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经典；文化传承；教育机制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3-JKGHB-0023）

近些年，伴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大学生社会就业面临诸多困难，其市场服务能力饱受诟病，文化素养的“低迷”与人格操守的“失范”更惹非议。社会对大学教育质量的质疑不言而喻。这种质疑一方面说明大学作为传承文化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它的重要性是被社会认可的；另一方面也明确表明了当代大学教育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存在隔膜。这种隔膜既有地域上的隔断，更多的却是文化上的阻隔，即大学生文化培育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协调。基于这种现实，拓展文化教育视野，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众多高校共同面临的课题。

当下，在我们为美丽的中国梦奋斗的时候，首先面临的是文明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这要求我们必须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历程，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内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有的文化基础并不丰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人们为工业文明而奋斗的时候，文化传承走向边缘，“现代”对 “传统”的遗弃是决然的。今天，面对滞后于经济的文化发展现状，面对社会文化的停滞和庸俗，在哀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时候，众多拷问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大学。就大学自身的职责和使命而言，它是承担文化教育的高等平台，无疑承担着更多的文化传承责任和文化复兴使命；就文化的发展而言，大学是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当大学在文化之

路上迷失方向的时候，社会文化很难不脱轨。大学的文化教育如何才能唤起国人的文化自觉、激发民族力量？这一切问题都提醒我们不能再漠视大学文化教育机制的建设与走向。

事实上，自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机制建立以来，大学教育为切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一直实行“专业”化教育，社会应用性的功利追求高，文化传承意识低。这虽然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但我们不能忽视形成这种教育传统的思想与制度渊源。在近、现代时期，中国与传统的决裂自1905年科举制废止开始，至五四兴起，彻底的“反封建”成为一面思想旗帜，对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决裂式批判使其成为中国进入“现代化”时期的标志。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被毫无质疑的贴上了“消极”的标签，“反传统”成为文化革命与创新的具体表现。其后，民国政府明令在学校教育中废除经科，传统文化的传承中从此失去了教育这一最大载体。这种在文化与思想上逐新弃旧的风尚对中国现代大学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古典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之中，事实上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恰恰以与中国传统文明断裂为标志”。

伴随着有意识的、系统的民族文化传承体系在大学的消失，对经典文化传承的漠视成为一种新的教育传统，这种教育所带来的文化失落在今天已经有目共睹。当经典文化稳定传承模式被放弃之后，削弱的不仅仅是传统价值的影响，更带来了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诸多

迷失。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院校升级和大学扩招的步伐，高校的规模飞速膨胀，庞大的新校区、现代化的场馆越来越多，“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的培养也形成“批量生产”境况……在招生、科研、就业率、综合排名等各类“评估”指挥棒下，教师在教学之外还有刻苦应对各种科研指标，学生们致力于各类资质考试。然而，在“优秀”、“重点”大学越来越多的今天，社会的评价却很无情：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滑坡，“学术失范”与“道德失足”等现象揭示出大学文化品味失落已积重难返。长期执着于知识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文化、人格素养培育的失重教育结出了苦涩的果实。

对此，应该说很多教育者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1995年，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状况，针对建国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来 “重专业”、“轻通识”、“重理轻文”等办学指导方针下的教育失衡状况，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全面展开。时至今日，文化素质教育已经走过了18年，论文、著作、教育基地，有形的科研成果很丰硕，可是大学校园里的喧嚣与迷惘依旧，大学的文化声誉仍在滑坡。文化素质教育并未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呈现出应有的心灵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

这种微效文化素质教育的症结何在？

我们认为，文化教育传导模式的不当选择是主要原因之一。

当前，为完成“专业培养”重任，高校普遍以“公选课”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第一课堂，但是，公选课的开设在很多院校基本上流于形式：课程设置随意，教师授课随意，学生修习敷衍，管理机制散漫……总之，从认识定位和实际效应上来看，这样走过场的文化素质教育注定失败多于成功。

鉴于此，与我国高校现行散漫的“公选课”模式相比，开设经典教育课程不失为一个良好的选择。在全球本土化时代的中国现代大学不能不慎重思考如何保证传统文化经典的人文教育功能继续得到发挥；把中国经典文明作为所有中国大学生最基本的共同教育是我们实现文明复兴的根本途径之一。

历史的看，大学作为正规教育的高峰，理所当然地负有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使命。以“通识”为目标的文化素质教育不能不发挥文化传承的作用。以经典作为通识核心课程，是传承文化价值的有效方法。这在西方的教育中经过了成功的实践。20世纪初，面对工业革命导致技术压倒人文的社会现状，西方国家一些大学为此展开了关于经典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希冀以经典教育的方式传承和保护西方经典文化。这种教育理念为西方传统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以经典教育完成对文化传承的坚守在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中有悠久而光辉的历史。世界四大古老文明都曾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中国文明是唯一不曾中断的，它得益于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始终保有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局面，更得益于儒家文化中心地位的稳固。儒家经典教育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培育道德人格，维系社会风尚的主要手段，作为“民族的脊梁”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古代社会文化结构中起重要作用，他们所接受的经典教育对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现的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纵观古代经典教育历程，它所呈现的教育内容与形式上的切合机制值得我们学习。

在古代，文化思想的传播手段长期体现为“教化”的一元模式，政治教化是主导也是唯一的合法手段。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学校教育为统治者所重视从而成为完成文化、思想教化的重要系统。我国古代的教育体制是在“学在官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昌盛一时，但秦汉以后， “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建立，文化传播逐渐变成帝王意志的传达过程，其传播模式体现为权力影响下的官方文化传播。在这种文化传播中，有一个突出的文化选择定律：只有符合时代政治需要的文化才能被选择并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发展成为主流文化—— “正统文化”。由此，官学成为主流文化思想的传播中心。例如，自汉代以后，儒学独尊，儒家思想成为官学教育的根本内容。从中央官学到地方官学，儒家经典均被作为基本教科书。宋明以后，“四书五经”更成为科举取仕的最高准绳。在这种强大的教育引导下，私学自觉相随。儒家思想的教学内容渗透到私塾、义学、书馆、书院等各类民间教育机制中。其影响遍及了社会各阶层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这种以阐释儒家经义为基本内容的文化教育传承机制成为汉以后中国文化思想传播的主要形式。自以后，民族危机意识日益加深，戊戌维新运动、、“五四”等思想启蒙运动不断发展，体现出以文化变革为基础来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这种文化反思最终带来了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反叛”，经典教育在现代大学成立之初便被排除在文化培育机制之外。

今天，应该说我们对经典文化重新有了科学的认识，“批判的继承”体现出一种科学审慎的文化选择态度。传统是了解和认知现实的前提，现代无法与它完全决裂。现代教育者应该具有清醒认识经典文化品味的眼光与情怀。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心灵和精神的支撑，如果没有明智的文化传承教育，在文化多元化与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又怎样实现对他文化的有效吸纳与融合？高校经典教育的意义，就在于把学校教育作为具有独立思想意识并承担社会职责的机制确立。

高校现在所推行的文化素质教育的意义在于“为学生个人成长空间之外提供共同的学习经历，形成大学生普遍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观”，经典作为文明的载体，“既是对过往划时代智慧成就的集大成，又是后世思想活动的理性依托”[2]，对拓展大学生的学术、文化视野及人文情怀的培养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经典著作卓越的思想与文化底蕴决定了经典教育的品味和生命力。

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中，很多院校意识到了经典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并设置了相关课程，效果却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内容设置上，一般均以“概论”或“通史”式的模式授课。这种“通”往往停留于入门水准，侧重对某方面知识“概”而“全”的介绍，只能达到普及常识的程度，很少涉及对经典思想性和学术性上的深入探究。学生所获得的只是表层的知识，难以触及经典的思想内蕴，经典的文化感召力也就无从发挥，无法实现弥补专业教育缺陷的初衷。在形式上，很多高校普遍采用了公选课程体系，众多选修科目按模块分布供学生自主选择。这种设置看似科目齐备，选择灵活，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予取予求的选课制的随意性与授课的随意性，使得选修课程成为很多学生投机取巧混学分的捷径。公选课程的低效在高校已经成为通病。这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宗旨背道而驰。

针对这一现实，我们认为经典研习教育机制的确立可以弥补这一缺憾。通过深入研读经典原著，能使学生感悟到作者的思想、智慧，切实了解历久不衰的经典所反映文化领域的博大精深，进而领略人类文明的精义和作者深厚的人文情怀。在现有的教育平台中，这一机制的可行性与效度也是非常明确的：

其一，如前所述，经典教育在中国历史中曾长期沿用并对文化稳定传承起过显著作用，在西方也被通识教育流派视为培育理性、弥补工业文明下文化失落的最佳途径。在我国港台地区，高校经典教育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些为我们当前的经典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二，高校经典课程的开设符合学生的能力水平。就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广度和深度而言，针对大学生的文化与品性教育相对于面向中、小学生以单纯背诵为目的的“读经”活动而言，无疑更能切合学习主体的文化和精神需求。

其三，开设经典课程对现有专业教育模式下的课程设置、教学秩序并无冲突。只要有过硬的师资，相关经典课程即可置于原有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开设。只要坚持将经典研习形成传统，就能有效发挥其文化和思想内蕴。

其四，经典作品的多元性赋予学生更多的文化选择。在大学生积极追求人生价值，提升人生境界的青春岁月里，经典作品深厚的文化内蕴与超越性思想内容能给与他们广阔的文化视野与思考的能力。深维度的经典教育让学生获取文化养分的同时，更可以思考生命的意义，感悟人生的价值，建构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意义世界，真正实现以文化“化”人。

参考文献

[1] [2] 董云川，周宏.大学的文化使命—文化育人的彷徨与生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第30页，第24页。

[3] 程美东.中国现代化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4] 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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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学;语文教材;文化传统;教育价值

【中国分类号】G43

一、国学概念

“国学”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朝末年。随着1840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炸开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大门开始，欧美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当时国人称西方文化为“西学”，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便被称为“国学”。最近这几年，“国学”一词经常在一些报纸、杂志、电视等各媒体中会见到，各种各样的国学院、国学研究所、国学堂相继出现。国学热的出现和升温，说明我们国人对国学的博大精深以及认同感进一步增强。

国学的定义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国学的经世致用，一种是国学就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虽然他们对国学的认知并不一致，但是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一致的。国学，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学术。国学在民族文化中具有一种潜在的情感色彩和价值评价，是与民族的、国家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国学的根本要义是对古人思维成果和高尚精神的再现，经学以及诸子百家之学皆归于其中。“国学”记录以往，开启后来，丰富中华文化。“国学”的核心问题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二、国学在语文教科书的地位、意义及作用

语文教材作为语文课程的物质载体，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对语文教材选文的文化传承功能做过较为深入思考的有很多作家与学者，朱自清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从文言作品学习的角度来思考该功能的。他强调文言作品的学习：“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得经过古典的训练，才称其为受教育的中国人。”语文教材，特别是当中经典的选文，应该肩负起培育文学、文化素养的重任。

1、国学在语文中可以给学生传递一种文化价值观

国学经典凝聚着古人思想、生活、语言的精华，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国学经典中包含的道理，是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这就是我们的学生在朗读、背诵国学经典时，收获到的不只是对其外在语言、表现形式的学习和把握，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学经典的语言表述，在学生脑海中建立起对其中所蕴涵的思想、情感的价值判断基础。

2、国学在语文中可以培养学生鉴赏、借鉴能力

从国学经典教材中学习领会到内在思想蕴涵、艺术韵味和逻辑欣赏的能力。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可以拓展学生的辨别思维能力，提高学生艺术思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有着积极地指导作用。借鉴能力是语文能力中一种较高的能力体现，主要是指学生对已学知识或技能的转化和吸收。借鉴能力具有模仿的性质，但又有较高价值的创新，是学生学习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方面，也是学习知识的根本目的之一。

3、国学在语文中可以让学生积累丰富的知识，充实写作素材

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文化、历史、天文、地理、古今人物等常识，应有尽有，当中诸多知识和道理的组合都是条理有序，义理、典故穿插出现，使人读起来饶有兴味。并且这些都富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其所关注的都是苍生百姓、社稷江山等重大社会人生问题，其境界之大，视野之开阔，关注之深切，都是非常值得今天学生阅读的。这些国学内容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有些典故还可以在写作中应用和体现。

由此可见，国学内容在语文教科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其意义和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三、国学在语文教科书的体现

现在的中学生名著读的越来越少，人文教育严重缺乏。一个学生自小学到高中，接受十二年的语文系统学习，却没有学会读书。据调查，有相当的学生不读文学名著，只看教科书和参考书。经典文化是人文素养的主要来源，最近几年的中学语文课本增加了不少文学名篇和古文阅读篇目，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生获得传统文化的途径。尤其在古诗文方面。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在古诗文方面已有较好的体现。但是从教科书选文的总体上看，台湾语文课本国学内容更为丰富。大陆语文教材范文选编要求“文质兼美”，概念比较笼统，台湾国文教材范文选编提出的“语文训练、精神陶冶、文艺欣赏兼具”则紧贴“培养语文能力、增进文化常识、提高思想水平”的教学任务，让教材、教学和任务构成完备的体系。所入选的范文以传统的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为文化背景，囊括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文学、艺术、自然、科技等。其编排和选文，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国文学习，充分发挥了作为“学习资源”、“学习工具”的功能。

四、国学的教育价值

语文课程，对传承和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学的根本要义是对古人高尚精神的再现，我们要通过国学教育来传播国学，通过教育来复兴国学。国学内容不仅体现了语文的课程性质，其文学和文化的成分，更是形成与发展学生语文素养的丰厚资源，是实现语文课程目标的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此外，还具有众多的当代教育价值，最为显著的，是它对中华的认识价值、对民族精神的传承以及人格精神的培育价值。

如《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蒙养教材，四书五经，管子、老子和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孙子这些人留下的典籍，还有儒、墨、道、法四家的若干基本观点等等。这些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尤其四书五经，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国学基本知识。所有的这些当时都是为了学习为人和处事的。全部“四书”给了我们进德、修业和修己的功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李荣胜.国学是什么[M].华夏出版社,2011

[2]蔡富清编选:《朱自清选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3]曾睿.国学经典对当今教育的作用[J].教研视点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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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管理思想；借鉴；凝聚力

五千年中华文明，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传统文化作为最为宝贵的财富，经过长期的积淀，深深扎根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它的优良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是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再生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知行合一观，重视人的精神生活；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追求真理；团结互助。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传统文化并非一潭死水，而是一个动态系统。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统文化，并在实践中革新与丰富传统。对传统文化决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必须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清除那些过时的东西。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辩证关系看。世界文明并非是某一个国家民族作用的结果，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给世界文明以重大贡献。当代西方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热，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中国古人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以及人们所熟知的“岳母刺字”等民间传说，都是在倡导一种为国家、为群体献身的精神。因此，素质教育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将会激发爱国热情，增强爱国情感。

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的继承与发展，上下五千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历经了多少次浩劫与磨难，但却薪火相传永不灭，这就表明了传统文化也有其普遍的意义。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现代生活不可能建立在虚无之上。否定传统文化也就等于否定历史，人为地把自己的根割断。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是可怕的。

英国文化学家怀特认为，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文化孕育的果实。否定传统文化，就必然抹杀了民族精神。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要发展，就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地阐释，赋予新的内涵，使其摆脱传统文化的弊端，更加适应现实生活。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

第一，心力与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遗留，其包容性不可小视。这种包容性是超越时空界限、超越民族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兼有“大一统”精神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了民族认同感。传统文化有这样的力量，用一只无形的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一股合力，将民族的感情化成一个牢固的整体。

第二，传统文化是一种发展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两千多年来，尽管后期逐渐成为束缚思想的工具，但其也曾经为我国经济、政治和科技的发达、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爱国主义与忠：社会成员愿意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这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提倡愚忠。家庭与孝：家庭式社会组成的最基础部分，而且家庭是社会的雏形，在进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对社会精神、文化活动中起到一定的传承作用。自我奋斗：《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我的奋斗意识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个人创业、创造、突破、创新，也有利于激励整个社会发展。

第三，人格的塑造与价值观的形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而不是道家。儒家提倡的入世精神，面对社会的不公，选择的是愤世。而不是道家，提倡出世精神，选的是弃世。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有利于书里更加积极的生活观念。

中国文化向来关注的是现实人生。不会像西方那样，认为自己有原罪，认为自己这辈子是来赎罪的，是为了下辈子能在天堂过上好的生活。我们最多考虑的这辈子的事情。传统文化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都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一种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形成了十分务实的精神以及生活态度。

第四，品德、道德理念和天人合一。《易经》：“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传统的道德从孝悌引发出来的社会伦理关系仍在发生极大作用。天人合一，这是一种对于生态理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这种理论化解了传统观念中人与自然对立的思想，努力促成了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这才有了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三、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的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是由其自身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所具备的时代特点决定的。是既恬静、和平又积极进取的文化，而包容、承顺则成了此种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正因为中华文化能够承顺前代、包容外来，所以她才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在这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传统文化管理思想总结为：其一是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所谓的治国学就是探讨治国方略；另一类是治生学，就是探讨人生哲理、修身养性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家立业乃至治国平天下，没有好的修养是办不到的，下面从儒、道、佛、兵、法学管理思想借鉴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儒家管理思想的借鉴。中国文化建立在人与人的协调关系上，持之以恒地进行着一个“礼运大同”的运作，从而构造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环境。其思想盘根错节，追本溯源，则与儒道释有关。

儒家思想蕴育于“仁爱”。“仁者”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兼济天下，要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兼善则必须泛爱，“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老安少怀的志愿正表现了“仁者”的胸怀。

儒家认为，社会为个人的集合体，有群体的存在方有个体的活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修己与爱人成为经世哲学。儒家言爱，由亲而疏，由小而大，由近而远，适合人性而又富有人情味。“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简言之，儒家思想侧重伦理道德，目的在于建立人与人的协调关系。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治人”儒家思想把生产管理的主体――人，推到管理的前沿，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以人为本的要点。

第二，道家管理思想的借鉴。道家思想其最终目的在于寻“道”，是一种玄默深藏心企自然的哲学。何谓“道”，即自然之本源。应用于世，则主张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真善一体。这种涵盖天地，兼容并包，强调有机整体的运思方式，目的在于建立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人。他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的史官，职位低微，但却能看到周朝收藏的许多文献，这对老子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子的唯一著作是《道德经》，也称《老子》，只有5000多字，但言简意赅、观点明确、论证严谨。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哲学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环境、管理策略和管理者自身修养等多个方面，其中“无为而治”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第三，佛家管理思想。佛家的思想主张清心寡欲，见性成佛，与心的觉悟来认识宇宙与人生的究竟，目的在于建立人与精神的协调关系。儒、道、佛三种思想泾渭分明，但从实际看来，又都是以人为本，关爱生命，让人的价值，让人的生命得到一种升华，实难绝对划分清楚。三教合流，互不排斥，这也是形成中国文化提倡百家争鸣，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开放特性，因有王道文化之称。不可否认，以上这些思想至今仍葆有生命力而具有现实的意义。特别是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积极因素仍然风采依然，不失为万世师表。

第四，兵家管理思想的借鉴。兵家文化在中国起源于春秋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作是《孙子兵法》。该著作是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后被吴王阖闾拜为上将，率军伐楚，大获全胜。《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贡献世界各国是公认的，可与二千二百年后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军事离不开管理，管理又可从军事中借鉴宝贵的经验。

第五，法家管理思想的借鉴。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后经演变形成体系。法家坚持以法为中心，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尚法不尚贤”，认为管理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健全的法规制度作为保障。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年韩国的贵族，著有《韩非子》一书，现存五十五篇。韩非总结前代法家思想实践，提出了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理论，对于现实管理也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适应性和凝聚力

第一，“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多样性、包容性决定了他的广泛适应性和同化能力。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仕以“平天下”为己任，民以“天下太平，四海归一，安居乐业”为思想境界。它包容了现实主义、理性主义思想，以“仁”为核心的民本主义思想，重人轻天、以人为本的思想，德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积极救世思想，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等等。不可否认，“大一统”思想，以全局为重，维护整体利益，这对构筑中华各民族的大团结，对稳定国家的统一，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二，传统的道德观念，抑制和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稳定了社会秩序。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基调：“崇高的道德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道德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生一世，首先要做一个正派的人，有道德修养的人。”强调重义轻利的风尚，不以贫贱为耻的精神，言行一致的作风，修己以安百姓的品质，使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道德的风尚，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功不可没。

第三，人际关系的“群体意识”，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文化渴望建立和谐美满的人际关系，它对人际关系的和谐，群体力量的发挥，民族文化心理的融合，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四，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对社会长期发生作用，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将对人们现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检验，新的取舍，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必须努力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决定作用，它是建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公正性。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制思想上强调实行人治。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君子谋道不谋食”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旧的价值观的否定，从而增强人们的务实精神与进取精神。实际上，人们的实践活动，是离不开利益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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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室内设计；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借鉴

引言

作为一名初接触艺术的学生，经过了四年对建筑室内设计理论知识的熏陶和专业实践的练习和认识，更加激发了我对室内设计自己这个本专业的学习热情和研究兴趣。室内设计是在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直接推波助澜下诞生，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才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一个成功的室内设计师，在他的室内设计作品中，既要满足最基本的功能要求，更要体现审美的内涵，是功能与审美的完美统一。而要使室内设计实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就要求现代设计师对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理解钻研和研究，并把传统文化精髓成功传承借鉴其中，这一点是现代我们每个设计师的使命和任务。

一、关于室内设计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概念论述

1.现代室内设计的概念和国内外发展

根据我本科四年对专业的学习和理解，一个成功的室内设计就是很好的满足了功能要求和精神需求的室内环境。同时，它要根据建筑物所要求的相应标准，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和美学原理，来达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这里的功能要求很容易理解，就是满足人们的使用需要，实现其价值；而精神需求则包括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积淀、建筑风格形式以及所处的环境和气氛等等方面。

虽然现代室内设计在设计界还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仅仅是近数十年的事，但是它的发展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人类文明伊始的时期，人们就有意识地对自己生活、生产活动的室内进行安排布置，甚至美化装饰，营造出他们理想的室内环境气氛。在我国国内，设计界在室内设计刚成为独立的专业时，就倡导设计文化要保持和发扬民族的地方文化特色，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国外，许多著名的建筑都体现了对传统文化和精神功能的需求。例如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来，哥特式、古典式、巴洛克和洛克克等风格的各类建筑及其室内装饰均日臻完美，艺术风格更趋成熟。

2.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

然而我们对于传统文化，要有新的概念，人类昨天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于今天而言，都是传统文化；今天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对于明天而言，也是传统文化。所以，传统文化不等于落后。而聪明智慧的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早已经把那些落后的糟粕淘汰；而对于像中国的仰韶文化、古埃及文化等等让我们叹为观止的人类文化精华，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科研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都被我们小心翼翼的保留下来了。

二、在室内设计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借鉴

提到文化，它作为人们精神文明面貌的代言人，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进步和转变历程。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佛、道三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他们三者的相互斗争和融合，并深深影响着无数历史和当代的中国设计作品。体现在室内设计中，儒家的中庸之道在当今的很多品牌的房地产室内设计中尤其典型和突出。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提高和进步，人们对居住环境的精神需求达到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和境界，跟们更加推崇环保和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审美境界，这样就更加要求设计师在满足了人们基本的需求后，把设计重点放在设计手法、技巧和氛围的营造上。利用人工造出自然之美，使人与自然亲密和谐统一；而室内设计中对道家文化的传承和借鉴，主要体现在室内的空间设计上。利用各种技巧和手段使空间虚实相生、变化多端，同时引入室外景色。利用空间隔断和装饰手法，增加室内空间感和开阔感。另一方面还体现在意境空间的营造上；佛教重视精神上的超脱和自由，主要体现在古典与现代、中式与西式的各色家具的略带沉稳却又不显老气设计风格中。

任何一件设计作品都一定程度的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体现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更是如此。室内空间的造型、装饰和陈设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和精神追求，由此形成了风格各异的现代室内设计。它是一个民族精神追求和文化内涵的集中体现。在室内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维借鉴，创意无限

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就是儒、佛、道三家的文化，强调事物的辩证统一以及自然观上的“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利用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著名的科学发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的思维方法和精华。

其中意象思维尤为突出。这种创造性的思维着重从特殊性里把握普遍真理，应用到设计中就会形成新的创意。这种潜意识的思维可以超越任何阻碍，增进人与人之间更高层次的彼此交流和沟通。我们的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如果能时刻做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自然观和哲学观应用进去，产生的效果和成就往往是出人意料和相当成功的。创意也会源源不断的涌进设计师的头脑。

2.运用传统符号进行装饰，形式、内涵完美结合。

中国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图形和纹饰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距今7000―5000年的中国仰韶文化，留给我们的学者丰富多彩的彩陶图案，其中最为著名和引起无数猜想的有鱼纹、鸟纹和蛙纹等动物形态，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至今仍是无数专家学者和美术院校的师生研究的重点。还有许多成语典故、人物传说更是广为流传。这些都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符号。它们肩负着凝重的历史怎人敢以及未来强大的蓬勃生命力。这种功能与精神、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也许要用现代的设计语言进行重新的诠释。作为营造传统的文化室内环境的有效装饰元素和手法。通常采用抽象简约、符号拼贴和移植与嫁接这三种装饰手法，达到传统文化进一步延续与发展，使新旧、古今结合，并让传统艺术和文化在室内设计中得到广泛的传承和借鉴。

3.运用陈设艺术，开拓性灵意境。

在这里，我把陈设艺术称之为室内设计的“灵魂”并不为过。陈设艺术是由于历史、地域、宗教、文化、经济、习俗、环境等因素的差异而形成的，陈设艺术以其千姿百态的形式在空间

与人之间传递着某种特定的氛围和情感，它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并担当起了重要的历史使命。陈设艺术同样以实用性的功能满足为基础，并最终达到室内装饰的灵魂的效果，它所呈现出来的庄严典雅和潇洒飘逸的风格充分体现了人性化设计，使人看上去赏心悦目，并很好地陶冶情操。对于现代室内设计，在气氛和意境的烘托上，陈设艺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同时陈设艺术通过一些特定的表现手法能够传递传统，使陈设品超越其本身的美学界限而赋予室内空间以精神价值。

在我们所接触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都不止一次的表达了对自然的崇尚和亲近自然的态度和理念，而“天人合一”理念的提出正是自然情怀的集中体现和表达。古人把他们顺应自然、喜爱并亲近自然的情怀表现在很多的设计中，而在室内设计中的表现尤其突出和精彩。一方面表现在室内空间的处理上，室内不再到处是冷冰冰的家具和日常用品，而是把大量大自然的景观移植到室内来，使室内更加精巧、和谐和完整。常用的设计手法主要有室内不再做成密闭的空间，而是借助于窗户、门等结构的变换形成对外开放的空间，体现人与自然的紧密和谐共生的关系；另一方面体现在室内陈设的应用上，把更多的自然景观的元素应用在室内，就是在室内养殖绿色植物和盆景。有很多盆景都有其特定的象征寓意和室主人的情感表达，这一点和中国传统室内陈设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现代室内设计传承并借鉴，并把它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结语

经过对室内设计这门专业几年的学习和研究，我发现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室内设计方面的应用还很少。还不能做到充分体现我国的传统文化内涵和精髓。主要问题体现在没有重视室内环境独有的特点和要求，对建筑形式与内部空间的整体统一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同时对传统文化盲目照抄照搬、追赶潮流，并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和价值。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室内设计中存在的不容忽视的问题。认识到不足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空间。这对任何一名中国设计师来说可谓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牢牢珍惜和把握伟大祖先留给我们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尽一切努力责无旁贷地发扬与传承它，同时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真正做到二者的紧密结合和相互融入，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借鉴中形成现代与传统完美结合的室内设计风格，让更多成功的中国室内设计走上国际舞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黄艳丽,中国当代室内设计中对传统文化传承方式的研究[D].中南林学院，2005.

[2]潘吾华.室内陈设艺术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3]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5]崔世昌.现代建筑与民族文化[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

[6]王建华.设计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更替[J].装饰，2003，(05).

篇5

关键词 华语电视；身份认同；消解；建构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华语电视是全球传播中的重要一支，它不仅在为争取世界“话语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传承中华文明、服务全球华人的使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对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华语电视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因适应全球传播的逻辑，消解了民族身份认同的功能。本文试图从“消解”与“建构”两个方面，谈谈华语电视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

一、电视对外传播与民族身份认同

现代国家已经意识到，媒介在政治领域以及构筑民族身份认同方面起到的巨大作用，无论是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都力图通过一定的方式来确保大众对国家的认可与忠诚，从而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延续和发展。

（一）电视与“想象共同体”

民族主义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遵循人类学的精神，将民族看成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米歇尔·舒德森进一步指出：“所有社会都存在于想象中，个人对于任何超越他日常生活中面对面接触的人群（即使是对这种社群）的认同，都依赖于想象的跨越。想象的贡献就在于将这些可能的人群中的这个或是那个提供给个体，作为其身份认同的主要基础和家庭之外的效忠对象。”

不同的传播形态、传播方式对于构筑“想象共同体”的方式也不同，电视通过声音、文字和影像的方式，让民众更容易、更直观地“看到”了国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因此，电视成为构筑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电视通过播出各类节目（新闻、专题、综艺娱乐、纪录片等），建构出一种供千百万人同时共享、消费与想象的民族文化资源，在为家庭或国家的仪式提供新内容的同时，也在传承和弘扬传统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媒介事件通过电视现场直播，塑造了一种仪式的集体参与感，促使一个国家的民众在特定时空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例如“”、“北京奥运”、“国庆大阅兵”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直播，都能激发民众内心积蓄已久的民族自尊心和集体意识。

（二）海外华人华侨的身份认同

海外华人华侨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超越了地理环境的限制，他们接触或经历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形态，因此这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已经不再依靠地缘、血缘、种族等因素，而往往陷入一种混杂的多重身份之中。此外，在全球传播的背景下，人们接触到更加多元的文化，虽然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了异质文化之间的交往，但是全球文化互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民族身份认同。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由此可以看出海外华人华侨也面临着身份认同的问题。

二、华语电视与民族身份认同的消解

（一）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解读

电视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混杂化现象。仅从目前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格局来看，海外华人华侨可以接收到的电视包括中央电视台中文华语电视（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等）、海外华语电视（美国中文电视、麒麟电视等）、港澳台华语电视（凤凰卫视美洲台、TVB翡翠台等）、以及近年来利用长城平台播出的各省级国际频道（北京电视台国际频道、湖南电视国际频道等），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在海外落地的华语电视已经超过了70家。

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文献指出，全球化的过程正在导致通俗、地方多重文化的扩散，它们只能部分地对应于、认同于特定民族国家内部的主流意识形态。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华语电视的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包括中央与地方、大陆与港台、海内与海外等多家媒体机构，它们本身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就是不一致的，因此电视所承载的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另外在文本解读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评判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不再拘泥于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人们的思想得到彻底的解放，由此对于民族身份的认同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例如，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作为国家级传媒机构，禀承的是：“传承中华文明，服务全球华人”的宗旨，无论是节目内容、形式和风格都显得权威而严肃，节目的意识形态较为明显；凤凰卫视的运作则更多考虑的是节目的收视率和影响力，因此节目制作采用“明星模式”，通过对主持人和时事评论员进行明星式的包装、宣传，使它逐渐成长为在全球华人中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同样是华语电视媒体，但却是不同的传播视角和观点，这种混杂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稀释、冲淡了民族文化原有的风貌特色，也给海外华人华侨的文化身份带来认同上的模糊。

（二）市场逻辑催生消费社会的形成

事实上，媒介并非总是需要直接扮演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角色。在新的全球传播条件下，华语电视必须积极适应全球市场的环境。以省级电视台湖南卫视为例，“快乐、活力、时尚”的品牌形象在海内外深入人心。从2004年10月开始，湖南卫视的海外版频道先后通过中国长城平台、澳大利亚翡翠互动中文电视平台、美国麒麟电视平台成功落地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截至到2008年12月，国际用户数已达150万。澳大利亚翡翠互动中文电视平台在悉尼的问卷调查显示，湖南卫视国际频道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澳洲中文普通话频道”，《快乐大本营》被授予“最喜爱的普通话电视娱乐栏目”。

市场的“非政治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他可以借“民族的产业”而非“政治的宣传”之名义，生产一种新的认同形式。例如“超女”现象——2006年“伦敦中国年”的形象大使是湖南卫视“超女”冠军李宇春。吕新雨对此分析道：“以‘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来表征中国的可能性及其实践，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中央电视台优势地位的威胁和挑战。”中国媒体目前正在经历市场主体的转型，这一逻辑的转变也给对外传播的华语电视带来认同的障碍。这一转型随之带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消费主义社会的形成。

消费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体验，更是一种自我展示与表演。消费重要的不是过程，而是对商品文化与表征意义的消费，是一种重新定义社会成员身份和消费意义的过程。媒体对消费社会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罗宾斯和韦伯斯特将电视视为“广告的第四纬度”，因此包括电视节目、电视广告都可以渗透到消费者的头脑中，从而影响和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消费”形成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传统的民族身份认同。

三、民族身份的重构

在多元思潮交锋下的后现代社会，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地域、语言、文化这些传统的“象征符号”日益丧失其民族界定能力，“非民族”集体认同结构的兴起，“非地域”社会群体的发展（阶级、种族、性别、宗教），以及借由电子传播手段形成的新的社会群身份（虚拟社群、消费社群、亚文化社群）在逐渐分化和取代传统民族国家认同。这使得现代民族国家必须面对身份重构的问题，华语电视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民族身份认同进行重构。

（一）建构认同的内容——传统

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总会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比如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它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最重要的标志。怀旧情怀、寻根文化、传统复兴都是构建民族认同的形式，它们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是“再现”传统。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再现。《文明之旅》是一档国际化人文类高端访谈专题节目，以中国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交流沟通为主要内容，力求搭建中外文明对话的平台。2012年4月23日邀请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张立文，探索中国哲学源泉、“世界四大元典”之一的《周易》的智慧；2012年2月20日则与著名作家、文化学者苏叔阳先生一起领略中华汉字的魅力。除此之外，关于中医的哲学智慧、中华礼仪、儒家文化、国学、昆曲等传统文化都邀请过权威人物进行解读，通过人物访谈及纪实短片的方式，向海外华人华侨传递民族共有的记忆。

另一方面是“创造”传统。学者秦志希在说到传统时说道：“传统乃是对于过去某些价值观的选择及其渗透当下性的一种解读。人们正是通过传统等文化再生产机制，以塑造集体记忆、塑造民族认同观。”这里说传统文化的“创造”，是指在传统文化再现的过程中，以现代文明的视角对文化符号进行意义上的延伸或解构，给传统文化赋予了现代意义。实际上，中国时下的“传统文化热”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创造”。例如于丹的《心得》正是对《论语》的意义再生产，也就是说《论语》并非在数千年前便对现代生活有所预示，而是经由现代生活理念及其思维方式对其进行新的阐释。由此观之，CCTV-4的历史文化类节目更多的是一种对于传统文明的现代解读，即使是大型人文地理类节目《走遍中国》也是以“国家意识”为价值标准，以现代国家的价值观展示中国自然和人文地理中的民族特色。

（二）建构认同的形式——时空

媒介科技对时间秩序、地理空间的社会改造，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感知和媒介体验，它为民族国家及其“想象”链接提供了现实意义上的民族身份认同建构的可能。电视媒体所带来的时空感要远远高于其他传统媒体，因此，“时空”成为华语电视构筑认同的重要形式。

就媒介的时间塑造而言，电视依照“日历时间”编制全体国民共同的节日庆典、仪式互动，我们通过电视收看大型运动会、节日纪念、晚会等节目，不难想象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人华侨也在共享着这样的经验，他们甚至即时地通过手机短信、网络的方式进行交流互动。“春晚”是最能揭示了电视在构建民族认同所起到的作用的。CCTV-4的《中华情》每周六晚22：00播出以音乐为主的综艺节目，每期节目还会邀请香港、台湾甚至是海外的艺人参加。还有在传统文化节日中播出的特别晚会如《中秋晚会》，在这种仪式性的活动可以激发原始宗教的神秘力量，将海外的华人华侨与凝聚在同一个时间里，共同倾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感召与呼唤。

就媒体的空间改造而言，麦克卢汉很早就提出“媒体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英国文化学者麦克·克朗认为“电视地理”是媒介所使用空间的一种方式，“电视地理”的特殊性在于：电视创造了一个同时有着全球性的视角范围和狭小的观看空间的相互矛盾的地理，它将客厅与全球相互连接构成一个整体。随着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空间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它的空间传播能力更加紧密地与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从小的范围来看，央视四套的《城市1对1》、《天涯共此时》、《文明之旅》等节目，狭小的演播室里请来不同“空间”的嘉宾，为中国与港澳、海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从大的范围来看，2010年4月20日央视一、三、四、七、九套并机直播《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特别节目》，这是继2008年《爱的奉献——汶川赈灾晚会》以来，我国宣传文化界又一次大的募捐活动。晚会集结了政府、文艺界、企业界和社会团体的数名爱心人士，同时海外侨胞也通过各种方式向灾区捐款，在这一时刻，中华民族的空间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民族的向心力在这个时刻得到空前的展现。

篇6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语境；维度

〔中图分类号〕J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1-0190-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13YJC760053）

〔作者简介〕李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44；

李明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大学博士后合作导师，四川成都610071。

一、民俗艺术传播的语境转换

（一）民俗艺术“立足民间”“眼光向下”的乡土本位

民俗学自产生之日起至今已历经百余年时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众多不同的流派呈现出差别各异的观念体系与理论表述，然而在对于民俗学的“乡土本位”或“民间立场”的态度上则并无异议。

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先驱钟敬文先生在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所作演讲中谈到：“我们的民俗学研究重视传统的、民族固有的文化，因而重视农村（包括旧式小城镇）这方面的情况。”〔1〕农村里保存着更多的传统习俗与传统文化，相较城市，农村的广袤土壤是滋养民俗发生与发展的最适宜温床。始终坚持以田野作业为民俗学研究的基本调查方法，贯穿于众多民俗学研究者的学术路径中，已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体系和传统。

中国民俗艺术学的研究始自1940年代，它是伴随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产生而开始的。国内有研究学者在对民俗艺术研究所作的历史回顾中论及，“民间艺术”、“美感”等艺术概念在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起始阶段已然受到重视，如胡愈之在1921年谈及民俗学研究时就提到了 “民间艺术”应作为其研究的基本事项之一：“Folklore――这个字不容易译成中文，现在只好译作“民情学”，但这是很牵强的。民情学所研究的事项，分为三种：第一是民间的信仰和风俗（像婚丧俗例和一切的迷信禁忌等）；第二是民间文学；第三是民间艺术。”〔2〕把“民间艺术”看作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事项，这为后来民俗艺术的概念和研究指向的确立打下了基础。钟敬文在1943年《被闲却的民间艺术》一文中，强调了民间艺术之于艺术研究的重要性，他谈到，当人们珍视罗丹的雕塑、重视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关注但丁、杜甫的诗作时，不能因此而蔑视一切民间无名氏的艺术，钟敬文把民间一般艺术作为重要的民俗事象予以搜集和研究，这同样确立了民俗艺术的“民间立场”。民俗艺术虽剥离自民俗学，但与民俗学千丝万缕的历史关联使其从未脱离对于乡土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它产生、生长、发展于民间，这也是它与其他艺术形态的不同之处。

民俗艺术的乡土本位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文化心态、地域分布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表现为社会环境对民俗艺术的影响。社会环境主要指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状况和物质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贯关注的就是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差异，即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在文化上的区别，这是“上”与“下”关系的对立，是“礼”与“俗”的对立。封建制度基于自己的统治需要，扶植与创造了丰富的贵族式的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以儒家文化治世思想所承载的“文以载道”观念影响了世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创作风格与学术理路，而以乡土俗民为依托的民俗艺术则一直徘徊于封建社会主流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中国的传统学术以及政治制度也有对于民风民俗的记载，有采风问俗的传统，但多是为了达到下情上通的政治统治目的，统治者认为这样做有益于国家行政。

我国民俗艺术的众多事象，基本贯穿于渔猎、畜牧和农耕经济的物质生产历史中，是乡土社会的产物。能够传承至今的民俗艺术大多是乡土社会民众在物质生产中的民间经验的展演和生活知识的汇集，物质生产方式影响并制约着民俗艺术的存在和传播状态。如：农业生产中根据天气节令变化、植物栽种规律等而创作出的耕种习俗、农谚等民俗，“立春晴一日，农夫不费力”是河南的农谚，“岁朝看风云，以卜田事”是江苏农民广为流传的习俗，而有的地方的农谚则可以看出当地农民对一年中各种节令和天气的预测和判断；另外，由于我国自古以农立国、重视农业的小农经济意识而形成的农业禁忌、祭祀等民俗，也举不胜举。这些由劳动人民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民俗艺术类型或表达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民俗艺术立足乡土这个真实社会环境的写照。

第二个方面，表现为文化心态对民俗艺术的影响。文化心态包括民众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3〕在他看来，文化的获取已成为人们心灵的一种习惯，是对人类需要的直接或间接满足。我国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植根于乡土社会的广大农民虽是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但广大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民众科学文化知识贫瘠，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缺失，使得民众需要通过其他表现方式来平衡他们在文化获得方面的不足，信仰民俗在这种社会根源下得以产生，而信仰民俗的产生也使得对于民众文化心态的关注显得尤为重要。例如，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低级阶段的民俗造物艺术――镇物，它“更有精神的或信仰的成分，作为非实用的物态工具，体现为自然物质与人类社会、精神意识的统合。”〔4〕它是宗教的、艺术的、风俗的形式的精神性物化，承载着民众对它的崇信与依赖心理。作为一定社会与时代的标本，镇物不仅可展露以往民众的思维与心理，我们也可随着镇物中那些堪称为精美的艺术创作品的传承，诸如年画、面具、建筑装饰等的传承，从中管窥当今民众的情感与信仰，探析民众文化心态的古今之变。而随着人们的信仰观念与思维方式在不断的变化和成熟，在文化心态的主导下，民俗艺术与信仰相关的那部分也在不断的增新与发展，如“拔火罐本出于驱除体内疫鬼，后来成为中医的重要疗法；放风筝原是除灵巫术，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民间娱乐。”〔5〕

第三个方面，表现为地域分布对民俗艺术的影响。民俗艺术的发生、发展、传承与传播，都离不开地域特性对它的影响。我国晚清学者刘师培论：“大抵北方之地，水厚土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6〕其中指出南北地域差异对于文艺创作的影响。民俗艺术作为真实生动的世俗社会生活的反映与折射，成为各个地区具有区域性特色的艺术文化标识，正是我国地域分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民俗艺术具有了孕育自身独特风俗韵味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自然资本。地域分布对于民俗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民俗艺术传播对它的特定的依赖性，比如仅就中国年画的产地而言，其产地就遍布了全国东西南北中各个区域，每个产地因其题材、历史、材质、工艺等的不同，而呈现出各异的民俗风格和文化传统。

民俗艺术研究自产生之日起，就承袭了民俗学研究关于“乡土本位”的定位，这在民俗艺术研究初期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主要体现为与“五四”启蒙、批判、征服、超越性的自我认知进步思想相契合，与中国文化现代性传统保持着精神联系，体现为富有抗争性的人文关怀。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的大力发展，以及在面对全球化浪潮、在应对国外经济文化强力冲击之时，如同文学曾掀起的“寻根热”一样，民俗艺术研究依然旨寻着“眼光向下”的乡土本位，继续确立自身独有文化艺术特色，“扎根乡土，实际上是‘民俗热’在学术界走向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民俗学出于发展壮大的需要而作出的理性选择。”〔7〕

（二）民俗艺术的消费语境：向城市文化的渗透及新变

民俗艺术研究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因其存在的空间发生了较大改变，民俗艺术乡土本位研究传统也因之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转型发生了一定变化，民俗艺术从乡土社会走向城市社会，民俗艺术的乡土文化气息与特色也逐渐向城市文化渗透。民俗艺术处于消费语境之中，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之所以用“消费语境”这个语汇，并把民俗艺术置于其中来探讨民俗艺术的变迁与语境转换问题，是因为“消费语境”所牵涉的主要问题概而言之有三：一是消费社会，这也是“消费”的主要涵义来源和理论背景；二是文化消费，这是当下文化存在的一方面现状，其中当然包括艺术消费；三是消费文化，这代表着一部分人们对待消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态度，试图通过消费来达到自我表达和自我价值认同的一种生活方式。

消费语境下的民俗艺术有着怎样的新变？我们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来探讨。

第一方面，先从民俗艺术在当代的具体呈现来看：

首先，消费语境下的当代民俗生活发生了变迁，民俗艺术的主体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或流动，民俗事象较之前也有了更新和改变，城市民俗的比重在逐渐加大。乡土社会中民俗艺术主要是以“参与”的状态介入民众生活中，许多民众既是民俗艺术的创作者，又是表演者，也是传承者，民俗艺术是与民众生活呼吸共生的；而消费语境中民俗艺术主要是以“被看”或曰“被欣赏”的状态呈现于民众的生活中，这里的民众生活也非乡土社会中的民众生活了，它大多呈现为城市大众的生活状态，而大众与民俗艺术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看”与“被看”的关系，大众的参与性弱化，民俗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视觉艺术表现的一部分。随着视觉文化的兴起，“看”与“被看”模式渐变为彰显文化意义的一种固化形式，大众站在欣赏者的角度在视觉上去聚焦并进而审视民俗艺术事象的如何呈现，而大众的这种视觉聚焦不仅仅着眼于民俗艺术的具体呈现是怎样的，它还与观看者的欣赏观念和审美趣味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立场等因素有关。也就是说，在消费语境下的民俗艺术的呈现，不仅是立于“被看”的状态解决“ 什么在被看”的问题，还有对于“观看者”来说的“看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它们体现了在视觉聚焦中的物象与内涵的关系。在这种“看”与“被看”的过程中，“什么在被看”要求民俗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不再钝守着乡土社会中原初的较为固陋的艺术形式，这和消费社会对于形式创造和形象创新的偏重有关；“看意味着什么”则直抵观看者的意图或者思想寄寓，民俗艺术原初意义上的文化寓意逐渐被改变或消解。

其次，乡土社会中的民俗艺术主要呈现的是实用，这成为决定乡土社会民俗艺术消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民俗创造主体进行艺术创造时的动力来源。“一切存在着的民俗艺术形态，都有其实际的功能作用，……功能伴随着时空条件和社会生活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伴随着人的物质的与精神的需求而不断地演进。”〔8〕这里的功能性主要体现为民俗艺术以满足农耕目的为主所体现出的实用性和适用性，作为功利目的很强的一种文化创造，它以满足人的实际需要为主。随着社会发展和时间演进，那些不符合百姓的需要和不能继续服务百姓的民俗艺术会被具有新的功能作用的民俗艺术所取代、继而消逝。而消费语境中的民俗艺术的实用式微，继而所突出呈现的是它的娱乐，这可看作是民俗艺术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功能，或曰民俗艺术较之乡土社会艺术功能的进一步演进。乡土社会的民俗艺术也有着满足劳动人民精神方面需求的娱乐性内容，但它多为生活困苦的劳动民众疏解单调生活和释放身体疲乏的调剂，是人们自娱自乐的渠道和方式，并在某些方面还兼及“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民俗艺术在当下主要借助影像化传播的媒介形式，缔造出满足大众娱乐消费的视觉感官愉悦，以直观的视觉形象来触及大众的娱乐意识和精神需求。民俗艺术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释放压力、缓解情绪、拒绝深度的一个宣泄渠道，并借助影像传播给予形式和内容上的表达，使这种视觉得到一种本能的释放和满足，消费语境中的民俗艺术的娱乐性主要体现在它对大众所需求的补偿心理的满足上。

第二方面，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体，也即学界的研究方面来看：

学界的研究视野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了研究内容的变化，即从乡土本位向都市空间拓展。消费语境主要作用于都市空间，它引起都市功能的转变、造成都市空间结构的重构等。都市化空间为各种民俗的交汇融通提供了契机，种种民俗艺术事象逐渐离开了传统的乡土文化环境而进入当代都市文化空间中，逐渐转变为都市文化的新元素。随着时代的发展改变和社会的不断演进，消费语境影响下的都市生活也在时进时新，都市中“移风易俗”的现象在不断发生，一些传统的民俗逐渐式微，一些新的民俗现象日渐形成，甚而连关于“民俗”的界定和内涵也被前所未有地泛化了。

都市化的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的境况构成了新民俗产生的大背景。有关民俗的各类新兴事象也使民俗学界的研究视野发生了以乡土本位为主、继而向都市空间的衍伸。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在论及城市环境对人类学研究的影响时谈到：“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固然比较活泼多变，比较微隐，比较复杂，但就其基本动因而言，二者却大体相同。从方法论来看，人类学家保斯和洛威考察北美印第安人生活方式时所采用的细致方法，若应用于现代人的研究定会更有成果：例如用于考察芝加哥北区的‘小意大利’区里的民俗、信仰、社会实践和一般的生活观念；或者，考察纽约市华盛顿广场周围的邻里关系”。〔9〕从美国社会学家对于城市文化研究方法的探讨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存在于城市中的各种民俗、信仰等文化艺术事象和社会观念之于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和重要性。

自1980年代开始，我国学界就开始关注到在当时还作为新概念的都市民俗对于民俗研究的重要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有关都市民俗的探讨也逐渐丰富和深入了。如其中就有对于某一具体城市的城市化与都市民俗关系之研究，而在对都市民俗的一系列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学界有研究者明确提出了应从学科的高度对中国都市民俗学加以理论的建设和概括，并提出了都市民俗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问题。

上述关于民俗艺术传播的语境转换的阐述中，我们探究了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传播的变化和境遇；而在语境转换过程中的民俗艺术的传播场域中，民俗艺术又呈现出三个空间维度：精神性维度、社会行为维度、信息技术维度。这三个基本维度又都在民俗艺术发展的时间坐标中有所体现，相互交错。

二、民俗艺术传播的基本维度

（一）精神性维度：人文精神传统的留存与生命力的传承

人类社会中的所有传播，其本质都是对人的意识性或精神性活动的反映，在我们的精神、意识活动领域，民俗艺术“是一类民众群体认同，但又是未经严格梳理的混沌遗体的精神生活形态，它往往是人们不经意形成的初级的精神意识，处在人类一般精神生活的基础层。”〔10〕在早期民俗学研究中，较多民俗学者就多已侧重对民众精神生活层面的关注了，对此，英国民俗学者查・索・博尔尼的话较有代表性：“引起民俗学家所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状，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鱼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民俗实际上是古人的心理表现。”〔11〕日本民俗学者关敬吾在其《民俗学》中也提及，作为日本民俗学之父的柳田国男，“柳田民俗学（即日本民俗学）之核心”是“精神文化（所谓心意现象）”。〔12〕民俗艺术中蕴涵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最初内涵，是民族性格的凝聚和民族精神的沉淀，作为承载文化传统的具有传承性的艺术符号，民俗艺术不仅包含着野蛮时期人们的幻想和愿望，而且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它也投射在每个时代人类的心理结构中。

民俗艺术的精神性维度，主要指的是相对于物质生活状况而言的精神生活状况，它更多地需要借助对精神价值意义内涵的记载、理解、诠释和体会，而这种记载、理解、诠释和体会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作为民俗艺术生命主体的人的精神生活状况是动态而多变的，更主要的是在于精神生活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隐性结构。民俗艺术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起着真实的映照作用，透过它，我们能够对这个民族的精神走向和心理特征有着鲜明的认识，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它把民族精神的灵魂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景之中，它在人们的精神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民俗艺术传播的精神性维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民俗艺术使民众获得心理慰藉和精神寄托；一些民俗事象在某种程度上还表现为对于生命主体所呈现出的精神困境的救赎。囿于知识发展和科学观念的有限，早期民众把对于自然的未知和恐惧通过各种民俗展演形式予以宣泄出来，并通过这些民俗事象以表达自己对于自然力的崇拜心理，以此来寻求精神寄托和安慰。例如作为农业社会伴生物的岁时节日民俗，尽管其传统的活动方式已经五彩纷呈、多不胜数，并且在其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又融入或更新了许多新的意义内涵，然而，如若细查深究它们产生与流布的原初根源，不难发现影响它们发生发展的一个单纯而又永恒的内驱力：人们对吉祥顺意、人寿年丰、家宅安和的孜孜以求，它体现着人们纳吉除凶的心理情感取向，也是建立在寻求精神满足意义上的不倦追求，这和早期民众的原始信仰观念密切相关。如传统节俗中的祭祖习俗，即源于民众的灵魂崇拜和寻求祖先庇佑心理，从先古时期家族后人对于祖先的隆重祭拜，延至殷周、春秋战国，之后的儒家文化普及和发展又为民众的这一拜祭习俗增添了伦理内涵和动力，自汉以后，祭祖节俗已成为约定俗成之定例，直至今日仍有许多地方和民众每到逢年过节都要举行这一习俗。这种祭祖习俗背后其实潜藏着的是中国人对于心理慰藉和情绪寄托的一种精神性依赖，它的内动力在于我们根深蒂固的家族血亲观念和由其产生的精神凝聚力。

传统的岁时节俗中有关古人通过民俗事象来寻求心理和精神的寄托与慰藉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初一忌杀鸡、寒食禁火、清明忌不戴柳、二月二‘龙抬头’日闺中忌动针线、四月八禁屠宰、……年节忌打碎器物、忌倒垃圾、忌烛火熄灭、忌说不吉利语”〔13〕等等，古人这些诸多的禁忌观念随着时代变迁，已有相当一部分逐渐淡化至消亡了，有的在其传播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异，有些观念民众仅仅知悉但未必遵循，还有些直至今日仍被人们吸纳和传布，这是民俗艺术在其自为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的状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它们在其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究其产生的源头，都在于满足民众求吉免灾的精神需求，这种精神需求和心理动因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产生变化，但其具有的精神性内涵将一直留存其中，并成为促成各种节俗形成和传播的内动力。

其次，民俗艺术作为人文文化的留存，既展现了民众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关怀的人文精神传统，同时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也不能忽略科学精神的存在与作用；民俗艺术的发展与演进、众多民俗事象的产生皆与人文文化与科学精神有着密切联系，体现为民众经验智慧、精神思考和实践求真的结晶。传统的民俗艺术主要产生于农耕文明社会、立足乡土空间、秉承古老的风习，这也是诸多民俗学者感到民俗事象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这虽然与植根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的现代科学文化产生的背景或土壤不同，但是随着社会大众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和认识客观世界能力与水平的深化，带有浓厚农耕文化色彩的民俗及其传播正裹挟着以变革求新为特质的科学精神向我们走来，传统民俗逐渐呈现出向与现代科学精神紧密结合的文化、艺术、科技等的积极靠拢，并在与它们之间的碰撞、交融和互补中实现民俗艺术在语境转换下的传播与演进。实则，民俗艺术在这种碰撞与融合过程中的传播与演进，也正是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在交互过程中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在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从“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 〔14〕的视角来予以解释，主要着眼于二者在社会发展中的适应、变迁、更新、互动的自我演变过程。“现代的成长”可理解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更新与变迁过程，“传统的被发明”则是指在现代不断成长的基础上而产生的适应性的传统、更新与创新的传统，由此可知，传统与现代的二者关系始终表现为动态的、互为影响且不断呈新的。而呈现了人文与科学精神紧密关联的民俗艺术，其传播过程也正体现了在“现代的成长”和“被发明的传统”中的不断前进，其传播的精神性维度和内涵融入在了民俗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传统走向更现代，以及走向更新的现代这个变迁过程中，融入在了它在不丢弃自身精神特质的前提下所不断产生的与自身相应的传统、变换了的新传统和更新了的传统中。

再次，民俗艺术传播的精神性维度还体现在民俗艺术所具有的极强的动力和生命力上，并且影响深远。民俗事象的形成与传播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一定的自发或自为因素，在悠久历史与多民族背景下产生的各彩纷呈的民俗事象，经过时间的沉淀仍留存与传承下来的可称为民俗艺术的那部分，它们构成了我们生活之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历久弥新，散发着自身的独特魅力。尽管在当下，随着科学技术、媒介等的发展和变迁，民俗艺术生存的空间与语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一些传统民俗受到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异文化的冲击，许多城市地区的年轻一代对于西方文化习俗的接受更甚于自己的本土习俗，这种景象似乎显示我们在与传统民俗渐行渐远，然而，积淀于深厚民族文化土壤的传承性的民俗艺术远未被异质文化所同化，无数具有地域色彩和民族文化特性的民俗艺术仍以其顽强的动力性与生命力构成当代文化景观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使人向往、叹赏并引人探究。

（二）社会行为维度：传播中呈现的特定行为方式与外在表征

“民俗是民众的民间法规。它维系着民众生产、生活、交际的正常运转，规范着一定区域、一定人群、一定历史阶段的群体行为与个体行为，具有民间法规的意义。”〔15〕如果说，精神性维度是民俗艺术得以存在和传播的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因，那么社会行为维度则是作为民俗艺术得以呈现和传播下去的外在表现和行为状态而存在。

社会行为维度，主要指付诸于实践的一种行为，是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在民俗艺术传播中主要体现在民俗仪式行为中。民俗仪式行为，是指民俗活动中仪式呈演的行为方式和行动安排，有学者把民俗活动的仪式称作是“超出日常行为方式的不寻常的活动”。〔16〕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周代，这种不寻常的行为就已经发生，这是被周代人称为“吉礼”的一种祭祀仪式，也是较早的祭祀民俗的一种，主要目的是以此来保护邦国、辅佐王权，当时掌管祭祀之职并负责仪式之礼的被称之为“大宗伯”。《周礼・大宗伯》中记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o：以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庆胨局小⑺久、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沈祭山林、川泽，以@辜祭四方百物。”〔17〕此处记载，祭天主要是通过实柴作为歆神之礼，即点燃木柴并把玉帛、剔解过的牲畜置于其上使之燃烧，以吸引天神闻味而下；祭地则是通过以牲畜之血滴于地下、将剖解过的牲体掩埋于地下等方式来使地o循味而至。这种主要以焚牲、燃帛、滴血方式所进行的祭祀仪式可追溯至周代之前远古氏族社会时期，而且即使在今天，在我国的西南、西北部分少数民族中，类似行为方式的祭神仪式仍有迹可循。当然，仪式行为远不止这些涉及实物的祭祀活动或行动，参与者与表演者的角色扮演、他们自身的动作姿态和行为体态也是仪式行为能够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方式。可以说，这种仪式以一定呈演方式和行为安排作为程序以及过程，以一定历史阶段、一定区域以提供时间、空间与任务施行的保证，以一定人群、群体以提供角色分配和身份认定，且伴随一定的目的需要而被承袭至今，尽管其间会有断续和变化的部分，但其成为民俗仪式行为的结构生成，并作为民俗传播应予以研究的一个维度，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社会行为维度，它在具体的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性可从传播的行为结构、传播的行为关系、传播的行为状态这三个方面来予以剖析：

首先，从传播的行为结构来看。民俗仪式行为结构，它主要“包括角色项、行动项、程序项三个事项内容。角色项是仪式行为者在仪式中的角色分配及其身份、任务等，一般包括组织者、参与者、操纵者、表演者、服务者、观众等角色。行动项是各个角色的具体活动安排及配合。程序项是行动的程序和次序安排，此项内容既是行为结构，也是行为过程，它是联结结构与过程的中介环节。”〔18〕

由此，由民俗仪式行为结构所构成的民俗艺术传播所呈现的交往与交流的一般图景是：个人或群体被组织或主动参与到风俗各异的民俗表演或展演中，人们在其中不停地适应角色和变换身份，学习并遵守一系列复杂的行为规则，努力维持他们在每个场景的表演。那些用于表演或展演的民俗艺术样式，可看作是人们之间用来交流与交往的“脚本”，是民俗艺术传播的一种动态的社会行为，这种动态又需要相对稳定的行为秩序做基础，即固定的角色、社会规则、环境背景、以及固定的团体，在这个范畴上，民俗的确具有民间法规的意义。个体或群体必须遵循这些规范与社会传统，需要进行不断地练习与预演并持续着自己的表演。在这里，社会行为的动态性受到环境的限制，它由特定的交流地点以及受众所决定。

例如流传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中部的一种重要的、也是较有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飘色，就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和民俗仪式而存在的。它是在每年的固定时间而进行的一种仪式行为，主要是祭神娱神的仪式，具有浓郁的表演性质。飘色虽成名于明末清初的广东，但作为飘色前身的抬阁，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飘色在抬阁的基础上继承了其仪式的基础样式，但又有所创新，突出自身从台面上凌空而起的飘逸风格，更显灵巧，故称飘色。飘色作为传承至久的民俗仪式之一，它在行为结构上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角色项、行动项和程序项这三个事项内容：角色项是在飘色活动中的仪式行为者，它包括角色分配、身份和任务，飘色活动的表演者为儿童，2-3名、或3-5名不等，能够参加飘色表演被民众视作是祛病挡灾、健康圆满的吉兆，因此有“女孩上过装，婆家不用相；男孩上过装，媳妇随便相”等俗语来夸赞上阁表演的孩子。行动项则是指表演者具体的活动安排和配合，飘色表演的儿童们均是略施粉黛，面色绯红，其扮相、姿态、服饰和道具等都依据某些神话故事、历史传说、风俗内容并结合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人物特色在架子上做出多种表情，活灵活现。飘色是一项巡游艺术，因此这更能体现它行动的程序和次序，也就是它具体的行为过程，清代小说《廿载繁华梦》中第二回曾写道：“先定下佛山五福吉祥两家的头号仪仗，文马二十顶、飘色十余座、鼓乐马务大小十余副” 〔19〕，作为一种流动的巡游艺术，一般由四个人抬着缓慢行进，同时还有八音锣鼓队奏乐伴随，供人观赏。

其次，从传播的行为关系来看。民俗艺术是民众在社群生活中从事着的交往与交流活动，民俗艺术的传播是在传播主体中传者与受者之间所进行的传播，在此，人类自身就起到媒介的作用，而传播客体成为作为传播主体的传者、受者的交流与交往行为的呈现过程。这里的传播行为一方面体现的是作为传播客体的民俗仪式的具体行为结构，另一方面指的是作为传播主体的传者与受者之间的行为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是一个整体。随着时间的演进，人与人之间、也即传者与受者之间还会发展不同的互动关系，而这些传播行为关系的建立又都在民俗仪式的行为结构中进行。民俗艺术的传播互动在此是建立在整体性的行为结构与行为关系上的，这里的传播是指民俗仪式行为结构与社会角色关系间的交流传播，与实在的行为结构一样重要，抽象的行为关系更是开启了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互动模式。

再次，从传播的行为状态来看。社会行为维度一方面呈现、也是较多呈现的是在大众传播与数字化信息传播尚未普及时的行为状态，其时主要表现为传受双方面对面的、视听双感、即时互动的交往状态。例如像一些游艺竞技类的民俗，就是较多的在面对面并且即时互动的行为状态中实现其娱乐、消遣的主要目的；如一些以比赛技艺和杂耍表演为主的活动习俗，其传受双方互动互感的传播状态甚而要比通过大众媒介和新媒体传播后要来得真实和迅即。

（三）信息技术维度：“信息环境”背景中的传播

在社会还没有出现现代技术之前，民俗艺术的传播和互动是通过直接参与的各方不断地确立和重建规则而发生的，它较多体现的是以文本媒介为中介形式的传播互动，这种传播生态主要且经常发生在民俗仪式或行为展演的公共场所。而如今情况却已越来越不同了，民俗活动互动和传播越来越临时地被组织起来。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践在我国兴盛发展，其后随之带来的信息与传媒技术的大力发展，又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它们改变着社会的传播理论、传播生态及人们的媒介使用心理，使艺术的传播格局出现了新的态势。由此，民俗艺术的传播也不例外，民俗艺术传播的另一种维度出现了，也就是信息技术维度。它与精神性维度和社会行为维度共同存在、并行不悖，并逐渐发展出其自身的特性和传播权限或要求。当下，我们的生活浸在信息与技术之中，然则我们很多时候却会忽略注意这些信息技术会在传统的民俗艺术传播中扮演什么角色，因为它们似乎仅是作为我们密切获得和更新日常生活经验的手段而存在的，就像是电子媒介，作为主要的信息技术手段，它只不过是与其他形式的媒介相关联的人类传播传统中的崭新成分。然而这些又的确与民俗艺术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理论曾指出，信息技术越介入社会情景之中，社会情景越会因之而改变形态，实在环境和由信息技术联结而成的传播环境之间会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这种变化会引起社会进程、社会关系和行为的改变。这里的“实在环境”，指的是客观存在的、涵盖了现实物质世界中发展、变化等一系列规律和动态情况，以及存在于其中的人们对于信息发生、流动而产生欲求的心理追求的现实环境；而 “由信息技术联结而成的传播环境”，也就是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或称之为“拟态环境”，它指的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或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向人们展示的环境。它包括了媒介的职责执行情况、信息的选择加工整理情况、舆论形成走向以及为满足受众需求所做的媒介努力。”〔20〕现实环境和信息环境，这两大环境是传播生态所涉及的背景环境，信息环境是现实环境在传播系统中的投射，信息环境作为虚拟的环境，是具有“内化”特质的传播生态背景，与此相对应的现实环境作为客观实在的环境，是具有“外显”特性的传播生态背景。这两大背景环境具有差异性，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的差异性表现明显。相对于民俗艺术传播的前两个维度，如果说，精神性维度和社会行为维度主要偏重于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现实环境”背景的呈现，则信息技术维度主要呈现的是民俗艺术在“信息环境”背景中的传播状态。在我们看来，信息技术维度在民俗艺术传播中如何改变了诸多的艺术行为和观念？它以其技术手段所带来的信息在民俗艺术传播中会存在怎样的问题？如何利用新兴媒介来对民俗艺术进行更有效的传播？这些是它作为维度的意义所在。

民俗艺术传播中被信息技术首先改变的，是由其所“制造”的信息环境对艺术呈现状态和方式的改变，由此才能引起受众的接受行为和观念变化等系列后续反应。

在信息技术维度作为当下民俗艺术传播不可回避、不可或缺的维度的情况下，应该把民俗艺术作为艺术传播中一个重要的“传播事件”来看待，应强调它作为“事件”在传播中所存在的过程意义和延伸意义。任何一件艺术作品，包括民俗艺术作品，我们对它欣赏、接受和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作品所传递给我们的，或者是把静止的空间转换成人类生活的时间，或者是把生活的时间转换成开启想象的空间，时间与空间的延展可以把艺术的价值尽可能的衍伸。而信息技术维度中，无论是以电视传播为主体的大众传播，还是以网络传播和手机传播为主体的新媒体传播，其实质意义和目的主要在于即时的、广大空域的信息扩散，时间的恒久价值不在它们的视野之内，它们对于信息传播的要求是速度迅捷、范围阔达，也就是时间尽可能短，空间尽可能广。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依托大众媒介的大众文化是流行的，但却是短暂分散的和易碎的。民俗艺术应该谨防其在信息技术维度中的信息传播同质化，它在传播中所传递出的信息应保有其风俗性、地域性这些个性化的风格差异，否则其就丧失了被称为“民俗”的特质，也就不具有“传承性”的表现了。像现在就常有一些通过电视媒介所传递和呈现给受众的民俗内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伪民俗”的信息，但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那些缺乏在场性意义、搭配约定俗成的套路解说的“伪民俗”被受众所接收，受众所获得的信息被同质化。

现代技术以特别的范式给当下民俗艺术传播打上了印记，并且赋予其特征，这主要体现在：现代技术范式改变了前媒体时代民俗艺术以传承为核心的传统传播模式，也就是改变了主体交往的方式，交互主体性因之有了技术性特征。一方面，作为民俗艺术传播主体的人往往借助于技术以使其交往与传承能力得以全面展现；另一方面，技术化的传播使技术不仅仅成为传播的媒介，有时技术甚而成为传播的实质内容；第三方面，技术使传播主体的心理也受到影响，传统意义上的民俗艺术传播中人类交往和交往的心理品质正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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