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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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篇2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03-0050-03

高中历史必修2专题1的第一个学习主题是古代中国农业，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要求“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虽然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对这个主题的叙述方式有较大差异，但是都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如古代农业、传统农业，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等。由于教科书的叙述比较简略，一些教师反映学生在学习时搞不清楚这些概念有什么区别。概念不清，要准确、全面地认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比较困难。本文对这几个概念略作梳理，供教师们参考。

农业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古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①“由于古代农业主要通过传承、应用生产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来发展生产，故又称为传统农业”。②原始农业阶段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传统农业是以用蓄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现代农业阶段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特点则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基础上。中国农业在战国时期进入传统农业阶段。③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把农业所处的状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现代型的和过渡型的。传统型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技术状态长期基本保持不变，农业要素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多年前就达到了特殊的长期均衡状态，继续向农民世代使用的那种类型的农业要素投资收益率低。现代型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且任何一种新生产要素只要是有利的，它的出现与被采用之间的时延是很短的，国家的研究机构有责任去发现并发展这些新农业要素。向新农业要素投资的收益率高。过渡型农业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④舒尔茨所说的农业所处状态，类似于农业历史发展阶段，只是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之间加了一个过渡型农业。这种过渡型农业，相当于我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近代农业。总之，传统农业是过去曾经存在过，或现在仍地方在一些存在的一种农业状态，是与现代农业完全不同的一种农业状态。

有学者认为，应该对古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在概念上加以区分：传统农业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且又系统流传下来影响至今的一种农业文化，它与古代农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农业来源于古代农业，是对古代农业的继承和发扬。古代农业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它并不包含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而传统农业则包含了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如“传统耕犁”指的是现在农村还在使用的保留古代耕犁特征的农具，而绝不是唐代或宋代制造的耕犁。①

如果用现代化史观来研究农业发展史，对古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做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古代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主要是用来定位农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则主要是为了反映农业发展的延续性、继承性。古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而传统则是延续到现代的事情。做了这样的区分，我们就可以把现代化看做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②这样，传统农业就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农业现代化的出发点，有利于我们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例如：面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传统农业做出了哪些反应？传统农业有哪些方面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需做出改进；有哪些方面可以继承和发扬？等等。

小农经济是“以户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经济”。作为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中国传统农业自春秋战国以来，存在过以下几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国家屯田经营、地主庄园经营、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寺院经营等。③其中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经营形式：家庭农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主要靠自家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经营，但也不排除少量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种农业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家庭农场逐渐显示出其优越性，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这一发展趋势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生产必须在耕地上平面展开，而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集中作业。因此，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而且，农业生产的周期长，很多作物的生长都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工作的质量无法按照统一固定的标准来检查。各个环节质量的好坏，都要积累到最后才能表现出来，即农业收成的好坏。解决监督难的办法就是尽量利用生产者自发的工作意愿来代替从上而下的监督工作。在这里，家庭农场就发挥了特长，因为家庭农场靠家庭成员为劳动力骨干，具有最大最可靠的激励机制，只需最低限度的监督工作。④因此，尽管中国古代农业多种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发展的结果是家庭农场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官府、地主还是寺院，都把大部分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而佃户则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在家庭农场中，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还是一个消费单位，更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承担着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功能。这是以家庭农场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

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说，在自然经济中，“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⑤列宁也说：“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⑥也就是说，在自然经济中，每个经济单位都是自给自足的，而要做到自给自足，必须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对照马克思和列宁描述，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并不完全是自然经济。家庭农场的生产、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其农产品除了缴纳租赋、自用外，还需要拿出一部分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以便购买自家不能生产的铁农具、食盐等生产、生活资料。自唐朝两税法施行以后，还要用货币缴纳赋税。到了明清时期，还要用货币交地租。因此，古代农业中家庭农场的生产，虽然大多不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但是其产品中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作为商品流向市场。另有一部分农场，则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可以说，古代农业中商品生产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始终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与之相应的商品市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中的商品生产就已经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城郊园圃业、林、牧、渔业中，从事商品生产的程度较高。另外，小农家庭如果生产有余，也将剩余的粮、布出卖。那时的市场形态多种多样，主要有市井、墟市、邑市、城市等等。他们遍布城乡各地，形成不同层次的市场，共同构成商品交换经济的内容。此后，农业领域内的商品生产，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园圃种植业、林业、渔业和牧业，都广泛从事商品生产。但是由于历代政府的抑商政策和土贡政策的冲击，使我国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只能依附于小农经济和地主田庄经济，难以独立发展。特别是唐代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及谷物种植区域的扩大，逐渐抹平了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区域界限，制约了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化与独立发展。①宋元明清时期，为纺织业提供原料的棉花、麻类、蚕桑生产发展起来，形成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区、专业户。随着各种非粮食生产专业户、城市商旅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酿酒业的兴盛也需要大批粮食。大量粮食进入市场流通，表明粮食商品化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被卷入市场经济。

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古代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居于主导地位，商品性生产处于从属地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两者的地位可能持平。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则可能占主导地位。当然，从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整体来看，还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作者简介】郑林，男， 1966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科学技术史、农业史。

篇3

不同历史时代的产业结构，反映了该时代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从战国到秦汉，人们通常把农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称为“本业”，而把工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称为“末业”。商鞅变法下令：“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③所谓“末利”，即指工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秦始皇琅邪台刻石：“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④。汉文帝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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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卷31《蜀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② 《三国志》卷47《吴志·吴主权传》。

③ 《史记》卷68《商君列传》。

④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①“本业”和“末业”的划分，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的重要性已有足够的认识。

农业之所以成为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不仅因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生活资料“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而且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②《淮南子·主术训》说：“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织。”又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农业生产不但是人民的衣食之本，也是封建国家的财富之本。

秦汉农业在战国农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铁农具的使用已从先前的七国疆域推广到今天东北、西北和南方的边远地区。铁农具的形制，也有很大改进。牛耕在战国时期尚不普遍，到了汉代，与铁犁的使用相配合，在许多地区也已得到推广。应劭《风俗通义》说：“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③汉武帝时期，“用事者争言水利”④，水利灌溉事业有很大发展。其后各地除继续挖掘灌渠之外，还兴修了许多陂池塘堰，水利发挥了巨大的效益。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以“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代表的旱地耕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在秦汉时期已逐步趋于成熟。历史文献中有关秦汉时期粮食亩产量的记载很不一致，这与不同年代和不同地区的亩制与量制不同有关系，同时也与土地肥瘠美恶有关。如果取北方旱地作物平岁中等田的亩产量为代表，则汉代的亩产量一大亩约产粟3—4石，一小亩约产粟1一2石，约合今每市亩产粟150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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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4《文帝纪》。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5，713页。

③ 《艺文类聚》卷85引《风俗通义》佚文。

④ 《史记》卷29《河渠书》。

《汉书·食货志》在谈到先秦时代的农业生产时说：“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秦汉的农业基本上保持了这种生产格局。也就是说，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农业生产都以种植谷物为主，兼种蔬菜瓜果，饲养家禽家畜，同时还栽种桑麻，以便养蚕纺织。在有些地方，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采集也占有重要地位。崔寔《四民月令》所记载的农事安排，就包括各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播种、收获和采集，猪、牛、马等家畜的饲养，以及养蚕、织染等家庭手工业劳动。

蔬菜瓜果的种植对于农民家庭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副业生产，因为它们不仅可以佐食，而且可以救荒。《急就篇》说：“园菜果窳助米粮。”《尔雅·释天》称：“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可见蔬菜瓜果实际上起着粮食重要补充的作用。除了作为家庭副业之外，当时也已经出现种植蔬菜瓜果的专业农户。如秦朝的东陵侯召平，在秦亡之后“为布衣，贫，种瓜於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①。而有的大土地所有者，则拥有“千畦姜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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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

②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秦汉时期作为家庭副业的林业，主要用于满足农民与地主家庭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农民家庭通常在住宅周围栽种桑树或榆树。汉代的一些循吏，如西汉颍川太守黄霸，渤海太守龚遂，东汉桂阳太守茨充等，都教民种植桑树或榆树，作为扶植小农经济的重要措施。①地主田庄栽种的树木则品种较多。如南阳樊重的田庄“竹木成林”，“尝欲作器物，先作梓漆”②。《四民月令》说：“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诸树竹、漆、桐、梓、松、柏杂木；唯有果实者，及望而止。”独立经营的林业当时亦已形成。大土地所有者种植的经济林属于商品生产，有的规模相当可观。《史记·货殖列传》列举的各地土特产，有不少就是人工种植的经济林。如“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司马迁认为经营这些经济林的“素封”之家，其收入可以比食邑千户的封君。用材林的大规模采伐，基本上是利用天然林木。《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富兴建宫殿、苑囿、陵墓、官署和第宅，都需要大量木材，因此林木的采伐业也相当有利可图。《史记·货殖列传》列举的“素封”之家，就包括“山居千章之材”的所有者。林木采伐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烧炭。《汉书·外戚传》说，窦广国少时为人所略卖，“为其主人人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广国)独脱不死”。百余人烧炭，其林木采伐量肯定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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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89《循吏传》，《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② 《后汉书》卷32《樊宏列传》；又《水经注》卷29《沘水注》。

饲养家禽和小家畜，是秦汉时代农民和地主家庭副业的组成部分。但畜牧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在当时的国民经济生活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秦汉国有的苑囿有相当一部分用作牧苑。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厩苑律》，规定对国有牲畜饲养人员的工作要定期进行考核。西汉初年由于长期战乱的结果，曾出现“白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①的局面。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已经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②。武帝因为对匈奴用兵，需要大量马匹。汉政府在长安附近有六厩，“马皆万匹”③。在西北边郡还置六牧师苑令，“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④私营畜牧业也有相当大的规模。秦始皇时，“乌氏倮畜牧”，“畜至用谷量牛马”。⑤秦汉之际，“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⑥。汉武帝时，卜式“人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⑦。西汉末，马援在陇汉间田牧，“至有牛马数千头，谷数万斛”⑧。这种私营畜牧业，大都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为了鼓励和保护牛马的繁殖，汉政府不但禁止随意杀牛，而且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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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30《平准书》。

② 《史记》卷30《平准书》。

③ 卫宏：《汉旧仪》。

④ 《汉书》卷5《景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

⑤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⑥ 《汉书》卷91《货殖传》。

⑦ 《汉书》卷58《卜式传》。

⑧ 《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

⑨ 《盐铁论·刑德》。

《汉书·地理志》说江南“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巴蜀“民食稻鱼，亡凶年忧”，可见这些地方的农民都把渔业作为一项家庭副业。东汉明帝时，下令禁民二业。刘般上书说：“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实，无关二业也。”①农民在农闲期间从事渔捕，带有自给性生产的性质，在当时人眼里并不属于从事末业。至于脱离农业而独立的渔业，则属于商品性生产。《盐铁论·本议》说，燕、齐之鱼盐“待商而通”；同书《通有》说，“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说明在沿海地区，渔业生产相当发达。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曾奏请增海租三倍。居延汉简记载，寇恩之子受雇为甲渠候粟君捕鱼，寇恩本人又为粟君载鱼5000条去鯀得出售②。粟君是边塞基层官吏，但他却雇人捕鱼并长途贩运出售，说明即使在居延这种内陆地区，渔业生产在当地经济生活中也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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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39《刘般列传》。

② 居延新简“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见《文物》1978年第l期。

秦汉手工业大致可分为纺织业、制盐业、酿造业、矿冶业、日用器物制造业等生产部门。矿冶业包括铜和铁的采矿、冶炼和铸造，主要是农具、钱币和兵器的生产。日用器物制造业包括金银器、铜器、漆器、陶器和舟车的制造。考古出土的丝织品、漆器、金银器和铜器表明，当时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手工业的所有制性质和经营方式而言，则可分为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三大类。

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家庭纺织业。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家庭纺织业并非属于“末业”，而是“本业”的组成部分。从战国到秦汉，在关中、关东和巴蜀这三个基本农业区，家庭纺织业相当普遍。历史文献经常谈到这些地区“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颇有桑麻之业”，“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等等①。有些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西汉时还不知道纺织，但到了东汉也逐步得到推广。如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②，五原“俗不知织绩”，崔寔任太守时，“为作纺绩、织红、練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③。曹操平定冀州之后，下令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西晋平吴实现全国统一之后，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封建国家规定农民家庭都要缴纳绢和绵，说明家庭纺织业已经成为小农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农民家庭通常只能生产布帛一类的初级产品，锦绣罗纨等高级丝织品，除官手工业外只有城市中的私营手工业作坊才能生产。左思《蜀都赋》形容成都织锦业的景象说：“癏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可见有的城市私营纺织业相当发达。

盐铁关系国计民生，是最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从秦到西汉初年，封建国家垄断山林川泽之利，虽然允许私人经营盐铁生产，但实行重税政策。董仲舒说，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富者得“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④。事实上，经营有一定规模的盐铁生产不但需要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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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28《地理志》。

②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③ 《后汉书》卷52《崔寔列传》。

④ 《汉书》卷24《食货志》。

多的资金投入，而且要有熟练的生产技术。在封建国家重税政策下，能够从事这种规模生产的只能是少数富豪。《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的蜀卓氏、宛孔氏之先，在秦统一六国后被强迫迁徙异乡，之所以能够重振旧业，就因为他们既有“余财”，又有生产经营的知识和经验。汉文帝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①，原先的重税政策有了改变，因而私营盐铁业也有了较大发展。除了吴王刘濞和邓通这些拥有煮盐铸钱特权的贵族官僚之外，一些经营盐铁业的豪强大家，生产规模也相当可观，“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②。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基本上是家庭作坊的小规模盐铁生产的个体手工业者。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说：“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③盐与五谷同价，固然违反价值规律，却反映了盐的产量有较大发展的事实。贤良还说，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通常是“家人相一，父子戮力”，产品“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④这种个体手工业者所提供的产品，比起官营手工业来对农民更方便和适用。由于适应农民需求，当时这种小型冶铁作坊的数量是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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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错币》。

② 《盐铁论·复古》。

③ 《盐铁论·水旱》。

④ 《盐铁论·水旱》。

秦汉宫手工业的产品大致有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受的奢侈品，如东西织室和齐三服官生产的高级丝织品。各地工官生产的高级漆器、玉器、金银器和铜器等。二是军国之用需要的产品，如钱币、士兵的武器和装备，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的用品等。三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简陋铜器等。汉武帝因为国家财政用度不足，实行盐铁官营，官手工业的盐铁生产获得巨大发展。它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也有保障人民供给的作用，但由于其生产和经营体制存在许多弊病，在朝野上下却引起许多不满和怨言。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所列举的盐铁官营许多弊端，诸如“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器多坚[石+坚]，善恶无所择”；“贾贵，百姓不便”等等①；应该说都是事实。而且贤良所说的一些弊病，在官手工业的许多部门中都带有普遍性。封建国家经营手工业生产，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皇室、贵族和官僚的消费以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日用品和奢侈品，不惜工本，极尽精美华丽，“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②。但是供应人民日常消费需要的盐铁，产品质量却非常低劣而售价又很高，这自然要引起人民的抵制。盐铁官营因此也就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到了东汉和帝时，终于“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人税县官如故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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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水旱》。

② 《盐铁论·散不足》。

③ 《后汉书》卷4《和帝纪》。

无论是官营手工业或私营手工业，在许多场合下生产和销售是相衔接的，生产者往往也是销售者。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工商业都是“末业”。但是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独立的商人阶层。从战国到秦汉，独立的商人日趋活跃，商业资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这种独立的商人或长途贩运，或坐市列肆，通过贱买贵卖的手段获取暴利。《史记·货殖列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在当时人眼里，经商是最容易致富的职业。《货殖列传》列举的通都大邑的商品形态，包括各种农副产品和日用器物，乃至奴隶。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商人的利润率一般可达20％。即使是饮食业的商人，也都可以成为巨富。如“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①。

汉代的一些政论家经常抨击商人兼并农民，以至使农民都“背本趋末”。有的人对农民“背本趋末”的现象还作了十分夸张的描述，如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於农夫，虚伪游手什於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洛阳是当时的大都市，非农业人口大大超过农业人口是有可能的。但说全国郡县市邑“类皆如此”，就决非事实。为什么当时的一些士大夫要极力夸大和抨击农民“背本趋末”的现象呢?王符的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说：“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②在汉代统治阶级的一些人看来，农民之所以饥寒交迫和乱法犯禁，就因为“本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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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

足相供”，亦即弃农经商的人太多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王符无法理解，农民饥寒交迫和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官府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绝大多数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事实上，大批农民离乡背井，更多地是成为流民或为人庸作，能够经商的是极少数。认为农民“背本”就是“趋末”，“趋末”就是从事工商业，这完全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汉书·昭帝纪》说：“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为人庸作”。说明离乡外出的农民，很多是去从事暂时陸的雇佣劳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的雇佣劳动时说：“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①汉代许多外出庸作的农民，也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所从事的雇佣劳动，只是弥补生计不足的一种“暂时措施”和“副业”。他们通常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回乡务农的。即使有些人从事只需少量资本的贩运性商业，也都带有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与其说他们是“背本趋末”，不如说是“以末补本”。有些从事贩运性商业的农民，其实也是雇佣劳动者。居延汉简“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②，记载家住颍川昆阳的寇恩寄居居延，受雇为鄣候粟君载鱼去鯀得出售，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事贩运性商业的雇佣劳动者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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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1页。

② 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本业”和“末业”之分，固然反映了农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这一客观事实，但汉代一些政论家“重本轻末”的观念以及封建国家所采取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却说明统治阶级中相当多的人根本不理解经济生活的运行需要各产业部门协调地发展。当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于所谓“本业’，和“末业”的关系持有不同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則财匱少’。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班固的《汉书·食货志》也说：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咸。”

在盐铁会议上，当主张“崇本退末”的文学提出“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时，桑弘羊驳斥说：

“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則谷不殖；宝货绝，則财用匱。”①

应该说，司马迁、桑弘羊和班固等人对于农业和工商业关系的认识，比起那些把“本业”和“末业”对立起来的士大夫要高明得多。历史表明，尽管秦汉时代不断有人呼吁重农抑商，封建国家也确实实行了抑商政策，但经济发展自有它的客观规律，商业在政治的和社会的压力下，依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②。商人兼并农民，始终是汉代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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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本议》。

② 《汉书》卷24《食货志》。

二、经济类型：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大都肯定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战国以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远非欧洲中世纪所能比拟，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者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如何说明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事实?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又如何解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真正的自然经济中，农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极小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也只有一个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例如古代罗马许多大领地和查理大帝时的领地都是这样，整个中世纪的情形也或多或少是这样”。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说：“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滿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②通常认为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经济生活的以上论述得出的结论。但是我们知道，即使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完全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为数也是不多的，更不用说中期和晚期了。在领主庄园之外，欧洲中世纪还有许多分散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他们绝大部分的经济条件都不是从自身的产品中得到补偿和替换的，因此也谈不到自给自足。．显然，用“自给自足”来界定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即使对于欧洲中世纪来说也是很难完全适用的，更不用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经济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他们虽然肯定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类型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经济，但并没有排斥商品经济的存在。他们在谈到自然经济的时候，更多地是强调经济单位的生产或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是为了“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③我们可以说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表现得最完整和纯粹的形态，但不能把自然经济归结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自给性的生产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产。因此，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说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同样是自给性生产的经济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形式满足本单位生活消费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可能表现出具体的差异，但这并不改变自然经济的本质。根据对自然经济本质特征的这种理解来考察秦汉社会的经济生活，应该说它基本上也是属于自然经济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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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2页。

③ 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43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页。

秦汉时代的民间手工业，除了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之外，不论是个体手工业者的手工作坊或豪强大家的手工工场，其产品基本上都是为了出售，因而应该说具有商品生产性质。官手工业中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盐铁、舟车、日用器物等，也可以说属于商品生产。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规模很小，其产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场出售。《盐铁论·水旱》说，有些生产铁农具的个体手工业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这种以货易货的商品交换方式，实际上完全是一种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由豪强大家经营的盐铁生产，“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①，生产规模颇为可观。在封建国家实行盐铁官营之前，私营盐铁业的商品生产是相当发达的。一些盐铁商“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人，运其筹策”②，皆致巨富。但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之后，私营手工业中最有利可图的商品生产部门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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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复古》。

② 《汉书》卷24《食货志》。

了致命的打击。官营盐铁业虽然也是一种商品生产，但它从生产到流通，都明显违背商品经济的规律而带有自然经济的烙印。“卒徒工匠”是官营盐铁业的主要劳动者，他们大多是官府征发来的农民，其生产劳动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由于产品的质量不好，价格昂贵，不受人民欢迎。“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①，亦即由官府把卖不出去的产品强行向人民配卖。盐铁是手工业生产中与编户齐民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部门，上述这些情况，说明在秦汉时代，无论是民间手工业或官府手工业，对于它们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都不能估计过高。

如果说手工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生产的话，那么农业生产的性质则是另一种情况。战国时代形成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自然经济，主要也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②这是典型的从事自给性生产的小农家庭。从战国到秦汉，真正能够达到这样温饱的小农家庭并不多，但绝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都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没有从事商品性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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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盐铁论·水旱》。

② 《孟子·梁惠王上》。

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亦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重要特色。《盐铁论·园池》：“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农民男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费之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养活一大群贵族官吏和军队。有的农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专心读书，妇女也有从事田间劳动的。但一般说来，男子总是农民家庭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力，而妇女则主要从事纺织。所以班昭《女诫》把“专心纺绩”列为“妇功”的主要内容。①孟光嫁给梁鸿，“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其后夫妻“共人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②这是当时农民家庭男耕女织以自给的缩影。

秦朝由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③，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拖人绝境。汉初封建国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广大小农得以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史记·律书》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又《盐铁论·国疾》载贤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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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84《列女传》。

② 《后汉书》卷83《逸民列传》。

③ 《汉书》卷24《食货志》。

“窃所以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羸，止作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

贤良所说的“往者”，指汉武帝以前。他所说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较殷富的农民。这一幅生活图景，也正是与市场较少联系而自给程度较高的小农经济的写照。

秦汉时代广大农民之所以只能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能从事商品性生产，从根本上说来是小农经济低下的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汉代农民的作物收获，如以一小亩产粟2石，一大亩产粟3石计算，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农家，每年约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如果不计算副业收入，单靠这些粮食收获，一个农民家庭要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显然是相当拮据的。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①汉代一般成年劳力每月口粮需要谷物3石②，即使不考虑蔬菜副食，每人每月尚需食盐3升③。以此测算，一个四口或五口的农民家庭，假设有百亩(小亩)土地，每年收获200石谷物，扣掉全家口粮和食盐的消费，虽略有剩余；但如果再加上衣服费用，则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④而这笔帐还没有扣除种子、农具等生产费用和封建国家赋税的支出。由此可以推知，一般农民是不可能经常有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出售的。何况汉代农民真正占有百亩土地的家庭并不多，许多贫苦农民只有数十亩甚至十几亩土地。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25户农民，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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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参看本书第21章第1节所引《盐铁论·散不足》、《氾胜之书》和崔寔《政论》等书的有关记载。

③ 参看本书第2l章第1节关于汉代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的计算。

④ 参看本书第21章第1节关于汉代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的计算。

土地的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①像这样的农家，如果只靠土地收获显然是无法度日的。

农业的副业是农民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可以弥补他们生计的不足。这就决定了副业的性质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生产。《四民月令》说，八月“趣织缣帛，染采色。擘丝治絮，制新浣故。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冬寒。”②反映当时一般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身衣著替换的需要。《急就篇》云：“园菜果蓏助米粮”。说明除了专业户之外，一般农家种植的蔬菜瓜果主要是用来作为粮食的补充和备荒。《四民月令》谈到了农家在不同的季节宜于买进或出售何种粮食作物，但对于蔬菜瓜果，则只谈何时可以种植，而未提及买进或出售。倒是有关于蔬菜瓜果用途的记载，如：“可断瓠作苗瓠，瓠中白肤实以养猪致肥，其辦则作烛致明”，等等。这也反映农民种植的蔬菜瓜果基本上是供自家消费之用。至于家禽家畜，一般贫苦农民是没有能力饲养牛马等大牲畜的，他们通常只能喂养少量的鸡和猪。有的甚至连猪也喂养不起，所以《盐铁论·取下》载贤良感叹说：“原马被山、牛羊满谷者，不知无孤豚瘠犊者之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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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②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47。

我们说秦汉时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具有自给性质，而非商品生产，这并不排斥他们和市场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有的论者把农民与市场有一定联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农副产品，看作是农民从事商品生产，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农民和市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农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并不完全具备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满足自身消费的必要生产条件。铁农具和食盐是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但这两项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①。即使是衣着之类的消费品，也并不是所有农民家庭都能自行生产的。桑麻的种植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有些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则直到东汉后期家庭纺绩业才得以推广，②这些因素都促使农民不能不从市场购置衣着。

第二，封建国家的赋税并不完全征收实物，汉代的算赋、口钱和更赋都需要用货币支付。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汉武帝置均输官，对农民“释其所有，责其所无”，也迫使农民不得“贱卖货物以便上求”。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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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参看本书第4章第5节。

③ 《盐铁论·本议》。

第三，无地少地和生计艰难的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或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农民家庭，大都要从市场上补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资料。

总之，秦汉小农和市场的联系，不论是出售商品或购进商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一种不得已的交换，并不是为了牟利目的而采取的经常的交换。晁错说，农民为了应付水旱之灾和封建赋敛，“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①。他们投入市场出售的农副产品，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必要产品而不是剩余产品。也就是说，他们和市场的联系实际上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不是价值的交换。价值规律对农民投入市场的产品虽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贱伤农”)，但农民的生产品种和耕种面积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动。小农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说明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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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秦汉的租佃制地主经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预租佃农民的生产过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经济实际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农民家庭两个经济单位。租佃农民的经济和自耕农经济一样，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的类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经济，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一个拥有200亩土地的地主，其地租收入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的全年收获。假定这个地主并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其家庭生活完全依靠200亩土地的地租收入，则他家的生活水平只能相当于有100亩土地的自耕农家庭，亦即不会有多少剩余产品可以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不过是从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品，租佃制地主的经济显然也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而非商品经济。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出租土地的数量。汉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宁成，回到家乡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①。仲长统《昌言·损益》说，“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观了。一个拥有1000亩土地的地主，按照“见税什五”的地租率，可收租谷1000—1500石。如果拥有100顷土地，则地租量可增加10倍。如此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当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费，而会投入市场换取巨额货币，以便过上豪奢的生活，并且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占有。这样，地租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地租量在满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费之后还有富余时，以谷物为主要形态的实物地租对于地主来说，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使用价值，它还代表着一种交换价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也就不能再简单归结为自然经济，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了。

秦汉时代还有些大土地所有者并没有把土地出租，而是自己经营田庄，役使奴隶和雇佣劳动者从事生产。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大都属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如西汉末年的南阳著姓樊重，其田庄“波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②，可以说农、林、牧、副、渔生产俱备。《后汉书·樊宏列传》说，樊家田庄“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像樊家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田庄，比之欧洲中世纪一些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可以说毫不逊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货殖家，他不但从事商品生产，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樊重的田庄说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并且互相补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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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

② 《水经注》卷29《泚水注》。

但是秦汉时代像樊家这样高度自给自足的地主田庄是很少的。多数的地主田庄，通常是依靠田庄的生产满足家庭的大部分消费需要，但也要从市场上购进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和需要替换的生产工具。与此同时，它们又把田庄商品性生产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史记·货殖列传》所谈到的通邑大都市场上的一些农牧产品和果品，多数应是地主田庄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谈到这些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时，说他们是“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①。可见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经营商业，其产品是由专门从事贩运贸易的商人收购而投入市场的。这也就意味着上述大土地所有者经营的商品生产的规模及其获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对他们的产品收购的数量。由于大多数农副产品容易腐坏和不易贮存，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场或附近的都市销售，这不能不使得农副产品的商品生产受到很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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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历史文献对于秦汉商人的活动有许多生动而带有夸大之词的描写，如说“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等等。有的学者据此认为，秦汉时代已经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当时即使像洛阳、邯郸这样的大都市，也只是区域性市场的中心。《盐铁论·通有》说：“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说明各地的土特产，流通范围有限。当时的民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②也反映了农副产品的交换没有越出区域性市场之外。

商人的活跃和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并不矛盾。马克思曾经说：“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③他还指出：“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④商品经济包含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几个环节。一般说来，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经济的正常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秦汉时代，商品生产并不发达，只是由于商人资本的活跃，才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从一个农民家庭或一个地主家庭来说，投入市场用以交换的产品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场上集中起来，经过商人转手出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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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页。

篇4

关键词：农村集市；非正式制度；“熟人”网络

现阶段我国农村集市的市场运行效率极其低下，几乎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集散地，其中乡村特有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不可忽视。非正式制度是社会共同认可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习惯习俗和意识形态等无形的约束规则。我国农村是传统文化的土壤，是农村特有的非正式约束的载体。农村的儒家文化和节俭的传统、家族观念和家庭教育、农民的小农意识以及农村社会中的道德约束和风俗习惯都深深的影响着其经济生活。农村集市正是在这种乡村所特有的非正式制度的土壤中形成并发展的。而要使农村集市向良性方向发展，深入研究非正式制度在其运行中各个方面的影响机理十分必要。

一、农村传统的习惯习俗与农村集市的形成

非正式制度中的乡规民约和礼俗等习惯习俗是农村集市产生的潜在因素和文化基础。农村集市最终形成依赖于当地的某些习惯习俗，而不是某些强制性的正式制度。

（一）农民的交易习惯影响了农村集市地点的选择

当某个地点有很多人参与交易，而参与的人也省却了寻找交易伙伴和场所的麻烦，交易的固定场所就确定了，而那些不符合最低交易成本的市场则慢慢地没落。

（二）农村的风俗习惯影响着农村集市开市日和上市商品的选择

有学者认为农村集市早期采取的“庙会”形式，它最早的渊源正是随着祭神贡品的交换而生发出来的，至今仍然有这种现象。比如湖南的一些农村集市在端午节开市，这时上市的都是与端午节有关的商品。而且按照当地的一些习俗，开市的农历日期必须吉利还要避免某些禁忌。

二、非正式制度与农村集市运行的绩效分析

（一）家族观念

家族观念形成的“熟人”社会网络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地方换的发生。

由于农村的分工和交换相对不发达，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程度相对较低，农村集市发展也并不完善，法律法规的约束相对较弱，为了使自己的受损程度降到最低，人们一般选择熟人进行交易，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最低，并且具备信任基础，有利于加快交易并提高交易的质量，节省了交易费用。

（二）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可以降低农民之间交换活动的交易费用，从而降低农村集市的管理费用，使它更好地发挥增进区域间贸易的功能

由于农村市场的正式制度的缺失，农村集市的有序运行更大程度上是依赖对农村社会秩序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伦理道德对上市者行为的约束作用。第一，某些非正式约束可以转化为正式法制法规。民间的道德约束往往是根据习惯和传统等制定和创立的，它通过人们的反复适用、采纳而逐渐被人们认同，因而将其合法化、成文化以后就可以转化为国家的正式法，推动和保障国家法的顺利实施。第二，弥补国家法的不足，在我国农村社会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也是农村集市正常运行的保障。它包涵了奖励和制裁的信息，能诱导农民的行为方式，限制农民的经济空间选择，给农民的市场经济行为提供框架，在一个被大家所认同的框架中，农民的经济生活就形成了规范的价值取向，从而约束大部分的成员的行为，达到节省交易费用的效果。

三、非正式制度的局限性对农村集市发展的影响机理分析

（一）农村集市规模局限性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与城镇的集贸市场相比，农村集市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规模一般比较小，也仅仅是满足一个乡或是镇的农民的经济活动的需要。例如在湖南省耒阳市几乎每个乡都有一个集市，上市者大部分是本乡的农民，集市的规模也都很小。这种结果产生的原因除了农民的购买力不强，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等经济方面的因素外，农村社会特有的儒家思想，农民的小农意识也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

1、儒家文化中的重农抑商思想限制了农民商业活动的进行，导致农民中愿意从商人数的减少，客观上造成了农村集市规模的局限。从整体上说，儒家具有重农抑商的伦理思想，它是从家庭、宗法、血缘关系上发展起来的齐家治国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商人的致富会造成贫富悬殊，经商计谋也是不符合儒家公平诚信原则的。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中，农民沉浸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主张农本商末，重农轻商观念深入人心，大多数的农民在意识形态的深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少数思想观念陈旧的人甚至认为经商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还有些农民认为经商是不务正业，务农才是自己的天职。传统文化压抑了人们经商的积极性，客观上限制了农村集市上经商的人数的增加，从而使得农村集市的规模得不到扩大。

2、小农思想影响了单个农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客观上限制了农村集市的规模的扩大。农村集市至今还在起着重要作用的地方一般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生活水平比较落后的地方，它们不同程度的处于一种自然或半自然经济状态下。长期的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直接导致了农民的小农意识的形成。深受小农思想影响的农民保守拒新，求稳怕变，还有很强烈的安贫意识，农民对扩大种植规模的种种不确定性后果的担心限制了他们扩大规模的欲望。比如对气候、生产和销售问题的担心等等。因为求稳怕变，他们的生产首先是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有了剩余才会考虑到市场，市场意识相当淡薄，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集市规模的扩张。

（二）农村的非正式信任网与农村集市商品经济化的冲突

农村集市虽然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但它是在农村社会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农村自然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补充环节，至今仍带有严重的自然经济特征。农村社会中以家族观念为基础形成的“熟人”社会以及依靠伦理道德来约束人们行为的调控方式与农村集市的商品经济化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1、农村的家族观念直接导致了“熟人”网络的形成。我国农民有着根深蒂固的家族意识，这直接导致了农民之间的信任范围的狭窄化，因为家族情节的影响，人们养成了以血缘和亲缘关系来处理事情的习惯，缺乏一种在经济交换过程中平等、不分远近亲疏的意识，人们对于外部的人就有着一种天然的防范心理和不信任感。因此农民在集市上进行交易会尽量选择“熟人”，因为他们在与陌生人进行交易活动时会有很多的顾虑，增加了交易成本。反过来外面的商人想在农村集市上销售他的商品也会需要投入更多的宣传广告等费用，这也影响了外部社会大规模经销商的进入。

2、“礼治”秩序间接地促使了小范围信任圈的形成。著名的社会学家认为：“差序格局”是指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以“自己”为中心，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向外扩展的亲属关心网。他认为我国的乡土社会秩序是一个“礼治”秩序。礼是经教化而形成的主动服从传统的习惯，它由世代积累经验所维持和传承。依礼而治就是不加推敲服从传统的经验。在这样的社会，成员常常会将家规和长者之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其中不乏一些错误的观点，这就增加了农村集市管理的难度。

（三）农村集市上商品信息不对称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分析

农村集市可以将一些发展不成熟但是价格相对低廉的商品或服务引入乡村社会。矛盾的是低档的商品与假冒伪劣产品却在农村集市上同时存在，农村集市在人们眼里已经成为了劣质产品的集散地。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是由农村集市上商品信息不流通，买卖双方对商品信息掌握的不对称引起的。

1、农民的保守和求稳心理影响了农民对市场经济等新事物的心理接受程度，造成了农民对商品信息了解的障碍，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生产的市场化进程。他们对一些预料之外出现的事物很难接受。例如突然增产造成供过于求，结果产品价格下降、销售难，于是农民不会轻易增产，因为他们担心一些预料不到的结果出现，他们是在一个信息闭塞的环境中进行生产和销售活动的。

2、农民对待教育的态度影响了农民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他们了解商品的真实信息形成了很大的主观上的障碍。农民有两种对待读书的态度，有一部分农民重视读书，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走出农门，但是他们却认为会读书的小孩是“命中注定”的，不需要父母过多的辅导；另一部分农民却萌生了新时代的“读书无用论”，他们持有的观点是“早点出去挣钱”。这样农民受教育的不多，文化层次始终比较低，而由于文化水平低下，大部分的农民甚至无法正确的辨别低档商品和劣质商品，商品的正确信息也就没办法被农民认知。

3、农民安于现状的思想状态影响了某些商品信息在农村的传递。在农村，80%的成年农民农闲季节以打牌为业余生活，穷乡僻壤的山区农民还停留在过去那种“白天拿锄头，晚上抱枕头”的生产生活状态。他们多为文盲或半文盲，现代的文明对他们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欣赏文艺节目味同嚼蜡。比如至今很多农民仍然认为妇女应该朴素，不应该化妆，对化妆有鄙薄心理，化妆品在农村就失去了市场。因此他们对商品的需求就呈现出单一的特点，即生活必需品和一些简单的休闲用品，很多商品像收音机等在农村根本就没有市场，农民也就更不想了解这些商品的信息了。

四、结论

综上所述，农村集市的发展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因素的重要影响作用，应该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正面作用，即对于可以促进集市往良性方向发展的，要保护它，使它长期存在下去；而对于一些不利的，如小农思想的约束，乡村道德的滑坡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及其现象就应该采取教育和宣传等方法加以制止，培育新的适应农村集市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促进农村集市向大型的特色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另外，虽然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一些强制性的正式制度有利于减弱非正式约束的影响能力，进而减少它消极作用的发挥，而一些有积极意义的非正式约束也可以转化为正式制度。总之，两者进行整合才是制度变迁的基本要求。所以还必须健全农村集市相关方面的管理制度，以减弱一些具有消极作用的农村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作用，促进它的优化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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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能生.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4、钱忠好.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与农地制度创新[J].江苏社会科学,1999(1).

篇5

一

与江南平原地区相似的是，徽州市镇的萌芽可追溯到宋元，而其真正勃兴却在明清时期。如渔亭，宋时就已设治建里，并因其他当孔道而设有驿站，商业也较繁兴。明中叶以降，随着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七省通衢”、依山傍水的优越地理位置的经济意义充分显示出来，成为黟祁两县的重要集散中心，由杭州或屯溪转运而来的货物多由此登岸转输黟祁各地；而两县的农副、土特产品也多在此汇集，运往外地。渔亭的商业盛极一时。又如深渡，北宋时只是姚姓单姓定居之地，因地处新安江畔，已有商业活动，然仅一村市而已。明末时，深渡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店铺上百家，客户百十家的中等市镇了。居民结构亦从原先的一姓发展为姚、詹、鲍、胡、余、吴六姓共居。再如岩镇。岩镇乃徽州著名古镇，宋绍兴年间设镇，元时已是“商旅每旬以三、八日会集贸易”［①］的集市；明中叶以降，岩镇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巨室云集，百堵皆兴，比屋鳞次，无尺土之隙”［②］。时，岩镇毁于大火，其经济中心的位置才为屯溪所代替。屯溪兴起始于明嘉靖年间。此外，龙湾、流口等小市镇也都是明中后期开始繁兴的。徽州市镇的勃兴，并非偶发的现象，而是与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合拍的。在明成弘以前，徽州虽有出贾之习，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封闭、静态的农业社会。“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婚嫁依时，闾闾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③］”此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秩序，造成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即所谓“操资交揵，起落不常”，“东家已富，西家自贫”，“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④］。贫富分化造成了大量的无业游民。休歙两县“其有业者大都什不二三，而其失业者什七八焉”［⑤］。由于职能所限，府县治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外出经商外，大量游民就近涌入市镇从事工商业。随着徽州对外经济交往的日趋频繁，以军事和行政为主体职能的府县治已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在沿江交通便捷之地，作为农村商品交易中心、农副产品加工中心、货物集散中心的市镇便兴起与发展起来。徽州市镇经济繁荣表现如下：

从市场的规模看，徽州山区市镇的规模并不亚于江南平原地区的市镇。有些徽州市镇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军事、政治中心的府县治所。万安镇南临横江，交通便捷，市况发达，一直被列为休宁九大街市之首，民间有“小小休宁城，大大万安街”之俗语。屯溪原先也不过休宁一街市，后竟成一方重镇，其规模与繁华远非县治海阳镇所及。这是由市镇的主导职能决定了。与府县治所军事、政治的职能不同，市镇职能是商业性的，因而聚集了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规模自然随之膨胀。然在徽州，象岩镇、屯溪这样规模的市镇是不多的，更多的是深渡、万安、渔亭、流口等中小市镇。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徽州毕竟是万山环抱的山区，人口密度大大低于平原地区，市镇密度变比江浙平原低得多。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除府县城外，徽郡计有街市53个［⑥］，而其六邑总面积为13870平方公里，其密度为1／262，即每262平方公里1街市。而杭州府市镇数为130个，面积为7334平方公里［⑦］，其密度为1／56，远远高于徽州的市镇密度。市镇密度的差异显示了江南山地与平原地区的差别。

市镇的交易一般以“常日为市”为主要形式。此外，有以某一商品为主干的季节性集市贸易。如深渡的茶市、枣市、枇杷市等。庙会集市也是明清徽州又一重要的贸易形式。徽州地处山区，交通不似平原地区方便，市镇分布也不似平原地区普遍，且多集中在沿新安江一线，物资交流比较困难，因而一年一度的庙会集市便成为农村重要的贸易方式。如岩镇的上九会，每年农历正月的初八、初九、初十岩镇祭祀唐代张巡、许远两忠烈，四乡农民烧香礼拜的同时，还进行贸易。一时商民云集，竹木器材、日用百货、备耕农具应有尽有。江南的平原地区，庙会亦十分普遍，但较之徽州，其集市贸易的功能是居次要的，因其市镇体系十分发达，庙会的娱乐性功能却较徽州浓厚得多。

市镇的兴起推动了周边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深渡便是很典型的例子。深渡地处徽州与江浙经济联系的结合部分，是一重要码头，周边武阳、三阳、中村、苏村、杞梓里、霞坑等地枣农，将枣子送至深渡加工并转运外地。土特产“三潭枇杷”也是在深渡加工、外销的。久之，深渡与这些村落间形成了一种比较密切的经济联系，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人们都赶至深渡办货，俗谓“深渡担”。深渡也由此而成为歙县南乡和东乡的商业中心。再如屯溪，因地处平原与山地交接处，又是率水、横水汇流之所，商业十分繁荣。《清史稿》称其“在（休宁）县东南，为茶务都会”［⑧］。但其腹地却大大超过了“县东南”这一隅之区，也不仅仅是茶叶都会了，而成为徽郡最大的水运码头、商品集散地和“一邑总市”［⑨］。

市镇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十分兴盛。徽州本是“朱子阙里”，文风极盛，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国”的美誉。在此背景下，市镇文化事业又因其强大的物质保障而尤为发达。如岩镇，《岩镇志草》称其“甲第如鳞”，“人文之盛，甲于乡邦先进。”早在宋代，岩镇便建有友陶书院；明初有潜虬书院；明中叶有南山书院；清代有檀山书院、百榆社等。从唐至清，岩镇共出了4个状元、36名进士、81名举人，其中供州府职者47人，授予“府学”“县学”职者58人。其他如万安、渔亭等古镇也是文教兴盛发达之地。文教事业的发达，无疑也为市镇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智力保证。

二

与江浙平原地区市镇相比，徽州山地市镇在其布局、功能、文化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1）市镇布局。徽州市镇多沿江沿河而设，形成线状结构的布局。这是地球环境造成的。“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⑩］，峰峦耸峙，山势陡峻，陆路运输十分困难，对外经济联系主要依靠水路。“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从饶州鄱、浮；一从浙省杭、严”［①①］，即新安江与阊江。其中新安江是徽州最大水系，有率水、横江、练江、深渡河等大小支（源）流30余条，流域面积达6751平方公里，是徽州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所谓“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①②］适应徽州对外经济联系的需要，市镇多分布于新安江及其支流上，如深渡、屯溪、龙湾、渔亭、万安、岩镇等等，从而形成了徽州市镇布局上的线状结构。这与江浙地区市镇的网状结构迥然不同。在那里，市镇亦多依水而立，但与徽州不同的是，江浙一带河汊相交，水网密集，江南五大镇之一的濮院镇，在其周围40里之内，就有硖石、石湾、新塍、王店、乌青、屠甸等镇，且彼此间水陆交通极为便利。又如双林，东至乌青36里，东北至南浔36里，西到菱湖亦是36里。在如此繁密的市镇网络覆盖下，村落无一例外地卷入市镇经济之中。而在徽州，街口距深渡23公里、深渡距屯溪55公里、屯溪至万安18公里，而万安又距渔亭38公里，这种线状结构不能形成网络覆盖周围地区，故而市镇对农村的影响力要小于江浙平原地区。

（2）市镇功能。市镇的功能有两种，一是以生产或加工为主体职能，称为专业型市镇；一是以商品的集散与流通为主体职能，称为商业型市镇。

江浙地区的市镇，专业型的居多。例如嘉兴府，根据陈学文先生的研究，属手工业专业市镇的有：丝织业的濮院镇、王江泾镇、青镇、王店镇、新塍镇；棉织业的魏塘镇、风泾镇、王店镇；建筑器材与日用品业的干家窑镇、陶庄市；五金用品业的炉头镇；竹器加工业的陈庄镇、新塍镇；油漆工艺与玩具生产业的斜塘镇；属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市镇有：蚕桑、原丝销售市场的青镇、石门镇；油料加工业的石门镇；生姜销售地新丰镇；盐业生产地鲍郎市；属于交通枢纽的市镇仅有王江泾镇、半逻市、皂林镇、陡门镇、乍浦镇、澉浦镇、广陈镇［①③］由此可见，嘉兴府的市镇中属于专业型的占大多数，即便是那些商业型的市镇，也往往兼有专业型市镇的色彩。王江泾镇是江浙十分著名的商品集散中心，但其居民也“多织绸，收丝缟之利”［①④］。反观徽州，虽说市镇也有生产或加工的功能，但其集散与流通的功能一般都占主导地位。深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商业型市镇，担当了徽州重要集散中心的角色。虽然深渡亦有不少农副产品加工业，却只是藉其集散功能才在此加工的。本世纪30年代，徽杭公路通车，陆路取代水路成为徽州对外联系的主要方式，深渡的商品集散功能丧失，其枣加工业遂就近迁至杞梓里。徽州另一个重要的集散中心是屯溪。为对其集散功能有一个具体、直观的了解，下面对30年代屯溪往返船只运送之货物作一考察［①⑤］，尽管时间并不吻合，但考虑到近代徽州社会经济发展迟滞的因素，它大致能反映清中叶甚至更早一些的历史实情。当时，船民组织是以“保”为单位的。屯溪保，负责屯溪和渔亭间的货物运输，下行，主要从渔亭运瓷器到屯溪；上行，则从屯溪运百货渔亭。屯上保，负责屯溪和上溪口间的货运，下行，从上溪口运茶箱板、杂货、干笋、柴炭到屯溪；上行，从屯溪运食盐、布匹、杂货到上溪口。屯龙保，负责屯溪和龙湾间货运，下行，自龙湾运木炭、雨伞、茶叶、笋叶、纸、香菇到屯溪；上行，自屯溪运食盐、石灰、百杂货到龙湾。屯杭保，负责屯溪和杭州间货运，下行，从屯溪运茶箱板、箬皮、寸板、枕木、冬笋、桐油到杭州、上行，从杭州运食盐、布匹、油粮、鱼、杂货到屯溪。上述可以看出，屯溪的集散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渔亭、龙湾等也都是集散中心，只不过规模较小，从属于屯溪罢了。

（3）市镇文化，与江浙平原市镇文化的强烈世俗性不同，受整个徽州大环境的影响，徽州市镇文化呈浓厚的宗族文化色彩。据《岩镇志草》记载，岩镇以一镇之地而拥有21个祠堂，充分展示了宗族文化的繁兴。从建祠年代看，除两个无考外，正德间建1个，嘉靖间建7个，隆庆间建2个，万历间建6个，顺治、康熙、雍正间各建1个。嘉隆万三代占建祠年代可考祠堂的78．9％。这恰与史志所载“自嘉隆以来，巨室云集，百堵皆兴，比屋鳞次”的繁荣经济局面在时间上相吻合，从而说明了市镇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对封建的宗族制度造成冲击；相反，却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从宗族活动看，每年的春秋二祭是各宗族内最重要的活动，每逢此时，全族集会，沐浴斋戒，齐集祠堂，由族长（或宗子）主持祭祀活动。清明扫墓一般也要先至祠堂祭神主，再各自祭扫。此外还有公共社区文化活动，如遗爱祠、名宦祠、逸民祠、义士祠的春秋二祭，双烈庙的祭礼活动（即上九会）等，旨在“联邻里族党之欢”［①⑥］，保护各族的共同利益。宗族间又往往通过联姻，左右市镇的发展。在泊浙平原地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由地方豪宗强族创立市镇的例子。嘉定的罗店镇，“元至升间罗升创市”［①⑦］。太仓的璜泾，成化间赵壁创市，时称“赵市”［①⑧］，等等。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市镇的宗族组织迅速瓦解。清中叶的濮院镇“有祠之家，千百之一二”［①⑨］，这与徽州市镇的“族必有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庄镇亦如此，“宗祠为近地所鲜，故祭礼愈略”［②⑩］。作为宗族制度重要象征的宗祠的稀少，反映了平原市镇宗族文化的淡化的实景，而世俗性、商业性色彩则愈发鲜明起来。从商人组织看，平原市镇上地缘性的会馆和业缘性的公所已取代血缘性的宗族组织而在市镇经济中占主导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浙市镇上往往聚集了大量的外籍人口，为保护同乡或同业的利益，会馆、 公所次第建立，如双林镇上就有泾县会馆、金陵会馆、新安义团和米业、药业公所等商业色彩很浓的组织。从市镇设施看，茶楼、酒肆、旅馆等娱乐性、商业性设施也作为市镇繁荣的附属物兴建起来。濮院镇“茶酒肆不啻百计，……新丝时更甚”［②①］。但在徽州市镇上，却很难看到如此繁荣景象，“城市无茶馆、酒肆。冲处仅有之，亦苦茗一盂，……不足言馆”［②②］。

徽州山地市镇与江浙平原市镇所表现出来的诸多差异，是它们处于不同地理及社会经济环境所致。同样，徽州市镇不能如江浙平原市镇推动并实现社会转型，根子亦在于此。

三

美国学者牟复礼认为：“中国工业主义滥觞于各市镇，而不在大城邑”［②③］。这在江浙平原市镇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如石门镇的油坊，采用雇佣制经营方式，已具备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无徽不成镇”。徽在江浙市镇的蓬勃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徽商桑梓之地的市镇却未能找到资本主义萌芽的例子。徽州市镇经济的发展为何不能推动本地实现社会转型呢？

“徽州介万山之中”，域内山高谷深，山多田少。土质又极差，“地隘斗绝，厥土骍刚而不化”［②④］生态环境亦恶劣，“高山湍悍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②⑤］。因此，徽州粮食生产不发达，“即丰年，谷不能二之一”［②⑥］。这使得徽州有极强的对外依赖性，“百货皆仰于外”［②⑦］。

此外，徽州又因江水流域的不同而划分成三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新安江流域区，包括歙县和绩溪、休宁、黟县的一部分；阊江流域区，包括祁区、婺源和黟县的一部分；青弋江流域区，主要在绩溪北部。各自然区域的形成，本利于地域分工与交流。但徽州陆路交通不便，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很薄弱，它们各自依水路展开对外经济联系。新安江流域区对浙江，阊江流域区对江西，青弋江流域对宁国。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在社会生活方面亦有反映，如妇女服饰，“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②⑧］。徽州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和区域间经济联系的松散性决定了它不能在经济上实现全区域的整合，未能形成区域性市场。域内市场的狭窄对徽州市镇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由于陆路交通不便，徽州对外联系只得依靠水路，但水路亦非通畅之途。由于徽州地势较高，水位落差大，民间素有“一滩高一丈，新安在天上”之谚，水势奔流，险滩迭出，“东涉浙江，险滩三百六十；西通彭蠡，险滩八十有四”，故而“旅之往来，殊非易事”［②⑨］。此外还有“坝脚牙侩”、“街蠹地棍”甚至地方官的人为阻滞。对外联系的不便，又大大限制了徽州市镇的域外市场，制约了市镇的进一步发展。

而江浙一带的平原地区，水网密布，交通十分便利。对外联系亦称便捷，南北有京杭运河，东西有长江水道，又滨邻大海，发展海外贸易，得天独厚。便利的交通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至迟在明代，苏、松、杭、嘉、湖地区已形成了一个有内在经济联系的区域整体。洪武三年六月的一则上谕即以“苏松杭嘉湖”连称［③⑩］。此后，这类并称在公私著述中屡见不鲜。以涟川沈氏这一经营地主为例，其采购活动竟达于杭嘉湖苏四府六县［③①］，可见其区域经济整合之一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镇发展自有徽州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如双林镇的丝绸贸易市镇近则江南五府，远则闽广等地，所谓“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③②］，有“通行天下”之称。徽商虽“几遍禹内”，但并不代表徽州商品有如此广阔的市场，事实上，从事徽州与域外市场联系的毕竟只占徽商总数的小部分。

市镇是商品经济运行的载体。明清徽州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其市镇勃兴的最根本动力。而徽州商品经济的局限性也制约了市镇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其推动社会转型的功能的实现。

徽州商品经济尚局限于自然经济补充的水平，这是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水平发达的基础上的。明清徽州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十分低下的，“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人不当其半”［③③］力田者，依然“耕获三不瞻一”［③④］。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出于以副助农的目的，一些商品性农业、家庭或家族手工业及小商业得以发展。许承尧在谈到歙县明清社会风俗时曾说：“陆南山多田少，食资于豆与粟，而枣栗柿橡之产副之。［③⑤］”万历《休宁县志》亦曰：“良民犹免于冻馁，而樵采树艺者，用积储以阜其家脱也。［③⑥］”婺源“收麻蓝粟麦佐所不给，而以其杉桐之入易鱼稻于饶，易诸货于休［③⑦］”。可以看出，由于生产力落后，农民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根本无法生存，不得不进行商品性的农业生产，以期“佐所不给”，“免于冻馁”。徽州手工业发展亦相类似。我们固然可以找到商品性大生产的例子，但采用家庭或家族手工业的形式以工助农的小商品生产则更为普遍。至于商业，徽州虽有“藏镪有至百万”的富商巨贾，但毕竟“千百中不一二焉”［③⑧］，何况他们一般都靠经营国家专榷商品——盐而致富的，而非以徽州本土为依托。商业利润也“十一在内，十九在外”［③⑨］。在徽州，绝大多数还是那些迫于情势，“以贾代耕，不能不糊口于转毂”［④⑩］的小商人。他们春出冬归，以微薄的商业利润“求哺嗷嗷之数口”［④①］。这里，商人的经济活动和那些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家庭或家族手工业的小农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其目的亦无非以商助农。因而从总体上说，徽州的商品经济只能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徽州市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徽州对外商品交换之需而建立的。由于徽州的山区地理环境，作为商品交换内容的，多为茶、木、枣、笋等土特产品，而这类产品对加工业的要求一般很低。因此，市镇的集散功能远远大于其生产的功能。以集散为主体功能的市镇与周边农村的联系虽也很广，却较专业型市镇则要松散得多。前文所述的深渡虽可吸引几十里外的农副产品——枣到镇上加工、集散，但一旦其集散功能丧失，市镇与乡村间的这种联系便宣告结束。而江浙市镇，由于其生产功能较强，市镇与乡村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如王江泾镇，不仅周围接战港、渔家漾、南江市、栖真寺、油车港、盛家廊、龚家湾等都是“居民大半织絍为业”的专业生产村落（市），而且“左右三十里内，各乡悉统于泾镇”［④②］。可见，江浙市镇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农村的发展，形成了市镇与乡村一体化发展格局。但在徽州，这种一体化格局始终未能形成，市镇与周边农村联系的松散性及商品经济本身的局限性，使市镇未能突破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藩篱，实现社会转型。

徽州市镇上的浓厚宗族文化氛围是阻碍其发展的又一因素。徽州是一个宗族制度极发达的地域社会。在传统社会向近世社会转型中，宗族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启动与发展，从而对市镇的繁兴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与商品经济与其载体——市镇毕竟是异质的，在促进商品经济及市镇发展的同时，也阻碍了它的社会功能的进一步实现。这种阻碍表现在许多方面，现仅从宗族文化氛围对徽商心理的影响这一角度，略呈管见。

且从商人在徽州的社会地位谈起。“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④③］”若离开商业，整个徽州社会就难以生存。故商人的经济地位在徽州是得到普遍认同的。但商人的社会地位呢？商人在多大程度上用自己的价值观整合了徽州社会？虽《歙事闲谭》云：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④④］。但切不可估计过高，笔者以为这种整合是十分有限的，且从属于徽州宗族文化。将《岩镇志草》与江浙的市镇志相比较，就可以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岩镇志草》连篇累牍大谈宗族、节烈、功名，有一种浓重的宗族文化氛围，对市镇的繁荣、商业的发达只略略带过，全然没有江浙市镇志中关于商业的详细记载。在徽州府县镇志和族谱家乘中，有关商人的记述虽然不少，却多散见于“义行”、“孝友”、“质行”等门类中，且对商人的商业活动所甚简，对其所谓义行，则不惜笔墨。在他们看来，商人的商业活动本身并不重要，只不过是因其商业利润加固了宗族伦理关系才值得褒扬。而那些“为人奴者”，即使“盛赀厚富”，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同，“终不得齿于宗族乡里”。在这种浓重的宗族文化氛围熏陶下，商人往往把行义举、善举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岩镇大商人佘文义“操奇赢”而“振其家”后，“置义田以养族之不给者，义屋以居族之无庐者，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又独资兴建佘翁桥，故《岩镇志草》褒扬他“年逾八十而义行不绝”。竟还有行义举而不惜败家破产者。渔亭商人杨乃贤不过中等资产，乾隆二十四年，他捐白银2000两，在渔亭兴建“永济桥”，功未毕而人去世，其子杨天培毅然将商号一片片拍卖以维持开支。桥建成，杨天培即宣告全面破产。岩镇商人佘文帽斥资重修“佘翁桥”，也是“桥成而家竭焉”［④⑤］。可见，宗族文化已深深扎根于商人的思想意识中，并内化为自觉行为，“见义勇为”［④⑥］成为其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途径。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教伦理有着某种渊源关系。这一伦理的要义就是教徒有增加自己财富的责任，而增加财富本身就是目的，诚实、信用、勤劳只有符合这一前提，才能称作美德。正是这一伦理滋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④⑦］。徽州宗族也要求族人经商致富，但商业活动本身是居于从属地位的，只有宗教义举才是其出发点和根本归属。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徽州市镇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来说，这里是一片沙漠。

在明清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有诸多相似之处，同处江南的平原市镇与山区市镇最终还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江浙平原市镇推动了社会转型，虽然这种“传统内变迁”在清中叶时为西方列强打破，但它却很快适应了政治、经济的变革，继续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徽州市镇却因种种原因，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格局，从而造成徽州近现展的滞后。

注释：

①洪炎祖：《延祐新安后续志》，见弘治《徽州府志》，卷3，《食货·财赋》。

② ①⑥《岩镇志草·发凡》。

③ ④《歙志·风土》。

⑤《金太史集》，卷4，《与歙令君书》。

⑥《徽州地区简志》，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42页。

⑦杭州府的行政区划变化大，这里是笔者对照《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谭其骧主编，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和《浙江省地图册》（浙江省测绘局编制，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而得出的大约面积。

⑧《清史稿·地理志》。

⑨休宁《赋役官解全书》。

⑩《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2》。

①① ②⑦康熙《徽州府志》，卷8，《蠲赈》。

①② ③④康熙《休宁县志》，卷7，《汪伟奏疏》。

①③见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①④万历《秀山县志》，卷1，《风俗》。

①⑤《安徽省航运志》。

①⑦光绪《嘉定县志》，卷1，《市镇》。

①⑧弘治《嘉兴府志》，卷14。

①⑨（清）金淮：《濮川所闻记》，卷2，《坊巷》。

②⑩光绪《周庄镇志》，卷4，《风俗》。

②①《濮院琐志》，卷6。②②嘉庆《黟县志》，卷1，《地理风俗》。

②③转引自《民生的开拓》，第333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②④ ②⑤顺治《歙县志》，卷1，《舆地·风俗》。

②⑥同治《祁门县志》，卷5，《风俗》。

②⑧ ③⑤ ④④《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②⑨《徽商便览·缘起》。

③⑩《明太祖实录》，卷53。

③①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文中对《沈氏农书》的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1期。

③②唐甄：《教蚕》，见《皇朝经世文编》，卷37。

③③《天下郡国病书·江南20》。

③⑥万历《休宁县志》，卷1，《风俗》。

③⑦光绪《婺源县志》，卷3，《风俗》。

③⑧ ④①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

③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61，《赠程君五十叙》。

④⑩《太函集》，卷14，《谷口篇》。

④②唐佩金：《闻川志稿》，卷1，《疆域》。

④③《二刻拍案惊奇》，卷37。

④⑤《岩镇志草》。

篇6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五、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发展变化的意义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由于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的特点都是不同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途径。根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点，在划分时要注意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地区优势相结合，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合理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地区经济现状与发展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地区相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我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迹。二是了解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点，分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以及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由于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

篇7

 

关键词:民法;市民社会;私法自治

有人说,观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民法的命运呢?笔者认为,是民法的理念。民法的理念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和习惯,形成了民法的性格,从而造就了民法在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探讨民法的理念,必然要从民法所产生的社会基础考察起。

一、民法产生的基础是市民社会

民法是市民之间的法,是市民与市民交往的法,而市民与市民之间交往的总和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民法就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产生的基础是市民社会。

第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并以商品经济为经济条件。作为民法产生基础的市民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含义[1]。我们知道,民法主要源于古代罗马的市民法。而罗马是一个古代的市民社会,罗马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概念产生于欧洲中世纪末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在经济上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实力,并开始和封建势力做斗争,他们用市民社会的平等、自主等观念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这时,市民社会作为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名词开始有了其特殊的含义。

在这里,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它与政治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政治国家,它是指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它是在家庭和国家之间、或者说个人和国家之间的这部分领域,以及存在于其中的组织和制度的总和,包括家庭、社区、作坊、工场、公司等等社会组织的总和。在市民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上,所有人身份平等而且自主,任何人都没有超然于他人之上的地位,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都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理、对自己有利的方式与他人交往;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市民社会相对独立于国家,国家仅能有限地通过法律或政策合理地干预,但不能像在政治社会中那样,通过命令,要求市民社会的成员之间发生某种法律关系,或分配社会财富;同时,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本质是自由交换,商品经济要求交易主体意志自由,身份平等,这正和市民社会的平等、自主相契合。

“我们将以市民社会中经济人之间形成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并以人为出发点,以规制人的行为和关怀人为其终极目的,亦即将使命定位于确定和保护合理人性的法律,称为市民社会法”[2],也就是民法。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平等是民法的精神,也是自由的前提。而“确认当事人地位平等并尽力让其独立意志得以充分体现是市民社会独有现象”[2],所以,商品经济、市民社会、民法在基本点上是相通的,也就是平等和自由。商品经济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民法的经济基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也是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法;市民社会就是以商品经济为经济基础,以民法为基本法律的社会。

第二,中国民法长期不发达,市民社会的不发达是其重要原因。中国古代法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民事刑法化”,即民法的问题用刑法来解决,民事纠纷往往用刑法的手段来处理。比如,在西周的《周礼》中就记载:“凡民间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货财”就是借贷,西周的时候就有了借贷契约。如果违反契约规定,还不出钱,或交不出利息,怎么办呢?在现代社会,承担的是违约责任——继续履行、赔偿损失。但是在西周,要“刑罚之”,要当做犯罪来论处。而且,中国古代这种“民事刑法化”的传统一直到清末都没有根本的变化[3]。所以说,民事刑法化、民法不发达是中国古代法律一个重要的特点。

实际上,直到近些年中国的民事法律体系才刚刚建立,而且远未完善。与此相适应的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市民社会一直很不发达,到现在仍然是“大国家,小社会”。

古代中国是中央集权发达的国家,国家权力十分庞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什么会出现“民事刑法化”的现象?犯罪行为侵害的是国家、集体的利益,而民事侵权行为、违约行为,侵害的是私人的利益,本应由私人去主张救济。但是,当国家权力、公权力足够发达、足够强大的时候,个人已经被淹没了,一切犯罪行为,包括一般违法行为都被认为是对国家的侵害,那么,就需要国家运用强制力来制裁。因此,国家权力过于发达导致了本应属私人交往的社会领域受到抑制,难以发达。同时,自然经济的长期主导使得市民社会丧失了其发展的经济条件。

建国以后,我们废除了一切资产阶级的法律,开始向前苏联学习。前苏联有一个认识,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私的东西,也没有私法,民法也是公法。那么私人的一切领域,国家就无所不干预、无所不控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强大的国家权力干预一切:生产领域的一切都是国家来干预、来控制;生活领域的一切国家也要来控制,个人消费什么,国家来计划。“大国家”则必然“小社会”;市民社会弱小,民法则必然不发达。我们要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要给市民社会以自我适应、自我调整、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空间,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社会以及民法的健康发展。

二、私法自治是民法最基本的理念

第一,民法包含了公法与私法划分的全部意义。公私法的划分是西方法律史上源远流长的对法律的分类。早在古罗马时期,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就提出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此后,出现了各种关于公法和私法划分的标准和学说,①但这些学说无一例外地认为民法是私法,或者说私法主要就是民法,或者说民法和商法。

一般认为,商法起源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自治城市,并由商人习惯法发展而来。在民商分立的国家,民法和商法是彼此独立的,它们都是私法。但在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实行民商合一制,即民法包括商法,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而存在。同时,由于商法所调整的商事行为和商事组织的特殊性,商法也产生了自身特殊的规则,商法本身也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国际性,使得商法和传统民法相区别。然而,商法毕竟也和民法一样,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要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仍然属于大民法的范畴。

篇8

关键词：农业化 去农业化化 再农业化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它表明事物自身发展的整个过程是由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诸环节构成的。其中否定之否定是过程的核心，是事物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矛盾的解决形式。以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历程，则从总体上经历了“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过程。

一、农业历史发展过程

（一）古代传统农业

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耕作方式有了转变，铁锹、爬犁这种工具开始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角，这些“先进”的农业工具催生了农业的第一次革命，使“原始农业”走向了“传统农业”发展的道路，土地产量相比原来有了“质”的飞跃，在漫长的3000年时间内，农业经济发展缓步前行。传统农业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传统农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二）近代工业化农业

科技的第一次产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和第二次产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于20世纪初期），以机械化和电动化为主要标志，不仅促进工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在封建土地制度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这一转变大体上起始于19世纪中叶，到二战时期，近100年历史。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近代农业的发展策略是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工业化的积极方面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但负面影响是高能源、高消耗、高污染，造成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

（三）现代生态化农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农业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农业发展成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基础产业。生态农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改善传统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农业生态化，就是以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基础，尊重生态自然发展规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从技术特征来看，常规意义上的现代农业技术特点一般包括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当今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还要注重上述技术特点外，要更加关注到现代技术的新特征：生物化、信息化、安全化、环保化、循环化、标准化等特点。

二、农业发展辩证过程

（一）基本发展过程的辩证启示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世界范围的农业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即传统农业是简单的农业化，对原始社会的农业进行了扬弃，使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代表的农业从原始生产方式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方式，即第一产业――农业。而近代农业，则是以工业化的理念和手段对传统农业进行了升级，其积极方面是使粮食产量突飞猛进，不但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同时还能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和工业原料。但由于过分依赖科学技术，而对传统的“天人合一”农耕理念进行了扬弃，提出了“向自然进军”理性的狂妄，并尽情地享受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一次次。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的每次征服，都将得到自然对人类加倍的惩罚。于是近代工业化农业走向了历史的尽头，建立在生物、信息技术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现代农业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以生态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农业，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同，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代农业是对传统农业、近代农业的现代扬弃。

（二）再农业化对农业化和工业化的本质跃升

现代农业从本质上对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进行了辩证的扬弃，并实现农业本质的跃升。生态农业的目的在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上和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特点：（1）综合性。即按“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全面规划，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并使各业之间互相支持，相得益彰，提高综合生产能力。（2）多样性。即针对自然条件、资源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充分吸收传统农业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多种生态模式、生态工程和丰富多彩的技术类型装备农业生产，使各区域都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各产业都根据社会需要与当地实际协调发展。（3）高效性。即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层次综合利用和系列化深加工，实现经济增值，实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效益，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4）持续性。即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常规发展为持续发展，把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现代生态农业在借鉴传统农业优秀思想理念有：（1）天人合一理念；（2）精耕细作思想；（3）有机农业思想；（4）农业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吸收了近代农业的科学思想和工业化手段。但现代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只注重粮食产量的提高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为：（1）粮食产量高和质量好相统一；（2）种植业与林、牧业协调发展，共同发达；（3）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4）机械化、电气化水平高与劳动者的直接参与相结合。

总之，以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历程，则从总体上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即“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过程。其中，工业化阶段是去农业化，即对传统农业的异化，而再农业化，则是对传统农业的现代扬弃，同时也对工业化（去农业化）进行了扬弃，即继承了传统农业的积极理念和近代农业的正确思想，真正意义地实现天地人现代生态理念的统一。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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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是经济价值理论与道德礼义的融合，但是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还处于转型时期，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其内在理论经常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原则产生冲突，针对这样的情况，为了保证经济交易市场环境的公正健康，维持我国社会经济市场的秩序平衡，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就要以经济理论为基础，以道德观念为规范约束现代社会经济市场的活动，继而充分发挥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实际效力。

一、探讨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给现代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意义

经济价值发展取向与社会经济进步形式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是我国人民经济智慧的具体表现，是构建系统相对完整的经济价值理念，其中涉及的许多经济发展思路内涵，对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从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基本内涵的角度分析，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观念维护了我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与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相悖，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提高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适用性，就应该明确现代经济发展的重点内容，对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结合当下社会经济实践发展的要求，吸取其中宝贵的思想价值观念，实现传统经济价值取向观与现代经济价值取向观的完美融合，达到中华特色经济价值取向的有效利用，以及传承我国经济文化伦理的目标，继而发扬中华经济智慧文化精神，提高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品质，保证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给现代经济发展带来有利的影响。

二、传统经济价值取向与现代经济价值取向的区别简述

(一)传统经济价值取向

传统经济价值取向不受自然经济的约束，受当时社会发展状态与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充分肯定了劳动人们的价值，主张劳动价值是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实际应用实践过程中，以调节社会劳动关系，合理配置社会劳动力为基本，注重社会实践价值，以提高当下社会经济，改善现有经济发展问题为重点内容，包含了经济价值取向思想和调节人际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建立在封建社会制度之上，中心内容偏向于维护权力者的利益，所以形成了一种固有的劳动经济价值关系体系，从伦理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缺少一定的公正性，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公平公正的要求。

(二)现代经济价值取向

现代经济价值取向聚集了，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观和西方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将广大劳动者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以提高社会整体性效益为主要的目标。现代经济价值取向具有极强的现代化特征，围绕传统经济道德观念，以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为依托，不定期进行相关策略内容的调整。除此之外现代经济价值取向非常重视伦理观念，尊重个人社会地位，推崇独立个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主导权，从自然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两方面入手，规范了独立个体的经济价值实现行为，制定了合理的个体价值欲望标准，从最基本的层面入手，改变了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固有体系，构建了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在满足人们个人利益愿望的同时，突出了社会效益化属性，实现了个人利益融入社会经济总体发展的战略性标。

三、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给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分析

(一)促进了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下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多元化，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个人利益价值，满足个人经济发展的欲望，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人们容易受到利益价值的诱惑和唆使，进而做出违反道德原则的事。而传统经济价值取向核心思想的合理利用，为当下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科学的规范准则，监督了个人经济活动行为，调节了社会经济发展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维持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健康。除此之外以经济与道德之间关联为主要突破口，强调了道德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加快了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转型速度，并且与现代化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焕发了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从真正意义上促进了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维持了我国经济交易市场的秩序

我国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向观念主张互利交换原则，从最基本的层面入手，阐述了社会经济建立在物质交换上的实质性内涵，从根本上提高了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用有效性。同时采用分层的技术手法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明确了现代经济交易个体之间的关系，总结了利益价值不能依靠独立个体实现的规律，进而培养了现代人们礼尚往来的交易意识。在这种既定规则要求下，人们会自觉履行商业交易的原则性义务，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保证交易项目的公正性，确保双方能够在同等条件下实现双赢的利益目标，进而维持双方的依存关系，保证社会商业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经济价值取向，对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制约条件，尽管社会经济交易发展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市场仍旧能够维持固有的发展秩序，继而为我国社会经济机制的正常运行奠定了基础。

(三)保证自然系统领域的完整

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重社会义务，受儒家文化的冶炼熏陶，秉承着天人合一的主要思想，重社会自然义务，并在最大限度上对自然领域表现出了尊重，以农耕为例，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提倡在农耕范围满足人们需求的基础上，停止农耕范围的继续扩大，进而保证自然领域的完整，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互利互生的目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在没有任何规范要求的情况下，过分生产容易造成社会经济动力的萎缩，造成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现象的发生。为了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吸取我国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重要思想内容，规范市场经济发展行为，与此同时引导独立的经济个体树立正确的生产发展观念，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效益，保证社会经济发展市场处于良性的运作关系。

(四)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经济交易风气

我国传统的经济价值取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推崇道德礼义文化，并将道德礼义文化作为把握经济市场发展，以及调节经济市场各环节关系的外在作用力。传统经济价值取向以诚信为核心内容，诚信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类人提出的，而是以所有人为对象，从道德信誉的角度出发，对社会经济交易提出了标准的行为信条。纵观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状态，要想在现代社会经济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就应该肯定诚信交易的重要性，明确谋求个人利益的荣辱观念，继而树立良好的信誉形象。诚信原则的有效应用，为独立个体进行商业交易安全公正提供了保证，诚信作为商业交易的评价标准，从多个角度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状态，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经济交易风气。除此之外诚信并不是形式上的东西，诚信作为个人或者企业谋求利益的前提标准，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和功利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的变化，逐渐变成了人们建立契约的依据。

(五)构建了新型的消费方式

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以商品经济为主要的经济发展形式，充分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形式转型的特点，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形式过渡的过程中，人们改变了传统的消费理念，与盲目提高消费量相比，更加注重消费形式的多样性。针对这样的情况，经济市场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升需求供应的市场化水平，进而踏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构建了新型的消费方式。当下人们的消费方式主要以节俭为主，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等级式的消费观念，主要以满足自身需求为目标，有效的避免了过度消费现象的发生，保持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平衡，不仅提升了消费的高度，也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文推动力。但是节俭消费具有一定的相异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持续消费目标的实现，容易造成过剩危机现象。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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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概述

2010年4月1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苹果公司和英国IP申请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IP公司)告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唯冠”)的商标权属纠纷案件，苹果公司一方称2009年12月23日，唯冠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冠国际”)旗下子公司唯冠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北唯冠”)签署了有关协议，将包括中国内地商标权在内的10个“iPad”商标的全部权益都转让给了英国IP公司，商标权转让费用是3.5万英镑。其后，英国IP公司又以10英镑将商标所有权利益转让给了苹果公司。诉讼请求是要求法院判令“iPad”商标权归其所有，并要求被告支付商标权属调查费、律师费。但深圳唯冠主张深圳唯冠虽同属于唯冠国际子公司，但与台北唯冠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iPad”在中国大陆的商标权属于深圳唯冠所有，因此并不因台北唯冠的商标权转让行为而发生转让。经过2011年2月23日、8月21日和10月18日三次开庭审理，法院做出了驳回苹果公司和IP公司的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深圳唯冠胜诉，这对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已濒临破产的深圳唯冠而言无疑是福音。随后，苹果公司提起上诉。2012年2月2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二审，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台北唯冠的转让行为是否包含了深圳唯冠的商标所有权。二审最终并未当庭宣判，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的诉讼代表都表示要征求委托人意见后才能给予是否同意和解的答复。日前，“iPad”商标纠纷案已进入等待终审判决的关键时期。无论最终结局如何，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毕竟不是此案的成败，而是本案折射出的法律问题和现代企业进行商标权战略管理的现实意义。商标在我国古已有之，虽然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十分成熟的“白兔商标”，但基于封建社会对商业发展的抑制，对商标的管理一直不成体系。我国包括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法学研究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兴起的，在此之前，我国企业也缺乏对商标权重要性的认识。等到对外贸易逐渐兴起，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才发现我国许多“知名品牌”在国外早已被他人抢先注册。

二、商标和品牌

(一)商标的特征

商标是经营者用以区分自己的商品、服务与其他经营者的商品、服务的标记。它具有三个客观特征：第一，有形性。商标是商品或服务的载体，它一定是能为人们所见、所感、所知的客观存在。商标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必须表现为文字、字母、图形、颜色或多者的组合，给人视觉上的直接感知；商标允许人们在视觉感知后自发地产生想象，但这种想象的有效来源是视觉效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听觉商标和嗅觉商标，但以我国目前的立法技术还不足以将其纳入商标保护的法律范畴。第二，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商标产生于商品经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商品交换，商标没有存在的意义。当社会发展到商品经济时期，人们的商品交换活动开始产生并逐渐频繁，同类商品之间需要不同的符号或标记进行区分，正是这种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客观需要为商标提供了生长土壤。虽然当今各国都给商标赋予了法律意义，但其最终都是为了经济运行而服务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1条即规定“：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第三，战略性。这是知识经济的到来及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为商标赋予的新的特征。一方面，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生产将企业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核心竞争力都注入商品或服务之中，商标承载着这种核心竞争力，并将其传递给市场主体，实现企业与市场的对话。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学术讨论中常将商标这一概念与商标权相等同，商标权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含以专有使用权为核心的收益权、处分权、续展权、禁止权、质押权、“即发侵权”的申请制止权、继承权等等，但这些权利都可以看作是商标专有使用权的延伸。它具有鲜明的财产权属性、禁止权效力范围大于专用权效力范围、保护期限相对永久性这三个法律特征。

(二)品牌的战略意义

品牌是能给品牌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资产。它能给企业带来持续稳定的收益，也能在市场上迅速区分产品或服务来源，排挤竞争对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品牌对消费者的引导作用越来越明显。品牌往往通过对消费者观念的长期影响，对“安全”、“耐用”、“时髦”、“物美价廉”等品质特征有指示作用。在温饱问题得以解决的社会阶层之中，对品牌的追求是其消费方式的主要方面：高端消费者总是在不停寻找自己与他人的区别，他们试图通过购买高端品牌来彰显社会地位与个人成功；中低端消费者也趋向于利用品牌消费将自己与更低层次的消费者区分开来。著名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了2011年度全球品牌价值榜单，与2010年相比，可口可乐、IBM和微软蝉联前三甲，品牌价值高达718.61亿、699.05亿、590.87亿美元。谷歌和通用电气继续稳坐第四和第五位。而苹果从2010年的第17位跃升至第8位，品牌价值猛增58%。这些品牌价值不仅仅是在企业并购或资产转让中的参考值，更是企业生命力和市场力量的代表。凭借强劲的品牌价值，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也更容易吸引投资者的投资。

(三)商标和品牌的关系

商标和品牌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商标是一个法学概念，侧重于标识作用；品牌则是一个管理学概念，侧重于企业商品或服务的公众知晓度、市场认可度及美誉度等因素。现代社会，单纯依靠口口相传建立品牌已不是明智之举，品牌的战略管理应当寻求法律的保障。因此，通过注册取得注册商标、享有专有权，这才是现代品牌战略发展的最佳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注册商标是品牌存活的基础。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外延被扩大的商标与品牌可以混同使用。

三、我国商标权保护领域存在的问题虽然商标权保护意义重大，但在我国的商标权保护领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企业缺乏商标权保护意识

一直以来，我国的企业对知识产权这一领域的重视就不够，尤其是中小企业，基于资源和法律意识的缺乏，面对经验丰富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掀起的商标权战争，毫无招架之力。甚至过去的一些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也因为缺乏对商标权价值的正确认识，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从而失去其应有价值。例如“，活力28”洗衣粉曾经是占据国内2/3市场的名牌产品“，活力28，沙市日化”也成为了一句家喻户晓的经典广告语。但是，在与德国公司合资之后，却遭遇到雪藏。当活力28集团提前47年收回了商标使用权，欲重整旗鼓时，但却因为品牌结构的断裂和中国日化市场的巨大变化而无力回天。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企业以不断变换创新的商标和名称来吸引消费者，殊不知商标作为一种标识与原创作品，发明创造的性质不同，它的视觉形象必须以同一种形态反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才有可能最终被消费者记住。原创作品和发明创造的价值在于其本身，以多元化形式传播的原创作品可能会使作品获得人们更深刻的认知，以多元化形式存在的发明创造可能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但商标作为一种视觉图形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价值，消费者是基于对企业产品、服务质量的信赖或企业的市场影响力而发生购买行为，其购买对象不是作为载体的商标，而是产品和服务，当商标以多元化的表现方式出现时，很容易使人们混淆产品和产品提供者。

(二)我国的商标法体系尚不健全

我国现行的商标法是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经过1993年和2001年的两次修正，我国的商标法律体系基本确立。但是，现存商标法律体系在制度上和实施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第一，允许自然人成为商标注册申请人，为商标恶意抢注的投机风潮埋下伏笔。2001年商标法将自然人纳入了商标注册申请主体的范畴，这使得许多自然人纷纷恶意抢注商标，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商业使用，而是将抢注到的商标囤积起来方便日后出售，以图获得短期投机利益。这种行为也使得商标局的工作量大增，商标注册申请时间过长的问题更加恶化；申请人的背景复杂多样且分散，这对有关单位进行注册商标的管理工作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第二，大量商标闲置不用，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举证困难。如果商标长期闲置不用，不仅造成企业自己资源的流失，也阻碍他人在同类商品上申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造成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虽然我国商标法第44条明确规定，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注册商标的，可以由商标局依法撤销。但是在实践中，企业若想以他人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为由提讼，申请撤销，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而现实中的举证是十分困难的。并且在撤销审查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真伪难辨的事项，商标局一般不会轻易撤销。在“iPad”商标纠纷案中，苹果与唯冠的诉讼焦点绕开了该商标搁置不用这一点，也是基于现实中的举证困难。

四、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虽然商标法还有不完善之处，但已经为我国企业的商标权保护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除了完善立法、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之外，更重要的是企业方面应当做出更多的努力。这也是“iPad”纠纷案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一)转变价值观念，重视商标权利益

“iPad”纠纷案是深圳唯冠在破产边缘的最后一搏，也是中国企业转变价值观念、开启商标权战略管理进程的重要契机。也许对商标权的轻视致使“活力28”走向衰落还不能引起中国企业正视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性，但垂死的深圳唯冠击退苹果起死回生至少还可以作为噱头，让不断追逐利益的企业家们暂缓盲目前行的脚步，开始思考商标权的重要意义，更全面地部署日后企业的战略规划。

(二)增强法制观念，有效运用法律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