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学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家庭教育学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社会教育学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也是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社会工作，其主要功能是补充和协助家庭教育以及学校教育。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国内率先推动“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建立与发展，探索和创立一种崭新的华仁工作模式。本文以“华仁模式”为例，从社会教育学的视角探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作为一个综合领域的理论基础、功能定位、实践操作和职业发展。在界定基本概念并阐述“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关系之后，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了“华仁模式”的主要特点：应对隐性社会问题、理论基础、功能定位、服务内容、反思性视角、本土文化视角、对专业性和专业素质的理解，并分析“华仁模式”对国内丰富和发展社会教育学领域的推动意义。

关键词 ：社会教育学 社会工作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 华仁模式

[中图分类号] 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2015)01-0003-32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5.01.001

张威，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德国开姆尼茨科技大学博士（成都610065）。

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工作领域，在探讨如何应对涉及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一系列问题时，人们惯于使用“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这些概念。然而，第一，对于这四个概念，目前社会工作领域尚无统一界定，并且由于它们所面对的工作对象和所触及的工作环境相似或重叠，故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有多重交叉之处。第二，尽管“儿童青少年”这一未成年群体以及“家庭”和“学校”这两个社会化基础机构均与“教育”息息相关，但人们依然执着地使用着“社会工作”概念，并热切地在各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寻找理论依托和实践模式，而“教育学”这一核心视角却被遗忘和冷落。

成立于2013年1月的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全新理念致力于应对涉及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各种“隐性社会问题”，在中国大陆首次推动“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建立与发展，努力探索崭新的“华仁工作模式”（下文简称“华仁模式”）。2014年7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并与华仁负责人深入交流社会工作、了解“社会教育学”在成都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华仁的工作得到了默克尔总理的高度肯定和赞赏。

那么，“华仁模式”究竟有何独特和创新之处？本文在分析和阐述“华仁模式”特点之前，首先对几个重要的基本概念“社会教育学”、“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华仁模式”进行界定和论述，并阐述和分析“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

一、什么是社会教育学？

在欧洲大陆国家，社会工作领域中有两个概念并存，即社会教育学和社会工作。社会教育学的起源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形成社会教育学？什么是社会教育学？社会教育学的主要服务领域有哪些？它的核心理念和观点是什么？它的相关立法或法律基础是什么？

社会教育学的起源和定义。社会教育学概念形成和起源于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国家。教育学家海尔曼·诺尔(Herman Nohl)认为，社会教育学从教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人类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一种体现。他用五种“精神能量”（即社会运动）概述社会教育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1)工人运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1848年）；(2)新教教会的“向内福传”运动（1849年）；(3)妇女运动(1870年)；(4)社会政策运动（1870年）；(5)青少年运动(1900年左右)(Thole 2002)。教育学家和政治家盖尔图特·波尔摩(Gertrud Baumer)对社会教育学的最初界定是：“所有关于教育的，只要不是家庭、不是学校，都是社会教育学”。这一定义虽然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界定，但它确立了社会教育学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教育领域的地位。盖尔图特·波尔摩同时强调，社会教育学虽然是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但它并不是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毫不相干，相反，社会教育学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甚至社会教育学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互融合。由此，欧洲大陆国家在面向儿童青少年与家庭以及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领域中，形成两种不同的传统职业分支：以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教育学(sozialpadagogik)（起源于面向儿童青少年的救助工作）、以及以面向成人为主的社会工作(sozialarbeit)（起源于面向成人的救助工作）。在当今的欧洲大陆，虽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依然并存，但这两种历史性职业分支和职业领域正在逐渐趋于融合，专业人士尝试着使用一个涵盖两者的上位概念Soziale Arbeit即社会工作来表述。

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尽管如此，在今天的欧洲大陆，无论是大学的人才培养领域还是专业服务领域，社会教育学仍然是人们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社会服务时的综合性专业术语。在实践领域中，社会教育学的工作领域和服务范畴也被统称为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kinder-und jugendhilfe)，在欧洲大陆国家，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所涵盖的范畴绝不仅仅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而是范畴宽广、分支细微、内容繁杂，它涉及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各种性质和各种内容的服务，是一个庞大、系统、专业的综合体系，而这一领域的形成和这一概念的出现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早在1922年，魏玛共和国为了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部分儿童青少年失去了家庭的照护和教育，也为了聚集和利用分散的社会力量，同时将当时的两个工作领域，即面向大众的青少年业余生活、校外教育工作(jugendpflege)以及面向“问题青少年”的救助工作（jugendfursorge）合为一体，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教育学专业性官方机构即青少年事务局(jugendamt)，并颁布了《帝国青少年福利法》(RJWG)。该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有义务设立青少年事务局。该法律一直实施至1990年。从1990年起，该法律被修订并编人《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 SGB VIII/KJHG)。该法律因此成为“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重要法律基础和依据，并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事务局作为社会教育学专业性官方机构的地位。

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SGB VIII/KJHG)第11～60条，“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任务主要含“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他任务”（第42～60条）两部分。第11～41条规定了以下四种任务类型或工作方向的服务项目和内容（见表1总结）：

第一类任务是促进儿童青少年（自身）的成长与发展（第11～15条）。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青少年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教育性儿童与青少年保护工作等。青少年工作与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区别在于，青少年工作主要是指面向所有儿童青少年的开放性工作，比如校外教育、业余生活与体育活动、青少年之家或青少年联合会的工作；而青少年社会工作主要是指面向有特定问题或特定需求的青少年群体，其中包括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两个重要的服务领域。这一类任务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

第二类任务是促进对家庭的教育（第16～21条）。其中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家庭培训、家庭咨询、家庭休养、分居和离婚咨询等，其目的是面向家庭和成人，协助其建立良好和睦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正确处理分居和离婚等情况。这一类任务主要面向家庭和家长。

第三类任务是促进日间照管机构中儿童的成长（第22～26条），其中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托儿所、幼儿园、小学生课后照管机构、自发组织的团体等。在此笔者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德国，幼儿教育属于社会教育学的工作范畴，其财政开支和人员数量在社会教育学领域中所占比例最大。这一类任务主要面向儿童，其功能很清晰——对家庭教育进行补充和协助、使年轻父母减少或摆脱育儿和工作之间矛盾的困扰。

第四类任务是协助、补充或替代家庭教育、协助精神残障的儿童青少年融人生活、帮助年轻的成年人（第27～41条）。其中包括以下两类服务项目和内容：一类是流动型协助或补充家庭教育的工作，如家庭教育咨询、小组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另一类是固定型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如寄养家庭、收养家庭、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等。“流动型”一词基于社会工作形式中的“来结构”和“去结构”：“来结构”是指服务对象来到社会工作机构或服务处，主动寻求帮助，比如，家庭教育咨询；“去结构”是指社会工作者来到服务对象处（如服务对象家中或者经常逗留的地方），为服务对象提供帮助，比如，家庭社会工作、街头社会工作。因此，此处所说的家庭社会工作是专指社会工作者进入案主家中开展工作。一般来讲，不超过6～8周，每周3～5次。“固定型”一词是指服务对象较长时间地处于一个固定住所或机构中，比如，寄养家庭或者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其中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面向所有无监护人以及有监护人但因各种原因其监护人不具备抚养和教育能力的儿童与青少年，或者是面向被忽视、身心得不到照顾、无法得到教育的儿童与青少年。也就是说，“流动型”工作的主要功能是补充和协助家庭教育，而“固定型”工作的主要功能是临时性或永久性替代家庭教育。

以上四种类型的任务是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核心服务项目和内容。承担和提供这些服务项目的可以是国家（官方）机构（公立型机构），也可以是非政府机构（自由型机构）。但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3条规定，自由型机构“可以”承担这些任务，而公立型机构则拥有法律义务、“必须”承担这些任务。

除了以上所述任务之外，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42～60条规定，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还需完成其他任务。此处的其他任务（第42～60条）是指主要由公立型机构承担和完成的任务，比如，国家庇护、以及在监护法庭、家庭法庭和青少年法庭上，青少年事务局有义务协助或参与各类法庭的工作，比如，来自青少年事务局或某个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的青少年法庭社会工作者，为青少年法庭的法官提供有关某青少年日常生活环境和成长状况的报告，并向法庭提出教育或惩罚措施的建议。自由型机构一般不承担这类任务，而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受国家委托承担这些其他任务，也就是说，青少年事务局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委托某个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承担这些任务。

在此，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以上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他任务（第42～60条）中虽然包含了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但是第一，这三个工作领域只是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众多服务内容中的三项，而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服务内容极其广泛、服务领域非常细化；第二，如上文所述，这三个概念所包含的内涵也极为明确：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主要领域包括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主要面向有特定问题或特定需求的青少年群体；而家庭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直接进入案主家里展开工作。因而，欧洲大陆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服务领域方面，立法与服务已非常成熟，国家与社会机构的合作由来已久，服务体系和操作模式已非常系统，服务领域已非常细化。出于该原因，本文在此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或者学校社会工作或者家庭社会工作，而是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综合性上位概念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

如前文所述，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是社会教育学在实践工作领域中的统称。也就是说，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核心理念来自于社会教育学思想。下面从两个方面简要分析来自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基本核心观点，它们既构成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理念的基础，也体现出《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与其他社会立法的不同之处：一是关于儿童与青少年的权利；二是对儿童与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的理解。

儿童青少年权利的特殊性以及儿童青少年权利保护的实质。关于儿童与青少年权利的主题，涉及国内外各种不同的法律和规定。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众所周知的国际层面儿童权利法律文本。但值得思考的是，《儿童权利公约》是基于联合国《人权宣言》发展而来的，它是以自由宪法的形式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规定：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拥有社会参与权与决策权，故较为成人化，而儿童权利与成人权利（保护）存在本质差异。儿童权利是一种间接权利而非直接权利，它主要通过家庭保护和监护人责任得以体现，因此，把儿童权利成人化存在一定问题。儿童由于身心发展的未成熟状态，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无法感受和实现自我权利的保障，而是通过成人（父母／监护人）的保护和照顾来实现，因此儿童权利处于一种特殊地位，而且非常棘手，尤其是在家庭与儿童双方愿望发生冲突时，儿童权利常常被忽视或被侵犯。因此，儿童权利保护的实质更多的是指，为儿童的成长与发展提供和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并促进儿童与其所处环境的良好互动。儿童权利保护的总体目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在参与原则的指导下，为儿童的教育、成长与发展过程提供良好和积极的条件，促进其健康成长和发展；儿童权利保护体现在监护人（或抚养人）的责任和义务实施上，监护人要承担起儿童权利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为此，需要首先明确儿童青少年一父母（家庭）——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而确定三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辅原则”(subsidiaritat)，这一原则也是保守型福利国家构建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框架的基本原则之一。

辅原则由天主教社会学说所提出的三大原则发展而来，即人的原则、团结互济性原则、辅原则。人的原则(personalitat)强调每个人都拥有尊严，其尊严不可侵犯。团结互济性原则(solidaritat)强调机会均等与社会公正，倡导通过团结互济促进人类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安康。西方福利国家构建社会政策（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所遵循的三大原则是保险原则、福利原则与救济原则，其中保险原则充分体现了团结互济性原则的精神，而救济原则充分体现了辅原则的思想。

辅原则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由个体到家庭到社会组织到国家的自下而上的层面。在此层面上，下一方有义务首先对自己负责和承担起责任，只有当自己无能力自助时，才可以求助于上一方，此层面强调自下而上的自我责任和义务。另一层面是指，从国家到社会组织到家庭到个体的自上而下的层面，该层面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辅助和协助义务：当下一方因各种原因无能力自助：无法实现自我责任和义务时，上一方需伸出援助之手进行协助和帮助。但上一方的义务仅局限于辅功能，而不是取代下一方的职能和作用。这种自下而上的自我责任和义务与自上而下的辅助功能和义务被称为辅原则。

辅原则和多样化原则(pluralitat)，今天已成为保守型福利国家构建社会工作体系的核心指导性原则，以及确立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重要依据。其中，辅原则的思想已被明确纳入联邦德国《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4条。该条文针对“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与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的合作”作出以下规定：(1)为了确保年轻人及其家庭的幸福与安康，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应与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进行伙伴式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公立型机构应尊重自由型机构（即社会组织）在确立目标、实施任务和组织结构方面的自主性。(2)如果具备资格的自由型机构有能力提供所需的服务或活动，那么公立型机构就应放弃官方的服务措施。(3)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应按照该法典规定对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进行资助，并加强自助团体的各种工作形式（《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4条）。在此，辅原则确立了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伙伴式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关系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承担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社会组织具有优先权；若具备资格的社会组织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服务，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财政资助，但社会组织在制定目标、实施操作和组织构架等方面依然拥有自主权。辅原则的这一基本思想，即一方面尽量避免国家的涉人，国家的功能是从属和辅助的；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有权利得到国家资助，这一思想使得社会组织被置于国家和个体／家庭之间的位置上，并由此形成新合作主义。

因此，辅原则明确了个体、家庭、社会组织和国家四方之间的各自功能与相互关系。在儿童青少年权利保护方面，首先应该承担起责任的是家庭，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家庭遇到子女教育问题和困难、但仍有能力教育子女的情况下，国家及社会组织有义务支持协助或补充家庭教育、增强和促进家庭的社会化功能，比如，为家长提供预防性家庭教育咨询，协助儿童健康成长和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拥有最高监督权，监督家长或监护人履行教育和养育子女的义务。当家庭教育功能缺失，或家庭出现结构性问题、无力自助时，国家有权监督家庭教育／监督家长。比如在家长缺位或失去监护能力的情况下，国家有权撤销其监护权，并承担起临时监护权。这种情况下，国家就从监督者的角色转变为教育者的角色，由此，公立型或自由型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是临时性或永久性替代家庭教育。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出现儿童权利与家长权利相冲突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应谨慎处理矛盾和紧张关系，并需要相关立法支持，以及通过法律诉讼程序进行裁决。

社会教育学对“教育”的理解。传统教育概念特别强调：作为成人的教育者和作为受教育的孩子两者之间存在着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差异，教育行为的焦点也是两者在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差异，因此传统教育将教育过程简单地理解为老师“教”和学生“学”。但是，现代教育概念并不是将这种差异简单地理解为知识和经验的差异，而更多的是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因此，教育是一个双方相互合作的过程，在具体的社会或环境框架下，所有参与者之间所产生的一个互动过程(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

因此，社会学家尼可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提出，教育行为具有“技术缺失性”(technolo-giedefizit)。即在教育学领域中，人们无法像在技术领域那样，如，机械师修理机器、木工制作桌椅，能够通过运用简单的工具（方法和技术）达到某一特定的教育目标。教育行为中的技巧、方法与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和效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和确定性(Niklas Luhmann，1982)。教育者所能起到作用的，只是推动和激发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即自我学习和自我理解的过程。教育过程需要一种持续不断的自我反思和重新定位。

从社会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儿童青少年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都是促使他们学习、推动他们成长的契机和载体。社会教育学家米夏尔，温克乐(Michael Winkler，1988)在他的《社会教育学理论》中提出教育行为的两个决定性基本条件：教育地点和主体。“社会教育学永远都无法肯定，主体是如何在教育地点成长和发展的”(Luhmann/Schorr，1982：282)。温克乐想要用“主体”这一概念说明，教育工作者所接触的工作对象，总是与他们的环境处于某种关系状态中，而这种关系状态又是他们通过自身的行动自主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在这种关系中改变自己。这也意味着，儿童与青少年自身是积极主动的，他们会分析和探讨周围的环境，并且能够在积累的经验基础上改变自己。

教育学家海尔曼·诺尔(Herman Nohl)提出，教育工作成功的前提是建立教育关系纽带(pada-gogischer bezug)。教育关系纽带这一概念是指，一种以同等程度将教育者．被教育者以及客观世界（社会文化环境）三方连在一起的纽带。因此，教育者处于受教育者（主体）和客观世界（客体）之间的位置，他的任务是权衡两者，或者说教育者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他要促进个人（主体）的成长与发展；另一方面他要向个人传授客观世界（客体）所要求的价值观体系。对于这两种任务和职能，教育者应做到不过度偏重哪一方，比如只注重传授客观世界所要求或所希望的价值观，而忽略了儿童自身的成长与需求；或者只注重儿童自身的需求而忽略了向其传授客观世界的价值观。海尔曼·诺尔强调，建立这种教育关系纽带需因人而异、因情景而异，它是所有教育工作成功的基本前提。

由此可见，社会教育学所理解的教育是一个教育者、受教育者（主体）和客观世界（客体）之间的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需要注意的是，一要权衡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二要关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之间的互动过程，三要认识到教育的技术缺失性，清楚教育的实质在于推动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过程。

社会教育学对成长与发展的理解。社会教育学认为，成长与发展概念与社会化息息相关。社会化是一个个体在与所处的社会和物理环境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状态下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对儿童青少年而言，它是一个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发展过程。在《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中，儿童与青少年成长与发展的目标或出发点是，使他们成为“为自己负责”和“为公众和他人负责”的人。由此该法律明确表述了“达到成功社会化过程”这一总体目标。因此除了独特的教育理念，“努力为儿童青少年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这一目标也是《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的显著特点。这一目标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社会科学学者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1981)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模式以及教育学家迪特尔·巴克(Dieter Baacke)的社会生态区域理论模式。

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式认为，社会化过程由个人（主体）及其所处环境（客体）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组成。人们在环境中所获得的经验时刻影响着个人，而个人又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改变着所处环境。这一互动过程是一种个人（主体）不断分析和探讨所处环境（客体）的过程。人们通过行动适应环境，同时也对环境产生影响。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成长与发展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和持续进行的。因此，布朗芬布伦纳强调，一个发展中的个人是动态环境中的实体；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个人与环境的交换体现在不同层次。布朗芬布伦纳还将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分为四个层面：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宏观系统。他认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化始于微观系统。

微观系统。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的个人、群体、组织或机构，比如家庭、学校、同辈群体、邻居等。微观系统是个人生活中最直接、最核心、最重要的环境，也是儿童社会化的基础结构，直接影响个人的行为与发展。微观系统既隐含着促进儿童发展的潜力因素，也潜藏着妨碍儿童发展的危险因素。

中间系统。指在个人所处的微观系统之间发挥连接和中介作用的系统。它们自成一体、构成各种社会网络。例如家长会或者班主任与家长的定期联络，它连接学校和家庭两大微观系统，这两个微观系统相互影响，儿童青少年本身并不处于该中间系统中，但受其间接影响。

外部系统。指个人与之没有接触或很少接触、但却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人的群体、组织或机构等。例如父母的工作环境或工作岗位就是儿童的外部系统，儿童本身虽然没有身处父母的工作环境中，但父母工作环境的状态与变化（如工作紧张或常年外出打工），会间接地影响到儿童的身心健康与发展，比如母亲在工作岗位上生气或不满，回到家中将这种不满情绪发泄在家庭生活甚至孩子身上。通常，源于这种外部系统的影响会被人们忽视。

宏观系统。指能够对外部系统产生直接影响的制度、文化、意识形态、民族信仰、风俗、法律等。例如，某些地区因区域性贫困外出务工的现象突出，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现象、户籍问题、民族信仰、地方风俗、教育体制的城乡差异等，都属于间接影响儿童的宏观系统。或者说，宏观系统是某种特定文化或特定社会的可视性结果。

布朗芬布伦纳尤其强调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生态过渡期。当一个人的角色发生转变，或者当他的生活内容或生活环境发生改变，就会产生生态过渡期。对儿童青少年来说，对其影响较深的生态过渡期有入学、转学、退学、从父母家中搬出去住。这些时期，中间系统可能会转变为微观系统。生态过渡期是儿童青少年生理变化和环境变化共同带来的结果，它是一个个体与环境相互适应的过程。每一个生态过渡期既是成长过程的结果又是成长过程的助动器。在这些生态过渡期中，尤其可以看到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和危险因素，它们也显示出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某些敏感阶段。因此，处于生态过渡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尤其需要环境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教育学家及儿童青少年研究者迪特尔·巴克( Dieter Baacke，1991)将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模式运用于“儿童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行动与经验空间”理论中。他认为，儿童青少年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以行动的方式获得生活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适应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活空间和环境。

迪特尔·巴克对儿童青少年的生活世界进行结构性研究，包括儿童青少年成长的时间性、人际性结构以及成长环境的空间性结构。巴克还将儿童青少年的生活世界划分成以下四个社会生态区域：

社会生态中心，包括家庭和家以及与此相关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人。

社会生态近区，指儿童首先接触的外界关系和外部区域，比如邻居、城区、游玩场所。

社会生态特区，指具有特殊功能和任务的区域、承担着特定角色和特定目的的经验场所。最重要的社会生态特区是学校。

社会生态外缘，儿童与这些区域只是偶尔接触或计划外触及。

迪特尔·巴克指出，通常这些区域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但是，比如在家庭出现危机的时候，这种区域之间的渗透有可能会受阻。儿童青少年的活动可能发生于所有区域中，而某些活动却只在特定的区域中进行(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58～63)。

《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1条第1点表明：“每一个年轻人都有权利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帮助、得到教育，以使他成为能为自己并能为公众和他人负责的人。”社会教育学的理念在该法中通过成长和教育两个概念被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两个概念对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塑造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这两个条件的好坏也直接决定着儿童青少年年能否过上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负责的生活。因此，让儿童青少年实现他们的权利，即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帮助、得到教育，成为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的基本任务，这一基本任务在该法第1条第3点中得以具体表述：如“协助和促进年轻人的个人成长和社会成长、避免或减少社会歧视；协助家长和其他家庭教育成员教育子女并为其咨询；保护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安康与权益不受危害；致力于维护或创造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Raetz-Heiniscl1／Schroeer/Wolff，2009:56～57)。”

类似观点在《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中还有更具体的表述，如，第11条第1点：青少年工作(jugendarbeit)“为了促进年轻人的成长与发展，应为他们提供青少年工作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需符合年轻人的兴趣、并由他们共同参与制定，其目的是引导和促使他们成为具有自我决策能力、并拥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义务感的人。”这表明，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被理解为一种（人为创造的）积极环境，该环境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各种与其兴趣相连的服务项目和内容。并且在此过程中，儿童青少年是积极参与服务内容确立和制定的主体。国家或由国家委托的机构有义务提供这类服务，但个人并不具备合法要求。

而第30条，则规定，在符合相应事实条件并呈交相关材料的条件下，在“促进协助补充或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范畴内，可以为受助者提供家庭教育辅导的服务（即个人具备“合法要求”）。具体地说，一位专业教育工作者，如社会教育学工作者或社会工作者，将专门为某一个儿童或青少年服务，协助他的成长。这种工作通常在儿童或青少年的家庭中进行。该法第30条原文是，“教育辅导员或教育照管员应在尽量考虑儿童青少年社会生活环境的情况下，协助他们克服成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在尽可能维护儿童青少年在家庭中成长的生活条件下，协助家庭提高自主功能。”该法律条文还明确体现出，在完成日常生活任务的过程中，儿童青少年是一个积极行动着的主体。“完成”一词显示出儿童或青少年的主动特性，专业教育工作者只是“在他们完成日常生活任务的过程中”协助他们、推动他们的成长。

因此在促进儿童青少年“成长”“教育”方面，《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具有以下“双重视角”的特征：

第一个视角是从儿童青少年自身出发。儿童青少年是其成长过程的行动者。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自身是积极主动的。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应协助他们更好地完成日常生活的任务。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将社会教育学工作地点看做一种人为创造的积极环境，这种环境也可以是某种具体的助人形式，比如启蒙、教育、咨询与危机干预。

第二个视角涉及构建社会生态环境。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需要积极构建健康的社会生活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以及符合儿童和家庭需求的社会环境，都属于社会生态环境，它们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简而言之，《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中的成长与教育概念，需要在双重内涵中理解。它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对教育主体即儿童青少年的帮助；二是构建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在这种成长与教育的交叉互动式理解中，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一方面是积极的主体，即儿童与青少年；另一方面是积极的社会生态环境(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64-65)。

综上所述，无论在学术理论还是在立法或服务操作层面，在欧洲大陆，社会教育学作为一个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综合性专业领域，其功能、任务、目的、内容以及服务对象的权利等等，都已构成一个完整、系统、成熟的体系。

二、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是什么？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和传统的角度来分析。在欧洲大陆国家，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职业分支发展脉络，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从12～13世纪起，到14～16世纪，在面向有困难的群体提供帮助时（包括物质性救济和精神性帮助），人们对未成年的儿童青少年群体和成人群体已有所区分。最初面向儿童青少年的服务，主要针对最困难的群体，比如弃婴孤儿、贫民子女、无人监管的“问题青少年”，人们将面向他们的照管工作称为“青少年救助工作”(jugendfursorge)。从17～18世纪到18～19世纪再到20世纪，面向“问题青少年”的“青少年救助工作”逐渐扩展为面向大众儿童的“幼儿园”以及面向大众青少年的青少年业余生活和校外教育工作(jugendpflege)。此外，受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影响，除了生活照管和物质救助，教育的思想和理念被加入进来。到了20世纪，面向大众青少年的青少年业余生活和校外教育工作以及面向问题青少年的青少年救助工作两个领域又被合并为社会教育学。

而人类最初面向成人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对穷人的物质性帮助或经济性救济，如14~16世纪的济贫工作(armenpflege)，这类工作被统称为“成人救助工作”(erwachsenenfursorge)。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向成人的服务工作从物质性救济扩展到了精神性帮助，服务人群也从穷人阶层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从17～18世纪到18～19世纪再到20世纪，面向穷人的“救助工作”逐渐被面向大众的福利工作(wohlfahrtspflege)所取代。到了20世纪，面向大众的福利工作又被社会工作(sozialarbe-it)这一概念所代替( Schilling/2eller,2007)。（见图5）

从图5中可以看出，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教育学和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存在着传统的职业发展分支。但今天，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将两者连在了一起，当今两个工作领域逐渐地趋于交叉、重叠和相融，但同时，这两个领域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工作领域等方面仍旧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性。

鉴于这种状况，对于专业概念的使用，专业领域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为了简单起见，用社会工作（soziale arbeit“社会”与“工作”分开写）这一上位概念来涵盖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教育学(sozialpadagogik)以及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sozialarbeit社会”与“工作”连写）这两个概念。例如，德国社会工作职业联合会(DBSH)称其为“社会工作者（‘社会’与‘工作’连写）、社会教育学工作者、康复治疗教育工作者和幼儿教育工作者的专业联合会、工会和职业联合会”。按照这种界定，社会教育学被看做是上位概念社会工作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见图6）。第二种是将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教育学以及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社会”与“工作”连写）作为同义词或近义词使用，在面向不同群体和不同服务领域时人们使用不同的表述。

因此，也可以从工作领域以及立法角度，对两个概念进行进一步区分。社会教育学的工作领域主要是指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如上文所述，《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SGB VIII/KJHG)第11～41条中，明确列举了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四类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他任务（第42～60条）。而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服务领域：老人工作（老人专业工作）、残疾人工作、瘾病社会工作（吸毒、酗酒、赌博）、无家可归者社会工作、失业者社会工作、精神病院社会工作、监狱和司法社会工作等。这些工作领域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法律基础／立法，如，《社会法典》的其他几部法典。此外，某些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也含有很多行政性成分，如面向贫困者和失业者的社会救济局和面向大众的卫生局的工作。当然，如前所述，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学这两个工作领域在某些时候有交叉重叠之处。

最后从大学教育中的专业名称和所获学历来分析。在欧洲，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始于20世纪60～70年代，从那时起，大学开始开设社会教育学专业，所获学历为社会教育学硕士。而专科大学开设的专业名称更多是社会工作或社会福利与保障事业，所获学历亦为社会工作硕士。近几年来，一是受博洛尼亚进程改革的影响，二是受法律对两种学历同等认可度的影响，很多高校在开设专业时，对专业名称有所调整。比如很多1971年以来招收社会教育学专业的大学，将专业名称‘调整为社会工作。而有些专科大学则开始开设社会教育学专业，或者将两个概念在专业名称中合为一体，即社会工作（社会教育学），比如德累斯顿新教社会工作专科大学，或法兰克福社会工作与社会教育学研究所。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发展角度、从服务领域和立法角度，还是从大学教育的专业名称和毕业文凭角度，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体现在两种形式的理解上：一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被作为同义词使用；二社会教育学被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领域和组成部分使用。为了简单起见，专业领域通常将两个概念合二为一，即使用社会工作（社会教育学）这一表述方式。本文将社会教育学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领域使用。

那么，社会教育学与社会教育又是什么关系？两者虽有联系，但有着截然不同的外延和内涵。在国内，人们通常将社会教育理解为个体在家庭和学校以外的社会这个大课堂所获得的学习、体验、实践和教育，即社会性教育、社会性宣传，包括社会实践、校外教育和媒体教育。如果具体到儿童青少年这一未成年人群体，社会教育更多的是指：未成年人在家庭和学校之外所获得的个人体验、社会实践、校外教育和学习成长。可以看出，国内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教育，实际上是社会教育学庞大领域中的一个较小的组成部分，即以补充和辅助家庭教育为主要功能、只针对儿童青少年自身、以培养未成年人综合素质与能力为目的的儿童青少年工作，比如校外教育或非正式教育（包括道德思想教育、行为素质教育、能力培养）、社会实践、业余生活与文娱体育活动等等，这类工作带有明显的预防性社会工作性质。

而社会教育学的社会功能和工作领域非常系统和庞大，它是一种从系统性角度出发、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所提供的各种综合性社会工作服务总称。它不仅具有补充和辅助家庭教育的功能，也有替代家庭教育的功能；它不仅只面对儿童青少年自身工作，也针对未成年人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工作，比如，家庭、学校和同辈群体环境；它不仅提供面向全民的预防性社会工作服务，也面向有特殊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咨询性和介人性社会工作服务。因此，社会教育学是一个较为系统的上位概念，它涵盖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教育”这一分支领域（如图7所示）。

三、本文为何使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这一概念？

在中国大陆，如果将社会工作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这两大概念联系起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务领域中，能立即发现以下概念：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或者这几个概念的相互排列组合。从文献分析中很容易就能看出，这几个概念在多介层面均有重叠交叉之处，如，服务对象、工作环境、应对问题或服务内容等。而对于这几个概念或服务领域的具体区分或界限，社会工作专业领域中却没有明确统一的论述和说明。

比如，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多以工作对象儿童青少年为界定标准，而从其理论依据或理论基础以及服务内容的角度看，它不仅仅涉及儿童青少年这个群体本身，也涉及其主要的微观生活环境如家庭和学校。而学校社会工作的工作环境、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也绝不仅仅拘泥于学校和学生，家庭社会工作所面对的服务对象虽然主要是家庭，但也同样隐含儿童青少年这个群体。这种重叠和雷同不仅仅体现在概念界定上，从所应对的问题和服务内容上也可看出，比如，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所应对的问题有贫困问题、心理情绪问题、亲子关系、厌学问题、青春期教育、网瘾问题、早恋问题、偏差行为、就业问题、特殊家庭问题、儿童受虐待／被忽视等；学校社会工作所应对的问题有贫困问题、青春期教育、心理情绪问题、亲子关系、早恋问题、网瘾问题、师生关系、朋辈／同学关系特殊家庭问题、儿童虐待、职业规划等；家庭社会工作所应对的问题有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家庭暴力、家庭教育、特殊家庭问题等。此外，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几个领域的理论依据大多出自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比如，对社会工作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认知行为主义、心理动力理论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以及系统（社会生态）视角等等。但涉及儿童自身成长和教育的教育学视角基本被忽视。

因此，目前中国大陆社会工作领域中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这几个概念无论在服务对象、理论依据还是在工作环境、所应对问题以及服务内容方面，都有多处雷同，几个概念的本质区分和边界问题较为模糊。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内容层面上的雷同和重叠也是必然的，因为：第一，儿童青少年这一群体自身和家庭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他们所处的核心社会生态环境是类似或相同的。

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相互关系决定了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以上三个服务领域都很难系统全面地体现面向该群体的服务理念和服务体系。因此本文在社会教育学的框架下，使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这一概念。第一，避免在使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概念时所出现的重复，如，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也就是说，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所提供的服务项目有可能既涉及儿童青少年，同时也涉及家庭和学校；第二，从系统性和过程性角度，兼顾和考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群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共同的微观系统或社会生态环境，比如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而不是机械地将其分隔于某一领域中，比如通过使用某一概念；第三，立足于社会教育学，以儿童青少年自身及其所处环境两个层面为工作出发点，确立服务目标、制定服务项目。

因此，笔者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界定为，以促进儿童青少年自身成长以及为其创造良好环境双重视角为出发点，以确保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为目的、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所提供的各种综合性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这一双重视角决定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目标在于，一方面，注重将儿童青少年培养成为自己负责和为他人和公众负责的人，即自身能力的培养和公共责任感的培养，也即儿童自身工作；另一方面，又注重为儿童青少年的成长创造最佳环境比如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同辈群体环境，即关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状态和契合程度，也即环境工作，这两个目标是否达到，体现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能否确保他们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是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服务工作者的位置界于主体（服务对象）与客体（客观环境）之间，其角色和作用更多的是协助、辅助或推动服务对象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或调适状态，使得服务对象最终能自己掌控生活、使其日常生活顺利进行。

四、“华仁模式”的界定和特点

华仁是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简称。华仁从成立初始就确立了独特创新的模式。华仁所面对的服务对象是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华仁从成立初始就确立了社会教育学的指导思想，并决定使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这一概念来表述本机构的服务领域。由此也确定了华仁的双重总体目标：即促进儿童青少年的自身成长以及为其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该机构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的所有服务均围绕着这两个目标进行。

“华仁模式”即华仁工作模式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工作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专业文献对社会工作模式的界定不一，一般来讲有两种界定方式：一是与社会工作理论等同，即主要来自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的理论模式，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工作模式时，就会想到诸如人本主义模式心理动力模式、行为主义模式等概念。专业文献对社会工作模式的第二种理解是界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种相对固定的操作或运行范式，但对于这种范式所含的具体内容，文献中少有说明。本文中的“华仁模式”是一种社会工作机构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其功能目标、理论依据、实践操作、服务性质、关注焦点等层面所呈现的综合特点、相互关系和特有结构，它既是一种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教育领域的工作模式，亦是一种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综合性社会工作服务的工作模式，因此，它与专业文献中的以上两种理解均有不同。

（一）“华仁模式”的界定及其新之处

1．“华仁模式”这一概念主要含以下几个层面，其新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1)理论依据。含两个层面，其中不仅包括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即主要来自心理学领域的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提供目的和方向性指导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尤其是引入社会教育学的思想和理念，这部分理论目前在国内尚属空缺。这一点也是“华仁模式”之新的体现。

(2)服务目标与功能定位。提出社会工作的核心服务功能链：即预防一咨询一介入，并强调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方面，华仁确立了两个明确的服务目标，一是针对提升儿童青少年自身能力的工作，二是针对改善微观环境（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在服务目标与功能定位方面强调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华仁的各项工作以此三种功能为主。假如此功能链继续逐级扩展，在“介入”之后将出现“治疗”和“救助保护”等功能。

(3)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方式。强调反思性社会工作的视角和意识。在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的基础上，华仁赞同汉斯-乌韦·奥托(Hans-UweOtto)的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观点，因此也赞同社会工作有别于体系外观察、而因此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社会工作的这一特殊的科学性质，使得理论无法直接套用于实践，进而使得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即社会工作者能否关注其与案主之间的互动过程、能否根据具体情境，灵活机动地应对各种问题。因此华仁强调，以反思性视角连接理论与实践，或者说，对于一个社会工作者来说，除了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其工作成功的最主要前提是：他是否具备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这一点也是“华仁模式”之新的体现。

(4)对待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或方法的态度。因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因此在实践操作层面，华仁倡导跨理论为跨方法的操作模式，而反对将某一种心理学模式直接套用于某个案例的服务对象身上。这一点也是“华仁模式”之新的体现。

2．“华仁模式”所含层面及其新特点，已从侧面彰显了它与国内现有社会工作理论及实践的关系以及不同

(1)理论层面。现有国内的社会工作理论大多来自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或哲学的理论，即社会工作实践理论。而华仁的理论依据含两个层面：（来自本学科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以及（来自其他学科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前者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方向性依据，后者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操作性基础。

(2)服务目标与功能定位。现有国内的社会工作实践大多聚焦于面向弱势群体的救火式工作，即把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于有了问题之后的介人工作。华仁所提出的社会工作服务功能链，科学细化了社会工作的逐级功能，并强调以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为主，同时兼顾介入功能。这对社会工作职业的功能定位以及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意义。

(3)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方式。因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上对社会工作学科定位的模糊不清，在探讨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面，国内普遍存在着理论用于指导实践的观点。华仁强调反思性社会工作的视角和意识，从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的观点出发（理论不能直接运用于实践），主张社会工作者用反思能力连接理论与实践。华仁的这一立场直击国内社工和学者越来越对直接运用来自心理学的社会工作理论持怀疑态度的现状和根本要害，为未来专业领域探讨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和战略性参考依据。

(4)对待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或方法的态度。在现有社会工作实务领域或专业文献中，存在着一种试图将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如，心理动力模式或行为主义模式）一对一套用于案例的取向和倾向。这种对待方法的态度使得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屡屡受挫。而华仁所倡导的跨理论、跨方法操作模式，基于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是一种较为灵活对待方法的方式。

以下本文将从应对隐性社会问题、理论基础、功能定位、服务内容、反思性视角、本土文化视角、对“专业性”和“专业素质”的理解这几个角度，进一步详细分析和探讨“华仁模式”的特点和崭新之处（见图8）。

（二）“华仁模式”的特点

1．应对隐性社会问题

华仁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国内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及实际需求，比如，独生子女的成长问题，孩子、老师和家长之间的恶性沟通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和家庭问题，他们在家中受宠，入学后首次面临家庭以外的社会交往，当遇到同辈群体的批评、嘲笑或讽刺等负面反应时，如果孩子不知道如何应对、逐渐形成心理问题或行为问题，成绩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沉迷于游戏、不知道如何与陌生人交往等问题会接踵而至。而这时，如果家长不清楚原因也不知该怎么办，会把来自老师的压力继续传递到孩子身上，孩子的“症状”会越发加重。这时，家长会更加焦急、越发催促孩子，就此形成孩子、老师、家长恶性循环。如果是三代同住家庭，这种恶性循环又会多一个环节一祖辈的隔代亲和过度疼爱。而学校考试所导致的过度聚焦于成绩的现象，又进一步促成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加剧。

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家长的心情，也会引发家庭矛盾和家庭问题，比如，父母因孩子问题产生争执、祖父母又有着完全不同的教育观念，孩子整日生活在成人的争执和矛盾之中，家中缺乏一致的教育声音和主导的教育角色。不仅孩子生活在矛盾状态中、毫无方向和目标，而且成人之间也由此产生矛盾、影响情感，比如，由此产生的夫妻矛盾、甚至夫妻离异并不少见。在华仁所服务的家庭中，有很多三代家庭存在严重的家庭矛盾问题。

以上提到的儿童成长问题、家庭教育问题、家庭关系问题等，华仁将之形容为隐性社会问题，即尚未爆发和显现、但在特定条件下会恶化甚至影响家庭环境和家庭稳定的各种问题。此类问题涉及很多家庭，只不过每个家庭应对的能力、应对的方式和应对的效果有所不同。华仁所做的各种工作，就在于应对隐性社会问题，帮助家庭改善家庭环境和家庭关系，或对其进行能力建设、使家庭具备自我调节、自我成长的能力。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直接开展家长或家庭工作，不是很实际，中国人万事不求人、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使得很多家庭即使问题重重，也不愿求助于陌生人。因此，华仁找到一个切入点开展工作，即孩子问题，比如孩子的成绩问题、性格问题或行为问题。大多数家长关切孩子的成绩问题，也愿意因此寻求专业帮助。专业人员在与家长和孩子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发现，大多情况下，孩子的问题或症状是家长问题或家庭问题的载体，比如家庭关系问题、夫妻矛盾、三代家庭问题、父母的心理投射、或在离异家庭中的子女父母化等问题和现象。由此，专业工作会从孩子问题转向家庭问题、并涉及家庭问题的方方面面。

2．理论基础

“华仁模式”的理论基础与众不同，华仁是一个既以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又以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为华仁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和目标功能性定位，同时，华仁对待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态度和方式也与众不同。

昂斯特·恩尔科(Ernst Engelke)将社会工作理论分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和外延社会工作理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是阐述社会问题如何形成、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工作是什么、社会工作功能与目标的理论。正因为它是阐述本学科自身功能与任务的理论，所以带有极强的普遍性，故被称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此类理论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都尚为空缺。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主要涉及社会工作过程中观察、判断和行动的三个阶段，是社会工作实践操作的理论依据，这类理论大多来自心理学领域（如心理动力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等），因这类理论仅仅涉及社会工作的某个特殊方面如实践操作，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被称为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国内目前大多数人所理解的社会工作理论就是这类理论。

笔者认为，昂斯特·恩尔科所提出的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功能性目标与方向，也就是说，明确社会工作的功能、目标与方向，是所有社会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必不可少，因此，笔者称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为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张威，2012)。笔者认为，昂斯特·恩尔科所提出的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主要涉及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层面，即社会工作该如何做，因此笔者称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张威，2012)。本文选择使用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和社会工作实践理论这两个概念。

华仁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同时基于基础理论和实践理论。前者为其提供了方向性依据，后者为其提供了操作性基础。尤其是华仁引入的社会教育学思想和理念，为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领域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功能性定位，即社会教育学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其主要功能是补充、辅助、协助甚至是替代家庭教育。如前所述，替代家庭教育的功能主要由国家（官方机构）来承担，比如，当监护人失去教育子女的能力时，为补充、协助家庭教育的功能，可以由国家、也可以由社会工作机构承担。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是在成都市锦江区民政局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华仁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有着极其鲜明的社会教育学理论指导思想，其主要功能是补充、辅助家庭教育、协助家庭完成其社会化功能。

3．功能定位

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为华仁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性指导和目标功能性定位。这点具体体现在机构功能定位与服务功能定位”两个层面。

第一，机构功能定位。作为一个专业性社会工作机构，华仁首先对本机构的双重功能进行了明确定位。按照社会教育学家（社会工作学）者汉斯·替尔施(Hans Thiersch)的观点，社会工作机构承担双重职能或双重任务即助人与监督(张威，2012)。监督职能是指社会工作机构支持国家政体、完成国家委托，并受国家之托监督社会风险因素，确保社会稳定。助人职能是指社会工作机构为大众百姓以及需要帮助的个人和群体提供服务和帮助，使其确保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而这一缓解矛盾和化解冲突的工作过程，同时又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助人与监督的双重职能也隐含着社会工作既维护社会稳定又促进社会发展的辩证性作用和功能。然而，履行双重职能或完成双重任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阿西姆·梅尔谢(Joachim Merchel)认为，它取决于以下三方面的状态和质量：社会政策的现有框架、机构的经济性和机构的专业性。这三者之间相互补充，但在特定条件下也会相互制约甚至相互矛盾，而此时，起决定性作用则是伦理道德性原则与反思(Mer-chel，2006)。

由此华仁对双重功能进行了明确定位：助人与监督。这一双重职能使得华仁与所有其他社会工作机构一样，处于国家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位置。因此，如何权衡两者并在其中找到实际可行的行动空间，既支持国家政体、完成国家委托、履行监督职责，又能为百姓提供专业服务和帮助，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出于对这种双重职能的理解以及完成这一职能所需的三大必要前提条件，华仁不仅仅致力于面向服务对象的微观社会工作，努力确保机构的经济性和专业性，更提倡社会工作者也应该成为社会政策的推动者和倡导者。因为助人自助的目标，只有在服务对象的各种物理和社会环境得以改变以及社会政策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才能彻底得以实现。

第二，服务功能定位。在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层面上，“华仁模式”引入了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尤其是社会教育学理论和理念。在当今中国教育制度极受应试制度制约、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过度聚焦于学习成绩、家庭教育缺乏适度引导和支持、社会教育学几乎完全缺失的情况下，华仁决定将“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建立起来，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是协助和补充家庭的社会化功能（包括家庭教育）以及协助和补充学校的社会化功能（如图10所示）。

华仁基于社会教育学对儿童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的理解，其工作重点在于两方面：儿童工作即儿童青少年自身能力和公共意识的培养（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以及环境工作（比如家庭）。这一双重目标也决定了华仁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均具有多重视角，即在培养儿童青少年自身能力和公共意识时所需的教育学视角，以及在开展环境工作时所需的空间上的系统性视角、时间上的过程性视角（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具体情形下的灵活性和辩证性视角（哲学视角）。正因为具有教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元视角，使“华仁模式”能清晰地区分于大陆现有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所持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

围绕以上两个核心目标，华仁提出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该功能链用以描述和概括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领域所应承担的一系列社会服务功能。根据社会化基础机构（如，家庭、学校等）所处的不同功能状态以及服务对象所面临问题的程度不同，该功能链由浅入深、从不涉人个人私人领域到逐级涉人个人生活领域，承担起以下几种逐级递增的社会服务功能：社会化和预防预防和保障咨询介入和干预保护（救助）治惩罚(见表2/图12)。华仁目前所承担的主要社会服务功能集中于：预防咨询介入。

社会化和预防。主要由社会化基础机构承担，如家庭、学校、媒体等。社会化和预防功能面向全民，其主要目的是发挥基础机构的社会化功能和预防作用。

预防和保障。主要由以预防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和以保障形式为主的官方社会政策机构承担，其主要功能是预防和社会保障（又分三大范畴：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该服务功能面向全民。正常情况下，如果社会化基础机构如家庭能够充分发挥其社会化功能，则不需要社会服务或社会工作。但是社会变迁、经济改革和人口发展，如，家庭结构变化、人口流动、贫困、失业、人口老龄化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使得某些社会化基础机构（如，家庭）无法充分发挥其社会化功能和预防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预防和保障功能的主要目的是协助、补充或保障基础社会化机构发挥作用。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内容可分两类：一类是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的、以物质性帮助为主的社会保障，如，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低保）；另一类是以协助和补充家庭社会化功能为主的预防，比如，儿童与青少年校外教育（非正式教育）、小学生课后托管与教育等。

咨询。主要由以咨询形式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担，其主要功能是协助、帮助（辅导）、咨询，面向全民以及弱势群体。咨询功能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况：当儿童青少年或家庭遇到困难、需要帮助，但仍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时，为其提供咨询，协助其解决日常问题。因此，其主要目的是为儿童青少年或家长提供咨询，协助他们提高自己掌控生活和应对问题的能力，使其生活恢复正常化。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内容可以是协助、补充家庭教育的咨询性工作，比如，儿童青少年心理辅导、家庭教育咨询、家长学校、家长培训、家庭咨询等。

介入和干预。主要由以介入和干预形式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担，其主要功能是危机处理、危机介入（干预），面向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弱势群体和特殊问题群体。当儿童青少年或家庭出现了结构性问题或危机，已经力不从心、不具备自助能力、无法自己解决问题，社会工作者直接介入服务对象的私人生活领域、协助其处理危机。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协助家庭完成社会化功能、或协助和补充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介人性工作，即针对儿童青少年偏差行为或家庭特殊问题的社会工作，如青少年瘾病社会工作（吸毒、赌博、网瘾等）、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等。这类工作可以由国家、也可以由社会组织来完成；另一类是替代家庭教育的介入性工作（详见下段）。

保护（救助）。主要由国家机构承担，主要面向弱势群体服务。由于各种原因，若儿童的身心健康安全和发展受到危害、被忽视、缺少保护（比如，监护人失去监护和抚养能力），儿童则需进入限制自由的机构，对其进行强制性保护措施，比如，将儿童从所处环境中解救出来。其目的是保护儿童权益，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和发展。这一层面的服务内容主要是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它又分两类：一种是临时型（流动型）的，比如国家临时庇护服务机构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或针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中心；另一种是长期型（固定型、住所型）的，比如，家庭寄养、家庭收养、儿童福利院、或其他儿童与青少年集体寄宿教养机构等。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主要由国家（官方）机构完成。

治疗。主要由以治疗形式为主的机构承担，比如医疗体系f包括一般医院的精神科、心理卫生中心或精神病院），其主要功能是治疗。在此层面上，社会工作只是辅助行为，医疗体系和心理疗法占主导地位。但一旦案主离开此类情境，社会工作则成为主导地位。该功能主要面向弱势群体服务，由于案主出现身体或心理方面的疾病，需要对其进行治疗。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治疗达到康复。该层面的实务领域有诸如医院或康复机构、精神病院等。

惩罚。主要由以惩罚形式为主的机构承担，比如公安、司法体系，其主要功能是惩罚。但在面向未成年人时，惩罚的功能要基于教育。也就是说，惩罚的最终目的还是教育。在此层面上，社会工作也是辅助行为，公安司法体系占主导地位。但一旦案主离开此类情境，社会工作重则成为主导地位。该功能主要面向问题群体，由于案主触犯法律，需要对其惩罚和教育。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惩罚和教育使案主重新融入社会。

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中，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主要以三种工作形式进行：流动型、半固定型和固定型。流动型（临时性）一词基于社会工作的“来”结构或“去”结构。“来”结构是指服务对象（如，家长）自己来到服务机构接受家庭教育咨询；或者流浪儿童自己找到救助管理站或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要求帮助。“去”结构是指专业服务人员（如，家庭社会工作者）去服务对象处（如，进人家庭）开展工作；或者社会工作者走上街头寻找流浪儿童，并采取救助措施。流动型工作的目的是临时性协助和补充家庭的社会化功能（包括家庭教育），它与长期性替代家庭教育的固定型工作形式相对。固定型（住所型）主要是指服务对象处于某一固定场所，且逗留时间相对较长，比如家庭收养或儿童福利院。固定型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替代家庭教育。而半固定型工作的例子比如小学生课后托管与教育一小学生只是放学后逗留于服务机构，晚上回家过夜。

在此功能链基础上，华仁倡导汉斯·替尔施(HansThiersch)的“以生活世界为本的社会工作”思想，即社会工作的核心焦点是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世界，社会工作的目标是协助服务对象确保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而非“成功”的日常生活）。因此，HansThiersch强调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他提出初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概念。初级预防是指为服务对象创造良好稳定的生活环境，避免矛盾和危机的出现。二级预防是指在可能出现问题或危机的情况下，提供专业工作、防患于未然。三级预防是指在问题发生之后的紧急处理工作(张威，2012)。HansThiersch在此所说的预防是一个较为广义、宽泛的概念。相对而言，华仁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中所提出的预防是一个较为狭义、具体的概念。因此，华仁将HansThiersch的初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分别解读为预防、咨询和介入。在此社会工作思想基础上，华仁倡导社会工作服务功能的重心从介入转向预防，以面向全民的预防功能为主，同时兼顾面向特殊问题群体的介入功能，从根本上避免或减少社会问题的出现。

纵观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史，每当社会工作成为一种职业正式走上社会舞台时，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它都是首先以消防、救火的功能出现的，人们总是用社会工作去应对那些已经出现的严重问题或帮助那些已经处于危机状态的特殊问题群体。而半个世纪、一个世纪过去后，人们发现，救火型的社会工作花钱多、效果差，于是人们开始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长期性的预防。华仁从社会工作发展史的角度、也从国内社会工作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将社会工作的重心从救火转向预防，并提出将社会工作常态化、正常化、持续化、大众化，而不是临时化、阶段化、边缘化、表面化，让社会工作服务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期从根源上防止和解决社会问题。

4．服务内容

在以上理论基础和功能定位的框架下，华仁将其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服务项目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预防性社会工作。此类工作面向所有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也就是说，在服务对象方面没有选择性，所有服务对象均可参加。华仁目前所提供的预防性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儿童综合素质与行为教育班、儿童成长小组（面向小学生）、家庭教育讲座（面向家长）。

第二，咨询性社会工作。此类工作面向有服务需求、具备自助能力的儿童青少年和家长。其服务原则是自愿性，也就是说，服务对象通过各种渠道自己找到华仁，希望得到帮助。咨询性社会工作的核心目的是帮助家长修复教育纽带，即协助家长重新建立或修正与孩子之间的教育关系纽带。大多数服务对象在得到一段时间的帮助后，能摆脱对专业工作者的依赖，独立解决问题，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华仁目前所提供的咨询性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儿童青少年心理辅导（面向儿童青少年）、家庭教育咨询（面向家长）、家庭咨询（面向整个家庭）、家庭小组（亲子小组）（面向家长及其子女）。

以上两种预防性和咨询性工作是华仁目前的核心工作，其目的是：培养儿童自身能力以及公共意识。同时以孩子成绩问题或孩子行为问题为切入点，以家庭为单元，以家庭教育中的主要问题为主线，引导家长或其他监护人认识和找到孩子问题的真正根源所在，并协助家长改善与子女的沟通模式和相处方式，或协助整个家庭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状态和沟通模式。比如在家庭教育咨询中，咨询员通常会引导家长发现表象问题背后的真正问题（如家长问题或家庭问题），让家长意识到孩子的症状通常是家庭问题的载体，因而家庭教育咨询的核心主题通常为家长教育子女的方式、家庭关系、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沟通模式，比如夫妻之间如何在教育子女问题上达成一致，而不是意见相左、发生分歧，导致孩子生活在成人的矛盾之中；或者如何处理好三代家庭之间的家庭系统边界问题；或者如何让家长意识到自己的心理投射或子女父母化问题。如果在协调家长和子女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时，咨询员需要与家庭中的多个成员一起工作，这时，家庭教育咨询会演变为家庭咨询。

第三，介入性社会工作。在这一层面上，华仁只提供协助家庭完成社会化功能或协助和补充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介入性工作①，即针对儿童青少年偏差行为或家庭特殊问题的社会工作，如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等。介人性工作主要面向有结构问题或处于危机之中的儿童青少年或家庭。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对象大多是被送来的或被介绍来的，比如被学校老师、被家长或被其他亲戚送来接受帮助的儿童或青少年。因此工作人员所面对的阻抗，工作难度相对较大。目前华仁已启动的只有青少年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尚在筹备之中。

以上三种性质的服务项目虽然逐级递增，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相互之间的界限和区分并不是僵化静止的。一方面，很多情况下，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明显，反倒是常处于转化和过渡的状态中。比如家庭教育讲座、儿童综合素质与行为教育班、儿童成长小组的服务对象在有特殊需求的情况下，就可以成为家庭教育咨询、家庭咨询、家庭小组的服务对象。而家庭咨询的服务对象如果面临危机或结构性问题、需要较长的服务时间，又会成为青少年社会工作或家庭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另一方面，各个服务项目之间并非完全孤立、互不相干，而是相互配套和互为补充的。因为华仁通过实践研究发现，每个服务项目虽然都能带来一定程度的成效，但也会因其工作形式的限制而存在某些局限，比如，家庭咨询和家庭小组两种服务形式，存在着各自不同的优势和局限，需要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也就是说，接受家庭咨询的家长和孩子可同时参加家庭小组，而孩子可同时参加儿童成长小组。

5．反思性视角

工作模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性，也离不开社会工作的实施和过程性。既然工作模式涵盖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就必然涉及从科学知识向实践行动转化的过程，而这一转化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则是社会工作者所需具备的一种特殊的专业能力，即反思能力。此外，虽然社会工作或社会教育学的概念和理念均来自国外，但如果希望该领域能够为维护社会安定与社会和谐做出一份贡献的话，社会工作就必须在中国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发展的框架性视野和文化性视角。因此，“华仁模式”是以下四个核心层面的有机结合体，即，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和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过程、反思性看待社会工作科学与职业的视角和能力、本土文化视角（见图14）。

现在重点聚焦于“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过程”层面，可称为第二个核心层面。在这一层面上，华仁特别强调的原则是，处于工作核心地位的，应是案主的需求以及案主与工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工作方法和技巧。也就是说，社会工作者更应关注的是案主的生活世界、状态与需求，社会工作者应首先自问：“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我帮助吗？如果是，他需要我帮他什么？”而不是首先思考“我该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之后，社会工作者需要以一种与案主沟通和协商的方式与其共同寻找解决途径、达成一致，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替服务对象做主或做出决定。同时，社会工作者需要关注自己与案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关系为双方带来了哪些影响和变化？换而言之，工作的焦点应是案主的需求和双方的互动，而不是如何设计和实施工作方案，更不是僵硬地把某一种理论或方法套用于案主身上。如果实践过程与案主需求脱节、社工没有通过与案主谈判达成共识、而是一厢情愿地做出决定，将导致最终工作效果不佳、工作过程流于形式的结局。

第三个核心层面是反思性视角和反思能力：社会工作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职业②。贝恩特·德维(BerndDewe)与汉斯一乌韦·奥托(Hans-UweOtto)提倡“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他们认为：社会工作界于科学理论与反思理论两者之间、必须在两者的关系中进行定位。因此，社会工作是一种反思性职业、或一门职业化反思科学(Dewe/Ott02002)。这就意味着，科学知识无法直接运用于实践工作，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工作基础理论还是社会工作实践理论，都不是社会工作实践操作的成功保障。因此，在整个社会工作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至关重要、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反思能力主要是指，相对地、辩证地（而不是用绝对的眼光）看待知识和能力，清楚知识与能力各自的独特和局限之处，并能根据具体情境灵活处理和应对各种问题，将科学知识、行业知识、生活经验、日常知识等转化为实际行动；关注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过程。

华仁之所以将“反思能力”列入“华仁模式”，并反复强调，基于对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科学理解。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反思理论”，有别于常规的“科学理论”。在常规的科学理论（如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中，观察者是从外部角度阐述客体，因此可以忽略（外部）观察者这一因素。而在反思理论中，不存在外部观察者。因为观察者本身就是反思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反思理论中的观察是一种体系内部观察。这种体系内部观察与体系外部观察之间的差异，也恰恰表明，为什么反思理论比常规的科学理论更具有不确定性（张威2012）。正因为如此，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能力在工作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很多试图将某些理论或方法标准化的做法，就是因为对社会工作科学的本质认识模糊不清而导致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将社会工作等同于常规的科学理论，认为理论可以直接运用于实践，也应该直接运用于实践，进而完全忽略了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性作用。

正因为如此，“华仁模式”强调跨理论、跨方法的实践操作模式，这并不意味着无理论、无方法，也不是将某个社会工作理论或方法技巧僵硬地套用于服务对象身上，而是从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同的工作阶段、不同的工作场景、不同的工作目的灵活机动地对待理论和方法。

6．本土文化视角

“华仁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社会工作本土发展的框架性视野和文化性视角。大陆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和社会文化特性为社会工作提供了独特的框架性条件和丰富的文化性资源，社会工作者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要善于挖掘和利用这些独特资源，在辩证性对待知识和能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思考中国文化特点，将文化视角灵活机动地融人到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关系之中。

比如对大陆求助关系特殊性的思考，王思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求助关系的哲学基础，儒、释、道这些相互矛盾的哲学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融合起来，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规则。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上儒下道。儒家的孝悌和亲亲、道家的自守自持成为指导一般民众的基本求助哲学。笔者认同王思斌教授提出的中国社会求助关系基本特点：消极的求助模式、相对主动的助人行为、感情介入（王思斌，2010：336-337）。华仁在与儿童青少年和家长工作的过程中，也研究中国家长和家庭典型的求助行为特征，比如，在家庭教育咨询中，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中国家长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为了孩子”，只要咨询员能从家长所关心的要害环节和切身利益出发，便能很快获得家长的信任，而一旦咨询员赢得了家长的信任，家长便会口若悬河、倾诉衷肠；或者当家长前来求助时，一般是急切地寻求一种方法，期望直接使用某种具体方法、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或者，家长通常提出一些表象问题，比如，孩子学习不专心、成绩下降、突然不说话、整日玩游戏等，而经过咨询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原因在家长身上等。

再比如，对中国式专业关系和信任关系的思考，西方意义的专业关系认为，专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应该保持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私人关系不应牵涉其中。这一界定背后的社会人文基础是西方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常规范式，即人们在工作的时候，保持着纯粹的工作关系、同事关系、主顾关系，工作事务和私人事件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晰，公是公、私是私，即便私介入公也是短暂、有限度的。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工作领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它是有限度的；私人生活是一种权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大家不约而同所遵循的原则是，我不会去破坏你的自由和权利，但你也别干涉我的自由和权利。工作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分明，使得人们尽量避免公私之间纠缠不清的做法。在这种西方普遍认同的工作关系模式下，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应该保持纯粹的工作关系，就显得顺理成章、容易理解了。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还是无处不在的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手段，抑或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中庸求和思想，抑或是中国人挥之不去召之即来的面子观念和思想，这些根深蒂固带有中国烙印的特色，都使得无法将公私分得清清楚楚。工作关系中隐含着各种人际关系，其中包括私人关系和人情世故。在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各种人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所谓纯粹的工作关系，而是面子和人情以及与其相连的各种不成文的、人们心照不宣的习俗和章法，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不单单取决于个人工作义务的履行，更多是与人情世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必须对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专业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和界定。很多一线社会工作者表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当他们以美国的专业关系界定标准审视自己和案主之间的关系时，常常会陷入困惑之中。因为他们发现，在中国，专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完全隔离开来。中国人对自己人和陌生人有着清晰的界限，按照的差序格局，自己人首先是家人亲戚，然后是朋友熟人，两者的共性是，“我们有着紧密的私人关系”，“紧密的私人关系也意味着信任关系”。换句话说，“纯粹的工作关系不足以让我把你看作自己人”，“不足以让我充分地信任你”；或者反过站在案主的角度来说，正因为我愿意信任你，我想把你从陌生人变成自己人。因此，案主经常会邀请专业工作者参加各种家庭聚会或私人交往，或者有些案主表示想添加咨询员的QQ号码。假如工作者拒绝，案主会觉得很没“面子”，会无形中影响两者的关系和工作的进展；假如工作者接受，又会无限制地扩大两者之间的关系，感觉自己很累无法抽身。这种情况下，专业工作者就需要启动反思的能力，辩证灵活地对待自己所面临的情景。也就是说，既然完全隔离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是不现实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对度的把握了。专业工作者要思考，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才能既让案主感觉没有受到伤害，不影响工作效果，又能让自己不至于过分疲劳甚至影响个人生活呢。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专业工作者的反思能力。

因此“华仁模式”所理解的中国式的专业关系是指，专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在建立和维护工作关系的同时，需要对私人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保持一种开放、灵活和反思的态度，即在适合案主情况、有利于工作进展和工作效果、同时又不妨碍和影响工作者个人生活的三重前提下，不排斥熟人交情的存在。

再比如，“当案主不说真话时，是他不信任我吗？”案主的叙述有时和真实情况不符，案主有所保留或有所隐瞒，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种原因，有可能案主与咨询员的信任关系还未完全建立，随着关系的稳定和深入，案主会逐渐透露出更多的信息；但是如果从深度层次分析，无论咨询员表现出怎样的真诚和接纳，咨询员和案主之间仍然处于一种不对等的权利关系，所谓“绝对平等的专业关系”是现实中无法达到的。这种情况下，案主对自己的话语和表达会有所取舍，而取舍的准则来自他各方面的考虑，其中包括维护其本人和所处生活环境的面子和关系的因素。这点在中国的文化环境和语境中，经常会发生。因此，在中国式的专业关系中，咨询员大可不必寻求一种绝对的信任，即认为只有案主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才是对咨询员的绝对信任。中国的面子文化和人情世故决定了他们在与陌生人交往时，是具有双重行为特征的，即一种是他可以向外人展示出来的东西，另一种是他不得已需要保留的东西，后者更多是出于自我保护和自我隐蔽的原因，而不是对咨询员不信任。因此对咨询员和案主专业关系和信任关系的思考，必须基于中国自身的文化环境和语境，而不能僵硬地用来自国外的伦理准则来衡量咨询员和案主之间的关系。

7．对专业性和专业素质的理解

“华仁模式”所涉及的四个核心层面：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过程、反思性视角和反思能力、本土文化视角，也直击社会工作专业性这一核心概念。无论在社会工作教育领域，还是在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抑或在社会工作研究领域，人们都在谈论社会工作专业性，但对专业性这一概念的界定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最为简单和狭隘的一种理解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或获得社会工作师资质者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因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亦为专业社会工作。假如毕业生带着这样一种认识去工作，将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会认为自己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就代表着专业性，因而会出现一种试图将书本上的专业知识套用于服务对象身上的倾向和做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忽视服务对象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如中国本土实际国情）、忽视服务对象的需求和状态（如中国人的求助行为与求助方式特点），（而聚焦于操作方法）、忽视自身能力的缺乏（而只关注知识本身）、忽视与服务对象工作时的具体情景（而聚焦于书本理论）、忽视非专业人员的巨大能量和潜力（而过度强调自身的专业性）……而当套用失败、所谓的专业性被证实无效时，他们又会心灰意冷、抱怨学校里学的东西没用或感慨自己处于困惑困境之中、甚至对社会工作失去信心。

因此“华仁模式”认为，社会工作专业性这一核心概念既涉及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层面，也涉及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层面，更涉及两者的连接层面，即对社会工作者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视角的强调。在未来的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服务中，需要加强对社会工作者反思意识、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视角的培养。因此“华仁模式”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专业性应体现在理论基础、实践操作、反思能力、文化视角四个层面。而截止目前为止，第三个和第四个层面基本上是被忽视和忽略的。正是因为无论在接受社会工作教育时还是在社会工作服务中很多工作者都缺乏这些视角和能力，才会出现诸多困惑、困境。

按照这一理解，“华仁模式”认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所应具备的专业素质应包括以下四个核心要素：知识、能力、价值观（道德观）、将前三者相连接的反思视角、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视角。知识包括专业知识、行业知识、生活经验、日常知识等；能力包括实践能力、社会能力、自我能力、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等，其中社会能力是指社会交往能力（包括建立关系的能力）、决断能力、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协调和领导能力等；自我能力是指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责任感、性格与个人特质、感知和感受能力（悟性）、观察和判断能力等。社会能力、自我能力直接影响着实践能力，这些能力以及能否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又均取决于一个人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

“华仁模式”之所以提出第四个核心要素，其原因在于：知识、能力、价值观已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专业素质组成要素，但对于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连接方式，人们并没有进行更多思考、似乎它们相互之间各自孤立地存在着，或者说，只要知识、能力和价值观排列组合在一起，似乎就意味着社会工作者自动具备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或具备专业素质。而出于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这一科学立场，“华仁模式”认为，在具体情形和具体案例下，一个社会工作者能否充分发挥他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将三者灵活机动地结合起来并将其转化为一种适宜于具体情形和案例的行动，是需要一个媒介因素的，而反思视角、反思能力在促成知识、能力、价值观相连接的这一方面恰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图15所示）。正因为如此，“华仁模式”非常强调对社会工作者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强调社会工作者需具备本土文化意识和视角。

五、“华仁模式”的意义

纵观国内当前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现状，“华仁模式”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或者说对未来国内建立社会教育学领域、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工作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能够带来哪些推动和启示？

（一）在理论基础层面

“华仁模式”不仅基于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亦基于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虽然发源和形成于欧洲，但因其是阐述社会工作功能、任务与目标的理论，因而具有普遍性特征和指导性功能。尤其是对社会教育学概念和理念的引入，将对国内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工作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起到一个“合理化”定位和推动作用。其原因在于，在国内过度强调学校教育、相对忽视家庭教育、而社会教育学几乎为空白的情况下，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以及社会工作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分支工作领域，极易确立其合理化的功能定位、完全契合广大家庭和当今社会的需求，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极有可能在中国发展成为社会工作的一个独特的职业领域，在中国拥有极其广阔的发展潜力和职业前景。

（二）在功能定位层面

正因为“华仁模式”同时基于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因而能够提出非常明确的功能定位。华仁所提出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社会化和预防预防和保障咨询介入和干预保护(救助)治疗惩罚，是对社会工作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进行的全方位梳理和高度概括，它是对未来中国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领域的功能定位和方向性指导。在此功能链基础上，华仁提出社会工作的核心功能集中于预防咨询介入。华仁对社会工作服务功能的科学细化和分类概括、以及对社会工作预防功能的强调，对社会工作社会功能的合理定位以及社会工作职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性和战略性意义。

（三）在实践操作层面‘

“华仁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视角和反思能力、打破理论可以直接用于实践的观念和做法，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质进行重新思考。“华仁模式”出于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科学立场，强调对社会工作者反思性视角的培养，这一点将是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或高校社会工作教育的必要补充，也将有效地诠释和应对高校社会工作毕业生在理论无法运用于实践方面的困惑，同时也会对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化发展带来重要启示。

（四）对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意义

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建立和发展，对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工作服务功能之合理定位以及社会工作职业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此外，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作为综合领域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领域中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等交叉重叠性职业领域的科学整合与整体发展。

（五）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意义

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教育领域的确立，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和协助。长期以来，社会巨变和应试制度为儿童青少年和家长所带来的个人压力和家庭问题，个人和家庭只能独自承受和应对。假如社会教育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领域在中国建立起来，将是对广大儿童青少年和家长的巨大支持。社会教育学实践领域即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将从儿童工作和环境工作两个角度对家庭教育进行补充和协助，促使儿童的健康成长、促使家庭的幸福和谐。

（六）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

“华仁模式”提倡将社会工作的功能重心从面向特殊问题群体的介人性工作转向面向大众百姓的预防性工作，提倡将社会工作日常化、常态化、正常化、持续化，而不是将其边缘化、临时化、形式化和表面化。华仁提倡以面向大众的预防性社会工作为主，同时兼顾面向弱势群体的介人性社会工作。因此华仁所应对的问题主要为涉及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隐性社会问题，以期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从根源上避免或减少社会问题的出现，促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因此在支持国家政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性意义。

综上所述，“华仁模式”作为一个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新兴工作模式，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它对社会工作在此领域的功能定位、职业发展、实践操作、专业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性和参考性，对社会教育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社会稳定、百姓安康、家庭幸福有着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值得讨论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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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思斌、熊跃根，2010，《社会工作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王思斌，2010，《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张威，2012，《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探究——一个学科构建的新视角》，《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九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99-135。

[4]Dewe,Bernd/Otto, Hans-Uwe,2002, Reflexive Sozialpaedagogik. Grundstrukturen eines neuen Typs diestleis-tungensorientierten Professionshandelns. In: Thole, Werner (Hrsg.): Grundriss Soziale Arbeit. Ein einfuehrendes Handbuch. Leske+ Budrich, Opladen.S.180-198.

[5]Engelke, Ernst/Borrmann, Stefan/Spatscheck, Christian (2008): Theorien der Sozialen Arbeit. Eine Einfuhrung.Lambertus.

[6]Galuske, Michael (1998): Methoden der Sozialen Arbeit. Eine Einfuhrung. Juventa Verlag, Weinheim und Munchen.

[7]Hamburger, Franz (2003): Einfuhrung in die Sozialpadagogigk. Verlag W. Kohlhammer.

[8]Kahler, Harro Dietrich (2001): Erstgesprache in der sozialen Einzelhilfe. Lambertus-Verlag, Freiburg im Breis-gau.

[9]Kollner, Erhard (1995): Beratung in der Sozialen Arbeit. Ubungsbuch zur Klientenzentrierten Gesprachsfuhrung.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oln.

[lO]Kruger, Heinz-Hermann/Helsper, Werner (Hrsg.) (2007): Einfuhrung in Grundbegriffe und Grundfragen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8.Auflage. Verlag Barbara Budrich, Opladen& Farmington Hills.

[ll]Kunz, Stefanie/Scheuermann, Ulrike/Schunnann, Ingeborg (2004): Krisenintervention. Ein fallorientiertes Ar-beitsbuch fur Praxis und Weiterbildung. Juventa Verlag, Weinheim und Munchen.

[12]Luhmann, Niklas/Schorr, Karl E.(1982): Zwischen Technologie und Selbstreferenz: Fragen an die Padagogik.Frankfurta. M. Suhrkamp.

[13]Merchel, Joachim(2006):Sozialmanagement.Eine Einfuehrung in Hintergruende, Anforderungen und Gestal-tungsperspektiven des Managemens in Einrichtungen der Sozialen Arbeit. Juwenta Verlag Weinheim und Muenchen.

[14]Murgatroyd, Stephen(1994): Beratung als Hilfe. Eine Einfuhrung fur helfende Berufe. Ubersetzung aus dem Englischen, deutsche Bearbeitung und Vorwort: C. Wolfgang Muller. Beltz Verlag, Weinheim und Basel.

[15lPeters, Meinolf(2006): Psychosoziale Beratung und Psychotherapie im Alter. Vandenhoeck & Ruprecht.

[16]Possehl, Kurt (1993): Methoden der Sozialarbeit.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und 15 Praxisbeispiele aus der So- zialen Einzelhilfe. Verlag Peter Lan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7]Raetz-Heinisch, Regina/Schroeer, Wolfgang/Wolff, Mechthild (2009): Lehrbuch Kinder- und Jugendhilfe. Grundlagen, Handlungsfelder, Strukturen und Perspektiven. JUVENTA.

[18]Sander, Klaus (1999): Personzentrierte Beratung. Ein Arbeitsbuch fur Ausbildung und Praxis. GwG Verlag,Koln. Beltz Verlag, Weinheim und Basel.

[19]Schilling, Johannes/Zeller,Susanne (2007): Soziale Arbeit. Geschichte- Theorie- Profession. Ernst ReinhardtVerlag Munchen Basel.

[20]SGB VIII/KJHG (1991) .

篇2

一、亲职教育及其发展状况

亲职教育（Parents Education）在国外被称为“双亲教育”或“家长教育”，指帮助为人父母或将为人父母者提供有关儿童发展的相关知识及明确的教育态度，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方面传授为人父母的学问，使其成为称职父母的专门化教育过程。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发展主要依赖于父母的行为观念，家庭教育具有比学校教育更无可比拟、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婴幼儿时期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结尤为重要，个体的心理发展是否出现问题和父母的早期教育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西方有一句名言：“与其说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政治家手里，不如说国家的命运掌握在父母手里，推动摇篮的手也在推动人类的未来。”因此，只有亲职教育的普遍开展，才能使学校教育顺利进行。

自1970年美国高登创建“父母效能训练”团体开始，亲职教育活动就和学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03年，美国德克萨斯州对教师资格证书考试进行了重新设计，考试“把加强教师和家庭之间的联系”作为教师的15项必备专业素质之一提出。英国的“家庭和学校协会”等团体提供母亲教育课程，学校增设的“社区服务”课程中，也包括双亲教育方面的内容。在日本，教育行政机构都举办了家庭教育讲习班，开展家庭教育咨询活动。各国政府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尤其是学校等教育机构开展亲职教育活动。虽然我国也有各种明文规定学校应开办家长学校，或者帮助家长形成良好家庭教育环境，或指导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但影响不大，收效甚微。

二、学校开展亲职教育的意义

亲职教育通过对为人父母者进行科学的培训，使其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技巧，创造民主、平等、和谐、宽松的教育氛围，使子女形成良好的习惯，完善的人格，更有利于学校教育。

1.正确的教育思想有利于素质教育

中国家长心中普遍存在着较强的精英主义教育观念，更多关注子女在学校教育获得了多少知识、学习成绩是否优异，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较突出，更多是以进名校或成名家的教育模式为范本。很多家长认为孩子思想不成熟，不知道自己爱好是什么，学习什么有价值，替子女选择。精英教育自然有其自身的优势，但是过大的压力和限制也让子女缺乏人格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培养，削弱了其他能力，甚至产生了心灵扭曲。亲职教育能够使父母认识到正确教育子女的观念应该树立以人为本，尊重孩子天性、兴趣的思想。在不断进行教学改革、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亲职教育使学校在教育学生时能够自如地处理好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理论传授与能力提高，知识掌握与品德形成的关系，能得到更多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持，为学校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2.明确父母的职责有利于合力教育

和上世纪中期相比，我国家庭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由原本的一对夫妻多个子女的模式转变为一个家庭一个子女的“421”模式。和中国传统的权威教育相比，子女更强烈要求民主平等；和国外父母注重培养子女较强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相比，我国的父母对子女生活过于关注，子女娇生惯养，同伴交往减少。亲职教育可以帮助父母明确自身职责，认识到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不应只给予物质满足和过分的爱，更多需要给子女的是足够的安全感、良好的沟通和适当的指导，而不是严格的限制和过多的干涉，亲职教育能够使家长明确家长的职责范围，配合学校使孩子在自由中获得经验和发展，在成功中获得自信与满足，在挫折中获得勇气与毅力，父母创设健康的心理条件辅助学校教育子女身心与人格的全面发展，这样才能成为称职的父母。

3.科学的教育方法有利于学校适应

中国自古就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观念，“父为子纲”的思想使家长处于主宰地位，子女只能被动听从。近年来，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传入使家长了解到一些鼓励式或民主式的教育方法，即通过积极的暗示，不用消极的命令对子女的成长更有利。如今“把孩子打进北大”使狼爸、虎妈又成为了偶像，但这样的经验不可复制，我们如法炮制，得到的结果可能会让我们追悔莫及。亲职教育会使家长明确，严厉的父母所教育出的子女敏感多疑、偏执敌对、难以适应外部环境；过分干涉和保护的家长则易使子女做事没有能力，缺乏信心。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态度不一致则子女情绪不稳定，容易恐惧、焦虑。真正的父母之爱，是给孩子一定的自由，使其形成对自我的正确认识，积极建构自我。这样的学生才能在学校中建立较好的人际关系，不会产生学校适应问题。

三、学校进行亲职教育的可行性

1.学校数量众多、资源便利

在教育普及的今天，从城市到农村，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普通学校到专科学校，学校的数量可以说是非常庞大的。通过国家政府机构开办亲职教育培训活动，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重新配备，浪费资源。学校有现成的桌椅、黑板、电脑、电视等教学设备，教室、操场、图书馆等学习场所，有具备教学能力的师资力量，不用重新选拔亲职教学人员。而且从其他途径开展亲职教育，覆盖面较窄，很难将亲职教育普及到各个家庭。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通过学校开展亲职教育活动，每个家庭都有机会接受对家长的培训和指导。尤其边远落后地区，都是传统的教养模式，几乎接触不到先进的育儿理念，而学校作为精神文化传播中心，使科学教养成为可能。

2.学校有科学的教育理念、组织能力

有些家长平时也通过亲朋好友、杂志网络、电视广播、电话咨询、教养书籍、早教机构等获得一些家庭教育信息。但这些非正规的途径有些为了商业利益，有些道听途说，既不专业也不系统。正规学校的教师上岗都需要考取教师资格证，而教师资格证的获得则要求教师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科学的教育知识。有调查表明，家长对于亲职教育实施机构最信赖高校相关教育机构，占34.62%；其次是学校，占29.49%；社会儿童教育机构占17.95%；社区占16.67%；其他占1.28%。可见家长对学校权威的信任，因为教师既具备专业素养，又具备教学、组织能力。

四、学校亲职教育的实施

传统教育中，学校与家庭教育互不干涉，甚至很多家长只把教育看成是学习，然而教育学生不仅是学校的任务，更是家长不可推卸的责任，家校合作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作为父母有义务去不断学习新的教育思想，改良自己的教育方法，提升家长素质。学校是父母接受再教育的主要途径，因而，学校应帮助家长获得更多的教育信息，家校共育才能使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1.系统的家长培训

学校可以开办系统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家长学校，通过办学形式定期对家长进行理论培训。苏联著名教育学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一书中，针对学校进行亲职教育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家长们在自己孩子上学前两年就进家长学校，一直学习到孩子毕业为止。家长学校的心理学和教育学为250个课时，按孩子年龄分班，每班每月上两次课，教学大纲是师范学院相应课程的全部章节，包括智育、德育、体育等内容”。考虑到我国的师资力量短缺的情况，亲职教师可以由学校心理健康教师或班主任担任，系统性地对家长进行三方面的教育：一是“如何经营自己婚姻”的家庭氛围教育；二是“怎样做父母”的尽职教育；三是父母“如何与子女建立正向的亲子关系”的高情感教育。家长学校特别要针对学生教育的关键阶段，如智力开发关键阶段，入园、入学准备阶段，青春期叛逆阶段和性教育阶段，定期举行由学者、专家关于家庭教育方式方法的专题讲座。通过培训使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子女成长的重要性，认识到亲职教育的重大意义。如FranMullis对澳大利亚家长开设的“现代积极的家庭教养”和“积极的青少年家庭教养”两项亲职教育课程进行效果测试表明，家长在进行课程培训后，他们在对子女行为的认识方面更容易发现子女行为积极的、有责任心的一面。

2.个别的指导咨询

由于家长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家长育儿理念、教养方式、儿童性格各不相同，家庭教育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通过一次或者几次短时间的培训是无法满足的。统一的理论培训应用到每一个家庭会形成千差万别的效果，家长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家庭教育的模式或方法。学校可以结合学校教育目标，根据家庭教育需求，从实际情况出发，将家长按家庭教育问题类型进行分组（如家庭教养方式问题、离异家庭存在问题），考虑家长的不同需求，以家庭教育实际的问题为出发点，对家长进行父母效能等专项团体训练；可以帮助存在发展共性问题的家长组织建立家长沙龙、家长互助组、家长QQ群之类群体，进行家庭教养经验交流，探讨子女教育对策，资源共享；还可以开展父母教养问题专项家长会，共商教育策略，评价家长的家庭教育进步状况，选拔亲职教育模范。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也不应只面对学生开放，同时也应该面对家长，找出学生问题的家庭根源，针对家庭教育问题，有的放矢地干预和治疗。

3.现场的亲子活动

对子女教育的问题，家长常常将问题归咎于子女，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错误行为。通过组织亲子活动，在现场的活动过程中，指导教师通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从旁观察、寻找问题的答案。还可以指导、改良家长的教育言行，给父母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让父母在实际活动和训练中，理解教育的理论，掌握教育的技能。活动可以是孩子自愿选择的游戏类型，也可以是学校根据特定问题选择主题。即使亲子教育不存在问题，现场的亲子互动活动也能使家长与子女建立更亲密的情感联结，增加彼此的交流，更有助于家庭教育。无论什么活动，侧重于家长教育技能的提高和亲子沟通交流，是学校、老师给予家长和孩子最好的亲职教育方式。现场指导式亲职教育活动体现了教师、家长与孩子三者之间的互动[6]。

4.开设辅助亲职教育课

学校可以为学生开设子职教育课程和婚姻教育课。子职教育是指以当前社会既有伦理道德传统为依据，以增进亲子关系与家庭功能为主要目的，协助为人子女者认识自己对父母及祖父母应有的态度及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教育活动[7]。由于受精神分析等观念的影响，认为父母对于子女性格形成、习惯养成、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但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我们可以改善自己的性格，不断修正自我，调适自我，通过自身的成熟和发展去影响父母。且中国有“百善孝为先”的观念，可以通过子女去主动与父母进行情感沟通，建立和谐家庭环境来辅助家长教育。现在也有人提倡把婚姻教育纳入到学校教育体系当中，因而可以利用学校这个便利的途径开设婚姻教育或亲职教育必修课，几乎每一个学生，未来都会成为父母，与其在学校里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或通过心理咨询来治疗一些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不如在学生成为父母之前未雨绸缪去消除其子女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隐患，尤其高校可以开设类似的课程使大学生在成为父母时能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正确看待自己子女的行为。

5.家长参与学校教育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概念是多方面的，包括许多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活动，Epstein（1992）区分了不同的家长参与教育的类型：（1）家长在家里建立一个积极的学习环境；（2）家长监督和指导学校课程，交流学生的进步；（3）家长自愿参与学校的活动；（4）家长与学校交流学生在家学习活动；（5）家长参与学校的决策和管理。通过家长积极参与学校教育的过程，使家长明确子女所存在的问题，认识到教育子女的责任。家长还可以参与学校的学术研究。Hill（2004）等人通过对7～11年级的儿童的父母参与学术研究与问题行为、愿望等进行纵向实验研究发现：家长参与教育学术研究的高亲职教育组中，子女体现较少的行为问题，体现更多的成功和期望。学校可以配合高等教育院校和科研机构申请一些关于家庭教育或者家校合作教育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和家长一起完成教育课题研究，使家长更清楚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家庭的素质是社会素质的基础，亲职教育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能回避的问题，重视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整合组织资源、教育资源、物力资源，将学校教育与亲职教育结合起来，促进家庭与学校之间互相的沟通交流、互相配合，共同关注并积极投入到亲职教育的活动之中，开展切实有效的亲职教育活动，造福于广大家庭，更有助于学校培养学生。

参考文献

[1] 段飞艳.从学前教育管窥家庭之亲职教育.现代教育科学普教研究，2011（2）.

[2] 刘艳梅.试论家庭教育中家长的终身学习.继续教育研究，2007（1）.

[3] 吴涤.当前我国家长教育问题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08.

[4] 张蕾.家长学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7.

[5] 张爽.东北边远地区亲职教育现状实证分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2）.

篇3

[关键词]初中数学；家校合作；学习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识码]G424.1 [文章编号]1672-1128（2012）023-0044-03

学生进入初中阶段后，学习方法与小学阶段不同，可能会出现不适应状况，尤其是那些基础知识不扎实的学生，由于内容多、抽象、理论性强、难度大的数学课而产生畏难心理，导致学习兴趣不浓、不愿学习、考试成绩偏差等现象。笔者认为，家校合作的教育理念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并取得理想的成绩。

一、家校合作学习共同体概述

1.家校合作

20世纪60年代，一些西方教育家提出了在学生教育过程中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承担着同样重要责任的观点，后经发展衍生为家校关系、家校交流等新型教育理念。我国教育界在上世纪80年代也提出过类似的教育理念，后来由教育研究者马忠虎教授在其编写的《基础教育新概念：家校合作》一书中对“家校合作”这一概念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家校合作是指对学生最具影响的两个社会机构——家庭和学校，形成合力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校在教育学生时能得到更多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持，而家长在教育子女时也能得到更多来自学校方面的指导。

2.学习共同体

共同体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腾尼斯提出，是指人类群体在生活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以及与社会关系相对应的价值观。学习共同体的概念是对共同体概念的衍生，指在学习过程中，以学习参与者和教育者为对象共同建构起来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以及与之对应的观念、方法和策略。学者郑威和李芒2007年发表在《当代教育科学》第二期的论文“学习共同体及其生成”，将学习共同体的概念定义为：如同在社会交往中一样，学生、家庭、学校在教育过程中相互交往，相处一段时间足够形成一套共有的习惯和习俗，这就是学习共同体。

二、初中生数学学习中的错误思维及原因

初中数学知识在整个中学阶段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比小学数学知识，初中数学注重学生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的培养。因此，对一些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而言，学习初中数学困难会加大，没兴趣、不会学、成绩差等问题会随之出现。

1.课堂参与不足

一些学生对数学课上学习的内容缺乏兴趣，表现为既不主动进入教师创设的教学情景，也不愿意参与到对具体数学问题的思考中。课堂参与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学生进入初中后要在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等方面进行调整，使自己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直到形成主动探究知识的能力和习惯。但是，一些学生适应能力较弱，不能主动进行学习方法等的调整；其次，家庭教育缺乏针对性，常见的是对学生缺乏激励，不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其结果必然使自信不足的学生在学习中远离课堂教学。

2.认知加工速度慢，元认知发展滞后

初中数学的学习需要学生具备一定认知加工能力和元认知能力。认知加工能力指个体接受信息、加工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表现在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中；元认知能力则是个体对自己的认知过程进行认知的能力，表现为人对内心正在发生的认知活动的认识、体验和监控。在数学课堂学习中，一些学生在解题时常常出现无从下手的现象，这就是元认知发展滞后的具体表现。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初中生的思维还处在成长阶段，其抽象性思维、发散性思维还达不到成人的标准，因此在数学思维能力方面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数学课堂教学应有侧重，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不但让学生能够会解题，而且能从解题过程中学会提升思维品质，在学习过程中提高元认知能力。

3.没有科学的学习方法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学生学习方法不科学、没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造成课堂听讲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产生厌学情绪等的重要原因。据笔者了解，很多数学学习感到困难的学生往往具有共同的学习特征：课前不预习、课中不学习、课后不复习，可以说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没有计划性，也不能对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归纳总结。长此以往，不但阻碍了认知水平的提高，也无法树立对数学学习的信心。

三、构建初中数学家校合作学习共同体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

构建家校合作学习共同体既能从学校教育的角度给予学生灵活的教育方式，也能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信。因此，构建家校合作学习共同体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可行性。

1.提高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和参与热情

学生课堂参与度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学习兴趣不足，而“家校学习共同体”的教育方式不但依据学生的个性进行培养，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还注重塑造学生的自信和意志品质。学生在“家校学习共同体”教育模式下，一方面感到自己成为了焦点，受到来自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关注，无形中自我意识得到增强，自信心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则会产生较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愿意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去，愿意按照“家校学习共同体”为其指定的学习目标而努力。长此以往，就能够培养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能保持愿意主动参与学习的乐观心态。

2.通过合作学习共同体让家校双方共同受益

“家校学习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学校和家庭共同参与，在双方参与的过程中逐步了解应该从哪些方面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共同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这一过程在双方不断地反馈过程中让双方相互受益。首先，家庭通过“家校学习共同体”的构建提高了教育能力，加深了对学校教育的理解。每位家长都有一套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然而每位家长的职业经历和社会背景都不相同。所以，在教育孩子方面难免有考虑不周之处，看到孩子数学成绩较差，有的家长会耐心的与孩子沟通，并帮助孩子找出问题之所在；也有的家长简单粗暴地训斥一番就草草了事，认为孩子学习是学校的事情，与家庭教育无关。“家校学习共同体”可以克服家庭教育中存在的片面性，并且能为广大家长提供一个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家长可以相互请教学习，家长与教师之间同样也可以相互学习，大家围绕着共同的问题进行探讨，制定出教育策略，以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效率。

3.巩固家校共同教育的协同性，帮助学生克服数学学习的困难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具有较大不同，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交集，甚至会出现“真空地带”，即学生在放学后并不立即回家，可能去了网吧，假如学校和家庭没有一个协同机制的话，那么学生有可能扩大“真空地带”，对学校说家里有事要请假，或者对家长说学校要加自习课，回家要晚一点……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家校学习共同体”旨在为学校和家庭建立一个畅通无阻的沟通机制，杜绝类似事件发生，培养学生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四、构建初中数学家校合作学习共同体的策略

1.更新数学学习理念

“家校学习共同体”的教育理念运用到初中数学教育中，首先要转变观念，由“学会”向“会学”转变。在课堂中，学生不但要熟练地掌握数学的基本知识和解题的基本技巧，而且要能够反思所学的知识和技巧，形成数学思维，培养数学素养；在家庭中，家庭教育要塑造学生探究知识的学习习惯，要让学生树立“知其所以然”的学习精神。其次，“家校学习共同体”的教育理念要与新课标的培养目标融合起来，要让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主动去探究。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元认知能力，而且让学生自己去建构知识，通过自己的探究形成数学知识体系。

2.变革数学学习方式、拓宽数学学习内容

首先，基础知识是数学学习的根，要变革数学学习方式，首先要做的是夯实基础，要能够正确理解和掌握所学的基本概念、法则、公式、定理，把握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1/（|x|-1）无意义，x的取值范围为_____ 。有的同学填x=1，这是错误的。因为这里有两个知识点，即分式无意义的概念和运算绝对值法则，只有充分理解和掌握这一个概念和一个法则，才能知道|x|-1=0，解出x=±1的正确答案。由于数学是一个连贯性很强的学科，只有正确掌握了绝对值的运算规则后，才能为后续的初二学次根式、初三学习无理方程等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如果在学习某一内容或解一题时碰到了困难，很有可能是以前学过的一些基本知识没有掌握好造成的。因此，要查缺补漏，找到问题并及时解决，努力做到发现一个问题及时解决一个问题。其次，要重视知识的获取过程，培养抽象、概括、分析、综合、推理、证明等能力。对于课堂教学而言，教师在讲解公式、定理、概念时，要揭示其形成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最容易被学生忽视。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不断提醒学生有“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求知精神。

3.明确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在数学教育中的角色地位

要建立“家校学习共同体”，必须明确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角色地位。具体到数学教育，二者所扮演的角色需要进一步的明晰。家庭教育在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中主要承担着感性的角色，即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让学生树立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勤于思考的学习态度。而学校教育在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承担着理性的角色，即通过知识的传授增强学生的知识储备，通过大量解题训练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可以说，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各司其职，对学生的数学学习都非常重要。“家校学习共同体”的教育理念就是在明确二者的角色地位后，在具体的数学教育中对二者进行协调，找出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4.调动教师和家长合作教学的参与积极性

要构建高效率的“家校学习共同体”，教师和家长必须积极参与，并且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其中，调动教师和家长合作教学的参与积极性是构建高效率的“家校学习共同体”的核心。学校要想办法让家长懂得合作构建学习共同体的意义，更多的了解和关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如邀请家长和学生共同参加等，这样不但能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还能增进学校和家长的相互了解，从而使家校合作更为融洽、高效。

初中数学的学习对每位学生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通过学习能够提高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为进入高中阶段学习奠定基础。而在家校合作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初中数学学习则不但提高了学生数学素养，也培养了学生的数学精神，让学生在日后的学习中勤于思索、乐于探究，可以说是受益终身的。

参考文献

[1]马忠虎.基础教育新概念：家校合作[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2]郑威，李芒.学习共同体及其生成[J].当代教育科学.2007.2

篇4

【关键词】家庭教育；青少年成长；教育问题

一、家庭教育的特点

家庭不仅是一种血缘上的联系，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伦理关系，同时也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这就是说，家庭教育功能与家庭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又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教育。家庭教育是一门多学科研究领域，其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家庭教育的启蒙性和持久性。著名心理专家郝滨老师曾说过：“家庭教育是人生整个教育的基础和起点”。确实，从孩子出生开始，父母便成为了孩子的启蒙老师，孩子的一言一行都受父母的影响，小孩子对父母有一定的模仿能力，所以父母的言行对孩子的成长有着很深远的意义。虽然青少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接受来自学校不同老师的教诲，但是这种教育是阶段性的教育，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是持久性的教育。孩子良好的习惯和品德，更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教育。父母对子女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持久、深刻、全面等特点。

家庭教育的延伸性和差异性。孩子上学后，家庭教育既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又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伸。家庭教育是对人一生影响最深的教育，除了教导子女基本的生活技能，社会规范，指点生活目标外，还在培养人的个性特征、价值选择、社会能力等多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家庭是富于情感的，它的重要特点是具有感染性。父母与子女天然的血缘关系使他们心心相通，父母的情感对子女有更加强烈的感染性。所以家庭教育可以根据子女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根据子女状况和心理状态，循序渐进的进行教育。这是学校教育所不能兼顾的，也是家庭教育的优势。

家庭教育的及时性和社会性。家庭教育的过程，是父母对自己子女进行的个别性教育，比学校教育要及时。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家长与孩子朝夕相处，对他们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在父母眼中，故此父母更加容易了解子女的心理状态，发现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及时教育，及时纠偏，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能更好的预防不良行为发生。再者，要想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只有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孩子在家庭、学校、社会受到一致的、连续的教育，其教育的效果将会事半功倍。

二、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成长的积极作用

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关系到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而且关系着人的社会发展方向，同时，良好的家庭教育也是家庭幸福的源泉。

第一、家庭教育在人的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培养优良的道德品质，要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起。积极培养孩子的自主动手能力，培养孩子建立自己的兴趣爱好，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教育孩子热爱祖国，尊老爱幼，保护环境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孩子从小养成优良的道德品质。因此，家庭教育中，父母长辈们的文化素质、价值观念、教育理念、思想道德水平等都是孩子优良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元素。

第二、家庭教育决定人的社会发展方向

青少年时期是人接受教育的启蒙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心理发展的特殊性，家庭在孩子的道德教育和价值观培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庭教育中，家长通过传授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影响和感染未成年人，良好的家庭教育更加容易培养杰出人才。在家长言行和教育期望的双重影响下，未成年人会很容易地接受家长的影响，进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影响着孩子的社会发展方向。

第三、家庭成员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良好的家庭教育

家庭幸福是一个人所有幸福的根源，“在有着良好家庭教育的家庭，反映了家庭中成年人修养好、素质高，家庭具备了良好的教育环境，成年人在家庭中能不断接受再教育，充实和提高自己；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能接受积极影响，养成各种良好的习惯，健康成长。家庭成员在相互关心、相互体谅、相互爱护的家庭环境和氛围中相处，精神放松、心情舒畅，能产生强烈的家庭幸福感。”家庭教育影响着家庭幸福，家庭幸福影响着他们在社会其他环境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拥有好的家庭教育更能激发生活的热情，进而使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三、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家庭结构不同，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不同

1、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存在问题及原因

由于中国的国情所致，出现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大部分父母把唯一的子女作为一生的寄托和希望，过分溺爱的同时又过分的去关注他们的成绩，以成绩论好坏。父母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子女的学习动力，但是由于过分溺爱，教育方法的影响，许多独生子女养成了自私，交际能力差等特点，而且感情脆弱，经不起挫折，吃苦精神不够，生活自理能力欠缺。过分关注学习成绩和过度溺爱的同时缺少了对子女人生价值体系的培养。其结果是很多独生子女不能很好的处理未来学习，生活，择业和人际关系。

2、特殊家庭中家庭教育存在问题及原因

（1）对缺损家庭教育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离婚率持续走高。在中国，离婚多发生在父母岁数在30到50年龄段，这也正是孩子读中小学的阶段，而对孩子心智影响最大的年龄段是学龄前（3～6）的儿童，这些孩子特别依恋父母，缺少同伴的友谊。而且，父母的离异往往伴随着各种环境的改变，包括学校，生活条件，以及重组家庭所带来家庭关系的改变，都可能对孩子健康成长带来深远的影响。绝大多数离异家庭的孩子都会体会到丧失感、被遗弃感、不安全感、表现为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心事重重，更有可能导致精神异常、心理变态和行为异常。而这些离异对孩子所带来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伤害孩子的心灵，影响智力发育，产生扭曲的性格，最终可能走向不良的道路。

（2）隔代家庭的家庭教育状况及存在问题分析

我国的隔代家庭教育主要以留守儿童为主，据统计我国47%的留守儿童与祖辈生活在一起。由于祖辈年老、文化程度较低和过度溺爱，隔代家庭中的家庭教育反映出严重的问题。“根据青岛市的一项调查显示，29.6%的祖辈很少与老师联系，14%的祖辈从来不与老师联系。他们不能主动及时地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情况，将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学校。”此外调查还显示，“隔代家庭中的祖辈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这些祖辈中从未上过学的占45.1%，小学文化程度的占50.6%，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高中文化程度仅占1.3%。”。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和自身精力有限，留守儿童在学习上得不到祖辈的辅导，在精神和心理上隔代之间存在有严重的代沟，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尤其对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来说，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很多孩子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沾染上了坏习惯，价值观出现扭曲的现象。

（3）对流动家庭的家庭教育状况及存在问题的分析

国家人口计生委于最新《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近70%的流动人口与家人一同流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达到2.5人。

流动家庭中的孩子由于和父母聚少离多，大部分父母多忙于挣钱，很难和孩子进行更多感情上的交流，使流动人口的孩子在道德观念形成方面比较混乱，由于他们价值情感的培养缺乏良好的条件，当遇到复杂的道德困惑问题时候，不能及时得到父母的帮助，或者父母本身在城镇里就是弱势群体，在道德认知方面严重缺乏甚至趋于偏执。加之他们比同龄的人更多的目睹了社会的不公平，和自身受到的歧视，使他们自己更加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从而对社会缺乏信心而变得冷漠孤僻，甚至抵制心理。

（二）家庭教育方式不同，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不同

1、严厉型家庭教育方式

青少年一般自尊心较强，而渴望得到父母的尊重，但是父母往往不考虑孩子的需求，只从父母的意愿出发，采用严厉、高压、强迫命令式的教育，如果不服从就打骂、体罚、甚者产生家庭暴力，久而久之使父母和子女严重缺乏沟通，使亲子关系恶化。这样的家庭子女容易形成顺从、胆怯、没有主见、缺乏自尊、内心孤独、情绪不稳定的性格，容易走向极端，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做事情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2、放任型家庭教育方式

首先是父母感情有问题而产生家庭破裂，重组家庭后缺乏了对原来家庭孩子的关心和照顾，这样孩子由于缺乏父母的引导，往往经不住外界的诱惑，容易走上歧途。另一种是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父母忙着挣钱养家，而没有时间去教育孩子，为了内心安慰，就在经济上过度的去资助孩子，而忽视了对子女的教育，这些子女往往养成攀比心理，大手大脚，不懂得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3、不协调型家庭教育方式

这种家庭里父母教育态度缺乏一致性，随心所欲，父母完全以自己的情绪状况为转移，教育方式和态度不一致，或者不以身作责，自己做不到还要求自己孩子去做，使子女无所适从，甚至有时候教育影响互相抵消。还有就是父母之间在教育子女方面意见不统一，在中国家庭里面就是典型的“严父慈母”，一个过于严厉，一个过于袒护，使孩子思想容易迷茫，焦虑，情绪不稳定，特别是在思想还没成熟阶段，容易产生思想模糊，影响孩子的辨别能力。

四、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成长影响的积极对策

（一）提高父母的文化教育水平

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主导者，他们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家庭教育水平的高低，父母的教育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孩子价值观的形成。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父母文化程度低，并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但同样教育出各方面优秀的子女。与之相反的例子也存在，追根究底是父母的教育水平在起作用。教育水平、文化程度二者之间关系密不可分，即使文化程度高的父母，不经常接受新的知识，不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对孩子的教育并不在意，同样不会教育出优秀的子女；而另一方面，即便父母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他们愿意为了孩子去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相信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也一定会非常出色。所以父母应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适时的与老师沟通。对子女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二）营造良好的家庭风气

首先，父母要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大多父母都按自己的想法来塑造子女，让子女完成他们当初没有完成的愿望，寄希望于孩子，所以首先他们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才能领着孩子走向正确的方向。另外，父母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特别是在孩子面前，这样才能给孩子学习的榜样，传递正能量。之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些，是因为对孩子而言，他们的人生态度，目的乃至正确的价值观都是抽象的概念，榜样的作用可以使这些抽象的概念明确化、具体化。所以父母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对子女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对子女的影响最大，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融洽，会更多的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夫妻关系和谐也会对孩子有积极地影响，不会因为家庭的原因影响孩子的情绪进而会影响到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相反，则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不良影响。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仅次于夫妻关系，所以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也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赵忠心.家庭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叶立群等.家庭教育学[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3]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家庭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华中师范人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4]吴益妃.家庭教育下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J].当代教育论坛，2006 （7）

[5]龚萱.全球化与青少年政治价值观教育[J].教育探索，2005（1）

[6]宫秀丽.对“90后”青少年思想状况的三维考察[J].现代教育管理，2009（8）

[7]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8]郑艳苹.中国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存在问题浅析[J].科教论坛，2004（1）

基金项目：

本选题来源于“文化强国”背景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思想道德修养教学中的运用研究（编号：2012JG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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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经济状况；儿童人格独立性；探索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4-0230-0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由重视科学技术为主发展为以人为本，教育作为培养和造就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促进社会发展和完善的崇高事业，自然应当全面体现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封闭式教育时代一去不复返，传统一元化道德观念的瓦解、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家庭教育环境。开放时代的到来，导致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伴之以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话，以及社会群体阶层化的出现，使得家庭教育置身于多元道德观念互相冲突的社会当中。

目前，学术领域对于家庭经济状况与个体独立人格特征关系的研究较缺乏。何莉的《合肥地区城乡中小学生自我意识水平及其相关因素研究》①，通过抽样调查等方式，了解区域中小学生的人格、自我意识，并探讨城乡中小学的自我意识与家庭环境、个人人格的关系；邱勇强的《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正向支持系统的构建研究》②，综合国内外对贫困女大学生群体性的研究，分析其常见的心理问题，进行相应的策略思考，并构建“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正向支持系统”，提高对这个特殊群体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实效性；王勇的《浅论家庭教育与儿童社会化》③，围绕家庭教育与儿童独立性格的养成、儿童社会生活适应性等方面进行阐述，指出要构建良好的儿童社会化环境，必须树立正确的亲子观、儿童发展观和教育观，才能促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综上所述，家庭经济状况与儿童人格独立性涉及社会学、教育学中家庭教育方面、发展心理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需要综合考量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为形成科学系统的体系建设做好保障。本文通过对家庭经济状况与儿童人格独立性正向支持的探索，提出儿童人格独立性培养的目标、内容、原则、方法，希望在教育改革中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

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以行动研究法为主，辅之以案例法、观察法、访谈法。研究中要关注所涉及信息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对收集的有关信息和数据要进行统计、总结、归纳、提炼，实验结果验证假设。采用“实例模式实例”的方式建模。

三、建模过程

首先明确建模目的，即以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为指导，通过对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诸要素进行分析，重点关注环境因素中，家庭经济状况对儿童人格独立性的正向支持，构建在其发展过程中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地位，同时要体现家长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在观念上正确引导儿童。

找出一个典型案例，通过行动研究法进行建模。第一，由个性案例分析各具有人格独立性的人群，其成长的家庭经济状况，得出特定人格特征需要的外部l件。特定的学科理念中，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幼儿阶段的发展。三四岁阶段会影响中高层次的语言学习，因为冷漠的外界环境会导致其缺乏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丧失更多的表达自我和深度沟通的可能。

第二，分析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人群所具有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了解这部分人群在人格上的发展，以及自身所处的外部条件，变劣势为机遇，发挥优势迎接挑战。学前阶段的自我概念和人格成长若受到负面的影响，会否定自我，难于界定自我，不了解社会道德与是非标准，因为缺乏适当的家庭教养而产生行为上的缺陷。

第三，实例分析，也是研究重点所在。具有人格独立性的人群如何看待家庭经济状况对自身人格独立性方面的影响作用（以问卷形式产生），对独立性人格具体表现、实现路径进行调查（专家、教师、辅导员、学生的看法），然后导出设计思想、设计方案、运行模式等，分析运行机制以及保障条件。

幼儿的身心和谐发展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状态，家庭经济状况与儿童人格独立性正向支持的探索，将为幼儿现在和将来适应社会打下成长基础。

注释：

①何莉.合肥地区城乡中小学生自我意识水平及其相关因素研究[D].安徽医科大学，2009.

②邱勇强.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正向支持系统的构建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1.

③王勇.浅谈学校教育与儿童社会化[J].学前教育研究，2005（12）.

篇6

关键词：幼儿园　家庭教育　职能

一、托幼机构教育增设专门家庭教育职能的必要性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教育条件的改善，不同年龄层的人越来越多的接触到更多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大众的思想水平在整体上有所提高。但是，思想的不同步性是经常存在的，仍有一些社会群体在某些观念上的表现差强人意，如：家长对于“父母为何”的观念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父母这个角色是人的阶段性本色（结婚之后就生孩子，孩子出生之后自然而然就成为父母），所以父母的行为都是客观的存在于自己身上的，并不需要额外去接受专门的教育。由于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所以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大部分家长都在犯着同样的错误，如无法解读孩子的语言而致使孩子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私有物品”或生命的延续，强行左右或“绑架”孩子生活的内容和方向，致使孩子缺乏独立性、创新性，以及与人交往的能力；不能以身作则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致使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并习得了不良的行为和习惯；将教育孩子的责任推给学校和教师，并不时的对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方式和内容“指手画脚”，致使孩子的观念和行为出现严重脱节现象等等。家长的这种作为父母角色的“懵懂性”导致家长在与其孩子的交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不同层面的问题。问题的严重的不仅伤害了孩子，也伤害了父母自己。

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镇年仅9岁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夏斐，1987年期末考试数学得分82分，名列全班第二；语文79分，名列第五，当他的母亲吴玉霞问及考试情况时，夏斐怕挨打，就谎称在90分以上。12月21日，夏斐被母亲拉着一起到学校向老师询问考试情况，班主任将考试情况如实相告，夏斐一回家中，被母亲扒光衣服用铁制的三角形木锉一顿殴打，从中午12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下午5点左右，夏斐母亲见儿子不出声，才去叫大夫。等送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死去。夏斐事件发生后，舆论一致指责夏斐的母亲，后来她自杀身亡。某地发生了一件5岁的孩子用尼龙绳勒死76岁老祖母的悲剧。小孙子用一根尼龙绳栓猫玩儿，猫跑了，小孙子非要把绳子套在老奶奶的脖子上玩。老奶奶让他栓脚，他不干，非要套脖子不可。老奶奶对孙子一贯娇惯溺爱、迁就放任，平时对孙子的种种要求，从来都是一一满足。她见小孙子哭闹起来，便让他把绳套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哪知绳套打的是活扣，小孩子用力一拉，便紧紧勒住脖子，老人一时感到气闷，便挣扎起来，从炕上滚到地上。孙子见奶奶挣扎，越发觉得好玩，便使劲拽住绳子不放，直到老奶奶不动弹了才松手，扔下绳子出屋玩耍去了。孩子的爸爸回来，一摸母亲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这样的悲剧本不应该发生，但它却的的确确发生了。作为父母或长辈，如果懂得教育的专业知识，他们还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吗？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杜威曾经说过“教育即生活”。教育本来就是生活的内容，是每个生活中的人都应该习得的一种存在，而不是教育学科专业的人特有的一种权利。然而，目前的现状是，教育被当作一种特殊领域化的东西是某一小部分人的生活内容，而不是大部分。这种状况需要改观，即教育需要得到切实的普及，这要从人的社会源地——家庭开始，也就是从家庭教育开始。

那么，纵观我们的教育机构以及教育的宏观受众面，笔者认为需要在某一与家庭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机构增设其家庭教育的职能，并且以此为载体号召扩大家庭教育的受众面。如此，便可在整体的层面逐渐地提升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主要是家庭教育水平。经观察，托幼机构是与家庭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机构。

二、托幼机构教育增设专门家庭教育职能的重要性

学前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它同人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学前教育承担着个体发展的功能也承担着社会发展的功能。

学前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是指它可以促进儿童在身体、认知、社会性、情感等方面的健康全面和谐的发展。有研究表明学前期是人生的第一阶段，是人生中发展变化最为迅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很多的关键期，如果错过这些发展的关键期，将会很难弥补。如，2～3岁是个体口语学习的敏感期，5岁左右是掌握数概念的最佳时期，5～6岁是幼儿掌握词汇能力最快的时期等等。如果这些关键期不仅被教师掌握而且被家长接纳的话，那么幼儿的发展成果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学前教育的社会发展功能主要是指学前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作用。毋庸置疑，学前教育对社会的这些方面起着正向的推动作用。如果这些重要影响作用被家长所掌握的话，那么家长必然会正视幼儿的“根”的成长。

所以，学前教育需要与家庭合作，重要的是要与家长合作。而托幼机构与家庭合作也是其发展的应然之义。托幼机构只有与家庭有良好的合作，才能促进托幼机构健康的发展，才能使学前教育在每个参与的家庭中得到广泛的普及，也才能最终惠及到托幼机构教育的对象——幼儿。此外，托幼机构与家庭的合作还有利于学前教育法规的切实落实，还能够提高家长的教育素质。

托幼机构是集体教养幼儿的社会教养机构，是在家庭教养基础上的延伸、扩展和提高，是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托幼机构教育是由托幼机构承担的，由专职幼教人员根据社会的要求进行的，对在园幼儿实施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在我国，托幼机构的一般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和学前班。托儿所是受托3岁前婴幼儿的集体教养机构，开始收托的起始年龄一般为1岁半，但也有少数企事业单位从婴儿6个月起开始收托。幼儿园是对3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是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的预备阶段。学前班是接收5～6、7岁即入小学一年或两年的儿童的学前教育机构。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托儿所、幼儿园和学前班涵盖了大部分的幼儿，而如果将幼儿背后的家长拉人家庭教育的行列中，那么我们的幼儿及其家长无论在自身的成长发展方面还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方面就都有了近乎科学的保证。如此，在托幼机构教育中增设家庭教育的职能就显得格外重要。

三、幼儿园增设家庭教育的职能的优越性

在托幼机构中，幼儿园是最平常的机构，它也是托幼机构实现形式中最集中的表现。因其群体性、社会性、计划性的特点，幼儿园包括了托幼机构中稳定的、大量的幼儿人群。因此，在托幼机构中的幼儿园增设家庭教育职能既能够保证其开端的有效性，也能保证其过程与结果的稳定性。除此之外，在幼儿园中增设家庭教育职能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第一，幼儿教师是与家长经常接触的群体。在幼儿园的日常生活中，幼儿教师每天面对的不仅仅是幼儿，而且还有他们的家长。在早上入园的时候，晚上离园的时候，以及家长会和家长开放日等的时候，就是幼儿教师与家长“相处”的时候。在与家长“相处”的过程中，幼儿教师可以获得关于家长的很多信息，比如说某幼儿的家庭结构、家长的育儿观与教育观、家长与孩子的相处模式、家长对孩子成长的需求与期望等。通过与家长的交流经验，可以获得家长关于家庭教育的优势在哪里，不足的地方体现在什么方面，欠缺的或不曾涉及的家庭教育的观念是什么。换句话说，幼儿园的教师可以找到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的突破口。这是其他身份的人所不能做到的。

第二，给予幼儿园支持的学前专家很多。幼儿园是学前专家的实践基地，而学前专家是理论与实践知识的拥有者。在他们的支持下，幼儿园可以逐渐的增加学前教育的知识和素养，同时也可以提升幼儿园的办园质量。这样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幼儿家长，同时还能加强幼儿园的社会认可度。在不断地回答或帮助解决家长关于幼儿的问题之后，家长对于幼儿园的信任度也增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长可以接受外来的因素进入在自己的范围内帮助自己去解决孩子的问题。

第三，政府对学前教育的关注集中在幼儿园中。近年来，国家对学前教育的关注越来越明显，在各种政策文件中都可以找到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经过观察，政府政策作用于学前教育的实践中，集中体现在对幼儿园的措施上。这也说明政府对于幼儿园这一托幼机构充分发挥学前教育功能的期望和希冀。而幼儿园中增设家庭教育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宏观的层面去普及和发展学前教育，而且最终能够使我们的幼儿和家长获益。尽管政府的政策中并没有专门提及在幼儿园中增设家庭教育职能，但是在讨论家园合作的时候也充分体现出政府对于推动幼儿发展方面也离不开家园合作的观念。

四、幼儿园增设专门家庭教育职能的构想

在讨论整体蓝图之前，我们需要明确要接受家庭教育的对象范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使孩子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温暖的、安全的港湾，所以已经是幼儿家长的、即将成为家长的、将来某个时间成为家长的、对家长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人都要接受家庭教育的熏陶。具体来说就是：

首先，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许可下，在各个区域内选出一个规模适中的幼儿园专门设立一个有家庭教育职能的部门，由其来负责该片区域内容的家庭教育内容。

其次，该部门的工作人员是由幼儿园一线教师、学前教育专家、家庭教育指导师等构成的。幼儿园一线教师是家长的亲密合作伙伴，他们能够从各个层面去了解家长的优势、缺点，以及需求，这对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信息和条件。学前教育专家可以为该部门提供权威的支持，增加了家庭教育职能部门的被信任感和认可度。家庭教育指导师更加是掌握了如何家庭教育的知识和实际应用能力的技术型人才，他们的加入势必会增加幼儿园家庭教育职能的有效性。实际上，在欧美发达国家，每300～500人就拥有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全美家庭教育机构有700多家，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就形成了父母教育的理念，对父母自身教育的重视已经超过了对儿童的学校教育。

再次，该部门的工作内容有两大块。第一，普及以及深化学前教育思想和观念，为“科学的、合理的、温暖的、开明的父母”勾画一个“蓝图”；第二，针对家庭中出现的问题，做出技术支持。工作人员参与家庭的方式由家庭人员自行决定。

最后，该部门的运行机制包括以下层面：第一，该部门要尝试与高校合作，一方面可以有高校专家人士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家庭教育课堂也应进入高校，成为每位大学生的必修课。如此，家庭教育的范围和力度就得到切实的保证。第二，该部门可常年开设普及家庭教育甚至学前教育思想的课程班，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思想和观念的保证。第三，如果某家庭许可或者接纳的话，该部门可外派工作人员进驻家庭，帮助家庭重新整合家庭系统，以解决家庭中的问题。

篇7

关键词:古代;榜样教育;家庭教育

一、榜样概念的界定

榜样概念的界定,是学者们主要的研究对象,他们从不同角度谈到了自己对榜样的认识和理解。在古汉语中,榜样之“榜”本是一种矫正弓弩的工具,“榜者,所以矫不正也。”,而“样”一般指样式、范式。“榜”与“样”的结合,意为一种矫枉正曲的范式,在古人看来,判断榜样的标准主要是看他对道德内容的履行程度,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否则是不能称其为榜样的。

其他关于榜样的定义还有:《现代汉语大辞典》:“榜样是指值得学习的好人或好事。”这种解释与古汉语的解释相近。《辞海》对榜样作了这样的解释,“榜样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内产生的同类事物中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或事,又称先进典型。”赵翰章认为:“榜样是在人们头脑中的先进典型、突出的人物形象”。曾钊新教授把道德范例(榜样)定义为:“是在道德实践中产生的、具有肯定意义的现实生活中的典型,是能够使人产生美感的崇高形象,是内在的善品和外在的善行的统一,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正面人物的风范。认为榜样具有能触发人们仰慕的效仿性特征、能唤起人们崇敬的形象性特征和为历史所考验的真实性特征。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陈卓认为,“‘榜样’与‘偶像’是同样的意思,均为赞赏、崇拜、效仿、学习的对象。”而且认为“榜样”“偶像”“楷模”“模范”“典型”在意义上也是相同的。

在现代,有人把它作为日常概念来使用,如一般作“楷模”“典型”“偶像”讲,指的是某种值得学习、崇敬的典范人格,榜样多指正面的形象;有的局限于教育方法,甚至局限于德育方法;有的把榜样与榜样教育混为一谈,如有的学者认为:“榜样是以他人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学生品德的方法”。“榜样又称示范,是引导受教育者学习他人的优良思想、行为和品德的教育方法。”都把榜样当作一种德育的方法。

目前在我国教育理论界榜样的概念,尚无明确界定,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得到人们公认的概念。本文试着以一个新的视角来阐述榜样的内涵。但从众多学者对榜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古至今,对榜样的理解虽稍有差异,但榜样所代表的都是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取向,是值得效仿和学习的先进典型。不论何种榜样,其本身必具有良好的德行,如其无德寡德失德,则难以成为人们崇敬的楷模和效仿的对象,因而榜样本身就具有道德的意义。因此,本文所讲的榜样,本意指道德榜样。

本文认为,榜样是指凝聚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的共同理想追求、具有较高的道德境界因而能够对他人具有教化作用的人格范式。

二、榜样教育概念的界定

与对榜样的界定一样,对榜样教育的理论研究目前在我国尚不多见,更无统一的认识。我国汉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叶阑这样理解教育的原义,把二字结合起来,“可以理解为上对下,成人对儿童的一种影响,其目的是是使受教育者成善,手段是模仿”。结合对教育的理解,许多学者对榜样教育的概念做了界定。

朱明山认为:“榜样教育就是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先进事迹为范例教育人们、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思想觉悟的一种重要方法。”易莉、徐惠认为:“榜样教育(example education)是一种以典范人物的优秀品质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的教育方法。榜样教育具有形象、具体、生动等特点,能将抽象的道德准则、道德规范通过榜样示范具体化为易于理解、对照和效法的行为,符合人们的心理特征。”王丽荣认为:“榜样教育,就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学习途径,即通过观察学习,从他人那里获取新行为的信息;模仿他人的所作所为,接受他人行为的影响而形成自身的人格特征。”华中师大所编的《德育论》一书中认为:“榜样示范法是以正面人物的优良品质和模范行为影响受教育者品德的一种方法。”有的学者认为:榜样教育乃是教育者,根据教育目的和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特点,选择相应的榜样,启发、引导受教育者模仿、学习榜样的行为习惯、知识技能、思想品德的过程与方法。

总之,榜样教育是教育者根据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选择适当的榜样,利用榜样的作用,来达到教育或教化的目的。

三、古代家庭教育中的榜样教育

家庭是建立在姻亲关系上的社会组织。它除承担着繁衍和哺育个体的功能外,还以家风、家庭关系和家庭文化氛围对个体进行教化。我国著名教育家先生曾说:“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之中。习惯固能成性,朋友亦能染人,然较之家庭,则其感化之力远有及者。”在我国有着悠久的重视道德家庭教育的传统,重视家庭教育以及家庭教育对个体思想品德形成的重要作用,《礼记》中讲:“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礼记•大学》)更把家庭道德教育提高到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士农工商四民“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由此可以说明古人对家庭教育对青少年行为习惯的形成、品德的形成、个性的发展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家庭教育由此而生。《三字经》中的“子不教,父之过”说的就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一)家庭中榜样教育的实现途径:家庭中榜样教育的实现是通过在家庭中个体对其他家庭成员价值观念和态度的接受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榜样示范来实现。家庭教育主要通过亲子之情的感化激励、家庭生活的渗透、熏陶以及家长的言传身教起作用。

古人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极具实效性的经验,留下的许多有关家庭日常性的道德教育的家训、格言,比较有名的如《颜氏家训》《治家格言》,还有各种家书、家诫等。在这些历史资料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

如《周易》就非常重视家长的身教作用。《家人》卦卦辞曰:“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与“格”古字通用,有感格之意。意思是说,君王用美德感格家人然后保有其家,无须忧虑。九五阳刚中正居尊位,为家人之主。表明作为一家之长,自身行为要端正。

《颜氏家训》中说:“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在这里“父”“兄”“夫”分别作为“子”“弟”“妇”的榜样对后者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起到榜样示范的作用。

启蒙读物《三字经》在中国很长时间以来,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作为儿童发蒙的必读之书,其中也有很多关于榜样教育的例子,如:

“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

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

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

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

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

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三字经》中分别以宋朝时的官至赵中令仍勤奋苦读的赵普、宋代的直到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并最终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文学家苏洵、北齐时的七岁能写诗赋词的神童祖莹以及西汉时路温舒、公孙弘、晋朝的孙敬、战国时苏秦、晋朝人车胤、孙康、汉朝的朱买、隋朝李密、宋朝人梁灏、唐朝人李泌等人“头悬梁,锥刺股”发奋治学的故事对儿童谆谆善诱;“蔡文姬能辩琴谢道韫能咏吟”则以富有才情的蔡文姬,谢道韫为女子做出了榜样;“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 弟于长 宜先知”说的是东汉人黄香,九岁时就知道孝敬父亲,替父亲暖被窝。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汉代人孔融四岁时,就知道把大的梨让给哥哥吃,这种尊敬和友爱兄长的道理,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

又如西晋的阮籍,他的父亲阮是“建安七子”之一,才华出众,而又有种傲然的风骨,很得曹操赏识。虽然早年丧父,但阮籍还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即以勤奋好学、不慕虚荣、道德高尚的古代贤者――颜回、闽子赛为效法的榜样,刻苦攻读《书》《诗》,学习儒家有关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的种种道理。

(二)家庭教育的特点:

1.重视母教:《说苑•杂言》中说:“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谓也。”,《说文》中释“父”时说:“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白虎通•论六纪之义》中释“父子”时说:“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孽也孽孽无已也。”也就是说教化子女的是父亲。但古代对子女进行训诫教育不仅仅是父亲的职责,母亲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国古代有一部专为各界知名妇女所做的人物传记,名叫《烈女传》,又名《古烈女传》,著者是西汉刘向。刘向的《烈女传》是我国最早的妇女人物传记,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劈孽》等七门,亦即七篇,七大类,共记载了一百零五名各类妇女的事迹。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又有人在《古烈女传》的基础上,增写了历代知名妇女的人物传记,名为《续烈女传》《烈女传增广》《广烈女传》等。起初,刘向所著《古烈女传》中的《母仪》篇,仅仅介绍了秦汉以前的文伯、孙叔敖、臧文仲、子发、孟轲、田稷子、芒卯、江乙、赵括、如耳等十几个人的母亲的事迹。到后来的《广烈女传》,则补充到近一百位母亲的事迹。其中《母仪》篇是《烈女传》一类的人物传记中的重要篇目。《母仪》,即母亲的榜样。“母亲”一词,是针对子女而言,是指有子女的妇女。《母仪》篇实际上是专门介绍历代良母教育子女的事迹。《烈女传》作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女子基本上唯一可读的书目,其写作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给广大的女性做出行为规范,起到榜样的作用。

除了《烈女传》中的记载,在我国还流传着许多教子的故事,如孟轲小时候,看到东邻杀猪,问母亲东邻杀猪做什么。孟母随口说:“杀猪给你吃肉。”说完,盂母自觉失言,为避免给儿子造成言而无信的不良影响,真的买肉给他吃。从孔子、孟子一直到岳飞,都受到过母教很大的影响。“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是母教的著名故事。清代初期以天下为己任的顾炎武,一致认为自己思想品德的形成与继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2.重视豢养教育:蒙学即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问。“蒙”有幼稚、暗昧之意,《易经》中《序卦》曰“蒙者,蒙止,物之稚也。”因为“儿童在最初阶段几乎总是总是主动地接受一些态度和价值,通过自主作用将其内在化”所以,一个人长大后思想品德的好坏和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养成的习惯是相关的。秦宰相李斯、晋朝王羲之、南宋王应麟、元代许衡、明朝王守仁等人都写过蒙学教材或蒙学教育方面的文章。宋学家朱熹,亲自撰写了不少的蒙学读物。他写的《小学》被许多人奉若神明,称其为“万事养正之全书,培大学之基本者也”。《义学约》中说“豢养极大事,亦最难事。盖终身事业此为根本,而混沌初开,非可以旦夕取效者。”《增广贤文》中强调“训子须从胎教始”,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应该从胎教开始;《颜氏家训》中强调“教子当及婴稚”,白幼便加以教诲,使其为静、举止皆人礼合序。若在子女幼小时忽略教诲,一旦“骄慢已习”“习惯成自然”,便悔之晚矣。宋明理学家二程曾说:“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便得所养,全其和气,乃至长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恶有常。至如养犬者,不欲其升堂,则时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之?虽日挞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 明王廷相说:“童蒙无先人杂,以正导之而无不顺受。……壮大者已成驳僻之习。虽以正导,彼先人之见为然,将固结而不可解矣,夫安能变之正。故养正当于蒙。”。《养正类编》中说“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除《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等几本流行甚广的蒙学教材以外,各类蒙学书目近2 000本。

3.重视施教者的“身教”:卢梭有句名言:“你要记住,在敢于担当培养一个人的任务以前,自己就必须要造就成一个人,自己就必须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模范。”教育者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身体力行,表里如一,说到做到。托尔斯泰认为:“教育孩子的实质在于教育自己,而自我教育则是父母影响孩子的最有力的方法”。在家庭中长辈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因此,作为家庭教育中施教者的长辈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为子女做出榜样。孔子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教育者自己行为不断不正,却要求受教育者遵守行为规范,受教育者不可能心悦诚服。道德教育教育目的的实现的重要力量,来源于道德模范的人格感召,因此孔子提出“圣人”“贤人”“君子”“士人”的道德榜样。王夫之说:“身教重于言教”,说的就是施教者应该具有的态度,在教育的过程中,施教者的榜样作用是巨大的。如汉代的萧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为家不治垣屋”。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让子孙学习他的节俭,子孙生活在痔田陋舍里,他们要想生活得好就必须自立勤奋。在楚汉战争中起富的宣曲任氏,在家约里要求子孙“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教育子孙富而不奢、富而不惰,故任氏“以此为间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富者数世”。……司马光说,宋代宰相张文节,衣食起居。一如普通人,有人劝他不必过于俭朴,他说“以吾今日之禄,虽侯服王食,何忧不足!然人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此禄安能常恃?一旦失之,家人既习惯于奢,不能顿检,必至失所。易若无失其常?吾虽违世,家人犹如今日乎!”

4.重视环境对教育活动的影响:古代教育家还特别重视环境教育在榜样教育中的功能。不论古人提出的性善性恶,不论所谓“性相近,习相远”,或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都说明了古人注意环境对人的思想是很起作用的。人很容易受到自身生活地区的风俗的影响感化,而有着仁厚风俗的地方对人成长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孟子小时候,家住坟地旁边,孟子就学哭丧、埋人。孟母认为该居住环境不利孟子成长,迁居集市旁。孟子又学商人做买卖,盂母仍认为环境不好,又迁居学宫旁,孟子受到读书人的影响,知书达理,于是定居下来。

墨子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非独染丝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者,土亦有染。”他认为人性本无善恶之分,如同素色之染,染于青则青,染于黄则黄,因此他特别注重环境和交朋友。

荀子指出:“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择土,所以防邪僻恶而近乎中正也。”贾谊很赞同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认为人刚生下来的时候,其性情、品质没有多大的差别。而之后之所以会出现贤愚善恶之人,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所受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影响不同。并分析“殷周之所以长有道”的原因是因为“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元正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也就是要为太子营造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虽然贾谊指的是太子早期的教育环境的重要作用,但它又具有普遍性。

《颜氏家训》上说:“与善人居,如人芝也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这就是指的环境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5.

[2]陈秉才.中华经典藏书韩非子[M].上海:中华书局,2007.35

[3]王世民.榜样与榜样教化[J].南昌高专学报,1998,(3)11-12.

[4]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4.

[5]赵翰章.德育论[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124.

[6]曾钊新.道德心理论[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77.

[7]陈卓.当代中国榜样教育之尴尬[J].青年研究.2006,(12)31.

[8]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399.

[9]睢文龙.廖时人.朱新春.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07.

[10]叶澜.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3.

[11]朱明山.高校榜样教育效应弱化的原因分析及对策[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6,(6)56.

[12]易莉.徐惠.社会学习理论中的榜样教育[J].江西教育,2006,(2)46.

[13]王丽荣.试论的榜样教育[J].思想研究,2003,(6)65.

[14]华中师范大学等六校合编.德育论[M].西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73.

[15]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卷•中学修身教科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55.

[16]戴望.管子校正卷八小匡第二十[M].上海:中华书局,1978.122.

[17]檀作文.颜氏家训•治家[M].上海:中华书局,2007.52.

[18]汉•刘向撰,向宗鲁校正.杂言[M].上海:中华书局,1987.439-440.

[19][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2.

[20]陈立撰,吴则虞.白虎通疏证[M].卷八.《三纲六纪•论六纪之义》.上海:中华书局,1996.376.

[21]克鲁,克洪.文化与个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116.

[22][明]沈鲤.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粹[M].义学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26.

[23]程颢,程.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M].卷二下.上海:中华书局,1981.35.

[24]石云孙.训诂得义论[M].《雅述》上篇.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51.

[25][清]陆世仪.养正类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45.

[26]张燕婴.论语[M].上海:中华书局,2006.48.

[27]班固.汉书[M].卷三九《萧何传》.上海:中华书局,2000.2012.

[28]班固.汉书[M].卷九一《货殖传》.上海:中华书局,2000.3693.

[29]陈梦雷,蒋廷锡.钦定古今图书集成[M].济南:齐鲁书社,20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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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儿童心理；影响

我国曾经有过一个城市做过调查，发现孩子患有各种心理障碍的却占受检人数的69.9%，这一结果表明我们多年来对幼儿心理健康的漠视。儿童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对自己、他人行动的认知，对心理状态彼此间相互联系的认知均与其心理理论发展水平有关。所以，在儿童成长的关键时期，要注意到对于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的培养。儿童出生以后遇到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就是家庭，之后随着年龄的成长将面临幼儿园教育。本文试就儿童心理教育问题从家庭以及幼儿园教育两个方面的提出建议，希望对儿童心理的成长有所帮助。

1 家庭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影响

家庭是孩子的启蒙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北张家口的某幼儿园做了一个以40名3-4岁的幼儿以及家长为调查对象的调查中，显示以下问题：

1.1 文化水平的高低反映出幼儿家庭教育的环境

基本上是文化程度高的父母，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较少，文化程度低的父母，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较多。

1.2 家庭成员中的父母对幼儿的教育方式不同

即采用表扬鼓励的教育方法有利于幼儿形成健康的心理，经常运用威胁打骂的教育方式，往往会使儿童发展产生多方面的问题。

1.3 儿童心理健康发展需要和家长适度的精神交流

幼儿教育过程中有的家长的教育方式还受传统教育的影响，认为“不打不成材”。所以一旦孩子的成绩不好或者犯错误，就动辄棍棒相向。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观点。长期处于家长高压政策下的孩子们容易出现各种不健康的心理问题。另外的一种教育孩子的错误方式是家长们对于孩子的发展采取“放任”的态度。他们认为孩子们的成熟是水到渠成的，认为很多道理孩子们长大了就自然而然的明白。于是他们对孩子们漠不关心。在这样形态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往往因为得不到适度的关心而产生孤独感，逐渐形成富于攻击、冷酷、自我、甚至是放荡等不良的心理问题。

2 积极的教育方式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不同文化程度家长都应该注重自己正确的教育观念的形成，直接决定了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和行为。所以家长们应加强自身的修养、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儿童教育和心理素质，多一些育儿知识。以上本文提到了诸多家长错误的教育观念，包括“严厉教管”、“自然成熟”等，都是值得改进的。以下我提出几点建议：

2.1 家庭教育中的家庭气氛

这对于儿童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影响。美国一位心理学家通过对4000名独生子女的调查发现：家庭气氛活跃、常有笑声陪伴的家庭，孩子们的智商都比不和睦的家庭高。所以对于父母来说，形成和睦的夫妻关系对于孩子们的心理教育有潜在的巨大作用，父母对抗、父母分居、父母离异、父母再婚等这些因素会导致孩子们的心理变化。容易出现不安全感、内疚感、自卑、猜忌的心理。

2.2 家庭教育中的积极教育方法

通过上文的比较看出，采取表扬鼓励的教育方法和采取威胁打骂的教育的方式对于孩子们的心理建设的影响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且会极大地影响幼儿的个性品质。所以多鼓励孩子，让孩子们增加自信心，往积极乐观的方向发展。

2.3 家庭教育中的亲子间沟通方式

亲子沟通是指家庭中父母――子女之间交换信息、资料、观点、意见、情感和态度，以达到共同的了解、信任与互相合作的过程。亲子沟通的质量、状况、方式等将会影响儿童的自我概念的确立、道德判断的形成、学业成绩、和心理行为问题。父母应该在平时的时间有意识的分配专门与孩子玩耍、交谈的时间。从中了解和解决孩子们的心理变化、需求、困惑。

2.4 家庭教育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保护孩子们的自尊心，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判孩子。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曾说过：“自尊心是种非常脆弱的东西，对待它要及其小心，要小心得像对待一朵玫瑰上的露珠”，这的确是一个真理。父母应该帮助孩子们保护自尊心并找到正确的情绪宣泄的方式，从而逐步控制孩子的发脾气程度。上述提到了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毋庸置疑，家庭因素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十分重要的。

3 幼儿园阶段对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影响

儿童成长期是生理和心理的塑造阶段，在认知、情感、自制力都不成熟，还需要学校和老师的指导。因此，除了家庭教育外学校和幼儿园老师的角色要从单纯的传道授业解惑向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转变。影响儿童健康心理发展的因素很多，幼儿园学校教育对儿童心理的影响主要有：教材内容的影响、教师的影响、幼儿园环境的影响。下面我就幼儿园教育对儿童的心理影响做些具体的探讨。

3.1 教材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的选择结果

对于儿童的价值观形成，行为准则进行文化灌输。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教材也为儿童提供了效仿的模式。所以教材对于儿童的成长是很重要的。要注重对于教材的更新，以及教材的内容要与每个学生的个体发展结合。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

3.2 教师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幼儿教学中若采取好的教育模式，能为幼儿营造出良好的心理环境，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引导、疏通、激励和启迪等作用。老师要从孩子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幼儿在游戏中发现问题和探索问题，使幼儿在活动中获得快乐。教学活动并不是单纯的教与学的结合，只有在玩中学、学中玩，这样幼儿的学习才是真正的学习，因此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有的幼儿发挥了自己的想象，从自己的兴趣出发，让他们感到了自己的进步与成功的喜悦，从而获得良好的心理健康环境。

3.3 幼儿园环境的影响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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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家庭教育机构　发展困境　对策建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教育一直是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指导和服务家庭教育的机构诞生，家庭教育工作队伍不断扩大。北京市2009年的调查表明，现有民营家庭教育机构中20％出现在上个世纪末①，广州市某些个体家庭教育机构的出现至少有10多年的历史。那么，现在这些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运行情况怎么样?存在那些困境?应当怎样发展呢?2010年10月至今，我们在承担广东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咨询课题《加快广东现代化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对策研究》的过程中，专门调查和分析了广东部分城市民办家庭教育机构的现状，采用的方法包括网上检索、电话访问、现场考察、座谈讨论、文献阅读、对策论证等。虽然，从有关机构和媒体得到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惠州等城市的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多达120间，但实际上能够正常运营的不过20家左右，详见表1，这些就是我们调查到的样本。

一、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界定及意义

(一)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界定

文献检索发现，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民营家庭教育机构还没有规范、权威的界定。我们认为，界定民营家庭教育机构，首先要对家庭教育的概念进行探讨。

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被理解为在家庭生活中父母亲等长辈对于子女等后人成长所进行的指导和帮助；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家庭教育看作家庭成员在共同的家庭生活中通过指导和帮助、学习和交流等方式促进自身素质提高，以实现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过程。当代社会科技发达，先进的传媒工具使孩子和大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接受信息，家长和孩子都可以在家庭生活中充当教育者、指导者、帮助者，或受教育者、受指导者、受帮助者。但就一般情况而言，在未成年人家里、尤其在幼儿和儿童少年家里，家长还是主要的教育者、指导者、帮助者，主导着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的过程。②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闵乐夫曾界定民营家庭教育机构：指在公立中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所办的家长学校以及各级妇联、妇儿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计划生育部门以及教育部门、社会教育研究所等机构以外的，对未成年人孩子的家庭教育提供指导和服务的机构。它包括企业注册、民营非企业注册、民营教育研究机构注册的或者甚至是没注册的③。

综合以上对家庭教育、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界定，我们认为民办家庭教育机构具有如下特点：

1　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家长，即0-18岁孩子的家长，虽然可以直接为孩子成长提供某些服务，但主要是家庭教育方面的。

2　民营家庭教育机构服务的主要内容是指导和帮助家长解决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包括教育观念、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等等，凡是家长在教育子女过程感到困惑、需要指导和服务的都在其业务范围。

3　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营运是追求盈利的。盈利既是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是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发展的最终目的之一。

4　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举办方不是各级妇联、教育行政部门、计生委、卫生局和幼儿园、中小学等公共机关，而是离退休教师、企业投资人、个体劳动者等私人和单位。

因此，可以把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定义为：在妇联、教育局和公立幼儿园、中小学等公共机构以外的，指导和帮助未成年孩子的家长以实施教育子女为主的各级各类培训、辅导、咨询等机构。这里特别说明，本文没有把那些兼做家庭教育项目的民营教育机构(如中小学生课外辅导、幼儿教育方面的机构)算作民营家庭教育机构。

(二)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发展的意义

2003年笔者就曾发表意见，呼吁家庭教育事业的半产业化，希望社会力量、民间人士加入到家庭教育工作队伍中来④。民营家庭教育机构是家庭教育工作队伍中的一支，它的建立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1　有利于家庭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民营家庭教育机构与公立家庭教育机构各有所长，它既可以为普通家长提供一般，也可以为那些有较高需求的特殊家长提供高端服务，对这些家庭的子女教育做全面和持久的指导。

2　有利于吸收和利用民间教育资本。目前我国家庭教育事业属于起步阶段，政府的投人极少，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吸收并利用民间闲置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对家庭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不足。

3　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税收和就业机会。民营家庭教育机构按照国家的工商管理制度有效运营就能创造财富，为国家缴纳一定的税款；同时吸纳部分无业人员就业，减轻国家的就业负担。

4　有利于培养家庭教育专业人才。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出现与发展，为有志于家庭教育事业的专兼职人员提供了工作的机会，使这些人能够做自己喜爱的家庭教育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与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本领。

二、广东民营家庭教育的现状调查及问题分析

(一)民营家庭教育机构获得的成效

1　民营家庭教育机构为提升家长素质作出了贡献

我们的调查发现，20％的家长愿意接受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有偿服务，51％的家长希望政府提供无偿的家庭教育服务，29％的家长希望以无偿家庭教育服务为主，有偿家庭教育服务为辅。在广州有一家5个人组成的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已经建立7年，每年举办20次左右公益性家庭教育讲座，讲授家庭教育基础知识和常用方法，帮助家长转变落后的家庭教育观念和习惯做法，很受中小学生家长欢迎。广州还有一间家庭教育服务的夫妻店，对改善亲子关系有一套理论和方法，丈夫经常在珠江三角洲各地举办讲座和售卖家庭教育书刊，平均每个月有1玎多元收入，个别月份可以达到4-5万元的收入。

2　民营家庭教育机构注意不断改善企业机制

近年来，部分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在发展中注意发现自身的不足，逐步完善企业自身的发展机制。这些民营家庭教育机构注意学习现代管理科学，在工作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能与责任。有些民营家庭教育机构还聘请了专家顾问，参加了相关的社团组织，建立了与客户的沟通与反馈机制，增进了机构的活力。在我们调查的21间民营家庭教育机构中，有13间注意到了这个问题。2010年4月成立的广东现代家庭文明与亲子教育学会建立不到半年，已经有10家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参与其中，在学会及其

专家的帮助下改进工作。

3　民营家庭教育机构逐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调查中了解到，虽然现在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规模和效益都还不理想，但是各级妇联、教育行政部门、计生委、卫生局和幼儿园、中小学等公共机关对于它的积极作用还是认可的，在广州市、中山市、江门市、惠州市有关部门举办的家庭教育研讨会和家庭教育工作表先会上，都可以看到民营家庭教育机构代表的身影。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大步走进中小学校的家长学校，走进社区的家长学校，主动向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交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建议，政府也开始认识到民营家庭教育机构是推动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

(二)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发展的困难

1　机构人员数量少，办公场所面积小

如前所述，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广东省8个城市，能够正常营运的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约有21问。这些家庭教育机构中只有1间的规模较大，有26人和3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另外有两间约有20来人、200平米办公室，其余大多数是4人以下、30平方米以下办公室的微型教育培训机构。(见表2)。

最近几年，广东民营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外语培训、网络技术、中小学生课外辅导、幼儿教育四类民营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和教学场地增长都比较快，广州一半以上的民营教育机构都有10个以上工作人员、80平方米以上的办公室。相比之下，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规模变化不大，增长速度缓慢。可以说，民营家庭教育机构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处于发展的生存期，办学条件、规模还有待提高。

2　服务对象少，服务形式单一

据2010年调查显示：广州市民营家庭教育机构所涉及的服务对象，50.5％左右是专门做0-6岁婴幼儿早期家庭教育；30.5％左右是为中小学生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服务；19％为家庭教育提供个案咨询(见表3)。由于公立家庭教育指导机构一般不收费，而民营家庭教育机构通常收取一定费用，所以前来寻求服务的家长并不多，能够获得的收益是非常有限的，通常需要兼做其他项目才能维持生存。

民营家庭教育机构服务家长的形式大多是以课程授课为主，注重普及性的家庭教育知识，适于没有学习过家庭教育知识的“新家长”，但是对于有一定家庭教育知识基础的家长来说并不适宜。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需要具有个性化的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但是广东只有6间民营家庭教育机构能够开展这方面的服务，显然离家长的需求有很大的距离。

3　教师专业水平不高，薪资待遇较低

调查发现，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工作人员的学历为本科及以上者25％左右，35％左右的为大专学历，其他40％左右的为高中或中专学历。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工作人员中有30％的为全职，70％的为兼职。据内部人员透漏，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一般教师工资在2000元-3000元之间，有3-5年工作经验的骨干教师工资在3000-5000元之间。不与公立中小学教师每月6000-8000元的工资福利待遇相比，就与中小学生课外辅导、幼儿教育等其他教育培训行业的人员相比，每月工资也低500-1000元，这种情况是造成民营家庭教育机构教师的流动性较大的原因所在。

4　机构招生困难。资金运转短缺

民营家庭教育机构主要是靠学生缴费来维持生存。目前广东多数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招生渠道单一，主要靠派发传单或组织大型活动。还有的家庭教育机构与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合作，通过大型讲座进入学校或者社区，让家长了解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服务项目，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虽然可以借助的推广渠道很多，如网络推广、DM定投、户外广告植入等等，但是运用这些市场推广措施所需的投资很大，一般民营家庭教育机构难以支付。另外，推广家庭教育的讲座、书刊等前期投入的成本无法快速收回，这样容易造成资金短缺，中断资金流转，甚至倒闭。

三、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发展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发展初期的艰难

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在广东省甚至全国还只有10来年的时间，社会和家长并不真正了解它，起步阶段中所遇到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改进，不断解决。如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缺乏适应市场需求的优质产品，经常出现招生困难、运营资金不足等诸多问题在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应当正确看待这些问题，坚持不懈地努力进取，当然除了自身逐步解决问题与完善经营之外，还需要外界他人的理解与援助。

(二)企业领军人对家庭教育缺乏正确的认识

在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发展的初期阶段，多数机构负责人是从外界转向家庭教育工作的，不懂家庭教育原理，对家庭教育的发展趋势把握不准，不了解家长的心理需求。还有一些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不懂家庭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在企业经营中视野狭窄，贪图眼前利益，结果导致项目投入和经营的失败，造成了物力、人力、财力等方面的浪费。如广州某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董事长，把家庭教育项目的经营看得过于简单，一年中投资200万元同时开发多个项目，均得不到家长的积极回应，结果赔进去不少资金。

(三)政府对家庭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投入不够

目前妇联、教育局、关工委、幼儿园和中小学校举办的“公立”家长学校数量和质量都不够标准，很难满足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需求。如果政府依旧没有一定的经费投入，家庭教育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必然停滞不前，不管是妇联、教育局或学校办的家长学校，还是民营的家庭教育机构，对家庭教育科学和技术的传播与应用都是相当有限的，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家长素质、改进家庭教育。

(四)民营家庭教育机构与学校、政府三方合作不紧密

目前家长学习家庭教育的主要途径是参加家长学校，以及网络、报刊、书籍等。民营家庭教育机构举办家庭教育讲座或者跟踪指导，只有在妇联、教育局、关工委、幼儿园、中小学的支持下，才方便解决招收学员(家长)的困难，但是由于各自的利益和兴趣不同，妇联、教育局、关工委、幼儿园、中小学对民营家教机构的支持力度有限，双方难有深度的合作。

四、促进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快速发展的有效措施

(一)政府要充分发挥管理作用

1　政府有关机构应设立家教专干

在我国，家庭教育事业是一项不成熟的社会事业，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统筹管理，让民营家庭教育机构有政府做后盾。目前多数地方把家庭教育工作放在妇联儿童部和教育局德育科，这两个部门都有自己繁重的业务工作，难以把家庭教育工作做好。民营家庭教育机构自身力量弱小，希望得到政府有关部门有专门负责家教工作的专职人员支持，以便更好地对接工作，协助政府推进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个世纪我国许多地方的有关部门曾设立家教专干，这种做法很有效用，建议恢复和改进。

2　政府应给予专项经费的扶持

民营家庭教育机构作为一个行业来说刚刚起步，出于公众要求必须经常参与公益性活动，这就使它难以有足够的盈利维持自身的生存，为了扶持这些民营家庭教育机构，政府应当根据各个民营家庭教育机构贡献的大小，给予合理的税收补贴。这方面，北京市已经从2010年开始建立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准入机制，对于从事民营家庭教育工作的人员资格严格把关，杜绝那些素质低下的人从事家庭教育工作⑤。

3　政府应建立相关监督机制

政府专门机构是否按一定的要求实施并监督已经部署的家庭教育工作，家庭教育专项经费是否合理运用，相关部门能否支持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做家庭教育工作，学校与社区是否按要求举办家长学校等都需要相关的监督制度。还有，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运营收费标准谁来核准?家庭教育服务质量的标准谁来把关?同行竞争中如果出现违犯法律法规的事件怎么办?这些都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监督工作，或者通过社团组织予以管理，包括对于严重违规者给予严惩。

(二)民营家庭教育机构不断完善自身

1　开发优质产品，提供多元化服务

部分实施早期教育的民营家庭教育机构，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站稳，一是有专业的早教专家团队，二是有系统的培训课程，三是有大量的家长资源。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应当根据市场的需求，不仅开发系统培训课程，还要提供更多的服务形式，除了家庭教育讲座，培训课程外，还要有相关的书籍、杂志、报刊等产品。通过专家个案咨询服务、举办亲子活动、家长交流沙龙、专家论坛、网络教学、网络论坛等多元化的服务形式是必不可少的，让家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2　降低运营成本，吸收社会资源

民营家庭教育机构除了教学场地、教学设施、员工支出费之外，还需要一大笔资金投入就是品牌推广和招生宣传。如果民营家庭教育机构能够与拥有家长资源的机构合作，譬如与教育培训行业的中小学生一对一课外辅导的家教机构合作，不仅能够达到双赢，同时还能为做市场宣传节省一部分资金；民营家庭教育机构还可以与妇婴幼儿产品连锁店合作，这类连锁店拥有大量的家长资源，所经营的项目和家庭教育机构服务的内容并不冲突，相反，如果能够更好的把家庭教育融入进去，双方都能达到双赢。

3　改善教师待遇，提升教师素质

师资队伍是民营家庭教育开展工作的根本，如果师资流动性过于频繁势必会影响教学质量，导致家长的不满和企业的生存。民营家庭教育机构要为教师提供合理的薪资待遇，同时还要完善福利制度、合理奖罚激励制度等，让教师自我价值得到实现，从内心深处有归属感，同时要定期对教师进行培训，提升师资队伍的专业性，为优秀的教师成长提供更多机会。

(三)学校与社区要利用家长学校的优势支持民营机构

1　中小学的家长学校资源最大化

中小学校的家长学校有充足的教学场所，社区挂有“社区家长学校”牌匾、有能正常上课的教室，这些教学场所一般都配有教学设备，如黑板、课桌椅，有条件的还配置了电视机、VCD及网络教学等资源。中小学校内的家长学校和社区的家长学校一般都有基本的教师队伍，以及家长、巾帼志愿者组成的志愿团队。如果把以上这些资源有计划性、公益性地开放，并告知家长，不仅最大化地利用资源，同时也能够使家长在最小的成本下获得最大收获。

2　增强与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合作

民营家庭教育机构一般有专职老师，有较强的服务系统，但是民营家教机构教学场地有限，家长对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信任度有限。如果中小学校或社区的家长学校负责人来组织家长，委托民营家庭教育机构的专职老师授课，不仅能够解决校方的师资问题，民营机构的教学场所问题等，还能够使三方的合作形成合力，保证授课的效果，节省三方的成本，还可以为家长提供更多的家庭教育服务内容和形式，如民营家庭教育机构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帮助家长解决家庭教育中的各种难题，通过户外亲子活动改善亲子沟通、增强亲子感情等。

3　吸引民营家庭教育机构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家教工作

篇10

在西方汗牛充栋的教育理论文献中以“教育哲学”的各种形式的文本不胜枚举。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的一种应答。逻辑上可把“什么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换为“教育哲学是如何讲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分析，从中反省教育哲学可能具有的真正形式。

一、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

但首先是，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换言之，教育哲学究竟应该讲述什么?只有明确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教育哲学的讲述才具有可能。王坤庆教授认为教育哲学之所以在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被其他学科所取代，关键就在于其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可替代，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学科；在金生鋐教授那里，教育哲学的存在是为教育的应然性问题做一个哲学辩护，教育哲学是讲述教育的应然性问题。还有论者认为教育哲学讲述的是教育的存在之谜，追问教育之真。关于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人们回答各异其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教育哲学何以可能的种种观点的穷尽归纳，而在于我们需要明白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它们生成的概念框架是什么。

概念框架是人们在思想中构筑经验世界并对思维中的概念进行整理的方式。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人们形成的经验世界的图景也是不一致的。教育哲学构筑的是教育世界的图景，不过，这种构筑，不是常识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教育哲学对教育世界图景的构筑，是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的。区别于常识的、科学的概念框架，哲学有自己所特有的概念框架，这使得教育哲学不同于教育科学。但是甚至在哲学系统内部，哲学也有自己彼此不同的概念框架。正如西梅尔(simmel)所说，“哲学就是哲学本身首要的问题”。譬如西方古典哲学和实证哲学，虽然同为哲学，但是它们分别是在思辩的和实证的概念框架中来营建各自的哲学体系的。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系统内不同概念框架选择的制约。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会形成不同的关于教育哲学的“世界图景”。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对哲学的反思，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离不开对哲学可能问题的思考。

同时，教育哲学的构建也离不开对教育世界着眼点的选择。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与教育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经验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的可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意味着人们只有在对世界作出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因此教育哲学讲述者讲述的世界只能是经验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关于教育的感性活动。而由于人们对教育世界存在着不同的经验程度和经验范围，那么不同的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教育世界也就存在差别，人们关于教育的概念理解也就存在着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也就为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差异。譬如如果我们把教育理解为家庭教育，那么在此概念框架中形成的家庭教育哲学肯定就有别于学校教育哲学。

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分歧，是在于人们关于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选择的不同。在不同的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中，生成的教育哲学也就存在着差异。面对诸多的概念框架，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成为未决之问。但是，这种未决之问，恰恰是教育哲学有望成为可能的前提。无论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辩，还是对教育本体的存在反思，抑或对教育价值的执着追求，教育哲学都是教育和哲学的联姻。“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对教育哲学讲述何以可能的追问，应该上溯到关于哲学和教育何以可能的思考。

哲学和教育的可能，规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哲学和教育的可能只能是教育哲学前提而不是教育哲学本身，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教育学。对哲学和教育的可能的思考，可以由哲学史和教育史来回答。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教育的可能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但由于最终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也不一定就是哲学和教育的本来的面貌，因此这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不一定就是教育哲学应该有的面貌，而只能是教育哲学可能有的或正有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象教育哲学的这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能用不同方法加以分类的各派教育哲学。”也因此下文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的理解只能具有启发的意义，而不能作为结论的标准。

二、哲学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有规律的演绎过程，不同的时代实践派生出不同的时代哲学。以人类历史实践为线索，梳理哲学发展的脉络，可以揭示出哲学所呈现出的种种可能，进而可以把握教育哲学的讲述所具有的几种可能。

当人类还处在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由于人们尚远远不能破解处于优势的自然之谜，因此就难免给自然之谜以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形而上学，也就构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本体追问，对普遍规律抑或绝对理念、普遍精神的追寻。这也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哲学。但是近代以降，自然科学的狂飚之势，尤其是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实证精神风靡一时。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追问开始转向了对本体认识可能的反思。哲学从本体论必然转向了认识论。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分析哲学破土而出，哲学在近现代再次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有西方学者对哲学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形式作出了精辟的论断：“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

分析哲学的诞生，并没有终止哲学的自然进程。20世纪由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技理性不断扩张边界，人文世界日益受到挤压。克服人的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性的呼声此起彼伏。对人的关注、对主体存在意义的挖掘成为西方哲学讲述的主流。哲学也进入了对既往的和现存的一切进行了批判和清思的阶段，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哲学的讲述表现出了多种的可能。哲学史呈现出的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必然给不同历史时代中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一)本体探求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哲学执着于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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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存在被讲述着的教育哲学的话)，那就是以思辩的方式追问教育的本体。但是“在把哲学解释为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时……其结果往往把哲学理论混同为其他的实证的知识。”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既然哲学是作为“科学的科学”，那么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占据主流的时代，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追求的可能形式也就是对教育实证知识的揭示。而由于当时教育哲学还没有从教育学中分化，故而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也即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是通过教育学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近代教育科学化运动”之前的教育学通称为“哲学的教育学”也就情有可原。因为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时代，教育学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必须有赖于哲学关于永恒存在，尤其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支撑。显然通过这种思辩的途径获得的关于教育的实证知识也就只能是思辩的，教育学所呈现的范式也只能是思辩的，进而是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所以，在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的概念框架下，传统的教育学与其说是“哲学的教育学”，毋宁说是教育哲学的一种怪胎。人们建立教育学的初衷是对教育进行描述，但结果却走向了规范，教育学大厦本应是立足于经验，但结果却奠基于思辩。在此逻辑下，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既被看作是教育学，又被看作是教育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探求的初衷，却对后来的教育哲学的讲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界一度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挖掘就是这种范式的实践。

(二)价值规范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经过认识论的转化，为哲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哲学家从过去致力于对终极存在的追问转向了对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探究。而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拒斥，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也走向了终结。教育学毅然迈向了科学化进程。显然教育哲学已经不能依附于教育学而存在了。在哲学认识论转化的背景下，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不再是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一方面它借用了自然科学方法，以追求科学化、量化为目标，朝向建立教育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它保留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将教育学中具有价值和观念属性的内容纳入哲学范畴，朝向形成教育哲学体系。”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方向，在哲学拒斥“自在之物”的背景下，教育哲学也不再关注教育的本体，从而也不再关注教育实然，这些都交给了教育学去解决。教育哲学研究者所做的就是从各自的哲学观点中演绎出教育价值、教育目的，并试图根据这些价值、目的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在这种意义上教育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哲学，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哲学。但是教育哲学讲述呈现的这种可能，反而给自身的可能带来了疑问，“教育倒反像仅是附在哲学骨骼上的皮肉一样，只用来阐明哲学的原则”。哲学演绎式的教育哲学如同哲学式的教育学一样，面临着成学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也正是这种演绎式的教育哲学，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类的教育思想，促进了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譬如处在这一时期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正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三)语言分析式的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他的教育哲学范式却并没有在学界得到一致的赞成。而当分析哲学的问世，教育哲学的合法性才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西方哲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中，教育哲学真正开始成为一个有清晰界限的研究领域，以其强有力的分析方法著称于世。”分析哲学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哲学言说方式，哲学被打上了科学化的烙印，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语言的分析来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这也就为教育哲学摆脱以往对哲学的依附性提供了突破口，教育哲学开始真正关注自身，并能够为自身的科学性提供保证。显然教育哲学的这种可能性得到的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哲学的可能性得到了默认。分析教育哲学依靠分析这一批判的武器真正展开了对教育理论的批判和清思。遗憾的是，分析哲学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肯定的同时，也为其否定埋下了伏笔。分析教育哲学在文本分析的概念框架下，日益进入了逻辑的游戏，日益脱离了现实的教育问题，即便他们也试图对教育实践提供帮助，但是分析的方法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本身也值得反思，分析只能是哲学的方法，而不能或至少不能代替哲学本身。所以当分析哲学走向式微的时候，分析教育哲学也就好景不长了。教育哲学的讲述再度成为一个问题。

(四)人文求索式的教育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演绎下，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人的存在。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的发轫，为后继哲学对人存在意义的观照更提供了可能。分析哲学之后，语言已经被哲学演绎成“存在的家园”，通过对语言、文本的分析来找寻人的存在的意义，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主题。哲学主题的切换给分析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带来了挑战，以分析的方式展开对教育文本的反思、理解、体察，并从中感悟教育的意义，使得教育摆脱顽固理性的干扰，让教育对象走出对象性的存在，成为教育哲学时髦的主题。这种教育哲学在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都不乏存在，无论这些教育哲学所选择的教育着眼点是什么，它们字里行间都始终关注人的时间性存在，处处激荡着人文的气息，文化的关怀。然而，教育哲学的这种讲述方式依然没有摆脱自身对其上位哲学演绎的窠臼，同时，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基于其方法论，在叙事方式上提倡“小叙事”而反对“元叙事”和“宏伟叙事”，这也就导致教育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是笼统的关注整个教育过程，而偏重于对微观的教学事件、课程开发、教育政策等进行哲学的审视。所以，尽管西方教育哲学的讲述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演绎，但是，西方教育哲学反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教育哲学的规范性反而再次迷失了。正如彼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谈到英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时说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加强调社会价值和人性的‘伦敦学派’的发展。但是，也许会有一种‘范式转变’，有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但是我却不知道新的东西会是什么。”

三、教育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教育本身。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只有人类教育活动的存在，教育哲学才有讲述的可能。教育史是教育存在的逻辑显现，很大程度上教育史中关于教育经验世界的描述，既是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之外是存在着的无)，同时也是教育哲学讲述的积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中对人生成为无限的有)。因此教育史关于教育的讲述也为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这里我们不准备考察教育的起源或史前教育，起源问题本身就带有形而上学式的追问。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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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因而本质上也就成为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尽管很多人把它纳入到教育哲学体系中来。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史以描述的方式对教育历史形态的揭示。只有在这种描述性的概念框架中，教育史中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和积极界限融为一体。

我们知道，以文艺复兴为分期，教育史对教育的前后讲述，可谓大相径庭。文艺复兴之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教育的理解，还不是一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即作为学校教育的理解。因为当时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尚为数不多，教育特权往往都还掌握在教权或皇权的手中，教育整体上还远未世俗化(偶尔也有例外，譬如拜占廷时期的教育)，同时，这些教育在形式上也还停留在个别施教上，教育内容比较简单，教育方法也比较浅显，教育目标也还只是一种道德向善的追求。显然，面对这样的教育经验世界，“如何教育”乃至“什么是教育”的问题并不能够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就必然决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必要性本身还有待思考。“自然，在漫长的岁月里，毕竟积累了许多经验，经历代有识之士的整理，形成了大量教育文献；惟这类经验总结，主要属于教材研究、治学经验、道德修养的规范及程序、教师风范之类。与其说是‘教育’的经验，毋宁说是‘学’的经验。”故而当时的教育现状限定了教育哲学讲述可能。因此，当我们有人把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教育哲学时，不免牵强附会，虽然其间不乏关于教育的许多讲解，但毋宁说它是一部政治学更为妥当。

到了近代，西方历史经过了中世纪痛苦煎熬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延续至今的大学。中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多了。”教育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问题也逐渐增多。于是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增长。但这种思考出自教育实践的需要，还主要集中在“如何教育”的问题上。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必然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规范性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讲述的主要表征。同时，过去家庭式的、个别施教的教育逐渐被学校教育、规模施教所取代，这就决定这一时期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难免也逐渐从家庭教育、个别施教逐渐转移到学校教育、规模教育上来。再者，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上往下延伸，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人们对初等教育，尤其是“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自17世纪中叶夸美纽斯逝世以来，就已明确地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所以，这自然也使得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的讲述主要把视野限制在儿童教育上，教育哲学的讲述也难脱其咎。洛克、卢梭、赫尔巴特等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述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中进行的，而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儿童教育、学校教育问题的关注，甚至影响了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一般教育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给教育哲学讲述的内容和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教育史的讲述充满着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在时代的进程中，从18世纪开始，教育普及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初等教育有所发展。到了19世纪，西方师范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于是人们据此认为，“教育学之所以产生，实师资专业训练使然，而师资训练的需求，取决于教育事业的普及状况。”遂教育哲学的可能也就孕育于此。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教育学(包括教育哲学)的讲述都以初等教育的理论形式问世，而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价值无涉。但是，这些教育理论却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产生的。德国也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繁荣，才能成为普通教育学的故乡。缘何当时教育理论不对高等教育进行必要的讲述呢?事实上，当时德国的洪堡理念已经颇具高等教育哲学的意蕴，而红衣主教牛曼的《大学的理想》也已经于1852年问世，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谈及的高等教育哲学框架在那个时代也已经成型了。然而，直到20世纪，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依然将教育主要定位在对儿童的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上来。难怪教育哲学家费茵伯格(feinberg，w．)指出，认为教育哲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一般哲学基础”和“专业培训”的观念是不够正确的。而罗森科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由于其广阔的教育视野(该著作教育视野非常广阔，它分为三编，第一编是教育的一般观点，第二编是关于教育的要素：体育、智育、意育；第三编是关于世界教育的特殊系统：家庭生活、学校社会、公民生活、职业生活、宗教生活)，后来被美国学者翻译并专门以《教育哲学》命名之，今天看来或许对教育哲学的规范性问题思考更具有启迪意义。

而当人类迈入20世纪，教育一改以往的从高等教育向初等教育下延式的发展路线，开始步入由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上升式的发展轨道。高等教育逐渐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于是人们关于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也变得紧迫起来，高等教育哲学也走进了教育哲学的视野中。在这种情形下，教育哲学的讲述已经不能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普通教育阶段了。同时，当代教育也逐渐走出了围墙，走出了专业培训，从有限的空间进入了无限的时间。当代教育出现了三种新的现象：教育先行、教育预见、社会拒绝使用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经验世界的日益丰富性，给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增添了丰富性。当1921年，德国教育学家j.r.克里茨玛尔(j.r.kretzschmar)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中，宣判哲学教育学的死亡时，相反，人们从哲学层面对教育经验世界的思考却越来越多，教育哲学已经不局限在学校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上了。而时至今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丰富的教育经验世界都可能会进入教育哲学讲述的视野。也因此，教育哲学的规范性越来越成为疑问。

四、结语

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西方教育哲学讲述所呈现的种种可能，也启迪着我们今天教育哲学的讲述。既然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性源于哲学史和教育史，而哲学理论在不断演绎，教育世界也在日益丰富，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方式、讲述内容必然也在不断地生成。所以，教育哲学范式的探讨，如果脱离丰富的教育实践，脱离可能的哲学语境，这种努力必然是徒劳无益，而那种试图给教育哲学提供单一模式或唯一范式的理念，无非是一种话语霸权，更是有悖历史本身的逻辑。