幻象的批判的角度来论证财富伦理，从企业信息主体对待和处理企业信息的伦理方式与态度来切入信息伦理，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资源来阐述责任伦理，从女性歧视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人权问题来拓展性地研究企业经营中的人权伦理问题等，无一不展现了著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5.学术资源丰富。著作不仅用一定的篇幅阐释了国内外关于道德经营理念以及道德经营研究的学术脉络，而且在全书中贯穿历史分析与对比研究方法，融合了大量跨学科的学术资源。例如，书中从中西思想史的不同视角道德经营的概念进行一番知识考古和界定透析；在阐释道德经营（而非“伦理”经营、道德“营销”、道德“管理”）的缘由时，作者选取了三个角度：一是梳理了在严格道德哲学意义上，中西对“伦理”、“道德”概念的必要区分，使得“道德”经营能更强调主体经营的主体性、自主性、自律性以及应有的经营的行为习惯、内在品质和道德境界；二是探究了西方对“形式理性”的批判与反思，提出了企业经营范式的核心价值诉求，即强调道德主体的内在心性品质的培养之于企业的价值意义；三是理性批判了西方强势文化对国内学术概念的影响，揭示了企业经营活动的道德本质[1]。为了分析的透彻清晰、具有说服力，著者的研究决不拘泥于学科门户之限，广泛爬罗剔抉、灵活地整合了古今中外诸多门类的学术思想资源，所涉及学科涵盖伦理学、经济学、哲学、经济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构建了全面丰富的学术信息平台，从而使得分析说理具有充分的穿透力和说服力。

道德经营确是一个宏大课题，也是极具挑战性、复杂性和时代性的战略问题。对此研究域，志丹博士心仪已久，凭借着巨大的学术勇气、深厚的学术功底、清晰的学术理念、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完成了这部洋洋35万余字的力作。可以说，这部书是他博士后三年的倾心之作，更是他学术理念和学术境界的真实反映，尽管其中或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它给后续研究留下的高水准的研究平台和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则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否认的。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经济伦理学领域中，本书的开创性价值必将载入史册，其学术和现实意义也必将不可磨灭。

篇4

关键词：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理论范式；实践效度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4005808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问题是近年来在我国学界引起较大关注的一个问题。当然，任何一种理论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都会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或应对新的理论挑战，这使得理论思潮的流变如同溪流经过，总会激荡出涟漪或波涛。但是，本土化话题的展开并非仅仅理论自然流变而发生的一段微小插曲，它呈现出重要的意义指涉，因而也必然有明确的目标指向。

一、创新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范式

根据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演进状况，本土化建构首先应当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创新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所阐发的核心概念，库恩所谓的范式主要是指“那些公认的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内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1\](序)库恩将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因而可以“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可以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其次，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库恩又强调，“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所构成”\[1\](p158)。因此，科学的革命的发生往往就表现为范式的转换或重建。从库恩的阐述中可以看出，范式所表征的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它体现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和共同认可的探索界域，或者表征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和公认的方法论原则，范式也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它奠定了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基础。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仅对于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其运用空间也不断被拓展，逐渐成为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广泛运用的概念。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科学领域中，关于范式转换或重建（构）的论题不断被提起。

在上述基础上来思考我国环境伦理学的范式转换和范式变化，实际上表达了我们对中国环境伦理学三十年来的发展状况和未来愿景的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中国环境伦理学的三十年进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起码来说，在伦理学理论阵营中，环境伦理学已经不再被看成是“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冷僻学说或“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了，无论是研究阵营还是研究成果都已成“大观”。但是，中国环境伦理学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式，即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信念，秉持共同的方法论原则和在共同的问题域中进行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质言之，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繁荣带有一种表面性的“征候”。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应用伦理学学科群落的崛起，伦理学的谱系得到了快速的扩张，而在应用伦理学的阵营中，环境伦理学在初始阶段可谓异军突起，发展非常迅猛，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应用伦理学群落中最引人瞩目的一脉。但是，在今天看来，中国环境伦理学的进展很明显是在外部输入的背景下取得的，即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是对国外环境伦理学的翻译或介绍。当然，译介国外的理论成果也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说不容贬损的重要环节，但是长此以往则暴露出我国环境伦理学在表面繁荣的背后所存在的弱势或不足：缺乏对理论研究目标的清晰厘定，缺乏对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则的共识，缺乏对研究使命的共同承诺，缺乏对研究论题的持续规划和深度掘进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的存在暴露出了中国环境伦理学当下所面临的一种困境：缺乏自己的范式。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李培超：论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建构的目标指向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范式的缺乏在实质上体现的一个学科或学说的薄弱。中国环境伦理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理论研究繁荣，但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动力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般而论，学科的厚度或繁荣可以通过学派有无体现出来。

人们通常把学派的形成归因于学派三种因缘，即“师缘”、“地缘”和“问题缘”。但是从

质上说，学派是同一学科中由于思想、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由于知识背景、切入问题的视角等不同，人们可能形成相同或不同的见解，而持相同见解的人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学派。学派的产生或更替是学术发展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正常现象，也是学者探求真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学派的出现对于学术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从人类文明史上看，许多理论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许多重大创新性成就的取得，都与学派之间的论战密切相关。可以说学派论战几乎遍及了所有学科领域，有的甚至贯穿了一个学科发展的始终。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学派之间的争鸣，要实现学术繁荣几乎是不可能的。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学说的诞生和发展，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新思想、新观点的提出与发展，往往并不是在本学派的赞同声中取得的，而是在它的反对者中实现其发展的。任何学者或学派都不可能穷尽真理，更不能垄断真理。学派的地位只能根据其学说对于学科发展的贡献来衡量，而学术论战是学派互动的基本方式，也是增进学科共识和学术积累的必要平台。因此，没有学派就没有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就失去了学科的整体厚度。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环境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并不缺乏学派，诸如所谓的生态中心论、生命中心论、动物解放论、自然价值论，人类中心论、非人类中心论、深生态学等等，都在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论坛上现身过，众多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围绕着这些流派而展开。但是从实质上看，这些学派并非中国环境伦理学内生的理论成果，而是对国外已有学术流派的介绍，或者是在移植流派观点或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再加工或中国化的再阐释，并没有学派所必须具有的原创性特质。而这种“无根”的思想很容易就像“清风逐流云”一样，瞬乎而生，也忽然而逝。们认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建构首先应致力于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二、强化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效度

强化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效度也是其本土化建构的重要目标指向。

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环境伦理学作为其中之一脉也必然要秉承实践性的特质。但伦理学的实践性并不等同于“工程思维”所主张的实践性。所谓工程思维是专注于对现实世界中杂多的“实体”的筹划或措置，“实体杂多有众多属性，它们之间有必然联系的，也有非必然联系的，因此把握实体的完型，不能诉诸逻辑推论，而只能诉诸非逻辑的直观和描述，即以理性直观的方式将关于实体身上的各种属性的描述复合为一个整体”\[2\](p93)。所以,工程思维所强调的实践带有直接性的特征，即要严格按照筹划者的主观意图来行动，或者直接要将筹划者的主观意图转化为客观实体，工程思维的实践指向重视可行性、标准化、数量化、可检测性或可直观性。在现实生活中，以“照葫芦画瓢”或“按图索骥”来比喻工程思维是较为形象的。

而伦理学所强调的“实践”则与工程思维的“实践”有很大的差别，它强调的是，道德是人类“实践精神”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或者说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而这正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性或特殊方式。那么实践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思想史上看，西方近代许多哲学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阵营的思想家们都非常重视将伦理学与人的意志关联起来，以凸显伦理道德的特殊本质。康德提出了著名的三大“批判”理论，以分别研究与人们的知性思维（理智）相联系的逻辑学、与人们的理性思维（意志）相联系的伦理学和与人们的判断力（感觉、直观）相联系的美学。在康德的“批判思想”体系中，“批判”的主旨意思是“限定效用、划定范围”，即是说，在康德看来，人的知性思维、理性思维和判断力都各自有关涉对象，因而也各自有独特的效用，不能任意僭越。康德的“批判思想”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抑制知性（纯粹理性或认知理性）的狂妄或独断，限制其应用范围，从而为信仰留下地盘。而道德就是属于信仰的范畴，它是人的知性所无法穿越掌控的，而只能通过实践理性来确立。康德认为，道德与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上的知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具有普遍必然性，也就是说于道德不是感官经验的结果，而是实践理性所具有的“绝对命令”。人们按照道德律令行事的欲望、企图，即意志，就是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实践理性是意志的同义语，就像纯粹理性是知性的同义

语一样，而道德体现的就是人的意志或信念，是属于信仰的范畴。康德之后的费希特和谢林基本上都沿用了康德的以“实践理性”以说明意志的特点、以信仰来言说道德的理路。尽管黑格尔反对康德将知性与理性割裂开来的二元论，但仍然强调伦理具有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相统一的属性，这种属性是“主观精神”或“理论精神”通过自我运动、发展而扬弃主观内在性的结果，是绝对精神获得实在性规定的标志，这也意味着绝对精神已经发展成为实践精神，所谓实践精神即意志，是理论精神的发展阶段。由此可见，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伦理学研究的是与人们的意志相关联的问题，所谓的实践理性、实践精神都是指人们的意志活动，伦理学关涉的不是知性的领域，而是信仰的空间。

马克思也提到过“实践精神”的问题，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批判了早期经济学家遵循从实在、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最终会导致实在或具体蒸发为抽象的规定。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这一问题上，黑格尔就陷入幻觉之中，他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这实际上是以思维来代替现实，完全颠倒了思维与实在的关系。实际上，“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3\](p42-43)。尽管马克思在此并未展开对实践精神具体内容的阐发以及掌握世界几种方式的差异或相互关系，但是从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及其文本总体中可以明确地透显出这样几个重要观点：

1马克思所说的“掌握世界”主要是指人与“外部世界”“交往”或“打交道”的方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将这个外部世界也称之为“实在主体”，“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3\](p43)。而在其他著作文本中，马克思又把这个外部世界或实在主体称之为自然界、现实世界、对象化世界等等。在关于人与外部世界交往或打交道的问题上，马克思提出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如实践的方式、理论认识的方式、实践精神的方式等等，通过梳理和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在关于人掌握世界的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认为，实践的方式是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最基本的方式，它主要体现为人按照自己的意图、目的或愿望来改变外部世界，使其发生能满足人的需要的改变。之所以说实践的方式是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最基本方式，主要是因为人通过实践来实现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从而满足人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有机体维持生命的需要，没有对外部世界实践的掌握，人就无法生存，更遑论发展和完善。实践地掌握世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目的性、对象性和社会性，即人的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社会组织形式下所进行的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以改变外部世界的原初状态来获得对它的掌握，这也是人与动物维持生存方式上的根本区别。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的方式只是人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人与世界交往的全部。实践的方式作为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是最基本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除了以满足人的生存为基本目的之外，还在于它是可以诉诸经验和感觉来捕捉的活动，即表现为直接的现实性。但是，人与现实世界的交往除了发生在物质交换的领域之外，还发生在思想或认识活动的领域，因此理论认识的方式也是人与现实世界打交道的重要方式。与实践掌握世界的方式不同，理论认识的方式从本质来说是属于人的精神活动的范畴，是人认识、反映和再现外部世界的过程，因此，理论认识掌握世界最终并不是要改变外部世界的原初状态，而只是通过思想观念来反映外部世界的样态，它并不诉诸客观的物质手段或以工具实体为媒介，而是通过语言描述和概念概括来体现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当然，实践的方式和理论认识的方式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只是二者所体现的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侧

点有所不同。实践的方式和理论认识的方式之外，实践精神的方式也是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方式之一。所谓实践精神,是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联系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作为一种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精神领域对世界的掌握方式,实践精神通常以方针、政策、路线、纲领、战略策略等形式出现。从功能上看，实践精神是以改造外部世界对象和创造外部世界所没有的崭新的客体为直接目标,是直接支配人的实践活动的观念。因此,实践精神亦可以称为 “实践观念”。实践观念虽然在本质上也属于人的精神活动的领域，但是它与人的理论认识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的。这主要在于，理论认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它以准确地反映、摹画外部世界为目标，因此它追求的是主观对客观的真实表达，因而它总是要剔除人的情绪、情感或欲念的干扰，因此我们可以把理论认识称之为“实然观念”，即它以反映外部世界的实际样态为目标。但是实践观念则不同，尽管它并不排斥理论认识，它却一定要超越理论认识，也就是说它并不满足于获得关于外部世界“实际如此”的了解，更着眼于世界“应当如此”的导引，所以，实践精神是涵容了人的意图、目的思想观念，是要着眼于现实世界的改造，但是这种改造又与实践的方式有所不同。实践的方式是直接诉诸物质手段或者以一定的工具实体为媒介，直接作用于外部世界。实践精神在本质上则并不是物质活动，而是人的思想、观念或者心理活动，但是它能直接作用于人的实践活动，确定实践活动的目的、方向或目标，最终通过实践活动获得现实性的转化。

由上所述，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全方位地接触外部世界的，所以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也就表现出多重不同的类型或样态。实践的方式是人掌握世界的最基本的方式，是客观的物质活动，以实现人与世界的物质变换为目标；理论认识的方式则是人通过语言表达和概念概括来认识和反映现实世界，它以获得对现实世界本来面目的认知和把握为目的；实践精神的方式则是凝结了人的价值意识——情感、目的、欲求，力图以价值意识对人的行为或实践活动做出明确的规范或引导，它以实现现实世界按照人的价值意识发生“应该如此”的改变为目标。

2道德作为人实践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也就意味着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意识，或者说它表现为通过价值意识引导、规范人的行为或实践活动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道德的力量不是直接表现为客观的物质力量，而是直接表现为一种现实的精神力量。它是通过怀疑、反思、追问来确立基本的价值坐标，对人生意义、做人目的、人的行为正当与适当等问题作出价值判断，建立起属于人的意义世界。因此，道德作为人类实践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其功能和效度的发挥就体现在它对人的价值观念的矫正、塑造，就在它通过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挖掘与澄明来确定人的行为向度。也就是说，道德在人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主要帮助人们在思想意识中明确什么样的行为是应当践行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应当避免的；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样的人格是高尚的，什么样的人格是卑下的，……通过这些“应然性”的价值宣示来引导人的行为，干预人的客观实践活动。

3道德作为人类实践精神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即是说，人们借助道德构筑出一个不同于经由实践活动（物质活动）所建构的物质世界和经由理论认识所积淀而成的观念世界，道德所构筑的是一个价值世界。所谓价值世界，也即意义世界，它是人在超越生存欲望的基础上对生命意义的探求和追问。如果说人居于物质世界之中所主要关注的是生命机体的存活问题，人在知识世界所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那么人在价值世界中则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看待世界和人生，或者说价值世界主要帮助人来确立好的生活的基本向度和标准，因而价值世界向人敞开的是关于有意义的生活的可供选择的多种路径，它通过善与恶的辨析帮助人们树立生活的理想，确定行为的方向。

价值世界是一个属人的世界，这包括两层意思：其一，价值世界只有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才会出现。如果说物质世界是人与动物所共栖的世界的话，知识世界中也包括一些感性经验和浅显的意识识别的因素，那么价值世界则只是人所独栖的世界，也就是说，只有人才不满足于活着，而是追求一种有意义的活着，因此，价值世界是专属于人的或者是由人独享的。

这也充分说明了，人的生活世界是丰富的，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普遍的，他“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4\](p47)。其二，价值世界对人来说是普遍的，即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凡夫俗子，无论是富足还是贫穷，都会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或都致力于寻求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不是人的生理本能，但却是人的文化本能。人可以以多种方式活着（维持肉体的存活）——可以富足地活着，可以贫穷地活着，可以悠闲地活着，可以忙碌地活着……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无意义地活着，所以价值世界是对人的真正存在的规范与确证，它向世间所有人都保持着一种敞开的姿态。

综上所述，当我们判断一种道德理论和伦理学说是否对现实生活有影响力，并不是基于它是否直接在维持肉体存在的意义上帮助人们提供了多少实际可以消费的物质资料，也不是仅仅基于它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知识框架，而主要是首先看它提供了一种反思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参照系统，即使得人在这种参照系统中省察人生的目标、理想，确定行为的应然向度，自觉地砥砺意志、塑造人格。其次则是看它所提供的价值或意义范导是否已经掌握了社会大众，即被社会大众所熟悉、认可、内化并付诸实践，这意味着，是否获得“生活化”的品格而不是知识化的品格也是衡量一种伦理学说的现实效度的重要标准。

因此，当我们判断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效度时，不能纯粹以学术圈的热闹喧嚣为基准，也不能纯粹以知识界的成果累计为标的，更应该以它掌握社会大众的广度和深度为尺度。所谓广度即是看它的受众范围，即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理念或规范要求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民众所了解、理解和接纳、内化；所谓深度则是看它激发人们价值反思所达到的程度，是仅仅局限于功利层面还是在超越功利的层面来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思考人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来确定人生的坐标和目标。 以这样一种参照来反观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效度，就不得不承认一些反差现象的存在：学术圈的热与生活中的冷，学术成果多与实践应用少；理论研究多解决问题少，等等，而这也暴露出了中国环境伦理学实践效度的缺失，也是亟待改变的局面。

三、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实现与超越在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建构的过程中，还必须正确处理本土化的实现与超越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本土化建构的应有之义。

从中国环境伦理学范式和效度的缺乏为背景来思考问题，必然的逻辑归宿就是，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或者说必须要形成自己的范式。对此，有必要做出如下说明。

首先，中国环境伦理学范式确立的核心问题是要思考一种伦理资源与中国本土社会的适应问题，因此，通过机械地模仿和照搬来获得学术上的喧闹与繁荣的做法是要戒除的。所谓与本土社会的适应主要是要使得环境伦理学的思想资源有利于本土社会环境问题的合理解决，或者要使环境伦理学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成为整个社会可统筹利用的一种思想资源。这种思考的立足点是：尽管环境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或者全球性问题，但是在存在着利益差异、文化差异和地域性差异的现实背景下，任何一种全人类性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通过民族化或区域化的“分解”方能落到实处。换言之，“共同的问题”或“共同的责任”只是人与自然关系普遍性的一种描述性的概括，这种描述并不能掩盖也不应漠视现实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究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孤立地发生的，也不是独自演化的，它要受制于多种因素或者为多种因素所塑形，诸如人的社会关系状况、社会组织架构、社会交往状况、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价值取向等等，都会实际地影响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这就使得任何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的状况都是由具体的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交叉结合而成。因此，从根本上说，全球性或普适性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通过不同自然背景、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不同社会组织背景和持不同生活价值取向的人们，根据自身生存和生活的特殊性，采取适应各自生存境遇的举措，最终形成合力来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而不可能按照同样的模式或采取同样的举措来应对。

当然，与本土社会的适应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构成本土社会的要素是非常繁复的，另一方面环境伦理学与本土社会的契合是有特殊的视角要求的。一般来说，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

、文化传统、社会价值心理、社会制度条件等等都是凸显本土社会特征不可或缺的要素，而环境伦理学与中国本土社会的适应主要是指，它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一定是要获得本土社会要素的支持或者说就是在本土社会要素的基础上生发出来，否则环境伦理学就会与本土社会产生隔膜感而成为一种异质性的价值观念，丧失了伦理学所必须具有的品格而完全堕入形式化的窠臼。

其次，范式的确立并不是要将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重新纳入到“中学西学孰为体用”的讨论路径上去，重新拾掇起来一些历史片段或学理碎片来生搬硬套到环境伦理学的视域中来，也不是以建立一种话语霸权或弘扬一种“文化山头主义”①为目的，而是在尊重独立思考和自由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寻求多角度、多层次地建构环境伦理学学术阵营的活动。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毫无疑问，环境伦理学带有一种“舶来品”的意味，即它并非是从中国本土社会所自然娩出的，而是带有明显的外部输入性特征。而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来探讨环境伦理学与中国本土社会的适应性问题，必然回勾起人们对“中学西学孰为体用”之争的回忆。实际上，尽管在文化论争的过程中，“中学西学体用之辩”仍然会被提起，但是在一种新的经济发展、人际交往和文化传播的格局下，体用之辩往往也只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对于中国环境伦理学范式的确立，可以明确地说，完全照搬国外已有范式会遭遇合法性危机，而完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照搬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本土化的环境伦理学绝非通过回归传统的体用之辩就可澄明其建构的路径，而必然要通过超越体用之辩来开辟新路。

同时，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建构还应对“文化山头主义”保持一种应有的自觉警示。任何一种理论范式都有独特的原则和气质，这体现了它切入生活的独特视角。但是范式也有相对的封闭性，这也就往往体现出了范式的一种限度，即任何范式都不可能穷尽理论和实践的所有方面，环境伦理学理论范式的建构更应当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因为环境问题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的两大根本关系之一（另外一种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这两大关系并非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会影响到人与人的关系状况，反之亦然。这就使得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地具有综合性、历史性和复杂性，因而任何单一的实践模式或单一的理论模式都不可能把环境问题完全地网罗其中——根除其症，穷尽其理。这也就决定了任何一种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建构都只能是抓住或强调某个层面的问题，因此范式也是有其限度的。戒除范式建构过程中的文化山头主义情结，旨在强调戒除一种封闭、自大、唯我独尊的学术霸权情结，而以一种宽容、尊重的心态来对待其他范式和流派。借用经济学家尼罗德里克所提出的“一种经济学，多个处方”的说法，环境伦理学范式的确立也应树立“一种环境伦理学，多个处方”的观念。

所以，尽管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要摆脱或祛除诸多“舶来”的症候，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而对国外的环境伦理思想一味拒斥。实际上，中国环境伦理学的范式建构与文化山头主义是格格不入的，而与积极吸纳国外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成果的胸怀和路径是兼容的，因为当今任何一种富有内涵的思想或理论都必须涵盖两大因素：其一是普适性因素；其二是适用于特定地区或者时代的特殊性因素。中国环境伦理学范式的提倡，并不是以伦理学中的地方性经验或特殊性因素取代普遍性因素，而是要矫正一些过度的做法。再者，国外的环境伦理学资源也并不代表普适性的经验，它们也都带有明显的地方性或民族性的特点，因而采取完全输入的做法只是以一种或多种特殊性遮蔽中国的特殊性，因此，普适性的因素是通过整合方能取得，而绝非通过照搬即可获得。，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建构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是一条为学术而学术、从思想到思想的发展演变道路。前文已述，伦理学是一种实践精神，是对人的行为的应然性引领，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实际影响力便构成了一种伦理学理论合法性的重要维度，所以仅仅追求理论上的喧闹或逻辑上的自洽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不应当重视理论研究和建构，而是说，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从理论思维或精神生产的立足点上或参照系应该有所改变。自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兴起之日起，总的说来，理论

研究的基本参照系是以欧美经验为主，特别是更加重视美国经验，把它们的环境伦理学知识方式几乎当成了唯一的典范。尽管30年的时间，尚不足以形成一种稳定的知识传统，但是这种知识建构的方式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知识效应，即窄化了理论界思考问题的视野，往往把欧美之外的关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应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掉了。但是，现实已经逐渐清晰地暴露出这种现有的以欧美知识谱系为参照的环境伦理学知识形态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把握与解释我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因此，如何建立一个既反映本土实际，又涵泳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心理，同时又能以不同民族国家的生存智慧为参照的环境伦理学知识体系就成为了中国环境伦理学发展应当追求的目标，这也即是我们所说的建立中国环境伦理学范式的主旨所在。

总之，从中国环境伦理学30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建立这种范式的必要性或可能性。实际上，中国环境伦理学应该有一种本土化的视野，这也是许多国外环境伦理学家的观点，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尤金·哈格罗夫（eugene chargrove）的观点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认为，伦理学不像法律。要制定法律,人们只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政府实体来执行既定的立法程序就可以了；但在伦理学的情形中,却并没有一个与此类似的过程。无论伦理学家们就某个方面的伦理问题写下了多少论文,提出多少新奇的观点，如果不能为社会民众所接受，这些观点和学说都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新的伦理观点只有当普通人开始接受它时,才能发展出来。 而人们是否会接受,这一点尽管无法准确去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一种观点和文化传统相兼容时,它被接受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而一旦它被接受,它就成了那种文化的一部分。尤金·哈格罗夫还提出，具体到环境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尤其是在英语国家如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英国,这种研究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正是由于这种研究上的“先发性”，因而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就很可能成为非西方国家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或参照系。但是，这种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得成功,要取决于可资比较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内化到每一种文化之中,就像中国园林被采纳和吸收入西方的自然美学一样。实际上，一种环境伦理最终如何被阐述,并不是一个哲学争论的问题。它取决于一种给定文化当中人们自己的决定。因此，西方环境伦理学对于非西方文化充其量只能具有比较的价值,因为设想一种从西方的科学和人文中产生,致力于表达西方环境传统中的意会知识的文献,将会表达非西方环境传统中关于环境的意会知识或个人知识,那是不现实的。虽然西方环境伦理学中有一些“ 中国园林”式的元素 ,但是,其中多数也许是无用的——它们和非西方环境伦理学所应当立足的意会知识或个人知识并不相容——即使是其中的“ 中国园林” ,也许也要经过“ 内在化” ,或者“ 亚洲化” ,才能真的有用\[5\]。哈格罗夫的这种观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对于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诉求，或许在超出环境伦理学的视阈下加以审视更能凸显其价值意义。因为从当今的学术形态来看，“中国现代的知识体系已经相当‘西化’了，不论是生产知识的方式、传递知识的手段和培育人才的机制，还是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理论架构的进路和言说表达的形式，莫不受到西方的影响乃至支配。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是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充斥着模仿和依傍的气。且不论社会科学怎样，就拿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这些人文知识领域来说，离开西方的研究范式和表达手法，我们几乎到了‘失语’的地步。这种状况，极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严重制约了人文学术的影响力，使得学院化的知识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拉越大”\[6\]。所以，以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尝试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积累些许经验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当然，强调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视野绝非是要排斥普遍化的价值关切，而主要是针对目前学术研究的现状而吁求一种纠偏之变。这就如同恩格斯在回答布洛赫所提出的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时指出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

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7\](p591-593)因此，我们强调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并非是要与普遍化的价值关怀产生抵牾，而是主张要依据本土化的经验参与到全球性对话之中，也要对应对人类普遍性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既不能以本土化架空普遍化，也不能以普遍化窒息本土化，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未来路向应当是既要回到本土化也要超越本土化。参考文献：

［1］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美\]尤金·哈格罗夫.西方环境伦理学对非西方国家的作用\[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6\] 景海峰.国学的三种形态\[j\].新华文摘,2010,(21).

篇5

一、经济伦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

怎样的经济行为才是理性的经济行为?面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经济伦理能否并如何发挥作用?上述问题涉及经济伦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柯锦华研究员在大会致辞中指出，经济伦理是在伦理学视野中研究经济活动，因而应当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注感。理性的经济行为一定是在经济思想和伦理道德共同支配下的主体行为。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诚信缺失、价值观错位等现象，亟须伦理道德的救助与重建。如何发挥道德的力量，在实践中夯实道德与法制文化的根基，使得市场经济不断走向规范，是经济伦理研究的重点问题。由此，她提出当前经济伦理学应关注三个问题：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和文化基础应该是什么?目前市场经济文化中的不适应性表现在哪里?经济伦理能为改变这些不适应做些什么?

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回应了柯锦华研究员所提出的问题。他认为，市场经济需要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文化基础，目前市场经济文化中的不适应突出表现在缺乏必要的法律文化和道德文化滋养。从伦理的视角看，这种缺乏集中体现在社会诚信的缺失上。由此，他提出经济伦理应通过“三个重建”来改变这些不适应：一是通过重建社会增强社会成员间的信任感；二是通过重建权力与权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三是通过重建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的诚信根基。他强调不能将“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画上等号，并提出“实施市场经济，反对市场社会”的基本思路。而避免社会市场化的主要路径，正是以经济伦理来塑造经济主体的动机并规范其行为。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朱金瑞教授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了伦理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价值。她认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层面上表现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陷入到资源、就业、市场等都出现问题的困境中，要走出这一困境，哲学伦理学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她以河南为例，着重从提高公务员的执行力、在制度设计中融入伦理因素、加强优秀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发挥非政府组织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等方面，对伦理道德如何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提供正确的价值取向进行了阐释。

二、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及其表现

如何理解经济与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正确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需要怎样的伦理基础?本次对话中，学者们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阐释了道德之于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将经济学分为非道德的经济学、反道德的经济学和道德的经济学，认为正确的经济学与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之间的重合体现在伦理合理性上，这既是经济学正确的核心要素，又是伦理学高尚的价值基础。鉴于此，经济学的研究目标需要伦理的重塑，经济学的价值立场需要修正，经济学家的人文素质与精神需要提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需要纠偏。概言之，只有道德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

关于道德资本的研究是近年来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热点，如果说对于道德是否可以转化为资本、道德资本概念是否成立、道德资本是否具有经济价值等问题已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那么对资本是否具有道德性、资本能否道德化等问题的研究就是一个与道德资本密切相关又极具新意和深意的课题。南京师范大学王露璐教授认为，道德与资本并非天然的矛盾，从“广义资本观”的立场出发，道德可以通过促进价值增殖、财富增长的经济价值而成为一种“资本性”资源，资本也可以通过增殖手段和方法的道德化而具有道德属性。她提出，应当通过劳动力使用的人性关怀、生产要素使用的生态取向和企业利润获取的伦理责任实现资本的道德化，从而以“道德的资本”实现对资本逻辑的伦理规约和理性超越。

三、社会诚信与政府公信力

诚信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经济伦理学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将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此次对话中，学者们针对其中的政务诚信和社会诚信问题展开了探讨，提出了很多既有理论深度又具实践操作性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葛晨虹教授从当前社会信任度偏低的种种现象出发，对伦理学研究者如何关注社会、问诊社会、指导干预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她指出，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匮乏、社会道德底线的频频失守、社会成员之间的淡然冷漠、社会文化价值的离心离德，都是社会信任不足的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不公，具体原因则在于社会贫富分化、腐败现象频生以及文化建设的不和谐。上述问题都与政府公信力不足息息相关。由此，她从打造透明清廉的政府、注重公共信息的“开诚布公”、加强政府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解释力以及提高各级政府的责权意识和服务职能四个维度探讨了重塑政府公信力的路径。

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教授认为，诚信与经济发展历来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深入和完善的今天，诚信更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他指出。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特殊资源，是企业道德形象的根本和实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降低经济交易费用的重要路径。在我国当前经济诚信建设中，应当关注的问题是：普及经济诚信的理念，打造现代经济诚信；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完善企业诚信管理制度；依靠政府、公众和媒体的多方力量，为经济诚信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外在监督。

四、企业伦理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如何通过经济伦理的方式提升经济竞争力是本次对话的主题，而如何通过企业伦理的理论和实践型塑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也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以罢工潮现象为切入点，对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进行了伦理审视和路径探讨。他认为，对于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的调节，仅有法律的规范是不够的，还必须诉诸道德，两者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和谐劳动关系道德调整“一创建、三强化”的实现路径，即创建劳动关系的道德评价体系、强化劳动关系双方的道德修养、强化媒体的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强化劳动监察部门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责任。

篇6

Abstract: Copenhagen conference was held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at December 2009. How to get along with humans and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thics became a question. Anthropocentric and non-human-centrism are two basic types of eco-ethics point of view, eco-ethics require that human should protect nature. We should consider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ther factors to solve China's current ecological crisis.

关键词:哥本哈根大会;生态伦理学;人类中心论;非人类中心论

Key words: Copenhagen general assembly;ecological ethics;anthropocentric;non-anthropcentric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1-0005-02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is unavoidable challenges for countries. The situation is because the very survival of mankind serious threat to the World Climate Conference in Copenhagen was the convening of national political figures. The full name of the World Climate Conference in Copenhagen,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15th Meeting of the Parties cum "Kyoto Protocol" 5th Meeting of the Parties.

1The special mission of the Copenhagen meeting

1.1 BackgroundThe Copenhagen meeting endeavored to pass the new "Copenhagen Protocol" to replace the "Kyoto Protocol" which will expire in 2012.If the negotiation failed, the world would not have a common document to restrai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2012. Therefore, the issue has been given a great number of attentions. In this context, public opinions and political pressures that Chinese negotiating team faced reached the peak.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want China to be away from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hare the same emission reduction commitment and obligation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1.2 MissionNature is not the purpose of human beings to achieve their own resources or tools, she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of human value and should be respected. The conference reached a non-legally binding “Copenhagen Agreement”. It defends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Kyoto Protocol" that announced the “Common but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principle. It also reached broad agreements on hot issues such as global long-term goals,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and transparency. China is 40% -45%, America is 4%, European is 95%.

2Eco-ethics point of view of several major areas of disagreement

Eco-ethics study eco-ethics of science, on the global ecosystem in the emerging phenomenon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philosophy to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to explore. Environmental ideology and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s different from the human obligation to care for nature and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has become a consensus. However, it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human nature? Why care about nature? Concerned about the best way of nature? The climate negotiations, countries of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hat is practical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

2.1 AnthropocentrismFirst, humans are the highest form of natural creatures, is the crown of creation. Western religions think human nature is higher than the other things. Second, human beings are rational, and natural is blind. Third, human created a high degree of civilization, and give the meaning to the natural. Anthropocentrism also been within the distinctions. "Strong style" "indecent," "absolute" center theory and the "weak-type" "liberal," "relative" center commentators. The former ignore the natural destruction of ecology, the latter awar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human survival.

2.2 Non-human centeredness

2.2.1 Dualistic principle, it divided into things that have moral standing and does not have the moral standing of two types. Such as "sensibility centeredness" "Animal Center" theory "life centeredness" and so on the view that the priority is not totally opposed to human beings, but against humanity exclusive priority.

2.2.2 ecocentrism,The theory that the center is not only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human error on the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sensibility center theory, Animal Center of Life centers on the theory and other perspectives in the demarcation of the scope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when they committed the same mistake, that is, not as a natural organic whole

2.2.3 Mixed trendCompromise point of view of anthropocentrism, eco-center theory and other theories of integration. The idea that human beings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other living species, but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precedence over other creatures, some of their views the same time, recognition by the human-centered values and ecological value as the center, but stressed that not all human rights is a priority, and such as the human right to life takes precedence over environmental values.

3Copenhagen Conference "Sequela"

3.1 Eco-ethics Alone Can Not Solve the World's Ecological Problems Eco-ethics as "soft constraints", does not work in reality since it can only exert influence on public's attitude toward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rational persuasion ". Thus, eco-ethics has its limitation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human being continue to wreak havoc on natureeven though the anthropocentrists or non-anthropocentrists recognized intrinsic value of non-human existence, because there is some realistic factors other than moral factors.

3.2Factors Affecting the Application of Eco-ethics

3.2.1 Social Factors Eco-ethics focus on ecological good and evil concept, ecological conscience, ecological justice and ecological obligations, etc, and all of them involves individual interest since the superposition of individual interest result in group interest. Neither anthropocentrists or non-anthropocentrists could deny human's right to plead for nutrition from the nature because human desire continues to grow because of its primate sociality. Soil cultivation and wood cutt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fossil fuels consumption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essentially the growing demand of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Consequently, "national survival pressure" and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become the alibi for their damage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3.2.2 Political Factors Prevention and governance of ecological crisis has extended beyond ethics area to more the complicated area of politics in that it involves group, national and even global interests, rather than only personal affairs.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claims asserted by eco-ethics. Nevertheless, they refuse to implement environment-friendly policy due to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Meanwhile,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istricts also attempt to legalize their damage to environment. A series of episodes in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 are precisely the reflection of national political struggles, such as the climate experts' e-mail exposure event, "the Danish Proposal" which spli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who deny their air pollu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but require more efforts from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reduce emission.

3.2.3 Economic Factors The thesis which eco-ethics has been attempting to prove is that human should be moral to nature. First of all, human kind should adhere to certain principles in their economic activities since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thecommonest way in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Eco-economy is a kind of economic model different from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industrial economy". Echo-ethics asserts that eco-economy model which emphasis ecological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unity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should be adopted. Thus, eco-economy and eco-ethics echo each other. But at present, although eco-economy has become the tren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reen and eco-oriented economy within a short span of time.

4The Significance of Eco-ethics in China

Modern China has been taking the forefro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s the earliest developing country who participates in the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rogram". Eco-ethics will exert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a's future economy. Take the conference as an instance, the "reversed transmission of pressure mechanism" will accelerate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de transformation and even offer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be a pioneer in green industry revolution which is reacted to climate change. However, China, in a western-dominated international system, shoulders its responsibility as a power country without carrying corresponding leadership. If we successfully transit our economy to a low carbon economy with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economic regulation, China will become a power with knowledge system output. Shortly after Copenhagen conference,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low-carbon economy" boom, dividing into three categories: high-carbon transformation, low-carbon upgrades and non-carbon alternatives.

But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addition to ecological ethics applied to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utside the fiel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summarizes all aspects of public opinion, those in power to develop long-term planning. The current study found that the current round of climate change, human emissions of carbon dioxide out of the number of only 65 million tons, while the bacteria emit 150 billion tons. The real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may be enhanced solar activity. In the interest of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for high voices climate negotiations, not forgetting water resources, waste disposal and other ecological crisis.

References:

[1]Aldo Leopold,A Sandra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pp.203-204.

[2]Arne Naess, ”Self-Realization”, in Ruth Chadwick & Doris schroeder (eds.),Applied Ethics: Critical concepts in Philosophy ,Volume IV environment,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 2002, pp.195-196.

篇7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 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 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 [3]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篇8

[关键词]旅游管理 旅游伦理教育 教学方法

[作者简介]刘中艳（1972- ），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湖南 株洲 412008）

[课题项目]本文系湖南省2012年教育规划课题“基于胜任特征模型的工商管理本科应用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No.XJK012BGD0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和湖南工业大学2011年教改重点项目“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伦理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1B07）的终结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18-0101-02

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旅游业中的伦理问题日益凸显，旅游行业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瓶颈。旅游企业极端功利主义倾向严重，旅游景点过度开发，导游人员变导购私拿回扣，旅游者道德行为欠缺，旅游文化过度向商业化蜕变等伦理道德滑坡现象成了不可回避的主题。旅游伦理教育渐渐成为高校旅游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高层次的旅游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旅游伦理教育的概念界定

旅游伦理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通过实践运用到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新兴学科。旅游伦理是伦理学的应用学科，是关于旅游者和旅游利益相关者的道德学说，是近些年来旅游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旅游伦理的主体是旅游者和旅游利益相关者，其基本问题是旅游道德和旅游利益的关系问题，其基本理论框架包括旅游伦理关系、旅游伦理意识和旅游伦理实践三个方面。旅游伦理教育是指旅游行业或旅游组织为人们接受和遵守其合乎自己需要的道德规范的要求，自觉履行相应的道德义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人们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的活动。旅游伦理教育具有普遍教育、素质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特征。

二、旅游伦理教育的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旅游伦理教育的研究比较早，在旅游伦理教育的内涵、旅游伦理教育的模式、途径及内容等四个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高校的旅游管理专业都开设了有关的伦理学课程，还出现了促进旅游业道德规范发展的专门机构，如国际伦理与旅游服务质量研究所IIQLIEST等。1999 年世界旅游组织决议通过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阐明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设立了旅游伦理委员会。在学者研究方面，John Hultsman讨论了把伦理注入旅游教育的问题，认为旅游伦理教育的目的是解决旅游活动中的伦理问题。John Tribe提出了道德的旅游行为教育模式，并提出了三种教育形式。David Fennell明确指出旅游伦理教育需作为必修课开设，并认为旅游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缺失问题，还包括教育目的和质量观问题。Zagonari认为应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来平衡对学生的教育和实践。

目前国内对旅游伦理教育的研究多表现为针对旅游伦理所涉及的部分内容如旅游伦理教育的主要内容、具体对象、实现路径和教学反思等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在主要内容方面，韩玲认为旅游伦理教育内容可分为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交往伦理教育、生态伦理教育和经济伦理教育。夏赞才把敬重自然，保护旅游环境、尊重历史，理解文化差异、关爱他人，关心社会发展和完善自我，培养高尚人格作为当前对旅游者进行旅游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藤佳构建了“三位三联一体模式”教育体系。在具体对象方面，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将旅游从业人员作为旅游伦理教育的对象，提出了旅游从业人员的道德规范要求。第二种认为要重视旅游专业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包括旅游职业学校的学生和本科学生等作为教育对象。第三种对象是旅游者，分析了旅游者旅游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实现路径方面，韩玲则提出了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和旅游教化四方面的有效路径。王屏阐明了旅游伦理精神培育的实现路径。蔡丽梅阐述了旅游伦理建设的操作路径。张希提出了伦理培养实现路径。在教学反思方面，夏赞才认为旅游伦理是旅游高等教育中的重大缺失。韩玲认为旅游伦理教育的研究是我国理论界的一个盲区。

从上述文献研究来看，当前旅游伦理教育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过于强调职业道德教育。而旅游伦理教育不仅限于职业道德方面，还表现在旅游伦理意识和旅游伦理观念的培养等方面。二是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建议。一些研究者根据现实状况提出了不少加强旅游伦理教育的方法和措施，但是实证性分析少，建议较为空泛，缺乏可操作性。

三、高校旅游伦理教育的实证分析

本文试对湖南高校的旅游管理专业和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旨在了解高校旅游伦理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一共发放问卷361份，回收346份，有效问卷326份，有效率达90.3%。问卷主要由基本伦理概念认知、基本旅游伦理态度、旅游伦理教育内容和旅游伦理教育途径四个大部分构成。

1.基本伦理概念认知。此部分设计了5道大学生对旅游伦理教育和旅游伦理规范紧密相关的词语、条例等概念的了解程度，以期评估现有的教学效果。针对以上5个常识性题目，只有旅游职业道德规范熟悉、了解的人稍多，这符合我国关于旅游伦理研究的现状，老师、教材在课堂上更多提到的是职业道德规范，因此学生对这一名词有具体的了解。而其他的诸如“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不清楚的比例高达94.2%，而对于“旅游伦理”和“旅游伦理教育”两个名词不清楚的比例也高达66.7%和71.3%。说明学生对旅游伦理和旅游伦理教育问题了解程度低，不论是外界客观条件还是学生自身主观条件，旅游伦理教育没得到充分的重视。

2.基本旅游伦理态度。本部分从学生对于旅游与利益、经济，人与自然，社会和谐三个角度进行了基本伦理态度的考察。81.2%的学生对于观点“旅游属于服务性行业，在旅游规划与开发中，人的利益是根本出发点。为了游客的旅游活动更加方便，可以稍微改变自然生态环境，而后再进行调节”持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的观点。32.6%的学生比较赞同“旅游业是一个综合型产业，它涉及人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旅游规划要全方位兼顾每个不同利益个体，以达到动态平衡”的观点。94.7%的学生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旅游是一种经济行为，经济发展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手段。因此通过巧妙的规划和开发，实现旅游的终极目的，即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人、自然与社会和谐的基本观念和伦理态度，再次证明了加强高校伦理教育的紧迫性。

3.旅游伦理教育内容。在旅游伦理教育内容方面，学生们最熟悉了解的是旅游职业道德教育，熟悉率达85.84%；对于旅游生态伦理教育和旅游社会伦理教育的了解较低，仅达51.11%和42.28%；而旅游经济伦理教育和旅游交往伦理教育对于学生们来说则是很陌生的，了解比例仅达15.85%和12.92%。这说明在旅游伦理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和教材把重点放在了旅游职业道德教育上，这是片面的。高校在进行旅游伦理教育的过程中，既要强调旅游职业道德教育，又要加强旅游生态伦理教育、旅游经济伦理教育、旅游交往伦理教育和旅游社会伦理教育。只有如此，方能真正让学生受到旅游伦理教育。在旅游伦理教育内容与实践联系方面，53.8%的学生认为旅游职业道德教育在更大层面属于一种纯理论的教育，与实践关联不密切，缺乏实践性，在实际生活中缺乏操作性。这说明教师在进行旅游伦理教育时内容比较空洞、与现实脱节。

4.旅游伦理教育途径。在旅游伦理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方面，85.9%的学生选择了没有开设专门的旅游伦理课程，仅12.1%的学生选择开设了此门课程，可见学校开设旅游伦理教育专业课程或选修课程的太少。4.7%、11.9%的学生认为学校或教师采用了专题讲座和社团活动的组织方式进行了旅游伦理教育。34.7%和42.3%的学生在角色扮演和校园宣传方面接受了旅游伦理教育。值得欣慰的是，61.2%的学生认为教师使用了案例研讨的教学途径。另外，在“教师在讲授专业课内容时有没有着重强调过与旅游伦理相关的内容”的调查中，选择“没有”和“不清楚”的比例分别为45.6%和23.4%，说明教师在讲授相关课程中，大部分并没有将其与旅游伦理联系起来，教师本身对于旅游伦理的意识不太强。由此可见，一些高校并未专门开设伦理教育课程，学校和教师也不重视旅游伦理教育，导致很多学生没有旅游伦理概念。

通过对326份问卷进行分析，目前高校的旅游伦理教育现状主要呈现以下六个特点：第一，大多数学生没有“旅游伦理”及“旅游伦理教育”概念，对旅游伦理的很多常识也知之甚少。第二，学生的旅游伦理态度更多的是站在个人利己主义角度，认为旅游是一种经济行为，其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可以牺牲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关系。第三，旅游伦理教育内容更多的是与我国目前研究重点（职业道德教育）方面相一致，其他诸如交往伦理教育、社会伦理教育、经济伦理教育，涉及很少。第四，学校未开设专门的旅游伦理教育课程，学生主要从教师课堂讲解和课外阅读了解旅游伦理问题。第五，教师教学方法古板，未采用生动有趣的案例讨论或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第六，学生自身素质较高，因此具备一定的旅游伦理素质。

四、高校旅游伦理教育的提升对策

旅游伦理教育的现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归根到底还是社会、学校和教师的不重视。高校提升旅游伦理教育，可从加强旅游伦理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开设专门的旅游伦理教育课程、采用开放式旅游伦理教学方法、加大旅游伦理重视程度和宣传力度等四个方面着手。当然，改变高校旅游伦理教育的现状，还需加强教师的师德培养，将学校伦理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紧密联系等。

1.加强旅游伦理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当前的高校伦理教育过程中，学校和教师往往把旅游伦理教育看成是一系列伦理规范和准则的结合，是一系列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和硬性指标，从而学生接受到的也是必须牢记的伦理规范。事实上，旅游伦理不仅仅是一些规范，更是一种意识，一种潜在的价值观；旅游伦理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教育，更是一种价值观教育。对学生灌输伦理、伦理教育概念和旅游伦理规范都是一种强加的理论，得到的结果往往只是头脑中抽象的模糊的概念。在现实旅游活动中，这些理论的价值太小，因而不能形成新的伦理意识和价值。只有通过有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旅游伦理原理、规范教育，将其内化为一种价值观，才能在旅游活动中能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人们的伦理观念，进而达到改变人们实践活动。

2.开设专门的旅游伦理教育课程。作为专业课程或选修课程而专门设立的伦理教育课程可以使学生系统化地学习旅游伦理，从深层次上掌握和利用。大多数高校的旅游管理专业仅在公共课程里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而均未开设专门的旅游伦理教育课程。但是思想道德修养课中并未专门涉及与旅游管理专业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旅游专业的学生无法受到专门的伦理道德教育。若单独开设专门的伦理教育课程，更能将伦理思想和伦理意识根植于学生头脑中。

3.采用开放式旅游伦理教学方法。在教学方面，兼用传统教学方式和启发式、活动式的教学方法，如案例研讨法、角色扮演法等。传统教学方式具有传授知识快、接受对象数量大等优点，因此坚持采用传统式的教学方式是一种高效率的方式。但是传统教学只是把知识简单地塞给学生，很可能学生仅仅接受了理论，却没有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观念。所以在坚持传统的教学方式上，还需采用开放式的，诸如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典型示范等教学方式，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大大提高学习效率，有效地将旅游伦理知识内化为学生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4.加大旅游伦理重视程度和宣传力度。学校若重视旅游伦理教育，学生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意识到旅游伦理的重要性。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举办相关专题讲座，召开学术沙龙活动，开展系列社团活动，加大旅游伦理宣传力度，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养成学生的旅游伦理观念，这将比课堂教学给学生带来的意识冲击更大更深刻。

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促进了地方经济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旅游伦理问题。加强旅游伦理教育，将能更好地引导旅游企业的合理开发利用、强化旅游从业人员的伦理意识、引导游客的旅游价值取向、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从而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蔡树棠.“社会影响”理论和旅游职业道德教育[J].旅游学刊，1988，3（4）.

[2]付金朋，肖贵蓉，谢宇.10年国外旅游伦理研究评述[J].旅游学刊，2010，25（8）.

[3]韩玲.浅议旅游伦理教育[J].道德与文明，2005（4）.

[4]王屏.中国高校旅游专业学生伦理精神培养初探[J].理论与实践，2009（3）.

[5]王寿鹏，高天好.基于伦理维度的旅游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11，26（4）.

[6]夏赞才.旅游伦理概念及理论架构引论[J].旅游学刊，2003（2）.

[7]夏赞才，任燕.旅游伦理：旅游高等教育中的重大缺失[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3）.

[8]John Hultsman.Just tourism：An ethical framework[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5（3）.

篇9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中的价值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学、学、人类学等与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哲学、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篇10

关键词：新课程理念；中学；政治卓越教师；素质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354-02

中学政治教师不仅承担科学理论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任务，而且担负着培养学生较高的道德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的重任，因此，需要大批的中学政治卓越教师。所谓卓越，就是超乎寻常的优秀和不断的超越，一方面是超越别人，超出一般水平和状态；另一方面是不断超越自我，使自身的潜能和状态不断得到扩展和升华。政治卓越教师是“知识、能力与人格和谐统一的高素质创新型师资，即具有广博科学文化基本知识、精深学科专业知识和扎实现代教育学科知识的厚基础复合型教师；既通晓教育理论、又能很好地进行教育实践并娴熟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多能型教师；知识、能力和人格和谐统一的全面发展的创新型教师”[1]。在新课程理念下的政治课教学中，一名卓越的政治教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才能适应新课程改革对于政治教学的要求，全面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一、高尚的师德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在政治课学习中把握“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在这三维目标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作为一名中学思想政治课卓越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要把“传道”放在首位，即传授做人之道，立身之道。而教师的率先垂范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学政治课教师，以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更需要有高尚的师德，来感染学生，以塑造学生美好的心灵，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让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同时，政治卓越教师还应当具有以身作则的楷模作风，在工作、学习和生活态度等方面成为学生的榜样。

二、渊博的学识

渊博的学识是成为政治卓越教师的重要前提条件。“思想政治课教师渊博的知识的含义不光是书本知识，还应包含能引导学生轻松愉悦地接受新知识，在学中找到学习的乐趣和学习的方法，培养起钻研精神的高超的教育教学技能。”[2]政治卓越教师必须首先具备政治学科所需专业知识，即教师从事中学政治课程的教学活动所应具备的政治理论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包括政治学科知识、教育学科知识和其他综合文化知识。

首先，中学政治学科知识，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知识，政治学、经济学和国情等学科知识，以及社会科学相关的知识。其次，卓越教师要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透彻地掌握相关前沿知识，还要了解相关学科伦理学、生命科学、法学、国情学等学科以及形势与政策等的相关知识，不断拓宽自己知识的广度和视野，不断提高和扩充自己的知识层面，并将其有效转化为学生的知识，这样才能培养出“卓越学生”。政治教师要有丰富的伦理学、生命科学、法学、国情学以及形势与政策等的相关知识，并通过教学活动传授给学生。最后，教育学科知识包括普通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中学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中学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设计以及中学思想政治学科教学技能等。

三、强烈的创新精神

同志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政治卓越教师必须有开拓进取、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强烈的创新精神，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首先，教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敢于冲破传统思想和观念的束缚，提出新观点、新问题；其次，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更好地发挥政治课在实施素质教育中的作用[3]。第三，要紧密结合学生生活进行教学，引用学生身边的事实材料和学生关注的时政热点材料来分析政治课教材中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以弥补教材的不足。最后，创新和改革考试方法，“把过程测试和终结测试相结合，除了可以采用传统的单元测试、小测和期中、期末考试模式外，也可以根据学生参与活动情况、调查研究的认真程度、完成的大体情况，给予评定。”[3]著名教育家第多斯惠说：一个不好的教师奉送真理，而一个好的教师则是教人发现真理。政治卓越教师要培养善于发现真理的未来人才，需要先培养自身的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